背离范文10篇

背离范文篇1

大家好！

我演讲的题目是“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

我们知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党代表着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国家要富强，人民要奔上小康生活，就不得不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虽然我们严肃了党风、党纪，宏扬为民服务的精神已多年，党的先进性教育活动也正进行得如火如涂，但实事求是地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九个字还远没有成为每一个共产党员的自觉行动。腐败行为还时有发生，一些人民群众对党政的哎声、怨气还不绝于耳。

应该说我们党是有着许多优良传统的。在战乱、贫弱、落后的旧中国，无数的共产党员以坚贞不渝的忠诚、坚定不移的追求，前赴后继，不仅赢得了华夏儿女的由衷信赖，而且激发起全世界无产阶级为实现解放而斗争的信心和勇气。这说明我们不缺少建立和谐社会所必不可少的的道德传承。但令人痛惜的是，当我们眼前的世界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缤纷和嘈杂时；当我们的内心世界面对着来自四面八方的诱惑和冲击时；当我们曾一度坚信和执着追求的目标经受着各种价值观的挑战时。财富和地位的巨增颠倒了一些人对是非荣辱的认知。正如这些偷工减料、官商勾结、谋取私利、危害民众利益的“蛀虫”，酿成了多起类似小煤窑坍塌、瓦斯爆炸等一幕幕群死群伤的人间悲剧，正是这些人违背了共和国的根本宗旨，破坏了党的先进形象，弱化了民众对党的信任。

因此我们要“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同志指出：“我们党来自于人民，植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为此，党员就必须在工作和生活的各个方面严格要求自己。我认为，关键的就是要树立以下四个观念：第一，当官不为发财的观念，共产党的国家，领导是人民的公仆。因此，当官不是发财的岗位，就像教师不是看病的岗位一样，想发财，就不要做官；想做官，就不要发财。第二，为民不馈余力的观念。哪里要修路，哪里要架桥，哪里的群众办事遇到阻碍，党员干部要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竭尽全力对待。“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人民选择了我们，我们就要全权负责，否则，对不起人民。第三，办事不图回报的观念。为民办事是党员干部的天职，个人不应该指望得到什么奖励，什么报偿。只要合乎条件，群众要做什么，我们就给予什么方便，没有什么价钱好讲的，也没有什么理由好推辞的，更没有什么好索取的。办事图什么？办事只图功效，只图人民顺心，人民满意。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务员尚且如此，共产党的党员又怎能落后。第四，工作不带私心的观念。无数事实证明，有了私心就没法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有了私心，就不能头脑清醒，就不能秉公办事，就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信赖。“工作只求实际”，是什么就是什么，该怎么办就怎么办，用实事求是的态度，把本职工作完成好，只有这样，才算做到了为人民服务，才算履行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光荣使命，才能对的起党，对得起人民。

我们坚信，有着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古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大力宣传学书记提出的“八荣八耻”，从身边做起，从点滴做起。我们的国家一定会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人民群众一定会过上幸福的小康生活。

背离范文篇2

关键词:委托;教育目标;培养过程;成因分析

一、引言

教育根本目的关于人全面培养在教育学界已达成共识，按照《教育法》的规定，我国现阶段的教育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教育目标作为教育目的具体表现形式，各级各类教育改革目标进一步完善，不断与时俱进也是为了体现教育目的内在要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把育人为本作为教育工作的根本要求。但问题的关键是教育改革目标与实践过程往往是相背离，育人为本教育改革目标与育智为本教育实践相冲突。教育改革目标对教育目的体现时代性、创新性在实践过程中没有得到落实，在具体教育实践过程中教育改革措施实践与其期望的教育目标很难兼容和平衡，主要原因在于针对教育主体(学校、教师、学生)评价体系存在问题。比如，高考制度即使不断完善和内容创新，2000－2014年，共计15年来，全国各地高考制度先后经历3－5次改革，但其注重文化课程学习，以总分高低评价本质没有改变，这就使得基础中等教育各级主体在实践过程中偏向与高考相关的显性评价指标，而与其相关教育改革目标，如培养具有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意识、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终身学习能力、良好的心理素质、健康的审美情趣等隐性指标有所背离，这就使教育改革目标理论与实践相背离。目前，针对教育改革目标评价研究，局限于教育学本身研究。李雁冰总结教育评价专业化经历确立、成熟、深化和重建等四个阶段，顾彬彬总结实践主体性在教育改革实践中的重要意义，王颖从促进教师职业发展谈教育改革核心内容包括学校管理、课程设置、高考制度和教师政策，丁步洲提出构建“一纲多元”的农村教育改革目标，容中逵提出从教学之性、待生之道、从业之责等方面拓展基础教育改革路径。根据对既有文献研究，还没有学者具体分析教育改革目标与实践相背离的机理是什么。本文运用委托这一崭新视角从教育培养过程分析教育改革目标与实践相背离的成因，并结合分析的原因，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些纠正教育改革目标与实践相背离的政策措施和建议。

二、教育培养过程委托分析

(一)教育培养过程评价机制

教育培养过程评价指标体系存在两大类型:一是显性指标，如衡量学生的成绩，衡量教师的教学水平，衡量学校的升学率、本科率等;二是隐性指标，如衡量学生的道德水平、综合素质、衡量教师师德、衡量学校全面素质完全人格培养等。教育改革目标在评价指标体系设计上注重评价指标的完全覆盖，但问题关键是在教育培养实践过程中，由于不同指标量化程度不一，显性指标比较容易量化，隐性指标相对来说难以做到量化、显性化，隐性指标同时还存在主观评价的问题，主观评价使得评价主体很难做到客观公正，所以在教育评价指标中隐性指标所占权重被易于量化、显性化的指标所挤占，即使隐性指标所占权重不被挤占，也会由于主观评价标准模糊，导致评价结果差异性在评价主体上体现不出来，从而导致隐性评价指标和显性指标即使同时存在，但最终隐性指标在评价主体上的无差异性导致其起不到对教育培养过程的全面评价作用。比如，基础教育改革目标要求学生人格全面发展，并注重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但教育培养过程重要一环评价机制———中高考制度，中高考制度是评价机制显性化最典型的制度安排，最终评价依据按照考生的分数进行从大到小选择。在教育实践过程中对学生教育由育人为本、全面发展培养目标，转移到跟中高考相关课程教育学习，进而演变成以学生的智力教育为主要目的的片面发展，而对教师的相关选择和评价也会因学生智力评价而跟着变化，由德、能、绩、心等方面演变成所教学生成绩为依据片面评价，对学校的教育培养过程评价也会跟着变化，学校好坏往往由中高考录取率和本科率所决定，从而导致教育实践过程与教育改革目标不统一。

(二)教育培养过程委托分析

教育培养过程连续性建立在各级教育委托分离机制上，也就是教育培养整个过程存在分割，即初等教育、中等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为什么分割点基于初等教育、中等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划分?因为这种分割是建立在各级教育委托分离机制上的。高等教育选择人才委托中等职业教育培养，此时高等教育是委托人，中等职业教育是人;中等职业教育选择人才委托初等教育培养，此时中等职业教育是委托人，初等教育是人。教育培养过程中委托人真实意愿是人能够为其提供德、智、体、美、心等全面发展人才，这个委托人意愿也正是教育改革目标。教育改革目标总是过于理想化，假设人能够按照委托人意愿做事，或者没有考虑委托人意愿存在不一致。作为人按照道理应该遵从委托人意愿，在教育实践过程中德、智、体、美、心等全面培养人才。但问题关键是委托人和人之间存在严重信息不对称，因为委托人不可能完全监督人，高等教育不可能时刻监督中等职业教育有没有按照其意愿全面、均衡、可持续培养人才，道理很简单，高等教育可能连它的人在哪都不清楚?即使知道，人具体做了什么委托人不可能完全清楚。委托人就要想办法解决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问题，以使得人能够按照委托人意愿做事，这就是教育改革目标。办法就是委托人对人进行评价，评价真实目的使得委托人和人意愿一致。这种评价在教育实践过程中的表现形式为中考和高考。那么教育实践过程中的中考和高考这种对人评价制度有没有使得人按照委托人意愿做事呢?前面已经分析由于评价机制存在显性化问题，也就是说委托人是通过中高考相关课程分数多少来评价人，这种评价机制使得人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存在道德风险，也就是不完全按照委托人意愿做事，而是过多倾向跟中高考评价相关课程，因为这满足人收益最大化，获得更高录取率。也就是说委托人对人评价没有解决由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人道德风险问题，反而这种结果最终还会导致委托人存在逆向选择，委托人选择的人才就是跟中高考相关极度显性化的高分者，而不是满足其最终意愿的德、智、体、美、心等全面发展人才。

(三)教育培养过程人问题解决思路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教育培养过程中人存在违背委托人意愿的道德风险，也就是人问题。如何解决人问题，并尽量满足委托人意愿。让各级教育都朝着德、智、体、美、心等全面、均衡、可持续发展方向，并注重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其核心是弄清楚产生人问题根源在哪里?通过以上逻辑分析，不难看出有两个原因导致人问题:一是因为存在委托分离;二是委托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解决人问题思路就要从根源做起，委托分离是因为教育培养过程存在分割，解决委托分离，就要消除教育培养过程分割性，这种分割性不是初等教育与中等职业教育以及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简单划分出来，而是委托分离机制取消。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初等教育中的小学教育和初中教育不存在严格委托分离机制，因为初中教育逐渐取消对小学教育评价来选择人才，而是采取了学区直升制。也就是说，初等教育中的小学教育和初中教育没有严格委托人和人分离。小学教育不是初中教育人，这样教育实践重心由初中教育评价转移到小学教育自身成长轨迹，从而才会使得教育改革目标与教育实践相一致。如何消除初等教育、中等职业教育以及高等教育分割性来解决委托分离?核心思路就是中等职业教育不再以显性化方式评价初等教育来选择人才;高等教育不再以显性化方式评价中等职业教育来选择人才;中等职业教育不再以显性化方式评价初等教育作为选择人才依据，而是采取学区直升制;中考相关课程分数不再起决定作用，而是由教育主管部门在教育均衡化基础上采取学区直升制。只有这样，初等教育实践过程才会由关注中考相关课程教育转移到初等教育自身成长轨迹，这个成长轨迹就是教育改革目标，教育改革目标与实践才会一致。中等职业教育与初等教育委托分离解决了，也就不存在第二个原因，即委托之间信息不对称。高等教育与中等职业教育委托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委托分离自身必然带来的，解决的思路根源主要有两个:一是尽量消除各级教育之间信息不对称，实行开门开放办教育;二是预防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人道德风险问题。各级教育之间加强交流，建立固定的交流学习平台，学生、教师、学校等各方面参与交流学习。高等教育不仅关注自身阶段人才培养，还要关心人才来源即中等职业教育发展，树立正确的人才培育观。解决人道德风险问题则需要激励人使得其尽量满足委托人意愿。高等教育评价机制应该逐步完善:首先，应降低高考考试难度，不需要过多、过难、过偏地追求跟考试相关课程学习;其次，有效地建立除了考试以外的相关评价体系;最后，在确保公平、公正情况下，建立高考以外渠道。同时，对中等职业教育的好坏评价不再以高考录取率和本科率为依据，而是大力鼓励和奖励素质教育、特色教育、创新教育、文化教育等中等职业教育主体，对素质教育、特色教育、创新教育、文化教育搞得好的中等职业教育主体，高等教育在录取上有所倾斜，这就需要高等教育设置经得起推敲的多渠道人才选拔机制。总之，对人的激励和引导不再是评价机制极度显性化指标，而是评价机制隐性指标。

三、总结与政策建议

通过前面分析，不难看出委托机制是其教育参与主体以及教育培养过程制度安排，具有共生性。这也是我们站在委托视角下去解决教育目标和教育实践相分离问题的原因。通过前面分析不难看出，教育培养过程由于教育分割带来的教育委托分离，同时教育评价显性化和显性化指标极度显性问题导致教育改革目标与实践相背离。下面针对这些原因，提出五个方面修正教育实践与教育改革目标相背离的政策建议，使得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教育改革中部分目标得以实现。一是在有条件地区逐步取消九年义务教育，实行十二年义务教育制度改革，解决教育培养过程被过多评价和分割的问题，保持教育培养过程的一贯性;二是在实行十二年义务教育地区逐步取消中考，基础教育全过程培养完全按照学区、就近入学等制度安排采取直升制，这样就会减少教育培养过程的博弈次数，教育主体将更多的精力集中在教育长期行为而不是短期行为上;三是完善高考评价体系制度，打破现行单一高等教育招生制度，建立多渠道的招生体系，对特殊人才建立绿色通道，与此同时增加高考评价制度的透明度，做到公开、公平、公正;四是取消学校星级评价，将教育资源多向农村地区、教育薄弱地区投入，避免教育资源配置的非均衡，对重点学校的优质资源向普通学校转移，平衡校际差距;五是加大对教育过程监管而不是对教育结果评价，教育主管部门注重教育过程评价，对教育主体培养过程建立动态监督机制，从而改变目前对教育主体结果考核过于注重局面。

作者:郑志来 单位:盐城师范学院

参考文献:

［1］李雁冰．论教育评价专业化［J］．教育研究，2013(10):121－126．

［2］顾彬彬．实践主体性:学校教育改革实践的现代性意识追踪［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3(12):4－5．

［3］王颖．教育改革与促进教师职业的发展［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9(11):108－110．

［4］丁步洲．农村基础教育改革目标探究———以苏北农村中小学为例［J］．教育发展研究，2008(21):71－74．

［5］容中逵．论基础教育改革的基本精神与路径［J］.课程教材教法，2013(12):29－36．

［6］叶忠．教育均衡发展中的政府财政角色冲突与协调［J］.教育研究与实验，2014(6):20－24．

［7］刘玮．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不同向度与路径选择［J］．中国教育学刊，2015(1):6－10．

背离范文篇3

调查显示，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湖北省农民收入经历了由高速增长到低速徘徊的变化过程。1995至1998年是湖北支农信贷投入增长最快的时期，全省每年新增农业贷款分别是36亿元、46亿元、54亿元和58亿元，年均增幅16％，农民收入的增长也是最快的，其间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由1571元增加到2172元。年均增幅接近11％。1998年以后，每年新增农业贷款均在32亿元以上，而农民收入增长速度明显放缓，1998－2003年5年间农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速仅为3％，贷款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度在下降。

据人行武汉分行课题组对辖内金融投入与农民增收相关问题的调查分析，农业贷款数量逐年增加但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度逐年递减，主要与资源约束型农业中资金要素投入的边际生产率递减有关。由于湖北农民收入最主要的来源是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因此农民收入的增加直接取决于农民家庭生产经营（主要是农业生产）的好坏。又由于湖北农业是一种典型的资源约束型农业，农业生产受人均耕地面积以及光、热、水、土等自然资源约束非常明显，当光、热、水、土条件一定，人均农业生产资本总量没有显著增长，且人均耕地面积逐年减少的情况下，经过多年的精耕细作，农业单产增长潜力几乎已经达到既定条件下的生产极限，此时单纯依靠信贷资金投入是没有办法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因此资金投入越多，其边际生产率就越低。这时，要继续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惟一的出路只有走规模经营和科技兴农的道路，使资金、人均耕地面积、人均工业生产资本等生产要素按一定比例同步增加，使农业生产的技术含量不断提高。

目前，小规模资源约束型农业生产模式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适度规模经营所需要的农业基础配套设施建设落后。提高农村资金有效需求必须实施适度规模经营，而要实现适度规模经营必须拥有包括农业机械设备、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技研发与推广体系在内的一系列基础配套设施，而这些正是目前湖北农业发展所缺乏的。一是生产性固定资产少。二是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仍较薄弱。三是农业科技技术力量薄弱，缺乏优质高产的粮食品种和有利于提高单产的农业种养殖技术。

县域经济发展困难，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缓慢。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既是实施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必要条件，又是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关键环节。根据沿海发达地区的经验，发展县域经济，提高农民的本地城镇就业率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有效途径。但是湖北的问题却恰好是县域经济不发达，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有限。从县域经济发展指标看，目前湖北省GDP过百亿元的县市，浙江有16个，江苏有12个，而湖北只有仙桃一个。此外，湖北的乡镇企业发展也较落后，乡镇企业吸收的就业人数显著低于沿海发达地区水平。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背离范文篇4

摘要：为减缓全球危机对我国宏观经济冲击,政府出台4万亿投资计划,但我国经济复苏进程中出现经济指标背离,引发了市场对当前经济复苏的担忧,经济指标背离现象隐藏的经济深层次根源值得关注。

关键词：经济矛盾矛盾根源建议

1宽松政策下经济矛盾

1.1投资大幅增长与工业利润下滑

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去年下半年政府出台了4万亿刺激计划,从当前效果来看,我国投资拉动经济效应逐步显现,国内呈现旺盛的投资需求,但最能反映我国企业整体盈利水平的工业利润却出现大幅下滑。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91321亿元,同比增长33.5%,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7.2个百分点。与此形成对比的是,1-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仅实现利润8502亿元,同比下降22.9%,表明当前经济复苏迹象更大程度上是政策性复苏,而非市场自发性复苏。

1.2资产价格攀升与物价萎缩

自今年年初以来,我国货币供应量快速上升,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速不仅已远高出今年年初制定的17%的目标,而且高出名义GDP增速20个百分点以上。但在当前宽松货币政策的背景下,近期资产价格同CPI等物价走势呈现出明显背离现象。CPI与PPI已持续数月萎缩,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下降1.1%;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同比下降5.9%。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房地产价格和股票市场却重拾升势,6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0.2%,涨幅比上月扩大0.8个百分点。这些现象表明宽松货币政策释放出的资金更多可能流向了资本市场,而对缓解目前实体经济通缩局面的效果有限。

1.3储蓄率过高和消费者信心不足

尽管近期我国经济已出现回暖迹象,但当前国内经济增长的复苏更多是依赖于大规模的政府投资计划,特别是基础建设投资来保增长,而与此对应的居民消费仍然持续低迷,社会消费增长仅有34%来自于居民消费的贡献。同时,我国储蓄率依然处于高位,这与当前消费者信心持续低迷形成鲜明对比。居民消费不振导致政府刺激消费政策效果在短期内难以显现。今年上半年各月我国储蓄存款增速均超过28%,然而,我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已持续数月低于90分水领。

1.4新增信贷快速增长与中小企业融资不足

为配合国家4万亿元投资计划,当前我国信贷增长创有统计以来新高,今年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7.4万亿元,是去年同期的3倍,已远超过年初制定的全年新增贷款预期目标。然而,宽松信贷政策在日常实施过程中更多地偏向资源、航空、钢铁、公路等具有国企背景规模较大企业,并没有大量流入和有效解决我国大多数中小企业融资压力,当前私营企业贷款占比显著低于去年同期水平。

2经济矛盾下深层次根源

2.1国内有效消费不足

经济结构调整是全球经济危机深层原因之一,经济危机的爆发导致美国居民收入下降以及过度消费方式的改变,使中美此前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维持的早期平衡模式被打破。这种转变迫使中国此前赖以增长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方式难以为继,刺激消费、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成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必然选择。自去年下半年中央政府出台4万元亿经济刺激计划以来,虽然各项经济刺激措施有效遏制国内经济过快下滑势头,但在国内消费持续低迷情况下,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国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并没有得到有效改善。今年上半年我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高达33.6%,比去年同期加快6.8个百分点;然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去年同期回落6.4个百分点。如果目前高速增长的投资水平所形成的产能不能被国内消费增长所消化,则未来中国经济将面临更加严重产能过剩风险。

2.2二元经济结构矛盾

近几年我国GDP增速每年以近10%的速度快速上升,经济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部分投资过热部门推动,这些部门主要涉及推动地方政府GDP政绩的投资、提高地方税收相关的部门,如钢铁、水电、房地产等,这些部门投资占比超过了一半,而长期陷入经营困境的民营制造业则陷入投资较冷局面,最终导致社会最终消费总额仅占到35%左右。此外,大量外贸顺差造成的外汇储备迫使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进一步打击以民营经济为主的经济较冷部门。虽然当前国家提出前所未有的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但是大部分资金的投向仍倾向于基建、钢铁等过热部门,而民营经济部门的投资并没有得到改善。

2.3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少突出问题都与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有关,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失衡导致社会矛盾有所加剧、内需不足以及居民消费下降。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相对于资本所得呈现不断上升态势,劳动实际所得有所下降。收入分配结构的倾斜,导致投资和消费结构失衡。对于收入较高的部门,其消费倾向相对较低,增加的收入大多转变为资产投资;而对于收入较低的部门,消费倾向相对较高,但缺乏消费能力,导致其消费行为受限。目前我国最终消费占GDP比重从80年代的62%下降到2008年的48.6%,贫富差距也有所扩大。

3建议

3.1注重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当前我国政策调整方向应坚持以产业结构和产业升级为主,促使国家的产业结构由原先的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产业向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变。在当前国家经济尚未完全复苏之际,过量的资金和资源流入钢铁、房地产企业会造成较严重产能过剩,以及对于陷入融资困境的中小企业势必产生排挤效应,所以政策调整方向应注重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变。

背离范文篇5

对于风险社会理论的一点质疑

风险社会理论的引进与研究，以及由此产生的应对日益严重的食品安全犯罪问题的新路径，为我国刑法理论研究和刑事立法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是，在欣喜之余，笔者认为仍然需要对此问题保持清醒的认识，因为也有学者已经明确提出了反对的意见，指出不能将-风险社会.作为刑法立法的社会真实背景根据"因为-风险社会.并不一定是社会的真实状态，而是文化或治理的产物112]"风险社会理论的重要意义在于使人们开始重视各种类型的人为制造的风险，以此提高人类抵御新的风险的能力，但也有意或者无意地升级了风险对于社会类型转变的作用程度，夸大了非传统风险与传统风险之间的差别"以此为基石建构的诸多理论模型，很有可能因为基础的不稳定性在顷刻间毁于一旦，那么，我们此前所做的有关于此的一切努力也将会半途而废，付诸东流"因此，如果意图将风险社会理论作为立法根据的现实社会背景，必须对其进行正反两方面的充分辨析和论证，在排除各种合理怀疑和反对意见，获得更多支持和认可的基础之上，才能被广泛地作为各种具体政策和建议的现实依据"起初，国内刑法学界仅仅是对风险社会理论进行一般性的引进和介绍，但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以及我国各种安全问题的日益凸显，学者们已经开始迫不及待地将此理论与我国现实社会的实际问题进行结合，从而提出新的应对策略"但是，作为西方世界的风险社会理论是否能够直接拿来为我所用，又或者能否在我国发挥其理论指导意义，这些问题却鲜有学者进行充分的论证"德国学者贝克在其代表作5风险社会6中是这样剖析风险概念的:第一，风险首先是指介于安全与毁灭之间的一个特定中间阶段;第二，风险意指充满危险的未来，成为影响当前行为的重要因子;第三，风险既是客观事实也是道德价值的体现;第四，风险是现代社会在安全机制层面有效控制与失效控制下的人为不确定性后果;第五，风险是知识领域高度专业化和潜在无知化的伴随性产物;第六，风险既是本土的也是全球性的，具有时空压缩的特性;第七，风险是通过社会文化感知的[I3]"虽然人们对于风险社会的内涵以及我国是否进入风险社会等问题依然存在着不同的认识，但仍热衷于探讨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环境风险、技术风险、经济风险、政治风险等各种类型的风险问题正在逐渐增大、增多，且现有的社会理论并不能很好地解决上述问题"反之，从近年来频发的环境污染事件、食品安全事件以及各种群体性事件来看，我国现实社会在此方面确实具备了风险社会的诸多基本特征，例如难以预料性、全球性、不可感知性等等，至少在理论上或者形式上，运用风险社会理论改造现有的社会规制体系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但是，正如贝克教授所明确指出的那样，当代中国社会因巨大的社会变迁正步入风险社会[l.1，而笔者所理解的这句话的含义则恰恰是中国并未全面进入风险社会"风险社会的产生过程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如果传统的社会风险占据威胁来源的大多数情况，那么此种社会类型就应当属于与风险社会相对应的前工业社会;反之，如果是人造的、不确定性的风险已经超越了传统的社会风险成为了公众主要担心的威胁来源，才可以认定风险社会的最终确立"如果以此作为绝对的划分标准，毫不客气地说，不仅仅是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即使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明确地宣称自己已经全面进入风险社会"如果风险社会真实存在于人类的某个历史阶段的话，那么最有可能的情形也许是:风险社会尚未到来"事实证明，风险社会理论无法对传统安全的重要性问题形成冲击，裁军、去核化、政治谈判等传统安全领域的事务在当前世界政治中的重要性并没有下降，只是环境、粮食、水源等问题受关注程度的上升似乎让前者的重要性相对地下降了[1习"以2n年日本地震引发的核泄漏事故为例"这起严重的核泄漏事故无疑对世界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导致很多国家开始反思核能利用的安全性，重新衡量可预期的收益与存在的安全隐患之间的协调问题，以期能够做出更好的更加科学的选择"但就目前的情形来说，对于核能利用的取舍问题依然充满了种种博弈，作为缓解全球能源危机的重要手段，在短期内对核能说不显然是不现实的"在此问题上，虽然人类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相关制度的健全，核能利用的风险只会被控制在更为狭小的范围之内，我们也有理由相信相同或者类似的灾难将会越来越少"其实，当代社会并不是风险增加了，而是我们对风险的察觉和认知程度大大增加了，但是事实上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带来的副作用和负面效应所酿成的风险可能己经有所降低"人们感知的风险的增多，是由于社会文化与个体心理的相互作用、共同建构的结果[]]"反之，当人类面对地震、海啸等传统的自然灾害的时候，即使在科技发达的二十一世纪，也会同早期社会的人们一样显得相当的渺小和极度的无助"而后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往往是非传统风险难以相提并论的"联合国切尔诺贝利论坛25年9月发表的一份报告显示，截至25年，直接因核辐射死亡的人数将近5人"该报告还预计，大约4名曾在事故现场执行灭火和清理任务的工人可能死于与放射有关的癌症、白血病等，另有生活在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5人因相同原因死亡"我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根据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授权的情况是:截至28年9月25日12时，坟川大地震已导致69227人遇难，374643人受伤，17923人失踪"而24年印度尼西亚因地震引发的海啸造成的死亡和失踪人数达23万之多"人为制造的风险可以通过人类自身的改善达到有效控制的目的，但传统的来自于自然界的各种灾害却始终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相伴相随，无时无刻不威胁着世界各国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时至今日，人类对于这些自然灾害所能采取的积极措施却十分有限，甚至作为传统风险的战争灾难也并没有在人类社会中完全消失，一直变幻着不同的存在形式影响着许多国家的社会存在和发展进程"因此，非传统风险构筑的风险社会理论并不具有普遍意义，也无法和各种类型的传统风险在同一层次上进行比较研究，即便部分地存在于现实社会当中，也仅仅是处于萌芽阶段而己，对于其发展状态和发展趋势尚无法准确地做出判断或者预测"而中国社会的现实情况则更为复杂一些"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完成的5中国现代化报告二六6表明，中国目前是一个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知识社会并存的三元社会"这意味着，中国的社会转型面临着双重压力:一方面现代化还没完成，一方面后现代的种种问题(如生态问题、环境问题)己相继出现并限制着社会的发展=-7]"在此前提之下，笔者认为完成社会转型的主要任务仍然在于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速进行，而不是本末倒置地将重点转移到应对各种后现代问题上"传统风险与现代风险并存是转型期中国社会最为显著的特征，这种特征导致了我们在应对风险的时候必须在特定的情形下有所选择，而选择的根本标准就在于何种风险才是我国社会现实存在的主要矛盾"从根本意义上来说，风险社会并未在我国真正形成或确立，而只是在社会表面层次上出现了许多类似于后现代的风险问题而已，将较多的风险问题产生简单地归纳为风险社会已经形成的结论并不具有现实性和科学性，而且容易导致理论研究的方向偏离中国社会的现实情况，最终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中国社会之所以会出现疲于应对双方(现代化和后现代化)的不利局面，关键在于现代化进程仍然在很大程度上落后于西方国家"而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我们又被迫常常接受不利于自身社会发展的各种限制性条件，在尚未完全达到具体标准和要求的情况下却匆匆地融入了一体化进程当中，结果只能是步伐越走越快，但问题却越积越多"因此，我们应当端正态度，尽量避免矫枉过正的心理，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认真审视经济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给中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从加强自身综合国力的角度从容应对社会转型期出现的各种问题"。

食品安全犯罪的现实选择

刑法规范意义上的食品安全犯罪应当从两个层次上予以界定:狭义的食品安全犯罪仅指我国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一节规定的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广义上的食品安全犯罪除了上述两个基本罪名以外，还应当包括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非法经营罪、食品安全监管滨职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等，也即属于一个涉及食品安全问题的罪名集合概念"当然，广义上的食品安全犯罪中虽然很多罪名并不具有明显的专属性，但仍然显得较为全面一些，也更为符合司法实践的现实"据此，笔者认为食品安全犯罪应当是指行为人在食品生产、加工、运输、销售、监管等各环节违反有关食品安全的相关法律法规，实施破坏国家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秩序、侵害不特定消费者生命健康，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行为"为了适应社会新形势的发展和人们对于食品安全问题提出的新要求，29年2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期盼已久的5食品安全法6，并于29年6月1日起开始实施"该法第九十九条第1款给食品安全下的定义是:食品安全，指食品无毒、无害，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对人体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危害"对此，学者们普遍认为，食品安全的范围要比食品卫生广泛得多，食品安全除了食品卫生以外还包括食品质量、食品营养等要素118]"过去的食品卫生内涵已经不足以满足人们对于食品功能的基本要求，即使是卫生的食品，也有可能是不安全的食品"从原来5食品卫生法6到现在的5食品安全法6，虽然只有两字之差，却反映了我国食品安全立法理念的重大变化，食品安全保护的范围和力度进一步加大"而笔者认为，食品问题安全化之所以能够成为现实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风险社会理论的广泛影响导致的安全价值在法律规范重视位阶上的日益提升"当不断推进的现代化将人类置于各种风险层出不穷的社会之中，我们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在公共危机的多样性和现实资源的有限性之间如何进行抉择"其中要遵循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对于那些对广大的民众构成-存在性威胁.的公共安全问题加以安全化，将其置于优先的解决议程"当然这就需要政府注重那些反映民众诉求偏好的-言语行为.，最终制定相应的规范机制以来确保广大民众最为关切的公共安全利益的实现[l91"正如有的学者在安全问题上所指出的那样，在人的安全中，个体安全是更为基本的安全，维护社会安全、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解决地区、国家、国际和全球的各种传统或非传统安全问题，归根到底要体现在保障个体安全、促进个体幸福[z]"人的安全是国家和社会安全的目的，而国家和社会的安全是人的安全的手段"食品安全问题作为公共危机中最为重要的一类，恰恰迎合了政府与民众面临选择时的重合需求:一方面，食品安全问题如果再不及时给予有效地治理，无疑将会对未来的中国社会构成所谓的存在性威胁，是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关心的首要社会问题;而政府将其作为优先解决目标，也可以将有限的公共资源进行整合，摆脱目前的选择困境，并且能够顺利、及时地恢复广大民众对于政府的信任感"因此，食品问题安全化以后，进一步加深了公众对于食品安全犯罪与风险刑法具有紧密联系的潜在性认识，促进了刑法研究和刑事立法方向的顺利转变"但是，即使撇开本文第二段对于中国社会是否进入风险社会的质疑不谈，单就食品安全犯罪的现实特征来看，是否与许多学者所设想的不确定的风险相匹配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吉登斯认为，现代社会的风险与其早期阶段有所不同，主要是由于人为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问题"这种不同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这种不确定性是人类对社会条件和自然干预的结果，虽然在某些领域和生活方式中，现代性降低了总的风险性，但同时也导入了以前知之甚少或全然无知的新的风险参量:二是其发生以及影响更加无法预测，无法用旧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同时它们也不符合启蒙运动开列的知识越多控制越强的药方;三是其中后果严重的风险可能是全球性的，会涉及到全球每一个人，甚至人类整体的存在[2.]"这种非传统的风险类型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从电子病毒、核辐射到交通事故，从金融危机、环境污染到犯罪率攀升等，当然也包括最具代表性的食品安全问题"食品安全犯罪是食品安全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是最为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依照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狭义的食品安全犯罪应当属于经济犯罪，这是从主观方面的犯罪目的进行归类的;现在也有很多学者主张将危害不特定人的生命或身体健康作为此类犯罪的主要客体，而将其前置于危害公共安全罪一章当中，以突出食品安全犯罪所侵害的社会法益类型"但不管刑法如何界定食品安全犯罪的性质，都不能改变其现实中的实际行为模式和危害结果形态"从我国近年来发生的重大食品安全犯罪案例分析可以看出，食品安全犯罪与科学技术的不受限制的推进可能并未如某些学者所想象的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以211年发生在沈阳市的毒豆芽案件为例，行为人采用尿素、恩诺沙星、6一节氨基腺嚓吟、无根剂等国家明令禁止的违法添加剂大量生产供人食用的豆芽菜，并贩卖给各地的农贸市场进行销售，从中谋取巨额的经济利润"经过权威部门对豆芽菜进行检验证实，其中尿素用量超标27倍"如果人食用了这种豆芽以后，会在身体内产生亚硝酸盐，长期食用可致癌"但行为人被抓获以后却不以为然，觉得大家都这么做，凭什么抓我?此类案件中，确定不安全食品的毒害性在我国现有的科技条件下绝非难事，而行为人以其不明知作为脱罪的理由可能也很难成立，因为即便没有专业知识的背景，根据常识也可以做出人不能够食用尿素的判断"而最有可能解释此类犯罪行为日益猖撅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利欲熏心导致的道德沦丧"科学技术的推进为犯罪分子提供了新的犯罪途径和手段确属事实，但这种因素的影响并非捉摸不定或不可避免，对于有害食品的判断大部分可以得出非常明确的结论，而例如转基因食品等真正与科技发展相伴相随的一些社会问题，并不是食品安全犯罪所要研究的对象"因此，就目前我国所发生的食品安全犯罪的具体情形来看，并不属于具有明显风险社会特征的犯罪类型，一定程度上的手段或者说工具的进化并不等于结果的不可预测性，没有理由将其作为风险刑法的改革对象进行过多的规范设计，对于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行为仍然需要进行事后的判断来确定危险的有无问题，我们现在打击的重点还是集中在于那些很明显的逐利行为方面"也就是说，在我国谈及有害食品对于社会的危害时仍然应当将其归属于传统的人为祸害，不宜将其科技化或者非传统化，从根本上来说，这种犯罪类型是可以预防的，也是可以治理的"风险刑法难掩将刑法工具化的客观事实，我们不能为了达成社会维持的既定目标而扭曲刑法的基本属性，使其担负起本不应当承受的繁琐任务，更不应当为了附和种种贴有现代性标签的外来理论，就以此为依据主张重新解读甚至颠覆固有的刑法基本原则以及我国的刑事立法理论"也许，风险社会理论给予人类最大的启示在于，今天人类所面临的巨大风险也是人类集体努力的副产品，因此需要人类在连带主义基础上的集体分担，而以责任(刑罚)个别化为显著标志的刑法绝非防御或者控制风险的最佳手段"在风险社会，刑法仍然只能担当最后法(Ult如aratio)的角色，而这一角色仍然只能建立在保障人权和弘扬法治的价值基础之上"欲以刑法为急先锋以抗制风险，非但不能保卫社会、实现社会保护的功能，反而会牺牲社会及其成员的权益、丧失人权保障的功能，因此，刑法乃至刑事政策本身的风险也是我们时刻必须警惕的"IlJ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立足于具体社会问题的解决，坚守法律公平正义的基本理念，进行独创性的研究和探索，可能才是我国刑法理论研究的真正出路"。

本文作者：陈烨工作单位：武汉大学

背离范文篇6

关键词：儿童美术；人文精神；美术教育

自古以来，人文精神对于美术教育来说，一直都很重视。儿童可以通过对美术的学习，可以提前增强其情感体验及文化滋补，提升他们对艺术价值的认知度，促使其价值观的发展。但眼下，在儿童美术教育中，逐渐出现了技术代替艺术的趋势，没有重视对儿童的人文精神培养，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一、人文精神背离

（一）教育价值过于功利化，远离人文情怀

部分老师急于对儿童提出高规格的技艺标准，使得儿童在接触并学习一段美术文化之后，尽管在图画形象及内容上有所变换，但却失去了可贵的天性［1］。外加现代的大众文化已经占据了儿童生活的大部分空间，使得儿童慢慢失去了对周围事物的敏感性。对于儿童而言，他们本应该接受“人文、情感、艺术”的融合教育，但现在却已成为了一种所谓的“技艺”训练，可贵的艺术想象已经被机械的模仿完全抹杀了，整个美术文化教育呈现出来的是一种技术的现象，这对于儿童的性格发展及成长都是有弊的。

（二）教育方法重视演示忽略启迪，难以抽离由外而内的控制模式

“演示”在美术教学中一直都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2］，且也是目前幼儿园进行美术教学的方法之一。部分老师都很着重“演示”这一块，主要是因为老师希望儿童通过仿照老师传达的技能上再去进行一定的创新，但是在我们的实际教学环境中，老师并没有把握好演示的度，直接忽视了儿童的艺术想象力，直接高频率的进行示范，致使出现了很多儿童不敢动笔的现象。事实上，儿童是要老师通过演示，再通过其天性的模仿本能，再经过后期的创新，去达到自己的作品赋予艺术个性化。但当下，老师控制教学活动的现象是随处可见的，只不过是比之前的方式更为间接。老师在主观上作为一位“参与者”进入，努力去促使儿童与环境及材料的互动，但是从客观的角度上去讲，老师并没有做到与儿童之间的平等交流。儿童在美术教育活动中，一直都是在担任配合老师完成教学任务的角色，经过老师一系列的引导达到老师的技艺要求，但是像其它目标，如学习兴趣、情感等方面都被轻视。换而言之，现在的艺术教育基本使用的是由外而内教育方式，而根本没有做到由内而外的启迪。

（三）评析规范单一，依旧以老师的个人审美标准为主

眼下，还有很多的老师仍然把教学活动看作是“老师教儿童学”的一项认知活动，时常会出现教育思维模式先进但是实际操作行为却过于落后的情况，这直接导致在意结果忽视过程的价值倾向，老师将自己的个人审美标准成为了唯一的审判标准，忽略了儿童在美术教学活动中所拥有的审美体验及情感的培养获取。例如儿童在进行绘画的过程中，喜欢去追求老师的标准，希望得到老师的肯定，画一点就去问老师画的对不对，在绘画结束之后，还要拿给老师看一眼，然后再放心交上作业。这种评析的功利化自然会影响到幼儿的创新能力培养基及艺术的自由性。

二、人文精神回归美术教育的相关举措

（一）回归完整的儿童美术教育

儿童发展的整体倾向是让成人把儿童当作是完整的人来对待，回归儿童的完整世界，丰厚儿童的的精神生活，在身体与情感、意识等相关方面促使儿童的健康发展。要想做到回归完整的儿童美术文化教育，第一，实行目的联合性。老师在重视儿童创造力培养的同时也要去重视儿童的艺术认知力、体验度。与此同时，还要考量到其它范畴的教育目的与美术教育的相互融合性，促使儿童的审美体验与其它能力能够共同发展；第二，实现内容的全方位。站在儿童艺术教育的角度上，艺术知识与“技艺、艺术鉴赏、艺术展现”这三个方面都是很关键的，尤其是艺术鉴赏对于儿童的艺术综合素养培养更是不可磨灭的；第三，实行教育方式的多元化。多元化的教育方式可以使得让审美教育环境更具有丰厚性，也能够帮助老师去指导儿童使用各种符号，囊括有“美术、音乐、语言”等相关内容，提升儿童对于艺术创造的积极性。

（二）以人文为主题开办美术教育实践

第一，为儿童提供丰富的美术实践活动［3］。儿童的审美素养提高是需要不断与多元化的美术及非美术材料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实现的。所以，务必要将老师和儿童一起加入的美术实践活动作为儿童美术教育的基本方式，让美术教育活动成为儿童主流的审美活动之一，鼓励幼儿在多样化的实践活动中善于表现自己，勤动手；第二，重视美术教育与儿童生活的融合。艺术教育是要坚持以儿童的真实生活环境为起点，并指导和助力儿童提高其在现实生活中的艺术活动气息，使用艺术让生活质量得到有效提升，且可以可以让艺术与“社会、生活”之间产生互动，以便于更好地促进儿童的审美体验的积攒；第三，重视儿童的主体地位。老师必须要建立以人为本的教育思维模式，让儿童美术教育不仅仅只是传达美术技能的过程。与此同时，也是实现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平等交流，共同成长的过程；老师还需要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要足够了解每一位儿童的发展水准及情感要求，给幼儿提供一个优良的审美情境，给予大量的鉴赏机遇，鼓励儿童要善于勇敢表达自己，帮助他们提高艺术审美力及创造力。另外，老师要按照儿童的发展特征，并进行一一辅导，让每一位儿童都能根据自己的个性特点去进行全面发展，达到塑造完美人格及审美素养的上升。

三、结语

综上所述，老师在实行儿童美术教学中，要重视对幼儿的人文精神培养，因为人文精神是属于美术教育的核心，其必须穿插在整个儿童美术教育过程中。只有这样，才能让美术教学课堂富有生机，进而挖掘幼儿学习美术的乐趣，提升其审美素养。

作者:程鹏 单位:郑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参考文献:

［1］吴丽芳．儿童美术教育对人文精神的背离与回归［J］．学前教育研究，2012，05．

背离范文篇7

一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光荣传统的民族。以服务他人、服务大家、服务人民为已任的光荣传统在古人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国忧民思想中就有所体现。回顾我们党的历史，中央领导集体都十分强调并自觉地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一本质特征。同志说：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的”。这是同志在《为人民服务》这篇著作中的精辟论述。而邓小平同志则赋予“为人民服务”新的内容，简要地概括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同志也指出：“须始终把体现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新形势下，总书记对“为人民服务”作了进一步阐发，他指出：“群众利益无小事。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和实际困难的事情，再小也要竭尽全力去办。”如今，同志又提出要“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这既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又体现着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为人民服务作为公民道德建设的核心，是社会主义道德区别和优越于其它社会形态道德的显著标志。它不仅是对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的要求，也是对广大群众的要求。它也应当是在新形势下广大干部群众的最高行动纲领，要把它付诸于实践，每个公民就应该不论社会分工如何、能力大小，都要在本职岗位，通过不同形式做到为人民服务。

“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的思想，作为我们新时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被实践证明的真理。“以服务人民为荣”，要求我们坚持以民为本，将为人民服务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为人民服务，不仅是光荣的，而且是有作为、有价值的；反之，不能服务人民，背离人民，不仅是耻辱，而且是无作为、没有价值可言。一个人要想有作为，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好行为。只有做到“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人生才能有价值，对于共产党员来说，“服务人民”本身就是党性的鲜明体现。像张思德那样，在工作中不讲价钱，只要是革命工作需要，烧木炭也是为人民服务，烧木炭牺牲也光荣；像雷锋那样，党叫干啥就干啥，做颗“螺丝钉”都可以，并立志也践行了把自己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焦裕禄、孔繁森、牛玉儒、任长霞、杨业功、王顺友等人，不管是不是领导干部还是普通邮递员，不管是在内地还是在边疆，不管是从事哪种工作，也不管自己的权力大小，都把自己的事业当作是为人民服务的岗位和工具，将自己融化到为人民服务的伟大事业中去。只有像他们那样活过、活着才有最高的价值，才能受到党和人民群众的信赖与敬仰，才能成为世人的楷模。可是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有些人却忘了“为人民服务”的这个根本，凡事惟利是图，认钱不认人，把“为人民服务”变成为“为人民币服务”。像现在媒体上经常给予曝光的学校的乱收费、医院索要红包、服务行业的霸王条款等问题，实质都是背离了“为人民服务”的根本要求；也有诸如成克杰、胡长青、韩桂芝、李真这样的一些少数党员领导干部，他们手中拿着人民给予的权力，却置人民利益于不顾，为了满足个人的私欲，视党性原则、法律、规章、人民利益于不顾，见利忘义、贪赃枉法、行贿受贿，最终背离党和人民，为人民所唾弃。

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为人民服务不仅是光荣的，而且是一种幸福；背离人民不仅是耻辱的，而且是一种祸害。是光荣和幸福的事，人民当然都会拥护和欢迎的；而对是耻辱和祸害的事，人民也必然会进行斥责和反对的。曾形象生动的讲述过党和人民之间的关系，他说：“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离开了人民，就好比种子离开了土地。这看似通俗的语言，却告诉了我们一个真理：不管做什么，要情系人民，服务社会；如果脱离了人民，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人只有为人民活着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人不是只拥有了金钱财富和依靠物质享受才有意义，而是要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人民服务、多做好事实事，才能真正有意义、有价值。只有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人的价值才能真正体现，也就才能真正受到人民的首肯和尊重。

二

牢固树立和践行“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的荣辱观，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要求。这就需要时时刻刻关心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时时处处想人民群众之所想，真真切切急人民群众之所急，扎扎实实为人民群众谋利益，桩桩件件为人民群众办实事。无论做什么工作，都应该深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善谋富民之策、多办利民之事。尤其是身居领导岗位的党员干部必须始终牢记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要懂得“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历史古训，群众利益无小事的道理，真正做到民为先、民为本，关注民生、服务人民，俯首甘为孺子牛。让老百姓真正感受到“人民是根本”，只有这样，才能与人民群众同心同德、水乳交融、休戚与共，才不会做出道德沦丧、伤天害理、背离人民的事情来。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来说，服务人民主要表现在为他人，为社会服务的同时，获取个人正当利益，做到以义取利，义利结合。通俗来讲，大家都能为人民服务，人人才都能得到享受。可见牢固树立和践行“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的荣辱观，需要用实际行动来体现，这就要求各行各业都应制定出长效机制来规范自己的“服务”行为，忠于职业道德，做好本职工作。

背离范文篇8

一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光荣传统的民族。以服务他人、服务大家、服务人民为已任的光荣传统在古人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国忧民思想中就有所体现。回顾我们党的历史，中央领导集体都十分强调并自觉地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一本质特征。同志说：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的”。这是同志在《为人民服务》这篇著作中的精辟论述。而邓小平同志则赋予“为人民服务”新的内容，简要地概括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原创：同志也指出：“须始终把体现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新形势下，总书记对“为人民服务”作了进一步阐发，他指出：“群众利益无小事。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和实际困难的事情，再小也要竭尽全力去办。”如今，同志又提出要“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这既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又体现着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为人民服务作为公民道德建设的核心，是社会主义道德区别和优越于其它社会形态道德的显著标志。它不仅是对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的要求，也是对广大群众的要求。它也应当是在新形势下广大干部群众的最高行动纲领，要把它付诸于实践，每个公民就应该不论社会分工如何、能力大小，都要在本职岗位，通过不同形式做到为人民服务。

“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的思想，作为我们新时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被实践证明的真理。“以服务人民为荣”，要求我们坚持以民为本，将为人民服务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为人民服务，不仅是光荣的，而且是有作为、有价值的；反之，不能服务人民，背离人民，不仅是耻辱，而且是无作为、没有价值可言。一个人要想有作为，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好行为。只有做到“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人生才能有价值，对于共产党员来说，“服务人民”本身就是党性的鲜明体现。像张思德那样，在工作中不讲价钱，只要是革命工作需要，烧木炭也是为人民服务，烧木炭牺牲也光荣；像雷锋那样，党叫干啥就干啥，做颗“螺丝钉”都可以，并立志也践行了把自己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焦裕禄、孔繁森、牛玉儒、任长霞、杨业功、王顺友等人，不管是不是领导干部还是普通邮递员，不管是在内地还是在边疆，不管是从事哪种工作，也不管自己的权力大小，都把自己的事业当作是为人民服务的岗位和工具，将自己融化到为人民服务的伟大事业中去。只有像他们那样活过、活着才有最高的价值，才能受到党和人民群众的信赖与敬仰，才能成为世人的楷模。可是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有些人却忘了“为人民服务”的这个根本，凡事惟利是图，认钱不认人，把“为人民服务”变成为“为人民币服务”。像现在媒体上经常给予曝光的学校的乱收费、医院索要红包、服务行业的霸王条款等问题，实质都是背离了“为人民服务”的根本要求；也有诸如成克杰、胡长青、韩桂芝、李真这样的一些少数党员领导干部，他们手中拿着人民给予的权力，却置人民利益于不顾，为了满足个人的私欲，视党性原则、法律、规章、人民利益于不顾，见利忘义、贪赃枉法、行贿受贿，最终背离党和人民，为人民所唾弃。

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为人民服务不仅是光荣的，而且是一种幸福；背离人民不仅是耻辱的，而且是一种祸害。是光荣和幸福的事，人民当然都会拥护和欢迎的；而对是耻辱和祸害的事，人民也必然会进行斥责和反对的。曾形象生动的讲述过党和人民之间的关系，他说：“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离开了人民，就好比种子离开了土地。这看似通俗的语言，却告诉了我们一个真理：不管做什么，要情系人民，服务社会；如果脱离了人民，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人只有为人民活着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人不是只拥有了金钱财富和依靠物质享受才有意义，而是要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人民服务、多做好事实事，才能真正有意义、有价值。只有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人的价值才能真正体现，也就才能真正受到人民的首肯和尊重。

二

牢固树立和践行“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的荣辱观，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要求。这就需要时时刻刻关心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时时处处想人民群众之所想，真真切切急人民群众之所急，扎扎实实为人民群众谋利益，桩桩件件为人民群众办实事。无论做什么工作，都应该深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善谋富民之策、多办利民之事。尤其是身居领导岗位的党员干部必须始终牢记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要懂得“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历史古训，群众利益无小事的道理，真正做到民为先、民为本，关注民生、服务人民，俯首甘为孺子牛。让老百姓真正感受到“人民是根本”，只有这样，才能与人民群众同心同德、水乳交融、休戚与共，才不会做出道德沦丧、伤天害理、背离人民的事情来。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来说，服务人民主要表现在为他人，为社会服务的同时，获取个人正当利益，做到以义取利，义利结合。通俗来讲，大家都能为人民服务，人人才都能得到享受。可见牢固树立和践行“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的荣辱观，需要用实际行动来体现，这就要求各行各业都应制定出长效机制来规范自己的“服务”行为，忠于职业道德，做好本职工作。

背离范文篇9

一、企业管理“知与行”的背离表现及问题

(一)理念和行为缺乏，不知不行

“不知不行”，主要指对先进的经营管理理念缺乏认识，现代化的经营管理信息掌握不当，导致相应的经营管理行为缺失。一是“竞争”意识淡薄，缺少危机感。在基层，一些管理层面人员在社会竞争与同行业之间的竞争中，并没有产生紧迫感，这是一种缺乏竞争与自我竞争的表现。只看眼前利益，不具备危机意识。二是员工对企业的责任意识及使命感欠缺，缺乏理念，更缺乏执行的积极性，更不会用辩证的方法去解决管理中存在的问题。理念与行为缺乏，当然无法实现“知行合一”，是“知”与“行”背离的最严重表现。

(二)执行力不强，知而不行

知而不行，指一些管理者，具有一定的管理理念，但缺乏具体的行为跟进，想的多、说的多，没有行为落实或没法行为落实，提出一些惊人的标语口号，或者引入一些新潮的经营理念，但缺乏相应的行为措施，只有心动没有行动，使企业经营管理流于形式主义。太多的标语口号、形式主义、高谈阔论，是企业管理不善的一个主要根源。

(三)理念与行为不统一，知行不一

企业的管理理念，必须是已经转化为员工行为习惯、行为准则、行为方式的价值观，才能在实践中，顺利进行。也就是说，有了良好的理念，必须有高效的行为跟进，否则，就是知行不一的问题，导致理念与行业出现差错，或执行不力。如一些管理者在未理解贯彻上级精神，其经营管理理念、经营管理信息未熟练掌握的情况下，不能站大局角度思考，却盲目行动，按主观观念执行工作，导致理念与行为不统一。

二、企业管理“知与行”背离现状的对策建议

(一)加大宣传力度，让员工理解管理，创新管理

创新是企业的灵魂，创新也是企业的动力。在现代竞争环境下，企业的管理者，不仅要知道管理，而且，更要树立创新理念，除应紧抓必要的培训工作以外，应通过各种渠道，如企业报、宣传栏、员工手册、标语等方式，加大宣传力度，让员工，理解管理，创新方法。这方面，海尔的宣传和管理很成功，如海尔的理念海尔只有创业没有守业，海尔的管理模式日事日毕，日清日高；海尔的质童理念高标准、精细化，零缺陷等等；每一项管理理念，都给企业的人员提出了要求和标准，形成了良好的氛围，值得借鉴和参考。

(二)紧抓培训工作，让管理者懂管理、会管理

培训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也是一种有效的途么；在当前的市场经济环境下，我们面临的机遇的挑战无处不在，而应对新的机遇和挑战的主要力量，是人才。因为，我们的企业应树立良好的人才理念，加大员工培训力度，让员工在“知”管理的同时，更“懂管理、会管理”。针对我公司的实际情况，应抓好以下几点：一是要针对企业内不同层级的人员进行相关知识技能的培训，分门别类，分别对待。对于高层管理者主要进行管理理论、决策和领导能力以及最新科技知识的培训；对于中层管理者应注重对其技术知识和协调能力的培训；对于基层管理人员则应主要培训其基本操作技能以及生产管理方面的能力；对于工程技术人员主要应通过培训使之掌握最新专业技术知识及一定的基本管理理论等。通过对所有员工进行管理创新方法、职业技能、责任感、忠诚度的教育培训，真正懂的管理的新理念，掌握管理的新方法。二是要加强员工的危机意识培训工作。我们的企业，处于激烈的竞争环境之中，要在这样的环境中取得发展，我们必须树立危机意识。企业要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进行培训，教员工认清危机的巨大危害，以及提高危机意识的必要性，理解企业有危机，产品有危机，市场有危机，以及其它的各种危机。用危机理念来激发员工的忧患意识和奋斗精神，不断拼搏，不断改革和创新，不断追求更高的目标。

(三)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形成管理“知与行”的良好氛围

企业文化建设，是将文化制度化，把企业倡导的理念价值转化为具有操作性的管理制度的重要途径。在一个企业中，价值观与制度的脱节往往是影响员工积极性的重要因素，因此，价值观与制度是否和谐同一就成为衡量一个企业文化建设成功与否的标志。要实现两者的和谐，重点要抓好文化制度化工作。通过企业文化建设，将企业管理理念转化为制度，体现价值观的精神，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形成“知与行”的良好氛围。“知与行”的企业文化建设，要以制度的严格执行为中心，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通过“文化制度化”使管理的价值观与制度保持一致，将“知与行”的工作进一步深化。

(四)建立健全执行力监察制度，监督管理“知与行”

对企业要实现良好有序的管理，必须实现由随意化管理向规范化、制度化管理的转变。因此，必须建立健全管理机制建设，为管理“知与行”的各项工作进行监督，重点建设执行力监察制度，对有关执行工作进行监督和检查，加强对部门管理者工作任务完成时间、结果与奖罚力度，让勤勤恳恳为企业做出贡献、创造效益的员工能得到应用的奖励；让缺乏责任感和任命感、企图混日子并给企业带来不良影响的人员得到应有的惩罚，为执行力施行提供有效保证。

背离范文篇10

同志关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讲话，鲜明地提出：“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这对我们全体共产党员包括各级党员领导干部，提出了一个重要课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加强思想作风修养，如何加强道德修养，去坚持党的宗旨，去为人民服务，做人民满意的好党员、好干部。

我们党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纵览党近八十五年的奋斗史，就是一部为人民献身、为人民服务的光荣史。“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这是我们党优良传统的生动体现。一代代的共产党人，坚守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无论职务高低都是人民勤务员”的信念，锤炼党性，指导行动。战争年代，奋不顾身，舍生忘死；建设和改革年代，公而忘私，竭诚为群众谋利益。正因为如此，我们党才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每一个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千万不能丢掉这个优良传统，而应该爱护它，珍惜它，发扬它，光大它，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

坚持“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对于共产党员来说，本身就是党性的鲜明体现。是同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同认真学习、遵守、贯彻、维护党章，同自觉践行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完全一致的。因此，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把“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作为党性修养必修课，作为道德修养必修课，自觉把“官职”视为为人民服务的岗位，把“权力”当做为人民服务的工具，把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行动准则。特别是把对人民群众真挚、深厚的感情，融化到所从事的工作中去，时刻把他们的冷暖挂在心上，一切为了人民，一切向人民负责，切实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怎样做到“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怎样在全社会形成这样的良好风气？需要带动，需要榜样，需要促进。在这方面，我们共产党员和广大党员干部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的同志首先要身体力行，自觉做为人民服务的好模范。一事当前，先为人民群众着想；任何时候，都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摆到高于一切的位置，自觉自愿地服务人民，奉献人民。同时还要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勇于同一切背离人民、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行为作斗争。

“我要为众人，营私以为羞”。同志的佳句正气浩然，激浊扬清。我们共产党员、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只要知荣明耻，牢记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能影响和带动广大群众，尤其是影响和带动广大青少年，奉献社会，热爱人民，关爱他人，抵制和消除损人利己的不良现象，营造出一个“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的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