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佬范文10篇

北佬范文篇1

本文借助族群认同理论，对20世纪60至90年代港产片中的“北佬”形象进行文化读解，就自我与他者关系的形成、变化，对香港的身份认同，以及香港对内地的文化想象等一系列问题展开讨论。本文将香港电影对“内地他者”的建构，理解为服从于香港自我认同需要的一种排他性文化策略，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这种他者化策略具体展开于香港身份与文化认同的多元性和变异性的“北佬”认知。

【关键词】族群理论身份认同香港电影“北佬”

2006年岁末，由香港和中国内地合拍的影片《宝贝计划》在中国内地电影市场取得了9200万元人民币的票房成绩①。这部传统意义上的喜剧动作片，通过温馨亲情的营造，显示了对中国传统家庭秩序的肯定和认同。内地演艺新秀高圆圆在影片中扮演了一名来自内地的护士，不仅外形清新纯美，言谈气质也端庄典雅，理性而仁爱，俨然人间天使的化身。尽管高圆圆只是一个配角，戏份不多，但她却一改过去内地人在港片中被讥为的“北佬”、“北姑”、“阿灿”、“大圈仔”等猥琐形象，成为一种美好人性的象征。这一“天使化”了的内地人形象，在统计学意义上似乎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个例，但联系到数年前几位香港影评人和学者曾讨论过的“香港电影中的大陆‘公安’形象”的演变②，就会发现，这一现象并不偶然，它至少代表着近年来香港文化自我表述的一种新动向。由此，我们不难延伸出这样一个命题：如果将港产片中的内地人形象视为一种特定的文化“代现”（representation）③，那么，代现形式外观的变迁是否正暗示着香港与内地文化关系的某种重构？围绕这个问题，我们将借助族群认同理论对港产片中的“北佬”（内地人）形象进行读解，并就自我与他者关系的形成、变化，对香港的身份认同，以及香港对内地的文化想象等一系列问题展开讨论④。

族群认同理论（ethnicidentitytheory）认为：“族群是人类在资源竞争中为了追求集体利益，限定可分享的人群范围而产生的以主观认同凝聚的社会人群。”⑤这种理论否定传统人类学按照人的体质结构、血缘、宗教、语言差异、生活习俗等所谓的“客观本质”划分族群的学术习见，而把族群看成是一种人为建构并拥有自身历史的“想象的共同体”。按照这一理论，族群认同的根源在于个人与集体记忆的交互作用，以及由这些记忆“典范化”而来的各类族群文化的典章史籍⑥，但记忆是人为的、模糊的和变化的，再加上自然环境、社会资源，文化交流等情形的差异，不同族群的身份认同也因此借助一种变幻不拘的流动形式显现出自身的复杂性。在这种情况下，对特定族群身份的获得与认同，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他者的持续变化的基础上的。他者想象的改变，反过来又成为指示认同变化的风向标。

“他者”这个词在人类学族群理论上只对族群内部成员才有意义，它传达的是一种与己不同的异己感，同时也强调一种对族群内部成员的基本情感联系。换言之，他者并不是一个先在的事实或自然形成的对象，而是一系列由族群成员自己生产、选择并认可的“幻影”。它来自特定族群内部对“非我族类”的陌生化与他者化想象，并以此形成“我”与“他”的基本界限。从这个意义上说，他者作为一个能指，其目的在于建构一个“非我”，而又与这个“非我”的自然本质并无直接关系。沿着这一思路，我们将对他者的建构理解为服从于香港自我认同需要的一种排他性文化策略，某些香港电影中的“北佬”、“北姑”、“表姐”、“表叔”、“阿灿”、“大圈仔”等内地人形象，也视为一种被建构的他者。他们与其说是对应着内地人的某些客观属性，毋宁说他们首先是出于香港人自身身份认同的需要。

一、时间和空间：多元身份

与认同的混种性

考虑到问题本身的多元性和复杂性，我们将从时间（历史）和空间（文化内涵）两个维度展开讨论。从历史（时间）维度考量，在百余年的发展中，香港与内地的关系几经波折，分合聚散，既被迫于殖民势力的外力撕扯，又隐含着民族血脉的自然凝聚。这是造成香港身份认同复杂而吊诡的根源所在。

《南京条约》签订之后，香港被西方殖民势力从大陆母体中分离出去，逐渐形成具有显著殖民特色的地域性文化，但在1949年之前，香港与内地始终保持较为紧密的联系，并未形成明确的区域意识，对内地文化也未形成明显排斥。这一时期，作为香港文化的主要他者，与其说是来自中国内地的“北佬”，毋宁说是那些暗指西方殖民势力的“鬼佬”，但这种情况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出现变化。伴随内地与香港经贸、文化、人员交流的阻隔或中断⑦，香港自身出现种种变局，文化本位意识开始抬头，本土化浪潮成为一时之趋⑧。这促使香港对自身文化身份进行重新界定和建构。昔日的“中国人”或为眼下的“香港人”所取代，或居于两者之间摇摆不定。然而，从血缘、姻亲、饮食、习俗等物质文化层面，香港似乎还难以形成一条区分“自我”与“中国”的清晰界限，于是便不得不借助集体记忆或遗忘，以及种种文化代现系统的凝聚，以此强化自身族群的“同质性”，同时将北方的“中国”陌生化为与己殊异的文化他者。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内地开始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两地彼此关闭已久的大门终于再次打开，经贸和人员往来迅速恢复和扩大⑨，但因社会制度、法制环境、思想观念、经济发展水平、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的巨大差异，日益频繁的交往不可避免地为两地带来形形色色的文化冲突。通过各种正当或非法途径来港经商或留居的内地人忽然大量涌入当地人的视野，既让他们看到内地阔大的市场潜力和无限商机，也让他们惊讶、不适乃至感到某种潜在的竞争威胁。对于内地而言，香港也成了一个具有多重指涉的文化符号：一方面它唤起人们对美好未来、现代化前景的遐想，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对资本主义天然附带的腐败、堕落和犯罪有所警惕⑩。总之，交往恢复初期的种种不适，很大程度上强化了两地人相互之间的异己感，也为双方带来了一种多味杂陈的矛盾体验。

1984年中英谈判开始至“九七”回归前后，香港本土意识发展达到一个高峰。这个高峰恰好“出现在香港即将丧失掉的时刻”(11)。“九七”作为一个富含政治与文化语意的特定时刻，不仅标志着香港作为英属殖民地历史的终结，也预示着香港既有文化身份的丧失。人们将“九七”视为“大限”，无意间流露出对香港未来前景和身份转换的一种发自本能的拒斥和恐惧。(12)90年代中后期至21世纪初，深陷认同危机而难以自拔的香港人又遭遇了亚洲金融风暴、禽流感、“非典”（SARS）等一连串天灾人祸的打击。一时间，香港为一种深刻的自我怀疑和宿命感所笼罩，香港文化心态变得愈加复杂、晦暗和矛盾重重，既包括对被某种外力所强加的新的文化身份的拒斥，也含有对历史的回望、留恋，以及对自我的省思与批判，同时还混杂着一种对精神抚慰与价值归属的探寻。

到这里，我们需要换个角度，从空间（文化内涵）维度来对香港身份的特质进行再次梳理。实际上，从20世纪50、60年代香港本土身份得以建构的第一时间起，它的身边便每时每刻地并置着两个他者。正如前文所言，在中国内地被他者化为“北佬”的同时，作为殖民势力象征的“鬼佬”又何尝不是香港自我的另一个他者？所不同的是，“鬼佬”比较单纯地牵涉着“国族”这样一个空间概念，而“北佬”的情形则要复杂得多，它既指空间的异己族群，也联系一种对“当下中国”的时间性暗示。华裔学者丘静美曾在一篇文章中具体讨论了对“中国”概念的多重界定。顺着她的思路，就香港而言，作为他者的“中国”主要是一个具有政治、文化、地理等多重含义的“现实中国”，而它的背后还有作为一种文化传统、价值理念和生活方式的“文化中国”。问题关键在于，后者非但不是香港的他者，相反，在许多时候，它还被视为构成香港自我的一种重要的内在质素。正如丘静美所言：“在香港，主流文化模式是糅合式的：人们遵循中华文化的习俗和价值，然而在一代与一代的传承过程中，又遗漏和忘掉了某些环节，在追随西方社会实际形式时，又修正了某些部分。”(13)这种位于中西交汇冲突边缘的处境，为香港身份认同造就了一种特有的“混种性”（hybridity）。那些彼此缠绕纠葛的传承与追随，使得无论自我还是他者都不再是一个单数的指向，而变成一系列互相重叠、交叉，又彼此穿透、勾连的“重影”。换言之，认同与拒斥有时可被置于同一对象，而自我与他者有时也可互融于一己之身。

总之，香港的身份与认同，是在多维时空的互动与共振中被建构起来的一种文化想象，与之相关的“中国”他者也因此被赋予了多元、含混的外观。他中间或有我，我中间或有他。我与他的分际，如海市蜃楼般漂浮不定，成为一座有形却又虚无的文化界碑。

二、奇观、类型与极端他者性

港片对“北佬”的他者化想象，始于香港本土意识觉醒的20世纪60、70年代。在这一时期，港片所采取的一种普遍策略，是通过视听语言来强调内地他者在文化外观上的异己感。这就不能不从一些诸如方言、衣着、行为习惯、生活方式等文化浅表层面来展示，使人们的消费和认知从可见的文化差异入手。

事实上，方言对形成香港认同的确起了非常明显的推动作用。就影视而言，50年代开始兴盛的粤语片，以及70年代粤语电视的普及，都可以被看成是这一文化变迁的标志。同样，在将内地他者化方面，方言的作用也首当其冲。利用方言差异来制造笑料和戏剧冲突，以凸显内地文化的异己感，很快便成为许多港产片屡试不爽的策略。1961年，电懋公司出品《南北和》系列影片，描写内地各省来港人士，因语言障碍无法与当地人沟通，而在港岛闹足笑话的故事。(14)这种由方言塑造的他者，在随后（甚至至今）的一些港产片中一再被运用，成为标明“内地人”、“香港人”身份界限的一种简便而有效的手段。

但是，这里所谓的内地“方言”并不具有任何文化地理学或语言学意义，也不存在任何地域确指性。从本质上看，它并非一种真正的方言，而仅仅是对“泛内地”方言的一种夸张“拟态”（mimicry）。在一般情况下，电影中使用方言大多是为了强化人物个别性（如内地电影中革命领袖所讲的方言）或凸显剧情的地域文化特质（如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一个都不能少》等），而上述影片中的拟态方言几乎不涉及这些问题，它的用途只在于为人物赋予一种“极端的他者性”（radicalotherness），以使我与他之间形成显著的反差。方言差异也因此而成为香港区别于内地最为显著的文化标识之一。

同样的例子还体现在衣着、行为举止等方面，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的许多港产影视剧中都有较集中的体现。如《网中人》（电视剧，1979）、《阿灿正传》（1980）、《碧水寒山夺命金》（1980）、《省港旗兵》三部（1984—1989）、《表姐你好嘢！》四部（1990—1994）、《老表你好嘢》（1991）、《表哥我来也》（1991）、《新精武门》（1991）、《鸡鸭恋》（1991）、《跛豪》（1991）、《伙头福星》（1992）、《国产凌凌漆》（1994）等。在这些影视片中，“阿灿”、“表哥”、“表姐”、“广州仔”、“西安妹”等来自内地的角色，最为突出的便是他们身上所显露的鲜明而夸张的异己感。他们衣着土气或者干脆不修边幅，满嘴“”词汇，见人就称“同志”，甚至用背诵“语录”，高唱革命歌曲、样板戏来显示自己的出身和文化背景；他们没见过世面，不知道何为信用卡，不会使用自动购物机、传呼机等所谓的“高档”产品，但又自命不凡，不懂装懂，以至每每在众目睽睽下当众出丑。他们无不以一种丑角姿态出现在场景中，成为被讥笑和挖苦的对象，也成为影视消费中的快乐之源。比之于富裕的香港人，内地人在物质生活上的劣势是如此明显，以至于从这些土气、闭塞、落后的“阿灿”身上，香港人不仅能获得一种强烈的文化优越感，也能感受到一种对集体虚荣的满足。他们不但帮助香港人想象并认同自身所在的族群，也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香港人的文化自恋。如果我们将他者化视为一种文化排他性策略，那么，香港所要拒斥的这个他者，便不仅涉及国族、地域，同时它也包含一种以现代化发展先、后为界标的自我与他者的区隔。

显然，对这一系列问题，港片采用的是一种二元对立的表达策略，赋予自我与他者的冲突以一种通俗剧的结构形式：一方面将两者的冲突奇观化，为大众提供一种便于消费的文化产品；一方面又从自身的角度巩固和强化了自我与他者的对立。从这个角度看，港片对内地他者的建构也是一种文化认同与电影类型范式双向互动的结果。

除喜剧外，我们还可以在黑帮片或更广泛的警匪片、动作片中得到对上述议题的印证。1984—1989年出品的《省港旗兵》系列和1991年出品的《跛豪》便有这样的内容。“大圈仔”的闯入，给香港人带来的绝不仅仅是无伤大雅的喜剧和打闹，在很大程度上，轻松调笑的背后也隐藏着焦虑和不安，暗指一股来自北方的竞争和威胁。在《省港旗兵》系列与《跛豪》中，这类由他者带来的焦虑被极富视觉冲击力的血腥动作场面所夸张和放大。按照影片的出品时间，我们会发现，影片故事正好对应1984年中英谈判以来的所谓的“过渡情结”。在香港人看来，这一心理症结是由外界强加的。在银幕上，它便被转换为一连串来自香港之外的关于暴力与剥夺的叙事。《省港旗兵》和《跛豪》的主人公均由内地非法入港，他们要么是惯以暴力敛财的逃犯、劫匪，要么是粗俗贪婪、无法无天的酒色之徒。他们的到来意味着一种掠夺和侵占，无论是代表香港主流秩序的警察，还是代表民间权力的黑社会，都不得不面临这些“大圈仔”的竞争和挑战。但问题还不在“大圈仔”的非法或暴力，他们与香港同类人群相比较所显现的力量优势，才是一种最让人不安的威胁。实际上，这体现出过渡时期香港对来自内地竞争压力的一种文化焦虑。这种复杂而难缠的现实际遇，只要被放在动作片的结构框架内，就能一下子变得如此一目了然，如此清晰可辨。

三、冲突、变异与移民记忆

上述极端的他者为香港文化认同提供了一种简单明了的图解形式，但这只是表现了问题的一个侧面。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来看。作为文化代现的“阿灿”和“大圈仔”，其更深入的文化语意还可以从政治、司法、经济、伦理、美学、情感乃至日常生活等多维的文化场域进行读解。譬如，丘静美在她的文章中曾经指出：“大圈仔”的出场，既可作为一种对内地他者的呈现，也可被看成香港文化自我审视所提供的一种“非香港”视点。

影片往往借助“大圈仔”的视线，对香港主流社会的某一侧面表达一种批判和不恭。尤其在他们与香港警察、黑社会帮派的暴力对峙中，人们发现那些代表香港殖民秩序的警察，原来也如他们的对手一样嗜血成性。与香港本地黑帮相比，“大圈仔”反而“个个肝胆相照、义气凛然，而香港的帮派分子则多半是一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自私心态”。(15)《跛豪》中的男主人公（吕良伟饰）非法偷渡来港，经过血腥奋斗获得了财富和地位。这个人粗俗、野蛮、自大，却也秉承了勇毅、忠贞的传统价值。他由偷渡客变为黑帮大佬，最终却难逃法律制裁的命运，这既体现了某些内地移民在香港获得本土身份的现实经验，同时也隐喻着香港殖民社会与中国传统伦理本位的内在冲突。在“大圈仔”身上，传统价值禀赋和人情味似乎比香港本地群落更为显著。他们在意志、谋略、体能方面的优势又恰恰投射了竞争社会所期待却又匮乏的某种理想人格。

这从很大程度上又弱化了人物作为他者的异己感，使得自我与他者的冲突背离了前述的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模式，显现出一种更为繁复和变异的特征。这似乎与我们前面的论述产生了矛盾，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种矛盾的根源，正在于香港身份问题的复杂性与通俗剧叙事所要求的简明扼要两者之间的内在冲突。虽然电影总是力图赋予复杂的现实以某种简单化约的外在形式，但现实复杂性总会以特定的方式将它自身显露出来。

港片在呈现内地他者时还有另一种叙事模式，确切地说，一些被定义为“北佬”的角色，在剧情冲突中经历了一场脱胎换骨的身份转换，异己感逐渐淡化、隐匿，他不仅融入香港主流社会，并最终居于主导地位，成为解决戏剧冲突的决定因素。出品于1991年的两部影片《新精武门》和《鸡鸭恋》便是这样的例子。前者表现一个到香港投亲靠友的广州仔（周星驰饰）通过练习武术搏击实现人生价值的故事。影片开头，初来乍到的他连路边自动售货机也不会用，但到剧情结尾，他却神话般变成了一个替师傅报仇除奸的大英雄，通过比武赢得了千万大奖，又捕获了靓女（张敏饰）的芳心。《鸡鸭恋》则是一部香港版的《美丽女人》(16)：来自西安的大陆妹阿红（刘嘉玲饰）初到香港，因没钱而饱受当地人的歧视和羞辱。她发誓要在香港闯出一片天地。在男妓阿Sam（任达华饰）的指导下，阿红学习融入香港本地生活，凭借姿色努力卖春，最后终获成功，找到了自己爱的归宿。这两部影片都援用通俗剧擅长的“灰姑娘”式的人物升华模式，通过人物身世际遇的前后对比，彰显了个人奋斗的价值理念。同时，对香港“有钱要充阔，没钱也要充阔”的拜金主义进行了嘲弄和讽刺。此种港片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香港与内地的更加微妙的关系。正像有些论者所指出的那样：“表叔”、“表姐”这些称谓本身虽不无“老土”的贬谪意味，但至少也肯定了两者原有的血缘联系(17)。换言之，他者并非绝对外在于自我，自我也隐含着无形的他者。在剧情中，人物由他及我的身份转换，将认同与拒斥集于一人之身，这又触及到香港大多数人都不得不面对的一种普遍性的移民记忆。

这种移民记忆在1996年出品的影片《甜蜜蜜》中体现得最为典型。剧中女主人公（张曼玉饰）也是来自内地的移民，她代表那些在香港无法获得合法命名和身份的边缘群落。实际上，香港本身就是一个高度移民化的社会，移民身份认同是香港认同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要想了解香港的身份认同，就必须首先考察移民的认同。在有些学者看来，移民的身份认同尤其具有一种复数性（plurality）(18)，它既指向移民的身世背景和来源地文化，也指向移民对当下的融入，因此，移民身份认同远比一般人更为矛盾、含混。这类主题恰恰在“九七”前后出品的影片中被反复表现，暗示这一时期香港身份认同危机的加剧。

移民角色大多具有草根性，一般混迹于市井底层，不再具有“跛豪”、“大圈仔”、“表姐”那样的传奇履历和英雄（或反英雄）面向，在视觉外观上也不像前述的内地角色那样具有夸张的异己感，而几乎与香港本地市民了无差别，也就是说，他们身上的“他者性”并不是来自人物外部的视觉造型形态，而更多地是出于一种隐形的文化血脉。对香港而言，这类角色既是自我又是他者。在他们身上，自我与他者的界限往往建立在“当下”与“过去”的时间维度上。要么以当下为我，过去为他；要么以当下为他，过去为我；要么采取两者兼有的混合方式，将自我与他者的冲突作为角色人格分裂的文化根源之一。这似乎是香港无法回避的一个具有反讽意味的命题。每一个他者又都是一面镜子，让香港人从中看到了自己犹如移民/他者一样的孤独和无助。这或许是因为移民身份唤醒了香港人内心深处的飘零感，逼迫他们不得不去面对自我身份即将丧失的危机。

四、温情、自省与柔性他者

在80、90年代的香港影片中，更多“北佬”与“北姑”角色甚至是一些连名字也没有的“景片”式人物，他们只在影片的某些局部场景一闪而过，对于叙事来说无足轻重，只是充当供人取笑和嘲弄的辅料。这些角色通常异己感较为明显，人物性格显得空洞、苍白、僵化，是对内地人的一种极端他者化呈现。也有一些影片恰好与此相反。这些影片中的“北佬”和“北姑”不再居于蝇营狗苟、低俗平庸的反派位置，而是摇身变为代表中国传统伦理价值，具有一种温情而诗意的柔性外观。

出品于1992年的《伙头福星》便为我们呈现了这样一个乌托邦式的“北佬社区”。影片以香港著名贫民社区太平巷为故事场景，剧情中那座兀立的危楼为人们营造了一个“都市里的乡村”景象，将它自身与高楼林立的现代化香港区隔开来，成为一处他者聚集的象征性场所。那里面居住着一群贫穷而和睦的底层市民，场面外观与人物关系设置都能让人联想到内地出品于60年代的喜剧影片《七十二家房客》。影片中的波叔（吴孟达饰）、天津婆等人物个个都具有清晰的“北佬”身份，显示这里是一处被香港遗忘、摒弃的“移民社区”。剧情中，男主人公（黎明饰）因与身为商界巨富的父亲关系不和，偶然流落至此，被好心的波叔收留，并与波叔的女儿遭遇了一段爱情奇遇。富家公子误入“北佬”社区的剧情，隐喻着现实香港与中国传统社区生活的不期而遇。一面是尔虞我诈、惟利是图的主流社会，一面是邻里和睦、欢声笑语的社区大家庭。显然，男主人公在这里找到了香港业已丧失的某些传统价值。

相对于现代化了的香港城市居民，影片中那些拉京胡、唱京戏、说天津话、耍杂技的“北佬”们，在视觉上依然不改他者的面目，但他们却又被赋予团结友爱、互相帮助的美好品格。但来自主流社会的地产商欲强行收购“北佬”赖以遮风避雨的危楼，“北佬”在呼天不应的情况下，不得已拿起传统温情主义和集体主义武器来奋力与之抗争。其中，来自北京的元彪为了实现个人理想，经不住发财的诱惑，一度想脱离这个社区，但在亲情、道义的召唤下最终浪子回头。剧情结尾，危楼里的居民虽然未能幸免于被拆迁的命运，但传统社区亲如一家的邻里关系却在乔迁新居后的旧街坊中传承下去。这仿佛隐喻着“北佬社区”所代表的传统社区价值对香港主流社会的融入，以及主流社会对“北佬社区”的接纳和认同。

《伙头福星》虽是一部极为普通的商业片，它并不缺乏喜剧的打闹与戏谑场面，却也能在影片中看到一种香港电影并不多见的自省和批判。作为现代都市的香港，充斥着拜金主义和寡淡人情，而代表中国传统价值的“北佬社区”却显得敦厚和谐、温情脉脉。两者比较一下就会发现，在影片将“北佬社区”他者化的同时，却又尝试着在它那里获得某种精神慰藉。这种情况显示了香港身份认同的双边性特征。也就是说，作者一方面认同了香港，但又对它的内在匮乏进行否定和批判；另一方面他拒斥了他者，但又对它所代表的传统价值不无向往与褒扬。与此前我们所讨论过的极端化的他者相比，显然，这种批判视角的融入，使得影片无论对自我抑或他者的呈现，都更富于一种理性与宽容的态度。

五、结语

我们在考察香港电影他者化策略与身份认同变迁时，并未特别强调它们与香港社会历史发展的对应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关系是可以忽略的。相反，在两者之间分明存在某种清晰易辨的因果互动。当20世纪60年代《南北和》开始对内地人进行他者化表述之时，显然不应忽视一个与此相关的事实，那就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因内地“”和饥荒所导致一场大规模“逃港事件”(19)。显然，类似事件会极大地改变、重塑、乃至扭曲香港人对内地的文化想象，这也是导致香港电影对内地他者化的历史与社会根源之一。此外，本文对可能影响他者叙事外观的一些客观因素，诸如香港电影条例等也未作涉及。实际上，这方面的影响也是存在的。香港学者就曾经谈到，某些影片在塑造内地他者的时候，由于违反香港电影条例中有关“不可妨碍与临近地区的良好关系”的规定而受到禁映处罚的案例(20)。再如，2003年CEPA以后，由于港片更加依赖内地市场，就不可能再像此前的一些影片那样，毫不顾忌内地观众的心理感受，一味将他者化策略发挥到极致。这样的客观因素，皆是影响他者塑造以及香港自我呈现的必要考量。事实上，也正是由于这些因素的存在，才最终导致他者化策略种种变局的出现。这就回到本文开头所提及的问题。类似《宝贝计划》中高圆圆那样的“天使化”的他者，总体来说在近年来香港电影中有明显的增多趋势。这除了折射出香港与内地关系的“回暖”，以及香港对内地想象日趋理性化的大趋势外，恐怕更主要的还要归结到审查、发行、市场等外部政治、经济条件的影响。本文有意避开这些问题，而将重点放在对他者化策略的一些内在差异之上，并以此构成我们对这个问题的一种观察角度。

当我们看到“天使化”的内地人形象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港片中时，又不免会产生出这样一个疑问：随着两地关系的日益密切，在香港的文化代现中，内地的异己感是否会逐渐淡化、乃至最终消失？这种消失是否会影响到未来香港文化的个性塑造？列维·斯特劳斯曾感叹于人类早先的“地方主义”是如何创造了“有意义的美学和精神价值”，但是随着科技、交通、文化交往的进步，人类族群间的接触越来越趋向频繁和密集。在斯特劳斯看来，这对人类文化的发展未必是一件好事。他认为，在文化之间有必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和分歧，因为这是维护人类文化多样性不可或缺的前提之一(21)。如果用这种观点来考察香港和内地文化关系的未来走向，恐怕两者彼此保持适当的异己感还是有其必要的。只不过，这种异己感塑造的也许不再是一种政治、国族意义上的他者，而是处于同一民族共同体当中，一个具有地域和文化独特性指涉的“内部他者”。这个他者也不再以排斥“非我族类”为己任，而是致力于在“我”与“他”之间建立一种互相尊重、求同存异、和谐双赢的良性互动关系。

①数据来源于《中国电影报》2007年6月28日第13版。

②罗卡、吴昊、卓伯棠：《香港电影类型论》，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3页，第156页。

③该词中文意义有“表现”、“代表”、“再现”等多种译法，本文采用华裔学者纪一新（RobertChi）的“代现”这一综合译法。参见纪一新《大陆电影中的台湾》，载《中外文学》第34卷，2006年第11期。

④从电影历史研究的立场，本文只涉及“九七”前的部分港产影片，对“九七”后的情形暂不展开讨论，但会涉及一些内容相关的影片。

⑤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⑥参见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

⑦中国内地与香港的边界于1951年6月16日关闭，从此阻绝了两地居民的自由交往。

⑧参见卓伯棠《香港新浪潮电影》，天地图书2003年版，第8页。

⑨广州、汕头至香港的水陆客运交通分别于1978年底与1980年初开通。1980年6月起，上海、北京、杭州、广州至香港的民航航班相继开通。1981年12月，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公布《广东省经济特区入境出境人员管理办法》，标志内地对香港的全面开放。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新华出版社1982年版，（上）第181页、（下）第210页。

⑩1980年7月，国务院出台文件，要求海关工商税务等机关加大对港澳台同胞进口物品的管理，以制止可能扰乱内地经济秩序的“走私”、“投机倒把”等违法乱纪行为。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上），第258页。

北佬范文篇2

本文借助族群认同理论，对20世纪60至90年代港产片中的“北佬”形象进行文化读解，就自我与他者关系的形成、变化，对香港的身份认同，以及香港对内地的文化想象等一系列问题展开讨论。本文将香港电影对“内地他者”的建构，理解为服从于香港自我认同需要的一种排他性文化策略，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这种他者化策略具体展开于香港身份与文化认同的多元性和变异性的“北佬”认知。

【关键词】族群理论身份认同香港电影“北佬”

2006年岁末，由香港和中国内地合拍的影片《宝贝计划》在中国内地电影市场取得了9200万元人民币的票房成绩①。这部传统意义上的喜剧动作片，通过温馨亲情的营造，显示了对中国传统家庭秩序的肯定和认同。内地演艺新秀高圆圆在影片中扮演了一名来自内地的护士，不仅外形清新纯美，言谈气质也端庄典雅，理性而仁爱，俨然人间天使的化身。尽管高圆圆只是一个配角，戏份不多，但她却一改过去内地人在港片中被讥为的“北佬”、“北姑”、“阿灿”、“大圈仔”等猥琐形象，成为一种美好人性的象征。这一“天使化”了的内地人形象，在统计学意义上似乎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个例，但联系到数年前几位香港影评人和学者曾讨论过的“香港电影中的大陆‘公安’形象”的演变②，就会发现，这一现象并不偶然，它至少代表着近年来香港文化自我表述的一种新动向。由此，我们不难延伸出这样一个命题：如果将港产片中的内地人形象视为一种特定的文化“代现”（representation）③，那么，代现形式外观的变迁是否正暗示着香港与内地文化关系的某种重构？围绕这个问题，我们将借助族群认同理论对港产片中的“北佬”（内地人）形象进行读解，并就自我与他者关系的形成、变化，对香港的身份认同，以及香港对内地的文化想象等一系列问题展开讨论④。

族群认同理论（ethnicidentitytheory）认为：“族群是人类在资源竞争中为了追求集体利益，限定可分享的人群范围而产生的以主观认同凝聚的社会人群。”⑤这种理论否定传统人类学按照人的体质结构、血缘、宗教、语言差异、生活习俗等所谓的“客观本质”划分族群的学术习见，而把族群看成是一种人为建构并拥有自身历史的“想象的共同体”。按照这一理论，族群认同的根源在于个人与集体记忆的交互作用，以及由这些记忆“典范化”而来的各类族群文化的典章史籍⑥，但记忆是人为的、模糊的和变化的，再加上自然环境、社会资源，文化交流等情形的差异，不同族群的身份认同也因此借助一种变幻不拘的流动形式显现出自身的复杂性。在这种情况下，对特定族群身份的获得与认同，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他者的持续变化的基础上的。他者想象的改变，反过来又成为指示认同变化的风向标。

“他者”这个词在人类学族群理论上只对族群内部成员才有意义，它传达的是一种与己不同的异己感，同时也强调一种对族群内部成员的基本情感联系。换言之，他者并不是一个先在的事实或自然形成的对象，而是一系列由族群成员自己生产、选择并认可的“幻影”。它来自特定族群内部对“非我族类”的陌生化与他者化想象，并以此形成“我”与“他”的基本界限。从这个意义上说，他者作为一个能指，其目的在于建构一个“非我”，而又与这个“非我”的自然本质并无直接关系。沿着这一思路，我们将对他者的建构理解为服从于香港自我认同需要的一种排他性文化策略，某些香港电影中的“北佬”、“北姑”、“表姐”、“表叔”、“阿灿”、“大圈仔”等内地人形象，也视为一种被建构的他者。他们与其说是对应着内地人的某些客观属性，毋宁说他们首先是出于香港人自身身份认同的需要。

一、时间和空间：多元身份

与认同的混种性

考虑到问题本身的多元性和复杂性，我们将从时间（历史）和空间（文化内涵）两个维度展开讨论。从历史（时间）维度考量，在百余年的发展中，香港与内地的关系几经波折，分合聚散，既被迫于殖民势力的外力撕扯，又隐含着民族血脉的自然凝聚。这是造成香港身份认同复杂而吊诡的根源所在。

《南京条约》签订之后，香港被西方殖民势力从大陆母体中分离出去，逐渐形成具有显著殖民特色的地域性文化，但在1949年之前，香港与内地始终保持较为紧密的联系，并未形成明确的区域意识，对内地文化也未形成明显排斥。这一时期，作为香港文化的主要他者，与其说是来自中国内地的“北佬”，毋宁说是那些暗指西方殖民势力的“鬼佬”，但这种情况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出现变化。伴随内地与香港经贸、文化、人员交流的阻隔或中断⑦，香港自身出现种种变局，文化本位意识开始抬头，本土化浪潮成为一时之趋⑧。这促使香港对自身文化身份进行重新界定和建构。昔日的“中国人”或为眼下的“香港人”所取代，或居于两者之间摇摆不定。然而，从血缘、姻亲、饮食、习俗等物质文化层面，香港似乎还难以形成一条区分“自我”与“中国”的清晰界限，于是便不得不借助集体记忆或遗忘，以及种种文化代现系统的凝聚，以此强化自身族群的“同质性”，同时将北方的“中国”陌生化为与己殊异的文化他者。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内地开始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两地彼此关闭已久的大门终于再次打开，经贸和人员往来迅速恢复和扩大⑨，但因社会制度、法制环境、思想观念、经济发展水平、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的巨大差异，日益频繁的交往不可避免地为两地带来形形色色的文化冲突。通过各种正当或非法途径来港经商或留居的内地人忽然大量涌入当地人的视野，既让他们看到内地阔大的市场潜力和无限商机，也让他们惊讶、不适乃至感到某种潜在的竞争威胁。对于内地而言，香港也成了一个具有多重指涉的文化符号：一方面它唤起人们对美好未来、现代化前景的遐想，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对资本主义天然附带的腐败、堕落和犯罪有所警惕⑩。总之，交往恢复初期的种种不适，很大程度上强化了两地人相互之间的异己感，也为双方带来了一种多味杂陈的矛盾体验。

1984年中英谈判开始至“九七”回归前后，香港本土意识发展达到一个高峰。这个高峰恰好“出现在香港即将丧失掉的时刻”(11)。“九七”作为一个富含政治与文化语意的特定时刻，不仅标志着香港作为英属殖民地历史的终结，也预示着香港既有文化身份的丧失。人们将“九七”视为“大限”，无意间流露出对香港未来前景和身份转换的一种发自本能的拒斥和恐惧。(12)90年代中后期至21世纪初，深陷认同危机而难以自拔的香港人又遭遇了亚洲金融风暴、禽流感、“非典”（SARS）等一连串天灾人祸的打击。一时间，香港为一种深刻的自我怀疑和宿命感所笼罩，香港文化心态变得愈加复杂、晦暗和矛盾重重，既包括对被某种外力所强加的新的文化身份的拒斥，也含有对历史的回望、留恋，以及对自我的省思与批判，同时还混杂着一种对精神抚慰与价值归属的探寻。

到这里，我们需要换个角度，从空间（文化内涵）维度来对香港身份的特质进行再次梳理。实际上，从20世纪50、60年代香港本土身份得以建构的第一时间起，它的身边便每时每刻地并置着两个他者。正如前文所言，在中国内地被他者化为“北佬”的同时，作为殖民势力象征的“鬼佬”又何尝不是香港自我的另一个他者？所不同的是，“鬼佬”比较单纯地牵涉着“国族”这样一个空间概念，而“北佬”的情形则要复杂得多，它既指空间的异己族群，也联系一种对“当下中国”的时间性暗示。华裔学者丘静美曾在一篇文章中具体讨论了对“中国”概念的多重界定。顺着她的思路，就香港而言，作为他者的“中国”主要是一个具有政治、文化、地理等多重含义的“现实中国”，而它的背后还有作为一种文化传统、价值理念和生活方式的“文化中国”。问题关键在于，后者非但不是香港的他者，相反，在许多时候，它还被视为构成香港自我的一种重要的内在质素。正如丘静美所言：“在香港，主流文化模式是糅合式的：人们遵循中华文化的习俗和价值，然而在一代与一代的传承过程中，又遗漏和忘掉了某些环节，在追随西方社会实际形式时，又修正了某些部分。”(13)这种位于中西交汇冲突边缘的处境，为香港身份认同造就了一种特有的“混种性”（hybridity）。那些彼此缠绕纠葛的传承与追随，使得无论自我还是他者都不再是一个单数的指向，而变成一系列互相重叠、交叉，又彼此穿透、勾连的“重影”。换言之，认同与拒斥有时可被置于同一对象，而自我与他者有时也可互融于一己之身。

总之，香港的身份与认同，是在多维时空的互动与共振中被建构起来的一种文化想象，与之相关的“中国”他者也因此被赋予了多元、含混的外观。他中间或有我，我中间或有他。我与他的分际，如海市蜃楼般漂浮不定，成为一座有形却又虚无的文化界碑。

二、奇观、类型与极端他者性

港片对“北佬”的他者化想象，始于香港本土意识觉醒的20世纪60、70年代。在这一时期，港片所采取的一种普遍策略，是通过视听语言来强调内地他者在文化外观上的异己感。这就不能不从一些诸如方言、衣着、行为习惯、生活方式等文化浅表层面来展示，使人们的消费和认知从可见的文化差异入手。

事实上，方言对形成香港认同的确起了非常明显的推动作用。就影视而言，50年代开始兴盛的粤语片，以及70年代粤语电视的普及，都可以被看成是这一文化变迁的标志。同样，在将内地他者化方面，方言的作用也首当其冲。利用方言差异来制造笑料和戏剧冲突，以凸显内地文化的异己感，很快便成为许多港产片屡试不爽的策略。1961年，电懋公司出品《南北和》系列影片，描写内地各省来港人士，因语言障碍无法与当地人沟通，而在港岛闹足笑话的故事。(14)这种由方言塑造的他者，在随后（甚至至今）的一些港产片中一再被运用，成为标明“内地人”、“香港人”身份界限的一种简便而有效的手段。

但是，这里所谓的内地“方言”并不具有任何文化地理学或语言学意义，也不存在任何地域确指性。从本质上看，它并非一种真正的方言，而仅仅是对“泛内地”方言的一种夸张“拟态”（mimicry）。在一般情况下，电影中使用方言大多是为了强化人物个别性（如内地电影中革命领袖所讲的方言）或凸显剧情的地域文化特质（如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一个都不能少》等），而上述影片中的拟态方言几乎不涉及这些问题，它的用途只在于为人物赋予一种“极端的他者性”（radicalotherness），以使我与他之间形成显著的反差。方言差异也因此而成为香港区别于内地最为显著的文化标识之一。

同样的例子还体现在衣着、行为举止等方面，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的许多港产影视剧中都有较集中的体现。如《网中人》（电视剧，1979）、《阿灿正传》（1980）、《碧水寒山夺命金》（1980）、《省港旗兵》三部（1984—1989）、《表姐你好嘢！》四部（1990—1994）、《老表你好嘢》（1991）、《表哥我来也》（1991）、《新精武门》（1991）、《鸡鸭恋》（1991）、《跛豪》（1991）、《伙头福星》（1992）、《国产凌凌漆》（1994）等。在这些影视片中，“阿灿”、“表哥”、“表姐”、“广州仔”、“西安妹”等来自内地的角色，最为突出的便是他们身上所显露的鲜明而夸张的异己感。他们衣着土气或者干脆不修边幅，满嘴“”词汇，见人就称“同志”，甚至用背诵“语录”，高唱革命歌曲、样板戏来显示自己的出身和文化背景；他们没见过世面，不知道何为信用卡，不会使用自动购物机、传呼机等所谓的“高档”产品，但又自命不凡，不懂装懂，以至每每在众目睽睽下当众出丑。他们无不以一种丑角姿态出现在场景中，成为被讥笑和挖苦的对象，也成为影视消费中的快乐之源。比之于富裕的香港人，内地人在物质生活上的劣势是如此明显，以至于从这些土气、闭塞、落后的“阿灿”身上，香港人不仅能获得一种强烈的文化优越感，也能感受到一种对集体虚荣的满足。他们不但帮助香港人想象并认同自身所在的族群，也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香港人的文化自恋。如果我们将他者化视为一种文化排他性策略，那么，香港所要拒斥的这个他者，便不仅涉及国族、地域，同时它也包含一种以现代化发展先、后为界标的自我与他者的区隔。

显然，对这一系列问题，港片采用的是一种二元对立的表达策略，赋予自我与他者的冲突以一种通俗剧的结构形式：一方面将两者的冲突奇观化，为大众提供一种便于消费的文化产品；一方面又从自身的角度巩固和强化了自我与他者的对立。从这个角度看，港片对内地他者的建构也是一种文化认同与电影类型范式双向互动的结果。

除喜剧外，我们还可以在黑帮片或更广泛的警匪片、动作片中得到对上述议题的印证。1984—1989年出品的《省港旗兵》系列和1991年出品的《跛豪》便有这样的内容。“大圈仔”的闯入，给香港人带来的绝不仅仅是无伤大雅的喜剧和打闹，在很大程度上，轻松调笑的背后也隐藏着焦虑和不安，暗指一股来自北方的竞争和威胁。在《省港旗兵》系列与《跛豪》中，这类由他者带来的焦虑被极富视觉冲击力的血腥动作场面所夸张和放大。按照影片的出品时间，我们会发现，影片故事正好对应1984年中英谈判以来的所谓的“过渡情结”。在香港人看来，这一心理症结是由外界强加的。在银幕上，它便被转换为一连串来自香港之外的关于暴力与剥夺的叙事。《省港旗兵》和《跛豪》的主人公均由内地非法入港，他们要么是惯以暴力敛财的逃犯、劫匪，要么是粗俗贪婪、无法无天的酒色之徒。他们的到来意味着一种掠夺和侵占，无论是代表香港主流秩序的警察，还是代表民间权力的黑社会，都不得不面临这些“大圈仔”的竞争和挑战。但问题还不在“大圈仔”的非法或暴力，他们与香港同类人群相比较所显现的力量优势，才是一种最让人不安的威胁。实际上，这体现出过渡时期香港对来自内地竞争压力的一种文化焦虑。这种复杂而难缠的现实际遇，只要被放在动作片的结构框架内，就能一下子变得如此一目了然，如此清晰可辨。

三、冲突、变异与移民记忆

上述极端的他者为香港文化认同提供了一种简单明了的图解形式，但这只是表现了问题的一个侧面。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来看。作为文化代现的“阿灿”和“大圈仔”，其更深入的文化语意还可以从政治、司法、经济、伦理、美学、情感乃至日常生活等多维的文化场域进行读解。譬如，丘静美在她的文章中曾经指出：“大圈仔”的出场，既可作为一种对内地他者的呈现，也可被看成香港文化自我审视所提供的一种“非香港”视点。

影片往往借助“大圈仔”的视线，对香港主流社会的某一侧面表达一种批判和不恭。尤其在他们与香港警察、黑社会帮派的暴力对峙中，人们发现那些代表香港殖民秩序的警察，原来也如他们的对手一样嗜血成性。与香港本地黑帮相比，“大圈仔”反而“个个肝胆相照、义气凛然，而香港的帮派分子则多半是一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自私心态”。(15)《跛豪》中的男主人公（吕良伟饰）非法偷渡来港，经过血腥奋斗获得了财富和地位。这个人粗俗、野蛮、自大，却也秉承了勇毅、忠贞的传统价值。他由偷渡客变为黑帮大佬，最终却难逃法律制裁的命运，这既体现了某些内地移民在香港获得本土身份的现实经验，同时也隐喻着香港殖民社会与中国传统伦理本位的内在冲突。在“大圈仔”身上，传统价值禀赋和人情味似乎比香港本地群落更为显著。他们在意志、谋略、体能方面的优势又恰恰投射了竞争社会所期待却又匮乏的某种理想人格。

这从很大程度上又弱化了人物作为他者的异己感，使得自我与他者的冲突背离了前述的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模式，显现出一种更为繁复和变异的特征。这似乎与我们前面的论述产生了矛盾，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种矛盾的根源，正在于香港身份问题的复杂性与通俗剧叙事所要求的简明扼要两者之间的内在冲突。虽然电影总是力图赋予复杂的现实以某种简单化约的外在形式，但现实复杂性总会以特定的方式将它自身显露出来。

港片在呈现内地他者时还有另一种叙事模式，确切地说，一些被定义为“北佬”的角色，在剧情冲突中经历了一场脱胎换骨的身份转换，异己感逐渐淡化、隐匿，他不仅融入香港主流社会，并最终居于主导地位，成为解决戏剧冲突的决定因素。出品于1991年的两部影片《新精武门》和《鸡鸭恋》便是这样的例子。前者表现一个到香港投亲靠友的广州仔（周星驰饰）通过练习武术搏击实现人生价值的故事。影片开头，初来乍到的他连路边自动售货机也不会用，但到剧情结尾，他却神话般变成了一个替师傅报仇除奸的大英雄，通过比武赢得了千万大奖，又捕获了靓女（张敏饰）的芳心。《鸡鸭恋》则是一部香港版的《美丽女人》(16)：来自西安的大陆妹阿红（刘嘉玲饰）初到香港，因没钱而饱受当地人的歧视和羞辱。她发誓要在香港闯出一片天地。在男妓阿Sam（任达华饰）的指导下，阿红学习融入香港本地生活，凭借姿色努力卖春，最后终获成功，找到了自己爱的归宿。这两部影片都援用通俗剧擅长的“灰姑娘”式的人物升华模式，通过人物身世际遇的前后对比，彰显了个人奋斗的价值理念。同时，对香港“有钱要充阔，没钱也要充阔”的拜金主义进行了嘲弄和讽刺。此种港片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香港与内地的更加微妙的关系。正像有些论者所指出的那样：“表叔”、“表姐”这些称谓本身虽不无“老土”的贬谪意味，但至少也肯定了两者原有的血缘联系(17)。换言之，他者并非绝对外在于自我，自我也隐含着无形的他者。在剧情中，人物由他及我的身份转换，将认同与拒斥集于一人之身，这又触及到香港大多数人都不得不面对的一种普遍性的移民记忆。

这种移民记忆在1996年出品的影片《甜蜜蜜》中体现得最为典型。剧中女主人公（张曼玉饰）也是来自内地的移民，她代表那些在香港无法获得合法命名和身份的边缘群落。实际上，香港本身就是一个高度移民化的社会，移民身份认同是香港认同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要想了解香港的身份认同，就必须首先考察移民的认同。在有些学者看来，移民的身份认同尤其具有一种复数性（plurality）(18)，它既指向移民的身世背景和来源地文化，也指向移民对当下的融入，因此，移民身份认同远比一般人更为矛盾、含混。这类主题恰恰在“九七”前后出品的影片中被反复表现，暗示这一时期香港身份认同危机的加剧。

移民角色大多具有草根性，一般混迹于市井底层，不再具有“跛豪”、“大圈仔”、“表姐”那样的传奇履历和英雄（或反英雄）面向，在视觉外观上也不像前述的内地角色那样具有夸张的异己感，而几乎与香港本地市民了无差别，也就是说，他们身上的“他者性”并不是来自人物外部的视觉造型形态，而更多地是出于一种隐形的文化血脉。对香港而言，这类角色既是自我又是他者。在他们身上，自我与他者的界限往往建立在“当下”与“过去”的时间维度上。要么以当下为我，过去为他；要么以当下为他，过去为我；要么采取两者兼有的混合方式，将自我与他者的冲突作为角色人格分裂的文化根源之一。这似乎是香港无法回避的一个具有反讽意味的命题。每一个他者又都是一面镜子，让香港人从中看到了自己犹如移民/他者一样的孤独和无助。这或许是因为移民身份唤醒了香港人内心深处的飘零感，逼迫他们不得不去面对自我身份即将丧失的危机。

四、温情、自省与柔性他者

在80、90年代的香港影片中，更多“北佬”与“北姑”角色甚至是一些连名字也没有的“景片”式人物，他们只在影片的某些局部场景一闪而过，对于叙事来说无足轻重，只是充当供人取笑和嘲弄的辅料。这些角色通常异己感较为明显，人物性格显得空洞、苍白、僵化，是对内地人的一种极端他者化呈现。也有一些影片恰好与此相反。这些影片中的“北佬”和“北姑”不再居于蝇营狗苟、低俗平庸的反派位置，而是摇身变为代表中国传统伦理价值，具有一种温情而诗意的柔性外观。

出品于1992年的《伙头福星》便为我们呈现了这样一个乌托邦式的“北佬社区”。影片以香港著名贫民社区太平巷为故事场景，剧情中那座兀立的危楼为人们营造了一个“都市里的乡村”景象，将它自身与高楼林立的现代化香港区隔开来，成为一处他者聚集的象征性场所。那里面居住着一群贫穷而和睦的底层市民，场面外观与人物关系设置都能让人联想到内地出品于60年代的喜剧影片《七十二家房客》。影片中的波叔（吴孟达饰）、天津婆等人物个个都具有清晰的“北佬”身份，显示这里是一处被香港遗忘、摒弃的“移民社区”。剧情中，男主人公（黎明饰）因与身为商界巨富的父亲关系不和，偶然流落至此，被好心的波叔收留，并与波叔的女儿遭遇了一段爱情奇遇。富家公子误入“北佬”社区的剧情，隐喻着现实香港与中国传统社区生活的不期而遇。一面是尔虞我诈、惟利是图的主流社会，一面是邻里和睦、欢声笑语的社区大家庭。显然，男主人公在这里找到了香港业已丧失的某些传统价值。

相对于现代化了的香港城市居民，影片中那些拉京胡、唱京戏、说天津话、耍杂技的“北佬”们，在视觉上依然不改他者的面目，但他们却又被赋予团结友爱、互相帮助的美好品格。但来自主流社会的地产商欲强行收购“北佬”赖以遮风避雨的危楼，“北佬”在呼天不应的情况下，不得已拿起传统温情主义和集体主义武器来奋力与之抗争。其中，来自北京的元彪为了实现个人理想，经不住发财的诱惑，一度想脱离这个社区，但在亲情、道义的召唤下最终浪子回头。剧情结尾，危楼里的居民虽然未能幸免于被拆迁的命运，但传统社区亲如一家的邻里关系却在乔迁新居后的旧街坊中传承下去。这仿佛隐喻着“北佬社区”所代表的传统社区价值对香港主流社会的融入，以及主流社会对“北佬社区”的接纳和认同。

《伙头福星》虽是一部极为普通的商业片，它并不缺乏喜剧的打闹与戏谑场面，却也能在影片中看到一种香港电影并不多见的自省和批判。作为现代都市的香港，充斥着拜金主义和寡淡人情，而代表中国传统价值的“北佬社区”却显得敦厚和谐、温情脉脉。两者比较一下就会发现，在影片将“北佬社区”他者化的同时，却又尝试着在它那里获得某种精神慰藉。这种情况显示了香港身份认同的双边性特征。也就是说，作者一方面认同了香港，但又对它的内在匮乏进行否定和批判；另一方面他拒斥了他者，但又对它所代表的传统价值不无向往与褒扬。与此前我们所讨论过的极端化的他者相比，显然，这种批判视角的融入，使得影片无论对自我抑或他者的呈现，都更富于一种理性与宽容的态度。

五、结语

我们在考察香港电影他者化策略与身份认同变迁时，并未特别强调它们与香港社会历史发展的对应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关系是可以忽略的。相反，在两者之间分明存在某种清晰易辨的因果互动。当20世纪60年代《南北和》开始对内地人进行他者化表述之时，显然不应忽视一个与此相关的事实，那就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因内地“”和饥荒所导致一场大规模“逃港事件”(19)。显然，类似事件会极大地改变、重塑、乃至扭曲香港人对内地的文化想象，这也是导致香港电影对内地他者化的历史与社会根源之一。此外，本文对可能影响他者叙事外观的一些客观因素，诸如香港电影条例等也未作涉及。实际上，这方面的影响也是存在的。香港学者就曾经谈到，某些影片在塑造内地他者的时候，由于违反香港电影条例中有关“不可妨碍与临近地区的良好关系”的规定而受到禁映处罚的案例(20)。再如，2003年CEPA以后，由于港片更加依赖内地市场，就不可能再像此前的一些影片那样，毫不顾忌内地观众的心理感受，一味将他者化策略发挥到极致。这样的客观因素，皆是影响他者塑造以及香港自我呈现的必要考量。事实上，也正是由于这些因素的存在，才最终导致他者化策略种种变局的出现。这就回到本文开头所提及的问题。类似《宝贝计划》中高圆圆那样的“天使化”的他者，总体来说在近年来香港电影中有明显的增多趋势。这除了折射出香港与内地关系的“回暖”，以及香港对内地想象日趋理性化的大趋势外，恐怕更主要的还要归结到审查、发行、市场等外部政治、经济条件的影响。本文有意避开这些问题，而将重点放在对他者化策略的一些内在差异之上，并以此构成我们对这个问题的一种观察角度。

当我们看到“天使化”的内地人形象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港片中时，又不免会产生出这样一个疑问：随着两地关系的日益密切，在香港的文化代现中，内地的异己感是否会逐渐淡化、乃至最终消失？这种消失是否会影响到未来香港文化的个性塑造？列维·斯特劳斯曾感叹于人类早先的“地方主义”是如何创造了“有意义的美学和精神价值”，但是随着科技、交通、文化交往的进步，人类族群间的接触越来越趋向频繁和密集。在斯特劳斯看来，这对人类文化的发展未必是一件好事。他认为，在文化之间有必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和分歧，因为这是维护人类文化多样性不可或缺的前提之一(21)。如果用这种观点来考察香港和内地文化关系的未来走向，恐怕两者彼此保持适当的异己感还是有其必要的。只不过，这种异己感塑造的也许不再是一种政治、国族意义上的他者，而是处于同一民族共同体当中，一个具有地域和文化独特性指涉的“内部他者”。这个他者也不再以排斥“非我族类”为己任，而是致力于在“我”与“他”之间建立一种互相尊重、求同存异、和谐双赢的良性互动关系。

①数据来源于《中国电影报》2007年6月28日第13版。

②罗卡、吴昊、卓伯棠：《香港电影类型论》，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3页，第156页。

③该词中文意义有“表现”、“代表”、“再现”等多种译法，本文采用华裔学者纪一新（RobertChi）的“代现”这一综合译法。参见纪一新《大陆电影中的台湾》，载《中外文学》第34卷，2006年第11期。

④从电影历史研究的立场，本文只涉及“九七”前的部分港产影片，对“九七”后的情形暂不展开讨论，但会涉及一些内容相关的影片。

⑤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⑥参见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

⑦中国内地与香港的边界于1951年6月16日关闭，从此阻绝了两地居民的自由交往。

⑧参见卓伯棠《香港新浪潮电影》，天地图书2003年版，第8页。

⑨广州、汕头至香港的水陆客运交通分别于1978年底与1980年初开通。1980年6月起，上海、北京、杭州、广州至香港的民航航班相继开通。1981年12月，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公布《广东省经济特区入境出境人员管理办法》，标志内地对香港的全面开放。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新华出版社1982年版，（上）第181页、（下）第210页。

⑩1980年7月，国务院出台文件，要求海关工商税务等机关加大对港澳台同胞进口物品的管理，以制止可能扰乱内地经济秩序的“走私”、“投机倒把”等违法乱纪行为。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上），第258页。

北佬范文篇3

本文借助族群认同理论，对20世纪60至90年代港产片中的“北佬”形象进行文化读解，就自我与他者关系的形成、变化，对香港的身份认同，以及香港对内地的文化想象等一系列问题展开讨论。本文将香港电影对“内地他者”的建构，理解为服从于香港自我认同需要的一种排他性文化策略，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这种他者化策略具体展开于香港身份与文化认同的多元性和变异性的“北佬”认知。

【关键词】族群理论身份认同香港电影“北佬”

2006年岁末，由香港和中国内地合拍的影片《宝贝计划》在中国内地电影市场取得了9200万元人民币的票房成绩①。这部传统意义上的喜剧动作片，通过温馨亲情的营造，显示了对中国传统家庭秩序的肯定和认同。内地演艺新秀高圆圆在影片中扮演了一名来自内地的护士，不仅外形清新纯美，言谈气质也端庄典雅，理性而仁爱，俨然人间天使的化身。尽管高圆圆只是一个配角，戏份不多，但她却一改过去内地人在港片中被讥为的“北佬”、“北姑”、“阿灿”、“大圈仔”等猥琐形象，成为一种美好人性的象征。这一“天使化”了的内地人形象，在统计学意义上似乎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个例，但联系到数年前几位香港影评人和学者曾讨论过的“香港电影中的大陆‘公安’形象”的演变②，就会发现，这一现象并不偶然，它至少代表着近年来香港文化自我表述的一种新动向。由此，我们不难延伸出这样一个命题：如果将港产片中的内地人形象视为一种特定的文化“代现”（representation）③，那么，代现形式外观的变迁是否正暗示着香港与内地文化关系的某种重构？围绕这个问题，我们将借助族群认同理论对港产片中的“北佬”（内地人）形象进行读解，并就自我与他者关系的形成、变化，对香港的身份认同，以及香港对内地的文化想象等一系列问题展开讨论④。

族群认同理论（ethnicidentitytheory）认为：“族群是人类在资源竞争中为了追求集体利益，限定可分享的人群范围而产生的以主观认同凝聚的社会人群。”⑤这种理论否定传统人类学按照人的体质结构、血缘、宗教、语言差异、生活习俗等所谓的“客观本质”划分族群的学术习见，而把族群看成是一种人为建构并拥有自身历史的“想象的共同体”。按照这一理论，族群认同的根源在于个人与集体记忆的交互作用，以及由这些记忆“典范化”而来的各类族群文化的典章史籍⑥，但记忆是人为的、模糊的和变化的，再加上自然环境、社会资源，文化交流等情形的差异，不同族群的身份认同也因此借助一种变幻不拘的流动形式显现出自身的复杂性。在这种情况下，对特定族群身份的获得与认同，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他者的持续变化的基础上的。他者想象的改变，反过来又成为指示认同变化的风向标。

“他者”这个词在人类学族群理论上只对族群内部成员才有意义，它传达的是一种与己不同的异己感，同时也强调一种对族群内部成员的基本情感联系。换言之，他者并不是一个先在的事实或自然形成的对象，而是一系列由族群成员自己生产、选择并认可的“幻影”。它来自特定族群内部对“非我族类”的陌生化与他者化想象，并以此形成“我”与“他”的基本界限。从这个意义上说，他者作为一个能指，其目的在于建构一个“非我”，而又与这个“非我”的自然本质并无直接关系。沿着这一思路，我们将对他者的建构理解为服从于香港自我认同需要的一种排他性文化策略，某些香港电影中的“北佬”、“北姑”、“表姐”、“表叔”、“阿灿”、“大圈仔”等内地人形象，也视为一种被建构的他者。他们与其说是对应着内地人的某些客观属性，毋宁说他们首先是出于香港人自身身份认同的需要。

一、时间和空间：多元身份

与认同的混种性

考虑到问题本身的多元性和复杂性，我们将从时间（历史）和空间（文化内涵）两个维度展开讨论。从历史（时间）维度考量，在百余年的发展中，香港与内地的关系几经波折，分合聚散，既被迫于殖民势力的外力撕扯，又隐含着民族血脉的自然凝聚。这是造成香港身份认同复杂而吊诡的根源所在。

《南京条约》签订之后，香港被西方殖民势力从大陆母体中分离出去，逐渐形成具有显著殖民特色的地域性文化，但在1949年之前，香港与内地始终保持较为紧密的联系，并未形成明确的区域意识，对内地文化也未形成明显排斥。这一时期，作为香港文化的主要他者，与其说是来自中国内地的“北佬”，毋宁说是那些暗指西方殖民势力的“鬼佬”，但这种情况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出现变化。伴随内地与香港经贸、文化、人员交流的阻隔或中断⑦，香港自身出现种种变局，文化本位意识开始抬头，本土化浪潮成为一时之趋⑧。这促使香港对自身文化身份进行重新界定和建构。昔日的“中国人”或为眼下的“香港人”所取代，或居于两者之间摇摆不定。然而，从血缘、姻亲、饮食、习俗等物质文化层面，香港似乎还难以形成一条区分“自我”与“中国”的清晰界限，于是便不得不借助集体记忆或遗忘，以及种种文化代现系统的凝聚，以此强化自身族群的“同质性”，同时将北方的“中国”陌生化为与己殊异的文化他者。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内地开始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两地彼此关闭已久的大门终于再次打开，经贸和人员往来迅速恢复和扩大⑨，但因社会制度、法制环境、思想观念、经济发展水平、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的巨大差异，日益频繁的交往不可避免地为两地带来形形色色的文化冲突。通过各种正当或非法途径来港经商或留居的内地人忽然大量涌入当地人的视野，既让他们看到内地阔大的市场潜力和无限商机，也让他们惊讶、不适乃至感到某种潜在的竞争威胁。对于内地而言，香港也成了一个具有多重指涉的文化符号：一方面它唤起人们对美好未来、现代化前景的遐想，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对资本主义天然附带的腐败、堕落和犯罪有所警惕⑩。总之，交往恢复初期的种种不适，很大程度上强化了两地人相互之间的异己感，也为双方带来了一种多味杂陈的矛盾体验。

1984年中英谈判开始至“九七”回归前后，香港本土意识发展达到一个高峰。这个高峰恰好“出现在香港即将丧失掉的时刻”(11)。“九七”作为一个富含政治与文化语意的特定时刻，不仅标志着香港作为英属殖民地历史的终结，也预示着香港既有文化身份的丧失。人们将“九七”视为“大限”，无意间流露出对香港未来前景和身份转换的一种发自本能的拒斥和恐惧。(12)90年代中后期至21世纪初，深陷认同危机而难以自拔的香港人又遭遇了亚洲金融风暴、禽流感、“非典”（SARS）等一连串天灾人祸的打击。一时间，香港为一种深刻的自我怀疑和宿命感所笼罩，香港文化心态变得愈加复杂、晦暗和矛盾重重，既包括对被某种外力所强加的新的文化身份的拒斥，也含有对历史的回望、留恋，以及对自我的省思与批判，同时还混杂着一种对精神抚慰与价值归属的探寻。

到这里，我们需要换个角度，从空间（文化内涵）维度来对香港身份的特质进行再次梳理。实际上，从20世纪50、60年代香港本土身份得以建构的第一时间起，它的身边便每时每刻地并置着两个他者。正如前文所言，在中国内地被他者化为“北佬”的同时，作为殖民势力象征的“鬼佬”又何尝不是香港自我的另一个他者？所不同的是，“鬼佬”比较单纯地牵涉着“国族”这样一个空间概念，而“北佬”的情形则要复杂得多，它既指空间的异己族群，也联系一种对“当下中国”的时间性暗示。华裔学者丘静美曾在一篇文章中具体讨论了对“中国”概念的多重界定。顺着她的思路，就香港而言，作为他者的“中国”主要是一个具有政治、文化、地理等多重含义的“现实中国”，而它的背后还有作为一种文化传统、价值理念和生活方式的“文化中国”。问题关键在于，后者非但不是香港的他者，相反，在许多时候，它还被视为构成香港自我的一种重要的内在质素。正如丘静美所言：“在香港，主流文化模式是糅合式的：人们遵循中华文化的习俗和价值，然而在一代与一代的传承过程中，又遗漏和忘掉了某些环节，在追随西方社会实际形式时，又修正了某些部分。”(13)这种位于中西交汇冲突边缘的处境，为香港身份认同造就了一种特有的“混种性”（hybridity）。那些彼此缠绕纠葛的传承与追随，使得无论自我还是他者都不再是一个单数的指向，而变成一系列互相重叠、交叉，又彼此穿透、勾连的“重影”。换言之，认同与拒斥有时可被置于同一对象，而自我与他者有时也可互融于一己之身。

总之，香港的身份与认同，是在多维时空的互动与共振中被建构起来的一种文化想象，与之相关的“中国”他者也因此被赋予了多元、含混的外观。他中间或有我，我中间或有他。我与他的分际，如海市蜃楼般漂浮不定，成为一座有形却又虚无的文化界碑。

二、奇观、类型与极端他者性

港片对“北佬”的他者化想象，始于香港本土意识觉醒的20世纪60、70年代。在这一时期，港片所采取的一种普遍策略，是通过视听语言来强调内地他者在文化外观上的异己感。这就不能不从一些诸如方言、衣着、行为习惯、生活方式等文化浅表层面来展示，使人们的消费和认知从可见的文化差异入手。

事实上，方言对形成香港认同的确起了非常明显的推动作用。就影视而言，50年代开始兴盛的粤语片，以及70年代粤语电视的普及，都可以被看成是这一文化变迁的标志。同样，在将内地他者化方面，方言的作用也首当其冲。利用方言差异来制造笑料和戏剧冲突，以凸显内地文化的异己感，很快便成为许多港产片屡试不爽的策略。1961年，电懋公司出品《南北和》系列影片，描写内地各省来港人士，因语言障碍无法与当地人沟通，而在港岛闹足笑话的故事。(14)这种由方言塑造的他者，在随后（甚至至今）的一些港产片中一再被运用，成为标明“内地人”、“香港人”身份界限的一种简便而有效的手段。

但是，这里所谓的内地“方言”并不具有任何文化地理学或语言学意义，也不存在任何地域确指性。从本质上看，它并非一种真正的方言，而仅仅是对“泛内地”方言的一种夸张“拟态”（mimicry）。在一般情况下，电影中使用方言大多是为了强化人物个别性（如内地电影中革命领袖所讲的方言）或凸显剧情的地域文化特质（如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一个都不能少》等），而上述影片中的拟态方言几乎不涉及这些问题，它的用途只在于为人物赋予一种“极端的他者性”（radicalotherness），以使我与他之间形成显著的反差。方言差异也因此而成为香港区别于内地最为显著的文化标识之一。

同样的例子还体现在衣着、行为举止等方面，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的许多港产影视剧中都有较集中的体现。如《网中人》（电视剧，1979）、《阿灿正传》（1980）、《碧水寒山夺命金》（1980）、《省港旗兵》三部（1984—1989）、《表姐你好嘢！》四部（1990—1994）、《老表你好嘢》（1991）、《表哥我来也》（1991）、《新精武门》（1991）、《鸡鸭恋》（1991）、《跛豪》（1991）、《伙头福星》（1992）、《国产凌凌漆》（1994）等。在这些影视片中，“阿灿”、“表哥”、“表姐”、“广州仔”、“西安妹”等来自内地的角色，最为突出的便是他们身上所显露的鲜明而夸张的异己感。他们衣着土气或者干脆不修边幅，满嘴“”词汇，见人就称“同志”，甚至用背诵“语录”，高唱革命歌曲、样板戏来显示自己的出身和文化背景；他们没见过世面，不知道何为信用卡，不会使用自动购物机、传呼机等所谓的“高档”产品，但又自命不凡，不懂装懂，以至每每在众目睽睽下当众出丑。他们无不以一种丑角姿态出现在场景中，成为被讥笑和挖苦的对象，也成为影视消费中的快乐之源。比之于富裕的香港人，内地人在物质生活上的劣势是如此明显，以至于从这些土气、闭塞、落后的“阿灿”身上，香港人不仅能获得一种强烈的文化优越感，也能感受到一种对集体虚荣的满足。他们不但帮助香港人想象并认同自身所在的族群，也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香港人的文化自恋。如果我们将他者化视为一种文化排他性策略，那么，香港所要拒斥的这个他者，便不仅涉及国族、地域，同时它也包含一种以现代化发展先、后为界标的自我与他者的区隔。

显然，对这一系列问题，港片采用的是一种二元对立的表达策略，赋予自我与他者的冲突以一种通俗剧的结构形式：一方面将两者的冲突奇观化，为大众提供一种便于消费的文化产品；一方面又从自身的角度巩固和强化了自我与他者的对立。从这个角度看，港片对内地他者的建构也是一种文化认同与电影类型范式双向互动的结果。

除喜剧外，我们还可以在黑帮片或更广泛的警匪片、动作片中得到对上述议题的印证。1984—1989年出品的《省港旗兵》系列和1991年出品的《跛豪》便有这样的内容。“大圈仔”的闯入，给香港人带来的绝不仅仅是无伤大雅的喜剧和打闹，在很大程度上，轻松调笑的背后也隐藏着焦虑和不安，暗指一股来自北方的竞争和威胁。在《省港旗兵》系列与《跛豪》中，这类由他者带来的焦虑被极富视觉冲击力的血腥动作场面所夸张和放大。按照影片的出品时间，我们会发现，影片故事正好对应1984年中英谈判以来的所谓的“过渡情结”。在香港人看来，这一心理症结是由外界强加的。在银幕上，它便被转换为一连串来自香港之外的关于暴力与剥夺的叙事。《省港旗兵》和《跛豪》的主人公均由内地非法入港，他们要么是惯以暴力敛财的逃犯、劫匪，要么是粗俗贪婪、无法无天的酒色之徒。他们的到来意味着一种掠夺和侵占，无论是代表香港主流秩序的警察，还是代表民间权力的黑社会，都不得不面临这些“大圈仔”的竞争和挑战。但问题还不在“大圈仔”的非法或暴力，他们与香港同类人群相比较所显现的力量优势，才是一种最让人不安的威胁。实际上，这体现出过渡时期香港对来自内地竞争压力的一种文化焦虑。这种复杂而难缠的现实际遇，只要被放在动作片的结构框架内，就能一下子变得如此一目了然，如此清晰可辨。

三、冲突、变异与移民记忆

上述极端的他者为香港文化认同提供了一种简单明了的图解形式，但这只是表现了问题的一个侧面。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来看。作为文化代现的“阿灿”和“大圈仔”，其更深入的文化语意还可以从政治、司法、经济、伦理、美学、情感乃至日常生活等多维的文化场域进行读解。譬如，丘静美在她的文章中曾经指出：“大圈仔”的出场，既可作为一种对内地他者的呈现，也可被看成香港文化自我审视所提供的一种“非香港”视点。

影片往往借助“大圈仔”的视线，对香港主流社会的某一侧面表达一种批判和不恭。尤其在他们与香港警察、黑社会帮派的暴力对峙中，人们发现那些代表香港殖民秩序的警察，原来也如他们的对手一样嗜血成性。与香港本地黑帮相比，“大圈仔”反而“个个肝胆相照、义气凛然，而香港的帮派分子则多半是一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自私心态”。(15)《跛豪》中的男主人公（吕良伟饰）非法偷渡来港，经过血腥奋斗获得了财富和地位。这个人粗俗、野蛮、自大，却也秉承了勇毅、忠贞的传统价值。他由偷渡客变为黑帮大佬，最终却难逃法律制裁的命运，这既体现了某些内地移民在香港获得本土身份的现实经验，同时也隐喻着香港殖民社会与中国传统伦理本位的内在冲突。在“大圈仔”身上，传统价值禀赋和人情味似乎比香港本地群落更为显著。他们在意志、谋略、体能方面的优势又恰恰投射了竞争社会所期待却又匮乏的某种理想人格。

这从很大程度上又弱化了人物作为他者的异己感，使得自我与他者的冲突背离了前述的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模式，显现出一种更为繁复和变异的特征。这似乎与我们前面的论述产生了矛盾，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种矛盾的根源，正在于香港身份问题的复杂性与通俗剧叙事所要求的简明扼要两者之间的内在冲突。虽然电影总是力图赋予复杂的现实以某种简单化约的外在形式，但现实复杂性总会以特定的方式将它自身显露出来。

港片在呈现内地他者时还有另一种叙事模式，确切地说，一些被定义为“北佬”的角色，在剧情冲突中经历了一场脱胎换骨的身份转换，异己感逐渐淡化、隐匿，他不仅融入香港主流社会，并最终居于主导地位，成为解决戏剧冲突的决定因素。出品于1991年的两部影片《新精武门》和《鸡鸭恋》便是这样的例子。前者表现一个到香港投亲靠友的广州仔（周星驰饰）通过练习武术搏击实现人生价值的故事。影片开头，初来乍到的他连路边自动售货机也不会用，但到剧情结尾，他却神话般变成了一个替师傅报仇除奸的大英雄，通过比武赢得了千万大奖，又捕获了靓女（张敏饰）的芳心。《鸡鸭恋》则是一部香港版的《美丽女人》(16)：来自西安的大陆妹阿红（刘嘉玲饰）初到香港，因没钱而饱受当地人的歧视和羞辱。她发誓要在香港闯出一片天地。在男妓阿Sam（任达华饰）的指导下，阿红学习融入香港本地生活，凭借姿色努力卖春，最后终获成功，找到了自己爱的归宿。这两部影片都援用通俗剧擅长的“灰姑娘”式的人物升华模式，通过人物身世际遇的前后对比，彰显了个人奋斗的价值理念。同时，对香港“有钱要充阔，没钱也要充阔”的拜金主义进行了嘲弄和讽刺。此种港片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香港与内地的更加微妙的关系。正像有些论者所指出的那样：“表叔”、“表姐”这些称谓本身虽不无“老土”的贬谪意味，但至少也肯定了两者原有的血缘联系(17)。换言之，他者并非绝对外在于自我，自我也隐含着无形的他者。在剧情中，人物由他及我的身份转换，将认同与拒斥集于一人之身，这又触及到香港大多数人都不得不面对的一种普遍性的移民记忆。

这种移民记忆在1996年出品的影片《甜蜜蜜》中体现得最为典型。剧中女主人公（张曼玉饰）也是来自内地的移民，她代表那些在香港无法获得合法命名和身份的边缘群落。实际上，香港本身就是一个高度移民化的社会，移民身份认同是香港认同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要想了解香港的身份认同，就必须首先考察移民的认同。在有些学者看来，移民的身份认同尤其具有一种复数性（plurality）(18)，它既指向移民的身世背景和来源地文化，也指向移民对当下的融入，因此，移民身份认同远比一般人更为矛盾、含混。这类主题恰恰在“九七”前后出品的影片中被反复表现，暗示这一时期香港身份认同危机的加剧。

移民角色大多具有草根性，一般混迹于市井底层，不再具有“跛豪”、“大圈仔”、“表姐”那样的传奇履历和英雄（或反英雄）面向，在视觉外观上也不像前述的内地角色那样具有夸张的异己感，而几乎与香港本地市民了无差别，也就是说，他们身上的“他者性”并不是来自人物外部的视觉造型形态，而更多地是出于一种隐形的文化血脉。对香港而言，这类角色既是自我又是他者。在他们身上，自我与他者的界限往往建立在“当下”与“过去”的时间维度上。要么以当下为我，过去为他；要么以当下为他，过去为我；要么采取两者兼有的混合方式，将自我与他者的冲突作为角色人格分裂的文化根源之一。这似乎是香港无法回避的一个具有反讽意味的命题。每一个他者又都是一面镜子，让香港人从中看到了自己犹如移民/他者一样的孤独和无助。这或许是因为移民身份唤醒了香港人内心深处的飘零感，逼迫他们不得不去面对自我身份即将丧失的危机。

四、温情、自省与柔性他者

在80、90年代的香港影片中，更多“北佬”与“北姑”角色甚至是一些连名字也没有的“景片”式人物，他们只在影片的某些局部场景一闪而过，对于叙事来说无足轻重，只是充当供人取笑和嘲弄的辅料。这些角色通常异己感较为明显，人物性格显得空洞、苍白、僵化，是对内地人的一种极端他者化呈现。也有一些影片恰好与此相反。这些影片中的“北佬”和“北姑”不再居于蝇营狗苟、低俗平庸的反派位置，而是摇身变为代表中国传统伦理价值，具有一种温情而诗意的柔性外观。

出品于1992年的《伙头福星》便为我们呈现了这样一个乌托邦式的“北佬社区”。影片以香港著名贫民社区太平巷为故事场景，剧情中那座兀立的危楼为人们营造了一个“都市里的乡村”景象，将它自身与高楼林立的现代化香港区隔开来，成为一处他者聚集的象征性场所。那里面居住着一群贫穷而和睦的底层市民，场面外观与人物关系设置都能让人联想到内地出品于60年代的喜剧影片《七十二家房客》。影片中的波叔（吴孟达饰）、天津婆等人物个个都具有清晰的“北佬”身份，显示这里是一处被香港遗忘、摒弃的“移民社区”。剧情中，男主人公（黎明饰）因与身为商界巨富的父亲关系不和，偶然流落至此，被好心的波叔收留，并与波叔的女儿遭遇了一段爱情奇遇。富家公子误入“北佬”社区的剧情，隐喻着现实香港与中国传统社区生活的不期而遇。一面是尔虞我诈、惟利是图的主流社会，一面是邻里和睦、欢声笑语的社区大家庭。显然，男主人公在这里找到了香港业已丧失的某些传统价值。

相对于现代化了的香港城市居民，影片中那些拉京胡、唱京戏、说天津话、耍杂技的“北佬”们，在视觉上依然不改他者的面目，但他们却又被赋予团结友爱、互相帮助的美好品格。但来自主流社会的地产商欲强行收购“北佬”赖以遮风避雨的危楼，“北佬”在呼天不应的情况下，不得已拿起传统温情主义和集体主义武器来奋力与之抗争。其中，来自北京的元彪为了实现个人理想，经不住发财的诱惑，一度想脱离这个社区，但在亲情、道义的召唤下最终浪子回头。剧情结尾，危楼里的居民虽然未能幸免于被拆迁的命运，但传统社区亲如一家的邻里关系却在乔迁新居后的旧街坊中传承下去。这仿佛隐喻着“北佬社区”所代表的传统社区价值对香港主流社会的融入，以及主流社会对“北佬社区”的接纳和认同。

《伙头福星》虽是一部极为普通的商业片，它并不缺乏喜剧的打闹与戏谑场面，却也能在影片中看到一种香港电影并不多见的自省和批判。作为现代都市的香港，充斥着拜金主义和寡淡人情，而代表中国传统价值的“北佬社区”却显得敦厚和谐、温情脉脉。两者比较一下就会发现，在影片将“北佬社区”他者化的同时，却又尝试着在它那里获得某种精神慰藉。这种情况显示了香港身份认同的双边性特征。也就是说，作者一方面认同了香港，但又对它的内在匮乏进行否定和批判；另一方面他拒斥了他者，但又对它所代表的传统价值不无向往与褒扬。与此前我们所讨论过的极端化的他者相比，显然，这种批判视角的融入，使得影片无论对自我抑或他者的呈现，都更富于一种理性与宽容的态度。

五、结语

我们在考察香港电影他者化策略与身份认同变迁时，并未特别强调它们与香港社会历史发展的对应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关系是可以忽略的。相反，在两者之间分明存在某种清晰易辨的因果互动。当20世纪60年代《南北和》开始对内地人进行他者化表述之时，显然不应忽视一个与此相关的事实，那就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因内地“”和饥荒所导致一场大规模“逃港事件”(19)。显然，类似事件会极大地改变、重塑、乃至扭曲香港人对内地的文化想象，这也是导致香港电影对内地他者化的历史与社会根源之一。此外，本文对可能影响他者叙事外观的一些客观因素，诸如香港电影条例等也未作涉及。实际上，这方面的影响也是存在的。香港学者就曾经谈到，某些影片在塑造内地他者的时候，由于违反香港电影条例中有关“不可妨碍与临近地区的良好关系”的规定而受到禁映处罚的案例(20)。再如，2003年CEPA以后，由于港片更加依赖内地市场，就不可能再像此前的一些影片那样，毫不顾忌内地观众的心理感受，一味将他者化策略发挥到极致。这样的客观因素，皆是影响他者塑造以及香港自我呈现的必要考量。事实上，也正是由于这些因素的存在，才最终导致他者化策略种种变局的出现。这就回到本文开头所提及的问题。类似《宝贝计划》中高圆圆那样的“天使化”的他者，总体来说在近年来香港电影中有明显的增多趋势。这除了折射出香港与内地关系的“回暖”，以及香港对内地想象日趋理性化的大趋势外，恐怕更主要的还要归结到审查、发行、市场等外部政治、经济条件的影响。本文有意避开这些问题，而将重点放在对他者化策略的一些内在差异之上，并以此构成我们对这个问题的一种观察角度。

当我们看到“天使化”的内地人形象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港片中时，又不免会产生出这样一个疑问：随着两地关系的日益密切，在香港的文化代现中，内地的异己感是否会逐渐淡化、乃至最终消失？这种消失是否会影响到未来香港文化的个性塑造？列维·斯特劳斯曾感叹于人类早先的“地方主义”是如何创造了“有意义的美学和精神价值”，但是随着科技、交通、文化交往的进步，人类族群间的接触越来越趋向频繁和密集。在斯特劳斯看来，这对人类文化的发展未必是一件好事。他认为，在文化之间有必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和分歧，因为这是维护人类文化多样性不可或缺的前提之一(21)。如果用这种观点来考察香港和内地文化关系的未来走向，恐怕两者彼此保持适当的异己感还是有其必要的。只不过，这种异己感塑造的也许不再是一种政治、国族意义上的他者，而是处于同一民族共同体当中，一个具有地域和文化独特性指涉的“内部他者”。这个他者也不再以排斥“非我族类”为己任，而是致力于在“我”与“他”之间建立一种互相尊重、求同存异、和谐双赢的良性互动关系。

①数据来源于《中国电影报》2007年6月28日第13版。

②罗卡、吴昊、卓伯棠：《香港电影类型论》，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3页，第156页。

③该词中文意义有“表现”、“代表”、“再现”等多种译法，本文采用华裔学者纪一新（RobertChi）的“代现”这一综合译法。参见纪一新《大陆电影中的台湾》，载《中外文学》第34卷，2006年第11期。

④从电影历史研究的立场，本文只涉及“九七”前的部分港产影片，对“九七”后的情形暂不展开讨论，但会涉及一些内容相关的影片。

⑤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⑥参见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

⑦中国内地与香港的边界于1951年6月16日关闭，从此阻绝了两地居民的自由交往。

⑧参见卓伯棠《香港新浪潮电影》，天地图书2003年版，第8页。

⑨广州、汕头至香港的水陆客运交通分别于1978年底与1980年初开通。1980年6月起，上海、北京、杭州、广州至香港的民航航班相继开通。1981年12月，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公布《广东省经济特区入境出境人员管理办法》，标志内地对香港的全面开放。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新华出版社1982年版，（上）第181页、（下）第210页。

⑩1980年7月，国务院出台文件，要求海关工商税务等机关加大对港澳台同胞进口物品的管理，以制止可能扰乱内地经济秩序的“走私”、“投机倒把”等违法乱纪行为。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上），第258页。

北佬范文篇4

一直以来《飘》都是我最喜爱的书。此书的作者玛格丽特·米切尔用诗一般的语言将气势磅礴的南北战争和一段凄婉动人的爱情展现在读者的眼前。波澜起伏的情节、栩栩如生的人物、单纯而又复杂的内心描写，让《飘》成为20世纪文坛上的一颗熣灿夺目的明珠。

在这本书中，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三个人物：斯佳丽、瑞特和玫兰妮。而其中的女主角也是我最喜欢的人物。她美丽、坚强、乐观向上，对生活顽强抗争，从不屈服。对于她，我是不得不佩服的，佩服她的坚强，佩服她对土地的执着，佩服她能在那中环境下放下以前所受的教育下田干活，佩服她能不顾社会上的言论而开创自己的事业。她生命有几个灵魂，一个是她的母亲。他的母亲是一位非常能干、温柔的典型贵夫人，是她最敬佩的人。可是，母亲为了救人而被传染伤寒，去世了。另一个，是她十几年来最爱的人——阿希礼。她能在逆境中站起来，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阿希礼。她对阿希礼是异常执着的。还有一个，就是玫兰妮。在一起奋斗的十几年里，玫兰妮已经成为她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她对自己的爱情也是异常执着的。可是，在她一生中所爱的两个男人，却没一个是了解的。如果她了解阿希礼，那她就不会爱他；如果她了解瑞特，那她就不会失去他。她一直以来是辜负瑞特的，她只是不停追寻着自己梦中的王子——阿希礼。她只是把自己爱的特点认为阿希礼有，她只是做了一件华丽的衣服，让阿希礼穿上，而后爱上他。而事实是，她爱的只是那件衣服。斯佳丽是个矛盾体，可又有谁不是矛盾体呢？她在生命的道路上一路走来，当她面对困难时，她选择迎接，当她面对责任时，她选择担负，可当她面对爱的抉择是，起初，他选择蒙蔽自己，当她终于认清，要面对时，却已为时已晚。而她，在无能为力时，就会告诉自己，明天是新的一天，明天一切都会好了，Tomorrowisanotherday。她在整个故事中，都是个充满生气、充满斗志的人。我最欣赏的，便是她的这句“Tomorrowisanotherday.”。永远充满了希望，充满斗志，永远不会放弃，永远不会绝望。这份精神，是最值得我学习的。

书中另一个使我十分佩服的女性，便是玫兰妮。她是个外柔内刚的女性，她几乎拥有了女性所能拥有的一切美德。正如瑞特说的，她是他所见过的少数贵夫人中的一个。她是坚强的，她是爱国的，她用她的心爱身边所有的人。当她丈夫打仗时，她在后方默默守侯，做她力所能及的事，当北佬打进城而她又快要临盆时，她依然镇定，当她身体虚弱而没人下地干活快要没饭吃时，她和斯佳丽一样，放下过去所受的教育和优越感，拖着虚弱的身体下地干活，当她看到斯佳丽杀了一个北佬时，她没有惊慌失措，而是帮着掩埋尸体，搜查钱财，擦拭血迹，当战争终于结束，她痛恨的北佬士兵来到她门前要求照顾而她们自己也没有过多粮食时，她还是尽她所能地帮助他们，因为她希望在远方也有一个好心的北佬女人给她正在回家的丈夫一口饭吃。如此一位坚强的女性，却又是如此的温柔善良和善解人意。她执着地相信斯佳丽和阿希礼，即使有人亲眼看见他们搂在一起，也执着地相信他们，保护斯佳丽。她明知自己的身体无法再承受生育的痛苦，却执着地要再为阿希礼生个孩子，最终离开了她爱了一辈子的亲人们。真的是太伟大了，看着玫兰妮，使我想到许许多多的中国古代女性，她们也是如此的善良，任劳任怨，相夫教子，然后默默无名地老去、死去。

整部书中，我最为喜欢的人物就是瑞特。他勇敢、执着，他能那么深地爱着斯佳丽十几年不变。他想保护斯佳丽，宠爱斯佳丽，照料斯佳丽，让她事事称心，而斯佳丽却拒绝了。他说过，再永恒的爱也会有磨光的时候，而他的爱，是被斯佳丽，被阿希礼，被斯佳丽愚蠢的固执磨光的。他的心，死了。当他女儿离开他时，他的心，再也回不来了。他说过，他从来没有那个耐心把剪碎的裤子缝好，再告诉自己这就和新的一样，自欺欺人罢了。碎了就是碎了，再也回不去了，即使修好，上面仍然留有裂缝，再也不是原来那条了。瑞特是个复杂的人，他有良好的家世，但却仍和旧时代格格不入，他有锐利的眼睛，可以在乱世找到自己的处身之道，他对国家有热情，即使他明知必败无疑，却仍在最后关头入了军。他爱斯佳丽，但他更了解斯佳丽，所以他从不说，只是通过行动表达，而斯佳丽却从来不想去了解他。最后，他绝望了，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使他再也没有勇气再去尝试，他累了。

《飘》绝对是部值得再三品味的好书，文字优美，情节跌荡起伏、扣人心弦，虽然其中由于作者的主观因素，对于美国南北战争的评价并不客观和全面，但以文学角度来说，这绝对是一部绝世佳作，值得一看。

北佬范文篇5

1、开会了，开会了！（又开会；就是；一天到晚开会）同志们坐好了，开会了啊！

2、班长，开么斯会啊？

1、评奖啊！

2、评本周内务先进个人啊？

3、评体能训练先进个人啊？

4、评队列训练先进个人啊？

1、嗯(摇头)（2、3、4、疑惑）

1、同志们，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咱们班今年工作不错，队里特殊照顾我们，在坐的几位都是这学期最有希望的几名同志，当然了，有三名同志评不上奖，没关系，来年我们再争取嘛！下面咱们就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看看谁够谁不够。大家就发言吧！

（2、3、4、互看，都沉默）

2、班长我问你啊，那个嘉奖是队里的咧，还是系里的咧？

1、院嘉奖！（2、3、4、齐：院嘉奖！？）

1、小周，这里面你是老骨干，你带个头说几句。

2、我？那么好意思咧？好，我就先罗嗦两句，嘿嘿，带个头吧！（1、3、4、咐合：好好好！）首先吧，对我们四个人有机会提名这一激动人心的大奖表示热烈的祝贺！（3、4热烈鼓掌）（1、制止：捣什么乱，鼓什么掌？）对对对，莫鼓掌，现在都批这个嘛。嘿嘿，蛮不好意思的。班长你也晓得，嘿嘿，我是个老骨干了，嘿嘿，像这种机会是越来越少了，（1、2、3、4、齐：嘿嘿）（2惊诧地看其他三人）像队里评奖都是评新人，像这样的班内名额，可能是我最后一次获奖的机会了。我吧……平时吧……毛病吧……是多了点儿（4、累不累啊？！）但工作方面我是一点都没少干的啊！班长你看，他们以后获奖的机会还多，路还长……是不是……（嗯？3、4、瞪眼）当然了，评嘉奖我也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一但这个嘉奖评给我了，我也不要（3、4、舒了一口气）我把它寄回去。我一定不辜负同志们对我的厚望，把同志们对我的关心带回去，我以后啊，那定板报答同志们对我们的关怀，为同志们服务，把你们照顾得舒舒服服的，么样？哎，班长，你看我讲得吧，不全面，想得也不周到，我就说这么多。

3、班长，我说两句。刚才小周同志说了，他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评到嘉奖了(2、咐合：对对对)可是我呢？一次都没评上过，自打到炮院来我就没评上过奖！当我家里人得知我没有评上奖的时候，为了我更好地工作和学习，就开始事事瞒着我。家里出了什么事我都不知道啊！东北二月的天，风贼大，雪贼厚，我姥姥自己出门买菜，不幸被车撞倒，住进医院。……她躺在病床上还在不断地喊我的名字。就是这样我爸我妈给我打电话时愣是没告诉我。你们说我要是没得到这个奖我姥姥她老人家该怎么活呀！（哭腔，抹眼泪）……班长，我有些激动了，我一定不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把同志们对我的关怀带给我姥姥。当然了……我就讲这么多，我讲得可能不到位啊。

1、你都快越位了。

4、这就离犯规不远了。

1、小李，你说几句。

4、我还说吗，我？

1、你聊两句。

北佬范文篇6

×幼圆

×幼圆

×、开会了，开会了！（又开会；就是；一天到晚开会）同志们坐好了，开会了啊！

×、班长，开么斯会啊？

×⒈评奖啊！

×⒉评本周内务先进个人啊？

×⒊评体能训练先进个人啊？

×⒋评队列训练先进个人啊？

×⒈嗯摇头（、、、疑惑）

×⒈同志们，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咱们班今年工作不错，队里特殊照顾我们，在坐的几位都是这学期最有希望的几名同志，当然了，有三名同志评不上奖，没关系，来年我们再争取嘛！下面咱们就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看看谁够谁不够。大家就发言吧！

×（、、、互看，都沉默）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⒉班长我问你啊，那个嘉奖是队里的咧，还是系里的咧？

×⒈院嘉奖！（、、、齐：院嘉奖！？）

×⒈小周，这里面你是老骨干，你带个头说几句。

×⒉我？那么好意思咧？好，我就先罗嗦两句，嘿嘿，带个头吧！（、、、咐合：好好好！）首先吧，对我们四个人有机会提名这一激动人心的大奖表示热烈的祝贺！（、热烈鼓掌）（、制止：捣什么乱，鼓什么掌？）对对对，莫鼓掌，现在都批这个嘛。嘿嘿，蛮不好意思的。班长你也晓得，嘿嘿，我是个老骨干了，嘿嘿，像这种机会是越来越少了，（、、、、齐：嘿嘿）（惊诧地看其他三人）像队里评奖都是评新人，像这样的班内名额，可能是我最后一次获奖的机会了。我吧……平时吧……毛病吧……是多了点儿（、累不累啊？！）但工作方面我是一点都没少干的啊！班长你看，他们以后获奖的机会还多，路还长……是不是……（嗯？、、瞪眼）当然了，评嘉奖我也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一但这个嘉奖评给我了，我也不要（、、舒了一口气）我把它寄回去。我一定不辜负同志们对我的厚望，把同志们对我的关心带回去，我以后啊，那定板报答同志们对我们的关怀，为同志们服务，把你们照顾得舒舒服服的，么样？哎，班长，你看我讲得吧，不全面，想得也不周到，我就说这么多。

×⒊班长，我说两句。刚才小周同志说了，他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评到嘉奖了、咐合：对对对可是我呢？一次都没评上过，自打到炮院来我就没评上过奖！当我家里人得知我没有评上奖的时候，为了我更好地工作和学习，就开始事事瞒着我。家里出了什么事我都不知道啊！东北二月的天，风贼大，雪贼厚，我姥姥自己出门买菜，不幸被车撞倒，住进医院。……她躺在病床上还在不断地喊我的名字。就是这样我爸我妈给我打电话时愣是没告诉我。你们说我要是没得到这个奖我姥姥她老人家该怎么活呀！（哭腔，抹眼泪）……班长，我有些激动了，我一定不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把同志们对我的关怀带给我姥姥。当然了……我就讲这么多，我讲得可能不到位啊。

×⒈你都快越位了。

×⒋这就离犯规不远了。

×⒈小李，你说几句。

×、我还说吗，我？

×⒈你聊两句。

北佬范文篇7

幕起：

（屋内，招聘员甲正伏于案前，不时烦躁的翻阅桌上的堆叠的文件。她身前正坐着一位小巧玲珑的女生，屋外立着两人，神色各有不同，焦急的等待着）

甲（头也不曾抬一下）：好了，李小姐，你现在可以走了，我们会通知你复试时间的，如果你通过了的话

那女生（忙站起，欣喜的道）：哦，这么说，我通过了这次应聘了！

甲（仍低头道，自顾自忙道）：如果我们招聘的是美白形象代言人，那你还机会很大，不过本公司要求工作人员必须是实力派，恩，.......

那女生急了，道：您的意思是.....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甲；好了好了，李小姐，你放心，我跟你无冤无仇，我不会暗里阻你的路，你可以回去了，下一个，下一个.....（那女生愤然，满腹委屈道：什么人嘛，没素质！甲偏听见了，道：你说什么，你你你，给我回来！那女生不理，急下）

（丙进，脸上难掩紧张之色，然行动却颇为镇定，坐于椅上）

甲（一瞟眼，刻薄的道）：呀，现在的年轻人也真是太不像话了，一点礼貌也不懂，招呼也没打声....

丙（忙立起，脸上通红，道）：哦，对不起....

甲（做无可奈何状）：算了算了，现在的年轻人都自以为是的很，狂的很，我们少不得要忍忍....恩，（伸手做倒水状，有意无意间将水杯端至丙面前，丙误以为是给自己的，伸手去接，谁知甲胳膊转了一下，瞪了一眼，把水拿去自己呷了一口，丙红了脸，甲慢条斯理道）下面还只有一个了，天也晚了（看手表，自言自语），都快五点了，到了吃饭的时候了，恩，下一个，也进来吧

乙进（脸上笑嘻嘻的，进门就喊）：首长好，首长好！

甲（上下打量一翻，刻薄道）：这位同志怎么怎么看怎么像一奴才相！恩...（作摇头状）

乙笑容凝固在脸上，讪讪的，丙有些好笑

甲：250号250（丙四顾，乙忙使眼色提醒，丙看了一下自己的号码，方明白过来，尴尬着忙答应），恩，经济学硕士研究生...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嘛...刚毕业...我说呢，这些研究生什么的，就是这样，没什么学识还硬是装的不知怎么样，本公司此次聘用的财务总监，既需要有相当的学历，又需要有丰富的工作经验，你没有丝毫的实战经验，能做的好么？

丙（有些讪然，但仍坚定的说）：我虽然没有什么实践经验，但对目前的市场状况却非常关注并了解清楚，而且多次参加过兼职工作，我认为我完全有能力做好这份工作，希望你们给你们给我一个机会，也同时是给你们自己一个机会。

甲：哦，还蛮有自信的嘛，你看看这么多档案，里面也不乏一些自视极高的硕士生博士生，可是一问问他们基础的实践管理工作，一个个就都傻眼了，一个个就会滔滔不决，只知讲空话，不知做实事，搞的我们这些用人单位也头疼的很.....哦，都五点了，还有半小时几下班了，....先不说你了（对丙）怎么，你...（翻阅档案）

乙（忙道）：哦，我绝对有丰富的经验，您要不信，可以.....

甲（并不理，低头喝了口茶，自顾自道）：哦，xxx？名字还很秀气，就是人，不行不行....财务管理人员，工作经验，五年...经验到是很丰富...籍贯浙江xx，这地名到很熟，对了，前几天报上说的一女会计卷款私逃，好象就是这里人！

乙（脸色发白，忙道）；后来查清楚了，那人祖籍是湖北xx

甲（抬头白了一眼）：可见你们那里就是风气不好，连湖北人也能教坏

乙（忙反驳）：您没听说过这天上的九头鸟，地上的湖北佬，这湖北人还用教吗，不用教他也能坏的流油

丙（忍不住，插言）：这位大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01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的保护，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如今在场的每一位湖北公民都有权向您提出赔偿要求了，您的损失还不少啊

甲（喝茶，微笑）：恩，不错，是有两下子，

乙（大窘，知道寡不敌众，只好讪笑）：我这不是夸湖北人聪明吗，什么东西都学的快，嘿嘿，再说不知者无罪，我是忘了我站在湖北的地盘上了

甲（敲桌子）’喂喂，你们来是打官司的啊，都快五点半了，我还等着去吃饭呢，你（对丙）恩，学历是还不错，才华也还一般，就是没什么经验，尤其是基层管理经验，再说人也很狂妄，自信心过度，咱们可不敢冒险，把公司交到这样一个人手中，被那些无知年轻人弄垮的公司可多的是（丙甚为尴尬，乙暗自庆幸）

甲（瞪了乙一眼）：笑什么，你牙齿很白么，你这个公司推荐信和这个资力证书，我都看清楚了，如今这些东西好造假的很，随便两块钱能买一大堆，我也懒得分是真是假，虽然你经验丰富，但学历太低，本公司要招聘的是财务总监，这能拿的出手吗，总之也不符合本公司的要求，唉，这年头，就是人才难求啊

（喝水，摇头）

乙（大怒）：你，你，什么东西，居然敢这么说话，你们这什么破公司，我还看不上呢，就看你这个职员我就知道你们公司都是些什么乌合之众了！

丙（不失时机的插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规定；行为人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失的，属于正常防卫，而正常防卫是可免除民事责任的。所以x小姐，现在可以实施正当防卫了

甲（大惊，站起来）；什么什么，你们想造反？

乙（向上推袖子，贼笑贼笑道）正是这么回事！！！

北佬范文篇8

关键词:美利坚民族;民族意识;英格兰;移民

中图分类号:K71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9975(1999)03-0067-06

美利坚民族,是一个很特殊的民族,与其他民族相比较,美利坚民族简直不能算作一个民族。时至今日,美利坚民族中有讲英语的、有讲德语的、有讲法语的、有讲印第安语和拉丁语的。他们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化生活和心理素质等方面差异很大。美利坚民族的最显著的标志,是他们的民族觉醒意识和民族一体认同意识。研究清楚美利坚民族意识形成问题,就能正确地认识美国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本文就美利坚民族意识形成问题作一些初步的探讨,以求教专家。

一

在北美东海岸殖民地,最早的移民几乎都是英格兰人。从1607年建立詹姆斯敦起,至建成十三个殖民地为止,英格兰人移民是这里的主体,其他国家的移民是很少的一部分。这时北美十三个殖民地移民,并没有自己独立的民族意识,他们在血缘上、情感上都将自己看作是“美洲英国人”。北美人这种与英格兰民族认同的观念,直至美国独立后仍然存在。

十三个殖民地的移民中英吉利人最多,大约占这里移民总数的四分之三。因为他们是殖民地的创建者,英格兰文化便在这里深深的扎下了根。首先是英国的地名被原封不动地移植到北美,如曼彻斯特、巴尔的摩、伯明瀚等城镇的名称。还有将英国皇室成员的名字引用到地名上,如詹姆斯敦、纽约、查尔斯敦、伊丽莎白等城镇的名字。殖民地时期的三所名牌大学,一所命名为威廉一玛丽学院,哈佛大学的所在地竟用英国大学城的名字“坎布利奇”(剑桥)。北美殖民地使用的是英国的习惯法的审判制度,建立的是英国代议制式的政府。在政府的文牍和民间人民的交往中,人们普遍使用英语。英国的生活方式、英国的政治制度、英国的文化在十三个殖民地中居绝对统治地位。“其他非英籍移民,来自北欧各国,人数不多,他们的文化和英国的文化近似,因此,他们很快就适应了英国式的生活。”[1](P5)这就是北美殖民地人与英国人民族认同的根本原因。他们认为英国是自己的“母国”,他们仅仅是到北美拓殖的“英国人”。

欧洲移民初到北美,受到了巨大的外部压力,他们若要在这里生存下去,就必须寻求强大的保护,英国人就能给他们提供这种有力的保护。法国人与印第安人结成联盟多次向英属殖民地开战,十三个殖民地居民便以英国人后裔的身份,参加了英国对法印联盟的战争。1755年—1763年,英法之间发生了七年战争,北美许多知名人士,都象乔治·华盛顿一样参加了那场战争。英国人只有打败法国人,他们才能在北美大陆上安宁生活。他们越想获得更多的土地,他们遇到的外部压力就越大,外部的压力越大,他们就和英国的联系越紧密。后来,当法国人和印第安人的压力减弱了,英国人对北美殖民地人的种种限制增强了,殖民地人与英国人认同的意识才逐渐减弱。

在英属北美殖民地,移民们将英国文化全盘带入北美殖民地。在殖民地建立之初,移民中的文盲较多,殖民地没有自己的作家和艺术家,他们没能力创造自己的文化。英国的诗歌、英国的小说、英国的戏剧、英国的服饰和英国的家具等等,只要可以从英国运来的,他们都从英国运到北美。而此时的英国,也将殖民地当做文化产品的销售地。英国伦敦出版的《新英语初阶》初级课本,在美洲的小学中使用多年。殖民地没有神话传说,没有英雄时代,没有可供继承的东西,他们只有接受英国的东西。他们从意识的深层次将自己与英国人等同起来。殖民地人在文化生活方面是吃“英国的牛奶”成长起来的。这个时期,殖民地民族意识处于“未断乳期。”

北美十三个殖民地的人民,普遍有与英国人民族认同的意识,就是美国民族意识启蒙的先驱们,也都毫无例外具有这种思想。本杰明·富兰克林创办了《宾夕法尼亚报》,当时他禁止在自己的报上登载争论性文章。1733—1735年间,正当英属殖民地与法国人和印第安人的矛盾尖锐时,他的报纸保持了与英国人高度一致的观点[2](P100)。1728年冬,富兰克林组织了“讲读社”(Junto),该社的成员在一起只谈论社会道德、自然科学。直到1760年,北美殖民地与英国殖民政府矛盾非常尖锐时,富兰克林仍说;“经验已经表明,除非发生了严重的苛政和压迫,反对英国人的事件是不可能发生的。既然组成整个殖民地同盟是不可能的,那末,部分殖民地起来造反的企图就一定是发疯了,因为那些没有参加造反的殖民地,将同母国一起来镇压造反。”[3](P79)由此可以看出,十三个殖民地人,还没有将自己作为一个独立的群体来看待,他们之间的信任,远不如他们对英国政府的信任,他们之间的依赖,不如对英国政府的依赖,这就是当时英属北美人民民族意识的现状。

“七年战争”中,乔治·华盛顿誓死效忠自己的“母国”。在很长的时期内,华盛顿对母国忠贞不逾。他对乔治三世抱有幻想,希望乔治三世能给殖民地人民同英国臣民一样的权利。从感情上,托马斯·杰斐逊,是北美殖民地最具有民主思想的政治家,他又是英国后裔的种植园主,他一直在为维护英属殖民地人民的基本权利而斗争,他所要维护的这些基本权利,也正是英国本土人民已经享有的权利。托马斯·潘恩是独立战争的鼓动者和宣传家,他在英国生活期间十分潦倒,潘恩来到了充满反英情绪的北美殖民地,很快地投入到反英的斗争中,写下了不朽的名篇《常识》。在《常识》中,他要人们成立殖民地联盟,要人们与英国决裂,号召人们拿起武器与英军作战。他又在政论文章《危机》第二篇中(1777年1月13日发表),提出了“美利坚合众国”一词。尽管这样,我们不难从潘恩的著作中,看出他的英国情结。写作《常识》一书时,潘恩用了“一个英国人”的笔名,他号召人们起来去争取与英国人相同的那份自由,他将英国比作“母亲”将美国比作“儿子”。美国的民族意识启蒙先驱是这样的认识,其他普通移民更是如此。

北美独立战争的爆发,就是殖民地人民这种“英吉利民族”意识的最激烈的体现。七年战争后,他们希望得到英国政府的补偿,希望英国政府将他们与英国本土臣民一视同仁。但是,在北美殖民地开征了《印花税》和其他许多税目。这些税收侵犯殖民地议会立法权的行为,是殖民地人民所不能容忍的。北美人士认为,英国议会中没有殖民地的代表,英国议会所通过的法律就不能在殖民地生效;若殖民地代表在英国议会中有席位,英国议会通过的法律,殖民地理应执行。

北美独立战争,并不是一次民族独立战争,美利坚民族独立的意义,在近一个世纪以后的美国内战中才显示出来。英国人叫独立战争是“兄弟之间的战争”,波斯顿人称这场战争为“茶叶战争”,佛吉尼亚人称它为“烟草战争”。“对任何有头脑的殖民地居民来说,独立战争似乎只是前一个半世纪英国历史的必然结果。按照英国辉格党的观点,这是第二次内战,是一场把1689年光荣革命的原则扩大到美洲,并使之地方化的战争。它为十九世纪,震撼了这个新国家的脱离主义传统提供了基础。为建立一个新国家而进行的斗争要到1865年或更晚一些时候才告完成。[3](P623)由此可见,北美殖民地并没有一个主流的民族意识,更不存在一个同质的民族与英国人作战,这些仅仅为了自身利益而战的殖民地居民所进行的战争,也就不能称其为民族独立战争。

二

美国移民别族而居,他们之间风俗习惯各异,宗教信仰五花八门,各族使用自己的语言交流,在美国形成了各民族分别聚居的特殊现象。从美国独立后至美墨战争爆发(1846年),美国人自认为自己是欧裔美洲人,或更直接的认为自己是佛吉尼亚人、宾夕法尼亚人、佐治亚人和罗德岛人等等。此时的美国人的民族意识,带有浓厚的地方主义色彩。

在美洲殖民地开拓的初期,许多欧洲移民结伴而来,他们在某一地站稳脚跟后,便马上将自己的亲朋好友,招引到自己的聚居地。荷兰人主要聚居在新阿姆斯特丹(即后来的纽约),他们从事航海贸易和农耕,他们使用荷兰语,信仰新教。最为典型的例子是“1846年53名荷兰人结伴而行,在密歇根湖畔的荒野上,建立了一个移民区,命名为‘荷兰’。”[1](P7)德意志移民这种聚居的意识更强。德意志人于1683年在费城附近建立第一个永久居住区,即日尔曼敦,于是许多德意志人纷纷拥向这里,从事手工业和商业。美国建国后,宾夕法尼亚三分之一属于德意志人,他们讲德语,信仰路德教。法国的胡格诺教徒和后来大革命中逃亡的贵族,他们聚居在新奥尔良周围,给美国带来了欧洲的高雅文化,带来了大量的资本。在路易斯安娜密西西比河流域聚居着大量的法兰西人的后裔,美国人称他们为“卡金人”,他们主要从事渔业和农业。犹太人很早就在新阿姆斯特丹建立了自己的社区,他们主要从事商业活动,他们社区活动的中心是犹太教堂和其他文化团体,他们是非常难以同化的民族。此外,在美国还有爱尔兰人、意大利人、巴斯克人和葡萄牙人等等,他们也都别族而居,形成了许多具有排他性和自保性很强的移民圈。他们便以血缘、地缘和经济利益为纽带,开始与自己本州的人认同,认为自己与本州的移民是一类。

移民别族而居,是形成地方主义民族意识的根源,宗教信仰以地区为界,促使人们的以地区界线区分民族的意识形成。当时的新英格兰,是信奉英国国教的收容所;罗德岛是清教徒的保育院;马里兰是罗马天主教徒的隐居地;宾夕法尼亚则对所有的教派来者不拒;佛吉尼亚是信仰纯正英国国教的胜地;北卡来罗纳是逃亡者的避难所;南卡罗来纳是冒险家和海盗的乐园。宗教上的分歧,使他们的是非观、价值观和幸福观等许多观念,大相径庭。移民们的生活习俗,也大不相同。各教会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创办了自己的学校和大学。美国建国后,几乎每个基督教派都有自己的学院,“新长老派建立了普林斯顿学院,浸礼会教会复兴派建立了布朗学院,荷兰改革派教会建立了拉特格斯学院,一个公理会牧师将一所印第安传教学校改成达特茅斯学院,圣公会教徒与长老派教徒合作建立了国王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和费城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4](P237)。宗教是以地区为界进行传播的,教会所建立的学校,也是以地区为界发展的,教育的发展更增强了人们的地方主义观念。在美国没有一个主流的教派,也就没有一个文化的中心。同一地方民族认同意识的存在和发展,时刻威胁着合众国的存在。此时的美国没有宗教的圣地,没有文化的首都,没有经济的中心,甚至没有政治的中枢。美国人只明确自己是某州的公民,而并不强调自己是“美利坚人”。在当时的美国,许多上层人士都以所在州为自己的“国家。约翰.亚当斯在独立后还说,马萨诸塞湾是“我的国家”,他将国会中的马萨诸塞的代表团称为“我们的大使”[5](P629)。“直至1818年杰斐逊在写信给威廉.弗来明时,将佛吉尼亚说成是他的‘国家’。在当时,始终是提到各殖民地,而不提合众国。”(《杰斐逊评传》(美国)吉贝尔·希纳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75页)杰斐逊给自己题写的墓志铭,希望后人铭记自己的三项成就中,其中只有起草《独立宣言》,不是只为佛吉尼亚州做的贡献,另外两项一一起草《佛吉尼亚宗教自由法则》和创建佛吉尼亚大学——则完全是为自己的“国家”的贡献。当时美国的许多上层人士,是没有美利坚民族的概念的。他们的民族意识,影响了美国的立法。美国的早期立法中不强调美利坚合众国的概念,而强调各个州的地位。“直至内战时候,这个新国家通常都是用复数加以叙述的,这一点无意中表达了一种感情上的真象。”[3](P629)

此时美国人只以州为国,以州人为同胞。这就使得美国各个州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许多州有退出联邦的举动。各州之间也有许多矛盾,贸易的纠纷、边界的划定、税务的承担等等,各州之间时常发生冲突,有时是武装冲突。对西部土地的争夺,使各州的冲突达到了高潮。佛吉尼亚对独立后自己的疆界非常不满,它想占据密西西比河之间的全部土地,宾夕法尼亚也想拥有这些土地,处于夹缝中的马里兰有随时被吞并的危险。领土争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是美国地方间冲突的主要原因。直至后来,联邦制定了土地边界方面的法律,地方冲突才告一段落。更有甚者,一些利益得不到满足的州,要求退出联邦,使得联邦随时有瓦解的危险。

美国人并没有将自己的命运与联邦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们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州的利益,他们首先意识到自己是本州的公民。他们的民族意识,带有浓厚的地方主义色彩。他们的民族概念是本地化的,他们的国家概念是复数化的。

三

在美国,由于地理上的差异,造成了美国南方和北方经济制度的差异,进而导致南北文化的差异。北方人意识到了这种差异,企图缩小和改变这种差异。南方人意识到这种差异后,却在极力地扩大这种差异。大约在美英二次战争后,一个孤立的地区——“南部”在美国出现了,那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自己看成是一个“独立的同质民族”。他们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从心理上排斥北方人。他们蔑称新英格兰人为“北佬”(Yankee),称北方为Yankeedom,北方人的作风被叫做“北佬气的”(Yankeeism)。此时,美国人的民族意识发展出现了两种倾向:一种是北方人要求美国人大融合的倾向;另一种是南方人极力排斥北方人,强调自己的特性的倾向。这两种民族意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强化,最后发生了激烈的冲撞。美国内战,实际上就是这两种民族意识冲突的表现。

美国独立后,北方逐步发展起来一些近代工业,如面粉加工、纺织、制糖等等,并且与世界同步,开始了机器的使用。北方的发展需要国内统一的大市场,需要国家的关税保护,也就需要强大统一的国家。而此时的南方,则大力发展奴隶种植园经济,他们种植的棉花和烟草,绝大部分出口给英国,种植园主又从英国进口回自己和奴隶所需要的生活品。因此他们要求降低关税,他们对国内统一的大市场漠不关心。所以北方人具有强烈的联邦意识,强调美利坚民族一体的认同。南方人只强调南方人的利益,只强调南方的特性,他们认为南方人是一致的人,与北方人是不同的美国人。南方人相信自己是一致的,就努力使自己一致,南方人强调南方的特性,就尽力创造自己的特性。其实仔细考查美国南方的历史,就会发现此时的南方,是有许多特别之外”

南方的特性之一,是南方的生产目的非常单纯,只是满足少数种植园主的消费。种植园主越来越成为欧洲奢侈品的忠实的消费者,而没有成为北方工业原料的生产者。南方人的这一特性,不仅不为北方人见容,使得种植园主之间也都矛盾重重。南方的生产目的,只是为了南方种植园主的消费,南方的经济发展走进了停滞不前、原地循环的怪圈。

南方的特性之二,就是文化教育极其落后。种植园主在文化生活方面,只是英国贵族文化的消费者,而非美国文化的创造者。南方地区的教育萎缩,南方的一般人就不能象新英格兰人那样接受教育,在南方种植园主垄断了文化。威廉—马丽学院,是南方建立较早的高等学校,这所学校充满了贵族气息,当时许多美国人认为,它根本不能与哈佛和耶鲁两所大学相提并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学院仅达到一所初级中学的水平,南方的教育比北方落后近半个世纪。北方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已有很大的发展,高等教育初等教育都已经初具规模。北方的文化虽然不是那样雅致,但它根植于北美大陆的沃土之上,它有深厚的基础和旺盛的生命力。南方人不愿意接受北方的文化,北方人也不愿意接受被自己先辈所摈弃了的英国贵族文化。南方和北方,在文化领域中的冲突,南方注定要失败的,因为,南方人没有属于自己的东西,也就没有战胜北方人的武器。

南方的特性之三,南方人极力模仿英国绅士,甚至模仿欧洲骑士的生活方式,使他们成为美国历史发展的障碍物。南方人崇尚门第,南方生活的潮流是南方的几个大家族领导的。杰斐逊致夏斯泰的一封信中,比较了南方人与北方人的性格,他说,北方人是冷静的,南方人是暴躁的,北方人是有节制的,南方人是骄奢淫逸的,北方人是勤劳的,南方人是懒惰的,北方人注意保护自己的自由,也注意保护别人的自由,南方人则维护自己的自由,但蹂躏别人的自由。[5](P15)可以看出,南方人的生活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脾气秉性,是不适应美国的社会发展的。

南方的特性之四,是南方地区没有中心城镇,一直没有一个政治文化的中心,政治权力分散于一家一户的种植园主,南方的内部没有凝聚力。内战前夕,佛吉尼亚首府也只是一个季节性的城市,平时只住千余人。托马斯·杰斐逊在他的《佛吉尼亚纪事》一书中说“我们没有城镇。在我们的乡村许多地方贯穿着可通航的河流,由此通常贸易是送上门来……这也许是为何我们没有重要城镇的许多原因之一。”在南方,没有那一个城市,象北方的费城、纽约、波斯顿一样,成为政治、文化和经济的中心。在南方,每个种植园就是一个政治中心,他们表达自己的意愿,所以,就不可能形成象北方那样代表民意的舆论,代表民意的政治团体。南方最后的政治意愿的强烈表达,也只能是南方几个种植园主的微弱的哀鸣。

美国南方和南方美国人所具有的诸多特性,都不能使南方人融合成一个同质的民族。南方人中,从非洲捆绑来的大量黑人奴隶是不可能被融合的,无论在语言方面,还是在生活方面,都与南方种植园主格格不入。南方人中的白人自由人和白人契约奴,他们也不可能完全接受种植园主的生活方式。所以自认为南方人是同质的一个民族,只是种植园主的理想和心愿。南方人事实上根本不是一个民族,他们抗拒美利坚民族统一融合潮流的行径,注定要失败的。

美国两种民族意识冲突的结果,表现为内战,战争之初南方暂时的胜利,被美国人称为“历史对地理的胜利,想象对现实的胜利”。美国人希望联邦统一,他们要打败南方的民族分裂活动,他们要确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统一的民族国家。丹尼尔·J·布尔斯廷在他的《美国人:建国的经历》中说:“为建立一个新国家而进行的斗争要到1865年或者更晚一些时候才告结束。”伍斯特.威尔逊总统也曾说过,内战“在美国创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东西——国家感。联邦不是得救了;联邦是复活了。”内战摧毁南方的经济制度,破坏了南方人的生活方式,将南方纳入整个美国发展的范畴。加之铁路交通和电报通信事业的飞速发展,南方与北方很快地溶为一体,南方人与北方人也很快融合为美利坚民族了。美国人开始意识到自己是美利坚人,是在美国南部重建时期。

美利坚民族意识的形成,可分为四个阶段:殖民地时期至美国独立后,此时美国人有与英国民族认同的意识;美国独立后至第二次英美战争,他们自认为自己是某州人,他们具有与本州人民族认同的意识;英美第二次战争至美国内战,北方人已经具有美利坚民族意识,而南方美国人则认为自己是一个单独的民族;内战后至南方重建时期,美国人才最后形成了美利坚民族的整体意识和精神。

[参考文献]

[1](美)安·哈利斯·莱夫.美国民族百衲图[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2](美)本杰明·富兰.本杰明·富兰克林自传[M].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3](美)丹尼·丁·布尔斯廷.美国人:建国的经历[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北佬范文篇9

关键词:美利坚民族;民族意识;英格兰;移民

中图分类号:K71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9975(1999)03-0067-06

美利坚民族,是一个很特殊的民族,与其他民族相比较,美利坚民族简直不能算作一个民族。时至今日,美利坚民族中有讲英语的、有讲德语的、有讲法语的、有讲印第安语和拉丁语的。他们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化生活和心理素质等方面差异很大。美利坚民族的最显著的标志,是他们的民族觉醒意识和民族一体认同意识。研究清楚美利坚民族意识形成问题,就能正确地认识美国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本文就美利坚民族意识形成问题作一些初步的探讨,以求教专家。

一

在北美东海岸殖民地,最早的移民几乎都是英格兰人。从1607年建立詹姆斯敦起,至建成十三个殖民地为止,英格兰人移民是这里的主体,其他国家的移民是很少的一部分。这时北美十三个殖民地移民,并没有自己独立的民族意识,他们在血缘上、情感上都将自己看作是“美洲英国人”。北美人这种与英格兰民族认同的观念,直至美国独立后仍然存在。

十三个殖民地的移民中英吉利人最多,大约占这里移民总数的四分之三。因为他们是殖民地的创建者,英格兰文化便在这里深深的扎下了根。首先是英国的地名被原封不动地移植到北美,如曼彻斯特、巴尔的摩、伯明瀚等城镇的名称。还有将英国皇室成员的名字引用到地名上,如詹姆斯敦、纽约、查尔斯敦、伊丽莎白等城镇的名字。殖民地时期的三所名牌大学,一所命名为威廉一玛丽学院,哈佛大学的所在地竟用英国大学城的名字“坎布利奇”(剑桥)。北美殖民地使用的是英国的习惯法的审判制度,建立的是英国代议制式的政府。在政府的文牍和民间人民的交往中,人们普遍使用英语。英国的生活方式、英国的政治制度、英国的文化在十三个殖民地中居绝对统治地位。“其他非英籍移民,来自北欧各国,人数不多,他们的文化和英国的文化近似,因此,他们很快就适应了英国式的生活。”[1](P5)这就是北美殖民地人与英国人民族认同的根本原因。他们认为英国是自己的“母国”,他们仅仅是到北美拓殖的“英国人”。

欧洲移民初到北美,受到了巨大的外部压力,他们若要在这里生存下去,就必须寻求强大的保护,英国人就能给他们提供这种有力的保护。法国人与印第安人结成联盟多次向英属殖民地开战,十三个殖民地居民便以英国人后裔的身份,参加了英国对法印联盟的战争。1755年—1763年,英法之间发生了七年战争,北美许多知名人士,都象乔治·华盛顿一样参加了那场战争。英国人只有打败法国人,他们才能在北美大陆上安宁生活。他们越想获得更多的土地,他们遇到的外部压力就越大,外部的压力越大,他们就和英国的联系越紧密。后来,当法国人和印第安人的压力减弱了,英国人对北美殖民地人的种种限制增强了,殖民地人与英国人认同的意识才逐渐减弱。

在英属北美殖民地,移民们将英国文化全盘带入北美殖民地。在殖民地建立之初,移民中的文盲较多,殖民地没有自己的作家和艺术家,他们没能力创造自己的文化。英国的诗歌、英国的小说、英国的戏剧、英国的服饰和英国的家具等等,只要可以从英国运来的,他们都从英国运到北美。而此时的英国,也将殖民地当做文化产品的销售地。英国伦敦出版的《新英语初阶》初级课本,在美洲的小学中使用多年。殖民地没有神话传说,没有英雄时代,没有可供继承的东西,他们只有接受英国的东西。他们从意识的深层次将自己与英国人等同起来。殖民地人在文化生活方面是吃“英国的牛奶”成长起来的。这个时期,殖民地民族意识处于“未断乳期。”

北美十三个殖民地的人民,普遍有与英国人民族认同的意识,就是美国民族意识启蒙的先驱们,也都毫无例外具有这种思想。本杰明·富兰克林创办了《宾夕法尼亚报》,当时他禁止在自己的报上登载争论性文章。1733—1735年间,正当英属殖民地与法国人和印第安人的矛盾尖锐时,他的报纸保持了与英国人高度一致的观点[2](P100)。1728年冬,富兰克林组织了“讲读社”(Junto),该社的成员在一起只谈论社会道德、自然科学。直到1760年,北美殖民地与英国殖民政府矛盾非常尖锐时,富兰克林仍说;“经验已经表明,除非发生了严重的苛政和压迫,反对英国人的事件是不可能发生的。既然组成整个殖民地同盟是不可能的,那末,部分殖民地起来造反的企图就一定是发疯了,因为那些没有参加造反的殖民地,将同母国一起来镇压造反。”[3](P79)由此可以看出,十三个殖民地人,还没有将自己作为一个独立的群体来看待,他们之间的信任,远不如他们对英国政府的信任,他们之间的依赖,不如对英国政府的依赖,这就是当时英属北美人民民族意识的现状。

“七年战争”中,乔治·华盛顿誓死效忠自己的“母国”。在很长的时期内,华盛顿对母国忠贞不逾。他对乔治三世抱有幻想,希望乔治三世能给殖民地人民同英国臣民一样的权利。从感情上,托马斯·杰斐逊,是北美殖民地最具有民主思想的政治家,他又是英国后裔的种植园主,他一直在为维护英属殖民地人民的基本权利而斗争,他所要维护的这些基本权利,也正是英国本土人民已经享有的权利。托马斯·潘恩是独立战争的鼓动者和宣传家,他在英国生活期间十分潦倒,潘恩来到了充满反英情绪的北美殖民地,很快地投入到反英的斗争中,写下了不朽的名篇《常识》。在《常识》中,他要人们成立殖民地联盟,要人们与英国决裂,号召人们拿起武器与英军作战。他又在政论文章《危机》第二篇中(1777年1月13日发表),提出了“美利坚合众国”一词。尽管这样,我们不难从潘恩的著作中,看出他的英国情结。写作《常识》一书时,潘恩用了“一个英国人”的笔名,他号召人们起来去争取与英国人相同的那份自由,他将英国比作“母亲”将美国比作“儿子”。美国的民族意识启蒙先驱是这样的认识,其他普通移民更是如此。

北美独立战争的爆发,就是殖民地人民这种“英吉利民族”意识的最激烈的体现。七年战争后,他们希望得到英国政府的补偿,希望英国政府将他们与英国本土臣民一视同仁。但是,在北美殖民地开征了《印花税》和其他许多税目。这些税收侵犯殖民地议会立法权的行为,是殖民地人民所不能容忍的。北美人士认为,英国议会中没有殖民地的代表,英国议会所通过的法律就不能在殖民地生效;若殖民地代表在英国议会中有席位,英国议会通过的法律,殖民地理应执行。

北美独立战争,并不是一次民族独立战争,美利坚民族独立的意义,在近一个世纪以后的美国内战中才显示出来。英国人叫独立战争是“兄弟之间的战争”,波斯顿人称这场战争为“茶叶战争”,佛吉尼亚人称它为“烟草战争”。“对任何有头脑的殖民地居民来说,独立战争似乎只是前一个半世纪英国历史的必然结果。按照英国辉格党的观点,这是第二次内战,是一场把1689年光荣革命的原则扩大到美洲,并使之地方化的战争。它为十九世纪,震撼了这个新国家的脱离主义传统提供了基础。为建立一个新国家而进行的斗争要到1865年或更晚一些时候才告完成。[3](P623)由此可见,北美殖民地并没有一个主流的民族意识,更不存在一个同质的民族与英国人作战,这些仅仅为了自身利益而战的殖民地居民所进行的战争,也就不能称其为民族独立战争。

二

美国移民别族而居,他们之间风俗习惯各异,宗教信仰五花八门,各族使用自己的语言交流,在美国形成了各民族分别聚居的特殊现象。从美国独立后至美墨战争爆发(1846年),美国人自认为自己是欧裔美洲人,或更直接的认为自己是佛吉尼亚人、宾夕法尼亚人、佐治亚人和罗德岛人等等。此时的美国人的民族意识,带有浓厚的地方主义色彩。

在美洲殖民地开拓的初期,许多欧洲移民结伴而来,他们在某一地站稳脚跟后,便马上将自己的亲朋好友,招引到自己的聚居地。荷兰人主要聚居在新阿姆斯特丹(即后来的纽约),他们从事航海贸易和农耕,他们使用荷兰语,信仰新教。最为典型的例子是“1846年53名荷兰人结伴而行,在密歇根湖畔的荒野上,建立了一个移民区,命名为‘荷兰’。”[1](P7)德意志移民这种聚居的意识更强。德意志人于1683年在费城附近建立第一个永久居住区,即日尔曼敦,于是许多德意志人纷纷拥向这里,从事手工业和商业。美国建国后,宾夕法尼亚三分之一属于德意志人,他们讲德语,信仰路德教。法国的胡格诺教徒和后来大革命中逃亡的贵族,他们聚居在新奥尔良周围,给美国带来了欧洲的高雅文化,带来了大量的资本。在路易斯安娜密西西比河流域聚居着大量的法兰西人的后裔,美国人称他们为“卡金人”,他们主要从事渔业和农业。犹太人很早就在新阿姆斯特丹建立了自己的社区,他们主要从事商业活动,他们社区活动的中心是犹太教堂和其他文化团体,他们是非常难以同化的民族。此外,在美国还有爱尔兰人、意大利人、巴斯克人和葡萄牙人等等,他们也都别族而居,形成了许多具有排他性和自保性很强的移民圈。他们便以血缘、地缘和经济利益为纽带,开始与自己本州的人认同,认为自己与本州的移民是一类。

移民别族而居,是形成地方主义民族意识的根源,宗教信仰以地区为界,促使人们的以地区界线区分民族的意识形成。当时的新英格兰,是信奉英国国教的收容所;罗德岛是清教徒的保育院;马里兰是罗马天主教徒的隐居地;宾夕法尼亚则对所有的教派来者不拒;佛吉尼亚是信仰纯正英国国教的胜地;北卡来罗纳是逃亡者的避难所;南卡罗来纳是冒险家和海盗的乐园。宗教上的分歧,使他们的是非观、价值观和幸福观等许多观念,大相径庭。移民们的生活习俗,也大不相同。各教会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创办了自己的学校和大学。美国建国后,几乎每个基督教派都有自己的学院,“新长老派建立了普林斯顿学院,浸礼会教会复兴派建立了布朗学院,荷兰改革派教会建立了拉特格斯学院,一个公理会牧师将一所印第安传教学校改成达特茅斯学院,圣公会教徒与长老派教徒合作建立了国王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和费城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4](P237)。宗教是以地区为界进行传播的,教会所建立的学校,也是以地区为界发展的,教育的发展更增强了人们的地方主义观念。在美国没有一个主流的教派,也就没有一个文化的中心同一地方民族认同意识的存在和发展,时刻威胁着合众国的存在。此时的美国没有宗教的圣地,没有文化的首都,没有经济的中心,甚至没有政治的中枢。美国人只明确自己是某州的公民,而并不强调自己是“美利坚人”。在当时的美国,许多上层人士都以所在州为自己的“国家。约翰.亚当斯在独立后还说,马萨诸塞湾是“我的国家”,他将国会中的马萨诸塞的代表团称为“我们的大使”[5](P629)。“直至1818年杰斐逊在写信给威廉.弗来明时,将佛吉尼亚说成是他的‘国家’。在当时,始终是提到各殖民地,而不提合众国。”(《杰斐逊评传》(美国)吉贝尔·希纳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75页)杰斐逊给自己题写的墓志铭,希望后人铭记自己的三项成就中,其中只有起草《独立宣言》,不是只为佛吉尼亚州做的贡献,另外两项一一起草《佛吉尼亚宗教自由法则》和创建佛吉尼亚大学——则完全是为自己的“国家”的贡献。当时美国的许多上层人士,是没有美利坚民族的概念的。他们的民族意识,影响了美国的立法。美国的早期立法中不强调美利坚合众国的概念,而强调各个州的地位。“直至内战时候,这个新国家通常都是用复数加以叙述的,这一点无意中表达了一种感情上的真象。”[3](P629)

此时美国人只以州为国,以州人为同胞。这就使得美国各个州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许多州有退出联邦的举动。各州之间也有许多矛盾,贸易的纠纷、边界的划定、税务的承担等等,各州之间时常发生冲突,有时是武装冲突。对西部土地的争夺,使各州的冲突达到了高潮。佛吉尼亚对独立后自己的疆界非常不满,它想占据密西西比河之间的全部土地,宾夕法尼亚也想拥有这些土地,处于夹缝中的马里兰有随时被吞并的危险。领土争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是美国地方间冲突的主要原因。直至后来,联邦制定了土地边界方面的法律,地方冲突才告一段落。更有甚者,一些利益得不到满足的州,要求退出联邦,使得联邦随时有瓦解的危险。

美国人并没有将自己的命运与联邦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们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州的利益,他们首先意识到自己是本州的公民。他们的民族意识,带有浓厚的地方主义色彩。他们的民族概念是本地化的,他们的国家概念是复数化的。

三

在美国,由于地理上的差异,造成了美国南方和北方经济制度的差异,进而导致南北文化的差异。北方人意识到了这种差异,企图缩小和改变这种差异。南方人意识到这种差异后,却在极力地扩大这种差异。大约在美英二次战争后,一个孤立的地区——“南部”在美国出现了,那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自己看成是一个“独立的同质民族”。他们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从心理上排斥北方人。他们蔑称新英格兰人为“北佬”(Yankee),称北方为Yankeedom,北方人的作风被叫做“北佬气的”(Yankeeism)。此时,美国人的民族意识发展出现了两种倾向:一种是北方人要求美国人大融合的倾向;另一种是南方人极力排斥北方人,强调自己的特性的倾向。这两种民族意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强化,最后发生了激烈的冲撞。美国内战,实际上就是这两种民族意识冲突的表现。

美国独立后,北方逐步发展起来一些近代工业,如面粉加工、纺织、制糖等等,并且与世界同步,开始了机器的使用。北方的发展需要国内统一的大市场,需要国家的关税保护,也就需要强大统一的国家。而此时的南方,则大力发展奴隶种植园经济,他们种植的棉花和烟草,绝大部分出口给英国,种植园主又从英国进口回自己和奴隶所需要的生活品。因此他们要求降低关税,他们对国内统一的大市场漠不关心。所以北方人具有强烈的联邦意识,强调美利坚民族一体的认同。南方人只强调南方人的利益,只强调南方的特性,他们认为南方人是一致的人,与北方人是不同的美国人。南方人相信自己是一致的,就努力使自己一致,南方人强调南方的特性,就尽力创造自己的特性。其实仔细考查美国南方的历史,就会发现此时的南方,是有许多特别之外”

南方的特性之一,是南方的生产目的非常单纯,只是满足少数种植园主的消费。种植园主越来越成为欧洲奢侈品的忠实的消费者,而没有成为北方工业原料的生产者。南方人的这一特性,不仅不为北方人见容,使得种植园主之间也都矛盾重重。南方的生产目的,只是为了南方种植园主的消费,南方的经济发展走进了停滞不前、原地循环的怪圈。

南方的特性之二,就是文化教育极其落后。种植园主在文化生活方面,只是英国贵族文化的消费者,而非美国文化的创造者。南方地区的教育萎缩,南方的一般人就不能象新英格兰人那样接受教育,在南方种植园主垄断了文化。威廉—马丽学院,是南方建立较早的高等学校,这所学校充满了贵族气息,当时许多美国人认为,它根本不能与哈佛和耶鲁两所大学相提并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学院仅达到一所初级中学的水平,南方的教育比北方落后近半个世纪。北方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已有很大的发展,高等教育初等教育都已经初具规模。北方的文化虽然不是那样雅致,但它根植于北美大陆的沃土之上,它有深厚的基础和旺盛的生命力。南方人不愿意接受北方的文化,北方人也不愿意接受被自己先辈所摈弃了的英国贵族文化。南方和北方,在文化领域中的冲突,南方注定要失败的,因为,南方人没有属于自己的东西,也就没有战胜北方人的武器。

南方的特性之三,南方人极力模仿英国绅士,甚至模仿欧洲骑士的生活方式,使他们成为美国历史发展的障碍物。南方人崇尚门第,南方生活的潮流是南方的几个大家族领导的。杰斐逊致夏斯泰的一封信中,比较了南方人与北方人的性格,他说,北方人是冷静的,南方人是暴躁的,北方人是有节制的,南方人是骄奢淫逸的,北方人是勤劳的,南方人是懒惰的,北方人注意保护自己的自由,也注意保护别人的自由,南方人则维护自己的自由,但蹂躏别人的自由。[5](P15)可以看出,南方人的生活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脾气秉性,是不适应美国的社会发展的。

南方的特性之四,是南方地区没有中心城镇,一直没有一个政治文化的中心,政治权力分散于一家一户的种植园主,南方的内部没有凝聚力。内战前夕,佛吉尼亚首府也只是一个季节性的城市,平时只住千余人。托马斯·杰斐逊在他的《佛吉尼亚纪事》一书中说“我们没有城镇。在我们的乡村许多地方贯穿着可通航的河流,由此通常贸易是送上门来……这也许是为何我们没有重要城镇的许多原因之一。”在南方,没有那一个城市,象北方的费城、纽约、波斯顿一样,成为政治、文化和经济的中心。在南方,每个种植园就是一个政治中心,他们表达自己的意愿,所以,就不可能形成象北方那样代表民意的舆论,代表民意的政治团体。南方最后的政治意愿的强烈表达,也只能是南方几个种植园主的微弱的哀鸣。

美国南方和南方美国人所具有的诸多特性,都不能使南方人融合成一个同质的民族。南方人中,从非洲捆绑来的大量黑人奴隶是不可能被融合的,无论在语言方面,还是在生活方面,都与南方种植园主格格不入。南方人中的白人自由人和白人契约奴,他们也不可能完全接受种植园主的生活方式。所以自认为南方人是同质的一个民族,只是种植园主的理想和心愿。南方人事实上根本不是一个民族,他们抗拒美利坚民族统一融合潮流的行径,注定要失败的。

美国两种民族意识冲突的结果,表现为内战,战争之初南方暂时的胜利,被美国人称为“历史对地理的胜利,想象对现实的胜利”。美国人希望联邦统一,他们要打败南方的民族分裂活动,他们要确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统一的民族国家。丹尼尔·J·布尔斯廷在他的《美国人:建国的经历》中说:“为建立一个新国家而进行的斗争要到1865年或者更晚一些时候才告结束。”伍斯特.威尔逊总统也曾说过,内战“在美国创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东西——国家感。联邦不是得救了;联邦是复活了。”内战摧毁南方的经济制度,破坏了南方人的生活方式,将南方纳入整个美国发展的范畴。加之铁路交通和电报通信事业的飞速发展,南方与北方很快地溶为一体,南方人与北方人也很快融合为美利坚民族了。美国人开始意识到自己是美利坚人,是在美国南部重建时期。

美利坚民族意识的形成,可分为四个阶段:殖民地时期至美国独立后,此时美国人有与英国民族认同的意识;美国独立后至第二次英美战争,他们自认为自己是某州人,他们具有与本州人民族认同的意识;英美第二次战争至美国内战,北方人已经具有美利坚民族意识,而南方美国人则认为自己是一个单独的民族;内战后至南方重建时期,美国人才最后形成了美利坚民族的整体意识和精神。

[参考文献]

[1](美)安·哈利斯·莱夫.美国民族百衲图[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2](美)本杰明·富兰.本杰明·富兰克林自传[M].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3](美)丹尼·丁·布尔斯廷.美国人:建国的经历[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北佬范文篇10

在北美东海岸殖民地,最早的移民几乎都是英格兰人。从1607年建立詹姆斯敦起,至建成十三个殖民地为止,英格兰人移民是这里的主体,其他国家的移民是很少的一部分。这时北美十三个殖民地移民,并没有自己独立的民族意识,他们在血缘上、情感上都将自己看作是“美洲英国人”。北美人这种与英格兰民族认同的观念,直至美国独立后仍然存在。

十三个殖民地的移民中英吉利人最多,大约占这里移民总数的四分之三。因为他们是殖民地的创建者,英格兰文化便在这里深深的扎下了根。首先是英国的地名被原封不动地移植到北美,如曼彻斯特、巴尔的摩、伯明瀚等城镇的名称。还有将英国皇室成员的名字引用到地名上,如詹姆斯敦、纽约、查尔斯敦、伊丽莎白等城镇的名字。殖民地时期的三所名牌大学,一所命名为威廉一玛丽学院,哈佛大学的所在地竟用英国大学城的名字“坎布利奇”(剑桥)。北美殖民地使用的是英国的习惯法的审判制度,建立的是英国代议制式的政府。在政府的文牍和民间人民的交往中,人们普遍使用英语。英国的生活方式、英国的政治制度、英国的文化在十三个殖民地中居绝对统治地位。“其他非英籍移民,来自北欧各国,人数不多,他们的文化和英国的文化近似,因此,他们很快就适应了英国式的生活。”[1](P5)这就是北美殖民地人与英国人民族认同的根本原因。他们认为英国是自己的“母国”,他们仅仅是到北美拓殖的“英国人”。

欧洲移民初到北美,受到了巨大的外部压力,他们若要在这里生存下去,就必须寻求强大的保护,英国人就能给他们提供这种有力的保护。法国人与印第安人结成联盟多次向英属殖民地开战,十三个殖民地居民便以英国人后裔的身份,参加了英国对法印联盟的战争。1755年—1763年,英法之间发生了七年战争,北美许多知名人士,都象乔治·华盛顿一样参加了那场战争。英国人只有打败法国人,他们才能在北美大陆上安宁生活。他们越想获得更多的土地,他们遇到的外部压力就越大,外部的压力越大,他们就和英国的联系越紧密。后来,当法国人和印第安人的压力减弱了,英国人对北美殖民地人的种种限制增强了,殖民地人与英国人认同的意识才逐渐减弱。

在英属北美殖民地,移民们将英国文化全盘带入北美殖民地。在殖民地建立之初,移民中的文盲较多,殖民地没有自己的作家和艺术家,他们没能力创造自己的文化。英国的诗歌、英国的小说、英国的戏剧、英国的服饰和英国的家具等等,只要可以从英国运来的,他们都从英国运到北美。而此时的英国,也将殖民地当做文化产品的销售地。英国伦敦出版的《新英语初阶》初级课本,在美洲的小学中使用多年。殖民地没有神话传说,没有英雄时代,没有可供继承的东西,他们只有接受英国的东西。他们从意识的深层次将自己与英国人等同起来。殖民地人在文化生活方面是吃“英国的牛奶”成长起来的。这个时期,殖民地民族意识处于“未断乳期。”

北美十三个殖民地的人民,普遍有与英国人民族认同的意识,就是美国民族意识启蒙的先驱们,也都毫无例外具有这种思想。本杰明·富兰克林创办了《宾夕法尼亚报》,当时他禁止在自己的报上登载争论性文章。1733—1735年间,正当英属殖民地与法国人和印第安人的矛盾尖锐时,他的报纸保持了与英国人高度一致的观点[2](P100)。1728年冬,富兰克林组织了“讲读社”(Junto),该社的成员在一起只谈论社会道德、自然科学。直到1760年,北美殖民地与英国殖民政府矛盾非常尖锐时,富兰克林仍说;“经验已经表明,除非发生了严重的苛政和压迫,反对英国人的事件是不可能发生的。既然组成整个殖民地同盟是不可能的,那末,部分殖民地起来造反的企图就一定是发疯了,因为那些没有参加造反的殖民地,将同母国一起来镇压造反。”[3](P79)由此可以看出,十三个殖民地人,还没有将自己作为一个独立的群体来看待,他们之间的信任,远不如他们对英国政府的信任,他们之间的依赖,不如对英国政府的依赖,这就是当时英属北美人民民族意识的现状。

“七年战争”中,乔治·华盛顿誓死效忠自己的“母国”。在很长的时期内,华盛顿对母国忠贞不逾。他对乔治三世抱有幻想,希望乔治三世能给殖民地人民同英国臣民一样的权利。从感情上,托马斯·杰斐逊,是北美殖民地最具有民主思想的政治家,他又是英国后裔的种植园主,他一直在为维护英属殖民地人民的基本权利而斗争,他所要维护的这些基本权利,也正是英国本土人民已经享有的权利。托马斯·潘恩是独立战争的鼓动者和宣传家,他在英国生活期间十分潦倒,潘恩来到了充满反英情绪的北美殖民地,很快地投入到反英的斗争中,写下了不朽的名篇《常识》。在《常识》中,他要人们成立殖民地联盟,要人们与英国决裂,号召人们拿起武器与英军作战。他又在政论文章《危机》第二篇中(1777年1月13日发表),提出了“美利坚合众国”一词。尽管这样,我们不难从潘恩的著作中,看出他的英国情结。写作《常识》一书时,潘恩用了“一个英国人”的笔名,他号召人们起来去争取与英国人相同的那份自由,他将英国比作“母亲”将美国比作“儿子”。美国的民族意识启蒙先驱是这样的认识,其他普通移民更是如此。

北美独立战争的爆发,就是殖民地人民这种“英吉利民族”意识的最激烈的体现。七年战争后,他们希望得到英国政府的补偿,希望英国政府将他们与英国本土臣民一视同仁。但是,在北美殖民地开征了《印花税》和其他许多税目。这些税收侵犯殖民地议会立法权的行为,是殖民地人民所不能容忍的。北美人士认为,英国议会中没有殖民地的代表,英国议会所通过的法律就不能在殖民地生效;若殖民地代表在英国议会中有席位,英国议会通过的法律,殖民地理应执行。

北美独立战争,并不是一次民族独立战争,美利坚民族独立的意义,在近一个世纪以后的美国内战中才显示出来。英国人叫独立战争是“兄弟之间的战争”,波斯顿人称这场战争为“茶叶战争”,佛吉尼亚人称它为“烟草战争”。“对任何有头脑的殖民地居民来说,独立战争似乎只是前一个半世纪英国历史的必然结果。按照英国辉格党的观点,这是第二次内战,是一场把1689年光荣革命的原则扩大到美洲,并使之地方化的战争。它为十九世纪,震撼了这个新国家的脱离主义传统提供了基础。为建立一个新国家而进行的斗争要到1865年或更晚一些时候才告完成。[3](P623)由此可见,北美殖民地并没有一个

主流的民族意识,更不存在一个同质的民族与英国人作战,这些仅仅为了自身利益而战的殖民地居民所进行的战争,也就不能称其为民族独立战争。

二

美国移民别族而居,他们之间风俗习惯各异,宗教信仰五花八门,各族使用自己的语言交流,在美国形成了各民族分别聚居的特殊现象。从美国独立后至美墨战争爆发(1846年),美国人自认为自己是欧裔美洲人,或更直接的认为自己是佛吉尼亚人、宾夕法尼亚人、佐治亚人和罗德岛人等等。此时的美国人的民族意识,带有浓厚的地方主义色彩。

在美洲殖民地开拓的初期,许多欧洲移民结伴而来,他们在某一地站稳脚跟后,便马上将自己的亲朋好友,招引到自己的聚居地。荷兰人主要聚居在新阿姆斯特丹(即后来的纽约),他们从事航海贸易和农耕,他们使用荷兰语,信仰新教。最为典型的例子是“1846年53名荷兰人结伴而行,在密歇根湖畔的荒野上,建立了一个移民区,命名为‘荷兰’。”[1](P7)德意志移民这种聚居的意识更强。德意志人于1683年在费城附近建立第一个永久居住区,即日尔曼敦,于是许多德意志人纷纷拥向这里,从事手工业和商业。美国建国后,宾夕法尼亚三分之一属于德意志人,他们讲德语,信仰路德教。法国的胡格诺教徒和后来大革命中逃亡的贵族,他们聚居在新奥尔良周围,给美国带来了欧洲的高雅文化,带来了大量的资本。在路易斯安娜密西西比河流域聚居着大量的法兰西人的后裔,美国人称他们为“卡金人”,他们主要从事渔业和农业。犹太人很早就在新阿姆斯特丹建立了自己的社区,他们主要从事商业活动,他们社区活动的中心是犹太教堂和其他文化团体,他们是非常难以同化的民族。此外,在美国还有爱尔兰人、意大利人、巴斯克人和葡萄牙人等等,他们也都别族而居,形成了许多具有排他性和自保性很强的移民圈。他们便以血缘、地缘和经济利益为纽带,开始与自己本州的人认同,认为自己与本州的移民是一类。

移民别族而居,是形成地方主义民族意识的根源,宗教信仰以地区为界,促使人们的以地区界线区分民族的意识形成。当时的新英格兰,是信奉英国国教的收容所;罗德岛是清教徒的保育院;马里兰是罗马天主教徒的隐居地;宾夕法尼亚则对所有的教派来者不拒;佛吉尼亚是信仰纯正英国国教的胜地;北卡来罗纳是逃亡者的避难所;南卡罗来纳是冒险家和海盗的乐园。宗教上的分歧,使他们的是非观、价值观和幸福观等许多观念,大相径庭。移民们的生活习俗,也大不相同。各教会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创办了自己的学校和大学。美国建国后,几乎每个基督教派都有自己的学院,“新长老派建立了普林斯顿学院,浸礼会教会复兴派建立了布朗学院,荷兰改革派教会建立了拉特格斯学院,一个公理会牧师将一所印第安传教学校改成达特茅斯学院,圣公会教徒与长老派教徒合作建立了国王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和费城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4](P237)。宗教是以地区为界进行传播的,教会所建立的学校,也是以地区为界发展的,教育的发展更增强了人们的地方主义观念。在美国没有一个主流的教派,也就没有一个文化的中心。

同一地方民族认同意识的存在和发展,时刻威胁着合众国的存在。此时的美国没有宗教的圣地,没有文化的首都,没有经济的中心,甚至没有政治的中枢。美国人只明确自己是某州的公民,而并不强调自己是“美利坚人”。在当时的美国,许多上层人士都以所在州为自己的“国家。约翰.亚当斯在独立后还说,马萨诸塞湾是“我的国家”,他将国会中的马萨诸塞的代表团称为“我们的大使”[5](P629)。“直至1818年杰斐逊在写信给威廉.弗来明时,将佛吉尼亚说成是他的‘国家’。在当时,始终是提到各殖民地,而不提合众国。”(《杰斐逊评传》(美国)吉贝尔·希纳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75页)杰斐逊给自己题写的墓志铭,希望后人铭记自己的三项成就中,其中只有起草《独立宣言》,不是只为佛吉尼亚州做的贡献,另外两项一一起草《佛吉尼亚宗教自由法则》和创建佛吉尼亚大学——则完全是为自己的“国家”的贡献。当时美国的许多上层人士,是没有美利坚民族的概念的。他们的民族意识,影响了美国的立法。美国的早期立法中不强调美利坚合众国的概念,而强调各个州的地位。“直至内战时候,这个新国家通常都是用复数加以叙述的,这一点无意中表达了一种感情上的真象。”[3](P629)

此时美国人只以州为国,以州人为同胞。这就使得美国各个州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许多州有退出联邦的举动。各州之间也有许多矛盾,贸易的纠纷、边界的划定、税务的承担等等,各州之间时常发生冲突,有时是武装冲突。对西部土地的争夺,使各州的冲突达到了高潮。佛吉尼亚对独立后自己的疆界非常不满,它想占据密西西比河之间的全部土地,宾夕法尼亚也想拥有这些土地,处于夹缝中的马里兰有随时被吞并的危险。领土争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是美国地方间冲突的主要原因。直至后来,联邦制定了土地边界方面的法律,地方冲突才告一段落。更有甚者,一些利益得不到满足的州,要求退出联邦,使得联邦随时有瓦解的危险。

美国人并没有将自己的命运与联邦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们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州的利益,他们首先意识到自己是本州的公民。他们的民族意识,带有浓厚的地方主义色彩。他们的民族概念是本地化的,他们的国家概念是复数化的。

三

在美国,由于地理上的差异,造成了美国南方和北方经济制度的差异,进而导致南北文化的差异。北方人意识到了这种差异,企图缩小和改变这种差异。南方人意识到这种差异后,却在极力地扩大这种差异。大约在美英二次战争后,一个孤立的地区——“南部”在美国出现了,那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自己看成是一个“独立的同质民族”。他们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从心理上排斥北方人。他们蔑称新英格兰人为“北佬”(Yankee),称北方为Yankeedom,北方人的作风被叫做“北佬气的”(Yankeeism)。此时,美国人的民族意识发展出现了两种倾向:一种是北方人要求美国人大融合的倾向;另一种是南方人极力排斥北方人,强调自己的特性的倾向。这两种民族意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强化,最后发生了激烈的冲撞。美国内战,实际上就是这两种民族意识冲突的表现。

美国独立后,北方逐步发展起来一些近代工业,如面粉加工、纺织、制糖等等,并且与世界同步,开始了机器的使用。北方的发展需要国内统一的大市场,需要国家的关税保护,也就需要强大统一的国家。而此时的南方,则大力发展奴隶种植园经济,他们种植的棉花和烟草,绝大部分出口给英国,种植园主又从英国进口回自己和奴隶所需要的生活品。因此他们要求降低关税,他们对国内统一的大市场漠不关心。所以北方人具有强烈的联邦意识,强调美利坚民族一体的认同。南方人只强调南方人的利益,只强调南方的特性,他们认为南方人是一致的人,与北方人是不同的美国人。南方人相信自己是一致的,就努力使自己一致,南方人强调南方的特性,就尽力创造自己的特性。其实仔细考查美国南方的历史,就会发现此时的南方,是有许多特别之外”

南方的特性之一,是南方的生产目的非常单纯,只是满足少数种植园主的消费。种植园主越来越成为欧洲奢侈品的忠实的消费者,而没有成为北方工业原料的生产者。南方人的这一特性,不仅不为

北方人见容,使得种植园主之间也都矛盾重重。南方的生产目的,只是为了南方种植园主的消费,南方的经济发展走进了停滞不前、原地循环的怪圈。

南方的特性之二,就是文化教育极其落后。种植园主在文化生活方面,只是英国贵族文化的消费者,而非美国文化的创造者。南方地区的教育萎缩,南方的一般人就不能象新英格兰人那样接受教育,在南方种植园主垄断了文化。威廉—马丽学院,是南方建立较早的高等学校,这所学校充满了贵族气息,当时许多美国人认为,它根本不能与哈佛和耶鲁两所大学相提并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学院仅达到一所初级中学的水平,南方的教育比北方落后近半个世纪。北方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已有很大的发展,高等教育初等教育都已经初具规模。北方的文化虽然不是那样雅致,但它根植于北美大陆的沃土之上,它有深厚的基础和旺盛的生命力。南方人不愿意接受北方的文化,北方人也不愿意接受被自己先辈所摈弃了的英国贵族文化。南方和北方,在文化领域中的冲突,南方注定要失败的,因为,南方人没有属于自己的东西,也就没有战胜北方人的武器。

南方的特性之三,南方人极力模仿英国绅士,甚至模仿欧洲骑士的生活方式,使他们成为美国历史发展的障碍物。南方人崇尚门第,南方生活的潮流是南方的几个大家族领导的。杰斐逊致夏斯泰的一封信中,比较了南方人与北方人的性格,他说,北方人是冷静的,南方人是暴躁的,北方人是有节制的,南方人是骄奢淫逸的,北方人是勤劳的,南方人是懒惰的,北方人注意保护自己的自由,也注意保护别人的自由,南方人则维护自己的自由,但蹂躏别人的自由。[5](P15)可以看出,南方人的生活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脾气秉性,是不适应美国的社会发展的。

南方的特性之四,是南方地区没有中心城镇,一直没有一个政治文化的中心,政治权力分散于一家一户的种植园主,南方的内部没有凝聚力。内战前夕,佛吉尼亚首府也只是一个季节性的城市,平时只住千余人。托马斯·杰斐逊在他的《佛吉尼亚纪事》一书中说“我们没有城镇。在我们的乡村许多地方贯穿着可通航的河流,由此通常贸易是送上门来……这也许是为何我们没有重要城镇的许多原因之一。”在南方,没有那一个城市,象北方的费城、纽约、波斯顿一样,成为政治、文化和经济的中心。在南方,每个种植园就是一个政治中心,他们表达自己的意愿,所以,就不可能形成象北方那样代表民意的舆论,代表民意的政治团体。南方最后的政治意愿的强烈表达,也只能是南方几个种植园主的微弱的哀鸣。

美国南方和南方美国人所具有的诸多特性,都不能使南方人融合成一个同质的民族。南方人中,从非洲捆绑来的大量黑人奴隶是不可能被融合的,无论在语言方面,还是在生活方面,都与南方种植园主格格不入。南方人中的白人自由人和白人契约奴,他们也不可能完全接受种植园主的生活方式。所以自认为南方人是同质的一个民族,只是种植园主的理想和心愿。南方人事实上根本不是一个民族,他们抗拒美利坚民族统一融合潮流的行径,注定要失败的。

美国两种民族意识冲突的结果,表现为内战,战争之初南方暂时的胜利,被美国人称为“历史对地理的胜利,想象对现实的胜利”。美国人希望联邦统一,他们要打败南方的民族分裂活动,他们要确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统一的民族国家。丹尼尔·J·布尔斯廷在他的《美国人:建国的经历》中说:“为建立一个新国家而进行的斗争要到1865年或者更晚一些时候才告结束。”伍斯特.威尔逊总统也曾说过,内战“在美国创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东西——国家感。联邦不是得救了;联邦是复活了。”内战摧毁南方的经济制度,破坏了南方人的生活方式,将南方纳入整个美国发展的范畴。加之铁路交通和电报通信事业的飞速发展,南方与北方很快地溶为一体,南方人与北方人也很快融合为美利坚民族了。美国人开始意识到自己是美利坚人,是在美国南部重建时期。

美利坚民族意识的形成,可分为四个阶段:殖民地时期至美国独立后,此时美国人有与英国民族认同的意识;美国独立后至第二次英美战争,他们自认为自己是某州人,他们具有与本州人民族认同的意识;英美第二次战争至美国内战,北方人已经具有美利坚民族意识,而南方美国人则认为自己是一个单独的民族;内战后至南方重建时期,美国人才最后形成了美利坚民族的整体意识和精神。

[参考文献]

[1](美)安·哈利斯·莱夫.美国民族百衲图[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2](美)本杰明·富兰.本杰明·富兰克林自传[M].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3](美)丹尼·丁·布尔斯廷.美国人:建国的经历[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4](美)丹尼尔·丁·布尔斯廷.美国人:殖民地的经历[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