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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7 13:09:38

保守范文篇1

不向同学打听一些公司机密和个人隐私，也不要向对方提供自己知道的公司机密。

为自己服务的公司保守机密不只是一项道德要求，同时也是一项法律要求。不要向他人打听一些不该问及的内容，这会把被问者推到一个尴尬的两难境界，造成与同学之间的隔阂；同时也不要随意向同学透露自己知道的机密资料，其实机密也不是人人都想知道的。即使你说的是真的机密，也未必能取得他人的信任，反而容易使人认为你不可信，或者另有所图。

保守范文篇2

第二条国家保密工作部门是国务院的职能机构，根据《保密法》和本办法主管全国的保密工作。

县以上地方各级政府的保密工作部门，在上级保密工作部门的指导下，依照保密法律、法规和规章管理本行政区域的保密工作。

第三条中央国家机关在其职权范围内主管或者指导本系统的保密工作，组织和监督下级业务部门执行保密法律、法规和规章，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单独或者会同有关部门制定主管业务方面的保密规章。

第四条某一事项泄露后会造成下列后果之一的，应当列入国家秘密及其密级的具体范围：

（一）危害国家政权的巩固和防御能力；

（二）影响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安定；

（三）损害国家在对外活动中的政治、经济利益；

（四）影响国家领导人、外国要员的安全；

（五）妨害国家重要的安全保卫工作；

（六）使保护国家秘密的措施可靠性降低或者失效；

（七）削弱国家的经济、科技实力；

（八）使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失去保障。

第五条保密范围应当根据情况变化适时修订，修订的程序依照第十条的规定办理。

第六条涉及国家秘密的机关、单位，应当进行经常性的保密教育和检查，落实各项保密措施，使所属人员知悉与其工作有关的保密范围和各项保密制度。

第二章确定密级、变更密级和解密

第七条各机关、单位依照规定确定密级、变更密级和解密，应当接受其上级机关和有关保密工作部门的指导和监督。

第八条各机关、单位对所产生的国家秘密事项，应当依照保密范围的规定及时确定密级，最迟不得超过十日。

第九条密级确定以后，确定密级的机关、单位发现不符合保密范围规定的，应当及时纠正；上级机关或者有关保密工作部门发现不符合保密范围规定的，应当及时通知确定密级的机关、单位纠正。

第十条对是否属于国家秘密和属于何种密级不明确的事项，依照下列规定确定：

（一）绝密级由国家保密工作部门确定；

（二）机密级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或者其上级的保密工作部门确定；

（三）秘密级由省、自治区政府所在地的市和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或者其上级的保密工作部门确定。

其他机关经国家保密工作部门审定，可以在其主管业务方面行使前款规定的确定密级权。

第十一条对是否属于国家秘密和属于何种密级不明确的事项，产生该事项的机关、单位无相应确定密级权的，应当及时拟定密级，并在拟定密级后的十日内依照下列规定申请确定密级：

（一）属于主管业务方面的事项，逐级报至国家保密工作部门审定的有权确定该事项密级的上级机关；

（二）其他方面的事项，逐级报至有权确定该事项密级的保密工作部门。

接到申请的机关或者保密工作部门，应当在三十日内作出批复。

第十二条依照本办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的规定行使确定密级权的保密工作部门和其他机关，应当将其行使确定密级权的情况报至规定保密范围的部门。

第十三条属于国家秘密的文件、资料和其他物品，由确定密级的机关、单位标明密级；依照本办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的规定确定密级的，由提出申请的机关、单位标明密级。

属于国家秘密的事项不能标明密级的，由产生该事项的机关、单位负责通知接触范围内的人员。

第十四条国家秘密事项的密级，应当根据下列情形之一，由确定密级的机关、单位及时变更：

（一）该事项泄露后对国家的安全和利益的损害程度已发生明显变化的；

（二）因为工作需要，原接触范围需作很大改变的。

情况紧急时，可以由上级机关直接变更密级。

第十五条对保密期限内的国家秘密事项，根据情况变化，有下列情形之一，由确定密级的机关、单位及时解密：

（一）该事项公开后无损于国家的安全和利益的；

（二）从全局衡量公开后对国家更为有利的。

情况紧急时，可以由上级机关直接解密。

第十六条对于上级机关或者有关保密工作部门要求继续保密的事项，在所要求的期限内不得解密。

第十七条各机关、单位确定密级、变更密级或者决定解密，应当由承办人员提出具体意见交本机关、单位的主管领导人审核批准；工作量较大的机关、单位可以由主管领导人授权本机关、单位的保密工作机构或者指定负责人员办理批准前的审核工作。

前款规定的执行情况应当有文字记载。

第十八条国家秘密事项变更密级或者解密后，应当及时通知有关的机关、单位；因保密期限届满而解密的事项除外。

国家秘密事项变更密级或者解密后，应当及时在有关文件、资料和其他物品上标明；不能标明的，应当及时将变更密级或者解密的决定通知接触范围内的人员。

第十九条确定密级的机关、单位被撤销或者合并，有关变更密级和解密的工作由承担其原职能的机关、单位负责；无相应的承担机关、单位的，由有关的上级机关或者保密工作部门指定的机关负责。

第三章保密制度

第二十条接触国家秘密事项的人员或者机关、单位的范围，由确定密级的机关、单位限定。接触范围内的机关、单位，由其主管领导人限定本机关、单位内的具体接触范围。

工作需要时，上级机关、单位可以改变下级机关、单位限定的国家秘密的接触范围。

第二十一条复制属于国家秘密的文件、资料和其他物品，或者摘录、引用、汇编其属于国家秘密的内容，不得擅自改变原件的密级。

第二十二条在对外交往与合作中，对方以正当理由和途径要求提供国家秘密时，应当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按照国家主管部门的规定呈报有相应权限的机关批准，并通过一定形式要求对方承担保密义务。

对外提供国家秘密涉及多部门的，可以由有关的保密工作部门进行组织、协调工作。

对外提供涉及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方面的国家秘密，批准机关应当向同级政府的保密工作部门通报有关情况。

第二十三条具有属于国家秘密内容的会议，主办单位应当采取下列保密措施：

（一）选择具备保密条件的会议场所；

（二）根据工作需要，限定参加会议人员的范围，对参加涉及绝密级事项会议的人员予以指定；（三）依照保密规定使用会议设备和管理会议文件、资料；

（四）确定会议内容是否传达及传达范围。

第二十四条涉及国家秘密的重要活动，主办单位可以制定专项保密方案并组织实施；必要时，有关保密工作部门应当会同主办单位工作。

第二十五条属于国家秘密不对外开放的场所、部位的保密措施，由有关机关、单位制定或者与保密工作部门共同商定。

第二十六条发生泄密事件的机关、单位，应当迅速查明被泄露的国家秘密的内容和密级、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危害的范围和严重程度、事件的主要情节和有关责任者，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并报告有关保密工作部门和上级机关。

第四章奖惩

第二十七条凡有下列表现之一的个人或者集体，由其所在机关、单位、上级机关或者当地政府依照规定给予奖励：

（一）在危急情况下，保护国家秘密安全的；

（二）对泄露或者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的行为及时检举的；

（三）发现他人泄露或者可能泄露国家秘密，立即采取补救措施，避免或者减轻损害后果的；

（四）在涉及国家秘密的专项活动中，严守国家秘密，对维护国家的安全和利益作出重要贡献的；

（五）在国家保密技术的开发、研究中取得重大成果或者显著成绩的；

（六）一贯严守国家秘密或者长期从事保密工作管理，事迹突出的；

（七）长期经管国家秘密的专职人员，一贯忠于职守，确保国家秘密安全的。

第二十八条对于为保守国家秘密作出突出贡献的个人或者集体，各级保密工作部门和其他有关的保密工作机构，应当向有关机关、单位或者政府提出奖励的建议；需要时，也可以直接给予奖励。

第二十九条凡泄露国家秘密尚不够刑事处罚的，有关机关、单位应当依照规定并根据被泄露事项的密级和行为的具体情节，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条对泄露国家秘密尚不够刑事处罚，有下列情节之一的，应当从重给予行政处分：

（一）泄露国家秘密已造成损害后果的；

（二）以谋取私利为目的泄露国家秘密的；

（三）泄露国家秘密危害不大但次数较多或者数量较大的；

（四）利用职权强制他人违反保密规定的。

第三十一条泄露国家秘密已经人民法院判处刑罚的以及被依法免予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的，应当从重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二条泄露秘密级国家秘密，情节轻微的，可以酌情免予或者从轻给予行政处分；泄露机密级国家秘密，情节轻微的，可以酌情从轻给予行政处分，也可以免予行政处分；泄露绝密级国家秘密，情节特别轻微的，可以酌情从轻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三条各级保密工作部门和其他有关的保密工作机构，可以要求有关机关、单位对泄密责任者给予行政处分或者处罚；对行政处分或者处罚决定持有异议时，可以要求对作出的行政处分或者处罚进行复议。

第三十四条因泄露国家秘密所获取的非法收入，应当予以没收并上交国库。

第五章

第三十五条《保密法》和本办法规定中的“泄露国家秘密”是指违反保密法律、法规和规章的下列行为之一：

（一）使国家秘密被不应知悉者知悉的；（二）使国家秘密超出了限定的接触范围，而不能证明未被不应知悉者知悉的。

第三十六条《保密法》和本办法规定中的“是否属于国家秘密和属于何种密级不明确的事项”，是指在有关的保密范围中未作明确规定，而符合本办法第四条规定的事项。

第三十七条不属于国家秘密的其他秘密或者机关、单位的内部事项，不适用保密法》和本办法。

第三十八条《保密法》施行前所确定的各项国家秘密文件、资料和其他物品，应当依照《保密法》和本办法进行清理，重新确定密级和保密期限或者解密。

尚未进行清理的，仍应当按照原定密级管理；发生、发现泄露行为时，应当依照《保密法》和本办法的有关规定，对所涉及的事项是否属于国家秘密和属于何种密级重新加以确认。

第三十九条中央国家机关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可以根据本系统、本地区的实际情况，根据《保密法》和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

保守范文篇3

新保守主义的思想来源、历史背景与政策主张究竟有些什么特点，他们是哪些权势人物，如何运作，对政府决策有多大影响，所有这些不要说外国人，恐怕连多数美国老百姓也不一定很清楚。

最新出版的卡内基和平基金会《外交政策》（foreignpolicy）双月刊上，载有麦克斯·布特（maxboot）《新保守主义再思考》的一篇长文。文章实际上是一个新保守主义者的自白，对neocons的来龙去脉作了一个基本的分析介绍。

最初只是自由派学者

这名作者曾获耶鲁大学硕士学位，并在《华尔街日报》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工作过多年，目前是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安全问题研究员。虽然他在政府中并无一官半职，但作为一个新保守主义分子却十分活跃，经常在一些主要报刊发表政见，可以说是新保守主义的一个代言人。

麦克斯首先抱怨说，关于新保守主义的兴起与这个群体要在全球进行先发制人战争的主张，“被大大夸张了”，有些批评是对新保守主义性质与其对外政策思想的一种扭曲。

他说，美国的新保守主义最初只是一群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在上一个世纪80年代反对的防务政策，后来追随里根与共和党政府反对苏联扩张，主张在外交上奉行强硬政策。目前新保守主义的势力主要来自布什政府内部，其成员包括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与费斯，副总统切尼的办公室主任路易斯·利比，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主管近东与北非事务的官员艾廖特·阿布拉姆斯。

这些参与决策的人员都主张采取富于进取性和单边行动的政策，来推进民主、人权、自由市场经济以及维持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国防部前副部长兼国防政策咨询委员会成员理查·佩尔本来是美国新保守主义的一员大将，对布什今年外交政策进行幕后策划。由于美国陷入伊拉克战争困境，布什推行单边主义而在全球外交上处于孤立，佩尔作为幕后的军师不得人心而失势。

但是，布特认为，新保守主义势力并不包括更高一层的政府领导人，如布什总统、切尼副总统、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国务卿鲍威尔以及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这些人在上一次美国大选中还嘲笑克林顿外交过于着重人权问题，不赞成干预巴尔干半岛事务。

但九一一事件的发生是一个转折点，使布什认识到美国不能执行“谦让”的外交政策，从而采用了新保守主义分子的政策主张，在2002年抛出了大力推进反恐战争、制止毁灭性武器扩散、先发制人以及推行提升中东民主的一系列外交政策。

在政坛上大行其道

从这以后，虽然新保守主义在美国大行其道，但布什并没有完全接受新保守主义者要求推翻平壤与德黑兰政权以确保美国安全的主张，而是愿与之对话。布什也不顾新保守主义分子的反对，而主张阿以和谈，争取中东和解。

关于新保守主义的思想来源，布特认为主要是受芝加哥大学已故哲学教授列奥·斯特劳斯的影响。他是在20世纪30年代遭受德国纳粹迫害而逃往美国的学者，坚信必须由一群精英分子来保卫美国民主。为了使西方民主更为安全，“必须努力使整个世界民主化，使得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国家中的社会变得民主”。斯特劳斯认为，反抗暴政，对付“野蛮”的敌人，是西方人应有的“自然权利”和责任，可以不受现存国际法与国际组织的约束。

新保守主义者认为他们继承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总统威尔逊的理想主义，但又反对受制于国际组织与多边主义的干扰，因而更接近于罗斯福、杜鲁门与里根的思想与政策，主张美国在必要时必须使用武力来维护它的理念和利益，唯有扩展民主才能确保美国的安全。

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目前不仅在布什政府军政部门掌握相当大的权力，而且拥有自己的思想宣传阵地。他们在某些基金会的财政资助下，控制着一些刊物、广播、电视和报纸社论版面，传播自己的思想。

如威廉·克里斯托（williamkristol）是新保守主义言论阵地《旗帜周刊》(weeklystandard)的创办人。他除了握笔之外，还经常在电视台发表针对国内外时局的见解，被认为是“华盛顿极具影响力的声音”，他的文章成为白宫每天必看的资料。麦克斯·布特与曾在国务院任职的罗伯特·凯根（robertkagan）也是新保守主义的，常在《旗帜周刊》与其他报刊上宣扬本派的观点。这些新保守主义精英分子虽然并未任职于政府要害部门，但具有相当能量，力图对华盛顿的决策圈施加影响。

并没有显赫的地位

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新保守主义分子支持布什出兵推翻萨达姆政权，但嫌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派出的军队不够多，妨碍了美国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执行使伊拉克民主化的任务。布特否认伊拉克战局的恶化使新保守主义丢脸。他认为伊拉克局势的一些积极方面被媒体忽略了，例如建立了临时管理委员会，举行市镇选举，伊拉克已经出现了政党和以阿拉伯文字出版的报刊，学校与政府机构正在重建，以及经济中的自由企业制度等等。

布特承认，如果占领伊拉克最终变成一场灾难，那么新保守主义肯定会成为替罪羊。但他又把这种情况归罪于美国政府未能动用更多的资源，派出更多军队去执行任务。这名新保守主义代言人还辩解说：“如果让新保守主义来掌控局面，他们在阿富汗与伊拉克会把事情办得更好”，也许能更早解决一些战后的问题。

保守范文篇4

中国近代以来的宪政思潮的特点

立宪思潮发端于清代中后期，早在同治年间，士大夫中的一些精英人物，就对西洋的议会政治制度产生浓厚的兴趣。这种兴趣之所以产生，乃是由于中国人发现，西方立宪政治所具有的某些优点，恰恰是中国专制传统政体最为缺乏，而又是中国人为挽救民族生存危机而最需要获得的。王韬就在其《漫游随录》中盛赞英国的“君民共主”的议会政治制度，在这本著作中，王韬把君主专制与民主政治的结合看作是巩固一个国家的君主与民众之间的“上下相通”的手段，因而也是实现“富强之效”的手段。⑴到了光绪初年，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同样沿着这种思路来理解西方宪政。他认为，立宪与议会的好处是“集思广益”并消除君民之间的隔阂。⑵到甲午战争发前，陈虬、陈炽、许景澄、张荫桓等人，均以大体相似的方式和用语，介绍并赞扬了他们所理解的西洋议会制度。

从这些近代士大夫知识分子对西洋议会制度的认识来看，他们对西方制度所表现出来的某种特殊“效能”具有强烈的兴趣。他们正是带着对本民族特有的“问题”的关注，来认识西方文化的。然而，在这一认知动机下，中国人对立宪的认识发生了人们不曾意识到的“扭变”：由于人们认为，中国传统专制政治在应付西方挑战时暴露出来的严重弊端，是由于中国传统政体使君主与民众上下相隔，于是，在当时主张立宪的士大夫们看来，议会政治的意义，并不是西方原生意义上的对政府权力的限制与约束，而是这种制度能够“集思广益”，“固结民心”。用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的话来说，“中国而终自安卑弱，不欲富国强兵，为天下之望国也，由亦已耳，苟欲安内攘外，……其必自设议院始矣。”⑶其他有关介绍西洋议会政治制度的思想人物的看法，也大体如此。

我们可以把这种仅仅根据一种外来制度的“效能”，来认定仿效这种制度的必要性，以求实现该制度的“效能”的思想倾向和观念，称之为“制度决定论”。这种“制度决定论”思想倾向的最基本特点是，在肯定异质文化中的某一种制度的功效的同时，却忽视了该种制度得以实现其效能的历史、文化、经济和社会诸方面的前提和条件。换言之，“制度决定论”仅仅抽象地关注制度的“功效”与选择该制度的“必要性”之间关联，而没有、或忽视了“功效”与实现该功效的种种社会条件的关联。一种制度实施的可行性与实效性，又恰恰不能脱离这些条件。事实上，立宪政体所能达到的令中国人颇为惊羡的效能，是有着许多内隐的与外显的社会经济与文化条件的配合。而这些条件往往是该种文化原先所固有，而中国所没有的。近代大多数知识分子在认识西方政治制度时，往往都不自觉地具有这种思想倾向性。

产生这种对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异质文化中的社会制度的这种错位理解，是在不同文化之间很容易出现的现象。一般地说，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社会条件下，人们是很难摆脱这种态度和思维方法来认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的。这首先是因为，中国陷入了深重的民族危机，这一特定的疑难困境，使中国知识分子决不可能脱离这种切身的关怀和问题，来对另一种文化发生兴趣。西方政教制度与它所表现出来的效果，给那些最早接触西方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刺激是直接的、强烈而鲜明的。其次还因为，长期处于闭锁状态的中国人在当时还不可能具有直接的经验与丰富的知识，去认识一种异质政治制度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尤其不可能认识到一种制度与该社会的其他因素之间的相互依存的复杂关系。

西方社会、经济、文化与政治，是在其自身长期的历史演变与发展过程中相互依存、有机联系在一起的一个整体，每一部分的产生功效，必须以其它部分的存在作为条件。然而，当人们从自己特定的关切角度来认识西方文化时，他们仅仅只注意到有机整体的某一方面和侧面。并且也只有这一方面和侧面，才足以引起人们的兴奋与兴趣，并对其作出反应。在这一认知过程中，政治制度与其他层面的相互依存和制约关系也就不自觉地被人们忽略了。而且，从人们的认识过程来看，一种制度产生的效果较为容易被人们观察到，而这种制度得以产生效果的条件，却是处于相对隐蔽的、不易被人觉察的状态，这些内隐的条件对于从来没有在西方社会生活过，对西方历史文化背景完全陌生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确实是难以了解。

当然，人们必须承认，制度决定论无疑还是有其“望梅止渴”的积极作用的，制度决定论对立宪政治的简单化的理解乃至误读，往往会产生一种奇妙的刺激作用，产生一种激发国民向上的激情，一种克服数千年来习以为常的政治“常规”与文化惰性的思想感奋，以及以先进文明为参照点的对现实专制政治的批判意识与挑战意识，它会促使人们以一些全新的角度，来批判地认识自己的过去，以及重新认识中国应该选择的前程。从逻辑上看来，某些看来属于错谬的东西，在历史上又往往充任了进步的“荷尔蒙”。

然而，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制度决定论的思维方法有着其严重的消极作用，这种消极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它具有在政治上引导激进化的潜在可能。更具体地说，人们的危机感越强，要求立宪的愿望也随之越强，这就决定了立宪思潮将随着内忧外患的深化，随着民族危机的尖锐化，而不断地走向激进化。这正是形成中国改革过程中的激进主义思潮的一种重要的思想根源。事实正是如此，清末筹备立宪展开以后，民间出现的三次要求立宪进程提速的运动，就是以中国民族危机迫在眉睫作为根据的。由此引起的政治参与的急剧膨胀与持续的权威危机。

其次，制度决定论思维方式还导致政治整合的严重危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危机感越深，要求立宪的愿望就越强烈，而中国的社会经济条件却没有随立宪制度的建立而自然成熟。这样就导致从西方引入的先进的宪政制度与落后的经济、社会、民俗环境完全脱节，政治制度与经济社会环境之间出现整合上的困难。并进而并引发政治危机。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就有可能在严复所说的“新者未得，旧者已亡”的困境中陷入空前的失范状态。清王朝权威提前崩溃后，中国现代化的政治整合陷入长达数十年的持续危机与混乱，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政治整合的失范则是在立宪运动激进化以后发端的。

下面我们可以通过反对者对立宪派思想的批评，来展示以制度决定论为基础的中国立宪思潮所潜含的矛盾。

自1905年到1911年的清末筹备立宪过程中，在立宪派与反对派或立宪缓行派之间，一直存在着相当激烈的论争和思想冲突。自民国以来，清末立宪运动中的缓行派的思想观点就一直没有受到学者应有的重视。如果从后发展国家早期现代化这一特定视角来看，人们将会发现，立宪缓行派的思想远不是“文化守旧”可以简单地一语概括。那些被斥为“保守派”人士的思想的内容，要比人们想当然认为的更为丰富复杂得多。下面，本文将进一步考察立宪派与立宪缓行派之间是如何在立宪问题上展开思想论战的。这种论战对于认识中国早期现代化过程中不同的政治选择上的冲突，可以提供哪些启示。

实际上，这种两派之间进行的思想冲突和交锋，反映的正是传统的专制国家，在仿效西方政体过程中存在的两难矛盾与困难问题，因而实际上有着十分深厚的内涵。研究这种思想论争，对于理解清末立宪运动的内在矛盾和困难，对于进一步认识制约中国早期现代化过程的各种复杂条件和因素，实际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末立宪运动中的缓行派

清末反对把筹备立宪作为基本方针的人士，实际上包括两种类型的人。

一种是基本上赞同立宪的方向，但对当时占主流地位的预备立宪思潮持批评态度的人士，这一类人并不反对中国在未来某个时候走立宪改革的道路。他们认为，由于中西文化、社会和历史条件与环境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简单地仿效西洋宪政，将会对中国的变革，对现体制下的秩序稳定带来严重的不利后果，因而他们主张推迟预备立宪，到未来时机成熟以后，再考虑以渐进的方式来推进立宪改革。他们认为，在新政的现阶段，应以加强君权，发展实业，实行开明专制为目的。例如军机大臣孙家鼐、考察宪政大臣于式枚、御史赵炳麟、王步瀛等人,均坚持这种主张。于式枚可以说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曾公开表示，中国的立宪应在二十年以后才可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这种态度使他在立宪呼声日益高涨的当时显得极为孤立，以致成为全国占主流地位的立宪派士绅的众矢之的。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这些人士的政治态度与价值观念，与顽固守旧派的保守主义的自我中心的价值取向相比，有着很明显的区别。他们并不否认西方文明在许多方面的优点，他们也决非盲目的仇外排外论者，他们不否认立宪政治对于西方各国的作用和功效。他们甚至在原则上也认为，西洋的立宪政体的“文明”程度均优于中国现行的专制政体。这一类人中的一些代表人物有过数次出洋考察的丰富经历，例如于式枚、吴寿等人。从他们反对立宪的言论来看，他们对西方和日本的政治和社会情势的了解和认识程度，与那些积极提倡立宪的人士相比，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换言之，他们的观念和价值态度已经更为现代化了。以往学者在评价孙家鼐、于式枚等人的思想时，往往把他视为顽固守旧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显然是过于简单化了。我们大体上可以把这一类人称之为立宪缓行派。

他们对筹备立宪的批评一定程度上确实指出了在中国当时的条件下，简单地仿效西方宪政制度可能产生的一些消极后果。正因为如此，通过对这一类立宪缓行派的思想的分析，将有助于认识清末立宪运动与中国现代化变革所存在的一些关键问题。

反对立宪的的第二种类型人士，是一些更接近于从官学化的儒家的“原教旨”立场来反对立宪运动的传统官僚派人士。其代表人物有御史胡思敬、翰林院侍读柯劭忞等人。这一类人对西方宪政并没有多少知识与兴趣，他们之所以反对立宪，乃是担忧中国传统政教风俗将可能由于实行立宪而遭到威胁。他们出于对专制君主政治的信仰与效忠，而坚决反对中国在任何时候实行西方式的立宪政体。这一类人数量并不多，在社会上已经完全边缘化，在当时的报刊与各种文献里已经很少见到他们思想的踪迹。我们可以把持这种反对立场的人称之为传统的政治守旧派。

以上两类人均是从保守的立场来批评立宪运动，他们把积极推行立宪的人士视为共同的论敌。然而，在以何种方式来拯救中国的问题上，两种人实际上存在着很大的分歧，

必须指出的是，对立宪运动持批评态度并在报章上发表文章阐述己见的，大多数是属于前一种类型，即立宪缓行派。在庚子事变之后，由于大多数中国士绅和官僚在强大的外部危机和西洋各国的示范作用的压力下，已经认识到，“以不变应万变”的深拒固闭态度来应对现实危机决非明智之举。继续坚持1900年以前那种以倭仁为代表的那种极端保守的政治立场的人已较为罕见，而且他们也很少在“新人云集”的报刊上去发表自己被人们视为”不合潮流“的观点。本文中引述的主要是第一种类型的立宪缓行派的思想言论。这不但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具有相当的理论研究价值，而且因为考察他们的思想，也有助于人们认识，在清末立宪过程中，激进派的对立面是怎样思考中国改革的道路与目标的。筹备立宪宣布以后双方的主要分歧

在1906年8月的这次廷臣会议上，虽然立宪派与保守的立宪缓行派的分歧已经大体上显示出来。但由于预备立宪尚未进行，与立宪改革有关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尚未充分表现出来，这场有关立宪的论争还停留“条件论”与“危机论”之争这一相当关键然而却较为简单的层面上。自1906年9月清廷宣布预备立宪方针后的几年中，随着立宪改革的推进，各种相关问题和矛盾的不断突显，保守派从而找到了更多的机会和论据，来证明立宪对于中国不合时宜。

下面，本文进一步来考察立宪缓行派的基本思想倾向以及他们保守政治观的理论根据。在清末立宪运动发展过程中，这种保守的立宪观，虽然并不占有主流地位。甚至可以说，在立宪运动浪潮日益高潮的情况下，这种非主流的声音并没有在社会上产生重大影响。但是，这些立宪缓行派所提出的问题，却颇多发人深省之处。

大体上，我们可以把立宪论战中这些立宪缓行派的言论综合为几个方面，必须指出的是，这些在立宪问题上的保守人士所提出的许多论点，并不是以现代人所擅长的理论的形式表述出来的。这些论据大都体现在他们对一些具体问题的看法和论争之中。与立宪派的观点针锋相对的这些观点，仍然具有其内在的逻辑自恰性与系统性。

一中国需要立宪体制还是开明的专制政治

立宪派认为，立宪在民众中所激发出来的政治热情以及对国家的向心力与凝聚力，乃是使中国摆脱危机的希望所寄。中国需要的是立宪政治，而不是已经失效的专制政治。

然而，一些立宪保守派人士则认为，从中国的现实条件来看，实行开明专制要比实行华而不实的立宪政治更为合适。西洋的民主立宪，适合于西洋专制过甚的病症；中国面对的实际问题并不是专制过甚，而是国家权威不足，无法应对民族面临的各种内外危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千孔百疮的国家，立宪并不是对症良药。中国首先需要的是用一种振作的君权，来应对官僚体制的窳败、国防的脆弱和民间的困顿，中国需要的是加强君主的权威，来解决国家危机。

江西道监察御史刘汝骥可以作为主张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他认为，从表面上看，专制政体不如立宪政体，这是人人皆知的道理。但这一点并不能成为中国实行立宪政治的理由。刘氏认为，中国面对的问题与西方当年实行立宪时所面临的问题根本上的不同的。他指出，“欧洲百年前，其君暴戾恣睢，残民以逞，其病盖中于专制，以立宪医之当也。”而中国的情况则是，“官骄吏窳，兵疲民困，百孔千疮。其病总由于君权之不振。何有于专，更何有于制？”既然中国与西方各自的“病脉”不同，“彼曰立宪，我亦张皇其说曰立宪立宪，是犹医者不寻其脉理，不察其症结，见萎弱之病夫，施以猛烈之剂，奚其可？”（9）

刘氏在这里实际上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在中国处于积贫积弱的情况下，是以西式的宪政民主制度，还是以开明专制主义的方式来主导中国的变革与经济进步。他认为，只有通过加强“专制”型的权威政治，通过集中的国家权威的主导与监护，才能得以解决中国长期以来存在的“官骄吏窳”的问题，正如西方当年暴君政治只有通过立宪来解决一样，如果用立宪来解决中国的“骄、窳、疲、困”，则无疑是开错药方，南辕北辙。

刘氏还把一个国家的“君权之消长”作为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兴盛的标尺。他甚至断言，“入其国而法度修明，百废具举，必其君之骏发严肃，神圣不可侵犯者也。”他的理由是，君权是民权的基础，君权的本位，民权是动位。如果君权一蹶不振，而所谓民权者，则由于没有了依托而失去意义。这里，他还进而指出，如果他国立宪，中国也“张皇其说”而立宪，那无异于一个医生不问病者的脉理和症结，用猛药来治萎弱之病。刘氏的结论是，“政无新旧，惟顺乎民情，学无中西，惟求诸实事。”（10）

其次，立宪缓行派还从中国国民的智识准备条件来说明，当下中国需要的是开明权威政治，而不是民主立宪。

陆宗舆留学于日本，在立宪保守派人士中，他是一个见解和眼界较为开阔的人物，他在1905年8月发表于《晋报》的“立宪私议”一文中，提出了一系列颇有代表性的见解。他认为，由于中国国民的程度离立宪太远，故主张现时期只宜推行开明专制。“使得一二圣君贤相，专制一二十年后，徐议宪政以为幸。”

但他认为这只能心照不宣，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文化滞塞的国家，少数先觉者不可能取得国民对其意图的完全理解和支持。这种先觉者既“不可畏难而易作辍，又不可激进而招失败。”他认为日本的成功正是这种“圣君贤相专制”的“守要不惑，行之以序”的好例子。在他看来，并非加速立宪就一定会导致富强，因为“西班牙之弱，埃及之衰，波兰之亡，皆有立宪之历史者也。”

他们还认为，世人所说的“日本明治维新是立宪改革”这一断言根本上是不能成立的。陆宗舆就指出，恰恰相反，明治维新推行的是“专制政治”，而决不是“民权政治”。因此，决不能把日本作为中国应实行立宪的例证。陆氏还认为，明治维新以前，庶民只知有幕府而不知有王室。而明治的中兴正是以德氏奉还政权开始的，此后，大小政令自天子出，从而使治内治外之法权有条而不紊，而议院、国会是迟至十年二十年以后才召开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虽谓明治为专制之君可也。”正因为如此，他还认为，普鲁士与日本的立宪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立宪，而是“乘战胜之余威，实非通行之定制”。二“立宪救国论”与“立宪危机论”

立宪缓行派与立宪派之间的另一个根本分歧是，中国能否承受立宪所带来的消极后果。

立宪派显然认为，在中国面临日益深重的外部危机的情况下，立宪可以争取人心和稳定人心，扩大社会各阶层的政治热情和对国家和现政权的效忠，从而形成君民一致的团结精神，他们认为，只有这样的群策群力，才能摆脱民族危机，并使中国日臻富强之境。

例如，考察宪政大臣达寿认为，处于一个国际竞争的时代，一国的国民是否有竞争力是至为关键的，立宪制度下的人民之所以有凝聚力与国际竞争力，乃是因为，一方面他们对国家负有纳税、当兵的义务，另一方面又从国家获得参政的权利。这样，就会形成上下共谋，朝野一气，一休一戚，无不相关，在君主与民众之间，形成家人父子一般的相互关系。这样，一国的战斗、财富、文化教育问题均可迎刃而解。反之，如果不立宪，国民受拘束，不能自谋其发达，而国民之不发达，又使其没有竞争力，因而也无法立足于国际竞争之场。达寿以普鲁士、奥地利、日本为例来说明“非立宪而谋国民之发达，则不足以图自存”

与此相反，立宪缓行派则认为，在当前的条件下实行立宪，不但不能使民众团结在君主与国家之下，反而会导致国家的分崩离析。

这里，我们特别要介绍于式枚这个代表人物，他是出使德国考察宪政大臣。由于早在李鸿章办理洋务时期，他就随同李氏历聘各国，后来又出国担任清政府的外交官，预备立宪时期，他又就任宪政馆官员。由于他熟悉西方政治制度和社会人情，作为反对立宪激进派的保守派人物，在当时的士林和官僚中独树一帜，并有广泛影响。于式枚特别以法国革命作为例子，来说明立宪对中国可能具有危险。他指出，“法国则当屡世苛虐之后，民困已深。欲以立宪救亡，而不知适促其乱。”（11）在他看来，立宪实际上必将导致积怨甚深的民众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而这种政治参与，反而将成为反对政府的激进革命的催化剂。

为什么在这种危机条件下进行立宪是十分危险的呢？在于式枚看来，这是因为，危机的局势会使社会在如何解决危机的问题上，出现越来越尖锐的矛盾与冲突，立宪将反而使各种水火不相容的政治分歧表面化，这无疑是火上加油。他指出，“各国立宪，多由群下要求，求而不得则争，争而不已则乱。”“定于一则无非分之想，散于众则有竞进之心。其名至为公平，其势最为危险。行之而善，则为日本之维新。行之不善，则为法国之革命。”（12）

于式枚认为，中国立宪改革可能造成的最大危险是，政府与国家的权威将因立宪条件下的民众的干预而失落。“自辛丑始昌言变法，自丙午遂定议立宪，其初心本于望治之切，其流弊乃渐失权限之分。横议者自谓国民，聚众者辄云团体。数年之中，内治外交用人行政皆有干预之想。来日方长，坚冰可惧。”（13）

于式枚的这种判断，还基于他对中国民智和知识能力和教育程度的认识和由此产生的不信任。他认为，“教育未能普及即予国民以参政权，最为危险。”“人情易动，则靖之实难。民智易开则愚之无术。”他还指出，即使象日本这样的国家实行立宪，也屡经乱民的扰动，最后，由于严治那些“故动燥急，煽变害安”的乱党，局势才得以平静。（14）至于中国在清廷的权威已经日益削弱的情况下，政府有没有这种对社会的控制能力，还是大有疑问的。如果没有这种权威，立宪就必然会导致社会动荡与失控。例如，拣选知县举人褚子临认为，从西洋历史来看，英国的国会之叛、法国的改革党之变恰恰证明，"国以众强，尤以众败”.。（15）三中国士大夫能否胜任于宪政？

1907年1月，《时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该文提出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问题：就算清政府鉴于世界各国的趋势，同意立宪，把议政选举的权利分给中国人民，其结果会是怎样？

当时，一般主张速行立宪的人士均以为，由于中国开明的士大夫不乏其人，一旦推行立宪，不怕没有胜任的议员。

然而，这位作者却认为，中国士大夫根本上是否具有在立宪政体中担当议员的政治能力，是大可怀疑的。因为宪政之可贵在于“在下之人能否接受其分与之政权而善用之。”而中国的一般士民显然并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这位作者认为，这是因为，虽然中国的士绅是翘然秀于大众之上的知识阶级，但长期伏于专制政体之下，没有干预时政的机会和条件，除科举利禄之外，没有其他志向，他们所精通的只是词章训诂之学，对于民生之利弊，国势之强弱，优胜劣败不可逃之公例几乎一无所知，这种无政治的阅历和训练的人一旦付之以国家的重任，必然导致“偾蹶败事”的危险后果。而且，由于士大夫没有真实的阅历，往往容易“激于情感，一往而不知所返，则其所持政论必有偏宕，而不得其中。适以偾事者有之。”（16）

作者还认为，大凡一种学说从外邦输入，“必经其国之有经验有学识者，熟察而同化之，使新理想与旧风俗有对病发药之效，而无格不入之忧，斯能应用之，而不至为害于社会。”“我国沈痼之疾，种之二千年，……使立宪之知识不先输入于国民之脑中而深喻其利弊之所在，我恐政体变而国民之心理犹未能与之相应而俱变，未得利而害先见而未可知也。”

因此，文章作者认为，中国宪政成功的希望并不在于“区区数十百人考察学成返国之后以颁布宪法，组织新政体”，而在于使国民中一部分人有政治之思想、有政治之阅历和有政治之能力。而当前首要的事是组织各种学会对宪政进行切实的研究。

这位不署名的作者最早提到中国近代士绅是否有在立宪政体下参与政治的能力的问题。他认为，一种外来的制度要在中国取得成效，还需要进行一番“同化”的过程。从而使新制度与旧风俗得以融为一体，才有可能。但这位作者仍然认为，建立各种研究宪政的学会和组织，切实考察和了解西方宪政的性质和特点就可以解决这种困难。

四立宪是否应该以本国的习俗政教为基础

在阐述中国立宪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时，他们认为，一个民族在长期历史中形成的教政习俗，是一个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他们反对完全抛弃已有的旧法，而主张在旧法与新法之间寻找结合点。

于式枚认为，无论是德国还是日本，这些立宪取得成功的国家，均十分重视以本国风俗习惯立宪制度的基础。他认为，只有以本国所有者为根据，采取他国所有以辅益之，立宪才能有补于实际。为了强调自己的观点，他还引用斯宾塞在讨论日本立宪何以成功的原因时所说过的话：“一国之宪法及附属法律，必须与本国之历史与国体有同一之性质，否则实行之际，困难不可思议，流弊不可胜防。”（17）

他还特别提及德国皇帝接见中国钦使孙宝琦等人时告诫中国人的话：“宪政纷繁，须详细推求，且虑未必能合中国之用。选举法尤未易仿行。在中国因革损益，自有权衡，合者行之，不合者置之。

他认为，应力求从中国传统政体和文化中，寻找宪政的根据，然而他在这一方面却过于牵强附会，他甚至认为，中国旧章，本来就是立宪的。“周官言宪法，传称监于成宪，仲尼损益四代之制，以万世之宪”，以此来牵强地证明，宪法本是中国古代所有。

另一位立宪缓行派人士在论及中国的传统政教的作用时也指出，“我国家以专制之教行专制之政三千余年，教政相持，极为周密，其事非常识所能窥，若不统计全体如何，漫改其一二，以为文明之形象，……此如一大机器厂，其绪机彼此相维，以成所制成之一物，若有不知此学之人，漫然改其一二，而又强迫以行，非停止即炸裂而已。”因此，作者认为，日俄之战，虽然使中国人普遍都认识到非改制不可，深望当政者改革时不但应示求教于法学家，而且应求教于哲学家才行。（18）

这位作者显然已经朴素地认识到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各自都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的社会有机整体的事实。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还认识到，这种社会有机整体内部各种政教因素的相互配合的周密是常人的知识难以认识清楚的。简单地漫不经心地仿效一二种西方制度，将会导致如同停止机器运转甚或炸裂机器一样的严重后果。虽然作者并没有能进一步指出如何解决这种基本的难题。但他却指出只有从哲学上才能认识问题。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们反对完全抛弃已有的旧法，他们认为，自海禁大开以后，中国与外国交涉总是失败，因此，人们常常会因愤国权之坠，而欲将过去所有固有的禁令投之于烈火而后快。因为，“一国之法制虽有极横暴无理，必与其民俗有密切之关系，”正因为如此，“应以本国向有之律例，择其日用所不可废，人与人交际所不可缺，而官与民又两皆平允者，辑成浅易之文，使初级小学生徒诵而习之，这样，几年以后，人人熟知其理，官府也不敢以非理相难，“教国民以读律者，人人予以器械之谓也，”只有到了这时，地方自治才算真正有了基础，因为这样一来，“人我皆有秩序，官民本有界划，是故立宪之阶梯，而社会进化之基础也。”“它日宪法既立，公例大明，即以此为荃蒂，弃之可也。”（19）

在他们看来，中国目前的国民教育程度和知识水平均没有达到立宪的程度。其次，旧法虽然有许多不合理的地方，但它们毕竟是一国民俗进化的自然结果，不可能也不应该完全抛弃。然而，旧法中确实有着许多不合理的地方。如何解决这一个矛盾？他们认为，最为恰当的做法是，取旧法中合用者，使之为大众所通晓。这样就可以培养国民的政治能力，学会以法律来解决人与人的关系，并以法律来实现地方自治，而这正是未来实行立宪的基础。

另一方面，他们还具体地论及，要使立宪在中国取得成功，也必须籍助于旧有的制度与权威形式对社会人心的约束作用。

我们可以通过对御史赵炳麟的奏议看到这种论点。赵炳麟在1906年9月的一份奏折中认为，立宪势必扩大地方的权限，并裁撤中央对地方行使监督的台谏和监司。而在“郡县贪暴，民受其虐，今已甚矣”的情况下，“台谏之职罢，疾苦无由上闻，监司之官裁，冤抑又无从上诉，虽有高等裁判，然郡县离省城数千里，离京城数万里，铁轨不通，轮舟不到，……民虽欲赴京门而诉之，何从上达耶？是流弊必至虐民。”正因为如此，立宪的目的本在于尊君保民，而其推行的后果却变为陵君虐民，海外革命派必将利用这种情况“阴行其革命之术者。”（20）

赵炳麟提出的核心问题是，旧的专制政体下的约束机制由于宪政改革而人为地予以取消，而立宪政体下的约束机制又一时无从建立起来，其结果将会导致君权与民权均无法实现，立宪专制变为大臣专制。

实际上，赵氏已经涉及到新旧政治体制转变过程中出现的脱序问题。赵氏认为，要避免这种后果，一方面，应采取“使地方组织完密，逐渐组织下议院”的方式。通过这种逐渐培植地方自治组织的方式，来形成对郡县权力的约束能力。另一方面，应籍助于传统体制下原有的约束机制，作为预备立宪的基础。他把这种传统的“因名核实”的约束机制分为六个方面：通过“正纪纲”来驭大臣，信赏必罚，使大臣不敢为私，养成人民公德；通过“重法令”来“综核名实”，养成国人之守法心；通过“养廉耻”来培育“臣民高尚特立之志”和立宪国民的“笃实”“廉静”人格精神，以此来杜绝“泄沓”“苞苴”的习性；通过“抑幸进”“惩贪墨”、“设乡职”来约束官吏和国民的行为；只有在此基础上，立宪才可能正常的实行。（21）

五中国是否具有西方立宪的原动力？

立宪缓行派之所以认为中国的立宪必须采取长期渐进的方式，其主要原因是中国与西方国家立宪的一个重要区别是缺乏立宪原动力。

光绪32年8月，即清廷预备立宪诏旨以后一个月，一位化名蛤笑的作者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论立宪预备之最要》的文章。（22）该文在比较了中西立宪的不同以后，提出一个颇值得注意的观点，即中国的立宪要求并没有西方历史上的立宪有远因作为自己的基础。

蛤笑认为，西方各国的立宪，均先有某种“主动于立宪之始者”作为立宪运动的原动力，这种原动力“磅薄郁积，蓄之数十年，而宪政始立。”作者指出，西方宪政的建立，实际上只不过是这种“数十年所造之因，结其果而己。”，无论法、美、德、日，均是如此。而这种情况在英伦尤其典型。英伦的宪章源于古老的习俗。千百年来，盎格鲁撒逊民族正是依靠这种习俗休养生息。在他们看来，立宪的动力是“因”，立宪只是基于这种“因”的“果”。此外，另外一位作者也以同样的方式指出，“夫立宪者一种方法之谓也。东西各大国之所以优胜者，先有优胜之程度，有优胜之精神，根本既立，而后采用立宪制度。是则立宪者不过达其目的之手段而已，见绪措施之方法而已。”（23）

蛤笑从上述分析出发，进而认为，中国立宪并没有其它各国所具有的基础。二千年来国民渺然不知立宪是怎么一回事。“各国之所谓果者，在我国则反为因矣”。

一个没有立宪的原动力或“远因”的国家，却把西方的立宪政体，也即西方的“远因”所结成的“果”拿来作为实现国家“富强”的原因。这种“以果为因”对中国立宪政体的建立和运行将会产生人们意料之外的不利结果。

他们认为，有原动力的立宪，由于国民政治能力已发展成熟，从而形成对专制政权的“正当之要求”，而中国的立宪运动没有社会内部经济上的原动力，中国人则是由于外界的刺激，而并非由于“民力之膨账”。（24）换言之，中国立宪并不具有内部的动因。“是固震惊于宪政之虚名，而非洞澈宪政之精髓也”。

因此，对于中国人来说，针对中国内部动因不足这一实际情况，”目前须臾不可缓者，非所谓立宪之预备乎？”

如果一个国家并不具备某种特定的条件，而仅仅想当然地以“立宪”作为强国的方法，立宪就未必起到人们所希望达到的目的。“若云一用立宪之法，立成富强之国，吾未敢信。”

作者比谕说，这正如庖丁解牛，牛刀固然是解牛必须的工具，但以为只要有了牛刀，则牛就必能剖解一样，这完全是荒谬的。作者认为，“今纷纷言立宪为图强良法，其说未误，以为立宪而即可强国，而不求其所发能立宪之故，仅责之以立宪两字，则大误者也。”（25）

正是基于这种理由，这位作者特别强调立宪应有国民程度上的和议员资格上的种种准备。这篇文章认为，由于中国社会的窳败，民智的幼稚，中国国民与立宪各国国民的政治程度相距甚远，中国立宪的预备应从两个方面入手。首先是普及教育以期养成国民资格。其次是先立地方议会以培育国民的政治经验。

缓行派一般都主张通过建立某种中介性的制度，如地方自治、发展教育、教国民读律等等，来造就国民的新的风俗和习惯，发展国民的政治能力，以此“由卑达高”地构成宪政的必要条件和实行宪政的基础。而这些中介性制度产生实质性的改变国民素质和知识水平的缓慢性和长期性，就决定了推行立宪政治的渐进性。

缓行派特别强调地方自治对于培养国民议政与参政能力的重要性。例如陆宗舆认为，“由于中国国民之程度甚低，不能不讲施行之秩序，考德国当十八世纪初，其列邦皆先立省会，以开国会之先声，而地方自治制度者，尤为使民练习政事，与闻治道之法。”他以山东的绅董会和山西的乡社为例来说明中国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他指出，“凡一切地方之乡团保卫、小学教育、清查保甲、征兵准备以及道路水利卫生等政，无不可一任绅士办理，因地制宜，费省情熟，而事易举。”在这种地方自治通行的情况下，“乡政风行，民智大开，然后有立宪国国民资格而可与议，国家大政，此为之序也。”（26）

应该说，缓行派对于立宪原动力的认识，是一种相当具有深度的认识。这一认识比单纯地讲中国缺乏立宪条件要更为深入。立宪保守派从中推现实地认识到宪政制度的推出一个重要的结论，那就是，由于中国立宪原动力不足，这就影响到了立宪所需要的民智不足。他们不能想象，立宪可以在民智不足的情况下得以成功。他们反对激进派那种观点，即民智可以而且只有通过宪政的建立才能得到提高。认为那是“倒因为果”。

另一方面，他们并没有意识到，教育和通晓若干法律知识决非立宪的充分条件。事实上，西方宪政制度所要求的民智具有远为广泛的内容。其中包括契约性的人际关系的长期浸淫下所形成的民主政治文化和价值共识。正因为温和派士绅缺乏这种对立宪条件的复杂性的认识，他们往往简单地认为只须几年时间用来普及教育，加上若干兴革措施，立宪的时机也就自然水到渠成。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一部分温和的立宪派人士与激进派相比，只是对立宪条件的简单化的理解程度有所不同而已。这一点可以解释，何以相当一部分温和派在后来政府与士绅的政治共识破裂以后，纷纷转向激进。

六只有保守渐进才能使中国立宪取得成功

于式枚从普鲁士与日本立宪的成功经验来说明，只有采取“保守渐进为主”，才能取得成功。他指出，“查日本维新之初，最先整理行政与司法制度，其次整理地方行政制度，后八年乃设元老院及大审院。后十四年乃开设国会之敕谕。……越二十年而后颂行宪法。盖准备如此其精详，而宪行如此其迟迥。

他认为“以为立宪即可实行，并不审东洋之近事，冥行燥进，尤有害于治安”

他批评立宪激进派对西方立宪的由来与实际不求甚解，“今之言事者，醉心西法，但知立宪为美名，以为惠而不费，又不劳而永逸者也，言之易而行之实难。此于西事或未深求，于近事固应目睹矣。”

然而，于氏并不反对中国在适当的条件下实行立宪政治。他对立宪的基本方针可以概括为“朝廷有一定之指归，齐万众之心志，”一方面，朝廷“固不可因群言淆乱遂有急就之思。亦不可因民气喧嚣，致有疑阻之意。但当预为筹备，循序渐进。他认为，设京师议院，举办地方自治，广兴教育和储备人才均是实行立宪的先决条件，为了使立宪得以取得实效，“凡与宪政相辅而行者，均当先事绸缪而不容迟缓也。”，他认为，良好的做法一方面将“不使泥于守旧者有变夏之疑，”另一方面，又不会使急于趋新者有蔑古之虑”（27）

立宪缓行派的基本思想：开明专制主义

大体上，我们可以根据前文对立宪立宪保守派思想的综述，把他们的基本思想概括如下。

首先，他们是从中国实行新政的历史条件与西方不同，来认定中国当前不宜采用立宪政体。

关于这一点，他们提出两点理由。第一，他们认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千孔百疮的国家，需要的是用一种振作的君权来应对官僚体制的窳败、国防的脆弱和民间的困顿。这就决定了中国首先需要的是开明专制，而不是“华而不实”的仿效西方的立宪。西洋的民主立宪，适合于西洋专制过甚的病症。中国面对的实际问题却是运用君主的权威来解决国家危机。中国面对的问题与西方当年实行立宪时所面临的问题根本上的不同的。第二，他们从中国国民的智识准备条件来说明，当下中国实行立宪尚非其时。中国只有在未来时机成熟时才可能走立宪的道路。

其次，他们是从立宪对于中国可能产生的消极后果来认定立宪应该缓行。他们的理由是两个方面。

第一，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交织的危机时期，由于中国所面临的危机的局势会使社会在如何解决危机的问题上，出现越来越尖锐的分歧、矛盾与冲突，立宪将反而使各种水火不相容的政治分歧表面化，立宪不但不能使民众团结在君主与国家之下，反而会导致国家的分崩离析，而政府与国家的权威将因立宪条件下的民众的干预而失落。中国则可能在没有权威驾驭的情况下变得群龙无首。

第二，他们认为，长期伏于专制政体之下的知识分子与民众，在政治阅历、知识文化修养与训练方面，无法承负立宪国家的重任，必然导致“偾蹶败事”的危险后果。而立宪体制的超前建立，可能在使中国民众与知识分子在善用这一体制之前，就会未其利而先见其害。

他们认为，立宪派为仿效日本而立宪，往往出于对日本政体的实质的根本误解。他们比立宪派更清楚地认识到一个颇为重要的事实，那就是，日本立宪本质上仍然是一种特殊的开明专制，而决非真正意义上的立宪政治。

他们认为，中国立宪既使将来实行立宪，一方面必须与本国的风俗政教相结合，而不是抛弃这些传统，另一方面，必须采取长期缓进的方式。他们提出的理由是：

第一，在阐述中国立宪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时，他们认为，一个民族在长期历史中形成的教政习俗，是一个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简单地漫不经心地仿效一二种西方制度，将会导致新旧制度与文化之间的契合困难。他们反对完全抛弃已有的旧法，而主张在旧法与新法之间寻找结合点，并认为这种本国的风俗不但是一个国家立宪成功的基础，而且也是社会进化之基础。不过，他们往往过于牵强附会地把国粹与西方宪政混为一谈。在这一点上，他们与文化守旧派在观念上往往有共通之处，其结果也削弱了他们思想的影响力。

第二，立宪成功必须籍助于社会内部是否存在一种支持宪政制度的“社会原动力”。他们注意到西方立宪政治是西方文化中的“原动力”长期发展的产物。由于中国缺乏这种“原动力”，仿效立宪，乃是“倒果为因”，而要使中国形成立宪的原动力，就必须进行长期的准备。例如，发展教育与开展地方自治，使立宪具有社会基础，则是十分必要的条件准备。基于对立宪条件成长的渐进性与长期性的认识，他们认为，立宪只能通过渐进保守的方式才能在中国取得成功。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立宪缓行派已经认识到立宪派思维方式上的“制度决定论”问题。他们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述了这样一个思想，即内生条件的长期准备，是中国实行立宪制度的必要前提。新政现阶段所应采取的政治模式，应该是一种开明的专制主义政体。即通过一种有改革方向的专制政体，来进行一系列的启蒙，包括地方自治、兴办现代教育，并发展实业。

立宪缓行派的保守思想与政治主张，与日本明治维新初期的“启蒙绝对主义”，或“启蒙专制主义”十分近似。这里指的启蒙专制主义，是日本实行立宪之前的一个先行阶段。启蒙专制主义是日本学者信夫清三郎在《日本政治史》中用来表述明治维新初期的政治体制时所使用的概念。它曾出现于普鲁士、俄罗斯等东欧后进国家的政治舞台上。即通过开明的专制君主自上而下地对社会各阶层进行现代性的启蒙，在保障经济上的自由的同时，根绝政治上的自由，主张高度的中央集权化，回避市民革命，并在旧体制范围内，逐步走上资本主义化的道路。

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二世，俄国的彼得大帝，均可视为这种主义的现代化模式的代表人物。这种主张并不排斥在他们认为条件成熟时实行宪政。

日本政治思想家加藤弘之，在1870年所著的《真政大意》中明确地表达了日本式的启蒙专制主义思想，他一方面认为，立宪政体是理想的国家统治方式，另一方面，又认为，在开化文明还不发达的国家，要求一举实行立宪政体，乃是危机的书生之见。他主张，在这种国家，宜先采取专制政体，臣民之权利亦自须限制。这是因为，“若骤变政体，赐臣民以十分自由之权利，反将大害于治安，故决不做此迂阔之事。唯以逐渐启迪人民知识，渐变政体宪法为其方策。”（28）人们可以发现，立宪缓行派的思想与这位日本近代政治思想家的看法相当接近。

历史后来表明，立宪缓行派并不能在社会上取得支持，他们在立宪思潮日益强大的情况下日益走向边缘化，并成为社会上的孤立者，此后再也没有力量在社会上进一步发挥其影响。正如清末新政的历史所显示的，激进的立宪派在制度决定论的逻辑的支配下，三次速开国会的请愿运动，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向当政者的冲击，并产生越来越大的主动性。行动而不是论辩决定了历史的实际结果。

结论

从理论上看，立宪缓行派提出的论据无疑是有一定说服力的。他们意识到，西方宪政制度在是西方特殊的经济、社会文化条件下自然发展起来的产物，用他们的话来说，西方宪政的建立，实际上只不过是“数十年所造之因，结其果而己。”清末中国无论从当时政治窳败、民智的幼稚，教育的落后、经济发展的条件，均与立宪各国的程度相距甚远。他们也注意到，单纯从西方宪政制度在西方显示出来的效能这一点，来决定中国要采取宪政，而不注意到推行宪政所需要的客观条件，实际上是缘木求鱼。他们同时还指出，日本的立宪，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西方意义上的分权为基础的宪政，而是以“立宪”为政治象征外壳的开明专制政治，他们认为，立宪派错误地从日本“集权化”的“立宪”的假象中，得出要在中国实行西方分权式立宪的必要性的结论，实际上是南辕北辙。此外，他们还充分注意到后发展国家为了应对危机与现代化经济发展，中央权力的集中，要比简单地分权更为重要。在他们看来，在当时的情况下推行开明专制，对于解决中国当时面临的问题，是更为合符实际。中国应该采取开明专制来实现早期现代化过程中最需要的政治整合，等等。

另一方面，人们也同样发现，立宪缓行派主张的“开明专制主义”在当时中国已经对广大的政治精英与士绅知识精英失去吸引力。实际上，庚子事变以后，清政权已经进入深重的权威危机阶段，这个政权已经失去转向开明专制的适宜时机。同时，民族危机的克服，需要更为广泛的社会动员，立宪的政治动员，在振作精神方面却起到其他政治选择难以取代的作用。这就使当时多数士绅官僚倾向于求助于源自西方先进国家的立宪政治而不是立宪缓行派主张的开明专制。

然而，立宪所需要的条件在中国是如此缺乏，从而使这种人们以为可以动员社会大众来克服危机的功能，却由于立宪的负效应而抵消。事实上，筹备立宪的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政治参与引发的爆炸效应，如洪水般无法阻挡。

清末现代化过程就面临着这样一种深刻的矛盾：清末新政的立宪之争体现的就是这种深刻的两难矛盾。这种两难困境导致清末现代化处于进退失据的两难困境：要通过集权的开明专制来实现现代化所必须的政治整合，则清政权已经陷入合法性危机；要通过加快立宪来扩大政治参与，则由于立宪所必需的社会经济文化条件的缺乏，而导致政治整合的严重困难。这种两难矛盾是清末新政失败的最重要原因。尽管如此，本文所考察的立宪缓行派对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采取立宪政治所需要的条件的思考，对于制度决定论思潮的朴素认识，对于中西文化的差异的强调，恰恰是长期以来中国人所忽视了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后世中国人在采取源于西方的宪政制度作为新的政治选择基础时，他们的思想仍然可以作为一种历史思想资源，对人们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补充：一九零六年是中国进入译语世界的开始。这一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立宪是政治译语对现实产生影响的开始。由于对某一西方译语的误读，并以此误读改造中国现实，导致的结果又用新的译语进一步误读，产生更严重的困境。立宪在西方的原意是限止政府权力，但到了中国则变为君民团结上下一心的工具。然后以此来重构中国政治。于是一步一步走向崩溃。

在中国社会内部已经有了朴素的反译语观点。保守派提供了这样的最初的表现。

注释

（1）王韬在进一步解释西方立宪制度的优点时还指出，“苟得君主于上，民主于下，则上下之交固，君民之分亲矣。内可以无乱、外可以无侮。而国本犹如苞桑磐石焉。由此而扩充之，富强之效，亦无不基于此矣。见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光绪二十三年铅字本）卷四。

⑵郑观应：《盛世危言》卷四。郑观应认为：“议院者，公议政事之院也，集众思广众益，用人行政，一至秉公，法诚良，意诚美矣。无议院，由君民之间多隔阂。……故欲藉公法以维大局，必先设议院以固民心。泰西各国咸设议院，朝野上下，同心同德。”正是这种政体，使西洋各国“合众志以成城，致治固有本也。”

⑶同上。

⑷《北华捷报》，1906年11月9日。

（5）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第三册，15页

（6）同上。

（7）同上。

（8）同上。

（9）“刘汝骥奏请张君权折”，《清末筹备立宪档案资料》上册，107页，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

（10）同上。

（11）“于式枚奏立宪必先正名不须求之外国折”，《清末筹备立宪档案资料》上册，336页。

（12）同上。

（13）同上。

（14）同上。

（15）“拣选知县褚子临呈”，《清末筹备立宪档案资料》上册，227页。

（16）《东方杂志》，丙午年，第二期，27页。

（17）“于式枚奏立宪不可燥进不可预立年限折”，《清末筹备立宪档案资料》上册，305页。

（18）《东方杂志》，第六期，117页。

（19）《中国未立宪以前当以法律偏教国民论》，《东方杂志》，乙巳年，11期，225页。

（20）“赵炳麟奏立宪有大臣陵君之弊折”，《清末筹备立宪档案资料》上册，123页。

（21）同上。

（22）《东方杂志》，丙午年，第9期，179页。

（23）“国会预备议”，《东方杂志》，丁未年，第二期，59页。

（24）《论立宪当有预备》，《东方杂志》，乙巳年，第二期，45页。

（25）同上。

（26）陆宗舆：“立宪私议”，《东方杂志》，乙巳年，第十期，169页。

保守范文篇5

第一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以下简称《保密法》）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国家保密工作部门是国务院的职能机构，根据《保密法》和本办法主管全国的保密工作。

县以上地方各级政府的保密工作部门，在上级保密工作部门的指导下，依照保密法律、法规和规章管理本行政区域的保密工作。

第四条某一事项泄露后会造成下列后果之一的，应当列入国家秘密及其密级的具体范围（以下简称保密范围）：

（一）危害国家政权的巩固和防御能力；

（二）影响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安定；

（三）损害国家在对外活动中的政治、经济利益；

（四）影响国家领导人、外国要员的安全；

（五）妨害国家重要的安全保卫工作；

（六）使保护国家秘密的措施可靠性降低或者失效；

（七）削弱国家的经济、科技实力；

（八）使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失去保障。

第五条保密范围应当根据情况变化适时修订，修订的程序依照《保密法》第十条的规定办理。

第二章确定密级、变更密级和解密

第七条各机关、单位依照规定确定密级、变更密级和解密，应当接受其上级机关和有关保密工作部门的指导和监督。

第八条各机关、单位对所产生的国家秘密事项，应当依照保密范围的规定及时确定密级，最迟不得超过十日。

第十条对是否属于国家秘密和属于何种密级不明确的事项，依照下列规定确定：

（一）绝密级由国家保密工作部门确定；

（二）机密级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或者其上级的保密工作部门确定；

（三）秘密级由省、自治区政府所在地的市和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或者其上级的保密工作部门确定。

其他机关经国家保密工作部门审定，可以在其主管业务方面行使前款规定的确定密级权。

（一）属于主管业务方面的事项，逐级报至国家保密工作部门审定的有权确定该事项密级的上级机关；

（二）其他方面的事项，逐级报至有权确定该事项密级的保密工作部门。

接到申请的机关或者保密工作部门，应当在三十日内作出批复。

第十二条依照本办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的规定行使确定密级权的保密工作部门和其他机关，应当将其行使确定密级权的情况报至规定保密范围的部门。

属于国家秘密的事项不能标明密级的，由产生该事项的机关、单位负责通知接触范围内的人员。

第十四条国家秘密事项的密级，应当根据下列情形之一，由确定密级的机关、单位及时变更：

（一）该事项泄露后对国家的安全和利益的损害程度已发生明显变化的；

（二）因为工作需要，原接触范围需作很大改变的。

情况紧急时，可以由上级机关直接变更密级。

第十五条对保密期限内的国家秘密事项，根据情况变化，有下列情形之一，由确定密级的机关、单位及时解密：

（一）该事项公开后无损于国家的安全和利益的；

（二）从全局衡量公开后对国家更为有利的。

情况紧急时，可以由上级机关直接解密。

第十六条对于上级机关或者有关保密工作部门要求继续保密的事项，在所要求的期限内不得解密。

前款规定的执行情况应当有文字记载。

第十八条国家秘密事项变更密级或者解密后，应当及时通知有关的机关、单位；因保密期限届满而解密的事项除外。

第三章保密制度

工作需要时，上级机关、单位可以改变下级机关、单位限定的国家秘密的接触范围。

第二十一条复制属于国家秘密的文件、资料和其他物品，或者摘录、引用、汇编其属于国家秘密的内容，不得擅自改变原件的密级。

对外提供国家秘密涉及多部门的，可以由有关的保密工作部门进行组织、协调工作。

对外提供涉及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方面的国家秘密，批准机关应当向同级政府的保密工作部门通报有关情况。

第二十三条具有属于国家秘密内容的会议，主办单位应当采取下列保密措施：

（一）选择具备保密条件的会议场所；

（四）确定会议内容是否传达及传达范围。

第二十四条涉及国家秘密的重要活动，主办单位可以制定专项保密方案并组织实施；必要时，有关保密工作部门应当会同主办单位工作。

第二十五条属于国家秘密不对外开放的场所、部位的保密措施，由有关机关、单位制定或者与保密工作部门共同商定。

第四章奖惩

第二十七条凡有下列表现之一的个人或者集体，由其所在机关、单位、上级机关或者当地政府依照规定给予奖励：

（一）在危急情况下，保护国家秘密安全的；

（二）对泄露或者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的行为及时检举的；

（三）发现他人泄露或者可能泄露国家秘密，立即采取补救措施，避免或者减轻损害后果的；

（四）在涉及国家秘密的专项活动中，严守国家秘密，对维护国家的安全和利益作出重要贡献的；

（五）在国家保密技术的开发、研究中取得重大成果或者显著成绩的；

（六）一贯严守国家秘密或者长期从事保密工作管理，事迹突出的；

（七）长期经管国家秘密的专职人员，一贯忠于职守，确保国家秘密安全的。

第二十九条凡泄露国家秘密尚不够刑事处罚的，有关机关、单位应当依照规定并根据被泄露事项的密级和行为的具体情节，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条对泄露国家秘密尚不够刑事处罚，有下列情节之一的，应当从重给予行政处分：

（一）泄露国家秘密已造成损害后果的；

（二）以谋取私利为目的泄露国家秘密的；

（三）泄露国家秘密危害不大但次数较多或者数量较大的；

（四）利用职权强制他人违反保密规定的。

第三十一条泄露国家秘密已经人民法院判处刑罚的以及被依法免予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的，应当从重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四条因泄露国家秘密所获取的非法收入，应当予以没收并上交国库。

第五章附则

第三十五条《保密法》和本办法规定中的“泄露国家秘密”是指违反保密法律、法规和规章的下列行为之一：

（一）使国家秘密被不应知悉者知悉的；

（二）使国家秘密超出了限定的接触范围，而不能证明未被不应知悉者知悉的。

第三十七条不属于国家秘密的其他秘密或者机关、单位的内部事项，不适用保密法》和本办法。

第三十九条中央国家机关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可以根据本系统、本地区的实际情况，根据《保密法》和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

保守范文篇6

一、中国的司法改革要不要依法进行

提出这个命题，好像很奇怪，其实一点也不奇怪，我说的是现实的实际问题。中国的司法改革是不是要依法进行，是从提出司法改革的口号之时就没有解决好的问题，到现在也一直没有解决好。我认为，我国的司法改革一直也没有真正做到依法进行。

其实，作为一个法治国家，凡事必须依法进行。在任何一个国家，司法制度并不一定都是完全健全的，即使原来制定的时候是健全的，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司法制度落后于现实需要，也就会出现不健全的问题，因此司法改革也是必须进行的。这一结论是完全正确的，是不可怀疑的。中国的法律制度需要进行司法改革，也是千真万确的，不可怀疑的。

中国是一个法治国家，司法改革必须依法进行。这样说，任何人都是同意的，都是赞成的。可是，在已经实行了的七八年的司法改革中，究竟做没做到依法进行，需要进行检讨，通过深刻检讨，才能够得出恰当的结论。

可以说出一个事实千真万确的事实，这就是，中国的立法机关至今为止，并没有通过任何一个关于司法改革的法律，但是，司法机关的司法改革却是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在现有的司法制度中，有一些或者很多已经不再和法律上写的制度完全一致，有了很大的变化了，新的司法制度已经在产生并且在实践中进行着。这样的事实说明，很多的司法改革措施并没有依法进行，而是司法机关各行其是，各自为战，“自主进行司法改革”。因此，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在电影《地道战》中，民兵连长向坚守在地道中的民兵喊口号：“你们要各自为战！不许放空枪！开火！”现在的司法改革形势就像这个游击战一样，最高领导下的口令就是“各自为战”，然后一声“开火”，司法改革就开始了。

就在司法改革刚刚开始不久，那时候我还在司法机关。我到日本早稻田大学访问，借机考察日本的司法改革形势和措施。日本学者介绍了日本的司法改革动因、主要思想和立法机关关于司法改革的立法情况，说明立法机关已经通过立法，设立司法改革委员会，限期两年，做出司法改革方案，并须经过立法机关的审议。通过者，进行改革，未通过者，解散司法改革委员会，一切照旧。我也介绍了我国的司法改革形势以及各司法机关的改革措施。日本学者听后感慨地说：“中国的司法工作者真是幸福啊！”我问为什么幸福，他说，不用经过立法程序，司法机关就可以自己进行改革，在日本是想也不敢想的事情。我听了这句话以后，感到真的很难受。这实际上是对中国法制的中肯批评啊！

事实上，我国的司法改革确实是在各自为战！细数各司法机关所进行的司法改革，涉及到司法制度的方方面面，各种招数层出不穷，可是没有几个司法改革措施是经过立法机关审议通过的。差不多都是最高司法机关一个文件，就通过了司法改革措施，就成了全国的司法制度。

例如，全国法院已经实行多年的“审判长负责制”就是其中一个。在《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在三部诉讼法中，都规定了审判长制度，但是审判长就是审判一个案件组织起来的合议庭的负责人，案件审理结束，合议庭也就解散了，审判长也就不存在了。可是经过司法改革的审判长制度，审判长已经成了一个正式的审判职务，成为了一个官衔，它的职责就是负责领导合议庭的审判工作。同时，合议庭也成了法院的一个正式的审判组织，隶属于审判庭之下，成了法院的常设机构。

还例如，全国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是检察长负责制，各级检察员对本级检察长负责。但是经过司法改革，各级检察机关都设立了主诉检察官，有的还有了“主办检察官”、“主侦检察官”，五花八门。同时赋予主诉检察官各种职责，使其成为一个正式的检察职务。可是，这些在《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以及在三部诉讼法中，都是没有规定的。

仅举两例，就已经能够看出我提出这个命题的必要性了。如果司法改革仍然这样进行，国家的法制将会如何，不得而知。说这样的话并不是耸人听闻，因为不依法进行的司法改革，最终的后果就是使法治受到破坏。

二、究竟哪一级司法机关有司法改革的权力

我说的这个题目好像有一点挑衅性，似乎是说只有有权的司法机关才有权进行司法改革。其实也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是究竟哪些或者哪一级司法机关才有权进行司法改革。

司法机关的概念大概有三种解释，第一种认为只有法院才是司法机关，第二种认为法院和检察院都是司法机关，第三种认为凡是涉及司法工作的机关都是司法机关，例如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等等。这些解释都是有根据的，但是从司法改革的角度而言，应当采取第三种意见，这些涉及到司法工作的机关，都应当认为是司法机关，都应当进行司法改革。

那么究竟是哪一级司法机关才有权进行司法改革呢？按照现在的司法实践和号召，各级人民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等等，都负有司法改革的重任，都要进行司法改革。尤其是基层司法机关，更要进行司法改革，因为基层司法机关是司法工作的基础，基层的司法改革搞好了，司法改革才会真正有坚实的基础。所以，司法改革的任务层层加码，基层司法机关的领导是不是称职，司法改革是否有成果是衡量其政绩的主要标准。就是我们现在所讨论的“先例判决制度”，也是基层法院搞起来的，是基层司法改革的成果。

可是，一个值得严重注意的问题就是，如果一个基层法院搞一种司法改革，例如就是“先例判决制度”，那么全国共有三千多个基层法院，就要搞出来三千多个类似的新“制度”，这样一来，中国还有统一的审判制度吗？中国还是一个统一的法治国家吗？这样的后果可以说很可怕。

其实，这种情况已经出现了。在司法改革初期，各地法院都在制定自己的诉讼证据规则，据说全国已经有三百多个法院制定完成了诉讼证据规则。很多律师诉苦，三百多个诉讼证据规则。在每一个法院来说，都是自己操作的规则；但是，对律师和当事人而言，在不同的法院诉讼，就要掌握不同法院的诉讼证据规则，这是极为艰难的。因此，很多人提出，与其全国三千多个法院或者三百多个法院在诉讼证据规则上违法，还不如让最高人民法院自己违法，毕竟最高人民法院“违法”的做法还能够统一全国法院的规则，而不至于搞成全国法院诉讼证据制度的混乱状态！最终，最高人民法院自己搞出了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和行政诉讼证据规则，总算结束了各地三百多个“诸侯”的证据规则的“分封”！

可见，各个基层法院或者各个基层司法机关都进行“司法改革”的话，这样的司法改革决不是法治统一条件下的司法改革。国家不需要这样的司法改革！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最高司法机关是不是就有权力进行司法改革呢？现在的现状是，司法改革的总体进行就是在最高司法机关掌控之中，在最高司法机关的指挥下进行。

我们既然说到了诉讼证据规则的问题，那就还以其为例。诉讼证据制度是国家的基本诉讼制度的内容，规定和制定诉讼证据规则，应当是国家法的职责，是诉讼法应当规定的内容。这些制度的基本问题应当是由法律规定的，而不是司法机关规定的。司法机关应当在诉讼法律规定的基本诉讼证据规则的大框架下，对于具体的操作方法作出规定。但是，证据种类、证据效力、证据认定、证明责任等等重要问题，司法机关无权规定。

可是，我们看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解释和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规则的解释，有多少是超过了自己的司法解释的权力，作出的是立法才可以规定的内容呢？例如，关于当事人举证时限，就是当事人在诉讼当中到什么时候为止不能再提出证据的规定，三部诉讼法都没有做出限制性规定，那就是在整个诉讼阶段都可以提出证据，只要是判决没有最终发生法律效力。这样的规定不是很好，但它也是法律规定，在没有修改之前，任何人和任何单位都不能改变它。可是，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司法解释就是规定了举证时限，超过时限所举出的证据一律不采信！司法解释改变法律的规定，当事人如果较真，提出一个司法解释违法的诉讼，那么应当由谁管辖、由谁进行裁决呢？

因此，我的结论是：

第一，涉及到国家根本的诉讼法律制度和司法制度的改革，任何人和任何司法机关都无权擅自进行改革，必须通过立法机关，通过立法程序修改立法，才能够进行改革。任何擅自改变现行立法的“司法改革”，都应当以破坏法制论处。

第二，不涉及到国家诉讼制度和司法制度的工作制度，需要改革的，可以进行改革，但是需要全国统一进行，必须有国家最高司法机关，包括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等，作出统一的改革规定，从上至下的进行，不得各行其是，造成司法机关工作制度的混乱。

第三，涉及到各个司法机关相互协调的工作制度问题，如果需要进行改革，应当进行协商，提出妥善的方案，不得各自为政、各行其是。

第四，各级司法机关对于各自的工作制度进行改革，如果不涉及到其他上下级司法机关和横向司法机关的协调和协作，可以自行进行，但是应当经过上级的批准。涉及到横向关系的改革，必须进行协调，不能各自为战、各行其是。

三、“先例判决制度”是不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审判制度

说到现在，才开始说到所要讨论的问题上来。中原区法院进行司法改革，创造了“先例判决制度”，实施以来，效果良好，受到各界的重视。对于这样的一个新生事物、一个充分体现了首创精神的司法制度，究竟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似乎也是一个问题。

按照道理，对于新生事物，对于群众的首创精神，是应当尊重的，而不是做小脚女人，指责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可是，司法制度和诉讼制度是法律规定的制度，是国家的基本制度，如果仅仅是为了考虑尊重新生事物、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如果在司法改革中，在诉讼制度上，人人都可以创造新生事物，人人都可以有首创精神，那么司法制度和诉讼制度就不再严肃，就不再权威，就不再是铁的制度了。那么，体现革命精神的改革，不就是破坏法制吗？

未经分析就得出对“先例判决制度”否定的结论，是不正确地。我们还是要先研究“先例判决制度”的含义。按照中原区法院的说法，“所谓‘先例判决制度’，是指经过某种程序被确认的‘先例判决’对今后处理同类案件具有一定的拘束力，其他合议庭或独任审判人员，在处理同类案件，若无其他特殊情况出现时，应当参照。”其目的，就是“建立该制度旨在强化审判委员会的指导作用，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帮助法官正确适用法律，实现‘公正与效率’。”

依照我的理解，先例判决制度就是在典型案例指导的基础上，向判例法的过渡，或者说是典型案例指导和判例法之间的中间状态。它否定典型案例指导制度，但是又不能实行判例法，不得已而采取的一个变种的方法。它的关键词在于：第一，拘束力，第二，制度。

在我国法院长期以来实行的典型案例指导的方法，是行之有效的指导法律适用的方法。各级法院每年都要总结典型案例，推广典型案例，用典型案例统一法官对法律的认识，统一对法律的理解。要明确的是，典型案例指导不是一个制度，典型案例也不具有拘束力，而仅仅是对法律适用的指导或者参考。法官所要极力理解的，还是法律本身。

现在提出的先例判决制度，首先的一个关键词是“制度”。对先例判决制度既然称之为一种制度，那就应当确定究竟是什么制度，是司法制度、诉讼制度还是工作制度。由于这种制度已经涉及到了对具体案件的适用法律问题，当然就不是工作制度，也不是一般的司法制度，而是诉讼制度。那么，既然是一个司法制度，是不是基层法院就可以创设呢？是不是就可以绕开法律自己做出规定呢？我想是不可以的。

其次，第二个关键词，是先例判决制度规定先前的判决对后来的判决具有的“拘束力”。既然说到先例判决的拘束力，那就是判例法。拘束，就是受限制；拘束力，就是照办的力量；后续判决必须接受先例判决的拘束力，就是说后续判决必须受到县里判决的限制，就是依照先例判决照办，否则就是违反法律。既然先例判决对于后续判决具有拘束力，那么，后续判决就可以直接依照先例判决做出，而不必依照法律进行。可问题是，第一，在成文法国家，法院作出判决应当依照的是法律，并不承认先例判决的拘束力，并不需要受到先例判决的拘束；第二，先例判决如果对法律理解不对，那么后续判决是不是一定要受到拘束呢，如果受拘束，则为违法，如果不受拘束，那还有拘束力吗；第三，在后续判决中，究竟是引用法律条文，还是引用先例判决呢？最后，如果一个法院有一个先例判决制度，那么这些先例判决集中起来，就是当地的法律，就是对法律理解的地方“方言”，那么法治如何统一？

现在我们顺着“制度”和“拘束力”这两个关键词继续思索下去，不难得出结论，将来在实行先例判决的这个法院，就将独立于国家的统一法制体系，形成自己的“判例法”。

如此说来，所谓的“先例判决制度”，无论从哪个角度上说，都应该“休矣”！

四、激进与保守的协调――关键是依法进行司法改革

其实我还是很赞叹“先例判决制度”的创始人的！这确实是一个大胆的创意。

可以有人会提出疑问，作者既然对“先例判决制度”提出了如此尖锐的批评，怎么转而又进行夸赞了呢？

这恰好就是我对司法改革的一贯思想，也是这篇研究司法改革的文章的主题。

一方面，我主张司法改革应当激进，各种改革的思想应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形成司法改革的思想前导和司法改革的思想共识。没有理论的前导，没有理论上的碰撞和准备，就没有司法改革的高质量。因此，我说的司法改革的激进，是理论研究的激进，是思想解放的激进，是改革思路的激进。只有深刻的理论分析和激进的思想，才能够引导中国的司法改革，创设崭新的司法制度和诉讼制度。比方说，在理论上提出先例判决制度，当然就是一个创意。不仅这个可以说，就是确立判例法的意见也是可以提出来的，论证它的实用性，论证它的价值观，比较它与成文法的区别和意义及存在的价值。至于是不是就要采纳判例法，那还是要看讨论的结果。如果真的认为判例法适合中国国情，当然也可以抛弃成文法和转向判例法。这样的讨论是有意义的。

另一方面，激进的司法改革主张只能停留在理论层面，而不是在司法实践中想起一个主意就要落实它，就要变成具体的司法制度或者行为。具体的司法操作一定要保守。这个保守的含义，就是严格执行现行法律，不能擅自改变现有的司法制度和诉讼制度。司法的保守，实际上就是依法办事，就是依法办案，而不是独出心裁，各自为战。保守的实质，就是尊重法律、尊重法治、尊重国家法制的统一。国家的法治必须统一，不能分裂，不能人为地割裂统一的法制。中国是一个大国，是十几亿人、三十多个省、三千多个（县）市的国家，建立统一的法制是不容易的。司法保守所保的、所守的，就是统一的法制。它经受不起群雄并起的“改革”，也经受不起诸侯割据的“分割”。任何别出心裁的新生事物和首创精神如果直接应用于司法实践，作为司法改革的措施变为司法的现实，都会使统一的法治受到损害，甚至会从根本上改变它。这一点绝不是危言耸听。

因此，我提出中国司法改革的“中庸之道”：

第一，必须坚定司法改革的信心。中国的司法制度和诉讼制度经历了几十年的实践检验，其基本的内容是好的，但确实存在需要改革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是一般的局部问题，而且是很大范围的问题、很重要的问题需要进行改革。不改革就没有出路，就没有进步，是完全正确的结论。任何阻碍司法改革的言论和行动，都是不可取的。

第二，司法改革必须依法进行，必须遵循法治的轨道。司法改革关乎国家的基本司法制度和诉讼制度，不是可以任意所为的工作改革或者工作改进，没有法律依据就进行的改革必须明令禁止。我建议，国家应当成立司法改革委员会，专门研究司法改革的方针和方案，广泛吸纳各界的司法改革意见和办法，最后形成《司法改革法》草案，提交立法机关通过，最终实现根本性的司法改革。除此之外，任何人不得将司法改革的意见和方案诉诸于司法实践。

保守范文篇7

乙方：

1.与甲方产品有关的技术数据、图纸、工艺、质量标准、检验方法以及其他技术资料和内容；

2.涉及甲方尚未公开的重大经营决策、高层人事变动等有关内容；

3.企业管理方面的重要规章制度、管理办法；

4.与甲方产品配套的供应商名称、地址、联系方式、配套价格、供货方式等相关内容；

5.产品销售渠道、销售策略、销售价格、售后服务等与销售有关的重要内容；

6.公司财务方面的重要数据、资料。

二.保守商业秘密的责任要求：

乙方有义务和责任对甲方的商业秘密保密，不得直接或间接向与甲方有商业竞争的第三方泄密。乙方若违反本协议给甲方造成一定的不良后果，将承担违约责任。

三.违约责任：

2.乙方以谋取经济利益或工作岗位为目的，有意泄密并给甲方造成严重后果的，甲方将追究乙方的法律责任并附带经济赔偿责任，经济赔偿额度视后果严重程度确定。

四.其它

1.本约定书为甲乙双方签定的劳动合同文本的附件，与劳动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本约定书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保守范文篇8

冲击当下社会的原始冲动

网上有一篇影片，是关于刘冰鉴的《哭泣的女人》，虽然这部影片在第五十五届戛纳电影节上受到好评，评审团历史上第一次授予主演廖琴以评委会特别奖，以表彰她精湛的表演。这篇文章还是认为《哭泣的女人》是一部让人感到恶心的影片，理由是女主角竟然能够在情人的怀里为丈夫哭泣，而在监狱里又向劳教干部出卖自己的肉体，在丈夫死后还能继续哭丧职业，收取大把的钞票，总之，作者在这部影片里根本看不到社会和人性美丽的一丝一毫，便认为影片虚假造作，不符合现实。

无独有偶，网上的另一则评论，关于张元的《回家过年》，认为张元这部影片是招安之作，文章对两人回家时一路上遇到的好人好事尤其感到不满，比如除夕夜机动车的司机怎么可能把车费从三元降到二元呢?没这么好的人，更别说有女警官这样的好心人，放着年饭不吃陪着犯人回家的，“这部影片对于生活的粉饰以及对于人性卖好一面的表现已经到了不顾现实，不求真实的地步。”(注：《砖之看＜回家过年＞》银海网。)这种声音我们听到的也许比前者更多一些，很多“第六代”导演在体制内拍片时都会受到如此的诘难。

这两个例子虽然是观众观赏影片时当下感受的两个极端，他们一边已经厌倦了高大全式的好人，一边也不喜欢一无是处的所谓坏人，尤其当这个人是影片的主人公时，但却说明了电影的叙事修辞都在这一点上遭遇了失败。

导演总是希望观众能认同自己的人物，反过来说，很少有编导会把自己的主人公故意设置成一个令人恶心的人物，可爱的人物总是容易引起观众的同情，然后进而认同编导所想要传达的价值观念。于是问题就从这里产生，首先编导想要传达什么样的价值观念，其次什么样的人物是可爱的?前一个问题比较明确，编导都想在影片中表达一定的价值观念，剩下的问题是这个价值观念的表达是明确的还是模糊的。后一个问题需要观众和编导共同完成，这样问题就更为复杂，观众和编导能达成共识吗?如果能，那么是在什么基础上?还有，第一个问题和第二个问题之间又存在着什么样的关联呢。实际上，这正是影片的修辞策略和修辞目的所要研究的。

那么“第六代”导演试图通过影片传达什么样的知识、情感、价值或信仰呢?

“不同于某些后现代论者乐观而武断想像，在笔者看来，现有的‘第六代’作品多少带有某种现代主义、间或可以称之为“新启蒙”的文化特征。”(注：《雾中风景：初读第六代》银海网，戴锦华。)

而现代主义在艺术上表现的首要特征就是一种焦虑，否定当下的社会生活，同时也无法提供新的价值信仰标准，人们在苦苦寻找、彷徨。“第六代”导演的早期作品中的确明显存在着这样的倾向。在初期的《北京杂种》《头发乱了》《周末情人》《长大成人》等影片中，“第六代”导演用摇滚这一烦躁的艺术形式表达他们内心的无方向的冲动。

而且在“第六代”的影片中可以找出这样一些粗俗的段落，这些段落对很多观众的触动就像《哭泣的女人》对那位观众的触动一样，让人很不舒服。比如，《小山回家》的前半段，小山和朋友一起喝酒时有一大段对话充满了饭桌上的粗俗言词。在《极度寒冷》里则有吃肥皂这样“令人恶心”的长长的段落，在《十七岁的单车》里殴打的段落。这些段落的含义虽然千差万别，但是特点是浓墨重彩，超过了一般叙事的长度，几乎让人们感到导演是否有嗜痂之癖。粗俗，意味着脱离了原有的、社会公认的道德规范，随地大小便，说脏话，打架斗殴……都是不文明的表现，正是这些敏感段落必须引起我们的注意，它们打开了生活的另一扇窗，显示出日常生活的另一种形式，这是导演的一种姿态，对影片人物的一种修辞，“第六代”的导演正是从这里对当下社会实施他们的现代主义的艺术策略。“现代艺术触到了普通公民的一个或好几个痛处，而这些痛处是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的。一个普通公民越是对现代艺术感到恼羞成怒，也就越是暴露出现代艺术涉及到他本人以及他的文明。”(注：《非理性的人》P43，[美]威廉•巴雷特著，杨照明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2月。)

以上冲击当下社会的原始冲动的直接表现，让人联想起布努艾尔的《一条安达鲁狗》。“传统的现代主义试图以审美对生活的证明来代替宗教或道德，不仅创造艺术；还要真正成为艺术——仅仅这一点即为人超越自我的努力提供了意义。但是回到艺术本身来看，就像尼采表露的那样，这种寻找自我根源的努力使现代主义的追求脱离了艺术，走向心理：即不是为了作品而是为了作者，放弃了客体而注重心态。”(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P98，[美]丹尼尔•贝尔著，赵一凡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第六代”电影人在这条路上走多么远，在冲击当下社会的同时，他们试图重建，张元认为，“我们这一代不应该是垮掉的一代，这一代应该在寻找中站立起来，真正完善自己”。(注：《张元访谈录》郑向虹，转引自《雾中风景》，《雾中风景：初读第六代》银海网，戴锦华。)在后期作品中，他们试图以不同的姿态冲击同时也重建某些价值标准。与此同时，他们还希望重建影片的魅力，获取更多的观众。

分析张元的《回家过年》、贾樟柯的《小武》、娄烨的《苏州河》、王小帅的《扁担姑娘》、《十七岁的单车》、章明的《巫山云雨》、路学长的《非常夏日》等作品，我们发现他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放在了涉案题材上。

除了商业性考虑之外，罪犯应该是社会的边缘人物，主流电影通过这样的边缘人物的毁灭或归顺，重建当下的社会秩序。而“第六代”导演显然是想利用他们去冲击当下的社会秩序，这样必然导致与主流电影截然相反的叙事修辞策略。

回归传统的修辞策略

好莱坞经典编剧法则之一，主人公是否值得人同情。假如有人像反感《哭泣的女人》那样反感导演的作品，那导演的一切努力在这个人身上就完全白费了，怎样建立值得人同情的人物呢?

策略一用传统美德修饰罪犯。

《巫山云雨》的麦强是个很有意思的人物，在旅馆老板的眼里他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强奸犯，他和女主人公陈青素不相识，居然听信同伴的玩笑，把她当作妓女和她发生了关系。这是影片中最强烈的动作，电影试图用这个动作去打破沉闷的小城气氛，让人们有所期待。而整体故事则是围绕这一动作究竟是否属于犯罪这一悬念而展开。这一动作本来可以成为一次对整个社会道德层面上对性的压制的挑战，但最终变成了一次浪漫的一见钟情。在一开始麦强就被塑造为坐怀不乱的柳下惠，他拒绝了真正的妓女的诱惑，从窗口落荒而逃。普通观众一定会被他遵守传统道德的贞节行为而打动，从心理上认同这个人物。而影片始终没有展现他和陈青的戏剧性的第一次，避免了去塑造麦强内心渴望性释放的过程，因为性本身整个社会都羞于谈起。

在《小武》中，如何让一个偷了那么多人，害得那么多家庭落入绝境的小偷让人产生同情心，以至于观众最后看到他被铐在路边时，不会拍手称快，反而为他扼腕叹息呢?首先，他是一个重义气的人，仁义礼智信，他不忘兄弟情。其次他是个浪漫的依然相信爱情的人。第三，他是一个孝顺父母的人。总之，他是集传统美德为一身的人，同时也在社会上碰得头破血流的人。这样的人观众能不同情吗?观众能不对警察把他铐在路边展览示众这个行为产生强烈的反思吗?在影片中意识形态始终以冷漠的广播伴随着传统道德的楷模小武，毫无个性的警察的表现尽量让观众感情的天平向小武倾斜，这样的叙事策略是非常明显的。

《过年回家》里的女主人公的罪犯也被描述为本质淳朴、只是一时义愤冲动的过失杀人，而被害者却是内心冷漠，良知泯灭的极端功利主义者。这就为以后主人公被家庭接受，被观众接受做好了铺垫。

在《苏州河》中，马达本来就不愿意参与绑架行动。

《扁担姑娘》里的高平对同乡扁担东子的关照。

走得最远的《十七岁的单车》里的城里人阿健在殴打阿桂时并不是主谋，而他自己也受到了其他学生的排挤。

在“第六代”导演的作品里，越出社会规范的主人公的道德品质都向传统看齐，犯罪不是过失，就是被描述成出于无奈。他们在传统中寻找资源，完成对人物的修辞，以引起观众的同情。

策略二用纯洁修饰风尘女子

在《苏州河》里，马达跟随美美回到河边住所，美美对他说“我不是你要找的那种人。”

在《扁担姑娘》里，阮红因高平给她钱而谴责他“你用钱买我”。陷入了歇斯底里的状态。

策略三用浪漫的爱情超越世俗

王全安的《月蚀》讲述了一个小伙子对一位女子的痴心。在这个女子死后，他又碰上了跟她长得一模一样的女子，这个女子的男友却爱上世俗的和秘书有着暧昧关系的小老板。

马达对牡丹的执着寻找成为《苏州河》里最主要的动作，结尾也给观众以两人殉情而死的感觉。

《巫山云雨》中的结尾，陈青不承认麦强是强奸，麦强游过了长江，和陈青拥抱在了一起，他们的期待终于有了结果。

策略四用淳朴的农村对抗妖魔般的城市

在王小帅的影片中这一点尤其突出，在《扁担姑娘》里的小东，在《十七岁单车》里的阿桂，都代表着来自农村的原始的淳朴品性，他们木讷寡言，以此和城市形成鲜明的反差。

《巫山云雨》中的麦强干脆就住在信号台上，几乎和人间隔绝了来往。

只有在《小武》中，贾樟柯没有给中国的农村以怀旧的光环。

“与‘第五代’那种民俗化、乡土化、历史距离化的策略不同，他们大多是重现当代城市生活和远离灾变传奇的身边日常经历。”(注：《在夹缝中长大——中国大陆新生代的电影世界》，尹鸿，银海网。)

这也许是“第六代”之所以成为一代的最显著的标志。农村作为一个缺席的在场出现在“第六代”电影作品中。而城市本身却都是以一种令人可怖的形象出现，毫无亲和力。在《小武》里的汾阳，到处是即将被拆毁的房屋。在《苏州河》的片头，城市的河流被剪辑地支离破碎。从某种意义上说，在“第六代”的电影作品中，城市是被妖魔化了，这的确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西方对中国的想像。

这些修辞策略具有明显的回归传统的倾向。但是这并不表明，“第六代”的价值观建立在怀旧的传统价值观念上。在冲击被金钱所污染的当下社会时，他们在用真诚的心灵在寻找生活的意义，想重新建立生活的意义。这使他们的影片与以张艺谋为代表的“第五代”、新主流电影甚至与以张杨、施润玖、霍建起、陆川等为代表的新生代商业电影相区别，让观众咀嚼生活在悲观苦涩中。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叙事呈现出茫然和断裂的状态。

叙事的茫然和断裂

对当下社会强烈的否定性感受使“第六代”电影人必须对此作出批判，这是他们的原始冲动。而在电影观念上他们从现代主义电影大师那取得了一些理论经验和方法。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开始了自己的写作行为。

但是毕竟西方的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和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有着根本的不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虽然同样是现代化的方案，但西方是宗教信仰和以工具理性为依托、以科学崇拜为核心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之间的矛盾。而全球化趋势中转型期的中国则以传统文化的逐渐丧失为特征，现代化本身带来了诸多问题。如果说八十年代的“第五代”导演还能祭起个性自由的大旗向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和当下强大的意识形态发起攻击的话。九十年代就显得更为复杂。

“八十年代当代中国文化尽管林林总总，但它毕竟整合于“现代化”、对进步、社会民主、民族富强的共同愿望之上，整合于对阻碍进步的历史惰性与硕大强健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抗争之上；而九十年代，不同的社会文化情势来自于从冷战时代变得繁复而暧昧的意识形态行为，主流意识形态在不断的中心内爆中的裂变，全球资本主义化的进程与民族主义和本土主义的反抗，跨国资本对本土文化工业的染指、介入，全球与本土文化市场加剧着文化商品化的过程。”(注：《砖之看＜回家过年＞》银海网。)

“第六代”电影导演的确在其中迷失了方向，他们要肩负起对当下社会的批判使命，完成启蒙的文化使命，但手中根本没有武器，没有可供他们发出特别的声音的有力的价值资源。他们在修辞上倚重传统道德伦理和浪漫主义时代才具有的爱情，是无奈，也是本能。他们在既不了解传统也不了解当代的情况下开始了他们的叙述。他们陷入了矛盾之中。他们对传统没有什么真正坚定的信心，对他们来说，传统已成明日黄花，已经负担不起如此的重任。所以没有办法像张艺谋那样拍摄出《我的父亲母亲》那样的怀旧影片和张杨的《洗澡》。

而他们所要攻击的目标——城市同样也是抽象的，不被人所认同。在他们向观众诉说时，没有强有力的价值观念和信仰支撑，显得底气不足，故事的解决不是自我否定，就是依靠相像。

由于缺乏价值信仰理念的支持，冲突都不能贯彻到底，他们的故事不能够保持足够的一个半小时的紧张程度，叙事呈离散状态。

《小武》中让小偷梁小武承担起传统化理道德的维纪者的职责，我们看到他的努力是如何被撞得粉身碎骨。贾樟柯虽然忠实地记录了一切，但就像是意大利新现实主义作品《偷自行车的人》的续集。在叙事结构上这是三个故事的拼贴。主人公就是在做着与时代最不符合时宜的事，他想和过去朋友重温旧梦，想和妓女谈恋爱，想在家乡父母那寻找安慰，简直是异想天开。他每一次动作的发出不到一个回合就败下阵来。冲突根本没有上升的空间。

在《苏州河》里，娄烨叙事中的不确定性和断裂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对故事的发展基本上放弃了控制，不再追求表面的合理性。在故事进入时和结束时，他采用了第一人称作为视点，但在中间又用了马达的视点和全知视点，全面解构了影片的可信度。如果用常规的叙事状态，这是一个老掉牙的故事，但以这样的叙述方式出现，“我”作为第一人称叙事者是对马达最后的浪漫的否定，就是对传统的否定。老故事正是这样显出了不同的意味。在这一点上娄烨好像开始放弃了一种执着的追求，从而使自己的电影开始挤入后现代的行列。但我们可以发现，这种放弃对娄烨是多么无奈。

自我否定往往走向死亡，这也是“第六代”电影涉及死亡题材那么多的原因。(注：参见郝建《无法命名的一代》，银海网。“第六代导演的叙事有没有某种深层的共性呢?在仔细研读了他们的作品之后，我发现至少有一个颇带几分共同性的主题在他们的叙事文本中占据极其重要地位。这就是被称为文学艺术永恒主题之一的“死亡”。我看到，在最近的一些青年导演的作品中，不约而同地出现了某种“死亡”的主题。像《月蚀》《苏州河》《安阳婴儿》《非常夏日》，都是对于那个人死了没有在叙事上的有模糊解释或堕入梦幻。与第五代的在对父辈的崇敬和逝去的情结中纠缠不能离去不同，第六代电影中主人公与死者都是同辈关系，大多是恋人关系和亲密的关系。”)

二是想像。《巫山云雨》中的结尾带有明显的魔幻色彩，这部电影以一个有力的突转结束了故事，提高了故事的戏剧强度，没有麦强游过长江和陈青相会，故事必定与生活一样平淡无奇。

而《花眼》里解决故事的方案干脆就是让红星在他们的额头上出现，这种转变的游戏性也只能被看作对生活的想像性解决，虽然好玩但毫无力度，在叙事上走上了放任自流。

当主流意识形态保持着保守姿态，“第五代”导演也趋向保守的时候，“第六代”导演有没有可能发出真正的新声音呢?回到文章开头所讲的两部影片。

《哭泣的女人》让观众对人物不存在丝毫的幻想，这里没有脉脉含情，只有直截了当。让我们接触到了人的实在，她让人恶心，就像戏剧大师布莱希特的《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也许能抛弃幻想，建立起对生存的真实感受。

保守范文篇9

新保守主义是相对于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一支思想流派。新保守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与美国国内政治有着密切关系，这一思潮的崛起直接影响着美国全球战略及外交政策的制定。纵观美国历史，还没有一种思潮、主义或者政治流派对国家的政治进程和外交战略影响如此深刻。特别是里根时期和小布什时期，新保守派的政治理念左右着政府的各项重大决策，尤其是制定和实施了以武力方式输出民主的战略。

一、新保守主义的哲学基础

其一，“自然权利”学说是新保守主义最重要的哲学基础。列奥·施特劳斯的“自然权利”学说认为，要追求自然权利的美好生活，为寻求合乎自然的最佳政制，可以不顾或蔑视所有现存的道德和法律，不管是国际法还是国内法。施特劳斯认为美国民主是最不坏的政治制度，到现在为止人类还没有找到比这更好或者可以替代美国民主的替代品。新保守主义者认为美国（西方）的民主是先进的，美国应该对任何潜在的威胁持警惕的态度，保卫美国的民主，用美国的军事优势使敌对势力感到敬畏，这不仅是一个自然权利，也是美国民主所应负的责任和义务。因此，代表自然权利的美国文明与其他文明之间不存在多元文化的关系，而是正义与邪恶、高尚与卑劣、文明与野蛮之间的关系。在“自然法则”的鼓舞下，新保守主义者坚持形而上学的“价值普遍主义”立场和古典的“德行”概念，把美国民主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认为不论种族、宗教、历史、文化、阶级和国籍，拥有美国的价值观才能过上美好生活。而且，由于美国的道德与德行的无比优越性，美国必须成为世界领袖，推广美国式的民主和自由，承担起拯救世界的责任。

其二，从殖民时期形成的“新教伦理”也是美国新保守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和哲学基础。主要表现在：“上帝的选民”的思想在美国人的头脑中可谓根深蒂固，由“选民”思想催生出来的“使命观”和“美国例外论”等理论都强调美国是由上帝所选择的特殊国度，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命运负有特殊的责任。正是这种错误的理论使得“新保守主义”者认为，美国可以为实现使命而不择手段，主张输出美式民主、在国际竞争中占领“道德高地”。

二、新保守主义的基本内涵

首先，新保守主义者崇尚“道德优先论”，这与美国民主道德至上的论调相吻合。新保守主义所强调的“道德”包含两层含义：一方面，他们认为在美国的民主社会内部，道德价值要优先于“自由”权力；另一方面，他们认为在国际环境中，美国的道德价值要优先于世界其他国家的道德价值。

其次，新保守主义极力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主张推广民主制度。新保守主义提出只有资本主义制度才适合经济发展。资本主义制度不一定是最好的制度，但在现有的社会制度中却是最好的制度。①新保守主义者一直把输出民主制度作为美国外交的一项中心任务，提出“民主是美国在国际政治的最大资本”。

第三，新保守主义具有反对共产主义思想。冷战时期，新保守主义认为苏联和共产主义扩张是威胁美国的主要因素，强调苏联的专制制度是苏联威胁的根源。他们认为，苏联同第三世界的集权政权有着本质区别，其行为更受意识形态因素的支配，制度本身的稳定性也更强。②因此，里根政府对苏联采取强硬的“推回”政策，并鼓励苏东内部的民主运动。冷战结束后，新保守主义者仍然视社会主义国家为美国的威胁，炮制出“中国威胁论”等言论。

第四，与传统的保守主义不同，新保守主义不具有强烈的孤立主义情结。新保守主义者最大的梦想是要把美国变成名副其实的“帝国”，他们认为，没有美国领导的世界将陷入混乱，倡导美国应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并在国际上维护优势地位，确保美国的领导地位。因此美国必须成为“军事帝国”和“文化帝国”，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单极世界。新保守主义的领军者威廉·克里斯托尔和罗伯特·卡根在1996年为共和党制定“新里根主义”的竞选纲领时，提出以“意识形态和战略上的主导地位”界定美国的霸权，主张用意识形态和道德语言动员民众广泛支持美国参与国际事务。③

三、美国新保守主义思潮的发展脉络

美国的新保守主义思潮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迄今为止，新保守主义经历了理论形成、发展高潮、分化、新的发展高峰4个阶段。新保守主义的发展对美国的对外政策有着直接影响，其演进是美国国内政治环境变化和国际环境演变共同作用于美国意识形态的结果。

（一）理论形成阶段

20世纪60年代，自由主义思潮在国际政治领域达到了鼎盛，从60年代初开始，肯尼迪总统和约翰逊总统就在国内国外倡导以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政治实践，在国内开展“伟大社会计划”，在国外发动越南战争。结果这两项政治实践都遭到了失败。于是，一场围绕美国的冷战政策和道德标准的辩论在美国学界展开，在辩论中，冷战的自由派分裂为两个派别：一派把“伟大社会计划”的失败归咎为美国政治制度的掣肘，进而怀疑甚至抨击美国的政治制度，这一派人物被称为“新左派”；另一派认为“伟大社会计划”的失败是自由主义本身的问题，他们逐步背弃了自由主义的信仰，转投保守主义阵营，但由于他们独特的背景在很多问题上不能和传统的保守主义者达成一致，因此他们在保守主义阵营中自成一派，即所谓的“新保守派”。“新保守派”极力美化美国的冷战政策，成为新一代的冷战斗士。新保守主义者融合了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甚至社会主义的思想理念，逐步发展出具有独特逻辑的思想体系。

（二）发展高潮阶段

进入20世纪70年代，新保守主义日益成为美国政治生活中重要的指导理论。里根上台为新保守主义者把他们的政治主张和外交理念付诸实践提供了条件，新保守派中的一批核心人物离开阵营，转投共和党，在里根政府内任要职。在新保守主义者的影响下，1985年里根提出了新的外交政策纲领，即所谓的“里根主义”，迎来了美国新保守主义发展的“第一春”。里根政府对苏联采取的强硬的“推回”政策，在加勒比海和中美洲争夺主动权的行为，以及鼓励苏东内部的民主运动等一系列扩展民主的实践都是新保守主义施展外交影响的重要体现。

（三）分化阶段

里根卸任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剧变。老布什执政后，新保守派强硬的政策主张因与其所强调的温和的实用主义的外交政策格格不入而不得志。此后，的长期执政使自由主义思潮在美国政坛重占优势。新保守主义阵营内部发生了分化，新保守主义进入了发展的低潮期。苏联解体一度使新保守主义失去了目标，其在政治主张上发生了分歧，年轻的新保守主义者主张向世界推进民主，在国内反右（主要是中西部的新孤立主义者），强调美国在世界的领导作用。老一代的新保守主义者则主张在国际上继续反共，在国内反左。虽然这一时期新保守主义步人了发展低潮，但新保守主义的声音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并没有消失。

（四）新的发展高峰阶段

新保守主义者利用自己的舆论优势，在美国民众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同时他们也一直在等待东山再起的时机。1994年美国中期选举期间，新保守主义的代表威廉·克里斯托尔提出的“与美利坚的契约”(ContractwithAmerica)使共和党夺回了国会的领导权。1996年美国大选期间，克里斯托尔与罗伯特·卡根一起在《外交》杂志上合作发表文章，宣称冷战后美国外交的首要任务是把目前美国享有的“战略和意识形态上的主导地位”尽可能“持久地”保持下去，为此，美国必须奉行“新里根主义”，加强和巩固美国的“军事优势和道德信念”。两次选举中，新保守主义都帮助共和党取得多数党地位，足以说明美国的政治钟摆在向右摆，标志着新保守主义在冷战后开始全面复兴。最保守的总统小布什入主白宫时自称是“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这也使新保守主义迎来了新的发展高峰。在小布什的内阁中，有很多倚重的新保守主义者，包括号称能左右每项重大战略问题决策的“三驾马车”：著名的新保守主义者切尼、拉姆斯菲尔德和沃尔福威茨。这决定了小布什政府的军事和外交战略向着新保守主义方向发展，特别是表现在用武力方式输出民主方面。

四、新保守主义与美国输出民主战略的新发展

（一）新保守主义对美国输出民主战略的影响

随着苏联解体，国际形势发生了剧变，新保守主义者一度失去了方向，但他们从没放弃过对美国政治生活的影响。通过在政府外操控民众舆论，在政府内影响国家安全政策，他们成功取得了美国外交决策的主导权，并开始重塑美国的外交政策理念。随着新的国际形势和国际问题的出现，美国的对外战略有了新的发展，尤其是作为美国对外战略重要内容的“输出民主战略”与新保守主义有着密切联系。

小布什上台后，新保守主义的异军突起直接导致了美国输出民主战略的强化。“9·11”事件为他们营造了宣传氛围，美国国内环境的变化也为其输出民主创造了绝好的条件，利用美国民众的恐惧心理及其自身不易体察到的民族主义情绪，大肆鼓噪美国应采取霸权手段，通过对世界其他“非民主政体”的民主化改造和政权更迭，维护美国的安全和经济利益。新保守主义者把推进民主看成是解决恐怖主义问题的根本途径，他们认为民主国家不容易滋生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而非民主国家是产生恐怖主义的沃土。他们主张对中东伊斯兰世界进行民主改造，将之作为美国安全战略的当务之急，并与反恐、反核扩散融为一体。他们不仅把推进民主和国家安全结合起来，甚至把推进民主作为国家的一项战略目标。④

（二）冷战结束后新保守主义的外交实践——伊拉克战争

在新保守主义的影响下，美国在输出民主的方式上更加强调运用军事手段。伊拉克战争是“9·11”事件后美国大规模使用军事手段发动的第一次先发制人的战争，也是新保守主义历史上促成的第一场战争，伊拉克成为新保守主义的试验田。小布什政府认为发动伊拉克战争可以巩固美国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为其在大中东乃至伊斯兰世界扩展民主，树立“灯塔”和建造“引擎”。推翻萨达姆政权后，美国把伊拉克战后重建工作掌握在自己手中，在美国军队的威慑下，利用亲美的临时政府作为工具，把美国式的民主强加给伊拉克人民。虽然美国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但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美国却陷入了伊拉克战争的困境。

首先，伊拉克战争后，伊拉克人民的反美情绪日渐高涨。据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有88%的伊拉克人视美国人为占领者，仅有7%的人视他们为解放者。⑤

其次，美军的虐俘事件冲破了新保守主义的道德底线。美国打着“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旗号去“解放”伊拉克，自己却陷入了“虐囚”丑闻中，这使美国政府颜面扫地。

保守范文篇10

关键词：萨斯传媒新闻自由国家秘密

Abstract:ThecrisisofSARSurgespeopletothinkoverthequestionwhywouldChinesemediafallintoadilemmabetweenprotectingpubicbenefitandkeepingstatesecrets.ItisinevitableforChinesemedia''''sfailingtoreportSARSintheearlytime,becausewithoutpermissionfromthedepartmentsofthePartyandgovernment,themediacannotreportsignificantissues.Thelawsandregulationswhichdisciplineanidenticalandauthorizedreportingonthesituationofplaguesmakesthemediafailtoreport.TheLawonKeepingSecretsmakesitdifficultforthemediatoreportontheirown.Thefreedomofreportingisbeyondtheprotectionitdeserves.Twoapproachescanbroadenthefreedomofreporting:oneistominimizeadministrativeinterferencessoastoachievethestagethatnobansandprohibitionscomefromlaws,i.e.,thestageoffreedom;theotheristosetuptheprinciplethat"publicbenefitcanbeservedasdefenseagainstbeingcharged".

KeyWords:SARSMediaPressFreedomStateSecrets

2003年上半年，萨斯（我国通称“非典型肺炎”，简称“非典”）危机震撼中国、惊动世界。本来是一场区域性的传染病，却在信息封锁或半封锁的状态下，走向全国，走向世界。世界100多个国家对中国实行旅游限制。这一典型个案证明，在全球化、高科技化的时代，阻挡信息流通的做法是难以奏效的，其效果是消极的。中国传媒必须担负起与时代相适应的使命，担负起为中国人民，也为世界人民负责的使命，就像在4月20日，中央采取果断措施以后，传媒广泛、充分地报道萨斯疫情那样。

萨斯危机留给人们种种思考。其中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是，我国传媒为什么早期一直没有报道萨斯？在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我国传媒为什么会在保护公众利益和保守国家秘密处于两难的境地？怎样处理报道自由和保守国家秘密的关系？毫无疑问，这些问题在我国现有的法律和制度框架内还不能得到比较圆满的解决，本文试图对其中原因作出分析。

对中国萨斯危机经过的概述

为了更好地认识和分析这场震撼中国、惊动世界的萨斯危机，有必要对它发生、发展的过程进行一番回顾。

早在2002年的11月16日，广东佛山就出现了一例后来被认定为萨斯的病例。12月15日，来自河源紫金县的黄杏初和郭杜程因为相同的病症，住进了河源市人民医院。随着病情发展，他们被分别转入了广州和深圳的医院。其后，在河源有7名医务人员被感染。元旦刚过，在接受河源病人的广州的一家医院，发现与这名病人有过接触的8个人都被感染了，其中还有5名医务人员。直到1月21日，广东省卫生厅才用文件的形式，向各医院第一个调查报告，介绍这种不知名的传染病。2月4日，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提出该病传染性超强的报告。

到了2003年春节期间，萨斯在广州暴发，这种传染性很强的病毒的暴发已经导致大批医务人员被感染，但政府和媒体都对此保持沉默。春节那天（2月1日），中国南方发生了抢购醋和中药板蓝根的风潮，因为熏醋和服用板蓝根在当时被认为是预防的好方法。

据南方日报报道，2月7日，广东省向中央报告萨斯暴发。2月9日国家卫生部派出了由副部长马晓伟带队的卫生官员去广东察看疫情。这期间，病毒疯狂蔓延，最高峰时广州900人患病，45%都是医生和医疗专业人员。

华北第一例患者是在2月出差广东省时感染萨斯的，回到山西住院。后来这位病人转到北京的医院，并引爆了北京、天津的疫情。《中国青年报》后来引述北京一位医生的话说：“如果我们提前获取广东在防治非典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就不会出现现在的局面。”

3月16日，中国将其第一份数据交给了世界卫生组织（WHO）的科学家。这些数据点燃了希望，因为它让WHO的科学家们相信：萨斯在自己慢慢减弱。并且，外交部发言人孔泉宣布这次疫情暴发已经被“有效地控制了”。于是，中国媒体宣称：WHO高度评价中国采取有效措施控制萨斯。3月19日，卫生部长张文康称：广东“非典型肺炎”已得到有效控制。3月23日，世卫专家到达北京。三天后，中国首次承认病毒传染范围已经超出广东，称北京有8人感染。4月3日，卫生部长张文康举行记者会，声称中国很安全，萨斯已经受到有效控制，北京只有12例萨斯病例。

4月4日，72岁的退休军医蒋彦永写信揭露卫生部长在说谎。信中称，仅他知道的309医院，就收治了60例萨斯病人，到4月3日已有6人死亡。4月9日，《时代周刊》在自己的网站上发表蒋的公开信。西方传媒的许多文章被翻译成中文，并通过电子邮件传遍全国。

4月1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在政治局会议上表示，任何人不得瞒报疫情。

4月20日，中共中央免去卫生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长孟学农的职务。同日，卫生部副部长高强公布了北京的疫情，新数字正是五天前官方数字的近10倍，高达339例，此外还有疑似病例402例。

4月23日，国家财政部宣布，中央财政拿出20亿作为非典防治基金。

4月26日，国务院总理宣布成立全国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表示要协调各方面的力量，坚决打赢防治非典型肺炎这场硬仗。国家人事部、监察部宣布，对拒不执行党和国家关于防治非典工作各项部署和要求的国家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一律给予开除处分。

自4月下旬起，中国举国动员战非典。

6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指出，在萨斯疫情暴发的早期，中国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信息不够透明，也不够及时。但自4月中旬以来，中国政府在防治萨斯方面的正式承诺是非常坚定和强有力的，出台的各种防控措施也是非常有效的，提供的信息也是透明和及时的，群防群控也具有强有力的群众基础。[1]

当日，世界卫生组织官员宣布：从即日起解除对北京的旅行警告，并将北京从萨斯疫区名单中删除。卫生部副部长高强说，这标志着中国内地已经全部被解除了旅行限制并从疫区名单中除名，中国将恢复正常的社会和经济生活秩序。

我国传媒早期没有报道萨斯危机有其必然性

我国传媒在萨斯发生的第一个病例出现后5个月，在萨斯广泛传播之后的两个多月，媒体基本上没有报道。这固然有当时还不清楚萨斯为何物的原因，但根本原因还是中国新闻传播方面的基本制度使媒体很难有所作为。这个基本制度的特点是：中国有关新闻的法律没有保障新闻自由的条款，也没有为保护公众利益而独立报道疫情发生的权利，重大问题的报道要经过各级党委或它的宣传部门根据是否有利于形势稳定，有利于党和国家的利益加以判断。

1、没有党政部门允许，传媒无法报道重大问题。

我国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喉舌，所有媒体都属于国家所有，重大问题要不要报道，怎么报道，都要听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最担心的是形势不安定，认为国家形势不安定，什么事情也做不成。邓小平说：“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报刊、广播、电视都要促进安定团结”。[2]在许多地方领导人心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担心媒体揭露了本地的严重问题，会影响外界包括中央对该地政绩的看法，也会影响自己政治上的发展。

在萨斯疫情开始传播的时候，广东省卫生厅不向外公布疫情，只是向各医院发出内部通知，称出现一种新的不知名传染病，要求隔离病人，医护人员要做好防护措施。

在疫情使社会公众担心时，虽然媒体也有所报道，但都尽量轻描谈写。在最早发生疫情的河源市，当地报纸在1月3日刊登了当地卫生局的声明：“河源没有流行病在传播……类似咳嗽，发烧等症状是由于天气相对较冷造成的。”这是中国媒体有关萨斯疫情的首次报道。2003年1月下旬，受到传染的城市之一，中山市的一份报纸刊登了来自省政府的一条简短消息：“这一病毒在广州出现已一个多月，这类传染病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治疗和控制。群众没有必要惊慌。”

2月7日，在有关非典报道的问题上，传媒被要求必须统一口径，数字要统一，处理方法要统一，报道方向要统一，而且要强调疫情已受控制。广东省即以此为根据，要求广东各媒体不得随意炒作广东疫情。

广东公众了解萨斯疫情，主要得力于2月8日通过电话、手机短信的传播。手机短信说：“广州有致命流感。”这一信息当天被传送4000万次，第二天传送4100万次，第三天传送4500万次。

2月11日，广东省委领导人做出“非典型肺炎发病高峰已过，病情初步得到控制”的判断，要求“用权威的声音引导舆论，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恐慌”，在积极防治的同时“绝不能因此而影响正常的生产、生活和社会秩序”。并在当日，由省卫生厅召开了它的第一个新闻会。卫生厅称，在去年11月16日到2月9日之间，305人被感染，5人死亡。记者会之后一个星期，广东媒体大量报道萨斯，其中《二十一世纪环球报道》出8个专版。2月23日，广东省宣传部门称太多批评影响“稳定”，再次禁止媒体报道。疫情也很快扩散到了北京等许多城市。3月上旬，为了保障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两会顺利召开，禁止萨斯扩散、蔓延这类负面报导也就有了更加充分的理由。

在病毒感染越来越多的人的时候，卫生部3月9日同北京各医院院长举行会议，通报萨斯信息，并强调任何人不得对媒体报告疫情。

但那些做法并不能彻底压制关于疫情的讨论。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广东30名代表提议建立全国防疫网。

4月2日，英文报纸《中国日报》说，在非典型肺炎刚暴发时，广东当局没有及时向公众通告事实真相，在缺乏官方声音的情况下，各种谣言加深了当地居民对疫情的忧虑。对于不懂英文的社会大众来说，这条消息没法被较多的人注意到。

应该看到，由于市场经济的推动，中国媒体之间的竞争比过去激烈，它们是愿意刊登这些新闻的，但是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在明令不准报道的情况下，它们也无可奈何。据说，广东有的宣传管理机关的人士就说过，“疫情不可怕，可怕的是媒体”。甚至说，香港搞得人心惶惶，就是媒体大做文章，耸人听闻造成的。

2、传染病疫情统一的法律和法规使传媒无法报道萨斯。

中国新闻工作者出于立法以保护新闻自由的想法，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就要求制定一部专门的新闻法，但20多年来新闻法一直没能出台，然而适应新闻的法律条文在中国不少法律中都有，但很多都与扩大新闻自由的目标相反。中国有许多法律都是规定，信息统一，媒体不能擅自报道。

《传染病防治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及时地如实通报和公布疫情，并可以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及时地如实通报和公布本行政区域的疫情。”[3]这说明，只有中央和省两级政府的卫生部门有公布疫情的权利。在此之后，卫生部的关于授权公布传染病疫情的通知，更是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批准，不准对外通报、公布和引用发表未经的传染病疫情。”这意味着，媒体不得报道未经政府卫生部门的或未经批准的疫情新闻。

[page_break]中国的新闻统一制度还可见于其他很多领域。如《气象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国家对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实行统一制度。”“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向社会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核电厂核事故应急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有关核事故的新闻由国务院授权的单位统一。”《地震预报管理条例》第十四条规定：“新闻媒体刊登或者播发地震预报消息，必须依照本条例的规定，以国务院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地震预报为准。”

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新闻，更是要求统一。1987年等部门《关于改进新闻报道若干问题的意见》重申：新华社是“党和国家新闻的机关”，它的一个主要职能就是负责准确地、及时地统一党和政府的重要新闻，主要是指：（1）党和政府的重大政策、决定；（2）重要文件；（3）重要会议新闻；（4）中央领导人的重要活动；（5）中央领导人同外宾会见、会谈时发表的涉及国内外重大问题的谈话；（6）重要人士任免；（7）领导人去世等。这个文件解释：“在这些重要问题上，有一个统一的口子和口径可以避免因多种版本的报道而引起的混乱以及因着重点不同而引起的外界猜疑和流言蜚语。”

从以上法律、法规和党的文件规定可以看出，属于媒体自己的自由报道的空间并不大。就萨斯危机而言，法律没有赐予媒体报道它的自由，只要卫生部的领导人执意隐瞒，中国的大众就只能在传言和惊慌中得到一些不确切的信息。在这次萨斯危机中，直到中央领导要求“任何人不得隐瞒报疫情”，媒体才开始大量报道真相。

3、保密法使传媒常常很难自主报道。

中国并无信息自由法，但有保密法（全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保密法给予媒体的活动空间并不大，有时还可能使媒体无所适从。

保密法（1988年制订）第八条规定，“国家秘密包括符合本法第二条规定的下列秘密事项：（一）国家事务的重大决策中的秘密事项；（二）国防建设和武装力量活动中的秘密事项；（三）外交和外事活动中的秘密事项以及对外承担保密义务的事项；（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秘密事项；（五）科学技术中的秘密事项；（六）维护国家安全活动和追查刑事犯罪中的秘密事项；（七）其他经国家保密工作部门确定应当保守的国家秘密事项。不符合本法第二条规定的，不属于国家秘密。政党的秘密事项中符合本法第二条规定，属于国家秘密。”

中国保密规定有两个特点：（1）保密范围广泛，不只是国防、外交，几乎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都是国家秘密；（2）在报道过程中媒体经常很难区别哪些资讯是秘密，哪些不是秘密。于是，1992年6月12日，国家保密局、中央对外宣传小组、新闻出版署、广播电影电视部联合了《新闻出版保密规定》，提出“新闻出版保密审查实行自审与送审结合的制度。”“被采访单位、被采访人向新闻出版单位的采编人提供有关信息时，对其中因工作需要而有涉及国家秘密的事项，应当事先按照有关规定的程序批准。并向采编人员申明：新闻出版单位及其采编人员对被采访单位、被采访人申明属于国家秘密的事项，不得公开报道、出版。”

传媒报道自由得不到应有的保护

1、不掌管秘密者泄露国家秘密同样受到追究。

我国刑法规定，“故意或者过失泄露国家秘密，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违反本法规定，泄露国家秘密，不够刑事处罚的，可以酌情给予行政处分。”这里所说的“泄露国家秘密”者，可以是掌管秘密者，也可以是不掌管秘密者，普通老百姓也可以因泄露国家秘密而犯罪。《每日新报》2003年6月28日报道：重庆市国家安全机关首次向媒体宣布，一起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的重大要案成功告破，犯罪嫌疑人黄可俟被绳之以法。黄可俟从1998年3月至2003年3月，采取到市内各废纸收购点购买废纸的方式，共收购了200多份国家秘密文件和内部资料，把其中近30份标有国家密级的文件、资料出售给了福建关系人，并由此流向了某国间谍情报机关在香港的组织手中。

我国的媒体都是国家所有的，绝大部分都是党政机关的机关报，它们接触国家秘密的机会比普通老百姓多得多，所以更得受这个法律的约束。而且，我国不是像许多国家那样，只处罚那些向外界（包括媒体）泄露国家秘密者，而是同时处罚新闻从业者。为了避开这种风险，最好离秘密远远的。可是这样，人民应知的情况也常常会难以见诸传媒。

2、没有“公众利益可以作为抗辩理由”的原则或习惯。

如前所述，元旦刚过广州的一家医院就发现与萨斯病人有过接触的8个人被感染，媒体没有报道，直到1月21日，广东省卫生厅用文件告知各医院此病是一种不知名的传染病的情况下，媒体还是没有报道。直到这种传染病已经蔓延三四个月，中央撤了隐瞒疫情的卫生部长以后，中国传媒才广泛报道。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就是在不经过政府批准的情况下，媒体是否因揭露问题符合公众利益就可以免受处罚呢？对于这一点，无论在中国的行政中还是在司法中，实际上都无法得到保证。法学理论告诉人们，“一项机密资料，如在公众利益下应予以公开，便失去了保密责任的保障，法庭也不会阻止其公开。”[4]

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的草案在修改过程中，曾经采用过公众利益的原则，2003年7月，就在这个草案在香港立法会通过遇到困难的时候，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表示，特区政府决定对《国家安全（立法条文）条例草案》作出三项修订。其中一条就是：“为加强保障公众人士，特别是传媒界的利益，在有关非法披露官方机密的条文中，加入公众利益作为抗辩理由。”[5]这意味着：传媒如果是为了公众利益而披露了官方机密，就可能免于处罚。虽然这个草案后来被无限期地推迟表决，但特区政府所提出的公众利益原则还是可取的。

如果中国大陆在有关传媒保守国家秘密的司法实践中，也能够让传媒以公众利益作为抗辩理由，传媒报道自由的活动空间就将大为扩展。那么，像传染病传播那样天日昭昭的事实都能掩盖的现象，就几乎不可能发生。

3、法律上没有保护新闻来源一说。

中国传媒都是有级别的，它们从来不批评同级党政部门，更不会批评上级党政部门。在发表批评和监督下级党政部门或者普通群众的报道的过程中，中国新闻工作者一般也有保护新闻来源的意识，以保护新闻来源免受打击和威胁。但如果是同级或上级党政部门来了解新闻来源时，他们肯定会把新闻来源供出。在法庭上更不会隐瞒新闻来源。这都因为中国媒体都是国家所有，且大多是党政机关的媒体，他们无法做到不提供新闻来源，而法律和社会习惯也没有赋予传媒这种权利。

而在美国媒体却有保护新闻来源的权利。举一个最近的例子。2003年7月6日《纽约时报》刊登的一篇文章中，威尔逊指责布什政府歪曲情报以“夸大伊拉克的威胁”。这自然使布什政府难堪。7月24日，芝加哥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撰文称，“两名政府高级官员”向他透露，威尔逊当时是在其妻的建议下，才被派往尼日尔的。此文还公布了威尔逊太太在中情局工作这一敏感事实，并将她在国外执行任务时使用的姓名公诸于众。分析家认为，中情局特工身份的泄露是涉及国家安全的严重违规行为。这毫无疑问是泄露了国家秘密。但有趣的是，司法部并不去向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调查，而是颇费周折地去向国防部和国务院作刑事调查，要它们提供包括电话录音在内的各种资料。这是因为，在美国记者和媒体有保护新闻来源的权利。正如诺瓦克说的：“作为一个有着46年工作经验的职业记者，我不会泄露我所获机密的来源。”[6]

记者不能保护新闻来源，一旦报道出了问题，记者不但遇到麻烦，连同他的新闻来源也一起遇到麻烦。这也构成中国传媒活动空间不大的一个原因。

结论：扩大传媒的报道自由的两条途径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要调动一切资源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对于新闻自由适当予以限制，保密范围比发达国家广一些，人民都是可以理解的。新闻自由只能以渐进的方式发展。因此，在目前的情况下，要通过改革传媒业的根本制度，比如，改革传媒的所有制，让非国有媒体大量涌现，来促进新闻自由的实现，是不可能的，对社会稳定，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也并非有利。在媒体都是国有媒体的格局中，要想通过保护新闻来源来实现人民的知情权，也是缺乏可能性的。

我国新闻改革的比较现实的目标是争取新闻的法治。20多年前，中国就决定要制订新闻法，对新闻发实行法治。但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担心法治会影响党对传媒的领导，新闻法至今没有出台。但法治毕竟是中国追求的目标。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建议，1999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宪法修正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所以，新闻业也不应该例外。对新闻业实行法治，合乎逻辑地应该而且可以实行和坚持以下两条原则:

1、减少行政干预，逐步做到法无禁止即自由。现在党和政府依靠经常对传媒下达宣传纪律和宣传口径的方法来对传媒实行管理，而它们比法律条文严格得多。比如根据《传染病法》的规定，疫情是“应当及时地如实通报和公布”的（第二十三条）。但根据党政部门的指示，却可以变成不报道或者作大事化小的报道。实行法治，就意味着减少党政部门的干预，传媒可以逐步地做到法律没有明文禁止的都有报道的自由。这里说“减少”、“逐步”，是因为党政部门的干预还不能完全没有，这是我国的国情决定的，在非常重要的问题上，进行干预是于国于民都有利的。只是法律已经规定了的就必须依法行事，不能干预。

2、确立“公众利益可以作为抗辩理由”的原则。如果有某权力部门强令媒体不报道某事，而此事又确实关系到公众利益，传媒完全应该报道。比如说，《传染病防治法》明文规定，政府“应当及时地如实通报和公布疫情”，而像张文康那样的官员却在那里隐瞒并且撒谎，传媒就可以如实报道，事后追究时，传媒可以公众利益作为抗辩理由。

在现阶段，中国传媒如果能够做到以上两条，其新闻自由水准就会有明显的提高，它对中国的经济建设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就能发挥比较大的积极作用。

注释：

[1]新华社6月25日报道

[2]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1980年1月

[3]本文所引法律、法规条文，均见中国法库网。

[4]新华网2003年7月5日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