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墙范文10篇

柏林墙范文篇1

这些影片中，值得注意的有《柏林生活》（2000）[1]、《逃出柏林》（2001）、《一墙之隔》（2002）[2]、《再见，列宁》（2003）、《窃听风暴》（2006）等，这几部影片都得到了广泛的欢迎，并获得了一些大奖，德国电影也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更大的影响，但如果我们将这些影片中的价值视作德国的主流观念，可以发现支撑其核心的仍然是关于自由民主的价值观，而缺乏对这一价值观被意识形态化的反思，由此德国与德国电影在整个世界体系中，仍然处于美国与好莱坞的笼罩性影响之下，而不能发出更为独立的思考与声音，这是与德国区域性大国的地位不相称的，也是与丰富悠久的德国文化不相称的。

1、《逃出柏林》：空洞的自由

《逃出柏林》的故事发生在1961年柏林墙初建之时，主人公哈里伙同三名友人，花了九个月时间在围墙下面挖掘了一条145米长的隧道,贯通东西柏林,目的是为了让他们的亲人能够获得自由，他们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资助下,终于完成这一壮举，让29名东德人能够跟家人在西柏林团聚，也让全球数千万观众目睹隧道的挖掘工作及逃亡过程。影片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前半部分较为缓慢，后面则逐渐紧张起来，推向高潮，整个故事细致但不冗长，多条线索相互交织但不紊乱，将真实性与戏剧性结合起来，具有一种动人的艺术力量，让人生发出对自由的向往，但问题也正出在这里。

这部影片把东德人逃往西德，视为对自由民主的一种追求，但逃到西德的人，在影片中并没有表现出来有多么“自由”，他们所可以做的事，似乎就只是“挖洞”，影片很少展示他们另外的生活，故事的焦点由“自由”转换成了一种感情与责任，一种拯救的热望，一种能否逃出的悬念。在这里，“自由”的命题被回避了，但同时也被绝对化了。仿佛西德天然地代表着“自由”，东德则代表着“不自由”。此处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影片的主人公逃离了一种体制，进入另一种体制，但影片对前一种体制的表现是具体的，因而也是丑恶的、专制的，而对后一种体制的表现是抽象的，它被赋予了象征性的美好却没有真实地展现，虽然是美好却是空洞的。影片的结构较为复杂，共有四五条线索相互交织，但每条线索都只是主题的一个侧面，而没有包容更加丰富的意蕴，在总体上呈现出了逃亡这一现象的多种可能，但却没有对逃亡本身做出更为深入的思考。

为什么《逃出柏林》中的“自由”是空洞的呢？这是因为一，西德的自由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多，任何一种体制的自由总没有想象得多，西德作为一种资本主义社会体制，其民主自由是并不广泛也不彻底的；二，相对于西德人，东德人在西德所得到的自由就更加少了。事实上，在西德人眼里，东德人是一种“二等公民”，不仅当时是这样，即使柏林墙倒塌多年后的今天也是这样，“柏林墙倒塌了，但不少德国人担心，一道隐形的‘柏林墙’仍然横亘在德国东西部之间。德国经济研究所发表的一份上半年经济调查报告显示，目前东部地区的失业率持续上升，是德国西部的两倍。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慢于西部，东西部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正在扩大。而最新的一份民意调查也显示，三分之二的德国人认为，国庆节一点儿也不值得欢庆，因为目前德国经济增长乏力。东部联邦州的人口也在逐渐减少，因为年轻人出于就业原因更愿意搬到西部。迄今为止，德国政府还没有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德国经济研究所日前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近八成的德国东部公民感觉自己是二等公民。”[3]《逃出柏林》没有涉及到这些具体的社会矛盾，而只是以抽象的自由民主来加以掩饰。

在东德与西德之间的选择，并不像《逃出柏林》中表现的那样，仅仅是在“专制”与“自由民主”之间的选择，也是在国家公民与“二等公民”的选择，如果扩展来说，也可以说是在“主人与奴隶”之间的选择，或者说是在一种奴隶与另一种奴隶之间的选择，如果我们看一看俄罗斯、南斯拉夫、伊拉克等国家的现状，就会明白“自由民主”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国际政治上只不过是霸权国家的一种招式，而东德被纳入西德之中而统一，可以说是一种隐蔽的解体，正因为隐蔽在同一个“德国”之中，它现存的问题不如俄罗斯等国家清晰，沃勒斯坦指出，“我们对现代世界体系的地缘政治所能做出的主要历史观察是：除了在中期维持其实力地位和优势外，大国几乎从不由于其它原因而采取干预行动。他们使用的说辞，无论是人权还是国家安全，大多都是空话，主要用来蒙蔽我们的眼睛。”[4]由此，我们可以说柏林墙的拆除并非自由民主的胜利，而是国际政治局势转变带来的结果，《逃出柏林》的处理过于简单化或理想化了。在这个意义上，影片中“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赞助，可以说富有深意，让我们看到在逃亡的背后，不仅有对自由的向往，也有美国及其媒体的支持，而后者虽然若隐若显，却是一种决定性的力量。

《逃出柏林》对东德的批判是尖锐的，但它没有以同样尖锐的目光审视西德。作为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一种超越，社会主义现代性在苏联与东欧失败了，但这一失败是乌托邦的失败，而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现代性本身不存在问题，影片简单地将西德作为自由的象征，论证其现实的合理性，正是冷战思维的产物，也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当年曾经下达“最后一道命令”、解散东德人民军的特奥多尔·霍夫曼将军，也认为现在“不但是军队的士兵们受到不公正待遇，其它前东德公民也受到了不公正对待，这一点肯定会对两德统一带来不良影响。……虽然我是百分之百赞成两德统一，但是我觉得现在对于过去曾在东德政府和军队里工作过的人员，还有对科学家的一些歧视应该停止。”同时他指出，“柏林墙对东德来讲并不是强大的标志，而是比较弱小的标志，因为这个国家的情况如果很好的话，人民就不会外逃。”[5]他让我们看到一种较为复杂、理性的态度，这与《逃出柏林》的态度截然不同，《逃出柏林》的问题在于，不能以新的历史视野来重新审视这一历史事件，而以意识形态的单一向度来规约叙述，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其艺术上的丰富性。

如果我们将柏林墙视作一种边界，那么弱小者无疑更需要它，正如在全球化的今天，弱小国家更需要关税壁垒保护幼稚产业一样，在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世界体系之中，不存在普适性的自由民主，任何价值观都首先是一种文化政治，东德的失败首先在于文化领导权的丧失，其次在于行政领导权的丧失。只有拥有以核心价值观为基础的文化领导权，才能使一个国家具有合法性与说服力，《逃出柏林》让我们看到，一个丧失了文化领导权的国家是如何失败的。

2、《窃听风暴》与现代性问题

《窃听风暴》描述了东德安全局监视一对作家夫妇的故事，在影片的结尾，1989年11月9号柏林墙倒塌，这成为了故事的转折点，从此“自由”获得了胜利，历史在这里“终结”，东德不存在了，人类也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金光大道”，仿佛从此摆脱了黑暗与阴霾，迎来了一片明媚的艳阳天。

影片的戏剧性表现在两个人的“背叛”上，一个是作家的妻子，一个是负责监视的特工。作家的妻子背叛他们向往的自由民主，首先在身体上，其次在政治上，她都背叛了作家，投向了文化部长的怀抱，尽管她良心未泯，但求生的本能使她选择了告密。特工的背叛是对其职业的背叛，他在监听的过程中，对作家逐渐产生了同情，最后在紧要关头保护了作家，这一背叛在影片的中间已经开始，但并没有明确交代，随着结局的临近，才让人清楚地认识到，这种不确定性增强了影片的戏剧性与复杂性。而这两种不同方向的背叛，则丰富了“追求自由”这一故事的主线。但电影中为了突出这一主题，也显示出了自身的意识形态性，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对“文化部长”的描绘，影片通过将他进行道德上的丑化（如强迫作家的妻子与他保持肉体关系等），而达到否定他所代表的社会主义政治与文化的目的。影片中，当德国统一后，这位文化部长再次见到作家，语含讽刺地说道：“现在的联邦德国，真的是你们艺术家想要的吗？人们没有信仰，没有爱……”这样的问题不应只看作是他对过去世界或者个人权位的留恋，而应看作对当下社会的一种质疑。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有不少书籍和电影都在攻击与嘲笑社会主义，这或许不仅是西方意识形态的宣传，而与人类天性中的一个弱点有关，那就是要“审判失败者”，胜利者仿佛一切都对，而一切责任都在“失败者”一方，而许多影片包括好莱坞大片，之所以把假想敌设定为苏联、东欧，也与人类的另一个天性有关，那就是要确认自己是安全的，“危险”或“黑暗”已经过去了，是与现在的自己没有太大的关系的，只有通过对社会主义的“忆苦思甜”，才能更加确认现在的生活的合理性。所以不少观众看完这部影片的感受，就是“这样的社会终于结束了”，而这或许正是编导所要达到的目的。

但按照福柯的说法，现代社会本身就是一个“规训与惩罚”的社会，是一个监视性、控制型的社会，所以《窃听风暴》中的监视，是人类现代社会本身的痼疾，而不只属于“东德”或社会主义，在西方的“自由世界”也是存在的，而它之所以能战胜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不是在于它是自由的，没有监视与控制，相反却在于它的监视与控制更有效，正如军备竞赛一样，在这一点上它是超过苏联的，不同的或许只是，它在监视与控制的方法上更加巧妙、更加隐蔽、更加不易于被人察觉而已。《窃听风暴》表现了特务政治的失败，但却将这种特务政治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加以“审判”，而没有反省当下的世界。沃勒斯坦最近在上海的演讲中谈到，苏联与东欧在其内部是国家资本主义，它们之间的关系则不过是复制了“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并不具备多少社会主义的因素[6]，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批注中也指出，当时的国家是工农政权加国家资本主义，一旦工农政权不存在或变质了，是很容易滑向资本主义的，被他不幸而言中了。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是一个新事物”，是处于一种萌芽状态的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是需要人类不断去探索与实践的。在这一点上，《窃听风暴》的批判过于简单化，它没有以更复杂、多元的态度对社会主义传统进行深入的反省。

因此，《窃听风暴》中没有呈现出德国经验的复杂性，而只是以一种既定的意识形态，来确认当前的世界秩序，在总体上呈现出一种单向性的思维，比如其中只强调“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却缺乏对民族主义与民族感情的表现，而这正是德国统一的重要动力之一，在这一点上，它甚至比不上《逃往柏林》，但正因为简单而出色地表达了一种意识形态，所以它获得了西方世界的广泛欢迎。

《窃听风暴》一经推出，便一路斩获了个大奖项，在德国本土创下了德国国家电影奖“金罗拉奖”提名最多的记录——11项提名，并最终获得包括最佳影片奖在内的7项大奖。此外还获得第79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以及欧洲电影节的最佳影片奖、最佳男演员和最佳剧本奖。这些奖项的获得，有对其艺术价值的认可，影片中的“不确定性”、“衬托与反衬”与“戏剧性转折”运用得比较好，使故事更曲折、人物更丰满，也更加耐人咀嚼，——但更多的或许是对其意识形态倾向的肯定，当然很值得反思。

3、《再见，列宁》：母亲与社会主义

与上述两部影片稍有不同，《再见，列宁》对东德与社会主义传统持一种更为复杂的态度，它以一种精巧的构思呈现出了一个虚构的世界，将之与现实世界相对比，既有反思，又有怀旧，在艺术上具有一种独特的风格。

1989年秋天，克里斯蒂娜突然心脏病发作，昏迷过去。在她不省人事的这段时间里，德国天翻地覆，她所挚爱的民主德国也解体了。“她的沉睡使我们尊敬的社会主义党主席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主席昂纳克同志的辞职变得没有意义，柏林墙被拆除了，在她的沉睡中，西柏林的市政厅举行了一场古典音乐会，这在后来引起一场巨大的文化革命，母亲在沉睡着，我第一次前往西德，……她沉睡中，第一次没有参加投票，在她的沉睡中，姐姐阿理娜放弃了她的经济学专业，在‘皇牌’汉堡连锁店上班，她的男友是工人阶级的敌人——餐厅经理……1990年6月初，东德的边境已经没有意义！”[7]

克里斯蒂娜苏醒后，为了不打击卧病在床的母亲，阿历克斯只好小心翼翼地隐瞒起德共下台、德国统一的消息，假装柏林墙还依旧矗立。于是就在他们那间公寓里，阿历克斯演出着一场民主德国繁荣昌盛的悲喜剧，他虚拟了另外一种历史的方向：母亲知道了西德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大批西德人逃离家园来到民主德国，民主德国也敞开博大的胸襟迎接来自四面八方的西德人民……

影片中的母亲是社会主义传统的代表，自父亲1978年逃往到西德后，她就将自己“嫁”给了社会主义。影片对待东德与社会主义的态度，也像对待“母亲”一样，认为尽管她不那么美好，却仍然是令人怀念的，这只是一种感情上的联系，在理性上并没有足够的反思，但编导却呈现出了一种复杂的态度。影片中代表社会主义传统的另一个人是列宁，他在开头与结尾以铜像的方式出现，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导演选择的是列宁，而不是德国人马克思，或者通常认为代表社会主义的斯大林，不选择马克思或许强调的是社会主义的体制而不是学说，而不选择斯大林，则显示了导演并不强调在西方通常与斯大林相联系的专制、极权、残暴等，而希望以列宁的形象表达出一种对社会主义更温和，也更复杂的态度。此外，从宇航员到出租车司机，西格曼·简恩身份的变化代表了原东德精英阶层与高端产业的尴尬处境，他不仅联系着主人公童年的梦想，也显示出了德国统一后残酷的一面。

对西德，影片也没有表现出简单化的态度，在阿历克斯第一次去西德的时候，他就看到了“自由”的另一面——以脱衣舞为代表的物欲文化与消费文化，这固然是自由的，但却也是动物性的。影片中的父亲，也表达了作者的复杂性态度，对于阿历克斯来说，他虽然是父亲，但已不是留在童年记忆中的父亲了，在现实中他有了另一个家庭与另外的生活，而且他是从西德归来的，又处于社会的精英阶层，这些伦理、国家、阶级上的区别都在他们之间划出了一道鸿沟。如果说母亲代表着东德，那么父亲则代表着西德，尽管他是“自由”的，但同时也是冷漠的、不负责任的、有隔膜的。同样，姐姐的男友，一个来自西德的“资产阶级敌人”，在具体的生活中也是一个麻烦制造者，而并不是自由民主的象征。

《再见，列宁》对历史的反思，站在了一种新的历史高度，日本NHK关于柏林墙倒塌的纪录片《欧洲野餐计划》，曾经披露了戈尔巴乔夫对东欧“改革”默许的态度，柏林墙倒塌也是“改革”带来的后果之一，但《布拉格群岛》的作者、前苏联著名的“反对派”索尔仁尼琴，也对当年支持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进行了反思，他在今年7月接受德国《明镜》报的采访时指出，“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作风表现出令人吃惊的政治幼稚、缺乏经验和缺乏对自己国家的责任感。这不是在行使权力，而是愚蠢地放弃权力。西方对他赞赏，他感到这是对他的行为方式的认可。”[8]这一批评不仅适合戈尔巴乔夫，也适合当时东欧与东德的政治家。如何重新评价柏林墙事件，如何重新认识东德与社会主义传统的价值，不仅是政治层面的问题，也是包括电影在内的思想文化界应该探讨的。

在《再见，列宁》中，作者表现出了对东德与西德的双重性反思，他对东德有批判也有留恋，对西德有向往但也有反省，这一切以一种喜剧性的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看到历史并没有在柏林墙倒塌时“终结”，冷战虽然结束了，但人类所面临的问题并没有一劳永逸地得到解决。

如果说柏林墙的倒塌象征着冷战的结束，那么这为人类提供了一种契机，可以使以前相互敌对的思想与体制可以互相交流与激荡，如何以一种更复杂、多元的态度审视与总结二者的经验与思想，而不是以一种叙述压倒另一种叙述，或者以所谓“普适性”的文明来解释与抹杀其他传统，这是我们应该思考并面对的。

在被冷战分裂的民族国家中，德国是目前唯一实现和平统一的，既有社会主义历史，也有资本主义的历史，在资本主义现代性已得到充分合理化的今天，应该更充分地正视东德与社会主义的传统，只有这样，才能发展出新的思想与新的文化，以面对人类面临的现代性问题。但就《柏林生活》、《逃出柏林》、《一墙之隔》、《再见，列宁》、《窃听风暴》这几部作品来说，真正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并不多，如果只是在意识形态上强调自由民主的价值，我们似乎只看好莱坞就够了，没有必要关注更加丰富多彩的其他地区的电影，在“全球化”的今天，这似乎是一种通行的思考模式，但正是在这样的思路中，却隐藏着同质化与单一化的危险，而如果一个国家不想让民族文化与民族记忆在“全球化”中沦亡，就应该在地方性知识与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新的问题与新的思考范式，从而发展出新的电影与新的艺术，而这，不独德国电影为然。

[1]《柏林生活》德国2000年剧情片，荣获德国电影评论协会最佳影片奖，最佳男主角奖。柏林墙倒塌前，东德装甲兵马丁因为失手杀人被判处11年刑罚。在他服刑期间，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苏联解体、柏林墙被推倒、德国实现了统一。11年后马丁出狱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摆在他的面前，他是否能适应新的生活？影片主要描写他与这个世界的关系。

柏林墙范文篇2

这些影片中，值得注意的有《柏林生活》（2000）[1]、《逃出柏林》（2001）、《一墙之隔》（2002）[2]、《再见，列宁》（2003）、《窃听风暴》（2006）等，这几部影片都得到了广泛的欢迎，并获得了一些大奖，德国电影也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更大的影响，但如果我们将这些影片中的价值视作德国的主流观念，可以发现支撑其核心的仍然是关于自由民主的价值观，而缺乏对这一价值观被意识形态化的反思，由此德国与德国电影在整个世界体系中，仍然处于美国与好莱坞的笼罩性影响之下，而不能发出更为独立的思考与声音，这是与德国区域性大国的地位不相称的，也是与丰富悠久的德国文化不相称的。

1、《逃出柏林》：空洞的自由

《逃出柏林》的故事发生在1961年柏林墙初建之时，主人公哈里伙同三名友人，花了九个月时间在围墙下面挖掘了一条145米长的隧道,贯通东西柏林,目的是为了让他们的亲人能够获得自由，他们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资助下,终于完成这一壮举，让29名东德人能够跟家人在西柏林团聚，也让全球数千万观众目睹隧道的挖掘工作及逃亡过程。影片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前半部分较为缓慢，后面则逐渐紧张起来，推向高潮，整个故事细致但不冗长，多条线索相互交织但不紊乱，将真实性与戏剧性结合起来，具有一种动人的艺术力量，让人生发出对自由的向往，但问题也正出在这里。

这部影片把东德人逃往西德，视为对自由民主的一种追求，但逃到西德的人，在影片中并没有表现出来有多么“自由”，他们所可以做的事，似乎就只是“挖洞”，影片很少展示他们另外的生活，故事的焦点由“自由”转换成了一种感情与责任，一种拯救的热望，一种能否逃出的悬念。在这里，“自由”的命题被回避了，但同时也被绝对化了。仿佛西德天然地代表着“自由”，东德则代表着“不自由”。此处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影片的主人公逃离了一种体制，进入另一种体制，但影片对前一种体制的表现是具体的，因而也是丑恶的、专制的，而对后一种体制的表现是抽象的，它被赋予了象征性的美好却没有真实地展现，虽然是美好却是空洞的。影片的结构较为复杂，共有四五条线索相互交织，但每条线索都只是主题的一个侧面，而没有包容更加丰富的意蕴，在总体上呈现出了逃亡这一现象的多种可能，但却没有对逃亡本身做出更为深入的思考。

为什么《逃出柏林》中的“自由”是空洞的呢？这是因为一，西德的自由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多，任何一种体制的自由总没有想象得多，西德作为一种资本主义社会体制，其民主自由是并不广泛也不彻底的；二，相对于西德人，东德人在西德所得到的自由就更加少了。事实上，在西德人眼里，东德人是一种“二等公民”，不仅当时是这样，即使柏林墙倒塌多年后的今天也是这样，“柏林墙倒塌了，但不少德国人担心，一道隐形的‘柏林墙’仍然横亘在德国东西部之间。德国经济研究所发表的一份上半年经济调查报告显示，目前东部地区的失业率持续上升，是德国西部的两倍。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慢于西部，东西部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正在扩大。而最新的一份民意调查也显示，三分之二的德国人认为，国庆节一点儿也不值得欢庆，因为目前德国经济增长乏力。东部联邦州的人口也在逐渐减少，因为年轻人出于就业原因更愿意搬到西部。迄今为止，德国政府还没有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德国经济研究所日前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近八成的德国东部公民感觉自己是二等公民。”[3]《逃出柏林》没有涉及到这些具体的社会矛盾，而只是以抽象的自由民主来加以掩饰。

在东德与西德之间的选择，并不像《逃出柏林》中表现的那样，仅仅是在“专制”与“自由民主”之间的选择，也是在国家公民与“二等公民”的选择，如果扩展来说，也可以说是在“主人与奴隶”之间的选择，或者说是在一种奴隶与另一种奴隶之间的选择，如果我们看一看俄罗斯、南斯拉夫、伊拉克等国家的现状，就会明白“自由民主”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国际政治上只不过是霸权国家的一种招式，而东德被纳入西德之中而统一，可以说是一种隐蔽的解体，正因为隐蔽在同一个“德国”之中，它现存的问题不如俄罗斯等国家清晰，沃勒斯坦指出，“我们对现代世界体系的地缘政治所能做出的主要历史观察是：除了在中期维持其实力地位和优势外，大国几乎从不由于其它原因而采取干预行动。他们使用的说辞，无论是人权还是国家安全，大多都是空话，主要用来蒙蔽我们的眼睛。”[4]由此，我们可以说柏林墙的拆除并非自由民主的胜利，而是国际政治局势转变带来的结果，《逃出柏林》的处理过于简单化或理想化了。在这个意义上，影片中“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赞助，可以说富有深意，让我们看到在逃亡的背后，不仅有对自由的向往，也有美国及其媒体的支持，而后者虽然若隐若显，却是一种决定性的力量。

《逃出柏林》对东德的批判是尖锐的，但它没有以同样尖锐的目光审视西德。作为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一种超越，社会主义现代性在苏联与东欧失败了，但这一失败是乌托邦的失败，而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现代性本身不存在问题，影片简单地将西德作为自由的象征，论证其现实的合理性，正是冷战思维的产物，也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当年曾经下达“最后一道命令”、解散东德人民军的特奥多尔·霍夫曼将军，也认为现在“不但是军队的士兵们受到不公正待遇，其它前东德公民也受到了不公正对待，这一点肯定会对两德统一带来不良影响。……虽然我是百分之百赞成两德统一，但是我觉得现在对于过去曾在东德政府和军队里工作过的人员，还有对科学家的一些歧视应该停止。”同时他指出，“柏林墙对东德来讲并不是强大的标志，而是比较弱小的标志，因为这个国家的情况如果很好的话，人民就不会外逃。”[5]他让我们看到一种较为复杂、理性的态度，这与《逃出柏林》的态度截然不同，《逃出柏林》的问题在于，不能以新的历史视野来重新审视这一历史事件，而以意识形态的单一向度来规约叙述，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其艺术上的丰富性。

如果我们将柏林墙视作一种边界，那么弱小者无疑更需要它，正如在全球化的今天，弱小国家更需要关税壁垒保护幼稚产业一样，在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世界体系之中，不存在普适性的自由民主，任何价值观都首先是一种文化政治，东德的失败首先在于文化领导权的丧失，其次在于行政领导权的丧失。只有拥有以核心价值观为基础的文化领导权，才能使一个国家具有合法性与说服力，《逃出柏林》让我们看到，一个丧失了文化领导权的国家是如何失败的。

2、《窃听风暴》与现代性问题

《窃听风暴》描述了东德安全局监视一对作家夫妇的故事，在影片的结尾，1989年11月9号柏林墙倒塌，这成为了故事的转折点，从此“自由”获得了胜利，历史在这里“终结”，东德不存在了，人类也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金光大道”，仿佛从此摆脱了黑暗与阴霾，迎来了一片明媚的艳阳天。

影片的戏剧性表现在两个人的“背叛”上，一个是作家的妻子，一个是负责监视的特工。作家的妻子背叛他们向往的自由民主，首先在身体上，其次在政治上，她都背叛了作家，投向了文化部长的怀抱，尽管她良心未泯，但求生的本能使她选择了告密。特工的背叛是对其职业的背叛，他在监听的过程中，对作家逐渐产生了同情，最后在紧要关头保护了作家，这一背叛在影片的中间已经开始，但并没有明确交代，随着结局的临近，才让人清楚地认识到，这种不确定性增强了影片的戏剧性与复杂性。而这两种不同方向的背叛，则丰富了“追求自由”这一故事的主线。但电影中为了突出这一主题，也显示出了自身的意识形态性，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对“文化部长”的描绘，影片通过将他进行道德上的丑化（如强迫作家的妻子与他保持肉体关系等），而达到否定他所代表的社会主义政治与文化的目的。影片中，当德国统一后，这位文化部长再次见到作家，语含讽刺地说道：“现在的联邦德国，真的是你们艺术家想要的吗？人们没有信仰，没有爱……”这样的问题不应只看作是他对过去世界或者个人权位的留恋，而应看作对当下社会的一种质疑。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有不少书籍和电影都在攻击与嘲笑社会主义，这或许不仅是西方意识形态的宣传，而与人类天性中的一个弱点有关，那就是要“审判失败者”，胜利者仿佛一切都对，而一切责任都在“失败者”一方，而许多影片包括好莱坞大片，之所以把假想敌设定为苏联、东欧，也与人类的另一个天性有关，那就是要确认自己是安全的，“危险”或“黑暗”已经过去了，是与现在的自己没有太大的关系的，只有通过对社会主义的“忆苦思甜”，才能更加确认现在的生活的合理性。所以不少观众看完这部影片的感受，就是“这样的社会终于结束了”，而这或许正是编导所要达到的目的。

但按照福柯的说法，现代社会本身就是一个“规训与惩罚”的社会，是一个监视性、控制型的社会，所以《窃听风暴》中的监视，是人类现代社会本身的痼疾，而不只属于“东德”或社会主义，在西方的“自由世界”也是存在的，而它之所以能战胜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不是在于它是自由的，没有监视与控制，相反却在于它的监视与控制更有效，正如军备竞赛一样，在这一点上它是超过苏联的，不同的或许只是，它在监视与控制的方法上更加巧妙、更加隐蔽、更加不易于被人察觉而已。《窃听风暴》表现了特务政治的失败，但却将这种特务政治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加以“审判”，而没有反省当下的世界。沃勒斯坦最近在上海的演讲中谈到，苏联与东欧在其内部是国家资本主义，它们之间的关系则不过是复制了“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并不具备多少社会主义的因素[6]，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批注中也指出，当时的国家是工农政权加国家资本主义，一旦工农政权不存在或变质了，是很容易滑向资本主义的，被他不幸而言中了。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是一个新事物”，是处于一种萌芽状态的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是需要人类不断去探索与实践的。在这一点上，《窃听风暴》的批判过于简单化，它没有以更复杂、多元的态度对社会主义传统进行深入的反省。

因此，《窃听风暴》中没有呈现出德国经验的复杂性，而只是以一种既定的意识形态，来确认当前的世界秩序，在总体上呈现出一种单向性的思维，比如其中只强调“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却缺乏对民族主义与民族感情的表现，而这正是德国统一的重要动力之一，在这一点上，它甚至比不上《逃往柏林》，但正因为简单而出色地表达了一种意识形态，所以它获得了西方世界的广泛欢迎。

《窃听风暴》一经推出，便一路斩获了个大奖项，在德国本土创下了德国国家电影奖“金罗拉奖”提名最多的记录——11项提名，并最终获得包括最佳影片奖在内的7项大奖。此外还获得第79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以及欧洲电影节的最佳影片奖、最佳男演员和最佳剧本奖。这些奖项的获得，有对其艺术价值的认可，影片中的“不确定性”、“衬托与反衬”与“戏剧性转折”运用得比较好，使故事更曲折、人物更丰满，也更加耐人咀嚼，——但更多的或许是对其意识形态倾向的肯定，当然很值得反思。

3、《再见，列宁》：母亲与社会主义

与上述两部影片稍有不同，《再见，列宁》对东德与社会主义传统持一种更为复杂的态度，它以一种精巧的构思呈现出了一个虚构的世界，将之与现实世界相对比，既有反思，又有怀旧，在艺术上具有一种独特的风格。

1989年秋天，克里斯蒂娜突然心脏病发作，昏迷过去。在她不省人事的这段时间里，德国天翻地覆，她所挚爱的民主德国也解体了。“她的沉睡使我们尊敬的社会主义党主席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主席昂纳克同志的辞职变得没有意义，柏林墙被拆除了，在她的沉睡中，西柏林的市政厅举行了一场古典音乐会，这在后来引起一场巨大的文化革命，母亲在沉睡着，我第一次前往西德，……她沉睡中，第一次没有参加投票，在她的沉睡中，姐姐阿理娜放弃了她的经济学专业，在‘皇牌’汉堡连锁店上班，她的男友是工人阶级的敌人——餐厅经理……1990年6月初，东德的边境已经没有意义！”[7]

克里斯蒂娜苏醒后，为了不打击卧病在床的母亲，阿历克斯只好小心翼翼地隐瞒起德共下台、德国统一的消息，假装柏林墙还依旧矗立。于是就在他们那间公寓里，阿历克斯演出着一场民主德国繁荣昌盛的悲喜剧，他虚拟了另外一种历史的方向：母亲知道了西德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大批西德人逃离家园来到民主德国，民主德国也敞开博大的胸襟迎接来自四面八方的西德人民……

影片中的母亲是社会主义传统的代表，自父亲1978年逃往到西德后，她就将自己“嫁”给了社会主义。影片对待东德与社会主义的态度，也像对待“母亲”一样，认为尽管她不那么美好，却仍然是令人怀念的，这只是一种感情上的联系，在理性上并没有足够的反思，但编导却呈现出了一种复杂的态度。影片中代表社会主义传统的另一个人是列宁，他在开头与结尾以铜像的方式出现，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导演选择的是列宁，而不是德国人马克思，或者通常认为代表社会主义的斯大林，不选择马克思或许强调的是社会主义的体制而不是学说，而不选择斯大林，则显示了导演并不强调在西方通常与斯大林相联系的专制、极权、残暴等，而希望以列宁的形象表达出一种对社会主义更温和，也更复杂的态度。此外，从宇航员到出租车司机，西格曼·简恩身份的变化代表了原东德精英阶层与高端产业的尴尬处境，他不仅联系着主人公童年的梦想，也显示出了德国统一后残酷的一面。

对西德，影片也没有表现出简单化的态度，在阿历克斯第一次去西德的时候，他就看到了“自由”的另一面——以脱衣舞为代表的物欲文化与消费文化，这固然是自由的，但却也是动物性的。影片中的父亲，也表达了作者的复杂性态度，对于阿历克斯来说，他虽然是父亲，但已不是留在童年记忆中的父亲了，在现实中他有了另一个家庭与另外的生活，而且他是从西德归来的，又处于社会的精英阶层，这些伦理、国家、阶级上的区别都在他们之间划出了一道鸿沟。如果说母亲代表着东德，那么父亲则代表着西德，尽管他是“自由”的，但同时也是冷漠的、不负责任的、有隔膜的。同样，姐姐的男友，一个来自西德的“资产阶级敌人”，在具体的生活中也是一个麻烦制造者，而并不是自由民主的象征。

《再见，列宁》对历史的反思，站在了一种新的历史高度，日本NHK关于柏林墙倒塌的纪录片《欧洲野餐计划》，曾经披露了戈尔巴乔夫对东欧“改革”默许的态度，柏林墙倒塌也是“改革”带来的后果之一，但《布拉格群岛》的作者、前苏联著名的“反对派”索尔仁尼琴，也对当年支持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进行了反思，他在今年7月接受德国《明镜》报的采访时指出，“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作风表现出令人吃惊的政治幼稚、缺乏经验和缺乏对自己国家的责任感。这不是在行使权力，而是愚蠢地放弃权力。西方对他赞赏，他感到这是对他的行为方式的认可。”[8]这一批评不仅适合戈尔巴乔夫，也适合当时东欧与东德的政治家。如何重新评价柏林墙事件，如何重新认识东德与社会主义传统的价值，不仅是政治层面的问题，也是包括电影在内的思想文化界应该探讨的。

在《再见，列宁》中，作者表现出了对东德与西德的双重性反思，他对东德有批判也有留恋，对西德有向往但也有反省，这一切以一种喜剧性的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看到历史并没有在柏林墙倒塌时“终结”，冷战虽然结束了，但人类所面临的问题并没有一劳永逸地得到解决。

如果说柏林墙的倒塌象征着冷战的结束，那么这为人类提供了一种契机，可以使以前相互敌对的思想与体制可以互相交流与激荡，如何以一种更复杂、多元的态度审视与总结二者的经验与思想，而不是以一种叙述压倒另一种叙述，或者以所谓“普适性”的文明来解释与抹杀其他传统，这是我们应该思考并面对的。

在被冷战分裂的民族国家中，德国是目前唯一实现和平统一的，既有社会主义历史，也有资本主义的历史，在资本主义现代性已得到充分合理化的今天，应该更充分地正视东德与社会主义的传统，只有这样，才能发展出新的思想与新的文化，以面对人类面临的现代性问题。但就《柏林生活》、《逃出柏林》、《一墙之隔》、《再见，列宁》、《窃听风暴》这几部作品来说，真正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并不多，如果只是在意识形态上强调自由民主的价值，我们似乎只看好莱坞就够了，没有必要关注更加丰富多彩的其他地区的电影，在“全球化”的今天，这似乎是一种通行的思考模式，但正是在这样的思路中，却隐藏着同质化与单一化的危险，而如果一个国家不想让民族文化与民族记忆在“全球化”中沦亡，就应该在地方性知识与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新的问题与新的思考范式，从而发展出新的电影与新的艺术，而这，不独德国电影为然。

[1]《柏林生活》德国2000年剧情片，荣获德国电影评论协会最佳影片奖，最佳男主角奖。柏林墙倒塌前，东德装甲兵马丁因为失手杀人被判处11年刑罚。在他服刑期间，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苏联解体、柏林墙被推倒、德国实现了统一。11年后马丁出狱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摆在他的面前，他是否能适应新的生活？影片主要描写他与这个世界的关系。

[2]《一墙之隔》的故事发生在1982年的柏林，德国当时被柏林墙分为两个国家——西边的联邦德国和东边的民主德国。17岁的尼乐出生在西德在那里长大。在她去东德参加祖母的葬礼时偶然间结识了热爱朋克摇滚的卡普汀。两人迅速坠入爱河。然而，一道柏林墙不仅仅从地理上将德国分开，也将两个相爱的人分开了。本片获得2002年德国摄影机奖最佳影片奖、2002年德国影剧学院最佳剧本奖；并被提名2002年德国电影奖优秀电影奖及杰出个人成就奖。

[3]黄刚：《德国纪念柏林墙倒塌18周年》，《工人日报》2007年11月10日

[4]《错误选择还是媒体圈套》，

[5]《最后一道命令》：他解散了东德人民军，

[6]《生活在后美国世界——在上海大学的演讲》/Article/Class27/200711/16336.html

柏林墙范文篇3

这些影片中，值得注意的有《柏林生活》（2000）[1]、《逃出柏林》（2001）、《一墙之隔》（2002）[2]、《再见，列宁》（2003）、《窃听风暴》（2006）等，这几部影片都得到了广泛的欢迎，并获得了一些大奖，德国电影也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更大的影响，但如果我们将这些影片中的价值视作德国的主流观念，可以发现支撑其核心的仍然是关于自由民主的价值观，而缺乏对这一价值观被意识形态化的反思，由此德国与德国电影在整个世界体系中，仍然处于美国与好莱坞的笼罩性影响之下，而不能发出更为独立的思考与声音，这是与德国区域性大国的地位不相称的，也是与丰富悠久的德国文化不相称的。

1、《逃出柏林》：空洞的自由

《逃出柏林》的故事发生在1961年柏林墙初建之时，主人公哈里伙同三名友人，花了九个月时间在围墙下面挖掘了一条145米长的隧道,贯通东西柏林,目的是为了让他们的亲人能够获得自由，他们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资助下,终于完成这一壮举，让29名东德人能够跟家人在西柏林团聚，也让全球数千万观众目睹隧道的挖掘工作及逃亡过程。影片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前半部分较为缓慢，后面则逐渐紧张起来，推向高潮，整个故事细致但不冗长，多条线索相互交织但不紊乱，将真实性与戏剧性结合起来，具有一种动人的艺术力量，让人生发出对自由的向往，但问题也正出在这里。

这部影片把东德人逃往西德，视为对自由民主的一种追求，但逃到西德的人，在影片中并没有表现出来有多么“自由”，他们所可以做的事，似乎就只是“挖洞”，影片很少展示他们另外的生活，故事的焦点由“自由”转换成了一种感情与责任，一种拯救的热望，一种能否逃出的悬念。在这里，“自由”的命题被回避了，但同时也被绝对化了。仿佛西德天然地代表着“自由”，东德则代表着“不自由”。此处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影片的主人公逃离了一种体制，进入另一种体制，但影片对前一种体制的表现是具体的，因而也是丑恶的、专制的，而对后一种体制的表现是抽象的，它被赋予了象征性的美好却没有真实地展现，虽然是美好却是空洞的。影片的结构较为复杂，共有四五条线索相互交织，但每条线索都只是主题的一个侧面，而没有包容更加丰富的意蕴，在总体上呈现出了逃亡这一现象的多种可能，但却没有对逃亡本身做出更为深入的思考。

为什么《逃出柏林》中的“自由”是空洞的呢？这是因为一，西德的自由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多，任何一种体制的自由总没有想象得多，西德作为一种资本主义社会体制，其民主自由是并不广泛也不彻底的；二，相对于西德人，东德人在西德所得到的自由就更加少了。事实上，在西德人眼里，东德人是一种“二等公民”，不仅当时是这样，即使柏林墙倒塌多年后的今天也是这样，“柏林墙倒塌了，但不少德国人担心，一道隐形的‘柏林墙’仍然横亘在德国东西部之间。德国经济研究所发表的一份上半年经济调查报告显示，目前东部地区的失业率持续上升，是德国西部的两倍。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慢于西部，东西部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正在扩大。而最新的一份民意调查也显示，三分之二的德国人认为，国庆节一点儿也不值得欢庆，因为目前德国经济增长乏力。东部联邦州的人口也在逐渐减少，因为年轻人出于就业原因更愿意搬到西部。迄今为止，德国政府还没有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德国经济研究所日前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近八成的德国东部公民感觉自己是二等公民。”[3]《逃出柏林》没有涉及到这些具体的社会矛盾，而只是以抽象的自由民主来加以掩饰。

在东德与西德之间的选择，并不像《逃出柏林》中表现的那样，仅仅是在“专制”与“自由民主”之间的选择，也是在国家公民与“二等公民”的选择，如果扩展来说，也可以说是在“主人与奴隶”之间的选择，或者说是在一种奴隶与另一种奴隶之间的选择，如果我们看一看俄罗斯、南斯拉夫、伊拉克等国家的现状，就会明白“自由民主”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国际政治上只不过是霸权国家的一种招式，而东德被纳入西德之中而统一，可以说是一种隐蔽的解体，正因为隐蔽在同一个“德国”之中，它现存的问题不如俄罗斯等国家清晰，沃勒斯坦指出，“我们对现代世界体系的地缘政治所能做出的主要历史观察是：除了在中期维持其实力地位和优势外，大国几乎从不由于其它原因而采取干预行动。他们使用的说辞，无论是人权还是国家安全，大多都是空话，主要用来蒙蔽我们的眼睛。”[4]由此，我们可以说柏林墙的拆除并非自由民主的胜利，而是国际政治局势转变带来的结果，《逃出柏林》的处理过于简单化或理想化了。在这个意义上，影片中“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赞助，可以说富有深意，让我们看到在逃亡的背后，不仅有对自由的向往，也有美国及其媒体的支持，而后者虽然若隐若显，却是一种决定性的力量。

《逃出柏林》对东德的批判是尖锐的，但它没有以同样尖锐的目光审视西德。作为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一种超越，社会主义现代性在苏联与东欧失败了，但这一失败是乌托邦的失败，而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现代性本身不存在问题，影片简单地将西德作为自由的象征，论证其现实的合理性，正是冷战思维的产物，也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当年曾经下达“最后一道命令”、解散东德人民军的特奥多尔·霍夫曼将军，也认为现在“不但是军队的士兵们受到不公正待遇，其它前东德公民也受到了不公正对待，这一点肯定会对两德统一带来不良影响。……虽然我是百分之百赞成两德统一，但是我觉得现在对于过去曾在东德政府和军队里工作过的人员，还有对科学家的一些歧视应该停止。”同时他指出，“柏林墙对东德来讲并不是强大的标志，而是比较弱小的标志，因为这个国家的情况如果很好的话，人民就不会外逃。”[5]他让我们看到一种较为复杂、理性的态度，这与《逃出柏林》的态度截然不同，《逃出柏林》的问题在于，不能以新的历史视野来重新审视这一历史事件，而以意识形态的单一向度来规约叙述，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其艺术上的丰富性。

如果我们将柏林墙视作一种边界，那么弱小者无疑更需要它，正如在全球化的今天，弱小国家更需要关税壁垒保护幼稚产业一样，在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世界体系之中，不存在普适性的自由民主，任何价值观都首先是一种文化政治，东德的失败首先在于文化领导权的丧失，其次在于行政领导权的丧失。只有拥有以核心价值观为基础的文化领导权，才能使一个国家具有合法性与说服力，《逃出柏林》让我们看到，一个丧失了文化领导权的国家是如何失败的。

2、《窃听风暴》与现代性问题

《窃听风暴》描述了东德安全局监视一对作家夫妇的故事，在影片的结尾，1989年11月9号柏林墙倒塌，这成为了故事的转折点，从此“自由”获得了胜利，历史在这里“终结”，东德不存在了，人类也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金光大道”，仿佛从此摆脱了黑暗与阴霾，迎来了一片明媚的艳阳天。

影片的戏剧性表现在两个人的“背叛”上，一个是作家的妻子，一个是负责监视的特工。作家的妻子背叛他们向往的自由民主，首先在身体上，其次在政治上，她都背叛了作家，投向了文化部长的怀抱，尽管她良心未泯，但求生的本能使她选择了告密。特工的背叛是对其职业的背叛，他在监听的过程中，对作家逐渐产生了同情，最后在紧要关头保护了作家，这一背叛在影片的中间已经开始，但并没有明确交代，随着结局的临近，才让人清楚地认识到，这种不确定性增强了影片的戏剧性与复杂性。而这两种不同方向的背叛，则丰富了“追求自由”这一故事的主线。但电影中为了突出这一主题，也显示出了自身的意识形态性，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对“文化部长”的描绘，影片通过将他进行道德上的丑化（如强迫作家的妻子与他保持肉体关系等），而达到否定他所代表的社会主义政治与文化的目的。影片中，当德国统一后，这位文化部长再次见到作家，语含讽刺地说道：“现在的联邦德国，真的是你们艺术家想要的吗？人们没有信仰，没有爱……”这样的问题不应只看作是他对过去世界或者个人权位的留恋，而应看作对当下社会的一种质疑。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有不少书籍和电影都在攻击与嘲笑社会主义，这或许不仅是西方意识形态的宣传，而与人类天性中的一个弱点有关，那就是要“审判失败者”，胜利者仿佛一切都对，而一切责任都在“失败者”一方，而许多影片包括好莱坞大片，之所以把假想敌设定为苏联、东欧，也与人类的另一个天性有关，那就是要确认自己是安全的，“危险”或“黑暗”已经过去了，是与现在的自己没有太大的关系的，只有通过对社会主义的“忆苦思甜”，才能更加确认现在的生活的合理性。所以不少观众看完这部影片的感受，就是“这样的社会终于结束了”，而这或许正是编导所要达到的目的。

但按照福柯的说法，现代社会本身就是一个“规训与惩罚”的社会，是一个监视性、控制型的社会，所以《窃听风暴》中的监视，是人类现代社会本身的痼疾，而不只属于“东德”或社会主义，在西方的“自由世界”也是存在的，而它之所以能战胜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不是在于它是自由的，没有监视与控制，相反却在于它的监视与控制更有效，正如军备竞赛一样，在这一点上它是超过苏联的，不同的或许只是，它在监视与控制的方法上更加巧妙、更加隐蔽、更加不易于被人察觉而已。《窃听风暴》表现了特务政治的失败，但却将这种特务政治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加以“审判”，而没有反省当下的世界。沃勒斯坦最近在上海的演讲中谈到，苏联与东欧在其内部是国家资本主义，它们之间的关系则不过是复制了“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并不具备多少社会主义的因素[6]，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批注中也指出，当时的国家是工农政权加国家资本主义，一旦工农政权不存在或变质了，是很容易滑向资本主义的，被他不幸而言中了。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是一个新事物”，是处于一种萌芽状态的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是需要人类不断去探索与实践的。在这一点上，《窃听风暴》的批判过于简单化，它没有以更复杂、多元的态度对社会主义传统进行深入的反省。

因此，《窃听风暴》中没有呈现出德国经验的复杂性，而只是以一种既定的意识形态，来确认当前的世界秩序，在总体上呈现出一种单向性的思维，比如其中只强调“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却缺乏对民族主义与民族感情的表现，而这正是德国统一的重要动力之一，在这一点上，它甚至比不上《逃往柏林》，但正因为简单而出色地表达了一种意识形态，所以它获得了西方世界的广泛欢迎。

《窃听风暴》一经推出，便一路斩获了个大奖项，在德国本土创下了德国国家电影奖“金罗拉奖”提名最多的记录——11项提名，并最终获得包括最佳影片奖在内的7项大奖。此外还获得第79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以及欧洲电影节的最佳影片奖、最佳男演员和最佳剧本奖。这些奖项的获得，有对其艺术价值的认可，影片中的“不确定性”、“衬托与反衬”与“戏剧性转折”运用得比较好，使故事更曲折、人物更丰满，也更加耐人咀嚼，——但更多的或许是对其意识形态倾向的肯定，当然很值得反思。

3、《再见，列宁》：母亲与社会主义

与上述两部影片稍有不同，《再见，列宁》对东德与社会主义传统持一种更为复杂的态度，它以一种精巧的构思呈现出了一个虚构的世界，将之与现实世界相对比，既有反思，又有怀旧，在艺术上具有一种独特的风格。

1989年秋天，克里斯蒂娜突然心脏病发作，昏迷过去。在她不省人事的这段时间里，德国天翻地覆，她所挚爱的民主德国也解体了。“她的沉睡使我们尊敬的社会主义党主席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主席昂纳克同志的辞职变得没有意义，柏林墙被拆除了，在她的沉睡中，西柏林的市政厅举行了一场古典音乐会，这在后来引起一场巨大的文化革命，母亲在沉睡着，我第一次前往西德，……她沉睡中，第一次没有参加投票，在她的沉睡中，姐姐阿理娜放弃了她的经济学专业，在‘皇牌’汉堡连锁店上班，她的男友是工人阶级的敌人——餐厅经理……1990年6月初，东德的边境已经没有意义！”[7]

克里斯蒂娜苏醒后，为了不打击卧病在床的母亲，阿历克斯只好小心翼翼地隐瞒起德共下台、德国统一的消息，假装柏林墙还依旧矗立。于是就在他们那间公寓里，阿历克斯演出着一场民主德国繁荣昌盛的悲喜剧，他虚拟了另外一种历史的方向：母亲知道了西德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大批西德人逃离家园来到民主德国，民主德国也敞开博大的胸襟迎接来自四面八方的西德人民……

影片中的母亲是社会主义传统的代表，自父亲1978年逃往到西德后，她就将自己“嫁”给了社会主义。影片对待东德与社会主义的态度，也像对待“母亲”一样，认为尽管她不那么美好，却仍然是令人怀念的，这只是一种感情上的联系，在理性上并没有足够的反思，但编导却呈现出了一种复杂的态度。影片中代表社会主义传统的另一个人是列宁，他在开头与结尾以铜像的方式出现，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导演选择的是列宁，而不是德国人马克思，或者通常认为代表社会主义的斯大林，不选择马克思或许强调的是社会主义的体制而不是学说，而不选择斯大林，则显示了导演并不强调在西方通常与斯大林相联系的专制、极权、残暴等，而希望以列宁的形象表达出一种对社会主义更温和，也更复杂的态度。此外，从宇航员到出租车司机，西格曼·简恩身份的变化代表了原东德精英阶层与高端产业的尴尬处境，他不仅联系着主人公童年的梦想，也显示出了德国统一后残酷的一面。

对西德，影片也没有表现出简单化的态度，在阿历克斯第一次去西德的时候，他就看到了“自由”的另一面——以脱衣舞为代表的物欲文化与消费文化，这固然是自由的，但却也是动物性的。影片中的父亲，也表达了作者的复杂性态度，对于阿历克斯来说，他虽然是父亲，但已不是留在童年记忆中的父亲了，在现实中他有了另一个家庭与另外的生活，而且他是从西德归来的，又处于社会的精英阶层，这些伦理、国家、阶级上的区别都在他们之间划出了一道鸿沟。如果说母亲代表着东德，那么父亲则代表着西德，尽管他是“自由”的，但同时也是冷漠的、不负责任的、有隔膜的。同样，姐姐的男友，一个来自西德的“资产阶级敌人”，在具体的生活中也是一个麻烦制造者，而并不是自由民主的象征。

《再见，列宁》对历史的反思，站在了一种新的历史高度，日本NHK关于柏林墙倒塌的纪录片《欧洲野餐计划》，曾经披露了戈尔巴乔夫对东欧“改革”默许的态度，柏林墙倒塌也是“改革”带来的后果之一，但《布拉格群岛》的作者、前苏联著名的“反对派”索尔仁尼琴，也对当年支持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进行了反思，他在今年7月接受德国《明镜》报的采访时指出，“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作风表现出令人吃惊的政治幼稚、缺乏经验和缺乏对自己国家的责任感。这不是在行使权力，而是愚蠢地放弃权力。西方对他赞赏，他感到这是对他的行为方式的认可。”[8]这一批评不仅适合戈尔巴乔夫，也适合当时东欧与东德的政治家。如何重新评价柏林墙事件，如何重新认识东德与社会主义传统的价值，不仅是政治层面的问题，也是包括电影在内的思想文化界应该探讨的。

在《再见，列宁》中，作者表现出了对东德与西德的双重性反思，他对东德有批判也有留恋，对西德有向往但也有反省，这一切以一种喜剧性的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看到历史并没有在柏林墙倒塌时“终结”，冷战虽然结束了，但人类所面临的问题并没有一劳永逸地得到解决。

如果说柏林墙的倒塌象征着冷战的结束，那么这为人类提供了一种契机，可以使以前相互敌对的思想与体制可以互相交流与激荡，如何以一种更复杂、多元的态度审视与总结二者的经验与思想，而不是以一种叙述压倒另一种叙述，或者以所谓“普适性”的文明来解释与抹杀其他传统，这是我们应该思考并面对的。

在被冷战分裂的民族国家中，德国是目前唯一实现和平统一的，既有社会主义历史，也有资本主义的历史，在资本主义现代性已得到充分合理化的今天，应该更充分地正视东德与社会主义的传统，只有这样，才能发展出新的思想与新的文化，以面对人类面临的现代性问题。但就《柏林生活》、《逃出柏林》、《一墙之隔》、《再见，列宁》、《窃听风暴》这几部作品来说，真正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并不多，如果只是在意识形态上强调自由民主的价值，我们似乎只看好莱坞就够了，没有必要关注更加丰富多彩的其他地区的电影，在“全球化”的今天，这似乎是一种通行的思考模式，但正是在这样的思路中，却隐藏着同质化与单一化的危险，而如果一个国家不想让民族文化与民族记忆在“全球化”中沦亡，就应该在地方性知识与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新的问题与新的思考范式，从而发展出新的电影与新的艺术，而这，不独德国电影为然。

[1]《柏林生活》德国2000年剧情片，荣获德国电影评论协会最佳影片奖，最佳男主角奖。柏林墙倒塌前，东德装甲兵马丁因为失手杀人被判处11年刑罚。在他服刑期间，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苏联解体、柏林墙被推倒、德国实现了统一。11年后马丁出狱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摆在他的面前，他是否能适应新的生活？影片主要描写他与这个世界的关系。

[2]《一墙之隔》的故事发生在1982年的柏林，德国当时被柏林墙分为两个国家——西边的联邦德国和东边的民主德国。17岁的尼乐出生在西德在那里长大。在她去东德参加祖母的葬礼时偶然间结识了热爱朋克摇滚的卡普汀。两人迅速坠入爱河。然而，一道柏林墙不仅仅从地理上将德国分开，也将两个相爱的人分开了。本片获得2002年德国摄影机奖最佳影片奖、2002年德国影剧学院最佳剧本奖；并被提名2002年德国电影奖优秀电影奖及杰出个人成就奖。

[3]黄刚：《德国纪念柏林墙倒塌18周年》，《工人日报》2007年11月10日

[4]《错误选择还是媒体圈套》，

[5]《最后一道命令》：他解散了东德人民军，

[6]《生活在后美国世界——在上海大学的演讲》/Article/Class27/200711/16336.html

柏林墙范文篇4

1949年9月西德成立，基督教联盟党人阿登纳出任西德第一任总理。他积极主张按照西德模式来实现德国统一。阿登纳奉行“向西方一边倒”和重新武装的政策，坚持以“对抗求统一”的强硬方针，力图在西方盟友的支持下，凭借西德的实力来实现德国的统一。在对待东德的立场上，它认为自己是“德国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不承认东德的合法地位,不承认战后形成的东德与波兰间的奥得尼斯河边界。在对外关系方面，除了1955年鉴于苏联的特殊情况与苏联建交外，紧接着就宣布奉行“哈尔斯坦主义”：反对任何国家承认东德，并把凡是与东德建交的国家都看作是对西德的不友好而与其断交，如1957年和1963年，西德就先后与南斯拉夫和古巴断交。①"向西方一边倒"的政策，给西德带来了一定的好处，它促进了其经济的复兴，并使西德获得了独立的国家主权地位。但是，西德追随美国冷战，敌视东方的政策，大大限制了其外交活动，并使两个德国的对立加深，德国的分裂进一步固定化。

1963年,阿登纳在连续执政14年之后辞职,1966年由勃兰特出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他认为阿登纳实行的东方政策“并不符合德意志民族的利益”，决心首先调整与东欧国家的关系。于是在1966年首先同罗马尼亚建交，并于同年与南斯拉夫复交，也与东德开始了正式接触。②至此，西德强硬的东方政策开始松动。

1969年社民党在大选中获胜,勃兰特出任新一届政府总理。勃兰特一上台就全面推行其早先酝酿的新东方政策，内容包括两个方面：即在加强与西方联盟保持紧密联系的同时，加强与东方的谅解，承认战后欧洲各国边界现状，改善和发展与苏联及东欧国家的关系；承认两个德国并存的局面，加强东西德之间的联系，以实现德国问题的最终解决。③

二、新东方政策提出的背景

新东方政策的提出是与当时国际局势和西德自身情况密切相关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进入60年代后,美苏缓和，分别调整各自对欧洲和德国的政策。在欧洲，美苏为维护即得利益，都想维持欧洲的现状。在对德问题上，美国也不愿意为了西德的利益同苏联直接对抗，而是寻求在维持德国分裂的情况下与苏联达成妥协。阿登纳把德国问题的解决完全寄希望于西方盟国的做法越来越不符合现实了，西德必须在政策上作出改变，发挥自己的主动作用，才能有所作为。

第二、60年代东西欧国家摆脱美苏控制，谋求独立自主的倾向在发展。五六十年代，西欧各国经济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政治地位也得到了很大提高，他们逐渐要求摆脱美国的控制，力争与美国平起平坐。欧共体的建立表明了西欧各国通过联合自强抵制美苏称霸的努力。西方阵营已走向分化。与此同时，东方阵营也出现了对苏联霸权挑战的事件，如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面对霸权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东西欧国家感到了他们共同的处境和相互加强联系和合作的必要性。在60中期，整个欧洲都普遍准备采取灵活政策。欧洲局势的变化，一方面对西德改变一边倒谋求自身发展提出了要求，另一方面又为西德改善与苏联和东欧的关系提供了机会。

第三，东德的存在和逐步巩固已经成为了客观事实，承认东德已经是大势所趋。西德力图在国际上孤立东德的“哈尔斯坦主义”处处碰壁，结果反而孤立了自己。尽管承认东德在表面上使两德的分裂固定化,但实际上有利于克服两个德国互相对立和疏远的状况,必然加深民族间的联系和民族认同感,为日后德国的重新统一积聚条件。面对现实，调整政策，承认东德成为西德必须的选择。

第四，西德自身实力的增强，使其对外政策的调整成为必要和可能。经过20年的发展，战后的西德已经成长为“经济巨人”，在西方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三大经济体。一方面，它需要开拓更广阔的市场，东欧无疑具有巨大的经济利益。在政治上，西德也有了更大的诉求，期望能独立自主的参与世界事务。为此，它也必须改变同东欧国家的关系。

三、新东方政策的内涵

新东方政策的内涵十分丰富，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以接近求转变，通过演变达到以西统东的目的。与阿登纳追随美国冷战，敌视东方的政策不同，新东方政策是一种迂回缓和政策。勃兰特认为在东西方相互敌视、彼此隔绝的状态中实现德国的统一是不可能的。因此，西德以承认现实来达成与东方的和解，以期望在一个全欧洲的和平体系中解决德国问题。这实际上是一种“和平演变”政策，表面上看来是承认现状，承认分裂状态，实际却是迂回前进，以达到以西统东的目的。

第二、新东方政策的推行是通过与苏联、东欧国家签署一系列条约来实现的。从1970年至1973年，西德经过多次艰苦的谈判并作出重大让步后，与苏联、东欧和东德签定了一系列条约。包括1970年与苏签定的莫斯科条约，与波兰签定的华沙条约，1971年9月的四大国柏林协定，1972年12月的两德关系基础条约及1973年12月的捷德条约，这些条约构成了新东方政策的主要内容。其中莫斯科条约是新东方政策的基础,为西德与其他东欧国家的谈判铺平了道路。通过以上条约，勃兰特政府实现了同苏联和东欧的关系的改善，自冷战以来的形成的西德与东方关系的僵局终于被打破了，勃兰特之后的西德政府则在这些条约的基础上，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采取了更加切实的行动。

第三，新东方政策兼顾东西方两个集团的利益。阿登纳政府一味迁就西方，给西德外交造成了尴尬局面。新东方政策不是在东西方之间搞平衡的政策，它立足于西方，强调西德仍是西方的一员，是在加强与西方联盟的基础上与东方打交道。

四、新东方政策对德国统一的重要作用

新东方政策是西德对外政策的第一次大调整，它改善了东西方的关系，推动了欧洲的缓和，提高了西德的国际政治地位，对德国的重新统一对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首先，新东方政策的推行,实现了西德同苏东国家关系的正常化,尤其是两德之间的坚冰被打破,为两个德国的交往打开了闸门。两德之间的密切交往,为德国的重新统一注入了精神信念,以新东方政策的推行为开端,潜在地不断地为德国重新统一积聚着力量。1974年勃兰特辞去总理职务后,新东方政策背后继者所延续，“以接近求统一”的政策实质上都没有改变。施密特执政时期,奉行既立足于西方,又同东方发展关系的“双轨政策”,对东德政策，注重发展实质关系，扩大经济上的合作,增加人员往来，以维系“民族共属感”。④

1982年科尔上台后,继承并发展了施密特东西并重的政策，并在多种场合明确表明了德国重新统一的立场。

第二，新东方政策也对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形成间接和直接地产生了重大影响。西德利用经济、技术、地缘上的优势,使苏联经济对西欧经济的依程度不断加深,80年代中期后,苏联的经济开始持续下降,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推行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改革,但在改革方向上却日益错位,“新思维”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学说,最终导致社会主义在欧洲的全面溃退,使德国重新统一的历史机遇终于来临。

最后，新东方政策对东欧剧变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使东德在剧变中风云突起,局势动荡不安,大批公民出走西德,最终导致柏林墙坍塌,两德的统一水到渠成。新东方政策的推行,使西德同东欧国家的经济关系日益密切,文化、教育和人员的交往日渐频繁,由于地缘优势,西德成为西方国家中对东欧地区影响最大的国家。在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政策的攻势下,受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思想影响,东欧剧变。民德公民大批绕道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出走西德,迫使东德开放柏林墙和两德边界,两德人民多年对统一的渴望变成了现实的要求,西德抓住这次历史机遇,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德国统一“十点计划”,民德统一社会党最终放弃社会主义的选择并在自由选举中败北。1990年10月,德国在二战后被分裂了45年之后重新实现了统一。

综上所述,新东方政策既是战后欧洲局势和国际形势发展的产物，也是联邦德自身发展的一次外交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其外交上的大转变。它的提出及实施，对欧洲乃至整个国际局势产生了重要影响，更重要是为德国的重新统一积聚了条件。没有勃兰特“以接近求统一”的长远目标,就不会有1989年强大的两德统一浪潮的兴起,也不会有科尔统一的“十点计划”的出台和德国的重新统一。勃兰特新东方政策的推行,在美苏执意使德国分裂永久化的关键时刻,寻求到了德国未来统一的现实道路，为德国的重新统一奠定了基础。

注释

①②④高德平.《柏林墙与东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P12,P13.

③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德国统一纵横》，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P127.

参考文献

[1]高德平.《柏林墙与东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

[2]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德国统一纵横》，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

[3]罗预.《新东方政策浅析》，《湘潭大学学报》，1995,3.

[4]张彦伟.《阿登纳与勃兰特统一德国政策比较和启示》，《沧桑》，2007年第2期.

[5]王英津.《两德复归统一模式之述评》，《山东社会科学》，2004,5.

[6]黄正柏.《略论西德争取统一的努力》，《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5.

[7]何树林.《致力于民族统一维利.勃兰特及其新东方政策》，《丹东纺专学报》，2000,9.

[8]王哲.《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与德国的重新统一》，《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3.

柏林墙范文篇5

1.用朗读的方式学习本课的语言

2.概括文章的内容要点

3.品味北京胡同所蕴含的文化韵味，对胡同文化有自己的见解

教学重点

概括文章的内容要点

教学难点

品味北京胡同所蕴含的文化韵味，对胡同文化有自己的见解

教学时数

一课时

教学过程

导入：

问题：1.你对汪曾祺有什么了解？

2.你了解北京的胡同吗？

3.你能用简短的语言概括文化的含义吗？

自读课文并讨论

1.概括北京胡同的特点。

第一段：北京城四方四正。

第二段写胡同的原意，胡同取名的来源有很多种。

第三段写胡同的宽窄。

第四段写“胡同是贯通大街的网络”。

第五段写胡同与四合院是一体。

2.学生朗读课文6-9段，教师配乐范读10-12段，概括胡同文化的特点。

第六段：北京人大都安土重迁。

第七段：北京人愿住“独门独院”，平时过往不多。

第八段：北京人易于满足，对物质生活要求不高。

第九段：北京人爱瞧热闹，不爱管闲事。

第十段到十二段：举例说明北京胡同文化的精义是“忍”。

3请概括作者在文章中所表达的感情。

亲切、欣赏、不满、批评、怀旧、怅然低徊。

4品味语言：

1让学生自己读第8段、第11段对话部分找同组同学分角色朗读、第12段读“这二位同声说”后面的部分、第13段。读的过程中体味句中蕴含的感情。

2仿照“西风残照，衰草离披，满目荒凉，毫无生气”的形式表达一种感情。

语言特点总结：

汪曾祺的语言文白夹杂，有时极雅，有时极俚，时能出人意表。他重视从古典文学中汲取营养，他的语言有文人气，但又和现代语言融合无间，是一种纯熟，寓绚烂于平极的语言。

延伸讨论

随着时代的进步，北京的胡同日渐被高楼大厦取代，更多的在高楼中长大的人认同“高楼文化”“社区文化”，你怎样看待这样的变化？

作业布置

以居住环境与人为话题，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二三百字的短文。

教案示例一

《胡同文化》

教学目的

1.用朗读的方式学习本课的语言

2.概括文章的内容要点

3.品味北京胡同所蕴含的文化韵味，对胡同文化有自己的见解

教学重点

概括文章的内容要点

教学难点

品味北京胡同所蕴含的文化韵味，对胡同文化有自己的见解

教学时数

一课时

教学过程

导入：

问题：1.你对汪曾祺有什么了解？

2.你了解北京的胡同吗？

3.你能用简短的语言概括文化的含义吗？

自读课文并讨论

1.概括北京胡同的特点。

第一段：北京城四方四正。

第二段写胡同的原意，胡同取名的来源有很多种。

第三段写胡同的宽窄。

第四段写“胡同是贯通大街的网络”。

第五段写胡同与四合院是一体。

2.学生朗读课文6-9段，教师配乐范读10-12段，概括胡同文化的特点。

第六段：北京人大都安土重迁。

第七段：北京人愿住“独门独院”，平时过往不多。

第八段：北京人易于满足，对物质生活要求不高。

第九段：北京人爱瞧热闹，不爱管闲事。

第十段到十二段：举例说明北京胡同文化的精义是“忍”。

3请概括作者在文章中所表达的感情。

亲切、欣赏、不满、批评、怀旧、怅然低徊。

4品味语言：

1让学生自己读第8段、第11段对话部分找同组同学分角色朗读、第12段读“这二位同声说”后面的部分、第13段。读的过程中体味句中蕴含的感情。

2仿照“西风残照，衰草离披，满目荒凉，毫无生气”的形式表达一种感情。

语言特点总结：

汪曾祺的语言文白夹杂，有时极雅，有时极俚，时能出人意表。他重视从古典文学中汲取营养，他的语言有文人气，但又和现代语言融合无间，是一种纯熟，寓绚烂于平极的语言。

延伸讨论

随着时代的进步，北京的胡同日渐被高楼大厦取代，更多的在高楼中长大的人认同“高楼文化”“社区文化”，你怎样看待这样的变化？

作业布置

以居住环境与人为话题，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二三百字的短文。

教案示例二

教学目标

1.概括北京胡同文化内涵的内容要点，体会作者由对胡同文化的描述流露的情感内蕴。

2.学习作者用平时朴素的语言叙事抒情的手法。

3.初步培养学生对文化的感悟能力，提高学生的文化品位。

4.培养学生一种全新思维方式，即善于透过现象看到事物隐含的文化现象。

教学重点

1.总体把握文章的内容，用简要的语言从不同方面加以概括。

2.理清作者思路的基础上，体味作者的思想感情。

教学难点

1.通过对具体的词语的品味，体会作者对北京胡同文化的感情。

2.通过对北京胡同文化的理解，初步体会文化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教具准备

北京胡同的相关照片、图片、投影仪、录音机、胶片、磁带

课时安排

1课时

[教学步骤]一、导语

同学们，说起胡同，我们并不陌生，有的甚至熟视无睹了，不论是农村还是城镇，往来于胡同之中的经验是有的。但对于胡同中蕴含的文化内涵却不大注意。北京的胡同独具特色，一般人习以为常，有一位作家却能以独到的眼光，凭深厚的文化底蕴，审视北京的胡同，发掘出了北京胡同的文化意蕴，认为胡同文化是北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是今天要学习的汪曾祺的《胡同文化》。

二、作者简介

汪曾祺（1920～1998），江苏高邮人，作家。1939年考入西南职大中国文学系。此后，当过教师、编辑等。不平凡的生活经历，使之对社会、对人生有深刻独到的见解，尤其给人深刻印象的是汪先生对市井民居的熟悉，经他的描述，那一方水土中鲜明特色的生活，就像一幅幅立体感强的油画，展现在读者面前，使人难以忘怀。其人有“短篇圣手”之称，代表作有小说《受戒》《大淖记事》等。

三、《胡同文化》概说

汪先生的《胡同文化》是篇序文，原文有小标题“摄影艺术集《胡同文化》序。”这是一篇匠心独运，充分显示作者个性风格的小品文。

作者把这普普通通的胡同，从来源到起名分类和这数不清的胡同中凝聚浸透着独有的胡同文化自然融化起来，使我们对北京胡同文化和那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的北京人的文化心态有了如些生动、深刻的理解，从中也流露出作者对胡同文化怀旧伤感的感情。

四、有关“文化”的概念（使用投影仪）

五、自读练习

1.北京的胡同有何特点？（出示图片或照片或投影仪）

明确：（提示学生用找关键词语和关键句子的方法寻找）可以得到如下概括：方正、取名、宽窄、网络等。就其“方正”而言，使得北京人方位意识极强；从“取名”而言，其原因很多，有计数、物件、行业、人物、形状等但都与人的生活密切相关；从“宽窄”而言，可反映出人的阶层不同；就“网络”来说，也体现了生活方便、安静这一特点。

2.胡同文化的特点是什么？

明确：“封闭”“满足”“袖手”“忍安”。

3.让学生回答在胡同文化的众多特点里，他喜欢哪一点，不喜欢哪一点，为什么？

4.作者是如何从“胡同”里发现“文化”意蕴的？

明确：作者通过介绍评论北京的胡同来剖析北京市民的文化心态，从而揭示胡同文化的丰富内涵。共15个自然段，文章开始从方正的胡同写起，写了胡同名称的来源，胡同的宽窄，胡同的作用，并由北京市民的居住方式，谈到了北京市民的文化形态，说明了胡同文化是北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接着引用、举例将其具体化：胡同文化是一种封闭文化、居民们似乎都承袭了祖宗安土重迁传统，蜗舍再破也不舍得“挪窝儿”；北京人的理想住家是独门独院，但也讲究处街坊，婚丧嫁娶随份子，但“休管他人瓦上霜”却也浸透着胡同文化的特点；由于北京市民对生活的物质要求不高，易满足；北京人爱瞧热闹，但不爱管闲事；并用事例说明其文化精义是“忍”，即所谓安分守己，逆来顺受。

5.作者对胡同文化的描写中，包含了什么感情？

明确：作者对胡同，对胡同中的市民生活，对胡同文化的同情、理解、批判及文末的怀旧、留意略带伤感的情感。

6.放录音：“北京的胡同在衰败、没落……再见吧，胡同。”思考如下问题：

（1）第一段写了北京民居房屋残破，地基柱下沉，拴马栓，上马石已失原形，井眼、石头棋盘供人凭吊，意在说明什么？“西风残照，衰草离披，满目荒凉，毫无生气”的隐含义是什么？

明确：意在说明北京的胡同在衰败、没落。

隐含义是北京的胡同将随着商品经济大潮的席卷而消失。

（2）作者谈到看了照片后人们会产生“怀旧感情”和“伤感”又可说“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如何理解？

明确：胡同文化也将随着商品经济大潮的席卷而日趋消失，这是社会变革和历史发展的必然。

（3）从“再见吧，胡同”一句，体会作者的写作意图。

明确：胡同和胡同文化将一起随着商品经济改革的大潮而逐渐消失，改革之后新思想新文化将会兴起。

7.完成思考和练。

六、作业

课外阅读汪曾祺的《金岳霖先生》一文，进一步体味其语言特色。参见第一册语文《读本》第194页。

冯骥才

文化是一种无形的存在。有人能看到，有人看不到，这就需要文化眼光。

何谓文化眼光：这要先弄清何谓文化。

文化一词多义，大致有三。

一是把它视为一种教育状况或知识程度。比方说某某人“有文化或没文化”“文化高或文化低”。

二是作为一种考古用语。如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

三是人类所创造的总财富。主要指精神财富。

长久以来，对文化的普遍解释多是第一种。而一个阶段，还把文化单一地、生硬地、干瘪地当作意识形态，那时的社会生活变得多么空虚与空洞！这种解释，遗害殊深，很少有人把人类生活视为一种文化。生活便只剩下赤裸裸的生存需要，文化退到生活之外，成了可有可无。可以说，文化一直在狭义中存在，而对文化广义上的解释不过是近些年的事。一些有识之士为了改变世人对文化偏狭的成见，区别以往的文化定义，便创造出一个词儿来，叫做“大文化”。

大文化像猢狲，从身上拔一把毫毛，吹一口气，变成千万种文化。从燕赵文化、齐鲁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巴蜀文化、中原文化、长江文化、黄河文化、海洋文化，到城市文化、山水文化、商业文化、农业文化、企业文化、佛教文化、道教文化、民俗文化、民居文化、服饰文化、案头文化、药文化、食文化、酒文化、茶文化，再到钱币文化、武林文化、兵刃文化、京剧文化、风筝文化、生肖文化、祭祀文化、电视文化、咖啡文化、牛仔文化、年文化、鞋文化、性文化、鬼文化、梦文化……于是，不断听到惊呼：“什么都成了文化，难道厕所也是文化吗？”差不多，这里又有一个“厕所文化”的概念出现。

只要用文化眼光来看，文化便无所不在，对事物也会产生新的认识与发现。比如对于酒，用先前那种非文化的眼光来看，不过是一种佐餐助兴的饮料而已，最多能以酒浇愁，一醉方休；倘若换个文化眼光来看，则必然还要关注酒的历史、酒的制造、酒的储藏、饮酒方式、售酒方式、酒器酒具、酒曲酒令、酒的诗与画，以及酒和地域、民俗、气候的关系……那就会发现还有一个比酒器的本身大得多的酒文化。由于酒一直处在历史的、民族的、地域的、人文的等环境中，必然浸入这些因素，成了一种文化载体，具有认知和享用这些文化的价值，那么，酒对于我们，不只是清香醉人的佳酿，还是醇厚醉心的文化溶液。所以，聪明的酒厂老板，都是一边靠酒一边靠酒文化发财。如果进一步，我们用这样的眼光来看生活的一切，才会真正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丰实与深邃。

然而，生活文化以两种状态存在着：

一是活着的状态，一是历史的状态。

活着的状态是一种生活，历史的状态才是一种完完全全的文化。

当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被时代淘汰了，消失了，它的精神便转移到曾经共存的物品上和环境中。过一段时间，人们就从这器物和环境中了解、感受认识昔日生活的形态与精神了。这样，器物与环境便发生了质变，在“活着”的时候，它们是实用性的生活物品与生活环境；进入“历史”之后，就变成纯精神的文化物品与人文环境了。同一件事物，它们本身并没有变化，还是原来模样，这变化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其实它是人们的一种认识，也就是人们用文化眼光看出来的。

文化眼光不是一般目光。它必须具有文化意识和文化素养。

眼光，也就是眼力。

一般人没有这种眼光。所以，当这些环境与器物由“活着的状态”转变为“历史的状态”时，常常被当做无用的东西丢弃了。昔时器物被当作破盆破罐，旧时房舍被当做危房陋屋。看来这眼光中还有更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面对这一切，人们只是从现实的角度而来看的。

一个相反的例子，能够做最好的说明：

当柏林墙将拆除时，世界上许多博物馆都派人跑到德国，去购那些涂满图画与文字的墙体碎块。出价之高惊骇一时。他们几乎在同一时间觉悟到，这座被时代淘汰的墙恰恰是一种过往不复的珍贵的历史象征。德国政府被惊动了，于是决定那一段尚未拆除的柏林墙不拆了，保护起来，永世珍存。

这种眼光说明了什么？它说明——

有些事物的历史文化价值，必须站在未来才能看到。文化，不仅是站在现在看过去，更重要的是站在明天看现在。

那么，文化眼光不只是表现为一种文化素养，一种文化意识，更是一种文化远见和历史远见。

注释：柏林墙：1961年民主德国沿西柏林边界构筑的隔离设施，原称“反法西斯防卫墙”，后一般称“柏林墙”。1989年11月9日，民主德国决定开放柏林墙。1992年，柏林墙被拆除，民主德国解体。

1.“文化是一种无形的存在。有人能看到，有人看不到，这就需要文化眼光。”这句话中“看”的意思是：（）

A使视线接触人或物B观察并加以判断

C访问D照料

2.“这种解释，遗害殊深，很少有人把人类生活视为一种文化。生活便只剩下赤裸裸的生存需要，文化退到生活之外，成了可有可无。”对句意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A把人类生活视为一种文化，也就是把文化看做人类所创造的总财富。

B生活与生存的意义相同。

C“文化退到生活之外”，这是对文化的狭义理解

D狭义地理解文化，也使生活变得空虚与空洞

3.“于是，不断听到惊呼：‘什么都成了文化，难道厕所也是文化吗？’差不多，这里又有一个‘厕所文化’的概念出现。”对此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A作者认为，就是说“厕所文化”，也不是对文化的侮辱，人类生活的一切都应视为文化，厕所也不例外。

B作者认为把文化与厕所联系起来，这是对“大文化”的误解和嘲弄。

4.对“酒文化”这个例子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A每一种生活资料都是一种文化载体，与此有关的历史，都具有文化的意义。

B中华文化不能狭窄地理解为儒家学说

C中华文化存在于中华民族生活的一切方面

D文化眼光有助于生产者推销商品，也使消费者在物质享受的同时获得精神享受。

5.“活着的状态是一种生活，历史的状态才是一种完完全全的文化”，意思就是（）

A活着的状态还谈不上文化，历史的状态才是文化。

B活着的状态还谈不上文化，历史的状态才有全部文化意义。

C活着的状态作为文化载体发挥着实用价值，历史的状态才是文化。

D活着的状态作为文化载体在生活中发挥着实用价值，而历史的状态则是纯粹的文化。

答案：1.B2.B3.A4.B5.D

教案点评：

首先简要介绍作者及其作品风格，之后以资料的形式让学生对“文化”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有一个初步的理解，最后以自读练习的形式，引导学生理清思路，概括重点，品味语言，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及写作意图。

探究活动

柏林墙范文篇6

【摘要题】世界当代史研究

【关键词】昂纳克/民主德国/民族分离主义政策

【正文】

20世纪70年代，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的关系开始解冻。由于担心两德交往威胁到自身的安全与稳定，统一社会党政府竭力削弱两国在民族、文化以及历史等方面的联系，企图通过德国国家与民族分裂的永久化来规避被联邦德国吞并的危险。然而，这一政策最终加速了民主德国的消亡。本文主要对民主德国的民族分离主义政策产生的背景、主要内容及其影响进行分析探讨。

一

建国初期，民主德国一度积极争取实现德国的快速统一，但德国的分裂实际上却是进一步扩大。1961年，柏林墙的修建使东西方以及两德之间的分裂现状被稳定下来，西方国家还视之为德国分裂的最终完成[1](P.198)。此后，民主德国的经济建设获得了快速发展，国家地位也不断提高，而且还努力争取联邦德国从国际法上承认其主权国家地位，以实现在维持分裂现状基础上的两德的和平共处。但是，联邦德国坚决反对从国际法上承认民主德国，还试图通过扩大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交往来扩大对民主德国的外交包围。1967年初，独立自主意识较强的罗马尼亚率先和联邦德国建交，东欧其它国家也对和联邦德国发展关系持积极态度。

联邦德国取得在东欧的外交突破后，民主德国迅速采取了拉开两德距离的措施，民族分离主义政策初现端倪。如：1967年2月2日，民主德国将“全德问题秘书处”改名为“西德问题秘书处”；2月21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籍法出台；4月，民主德国教会被勒令与联邦德国教会分开举行会议。统一社会党在4月17日到22日召开的“七大”上明确宣布：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统治下的联邦德国与社会主义民主德国的统一难以想象；民主德国和现在的联邦德国政府建立邦联在目前也是不可能的；联邦德国统治力量阻碍了两德建立正常的关系[2](P.71—74)。

在联邦德国的勃兰特政府实行新东方政策后，民主德国的安全和稳定面临着更大的威胁和挑战。1969年10月28日，社会和自由联合组阁。在政府声明中，勃兰特开始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来称呼民主德国，并提出：“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20年后，我们必须阻止德意志民族继续互相分离地生活下去，我们要尝试通过一种正常的并存关系达到一种合作关系。”[3](P.329)但勃兰特认为，俾斯麦统一德国以前，在共同的种族、语言、艺术、习俗基础上，共存共荣的德意志族群意识得以产生。二战后德国的分裂和两个德国的差异，没有改变文化的整体性，共同的文化使两德人民仍维持着强烈的共属感[4](第181,182页)；因而，两个德国互不为外国，彼此之间的关系只能是一种特殊关系。随着东方集团形势的稳定和中苏关系的恶化，苏联开始积极推动东西方缓和，对联邦德国新政府及其和解政策的态度十分积极。虽然美国担心联邦德国的东方政策会脱离控制，但为了避免难以应付的苏联的挑战在欧洲出现，又因深陷越南战争泥潭，它也欢迎东西方关系的缓和。在这种形势下，东西方缓和在欧洲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

由于无法抵挡东西方缓和趋势及苏联的压力，民主德国不得不参与了缓和进程，然而在谈判条件、谈判内容以及谈判方式上又不断设置障碍。在苏联东欧盟国倾向于与勃兰特政府进行无条件谈判后，乌布利希及统一社会党政府决定依靠自身力量来维护民主德国的国家地位。1970年12月，统一社会党中委会确立了与帝国主义联邦德国完全划分界限的政策[5](P.261)。由于势单力薄，民主德国无法阻止东西方的缓和趋势，乌布利希被迫辞去统一社会党总书记职务。在坚持民主德国的利益问题上，接任的昂纳克与乌布利希毫无差别，两人的不同是前者更为现实和灵活，愿意与苏联合作。在相互妥协的基础上，20世纪70年代初，两德签订了一系列条约，两国进入条约关系时代。但是，民主德国并没有取得联邦德国的外交承认，更不用说让其放弃德国统一目标，反而面临着如何在新环境下继续保持政权的生存和发展的问题。昂纳克对联邦德国的威胁也是明晰于心的，他指出：“联邦德国有些颇有影响的势力，他们决不甘心民主德国的存在和我们的社会主义”，“这些势力所使用的手段是利用一个民族、一种语言、共同的历史文化以及两德民众中存在的亲戚关系，以改变民主德国存在的现状”[6](第340页)。尽管昂纳克生长于联邦德国的萨尔地区，但他极力否定两德存在于统一的德意志民族，他指出，“关于民族问题，历史已经有了定论……”[6](第334页)，即战后联邦德国继续存在资产阶级民族，而民主德国正在形成社会主义民族。昂纳克更强调的是民主德国国家及其社会主义制度的存在。为此，他采取了范围广泛的民族分离主义政策，对内强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社会主义认同以及计划经济体制，对外促进和苏东盟国的经济政治联合，其目的是尽量划分两德的界限和继续冲淡因长期隔绝而疏离的民族感情，从而规避被联邦德国吞并的危险。

二

分离政策，即德语“abgrenzungpolitik”。abgrenzung字面含义是“确定界限”[7](第7页)。为了防范与联邦德国交往给民主德国造成的生存威胁，民主德国有意突出和扩大两德在各方面的不同，以在两国差异的基础上建立民主德国独立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实质上，民主德国的目的是实现德意志民族和国家的永远分裂，即民族分离主义政策。因而，本文将民主德国的“abgrenzungpolitik”意译为“分离政策”。在两德关系方面，统一社会党政府一方面充分利用两德合作的好处，一方面尽量削弱联邦德国对民主德国公民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为此还采取了阻止两德人员来往、限制两德经济关系、强调民主德国主权地位以及塑造独立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等民族分离主义政策。

限制两德人员往来：在《基础条约》签署后，两德人员来往更加频繁，从1969到1980年，访问民主德国的联邦德国人数增长了158％[8](P.69)。随着民间交往和交流的增多，两德人民了解增多、情谊加深，民众的联系也使民族联系得以保持，联邦德国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优势也更为民主德国人民所了解，而这些都是主张两族论和反对德国统一的民主德国政府所不愿看到的。此外，民主德国也需要对两德人员来往的经济后果进行干预，因为联邦德国公民的大量涌入会使货物供应更加紧张，并会扰乱货币秩序。虽然保持两德人道联系得到了有关条约的法律保障，但在实施过程中，民主德国可以采取种种合法措施来施加限制，其主要手段是：（1）通过申请程序对人员进行选择性的限制。在前往联邦德国之前，民主德国公民需要向国内有关部门提出申请，得到批准的多为退休者或政治可靠者，在涉及国家机密部门工作的人员被禁止前往联邦德国。联邦德国公民申请前来民主德国的程序也比较复杂，如必须提供一份有关“特殊家庭事务”的探亲证明，并要得到民主德国亲属的认证。通过申请程序，民主德国官员可以拒绝不受欢迎的联邦德国公民入境。（2）通过提高入境货币兑换额限制来访的联邦德国公民数量。在《基础条约》签订后的1973年，访问民主德国的联邦德国人数从1972年的1540381人猛增至2278989人。为了限制联邦德国人入境的大幅度增长，1973年11月5日，民主德国将原定每天10联邦马克的入境兑换额提高到20联邦马克，并取消原来的退休者入境不需兑换的规定，这使1974年来访的联邦德国人数降至1919141人[9](P.94,95)。

限制两德经贸关系深入发展：从1949年起，两德的经贸合作就一直存在，从70年代起两德的经济关系发展更加快速，如1970年两国贸易额是45亿联邦马克，1979年增长到99亿，1982年则达到141亿[10](第252页)。尽管民主德国从两德经济关系特别是联邦德国的优惠政策中获得了很多好处，但民主德国并不愿过多地依赖联邦德国，如80年代中后期民主德国的经济形势恶化，统一社会党政府仍有意减少对无息透支贷款的使用，1984—1986年使用额不足最高额的1/3，而1981年使用量是80％，1983年是71％。民主德国领导人还限制两德合作的进一步发展，直到1987年民主德国还限制和联邦德国建立合资企业。为了避免形成对联邦德国经济的依赖，民主德国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一体化最积极的提倡者。此外，民主德国还努力提高自身的经济竞争力。

建立民主德国独立的国家身份：20世纪50年代中期，民主德国就试图获得与联邦德国平等的国际地位。在法理上，民主德国认为德意志国家随着希特勒政权的溃败而灭亡，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是在德意志领土上建立的两个新国家；因而，两德都拥有德意志国家的部分继承权，两国是平等的主权国家；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民主德国也需要通过包括联邦德国在内的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承认来巩固其国家地位。两德建交后，统一社会党政府仍然努力争取获得联邦德国的外交承认。因此，民主德国极力否认德国问题的存在[11](P.97,98)，主张在和平共处基础上发展两德关系，反对联邦德国统一全德的要求。民主德国还彻底删除了法律文件中的德国统一目标，如1974年新宪法和1976年的统一社会党新党纲都去掉了对德国统一问题的规定。此外，民主德国还千方百计地突出自己的主权国家地位，与《基础条约》内容相违的是，民主德国在联邦德国设立的是驻外大使馆，隶属外交部，还极力强调其单独的国籍，反对联邦德国坚持一个德国国籍和在第三国援助民主德国公民。

塑造民主德国独立的民族身份：建国初，国家的分裂没有动摇德意志人的一个民族信念，民主德国一度积极争夺德意志民族的正统继承权，积极争取德国的统一，强调自己是民族利益的真正代表者和保卫者，指责联邦德国垄断资产阶级出卖民族利益。依据自身情况，民主德国哲学家阿尔弗莱德·科森还从阶级结构角度论证统一的社会主义民族在两个德意志国家的存在、民主德国是民族利益的“惟一代表”以及民族的未来是社会主义社会[12](P.25)。20世纪60年代，面对联邦德国大联合政府的外交攻势，民主德国的民族政策有所调整，开始采取一些扩大民族分裂的防守措施。为了反对勃兰特通过加强民族联系来实现德国统一的意图，民主德国开始否定一个民族理论，1970年1月15日，乌布利希在记者招待会中以两德不再属于一个民族共同体来要求建立国际法中的两德关系，以民主德国是社会主义民族来拒绝两德统一[13](第175页)。在1971年7月的统一社会党“八大”上，新上台的昂纳克对民主德国的民族政策作出了更大的调整，提出在民主德国正在形成社会主义德意志民族和在联邦德国继续存在资产阶级民族的“两个民族理论”[14](第600,601页)。然而，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民族文化联系难以很快地人为消除，为了取得群众对政府政策的理解和支持，昂纳克也不得不对其两个民族理论加以调整。1974年，在统一社会党中委会第13次会议上，昂纳克指出：民主德国公民的国籍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民族是社会主义民族、民族性是德意志。

为了将两个民族理论变成现实，民主德国极力消除公民的德意志民族意识。统一社会党政府推行了“去德意志化”政策，如将大多数机构组织名称中的“德国”改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连民主德国的国歌也因歌词内容有“德国，统一的祖国”而被禁止演唱，改为以演奏或哼曲的方式表达。此外，民主德国试图建立独立的民主德国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在昂纳克上台后，他采取了加强执政党的领导、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以及改善政府与宗教团体之间关系等等政策，目的是通过加强政治控制和改善社会、经济状况的措施来增强群众对政权的认同感，从而接受政府的民族政策。昂纳克还利用民主德国在各方面的成就来促成公民对独立的国家、民族身份的认同感，如：以20世纪70年代的外交成就来增强公民的国家认同感；以民主德国在苏东集团的经济成就和地位来形成公民的民族自豪感；以民主德国超过联邦德国的历史进步性来强调公民对民主德国独立身份的认同感。因体育竞赛方面的成绩显著，民主德国还利用体育成就来提高公民的国家自豪感和民族认同感[15](P.539—545)此外，民主德国还努力强化公民对社会主义阵营的认同，积极推动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一体化和政治联系的发展。80年代，民主德国的学者们还提出了德意志社会主义民族理论，试图在德意志、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形成独立的民主德国民族身份。

三

面对联邦德国的实力优势和外交攻势，统一社会党政府推行了民族分离主义政策。最初，昂纳克的这一政策确实使民主德国成功地经受住两德交往带来的挑战。然而，1990年德国快速统一显示，这一政策并没有最终解决民主德国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反而加速了其消亡。

在昂纳克执政早期，民主德国的民族分离主义政策有效地维护了政权的稳定和发展。在两德交往开始后，民主德国一直对联邦德国保持高度的警惕，在与联邦德国开展合作的同时，还推行了限制两德交往和扩大两德差距的政策。两手政策使民主德国经受住了两德关系正常化带来的冲击和挑战，在1989年前，民主德国没有发生大的政治动乱，也没有出现难以控制的移民潮，反而还从两德关系中获得了许多利益特别是经济好处，如仅1985年，民主德国就从联邦德国政府和过境的联邦德国公民那里获取了9.28亿马克的收入[4](第197页)。此外，在两德关系正常化后，联邦德国放弃了坚持惟一代表权的“哈尔斯坦主义”，从而使民主德国取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而且，两德关系的改善也有利于维护两国之间以及欧洲的和平局面。可见，两德交往不仅没有直接危害民主德国政权的稳定，还促进了民主德国经济的发展和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

但是，昂纳克成功的基础却是德意志民族分裂的扩大，民族分离主义政策使两德人民之间的民族隔阂进一步加深。从20世纪60年代起，民主德国政府就有意识地强化公民的对独立的“社会主义民族”的认同，新的国籍法是在政治上确立民主德国公民不同的民族身份，两族论和社会主义文化概念是要塑造独立的社会主义民族身份。尽管两德不同的发展道路不会导致巨大的民族差异很快产生，民主德国最终也没有建立一种统一而清晰的社会主义民族认同感，但统一社会党政府有意识地强调两德的差异和所谓的“社会主义民族”认同感，确实也能对民族意识的形成产生一定的影响。

然而，以民主德国加入联邦德国的方式，德国长达40余年的分裂局面在1990年结束。民主德国的消亡和德国的快速统一显示，民族政策上的失误是统一社会党政府失败的重要因素之一。

首先，在世界日益走向相互依存的情况下，民主德国无法切断两个德意志国家及其人民之间的联系以建立独立的国家身份和民族身份。20世纪70年代，民主德国十分担心两德人民直接接触增加的“不良影响”，从而千方百计加以限制，但联邦德国往往利用经济手段迫使民主德国放松对人员交往的限制。如为了续签1975年到期的无息透支贷款协定，民主德国向联邦德国的放宽入境兑换额的要求让步。而两德人员交往和文化交流等使新的民族意识难以在民主德国形成。70年代初，民主德国官方提出了两个民族理论，最初并没有获得民主德国人民的普遍认同，有的人还发出“难道我不是德意志民族”的质问，一些民主德国群众不愿意在1972年的奥运会上将两个德国的运动员分为两个代表团[12](P.96)。因为否定德意志民族属性不为群众接受，1974年昂纳克承认民主德国人的民族性是德意志，从而放弃了在民族问题上彻底的“去德意志化”。为了不再纠缠于复杂的民族问题，昂纳克还强调“历史已经解决了民族问题”。但是，分裂国家的民族问题并不因一方的否认而得到解决，两德交流与合作也使分裂的德意志民族仍然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80年代中后期，为了通过历史联系和民族自豪感来保持政权在社会主义改革潮流下的稳定以及顶住苏联的改革压力，统一社会党政府在外交上更重视联邦德国的援助和两德的友好关系，在内政上开始重新评价历史[12](P.131)，而两德纪念共同的历史人物马丁·路德等使民主德国出现了重新关注民族问题的情况[16](P.90)。因而，尽管民主德国公民的民族认同存在模糊、复杂化和多样化等问题，但统一社会党政府也未能建立独立、统一的社会主义民族认同。所以，尽管分裂达40多年，但两个德国的人民在文化、语言、宗教乃至生活习俗等方面的共同的历史渊源是无法改变的。两个德国的统一何以在很短的时间里能够实现，这也正是一个重要原因[17](第17页)。

其次，统一社会党政府在民族政策上的失误极大地削弱了统一社会党的执政基础。由于高估了联邦德国的威胁和过分强调意识形态上的分歧，统一社会党政府推行了民族分离主义政策，这使其失去了德意志民族主义力量的忠心耿耿的支持。更为严重的是，这一政策是将民主德国在民族问题上的话语权拱手相让，从而使联邦德国真正成为德意志民族的“惟一代表”。直到1989年动乱前夕，民主德国在民族问题上还是延续70年代以来的政策。1989年夏，由于难以控制的移民潮不断涌现，昂纳克被迫下台，继任的克伦茨政府不得不逐渐放宽旅游限制，并于11月9日宣布出国旅行和移居国外可以经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柏林（西）之间的所有边境站出境[18](第156—161页)，这意味着开放了柏林墙。在柏林墙开放和倒塌后，两德人民的德意志民族情绪高涨并使事态的发展变化很快超出了统一社会党政府的控制。统一社会党不得不快速调整民族政策，放弃“两个民族理论”，提出了分阶段实现两德统一的方案。然而，由于无法化解社会危机，民主德国政府无法改变在民族统一问题上的被动局面。在民主德国深陷危机而不能自拔之时，联邦德国的科尔政府极力在民主德国群众面前塑造其德意志保护人形象，并很快就夺取了在德国统一问题上的主导权。克伦茨在其回忆录中也承认：“德国统一社会党内的德国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把民族问题视为已经结束，撒手不管，而没有保留一种左的民主解决的前景，这是民主德国近期历史的最大错误之一。”[18](第106页)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尽管分离政策使民主德国成功地克服了被迫开放国门后的挑战，但这种实为割裂民族联系的政策必然以失败告终，因为人为割断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共同的语言、文化、习俗以及血缘等维系的民族情结是不可能的，而正是民族情感成为德国民族和国家统一的一个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1]SOWDEN,J.K.TheGermanQuestion1945—1973-ContinuityinChange[M].NewYork:ST.Martin''''sPress,1975.

[2]HOFMANN,Jrgen.EsgingumDeutschland:VorschlagederDDRzurKonfronderationzwischenbeidendeutschenStaaten,1956bis1967[Z].Berlin,1990.

[3]HerausgegebenausAnlassdes125.JubilaeumsdesAuswrtigenAmts.AussenpolitikderBundesrepublikDeutschland:Dokumentevon1949bis1994[Z].Kln:VerlagWissenschaftundPolitik,1995.

[4]彭滂沱.德国问题与欧洲秩序[M].台北：三民书局，1992.

[5]HAENISCH,W.GeschichtederAussenpolitikderDDR:Abriss[M].Berlin,1985.

[6][德]埃里希·昂纳克.我的经历[Z].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

[7]新德汉词典[Z].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

[8]PLOCK,ErnestD.EastGerman-WestGermanRelationsandtheFalloftheGDR[M].Boulder,1993.

[9]WHETTEN,LawrenceL.GermanyEastandWest:Conflicts,Collaboration,andConfrontation[M].NewYork:NewYorkUniversityPress,1980.

[10]潘琪昌.走出夹缝[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11]PLOCK,ErnestD.TheBasicTreatyandtheEvolutionofEast-WestGermanRelations[M].Boulder,Colo.:WestviewPress,1986.

[12]MCKAY,Joanna.TheOfficialConceptoftheNationintheFormerGDR:Theory,Pragmatism,andtheSearchforLegitimacy[M].Aldershot,Hants,UK;Brookfield,Vt.:Ashgate,1998.

[13]张五岳.分裂国家互动模式与统一政策之比较研究[M].台北：业强出版社，1992.

[14]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马列主义研究所.德国统一社会党简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15]MAGDALINSKI,Tara.SportsHistoryandEastGermanyNationalIdentity[J].PeaceReview,1999,(11).

[16]CHILDS,David.TheGDR:Moscow''''sGermanAlly[M].London,Boston:G.Allen&Unwin,1983.

柏林墙范文篇7

【摘要题】世界当代史研究

【关键词】昂纳克/民主德国/民族分离主义政策

【正文】

20世纪70年代，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的关系开始解冻。由于担心两德交往威胁到自身的安全与稳定，统一社会党政府竭力削弱两国在民族、文化以及历史等方面的联系，企图通过德国国家与民族分裂的永久化来规避被联邦德国吞并的危险。然而，这一政策最终加速了民主德国的消亡。本文主要对民主德国的民族分离主义政策产生的背景、主要内容及其影响进行分析探讨。

一

建国初期，民主德国一度积极争取实现德国的快速统一，但德国的分裂实际上却是进一步扩大。1961年，柏林墙的修建使东西方以及两德之间的分裂现状被稳定下来，西方国家还视之为德国分裂的最终完成[1](P.198)。此后，民主德国的经济建设获得了快速发展，国家地位也不断提高，而且还努力争取联邦德国从国际法上承认其主权国家地位，以实现在维持分裂现状基础上的两德的和平共处。但是，联邦德国坚决反对从国际法上承认民主德国，还试图通过扩大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交往来扩大对民主德国的外交包围。1967年初，独立自主意识较强的罗马尼亚率先和联邦德国建交，东欧其它国家也对和联邦德国发展关系持积极态度。

联邦德国取得在东欧的外交突破后，民主德国迅速采取了拉开两德距离的措施，民族分离主义政策初现端倪。如：1967年2月2日，民主德国将“全德问题秘书处”改名为“西德问题秘书处”；2月21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籍法出台；4月，民主德国教会被勒令与联邦德国教会分开举行会议。统一社会党在4月17日到22日召开的“七大”上明确宣布：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统治下的联邦德国与社会主义民主德国的统一难以想象；民主德国和现在的联邦德国政府建立邦联在目前也是不可能的；联邦德国统治力量阻碍了两德建立正常的关系[2](P.71—74)。

在联邦德国的勃兰特政府实行新东方政策后，民主德国的安全和稳定面临着更大的威胁和挑战。1969年10月28日，社会和自由联合组阁。在政府声明中，勃兰特开始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来称呼民主德国，并提出：“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20年后，我们必须阻止德意志民族继续互相分离地生活下去，我们要尝试通过一种正常的并存关系达到一种合作关系。”[3](P.329)但勃兰特认为，俾斯麦统一德国以前，在共同的种族、语言、艺术、习俗基础上，共存共荣的德意志族群意识得以产生。二战后德国的分裂和两个德国的差异，没有改变文化的整体性，共同的文化使两德人民仍维持着强烈的共属感[4](第181,182页)；因而，两个德国互不为外国，彼此之间的关系只能是一种特殊关系。随着东方集团形势的稳定和中苏关系的恶化，苏联开始积极推动东西方缓和，对联邦德国新政府及其和解政策的态度十分积极。虽然美国担心联邦德国的东方政策会脱离控制，但为了避免难以应付的苏联的挑战在欧洲出现，又因深陷越南战争泥潭，它也欢迎东西方关系的缓和。在这种形势下，东西方缓和在欧洲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

由于无法抵挡东西方缓和趋势及苏联的压力，民主德国不得不参与了缓和进程，然而在谈判条件、谈判内容以及谈判方式上又不断设置障碍。在苏联东欧盟国倾向于与勃兰特政府进行无条件谈判后，乌布利希及统一社会党政府决定依靠自身力量来维护民主德国的国家地位。1970年12月，统一社会党中委会确立了与帝国主义联邦德国完全划分界限的政策[5](P.261)。由于势单力薄，民主德国无法阻止东西方的缓和趋势，乌布利希被迫辞去统一社会党总书记职务。在坚持民主德国的利益问题上，接任的昂纳克与乌布利希毫无差别，两人的不同是前者更为现实和灵活，愿意与苏联合作。在相互妥协的基础上，20世纪70年代初，两德签订了一系列条约，两国进入条约关系时代。但是，民主德国并没有取得联邦德国的外交承认，更不用说让其放弃德国统一目标，反而面临着如何在新环境下继续保持政权的生存和发展的问题。昂纳克对联邦德国的威胁也是明晰于心的，他指出：“联邦德国有些颇有影响的势力，他们决不甘心民主德国的存在和我们的社会主义”，“这些势力所使用的手段是利用一个民族、一种语言、共同的历史文化以及两德民众中存在的亲戚关系，以改变民主德国存在的现状”[6](第340页)。尽管昂纳克生长于联邦德国的萨尔地区，但他极力否定两德存在于统一的德意志民族，他指出，“关于民族问题，历史已经有了定论……”[6](第334页)，即战后联邦德国继续存在资产阶级民族，而民主德国正在形成社会主义民族。昂纳克更强调的是民主德国国家及其社会主义制度的存在。为此，他采取了范围广泛的民族分离主义政策，对内强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社会主义认同以及计划经济体制，对外促进和苏东盟国的经济政治联合，其目的是尽量划分两德的界限和继续冲淡因长期隔绝而疏离的民族感情，从而规避被联邦德国吞并的危险。

二

分离政策，即德语“abgrenzungpolitik”。abgrenzung字面含义是“确定界限”[7](第7页)。为了防范与联邦德国交往给民主德国造成的生存威胁，民主德国有意突出和扩大两德在各方面的不同，以在两国差异的基础上建立民主德国独立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实质上，民主德国的目的是实现德意志民族和国家的永远分裂，即民族分离主义政策。因而，本文将民主德国的“abgrenzungpolitik”意译为“分离政策”。在两德关系方面，统一社会党政府一方面充分利用两德合作的好处，一方面尽量削弱联邦德国对民主德国公民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为此还采取了阻止两德人员来往、限制两德经济关系、强调民主德国主权地位以及塑造独立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等民族分离主义政策。

限制两德人员往来：在《基础条约》签署后，两德人员来往更加频繁，从1969到1980年，访问民主德国的联邦德国人数增长了158％[8](P.69)。随着民间交往和交流的增多，两德人民了解增多、情谊加深，民众的联系也使民族联系得以保持，联邦德国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优势也更为民主德国人民所了解，而这些都是主张两族论和反对德国统一的民主德国政府所不愿看到的。此外，民主德国也需要对两德人员来往的经济后果进行干预，因为联邦德国公民的大量涌入会使货物供应更加紧张，并会扰乱货币秩序。虽然保持两德人道联系得到了有关条约的法律保障，但在实施过程中，民主德国可以采取种种合法措施来施加限制，其主要手段是：（1）通过申请程序对人员进行选择性的限制。在前往联邦德国之前，民主德国公民需要向国内有关部门提出申请，得到批准的多为退休者或政治可靠者，在涉及国家机密部门工作的人员被禁止前往联邦德国。联邦德国公民申请前来民主德国的程序也比较复杂，如必须提供一份有关“特殊家庭事务”的探亲证明，并要得到民主德国亲属的认证。通过申请程序，民主德国官员可以拒绝不受欢迎的联邦德国公民入境。（2）通过提高入境货币兑换额限制来访的联邦德国公民数量。在《基础条约》签订后的1973年，访问民主德国的联邦德国人数从1972年的1540381人猛增至2278989人。为了限制联邦德国人入境的大幅度增长，1973年11月5日，民主德国将原定每天10联邦马克的入境兑换额提高到20联邦马克，并取消原来的退休者入境不需兑换的规定，这使1974年来访的联邦德国人数降至1919141人[9](P.94,95)。

限制两德经贸关系深入发展：从1949年起，两德的经贸合作就一直存在，从70年代起两德的经济关系发展更加快速，如1970年两国贸易额是45亿联邦马克，1979年增长到99亿，1982年则达到141亿[10](第252页)。尽管民主德国从两德经济关系特别是联邦德国的优惠政策中获得了很多好处，但民主德国并不愿过多地依赖联邦德国，如80年代中后期民主德国的经济形势恶化，统一社会党政府仍有意减少对无息透支贷款的使用，1984—1986年使用额不足最高额的1/3，而1981年使用量是80％，1983年是71％。民主德国领导人还限制两德合作的进一步发展，直到1987年民主德国还限制和联邦德国建立合资企业。为了避免形成对联邦德国经济的依赖，民主德国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一体化最积极的提倡者。此外，民主德国还努力提高自身的经济竞争力。

建立民主德国独立的国家身份：20世纪50年代中期，民主德国就试图获得与联邦德国平等的国际地位。在法理上，民主德国认为德意志国家随着希特勒政权的溃败而灭亡，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是在德意志领土上建立的两个新国家；因而，两德都拥有德意志国家的部分继承权，两国是平等的主权国家；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民主德国也需要通过包括联邦德国在内的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承认来巩固其国家地位。两德建交后，统一社会党政府仍然努力争取获得联邦德国的外交承认。因此，民主德国极力否认德国问题的存在[11](P.97,98)，主张在和平共处基础上发展两德关系，反对联邦德国统一全德的要求。民主德国还彻底删除了法律文件中的德国统一目标，如1974年新宪法和1976年的统一社会党新党纲都去掉了对德国统一问题的规定。此外，民主德国还千方百计地突出自己的主权国家地位，与《基础条约》内容相违的是，民主德国在联邦德国设立的是驻外大使馆，隶属外交部，还极力强调其单独的国籍，反对联邦德国坚持一个德国国籍和在第三国援助民主德国公民。

塑造民主德国独立的民族身份：建国初，国家的分裂没有动摇德意志人的一个民族信念，民主德国一度积极争夺德意志民族的正统继承权，积极争取德国的统一，强调自己是民族利益的真正代表者和保卫者，指责联邦德国垄断资产阶级出卖民族利益。依据自身情况，民主德国哲学家阿尔弗莱德·科森还从阶级结构角度论证统一的社会主义民族在两个德意志国家的存在、民主德国是民族利益的“惟一代表”以及民族的未来是社会主义社会[12](P.25)。20世纪60年代，面对联邦德国大联合政府的外交攻势，民主德国的民族政策有所调整，开始采取一些扩大民族分裂的防守措施。为了反对勃兰特通过加强民族联系来实现德国统一的意图，民主德国开始否定一个民族理论，1970年1月15日，乌布利希在记者招待会中以两德不再属于一个民族共同体来要求建立国际法中的两德关系，以民主德国是社会主义民族来拒绝两德统一[13](第175页)。在1971年7月的统一社会党“八大”上，新上台的昂纳克对民主德国的民族政策作出了更大的调整，提出在民主德国正在形成社会主义德意志民族和在联邦德国继续存在资产阶级民族的“两个民族理论”[14](第600,601页)。然而，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民族文化联系难以很快地人为消除，为了取得群众对政府政策的理解和支持，昂纳克也不得不对其两个民族理论加以调整。1974年，在统一社会党中委会第13次会议上，昂纳克指出：民主德国公民的国籍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民族是社会主义民族、民族性是德意志。

为了将两个民族理论变成现实，民主德国极力消除公民的德意志民族意识。统一社会党政府推行了“去德意志化”政策，如将大多数机构组织名称中的“德国”改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连民主德国的国歌也因歌词内容有“德国，统一的祖国”而被禁止演唱，改为以演奏或哼曲的方式表达。此外，民主德国试图建立独立的民主德国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在昂纳克上台后，他采取了加强执政党的领导、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以及改善政府与宗教团体之间关系等等政策，目的是通过加强政治控制和改善社会、经济状况的措施来增强群众对政权的认同感，从而接受政府的民族政策。昂纳克还利用民主德国在各方面的成就来促成公民对独立的国家、民族身份的认同感，如：以20世纪70年代的外交成就来增强公民的国家认同感；以民主德国在苏东集团的经济成就和地位来形成公民的民族自豪感；以民主德国超过联邦德国的历史进步性来强调公民对民主德国独立身份的认同感。因体育竞赛方面的成绩显著，民主德国还利用体育成就来提高公民的国家自豪感和民族认同感[15](P.539—545)此外，民主德国还努力强化公民对社会主义阵营的认同，积极推动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一体化和政治联系的发展。80年代，民主德国的学者们还提出了德意志社会主义民族理论，试图在德意志、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形成独立的民主德国民族身份。

三

面对联邦德国的实力优势和外交攻势，统一社会党政府推行了民族分离主义政策。最初，昂纳克的这一政策确实使民主德国成功地经受住两德交往带来的挑战。然而，1990年德国快速统一显示，这一政策并没有最终解决民主德国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反而加速了其消亡。

在昂纳克执政早期，民主德国的民族分离主义政策有效地维护了政权的稳定和发展。在两德交往开始后，民主德国一直对联邦德国保持高度的警惕，在与联邦德国开展合作的同时，还推行了限制两德交往和扩大两德差距的政策。两手政策使民主德国经受住了两德关系正常化带来的冲击和挑战，在1989年前，民主德国没有发生大的政治动乱，也没有出现难以控制的移民潮，反而还从两德关系中获得了许多利益特别是经济好处，如仅1985年，民主德国就从联邦德国政府和过境的联邦德国公民那里获取了9.28亿马克的收入[4](第197页)。此外，在两德关系正常化后，联邦德国放弃了坚持惟一代表权的“哈尔斯坦主义”，从而使民主德国取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而且，两德关系的改善也有利于维护两国之间以及欧洲的和平局面。可见，两德交往不仅没有直接危害民主德国政权的稳定，还促进了民主德国经济的发展和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

但是，昂纳克成功的基础却是德意志民族分裂的扩大，民族分离主义政策使两德人民之间的民族隔阂进一步加深。从20世纪60年代起，民主德国政府就有意识地强化公民的对独立的“社会主义民族”的认同，新的国籍法是在政治上确立民主德国公民不同的民族身份，两族论和社会主义文化概念是要塑造独立的社会主义民族身份。尽管两德不同的发展道路不会导致巨大的民族差异很快产生，民主德国最终也没有建立一种统一而清晰的社会主义民族认同感，但统一社会党政府有意识地强调两德的差异和所谓的“社会主义民族”认同感，确实也能对民族意识的形成产生一定的影响。

然而，以民主德国加入联邦德国的方式，德国长达40余年的分裂局面在1990年结束。民主德国的消亡和德国的快速统一显示，民族政策上的失误是统一社会党政府失败的重要因素之一。

首先，在世界日益走向相互依存的情况下，民主德国无法切断两个德意志国家及其人民之间的联系以建立独立的国家身份和民族身份。20世纪70年代，民主德国十分担心两德人民直接接触增加的“不良影响”，从而千方百计加以限制，但联邦德国往往利用经济手段迫使民主德国放松对人员交往的限制。如为了续签1975年到期的无息透支贷款协定，民主德国向联邦德国的放宽入境兑换额的要求让步。而两德人员交往和文化交流等使新的民族意识难以在民主德国形成。70年代初，民主德国官方提出了两个民族理论，最初并没有获得民主德国人民的普遍认同，有的人还发出“难道我不是德意志民族”的质问，一些民主德国群众不愿意在1972年的奥运会上将两个德国的运动员分为两个代表团[12](P.96)。因为否定德意志民族属性不为群众接受，1974年昂纳克承认民主德国人的民族性是德意志，从而放弃了在民族问题上彻底的“去德意志化”。为了不再纠缠于复杂的民族问题，昂纳克还强调“历史已经解决了民族问题”。但是，分裂国家的民族问题并不因一方的否认而得到解决，两德交流与合作也使分裂的德意志民族仍然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80年代中后期，为了通过历史联系和民族自豪感来保持政权在社会主义改革潮流下的稳定以及顶住苏联的改革压力，统一社会党政府在外交上更重视联邦德国的援助和两德的友好关系，在内政上开始重新评价历史[12](P.131)，而两德纪念共同的历史人物马丁·路德等使民主德国出现了重新关注民族问题的情况[16](P.90)。因而，尽管民主德国公民的民族认同存在模糊、复杂化和多样化等问题，但统一社会党政府也未能建立独立、统一的社会主义民族认同。所以，尽管分裂达40多年，但两个德国的人民在文化、语言、宗教乃至生活习俗等方面的共同的历史渊源是无法改变的。两个德国的统一何以在很短的时间里能够实现，这也正是一个重要原因[17](第17页)。

其次，统一社会党政府在民族政策上的失误极大地削弱了统一社会党的执政基础。由于高估了联邦德国的威胁和过分强调意识形态上的分歧，统一社会党政府推行了民族分离主义政策，这使其失去了德意志民族主义力量的忠心耿耿的支持。更为严重的是，这一政策是将民主德国在民族问题上的话语权拱手相让，从而使联邦德国真正成为德意志民族的“惟一代表”。直到1989年动乱前夕，民主德国在民族问题上还是延续70年代以来的政策。1989年夏，由于难以控制的移民潮不断涌现，昂纳克被迫下台，继任的克伦茨政府不得不逐渐放宽旅游限制，并于11月9日宣布出国旅行和移居国外可以经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柏林（西）之间的所有边境站出境[18](第156—161页)，这意味着开放了柏林墙。在柏林墙开放和倒塌后，两德人民的德意志民族情绪高涨并使事态的发展变化很快超出了统一社会党政府的控制。统一社会党不得不快速调整民族政策，放弃“两个民族理论”，提出了分阶段实现两德统一的方案。然而，由于无法化解社会危机，民主德国政府无法改变在民族统一问题上的被动局面。在民主德国深陷危机而不能自拔之时，联邦德国的科尔政府极力在民主德国群众面前塑造其德意志保护人形象，并很快就夺取了在德国统一问题上的主导权。克伦茨在其回忆录中也承认：“德国统一社会党内的德国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把民族问题视为已经结束，撒手不管，而没有保留一种左的民主解决的前景，这是民主德国近期历史的最大错误之一。”[18](第106页)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尽管分离政策使民主德国成功地克服了被迫开放国门后的挑战，但这种实为割裂民族联系的政策必然以失败告终，因为人为割断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共同的语言、文化、习俗以及血缘等维系的民族情结是不可能的，而正是民族情感成为德国民族和国家统一的一个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1]SOWDEN,J.K.TheGermanQuestion1945—1973-ContinuityinChange[M].NewYork:ST.Martin''''sPress,1975.

[2]HOFMANN,Jrgen.EsgingumDeutschland:VorschlagederDDRzurKonfronderationzwischenbeidendeutschenStaaten,1956bis1967[Z].Berlin,1990.

[3]HerausgegebenausAnlassdes125.JubilaeumsdesAuswrtigenAmts.AussenpolitikderBundesrepublikDeutschland:Dokumentevon1949bis1994[Z].Kln:VerlagWissenschaftundPolitik,1995.

[4]彭滂沱.德国问题与欧洲秩序[M].台北：三民书局，1992.

[5]HAENISCH,W.GeschichtederAussenpolitikderDDR:Abriss[M].Berlin,1985.

[6][德]埃里希·昂纳克.我的经历[Z].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

[7]新德汉词典[Z].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

[8]PLOCK,ErnestD.EastGerman-WestGermanRelationsandtheFalloftheGDR[M].Boulder,1993.

[9]WHETTEN,LawrenceL.GermanyEastandWest:Conflicts,Collaboration,andConfrontation[M].NewYork:NewYorkUniversityPress,1980.

[10]潘琪昌.走出夹缝[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11]PLOCK,ErnestD.TheBasicTreatyandtheEvolutionofEast-WestGermanRelations[M].Boulder,Colo.:WestviewPress,1986.

[12]MCKAY,Joanna.TheOfficialConceptoftheNationintheFormerGDR:Theory,Pragmatism,andtheSearchforLegitimacy[M].Aldershot,Hants,UK;Brookfield,Vt.:Ashgate,1998.

[13]张五岳.分裂国家互动模式与统一政策之比较研究[M].台北：业强出版社，1992.

[14]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马列主义研究所.德国统一社会党简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15]MAGDALINSKI,Tara.SportsHistoryandEastGermanyNationalIdentity[J].PeaceReview,1999,(11).

[16]CHILDS,David.TheGDR:Moscow''''sGermanAlly[M].London,Boston:G.Allen&Unwin,1983.

柏林墙范文篇8

关键词旅游用品旅游市场设计制造

1概述

1.1旅游的意义

野外旅游活动是指人们积极意义上，以自然考察、野外旅游、登山探险等形式为特征的各种户外活动。其目的有生产性的野外作业、科学考察和生活性的休闲旅游、登山探险等。在现代生活中，由于生存发展的驱使，人们总是在为生计而忙碌，快节奏高效率的现代生活使人的神经及生活高度紧张。人们渴望一种彻底的身心放松，保持一种健康的心理状况，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大自然中去感受。野外旅游不仅可到大自然中体验各种享受，而且还能增长见识、丰富我们的生活阅历。

1.2旅游及旅游用品分类

外出旅游，逐步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时尚。人们外出旅游的方式非常多，但主要有自助旅行、随团旅游、自驾车旅行，还有骑自行车旅游、徒走背包旅游、野营、探险考察旅行等等。旅游用品基本可分为普通旅游用品和旅游礼品、工艺品、土特产品等。“普通旅游用品”主要是指在旅游时必备的生活、记录、娱乐、安全等方面的物品。而“旅游礼品、工艺品、土特产品”主要集中在一些城市或旅游景点的商店中，为“到此一游”的纪念品或馈赠给家人、亲友的物品。一位从事现代礼品贸易的业内人士说，现代礼品其实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所涉及的行业也比较多，分类比较繁杂，包括电子礼品、纪念品、办公礼品、节日礼品、收藏品、工艺品、皮具礼品、家居礼品、模型等。

1.3中国旅游用品的市场前景广阔

虽然中国消费者在单次旅游总花费上略低于日本，位居全球第二，但在购物上的支出却已经位居第一位。对于世界旅游业来说，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目前，全世界有69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中国的旅游目的地。由于中国旅游用品企业在国际产业链条中仍然处在比较“低端”的位置，自身的研发能力、设计能力已成为行业发展瓶颈，如何改变这种现状，使中国礼品企业实现由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嬗变，走上品牌化发展，将是中国礼品企业、设计者应该解决的根本问题。对旅游的方式和分类等方面的分析了解，可让我们在旅游用品设计的使用及功能要求上做到有的放矢，避免设计的盲目性。

2旅游用品的基本设计要求

2.1旅游用品设计的基本要求

（1）睡袋。面料是尼龙，内衬是棉布或涤棉，填充料为中空棉等人造棉、棉花、羽绒等。睡袋的设计原则一般是防火、防潮、卫生、保温、蓬松等。

（2）帐篷。装入背包，人走家搬，到达营地，人至家安，十分方便。因此，帐篷的设计就要注意拆卸简单、使用方便、材料要结实等。

（3）旅游服饰。在材料上强调耐磨、防剐，外装用丙稀酸处理的面料用以防水，内装要注意吸汗、保温等。在设计上要注意宽松，利于运动，裤脚设防虫收口，有的款式裤腿设计在两侧装通底拉链，便于在户外穿脱。

（4）旅游炉具。其设计要求是便于携带、火力猛、操作方便、使用安全等。

（5）多功能探险手表。多功能探险手表是可靠的高精密的电子仪器，是为探险与户外运动设计的，小型化的设计可减轻重量，其显示屏要求在任何条件下均可清晰阅读。其组合功能可有时间、海拔仪、气压计、电子罗盘、计时器等。

（6）旅游包，亦可称野营背包。由于它结构合理，装物方便，背着舒适轻松，利于长途跋涉而受到许多人的喜爱。从事户外活动的人基本都选此类背包装载随行物品。

2.2旅游用品设计标准

一般旅游用品的设计标准要求为：创意新颖，技艺或品种独创，易被旅游者接受，时尚性强；主题突出，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反映景区点的特点环境与风貌，有特定的纪念意义，易于收藏，保留价值高；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包装美观，色彩应用合理，便于携带；工艺精良，用材合理，注重环保；设计作品对市场须有正确的分析；成品设计应考虑系列性。在以上诸多因素中，设计最关键的是应考虑旅游用品的“文化内涵”。一个精明的商人全部买下了一堆“垃圾”——拆除的“柏林墙”，当作“纪念品”出售，因为它是“柏林墙”的垃圾，因此成了“抢手货”而一卖而空。因此，旅游纪念品的设计就应该重点考虑其是否能和当地的“历史文化”发生关联上。目前，中国的第二次载人航天器的升空、“神州六号”的顺利返回，是每一个中国人引以自豪的盛事，围绕“神六”的纪念品，如果只有一件模型摆放出来，现对于航天业来说，相关纪念品的开发就太落后了。

3旅游用品市场流行趋势

3.1追求时尚：顶级设计师的亮丽色彩

目前很多公司在设计上摈弃了行李包一贯呆板的黑色，而添加了亮丽叛逆、夺人眼目的色彩如南瓜黄、茄紫、钛金色和蓝迷彩，还应用一些时尚面料，诸如微纺仿羊皮、水磨棉帆布和微纺抓毛绒等新式的布料和材质，一些产品还使用了极具异国风情的材料，箱包衬里也同样用亮闪闪的金属零件武装起来。所有这些产品不仅惹人注目，而且极富个性化。

3.2讲究外观：人性化设计使出行更简单

目前许多旅游用品引进了轻便的结构，使得提包更容易使用，但同时仍然和结实的箱包一样耐用。有些新款设计添置了用于放洗漱用品、化妆品和鞋子等女性必需品的内袋，从而使她们的旅途更加方便。对人性化设计的需求仍然持续。新推出的提手设计可以调整为左右手适用；新款的滑轮满足了箱包360度的旋转，并且加入了防震系统；市场上最引人注目的产品还有安装在滑轮上打开可成为座椅的带锁包；可附贴在盥洗室镜子上使牙刷远离细菌的牙刷架，以及带锁的简易安全行李包，可让旅游者放心游泳或小憩；另一款新产品是“行李踪迹牌”，可让主人和丢失的行李快速团圆。

3.3强化功能：满足经常出游的市场要求

目前市场上还推出了为青少年或携带幼子的父母专门设计的产品，甚至还有为离家上学或去留学者专用的产品，几家背包制造公司还将双肩背带和背部衬垫都设计得更柔软，增加了产品的舒适度。在儿童安全的措施方面，推出了儿童从家长身边走开时的自动报警装置和加入了能锁紧电脑和其他贵重物品的衬布钢制设施。另外，还设计了多功能多内袋的箱包工，带轮背包配有一个可拆分的底部，可以把鞋子或脏衣服和其他行李分开装，闲置不用时卷起来，立在墙角。还有一家旅游用品公司新生产的旅游袜子，可以把身份证、护照、现金和钥匙巧妙地隐藏起来，放心携带。

4旅游用品市场大有可为

4.1假日旅游收入可观

在2005年5月9日，由全国假日旅游部际协调会议办公室的《2005年“五一”黄金周旅游统计报告》中对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内“五一”黄金周的接待规模和效益进行了统计调查显示：2005年“五一”黄金周期间，全国共接待旅游者1.21亿人次，比2004年“五一”黄金周增长16%；实现旅游收入46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0%；旅游者人均花费支出385元。

4.2户外用品非常热销

随着“假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全国户外用品店的销售特别在假前非常热销。据有关报道，快干裤、登山鞋、帐篷之类颇受欢迎，户外用品一直在升温，购买者增加很快。每到黄金周前，户外用品就特别好销，消费群主要集中在20岁左右的年轻人。只要留意街头，身着户外运动风格服饰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为便于野外寻救，鲜艳的色彩成为户外服装的醒目风格，快干排汗的轻薄T恤衬衣、裤子只需几分钟即晾干、面料防水透气的鞋子细分为登山、徒步等类型，其他如水壶、腰袋、眼镜、头巾、手套、帽子、头灯、火机等无不有着流行式样，可以将你从头武装到脚，成为现代爱好运动时尚人士。

总之，旅游市场的前景在目前国内各因素的催升下越来越好，旅游用品设计制造市场的开发前景确实大有可为。

柏林墙范文篇9

关键词：旅游用品旅游市场设计制造

1、概述

1.1旅游的意义

野外旅游活动是指人们积极意义上，以自然考察、野外旅游、登山探险等形式为特征的各种户外活动。其目的有生产性的野外作业、科学考察和生活性的休闲旅游、登山探险等。在现代生活中，由于生存发展的驱使，人们总是在为生计而忙碌，快节奏高效率的现代生活使人的神经及生活高度紧张。人们渴望一种彻底的身心放松，保持一种健康的心理状况，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大自然中去感受。野外旅游不仅可到大自然中体验各种享受，而且还能增长见识、丰富我们的生活阅历。

1.2旅游及旅游用品分类

外出旅游，逐步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时尚。人们外出旅游的方式非常多，但主要有自助旅行、随团旅游、自驾车旅行，还有骑自行车旅游、徒走背包旅游、野营、探险考察旅行等等。旅游用品基本可分为普通旅游用品和旅游礼品、工艺品、土特产品等。“普通旅游用品”主要是指在旅游时必备的生活、记录、娱乐、安全等方面的物品。而“旅游礼品、工艺品、土特产品”主要集中在一些城市或旅游景点的商店中，为“到此一游”的纪念品或馈赠给家人、亲友的物品。一位从事现代礼品贸易的业内人士说，现代礼品其实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所涉及的行业也比较多，分类比较繁杂，包括电子礼品、纪念品、办公礼品、节日礼品、收藏品、工艺品、皮具礼品、家居礼品、模型等。

1.3中国旅游用品的市场前景广阔

虽然中国消费者在单次旅游总花费上略低于日本，位居全球第二，但在购物上的支出却已经位居第一位。对于世界旅游业来说，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目前，全世界有69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中国的旅游目的地。由于中国旅游用品企业在国际产业链条中仍然处在比较“低端”的位置，自身的研发能力、设计能力已成为行业发展瓶颈，如何改变这种现状，使中国礼品企业实现由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嬗变，走上品牌化发展，将是中国礼品企业、设计者应该解决的根本问题。对旅游的方式和分类等方面的分析了解，可让我们在旅游用品设计的使用及功能要求上做到有的放矢，避免设计的盲目性。

2、旅游用品的基本设计要求

2.1旅游用品设计的基本要求

（1）睡袋。面料是尼龙，内衬是棉布或涤棉，填充料为中空棉等人造棉、棉花、羽绒等。睡袋的设计原则一般是防火、防潮、卫生、保温、蓬松等。

（2）帐篷。装入背包，人走家搬，到达营地，人至家安，十分方便。因此，帐篷的设计就要注意拆卸简单、使用方便、材料要结实等。

（3）旅游服饰。在材料上强调耐磨、防剐，外装用丙稀酸处理的面料用以防水，内装要注意吸汗、保温等。在设计上要注意宽松，利于运动，裤脚设防虫收口，有的款式裤腿设计在两侧装通底拉链，便于在户外穿脱。

（4）旅游炉具。其设计要求是便于携带、火力猛、操作方便、使用安全等。

（5）多功能探险手表。多功能探险手表是可靠的高精密的电子仪器，是为探险与户外运动设计的，小型化的设计可减轻重量，其显示屏要求在任何条件下均可清晰阅读。其组合功能可有时间、海拔仪、气压计、电子罗盘、计时器等。

（6）旅游包，亦可称野营背包。由于它结构合理，装物方便，背着舒适轻松，利于长途跋涉而受到许多人的喜爱。从事户外活动的人基本都选此类背包装载随行物品。

2.2旅游用品设计标准

一般旅游用品的设计标准要求为：创意新颖，技艺或品种独创，易被旅游者接受，时尚性强；主题突出，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反映景区点的特点环境与风貌，有特定的纪念意义，易于收藏，保留价值高；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包装美观，色彩应用合理，便于携带；工艺精良，用材合理，注重环保；设计作品对市场须有正确的分析；成品设计应考虑系列性。在以上诸多因素中，设计最关键的是应考虑旅游用品的“文化内涵”。一个精明的商人全部买下了一堆“垃圾”——拆除的“柏林墙”，当作“纪念品”出售，因为它是“柏林墙”的垃圾，因此成了“抢手货”而一卖而空。因此，旅游纪念品的设计就应该重点考虑其是否能和当地的“历史文化”发生关联上。目前，中国的第二次载人航天器的升空、“神州六号”的顺利返回，是每一个中国人引以自豪的盛事，围绕“神六”的纪念品，如果只有一件模型摆放出来，现对于航天业来说，相关纪念品的开发就太落后了。

3、旅游用品市场流行趋势

3.1追求时尚：顶级设计师的亮丽色彩

目前很多公司在设计上摈弃了行李包一贯呆板的黑色，而添加了亮丽叛逆、夺人眼目的色彩如南瓜黄、茄紫、钛金色和蓝迷彩，还应用一些时尚面料，诸如微纺仿羊皮、水磨棉帆布和微纺抓毛绒等新式的布料和材质，一些产品还使用了极具异国风情的材料，箱包衬里也同样用亮闪闪的金属零件武装起来。所有这些产品不仅惹人注目，而且极富个性化。

3.2讲究外观：人性化设计使出行更简单

目前许多旅游用品引进了轻便的结构，使得提包更容易使用，但同时仍然和结实的箱包一样耐用。有些新款设计添置了用于放洗漱用品、化妆品和鞋子等女性必需品的内袋，从而使她们的旅途更加方便。对人性化设计的需求仍然持续。新推出的提手设计可以调整为左右手适用；新款的滑轮满足了箱包360度的旋转，并且加入了防震系统；市场上最引人注目的产品还有安装在滑轮上打开可成为座椅的带锁包；可附贴在盥洗室镜子上使牙刷远离细菌的牙刷架，以及带锁的简易安全行李包，可让旅游者放心游泳或小憩；另一款新产品是“行李踪迹牌”，可让主人和丢失的行李快速团圆。

3.3强化功能：满足经常出游的市场要求

目前市场上还推出了为青少年或携带幼子的父母专门设计的产品，甚至还有为离家上学或去留学者专用的产品，几家背包制造公司还将双肩背带和背部衬垫都设计得更柔软，增加了产品的舒适度。在儿童安全的措施方面，推出了儿童从家长身边走开时的自动报警装置和加入了能锁紧电脑和其他贵重物品的衬布钢制设施。另外，还设计了多功能多内袋的箱包工，带轮背包配有一个可拆分的底部，可以把鞋子或脏衣服和其他行李分开装，闲置不用时卷起来，立在墙角。还有一家旅游用品公司新生产的旅游袜子，可以把身份证、护照、现金和钥匙巧妙地隐藏起来，放心携带。

4、旅游用品市场大有可为

4.1假日旅游收入可观

在2005年5月9日，由全国假日旅游部际协调会议办公室的《2005年“五一”黄金周旅游统计报告》中对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内“五一”黄金周的接待规模和效益进行了统计调查显示：2005年“五一”黄金周期间，全国共接待旅游者1.21亿人次，比2004年“五一”黄金周增长16%；实现旅游收入46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0%；旅游者人均花费支出385元。

4.2户外用品非常热销

随着“假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全国户外用品店的销售特别在假前非常热销。据有关报道，快干裤、登山鞋、帐篷之类颇受欢迎，户外用品一直在升温，购买者增加很快。每到黄金周前，户外用品就特别好销，消费群主要集中在20岁左右的年轻人。只要留意街头，身着户外运动风格服饰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为便于野外寻救，鲜艳的色彩成为户外服装的醒目风格，快干排汗的轻薄T恤衬衣、裤子只需几分钟即晾干、面料防水透气的鞋子细分为登山、徒步等类型，其他如水壶、腰袋、眼镜、头巾、手套、帽子、头灯、火机等无不有着流行式样，可以将你从头武装到脚，成为现代爱好运动时尚人士。

总之，旅游市场的前景在目前国内各因素的催升下越来越好，旅游用品设计制造市场的开发前景确实大有可为。

柏林墙范文篇10

关键词旅游用品旅游市场设计制造

1概述

1.1旅游的意义

野外旅游活动是指人们积极意义上，以自然考察、野外旅游、登山探险等形式为特征的各种户外活动。其目的有生产性的野外作业、科学考察和生活性的休闲旅游、登山探险等。在现代生活中，由于生存发展的驱使，人们总是在为生计而忙碌，快节奏高效率的现代生活使人的神经及生活高度紧张。人们渴望一种彻底的身心放松，保持一种健康的心理状况，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大自然中去感受。野外旅游不仅可到大自然中体验各种享受，而且还能增长见识、丰富我们的生活阅历。

1.2旅游及旅游用品分类

外出旅游，逐步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时尚。人们外出旅游的方式非常多，但主要有自助旅行、随团旅游、自驾车旅行，还有骑自行车旅游、徒走背包旅游、野营、探险考察旅行等等。旅游用品基本可分为普通旅游用品和旅游礼品、工艺品、土特产品等。“普通旅游用品”主要是指在旅游时必备的生活、记录、娱乐、安全等方面的物品。而“旅游礼品、工艺品、土特产品”主要集中在一些城市或旅游景点的商店中，为“到此一游”的纪念品或馈赠给家人、亲友的物品。一位从事现代礼品贸易的业内人士说，现代礼品其实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所涉及的行业也比较多，分类比较繁杂，包括电子礼品、纪念品、办公礼品、节日礼品、收藏品、工艺品、皮具礼品、家居礼品、模型等。

1.3中国旅游用品的市场前景广阔

虽然中国消费者在单次旅游总花费上略低于日本，位居全球第二，但在购物上的支出却已经位居第一位。对于世界旅游业来说，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目前，全世界有69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中国的旅游目的地。由于中国旅游用品企业在国际产业链条中仍然处在比较“低端”的位置，自身的研发能力、设计能力已成为行业发展瓶颈，如何改变这种现状，使中国礼品企业实现由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嬗变，走上品牌化发展，将是中国礼品企业、设计者应该解决的根本问题。对旅游的方式和分类等方面的分析了解，可让我们在旅游用品设计的使用及功能要求上做到有的放矢，避免设计的盲目性。

2旅游用品的基本设计要求

2.1旅游用品设计的基本要求

（1）睡袋。面料是尼龙，内衬是棉布或涤棉，填充料为中空棉等人造棉、棉花、羽绒等。睡袋的设计原则一般是防火、防潮、卫生、保温、蓬松等。

（2）帐篷。装入背包，人走家搬，到达营地，人至家安，十分方便。因此，帐篷的设计就要注意拆卸简单、使用方便、材料要结实等。

（3）旅游服饰。在材料上强调耐磨、防剐，外装用丙稀酸处理的面料用以防水，内装要注意吸汗、保温等。在设计上要注意宽松，利于运动，裤脚设防虫收口，有的款式裤腿设计在两侧装通底拉链，便于在户外穿脱。

（4）旅游炉具。其设计要求是便于携带、火力猛、操作方便、使用安全等。

（5）多功能探险手表。多功能探险手表是可靠的高精密的电子仪器，是为探险与户外运动设计的，小型化的设计可减轻重量，其显示屏要求在任何条件下均可清晰阅读。其组合功能可有时间、海拔仪、气压计、电子罗盘、计时器等。

（6）旅游包，亦可称野营背包。由于它结构合理，装物方便，背着舒适轻松，利于长途跋涉而受到许多人的喜爱。从事户外活动的人基本都选此类背包装载随行物品。

2.2旅游用品设计标准

一般旅游用品的设计标准要求为：创意新颖，技艺或品种独创，易被旅游者接受，时尚性强；主题突出，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反映景区点的特点环境与风貌，有特定的纪念意义，易于收藏，保留价值高；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包装美观，色彩应用合理，便于携带；工艺精良，用材合理，注重环保；设计作品对市场须有正确的分析；成品设计应考虑系列性。在以上诸多因素中，设计最关键的是应考虑旅游用品的“文化内涵”。一个精明的商人全部买下了一堆“垃圾”——拆除的“柏林墙”，当作“纪念品”出售，因为它是“柏林墙”的垃圾，因此成了“抢手货”而一卖而空。因此，旅游纪念品的设计就应该重点考虑其是否能和当地的“历史文化”发生关联上。目前，中国的第二次载人航天器的升空、“神州六号”的顺利返回，是每一个中国人引以自豪的盛事，围绕“神六”的纪念品，如果只有一件模型摆放出来，现对于航天业来说，相关纪念品的开发就太落后了。

3旅游用品市场流行趋势

3.1追求时尚：顶级设计师的亮丽色彩

目前很多公司在设计上摈弃了行李包一贯呆板的黑色，而添加了亮丽叛逆、夺人眼目的色彩如南瓜黄、茄紫、钛金色和蓝迷彩，还应用一些时尚面料，诸如微纺仿羊皮、水磨棉帆布和微纺抓毛绒等新式的布料和材质，一些产品还使用了极具异国风情的材料，箱包衬里也同样用亮闪闪的金属零件武装起来。所有这些产品不仅惹人注目，而且极富个性化。

3.2讲究外观：人性化设计使出行更简单

目前许多旅游用品引进了轻便的结构，使得提包更容易使用，但同时仍然和结实的箱包一样耐用。有些新款设计添置了用于放洗漱用品、化妆品和鞋子等女性必需品的内袋，从而使她们的旅途更加方便。对人性化设计的需求仍然持续。新推出的提手设计可以调整为左右手适用；新款的滑轮满足了箱包360度的旋转，并且加入了防震系统；市场上最引人注目的产品还有安装在滑轮上打开可成为座椅的带锁包；可附贴在盥洗室镜子上使牙刷远离细菌的牙刷架，以及带锁的简易安全行李包，可让旅游者放心游泳或小憩；另一款新产品是“行李踪迹牌”，可让主人和丢失的行李快速团圆。

3.3强化功能：满足经常出游的市场要求

目前市场上还推出了为青少年或携带幼子的父母专门设计的产品，甚至还有为离家上学或去留学者专用的产品，几家背包制造公司还将双肩背带和背部衬垫都设计得更柔软，增加了产品的舒适度。在儿童安全的措施方面，推出了儿童从家长身边走开时的自动报警装置和加入了能锁紧电脑和其他贵重物品的衬布钢制设施。另外，还设计了多功能多内袋的箱包工，带轮背包配有一个可拆分的底部，可以把鞋子或脏衣服和其他行李分开装，闲置不用时卷起来，立在墙角。还有一家旅游用品公司新生产的旅游袜子，可以把身份证、护照、现金和钥匙巧妙地隐藏起来，放心携带。

4旅游用品市场大有可为

4.1假日旅游收入可观

在2005年5月9日，由全国假日旅游部际协调会议办公室的《2005年“五一”黄金周旅游统计报告》中对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内“五一”黄金周的接待规模和效益进行了统计调查显示：2005年“五一”黄金周期间，全国共接待旅游者1.21亿人次，比2004年“五一”黄金周增长16%；实现旅游收入46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0%；旅游者人均花费支出385元。

4.2户外用品非常热销

随着“假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全国户外用品店的销售特别在假前非常热销。据有关报道，快干裤、登山鞋、帐篷之类颇受欢迎，户外用品一直在升温，购买者增加很快。每到黄金周前，户外用品就特别好销，消费群主要集中在20岁左右的年轻人。只要留意街头，身着户外运动风格服饰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为便于野外寻救，鲜艳的色彩成为户外服装的醒目风格，快干排汗的轻薄T恤衬衣、裤子只需几分钟即晾干、面料防水透气的鞋子细分为登山、徒步等类型，其他如水壶、腰袋、眼镜、头巾、手套、帽子、头灯、火机等无不有着流行式样，可以将你从头武装到脚，成为现代爱好运动时尚人士。

总之，旅游市场的前景在目前国内各因素的催升下越来越好，旅游用品设计制造市场的开发前景确实大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