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工权范文10篇

罢工权范文篇1

关键词：罢工；价值证明；价值实体；价值标准；自由权利；社会秩序

罢工作为一个事实概念在中国无疑是客观存在的，自我国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罢工现象就一直存在，近年来罢工已经成为一个愈来愈普遍的社会经济现象，根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统计分析，从1995年到1999年全国法院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以平均每年26.9%的速度在递增，根据劳动部专家的分析，我国从1990年到1994年五年中参加罢工的人数分别为24.3万、28.86万、26.84万、31.03万、49.56万，五年中增加了一倍，在统计的17个国家和地区中增长率最高。可以肯定的说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这一行为上升的趋势还会进一步加快。

目前我国现行法律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公民或动者的罢工权，这一法律规定上的不明确，加之实践中对罢工具体处理方式上的不统一，造成的消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行为人对于自己的行为缺少应有的预期，势必有损于法律的权威，造成不应有的混乱。究竟应该怎样认识罢工现象？作为公民基本权利加以规定是否会导致社会秩序的不稳定？不作为公民基本权利加以规定是否又有漠视公民权利之嫌？当前我国关于罢工的立法又该如何地与我国人大常委会已经批准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公约》中的关于罢工权的规定相协调？所有的这一切，都需要在理论上首先给出进一步的回答。

一理论争议与证明方法

当前我国学界在罢工问题上的观点，可以从应然和实然两个层面上加以分析，在应然层面上，学界基本上已经达成了共识，主张应该赋予公民以罢工权；在实然层面上，即对当前我国罢工现象的认识评价以及所应该采取的立法措施上则分歧较大：部分劳学者主张通过修改《宪法》、修改完善《劳动法》、制定《罢工法》等方式，一步到位地实现公民的罢工权，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制度构建模式，我们称之为修宪说；[1]还有部分学者认为对待罢工权应该采取较为审慎的态度，认为我国目前以法律形式直接规定罢工权的时机尚不成熟，不可以贸然将罢工权提升到法定权利的高度，进而主张罢工权应该缓行，我们称之为缓行说。[2]

如果我们将目光仅仅停留在争论的表面，将会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任何的法律争议的解决都依赖于从法律争论的背后得到解决的方法。分析修宪说和缓行说的价值目标，我们可以看出，两种学说之争，实际上是社会秩序与公民自由权利的冲突。

修宪说之所以主张自上而下的规定公民的罢工权，是源于其保护公民的自由权利不可侵犯的初衷，就罢工权的一般的法律性质而言，罢工权作为公民权或人权的内容之一，是作为一项宪法权利的形式而存在，这一权利所体现的是劳动者的自由权，是公民自由权的构成部分，所以罢工权又称为罢工自由权，罢工作为宪法上的自由权意义主要在于劳动者的罢工行为不被国家或其他公共团体滥为禁止或限制。设置罢工权的依据可以归结为劳动关系的不平衡性，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合同中的用人单位一方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并且往往凭借其优势地位压制劳动者一方，这种经济上的差异，造成劳资双方在订立劳动合同过程中的不平等，而赋予劳动者以罢工权，则使得劳动者有可能利用集体的力量来拥有足以对抗资方经济上强势的有效手段，使劳资双方的力量达到平衡稳定的状态，从而有助于劳动关系的改善，[3]从中可以看出，修宪说的提出是基于保护劳动者的自由权利的考虑。

缓行说则是将其注意力集中到社会秩序的稳定上，认为逐步实现罢工权有利于维护整个社会劳动关系的稳定，从而有利于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统一与和谐。劳动关系是社会经济生活中最为基本也是最为重要的社会关系，社会经济秩序的维护必然要取决于劳动关系的稳定，只有劳动关系从总体上保持稳定，整个社会的经济秩序、法秩序的维持才是可预期的；罢工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者对抗雇主以维护切身利益的主要抗争形式之一，作为工人阶级集体反抗雇主团体的主要斗争手段，它的行使必然会对社会的经济秩序的稳定带来冲击；逐步实现罢工权，可以减缓因罢工现象的大量出现而给劳动关系带来的冲击，为建立起有效的调整机制赢得时间，从而使得社会秩序得以维护。概而言之，缓行说是为了追求社会秩序这样一个最为基本的价值目标，相反，如果迅速的实现公民的罢工权，我们可能所要面临的是一个无序的状态—劳动关系的稳定性的消失，社会经济组织结构的有序性的混淆不清，社会生产的连续性被打断，社会经济秩序的维持自然就无从谈起。

因此，就罢工问题而言，两种学说争议的实质是在罢工问题上价值评价的差异，学者们站在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价值标准考虑罢工权应该如何设置，以及罢工权的设置应该实现何种目标，社会秩序应该如何的维持，劳动者的权利应该如何的保护等问题，而这些无疑都是价值评价的问题。因此，罢工权设置的方式选择是一个属于价值判断的问题，关于它的证明也将是一个价值证明的过程。

所谓价值，是指客体所具有的利于或害于达成主体目的、实现主体愿望、满足主体需要的属性；客体有利于满足主体需要、实现主体愿望而符合主体目的的属性，叫做正价值；客体有害于满足主体需要、实现主体欲望而不符合主体目的的属性，叫做负价值。因此，价值便是客体中所存在的对满足主体需要、实现主体愿望的、达成主体目的的具有效用的属性，简而言之，便是客体对主体的效用，从中不难看出，价值不是客体的固有属性，即事物自身所具有的属性；无论事物自身独处还是与他物发生关系，该物所同样具有的属性，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是”、“事实”，而是一个关系属性，是事物固有属性在与他物发生关系时所具有的属性。因此，判断一个事物是否具有价值便可以从两个方面考虑：客体的事实属性和主体需要、欲望、目的。前者是价值产生的源泉和存在的载体，我们称之为价值实体；后者则是从客体的事实属性中产生和存在的条件，是衡量客体事实属性的价值之有无、大小、正负的标准，我们称之为价值标准。只有当价值实体与价值标准同时存在时，我们才有可能做出价值评价，仅仅从价值实体本身或只有价值标准决不能产生和推出价值。[4]

在罢工权设置问题上存在的价值评价的客体就是罢工这个事实，而主体则是对这一个客体做出价值评价的人，既包括了个人也包括了社会，然而，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罢工所涉及问题的广泛性以及制度设计的不可确定的预期性，我们必须看到，在罢工问题上我们所关注的不是也不应该是其一个人的需要、欲望、目的应该如何的实现，而是在讨论将要得到普遍实施而且应当强制人们普遍接受的法律制度，因此，我们只能从社会的需要、目的出发进行制度的建构，而不能将目光仅仅集中在个体身上。相应的，罢工的固有属性便是这个问题中的价值实体，而对应的社会的需要、目的就构成了这个问题上的价值标准。我们讨论罢工权的设置方式的选择，也就应该从这两个方面综合考虑，有关罢工权的制度建构也就只能通过社会的价值标准，从一切行为事实即罢工中推导出来。对这一制度建构本身的合理与否也只能通过两个方面来判断：一是罢工权这一价值实体本身是否是真正意义上的价值实体；一是社会的价值标准是否真正是从人们的一定类型的行为事实推导出来的。如果两者都是真，那这个价值评价就是合理的，制度建构也就是合理的，反之，则是在价值论的证明中所不能成立的。

二罢工权的价值分析

（一）罢工权的价值实体

罢工是指企业中一定数量的劳动者集体停止工作的行为。罢工权的法律依据是劳动者的劳动权的自然适用，劳动者的劳动权，其含义是指在劳动和工作问题上，劳动者有作为或不作为的选择，即劳动者可以选择工作也可以选择不工作，罢工行为就是劳动者集体停止工作的行为。

当前，由于对“罢工”这一论题学界没有统一的界定，往往会导致讨论过程中出现论证目标的偏差却没有理论上实质的分歧，有鉴于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对本文将要讨论的论题做一个明确的界定，我们所要讨论的“罢工”是建立在下面意义上的：

1.地域界定—本文的讨论仅仅限于“我国”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泛指，由于我国历史上对罢工问题认识上的偏差，传统观点认为罢工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现象，是工人阶级为了维护阶级利益与资本家斗争的有效手段，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也不应该存在着罢工现象，以至于长期以来，研究罢工现象在学术界处于敏感的位置，更不用说一般的社会生活领域了，这一特殊的国情使得我国对罢工问题的研究具有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特色，也就决定了我们不可能盲目的、机械的移植西方国家的有关罢工的法律规范。

2.时间界定—仅限于我国现阶段，而不是我国的任何一个时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人们社会意识、社会的法治环境等方面的不同，往往会导致不同时期的罢工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对不同时期罢工现象的认识也就不会是相同的。

3.内涵界定—我们所讲的罢工是指典型意义上的劳动者以维护、改善劳动条件或获得其他的经济利益为直接、间接目的的罢工，而不包括具有政治性、革命性或其他性质的罢工。转4.外延界定—这里所要讨论的罢工，是指被招用的劳动者所为的工作上的停止，即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建立了劳动关系，并且参与罢工的劳动者是有组织的多数劳动者，这里的多数是指共同停止业务的人数要对用人单位一方产生一定的影响和压力，单个劳动者停止劳动的行为则不在上述范围之内。

上面所讨论的罢工的范围的界定实际上构成了对罢工做出价值评价的价值实体的描述，成为社会对罢工权的设置方式做出价值评价的事实依据，对罢工权设置方式的选择应该也只能以此为依据来进行。

（二）罢工权的价值判断标准

正如前面所言，对罢工权做出价值评价的价值标准只能是社会价值标准。所谓社会标准是指社会衡量罢工权这一价值实体的价值之有无、大小、正负的标准，其依据是社会的需要和目的。社会价值标准是在不同的社会、在同一个社会不同的历史时期中有着不同的内容，取决于不同的社会需要之间的重要、迫切程度。

在社会秩序和公民自由权利二者之间应该做出怎样的选择？二者在这里形成了“鱼和熊掌的关系，在可能的条件下，我们当然希望二者可以兼得，但是在”二者不可得兼的条件下，我们则只能通过对社会秩序和公民自由权利的比较与衡量中做出选择，而这所谓的选择问题，其实质上是一个价值评价的过程，选择的标准也就只能是社会的价值标准。如果上面的论述成立的话，我们就有必要进一步探讨社会的价值标准。价值标准是一个历史的范畴，社会的价值标准总是在变动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有不同的内容，笼统的讨论价值标准的普适性是没有意义的，确定一个时期、一个社会的价值标准，我们可以从影响价值标准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成员的意识、社会的法治环境等方面来考察。

三制度构建的现实选择

（一）价值标准的影响因素

我们认为，在罢工问题上，影响社会价值标准的因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第一，市场经济或商品经济的发展状况，即生产力发展水平。罢工权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它是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者对抗雇主以维护自己切身利益的主要斗争形式之一，在市场法则的作用下，企业经营者是以追求经济效益为主要目标的，而企业的劳动者是以提高工资和待遇、改善工作条件的天然愿望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这种经济利益上的固有矛盾，决定了劳动关系主体双方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罢工权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逐步取得发展和完善的；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计划对企业的生产经营起着指示和制约的作用，企业劳动关系主体表现为国家和职工之间的直接关系，劳动关系主体双方都以满足社会总体利益为最大利益，劳动关系主体之间并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故罢工权失去了其合理性依据。因此，罢工权的设置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劳资双方矛盾的突显程度，而这又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程度是紧密相关的。

第二，工会的独立性。综观各国关于罢工权的法律规定，罢工权一般是由工会来组织劳动者行使的，由工会代表劳动者参加罢工谈判，这必然要求工会保持独立性，即要求工会不依赖于政府、不依赖于雇主而独立地代表劳动者的利益，惟有如此，才有可能为有关劳动争议的解决提供前提条件；否则，工会就不可能代表劳动者的利益组织起有效的罢工，并保证罢工权行使的一致性，如此以来，由工会组织罢工所具有的减缓罢工给社会带来的冲击的作用也就不存在了。

第三，配套法律法规的完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相当长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经过劳资双方长期斗争、多次博弈，已经积累了处理罢工事件的丰富经验，并以法律的形式作出了适当的规定，其关于罢工的法律法规已经相当的完备，其法律程序也相当的精细，没有这些配套法律法规的完善，仅仅凭借在法律上设置单一的罢工权，其实施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第四，劳动者的罢工意识。法治的建立，当然需要强制，但最主要的还是依靠人们的自觉遵守，这就要求法律的规定与人们的意识有共同之处，而不能够相距甚远，否则，法律规定就只是停留在字面意义上的。因此，在设置罢工权的问题上，我们就必然要考虑劳动者的罢工意识，缺少了这方面的支持，罢工权是不可能得到完全的实现，即使法律作出了规定。

综上所述，在不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的工会职能设置、不同的法治环境和不同的罢工意识的情况下，社会评价标准是在不断变化中的。在我国当前情况要做出价值评价仅仅明确一般的社会价值标准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考察我国社会中的实际情况，分析影响评价罢工的各种因素在我国的具体表现，然后才能做出恰当的价值评价。

我国当前的实际状况是：

第一，市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我国当前市场经济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在所有制形式上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在这种情况下贸然规定罢工权，无疑会对公有制企业造成一定的冲击，特别是当前一些处于停产半停产的状态的国有企业。

在我国当前的劳动争议处理机制中，劳动者与企业的集体争议主要是通过“调解为主，预防为主”的措施来加以解决的，在这种情况下，集体上访的情况还是频频发生，如果一步到位的规定罢工权，给国有企业带来的冲击是可想而知的，这对于处于困境中的国有企业来说无疑更是雪上加霜。

第二，我国工会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性。

西方国家中的工会仅仅是作为社团法人而存在的，而我国工会并不仅仅是在社团法人意义上而存在的，工会还要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来协助人民政府开展工作，具有准行政机关的性质，其与政府之间并不具有完全独立的关系；另一方面，从工会与用人单位的关系而言，我国工会的经费主要来源于用人单位按照每月全部工资总额的2%向工会拨付的经费，这一制度的设置使得工会实质上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用人单位的制约。由此可见，在我国现阶段，工会并不具有完全的独立性，并不能够独立的代表工人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将罢工权交由工会来组织行使，由于其与政府与雇主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很难保证其能够真正的代表劳动者的利益来组织工人进行罢工。

第三，配套法律法规尚不健全。我国有关罢工的经验和立法实践几乎是空白，《集体合同法》虽然已草拟了多年，但至今仍未正式颁布，而集体合同的签定则是罢工的直接目的，在没有相应配套法规来辅助的情况下规定罢工权就不会是完全意义上的罢工权。

第四，劳动者的罢工意识不成熟。如前所言，我国由于长期处于计划经济条件下，对罢工一直抱有一种畏惧感，甚至站在社会意识前沿的理论界也视之为敏感之地，至于现实社会生活中在相当长时期内根本没有“罢工”这个概念，而代之以“闹事”，当然后者的范围较前者为广泛，还包括了游行、示威、集会等集体行为，以至后来仍然是以“突发事件”或“群体事件”称之。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的罢工意识，在这种情况下，以法律规定罢工权必然是相距人们的意识较远，法律无法从人们的意识中得到支持。

综上所述，在我国现阶段，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水平不是很高，工会尚未具有完全的独立性，相应的配套法律法规不健全，人们的罢工意识还留在计划经济时代印痕的状况下，通过法定的形式规定罢工权的条件尚不具备。

因此，我们不能够仅仅因为罢工权在其他国家得到了普遍的实行就要求我们尽快的实现这一权利，而不顾及我们自身的实际情况。法律移植，涉及法律与社会意识、法律与经济结构、法律与法治环境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因此对待法律移植就“不能恰如想象中的‘西洋权利之奔趋以成功’”，不能以简单“移植西洋权利法律之治具于此为满足，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法律道德等等，均为人类精神的自然流露，并服务于人类的。如果采行某种法律制度就因为它所谓‘先进的’，而全然不顾其能否造福于自家生活，否则是与法律、道德的最高精神相悖。[5]（P66）因此，如果我们仅仅因为罢工权在国外得到肯定，就抛弃这一问题的价值实体和价值标准于不顾，而是满足于立法上的自我陶醉，一味地怂恿着将之移植到中国的土壤中，其结果往往是以水土不服而告终的；考虑到我国当前具体的社会状况，罢工权的实现不应该急于求成，罢工权应该缓行。

参考文献：

[1]赵德淳。关于我国罢工现象的立法思考[J].财经问题研究，1999，（1）：79-80。葛少英。我国罢工立法问题初探[J].法商研究，1996，（3）：34-38。

[2]史探径。中国劳动争议情况分析和罢工立法问题探讨[J].法学研究，1999，（6）：47-56。

[3]苏苗罕等。法律对罢工权的确认及规范[J]。法学，2001，（5）：12-15。

罢工权范文篇2

关键词:罢工权保护性规范限制性规范权力制衡与社会效益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深化，劳资双方的利益冲突越来越频繁，而劳方对于改善劳动条件、中止人格污辱行为的诉求直接表明在劳动合同关系中存在着严重不平等现象。这种现象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而赋予劳方以罢工权，以达到企业内部劳资双方权力的制衡这一观点已经得到学界普遍认可。本文着重对罢工权在立法方向上的几个焦点问题进行归纳分析。

一、对罢工权的理论认知

一段时期以来，由于人们对罢工的认识不清，没有区分不同性质的罢工，混淆劳动法范围的经济性罢工与出于特定政治目的的政治性罢工，致使罢工这一概念一经诞生就被打上了深深的政治烙印，罢工权也相应地被规避、被排斥。

广义的罢工包括政治性罢工和经济性罢工。政治罢工通常指以实现特定政治主张为目的，针对国家机构的有计划中止工作的行为；相应地，经济罢工，又称狭义上的罢工或劳动法上的罢工，通常是指多数受雇人员为了维持和改善他们的劳动条件，或者其他经济利益诉求而共同中止劳动的行为。政治性罢工不利国家稳定，任何国家都是禁止的，我国学界承认的罢工权指的也是经济性罢工权，不包括政治性罢工权。

本文涉及到的罢工权是指劳动者为签订集体合同或维护其集体合同规定的权益，针对雇主的特定主张或行为有组织地共同停止劳动的权利，是集体谈判权的逻辑延伸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是现代经济形势下的一种契约自由的体现。

中国建国后对罢工权的态度经历了一个肯定到否定的过程，目前仍然停留在学界讨论的层面。建国后的四部宪法中，1954年《宪法》没有罢工权规定，1975年、1978年两部《宪法》把罢工列入公民权力范围内，1982年宪法则取消了“罢工自由”的规定。西方国家对罢工权的态度则经历了由禁止、限制、允许存在到最终立法加以保护的过程。中国这种与国际社会几乎相反的态度有其形成的历史根源。首先，在单一的计划经济下，企业归国家所有，经济罢工易于政治罢工相混淆，被一概否定；其次，不加限制的罢工、罢课对我国社会经济造成了极大破坏；再次，两部罢工权宪法立法过于笼统，对罢工主体和合法罢工没有进行界定，也没有相应的法律文件进行限制。立法上的欠缺，也导致了经济罢工的破坏性远远大于其平衡作用。局限于当时的历史背景，1982年宪法取消罢工权是一次拨乱反正，有利于计划经济下的社会发展，只是不再适用于市场经济而已。罢工权立法将有利于中国市场经济构建。首先，确定法定范围内的经济罢工的合法性，利益化劳资双方权力的制衡，便于在平等条件下自由协商达成集体合同；其次，有利于引导罢工，避免不合法罢工，从而尽快地解决企业内部劳资矛盾，有利于经济平稳发展；另外，可以把政府从经济发展中的细节中解放出来，致力于总体规划和发展大方向的把握。罢工权立法不是支持罢工，其最终目的是把企业管理中产生的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从而消除罢工对国家稳定和企业发展的不利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罢工潮在各地不断涌现，引起司法界和学界的高度关注。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发生停工、怠工事件，工会应当代表职工同企业、事业单位或者有关方面协商，反映职工的意见和要求并提出解决意见……”其中有关处理停工、怠工规定，明确无误是指集体停工、怠工，而所谓的集体停工和怠工应该是可以理解为罢工。但是，法律对这类罢工没有明确定性，工会如同一个有义务但是没有权力的第三方。

学界对罢工权立法有修宪说和缓行说两种主张。修宪说观点认为通过修改《宪法》、修改完善《劳动法》、制定《罢工法》等方式，一步到位地实现公民的罢工权，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制度构建模式。缓行说观点，对罢工权执有审慎态度，认为我国目前以法律形式直接规定罢工权的时机尚不成熟，片面追求社会秩序并把它作为最终价值目标，认为不可以贸然将罢工权提升到法定权利的高度，进而主张罢工权应该缓行。在中国，劳动合同关系已经占据社会经济关系的主导地位，“政府工会”的地位及工会经费都是由法律直接赋予的，它的社会地位远高于西方国家工会的地位。鉴于宪法是根本大法这一法理，不应舍本求末，笔者支持修宪说，即通过修宪赋予劳动者制衡权力，维护公允的劳动合同关系，最终实现社会稳定发展这一价值体系需求。

由此可见，中国对罢工权的认识正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步深入，它越来越被更多的人所接受，亟待通过立法加以明确。

二、罢工权的保护性规范

罢工权是中止资方侵犯劳工保护合法权益的最终自主权力，其立法宗旨应当保护企业中的弱势群体---劳动者，罢工权立法只有旗帜鲜明地确立、保护这一宗旨，才会收到威慑、约束资方行为的效果，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劳资矛盾的激化。因此，罢工权的保护性规范应当做为罢工权立法的主要内容拟定条款。

罢工权的保护性规范，是指法律为实现罢工权这一劳动者基本权利而提供的保护性措施。它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工会独立享有罢工组织权，具有排他性，应当受到法律保护。

一方面，基于工会的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工会做出的罢工决定必须符合所属会员意愿，并且经过会员大会绝对多数表决通过。

另一方面，劳动者个体的权利诉求只有上升到集体诉求，由工会组织实施方可受法律保护。罢工权与工会组织权（即结社权或者团结权）、集体协商权（即集体谈判权或团体交涉权）和民主管理权（即劳动者参与权或共同决定权）共同属于劳动基本权。劳动基本权是劳动者为自己利益的同时兼为其他劳动者利益而行使的权利，是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以外的权利，为劳动者共益权，它有别于个体劳动者的劳动权。在企业正常执行集体合同的情况下，由少数劳动者擅自发动的自发性罢工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危害远远大于个体劳动者的权力拆求，同时也阻碍到其他多数劳动者的劳动权的正常行使，国外称之为“野猫罢工”，属于非法罢工。

再者，工会应是唯一的法律保护的罢工权行使主体。有学者称，职工代表大会应与工会同等享有罢工组织权。他们主要是依据国有企业现行机构下的职工代表大会职能而提出这一观点的。我们应该看到职工代表大会作为计划经济的产物，随着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的深化，其参与制定企业重大决策等职能正逐步被股东大会所代替，而这种权力的划分易产生推诿，不利于矛盾冲突的解决。

2、准许罢工采取适当措施保护罢工的有序性。

罢工必竟会对资方的生产经营带来不利影响，资方出于固守既得利益的目的考虑，一般会本能地对罢工进行阻挠，这就对解决产生罢工的矛盾带来不利影响因素，甚至会使双方矛盾加剧，最终激化到非通过诉讼无法解决的困境，这就无法实现最终协商缔结集体合同的目的。因此，准许采取适当措施保护罢工的有序进行有利于加快矛盾解决的进度。例如设置纠察线，成立纠察队；在资方严重侵害劳动权益时，可以采取占领劳动场所等自力救济手段，只要没有发生打砸抢等恶性事件，符合妥当性标准，一般应为“正当非暴力”。

3、行使罢工权的法律责任豁免。

合法罢工享有特定的法律保障，这主要表现在合法罢工的民事免责和刑事免责方面。所谓刑事免责，是指罢工权作为公民权或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只要是合法行使这一权利便不承担任何刑事上之责任。民事免责，即使罢工直接或间接违反有关劳动合同或给资方以及第三方利益造成损害，若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则免除由此产生的违约和侵权责任。确立罢工权行使的法律责任豁免，主要是解决法律间的冲突问题，对于非出于解决矛盾为目的而故意实施的破坏行为则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保护参加罢工的劳动者个人权益。

一旦劳动者因罢工而导致失业或者失去基本的生活保障，罢工权立法将形同虚设。罢工期间，因为劳动合同中止，罢工者无法获得劳动报酬，为保障其基本生活需要，工会应发放必要的救济金，而工会也有义务筹集和管理有关基金。资方不得以参加罢工为由解雇或歧视劳动者。罢工结束，劳动合同复效，资方不得以此为由拒绝恢复罢工者原有职务或解除劳动合同。

5、严格限制资方阻碍罢工的行为。

为防止罢工权滥用，国际上通用的作法是赋予劳动者罢工权的同时，给予资方闭厂权，以降低资方损失，但是我们同时要谨防资方滥用该项权力，否则罢工权将形同虚设。只有在罢工造成企业的严重混乱，使公私财产及公共安全处于紧急危险状态时，资方才有权关闭工作场所，可有效防止劳动者罢工权的弱化。资方为维持必要的生产经营，在罢工期间可以招聘临时工，但是应当明确禁止永久替代原有岗位工人或者提供高于罢工者的劳动条件。资方以其他方式干涉、约束劳动者行使团结权、集体交涉权或集体行动权的行使构成不当行为，应当禁止。

三、罢工权的立法限制

罢工权立法修宪说和缓行说两种观点分别主张权力制衡和社会价值。笔者认为实现社会经济价值是权力制衡的目的，权力制衡是实现社会经济价值的手段，两者相互依赖，不可分割。因此在支持修宪说的同时，对罢工权的行使进行规范是必要的，笔者赞成学界提出的对罢工目的、罢工主体、罢工程序和特殊时期及冷静条款等条件进行限制。

罢工权的限制性规范，是指为保证罢工行动的有序性，平衡各种利益，而对罢工权划定的合法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1、罢工目的限制。

一是必须对政治罢工进行限制。政治罢工缺乏宪法依据,不利于政局稳定，政治罢工当属非法罢工。二是经济罢工必须是以在法律范围内达成集体谈判意向，缔结集体合同或者维护集体合同所约定的条款为目的。三是中国的主体经济体为国有企业，其财产是国家财产，笔者认为企业雇工在企业管理人员恶意低价评估、出售企业财产出售时进行罢工应为合法罢工。四是同情罢工易使矛盾激化，即为声援其他劳工之罢工行为而进行的罢工，并可能引发大规模的罢工潮，从而影响整个社会经济的平衡发展，超出了其制衡企业内部劳资权力的范畴，也应视为非法罢工。

2、罢工主体限制。

首先，应对罢工组织主体进行限制。法律只应保护工会的罢工组织权，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不享有这项权力。要保证经济罢工有序进行，顺利达到协商签订集体合同的目的，确立其组织主体是首要的，其参与主体必须在此基础上加以限制。若是只对参加罢工人员适合范围进行了限制，如果任由这些合格个体举行罢工，就会形成“野猫罢工”的非法罢工状态，因此在此基础上，还必须对罢工组织主体进行保护的同时进行限制。正如前面在罢工权立法保护规范中所论述的，职工代表大会是计划经济下的产物，其做出的决定往往对企业有强制约束力，与最终要求实现自由协商达成契约---集体合同或正常履行的目的相冲突，不应列入罢工主体；劳动者的个人权益不同于劳动者基本权益，它与资方利益之间的矛盾冲突，劳动争议机构和法院一般能够很好的解决，也不应列入单独行使罢工权力。无论何种行业，其罢工组织者都应当是工会，而不是其他组织或机构。中国工会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会组织，它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它的社会地位和经费来源都有法律上的保障。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中国工会出现会员流失现象；在非国有企业里，组建工会组织非常艰难。这些困难并不能说明工会缺乏独立性，相反地，它反映着赋予工会以罢工权主体资格的迫切性。

其次，可根据是否存在劳动关系进行限制，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适用范围外的人员不得参与罢工。经济性罢工既然是以签订和维护劳动集体合同为目的，不存在劳动关系自然无法理基础，应当加以限制。根据1995年《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劳动法特别是劳动合同法第二条规定“其他通过劳动合同与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其适用范围排除了公务员和比照实行公务员制度的事业组织和社会团体的工作人员，以及农村劳动者（乡镇企业职工和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除外）、现役军人和家庭保姆等，自然不是合格的罢工权主体，应当加以限制。

另外，依据社会价值标准评价体系，罢工群体所从业行业对公共事业影响较大的应当加以限制。比如，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等为实现公共福祉而设立的工作岗位；交通运输、邮电通讯、水电煤气供应、医疗卫生和教育等为保障人类生存发展基础的行业从业人员，一般也加以限制。

3、罢工程序限制。

罢工权立法主要应对罢工前置程序进行限制，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对罢工决定进行限制。工会在做出罢工决定前，必须召开会员大会，经过绝大多数会员同意。二是罢工权实施之前，应当经过劳动争议调解机构调解，调解无效方可进入罢工程序。三是应当履行提前通知义务。工会在实施罢工前应通知资方和相关部门，突袭性罢工应属非法罢工。以上三项程序应当作为认定合法罢工的形式要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第七条规定，“举行集会、游行、示威，必须依照本法规定向主管机关提出申请并获得许可”，现行法律对“集会、游行、示威”实行了审批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具体部门的处理矛盾的紧迫性，致使相应部门在实践操作中往往采用的是治标不治本的粗暴的严禁措施。而经济性罢工虽然限于对经济目的的实现，但处理不当也会扩大社会经济损失和社会不稳定因素。罢工权的主要目的是制衡资主的权力，若实行批准制度，将可能滋生官僚主义，出现严重官商勾结损害雇工利益的事情，造成事态进一步恶化。鉴于些，笔者主张前置程序实行通知义务。

劳动争议调解和仲裁程序在我国经济发展中一直起到重要作用，相应的机制比较健全，调解工作的作用不容忽视，从“均衡原则”出发，减少不必要的罢工事件发生，调解或仲裁应列入前置程序。

4、特殊时期和冷静条款限制。

在受灾区域在抢险救灾或受灾威胁急迫的区域防险期间、戒严期间和地点、宣布进入动员状态、战争状态及其他与国防紧急状态相关的特殊时期或特殊地点罢工被禁止，我国立法上已有所体现，例如1996年《戒严法》第13条规定，戒严期间，戒严实施机关可以决定在戒严地区“禁止罢工、罢市、罢课”。此外，行政机关在有证据证明罢工严重影响经济发展、大众生活、国家安全时可申请法院一定期间不得罢工的禁令，而有关机构在冷静期应积极介入劳资谈判，斡旋调解。

5、罢工限度限制与和平条款限制。

罢工不是目的，劳动者行使罢工权的合法目的只是期望借此制衡资方对企业的绝对自主控制权，以达到最终双方处于一种比较公平的地位进行协商，而达到自由契约的目的，因此应当限制罢工限度。对于恶意破坏或侵占资方财产以及对资方人身进行攻击的不当行为应当禁止，因此而带来的后果，不应免责。对于双方已经缔结尚末期满的集体合同，只要没有严重损害劳动员的合法权益，劳动者应当保持克制，对于违反各平条款的行为应当加之限制。

罢工的最终目的是非强制性的自由协商契约，它要求劳资双方就其各自利益不断进行妥协，最终达到平衡。法律环境一旦成熟，将会大大降低社会公共财富的损耗，形成良好的契约机制，有利于中国市场经济中劳动合同关系的推行。在实现这一目的的过程中，经济性罢工权对资方的威慑作用与法律强制处罚相辅相成，互相补充，有效实施将起到较和平处理企业劳资双方矛盾的作用。

罢工权立法可以有效地抵制官僚腐败现象。中国市场经济尚不成熟，因劳动合同引发的争议不断，中国劳动争议处理机制绝大多数情况下能够很好地解决纠纷。但是，市场经济的推进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资本官僚的侵蚀，而争议处理部门的不作为又将直接引发矛盾的激化，甚至使劳方对政府产生怨言，劳动合同矛盾转移成劳方与政府间的矛盾，不利于而国家稳定。而劳动者拥有最终的罢工权，就会对其产生威慑，可以有效地提升政府部门的办事效率。

对罢工权进行符合中国国情的保护和限制规范，是保障罢工权立法成功的关键。保护规范是为了避免干扰，便于早日达成一致意见，而限制规范是出于均衡和适合原则，在保护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的同时维护正常的经济发展秩序，其中工会在罢工期间的组织地位不容动摇。

参考文献：

1、史探径《中国劳动争议情况分析和罢工立法问题探讨》刊于《法学研究》1999年第6期

2、苏苗罕、姚宏敏等《法律对罢工权的确认及规范》刊于《法学》2001年第2期

3、管斌《劳动基本权研究》

4、张千帆《法治过程中的权力制衡》刊于《法制日报》2004年1月29日

5、迈克尔•D.耶茨(美)，张文成译《美国工人失业和工会组织现状》载于美国研究网2004年12月30日

罢工权范文篇3

[关键词]劳资矛盾集体争议劳工权利罢工权规范

由于劳资矛盾激化和劳工权益的被侵害，我国目前的集体争议和罢工事件有不断上升的趋势。我国现行法律并未禁止罢工，但也没有明确规定公民或劳动者享有罢工权。这种状况致使罢工的发生和处理都难以规范。面对日益突出的劳资冲突，目前亟需完善罢工权立法，适时明确地规定中国的劳动者享有罢工权，并规定合法罢工的要件。

一、罢工的概念

罢工是一个缺乏公认内涵的概念，一般认为，广义上罢工指相当数量的劳动者有组织地中止劳动义务的行动，然而这个概念仅仅为罢工行动的事实描述，难以成为罢工问题研究的基本范畴，因此需要进一步区分为政治罢工与经济罢工：政治罢工通常指以特定政治主张实现为目的，针对国家机构的有计划中止工作的行为；相应地，经济罢工，又称狭义上罢工或劳动法上罢工，通常是指“多数之被雇人，以劳动条件之维持改善或其他经济利益之获得为目的，协同的为劳动之中止”。

二、确立罢工权的紧迫性

罢工权，是劳动基本权的基本构成。劳动者能否享有罢工权，直接关系到劳动基本权是否完整。关于中国的罢工权问题，由于涉及到中国的人权状况评价，又与工人队伍的稳定和社会安定直接相关，因此历来是中国劳动法学研究中的一个敏感的问题，加之有关这一问题的文献与资料也难以搜求，所以，国内外学术界关于中国罢工权的系统研究极为少见。

但中国在向市场经济过渡中，由于劳动关系矛盾的尖锐和激化，包括罢工在内的劳动者的集体行动愈来愈普遍，而中国的罢工立法又基本处于空白的状态，这使得罢工与罢工处理，处于一种无法可依的状况中。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的劳资矛盾将更加突出，如何通过法制手段来规范和调整劳动关系，已成为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一个必须要完成的任务。而罢工权的立法，则是劳动立法中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罢工权的确立和实施，是劳动者权益保障的一个重要内容。罢工权是市场经济下劳动者的基本权利，是劳动权的自然延伸。罢工权也是市场经济国家普遍承认的公民权利。这一权利对于平衡和协调劳资关系、促进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因而，加快中国的罢工权立法的步伐，也是中国建设法制经济的急迫需要。

三、确立罢工权的可能性

承认罢工权，虽可能会给经济建设、社会稳定带来一些风险，但这些都是局部的、微小的。它是推动劳动关系改善和发展过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是一种“必要的罪恶”，从某种意义上讲，甚至可以起到一种“社会安全阀”的作用。而且，通过立法规范罢工权的行使，可以避免无序罢工所造成的不必要的损失。“我们不可能消除罢工，但可以通过罢工立法管理好罢工。”此外，罢工权的确立可以减少怠工这种现象的发生。怠工行为不但造成生产上的隐性损失，而且劳资双方的尖锐矛盾暂时隐性化，并越积越深，蕴藏着极大的危机。

从西方各国社会发展历程来看，在经济变革和高速增长时期，罢工现象的相对增多是极为普遍的。而在我们这样一个正处于经济转型和体制改革期的国家，就更不足为奇了。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历史上，也并没有因为对罢工权的承认和保护而导致“罢工狂潮”的出现，相反，经济的稳定发展、劳资关系的缓和、工人工资收入的提高、休息时间的不断增多、劳动保险福利待遇不断改善无一不与罢工权的行使相关。

四、罢工权的法律性质和特征

研究罢工权立法，需要对于罢工权的法律性质和特征作一探讨。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由于中国的劳动立法以市场经济为价值取向，所以我们也将罢工权定位于市场经济的劳动法上的权利。劳动法上的罢工权，一般是指以维持、改善劳动条件为目的集体停止工作的权利。作为市场经济下劳动者的基本权利，罢工权的法的依据，是劳动者的劳动权的自然延伸。劳动者的劳动权利，其含义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和工作问题上，有作为或不作为的选择，即劳动者可以选择工作，也可以选择不工作。罢工行为，即是劳动者集体停止工作的行为。但是，劳动者的这种停止工作的行为，不得随意而为，而必须具备基本的要件：其一，罢工权的实施，必须是在雇主已经侵害了劳动者一方的利益或劳动者的利益将要被侵害，并且已经无法通过集体谈判的途径解决的；其二，罢工必须要经过大多数劳动者的同意并进行一致的集体行动。罢工权在大多数国家是作为宪法权利规定的。有些国家除宪法规定了罢工权外，还在劳动法中加以罢工权行使的具体规定，有的国家虽然宪法没有规定罢工权，但在劳动法中明确予以规定。不管是在宪法中还是在劳动法中，关于罢工的权利性规定，在绝大多数的市场经济国家都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经济权利被法律所承认。罢工权在市场经济国家被普遍认可，是工人阶级斗争的结果，也是市场经济的社会制度发展的客观要求。罢工权的存在，对于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具有直接的积极意义。

罢工权立法也是国际公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欧洲社会宪章》规定：“在权利冲突的情况下，工人和雇主只要遵守由以前所达成的集体协议所派生出来的义务，就享有采取集体行动的权利，包括罢工的权利”。这是规定罢工权最早的国际文件。《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规定：“有权罢工，但应按照各个国家的法律行使此项权利。”最近通过的《欧盟公民的基本权利宪章》也明确规定：“工人和雇主，或工人组织和雇主组织，按照欧盟法律、国家法规和惯例，有在适当级别进行集体谈判、签订集体协议的权利。在利益冲突不可调节的情况下，有采取集体行动，包括罢工的权利。”就其一般的法律性质而言，作为公民权或人权的内容之一，罢工权这项权利所体现的是具有公权性质的劳动者的自由权。罢工权在民主国家是一项宪法权利，这一权利是公民自由权的构成，所以罢工权又称之为罢工自由权。罢工作为宪法上的自由权，意义主要在于劳动者的罢工行为不由国家或其他公共团体滥为禁止或限制。有的论者认为，罢工权在劳动者和国家的纵的关系中，为一权利行为，但在劳动者与雇主的横的关系中，则非权利行为而属实施行为。笔者则以为，由于罢工行为的实施已将雇主作为具体的对象，雇主对于这一权利的行使，负有不得影响这一权利实施的不作为义务，因而已经形成了一种实际的权利义务关系。

五、规范罢工立法的措施

立法不应忽视的是罢工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其是保证劳动者权益的重要武器，是不可或缺的“社会安全阀”，另一方面，其又不可避免具有破坏性，影响或阻碍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因此考察各国相关立法，实则包含保护性和限制性两种规范类型，有时也存在同一规范兼具保护和限制倾向，而不同类型规范的比重又依赖于具体国家的历史、社会、经济、文化以及政治等背景，不过总体趋势，是限制逐步解除，保护力度加大，以下试分述之：

（一）罢工权的保护性规范，是指法律为实现罢工权这一基本人权而提供的保护性措施，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1、工会拥有的罢工组织权受法律保护，一方面工会的罢工决定应符合所属会员意愿，必须举行会员大会以绝对多数表决通过，另一方面这是由工会垄断的权利，非由工会组织劳动，而由少数劳动者擅自发动的自发性罢工，即野猫罢工（WildcatStrike）,属非法罢工。

2、准许劳动者采取适当措施保护罢工的有序性，例如设置纠察线（PicketLine），成立纠察队防止不利因素的干扰，甚至在资方严重侵害劳动权益时，可以采取占领劳动场所等自力救济手段，但是相关行为应符合妥当性标准，一般应为“正当非暴力”。

3、罢工权行使的法律责任豁免，如上所述，即使罢工直接或间接违反有关劳动合同或给资方以及第三方利益造成损害，若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则免除由此产生的违约和侵权责任，若对社会公共秩序产生影响，也不得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行政法规和《刑法》予以惩处。

4、保护参加罢工的劳动者个人权益，例如，在罢工期间，因为劳动合同中止，罢工者无法获得劳动报酬，为保障其基本生活需要，工会应发放必要的救济金，而工会也有义务筹集和管理有关基金。资方不得以参加罢工为由解雇或歧视劳动者。罢工结束，劳动合同复效，罢工者有权要求恢复原职或优先取得空缺职位。

5、严格限制资方阻碍罢工的行为。为防止资方采取对抗手段，导致劳动者的罢工权功能弱化，以及双方矛盾进一步激化，法律对资方的以下行为进行限制性规定：资方不可滥用闭厂权，只有在罢工造成企业的严重混乱，使公私财产及公共安全处于紧急危险状态时，资方才有权关闭工作场所；资方可以在罢工期间招聘临时替代工人（ReplacementWorkers），以维持必要生产经营，但一般明确禁止同等条件雇佣永久替代工人以及提供高于罢工者劳动条件；资方以其他方式干涉、约束劳动者行使团结权、集体交涉权或集体行动权的行使构成不当劳动行为，为法律所禁止。

（二）罢工权的限制性规范，是指为保证罢工行动的有序性，平衡各种利益，而对罢工权划定的合法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1、罢工目的限制。如上所述，政治罢工缺乏宪法之依据,因此以政治为目的罢工属非法罢工。此外，同情罢工（SympatheticStrike），即为声援其他劳工之罢工行为而进行之罢工，因为无助于有关问题的直接解决，并可能引发大规模的罢工潮，使社会经济动荡不定，所以通常也认为属非法罢工。即使是与自身经济利益具有较大关联性的经济罢工，如果资方认为其系无理要求，可向相应法院提请对罢工合理性裁决，而法院裁定应为劳资双方尊重和执行。

2、罢工主体限制。各国立法例皆将国家公职人员排除罢工主体之外，因为上述人员与国家之间不是劳动关系，不存在运用罢工权保障劳动权的法理基础，而且其“公共性格”也决定限制其基本权是为了实现“公共福祉”，我国相关规定散落在不同法律文件中，2001年修正《法官法》第三十二条、修正《检察官法》第35条和1995年《人民警察法》第22条都规定，不得“散布有损国家声誉的言论，参加非法组织，参加旨在反对国家的集会、游行、示威等活动，参加罢工”，1993年《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第31条规定，国家公务员不得“散布有损政府声誉的言论，组织或者参加非法组织，组织或者参加旨在反对政府的集会、游行、示威等活动，组织或者参加罢工”。此外，一些国家立法上考虑公共服务部门较强的外部性，一旦罢工对社会影响甚钜，还将交通运输、邮电通讯、水电煤气供应，医疗卫生和教育等排除罢工主体之外，但是罢工权毕竟为公民之基本权利，且实际生活中该项规定经常被突破，因此是否承认此类主体的罢工权应斟酌本国国情而决定。

3、受特殊时期和冷却条款的限制。在受灾区域在抢险救灾或受灾威胁急迫的区域防险期间、戒严期间和地点、宣布进入动员状态、战争状态及其他与国防紧急状态相关的特殊时期或特殊地点罢工被禁止，我国立法上已有所体现，例如1996年《戒严法》第13条规定，戒严期间，戒严实施机关可以决定在戒严地区“禁止罢工、罢市、罢课”。此外，行政机关在有证据证明罢工严重影响经济发展、大众生活、国家安全时可申请法院一定期间不得罢工的禁令，而有关机构在冷却期应积极介入劳资谈判，斡旋调解。例如，2002年9月27日的美国西海岸码头工人宣布罢工，大罢工使29个主要港口瘫痪长达10天，国民经济日损失高达20亿美元，布什政府于10月9日援引1947年劳资关系法请求洛杉矶联邦法院宣布80天的冷却期，11月24日在政府参与下劳资双方之间达成了为期6年的暂定协议，至此，西海岸劳资纠纷告以段落。

罢工权范文篇4

但是，危机发生的十一天里所积压货物的清理需要六个星期、八个星期至一百天时间才能全部完成。

美国西岸二十九个港口处理约半数美国海运货物，这些货物大多来自东亚，每年总额在三千亿美元左右。

从表面上看，这个事件，似乎显示了美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工会只不过组织了十来天的罢工，就已经让头号资本主义帝国摇摇欲坠了！这真可以让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们兴奋一场：现在简直用不着“武装革命来夺取政权了，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已经不堪一击，衰败到罢它几天工就惶惶不可终日了，岂不快哉！

但问题没这么单纯。

首先，在欧美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长期以来，一直努力调整收差别过大的情况，制定了保护性的“最低工资标准”，大中型公司企业也给予职工一定的福利保障，并且，工人所组建的工会，聘请专门律师来为他们的利益服务。这样，工人的生活水平客观上是在不断提高的，工会的力量也不断强大。

此外，在欧美国家中，一些特殊行业的工人，以及拥有某种技术的工人，其收入并不比工程技术人员少，他们虽然属于“蓝领”，但收入却能超过许多“白领”。

第三，许多收入高，福利高的特殊领域，工人通过工会已经形成了对该领域的垄断，只在本圈子里发展，外人极难介入。这种情况，就使得一些有利可图的部门的工人，已经成为了新的“工人贵族”。尤其是掌握着某些社会发展社会生活“命脉”性的部门，竟可以凭借自己对局面的控制能力，来要挟社会与政府，为自己不断地提高待遇而奋斗。

以此次美西封港事件的原因来看，焦点就在于资方计划引进可能导致裁减码头工人就业人数的新技术。而事实上，正如美国首位华裔劳工部长赵小兰所说，美国今年就已经拨出一百亿美元办理职工训练，以及安顿劳工，包括协助就业等。

本质地讲，美西港口工会的这一次大规模罢工，就是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全然不顾国家与社会的行为。他们的罢工，在全社会引起的并不是同情，而是反感。不论是美国业界、亚洲各国政府，都寄望白宫能够尽早介入，以期将损害降至最低。台湾、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等，也计划采取一致行动，促请布希政府早日化解封港的僵局。他们的罢工，不但未能赢得全社会的支持，反而招致一片反对声。连我国政府及全国工会，也未对他们的罢工行为表态。

事实上，这类罢工行为，不过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怪现状之一。

比如，在911之后的美国加拿大等国，电脑人才的收入随着高技术领域的大幅度下滑而一落千丈，不少地方已经跌到了最低工资标准水平。而从事简单劳动的收垃圾工人，平均收入则是这个工资标准的几倍。而且，他们有强大的工会组织，一旦进入这个行业，如同端上了铁饭碗，可以旱涝保收地干到退休，获得一辈子的保障，资方无权随意解雇任何一个工人。

以多伦多垃圾工人罢工为例，工会要求给年薪已达6万的工人继续提高工资（普通的加拿大工人年收入不过2万元），并要求获得终身保障。工会选择夏天里最酷热的季节进行罢工，同时，时逢教皇保罗二世访问多伦多，全世界几十万人将涌进多伦多。工会扬言，罢工将持续到秋天！这场罢工，让多伦多市民吃够了苦头，人们怨声载道，气愤不已。与美西封港类似的是，该次罢工也是在政府的干涉下，无果而终了。多伦多市政府亦是启动了政府的一项特殊法令，勒令工会限期复工。圾圾工人们的这次罢工以失败告终了。

举个小例子，某家麦当劳的一个工人，消极怠工，与同事口角，对经理口出恶言，经理积怒已久，想开掉他，但由于有工会保护，不能如愿，最后实在忍无可忍，经理自己辞职走了。而这一类事件，在有工会的公司企业里，是很不少的。当然，经理们不一定都一怒之下，拂袖而去，但开掉工人几不可能却是事实。工厂经营不下去，必须裁员的时候，全然不能依照劳动态度、技能等标准进行，只能按入厂时间，从末往前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比中国的大锅饭还邪乎。

更典型的事件，要数香港航空技师与飞行员协会的罢工了。他们有特殊的技术，有高薪待遇。他们足以支付得起相当多的工会会费来聘请名牌大律师。于是，这些大律师又凭借他们对法律的熟悉，为他们“仗义执言”，为这些拿着了早已高于社会许多倍工资的技师飞行员们提出了更高的加薪要求，一旦不被准许，他们就开始罢工。这些律师早已对罢工的后果了好指掌，知道每罢一天工，社会将受到怎样的打击，社会的承受度在哪里，他们最终成功的比率是多少……，他们计算得精确之极！

罢工权范文篇5

有关银川出租车停运风波已在贵报8月4日第三版报道，具体情况我不想重复。我只想就任主任的观点谈一点不同的看法。我认为，司机罢工行为与宪法并不相悖。理由如下：

第一、对于公民来说，“法无明文禁止即自由”。

这同行政机关执法不同，行政机关的行为准则是：“法无明文授权即禁止”。大家都知道，法律特别是宪法，是无法也没必要对公民的任何一项自由都做详细规制的。而公民只要不违反禁止性规范，就可以任意做自己想做的事。纵观中国近代史，罢工的事件少吗，那是那些人的自由。再看有关国际法规定，罢工同样也是人的自由。当代的中国人难道就突然地失去了这种自由吗？请任主任去查一查中国的宪法和法律，哪一条剥夺了公民罢工的自由？“法无明文禁止”的领域就是“自由”的领域，“法无明文禁止”的行为自然也不可能是“违宪”-“有悖宪法”的行为。

第二、自由和权利不完全一致。

任主任在谈话中却把这两个概念混为一谈。如前所述，自由就是可以做一切法律不禁止的事。权利的范畴就相对小了，权利是经法律确认并受法律保护的自由。而任主任先说公民没有罢工的自由，而后却大讲起公民该如何如何行使权利来。既然罢工不是公民的权利，甚至连自由也算不上，干嘛大谈宪法规定“公民在行使权利的同时，必须以不妨碍国家、社会、集体的利益为前提”呢？这岂不是前后矛盾。以宪法对权利行使的约束条款拿来约束公民的自由，法律没有赋予任何人这样的权利或权力。谁这样做，谁就“有悖宪法”。

第三，当地政府要不要检讨一下自己的行为？

罢工权范文篇6

五一节源于美国芝加哥的工人大罢工。1886年5月1日，芝加哥的20多万工人为争取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而举行大罢工，经过艰苦的流血斗争，终于获得了胜利。为纪念这次工人运动，1889年7月14日，由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召集的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在法国巴黎隆重开幕……从此，每逢这一天世界各国的劳动人民都要集会、游行，以示庆祝。

中国人民庆祝劳动节的活动可追溯至1918年。是年，一些革命的知识分子在上海、苏州等地向群众散发介绍“五一”的传单。1920年5月1日，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的工人群众走上街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集会。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于1949年12月将“五一”定为法定的劳动节。

此节源于美国芝加哥的工人大罢工。1886年5月1日，芝加哥的20多万工人为争取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而举行大罢工，经过艰苦的流血斗争，终于获得了胜利。为纪念这次工人运动，1889年7月14日，由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召集的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在法国巴黎隆重开幕。大会上，与会代表一致同意：把5月1日定为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节日。这一决议得到世界各国工人的积极响应。1890年5月1日，欧美各国的工人阶级率先走上街头，举行盛大的示威游行与集会，争取合法权益。从此，每逢这一天世界各国的劳动人民都要集会、游行，以示庆祝。

中国人民庆祝劳动节的活动可追溯至1918年。是年，一些革命的知识分子在上海、苏州等地向群众散发介绍“五一”的传单。1920年5月1日，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的工人群众走上街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集会。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于1949年12月将“五一”定为法定的劳动节。

1921年“五一”前夕，在北京的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邓中夏等人创办的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里，工人们学唱《五一纪念歌》。其歌词是：“美哉自由，世界明星，拼吾热血，为他牺牲，要把强权制度一切扫除净，记取五月一日之良辰。红旗飞舞，走光明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不分贫富贵贱，责任唯互助，愿大家努力齐进取。”这首雄壮有力的歌，是由长辛店劳动实习学校的教员和北京大学的进步学生共同创编而成的.

五一劳动节的由来从1889年7月14日说起，当时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召集的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在法国巴黎隆重开幕。这次大会上，法国代表拉文提议：把1886年5月1日美国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日，定为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节日。与会代表一致同意，通过了这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决议。从此，“五一”国际劳动节诞生了。

为什么要把这一天定为国际劳动节呢？这还得从19世纪80年代的美国工人运动说起。

当时，美国和欧洲的许多国家，逐步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为了刺激经济的高速发展，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以维护这个高速运转的资本主义机器，资本家不断采取增加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的办法来残酷地剥削工人。

在美国，工人们每天要劳动14至16个小时，有的甚至长达18个小时，但工资却很低。马萨诸塞州一个鞋厂的监工说：“让一个身强力壮体格健全的18岁小伙子，在这里的任何一架机器旁边工作，我能够使他在22岁时头发变成灰白。”沉重的阶级压迫激起了无产者巨大的愤怒。他们知道，要争取生存的条件，就只有团结起来，通过罢工运动与资本家作斗争。工人们提出的罢工口号，就是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1877年，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罢工开始了。工人阶级走向街头游行示威，向政府提出改善劳动与生活条件，要求缩短工时，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罢工不久，队伍日渐扩大，工会会员人数激增，各地工人也纷纷参加罢工运动。

罢工权范文篇7

【摘要题】社会·经济

【关键词】雇主团体/劳资关系/同业公会

【正文】

近代之劳资关系一直为政治史研究的中心议题，早期在“阶级斗争”的视野之下，主要关注的是劳资矛盾及政党领导下的劳工运动。在此类研究之中，对于资本家、资产阶级的政党、政府、团体剥削压制工人阶级的行为给予了足够的抨击。在抨击的对象之中，既包括资产阶级性的商会组织，也包括国民党管制下的工会。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近代中国政党、政府、工人、资本家之间的复杂关系有了更为客观的认识，既研究其矛盾和冲突，也关注其协调与合作。在雇主团体方面，已有较多学者分析了商会与国民党政府之间的关系，也有学者关注到“资产阶级”性的商会在解决劳资纠纷方面的作用。不过，对于行业性的工商同业公会在近代劳资纠纷处理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还缺乏全面认识，尚有探讨的必要（注：相关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王奇生：《工人、资本家与国民党——20世纪30年代一例劳资纠纷的个案分析》，《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徐思彦：《20世纪20年代劳资纠纷问题初探》，《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徐鼎新、钱小明：《上海总商会史(1902-1929)》，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朱英、马敏、彭南生、郑成林、魏文享等合著：《近代同业公会与当代中国的行业协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日]小浜正子：《南京国民政府の民众掌握——上海の工会と工商同业公会》，《人间文化研究年报》（日本ず茶の水女子大学），1991年第14号；[美]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刘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彭南生：《行会制度的近代命运》，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马军：《1948年上海舞潮案中的舞业同业公会》，《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2期；魏文享：《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的政治参与》，《开放时代》2004年第5期。）。

本文以档案和报刊资料为基础，试图从同业公会之兴起及其在劳资关系处理过程中的作为，来分析作为雇主团体的同业公会与阶级政治的复杂关系。本文在分析的过程叶，试图将同业公会、职业工会及政府同步纳入研究视野，以三方互动的格局来演示同业公会在劳资冲突及劳资协调机制中的复合角色。

一、劳资分立与劳资团体之兴起

近代工商同业公会作为新兴的行业组织，其产生的途径有二：其一由传统的行业性会馆、公所转变而来，其二为新兴行业自主组建。不论何种方式，其兴建之因大体相似，包括有行业资本主义发展的推动、整治行业经营秩序、抵制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等多种因素。所谓行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实际上不仅包括生产方式的革新，也包括生产关系的变革，劳资关系之变化当然蕴含其中。新兴行业之同业公会大多由企业主自主组建，雇工已明显被排除在外，劳资分立之势已现（注：参见魏文享：《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的社会功能分析——以上海、苏州为例(1918-1937)》，章开沅主编：《近代史学刊》2001年第1辑。另有相关论著参见魏文享：《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研究之回顾与展望》，《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2期。）。如要探明劳资分立与同业公会兴起的内在关系，还需分析传统的会馆、公所在晚清民初之蜕变、分化。

明清之际全国的都市邑集大都设有各类会馆、公所。据彭泽益统计，自1655年到1911年间，汉口、苏州、上海、北京、重庆、长沙和杭州等地区有工商会馆、公所共约598个，其中手工行业占49.5%，商业行帮占50.5%（注：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下），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907-908、985-991页。）。此类行业性的会馆、公所多由小作坊主或业主集合组建，各店的伙计、学徒在其中难有话语权。不过，在大多店铺之中，店主与伙计、学徒均一同工作，彼此境遇相差并不为远。伙计、学徒依各业行规，在达到一定期限之后也可以自主开业，但须借助于会馆、公所方能继续其职业生涯。可以说，在会馆、公所之行业管理体制下，业主与伙计、学徒有着共同的利益。此外，在会馆、公所之中，店主与店主、学徒与学徒、店主与学徒之间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血缘、地缘和乡缘关系，在相当程度上可以缓和相互之间的对立情绪。此种业缘之外的情感联系不仅存在于会馆、公所之内，也存在于会馆、公所之外，并使中国各地之行业经营者带有相当明显的地域特色，形成颇具规模的商帮（注：关于商帮的研究请参见：张海鹏等：《中国十大商帮》（黄山书社1993年版）；陶水木：《浙江商帮与上海经济近代化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美国学者裴宜理在《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一书中对地缘关系于职业工会整合之影响有所分析。）。再加上伙计、学徒人数有限，亦极为分散，因此或与业主群体有工薪、待遇等方面的冲突，也难以真正扩大。因此，得益于传统会馆、公所的“复合结构”，业主与伙计、学徒尚可共存于一会之内。

晚清民初，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及规范行业经营秩序、抵御外资入侵的需要，在政府法令的规范下，大量会馆、公所改组为同业公会。据虞和平先生统计，上海、苏州、汉口和北京的行会在1840年之前成立的只占1912年后实存总数的28.7%；1840-1903年间成立的行会数则占到总数的48.7%。但到1904年后伴随着商会及新型行业组织同业公会的大量建立，行会的增长量已大为减少（注：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页。）。在传统行会基础上分转合并而来的工商同业公会占绝大多数，而完全新成立的同业公会由于新兴行业的有限所占份额并不大。据1930年统计，上海市“总计改组合并及新组织之同业公会数目共得一百七十个，分析之，计改组者一百四十个，合并者由五十八个合并成二十三个，新组织者七个。”（注：《商业月报》第10卷第7号，1930年。）在会馆、公所向同业公会转化的过程中，雇主与工人间的阶级分野也逐渐明晰起来。雇主从劳动生产中分离出来，为了扩大再生产，不少行业以契约形式招募工人。近代工业“一变从来的形式，向之师傅为一业之首领者，今而变为工作之经理矣，向之以伙计与徒弟为工作人者，今则变为自由缔结契约之劳动者矣”（注：王清彬等：《中国劳动年鉴》第一次，第二编，“劳动组织”，第4页。），这正为劳资分化在行业组织内部的体现。

在工商同业公会自主发展阶段，同业公会虽然实际上与会馆、公所一样也是业主的集合体，不过，对于雇工仍然没有明确予以排除。1918年，北京政府颁布的《工商同业公会规则》规定，工商同业公会之发起，须由同业中3人以上资望素孚者发起，同一区域内之工商同业者设立公会，以一会为限。在《工商同业公会规则施行办法》中，要求将同业者工商号及经理人姓名表册送交官署审核。该规则对于手工劳动及设场屋以集客之营业排除在外，对于原有之会馆、公所均得照旧办理。因此，该规则虽确定了工商同业公会及会馆、公所之合法地位，但对于其成员仅以同业为限，对于会员并未明加限定。1927年11月，与南京国民政府同时对峙之北京北洋政府颁布了《工艺同业公会规则》，规定“凡属机械及手工之工厂、作坊、局所等，操同一职业者，得呈请设立工艺同业公会”（注：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下），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907-908、985-991页。）。据此规定，工厂之普通工人、技工或师傅均可成立工艺同业公会。不过，这一规则最终未得实施。在北京政府时期，虽然工商同业公会有关法规未将工人排除在外，但也只是在形式上维持了会馆、公所时期的组织架构，并不意味着工人在同业公会之内的权利有所扩大。如果结合此一时期职业工会的发展情况来加以分析，就会发现实际上的劳资分立及劳资团体分别发展的趋势已不可避免。

在传统会馆、公所向同业公会的转化过程中，业主与师傅依然对同业公会保持着控制权，而职业工人要求另组职业工会的情况则不断增多。不论是在新兴行业或者传统行业，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企业的数量和规模的扩张，工人的数量和集中程度也大为增长。在近代结社意识的影响下，不少行业的工人联合起来另组工会或新的公所。在苏州，成立于道光二年的云锦公所，原本为苏州丝织业共同的行会组织。至同治年间“重建”的云锦公所，已由苏州丝织业的全行业组织向纱缎庄“帐房”的同业组织演变，其后，“机匠一帮设立霞章公所”，揽织机户和机匠开始从云锦公所中分化出来。据《重修霞章公所碑记》记载：“霞章公所者，吴县丝织产业工会之基础也。始创于民国纪元前二年”，亦可明其性质（注：苏州市档案馆等编：《苏州丝绸档案汇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635页。）。在有些地区，因雇主与雇工之组织并存，分称为“东家行”、“西家行”。如佛山大材大料行中东家组织称广善堂，西家称敬业堂；佛山漆盒行中东家称同志堂，西家称彩联堂；佛山朱砂年红染纸行中，东家称同志堂，西家称至宝祖社。至20世纪20年代，中国工人运动趋于高涨，职业工会之成立不断增多。1920年5月，《新青年》杂志曾对各地劳动状况进行过调查，其中关于上海、南京两市的雇工行会记载较详细，现将有关情况列表如下：

上海、南京两地行会中分化出来的雇工组织状况表地区行业工人人数行会名称备注

成衣业47000轩辕公所工人与店家共同的组织

理发业不详罗祖公所每年逢罗祖生日全行业都要停业一天

酱业2000酱业伙友联谊会成立一个月，被资方分化瓦解

鞋业26000履业公所公所内另有资方团体履业工商联合会

木工行业70000多人木业公所公所内各种工人小团体同时并存

上漆业13500多人名称不详，在九亩地

海猪鬃业10000以上鬃业公所议订行规10条，防止厂家剥削工人

码头搬运业30000左右有秘密团体，名称不详看不出这个团体究竟怎么组织

码头外搬运工2000余人肩运公会

中餐馆工人不详同业相扶社入社的有300余人，团体非常坚固

浴堂业不详公所

印刷业工人300人左右公所3个，名称不详分铅印、石印、木版三行

南成衣店4000人以上成章公所

京理发业1500多人7月13日罗祖生日停工一天，开会祭祀

这种情况说明，传统会馆、公所的分化是双向的，工商同业公会和职业工会分别成为资产和劳方的继承者。这些雇工行会的主体是雇佣工人，其宗旨与职能主要是为了维护工人利益，当工会运动兴起时，他们大多转化成了工会。如1929年3月国民党广东省政府的调查报告称，在反共中大批解散工会以后，广东全省尚存的“180个劳动组合内，有74个是由旧式行会改造而来的。”（注：中国劳工运动史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劳工运动史》(1)，（台北）中国劳工福利社1958年版，第39页。）由此可见，早期工会是在劳资冲突日益尖锐的情况下从传统行会中分离出来的。因此，对于雇工组织与雇主组织之区别尚不能完全由名称上断定，而要由其成员之身份判断。不过，会馆、公所仍多为雇主组织，后转变为同业公会；而工人组织称为会馆、公所者仍较少，后多改称为工会。这种名实之辩，当时已有认识，“工会为近世组织，以工人为主体。公所为旧有同业联合机关，以工头或一种工业之业主为主体，两者之原则上区别，大概如是。”（注：《湖南广东工会情形》，《中外经济周刊》第111号，1925年5月9日。）

对于工商同业公会作为雇主团体性质的认定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更加明晰化了。1929年，国民政府颁布之《工商同业公会法》明确规定：同业公司、行号均得加入同业公会，公司、行号代表以业主或经理人为限，店员亦得推派代表入会。《工商同业公会法施行细则》明确限定：“本法第七条之会员代表每一公司行号得推派一人至二人，以经理人或主体人为限”。此为前规则之补充，这一规定实际上在法律上将同业公会定义雇主(employer)组织的范畴，也即通常所言“资产阶级”性质的组织。普通工人虽然可以推派代表入会，但在公会之中并没有发言权。天津县西药业同业公会规定：“凡已入本公会同业，其经理即为会员，皆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并担负本公会全部之责任及一切义务”（注：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一），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20页。）。上海震巽木业公会以在“震巽公所注册同业之经理人为基本会员，凡在上海同业之总协理愿入本会者，由会员二人介绍，按照……规定缴纳入会费，经董事会议决，认为会员”（注：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震巽木业公会章程》，S145-1-7。）。上海机器染织业同业会会会员代表“以工厂之主体人、经理人或代表厂主行使业务上、人事上管理权之职员充任之”（注：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市机器染织工业同业公会章程》，S33-1-7。）。苏州铁机丝织业同业公会章程规定“凡在吴县全境范围以内华商所设之各铁机厂，得以厂东或经理人代表之”（注：苏州市档案馆等编：《苏州丝绸档案汇编》上册，第120页。）。1929年成立的上海丝厂同业公会明文规定“本会基本会员，以厂为本位，即每一丝厂为一会员；其出席代表，以由厂主或经理人任之。”（注：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编第42辑《上海之商业》，文海出版社，第56页。）1933年11月28日国民政府司法院第1004号司法解释也称，同业公会的主体人指股东号东而言（注：严谔声编：《商人团体组织规程》，上海市商会1936年5月印行，第191页。）。这表明，同业公会的主体是各行业的业主及经理人（注：《中央党务月刊》第100期，第1139页，1936年11月。）。

不过，也应注意到，同业公会法有关于公司、行号和店员可推派代表入会的规定，这一规定实包含深意。戴季陶在国民党中常会第32次会议上提出的商会组织原则及新商会法运用之方法要点也有说明。他说：“查同业公会之组织在中国向来习惯上均系包括东西家、大小行而成，各地皆然。若新法对于同业公会之会员排除西家或小行，不特反乎旧日习惯，且于本党直辖市劳资之宗旨相反，其弊或至各店员相率另组工会，更至纠纷，至于今次商会法所以不用德、奥、日本等同商业会议所法制度者，系因目前在运用上有各种之困难。为保育商业团体及商店等之发育起见，不如相当程度的采固有会馆制度之精神为善。”（注：工商部工商访问局编：《商会法、工商同业公会法诠释》，1930年印行，第10页。）传统会馆、公所在规范同业方面成效卓著，这一功效显然为戴季陶所看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强调了业主与雇工的协调问题，认为同业公会制度应该吸收这一优点，以促进劳资关系的融合，这与国民党在当时之主张是一致的。斯时，国民党自称为全民的党，但并不能掩盖国内劳工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严重对立，为化解阶级矛盾，稳定社会秋序，这样的主张也就很自然了。不过，自晚清以来，同业公会已在事实上发展成为资产者或者业主的行业组织，不少同业公会虽然也包括有劳工会员，但在公会之中并没有话语权，劳工的主要组织形式是工会。希望同业公会能够包容劳资双方，显然是一厢情愿。

二、同业公会与劳资冲突

在传统会馆、公所的分化转变过程之中，劳资之对立就已经显现，也体现在同业公会之组织行为上。在一般意义上讲，雇主团体的组织有利于资产阶级的阶级整合，而职业工会的组织也使工人阶级有了团体代表，二者基于各自之利益，更有可能发生冲突与对抗。但从另一个角度讲，劳资团体之发展亦为劳资协调提供了组织基础。不过，在民国时期，劳资关系已被纳入到政党政治之中。不论是劳资冲突，还是劳资协调，都要取决于资本家、工人及政党之博弈，同业公会在其中担有重要制度角色。在劳资冲突方面，同业公会作为业主之集合体，始终是以维护自身之利益为根本目的。为了降低生产成本，维护生产秩序，资产阶级力图压低工人之工资待遇，压制其反抗活动。不论是在民初及大革命时期，还是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同业公会基于自身行业利益，都有压制工人反抗及工人运动的行为。

在北洋政府时期，同业公会较工会较早获得政府之承认，而职业工会未获法律合法性，因此同业公会利用其组织优势，压制零星的工人运动，乃至压制工人组织职业工会。成立于1912年的天津切排工研究分会为天津鞋业工人所组织，但并未获政府明确承认。1915年7月间，以义兴隆鞋庄有虐待工人之事，研究分会与店方发生冲突。天津鞋商研究所及鞋行代表向天津商会指控切排工研究分会“非为整顿工作而设，专为敛钱肥己，并与各鞋店寻殴而倡立”。天津商会派调查员赵文卿查证。他后向商会报告称，切排工会搅扰店规请予解散，其理由是“该会成立以来日专与鞋店作难，鞋店每向工人挑剔工作或有辞却工人，该分会即于鞋店出以抵制，或怂勇工人罢工手段相对待”。如由此论，切排工研究分会实为工会性质的组织，不过因没有法定的地位，而受到店方及商会的排斥，力图将之解散而后安。天津商会致函直隶巡按使予以解散，巡按使如其所请，饬令切排工研究分会解散。天津警察厅并于12月发文，严禁鞋业工人再结社（注：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三），第3147-3151、3181页。）。商会、鞋商联合官方压制工人之意图明确无疑。

此种情形在1920年代劳工运动时期亦不鲜见。面对工运高潮，同业公会作为雇主组织，竭力压制工会组织及其活动。在上海新药业药房职工活动成立职工会组织时，新药业同业公会理事长黄楚九即以“应加入商民协会”为由，不允单独成立。在徐翔孙主持同业公会时，又曾在执监会议上传达过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关于严密防范国民御侮自救会份子活动的指示。新亚药厂雇用的82名女工组成工会，新药业公会居然根据该厂资本家许冠群来函要求，报请市商会转国民党市党部加以取缔（注：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编：《上海近代西药行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319页。）。1925年8月，天津宝成纱厂因一女工不守厂规被罚，引起全厂工人罢工。天津棉业公会立即致函天津商会和天津警察厅、直隶省长，要求予以严惩。警察厅及直隶省长一方面要求商会体恤工人，另一方面也表示，当负责办理，严加管束（注：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三），第3147-3151、3181页。）。1927年10月，吴县三星纺织厂因受时局影响，致存货积搁，资金难以周转而宣告停业，引起工人罢工并牵动全城大小各厂一律罢工。铁机丝织业公会立即致函苏州商民协会与苏州总商会，希望予以调解。苏州总商会因而呈请国民政府严惩铁机工潮积极分子，同时致函吴县县政府与苏州市党部，缕陈罢工情形，要求政府部门采取措施消除工潮，恢复生产。为博取社会同情与支持，铁机丝织业公会还刊布“铁机丝织业资方告各界书”、“致苏州各机关团体公开信”，在介绍罢工情由的同时，竭力驳斥工人的罢工行动，言“值此商业凋零，而时时受工人公开命令式的条件，任之剥夺，任之支配。”表明了反对罢工的态度及资产阶级的立场。罢工最终在政府的压制下失败，由铁机丝织业公会与铁机工人联合会达成妥协协定告结（注：苏州市档案馆等编：《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1146-1184页。）。在此类事件中，同业公会往往借助于行业影响力，集合商会之支持，给地方政府以压力，联合行业、商会及国家权力机关之力量来压制工人的罢工及抵抗运动。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对于原有之同业公会及工会同步进行了改造。1929年，国民党政府颁布《工商同业公会法》。对于职业工会亦改变此前的运动策略，国民党“三大”阐释说，全国工人“已得有相当之组织者，今后必须由本党协助之，使增进其知识与技能，提高其社会道德之标准，促进其生产力与生产额，而达到改善人民生计之目的。”（注：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635页。）对于国民党政府而言，其立意是对于劳资双方均通过团体加以约束治理，使之能够在国民党所规定的法律范围内活动，减小劳资纠纷。但在更多时候，资方在社会政治经济地位上处于优势地位，对于政府部门颁布的《最低工资法》、《工厂法》往往不予切实执行，导致劳资对立情况相当严重，小的劳资纠纷不断，大小罢工时常发生。

在对立的情况下，作为雇主组织的同业公会充分发挥其组织力量，要求政府动用武力镇压工人运动。政府虽然主张调剂劳资，但在大多时候往往会支持同业公会或者商会，压制工人运动。1930年代初期在全国造成极大影响的三友实业社长达635天的罢工事件中，同业公会与工会也是处在水火不容的境地。1932年初淞沪抗战爆发，三友实业社上海引翔港厂址被日军占领，1300余名工人失业。战后，工人要求迅速复工，遭厂方拒绝。上海市社会局调解失败。在这种情形下，国民党中央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电令上海市政府及党部强制厂方复工。此电一出，立即引起资方反对，中华工业总联合会、中华国货维持会等同业公会联合团体通电国民党中央要求收回成命；上海总工会、上海工人联合会等工人团体也先后发表宣言，认为“资方壁垒一致，向工人进攻”，“应奋起拥护中央，执行强制命令。”（注：实业部劳动年鉴编辑委员会编纂：《民国二十一年劳动年鉴》，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编第60辑，第167页，文海出版社。关于这一事件的研究请参见王奇生：《工人、资本家与国民党——20世纪30年代一例劳资纠纷的个案分析》，《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又以上海制革工业同业公会为例，在1946到1948年间，上海制革业内一直劳资纠纷不断，劳资双方或谈或战，工人不时罢工使资方大为头痛，同业公会屡次呈请社会局、警察局镇压工人。具体情况见下表：

上海市制革工业同业公会处理本业劳资纠纷情况表(1946-1947)事由同业公会举措时间

皮坊工人罢工呈请社会局制止皮坊工人罢工工潮，认为工人扰乱治安阻碍生产，1946年7月9日

应依法仲裁，工人不得擅自罢工。

苏家角一带皮坊工人罢工请长宁分局派警察保护，并饬该业职业工会劝导会员复工。1946年7月10日

皮坊工人罢工代电长宁路警察分局请加派警察保护长宁路一带皮坊，同时登

报劝告沪各皮坊工友即日复工。稍后，工会与公会达成协议。1946年7月13日

工人要求增资罢工第一、三区产业工会为调整工资提出10项要求，公会请社会局1946年10月12日

饬令复工。

达成协议：厂方雇佣工友应尽先选用失业工人，上次失业工友由劳

劳资和谈方造具名册，送资方同业公会备考；工资从11月份起，改为底薪1946年10月16日

制；因公受伤资方负担医疗费，工资照发；政府规定纪念日休息。

工会罢工产业工会扩大工潮，请社会局予以处分并饬劳方立即复工。1946年10月21日

致沪西宪兵队为产业工会鼓动工潮请予保护同业，并传谕该

工会罢工工会负责人不得继续聚众滋扰。1946年10月22日

致卢湾警察分局以产业工会纠众胁迫吕金记厂，罢工殴人毁

工人罢工毁物物，请查究煽动分子、制止暴力行动、劝令复工。1946年10月22日

为罢工事件，请社会局迅咨警察局予以有效制止，保护同业复工。1946年10月22日

为劳方所提改善待遇，经社会局调解后劳资和解，将有关工资办法

通告全体会员，1946年10月31日，工友工资不同程度有所上涨。1946年10月31日

硝皮业职工会致公会称丙丁组会员资方拒不履行，为利益

资方不履约导致罢工计，拟举行罢工。公会函请硝皮业工会派员会商。1947年51947年4月—5月

月2日劳资双方又达成更为详细的协议。

在近一年的时间内，上海制革业劳资双方因工人罢工问题屡发冲突，大多数罢工在政府部门的弹压下失败，仅有少数达成协议。可见，在劳资冲突中，同业公会作为雇主组织，对于工人始终持压制态度。如果工人因为待遇问题而罢工，同业公会就会借助其优势地位，运用其自身组织及与官方关系，对工人运动进行打压，充分体现出其“资产阶级”组织的特性。在防止劳资冲突上，同业公会与国民党政府无疑目标一致。在一定范围内，国民党政府愿意以全民党的形象调和劳资，甚至不惜得罪同业公会，但在大多数时候，国民党政府为了维持社会秩序，防止事态扩大，对于劳方之罢工进行弹压，结果同业公会请求地方党部和政府部门支持的愿望得到了满足。

三、同业公会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劳资合作

国民党政府承认同业公会以及工会的存在并不是为了给两大阶级的斗争提供平台，在相当程度上是力图以此建立起规范的劳资协调机制，对劳资关系进行有效控制。南京国民政府在建立之后，曾担心同业公会专为业主之会，会造成与工人的对立，激化劳资矛盾，因此一度倡导融工人于同业公会之中。国民党的这一愿望在对地方党部有关事件的处理意见中也曾多次提出。中央执行委员会训练部在受理福建省党部指导委员会呈请解释工商同业公会组织尚有店员职工会存在的理由时表达了这种观点：“查店员系辅佐商业主体人经营商业，在商法上为商业使用人，其性质与店主同属商人，应与店东混合组织”；对于《工商同业公会法》规定店员亦有参加工商同业公会之机会的条款，认为“此项规定足以防止同业公会为店东单独据有而店员可以会员代表资格保障其利益，当无另设店员职工会之必要。至店员之于店东，虽有雇佣关系，就彼此既共同组织工商公会，自能祛除隔阂，减少纠纷，即偶有纠纷，亦可援用民法之规定，以求解决，要之同业公会为员东调协之团体，其目的在增进同业之公共福利，而非为任何个人或一部分人谋一己之利益。”（注：严谔声编：《商人团体组织规程》，第269、208页。）

依同业公会法，应允许店员推派代表加入同业公会。修正的《工商同业公会法施行细则》第10条规定：最近一年间平均店员人数在15人以上者，得增派代表1人，由店员互选之，但至多不得逾3人，店员包含学徒在内。如该业已组有职业工会，则不得参入。对这项规定，当时就有人表示反对。在上海，曾任上海市商会文书的薛光前就认为，“店员人数恒在三四十人以上”，如依该法，则“同业公会组织之成分，将为三与二之比，终必成为雇员运用之团体，与同业公会组织之原意根本消失。”（注：薛光前：《同业公会组织研究》（下），《商业月报》第13卷第10号。）这也正是公司、行号之业主或经理人的担心。但实际情况表明，这只是政府的一厢情愿，协调劳资的初衷并未能阻止工会的成立，同业公会也难有职员及普通工人的发言之地。政府后来也逐渐改变态度。1936年5月，上海市社会局命令，店员或职工已组工会者不能再加入同业公会，并以宰鸭业工人已组织职业工会为由，禁止工人以店员资格加入同业公会（注：严谔声编：《商人团体组织规程》，第269、208页。）。这实际上已明示同业公会是工商业主的专属组织。遍观各同业公会也极少有普通工人列席于公会委员中。大多数同业公会会员代表名额以企业资本额为标准，至于资本额之多少，则由各同业公会自定。上海机器染织业同业公会就是以会员资本额之多少作为派定代表多少的标准（注：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机器染织业同业公会档案》，S33-1-7。）。

与此同时，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国民党的劳工政策亦发生变化，由动员工人变为控制工人，由支持工人反抗资本家转为抑制劳工运动。为避免劳资矛盾扩大化，国民政府颁布了劳资争议的处理办法，将同业公会及职业工会均纳入到协调制度之中。先于1928年5月颁布《劳资争议处理法》，1932年3月再次修订，该法规定，行政官署在劳资争议发生时，经当事人申请，应召集调解委员会调解之，经调解而无结果者，应付仲裁委员会仲裁。调解委员会置委员5人或7人，主管行政官署派代表1人至3人，争议当事人双方各派代表2人（注：《修正劳资争议处理法》，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三），第147页。）。在实际操作中，资方代表一般由所属同业公会派遣代表，在劳方由工会派遣，政府部门代表，主要是社会局部门代表。司法院在有关司法解释中也提出，劳资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雇主方面应由雇主所组织之同业公会推定之（注：《劳资争议仲裁委员会雇主方面应由雇主所组织之同业公会推定之》，《商业月报》第15卷第5号，1935年5月。）。1930年10月，国民政府立法院公布了《团体协约法》，规定，“称团体协约者，谓雇主或有法人资格之雇主团体与有法人资格之工人团体，以规定劳动关系为目的，所缔结之书面契约。”该法白1932年11月起生效（注：《团体协约法》，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三），第142页。）。这都为同业公会参与劳资调解及仲裁提供了法律依据。1929年12月，天津市第二届劳资仲裁委员会改选，钱业、栈商、斗店、干鲜果品同业公会各推举委员2人，其余各业公会各推举委员1人（注：具体名单参见《天津总商会为选举第二届劳资仲裁委员会仲裁委员事致各同业公会函及各业推举委员名单》，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27-1937)，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652-1653页。）。

刻放工；（二）赏工，每月做满10工者赏1工，做满16工者赏2工；（三）工资，日给制者，4角3分，如中级丝价涨至850两时，原订协约应予恢复。10月17日上午罢工结束，各厂女工恢复上工（注：实业部劳动年鉴编辑委员会编纂：《民国二十一年劳动年鉴》，“劳动运动”，第182-183页。）。

据上海劳资调解委员会的笔录，可知1932年到1934年上海的劳资调解情况，从中或可对同业公会在劳资协调中的作用有所认识，见下表：

同业公会参与上海劳资调解情况表(1932-1934)事由资方同业公会及代表劳方工会及代表协约结果时间

丝业衰落，上海丝厂业同朱静庵第三、四、六朱锡璋1932年

工资纠纷业公会张佩绅区缫丝工会杨根缇工人工资稍减，资方保证开工，协约至本年12月有效。7月8日

减低工资丝光棉织业潘旭昇第一、五、六葛云亭厂方减低工资之要求为体恤工艰起见勿议，原订劳资纠纷条1932年

纠纷同业公会胥仰南区棉织工会钟小宣件在新条件未修订以前仍有效。8月1日

资方违约雇佣烛业同业公沈诚章陈增象1931年2月双方改订之条款应遵守，义大烛号应退出非松太帮工人改1932年

非工会会员会何萌生烛业工会等雇松太帮工人，昌记烛号不系宁杭帮所开，其雇佣不限于松太帮。9月29日

工作时间及丝业同业公会朱竹贤第三区缫丝杨叔梅1932年

工资纠纷胡菊清业产业工会崔阿宝工作时间及工资均进行一定程度调整。9月20日

改善待遇问酒作业同业公朱仰堂造酒业职业王炳奎资方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之权，作坊如有缺额优先雇佣工会会员，工会开代1932年

题会方忠恒工会沈国民表大会时资方不得阻挠。资方雇佣非会员由资方负责劝其加入工会。10月15日

信记等作坊酒作业同业公方忠恒造酒业职业余鸿章信记林小方、唐芝仙、福记沈国民等自愿与资方脱离关系，林小方等给津贴1932年

解雇工人会朱仰堂工会王炳奎60元。各作坊每年工作完毕收清之时为解雇之期，雇佣与否须双方同意。11月23日

修改劳资酒作业同业公方忠恒造酒业职业王炳奎同意删除前订之和字220号和解之第二项“如雇佣非会员应由资方1933年

协议会陈复刚工会余鸿章负责令其入会”。2月24日

酒作业同业公方忠恒造酒业职业王炳奎工人李纪良准与资方脱离雇佣关系，发给川资20元。1933年

解雇纠纷会华裕德工会余鸿章3月10日

西服业同业公方懋辉成衣业职业李成章工资恢复2月底原价，劳方所提条件在短期办理，罢工工人于41933年

罢工纠纷会陈庆棠工会郁贤芳月8日复工。4月7日

解雇工友修造民船业同张章根民船木业职陆火富俟任茂昌船厂开工时，即由同业公会负责介绍工友金小芳至该厂工作并与张1933年

纠纷业公会于分正业工会刘乾福永兴脱离雇佣关系。嗣后各厂不得无故开除工人，必要时呈社会局办理。4月10日

争夺货运纠人力车运货车邬德龄陈广和同业公会应将老虎车退回陈广和，拖车顾主各归各做双方不得争1933年

纷业同业公会缪占余本人夺，入会与否由陈自便。4月20日

草呢帽业同业徐森林制帽业职业王玉祥新式草边每打工资不满6角者2成计算，6角以上加1成算。学徒第一年5折计算，第1933年

工资纠纷公会董国华工会励信孚二年7折计算。本漂草、粗草及原契约所规定各种价格，均照原契约8折计算。6月2日

丝厂业同业公黄锦全市丝厂男陈秀普全市各厂缫丝女工工资自6月起照现定4角5分复至5角。礼拜赏每星期2角，以1933年

工资纠纷会张佩绅女职工杨赓缇7、8、9月为限。职工蚕蛾津贴依向例每元津贴2角，按月签给，暂定3个月。7月8日

为改订劳鲜猪业同业公忻文尧鲜猪业职业沈根寿资方承认工会有代表全体会员之权。资方无故不得开除工友。资方一次补助工会教育1933年

资协约会徐行悌工会王阿银经费大洋100元，以后按月由各栈船雇主各贴洋2元为经常费。此协约2年有效。9月28日

工作时间纠鲜猪业同业公忻文尧鲜猪业职业王根生工会答应每日下午5时后如有船到应照常卸船。1933年

纷会张季棠工会沈根寿11月27日

改订待遇上海烛业同业沈诚军上海烛业工沈金荣店方进退工友照旧不得无故开除，如有必先通知工会。学徒限定每5年进留1名。店方用1934年

条件纠纷公会何萌生会李华人以工会会员为限。全体工人每人每月增加月规1元，婚丧应给假1月，工资照给。2月2日

为津帮纱布转运报送业同王延龄报关业职业任升祥天津帮报关行纱布工人仍照旧例收车力，工人准即日复工。1934年

车力纠纷事业公会陈松乔工会方平和4月19日

草呢帽业同业张静权上海制帽业王玉祥工人工资按件计算，依样给价。兴济草、粗细草照特粗细价目，1934年

工资纠纷公会董国华职业工会周先卿新品契约由厂方与工友面议。论季计资者酌情津贴。6月5日

煤石驳船业同胡品才运驳业工会姚星鹤延长劳资协议，增加一定工资。1934年

工资纠纷业公会朱贤瑞砂石事务所忻元功2月9日

失业工人制茶业同业公彭志平第六区制茶周起责公会答应安置20人，工会须保证遵守栈规。1934年

要求工作会俞瑾明业工会程业泰6月8日

在同业公会与工会双方无法妥协的背景下，南京国民政府也实施强制仲裁，迫使双方“合作”。1946年3月间，上海市第三区机器制造业工人以生活高涨为由，要求增加工资，规定每日底薪2.5元，资方仅承认1.5元，两方的条件相差太大，无法达成妥协。工会遂向国民党上海市政府请愿，上海市劳资仲裁委员会在一星期内下达仲裁判决书，提出仲裁判决15条意见，规定自3月16日起实行。劳资双方牵廷数月，后仍接受仲裁，此次争议乃于6月6日结束（注：参见陈达：《我国抗日战争时期市镇工人生活》，第611-614页。）。

在涉及到有关雇佣、待遇等方面问题时，同业公会与工会出面，在政府有关部门参与下协商解决办法不失为协调劳资关系的有效途径。在一定范围内，同业公会参与下的劳资协议可对本行业资方进行约束，有利于减少一些小的劳资纠纷，保持企业生产经营的正常进行。大多数协约的达成对于劳资均有利。以上海1918-1927年和1928-1935年两个时段相比，前10年劳方宣称“完全胜利”的比例仪下降了2.2%，后7年则下降了24.1%，“部分胜利”（相互妥协或曰“双赢”）则从46.15%上升至56.65%，“无形停顿或不明”的也从0.29%升至4.72%（注：上海市社会局编：《近十五年来上海之罢工停业》，《上海市年鉴1935年》（下），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30页。）。又如1928-1929年浙江省共发生劳资纠纷152起，结果资方部分接受工人要求的63起，占41%；完全接受工人要求的58起，占38%；完全拒绝工人要求的3起，占2%；其它24起，占19%（注：《浙江劳资纠纷分析》，《中央日报》1930年12月13、14日。），可见合作协商也是解决劳资纠纷的重要途径。不过，协约毕竟要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才能够达成，如果双方要求相去太远，要想达成协约就很困难。

小结雇主团体与劳资关系

近代中国的同业公会虽然主要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及对外竞争的需要而产生的，但其组织变迁的过程其实蕴含着深刻的阶级变革。在传统会馆、公所向同业公会的转化过程中，劳资分立已在事实上进行。如果辨清名实，就会发现，传统会馆、公所的蜕变与转化其实是在劳资两个方向上发展。同业公会逐步纯化为业主或经理人的集合体，而普通的雇佣工人则另组职工工会。当然，在北洋政府时期，由于政府对于同业公会之名称并未统一，因此劳资团体均有称为会馆或者公所者。在同业公会方面，也并没有立即明确宣示要将学徒或工人排除在公会之外，店员也可推派代表入会，但这在更大程度上也只是各公司、行号定量规模实力的标准而已，与以资本额、生产额定量代表人数实具同样的意义。

罢工权范文篇8

自秦汉出现农民这一阶级以来，中国劳动者再无大发展。和农奴相比，农民实现了劳动者素质技能和社会地位的提高是个不争的事实，建立在农民劳动基础上的古代辉煌的农业文明远远高于建立在农奴劳动基础上的欧洲中世纪文明就是证明，但是，中国劳动者停留在农民阶段的时间过于漫长了。黑格尔的话不无道理：“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展到了它今日的情状；但是因为它客观的存在和主观运动之间仍然缺少一种对峙，所以无从发生任何变化，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①]历史是劳动者创造的，历史没有什么变化是因为劳动者没有得到发展。

农民工阶级的产生是中国农业劳动者继商鞅变法以来大规模发展的新阶段。与农民相较，农民工实现了劳动者素质技能和社会地位的全面提升。

虽然在乡农民工还有80%需要从事农业生产，但即使是在乡农民工也开始接触到了现代工业生产和工业文明；至于进城农民工就更不必说了，他们不仅参与了中国工业文明的创造，而且参与了中国城市文明的创造。更重要的是，他们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参与，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成为主力军。中国城市用著名电影导演艺术家张艺谋先生的话说是“没有自己的性格”[②]，这不奇怪，因为近代以降，中国城市是作为外国资本侵略和掠夺基地而畸形发展起来的，与本土缺乏血肉联系。可以料定的是随着一批又一批农民工涌入城市，必将赋予中国城市自己的性格特征。中国城市当前的二元化，即都市与村庄并存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工业生产对劳动者素质技能的要求远高于农业生产。科学取代了经验，技术取代了手艺；顺应自然让位于征服自然，严重的环境问题是与农民工改造自然的能力的提高相适应的，是典型的“前进中的问题”；工厂化协作代替了田间地头的个人劳作，由此产生了新的集体力量；日入而息的时间被轮班制改造成劳动时间；秋天才有收获让位于流水生产线终端不分四季无论昼夜财富的涌流；昔日一小块土地就能让农民脸朝黄土背朝天世世代代洒下汗水泪水和热血，今天农民工把世界各地的原料、燃料、设备、技术置于自己劳动范围内；悠闲散漫的性格被高度组织性纪律性所取代，时间就是金钱，快节奏取代了“急什么”，计件工资使每个农民工都产生了比那个揠苗助长的农人更为急切的心情，农业生产时代的大笑话成了工业生产时代的大实话；如此等等，显示出农民工是中国劳动者素质技能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工业劳动者的素质技能达到了一个农业劳动者无法企及的高度。

农民工的经济收入也远高于普通的农民。农民工不仅有农业收入，而且有工资收入。伴随着工资收入在农民增收中的比重越来越高，农民相对农民工的经济地位就越来越低，因而作为这一变化的结果，离开土地即从农民转变成农民工的速度也就越快，人数就越多。农村内部的分化越来越由农民与在乡农民工的分化为主旋律，乡镇企业发达的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郊区成了富裕的地区，没有在乡农民工的地区只能输出进城农民工，本地农村则沦为贫困地区。同一村庄条件相当的农民之间，有打工收入和无打工收入的区别是相当明显的。对于进城农民工来说，廉价工资为城里人所看不起，但春节回到家乡那就是在外发了财后衣锦还乡，连麻将也玩得大。“一人打工，全家脱贫”虽有夸张成份，但道出的农民工在农村较高的经济地位却是事实。农民工在城里失去的尊严在家乡找了回来；在城里遇到的异样目光在家乡变成了羡慕的目光。

农民工的社会经济作用也远远超过农民。农民工生产的产品是商品，而农民生产的农产品商品率只有30%。农民只能以这30%的商品农产品参与社会交换，为城市提供有限的原料、粮食、蔬菜等产品。农民庞大的人口数量因货币收入的微薄而不能成为工业品的巨大市场，不能成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增长点。半封闭的农民经济差不多只能被动接受国际市场的影响，而不可能对世界经济格局有任何主动的作用。农民工则不同，农民工生产的产品，一方面仰赖社会其他部门提供原料、燃料、设备、技术和资金，另一方面又为其他部门提供各种劳动密集性的产品，如建筑、煤炭、矿石、食品、服装、建材、电子产品等。农民工创造了整整一个部门，而且是作为国民经济分工体系中的一元而存在的。农民工谱写出一张新的经济表，改变了整个国民经济投入产出结构图，以致于在社会再生产和宏观经济运行中不得不考虑农民工的市场需求和农民工的供给能力。和半封闭小农经济不同，农民工的经济活动是完全开放的，这个部门的发展既得益于又施惠于整个国民经济。不独如此，以廉价工资为吸引力，农民工还积极作用于世界经济，对全球经济结构的调整发生了巨大影响，使世界工厂不得不重新考虑选址问题。所有这一切，又是农民所远远达不到的。

不仅经济地位是如此，政治地位也是农民工高于农民。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已经把进城农民工作为产业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来对待，尽管在乡农民工尚未获得这一政治待遇。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是我们国家的领导阶级，农民是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农民阶级[③]不能真正建立起自己的政权，相反他们总是善于建立起自己敌对阶级的政权。历史上农民革命的成功，一而再再而三地昭示着这个真理。农民运动之所以能够在互相对立的思想旗帜下进行斗争，就是因为这个阶级内部缺乏经济利益上的联系和政治上的统一组织。农民阶级的这个特点注定了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才能走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农民工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更具有现代阶级的本质特征。因此，即使在是否能够形成一个真正的阶级意义上，农民也不如农民工。农民工在其发展中能够作为工人阶级一部分而成为领导阶级，农民则只能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才能解放自己。

农民工作为农民的一个历史发展表现在思想观念上，就是农民工阶级意识也大大超过了小农意识，农民工阶级尚处萌芽状态的阶级意识竟然是小农意识永难企及的高度。小农意识是个体农民对集权官僚阶级统治意识的依附性意识，是个体意识。农民工作为一个阶级即使是萌芽状态的阶级意识也是一种独立意识，是在与雇主阶级斗争中萌发的，而不是一种依附性的意识。正因为农民工阶级意识是独立的，因而能够树立起自己的思想旗帜，而农民阶级历次打着均贫富的口号，奋斗的结果一定是个贫富不均的社会，打不出真正属于自己的思想旗帜。数千年了，农民几无自己的思想家，自己阶级的圣经，反而把帝王将相的历史故事作为自己的文化消遣。

农民工是农民的一个历史发展不是片面的，而是全面的；不是量上的，而是质上的；不是个体性的，而是阶级性的。在第一章中，我们把劳动者历史发展划分了几个大的阶段：奴隶—农奴—农民—雇佣工人—自由人。现在，对中国劳动者来讲，在农民之后是农民工，雇佣农民工与雇佣工人是不同的，其利益地位是有区别的，不过雇佣农民工以雇佣工人为发展方向。劳动是人的本质，劳动不仅创造了人、延续了人，而且发展了人、提升了人。农民工将中国农民的素质技能和社会地位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也是人本质的一次大发展和人性的又一次升华。在向自由人发展的漫漫征途上，农民工向前跨出了最为艰难而伟大的一步。想一想时隔两千多年才跨出这一步，可见其伟大之至；想一想已经跨出这一步的工人仍然保留农民的身份，可见其艰难之至。

农民工作为农民的一个历史发展，我们已经作了全面论证。问题不在于农民工的发展水平高于农民，问题在于农民工在各个方面已经不同于农民却依然保留了农民身份。不仅如此，在乡农民工本人还保留了农民的职业，大多数进城农民工家人还在种地。传统社会以户为社会单位，现代社会则以个体经济人为基元。若以经济人观点来看，农民工已不再是农民，起码对于进城农民工可以这样讲。但即使是进城农民工仍然是农民。我们把这种在发展水平上高于农民，但在社会地位上还依然保留农民身份的农民工称为末代农民。凡是身份具有世袭性质的社会，在实际地位失去后，都会形成“破落的”、“末代的”社会阶层，如破落贵族，末代皇帝等等。

中国户籍制度赋予农民的身份是世袭的，这种世袭身份不随农民实际职业而变化，不随劳动者实际素质技能与社会地位提高而改变，当农民工发展在人本质和人性提升方面远远超过农民时，就必然产生末代农民。

如果说农民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有阶级的话，那么作为末代农民的农民工就是中国这个特有阶级发展的最高因而也是最后一个阶段，下一个阶段就是工人。

在末代农民身上积淀着一部中国劳动者数千年发展史，也预示着未来中国崭新的社会结构。末代农民是个转折点，把历史与未来联结在一起，使古代中国真正走向现代。

翻开沉重的中国历史，那是一部农民多少次更朝换代的历史。有多少人明白过：为什么农民千百次反抗总以失败告终？为什么农民总是受欺压的对象？不管哪朝哪代，为什么农民总是最苦最穷？在走投无路的条件下官逼民反，结果不是被别人利用，就是替对立阶级建立政权，皇帝姓氏变了，可是政权的性质依然如故。即使到中国革命的崭新时代，贫雇农也只配打江山，不配坐江山，这究竟是为什么？

就是因为农民是农民。农民人数众多，但每户农民都自给自足，彼此间并不存在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活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每一个农户……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④]孤立的小农，经验再丰富也是针对自然的，而不是针对社会的。在社会交往中，小农总是被欺压的对象，力量的弱小，只能使他忍辱负重，农民历史就是一部饱尝屈辱的历史。分散的农民使组织成本高昂，分散的农民缺乏共同利益使组织产出几近乎零。经济上缺乏共同利益，政治上缺乏统一的组织，这根本算不得一个阶级。存在决定意识，因而在意识上不可能有一个农民的阶级意识，小农意识决不是阶级意识，而是个体农民意识。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农民都不是作为真正意义上的阶级而存在的，而是作为个体存在的。农民对个体事务的精确与敏感，同对总体事务的模糊与迟钝并行不悖。

农民工是个突破。农民工阶级的出现将改写由农民改朝换代的中国历史轨迹。农民在经历了数千年的试错后终于走上了一条彻底改变农民历史的道路，那就是改变历史主体的农民本身，使农民不再是农民，农民开始转变成农民工，最终转变成工人。一个没有农民的历史一定不是更朝换代的历史，一定不是个专制统治的历史，一定不是依赖几个知识精英奋斗的历史，一定不是需要少数脊梁的人支撑的历史，一定不是古代史；而是一个靠选举定期改朝换代的历史，一个民主的历史，一个真正依赖阶级力量对比而变化的历史，一部现代史。

末代农民的意义不只是体现在纵向历史轨迹的变化上，还体现在中国人展开自己本质的创造性活动的空间上。多少年来，我们活动空间只局限在帕米尔高原以西，喜玛拉雅山以北，白山黑水以南，东至大海的东亚范围。大概只有蒙元时期才将活动的范围往西往北延伸到欧洲。不过那是游牧民族，生息在欧亚大草原上，大量事例已经证明这些草原帝国都是昙花一现。[⑤]就算是一件了不起的功业，那也是牧民的，而不是农民的。

农民基本上象一株植物。生长在一个地方不动弹，全部时间和精力都挥洒在一小块土地上，外面遥远的世界作为轶闻听听可以，从来不认真去考察研究，实在说来也无研究之必要，因为离那一小块土地太远而不起任何作用。除非是那一小块土地处于河流的下游，上游发生的事情影响到灌溉用水，那就必须打探清楚。所谓“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⑥]这样一来，假若无外来入侵，农民的活动空间异常狭小。东亚这一大片土地的农耕区内部老死不相往来。每户小农在狭小的空间里与天、地打交道，与熟人打交道。不具有侵略性，反倒具有强烈的反侵略性。色诺芬很早就注意到农民对这一狭小空间的爱护与反侵略性的养成。[⑦]

狭小的生产生活空间，限制了农民的视域与胸怀，加之历代抑商主义政策，使农民的实践活动局限于土地上。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土地细分，小块土地愈来愈小，终于将整个经济活动归结为基本生存问题。在内部资源和活动空间日感局促的条件下，不能有效利用外部资源，缺乏全球战略。时至今日，在很多人眼里仍然把全球战略等同于霸权主义，这是小农意识的反映。我们不赞成侵略扩张，不赞成霸权主义；但是这不等于说不需要提高国际地位和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不等于说不要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

全球战略制定的基础和必要性不可能源于小农经济。小农只能被动接受国际市场价格，无力主动参与竞争，这是为小农的低劳动生产率所决定了的，又为近代以来的历史所证明。

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的入侵使小农经济陷于瓦解，首先瓦解的是小农经济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结合的经济结构，廉价的机织布取代土布；现代缫丝业取代手工缫丝等。外国资本在生产上战胜家庭手工业后，又在流通中把小农经济纳入剥夺的对象。这样一来，中国就成了国际资本的原料产地、商品销售市场和投资场所。

今天，我国农业人口人均耕地面积2亩多，而美国为700多亩，法国每个农业经营者平均耕地577亩。我国与农业发达国家相比，缺乏规模效应和劳动生产率方面的优势。小农日益感受到外来廉价进口农产品的压力。据吉林省的调查，1997-1999年全省农民每年种植玉米的投入加上各种费用大体在每公顷4200元左右，正常年景玉米产量每公顷7500公斤左右，生产成本为每公斤0.6元，扣除成本，1996年收益每公顷3450元，1999年只有1950元。收益下降就是竞争的生存空间的收缩。1998年底，吉林玉米批发价为每吨1159元人民币，同期美国芝加哥交易市场玉米期价为每吨87美元左右，合人民币每吨720元。两者相较吉林玉米价格高出60%左右。1999年，河南省小麦每吨151.8美元，美国为98.1美元；吉林大米每吨198.3美元，美国为143.3美元；黑龙江大豆每吨207.2美元，美国194.1美元。玉米、小麦、水稻是我国三大主粮品种，价格一律高于国际市场40%~60%[⑧]。

由此可见，无论过去和现在，农民在狭小的空间上经营的小农经济只能被动接受国际资本和商品的竞争。这种与世无争的经济形式却被迫面对外来的挑战，狭小的经营空间既因内部土地细分而愈益狭小，又受到外来侵略的强力挤压。个体农民经济是古代文明辉煌的基础，是近代屈辱的根据。到了现代，重建小农经济根本不可能把中国引向现代化，相反只能引向古代化。

这种个体小农在末代农民身上终于显露出退出历史舞台的迹象。春去樱花无可挽回地随风飘去。农民工以离土和离乡为特征告别了土地。从否定意义上是告别了那山那水那块土地的狭小空间，从肯定意义上将全国和全球的资源置于自己的劳动之中。珠三角的“三来一补”，原材料和产品两头在外，国内只提供农民工的廉价劳动力。末代农民活动空间由此迅速扩大，东南亚的市场、中东拉美的石油、澳洲的木材与铁矿、日本的技术、欧美的设备，还有万国的资本和市场都是农民工劳动的对象、劳动手段和劳动产品销售地。东南亚的货币危机、俄罗斯的通货膨胀、美国西海岸港口工人的罢工、WTO的谈判、世界石油价格的飙升……这一切都与农民工的状况紧密相联，再也不是局限于小块土地上求雨祈年，再也不是只为灌溉用水与上游村庄械斗，竞争的对手在遥远的国度，活动的舞台是整个世界，农民工是“世界工厂”的工人。

农民工阶级给予的希望不仅在于改变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而且在于改变世界的经济格局。

二、“民工荒”——农民工对资本的特有的抗议方式

2004年9月12日至20日《经济日报》陆续刊出“追踪民工荒”系列报道，报道了东南沿海出现普遍的民工荒消息。

记者洪敏报道：“今年春节过后，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与往年难以招架的民工潮相反，突如其来的‘民工荒’使当地各方措手不及，也成了上半年社会关注的焦点。”

编者按指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珠三角乃至全国劳动力供需市场在今年春天以来凸显了一个历史性变化——农民工短缺！源源不断地输入城市的中国农村剩余劳力大军。一度使珠三角等地区长期为大量涌来的‘民工潮’所困扰。而今，珠三角等地区的不少企业却又为‘民工荒’所困惑。从‘民工潮’到‘民工荒’，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以来经济社会在悄然中发生的重大变化，一向被认为廉价劳动力接近于‘无限供给’的中国，怎么会发生大范围的民工短缺？据记者了解，不只是珠三角，同时在长三角、闽东南，甚至内地一些地区都普遍存在农民工短缺现象。一种现象的背后，必定隐含着内在的变数。”[⑨]

记者刘麟报道：“今年7月底，广东省劳动就业服务管理中心在广东的306家企业展开的一项调查显示，有128家缺技术工，总计1.8万人，有166家缺普工，总计8.7万人。另一则消息表明，东莞市委政研室与劳动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估计，仅东莞2万多家企业缺工就达60万人。”[⑩]

2005年春节刚过，网上就有消息称，东南沿海地区再次出现“民工潮退潮”现象。可见，2004年“民工荒”还不是因为2003年“非典”带来的年度特殊现象，而带有一种规律性。

在我们探讨民工荒“隐含着内在的变数”以前，有必要对民工荒问题的性质加以明确。

“民工荒”中讲的“民工”就是农民工，而且主要是指进城农民工。自从90年代末乡镇企业大规模私有化以来，进城农民工日益成为农民从事非农产业的主要形式。“民工荒”的出现之所以意义重大，值得关注，是因为“民工荒”涉及到进城农民工发展前途问题，涉及到末代农民下一个阶段发展的方向。如果“民工荒”意味着从今往后进城农民工大批回到乡村，重新成为纯粹的农民，那就意味着劳动者发展的一种倒退；如果“民工荒”是农民工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对付资本进行野蛮的绝对剩余价值榨取，那么“民工荒”不仅不是劳动者发展的一种倒退，而是一种进步了。

究竟是倒退呢？还是一种进步？这就是“民工荒”提出的理论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深入考察“民工荒”产生的原因。

廉价工资和漠视农民工权益是“民工荒”产生的主要原因。

根据《经济日报》记者张建军的报道，“来自珠三角各地政府与劳动力市场调查的结果一致显示：信誉度不高的中小企业缺工最为严重；而生产条件好、薪水高的企业招工并不难。”[11]

据广东省农调队调查，民工短缺对不同企业而言，状况不尽相同，大型企业由于工资较高、福利较好，用工比较充足，而中小企业民工短缺现象较为严重；大型民营企业和欧、美、日、韩外资企业也基本不缺工人，相反，部分台资和港资企业，出现了招工不足的情况。东莞市劳动局局长莫海明坦言：工资低，待遇差，是目前企业缺工的直接原因。

劳动密集型产品竞争的典型特征是价格竞争而不是技术和质量竞争。相当一部分企业为了产品在价格上有竞争力，靠压低工资，减少劳动者福利保障，来获得利润。2004年7月，广东省总工会公布的面对广东全省12市开展的民工基本状况调查显示：民工月收入在800元以下的占总调查人数的48.2%，1200元以下的占78.7%。而同期广东全省在职职工月平均收入为1675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所副所长陈淮指出，最近12年来，珠三角民工月工资仅仅增长了68元，折合物价上涨因素，实际上呈下降趋势。

在珠三角及其他地区普遍存在企业漠视工人基本权利，劳动环境不理想的状况，这也是招不到工人的重要原因。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执行理事刘开明说，相当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工作环境还是处于10多年前的水准：劳动强度大、劳动保障设施差，员工吃住条件恶劣、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的第一个口号是向妇女和儿童开战。珠三角的资本是知道这个口号意义的。“只招年轻女工”已成为许多企业招人“硬指标”。企业在用工上“挑肥拣瘦”，使得用工的性别、年龄需求失衡，从而自缚手脚，招不到工人。有调查表明，珠三角不少企业用工男女比例为1:5，年龄在17-25岁之间的劳动力约占八成，25-35岁之间的仅占一成多，而且不少企业还想找熟工。因此，缺工主要是缺女工，在年龄结构上，缺工的87%以上为17-25岁之间的青工。女孩子高中毕业一般已经十八九岁，做两年工才算得上有熟练经验，这样计算，一个女孩只有4年的工作时间。这样的用工标准，使许多正值成熟期的男工被堵在门外，企业缺工不是民工造成的，而是企业自身造成的。

劳动力市场竞争格局的变化是形成珠三角等地区“民工荒”的重要原因。

内地劳动力需求增加吸引了一批农民工离开东南沿海。在农民工中，曾经流行“东西南北中，打工去广东”的口号，现在已经变为“东西南北中，处处可打工”。

随着国际制造业向中国转移并由沿海向内地延伸，长三角崛起了，京津唐地区进入了新一轮繁荣，西部大开发如火如荼，东北老工业基地正在振兴，国内很多地方投资增加，新增企业多，社会用工的需求大大增加。因此，沿海的吸引力逐渐减弱，不仅外出打工者减少，更有农民工回流家乡的趋势出现。劳动力需求和供给的逆向发展趋势明显。对珠三角来说，广东力倡的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使广东近邻的江西、湖南、四川、广西等省区经济发展迅速升温，使得其用工量增加，而这些省区又是珠三角的主要民工供给地。

甚至连农民工输出大省江西省也出现了民工短缺现象。无论是赣南还是赣北，无论是边远的宜春、上饶，还是省会南昌，随着投资项目的开工建设，大量的农民工被吸纳。河南亦是中国农民工输出大省，在广东的企业招不到工人的同时，河南不少企业也出现了缺工现象。

中央“一号文件”的出台和农产品价格上涨刺激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而对农民外出打工的积极性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据记者张建军提供的材料，2004年上半年农民收入同比增长16.1%，每月平均现金收入达到了224元。这意味着外出农民工的纯收入要达到300元以上才会有农民外出打工。何况农民在家可以服侍父母、教育孩子、享受清闲，整体收益不会比外出打工差。

农民工阶级意识的萌芽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产生“民工荒”不容忽视的原因。

连续七年获“中国出口创汇第一镇”的东莞长安镇，有2000多家企业，只有3万多本地人口却有近70万外来农民工。镇长梁荣业说：农民工是一支最为“革命的力量”，他们在最艰苦的地方，创造了巨大社会财富，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城市的繁荣。但长期以来，他们的价值却被扭曲，受到了种种不平等的待遇。是市场的力量凸显了农民工的价值。长安镇由于完全依赖农民工发展起来，所以比较注意农民工待遇的提高，因而缺工现象就不太严重。

东莞市劳动局办公室主任宁康分析说，新一代农民工由于家里条件好了，他们找工作的选择性强了，求职观念变了，他们不再是一味地被选择，而是开始选地区选工厂了。因此，一个地区与当地企业整体形象决定着新一代农民工的选择取向与流动方向。新一代农民文化程度提高了，从学校毕业后甚至没干过农活，不象他们的父辈能在城市“忍辱负重”，而且还增加了自我保护意识，要求公正的待遇。张建军采访河南省项城市王明口乡23岁的陈娜与22岁的丁玉珍，她们已经在东莞高埗镇劳动力市场找了半个月工作，她们说：“我们先后去了五六个厂，进去发现不仅工资低，而且生产环境差，没有一种安全感，我们最多呆了两三天就跑出来。”东莞虎门镇一台商投资10多年，深感新一代农民工的经历、文化水平、思想观念都发生了变化，他们对公正待遇的诉求比他们的父辈更为强烈。中国劳动力的劳动权利观念显现，表现为农民工较强的“反叛”精神，这就迫使老板更多地关心农民工。

同时，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曾经在外“受够了苦”的父辈们，就不再让子女外出“再受罪”。当年留下的黑职介、传销、色情场所等阴影仍然活跃，他们不愿子女再受骗。

中国农民工面对资本的种种非人待遇萌发的具有集体“反叛”特征的阶级意识，是文明进步的表现。其实，只要有合理的薪酬与劳动保障，中国劳动力供给将长期供大于求。“民工荒”正是在萌芽的阶级意识指引下农民工对资本的“总示威”。

结构性缺工也是“民工荒”成因之一。目前，珠三角不少地区出现的民工短缺，相当一部分表现为技工严重缺少，普工并不缺乏。“民工荒”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企业用人素质提高，产业工人素质跟不上的反映。据了解，广东技工严重不足的情况，已引起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

从宏观环境上看，民工短缺不应该发生。中国当今劳动力不短缺，未来二三十年之内也不会短缺，相反存在过剩。目前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存量超过1.5亿。据测算，即使从2000年起中国每年新增安排800万人就业，也要到2030年左右才能较彻底地卸下中国劳动力尤其是农村劳动力过剩的包袱。退一步看广东，当地劳动力人口并未充分就业，广东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就业远未完成。

所以，“民工荒”表现出来的结构性民工短缺是个事实。但企业连普工招工亦感困难主要是因为资本自身的原因，只要资本提供的劳动报酬有一个适当的提高，劳工安全有一定的保障，用工观念有相应转变，就会有足够的农民工走进工厂。

通过上述对民工荒成因的考察，有几点值得注意：

（1）低廉工资与农民工权益得不到保障是主要原因；

（2）资本间竞争分离了一部分沿海寻职的农民工；

（3）大量使用年轻女工；

（4）农民工回乡创业；

（5）因农业收入提高而重返土地；

（6）农民工观念更新通过代际更新得以实现；

（7）结构性缺工，技工真正短缺。

所有这一切都是与沿海地区资本榨取绝对剩余价值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工资低、工作日长、劳动条件恶化、权益得不到保障是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典型特征。女工的大量使用可以降低成本，这是资本增值本性决定的。外地资本竞争、农民工回乡创业以及因农业收入提高而重返土地，与其说是别处资本和土地对农民工的吸引力增大，不如说沿海资本的残酷剥削对农民工的吸引力减小造成的。这是因为无论就经济发展速度、起步时间和经济实力来讲，东部沿海地区由于享受特殊政策和待遇而来得快、来得早、来得强。西部开发、东北重振、京津唐地区的繁荣无力与珠三角一较短长，即使是长三角亦不能望其项背。如果珠三角的资本普提农民工的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维护农民工基本权益，那么在缓和劳资矛盾的能力、条件和水平上无出其右者。然而，东南沿海是资本来到中国的第一站。资本一来到人世间，每个毛孔都流着肮脏的血。面对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资本展开的是掠夺式使用。当外地资本尚未出现，珠三角的资本引来大批农民工，产生“民工潮”，只是因为农民工无处可去，而不得不“打工到广东”。一当外地资本出现，条件稍有改善，沿海“民工荒”就产生，“处处可打工”使自由劳动力有了可选择的空间。

农民工原本是亦农亦工的双栖动物。正因为在“一号文件”政策支持下，使得农业收入稍有增加就把农民工吸回土地，这本身就说明，资本支付给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太低。刘易斯讲发达国家早期的城乡收入之间差距是“峭壁”，在中国实乃“沙滩”。廉价工资的危险性在于，它极有可能将劳动者发展从已达到的农民工高度推回到纯粹农民阶段。从这一点看来，“民工荒”对农民工是好事而非坏事，不是动摇了而是有利于巩固这个阶级的地位与生存条件。

农民工观念更新和对资本反抗精神的增强，那不过是资本对农民工这根弹簧压力过大而形成的反弹。阶级意识只能在阶级斗争中逐步形成。“民工荒”对农民工阶级自身影响在于促进阶级意识的增长。

对于结构性缺工，一般见解以为与资本无涉，是农民工自身素质问题。这是离开总体孤立看问题的一个典型例子。在资本雇佣劳动关系中，劳动力的再生产本身是资本再生产和积累的一个条件。“所谓的‘民工荒’是个伪命题，‘技工荒’才是事情的真相。”[12]技工难道不是农民工吗？“技工荒”不就是“民工荒”吗？为什么改革开放1/4世纪了，即使从大规模出现进城农民工以来也有15年了，民工仍然停留在普工阶段，没有转变成技工呢？有哪种技术农民15年都学不会呢？珠三角缺工的行业主要集中在一些传统第二产业如制衣、制鞋、玩具、家具、机械制造、建筑施工[13]，这些行业的技术并不难掌握，并非高新技术，何以农民工掌握不了呢？

在考察进城农民工工资的第四章，我们看到农民工劳动力价值只包括养活农民工自身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价值，农民工繁育后代的费用由农民工家庭的农业收入来支付，至于劳动力教育和培训费用不包括在廉价工资当中，易言之，廉价工资之廉价是根据这两部分费用“不包括”来规定的。对于资本来讲，具有“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当然是其利益所在；不过这需要一个条件，就是生产本身不需要昂贵的技工。如果随着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企业不得不为提高劳动生产率而采用新技术，从而使企业技术水平不断提高，那么廉价工资就维持不下去了，如果资本坚持维持廉价工资，支付不包括劳动力教育和培训费用的工资，那么农民工就不可能由普工发展为技工，又由一般技工发展为高级技工，就会出现技工短缺和技工型的“民工荒”。

当然，农民工从普工向技工的发展，克服廉价工资还只是一个基础，要完成这一转变尚需其他条件：首先是资本不能规定农民工过于漫长的工作日，使得农民工有时间从事受教育和培训活动；其次，政府要为农民工教育和培训提供相应的服务；再次，要建立农民工教育和培训基地；最后，提高农村基础教育水平，为新一代农民工打下应有的文化基础。所以，“技工荒”的产生是个复杂问题，但是，资本需要技工而不能再生产技工是问题的关键。

由此看来，“民工荒”的出现根源于资本对农民工劳动力的掠夺式使用；“民工荒”不过是农民工对资本榨取绝对剩余价值的一种反抗，是农民工在现阶段的一种独特的罢工方式。在进一步考察“民工荒”的作用之前，我们先来研究一下这种罢工方式的独特性。

工人反抗资本剥削和统治的方式是随着资本的剥削方式和工人阶级自身的发展而变化的。工人反抗资本的斗争在历史上有怠工、偷懒、捣毁机器、游行示威、罢工、起义、没收资本的革命等方式。我们把“民工荒”视为比“示威”更为严重的罢工方式。所以作这样规定，理由在于：示威仅仅是显示工人的力量，并未实际使用这种力量，因而是一种单纯的警告；罢工固然也有警告的作用，但主要是实际使用工人阶级的力量，这种使用是通过暂停工人阶级力量的使用来显示这种力量，因而，罢工对生产和资本增值发生了实际影响。“民工荒”同样是通过暂停农民工的作用来显示这个阶级的作用，因而直接影响了资本的增值活动。所以“民工荒”实乃“资本慌”。

但是，“民工荒”明显地不同于一般罢工，工人罢工一般是有组织的活动，是在一个统一的工人阶级组织领导下的集体抗争；罢工一般也都有明确的抗议对象，工人反抗的对象可能是具体某个工厂的厂主，也可能是整个资产阶级，那就是政治性罢工了；罢工有明确的理论指导，有统一的口号与斗争纲领；一般经济性质的罢工的目标都很具体，或提高工资，或缩短工时，或增加福利等。近年来东南沿海的“民工荒”，作为一种变相的罢工；既无组织领导，也无明确抗争的对象，因而没有哪个具体的雇主惊慌失措，反抗的对象只是抽象的资本；罢工纯粹属于经济性质的，没有什么理论指导，没有统一的口号和斗争纲领；没有明确的可与厂主谈判的罢工目标。正是由于这样一些特点，人们很难认识到“民工荒”的实质就是一场罢工。

但是，这的确是一场经济性质的罢工。虽然没有统一组织，但有统一行动，“民工荒”不是一时一地一厂的现象，而具有普遍性年度性特征；上年底所从事的工作，今年初不再复工了；没有具体明确的目标，但不等于没有目标，这就是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提高福利待遇，消除歧视性体制与政策限制；没有具体的抗争对象却以一定范围（东南沿海）的资本为抗争对象，这倒起了一般性警示作用。

“民工荒”这种独特的罢工形式是与农民工现阶段的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农民工基本上保留了农民的个体活动方式。尽管已经具备了《工会法》规定的加入工会会员的条件，但因维权意识不强，普遍未建立起工会组织。工资收入水平低，几乎承担不起组织工会的费用。工作时间长，没有节假日，工人无法从事社会活动。阶级意识淡薄，刚刚处于萌芽阶段，不能形成明确的斗争纲领与目标，甚至连一句象样的口号也没有。频繁的流动进一步增加了组织的难度。大多数农民工把希望寄托在雇主发善心和社会力量支持上，没有意识到自身阶级力量的重大作用。工人阶级内部的分裂状态，在乡农民工与进城农民工之间，进城农民工与城市工人之间的激烈竞争使得现阶段不可能形成统一的阶级力量。农民工内部相当一批个体户尚未出现分化，一部分个体户上升为资本家给不少农民工形成一种通过个人辛勤打工能成为老板的幻想。这些因素对农民工的抗议方式不能不产生重要影响。

为什么分散的以个体方式活动的农民工会发生统一的抗议斗争呢？仔细研究就会发现，这种统一性主要表现在时间选择上的惊人一致。我们知道，统一的罢工时间是工人只有在严密组织条件才能确定的，并约定统一行动的信号。“民工荒”中的罢工时间是怎么确定呢？这不能不涉及春节这个传统节日对农民工的巨大作用。

农民工迁移于城乡之间，但迁移的时间在春节前后。春节前由打工所在城市流往乡村，春节后再回到城市。农民工所以选择春节迁移，这是由数千年农业生产和农业文明生活方式决定的。农业生产受自然支配而具有季节性，春节是这样一个节日，即上一个农业生产周期结束，而下一个农业生产周期尚未开始的分界线，是季节性农业生产过程中的一个休止。作为上一个生产周期的结束，一年收入是多少只有在年底才能清算；而面对即将到来的下一个生产周期，又必须实现各种物质补偿，所谓“备耕”。由于介乎两个生产周期之间，是个农闲时期，有利于农民全家团圆做好上述辞旧与迎新两件大事。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在春节期间与农业收入汇在一起，成为安排来年总支出的总收入来源。作为家庭主要劳动力的农民工一般都要在春节返乡，以安排好大事，也是孝敬老人照顾孩子的需要。农民工返乡后，会把工资收入与农业收入加以比较，如果感到满意，过了年会重新外出打工；如果感到不合算，他会对年后是否继续打工抱犹豫态度。春节也是全乡村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在家乡互相碰头和交流信息的机会，如果得知哪个城市工资高，待遇好，则年后外出打工的去向会发生改变。这样一来，春节成了几乎所有农民工同时决定年后是否外出打工以及去何处打工的统一时间，当珠三角低工资、长工时、多克扣、久拖欠、待遇低、环境差形成一个共识时，即使无任何人组织，一场统一行动的罢工时间实际上已经确定，那就是年后。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自2003年春节开始，2004年与2005年节后沿海地区都爆发了“民工荒”。从某种意义上讲，春节起到了农民工酝酿罢工的作用，而节后就是统一罢工的时间。

“民工荒”作为农民工特有的罢工方式，不仅不会使农民工倒退到农民，相反对农民工阶级自身发展来说是个健康因素。

“民工荒”对于农民工廉价工资的提高和劳动条件的改善起了推动作用。资本利用中国初级劳动力几乎无限供给的客观现实，尽量降低农民工的工资，以积累资本。据广东省有关部门的调查，全国24个城市农民工平均月工资为660元，长三角6省市高出全国平均水平的8.5%，深圳高出5.4%，而东莞竟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6.8%。广东省经济增长率多年来在两位数以上。经济增长目的，应是为了广大劳动者的可支配收入不断提高，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水平不断提高；如果按同比例增长，在珠三角的农民工工资收入早就应翻番了。可实际情况是，珠三角农民工月工资12年来仅增长68元！还没有扣除物价上涨因素。“民工荒”的结果，迫使一些企业适当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和待遇。

作为后发国家，经济快速增长的确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但这种增长不应以牺牲环境和劳动者权益为代价。可是资本初到中国，尽干些杀鸡取卵的事。企业主把农民工当作随心所欲的劳动工具，没有技术培训，没有“三险”保障，宛如大观园的丫鬟，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没有订单时，把农民工赶出门外；订单雪片飞来时，又迫使农民工夜以继日工作，竟有个别企业让农民工一个月加班300小时！农民工工作条件之差，是有目共睹的；更有甚者，为防止农民工因劳动强度过大而离去，将门窗用铁栏杆焊死，致使意外发生火灾时，几十名工人无路可逃而活活闷死。这种“血汗工资制”势必引起农民工的反抗。“民工荒”是弱势农民工对强势资本的消极抗争，这种抗争相信不会毫无结果。

“民工荒”有利于技工的增长。工资是劳动力的价值。什么样的工资就能再生产什么样的劳动力。廉价工资只能生产出普工，含有劳动力教育与培训费用的较高工资才能生产出技工。一个高级技工月薪在4000—6000元，而一个普工月薪只有600—700元。普工工资怎么能生产一个技工呢？生产不出技工又怎么能雇到技工呢？资本只想支付廉价工资，却想雇佣技工，怎能不发生“技工荒”呢！“民工荒”的出现给企业主上了一堂课：要雇佣技工就要支付技工工资，而不是廉价工资；农民工物美就不能总是价廉。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汇回款对农民工输出省的经济意义巨大，以致在“民工荒”打击下，东南沿海的资本尚未普提工资时，农民工输出省政府自己开始投资培训农民工，这样一来，就部分抵销了“民工荒”的积极作用，继续维持着农民工教育培训费用列支于农民工工资之外。由于政府行为不能保证经常性的教育和培训费用，因此，在大规模出现“民工荒”的同时政府行为的介入是短视的，其发挥的作用尤如非工会会员在工会会员罢工时期所起的破坏性作用。

四川省全国第二大劳动力输出省，从1983年起，四川省劳务输出走过了起步、加速、稳定、持续发展的路程。20多年来，工资收入已成为四川省农民收入的主渠道。2004年仅上半年，全省转移和输出农村劳动力1204.3万人，比上年同期增加62.1万人，增长5.2%。其中向省外输出709.3万人，同比增加62.7万人，增长8.8%。上半年四川民工实现劳务收入314.12亿元，同比增加28.58亿元，增长10.01%，其中从银行和邮局汇兑回川152.69亿元（不含卡汇等渠道），同比增加6.06亿元，增长4.13%，全省农民人均劳务收入475.94元，同比增加73.06元。在四川农民工大军中，流向广东省珠三角的“川军”队伍不断发展壮大。近几年来，在粤“川军”常年保有量为360万，约占广东外来农民工总数的28%，高峰期在500万人左右，占四川全省外出“川军”的50%。

2004年开春直到夏天，珠三角地区遭遇“民工荒”，广州、深圳、东莞等地急缺200万人，“川军”素质跟不上用工单位技术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四川省历史上最大的农民培训工程——“千万农民培训工程”已正式启动。计划在两年内培训农民工1000万人次，省财政拨出1500万元财政专款，配套农业部和国家扶贫办培训资金达6100万元，各市（洲）、县（区）用于农民工培训的资金更是多达1.5亿元以上，惠及像“川妹子”这样的大量进城农民工，旨在使现已转移和输出劳动力及新增劳动力普遍接受一次系统的技能培训，掌1~2种市场需要的职业技能，提高“川军”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为巩固“川军”在珠三角的地位，四川省还积极参与“泛珠三角（9+2）洽谈会，”签署了《泛珠三角九省区劳务合作协议》。[14]

河南省是我国第一人口大省，也是第一农民工输出大省。2002年，外出农民工已达1300多万。这些人大都流向东部地区，近年来向中部和西部的也有较大增加。据统计，2003年，河南农民全年人均纯收入2235.68元，其中工资性收入占1/4以上，而外出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又占工资性收入的一半以上。从1999年到2002年，工资性收入对农民增收的贡献已达63.3%。河南省政府近年来提出多层次输出劳动力、加强对农民工的培训、创立品牌、跟踪服务等。[15]

象四川与河南这样的农民工输出大省，对农民工的教育和培训更多是出于省际间的竞争需要，而不可能将一个普工转变为技工，更不可能将一般技工转变为高级技工。以四川2004年为例，全省培训农民工1000万人次，省财政投资1500万元，人均不过1.5元，即使加上各种配套资金，人均不过10元。一年10元，焉能将一个普工转变成技工？所以，尽管有政府行为参与进来，如廉价工资不能从根本上突破，“技工荒”仍不可避免，珠三角产业结构升级就会遇到技工短缺的限制。

“民工荒”显示出全国进城农民工组织起来的重要性，有利于农民工阶级意识的萌芽与增长。在“民工荒”出现后，由于全国农民工缺乏组织，这种消极罢工很容易遭到破坏。陕西咸阳在2004年得知珠三角发生“民工荒”以后，立即组建“劳务输出办公室”，积极招募农民工进行培训后输往珠三角。咸阳市秦都区“劳务输出办公室”还派专人分驻深圳和苏州，“民工荒”给秦都区带来大机遇，他们抓住了这个机遇，实现了以咸阳“远水”解珠三角“近渴”的目标。中国疆域庞大，绝非泰国可比。廉价劳动力优势支撑的泰国纺织业繁荣只有短短15年[16]，中国东南沿海的大发展已有1/4世纪，还可以维持相当一段时间，就是因为有许多“远水”不断流来。这种“远水”对罢工的农民工工资增长不利，但对延长东南沿海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导产业的经济繁荣是有利的。（可见对农民工不利的，对资本总是有利。所谓超阶级的经济学是不存在的。）“民工荒”作为一种罢工，由于是无组织的，其目标会因没有参加罢工的农民工的破坏行为而难以达到。不过，在这种复杂的阶级之间与阶级内部互动中，非常有利于农民工阶级意识的萌生和增长。

“民工荒”有利于巩固农民与农民工分化的成果，而不是弥合这种分化。“民工荒”出现后，一般见解以为会造成“民工东南归，再扶犁把手”的所谓新潮流，“农田变成了抢手货”[17]。这是对“民工荒”的一种误读。我们已经指出，农民工从农民阶级中分化出来是中国劳动者的一次大发展，巩固这一成果是劳动者利益所在。“民工荒”是农民工对资本的罢工，客观上对提高农民工工资有利，因而它不是弥合了而是巩固了这种分化。农民工工资与农民收入差距越大越有利于巩固这种分化。处于罢工状态的工人一般无事可做；但处于罢工状态的农民工虽不务工，但可务农。所以绝不要被处于罢工状态的农民工暂时回乡耕地所迷惑；一当罢工结束，工资水平和福利待遇有所提高，更大规模的复工就会到来。

三、农民工是一个过渡性阶级

农民工是这样一群人：他们身为农民，心却不在农业；从事工商业，却不是市民；住在城里，家却在农村；和城里人相比，他们被认为处于社会低层，但在农村他们却成了富户；他们比城里人穷，却比留守的老乡们有钱；他们在乡间有宽敞的住宅空置不住，宁愿花钱租几平米小屋或挤身狭窄工棚；他们年前赶回家，是为了过了年又回来；他们在城里舍不得花钱，衣衫褴褛，吃食简单，少于交际，回到家却有大手笔，盖房娶妻，酒桌，唱戏修庙；他们经营着农工两业，有着二重收入；他们重农但不抑商，重末但不忘本；他们像一只候鸟，冬去春来；又像一架秋千，摇荡与城乡之间；他们具有二重身份，既是农民又是工人；他们不具有任何身份，既不是农民，也不是工人；他们进可入城，退可返乡；根扎在乡间，果却结在城市；在城里失去的尊严，在乡间又找了回来；就他们自己来讲，现有的身份不明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他们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他们也不知道；作为个体的农民工，每个人有自己的打算，作为一个阶级，他们还处于失语状态……

一般来讲，过渡性的事物都具有亦此亦彼，非此非彼的特点；过渡性的事物还有抛却旧形式，获致新形式的动力与希望；不稳定、易反复是过渡性事物的常态。进化谱系中的鸭嘴兽和始祖鸟、人猿相揖别中的人猿和猿人，都是如此。农民工作为过渡性社会阶级，其特征是由农民工在各个社会层面上的二重存在决定的。

农民工作为一个过渡性阶级，最终要走向何方，是研究末代农民必须要回答的问题。从目前的发展趋向来看，有三种可能：回到农民、突进到工人、长期停留于农民工。让我们分别来考察一下。

回到农民。在现有的土地制度下，农民工仍然拥有小块土地使用权，只要他本人不放弃，这块土地不会失去。正因为这样，农民工在不能作为工人发挥职能时，部分地、暂时地重新回到农民就不是不可能的。

农民工不能作为工人发挥职能是可能的。资本使用的农民工在35岁以下的占88%，45岁以下的占95%[18]，属于体力型最佳劳动力年龄。一旦过了35岁，农民工很难找到工作，只好被迫回原籍种地，重新回到农民。资本对农民工的掠夺式使用令不少农民工难以承受，即使未过最佳劳动力年龄，也会回到农民。资本喊出了向妇女开战的口号，致令许多男工回到农民。工资收入与农业收入差距未明显拉开，对农业的政策性扶持会使农业收入在一定时期有所提高，会吸引一部分农民工回到农民。农民工在对资本进行抗议的“民工荒”时期会暂时回到农民。受经济周期的影响，农民工受自身条件的限制不能以后备军形式滞留城市，也会暂时回到农民，一俟经济形势好转再外出寻工。如三年治理整顿时期就发生过这种大规模农民工返乡现象。春节回到家乡的农民工，由于家里缺乏劳动力，往往要到春节农忙结束再回城，这中间有短暂的回到农民的现象，至于在乡农民工，回到农民的可能性更多更大，时间更长。

因此，只要资本对农民工的掠夺式使用继续维持，只要农民小块土地制度长期保持不变，只要乡镇企业不向城镇集中而维持当前这种“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分散布局，农民工部分地、暂时地回到农民的可能性就始终存在。随着农民工工资提高和住房、医疗、养老等福利制度的建立，小块土地制度的改革和农场制的建立，乡镇企业布局调整和向城市的集中，根除农民工回到农民的可能性是完全能够实现的。当前，在“民工荒”打击下，农民工工资和待遇问题虽不可能有根本改观，但已作为一个问题提到了社会各阶级的面前，提上了政府的议事日程。同样，小块土地制度不可能大幅度提高农民收入，不可能应对类如“九八抗洪”的需要。小农经济已经作为“三农问题”成为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而乡镇企业分散布局提高了产品制作成本，污染了农田和环境，难以形成规模效应以及服务业不能获得相应发展和吸纳在乡农民工能力的下降已经引起各方面关注，将乡镇企业向中小城市集中，使在乡农民工向进城进镇农民工转变已成为一个趋势。所以，无论进城农民工或是在乡农民工大规模地、永久性重新回到农民不是一种趋势，也不会成为一种趋势。

突进到工人。农民工已经是工人了，何需“突进”呢？这里讲的“突进”是指在素质技能、经济政治地位、享有的社会福利和思想意识方面达到了城市传统工人阶级的水平。这是一个发展方向，也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对于农民工来讲，这个过程的完成意味着他不再是一个农民，没有了农民的身份，既不要那一亩三分地的权利，也不承担各种税费义务。他可以参加工会组织，获得了工人阶级的意识，小农意识即使存在也以小市民意识形式存在。他不再有原籍的户口，他在城市有自己的住房，子女在城市上学。他失业了将作为滞留城市的产业后备军存在，农村天地虽广阔但已无他的去处。他退休后在城市领取养老金，不必也不可能老死乡里。总之，他完全成为一个市民。

农民工向工人的突进，从上述意义上讲是中国劳动者又一次大发展，不仅在素质技能上，而且社会地位上都有质的提高。发展是硬道理。农民工最终必然发展到工人。现在的问题是，阻碍这一发展的因素是什么。从逻辑上讲，这些因素也就是使农民工成为工人的条件，必须从这些条件的变化出发认识农民工发展的趋势。

首先是户籍制度。户籍在许多人看来仅仅是由户口和籍地两个因素构成，入籍后取得相应的户口仅仅是一种身份标识。应当说这是一般户籍制度的规定，却不是中国户籍制度的特殊规定。中国户籍制度与粮油供应制度、土地制度、就业制度、工资分配制度、住房制度、教育制度、生育制度、养老制度、医疗制度乃至丧葬制度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取得一种户籍身份可谓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经济社会地位都大致确定了，变化少于不变化。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户籍制度限制有所松驰，但从农民工和城市正式职工的区别上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户籍制度对一个人的影响有多么深刻。问题是，一个人能获得什么样的户口，当你未出生时已由父母户口性质先天命定了，以致为后代着想，居民自动划出了不同的婚姻圈子。农民工的婚姻圈子仍在原籍，当城里人的涉外婚姻发展起来的时候，内部两个婚姻圈子的隔绝却依然不能打破。由于不了解中国户籍制度的厚重性，人们以为只要取消农民工的农业户口就能实现农民工向城市正式工人的转变。其实，在与户籍制度相联系的各种社会制度没有根本变革的条件下，单纯的户籍制度改革必然流产。

土地制度就是与户籍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根据目前的户籍制度，取得农业户口的居民才能在籍地获得土地承包权，而城市一个下岗职工由于没有农业户口，即使想种地也无地可种。农民工是拥有农业户口的农民，所以即使他本人不耕种，他也有小块土地使用权，或由家人耕种，或转包他人代耕。家庭承包责任制是党在目前阶段农业政策的核心，家庭承包根据现有政策至少还要坚持30年。如果取消农业户口，当然也就取消了城市户口，又要坚持家庭承包长期不变，那等于13亿人都有了平等的土地承包权，本来就被划分得异常细小的地块，还会更加细小。不能排除城市市民想拥有这样的地块。问题复杂性还在于，农村土地是农民群众集体所有的。这里的“农民群众”在现行户籍制度下是清晰的，一旦农业户口取消了，谁是农民呢？如果13亿人都有权承包土地，那么人人都是农民，土地等于国有化了。所以，户籍制度改革不仅牵涉土地使用权，还牵涉到土地所有权。可以设想在农村建立大农场制度，但是谁是农场主，农场主如何在坚持长期不变的承包土地上建立农场，这是必须解决的难题。所以，土地制度与户籍制度相互衔接，单纯户籍制度改不动。

税费制度与土地制度又联系在一起。农民是要交纳各种税费的，承担各种摊派和集资义务，还要出各种劳务工和义务工。据中央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统计，仅中央一级机关和部门制定的与农民负担有关的收费、基金、集资等各种文件和项目就有93项之多，涉及24个国家部、委、办、局；地方政府制定的收费项目269项；还有无法统计的“搭车”收费[19]。农民现在承担的税费负担比市民繁重多了。即使取消农业税和农林特产税，问题不会根本改观。乡镇一级、村一级的财务开支都由农民负担。如果取消农业户口，谁是农民，税费谁交，义务工谁出？乡村干部和基层政权运转经费谁来负担？这都成了问题。除非取消乡镇一级政府，把县政府作为最基层政权，这是中国古代的行政体制。所以，户籍改革又牵涉税费制和行政体制。

城市就业体制也是与户籍制度有关。过去，城市居民的就业实行由国家“包下来”的体制，由于重工业化道路满足不了就业需要，加之人口增长失控，使“包下来”的就业体制难以为继。尽管后来不得不允许待业青年自谋职业，尽管劳动就业制度有了巨大变化，但是城市企业正式职工就业始终由国家安排，即使下岗也要国家发放基本生活费和解决再就业。如果不再区分城乡户口，城市企业正式职工概念也不复存在，整个就业体制完全市场化，这本身又是一场重大改革，牵涉许多人既得利益，决非朝夕可以完成。

住宅分配、教育制度、养老制度、医疗制度等也以户籍制度为基础。因为只有城市户口的居民才能享受福利房或住房补贴、优质教育资源、养老金、公费医疗、丧葬费及其它福利，一旦农业户口与城市户口取消，所有居民便一视同仁，现有城市福利资源按什么标准分配？这是一个真正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决非简单一个市场化所能解决的。因为市场化运用在非经济部门必然产生巨大社会不公平。这些多年来形成的复杂的社会制度安排是各种社会力量长期博弈的结果，新制度不是设计者可以安插到社会机器上的零部件，而是社会演化的产物。破除旧的体制或许容易，形成公正有效的体制就困难多了，以致我们会发现，与其费力费时改革这些体制，不如延续现有的体制。这样就使现有户籍制度不可能在短时期有根本性变革。当然，不是说这些体制不可以改革，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上述制度都经历了重大变革，总体趋势是城市正式工人的福利待遇减少了。如，终身就业废除了；免费分房随住宅商品化取消了，只有单位住房补贴；免费教育不存在了；公费医疗也作了重大改革，个人帐户设立了；养老金实现了统筹。总之，福利更多需要个人花钱去买。

由于上述各种制度都与户籍制度结合为一体，可以断定的是户籍制度短期内决不会有实质性变革。因而农民工的农民户籍身份以及由此产生的权利与义务不可能立即废除，而城市居民的户籍身份所赋予的各种福利农民工也不可能立即得到。我们没有条件让农民工和所有明天能成为农民工的农民享受现有城市居民享有的福利待遇；我们也没有能力完全废除城市居民享有的各种福利以求和农民工达到同等地位。简单地说，既不能让农民工福利上升到工人水平，也不能让工人福利降到农民工水平。而一致的福利水平达不到，户籍制度改革就不可能废除农业户口与城市户口的差别。从现有的发展趋势来看，继续降低城市工人福利，与继续改善农民工福利有可能实现双向对接，在中间某个点达到一致。这是一个较为现实的考虑。如果这一点达到了，城乡分治的户籍制度仍不能废除，因为农民的权利与义务也必须与农民户籍身份脱钩，这样才能取消农业户口。

所以，户籍制度改革要废除农业户口与城市户口的区别需要创设两大条件：（1）在农村，要使现有农民享受的权利与义务同农民身份脱钩，使土地分配与税费交纳同户籍赋予的农民身份无关；（2）在城市，使农民工各种福利改善同城市工人福利的继续下降达到一致水平。做不到这两点，现有城乡分治的户籍制度不改比改要好。问题是，这两个条件决非短期能够形成。如果家庭承包坚持30年不变，第一个条件30年不能形成。至于第二个条件，工人福利继续下降的空间已经很小，而农民工人数之众，增速之快，要在短期大幅度普遍提高各种福利待遇根本不可能。结论是：今后数十年城乡分治的户籍制度不会有根本变革。

而户籍制度短期内不可能根本改革，农民工继续拥有土地使用的权利和上交税费的义务；农民工也不能同等享受到城市工人的福利待遇。农民工向工人的突进是硬道理，但至少30年不可能完成这个转变。既然如此，农民工发展的第三个趋向就是可能的，也是现实的。

三、农民工作为农民向工人突进的过渡性阶级将长期存在

严格来讲，农民工继续作为农民工存在，不应看作是一种发展趋势，倒是应该看作停滞趋势。不过，如果考虑到这种停留不是一种完全不动的停滞，而是带有向工人突进的量的渐变，那么，当作一种发展趋势未尝不可。

一方面，农民工大规模永久性地回到农民不是一种趋势，另一方面，户籍制度短期不可能根本改革，妨碍了农民工向工人的突进；后退不可能，前进短期内有困难，长期停留就是必然。

罢工权范文篇9

今日的工会，将以改革开放为主线，紧紧围绕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的理念，一路高歌前行，惟进步，永不止步。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工会在团结动员广大职工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维护职工队伍和社会稳定，发挥国家政权重要社会支柱作用；切实维护职工各项合法权益，推动和谐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和谐社会建设等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和成功经验。

这是可喜可贺的成绩，这是工会灿烂的辉煌。记得工会的负责人在年终述职报告中，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坚守工会维权职能，这需要的只是一种坚持、一种勇气、一种执着和一种奉献精神，惟有从一而终的坚持，才能成为工会中的佼佼者。是呀，追忆昨天的工会的艰辛历程，看看工会今天翻天覆地的变化，展望工会明天更灿烂的辉煌，工会成员就会舒心一笑，工会的明天一定会又好又快的发展下去！回顾过去，征程荆棘丛生，展望未来，工会信心百倍！说到这里，我仿佛听到了党和工会领导一起带领全体工会成员与时俱进，敢于争先的不懈脚步，仿佛看到了工会乘风破浪，勇立潮头的坚定背影，仿佛领略到了工会为维护职工权利站起来大声呐喊，努力抗争的顽强拼搏，负重奋进的实干精神。

广东是中国工人阶级最早产生的地方，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发源地之一，是中华全国总工会诞生地。在民主革命时期，广东发生过多次影响深远的罢工运动，如香港海员大罢工、广州沙面罢工，坚持16个月之久的省港大罢工更是世界工运史上斗争时间最长并最终取得胜利的罢工斗争。我国召开过6次全国劳动大会，其中前3次都是在广州召开的，在1925年5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正式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

总工会成立，是新中国成立后广东工人运动的重大事件。回顾历史，工会80多年来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组建和发展阶段，主要是组织职工贯彻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前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人阶级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军作用逐步发挥出来。二是“”十年的困难曲折阶段，工会组织遭受严重挫折，工会工作受到很大冲击。三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迅速发展阶段，广东工会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各项工作取得长足进步，广东工会工作进入了最好的发展时期之一。

目前工会工作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支持、工会运作、各方配合的大格局。在工会组建、依法维权、帮扶困难、开展劳动竞赛、职工经济技术创新活动等方面取得可喜进展，工会管理干部人员正在积极地探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会工作的路子。工会正逐步进入规范化，制度化的阶段。

然而，工会要实现“建全工会维权职能，树立工会崭新形象”的目标，关键还是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加强各级工会领导班子建设和提高工会干部的素质。着重解决四个问题：

一是认识问题，深刻认识新世纪新阶段工会工作重要性，坚定不移接受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发挥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

二是感情问题，要把职工群众当亲人、当朋友对待，切实履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基本职责，真心实意为职工服务，真抓实干为职工办事。

三是作风问题，发扬艰苦奋斗、求真务实的精神，把好事办实，把实事办好，让职工得实惠，受鼓舞。四是能力问题，工会干部要成为“三家”，即各级工会领导班子成员要成为具有办事能力的社会活动家，基层工会干部要成为直接帮助职工解难事、办实事、做好事的实干家，工会机关干部要成为有真才实学熟悉工会工作的专门家，为工会建设，和谐社会，工会维权职能多做贡献。

同时，立足工会工作实践，突出工会维权职能，围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中心，坚持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服务大局，服务基层和职工，不断推进工会理论的探索、创新和发展，探索出新的规律性、时代性、富于创造性的工会发展理论研究成果。

再者，总工会又积极指导各级工会组织紧紧围绕促进生产经营、规范和协调劳动关系开展工作如下：

通过开展“工人先锋号”、“劳动竞赛”、“技术创新”等主题实践活动，动员和组织广大职工为企业发展献计献策、建功立业，促进企业健康发展。通过厂务公开、职工代表大会、提合理化建议等民主管理形式，反映职工的合理诉求。通过建立健全平等协商集体合同制度，指导和帮助职工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妥善处理劳动争议，协调劳动关系，努力把广大职工的合法权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通过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体育、科技等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培育和塑造健康向上的企业文化。通过“职工之家”建设等活动，提高职工对企业的向心力。通过对职工的文化技术的培训工作，提高职工的敬业精神和劳动技能。

罢工权范文篇10

关键词：企业并购；集体劳动争议；法律调整

集体劳动争议具体指一定数量的劳动者为了改善劳动条件、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参加的涉及到罢工、集会、游行、怠工等方面的产业行动，在社会舆论体系中一般称之为突发群体性事件，而在法学领域则被定义为集体劳动争议行为，也可以称之为产业行为。集体劳动争议法律调整经过三个阶段的发展，即资本主义早期将集体劳动争议定义为违法行为，对参与劳动者实施刑罚；对集体劳动争议进行严格限制和镇压，并从政府角度对集体劳动争议进行有效控制；法律承认劳动者有参与集体劳动争议行为的自由，并且随着世界法律体系的完善和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的法治化发展，劳动者集会、游行方面的权利作为基本人权能得到宪法的承认。在我国社会建设发展进程中，为了能全面推进法制国家的建设，促进新型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就要重点针对集体劳动争议法律调整进行分析，把握企业并购中涉及到的集体劳动争议进行细化的研究，从而借助法律调整为劳动者权益的保障提供良好的支持，为和谐社会和法治国家的建设助力。

一、集体劳动争议法律调整的主要功能

集体劳动争议的法治化发展是社会法治建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集体劳动争议法律调整工作的开展核心思想在于将可能会对政治领域产生影响经济领域矛盾冲突问题，通过法律程序的限定对其实施去政治化的处理，从而将其转变为单纯的经济行为和法律行为。按照集体劳动争议法治化处理工作的需求制定法律调整的方案，能在运行法律程序的基础上通过法律制度的规范构建虚拟的冲突协调空间，从而按照法律拟定的博弈规则在虚拟空间中对冲突进行处理，确保在调解集体劳动争议问题的过程中能使其在政治层面的影响得到合理化的控制，避免对社会政治秩序造成冲击，并且在法律设定争议解决路径的作用下，能引导社会或者政府作为第三方介入到集体劳动争议冲突中，能促进冲突双方争议处理共识的构建，对于集体劳动争议冲突的化解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一般情况下，在社会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集体劳动争议的出现几率相对较大，并且矛盾冲突一般相对较为复杂，特别是在没有形成完善法律规范体系的情况下，现实生活中集体劳动争议会表现出无序化、突发化的发展状态，难以在争议处理方面对其进行有效的控制，而如果一旦处理不合理，引发劳动者与另一方矛盾主体的冲突问题，甚至涉及到政治系统，就会导致集体劳动争议表现出一定的政治性，处理难度和影响范围会随之加大。因此为了能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降低企业并购中集体劳动争议的不良影响，在对集体劳动争议进行处理的过程中，就要有意识的借助法律调整措施的制定使集体劳动争议行为能脱离政治活动，保障集体劳动争议能在法律规制范围内得到及时有效的处理，也能让劳动者合法权益得到法律的保障和维护，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基础上，维护社会建设发展的稳定性[1]。

二、企业并购集体劳动争议的主要特点和原因

企业并购中引发的集体劳动争议主要是受到企业并购因素影响出现的集体劳动争议行为现象。企业并购环节引发的劳动争议问题特征鲜明，并且集体劳动争议的出现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法律调整方面需要结合具体的工作进行细化的分析。

（一）企业并购中集体劳动争议的主要特点

从企业并购实际情况角度进行分析，企业并购环节集体劳动争议具有两个方面的明显特征，一方面集体劳动争议一般是受到用工方式或者用工理念的影响出现的，在企业并购中劳动者处于被客体化状态，是能够买卖的活体资源，企业并购方不注意倾听劳动者的意见和建议，不会组织开展集体谈判方面的问题，极易造成企业并购环节在劳动者不了解情况的状态下引发集体劳动争议问题。另一方面，集体劳动争议中劳动者的安全诉求意识较为突出，多数劳动者希望能通过集体劳动争议保障自身合法权益，能在劳动中确保自身安全得到有效的维护。可见要对企业并购中集体劳动争议进行有效的处理，从法律层面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就要把握具体的争议特点，对集体劳动争议法律调整的方案进行细化的分析[2]。

（二）企业并购中集体劳动争议出现的原因

企业并购中集体劳动争议的出现与企业抵制并购环节企业产权交易行为存在直接的关系，而在企业并购活动中，劳动者为什么倾向于采用集体劳动争议的方法抵制产权交易呢？在综合调查的基础上，发现主要缘由包含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员工对企业并购环节产权交易情况缺乏足够的了解，引发员工情绪不满的问题，导致员工对企业并购方案的认同度明显偏低[3]。其二，员工对企业并购方缺乏足够的信任，对产权交易过程存在一定的困惑，在员工仅仅能获取零散并购信息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不满情绪或者躁动的精神状态，从而导致集体劳动争议问题的出现。其三，员工在对未来发展存有疑虑的情况下，希望能与企业结束劳动关系，避免未来陷入到发展困境，在这种状态下员工往往会采用通过集体劳动争议对问题进行处理。其四，员工被用人单位作为抵制产权交易的工具，部分目标公司管理层对企业并购中产权交易不认同的情况下，可能会通过鼓动员工参与集体劳动争议行为的方式表达不满，从而抵制企业并购行为。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企业并购工作中员工会出现对企业产权交易认同感偏低的情况，可能会在并购环节引发集体劳动争议行为，对企业并购活动的开展以及社会和谐稳定产生不良影响，需要结合法律调整措施的制定，对企业并购中集体劳动争议行为进行有效的处理，真正借助法律规范降低不良影响，维护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发展。

三、企业并购中集体劳动争议法律调整整体制度

框架的建设为了能对企业并购中可能引发的集体劳动争议进行有效的处理，采用法律调整的措施对集体劳动争议的不良影响进行合理化的控制，在实际工作中就可以结合企业并购中集体劳动争议的特点和原因，制定法律调整方面的整体性框架，为法律规范的落实和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的优化开展提供良好的支持，加快和谐社会的建设发展总体进程[4]。下面就结合企业并购中集体劳动争议的特点和原因，从争议表达机制的建设和争议反应机制的完善角度，对集体劳动争议法律调整整体制度框架的设计进行细化的研究。

（一）争议表达机制的建设

争议表达机制就是引导劳动者内部基于企业并购方面引发的集体劳动争议行为方式达成一致，并向社会说明情况的过程，争议表达机制的建设内在要求劳动者能在集体劳动争议处理方面做出理性的行为选择，并向社会相关主管部门主动履行相应的义务，从而减少集体劳动争议对企业并购行为产生的影响，避免对企业并购中利益相关者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造成冲击。首先，争议表达机制的建设要先在法律层面帮助劳动者明确在表达环节需要说明的引起争议的权利关系以及在集体劳动争议中提出的利益诉求等，在争议表达机制运作的情况下，参与争议劳动者的利益诉求清单必须向劳动主管部门提交，并且由集体劳动争议解决机构和雇主等进行协调处理，通过成立劳资双方和解委员会的方式开展和解活动，如果出现和解失败的情况，在主管部门的作用下则会进入到集体劳动争议仲裁调解程序，如果仍然不能解决问题，则可以进入到诉讼渠道进行处理。其次，在争议表达机制中，劳动者需要针对是否提起罢工形式达成共识进行表达，针对这一情况可以在法律层面规定工会举行罢工的情况，即工会在组织罢工前必须由工会成员秘密投票，在工会成员多数赞成的情况下，工会才能发起罢工，并且在法律中可以规定需要采用征集意见签名的方式对劳动者的罢工意愿进行证明，以便于在争议表达中能更加清晰的说明集体劳动争议的基本情况，促进集体劳动争议的法治化处理，从而保障能合理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二）争议反应机制的完善

争议反应机制方面法律调整工作的开展主要是能在企业并购中针对劳资双方的利益关系进行有效的协调，从法律层面禁止争议双方采用罢工类型的行动，同时引入第三方协调工作机制，根据企业并购环节劳资双方出现分歧的地方尽量达成共识救济，有效做好集体劳动争议危机的合理化处理。在对集体劳动争议反应机制进行完善的过程中，法律调整工作中需要重点突出四个方面的工作：其一，启动企业内部争议调解处理程序，争取通过内部协商有效对争议问题进行控制，降低不良影响。其二，按照法律规定将集体劳动争议相第三方移交，在第三方协商调解的基础上对问题进行处理，加强集体劳动争议处理的力度。其三，引入司法程序对集体劳动争议进行处理，按照法律规定对企业并购中劳资矛盾问题进行细化的分析，从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角度明确劳资双方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关系，从而促进争议的高效化处理。其四，设置紧急情况处理机制，在紧急情况下可以成立专门的调查委员会对争议问题进行调查，并快速对争议进行处理，避免争议问题引发严重的社会利益冲突，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和谐社会的建设发展进程中，重点针对企业并购中涉及到的集体劳动争议行为进行有效的处理，通过有效的法律调整制定完善的争议表达机制和反应机制，能更好的发挥集体劳动争议法治化建设的重要作用，在法律的支持和保障下确保在集体劳动争议处理环节能对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进行有效的维护，助力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也为我国新时代背景下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任舍高．如何高效处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集体劳动争议[J].工友，2020，21(09):24-25．

[2]发挥三方联调作用汕头化解一起集体劳动争议[J]．工会信息，2020，33(15):53．

[3]杨红梅．开展“一站式”联调处理集体劳动争议的实践[J].四川劳动保障，2020，37(07):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