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范文10篇

澳门范文篇1

在澳门博物馆，我不但看到了远走西方的中国明清瓷器，和这些中国艺术珍品如何受宠于欧洲皇室的资料，而且也看到了由中国艺人制作的以西方宗教为题材的瓷器。这类瓷器属西方订件，按订件人的要求制造。瓷器的形制多是中国传统的而上面绘制的图案都是西方的。其中有一胆瓶，做工精美考究，上绘圣母圣婴图，其绘画方式完全是西方的“凹凸法”，体面、明暗、透视符合西画造型规律，人物动态结构准确、富立体感，设色也是西方观念。由此可见，西方绘画不但在教堂，而且走向了民间作坊。

清季也有中国画画家在澳门。如清初八家之一的吴历（渔山），是当时很有影响的山水画大家，他也是澳门圣保禄修院的修士。吴历不但擅画，而且工诗，曾名噪澳门诗坛。

澳门是开放的港口城市。随着商贸、旅游业的兴旺，带有纪游性质的外销画兴起于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达到高潮。西方画家，如英国的乔治·钱纳利，托马斯·屈臣，法国画家奥古斯丁·博尔杰，以及出生于澳门的毕士达和一批画手的作品，成为外销画的粉本。钱纳利毕业于英皇家艺术学院，1825年至1852年居澳门并卒于澳门。他与法国画家、巴尔扎克的好友安古斯特·巴尔吉特友善，其绘画追求对人性的深刻认识，对澳门画坛有一定的影响。澳门曾出现过一些“类钱纳利”式的作品。这些或长期或暂时寓居澳门的西方画家，多采用西方写实画法作画，他们的写生或创作，对认识澳门的民生乡情、人文景观有珍贵的历史价值。如圣保禄大教堂，于1835年被大火焚毁，仅留教堂前壁，而钱纳利笔下的《圣保禄教堂》可使我们一睹火灾前的景观。而博尔杰笔下的“妈阁庙”与当今的妈阁庙实景几乎一般无二。

今年3月新落成的澳门艺术博物馆开幕时，曾展出了啉呱或画室的作品——《女子肖像》，肖像中的女子是官宦人家，衣饰、珠宝透出华贵，身著绸缎的质感和光泽感有逼真之势，人物面部结构、肤色及眼神的描画都相当出色。由是可以约略看出从游文辉时代到晚清澳门油画的发展脉络。

抗战期间俄国画家史密特罗夫来到澳门，有大量描写澳门的作品留世。正是这些中外画家在澳门的创作活动，构成了澳门绘画的历史及画坛景观。澳门美术有悠久的历史。中西审美文化的交流、共生、融汇，澳门开了先河，值得研究。“公务员之家有”版权所

当今的澳门的画坛，是历史的延续，又具新质，同样以中西交融、多元共存为特征，流派纷呈，民间画会若雨后春笋。有影响的画会有：澳门美术协会、颐圆书画会、文化体·现代画会、中华文化艺术协会、世界美术文化交流协会、恒艺书画研究会、行隐画艺学会、澳门新画会、教育文化艺术协会以及澳门中国画院等。这些画艺团体，文化背景不同，有的以中国传统绘画为根基，有的以西方写实传统为依托，有的又以西方现代艺术为背景。画家中有的毕业于内地高等艺术学府，有的深造于英、法、葡国，画家有澳门人，土生葡人，西方或俄罗斯移民等。

澳门范文篇2

在澳门博物馆，我不但看到了远走西方的中国明清瓷器，和这些中国艺术珍品如何受宠于欧洲皇室的资料，而且也看到了由中国艺人制作的以西方宗教为题材的瓷器。这类瓷器属西方订件，按订件人的要求制造。瓷器的形制多是中国传统的而上面绘制的图案都是西方的。其中有一胆瓶，做工精美考究，上绘圣母圣婴图，其绘画方式完全是西方的“凹凸法”，体面、明暗、透视符合西画造型规律，人物动态结构准确、富立体感，设色也是西方观念。由此可见，西方绘画不但在教堂，而且走向了民间作坊。

清季也有中国画画家在澳门。如清初八家之一的吴历（渔山），是当时很有影响的山水画大家，他也是澳门圣保禄修院的修士。吴历不但擅画，而且工诗，曾名噪澳门诗坛。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澳门是开放的港口城市。随着商贸、旅游业的兴旺，带有纪游性质的外销画兴起于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达到高潮。西方画家，如英国的乔治·钱纳利，托马斯·屈臣，法国画家奥古斯丁·博尔杰，以及出生于澳门的毕士达和一批画手的作品，成为外销画的粉本。钱纳利毕业于英皇家艺术学院，1825年至1852年居澳门并卒于澳门。他与法国画家、巴尔扎克的好友安古斯特·巴尔吉特友善，其绘画追求对人性的深刻认识，对澳门画坛有一定的影响。澳门曾出现过一些“类钱纳利”式的作品。这些或长期或暂时寓居澳门的西方画家，多采用西方写实画法作画，他们的写生或创作，对认识澳门的民生乡情、人文景观有珍贵的历史价值。如圣保禄大教堂，于1835年被大火焚毁，仅留教堂前壁，而钱纳利笔下的《圣保禄教堂》可使我们一睹火灾前的景观。而博尔杰笔下的“妈阁庙”与当今的妈阁庙实景几乎一般无二。

今年3月新落成的澳门艺术博物馆开幕时，曾展出了啉呱或画室的作品——《女子肖像》，肖像中的女子是官宦人家，衣饰、珠宝透出华贵，身著绸缎的质感和光泽感有逼真之势，人物面部结构、肤色及眼神的描画都相当出色。由是可以约略看出从游文辉时代到晚清澳门油画的发展脉络。

抗战期间俄国画家史密特罗夫来到澳门，有大量描写澳门的作品留世。正是这些中外画家在澳门的创作活动，构成了澳门绘画的历史及画坛景观。澳门美术有悠久的历史。中西审美文化的交流、共生、融汇，澳门开了先河，值得研究。

当今的澳门的画坛，是历史的延续，又具新质，同样以中西交融、多元共存为特征，流派纷呈，民间画会若雨后春笋。有影响的画会有：澳门美术协会、颐圆书画会、文化体·现代画会、中华文化艺术协会、世界美术文化交流协会、恒艺书画研究会、行隐画艺学会、澳门新画会、教育文化艺术协会以及澳门中国画院等。这些画艺团体，文化背景不同，有的以中国传统绘画为根基，有的以西方写实传统为依托，有的又以西方现代艺术为背景。画家中有的毕业于内地高等艺术学府，有的深造于英、法、葡国，画家有澳门人，土生葡人，西方或俄罗斯移民等。

澳门范文篇3

【关键词】直接投资间接投资调查评述

绪论

本课题主要研究的是理清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的区别，掌握国内投资法、海外投资法以及国际投资公约的基本规则，对澳门国际直接投资的现状及澳门有关国际直接投资的现有法律的进行调查的基础上，对澳门的投资环境有更深层次的认识。

一、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的传统区别

当投资者们看到哪里能带来足够的利润的投资机会，资本就有向哪里流动的趋势，当这样的机会出现在海外时，国际投资的发生就顺理成章。像国内投资分为直接和间接一样，国际直接投资也有这样的分法：把钱交给别人使用然后拿利息的间接投资，自己管理资本、自己控制项目运作以赚取利润的直接投资。

逐利的本性决定了资本扩张的必然。在自由竞争时期，资本主义扩张的主要手段是“商品输出”，但作为掠夺资源输出商品之辅助的对外投资也是新兴资产阶级热衷的活动。它可以追溯到18世纪时期东印度公司、哈德逊湾公司等为进行掠夺性贸易而在殖民地进行的各种投资活动。到了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过剩资本”的大量出现使得国际投资（尤其是以借贷为主的间接投资活动）大张旗鼓地展开，并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带到文明世界的每个角落。

当二战后，这种产业资本的跨国流动得到了更迅猛的发展，并表现出与传统的资本流动迥然不同的特点。首先，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直接投资对国外企业控制权的要求。直接投资既全部或部分的拥有国外企业，又直接或间接的经营国外企业。而间接投资则很少涉及到这一问题。第二，从资本移动的形式上看，直接投资不只是单纯货币形态的资本转移，而是货币资本、技术设备、经营管理知识和经验等经验资源在国际间的一揽子转移。第三，直接投资具有实体性，它一般通过投资主体在国外创设独资、合资、合作等生产经营性企业得以实现；而间接投资则通过投资主体购买有价证券或发放贷款等方式进行，投资者按期收取股息、利息，或通过买卖有价证券赚取差价，其投资具有虚拟性。最后，由于直接投资直接参与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其投资回报与投资项目的生命周期、企业经营状况密切相关，通常周期较长，风险较大；而间接投资则更具流动性，风险也相对要小。

传统的资本流动理论对这种日益流行的海外直接投资也越来越没有解释力。直接投资并不绝对的取决于东道国的利率水平，而且很多情况下东道国的利率并不高于母国利率。海默是最早注意到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之不同的西方学者，并开创性地提出了大型跨国企业之所以热衷于海外直接投资乃其拥有东道国企业无法比拟的垄断优势，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他们可以充分地利用这些垄断优势，实现利润最大化。英国学者伯克雷和凯森从内部化的角度解释了这种直接投资行为，他们认为，海外直接投资是跨国公司为克服海外市场的不完全性（由于政府管制、信息缺失和不对称、垄断的市场结构等造成）而进行的内部化行为。邓宁的折衷理论是有关FDI理论的集大成者，他认为FDI的进行取决于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以及区位优势三方面因素。

二、澳门的投资环境

投资环境，是指足以影响国际资本能否有效运行、能否发挥资本的基本职能以及资本能否增值的一切外部条件和因素。投资环境是一个有各种外部条件和因素有机结合而形成的综合环境，它包括自然的、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法制的、文化教育的、科学技术的乃至民族意识、人民心理、历史传统、风尚等各种条件和因素在内的一个综合体系。其中，法律投资环境是投资环境中最具有决定性和影响力的重要因素，是投资能否进入、能否被允许进入一定行业领域进行经营以及能否受到保护与鼓励的前提条件，也是投资者目前权益和未来权益的根本保证。

(一)自然环境

澳门位于中国东南沿海，即位于珠江三角洲口岸，离广州东南面90海哩(144公里)，香港西南面40海哩(64公里)。人口44万左右。澳门土地总面积23.5平方公里，其中澳门半岛9.1平方公里，凼仔岛6.33平方公里，路环岛8.07平方公里。澳门虽由一个半岛和两个离岛所组成，但交通很方便。澳门全境南北距离11.9公里，东西距离7公里。澳门由澳门半岛、凼仔岛和路环岛所组成，并以两度现代桥梁及一条堤道将三地相连(现又将兴建第三大桥)。经澳门关闸可直达中国大陆，关闸乃澳门通往中国大陆的闸口，位于最北的一个区，还有一个设于路凼填海地段的新闸口，已经启用落成，大大纾缓澳门与大陆两地人货的流量。澳门位于东亚季风气候区。冬季吹来自北方大陆的东北季风，干燥寒冷；夏季吹来自南方海洋的东南季风和西南季风，温暖潮湿。不同季风的控制及其交替，便形成了自然季节的变化。年平均气温是22.3℃，最热是7月，月平均气温28.6℃；最冷是1月，月平均气温14.5℃。澳门的雨量相当充沛，年平均降雨量约2030毫米，是华南沿海多雨地区之一。

(二)基础设施

澳门是亚洲其中一个基建设施最完备的现代化都市。便利的国际机场、完善的道路网、新的城市发展规划、亚洲先进的污水处理厂及垃圾焚化炉、珼代化的办公大楼、高质素的酒店和高效率的劳动力，让居民和游客都可享受到现代化生活方式所带来的便利。

(三)经济环境

澳门实行自由港和自由经济政策。澳门在回归后仍然保持其自由港和单独关税区地位，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货物、资金和利润可自由流动。再加上澳门经营成本低、税制低、生活指数低、基础建设完善和金融体系稳定等优点，而成为投资者的一个理想创业、营商之地。澳门是世贸组织的创始成员和亚太经济和社会委员会的准会员，到目前为止，有160个国际公约及多边协议在澳门生效，拥有广泛的国际联系是澳门的一大特色。在香港开埠之前，澳门曾经是东方最大的贸易转运地之一，也是欧洲人前往中国及日本经商的必经之地。目前，澳门已形成旅游业、出口加工业(以纺织和服装为主)、金融保险业和房地产建筑业四大支柱产业。这四大产业对澳门经济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是旅游业。旅游业是澳门经济的一大支柱。澳门从以纺织品为主的制造业经济社会，转型为一个以旅游业为主的服务型经济城市。自从澳门的制造业面对邻近地区的竞争而有所放缓后，迅速发展的旅游业及服务业成为本澳最重要的来源。由1992年起，旅游业的收入已经超过出口产值。旅游及相关行业所聘用的雇员占本澳劳动人口30%，连同业，共占澳门地区生产总值的40%。2001年由海、陆及空路进入澳门的旅客总数超过1，000万人次。数据显示，澳门的旅游业在回归后，已摆脱亚洲金融风暴及治安问题的负面影响，并迈向稳定的增长。

澳门的业有悠久历史，自1962年起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取得专营权，根据专营合约规定，专营公司每年均须向政府缴付税，税率高于其它行业及专营项目，经多次修订后，现为专营公司总收入的31.8%，税目前占澳门政府收入约40%。特区政府目前已透过顾问公司，研究并确定了最有利于业开放和整体社会发展的方案，并增发了赌牌。有力地推动了及中介机构、服务业和建筑业的发展。

二是出口加工业。澳门的制造业由于受到邻近地区工资成本较低的影响，近年发展步伐放缓，逐步由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工业，转向较高科技发展，以保持竞争能力。此外，传统工业的制造商亦积极开拓较高质量及货值的产品市场。2000年贸易顺差超过2.88亿美元，较1999年上升78.4%。本地产品出口及再出口分别录得13.5%及30.1%的升幅。澳门最大的出口市场是美国及欧洲，包括法国、德国、英国，以及中国内地、日本、香港和澳洲等，出口货品以成衣和玩具为主。本澳进口商品的主要产地有欧盟各国、美国、中国及日本等，包括消费品，例如食物、饮料、烟草等，此外还有原材料及半制成品、燃料及润滑油等。

三是金融保险业。澳门拥有稳定的金融体系，包括银行、货币、财务、保险金融投资等业务的运作由澳门金融管理局负责监管，并担任相当于中央银行的角色。澳门特区直至2000年底拥有逾33.4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以及一项逾13亿美元、由原来土地基金转交特区政府的储备基金。两项储备既可为支持澳门元的兑换能力作重要的保证，亦为特区政府的财政储备提供一定的资源。目前澳门元实行与香港元挂钩的制度，亦即间接与美元挂钩。汇率参考了美元兑港元的联系汇率。每103澳门元兑100港元。澳门的金融业和保险业发展迅速。

(四)法律环境

一是“一国两制”、高度自治与澳人治澳。中华人民共和国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1条的规定，设立澳门特别行政区。在“一国两制”的原则下，基本法保证了澳门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并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在澳门实行高度自治与澳人治澳。澳门特别行政区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授予的其它权力。

二是澳门贸易投资促进局的投资政策服务。澳门贸易投资促进局的使命是：促进本地对外贸易及引进外资，促进澳门与世界各地之间经贸关系的发展，并提供了一系列的服务如：一站式服务、经贸推广活动、申请居留、资料查阅、离岸服务、国际贸易投资展览会等。

三、澳门的投资环境虽然有很多的优势，但还是存在着一些不足的地方。针对这些不足，应该怎么做呢？

一是澳门要将现行以业为核心的旅游业发展成为、观光、文化、度假、保健、商务、会议、展览融为一体的综合性旅游服务业，就必须加强对澳门潜在的历史、人文等旅游资源的深度开发，要充分利用澳门在历史上曾是中西文化交汇枢纽，具有“博物馆”式的城市风貌和丰富历史文化遗产的优势，突出澳门作为亚洲的“欧陆小镇”的特色。充分利用和发挥澳门现有旅游资源的潜在优势，重点搞好旅游配套，将是能保存原有特色的，投入少、见效快的可行性策略。

在发展策略上，澳门应加强整体城市的发展规划，对具有历史价值的以西湾——议事亭前地——大三巴牌坊一带为主轴的历史古城区加强保护、重建工作，强化其南欧风格和休闲情调。

澳门还应在继续办好现有的国际性文化活动，如国际音乐节、国际艺术节、国际烟花汇演、国际龙舟赛等一系列大型的国际性活动。同时还要重点兴建一些小巧玲珑的、具丰富文化内涵的主题景观，致力将澳门建设为具欧陆风情的亚洲旅游度假中心和中小型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澳门还应进一步加强其与广东的经济合作，尤其是与珠海在旅游方面的合作。目前，珠海市已决定将毗邻澳门的横琴岛开发为“国际特别旅游区”。澳门应积极加强与珠海的合作，研究联合开发横琴岛的可行性，使澳门的旅游业的发展与横琴岛开发配合衔接，以避免形成正面竞争达到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的效益，将澳门建成粤港澳大三角旅游区中独具特色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在税制和鼓励方面。澳门的公司利得税最高税率只为15%，比香港、新加坡及国内都要低。但在很多地区，如国内会对外资或一些重大投资项目或鼓励投资行业有税收减免。在澳门方面，只有制造业项目可申请50%的利得税坚守优惠。所得补充税的减免应扩大到其他行业，其申请的审批程序和标准应更制度化及具透明度。

小结，通过对澳门投资环境的研究，使我们对澳门经济、环境等方面有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参考文献】：

1.何小凤，黄崇。投资银行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7）

2.肖卫国。跨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2）

3.陈明森，林述舜。中国资本运营报告。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5）

澳门范文篇4

以不法高利贷为例，自2003年以来，每年立案数都在250宗左右，一些人抓住赌客赌输后急于翻本的心态，借钱给赌客抽取高额利息，进而禁锢、胁迫债主还债。以2009年的一宗高利贷案件为例：嫌犯甲、乙及丙合意合力，彼此分工，以来澳的韩国人为目标，向赌客借出款项作赌资并抽取不法利息。按照彼此的计划及分工，嫌犯甲主要负责在澳门各内寻找韩国赌客，嫌犯乙及丙则主要负责看守赌客直至清还欠款，而嫌犯乙还负责租赁用于看守赌客的住宅、记录及保存借贷数据等其他细节工作。一次，在某娱乐场的赌厅内，在一名韩籍女子的介绍下，嫌犯甲向被害人借出l0万港元作赌资，借款条件是将在被害人的赢局中抽取赢款金额的50％作为利息；倘若被害人将借款输光，将每三日收取1万港元作为利息。被害人同意上述借款条件后，直至被害人将上述借款全部输光，嫌犯甲共抽取了大约10万港元的利息。同日，嫌犯甲将被害人带往其位于澳门的住所，在此后二十余天的时间里，被害人一直被嫌犯甲、乙及丙轮流看守，并将住所大门反锁而被禁止自由离开。另一被害人也是以基本相似的情节被禁锢，并遭受毒打。此后，嫌犯甲多次使用属于被害人的银行卡从自动柜员机提款共5．15万港元，并将之据为己有。案发后，三嫌犯因此被控触犯：《刑法典》第219条第1款及于第8／96／M号法律第13条所规定并处罚之为之高利贷罪；第152条第2款a项所规定及处罚之加重剥夺他人行动自由罪。第219条第1款及于第8／96／M号法律第l4条所规定并处罚之文件的索取罪；第148条第1款所规定及处罚之胁逼罪；第198条第1款a项所规定及处罚之加重盗窃罪；第6／97／M号法律第6条所规定及处罚之不当扣留证件罪。

事实上，高利贷由来已久，甚至衍生成一个行业，这些放债人民间称之为“大耳窿”，④他们以在向赌徒放债为业，以私刑为讨债手段，这些利用赌徒“翻本”心态的高利贷与共生存，也因此成为博采监管的重要内容。“自费，至多会把人输成穷光蛋，而一般不足以使人走绝路。因而烧炭跳楼者，几乎百分之百地是因为欠了赌债。

之害实则赌债之害。而高利贷之害实则赌债之害中的害中之害。”②正如前述案例所表明的情况一样，这种借贷不同于企业生产经营环节的借贷。从放债人的角度来看，高利贷是一种“跑了和尚便跑了庙”的生意，离开了非法拘禁及暴力等犯罪手段，这生意便很难做成。为打击或减少因高利贷而引发的社会问题，澳门第8／96／M号法律第l2条规定“一、凡意图为自己或他人获得财产利益，向人提供用于的款项或任何其他资源者，处相当于高利贷的刑罚。”《刑法典》第219条规定放高利贷为犯罪。⑧《民法典》第1073条规定了“在消费借贷合同中，如订立之利息高于法定利息之三倍，则视有关合同具有暴利性质”。在澳门，法定利率由政府以行政命令不定期调整并公布。根据第29／2006号行政命令，现行法定利率以及无指定利率或金额时订定的利率均为九厘七五。既然借贷是这个行业的衍生品，规范及限制就成为政府唯一可以做的事情。为了澳门事业的正常发展，杜绝或减少因此带来的弊端，澳门颁布了第5／2004号法律《娱乐场或信贷法律制度》，该法第16条规定：“按照本法律的规定获赋予资格的实体，在从事信贷业务时作出的事实，不视为七月二十二日第8／96／M号法律第十三条所指向他人提供用于的高利贷，该条规定的效果亦不适用于该等事实。”因而使借贷合法化，并成为法定债务的渊源。

澳门范文篇5

刑法有着明显的惩罚功能,当对犯罪分子判处一定刑罚后,其人身自由和民主权利必然受到一定的限制和剥夺,精神、名誉或财产受到某种损失,极少数犯罪分子甚至被剥夺终身自由和生命。在实践中,每一种刑罚的具体适用,都会产生上述后果,这便是刑法的惩罚功能。刑法这种功能,无论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将始终存在。刑法除惩罚功能之外,还有保障功能。保障功能表现在刑法对国家、社会利益的保护以及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保障。部分学者认为,刑法惩罚功能的本身也是保障功能,当犯罪分子被惩罚之后便保护了国家和社会利益,保护了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全面。刑法的惩罚功能同保障功能确有一定联系,甚至相互交错。但是,刑法的保障功能不是被动的,也不是由惩罚功能派生出来的附属物,而应当是主动地、独立地存在于刑法之中。随着人类步入现代社会及文明、民主和人权保障的需要,刑法的保障功能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世界各国刑法,在保护国家和社会利益的同时,特别注意用限制国家刑罚权的方法保障公民的人权和其他合法权益。由于国家政治、经济制度不同,刑法的保障功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可能侧重于对国家和社会利益的保护,而在一定时期,又可能侧重于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保障。但是,从刑法总的发展趋势看,从对国家和社会利益的保护转向对公民人权的保障是一个方向,是人类社会的进步。刑法的这一发展趋势不仅仅是人们对刑法的认识和理论发展的结果,而更重要的是现代经济、政治和文明的要求。法律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之一,市场经济必然要求对市场主体,包括法人和自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自由、平等、公正、公平等权利给予有力的保障,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所决定的。

一、我国内地刑法的保障功能

1979年7月1日,我国颁布了第一部刑法典(以下简称79刑法)。该刑法典把国家利益的保护放在首位。分则第一章规定了反革命罪,反革命罪是指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制度为目的,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为。该章共有15个条文,同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相同;比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多4条,所设死刑条文在各章中为最多。在突出保护国家利益的同时,对社会利益的保护也十分重视,分则第二章规定了危害公共安全罪,第六章规定了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共有33条,死刑条文仅次于反革命罪。在现代社会,社会利益是一种公共利益,虽然有别于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但是又同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紧密相联。国家利益以社会利益为基础,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就不会有稳定的国家统治。同样道理,社会秩序稳定,才能保障公民个人的人身自由和财产安全、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从社会利益转化为个人利益。社会利益同其他利益相互沟通的作用,使各国立法者都重视对社会利益的保护,并设立专章放在重要位置。我国79刑法对社会利益的保护是相当成功的。然而,相比之下,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保障却被严重忽视,明显不足。刑法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保障,应当表现为:一是只要不构成刑法规定的犯罪就不允许定罪判刑;二是公民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时能运用法律赋予的某些权利进行自我救济;三是对罪犯的人道主义待遇和人权的保障。如果按上述要求对79刑法典进行审视,该刑法典对国家和社会秩序价值的追求远远超过了对公民自由和公正保障的迫切要求,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规定了类推制度。79刑法典第79条明确规定了类推制度。类推制度的实质是,对于刑法没有明确规定的犯罪,可以通过对已规定犯罪的比较,从已有的法律条款中选取最接近已规定的犯罪作为依据去定罪量刑。这种做法的结果有三:一是使刑法的调整范围处在一种不确定的状态之中;二是给予司法工作人员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三是公民的合法权益处在一种不确定的保护状态。所以,类推制度的存在既同罪刑法定原则相违背,也使公民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意大利著名的刑法学家贝卡利亚指出:/只有法律才能规定惩治犯罪的刑罚,,超出法律范围的刑法是不公正的,因为它是法律没有规定的一种刑罚。/当法典中含有逐字适用的法律条文,而法典加给法院的唯一职责是查明公民的行为并确定它是否符合成文法的时候;当所有的公民由最无知的人一直到哲学家都应当遵循的关于什么是正义的和不正义的规则是毫无意义的时候,国民将免受许多人的微小的专制行为。

(二)若干刑法制度忽视了对人权的保障。无论在定罪还是量刑方面,我国内地79刑法都规定了若干刑法制度,然而,这些制度忽视或者不注意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如:正当防卫,是赋予公民保护自己或他人合法权益的一种自我救济制度,但是79刑法对正当防卫的概念、必要限度、防卫过当的规定含糊其词,很不明确,公民难以运用该制度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还有相对负刑事责任的制度,死刑缓期制度等,都存在一个公民合法权益保障不足的问题。

(三)刑法条文规定的不明确和不科学,司法实践中难以操作。无论刑法总则还是分则条文,都使用了过多的高度概括性条文。这里有一个立法技术不成熟的问题,但也有一个立法指导思想即偏重于对国家和社会利益的保护,而忽视对公民个人合法权益的保障。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以下简称97刑法),立法者在发挥刑罚惩罚功能的同时,加强了刑法的保障功能,特别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保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补充规定了刑法的三个基本原则1197刑法第3条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同时取消类推制度。罪刑法定原则的实质是法无明文规定者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者不处罚。这一原则的确定,首先对立法权进行了限制,否认国家对公民行为进行事后追溯的权力,因为溯及既往的法律不符合先喻后行的公正观念,不利于社会生活的稳定和对公民权利的保障。这便是从罪刑法定原则派生出来的刑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其次是对司法权的限制,罪刑法定原则可以防止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滥用刑罚权,对法无明文规定的行为追究刑事责任。当国家刑罚权受到一定限制之时,公民的合法权益便相对得到了保障。21刑法平等原则。97刑法第4条规定了刑法平等原则。该原则既是刑法公正性的体现,也是保障人权和公民合法权益的体现。追求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平等,包括法律面前的平等,是人类美好的理想与信念,并成为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近代启蒙运动以来,政治平等逐步向法律平等转化,人们把平等看作公民权利体系中的核心内容之一,法律尊重人们的平等要求,实际是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保障。31罪刑相适应原则。97刑法第5条规定了罪刑相适应的原则,该原则同刑法的保障功能紧密相联。当轻罪重判时,不仅不利于对犯罪分子的改造,而且犯罪者个人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以及财产权利将受到一定的侵犯,无法保障犯罪者的合法权益;反之,重罪轻判,不仅使犯罪者受不到应有的惩罚,而且国家和社会的利益也会受到一定的损害,无法使国家和社会利益得到良好的保护。只有做到依法定罪量刑,轻罪轻判,重罪重判,罚当其罪时,才能既保障犯罪者的合法权益,又保护国家和社会利益,并有利于对犯罪本人的改造。

(二)关于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97刑法同79刑法一样,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只包括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两种,是法律赋予公民个人保护国家、社会、他人和本人合法权益的自我救济手段。97刑法针对79刑法关于正当防卫规定的诸多缺陷和不足,明确规定为:/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同79刑法相比,97刑法对正当防卫制度作了四个方面的修改和补充:11正当防卫的概念符合刑法学理论要求的适时性、合法性、特定性和局限性,是一个科学而严谨的概念。21把必要限度规定为以制止住不法侵害为标准,不要求防卫行为同侵害行为相适应或基本相适应。31防卫过当必须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并造成重大损害。41赋予公民无限防卫权,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经修改补充的正当防卫制度,赋予了公民更大的防卫权,鼓励公民大胆地同不法侵害行为作斗争,有利于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保障。

(三)对死刑的实际适用进行严格限制死刑是剥夺犯罪者生命的刑罚,而人权的基础便是生存权,在世界范围内为保障人权而减少和废除死刑的趋势下,我国97刑法中的死刑条文是比较多的,但是,我国刑法从多方面严格限制死刑的实际适用,把死刑的实际适用减少到最低限度。严格限制死刑适用的主要立法措施有:11保留了79刑法中的死刑缓期制度和死刑复核制度,控制死刑的适用。21严格适用死刑的条件。将79刑法中的/罪大恶极改为/罪行极其严重,强调罪行的严重性而不是民愤。31减少死刑的具体适用对象,对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对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也不适用死刑。41严格死刑缓期执行的条件,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只有犯故意罪,才能执行死刑。51对具体犯罪适用死刑的条件作了极明确的规定,例如,盗窃罪保留死刑,但只有行为人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和盗窃珍贵文物、情节严重的情况下才能适用死刑。61取消了刑法中的加重情节,从而使无期徒刑不能进入死刑,减少死刑的具体适用。

(四)加强对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的保护刑法明确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只有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放火、爆炸、投毒罪的才负刑事责任,对其他犯罪不负刑事责任。

(五)保护犯罪分子家属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97刑法第59条规定,在判处没收财产的时候,不得没收属于犯罪分子家属所有或者应有的财产。当没收犯罪分子全部财产时,应当对犯罪分子个人及其扶养的家属保留必需的生活费用。刑法第6条规定,没收财产以前犯罪分子所负的正当债务,需要以没收的财产偿还的,经债权人的请求,应当偿还。

(六)增强刑法条文的明确性和科学性刑法条文规定的是否明确、科学和易于操作,直接影响着刑法保障功能的发挥。针对79刑法过多的高度概括性条文,97刑法修订时作了修改补充:11注意了总则部分概念、制度的科学性和严谨性,例如前面论述的正当防卫。21分则部分作了较大的改动。具体表现在:(1)绝大多数犯罪构成的要件采用了叙明罪状,使具体犯罪的内涵和外延明确化,便于操作。(2)对内涵外延不易确定、犯罪形态多样化的犯罪则作了比较详细、具体、严密的规定,有的还采用列举式的方法逐一列举各种形态犯罪的构成要件,基本上做到了繁简得当,明确易行。(3)对同犯罪有关的概念作出了立法解释,如:公共财产、国家工作人员、司法工作人员、重伤害、首要分子、告诉才处理、假药、劣药、商业秘密、内幕信息等等。(4)每一种具体犯罪的刑罚制度合理化。刑法条文的明确和科学,既使司法工作人员,也使一般群众便于掌握犯罪构成的条件及其处罚,有利于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保障。

二、我国澳门刑法的保障功能

16世纪中期,葡萄牙逐步占领了我国领土澳门,澳门成为葡萄牙的管制地。因此长期以来澳门适用葡萄牙1886年制定的刑法典及对其修订的法律文件。此外,还有澳葡当局立法机关制定的补充性刑事法规以及国际法中有关刑事领域的法规。1987年4月13日,中葡两国在北京正式签署了5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6,决定1999年澳门主权回归祖国。1993年11月,在中葡联络小组会议上,葡方向中方正式提交了澳门刑法典草案的中译本。后经中、葡、澳三方法律专家学者多次广泛深入的讨论,进行了必要的修改,于1995年11月公布了5澳门刑法典6(以下简称新刑法典),并于1996年1月起生效。新刑法典在发挥刑法惩罚功能的同时,特别注意刑法的保障功能,充分体现了刑法对公民人权和其他合法权益的有力保障。主要内容有:

(一)优先规定刑法的基本原则1.澳门新刑法典第1条便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该条第1款规定:/事实可受刑事处罚,以作出事实之时,其之前之法律已叙述该事实且表明其可科刑者为限。全面体现了/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的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内涵。该条第2款把保安处分也纳入必须有法律规定才能给予处分的框架之内。第3款则继承了澳门旧刑法有关规定的精神,明确规定禁止类推,从而使刑法的调整范围相对封闭,公民的合法权益得以有效保障。2.刑法效力不溯及既往原则。该原则是从罪刑法定原则中派生出来的原则,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应当以行为时的刑事法律规范为标准,禁止行为后的刑事法律追溯以前的行为为犯罪并给予处罚,因而是立法和司法方面对公民权利保障的重要措施之一。澳门新刑法第2条第2款还特别强调:当依行为时法行为可处罚而依行为后法行为非可处罚时,行为不予处罚,即使判决已经确定,判决的执行及其刑事效果也必须终止。对于依行为时法和行为后法行为均具可罚性,但行为后法的适用对行为人较为有利时的情形,仅当判决未确定时,行为才适用行为后法。3.罪刑相适应原则。根据澳门新刑法第4条规定,科处刑罚及保安处分的目的在于使行为人重新纳入社会;在任何情况下,刑罚均不得超逾罪过程度;同样保安处分仅在其与事实之严重性及行为人之危险性相适应时,方得科处。由此可见,新刑法典罪行相适应不仅包括所处刑罚与保安处分同犯罪或不法事实之间相适应,还包括刑罚应当同犯罪分子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同时考虑报应与功利两个方面的因素,包括刑罚个别化的内容。另外,澳门新刑法典还自始至终贯穿着人道主义原则。

(二)对刑事责任能力严格限制刑事责任能力是指行为人能够正确认识自己行为的性质、意义、作用和后果,并能依据这种认识而自觉地选择和控制自己的行为,从而对自己所实施的法律所禁止的危害社会行为承担刑事责任的能力。一般情况下,当自然人达到一定年龄后,智力发育正常,就自然具备了刑事责任能力,这一年龄称为刑事责任年龄。所以,刑事责任能力同刑事责任年龄紧密相联。责任能力可能因年龄或精神疾病、生理机能缺陷等原因不具备、丧失或减弱。新刑法典第18条规定,凡未满16周岁的人,不追究刑事责任,而内地刑法规定已满14周岁未满16周岁的人对某些犯罪负刑事责任。所以,新刑法典缩小了对公民追究刑事责任的范围,即对未满16周岁的人一律不追究刑事责任,从而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新刑法第19条明确规定,凡因精神失常而缺乏评价某一事实并在此基础上决定作出该事实之能力,行为人作出该事实,不可归责;患有非偶然之严重精神失常的人,即使在作出事实时有明显低弱能力评价该事实的不法性,或有明显低弱能力根据评价作出决定,只要精神失常的后果不受其控制,且不能因此对其加以谴责,对行为人得宣告为不可归责;行为人经证实因精神失常以外的其他原因而无能力受刑罚影响的,可作为参考依据,按上述有关精神失常不可归责的情况处理。该条还规定,行为人意图作出事实而造成精神失常的,并不阻却可归责任,这一规定为处罚原因上的自由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

(三)对预备犯、未遂犯、中止犯不处罚或减轻处罚澳门新刑法典规定,预备行为除另有规定者外,不予处罚。犯罪未遂包括障碍未遂和中止未遂。障碍未遂是指行为人作出一已决定实施之犯罪的实行行为,但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的阻碍而犯罪未至既遂者。中止未遂是指行为人作出一已决定实施之犯罪之实行行为,而行为人自动放弃继续犯罪的行为。根据澳门新刑法典第22条的规定,障碍未遂处罚必须遵循两个原则:一是除法律有了规定外,处罚犯罪未遂犯限于相应既遂犯最高法刑为3年以上徒刑之犯罪;二是在符合前述情形下,处罚未遂犯应比照既遂犯特别减轻刑罚。特别减轻刑罚,是将行为人可科处刑罚之量刑幅度的最高与最低刑期予以减轻的一种量刑原则。新刑法对障碍未遂的处罚采取总则概括规定与分则具体规定相结合的方式,只有分则条文某一具体犯罪明确规定有/犯罪未遂,处罚之的明文时,该具体犯罪的未遂行为才能给予处罚。不允许司法人员根据总则的概括性规定任意对未遂犯进行处罚。根据新刑法典第23条规定,中止未遂一律不予处罚。法律这一规定,有利于鼓励犯罪分子在实施犯罪后自动停止犯罪,防止犯罪结果发生,减少社会危害性,同时,也是对这类犯罪者人权的一种保护。同时,新刑法典对中止未遂犯罪的成立条件较内地要宽松得多。行为人只要具备以下三个条件之一,犯罪对中止即告成立:一是行为人因己意放弃继续实行犯罪;二是因己意防止犯罪既遂;三是犯罪虽已既遂,但因己意防止不属该罪状之结果发生。而且,即使防止犯罪既遂或防止结果发生之事实,与犯罪中止人的行为无关,只要犯罪中止人曾认真作出努力防止犯罪既遂或防止结果发生的,中止未遂也同样成立。而内地刑法对第三种情况不认定为中止,因为没有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应当属于未遂。新刑法典还规定:共同犯罪人各按其罪过处罚,而不论其他共同犯罪人之处罚或罪过程度如何。至于共同犯罪的成立,是否要求各共同犯罪人在主观罪过上具有共同的故意内容,则未有明确规定。所以,共同犯罪情况下的犯罪中止之成立,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在数人共同作出事实的情况下,行为人因己意防止了犯罪既遂或防止了结果发生,成立中止未遂,不予处罚;二是即使其他共同犯罪人继续实行犯罪或者使犯罪发展至既遂,只要行为人曾认真作出努力防止犯罪既遂或防止结果发生,中止未遂同样成立,不予处罚。

(四)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澳门新刑法典规定的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不仅有正当防卫、紧急避险,而且还有行使权利、履行法定义务或遵从当局正当命令、权益人的同意等情形。澳门刑法典不仅在排除社会危害性的种类上,而且在构成条件上比内地刑法规定的相对宽松。11正当防卫。澳门新刑法规定,正当防卫是指为击退对行为人本人或者第三人受法律保护之利益正在进行的不法侵犯,而在击退该侵犯的必要方法限度内所作的行为;如果正当防卫时,采用的方法过当,则防卫行为不合法,但得特别减轻处罚;但是防卫人如果在可以原谅的精神紊乱下或者出于对不法侵害行为人的恐惧、恐吓而做出的过当行为,则不负刑事责任。至于正当防卫采取的方法如何是必要的,正当防卫是否以/不可能救助于公共当局力量为限,刑法没有明确规定。21紧急避险。根据澳门新刑法典第34条第1款规定,行为人即使作出可适当排除危险的不法事实,只要该危险属于威胁行为人本人或第三人生命、身体完整性、名誉或自由的正在发生而又不能以其他方法避免的危险,而且按照案件的情节,期待行为人作出其他行为并不合理的,行为人避险过当的不法事实使失却罪过。但是,根据该条第2款的规定,如果危险威胁的法律利益与上述第1款所指法律利益不同,避免过当则应受特别减轻的处罚。31对于义务冲突下的行为,澳门新刑法典规定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成为阻却不法之事由。新刑法典第35条规定,在履行法律义务或遵从当局正当命令出现冲突的情况下,如果行为人履行的义务之价值等于或高于被牺牲而没有履行的义务,或者行为人遵从的命令之价值等于或高于被牺牲而没有遵从的命令,则其行为合法,不负刑事责任。如果在义务冲突情况下,履行某项服从上级的义务导致犯罪,则行为人此项义务应当终止。如果明知上级命令导致实施犯罪而仍遵从或者在其知悉的情节范围内,上级命令导致实施犯罪明显易见,而又遵从实施该行为造成后果,应承担刑事责任。在这里,区别的一个重要标准是行为人对命令导致后果的认识问题。41受害人的同意作为阻却行为不法性的事由。澳门新刑法典对受害人的同意之成立要件、终止要件以及受害人可作出同意的范围作出了具体规定,如:同意之人即受害人必须年满14周岁,且在表示同意时具有评价同意的意义及辨别同意内容之必要能力;同意得以任何方法表示,但该方法应足以表现同意人的认真、自由及已明了情况的意思;同意得在加害行为实行前自由废止。个人的生命、人身自由等属于法律保护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不能在受害人同意的范围之内。对于受害人的同意,澳门新刑法典规定,推定同意等同于实际同意。所谓推定同意,是指行为人作出行为时的情况,可合理使人推测、假设受法律保护利益之人知悉作出事实时之情节,将就该事实作出有效同意的情形。实践中,医疗行为、处分财产等行为,均可能存在推定同意而使行为人免责。

(五)宽缓的刑罚体系澳门新刑法典的刑罚体系由主刑和附加刑构成。主刑包括徒刑及罚金刑;附加刑包括禁止执行公共职务和中止执行公共职务。刑罚的宽缓主要表现在:11明文规定废除死刑。无期徒刑与不定期刑以及无期与不定期保安处分。澳门新刑法典受葡萄牙刑法典的影响,在第39条明确规定禁止死刑和无期徒刑。禁止死刑在世界许多国家已早有规定,但同时禁止无期徒刑却只有极少数国家,可见澳门刑罚之宽缓,也表明了立法者强化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立法宗旨。21自由刑和罚金刑可相互易科。澳门新刑法典规定,被科处不满6个月徒刑的,除了为预防将来犯罪而必要执行徒刑者外,应当以罚金或其他可科处的非剥夺自由之刑罚替代,当徒刑易科罚金刑时,适用科处罚金的有关规定执行。在西方,把人身自由看作是仅次于生命、健康的重要人身权利,只要能不剥夺人身自由,便尽量不剥夺,该规定体现了西方的人生价值观。在澳门新刑法典中,罚金刑不仅普遍适用于各种侵犯财产罪,而且广泛适用于侵犯人身罪、妨害社会生活罪、妨害本地区罪的某些犯罪。如果法院认为以劳动代科罚金服刑可适当及足以实现处罚的目的,则应被判刑者的申请,法院可命令其在澳门地区、其他公法人或法院认为对社会有利的私人实体之场所、工场或活动中作日计劳动,以代替全部或部分所定之罚金。不自愿缴纳或在强制之下仍不缴纳非以劳动代替的罚金者,即使所犯之罪不可以处徒刑,仍须服徒刑,徒刑时间减为罚金日数的#.。被判刑者如证明不缴纳罚金不可归责于本人,徒刑得暂缓1年至3年执行。31附加刑仅适用于公务员,并不得单独适用。根据澳门新刑法典第6条的规定,任何刑罚均不具有丧失民事权利、职业权利或政治权利的必然效力,但对于某些犯罪,法律得规定禁止行使某些权利或从事某些职业。所以,澳门新刑法典规定的两种附加刑,即禁止执行公共职务和中止执行公共职务,其适用对象仅限于公务员,是对公务员的特别处罚,而不适用于一般公民。附加刑仅存在附加适用的情形,不能单独适用。

(六)保护犯罪者权益的量刑原则1.量刑的一般规则。澳门新刑法典第46条规定,如对犯罪只要非自由刑能实现处罚目的,法院就应选择非自由刑,而不采用自由刑。刑罚份量之确定,必须在法律规定的限度内,按照行为人的罪过及预防犯罪的要求作出;量刑时,法院应考虑所有对行为人有利或不利而不属罪状的情节,然后定罪量刑。2.刑罚的免除,是指法院根据犯罪事实及行为人罪过等情况,在宣布被告有罪的同时,并不予科处任何刑罚。关于刑罚免除的适用条件,新刑法典第68条规定须同时具备:犯罪可处之以刑为最高限度不超过3个月的徒刑,或可处之以刑为不超过6个月的罚金;事实之不法性及行为人之罪过显属轻微;损害已获弥补;免除刑罚与犯罪不相抵触。

(七)对符合法定条件的服刑人应当假释澳门新刑法典第56条规定,对已服刑达所判刑期#.,且至少已服满6个月的徒刑,并符合下述条件的服刑人应当给予假释:一是经考虑案件之情节,行为人以往之生活及人格,以及于执行徒刑期间在人格方面之演变情况,期待被判刑者一旦获释,将能以对社会负责方式或生活而不再犯罪属有据者;二是释放被判刑者确实不影响维护法律秩序及社会安宁。当然,服刑者不同意假释待遇时,可以不予假释。(八)将侵犯人身罪列为刑法分则第一编澳门新刑法分则基本按照犯罪所侵犯的不同法益性质之标准将各种具体犯罪进行分类组成,分则全卷共五编223条。将侵犯人身罪作为第一编,以体现人权保障的重要性。为加强对人权的保障而将侵犯人身罪放在分则开篇部分的立法例,在世界各国中是极少见的。

(九)刑法条文科学而明确法律条文的科学、明确,既是罪行法定原则的要求,也是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需要。只有刑法条文科学明确,才易于司法人员操作,准确地惩罚犯罪,更好地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澳门新刑法典总则、分则条文都做到了科学而明确。特别是分则部分,一个条文最多只有一个罪名,对于许多罪名,该法典往往采用数个条文共同规定,如杀人罪分别规定了普通杀人罪、加重杀人罪、减轻杀人罪,应被害人请求杀人和纵恿、帮助或宣传自杀等五条。其绝大部分分则条文采用叙明罪状的立法方法。第三,对同构成要件有关的法律术语作了专门的立法解释和规定。

(十)改革和简化保安处分澳门的新刑法典将保安处分分为五种,新刑法典将保安处分简化为不可归责者的收容、可归责者的收容和业务禁止三种,而且只有在其与事实之严重性及行为人之危险性相适应时才能适用,也就是说,只有行为人在客观上有相当严重的不法事实时,才能科处保安处分。从而避免片面强调人身危险性而适用保安处分,以切实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澳门范文篇6

澳门经济的发展有赖于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国际投资,并有效地解决国际投资争端。澳门政府为此已同意适用《ICSID》公约。在法律上，公约将会优先适用。因而对澳门法律界来说，对公约和相关内容的探讨在法律及经济上是必要的，也是现实的。

一、投资争端的定义与类型

国际投资争议首先是指外国私人直接投资关系中的争议,其次,又可将其具体分为三种争议:1、东道国政府与外国私人投资者之间的争议。2.、外国私人投资者在东道国与不同国籍的合营者之间的争议。3.投资所属国与投资东道国之间的争议。其中第一类争议在实践操作中较为复杂和棘手,其问题往往出现在法律适用,外国私人投资者在国际法庭中有无诉权,以及如何执行国际法庭裁判国家败诉的决定等。尤其是由于法律适用的特殊，往往会使问题政治化，上升为国与国之间的争论（比如通过投资所属国的代位求偿权或外交保护权而转化成国家间的争议）。第二种关系涉及的是在举办合营企业或世行开发自然资源的活动中产生的争议。这种争议在法律适用上比较明确，也容易解决。第三关系除了国家间由于双边投资条约的解决或适用问题而产生的争议情况外，一般是属于第一种关系的激化才发展而来的。它的解决往往只能使用传统的国际公法的解决办法。

二、投资争端解决方法及相互关系

解决国际投资争议的方法不完全等同于一般国际经济贸易解决争议的方法，一般分为政治的与法律的解决方法：

（一）、政治方法

1、协商与调解。

协商（Negotiation）是指各方当事人直接交换意见。在评判自身利益的得失中，通过谈判达到互谅互让的协议。调解（Conciliation）是指当事人（或当事国）将争端提交由当事人（或当事国）所认可的委员会，委员会基于调查与公平合理的基础，提出解决方案，该方案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因此争端方没有必须接受的义务。

协商与调解的区别在于：协商无需第三者介入，而调解需第三者介入。在国际投资争议解决方法中往往出现调停（Mediation）的方法，它与调解的相同点均是有第三者介入，但调解需由第三者提出方案，而调停一般不提出方案，它仅是非争端方为当事人提供谈判与重开谈判的创造有利条件，且往往会亲自主持谈判。

2、外交保护

由投资者所在国家（澳门必须通过中国）来代表投资者通过外交途径向东道国提起国际请求。在提起外交保护时必须注意：a）用尽当地救济（localremedy），即除非东道国法律另有规定，投资争议必须通过当地救济加以解决。b）还需注意国籍持续原则。海外投资者在其权益遭受损失的当时到要求实行外交保护之时，只要曾一度丧失其保护国的国籍，均不能受到该国的外交保护。请求外交保护国如不违反用尽当地救济与国籍持续原则，就可向东道国提起国际请求，两国政府应就此争议通过外交谈判或国际仲裁或通过国际法院的诉讼加以解决。

（二）、法律方法

1、国际仲裁：

也称为公断。是双方当事人通过协议将争议提交第三者（一般是国际商事仲裁和专门的投资仲裁机构），尤其对争议的是非曲直进行评断并做出裁决。它与调解的区别在于仲裁有法律效力，具有排他性和终局性以及司法裁判性质，而调解没有法律效力，也即无强制效力。按西方国家的做法，调解与仲裁程序严格区分，不但在人员任命上严格区分，而且在规定仲裁程序中不允许有调解，调解与仲裁费缴纳也各自独立。

2、外国法院诉讼：

外国投资者在东道国以外国家的法院中，提起对东道国的诉讼，这种诉讼的内容一般涉及：a）反托拉斯诉讼。以第三国（共谋与嗖使国）的反托拉斯法为依据，指控其与东道国共谋与嗖使对原告实行国有化。b）所有权无效诉讼，也称为追索诉讼（PursuitLitigation），。它往往以对物诉讼（以实际持有人为被告）与对人诉讼（以实施国有化措施为被告）。

在中外合营企业的合同文本中一般只提供仲裁和协商两种解决争议的方式。在具体操作上理应还有调解和向法院提起诉讼解争议两种方式。协商、调解、向法院起诉与协商、调解、仲裁，这两个组合内容的三个方式可混合使用，唯有仲裁与向法院起诉这两种方式是相互排斥的。在西方这两种方式也是互相排斥的，比如参与调解的人员不是被任命为同一争议的仲裁员，或者即使任命也需双方当事人的同意；又如只有在调解失败，当事人申请的情况下才能提起仲裁程序。仲裁程序中不得调解，在申请调解程序时，缴纳调解费。调解如失败，仲裁才开始，并仍需缴纳仲裁费。在中外合营企业的争议中，有了仲裁协议的合同，法院将不予受理，反之亦然。必须注意的是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ChinaInternatioanlEconomicandTradeArbitrationCommission-CIETEC）的仲裁规则第60条，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任何一方当事人均不得向法院起诉，也不得向其它任何机构提出变更仲裁裁决的请求。《澳门仲裁法》（法令29/96M，别称《国内仲裁法》）第35条也有相应的规定。即：终局的仲裁裁决，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法院不能再受理当事人的起诉，《澳门涉外仲裁法》(法令55/98/M)第一条也以适用国际公约而与ICSID公约35条的终审性与拘束性相一致。而中国国内的任何仲裁虽也实行仲裁终局制度，但如裁决被人民法院裁定是撤销或者不予执行的，当事人如不想就该纠纷重新达成的仲裁协议申请仲裁，就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这与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的仲裁规则不一样。

三、国际投资争议处理方法与WTO争端机制异同

由于中国加入WTO已是定局，估计在2002年十月可以加入。所以在研究国际投资争议处理方法时，与国际投资争议解决方法与WTO的DSB的解决方式不同之处作一比较是有好处的。WTO的DSB的解决方式相同之处在于双方均使用协调和调解及仲裁的手段解决争端，

不同的是在于：

1）国际投资争议解决方法与WTO的DSB的解决方式虽有相同之处，但是世界贸易组织是现有国内法和国际法解决争端机制之外的独立解决国际贸易争端的机构。它不但不涉及国际投资，而且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程序不处理两个私法主体之间发生的争议，也不处理一国政府与另一国法人或自然人之间发生的贸易争议，也不同于国际公法范畴的两个国家之间发生的国际争端。

2）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方法中均使用非强制性的手段。非强制性的手段包括法律的（仲裁与诉讼）与政治的（协商、谈判）方法。其中东道国的当地救济是属法律方法，而外交保护它就属于政治方法。

但是WTO的DSB除使用非强制性的手段之外，还使用强制性手段：交叉报复（CrossRetaliation）。这种报复在私法领域里，如合同法领域的同时履行的抗辩，它是指因双务合同而负有义务的人，在另一方当事人履行对待给付之前，可以拒绝履行自己的给付，但自己负有先行给付义务的除外，除非有澳门民法典423条及中国合同法68条的情形；还有保持暇疵的抗辩权、不安抗辩权、判决同时履行的抗辩权以及留置权等。在公法领域，奥本海在其名著中曾写道：“这种私人报复行为在古代似乎曾经流行过，因为雅典曾经有一项法律，规定如果一个雅典人在外国被杀，而该外国拒绝惩办或引渡凶手，该雅典人的亲属就有权抓拿该外国的公民3人送到雅典法院，在中世纪时期，甚至在近代时期直至18世纪末年，各国常对受外国或外国公民损害而不能取得救济的本国臣民发给‘行动状’。这种文件授权持状人对有关国家，它的公民和他们的财产作自助行为，以取得所受损害的赔偿，到后来，国家自己也作报复行为，其结果，私人报复行为逐渐废而不用，到18世纪末完全消失了。”

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基本原则是通过非谈判性手段达到成员履行协议义务的目的。当通过非强制性手段不能使双方达成满意的结果时，则允许成员之间采用交叉报复这种强制性自助手段。在当今世界上，贸易战，贸易报复，尤其是交叉报复，它与战争一样，不但无助于争端的解决，而且至今尚未发现靠贸易报复彻底取胜者。它是WTO的DSB中实力政策与政治不平等的体现。

3）外国投资者可在东道国以外国家的法院中，提起对东道国的诉讼。而世界贸易组织解决争端机制设立的常设复审机构（StandingApplellateBody′sReview）是不同于司法性质的机构的。因为当争端一方提请上诉复审程序时，似乎更像司法性质。然而，上诉复审机构的复审结果也不具有法院判决的强制力，因为对复审结果不眼，经DSB授权，援引解决争端程序的一方还可使用自助式的报复手段。

4）外国投资者可在用尽当地救济与国籍持续原则的前提下，由本国国家来代表投资者，通过外交途向东道国提起国际请求。这是世界贸易组织解决争端机制中所没有的，而专家小组（Panels）解决争端机制却是国际投资解决争端方法中所没有的。DSB认为：如果争端双方一致认为斡旋，调解和调停不能解决争端，则可提出建立专家小组的要求。一方可向DSB提交设立专家小组的申请，专家小组通常由秘书处指定的3至5名在国际贸易领域有丰富知识和经验的资深政府和非政府人员组成。为便于选择专家，秘书处备有符合专家资格的政府与非政府人员名单，专家小组的职责是按照专家小组的工作程序和严格的时限对将要处理的申诉案件的事实、法律（协议）的适用及一致性做出客观的评估，并向DSB提出调查结果报告及解决争端的建议，从报告提交DSB起60天内，由DSB会议通过此报告，一如争端一方提出上诉，则报告不予通过。

外交保护与专家小组相比较（仅就方式上比较），似乎专家小组更灵活。但需注意专家小组既不同于调解性质也不同于仲裁性质，因为专家小组无调解任务，其报告也并无仲裁裁决的效力，当争端一方对其持有异议时，还可提请上诉复审程序。

5)补偿在国际投资中涉及的不仅仅是解决争端的建议，而且是国有化的补偿标准问题，目前美国仍坚持必须充分（Adequate）、有效（Effective）、迅速（Prompt）地补偿。而发展中国家包括现行的习惯国际法坚持合理（ReasonableCompensation或AppropriateCompensation）的补偿。世界贸易组织解决争端机制的补偿（Compensation）仅是一种在自愿的基础上进行的补偿谈判，也即当专家小组或上诉机构的建议或报告未被DSB采纳或执行时，在自愿的基础上，争端各方可就补偿办法达成一致协议。如在合理期限后20天内不能达成令人满意的一致，则援引争端解决程序的一方可要求DSB授权其中止履行对有关协议（协议）的减让和其它义务，除非DSB一致拒绝该项要求。

总之，世贸组织解决争端方法中的交叉报复虽然增强自助性质，但是一种实力政治的体现。这一点上，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方法中却只使用非强制性的手段（法律与政治手段）。但DSB的专家小组上诉复审中的灵活性及加快程序的做法是值得赞赏的。

四ICSID的争端解决机制产生的原因

6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相对繁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大量的游资需寻找市场；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独立后努力发展经济，急需资金，从而形成了60年代的投资大发展时期。然而传统的解决国际投资争端的方法不符合双方的利益,另一方面，这类争议在实践操作中较为复杂和棘手,其问题往往出现在法律适用,外国私人投资者与国际法庭中有无出诉权,以及如何执行国际法庭裁判国家败诉的决定等。加上双边条约也出现了技术上与程序上的困难。为了能够弥补上述传统的解决国际投资争端的方法与双边条约出现的技术上与程序上的诸般“缺陷”，建立一种有效的机制，在1965年在世界银行的积极倡导和主持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制订和缔结了《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议公约》（《ConventionontheSettlementofInvestmentDisputesbetweenStatesandnationalsofOtherStates》）

五ICSID的组织，规则与地位

（一）、组织机构

“中心”由下列的组织机构组成：

1、行政理事会

行政理事会由全体缔约国的代表组成。在进入行政理事会之时，该缔约国必须具有下列之一身份：a.世界银行的会员国;或b.国际法院规约当事国。世界银行行长为行政理事会主席，缔约国派驻世界银行理事会的理事和副理事，同时为“中心”的代表和副代表。理事会的主要职能是：通过和制订“中心”调解和仲裁规则，确定“中心”秘书长和副秘书长的服务条件以及“中心”的行政及财政管理规则。

2、秘书处

“中心”秘书处由秘书长1人、副秘书长1人或数人以及若干工作人员组成。秘书长对外代表“中心”，对内为“中心”的主要行政官员，据《公约》及有关法规负责“中心”的行政事务并任命工作人员。秘书长还负责登记调解或仲裁的请求，并有权认证“中心”的裁决。

3、调解和仲裁小组：

每一小组由具有不同国籍的组员10人组成，各组员由行政理事会主席从各国所提供的侯选人名单中指派，侯选人名单则由每一缔约国提名4名候选人组成。提名人员，可以是各该本国国民，也可以是外国人。另外，行政理事会主席指定的人应注意使两种名册(调解和仲裁员名册)都能代表世界各种主要的法律制度和主要的经济体制，从而具有较广泛的代表性。所有被指定列人上述两种名册的调解员和仲裁员，都应当是品德高尚、被公认为在法学、商务、工业或金融方面深具才识，能作出独立判断的人士。其中的仲裁员，在法学方面的才识尤属重要。“中心”的基本任务是为投资争议的解决提供调解与仲裁的便利，因而“中心”本身不直接参与调解和仲裁，调解与仲裁程序由调解与仲裁小组成员中组成特别调查委员会或仲裁庭来进行。

（二）、规则（“中心”的调解与仲裁程序规则）

“中心”的调解和仲裁两种程序是相互独立的．分别由调解委员会和仲裁庭进行。因为调解本身没有拘束力，因此仲裁是“中心”提供的最有效的办法，实践中大多数案件都要提交仲裁。根据A·布鲁彻斯的观点，“公约，因其是条约，构成了仲裁程序法。因而除了公约本身所提到的外，公约排除了任何国家的法庭地法的可适用性。”换言之，中心仲裁程序完全受公约支配，公约关于仲裁的规定构成了一个“自立的体制”（Self-sustainedsystem）。

1、提起请求：

任何一种程序的提起首先从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提出请求开始。请求应向“中心”秘书长书面提出，经审查认为符合“中心”管辖范围后，予以登记。秘书长即将登记事项通知另一方当事人。如发现争端明显不属于“中心”管辖范围，应即通知当事人拒绝登记并说明理由。秘书长拒绝登记的决定是终局性的。

2、组成调解委员会或仲裁庭：

当事人双方可以自由约定设立调解委员会或仲裁庭，其组成条件为：

（1）调解人数或仲裁人员必须为奇数。

（2）仲裁庭的大多数人不得为当事人任何一方所属国国民。

调解委员会或仲裁庭不得因任何一方拒绝合作而不组成。调解员和仲裁员由当事双方协议任命。若无这种协议，则由双方各任命一名，再加上双方协议任命第三人共同组成调解委员会或仲裁庭；在当事双方难以达成协议或一方拒绝任命的情况下，经任何一方请求，行政理事会主席应在尽可能同双方磋商之后，予以任命。被任命的调解员或仲裁员可以不必是“中心”前述两种名册上所提供的人员，但应具备《华盛顿公约》所要求的品质。

3、调解规则和仲裁规则：

调解或仲裁进行的程序和有关事宜，分别受行政理事会通过的《调解程序规则》和《仲裁程序规则》支配。除了两个规则中规定的《公约》的强行规则外，当事人可以约定适用其它规则。在调解或仲裁开始或进行过程中，若当事任何一方对“中心”管辖仅提出异议，则由调解委员会或仲裁庭自行决定是否有管辖权。在进行调解的场合，调解委员会应向双方提出建议，并促成双方达成协议。若调解失败，则应结束调解程序并作出有关报告。在提交仲裁的场合，仲裁庭应依据当事人双方协议的法律规范处断争端。如无此种协议，仲裁庭应适用作为争端当事国的缔约国的法律（包括它的法律冲突现范）以及可适用的国际法规范。在双方同意时，仲裁庭可依公平和善意原则对争端作出决定。但仲裁庭不得借口法律无明文现定或含义不清而暂不作出裁决。此外，当事任何一方还可以根据以下一种或几种理由要求撤销裁决：（a）仲裁庭的组成不适当；（b）仲裁庭显然超越其权力；（c）仲裁庭的一个成员有受贿行为；（d）有严重的背离基本的程序规则的情况；（e）裁决未陈述其所依据的理由。是否撤销裁决，由行政理事会主席在仲裁员名单中任命一个由三人组成的专门委员会作出决定。

4、调解或仲裁程序进行地：

a.若双方无特别约定，为“中心”所在地即美国的华盛顿。

b.双方可以自由约定为常设仲裁法院所在地即荷兰的海牙，或任何其它已与“中心”订有协议的公私机构所在地。

c.调解委员会或仲裁庭在同秘书长磋商后所批准的任何其它地点。

5、程序的选择：

（l）双方可以约定先行调解。若调解不成再求助于仲裁。

（2）在仲裁进行中，双方可以和解解决从而撤销仲裁程序。双方也可要求仲裁庭制作裁决书将和解协议裁入其中。在选择调解程序后，当事入双方也可以约定调解报告具有拘束力。

（三）．基本功能与法律地位

国际中心的基本功能与法律地位是：

(1)中心的宗旨是为缔约国和其它缔约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的调解和仲裁提供便利，因而国际中心并不直接参加调解和仲裁，只是提供调解员和仲裁员名册，供投资者和缔约国选择，依公约组成特别委员会或仲裁庭进行调解和仲裁。

(2)中心基于公约而设立，具有完全的国际法律人格，它有法律能力，包括缔约能力，取得和处理动产、不动产的能力以及法律诉讼能力。

(3)中心在完成其任务时，在各缔约国领土内享有公约规定的豁免与特权。“中心”及其财产和资产享有豁免于一切法律诉讼的权利；“中心”的档案及通讯权利应不受侵犯；“中心”资产、收入及《公约》许可的业务活动和交易，应免除一切税负和关税。“中心”的行政工作人员在执行公务时的一切行动，享有司法豁免权；他们如果不是所在国的国民，则应享有缔约国给予其它缔约国同等级外交代表的同等待遇，在移民限制，外国人登记要求和兵役义务上享有豁免权；在免于外汇限制和旅行方面享有同等级外交人员的便利，其津贴、薪金或其它报酬免于征税。

六、ICSID管辖权成立的基本条件

首先需要申明的是“中心”管辖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司法管辖权，而是一个借用语，用以指“中心”受理调解与仲裁案件的条件及范围。

根据《公约》第25条1款的规定，“中心管辖适用缔约国（或缔约国指派到中心的该国任何组成部分或机构）和另一缔约国国民之间因投资而产生的任何法律争议，而该项争议经双方书面同意提交给中心。当双方表示同意后，任何一方不得单方面撤销其同意。”由上可见．“中心”管辖权最终成立必须具备以下三方面的条件：

（一）、强制性条件

强制性条件视作为“中心”管辖权成立必须具备的条件：

1、主体适格:

适格主体一方为《公约》缔约国(包括其指定的下属单位或机构),另一方则为其它缔约国国民（包括自然人与法人）:

a)“缔约国”:所谓“缔约国”是指在其与投资者约定提交“中心”管辖时，或在仲裁程序被提起时已正式加入《公约》的国家，因此只有《公约》批准国才能成为适格的缔约国。如果可以预料有关国家不久将会加入公约，而另一方是另一缔约国国民．则双方也可以有条件地约定提交“中心”管辖，即一旦该国正式加入《公约》，则该提交条款自动生效。

b)“组成部分或机构”:作为争议一方当事人的缔约国，其范围还包括该国的“组成部分或机构”。根据《公约》的规定缔约国只要批准《公约》，即可成为“中心”程序的当事人。此外，它尚得自由决定其“组成部分或机构”成为“中心”程序的当事入。对于缔约国的“组成部分或机构”，《公约》未下定义而给缔约国以自由裁量权。根据《公约》25条1款和3款，组成部分或机构成为“中心”程序的当事人须通过以下程序：即缔约国把特定的自认为合格的公共实体通知“中心”，而且此实体表示同意“中心”管辖，同时该缔约国必须在同意作出之后予以批准（除非该国通知“中心”不需要这种批准）。

c)国有企业的指派问题:这里，最需要注意的是关于国有企业的指派问题。国有企业可以因本国政府的指派而成为“中心”程序的当事人，一国政府指派本国国有企业成为“中心”程序的当事人，即使得国有企业同外国投资者之间的争端得以利用“中心”程序加以解决。但是这种指派的法律后果是严重的，它意味着该国政府依据《公约》承担义务，确保国有企业遵守《公约》的有关规定，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因此，在一国作出上述指派之前，需充分估计到要由此而为该国有企业承担国际责任的法律后果。指派的变更或撤销问题。在某一缔约国指定某一企业或机构为“中心”程序的当事人以后，如果该企业存在的法律形式发生变化如被解散或被合并，该国政府对其的指派是否发生变化？同时，某一缔约国对某一下属单位或机构指派为“中心”程序的当事人的同意予以批准以后，是否有权撤销这种指派？一般而言，当事人发生变更时，之前的指派无效．应该重新指派。而关于指派撤销问题在学术上意见不一。印度学者认为，指派与提交“中心”管辖的同意不同，它是单方的行为，缔约国可以撤销其已作出的批准。这是合乎国际法的基本理论的，国际法允许主权国家做出合乎法律规定的法律行为，再依一定的法律撤销其行为。

d)自然人资格

据《公约》第25条第二款（1）规定，自然人作为另一缔约国国民，必须是在双方同意将争议交付调解或仲裁之日和请求予以登记之日，具有争端当事国以外的缔约国国籍的任何自然人，但不包括在上述任一日期亦具有争端当事国之缔约国国籍者。注意：《公约》规定具有当事国国籍的自然人没有资格成为中心主持下程序的当事人，这种不合格性质是绝对的，既使在争端当事国同意的情况下也不能改变。从而彻底排除一国国民或拥有双重国籍者利用“中心”程序对其国籍所属国提起诉讼的可能性。

e)法人资格

有资格成为”中心”程序当事人的法人有：

一、具有争议一方缔约国以外国籍的法人；二、具有争议一方缔约国国籍，但是由外国人控制的法人。在国际投资活动中，法人国籍的确定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不同的法学理论确认法人国籍的标准不同（依国际私法一般理论，确定法人国籍也有多种标准，有按成立地或住所地来确定法人国籍，也有按资本控制标准来确定法人国籍）。依第25条第2款（2），法人作为另一缔约国国民，必须是“在争议双方同意将争议交付调解或仲裁之日，具有作为争议一方的国家以外的某一缔约国国籍的任何法人，以及在上述日期具有作为争议一方的缔约国国籍的任何法人，而该法人因受外国控制，双方同意为了本公约的目的，应看作是另一缔约国国民”。可见对法人资格的认定，采用两种标准,其一:对具有争议一方缔约国以外国籍的法人，依其具有的国籍；其二:对具有争议一方缔约国国籍的，但由外国人控制的法人，依双方特别约定。《公约》的规定意味着法人国籍的一般标准是成立地说，但这一原则有所例外。不完全限于成立地说，还可以使用控制说,即对成立于非缔约国但由缔约国国民控制的公司，双方也可以约定其具有该缔约国国籍。

2客体适格

是指争端须是直接因投资所引起的法律争端。根据《公约》规定，提交“中心”管辖的争议必须符合三个条件：；

(aa)即争议必须是直接产生于投资和争议:《公约》来对“投资”一词未下定义，这是有意的“疏忽”。随着国际经济交往的形式日益丰富。投资的概念也必定越来越丰富，私人和外国官方实体间交易的多样性(比如:国际服务投资与贸易有关的国际灵活投资、国际贷款、国际证券投资等)任何定义都无法将之全部囊括。《公约》限定其定义的内容无疑等于自我限制“中心”的管辖范围。但明显属于投资概念之交易包括诸如贷款、产权资本的提供和工业产权。明显不包含的是通常的商业交易，如货物买卖。介于两者之间的，缔约国可据自己的理解确定“投资”的内容。为消除任何含糊不清、建议当事人双方在文件中明确声明依《公约》之目的双方之间的某特定交易可构成一项投资。

(bb)必须为法律争议:缔约国得约定其所提交的争议为“法律争议”。“法律争议”一词公约同样未下定义。只在《执行董事会报告》（ICSID/2）英文版第九页中有引导性的解释．即“权利的冲突属于中心管辖，而单纯的利益冲突则不属于中心管辖范围”。“无保留地排除在中心管辖之外的，是集中于东道国和投资者各自的与法律权利问题毫无关系的商业利益的冲突。”把中心管辖的争议限定在其性质为法律争议范围内是中心与其它国际商事仲裁机构在管辖权制度上一个不同之处。

(cc)依据《公约》第25条，缔约国可于任何时间通知“中心”不接受“中心”管辖的投资争议，也即缔约国得自由决定某类争议归“中心”管辖及不提交“中心’”管辖的争议。例如在加入《公约》时可明确宣布：不将一切涉及涉及国家主权行为的争端问题提交中心调解与仲裁。我国1990年2月9日签署了公约，但为了维护国家主权，不能将下列三类争议提交中心管辖：1）有关国有化或征收措施合法性的争端；2）有关我国现行法律的解释和适用引起的争议；3）有关我国执行机关对外国投资者违法行为依法制裁引起的争议。

（二）、任意性条件

1、同意是中心管辖的基石

“中心”的《世界银行执行董事会报告》（ICSID/2）第八页中指出：“当事人各方同意，是中心管辖的基石”。即争端当事人双方同意提交“中心”调解或仲裁。这一要件表明，中心管辖是自愿管辖而非强制管辖，即任何缔约国加入，批准《公约》并不代表在具体的、特定的投资争议上负有将其交付“中心”调解与仲裁的义务。一国批准公约只是同意接受中心管辖的一个前提条件，在中心管辖要件中起决定性作用，它体现了公约的根本特性。而这种自愿性是有限制而非无限制的。比如：这种同意一旦作出，任何一方不得单方面将其撤销。根据《公约》第25条第l款中含义，政府的事后通知不能取消先前的同意。这种通知只能解释为是指向未来的争议。中心管辖一旦成立．则可以“司法回避原则”排斥国内法院对同一案件行使司法权，同时排斥东道国当地救济以及外交保护权的行使。

2、合适的书面形式

以上论及中心管辖的基石是当事人各方同意，但需要当事人各方合适的书面形式。《公约》同意的书面形式是指为双方可采取任何他所认为合适的书面形式表达。这些书面形式一般有：（a）同意投资协议中的“中心”条款。（b）同意国内投资法中的“中心”条款。但尚须外国投资者以书面形式表示同意方可生效。（c）东道国与当地公司之母公司同意将争端提交中心解决。东道国批准设立当地公司并规定有将当地子公司与东道国政府的争议提交“中心’仲裁的投资申请书，可构成东道国与当地子公司之母公司之间的同意。(d)政府与受让外国公司之间相互同意将争端提交中心解决。此受让外国公司是指东道国政府批准将享有“中心”仲裁权利的当地公司的股份转让给此外国公司。由于当事人双方作出了同意，也即允诺承担义务，那么即使在缔约国退出《公约》后，该国或其国民对于以前所作同意也不得撤销。但同时它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对缔约国主权的限制。（e）同意双边投资协议中的“中心”条款，如：“缔约各方兹特同意把缔约一方和缔约另一方的国民或公司之间的任何争端。提交中心…加以解决。”

（三）．审查条件与原则

1、甄别权

在缔约国作出同意“中心”管辖的允诺以后，他们并不能最终决定争端是否能依他们的意愿而交付“中心”管辖，秘书长还有甄别权。争端一方在争端发生后须向“中心”秘书长递交调解与仲裁申请。当此申请由“中心”秘书长予以登记后，即可组成专门仲裁庭或调解委员会，履行调解与仲裁程序。根据《公约》第三章第28条和第四章第36条的规定秘书长可行使一种专属权．可以根据申诉人提交的上述申请的内容，决定是否予以登记。如果他认为该项争端显然不属于“中心”管辖权范围以内。则有权拒绝登记其申请，此项专属权即为秘书长的甄别权。

这种甄别权的行使助长了调解委员会与仲裁庭的自由裁量的意愿，而使不少国家对管辖权异议的申诉难以实现。

2、“外来控制”规则

在法人国籍确定中的论述中已提到有关“外来控制”的规定。但是公约没有给“外来控制”下定义，而由“中心”仲裁庭解释，因而给仲裁庭自由裁量留下了极大的余地。从而为法人资格的外资企业提供了成为“中心”当事人的机会。“中心”仲裁庭总是利用这一原则寻找各种依据，以此扩大“中心”的管辖权。但是，缔约国可以利用书面形式在法人国籍的确立问题上声明自己的态度，并强调中心是不绝对排除东道国当地救济规则的适用。但在当地救济用尽之后，投资者有能力直接进入国际机构而对东道国提起诉讼，使争议在国际层面上加以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再给予外交保护或提起国际要求不仅不必要而且也不正当。因而《公约》第27条第1款规定：“缔约国对于它本国的一个国民和另一缔约国根据本公约已同意交付或已交付的争议，不得给予外交保护或提出国际请求，除非该另一缔约国未能遵守和履行对此项争议所作出的裁决。”该条第2款规定：“在第一款中．外交保护不应包括纯碎为了促进争端的解决而进行的非正式的外交上的交往”。不能否认中心创设了一个投资者和东道国都能接受的国际法庭，排除投资者本国政府对投资争议的介入，使投资争议非政治化解决，这也是解决投资争议方式发展的大趋势。

七、ICSID的法律适用问题

“中心”的法律适用问题是“中心”仲裁公正的保证。

《公约》第42条对“中心”法律适用原则规定如下：“一、仲裁庭应依据争端当事人间协议的法律准则裁决争端。如无此项协议，仲裁庭应适用当事国之缔约国的法律（包括其冲突法规则），以及可适用的国际法准则。二、仲裁庭不得因法律无明文规定或规定含糊而裁定不予处断。三、本条第1款、第2款的规定，不影响仲裁庭于双方当事人同意时，依公平和善意的决定的权力。”“中心”的法律适用问题是由《公约》第42条加以规定的，但《公约》第42条的规定在实践中产生了以下问题：

1、依公平和善意的决定的权力(公平与正义原则)

《公约》第42条3款规定：“本条第1款、第2款的规定，不影响仲裁庭于双方当事人同意时，依公平与正义原则裁决争端的权力。”

公平与正义原则最早产生于罗马法，以后在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中肯定下来，成为民法上的一项原则，在许多的国际公约、仲裁规则中都可以见到。这项原则的含义一般是指仲裁人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可以不依照法律规定，而根据其它公平合理的标准作出具有拘束力的裁决。

鉴于现实的客观性及大多数法条具有兼容的特性，公约就运用法律技巧给法律适用者留出了一定的“行动空间”，然而仲裁员仍必须在公约所确定的价值范围内进行解释，而不是进行自由评判，以改变“公平”与“正义”的原意。德国著名法学家威斯特曼有一句名言，即：”司法就其本质而言是法律的价值运用，而不是法官的独立评判“。即使公约没有给予一个明确的条款以供适用，法律适用者（如仲裁员）又在无法类推的情况下，也必须在此公约的整个体系的价值范围中进行解释。在这种“行动空间”中使用原则和已判定的著名案例群来作为辅助手段进行解释就是合法的。

但问题是，在公约给予的空间中，原则的适用往往并不是单个。假设有几个原则均可适用，那就有一个原则的适用的冲突问题。因为各个原则的价值层次，深层目标，结构功能均有不同，在适用时冲突是难免的，况且条约一抽象，就往往与以原则形态出现的此法规的价值基础难以分开阐述，当然这不是这儿讨论的方向。鉴于讨论的重点应该在于如何在适用时平衡原则之间的冲突，所以我们又回到了“公约法条特权”的总则。首先，即法律运用者有义务先检查使用的原则是否已被公约具体化了，也就是说要寻找出哪些能使原则具体化的法规法条，如果公约已用具体法条将原则具体化了，那么原则之间的冲突在选择具体特定的法条时就得到了解决；其次，倘若原则没有被公约以法条形式具体化，那么遵循的原则是：具体的，特定的原则先于抽象与普遍的原则加以适用。除非是一个绝对的原则（比如“人的尊严不可侵犯，对人的尊严的尊重与保护是所有国家权利机关的义务”之类的原则）排除了所有的普遍与具体的原则。如授权法院可以依公平与正义原则判案，即授权法院可以不遵从法律判案，这有可能使判决的作出是基于独立于法律、甚至有悻于法律的公平与诚信。没有法律所给予的“空间”，原则的适用就不应该进行。如果无限制地使用原则，就会导致条约的平均化，同样化，从而导致法律的无效，因而原则的滥用在仲裁生活中会使条约变得毫无意义，使所有权力落入仲裁员手中。虽然仲裁员并非非得偏离适用法律，而只是允许这样做。这样一来，“公平”与“正义”的标准就完全取决于仲裁员个人的观点与看法，因此仲裁员本身的立场就十分重要了，其“公平”与“正义”的裁决结果是否“公平”、“正义”也就难以预料了。因而对于该项原则的适用持谨慎的态度是有法律依据的。

2、国际法与国内法

《公约》第42条第一款规定：“一、仲裁庭应依据争端当事人间协议的法律准则裁决争端。如无此项协议，仲裁庭应适用当事国之缔约国的法律（包括其冲突法规则），以及可适用的国际法准则”。

发展中国家认为，到东道国投资的行为本身就意味着外国投资者业已同意将投资合同的一切置于东道国的国内法管辖之下在当事各方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仲裁庭应该适用当事国的国内法。而发达国家则反对把国内法限定为东道国法，区域会议主席A·布罗切斯强调：“国内法一词并没有明确局限于东道国的法律，因为冲突规则有时可能导致适用不同的法律。”“国内法的选择应由仲裁庭按照国际私法的适当规则予以决定。在大多数情况下．准据法当然是资本输入国的国内法，但是在特定情况下，诸如许可证和专有技术协议适用什么法律则是有争议的”。主席A·布罗切斯还指出：“第一、ICSID公约是为了创立一个国际机构，仲裁庭有权适用国际法是合乎情理的；第二、尽管国际仲裁庭应首先考虑适用东道国的国内法，因为这种投资关系首先就应适用这种国内法，但在这种国内法违反国际法时就应将其搁置一边”。美国代表指出：“虽在通常情况下是适用国内法，但‘草案’规定适用国际法的可能性仍很重要。因为根据‘草案’第28条，缔约国应放弃外交保护权。”德国代表则认为：“草案提到国际法是至关重要的。它为私人投资者提供了额外的保护，并且这类合同（即国家与私人投资者的合同）的发展趋势是适用国际法。”

事实上,这不仅是法津理论和实践的不同，而且也是不同的政治、经济观点的冲突。如果按美国法学家发明的最密切的联系原则(来源于德国法学家FriedrichKarlvonSavigny的本座说),那么投资争议也不适用于国际法而适用东道国法解决争端，理由为东道国法与投资争议有最密切的联系。此外东道国可要求明确规定国际法的定义和适用范围，特别应指明仲裁庭究竟是依照国内法还是依照国际法来判断国有化和征用的是非曲直，并作出一方当事人是否侵权的决定。事实上，选择国内法的情况分两种：“一是缔约国同金融机构之间的贷款契约，大部分是选择放款人所属国的法律，少数选择属于世界金融中心的第三国法律。二是在东道国进行投资的协议，这是最重要的一类协议，都是规定适用东道国国内法。”实践中，大多数订有中心条款的投资协议是规定适用东道国法的。不过有许多协议把选择的东道国法律“稳定”或“冻结”在订立契约时刻的法律（如税法），或者订有制约东道国政府的条款（由东道国审批而生效），或者强调不能违反投资国的本国法，力图使契约有利于投资者。这需要引起注意。

依42条的规定，在当事人无法律选择的情况下，仲裁庭应该首先适用东道国法，然后才可以考虑适用国际法，而无权直接适用国际法，二者之间的这一先后顺序已成定论，并无异议。主要的争论存在于国际法和国内法的相互关系问题上。在国际法和国内法相互冲突的情况下何者优先的问题，是争论的焦点。虽然国际法和国内法是法律的两个体系，但是国内法的制定者是国家，而国际法也是由国家参与制订的，因此不管是国际法优于国内法，还是国内法也不能优于国际法都是对主权的不同程度的否定，所以两者可以互相补充，但是不能以国际法来审查、纠正国内法。

3、禁止裁定不予处理原则

《公约》第42条第二款规定：“仲裁庭不得因法律无明文规定或规定含糊而裁定不予处断”。各国法律学者把这一规定总结为“禁止裁定不予处断原则”。

《公约》作出如此规定，其优点是防止在国内法和国际法对某一问题无明文规定时，仲裁庭以法律无明文规定为借口对争端不予处断，使得他们因投诉无门而蒙受损失。缺点是，这种规定也同时助长了仲裁庭的自由裁量权，这一点对立法不无完全的发展中国家是不利的。但是，“第一，第42条2款明文规定，只有在规定应适用的法律欠缺或含意不明时，才能根据一般法律原则或跨国法进行仲裁；但目前各国包括发展中国家的外资立法日臻完善精确，因而真要靠一般法律原则或跨国法来填补或解释可适用的法律的可能性将会越来越小。第二，即使中心仲裁庭有机会适用并发展了新的一做法律原则，它们也不能取代东道国国内法或其规定可适用的其它法时。如果它们得不到各缔约国的广泛支持，更是毫无价值。”

八．ICSID的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

1．“中心”仲裁裁决的拘束性、终审性

《公约》第53条1款规定：“裁决对双方有拘束力，不得进行任何上诉或采取其它除公约规定外的补救办法。除依照本公约有关规定予以停止执行的情况外，每一方应遵守和履行裁决的规定。”《公约》第54条规定：“一、每一缔约国应承认依照本公约作出的裁决具有拘束力，并在其领土内履行该裁决所加的财政义务。正如该裁决是该国法院的最后判决一样。具有联邦宪法的缔约国可以在联邦法院或通过该法院执行该裁决，并可规定联邦法院应把该裁决视为其组成的一州的法院作出的最后判决。二、要求在一缔约国领土内予以承认或执行的一方，应向该缔约国为此目的而指定的主管法院或其它机构提供经秘书长核证无误的该裁决的副本一份。三、裁决的执行应受要求在其领土内执行的国家关于执行判决的现行法律的管辖。”

从上述条款中，我们可以看到《公约》的规定排除以往的做法：

首先，公约否决了各缔约国以公共秩序保留为借口对裁决的不予承认和执行。《公约｝）规定，“中心”裁决被视为缔约国法院最终判决，只需向缔约国有关法院或其它执行机构提供一份经秘书长核证无误的裁决副本，该缔约国就应予承认和执行。外国学者沙赫特评论到：“这个简单的程序消除了存在国内法中以及其它国际公约中的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问题，根据ICSID公约，对于中心裁决具有拘束力的性质没有任何例外，各缔约国法院的任务纯粹是帮助执行中心裁决。”

其次，公约否决了国际习惯法。依据国际习惯法，一个国家及其法院对于非本国法院作出的裁决应视为“外国裁决”。为维护本国司法权益，对于“外国裁决”在本国领土上予以承认和执行要进行一定的审查，包括程序性审查和实质性审查，以视其与本国的法律原则及本国国家利益有无抵触，如果有抵触则可以正当理由不予承认和执行该“外国裁决”。

第三，公约也否决了有关公约和一些国家的仲裁立法。例如1961年《欧洲国际商事仲裁公约》第9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在作出裁决的国家或在按照一国法律作出裁决的这个国家，基于一定理由请求撤销裁决。

第四，《公约》甚至也否定了采用英美判例法国家对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的一般做法。采用英美判例法程序的国家，对一般的外国判决不直接执行，而是把它作为向执行地国法院重新起诉的根据，经当地法院审理后，如认为与当地法令并无抵触之处，则由当地法院作出一个与其内容相同的判决，然后根据一般的程序予以执行。故从法律形式上说，它执行的是本国法院的判决而不是外国法院的判决。

“中心”仲裁裁决的执行是“中心”仲裁的关键环节，它直接关系到当事人权益的具体实现及受损害一方的利益能否得到保护。由于以往的国际惯例和国家间仲裁在裁决执行问题上存在着一些弊端，致使败诉一方往往以各种借口（诸如对仲裁庭的管辖权提出异议，仲裁庭适用法律不当。裁决不公正或具有明显的错误等等）不执行对自己不利的裁决，因此造成败诉一方往往成为最后的裁决者。“中心”为了避免以上的弊端而做了最大的努力和尝试，以在维护缔约国的主权权利及各缔约国在执行“中心”裁决上的强制性之间找出一条最佳途径。使承认和执行“中心”裁决对缔约国具有绝对的强制性。体现了其拘束性，其终审性的特点。但是由于世界各国存在的不同的司法制度，《公约》不可能规定各缔约国执行裁决的固定的和统一的方式，因此要求各缔约国根据自己的法律规则来满足《公约》对“中心”裁决的执行要求。《公约》规定。各缔约国在其领土内对“中心”裁决的执行，受该国关于执行判决的现行法律的管辖。

如我国澳门及国内法院为争取投资争议的优先管辖权就应首先利用用尽当地救济原则。《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标准条款》第五节19条规定：“除另有规定外，将争端交付“中心”仲裁的同意被视为排除任何其它救济办法。但是，东道国可以规定事先用尽当地救济办法为其同意交付仲裁之条件。下列条款用于该情形”：“在［投资者姓名］按照本协议规定开始仲裁程序之前，[投资者姓名]必须用尽[当地救济办法][如下行政或司法救济办法]，[除非（东道国名称）书面放弃该项要求]。”

其次，还可以声明“不排除其它救济的协议”。《公约》第二十六条第一句规定双方将争端交付仲裁的同意“除另有规定外，应视为排除任何其它救济办法而交付上述仲裁。”既然本规定允许双方另作规定，则双方可规定如下条款：“载于[即基本条款]中的将争端交付‘中心’仲裁的同意不排除双方任何一方诉诸以下其它救济办法：[即其它形式的程序]。当上述其它程序仍进行时，不得开始《公约》规定的任何仲裁程序。”

第三，为维护对投资争议的专属管辖权。因此，可以利用“中心”仲裁的争议领域是由各缔约国自主决定的机会，来明确指定提交仲裁的争议范围。有关国家主权行为及有关国家自然资源方面的争议许多国家不交予“中心”仲裁。在我国涉及到国家主权行为是指下列三类争议：1）有关国有化或征收措施合法性的争端；2）有关我国现行法律的解释和适用引起的争议；3）有关我国执行机关对外国投资者违法行为依法制裁引起的争议。公务员之家

第三、利用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来选择适用我国法律来解决争议。

《公约》42（1）体现了意思自治原则。为了防止仲裁庭背离法律或适用中国澳门及内地所不能同意的一些法律原则来进行仲裁，我国澳门及内地有必要预先选择好仲裁所适用的法律（如中国法中的强行性规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履行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合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这里当然包括在内地的澳门与大陆的三资企业）。但外商投资企业涉及关于“外来控制”问题。但此也需体现意思自治原则，也即合营资企业（EquityJointVenture&ContractualJointVenture）若要成为“中心”仲裁意义上的适格的程序当事人，尚须我国政府与外国投资者双方同意因“外来控制”的原因，将他们视为他缔约国的国民。当然外商独资企业（WFOE），即使其为中国法人，但其“外来控制”因素十分明显，它完全由外国投资者来投资、经营管理，可以考虑将外商独资企业视为《公约》意义上的另一缔约国国民。

2．仲裁裁决的法律后果与补救措施

《公约》第27条1款规定：“缔约国对于它本国的一个国民和另一缔约国根据本公约已同意交付或已交付仲裁的争端，不得给予外交保护或提出国际要求，除非该另一缔约国未能遵守和履行对此项争端所作出的裁决”。《公约》第64条规定：“缔约国之间发生的不能通过谈判解决的有关本公约解释或适用的任何争议，可提交到国际法院，除非有关国家同意采取另一种解决办法。”

从上述可以推定：1、如果有争议一方投资者拒绝履行对己不利的裁决的情况发生，则争议缔约国可以依《公约》第54条规定在第三国（只能为缔约国）法院强制执行这一裁定；2、《公约》第64条规定排除了拒绝履行对己不利裁决一方所能适用的外交保护或提出国际要求，并给对方的缔约国或其它缔约国依第64条规定到国际法院提起诉讼的权利。上述规定表明，各缔约国对承认与执行“中心”裁决负有义务，否则将承担国际责任，而各缔约国法院和国际法院对于投资者的强制力也是决定性的。为了避免国家间的仲裁产生不当裁决，《公约》在第四章第五节中规定了一系列的补救措施，它包括解释、修正、取消裁决。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对“中心”裁决存在疑义时，只能采取上述《公约》规定的方法进行救济。根据《公约》第50条规定，如果双方对裁决的意义或范围发生争端，任何一方可以向秘书长提出书面申请，要求对裁决作出解释。如有可能，该项要求应提交作出裁决的仲裁庭。如果不可能这样做，则应组织新仲裁庭。仲裁庭如认为情况有需要，可以在它作出决定前停止执行裁决；对裁决的修正（《公约》第5l条规定：争端的任何一方可以根据发现一些其性质对裁决有决定性影响的事实，而向秘书长提出书面申请要求修改裁决。但必须以在作出裁决时，仲裁庭和申请人都不了解事实为条件，而且申请人不知道该事实并非由于疏忽所致。在这种情况下，仲裁庭如果认为情况有需要，可以在作出决定前，停止执行裁决。而申请人亦可在申请书中要求停止执行裁决。直到仲裁庭对该要求作出决定为止；关于裁决的取消（《公约》第52条规定）是指任何一方当事人可基于下述一个或几个理由向秘书长提出书面申请，要求取消裁决（1）仲裁庭的组成不适当；（2）仲裁庭显然超越权力；（3）仲裁庭的成员有受贿行为；（4）有严重背离基本的程序规则的情况；（5）裁决未陈述所依据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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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范文篇7

澳门特殊的历史和独特的经济结构，形成了澳门特有的相对经济优势和劣势。面对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新态势，要正确定位澳门的发展战略，就必须实事求是地对待澳门问题，客观分析澳门发展的现实优势和面临的问题。

(一)澳门的比较优势

首先，澳门是一个高度开放的自由港。货物、资金、外汇可自由进出，人员进出境也较为方便，与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有着经贸往来关系。广泛的对外经济联系极大地拓展了澳门的经济发展空间，成为澳门未来发展的必须借重的经济优势。

其次，合法优势。澳门的旅游业独具特色，已建立起较好的基础，业占澳门本地生产总值40％左右，税占政府财政收入的50-60％。澳门业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在亚洲尤其是邻近地区颇有影响，并仍有较大的发展潜力。

第三，澳门实行低税制。澳门企业所得税为2—15％，作为独立的关税地区，澳门在西方许多国家还享有特惠关税优惠待遇，这使澳门厂商在融资和税收方面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

第四，由于历史形成的特殊的葡萄牙背景使澳门具有中介角色优势。澳门与拉丁语系国家以及欧盟国家和地区具有特殊的伙伴关系，不仅享有欧盟普惠制，而且双方还互相给予最惠国待遇，并允许在经济、技术、资讯、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广泛的合作。

(二)澳门发展面临的压力

首先，澳门经济规模较小，对外依赖性强。澳门经济存在潜在的不稳定性，难以单独抵御外来经济风险，尤其是与澳门有密切经济联系的国家和地区，中国内地和香港，以及欧盟、美国等，其政经情况的各种变化都会对澳门经济构成不同影响。

其次，澳门的产业结构单一，没有形成有机组合的产业集群。澳门目前除了旅游业一支独秀以外，其他行业要实现平衡发展还需要时间和努力。近年来亚太地区的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已先后开设了；泰国、缅甸及老挝三国交界的金三角地区正在兴建现代化赌城；台湾及东南亚地区要求开放的呼声亦越来越高，澳门赌业在亚太地区的垄断局面已被打破，正在面对周围地区的强势竞争。

第三，基础设施建设面临竞争压力。近年来，随着各项大型工程相继落成启用，澳门的通讯、交通、水电供应等基础设施已有较大的改善，但与澳门经济发展的要求相比，还远远不够。譬如，澳门缺乏可以停泊大吨位货轮的深水港，致使产品出口运输成本高昂，自由港功能大打折扣。另外，澳门陆路通道狭窄，运输不畅。这种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脱节，势必使澳门在与周边地区的合作与竞争中承受更大的压力。

二、澳门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现状

(一)CEPA为澳门和内地的更紧密合作提供了制度保障

2003年10月17日，国家商务部和澳门特区政府签署了《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并于2004年实施。以世界贸易组织(WTO)多边规则和“一国两制”方针为法律依据的CEPA是国家主体和其单独关税区之间的区域经济合作，它的实施不仅消除了澳门与中国内地经贸交流中的制度性障碍，而且为澳门的产业优化、经济结构调整创造了有利条件。货物贸易方面，内地于2004年1月1日起对原产澳门的273类进口货物实行零关税，且在2006年1月1日起对输往内地的原产于港澳的产品全面实施“零关税”，并为未来有可能在港澳地区投资生产的产品预留了发展空间。服务贸易方面，内地在金融、法律、会计、建筑、旅游、医疗、物流等四十个领域对澳门实施开放措施，多数行业对港澳投资放宽或取消股权限制，降低注册资本、资质条件等门槛，放宽投资地域和经营范围等。在CEPA框架下，澳门与珠三角的整合在符合WTO规则的前提下，遵循“一国两制”方针，正在按照“先易后难、逐步推进、协调发展”的步骤实施。

(二)泛珠三角合作为澳门经济发展提供广阔腹地

2004年6月3日，《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结合CEPA的催化作用，从实践上使澳门特区的经济发展与内地市场融为一体。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机制的建立，为澳门提供了更宽广的发展腹地和更丰富的互补性资源，并带来新的服务空间和发展机会。“泛珠三角”涉及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湖南、江西、福建、海南九省以及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区。从总体上看，泛珠三角区域横跨中国东、中、西部，覆盖着三个处于不同发展层次的地区。其中香港、澳门为第一层次；福建、广东为第二层次；其他省区为第三层次。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战略的实施，不仅拓宽了澳门的发展腹地，而且使澳门的发展腹地出现多层次性。在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环境下，突现了珠三角核心辐射源的地位，也突现了珠三角作为澳门经济发展腹地的地位。这样，原来作为澳门直接腹地的珠三角和广东地区也就自然成为核心发展腹地，而广东以外的泛珠三角经济地带则成为澳门的直接发展腹地。不同层次的腹地结构对澳门经济发展带来了重要影响，并不同程度地推动着澳门经济的发展。

三、澳门在区域合作中的经济效应分析

区域经济合作顺应了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有利于澳门经济和社会的长远发展。在CEPA和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框架下，澳门已迈进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经济发展定位清晰：即以旅游业为龙头，服务业为主体，各行业协调发展。

(一)区域旅游中心的地位得到巩固

长期以来，澳门一直将旅游业作为本地支柱产业，旅游业带动了澳门整体经济的发展。随着区域合作机制的加强，内地逐步开放居民到澳门的个人旅游，此举极大带动了澳门旅游业的发展。CEPA允许澳门与内地合资的由内地拥有多数股权的旅行社不设地域限制，允许澳门服务业提供者以独资形式在内地建设、改造和经营饭店、公寓楼和餐馆设施，这些规定进一步提高了内地客源的比重，为澳门旅游业增添了新的活力，澳门的旅游业获得了充分发展。仅2009年4月，内地赴澳门“个人游”的旅客就高达34.2万人次。在泛珠三角合作框架下，“9+2”通过整合区域内丰富的旅游资源、打造“粤港澳大珠三角旅游区”和“西江旅游走廊”、延长产业链，有助于澳门传统旅游业逐步转型为以业为主导、包括旅游、度假旅游、休闲旅游、商务旅游、会议旅游的综合性旅游业。游客量的增长和游客结构多样化，要求澳门提供质量更高、更有吸引力的服务，以高质量的服务获取更多游客的关注，从而进一步巩固澳门作为区域旅游中心的地位。

(二)发挥经贸服务平台作用

配合澳门特殊的地理位置优势，为突出独特的中介优势，澳门特区政府提出构建区域服务平台的思路。作为区域性商贸服务平台，澳门表现为内引泛珠三角区内经济资源、外联欧盟和葡语系国家的一个价值链节点。澳门基于自身与葡语系国家良好关系的网络资源，并通过葡萄牙将经济触角延伸至欧盟国家，在泛珠三角区域内塑造了商贸信息低成本优势及网络优势，从而既能吸引欧洲和葡语系国家的中小企业通过澳门寻觅内地商机，又能为内地产品向这些地区出口及内地企业对外投资提供种种支援。例如，建立粤西地区商贸服务平台，由于两地地缘相近，加上粤西地区虽然资源丰富却发展相对滞后、对外交往困难，澳门可以在粤西地区的发展中发挥自由港和对外联系密切的优势。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机制的启动，有助于粤西地区商贸服务平台的辐射范围延伸到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等西南地区。(三)产业结构优化效应

首先，区域经济合作促使澳门旅游业形成多元化的格局。澳门旅游业一个显著的特点是旅游业的产业结构过分倚重于业，过于单一化。区域经济合作促进了澳门旅游业与粤港两地旅游特色结合，不断完善的粤港澳区域旅游合作为澳门旅游业开拓了更大的市场空间，扩大了会议旅游、体育旅游、文化旅游和观光旅游在澳门旅游业中的比重，有助于澳门旅游业向多元化结构转型。

其次，有利于推动澳门服务业的发展。在澳门经济总量中，商贸服务业紧跟旅游业排第二位，根据CEPA协议，内地向澳门进一步开放服务行业，使澳门服务业获得了进入内地的机会，为澳门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

第三，区域经济合作刺激了澳门制造业的升级转型，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传统制造业继续外移的势头。CEPA为澳门提供了一个零关税的巨大市场，再加上澳珠跨境加工区迅速投入建设，将吸引投资者到澳门发展适合内地市场的新型制造业产品，特别是高附加值、高科技新产品，促进澳门制造业完成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化，对澳门经济结构多元化产生积极影响。

(四)投资刺激效应

澳门一直是自由港和单独关税区，再加上CEPA的优惠原则，无疑会对海外及内地公司产生投资刺激效应。澳门CEPA能够使得澳门本地生产的绝大多数产品零关税进入内地，同时CEPA贸易投资便利化措施简化了澳门本地产品进入内地市场的程序，使得澳门本地产品能够顺利进入内地市场。在CEPA框架下，澳门企业和外资开始考虑在澳门进行投资，将澳门作为跳板，使其产品顺利进入内地市场。此外，内地民营、中小企业也到澳门投资，利用澳门与澳门企业合作，共同开拓海外市场，尤其是葡语系国家的市场。这些都为澳门在区域合作中发挥作用，增强辐射能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四、澳门在区域经济合作中的产业策略

2009年初，国家发改委公布了《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将粤港澳合作纳入国家发展规划，并明确提出澳门在珠三角地区的发展定位，即世界休闲度假中心，这将为澳门与内地的进一步分工合作带来巨大机遇。作为一个外向型的微观经济体系，澳门只有加大参与区域合作的力度、提升合作层次，才能充分发挥其自由港优势、区位优势和对外联系的网络优势，进而在区域经济合作中发挥重要作用。

(一)澳门龙头产业的竞争优势多元化

业是澳门的优势产业，在澳门的经济结构中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在强化“”竞争力的同时，逐步发展会展、主题公园、文化体育、娱乐休闲等产业，将可令澳门达到“核心”或“中心”优势，增强区内或邻近城市与它作相类竞争的难度。通过区域性旅游业的合作，延伸澳门的优势，是扩张旅游业规模递增效益潜力的一个重要举措。因此，澳门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机遇，最重要的就是确立和巩固本身特有的产业优势和独特角色，以保持自己在区域内的竞争力。从发展的势态看，澳门应着力开发新的旅游领域，增加新的旅游项目，融、娱乐、观光、购物、度假、会展为一体，向综合性、多元化的旅游业方向发展，利用澳门和内地不同特色的旅游资源构造一个统一的、整体的、融中西文化为一体，既满足国际游客，又适应国内游客的综合性旅游基地。具体的分工设想是：澳门重在文化名胜项目，珠江三角洲重在自然风光项目；澳门重在珠三角不宜但澳门却允许的特殊项目，珠三角重在一般性项目；澳门重在规模小占地少的项目，珠三角重在规模大占地多的项目。在旅游市场开拓方面，两地应该相辅相成，各有侧重地拓展国际国内两个市场。

(二)加强生产性服务业的合作

首先，强化商贸服务业、优化澳门服务平台作用。在参与CEPA和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下，澳门应在继续做大做强既有三大服务平台的基础上，根据现有的国际市场网络及中介优势加强与内地的交流，建设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服务平台，承担内地与葡语国家、欧盟贸易投资关系中的信息中心、商贸服务中心和区域性服务平台总部角色，更加充分地发挥澳门管理服务、法律服务、会计服务、精算服务、技术服务等中介服务作用，提升澳门在区域中商贸平台的经济功能。

其次，加强金融业合作，打造珠江口西岸及粤西南的地区性金融中心。金融保险服务产业是珠江口西岸与粤西南地区的产业缺口，澳门的金融保险业具有很大的增值与利润空间，这种状况在正常的市场竞争中会产生产业集聚现象，从而在集聚中形成产业竞争力。澳门银行业处于国际金融网络与珠江三角洲地区银行网络连接点这样一个有利地位，可以大力发展对珠江三角洲地区的融资、租赁等业务，澳门应充分利用珠江三角洲这一充满增长活力的腹地，建设澳门区域性金融中心。

第三，加强物流业合作，形成产业竞争优势。运输仓储产业是澳门近年来发展速度最快的产业，以国际机场为中心，加强香港、澳门和珠海三个机场的合作，整合三地的航空物流形成地区性物流网络系统，是建立澳门运输仓储业区域性竞争优势的首选方案。澳门一旦抢占先机，确立了这个产业在区域中的竞争优势，其他地区要花相当高的成本才能与之竞争。

(三)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配合与协调

自中国大陆开放内地居民港澳“自由行”以来，进入澳门的内地游客急剧增加，澳门旅游基础设施的缺陷日益突出。澳门应积极加强与周边地区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协调、合作，尤其是交通网络的建设，以保证人流、财流、物流的畅通，加快融入大珠三角、泛珠三角经济圈。这主要包括以下有几方面：

一是争取2009年底动工兴建港珠澳大桥，缩减三地的空间距离，以降低区域内经济联系的成本，加速地区内产业转移，对三地加强全方位合作，构建珠三角城市群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是加强澳门和珠海机场的合作，以整合航空物流。珠海机场与澳门国际机场在航线开辟上应有所分工，珠海主内，澳门主外，将澳门纳入南中国市场，促进两地经济的发展。

三是考虑澳珠联合兴建深水港，以充分发挥澳门自由港的制度优势。澳门虽为自由港，但没有天然的深水港，自由港的优势未能充分发挥，制约着澳门经济的发展。如果澳门与珠海合作开发万山群岛建立澳门外港的深水港，有助于发挥自由港的优势，促进两地经济的发展。

四是加强区域内交通设施建设协调、衔接和口岸合作，特别是加快京珠高速公路和广珠铁路的建设等，这对密切澳门与珠江三角洲西部地区和中国内地联系，充分发挥澳门自由港优势和外贸口岸作用都有重要意义。

澳门范文篇8

但是，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由于澳门原有的比较优势正在逐渐削弱，其投资环境亦有所恶化，加上澳门本身整体经济的现代化、国际化水平相对不高，缺乏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文化教育程度不高，社会观念保守，在澳葡政府和商人之间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排外心态，经济结构性失衡等致使澳门经济发展大幅放缓，竞争乏力，呈现不景气。亚洲金融危机更使澳门经济雪上加霜。

旅游业作为澳门的第一大产业首当其冲受到经济不景气的影响。由于受到本地治安恶化，亚洲金融危机等直接影响，到澳门旅游人数自1996年创下815万人次的记录后便开始逐年下降，1997年和1998年分别是700万和695万人次，跌幅分别为14%和0.7%。旅游业收益大幅减少。业的发展不仅直接影响整体经济增长，还对交通运输、旅店、餐饮等行业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副作用，酒店业平均入住率仅50%，日平均房价跌到成本价边缘；百货零售业销售额下降两成，饮食业营业额下降幅度约为41%。银行业也受牵累，经营日趋困难，经营成本普遍上升，边际利润逐年下降，据统计，1998年银行业盈利总额10.68亿澳门元，比1997年大幅下跌22.3%。可见，旅游业在澳门经济中的关联度有多高了。

旅游业在2000年前是由澳门旅游娱乐公司专营，因而属高度垄断。由于无竞争，业的经营是处于传统的落后的家庭式经营方式下。其经营、运作将引入先进的方式。澳门回归祖国后，特首何厚铧为首的特区政府便着手研究开放业。澳门业专营权即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独家专营，从1930年实行起到1997年已长达60多年，虽然此制度对澳门业的发展起了作用，但时至90年代，其垄断、保守经营、设施陈旧等弊端已暴露无遗。特区政府借着回归及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专营权到期之际，在业中引入竞争机制无疑是选择了最佳时机。

2000年7月，澳门特区政府成立业发展专责委员会，负责有关业发展的政策。10月该委员会便提交了顾问报告，2001年立法会便通过了《娱乐场幸运经营法律制度》，确定专营权增至3个。2002年2月8日澳门特区政府正式批出3个临时赌牌，分别为“澳博”（澳门股份有限公司）、“永利”（永利度假集团）及“银河”（银河娱乐场集团），并于同年3月28日率先与“澳博”签订为期18年的合约。2002年4月1日起，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专营业40余年的历史宣告结束，澳门股份有限公司接手经营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属下的11个，包括葡京酒店。按新合约，“澳博”每年向政府缴交占毛利35%的税（比过去税率增加了3.2%），此外还要向政府缴交溢价金，并将毛利的1.6%拨与公共基金，1.4%用于发展城市建设、文化、教育等公共事业项目，并承担澳门水域浚道工作。2002年5月政府与“永利”签订20年的合约。“永利”是美国西部赌王与港商合组的公司。在合约中，“永利”承诺在7年内投资40亿澳门元兴建有关设施。2002年6月26日政府与银河娱乐场股份有限公司正式签署“经营批给合约”，合约期20年。“银河”为美国拉斯维加斯的威尼斯人集团与香港合作的公司。与另两家持牌公司一样，“银河”需向政府缴税、溢价金等。“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澳门范文篇9

香港150多年来一直由英国管治，英国的普通法直接适用和主导香港，所以现行香港法律是英国法律在香港的延伸，其法律部门分类及对行政法概念的理解都直接受英国学者的影响。英国著名宪法学家戴雪(cey)曾对英国法治原则和宪政精神的阐发作出过贡献，他认为英国的“法治”主要有三方面含义:第一，法律对于政府的权威有绝对的优势，即“法律至上”;第二，普通法院据以审判的法律，无论对政府官员还是普通公民都普遍适用，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三，个人权利并非来自政府的成文法律的赋予，而是来源于由法院解释和执行的一般法律。戴雪的思想蕴含了现代行政法的宝贵精神，但他犯了失之偏颇的毛病，片面地否认英国有“行政法”存在，他认为只有法国才有行政法，即那种公民与政府之间发生争议不受普通法院审理而由独立的行政法院审理的制度只是在法国存在，而在英国并不存在。戴雪把法律定义为“由法院实施的规则”，因此他把现代国家中大量由政府制定的规则忽视了，甚至把它们排除在法律之外。戴雪在行政法概念上的片面性、保守性对普通法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很大，以至使香港学者传统上对行政法概念理解很狭窄，在香港也缺少明确的包括行政法在内的各法律部门分类。最近比较有影响的香港官方向市民作法律宣传的小册子这样写潭:“民事法主要包括合同法、侵权法、财产法、行政法、家庭法及税法数大类。”①香港一般学者把行政诉讼法(市民与政府之间发生的诉讼)视为“行政法”，甚至还把“行政法”纳入大民法范畴。最新出版的香港法律书籍也有类似这样的观点:“行政法与刑法同样属于公法的范围，是专门用以解决政府机构行政事宜有关的法律诉讼，从而监察行政机关。”蕊上述观点对大陆和台湾地区学者来说都是很难接受的。目前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学者都把行政法视为同民法、刑法并列的独立的法律部门，行政诉讼法则可以看作行政法的组成部分.由于一般香港学者对行政法概念作狭隘的理解，因此妨碍了对行政法广泛深入的研究，行政法学研究在香港也没有形成气候，没有成为很受重视的法学学科。尽管香港学理上对行政法缺乏独立的研究，但实际上香港有着丰富的行政法，特别是以大陆学者的角度来观察，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

近代史上，澳门长期由葡萄牙管治，葡萄牙属欧洲大陆法系国家，所以澳门法律(包括行政法)具有大陆法系法律的特点。比较而言，澳门的法律理论研究和法学教育都是很薄弱的。传统上澳门以葡萄牙的法律学理论为“正统”理论，而葡萄牙的行政法概念同其他欧洲大陆国家(以法国为代表)的行政法概念一样外延比较宽泛:不仅强调行政法是“控权法”(包括行政法院对政府行为的审查)，而且是“管理法”(包括调整行政机关内部和外部的行政行为);不仅包括行政实体法，而且包括行政程序法;不仅包括外部行政法(政府对社会的管理)而且包括内部行政法(如行政机关组织法、国家公务员法)。澳门政府官员艾德瓦尔多·坎布雷特著文说:“根据近年来学术界占统治地位的看法，作为公法的一个部门的行政法，它包括行政管理的组织和运行以及在履行行政义务的行政管理中行政机关同个人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这里必须考虑三个基本组成部分，即行政组织、行政行为和行政机关同个人的关系的规范。”③目前澳门大学等教育科研机构的学者在讲授行政法概念时都把行政法分为行政组织法、行政作用法和监督行政法三大组成部分，与一般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行政法概念并无二致，与中国大陆学者所持概念也大体相同。笔者在澳门讲学，阐发行政法概念时得到澳门学者的认同，即是一例。

二、目前香港和澳门行政法的发展情况

(一)香港行政法的特点与优.点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中国以前，其法律是由英国的普通法、衡平法、适用于香港的英国法例、香港自身的法律和习惯法等组成的。香港现行成文法除了《英皇制浩》、《皇室训令》和枢密院令以及在香港适用的英国议会法例外，在实际生活中发挥主要作用的是由香港立法局制定的60。多个条例以及与此相配套的1000多个“附属立法"(规例、附例和规则等)。此外，政府机关的行政命令(ORDER)也发挥有效功能。行政法的概念如果看作调整行政管理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的法律规范总称的话，那么香港的条例及其“附属立法”大部分属于行政法，香港政府对内、对外的管理主要依靠这些表现形式众多、层次不同的行政法。

英国法律实施于香港，一方面使香港法律带有浓厚的殖民统治色彩，但另一方面也把资本主义法治思想带到了香港。诚如现任香港最高法院首法官杨铁梁所言:“英国法律制度之行于香港，一如异卉奇花植于外邦，虽逾百载，犹要滋润于本土;灌之溉之，繁之殖之，而后能成长也”。④应该说，香港社会管理比较有秩序，比较成功，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法治思想得到较广泛传播，政府主要依靠法律进行管治，因为根据法治原则:行政长官及公务人员的权力都来自法律的授予，因此行政长官及公务人员的行为都应有法律依据，如因违背法律就会遇到立法机关或司法机关的追究。长期以来，通过法院的判决、通过报界大量案例的刊登，使一般市民心中都有了政府必须守法和严格执法的观念，对政府的监督意识逐步增强。香港地狭人稠，资源缺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工业化，6、70年代经济飞速增长，一方面是因为香港有一个自由贸易、低税率、公平、开放的市场经济体系，另一方面是因为港府采取了所谓“积极不干预”的政策，这些“积极”的政策主要是指加强社会管理和协调。这些具体政策的特点是具有稳定性和可行性，不是朝令夕改的，主要是靠“明确、可靠、坚定和持久”的法律加以支持。从行政法学者的角度来看，涉及经济领域的政府管理以及其他社会领域的政府管理的法律都属于行政法，因此行政法在香港实际上受到了重视。

正如一位香港大律师所说的:“法律其实是人们生活的命脉。政府不仅源于法律，而且还依靠法律而继续存在。在香港，法律管理着居民穿的衣服、吃的食物、居住大厦的建筑和管理、日常用的水电、学校教育……乃至香港作为一个工商、金融、运输各业的中心与世界各地贸易的方法等等，都在法律管辖之下。”⑤从这一角度看，香港行政法不仅在规范形式上表现出多元性和层次性，体系比较完整，结构比较严谨，而且在规范内容方面有着丰富性。香港虽面积不大，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一个市民从出生注册、接受教育、安排就业、衣食住行、退休福利直至死亡安葬，都有相应条例或附属规则来处理，各行各业都有行政管理条例来规范。然而，政府权力渗透到社会生活各领域，也引起了人们对可能导致政府权力过大、过多干预公民个人生活的担心，因此香港行政法在近年来己开始注意政府公共权力与公民私人权利之间取得平衡的问题。引人注目的是，近年来香港报刊上经常出现行政部门在执法过程中与公民利益之间发生矛盾的案例，例如税收稽查与个人隐私权保护之间的矛盾，爱滋病患者的检查与对患者合法权益保障之间的矛盾问题等等，引起法律界和市民的热烈讨论，特别是对行政机关的酌情决定权(即自由裁量权)的授予与限制已引起立法和司法方面的重视，说明香港行政法的民主因素逐步有所增强。

以上是香港行政法的特点与优点，但香港行政法并非完美，在殖民地体制下，其法制不可能真正体现民主性，行政执法中存在的问题也不少，并为市民和舆论界所批评。

(二)澳门行政法的特点与优点

澳门与香港相距虽近，但社会历史特点有所区别，澳门被葡萄牙管治400多年，同时又保留较浓厚的中国社会传统，具有偏于保守的特点。自70年代以来澳门经济虽有很大发展，但基础十分脆弱，不能与香港同日而语，并且对香港经济有一定的依赖性，其政治、文化、法制发育程度都与香港有一段距离。不过，澳门行政法也有自己的特点:

澳门现行法律是葡萄牙法律的延伸，葡萄牙法律最早渊源于中世纪罗马—德意志法系，这个法系，为拉丁语系和日耳曼语系国家所普遍采用。葡萄牙管治澳门以后，在澳门逐步形成了双层、双轨、单一语言的立法体制。所谓双层立法是指葡萄牙立法机关同澳门立法机关都有权制定澳门地区适用的法律;双轨立法是指澳门立法会和总督都有权制定澳门地区适用的，包括调整行政管理事务在内的立法;单一语言立法是指澳门以往都用葡萄牙文立法，其中文译文必须以葡文为准。1976年颁布的《澳门组织章程》是澳门现行体制的基础，其行政法必须与该章程不抵触。但澳门地区行政法则源远流长，远早于《澳门组织章程》的颁布，它经过历史变革，特别是适应社会需要，在澳门已形成了内容丰富、门类比较齐全的行政法，诸如金融、贸易、交通、建筑、税收、文化、教育、娱乐各领域都有相应的行政管理规章。例如，业在澳门的发展已有较长的历史，60年代起葡萄牙海外部颁布法令以业作为澳门合法存在的特殊的娱乐业。澳门政府订立《承投娱乐章程》等规章规范业的发展，一方面公开竞投业经营权，政府通过与娱乐公司签约，立法批准其专营权，从而维持稳定的税收用于公共投资;另一方面通过订立法律条文，由监察管理委员会对特殊行为加以监管，防止其他私人企业经营业，遏制违反治安秩序行为的发生。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考虑到澳门的这一历史特点，已明文规定1999年后澳门业继续容许存在，因此在业方面的政府管理及相关行政法今后仍将成为澳门行政法的一个特色。

澳门政府在行政立法和行政决策方面总体上说落后于香港，其透明度也比较差，立法过程中向社会进行广泛咨询的工作也稍逊一筹，故被澳门舆论界批评为“精英立法模式”、“精英决策模式”。但近几年也有不少进步，例如，澳门行政立法方面对行政程序法的立法比较重视，甚至比中国大陆、台湾、香港都更早推出了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具有一定的先进性。该法典直接根据《澳门组织章程》有关规定，并直接参考和借鉴了葡萄牙行政程序法典内容，故立法速度比较快，已于1994年7月18日以法令形式公布，并于1995年3月1日起生效。该法典共设四大部分，每部分又设若干章，整个法典有16?条。该法典把“行政程序”定义为“为形成与表示公共当局意思，成为执行该意思而进行之一连串顺序之行为及手续。”该法典调整范围广，其行政程序既包括行政机关内部工作程序，又包括行政机关对外管理及执法程序。很有特色的是，该法典对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作了比较全面和明确的概括与规定，它们分别为:合法性原则、谋求公共利益原则及保护公民权益原则、平等原则及适度原则、公正原则及公正无私原则、行政当局与私人合作原则、参与原则、作出决定原则、非官僚化原则及效率原则、无偿原则和诉诸司法机关原则。这十大原则之间虽有些重复与交叉，但比较全面和细致，易为执法者和一般民众理解与掌握。这些成文原则的概括鲜明体现了大陆法系行政法的特点，在世界上已颁布的行政程序法典中也属具有新意的。再如，澳门近几年来在公务员制度立法方面有所加强，力图用行政法来解决公务员队伍的稳定性、延续性、专业性和透明度等问题。已制定了《澳门公共行政工作人员章程》、《外聘人员章程》、《领导及指导人员章程》、《职程制度》、《反贪污法例》、《贿赂处分制度》等，力图使行政机关处于民主监督之下并提高其效率，这些法案虽不够完善，执行也打折扣，但已表明澳门行政法正在朝民主与效率相协调、社会公共利益与公民个人利益相平衡的方向发展。总之，目前澳门行政法的发展模式，既不是纯粹的“控制”模式(即只强调提高行政效率)，也不是纯粹的“控权”模式(即只强调对行政机关及公务员的监督)，而是兼顾两者，在两者之间谋求协调与平衡，这符合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行政法民主化、科学化发展潮流。澳门一位政府官员说:“我们不应该只注意那些授予给行政机关的权力或者为了公共利益而迫使它履行的义务，我们的注意力应放在分析授予公民的主观权利或承认个人相对于行政机关的合法权益上。”⑥就代表了这一进步思潮。

当代行政法的突出功能是规范行政权力，起切实监督行政活动、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作用。无论是普通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都把行政法治的思想作为监督行政的理论基础，但其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并不相同。经过历史的发展与选择，一般都形成了对行政监督的多元机制，诸如行政监察、行政复议(又称行政上诉)、司法审查等形式，虽然在各国、各地区的名称、机构、地位和方式有所不同，但相互弥补、相互配合的趋势是相仿的。香港和澳门行政法在监督行政方面也各具特色，异中有同。由于本文篇幅有限，不再展开论述，总的看来，香港深受普通法系制度影响。普通法国家有一种传统的法律理论认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只能有一种法律、一种法院，即普通法和普通法院，在普通法院之外不应该另设行政法院或其他法院，否则就是对“法治”的破坏。香港也深受这种法治理论的影响。但是实际情况证明，这种单纯的司法单轨制不可能适应复杂的社会发展要求，行政案件不可能完全依赖普通法院进行审理，因此行政监督与救济制度的多元化成为不少普通法国家和地区行政法的发展趋势，香港亦不例外。而澳门监督行政制度，特别是行政诉讼制度具有大陆法系行政法的特点。澳门司法体制的一个最显著特点，也是与香港司法体制的重要区别，就是它有独立于普通法院的行政法院。另外，由于葡萄牙行政诉讼规则区别于一般民事诉讼规则，因此澳门行政法院也有一套与民事诉讼规则相区别的诉讼规则，其目的并非保护行政的特权，而是给行政相对人创造更便利的救济途径。

三、香港和澳门行政法发展趋势展望

目前离1997年和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和澳门分别恢复行使主权的时间越来越近了。香港“九七”回归和澳门“九九”回归都是必然的、正常的、无可避免的，对中国、对亚洲、对世界的繁荣、文明和进步都是大好事。根据两个基本法，1997年后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治体制与1999年后澳门的特别行政区政治体制有许多共同特点，这些特点必将给两地行政法的发展带来重大的影响。

第一，就两地政治体制的性质和根本变化来看，都将体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原则，两个特别行政区都将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

第二.就两地政治体制的内容而言，都将体现“一国两制”和“高度自治”的特点，都将保留资本主义制度至少50年不变，将分别充分体现“港人治港”和“澳人治澳”的特点。

第三，就政治体制的运作而言，都将体现三权分立、行政主导、互相制衡、互相配合的特点。两地行政主导模式将更清晰，即由行政长官领导政府执政、立法会代表社会各方意见立法议政、司法机关护法监政。因为两个基本法都明确规定:行政长官要对中央人民政府和特别行政区负责;特区政府必须遵守法律，对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负责;而司法机关只服从法律，独立进行审判。可以说这一政治体制的确定对两地行政法的稳定、改革和发展都是特别有利的。有关香港和澳门两地行政法的发展趋势，笔者发表以下不成熟的意见:

(一)为了实现香港、澳门的平稳过渡，香港、澳门两地行政法应力求穗定，在后过渡期及特区开始运行阶段不能作大的改动。

按照中英两国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和中葡两国关于澳门间题联合声明的规定:过渡期间，联合王国政府和葡萄牙政府分别负责香港和澳门的行政管理.以维护和保持两地的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据此，两地的法律制度应十分注意保持稳定性、连续性，包括行政法亦应力求稳定，不宜也不必作大的变动。

为了实现香港的平稳过渡，中方建立了特区筹委会预备工作委员会，简称预委会。预委会法律专题小组率先对香港原有成文条例及其附属立法进行了审查工作。经过认真的审查，得出的初步结论是:绝大部分香港条例同香港基本法不抵触，特别是涉及行政管理的行政法应基本上保留下来。澳门地区目前也在开展这方面工作，香港的经验大体可用。

按照两个基本法的规定:香港和澳门的法律制度都基本不变，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明文规定:“香港原有法律，即普通法、衡平法、条例、附属立法和习惯法，除同本法相抵触或经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机关作出修改者外，予以保留。”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也规定:“澳门原有的法律、法令、行政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除同本法相抵触或经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机关或其他有权机关依照法定程序作出修改外，予以保留”。可见，在特别行政区建立后，行政法也应该继续保持稳定性。

在后过渡期，保持公务员队伍的稳定显得特别重要，为此中国领导人特别强调:“现在香港政府工作的18万公务员是既熟悉香港情况又熟悉政府运作、具有丰富经验和较高素质的一支队伍，不可能设想97年后撇开原有的公务员队伍，重新找一批新的公务员来组建政府，这不利于香港的平稳过渡和长期稳定繁荣。”⑦而且两个基本法对“九七”和“九九”后的香港、澳门公务员制度及公务员法都持肯定与必须保留的态度。无论是香港和澳门，原有关于公务员人员的招聘、雇用、考核、纪律、培训和管理的制度，包括负责公务人员的任用、薪金、服务条件的专门机构，除有关给予外籍人员特权待遇的规定外，均予以保留。可见，包括公务员法在内的香港、澳门行政法都应该基本不变。

但目前问题出在香港的港英政府方面。在后过渡期中，港英当局常常不顾中方反对和香港市民反对，单方面地修改或重新制定法律，甚至使一些原有法律中与基本法不抵触的法律经修改后出现同基本法抵触的情况。例如香港《社团条例》本来有禁止本地社团同海外政治团体发生联系和海外政治团体不在香港设立分会的规定，但该条文在修改时被删掉了，而香港基本法第23条则有禁止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的规定。再如1995年6月港英政府废除了《紧急情况权力条例》的全部附属条例，也是对香港法律的单方面重大修改，其做法不仅会对香港的治安管理造成不利影响.削弱香港行政管理部门今后在紧急情况下应具备的应变能力，而且违背了香港原有法律基本不变的原则，破坏了香港行政法的完整性、连续性。香港著名爱国企业家霍英东先生探刻地指出:“香港目前的问题确实来自港英政府。中国政策的要点是，除了主权回归之外，其余的事情不要大变。港英政府却好像是在努力制造大变乱的局面。”泳港事顾问朱幼麟先生也指出:“香港政府临到其管治香港的最后一刻，才(对法律)作一连串的修改，肯定是对港人的不公平。因为这许多的修改，会产生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

(二)为了使香港和澳门在主权移交时衔接得更好，香港、澳门行政法都有一个循序渐进、穗妥进行改革的任务。

“九七”和“九九’.对香港和澳门来说都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转折，长期由英国人和葡萄牙人管治的政府将转变为由中国人自己管治的政府，因此新的香港政府和澳门政府都将面临新的形势，承担新的任务。为政府管理和监督行政服务并且在所有法律部门中适应性特别强的行政法也必然要有所改革、有所前进。

1.“九七”和“九九”之后，原英国和葡萄牙的管治连同它们行使管治的机构、官职等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将是中国对两地行使主权和两个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因此首先必须剔除原行政法中的殖民地成分和色彩，例如香港行政法中原有“英女皇”、“皇室”、“联合王国”和澳门行政法中“葡萄牙政府”等字眼一般都将删除。如“皇室香港警察”必须改为“香港警察”，“澳门总督”改为“澳门行政长官”等等，这标志着两地行政法在主权移交意义上的新生。如果字眼并不涉及主权间题，也可不必改动，如《伊丽莎白女皇弱智人士基金条例》经审查后认为此条例事关弱智人士切身利益，不作任何改动，就是一例。

2.“九七”和“九九”后，香港、澳门行政法的“龙头”(或称“源头”)分别由英国法律(《英皇制浩》、《皇室训令》)和葡萄牙法律《澳门组织章程》转变为两个基本法。虽然三权分立体制和行政主导式仍将保留，但两个基本法中确定的三权分立体制和行政主导模式毕竟与“九七”和“九九”前的体制和行政主导模式有很大区别，行政的地位和作用也有所区别。例如根据《英皇制浩》，目前的香港立法局是港督进行立法的一个咨询机构，而“九七”之后的立法会则是香港特区的真正立法机构，立法会有权弹劫行政长官，立法机关对行政机关的制约将充分体现出来。再如目前澳门根据《澳门组织章程》，总督也拥有一部分立法权，表现出殖民地政制的色彩，而“九九”后澳门行政长官只签署立法会通过的法案、公布法律，但他的行政权力则很大，可委任部分立法会议员、任免全部行政会委员、任免各级主要官员、法官、检察官以至可直接解散立法会(目前，解散立法会权力属葡萄牙总统)。可见“九七”后将真正形成以行政为主导的体制。这些新的规定必然要由具体的操作性很强的行政法加以落实和完善。

3.在香港、澳门后过渡期都面临公务员本地化、法律本土化和中文官方地位三大问题，特别是澳门这三方面的工作任务更艰巨。这就需要本着改革以求完善的精神进行上述儿项工作。其中许多方面涉及行政法问题。相对于澳门而言，在机构设置合理性、廉政声誉和公务员整体素质方面，香港有些优势，但并非完美。而澳门政府存在着机构臃肿、公务员队伍缺乏职业化、技术化、法制化以及部分公务员士气低落等问题，因此机构之精简与公务员管理体制之完善均是迫在眉睫的任务。澳门大学行政学学者萧扬辉先生曾指出:“长久以来，由于政府之公务员政策每因行政权之转移而改变，因而基本上澳门欠缺一套广泛及一贯沿用而受人认识之行政法。”。讲得十分贴近实际，因此要使香港和澳门行政管理水平有一个新的提升，必须完善两地的行政法。

(三)为了保证香港、澳门长期称定繁荣，适应两地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在完成平德过渡之后，香港和澳门行政法将保特特色、主相借鉴，获得空前发展。

香港、澳门的回归是中国20世纪末的两件大事，也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1世纪，香港和澳门仍将为中国的现代化继续发挥作用，两地仍然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仍将是中国大陆与世界经济往来的重要港口。正如一位香港人士分析的:“中国经过了十年经济改革开放的冲击，已深明到事情要以制度内的渠道解决，要有法治精神才能长治久安的道理”，因此他认为“中国实在是十分珍惜香港这一片土地，香港人经多年努力所建立的运作机制及创造财富的能力，深明香港的成功需要配合，其中廉洁的政府及法治的态度和传统是最为重要的，中国亦热切希望能够凭香港的成功经验，对内陆城市有肯定的启导作用。”、香港和澳门的行政法成果，主要是两地人民在长期岁月中充满智慧和艰辛探索的结果，也是保证今后实现长期稳定繁荣的前提，因此两地人民不但应该珍惜这些成果，而且会在今后实践中进一步发展这些成果。

1.两个基本法为两地行政法发展提供了基本前提和广阔空间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是两个极为成功的体现“一国两制”的基本法典，完全符合中国人民，特别是香港和澳门同胞的根本利益。两个基本法中有关行政管理权的运行，有关立法权和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以及两地居民基本权利与义务的落实都首先要依靠行政法。根据基本法，特别行政区政府不仅有管理经济贸易、金融、航运、通讯、旅游、文化、体育、卫生等广泛领域事务的职权，而且负有保障两地居民和其他人的人身、言论、出版、集会、组织和参加工会、通信、旅行、迁徙、罢工、游行、选择职业、学术研究和信仰自由、住宅不受侵犯、婚姻自由及自愿生育等权利。过去，香港公民权利一般不毛采用成文法典确定的形式，而是采用法律约束以外的“剩余原则”加以确定，现在则有所变化。成文的基本法既然已为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提供了更有力的保障，那就更需要有关立法加以具体化，防止条文解释的随意性，防止所谓“灰色地带”的出现。澳门也有个别人士担心澳门基本法条文内容之间会产生“政治陷井”，这种疑虑当然是多余的。笔者认为:为防止一般市民可能产生的疑虑，最有效的办法之一是加强行政立法。

2.过渡期前后出现的各种新问题都需要香港和澳门加强行政立法和行政执法予以解决

香港和澳门的主权回归祖国是举世瞩目的大事，既是两地历史的转折点，也是光辉的新起点，未来两地的命运主要掌握在港人和澳人手中。不难想像，两地的各种困难和过去积累的问题会比以前更明显地暴露，需要在中央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依靠港人和澳人自己的智慧与能力去解决。例如青少年间题、教育问题、治安问题、环境保护问题、交通阻塞问题、社会福利问题等等，克服困难和解决问题的一条重要的途径就是加强行政立法和行政执法，包括培养人才、普及法律、完善法治等大量工作要做。可以预期，两地行政法必将适应两地的特点和社会需要，有一个大的发展。

3.香港和澳门两地行政法以至包括中国大陆、台湾地区行政法之间相互借鉴、相互补充，形成中国特色的“一国两制”、充满生机的行政法体系香港行政法在“九七”后仍将保留普通法系行政法的特色，澳门行政法在“九九”后将保留大陆法系行政法的特点，这些在两个基本法中都已得到确认。然而，从世界范围来说，普通法系法律与大陆法系法律有靠拢的趋势，因此香港和澳门两地行政法也有相互借鉴、相互吸收的趋势，同时仍将保留它们各自的特色。

英美法系国家主要的法律渊源中，普通法和衡平法是判例法，制定法虽不是判例法，但是适用中要由法官来解释。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渊源主要是成文法(然而有趣的是在某些特定领域和部门，例如在法国行政法中判例法却有重要地位)。但近几十年来，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在法律形式方面已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显示了某种互相接近的趋势。这也不能不影响香港和澳门两地的行政法、香港是普通法，但是行政法中有很多成文法，而且是规定得很细致的成文法;澳门行政法虽然是成文法，但是某些领域，尤其是在行政诉讼制度方面，很注意案例和判例的积累。应该说，在保留自己特色的同时相互借鉴和相互补充是有益的。例如香港法律重视判例是优点，但也隐藏着缺点，其“隐晦性”尤为人们所批评，往往使人们面对浩如烟海的判例而无所适从。因此有些学者建议把某些普通法判例升华为法典，使人们(包括法律工作者)更易把握，这对普及法律也有莫大裨益。

“一国两制”是中国在政治上的创造，也是法律上的创举。中国大陆将坚持实行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但与香港、澳门以及包括台湾地区之间在法律制度方面可以相互借鉴，特别是在行政法这一具体法律部门中可以互相吸收有益经验的地方更多。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曾在谈及处理香港与深圳的关系的方针时说道:“利用香港发展自己，借助香港走向国际，借鉴香港国际惯例，学习香港科学管理，联合香港幅射内地，衔接香港互惠互利，区别香港一国两制”。比较典型地反映了当前大陆领导层开放的心态。这对行政法的相互取长补短无疑是有启示意义的。

更令人鼓舞的是，健全法制、励行法治已成为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的共识。主席最近发表讲话，认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呼唤着法制的完善;反过来，法制的完善，又会进一步促进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建设符合本国国情的完备的法制，是一个国家繁荣昌盛的重要保证。”⑩

可以预见，在面向21世纪、进入21世纪之际，中国社会必将有一个大发展，中国行政法也必将有一个大发展。中国行政法的河流，不仅将融合自己的各条支流，而且将流向世界行政法的海洋，在同各国行政法之间合理冲撞中不断进步，并将为国际社会作出独特的积极的贡献!

注释

①香港政府律政署出版的《香港法律制度》第31页，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②梁伟贤、陈文敏著《传播学新论》第528页，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③见《澳门行政法对公民权益的保障》一文，载《行政法学研究》(北京)1994年第3期。

④港人协会编《香港法律十八讲》序言。

⑤港人协会编《香港法律十八讲》第1页。

⑥引自余振主编《澳门:超越九九》第55一58页。

⑦钱其深1995年6月24日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备工作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的闭幕词。

⑧引自霍英东在欧洲华人学会第八届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中国现代化与香港“九七”》。

⑨《香港特别行政区法治与量刑》，《星岛日报》1995年7月19日。

⑩引自余振主编《澳门:超越九九》第82页。奋

@李秀恒:《中国客观上要确保香港繁荣稳定》，载香港《星岛日报》。-

⑩《深圳的实践说明了什么—市委书记厉有为访谈录》，1995年8月7日《深圳特区报》.⑩1995年8月16日在北京举行的第十四届亚太法协会、第六届亚太地区首法官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

论文关键词：行政法香港澳门比较研究

澳门范文篇10

一、澳门旅游业的特点及其在澳门经济中的作用（一）特点

1．对香港的依赖性较强。澳门旅游业对香港依赖性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来澳门游客的交通依赖香港。澳门虽然一直处在自由港的地位，商业和贸易也曾有过十分发达的时期，但由于地域小、水位浅，葡萄牙政府又未给予澳门以足够的重视，使澳门一直没有深水港和国际机场，澳门与世界各国始终不能直接发展航空和海运联系。多年来，来澳门的游客多经香港，离开澳门的游客也须经香港返回世界各地，1994年澳门共接待游客800万人，其中从香港入境的就达640万左右，约占入境游客总数的81％，这说明澳门旅游业对香港在交通上处于严重的依赖地位，自1978年大陆开放以来，虽然从大陆入境的游客有所增加，但目前毕竟还是少数。二是来澳门旅游的大部分是香港游客。1994年从香港入境的640万游客中，有81％是香港游客，其它地区或国家的游客只占19%。除香港游客外，日本游客也比较多，约占澳门外地游客总数的38％，欧洲游客占16％，东南亚游客占15％，台湾游客占10％，美国游客占8%，韩国游客占5％，大洋洲游客占3%，大陆游客占1％，其它国籍游客占4％。由此说明，香港游客的增减对澳门旅游业有致命的影响。

2、业占有主导地位。澳门的旅游业是在业的带动下发展起来的,在澳门，既有造型别致、建筑宏伟、专供的葡京娱乐场，也有在豪华酒店内开设的。在澳门的各娱乐场内，均装有国际一流的各种设备，采用现代化的管理方法，并配有严密的保安系统。为配合业，澳门各娱乐场附近开设有众多的当铺，在澳门当铺典押的客户可在香港取回典押品。在来澳门的游客中，有22．3％是专门为赌而来的，虽然有45．1％的游客是为度假而来，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为一睹赌城的风采而选择来澳门度假，澳门政府从业中所获取的收益占其总收益的3成，业已成为澳门旅游业的支柱产业,业的兴衰决定着澳门旅游业的命运。

3．游客的留宿率低。来澳门的外地游客一般逗留时间很短,平均每位游客在澳门逗留0．85天，来澳门的香港游客1991年的留宿率只有1/4，其它国家或地区游客的留宿率也仅达1／3左右，留宿的游客平均每人在澳门的时间也不超过一天半。留宿率低的主要原因是澳门地域狭小，缺乏综合型的旅游娱乐设施和规模较大的名胜古迹，绝大多数想一睹赌城风采的外地游客在一天之内就可将赌城的风采一览无遗，再加上港澳交通便利（日夜通航、1小时便可返回香港）,大多数游客都不在澳门久留。

（二）作用

1．旅游业给澳门带来了大量的外汇收入

由于澳门大力开展旅游资源，使来澳门的外地游客不断增加，自1965年来澳门的外地游客首次突破100万大关以来，几乎每隔5年就跨上一个新的台阶，1994年游客已突破800万。从1980年至1994年来澳门的外地游客总数已近8200万,是澳门35万人口的近240倍。虽然来澳门的游客每人平均只逗留0．85天，但他们在澳门消费很高。1990年，平均每位外地游客的消费为626澳门元,其中日本游客的消费最高，为1785．46澳门元；其次是台湾游客，为1087．44澳门元。1971年外地游客在澳门的消费总额为9亿澳门元，1981年增至27．35亿澳门元,1994年已高达约150亿澳门元。旅游业已为澳门带来了数以百亿计的外汇收入。

2．旅游业是澳门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1984年澳门政府的税收总收入为8．54亿澳门元,其中仅澳门旅游娱乐公司上交的税额就达4．45亿澳门元，占政府税收总额的52％;1985年澳门政府的税收总额为9.13亿澳门元，仅澳门旅游娱乐公司上交的税额就达4．51亿澳门元,占政府税收总额的49％。1991年澳门政府的全部财政收入共81亿澳门元，其中专营就达25．67亿澳门元，占全部收入的31．69％，目前澳门政府的业税收还在不断增加，此外，业之外的旅游税收入也在大幅度上升，1987年澳门政府的旅游税收入为2638万澳门元；1988年为3895万澳门元，比1987年增加了47．6％；1989年为4973万澳门元，比1988年增加了27．96％;1990年达到了5800万澳门元，比1989年增加了16．6％；1991年又升至7395万澳门元,比1990年增加了27．5％；1993年澳门政府的旅游税收入和税收入之和，占政府全部税收的42％。以为主的澳门旅游业已成为澳门政府财政收入的最重要来源。

3．旅游业为澳门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旅游业的发展需要一些服务性的行业相配合，如旅店业、餐厅、商店和各种娱乐设施等。目前，在澳门的就业人口中，直接从事旅店、旅行社、餐厅等与旅游有关的工作的人数就达4万余人，约占就业总人数的20％和澳门总人口的12％，其中的雇员就达1万来人，餐厅雇员近5000人，酒店雇员6000余人，旅游商品业雇员近2000人，旅行社雇员为1000余人，这些就业人员是澳门政府重视发展旅游业的受益者。

4．旅游业促进了澳门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经济的发展

在澳门政府与澳门旅游娱乐公司所签的专营合同中，要求澳门旅游娱乐公司承担对经济、社会、文化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资助义务，如兴建豪华酒店；资助电力、船坞、海运、码头、填海工程、学校和住宅的建设;建造第二条澳凼大桥、机场、深水港；设立特别基金等。此外，还规定1964年以后澳门旅游娱乐公司每年应交的繁荣费不得少于30万澳门元,1972年以后增至125万澳门元。这对澳门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

二、澳门旅游业的发展前景

自80年代以来，澳门的旅游业得到了飞速发展，游客从80年代初的300多万，发展到1994年的800万；旅游业产值占澳门地区总产值（GDP）的比例，从1981年的21．9％提高到1994年的近40％；1991年全澳门的旅游收益额（不含业）已达40．86亿澳门元。客源的稳定，旅游业在地区经济中的地位的提高及旅游收益的持续上升，说明澳门旅游业正方兴未艾。进入90年代中期以及1999年澳门回归祖国之后的澳门旅游业仍然具有美好的发展前景，这主要由以下几个有利因素所致：

第一，澳门仍然可以发挥业的优势来带动旅游业的发展。以为龙头的旅游业是澳门经济的一大特色，在地域狭小、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都很缺乏的澳门，工业正逐步向内地，这样一来，业在澳门经济中的地位就显得更为重要。中国政府虽然明令禁止活动，但中葡两国政府在《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中明确规定，澳门回归祖国后仍可实行现行的经济和社会制度，这就意味着禁止的法令不适用于澳门。此外，澳门业的发达是与香港的协调和邻近国家的禁赌政策分不开的，澳门曾以股票不上市来换取香港不开，如果香港开设，澳门的业肯定会受到致命的打击。在1999年澳门回归祖国的时候，香港早已先行回归，这就有利于中国政府更好地协调港澳之间的经济关系，维持澳门业的突出地位，以利于澳门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业的发展将会进一步促进澳门旅游业的稳定和发展。

第二，虽然澳门的旅游业资源不很丰富，缺少像颐和园、长城、故宫等那样规模巨大、举世闻名的名胜古迹，但澳门政府和许多有识之士多次表示要发展文化旅游，摆脱以为特点的旅游业形象。目前，澳门政府已表示要修建一座风格独特、耗资6000万澳门元，占地7000平方米的旅游中心，这是一个集娱乐、展览、会议于一体的大型娱乐中心。此外，澳门还于1992年举办了国际烟花节和国际音乐节等大型国际文化活动，每年还举办格兰披治大车赛，这些均说明澳门政府正在大力开展文化旅游活动，使旅游业向多元化发展。

第三，与旅游业相配套的行业和设施日趋完善。旅店业的发展直接关系到旅游业的发展，到1995年5月，全澳门共有旅店100余家，客房达9000余间，到1996年底还有几家酒店将落成开业,到1996年全澳门的客房数估计将达到1万间。此外，到1994年，全澳门已注册的旅行社达60家，他们每年接待的外地游客占来澳外地游客的52％。1995年底澳门的国际机场已建成通航，大犬改变了来澳门游客交通依赖香港的局面。近些年来，到香港的国际游客只有1／5来澳门，国际机场建成后，将会迎来更多的经澳门到香港，或从香港经澳门飞往世界各地的游客。这些都将促进澳门旅游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