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争端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9 19:41:28
WTO争端范文篇1
摘要：WTO的争端分两种类型，即“违法之诉”和“非违法之诉”。在“违法之诉”中，申诉方的举证责任较小，被诉方的举证责任较大，其举证责任与我国法律规定的“举证责任倒置”有些类似。在“非违法之诉”中，申诉方应承担主要的举证责任，被诉方的举证责任相对较小。这种举证责任既不同于我国民诉法中的举证责任，也不同于WTO《反倾销协议》中规定的举证责任。其举证的关键在于证明被诉方的措施是否违法及不违法是否给相对方造成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
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法律文件主要有WTO协定的附件二，即《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以下简称DSU)。此外，还有GATT第22、23条规定、《关于关贸总协定第22条的规定》(即《关于解决影响某些缔约方利益的问题的程序决定》)、《关于补充关贸总协定第23条的规定》(即《发展中国家与工业化国家之间解决争端的特别程序》)、《就争端解决程序采取行动的决议》、《关贸总协定争端解决机制规则和程序改进的决议》、《东京谅解》、《关于〈服务总协定〉中部分争端解决程序的决定》等。在上述法律文件中，虽然没有关于举证责任及其后果的专门文件规定，但其关于举证责任的规则还是明确的，而且在关贸总协定和WTO处理的各类争端的案例中，形成了一些原则。这些原则成为WTO处理有关争端的依据。本文试图根据上述法律文件的规定，并结合有关的案例对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举证责任加以论述，希望能对我国在处理WTO争端时有所帮助。
一、申诉方的举证责任
WTO争端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违法之诉”，是指投诉国认为它依照关贸总协定直接或间接享有的利益由于被控国违反关贸总协定规定的行为或措施正在蒙受损失而提出的起诉；另一类是“非违法之诉”，是指关贸总协定缔约方认为另一缔约方采取的不与关贸总协定抵触的措施正在对它依照总协定直接或间接享有的利益造成丧失或损害而提出的投诉。对于不同类型的争端，申诉方的举证责任是不一样的。
(一)“违法之诉”中申诉方的举证责任
在“违法之诉”中，申诉方的主要举证责任是证明被诉方所采取的措施违反了WTO适用协定相关条款的规定。
1960年，关贸总协定缔约方全体裁定，与GATT不一致的措施被推定为造成了利益的丧失或损害，并且由被控方来证明事实并非如此。这一原则被正式规定在《东京谅解》中。该谅解的附件《对关贸总协定争端解决方面(第23条第2款)习惯做法的公认叙述》第五条规定：“违反关贸总协定的规定被认为构成表面证据确凿的损害或丧失的情况”。DSU第3条第8款对这一原则作了更加明确的规定。“如果存在违反根据有关协议规定所应承担义务的行为，则该行为被视为事实上构成利益丧失或损害的案件。这就意味着可以正常地推定，即违反这些规则对有关协议的其他当事成员方造成不良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要由受指控的成员方来驳回指控”。该条表明：申诉方只需要证明被诉方违反了某一适用协定项下的义务即可，不需要证明其因此而受到的利益上的丧失或损害，这种利益上的丧失或损害是根据被诉方的“违法”而推定成立，不需要申诉方证明。我们可以将之称为“利益丧失或损害的事实推定”。例如：在日本与欧盟、加拿大、美国关于酒类饮料的纠纷案中，欧盟、加拿大、美国诉日本对它们出口酒类饮料的征税高于国内同类产品，实行了歧视原则，违反了GATT1994年第3条第2款。专家小组在报告中指出：申诉方承担举证责任证明：第一，这些产品是类似产品；第二，对这些外国产品所征的税高于对国内产品所征的税。并裁决申诉方的理由成立。在这个案例中，专家小组没有要求申诉方证明其利益丧失和损害的事实客观存在。而最典型的案例则是美国等国诉欧共体牛肉进口限制措施违反DSU、SPM及GATT案。在该案中，因涉及到非常复杂的技术问题，因此，举证责任的确立和划分就明显非常重要。GATT和WTO专家小组在处理案件的实践中，往往将这一推定绝对化，使之成为一种不可反驳的推定。1987年US-Superfund一案的专家小组在裁决中概括到：“本专家小组考察了缔约方全体在以前的案例中的做法。本专家小组注意到，此类主张在大量案例中都曾被提出，但在GATT历史中却没有某一缔约方能够成功反驳这一推定的案例。本专家小组裁定，尽管缔约方全体并未曾明确裁决非法措施导致利益的丧失或损害的推定是否能够被反驳，这一推定事实上是作为一项不可反驳的推定运行的。”这一原则在1987年的另一案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1987年，在加拿大、欧共体和墨西哥共同诉美国石油和某些进口物品税收案中，专家小组指出：鉴于缔约方全体没有明确规定非法措施造成丧失或损害的假定是否可以被推翻，该假定在实践中已成为一种不可反驳的假定。也就是说，凡违反关贸总协定的措施，就已对其他缔约方造成表面证据确凿的损害或丧失，不存在未造成损害或丧失的非法措施。被诉方不能对非法措施是否造成损害的问题进行反驳，而只能对一项被指控的违法措施是否违反关贸总协定规定进行反驳。
实践中，还没有一起被诉方“违法”并成功反驳利益的丧失或损害事实不成立的案例。因此，某些专家小组或上诉机构在大多数案件中往往在认定了被诉方违反了某一适用协定后就直接得出上述推定。例如，在EC-Bananas一案中，尽管欧共体在反驳时指出：美国从未向欧共体出口任何香蕉，因此不可能遭受任何贸易损害。专家小组仍然裁定：“欧共体对一系列WTO协定中义务的违反，构成了DSU第3.8条意义上的利益丧失或损害的初步证据，假使这一推定能够被反驳，在我们看来欧共体没能成功反驳关于其对GATT、GATS以及许可证协议规则的违反导致的申诉方利益的丧失或损害的推定。”尽管欧共体对专家小组的这一裁决提出了上诉，上诉机构仍裁定，找不到任何推翻专家小组裁定的法律基础。因此，被诉方因其违反某一适用协定而反驳申诉方利益丧失或损害事实不成立在理论上是可以的，但在实践中几乎没有任何实际作用。至今没有一例成功的反驳就证明了这一点。
(二)“非违法之诉”中申诉方的举证责任
和“违法之诉”中申诉方的举证责任相比较“，非违法之诉”中申诉方的举证责任要复杂得多。《1979年谅解》附件《对关贸总协定争端解决方面(第23条第2款)习惯做法的公认叙述》第五条规定：“实际上，只有当缔约方认为其依照总协定的利益正在受到丧失或损害时，它才去援用第23条如果援用第23条的缔约方指控某项不违反总协定的措施正在对它依照总协定享受的利益造成丧失或损害，它必须提出具体的正当理由。”DSU第26条“《1994年关贸总协定》第23条第1款所述类型非违法之诉”的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投诉方应该提供详细的正当理由支持其对某项不与有关适用协定冲突的措施所提出的任何投诉。”在“违法之诉”中，申诉方只需要证明被诉方违反了GATT/WTO协议中的某一适用协议即可，不需要提出具体的正当理由。而在“非违法之诉”中，申诉方提出起诉必须满足一个前提、三个条件。一个前提是非违法之诉是否可适用于有关适用协定。对于这一点，取决于各具体协定是否会有非违法之诉条款，即在具体协定中，允许对缔约方的不违反协定的行为提出申诉。在WTO各具体协定中《，服务贸易总协定》明文规定了此种条款《，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则规定在WTO成立后5年内不适用非违法之诉，大多数贸易协定似乎允许适用非违法之诉。三个条件是：第一，WTO成员采取了不与有关适用协定冲突的某种措施；第二，投诉方认为该适用协定直接或间接地赋予其利益；第三，由于该项措施，投诉方的利益受损或该协定的目标受阻。lu一个前提是申诉方提出申诉的法律依据，三个条件是申诉方必须加以证明，即申诉方须承担的举证责任。最典型的案例是“美日之间彩色胶卷案”。
二、被诉方的举证责任
(一)“违法之诉”中被诉方的举证责任
在“违法之诉”中，被诉方的举证责任主要是：第一，证明其采取的措施没有违反GATT/WTO的有关协议；第二，虽然违反了GATT/WTO的有关协议，但没有给申诉方造成利益上的丧失或损害。对于第一点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加以证明：(1)其措施本身符合GATT/WTO的有关规定；(2)其措施属于GATT/WTO协议中的例外，在援用例外规定时，还要进一步证明其援用的例外规定与该例外规定条款的导言部分不相抵触，不是对例外条款的滥用。这一举证规则在下述案例中得到了证实。
1993年12月15日，美国环保局通过了《“燃料及燃料添加剂———改进的和传统的标准”的最后规则》，该规则规定：在美国境内的汽油销售方面，对国产汽油与进口汽油之间、不同汽油的进口国之间适用不同的质量标准。美国环保局制定的这一规则遭到了委内瑞拉、巴西等国的反对。双方经过磋商没有达成解决方案。委内瑞拉和巴西分别向WTO争端解决机构(DSB)提出申诉。美国被诉称不按照国民待遇原则对待从委内瑞拉、巴西进口的汽油，违反了GATT1994年第三条第四款。美国则引用GATT1994年第20条(b)、(d)、(g)的例外来进行抗辩。专家小组认为美国的汽油规则不属于GATT1994第20条(g)所描述的“例外情形”，并建议争端解决机构要求美国修改汽油规则中与GATT1994不相符合的有关规定。
美国不服专家小组的报告并提起上诉。上诉机构经过审查，撤销了专家小组的上述结论，认为美国的汽油规则属于GATT1994第20条(g)的范围，但却进一步指出，专家小组没有审查其是否符合GATT1994第20条及导言的要求，在法律上是错误的。上诉机构认为，援引GATT1994年第20条时，不仅要符合该条中某一款的规定，而且还要符合该条导言的要求，防止对GATT1994第20条“一般例外”的滥用。由于美国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理由证明其采取的措施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上诉机构最后裁决：美国的汽油规则不符合GATT1994第20条导言的要求，建议争端解决机构要求美国修改汽油规则。
对于上述第二点即其措施虽然违反了GATT/WTO的有关协议，但没有给申诉人造成利益上的丧失或损害，几乎是不可能被证明的。如前述，对于“违法之诉”已形成了一个利益上的丧失或损害成立的推定。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成功地推翻这一推定的案例。
(二)“非违法之诉”中被诉方的举证责任
在“非违法之诉”中，举证责任主要在申诉方，被诉方的举证责任较小，仅对其提出的抗辩理由提供证据。其抗辩的理由主要是：第一，申诉方的申诉没有可适用的协议；第二，申诉方所引用的适用协定没有赋予其直接或间接的利益，被诉方所采取的措施与申诉方无关；第三，被诉方所采取的措施没有导致申诉方的利益受损或申诉方所援引的适用协定的目标受阻。被诉方的抗辩理由是在申诉方提出的申诉理由成立的情况下才需要证明其成立，否则，被诉方不用举证抗辩，专家小组或上诉机构也会驳回申诉方的申诉。
三、第三方的举证责任和专家小组或上诉机构对证据的收集
(一)第三方的举证责任
在GATT/WTO争端的处理过程上，常常有第三方加入，且在已处理的争端案件中，大多数都有第三方加入。为了使第三方的利益得到与申诉方和被诉方相同的法律保护，谅解第10条“第三方”规定：“争端当事各方的利益及与该争端有关任一适用协定其他成员国的利益应在专家小组程序中得到充分考虑。在专家小组处理的事项中有实质利害关系且就此通知争端解决机构的任何成员国(谅解称之为”第三方“)，应有机会让专家小组听取意见并向专家小组提供书面答复”。(《谅解》第10条)虽然上述规定没有明确指出第三方应承担的举证责任，但从上述规定中不难看出，要想成为争端的第三方，必须首先是在争端所涉及的适用协定中有利益存在，其次是在专家小组受理的事项中享有重大利益。也就是说，第三方需要证明自己在争端所涉及的适用协定中存在利益，在专家小组受理的事项中享有重大利益，这就是第三方须承担的举证责任。第三方如不能证明上述利益的存在，即举证不能，就不能成为争端的第三方。
(二)专家小组或上诉机构对证据的收集
作为受理和处理争端的专家小组或上诉机构是没有举证责任的，但可以依法收集证据。GATT/WTO的法律文件中虽没有要求专家小组或上诉机构举证的规定或意思表示，但为了查明事实，公正裁决，专家小组或上诉机构在认为必要时可以自行收集证据或将涉及科学、技术等复杂问题交由专家或专家组进行审查并提出意见供专家小组考虑。《谅解》第13条“获取资料的权利”规定：“每个专家小组有权向其认为适当的任何个人或机构获取资料和专门意见。任何成员国应对专家小组索取其认为必要和正当的资料的任何要求作出迅速充分的答复。各专家小组还可以从任何有关来源索取资料并可以咨询专家以获得他们对该事项某些方面的意见。关于争端一方所提出的科学或其他技术性事项的事实问题，专家小组可以请求专家审查组提供一份书面咨询报告。”。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收集有关的证据及向专家咨询是专家小组或上诉机构的权利，WTO的任何成员国应予以配合。
四、对WTO争端解决机制中举证责任的评价
GATT/WTO争端解决机制所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著名的GATT专家———美国乔治城大学教授约翰•H•杰克逊(John•H•Jackson)评价说：“GATT的解决争端程序是一个十分成功的国际法律制度。在国际法律制度历史上达到如此辉煌巅峰者，若不算独一，至少是罕见的。这些机制的运作比预料的要好，至少它的成绩比国际法院好。”首任WTO总干事鲁杰罗对WTO争端解决机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如果不提及争端解决机制，任何对WTO成就的评论都是不完整的。从许多方面来讲，争端解决机制是多边贸易体制的主要支柱，是WTO对全球经济稳定作出的最独特的贡献。任何对WTO成就的回顾都必须提到该机制，否则，这种回顾都是不全面的。与其前身关贸总协定相比，WTO的争端解决机制从一开始就更加强大、有更高的自动性和更高的信誉度。”还有人认为，GATT解决争端机制的成功，堪与它的另一伟大成就———关税减让相媲美，不论是设在海牙的国际法院，还是欧共体法院都相形见绌。GATT/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巨大成功，与它的举证规则是分不开的，说明其举证规则是较科学和合理的。
WTO争端范文篇2
专家组和上诉委员会报告对具体案件的效力
根据WTO《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以下称为DSU），在专家组对贸易争端的报告散发给全体成员之后，争端任何一方可以在60天之内提出上诉，上诉委员会一般应当在90天内作出上诉报告。此后，除非DSB经协商一致决定不通过报告，专家组和上诉委员会的报告将在DSB的会议上通过。从WTO成立后由专家组处理终结的71件贸易纠纷看，54个专家组报告没有被提出上诉的有16个，也就是说70%以上的案件都经过了上诉程序。由于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实行的“反向一致”原则，所有这些案件中还没有一起因为全体成员一致反对而没有通过的。
专家组和上诉委员会报告一经通过，就成了WTO成员方的决议。然而，通过对某个案件处理报告的决议并不是争端解决机制的最终目的。根据DSU第21条，“有效解决争端有利于全体成员，迅速遵守DSB的建议或裁决是重要的”。研究WTO问题的著名专家、美国乔治顿大学法律中心杰克逊教授指出：“经通过的争端解决报告对有关成员构成国际法上的义务，它必须改变其做法，使其符合WTO协议及附录的规定。”然而，DSB处理的是国家（或地区）之间的贸易纠纷，往往涉及一个国家的法律或法规，执行专家组和上诉委员会报告需要一个成员修改自己的国内法或行政规章。这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事。且不说根据国际组织的决议修改国内法会产生所谓的“主权丧失感”问题，即使在民族情感和法律上都不存在障碍，修改国内法也需要由国内立法机关进行，经过一定的程序；修改行政法规同样要经过一定程序。这就需要时间。DSU规定，在无法立即遵守专家组和上诉委员会的建议和裁决的情况下，允许在合理时间内执行。这一合理时间可以由有关成员提议，经DSB批准；如未获得批准，则争端双方在报告通过45天之内可共同同意一个合理期限；如无法达成协议，则在报告通过90天内通过仲裁确定期限，这一期限一般不应超过15个月。
从DSB已经处理终结的案件看，54个专家组和/或上诉委员会报告中有11个报告认为被指控的措施没有违反WTO或某项协议的规定，或者是申诉方没有履行其举证义务，或者是被指控的措施已经撤销，这样的决定是不需要执行的。其余43个报告的执行期限情况如下：在7个报告（7个案件）中，被专家组和/或上诉委员会认定其措施不符合WTO规定的成员在3个月内单方面通知DSB，它们已经纠正了被认为违规的措施；19个报告（22个案件）中双方通过协商一致同意了执行期限，最初这一期限一般是15个月，近两年协商同意的期限一般是7个月或8个月；有14个报告（25个案件），双方无法就执行期限达成一致意见，最终由仲裁确定执行期，最初4个报告的期限是15个月，近两年这一期限有缩短的趋势，一般在10个月左右，最短的一个为4个月零14天.根据WTO公布的数据，在执行期到期后的几天内，被要求执行的成员会通知DSB其已经履行了DSB专家组和上诉委员会的建议。
以WTO成立之后DSB处理的第一个案件――美国汽油案为例。该案专家组认定：进口汽油和国产汽油属于“相同产品”，美国修改后的“汽油规则”对国产汽油实行企业单独基准，而对进口汽油实行法定基准，使进口汽油受到了低于国产汽油的待遇，违反了总协定第3条第4款。违反第3条第4款的“基准设定规则”不是“为保护人类、动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须”的措施，也不是“为保证某些与本协定的规定并无抵触的法令或条例的贯彻执行所必须”，因此不属于GATT第20条所述的例外。上诉委员会认为专家组认定基准设定规则不在第20条（g）及引言的范围内，犯了法律上的错误，但同时确认美国修改后的基准设定规则没有满足第20条的要求，因此不能依据第20条享受例外.上诉委员会建议DSB要求美国修改其基准确定方法，使其符合GATT的规定。这一报告在1996年5月20日通过，1996年12月申诉方中的委内瑞拉与美国达成协议，同意执行期限为15个月，另一个申诉方巴西虽然对执行期限过长表示关注，但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1997年8月19日，在15个月期限的最后一天，美国通知DSB它已经履行了专家组和上诉委员会的建议.修改后的“汽油规则”允许外国炼油商向美国环境保护署提出申请，根据其1990年出口到美国的汽油质量和数量设定“企业单独基准”，其要求与国内炼油商的要求相同。美国环境保护署表示：相信这样的修改既符合其保护美国公众健康和保护环境的职责，也符合美国政府应遵守WTO协议的义务。
根据DSB的统计，经过专家组或上诉委员会处理的案件，除极少数外，专家组和上诉委员会的建议都得到了执行。无庸讳言，有极少数争端由于牵涉复杂的利益，特别是牵涉发达国家长期存在的矛盾，DSB专家组和上诉委员会的报告并没有以“执行建议”的方式得到执行。在这种情况下，DSU第22条规定，可以采取补偿和中止减让的临时措施。补偿是自愿的，如双方在合理期限届满后20天内无法就补偿达成双方接受的方案，则任何一方可以请求DSB授权中止对有关成员实施的减让或其他义务。中止义务的程度可以由一成员提出而得到DSB批准，也可以由原专家组或总干事任命的仲裁人通过仲裁确定。在欧共体香蕉案中，美国要求DSB授权中止5.2亿美元的义务，经过仲裁，被授权中止1.914亿美元的义务。厄瓜多尔要求DSB授权中止4.5亿美元的义务，被授权中止2.016亿美元。在授权厄瓜多尔中止义务的裁决中特别指出，厄瓜多尔可以中止GATT（不包括投资产品和用于再加工的初级产品）、GATS中与批发贸易服务有关的义务，如果这样还不足以抵消其所受的影响，还可以中止TRIPS协议下版权及邻接权、地理标识和工业品外观设计的义务。在这样的压力下，欧共体于2001年5月3日向DSB报告，它已经与美国、厄瓜多尔和其他申诉方进行了长时间讨论，最终找到了解决长期纠纷的手段――从2001年7月1日起，欧共体将逐步调整和修改其香蕉进口体制，直至2006年1月1日，对香蕉进口只实行关税，取消其他措施。
WTO专家组和上诉委员会处理的第一个案件的执行结果到1997年8月底才最终揭晓。笔者认为，正是由于这样的结果，使WTO成员对争端解决机制从“‘权力型’（power-oriented）外交手段向‘规则型’（rule-oriented）法律手段的历史性转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同时也更信赖DSB专家组和上诉委员会的决定在解决国际贸易纠纷中的作用。根据笔者的统计，从1995年至2001年，每一年向DSB提出的纠纷和各年提出的纠纷通过调解解决案件数如下：
提出申诉的案件数调解解决的案件数申诉数：调解数
199527151：0.56
199637121：0.32
199750171：0.34
19984141：0.098
19993011：0.03
20003441：0.118
20012321：0.087
在DSB受理的案件中，1998年以后提出的案件通过调解解决的案件大幅度减少，笔者认为，这一现象正是上述理念的反映。DSB专家组和上诉委员会的报告促使（或迫使）16个国家（其中包括5个发达国家/地区）修改其国内法，迫使4个发达国家/地区接受受其国内法影响的成员对其中止减让义务。由此可见，在解决具体纠纷方面，专家组和上诉委员会的报告是具有强制执行力的。正是这样的效力使争端解决机制成为多边贸易体制可靠性和可预测性方面的重要因素，成为维护WTO体制正常运转，促使各成员遵守WTO协议的有力保证。
专家组和上诉委员会报告的判例效力
DSB专家组和上诉委员会的报告除了解决具体贸易纠纷之外，是否有解释WTO各项协议条文的作用，对随后的案件的专家组或上诉委员会是否有约束力？这个问题需要从两个不同角度来回答。
从理论上看，这是一个很容易回答的问题：DSB专家组和上诉委员会的报告除了解决具体贸易纠纷之外，没有解释WTO各项协议条文的作用，对随后案件的专家组或上诉委员会也没有约束力。
《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第9条第2款规定：“部长会议和总理事会拥有通过对本协定和多边贸易协定所作解释的专有权力。……通过一项解释的决定应当由成员的四分之三作出。”DSU第3条第2款指出：“各成员认识到该体制适用于……依照解释国际公法的惯例澄清这些协定的现有规定。”WTO将解释条约看做一项非常严肃的事情，需要成员四分之三同意才能对协议作出正式解释，而DSB的专家组只是具体运用解释国际公法的惯例，针对具体纠纷澄清一些规定的具体含义。
DSB好几个专家组或上诉委员会都对这一问题作过论述。巴西椰子干案的专家组指出：“专家组报告并不构成随后的专家组必须遵循的判例。”美国羊毛上衣案专家组说：“虽然我们可能遵循GATT专家组报告中相关的分析，但它们对我们没有约束力。”日本酒税案上诉委员会在报告中详细分析了GATT成员方或DSB通过的专家组报告的法律性质问题：“GATT专家组报告虽然要由GATT缔约方全体通过，但根据1947年GATT，通过专家组报告的决议并不构成缔约方全体的协议。在GATT普遍接受的看法是，专家组报告只针对一个案件的具体问题，因而只对当事方有约束力，其他案件的专家组并没有义务根据其分析来决定其他案件。在通过某个案件的专家组报告时，成员方全体并不想让专家组的意见成为对某一条文的固定解释，而且这也不是GATT的本意。WTO协议第9条第2款关于协议解释的规定如此明确，不可能再通过其他推论或随便什么东西来解释协议。从历史上看，根据1947年GATT第23条通过的专家组报告性质不同于根据第25条由缔约方全体采取的行动；这一精神一直延续到现在，在WTO体制下专家组报告也不同于对协议的解释。”“各专家组确实经常引用其他专家组报告中的意见，WTO成员方可以从专家组报告中了解对某一条款的理解。但专家组报告除了对各自案件的当事方有约束力之外，并没有其他约束力。GATT全体成员方和DSB通过的专家组报告也不构成维也纳公约第31条所说的‘嗣后的惯例’”。
然而，在实践中，这一问题的答案就不是那么清楚了。我们首先要搞清普通法中“判例（precedent）”的含义。布莱克法律辞典对这个词的解释是“为此后出现的同类或类似案件或类似的法律问题提供样本或权威的，经过司法裁决的案件或法院决定”。牛津法律大辞典对这个词的解释是“迄今已发生的事情。该词在法律上有三种含义：……指司法判例。它们是高等法院先前的判决，这些判决被认为包含了一个原则，即在后来的有着相同或非常相关的法律问题的案件中，这个原则可被看作是规定性或限制性的原则，它至少可以影响法院对该案件的判决。”可见，即使在普通法国家，判例的效力也与成文法不同。它们只是为随后法院判决提供规定性或限制性原则，或提供权威，或至少影响后来法院判决的司法裁决或法院判决。判例不同于成文法，它们不是通过立法机构和立法程序制定的，其约束力也没有成文法予以规定，而是通过惯例逐渐形成的。
如果说判例就是为后来有着相同或非常相关的法律问题的案件提供权威或规定性原则的决定，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WTO的实践中，判例已经大量存在。在DSB已经公布的54个专家组报告和38个上诉委员会报告中，每一个都引用了以前的专家组和上诉委员会报告中的观点。根据笔者的统计，有14个案件的专家组或上诉委员会报告被其他案件引用，其中阿根廷鞋保障措施案、日本酒税案、美国汽油案、美国羊毛上衣案和欧盟荷尔蒙案在40个以上的报告中被引用，欧盟香蕉案和印度专利案被引用也超过30次，而美国虾案、美国内衣案和澳大利亚鲑鱼案也被引用过20多次。在引用方面还有四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其一，美国汽油案是WTO成立后由DSB处理的第一个案件，由于不存在DSB的任何报告，其专家组和上诉委员会不仅引用了大量的GATT专家组的报告，还引用了联合国国际法院和欧洲法院的判决。其二，上诉委员会报告的被引用次数明显高于专家组报告被引用的次数，上诉委员会报告被引用的达到510件次，而专家组报告被引用仅为188件次。其三，DSB的专家组和上诉委员会在自己的报告中经常引用GATT专家组的报告，各案专家组和上诉委员会引用GATT专家组报告达到344件次，甚至超过了DSB专家组报告被引用的次数。即使在WTO成立6年多之后，这一现象仍没有明显变化，以最近DSB通过的新西兰羊肉保障措施案报告为例，其专家组报告引用了8个GATT专家组报告，而上诉委员会报告中也引用了3个GATT专家组报告.其四，在引用GATT案件报告时，不仅包括那些被GATT缔约方全体通过的案件，也包括没有被通过的案件。由此可见，不管是GATT专家组的报告还是DSB专家组或上诉委员会的报告，都为后来有相同或非常相关法律问题的案件提供了权威或规定性原则。从这一意义上说，它们已经起到了判例的作用。
即使在法律上不承认专家组和上诉委员会报告的判例作用，处理国际贸易纠纷的专家都清楚自己作出决定的重要性。巴西椰子干案的专家组指出：“在相关情况下，专家组报告是有用和有说服力的指导。”日本酒税案专家组提出，未通过的“专家组报告在GATT或WTO没有任何效力”，然而“专家组可以从未通过的报告之分析中找到有用的参考”，上诉委员会赞同这一说法。这一点从DSB上诉委员会对待上诉案件时的谨慎态度也可以看出。在DSB最终已经处理终结的54个报告中，有38个报告被提起上诉，形成了38个上诉委员会报告，这些报告中只有2个案件上诉委员会完全推翻专家组报告的结果，而上诉委员会完全维持专家组报告结论及法律分析的也只有10个，其余24个专家组报告的最终结论虽然没有被上诉委员会完全推翻，但上诉委员会或多或少地修改了专家组报告中的法律分析。如果DSB专家组和上诉委员会的报告果真只对其处理的本案件有法律效力，在不改变结论所造成之实际后果的情况下，上诉委员会没有必要花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来逐一纠正专家组报告中存在的法律错误，特别是这些错误并不涉及对某个具体协议的理解时，更是如此。然而从上诉委员会所作的报告来看，每一个报告都用了大量篇幅来分析和论述专家组报告中错误之处，以欧共体禁止石棉及石棉制品进口案和美国进口措施案为例。
法国1996年12月24日颁布条例，禁止进口石棉及含有石棉的产品。加拿大说这些措施违反了卫生与植物检疫措施协议（SPS协议）第2、3、5条，贸易技术壁垒协议（TBT协议）第2条及GATT第3、11、13条，同时损害了加拿大根据这些协议可以享受的利益。专家组报告认为，法国的禁令不属于TBT协议的范围，而其“例外”则属于TBT协议的范围，但加拿大没有就禁令的例外部分提出申诉，专家组不对这一问题作出结论。专家组的结论是：贵橄榄石棉与其替代品是相同产品，石棉水泥制品与纤维水泥制品是相同产品，因此法国的条例不符合GATT第3条，但专家组认为条例规定的差别待遇符合GATT第20条的前言，此外，加拿大也没有能证明它的利益被法国措施剥夺或损害。这样的结论表明，欧共体无需要求法国对条例作任何修改。加拿大提出上诉，上诉委员会的结论推翻了专家组的大部分观点：专家组认为法国的禁令不属于TBT协议范围的结论是错误的，上诉委员会认为，法国条例的禁令是技术措施，因此适用TBT协议；专家组认为在分析“相同产品”时不宜分析其“健康风险”，这一观点也是错误的；推翻专家组关于贵橄榄石棉与其替代品是相同产品，石棉水泥制品与纤维水泥制品是相同产品的结论，认为加拿大没有就此提出充分证据；就此推翻专家组关于“法国的条例不符合GATT第3条”的结论。上诉委员会维持专家组关于法国的措施涉及GATT第20条中“保护人类生命健康”，及这一禁令可能涉及第23条“剥夺或损害利益的问题”的观点。
由于嫌DSB处理欧共体香蕉案久拖不决，美国1999年3月3日决定对从欧共体进口的总值达5亿美的产品暂停清关，对每类受影响的产品征收100%的关税。欧共体提出申诉，认为美国的这一措施使受影响的产品在进口美国时被征收了高于美国约束税率的关税，欧共体说美国的措施违反了争端解决谅解书第3、21、22和23条，GATT第1、2、8和11条，同时剥夺了欧共体的利益。专家组认为，美国在DSB授权前实行单方面措施，违反了DSU第23条，提高关税违反了GATT第2条，其他措施也违反了GATT第1条。美国的做法构成了中止减让，在DSB程序仍在进行且没有得到DSB授权的情况下，美国的做法违反了DSU.尽管在专家组作出报告时，美国的措施已经终止，专家组还是作出了上述结论，并建议DSB要求美国使其措施符合WTO协议的规定。上诉委员会推翻了专家组关于美国提高关税违反了GATT第2条和美国在DSB授权前实行单方面措施，违反了DSU第23条的结论，但由于美国的措施已经终止，上诉委员会不做任何建议。在上诉委员会报告中有两条意见特别值得关注。上诉委员会指出：专家组认为根据DSU第22条第6款指定的仲裁人可以确定一个成员根据DSB的决定和建议所采取的措施是否符合WTO的规定，这一观点是错误的，专家组对这一问题的陈述“没有法律影响（hasnolegaleffect）”；专家组认为，一旦某个成员根据DSB授权中止减让，这样的中止就是符合WTO的，这一观点也是错误的，专家组的这一陈述“没有法律影响（hasnolegaleffect）”。
上诉委员会对这两个案件的最终结论并没有改变案件的实际后果：在前一案件中，上诉委员会也确认法国的措施符合GATT第20条，因此法国不需要修改其措施；在后一案件里，专家组报告公布时，美国的措施已经不存在。然而，两个上诉委员会分别用了35页和65页的篇幅，详细分析了专家组结论中法律分析的错误之处。可见上诉委员会非常清楚，它们的意见，特别是结论性的观点，会被以后的专家组和上诉委员会作为决定案件的参考依据。正因为如此，上诉委员会对法律问题的决定特别谨慎，即使一个法律问题的“改判”不会影响案件的实际后果，上诉委员会也绝不允许这样的错误存在于DSB的报告中。从美国进口措施案中上诉委员会关于“专家组的这一陈述‘没有法律影响（hasnolegaleffect）’”的意见，更可以清楚地看到上诉委员会的这一态度。
WTO争端解决机制中存在的另一个现象也证明，WTO专家组和上诉委员会的报告事实上具有判例作用。DSU允许任何对专家组审议的事项有实质利益的成员作为第三方参加争端解决程序。在争端处理过程中，第三方不仅可以提交书面陈述，而且专家组应当听取第三方的意见。从DSB处理过的案件看，所有案件都有成员要求作为第三方介入，第三方最多的是欧共体香蕉案，有21个成员要求作为第三方；而美国是最积极利用这一体
制的成员，如果不是作为一个案件的申诉方或被申诉方，美国也在其他所有案件中以第三方的身份介入。在DSB实践中，第三方总是积极参与，而且专家组和上诉委员会都会逐一分析第三方提出的观点。正如前文所述，如果专家组和上诉委员会报告只对本案有约束力，在程序中设立第三方就没有实际意义了。
杰克逊教授在1994年就曾经指出：“现存的GATT法律体系已经有近200个案例报告，可以说这是一个目标和适用范围广泛的重要多边条约所发展起来的判例法经验的最重要主体。”而今天，DSB已经积累了54个专家组和38个上诉委员会案例报告，它们同样也是WTO法律体制中重要的判例法实体。
参考文献：
[1]根据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可以由一个专家组同时处理几个成员方就相同问题提出的申诉。目前有19个案件正在由专家组或上诉委员会处理，还没有最后结果。根据WTO网站2001年12月28日的统计数据。见.
[2]这也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专家组和上诉委员会报告是否具有普通法上判例效力的问题。
[3]见赵维田著《世贸组织（WTO）的法律制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466～467页。、贺小勇著《世界贸易组织》，法律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340～341页。
[4]JohnJackson：TheJurisprudenceofGATTandtheWTOInsightontreatylawandeconomicrelations，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0，p.163.
[5]见张向晨著《发展中国家与WTO的政治经济关系》，法律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9～11页。
[6]欧共体诉美国小麦面筋保障措施案，WT/DS166.见/dispute.
[7]具体案情和专家组、上诉委员会报告见朱榄叶编著《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贸易纠纷案例评析》，法律出版社2000年11月版，第68～89页。
[8]笔者曾经询问过美国有关官员，是否早就完成了规则的修改，要拖到最后一天才拿出来。被告知：修改行政规章在美国是一件非常复杂和费时的事，通常需要3年多时间，能在15个月内完成已经是行政机关尽了最大努力的结果。
[9]FederalRegister/Vol.62No.167
[10]这些案件是厄瓜多尔等国与欧共体关于香蕉进口、销售体制的纠纷（WT/DS27）、美国与欧共体关于影响牛肉进口措施的纠纷（荷尔蒙案）（WT/DS26）、加拿大与澳大利亚关于限制鲑鱼进口的纠纷（WT/DS18）、加拿大与巴西关于飞机补贴的纠纷（WT/DS46）、美国和新西兰与加拿大关于奶制品补贴的纠纷（WT/DS103WT/DS113）、欧共体与美国关于外国销售公司税收待遇的纠纷（WT/DS108）。其中香蕉案、荷尔蒙案和外国销售公司税收待遇案都是在GATT时就提出过申诉并且由GATT专家组解决过的纠纷。
[11]见赵维田著《世贸组织（WTO）的法律制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463页。
[12]所有2001年的数据都是截止2001年7月13日的数字。
[13]指《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规定：“条约应依其用语按其上下文并参照条约之目的及宗旨所具有之通常意义，善意解释之。……应与上下文一并考虑者尚有：……嗣后在条约适用方面确定各当事国对条约解释之协定之任何惯例。”专家组和上诉委员会在多个案件中曾引用这一规定，这最后一种情况也被称为“嗣后的惯例”。
[14]见WT/DS22/R
[15]见WT/DS33/R
[16]见WT/DS8/AB/R
[17]Black‘sLawDictionary，FifthEdition，WestPublishingCo.p.1059
[18]见《牛津法律大辞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708页。
[19]专家组报告和上诉委员会报告被引用的件次数统计到2001年上半年。
[20]共引用了17个案件的报告，其中包括3个没有被GATT缔约方全体通过的报告。
[21]见WT/DS/177/R、WT/DS/178/R、WT/DS177/AB/R、WT/DS/178/AB/R.
[22]厄瓜多尔水泥反倾销税案（WT/DS60）和欧共体电脑设备关税分类案（WT/DS62、WT/DS67、WT/DS68），分别见朱榄叶编著《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贸易纠纷案例评析》，法律出版社2000年10月版，第234页和第50页。前者因申诉方墨西哥的申诉书不符合DSU第6条第2款规定的条件而败诉，但上诉委员会声明不影响墨西哥根据DSU再次提出申诉的权利，后来墨西哥再次就同一问题提出申诉而胜诉（WT/DS156）。
[23]见/dispute：WT/DS135/R、WT/DS/135/AB/R、WT/DS165/R、WT/DS165/AB/R.
WTO争端范文篇3
关键词：WTO争端解决机制；初步事实；举证责任规则
一、我国利用WTO争端解决程序中的举证责任规则问题
（一）我国作为申诉方利用WTO争端解决程序中的举证责任规则问题
就投诉而言，目前为止我国共提出过三件WTO争端解决机制下的投诉。第一件是2002年3月22日，我国与其他7个WTO成员同时就美国钢铁产品的保障措施提出了投诉，该案成为我国在WTO投诉的第一案。第二件是2007年9月14日，我国就美国商务部对从我国进口的铜版纸同时征收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的初步裁决提出WTO争端解决机制下的磋商请求，启动了WTO争端解决程序。第三件是2008年9月19日，我国对美国对我国某些产品征收最终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的裁决提出磋商请求，再一次主动启动了WTO争端解决程序。“美国钢铁保障措施案”是我国在WTO的第一案，是我国成为WTO成员后第一次行使其成员的合法权利，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解决贸易争议，合法保护自己贸易利益的成功实践。该案对WTO多边贸易体制也有着非同寻常的影响。欧盟对该案有如此评价：“美国对钢铁采取的限制措施，是有史以来WTO成员所采取的经济上最具扰乱性的紧急保障措施，对几十亿美元的贸易和很多国家产生了影响。”同时，这个案件标志着中国未来解决与其他WTO成员的争议，多了一条稳定、可预见的途径。
本案中所运用的举证责任规则与前文从WTO案例中总结归纳出的规则是一致的，那么我国作为申诉方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责任规则注意哪些问题呢论文？
第一，诉讼形式的选择问题。诉讼形式的选择问题虽然在本案中虽未涉及，但这是作为申诉方首先应该考虑的问题。正如前文所述，非违法申诉中对申诉方的举证责任的要求高于违法申诉。因此，我国在提出申诉时应慎重考虑，只有在确实无法证明被诉方违反了有关协议，并且有确凿证据来说明合法预期利益的存在和因果关系的存在的情况下，才去考虑提起非违法申诉。
第二，“初步事实”的举证问题。如前文所述，举证责任的规则要求申诉方不需举证确立“初步事实”，之后举证责任才转移到被诉方。但由于“初步事实”的确立标准目前来说是模糊的，而且专家组也没有事先作出申诉方是否确立“初步事实”裁决的义务。所以申诉方在专家组作出裁决之前并不知道自己的举证是否确立了“初步事实”。因此，当我们利用WTO的争端解决机构解决纠纷时，应注意到建立“初步事实”这一规则，尽可能充分地进行举证，尽量以多种方式举证。
（二）我国作为被申诉方利用WTO争端解决程序中的举证责任规则问题
据WTO秘书处的统计，至2009年1月21日，我国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下的应诉案件共14件。2004年3月18日，美国就中国集成电路增值税退税政策提出WTO争端解决机制下的磋商请求，启动了WTO的争端解决程序。该案成为我国在WTO应诉的第一案。2006年3月30日欧共体和美国、4月13日加拿大先后就我国影响汽车零部件进口措施提出WTO争端解决机制下的磋商请求，启动了WTO争端解决程序。随着五年过渡期的结束和美欧对华贸易政策的调整，2007年以来针对我国的投诉急剧上升，2007年2月2日美国、26日墨西哥先后就我国政府对企业退税或减免税措施提出WTO争端解决机制下的磋商请求，启动了WTO争端解决程序。2007年4月10日美国分别就我国知识产权执法、某些出版物和视听娱乐产品的贸易权与分销服务措施提出WTO争端解决机制下的磋商请求，启动WTO争端解决程序。2008年3月，欧共体和美国同时就我国金融信息服务及其提供者的措施提出WTO争端解决机制下的磋商请求，启动WTO争端解决程序。
综观这些案件的解决，其中“中美集成电路增值税案”是以磋商方式解决的，“中国影响汽车零部件进口措施案”DSB采纳了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意见。我国作为被申诉方的WTO案例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成文裁定涉及到举证责任问题。这里主要从举证责任方面对我国作为被申诉方参与WTO争端解决机制谈谈自己的看法：
第一，我国在被迫应诉时，应多利用协商程序，慎重考虑进入专家组和上诉机构，能用磋商解决问题尽量用磋商解决。
第二，作为被诉方，我国在参加WTO争端解决程序过程中，要注意WTO争端解决机制举证责任规则中的建立“初步事实”规则对于被诉方的举证责任的要求从理论上讲是比申诉方高的。正如前文所述，由于其建立标准与时间的模糊性使得不论申诉方还是被诉方都要尽量充分举证。
第三，作为被诉方，我国在平时更要做好举证规则的研究与证据的收集工作。对举证责任规则的了解可以使我国在涉及贸易争端时对专家组的事实认定结果有一定的预见力，便于将WTO争端解决机制有机地融入外交解决争端的轨道中，实现对我国最有利的解决结果。同时，我国在平时行政和立法活动中要注意保存所有可能在WTO争端解决活动中用到的证据。
二、完善我国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举证责任规则的思考
（一）充分利用DSU中有关发展中成员方的优惠待遇条款
在WTO的所有成员中，有近80%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成员方在WTO中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并且有关的贸易争端更多指向的也是发展中成员方，虽然DSB中有相当多的规定，都是对发展中成员方的优惠待遇，但在WTO争端解决实践中却发现，很多发展中成员方并没有很好地利用这些规定。主要原因是对这些规定还不够了解，适应起来很困难，这也就难以达到制定这些规定的初衷了。我国作为发展中成员方，很多产业，尤其是农业，与其他WTO成员方相比，特别是与发达成员方相比，相差甚远。若在公平贸易的条件下进行市场竞争，国外的相关产品将对我国有些产品造成严重威胁。为了有效促进我国相关产业的竞争能力，免于遭受国外进口产品的冲击力，争取调整产业的时间，在一定条件下，我国可以对相关产业通过保障（下转第270页）（上接第245页）措施进行保护。公务员之家
（二）强化行业组织功能
要想迅速有效地解决贸易争端，不但需要建立相应的政府交涉机构，更要发挥好行业组织的能动作用。在争端发生时，仅靠政府交涉机构提供某项主张或反驳的证据材料是非常有限的，行业组织比起政府交涉机构更了解本行业的情况，更适合于指导、组织受损行业对另一成员方的损害行为或措施加以指控、申诉，并根据本行业的具体情况提出补偿或采取报复的初步建议。在其他成员方向本行业提出申诉时，行业组织应该组织协调受指控企业积极应诉，努力寻求解决办法。当外国政府采用某项措施时，该措施是否对国内产业造成不利影响，行业组织作为国内企业的代表是最有发言权的。具体而言，政府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要尽快熟悉WTO基本原则和规则，深入研究外国行业协会的职能和作用，促进我国行业协会的建立发展，最大限度地发挥我国行业协会的作用，以赢得本行业在争端解决中的有利地位，维护本行业的利益。
（三）注重培养WTO法律专门人才
由于我国加入WTO较晚，因此懂得国际贸易、懂法律、能熟练使用外语的人才较少，这就需要我们加大力度培养熟悉WTO规则、程序的解决国际贸易纠纷的人才。我们可以通过举办专门的培训班、在高校设置专门的专业等途径解决此不足。我们更应该加强和国际上相关机构的合作，派遣优秀人才去学习，吸收他国的成功经验，为我国培养出大批的素质一流、技术精湛的WTO法律专业人才。在举证责任的技术发面，我们还可以利用WTO证据规则灵活性的特点,在没有明确限制的情况下尽量举证,尽量以多种方式举证,同时对争端对手所做出的没有明确依据的证据类型和举证方式提出异议或上诉。
（四）积极参与WTO争端解决机制，在实践中学习
如前文所述，WTO争端解决机制更接近于英美法系的诉讼制度。我国政府官员和律师都不熟悉这一制度，因此有一个学习和熟悉的过程。我国作为申诉方的案件目前只有一个，我们当然也不会为了熟悉WTO争端解决机制而随意对其他成员提出申诉。在这种情况下，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第三方”就为我们参与争端解决程序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我国加入WTO之后，作为第三方参加的第一个案例是“美国纺织品与服装原产地规则案”，此后，我国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陆续以第三方的身份参加了3个案件的专家组。自2003年8月29日开始，我国更是以非常积极的姿态参加了此后成立的每一个专家组。至2006年底，我国以第三方的身份参加的专家组程序共46个，其中包括9个执行情况相符性专家组（DSU第21条第5款专家组）。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到，我国已经作为第三方广泛参与了WTO争端解决案件。至2008年4月，我国以第三方身份参与了62件投诉的争端解决活动。在151个WTO成员中，位居第五。我国参加的这些案件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没有请求加入磋商，而是直接作为第三方加入专家组。在专家组程序中，中国都提交了书面陈述。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第三方”制度，即能保护第三方的实质利益不受损害，又可身临其境和现场观察争端当事方各方解决贸易争端的战略和战术，学习别国的经验、吸取他国的教训；不仅可以监督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正常运转，而且还能维护和坚持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多边特性；无承受败诉压力与风险之苦，有影响争端解决进程之乐。我们认识到，作为第三方参与这些案件的审理，具有重要的意义。
注释：
杨国华．中国入世第一案．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第126页．
李卉，刘云龙．论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举证责任．大连海事大学学报．2002（6）．第31-32页．
余敏友．WTO争端解决活动—中国表现及其改进建议．法学评论．2008（4）．第85页，第86页．
余敏友，席晶．论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证据规则．法学评论．2003（6）．第92页，第95页．
UnitedStates-RulesofOriginforTextilesandApparelProducts,WT/DS243.
WTO争端范文篇4
经过近一年来累计千余小时的潜心研习及反复修改，作者于近日终于完成了TheWTODisputeSettlementMechanism:anAnalysisoftheDSUinPositivism一书的初稿创作。
本书对截止2002年五月底WTO争端解决机构（DSB）所通过的专家组或上诉机构报告进行了系统性的精心编选,并根据下列主题进行了分类分析：利益的丧失或损害（Art.XXIII:1，GATT；Art.3.8,26，DSU）；专家组程序的启动（Art.6,7,10,21.5,DSU）；专家组的职责（Art.3.2,11,DSU;Art.31,32,ViennaConvention）；反倾销争端的特殊规则（Art.17.4-17.6,AD）等。书中主要对专家组或上诉机构报告中所涉及的“基础问题”（preliminaryissues）或“程序性异议”（proceduralobjections）进行了阐述，并且对DSU虽没有明确规定但却至关重要并且在WTO具体案例中被频繁涉及的证据规则，本书也进行了详细分析。尽管如此，本书并不试图穷尽一切，而只涉及那些产生于WTO争端解决程序而作者认为得更值得目前关注的一些问题。
而且，本书主要着眼于实证分析而非理论阐释。因而，作者的分析主要基于专家组或上诉机构在其报告中所作出的精炼而逻辑缜密的分析。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这些报告并不构成有拘束力的所谓先例判决，因而专家组或上诉机构并不受先前报告的法律拘束。但是，DSB的实践证明，某一特定案件中的相关裁决频繁地被后来的专家组或被上诉机构在后来的案件中所引用或采纳。正如上诉机构在Japan-AlcoholicBeverages(DS44)〖1〗一案中所指出的，“已经通过的专家组报告是GATT规则（acquis）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常常被后来的专家组所考虑。它们在WTO成员间创设了合法预期（legitimateexpectations），因此应该在其与某一争端相关时被考虑”。此外，即使是没有被通过的专家组报告，后来的专家组也可以从中寻求有用的指引，只要其认为相关。更为重要的是，正如上诉机构在1996年2月向DSB通报其上诉审工作程序的信中所述，“在我们作出裁决时保持一致性和连贯性也是重要的，这有利于WTO的每个成员以及我们所共享的多边贸易体制整体”。类似于GATT的实际演变过程，DSU中所没能明确规范的大量问题的进一步澄清以及WTO争端解决机制的不断发展，也只有通过在具体的争端解决案例中进行测试并不断澄清和完善，才能逐渐取得进展。
考虑到上面这些因素，尤其是注意到密切关注并深刻理解专家组或上诉机构在具体案例中的相关立场，对于WTO成员是具有非常重大之实际价值的，作者对WTO争端解决案例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分析，希望能为我国作为新成员有效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尽微薄之力。
为及时求教于有关专家学者并共商于诸位网友，对TheWTODisputeSettlementMechanism:anAnalysisoftheDSUinPositivism一书原稿，作者经过大副删减而节选其精要后，拟对其进行适当编修并加以认真译校，及时以系列论文的形式向诸位网友推出。作者计划于2002年7月份分5批次陆续推出该系列论文。在此，节选该书稿第一章（Introduction）作为该系列论文的开篇。
DSU系列论文之开篇：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显著进步
由于一国政府规范和控制涉外经济活动的能力有限，日益增强的全球经济的相互依赖性正明显成为各国政府所面临的挑战。包括建立世界贸易组织（WTO）在内的乌拉圭回合谈判的一系列成果，正是解决这些与相互依赖的国际经济活动相关的问题的一步重要努力。而WTO体制的关键和核心则是，发展于GATT过去数十年来的经验和实践而现在由新的作为WTO协议一部分的《争端解决谅解》（theDisputeSettlementUnderstanding，下称DSU）〖2〗所精心规定的争端解决程序。过去数十年来，许多国家已经开始认识到争端解决机制在任何条约体制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对于那些用来规范当今国际关系中复杂的经济问题以使得国际合作更加便利化的条约体制更是如此。争端解决程序有助于增强规则的有效性和可预期性，这对于国际规则的有效运作是非常关键的。下面我们就将对由DSU所调整的WTO争端解决机制作一概述性的分析。
一、司法化（Judicialization）趋势：一个完整的规则导向型（IntegratedandRule-oriented）争端解决体制
包括DSU在内的WTO协议于1995年1月1日的生效，为国际贸易争端的解决创造了一个更为完善的规则和程序体制。根据WTO协议（theWTOAgreement）第Ⅱ:2条规定，附属于该协议的DSU是一个“对所有成员都有效的本协定的组成部分”，DSU第1.1条进一步将这一规定具体化。
尽管传统的GATT争端解决的专家组制度构成了现行体制的主要部分，然而通过从争端解决的权力导向型的外交策略向规则导向型的法律方法（frompower-orienteddiplomatictorule-orientedlegalmethods）的转变，新体制表明了趋向“司法化”的显著趋势。新的WTO争端解决体制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先前GATT体制中所存在的“规则选择”（ruleshopping）或“法庭选择”（forumshopping）的空间更小了，尽管DSU第1.2条也列举了适用于特别协定的特别规则。DSU第3条强调了WTO争端解决体制的规则导向功能和法律优先性（legalprimacy）,该条部分规定为：
“...
2WTO争端解决机制在为多边贸易体制提供可靠性和可预测性方面是一个重要因素。各成员认识到该体制适用于保护成员在适用协定项下的权利和义务，及依照国际公法解释的惯例规则澄清这些协定的现有规定。DSB的建议和裁决不能增加或减少适用协定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
...
5对于根据适用协定的磋商和争端解决规定正式提出的事项的所有解决办法，包括仲裁裁决，均应与这些协定相一致，且不得使任何成员根据这些协定获得的利益丧失或减损，也不得妨碍这些适用协定之任何目标的实现。
...”
而以“多边体制的加强”（StrengtheningoftheMultilateralSystem）为标题的DSU第23条，则强调了有别于那些选择性争端解决制度的WTO争端解决体制的排他性（exclusive）特征。DSU第23.1条规定：“当成员寻求纠正违反义务情形或寻求纠正其他造成适用协定项下利益丧失或损害的情形，或寻求纠正妨碍适用协定之任何目标的实现的情形时，它们应援用并遵守本谅解的规则和程序。”更为重要的是，争端解决报告的准自动通过（quasi-automaticadoption）是WTO争端解决机制的重要特征，是另一个有助于该机制“司法化”的因素。在WTO框架下，专家组或上诉机构报告通常被视为将被DSB通过，除非“DSB一致同意不予通过”（16.4,17.4,DSU），即存在所谓的“反向一致”（negativeconsensus）不予通过这些报告，或者专家组报告被上诉。
另外，除了将以前GATT的实践法定化，DSU还建立了争端解决机构（DSB）来管理这些争端解决的规则和程序。总而言之，WTO中法庭式的（court-like）专家组和上诉审程序，以及争端解决报告的准自动通过，排除了可能的政治阻碍风险。WTO专家组程序和准司法化上诉审程序也将有助于提升争端解决报告中法律推理的质量，而改善的法律质量以及透明度，也必将提升这些报告在地区或国内法庭程序中被考虑的可能性。
二、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基本特征
如上所述，WTO协议中的争端解决体制与先前的GATT体制根本不同。除了争端解决的完整体制以及报告的准自动通过，WTO争端解决机制（DSU）中还引入了其他一些进步。具体而言，与先前的GATT体制相比，WTO争端解决机制最重要的特征和进步可作如下归纳：〖3〗
----签约方建立专家组的权利被正式确认(Art.6)。
----专家组程序的迅捷的时间框架在各个方面都被明确规定(Art.12)。
----专家的选任及其能力通过更多的对非政府专家的依赖而有所改善(Art.8)。
----专家组程序中规定了可以方便争端方寻求和解的中期评议阶段(Art.15)。
----规定了适当的程序确保其他成员的利益被专家组充分考虑到(Art.9，10)。
----专家组可以向其他私人或机构专家寻求信息和建议，以完善为做出正确裁决所必需的专业技术知识(Art.13)。
----专家组通过对争议事项所进行的客观评估，协助DSB为解决争端而提出适当建议或裁决(Art.11)。
----一个新的争端管理机构（DSB）管理争端解决程序(Art.2)，并通过“反向”或“逆向”一致原则自动通过专家组报告(Art.16.4)。
----如果专家组裁定争议措施与适用协定不一致，它可以建议有关成员采取措施以符合协定的要求，并可以进一步建议成员执行有关建议的方式(Art.19)。
----DSB被授权在专家组建议或者裁决作出后的合理期限内及时监督有关建议的执行情况(Art.21)。
----建立了当事方可提出上诉的常设上诉机构，以使专家组报告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和专家组所作出的法律解释受到审查(Art.17)。
三、上诉审程序的引入
之所以说DSU更强调WTO争端解决程序的解释与适用的“规则导向”而非“权力导向”，一个重要因素就是WTO争端解决机制允许上诉机构对专家组裁决进行法律审查。作为对WTO争端解决机制“司法化”的又一贡献，WTO框架中的DSU引入了上诉审程序，上诉审程序是新的WTO争端解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比GATT争端解决机制更为进步的一个最突出特征，也是国际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新特征。DSU明确规定了争端当事方的上诉权，争端当事方有权在专家组报告向DSB提交之前提出上诉。而且DSU第16.4条在授予当事方“上诉权”时，并没有如同许多国内或国际法庭程序中所要求的那样，将这一权利与某些先决条件（filteringdevice）相联系。
前文已经提及，新的WTO争端解决机制规定了专家组报告的准自动通过规则，而不需要以前GATT体制的多数同意原则。这之所以能被接受，除了增加了专家组“中期评审”（interimreview）(Art.15)的规定外，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通过由七名独立专家组成的常设上诉机构（standingAppellateBody）对专家组报告进行审查的上诉机制，为可能错误的专家组报告提供了额外的保障(Art.17)。WTO的上诉审议正是由这个为平衡专家组报告的准自动通过而建立的常设上诉机构来进行的。“WTO的常设上诉机构在各方面都可以被视为一个国际法庭（aninternationaltribunal），它是为了根据国际公法框架内的有关规定，就成员之间涉及它们在不同的协议项下的各方面义务的争端的公正的最终的解决，而建立的。这一结论并不能因为没有使用‘法庭’（tribunal）一词而受到质疑，因为如同专家组那样，上诉机构可作出正式的并被该组织[WTO]的有关机构[DSB]所自动通过的报告。”〖4〗
如上所述，引入上诉程序的主要目的是避免专家组法律裁决中的错误，上诉机构的审查"应限于专家组报告所涉及的法律问题（issuesoflaw）和专家组所作的法律解释（legalinterpretation）"(Art.17.6)。这一有关上诉审范围的规定对于上诉机构对上诉中提出的具体问题（specificissues）的处理是非常关键的。就此而言，上诉机构在EC-Hormones(DS26/DS48)中曾裁定：“根据DSU第17.6条，上诉审被限于专家组报告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和专家组所作的法律解释。专家组所作的区别于法律解释或法律结论的事实裁决（findingsoffact），原则上不受上诉机构的审查。诸如关于某一事件在特定的时间或地点是否曾经发生的裁定，就是典型的事实问题。…关于某些特定证据应被适当给予的可信性以及可采纳度（thecredibilityandweight）（即证据的鉴别（appreciation））的裁定，也是事实调查程序的一部分因此原则上属于专家组作为事实调查者（trieroffacts）的自由裁量权（discretion）的范畴。然而，特定事实与特定条约规定的一致或不一致性则是具有法律特征的事项，它属于法律问题。专家组是否已经根据DSU第11条对其审查的事实作出了客观评估（objectiveassessment），也是一个法律问题，因而如果被适当提出上诉，也属于上诉审的范围。”〖5〗
上诉机构“可以维持、修改或撤销专家组的法律裁决或结论”(Art.17.13)。因此它有完全的权力（fulljurisdiction）来判定案件的法律价值（legalmerits），并且可以用其自己的裁定部分或全部确认或取代专家组的报告。上诉机构也可以只纠正专家组的法律解释并修改专家组的法律结论，而不影响专家组的整体结论和建议。而上诉机构履行的更一般职能则是，在WTO争端中从全体成员的利益出发，确保法律的适当适用和解释。尤其是履行DSU第3.2条所规定的争端解决体制的一般功能，即“保护各成员在适用协定项下的权利和义务，及依照国际公法解释的惯例规则澄清该适用协定的现有规定”。然而，上诉机构的裁决只适用于特定的争议事实，这是与DSU第3.2条的下列规定相符的，即“DSB的建议和裁决不能增加或减少适用协定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6〗
四、WTO争端解决程序
WTO争端解决之所以比GATT机制更有效，一个重要原因是其争端解决的有约束力的时间框架。下面我们就通过一个简单的图表来理顺一下WTO争端解决的基本程序。
磋商（如果60天内没能解决争端成员可以请求设立专家组）[Art.4]
可选择的斡旋、调解和调停[Art.5]
∣
∣——→
↓
DSB设立专家组（不迟于DSB第二次会议）[Art.6]；专家组权限范围的确定[Art.7]
↓
专家组的组成[Art.8]；专家组工作程序[Art.12；DSU附录3]
↓
专家组向当事方提交报告，中期评审[Art.15]
↓
专家组报告的通过(60天内除非被上诉)[Art.16]
↓
上诉审(不超过60-90天)；DSB通过上诉机构报告(30天内)[Art.17]
↓
DSB监督报告的执行[Art.21]
↓
在没有执行的情况下，双方磋商补偿；没有达成补偿协议时，DSB授权报复[Art.22]
然而，无论新的WTO争端解决机制取得了多么大的进步，必须指出的是，正如上诉机构在US-LeadandSteel(DS138)中指出的，“在WTO的争端解决机制中，DSU设想作为一项法律权利，只有争端的当事方或第三方才能参与专家组或上诉机构程序。并且，根据DSU，只有WTO成员才有作为某一特定争端的当事方或第三方参与的法律权利。正如我们在UnitedStates-Shrimp中所清楚指出的，‘…诉诸WTO争端解决的权利被限于WTO的成员。根据目前的WTO协议及其适用协议的规定，这一权利不适用于个人或国际组织，无论政府性的或非政府性的’。我们在UnitedStates-Shrimp中也曾强调：‘…根据DSU，只有作为某一争端当事方或已经向DSB通知其成为此争端之第三方的利益的成员，才有向专家组提交提呈并由专家组审查这些提呈的法律权利。…相应的，专家组只对那些当事方或第三方在专家组程序中提出的提呈，才具有法律上的义务予以接受和适当考虑（dueconsideration）。’不是WTO成员的个人或组织，没有向上诉机构提交提呈或被听取意见的权利。上诉机构没有法律义务接受或考虑不是WTO成员的个人或组织主动提交的法庭陈述（unsolicitedamicuscuriaebriefs）。上诉机构只对那些某一特定争端的当事方或第三方所提交的提呈才有法律义务予以接受和考虑”。〖7〗
至此，本文对WTO争端解决机制的一些概况作了简单介绍，作者将在之后陆续推出的系列论文中对专家组或上诉机构在具体案例中做出的某些具有普遍意义的涉及DSU基础问题的裁决进行分析论述。
〖1〗除另有特别标注外，本系列论文中所引用WTO案例均来源于：。
〖2〗除另有特别标注外，本系列论文中所引用WTO协定文本均来源于：；并参考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国际经贸关系司译：《世界贸易组织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结果法律文本》（中英文对照），法律出版社，北京，2000。
〖3〗参见GiorgioSacerdoti,''''AppealandJudicialReviewinInternationalArbitrationandAdjudication:TheCaseoftheWTOAppellateReview'''',InternationalTradeLawandtheGATT/WTODisputeSettlementSystem(PetersmannEd.):KluwerLawInternational,London，1997；第271页。
〖4〗参见注释〖3〗，第273页。
〖5〗WT/DS26/AB/R,DS48/AB/R/132。
WTO争端范文篇5
一、本谅解的适用范围
本谅解适用于两种情况。
第一种是按照附录1所列适用协定[2]中的磋商和争端解决规定而提起的争端。每个适用协定都有磋商和争端解决的规定，适用于有关本协定项下权利义务的争端。例如，《补贴和反补贴措施协定》第7条第1款规定，如果一成员认为另一成员的补贴措施对其国内产业造成了损害，就可要求进行磋商。第7条和第30条还对双方的争端解决问题作出了规定。因此，根据这些规定提起的争端，应当适用本谅解。[3]
第二种情况是成员之间就《WTO协定》和本谅解中的权利和义务的争端而进行的磋商和争端解决。附录1所列适用协定包括了《WTO协定》和本谅解本身，但《WTO协定》中涉及成员的权利和义务，却没有关于磋商和争端解决的规定；本谅解也涉及成员的权利和义务，但并没有对这些权利和义务规定磋商和争端解决程序。因此，关于这两个协定中权利和义务的磋商和争端解决，也适用本谅解规定。
与其它具体协定相比，《WTO协定》和本谅解属于成员总的权利和义务，常常体现在其它具体协定中，因此这种磋商和争端解决可以单独进行，但也可以与其它适用协定结合进行。[4]
《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结果最后文件》中，包括了《WTO协定》及其附件、部长宣言和决定，以及《关于金融服务承诺的谅解》。对于《WTO协定》及其附件，本谅解附录1没有提及《贸易政策审议机制》，这应当理解为本谅解不适用于贸易政策审议机制，或者说不能根据这一协定提起争端解决。本谅解也没有提及众多部长宣言和决定中，而这些宣言和决定显然对成员的权利和义务也作出了规定。合理的理解是，由于这些宣言和决定大多与单个适用协定有关，当就这些适用协定援用本谅解时，也就捎带上了宣言和决定。《关于金融服务承诺的谅解》由于已经被有关成员列入其服务贸易承诺减让表，自然应适用本谅解的规定。
二、抵触
1、适用协定与本谅解抵触[5]
如上所述，各适用协定都有磋商和争端解决条款。有些协定只是简单地援引本谅解。例如，《原产地规则协定》第7、8条规定，有关原产地问题的磋商和争端解决，适用本谅解的规定。
但有些协定不仅援引了本谅解，而且作出了自己的特殊或附加规则和程序。[6]例如，《关于实施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定》（“《反倾销协定》”）第17条第4－7款就对争端提交DSB，专家组的职责以及信息披露等问题作出了规定。这些是结合具体协议特点作出的特殊规定。在本谅解与这些特殊规定相抵触的情况下，特殊规定优先。
在危地马拉水泥案中，上诉机构指出，本谅解规则和程序与适用协定的特殊或附加规定应同时适用。只有在两者不兼容，即遵守一个规定就会违反另一个规定的情况下，才应优先适用特殊或附加规定。上诉机构进一步指出，两者共同构成争端解决程序整体，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存在优先适用的问题；不能认为特殊或附加程序取代了本谅解的规定。[7]
当然，有些特殊规则，特别是关于时限的规定，是明显与本谅解不一致的。例如，《补贴和反补贴措施协定》第4条第4款规定磋商时间为30日，而本谅解第4条第7款则规定60日。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补贴方面的争端，就应适用30日的规定。但如果一个案件涉及多个适用协定，例如《补贴和反补贴措施协定》和《农业协定》，而《农业协定》并没有磋商时限较短的规定，则起诉方似乎应放弃援用较短期限的权利，转而使用较长期限，即进行普通的60日磋商。
2、适用协定之间抵触
在WTO争端解决案件中，一项争议涉及两个以上协定是很常见的。例如，在上述印度尼西亚汽车印度尼西亚汽车产业案中，就涉及《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等。[8]如果两个协定都有特殊规定并且相抵触，则当事双方应进行协商，确定适用于本案的规则和程序。如果双方在自专家组设立后20日内达不成协议，则任何一方都可以请求DSB主席确定规则和程序，而DSB主席经与当事方磋商，必须在接到请求后10日内完成这项任务。DSB主席遵循的原则是，尽可能使用特殊或补充规则，而本谅解的规则和程序只应在没有抵触的情况下使用。因此，DSB主席应尽量使用现有规则，而不是另创一套新规则。
[注释][1]第1条“范围和适用”：1.本谅解的规则和程序应适用于按照本谅解附录1所列各项协定（本谅解中称“适用协定”）的磋商和争端解决规定所提出的争端。本谅解的规则和程序还应适用于各成员间有关它们在《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本谅解中称“《WTO协定》”）规定和本谅解规定下权利和义务的磋商和争端解决；此类磋商和争端解决可单独进行，也可与任何其它适用协定结合进行。2.本谅解规则和程序的适用应遵守本谅解附录2所确定的适用协定所含特殊或附加规则和程序。在本谅解的规则和程序与附录2所列特殊或附加规则和程序存在差异时，应以附录2中的特殊或附加规则和程序为准。在涉及一个以上适用协定项下的规则和程序的争端中，如审议中的此类协定的特殊或附加规则和程序之间产生抵触，且如果争端各方在专家组设立20天内不能就规则和程序达成协议，则第2条第1款中规定的争端解决机构（本谅解中称“DSB”）主席，在与争端各方磋商后，应在两成员中任一成员提出请求后10天内，确定应遵循的规则和程序。主席应按照以下原则，即在可能的情况下使用特殊或附加规则和程序，并应在避免抵触所必需的限度内使用本谅解所列规则和程序。
[2]附录1所列适用协定包括：
（A）《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
（B）多边贸易协定：附件1A：多边货物贸易协定，附件1B：《服务贸易总协定》，附件1C：《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附件2：《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
（C）诸边贸易协定：附件4：《民用航空器贸易协定》，《政府采购协定》，《国际奶制品协定》，《国际牛肉协定》。
[3]但在欧共体香蕉案中，专家组还审查了“洛美公约”的内容，因为GATT缔约方全体提到了这个公约，并且这个公约与本案有关。欧共体香蕉案：EuropeanCommunities-RegimefortheImportation，SaleandDistributionofBananas，WT/DS27/R/ECU，WT/DS27/R/GTM，WT/DS27/R/HND，WT/DS27/R/MEX，22May1997，第7.98段。
[4]例如，在美国301条款案中，欧共体等指责美国贸易法“301条款”违反了本谅解第3条、第21条、第22条和第23条关于争端应当多边解决的规定，以及《WTO协定》第16条第4款关于成员应使其法律与WTO一致的规定。同时，欧共体还认为美国的这一法律违反了GATT1994的有关规定。美国301条款案：UNITEDSTATES–SECTIONS301-310OFTHETRADEACTOF1974，WT/DS152/R，22December1999，第1.4段。
[5]第1条第2款使用了“差异”（difference）一词。从下文所引WTO实践看，应与“抵触”（conflict）同义。但在同一款中，对本谅解与适用协定使用了“差异”，而对于适用协定之间却使用了“抵触”，是有些误导的。
[6]谅解附录2列出了适用协定所含特殊或附加规则与程序：
一、《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11.2；
二、《纺织品与服装协定》2.14、2.21、4.4、5.2、5.4、5.6、6.9、6.10、6.11、8.1至8.12；
三、《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14.2至14.4、附件2；
四、《关于实施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定》，17.4至17.7；
五、《关于实施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7条的协定》，19.3至19.5、附件2.2（f）、3、9、21；
六、《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4.2至4.12、6.6、7.2至7.10、8.5、脚注35、24.4、27.7、附件5；
七、《服务贸易总协定》；22.3、23.3；
八、《关于金融服务的附件》，4；
九、《关于空运服务的附件》，4；
十、《关于GATS部分争端解决程序的决定》，1至5.
本附录中的规则和程序清单包括仅有部分内部与此有关的条款。诸边贸易协定中的任何特殊或附加规则或程序由各协定的主管机构确定，并通知DSB.
[7]危地马拉水泥案：GUATEMALA–ANTI-DUMPINGINVESTIGATIONREGARDINGPORTLANDCEMENTFROMMEXICO，WT/DS60/AB/R，2November1998，第65－67段。
在本案中，墨西哥没有指控危地马拉的最终反倾销税（因为磋商在最终措施之前进行），没有接受价格承诺，也没有证明临时保障措施有重要影响，而只是指控调查发起的条件和通报出口成员政府等程序性问题（《反倾销协定》第5条第2、3款和第5款），危地马拉因此认为墨西哥没有在设立专家组请求中明确提及本案涉及的措施，专家组无权审理此案。但墨西哥认为，双方已经就调查发起、临时措施实施和最后调查阶段的行为举行了磋商，因此设立专家组的请求就是适当的。专家组认为，虽然本谅解第6条第2款要求确定措施和法律依据，但《反倾销协定》第17条第5款所说的“事项”（matter）没有要求确定具体案件涉及的措施（即第17条第4款所说的最终反倾销税、接受价格承诺或有重要影响的临时措施），并且应当优先适用。上诉机构指出，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抵触，应同时适用；专家组认为墨西哥不必指明具体措施是错误的。第72－80段。
WTO争端范文篇6
关键词：争端解决机制WTO交叉报复
任何争端解决机制的实际意义都在于它最后所作出的结论，或者说，裁定，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执行。因为一纸空文，一个机制并不能创造人们所预期的秩序，权利和义务的遵守。对于国际性的争端来讲更是如此，根据公认的国际公约与惯例，国家间主权地位是平等的，无论是大国，小国，强国，弱国，至少在法律的层面上，不存在任何一个超国家的组织机构可以象国内法中一样来行使强制执行措施以保证裁定的执行。同样的，即使是在有着“经济联合国”之称的世界贸易组织中，其争端解决机构所作出的裁定也存在“执行难”的问题。要对此进行探讨，就要从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谈起。
一、争端解决机制的形成及其主要内容
㈠、争端解决机制的形成
最早涉及争端解决的条款来自1947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第22条和第23条，这两条的内容包含了原GATT体制的争端解决的核心规则，其解决争端的方法倾向于政治性因素占主导，磋商成了最主要的解决手段，而且由于采用了协商一致的原则通过专家组的建议或做出其他决策，就会出现一国政府为了自身的利益行使否决权阻止整个过程的现象。这些问题都成为原GATT体制下的争端解决的主要漏洞，损害了缔约方对GATT该机制的信心，削弱了多边贸易规则的权威性，影响了多边贸易体制的稳定性，实践中不断受到批判。故此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以GATT四十多年争端解决实践为基础，经过重新谈判，达成了《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议》附件二《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UnderstandingonRulesandProceduresGoverningtheSettlementofDisputes，简称DSU），从而形成了WTO体制下的争端解决规则。它与GATT体制下的规则的“最重要的区别可能是有关决策程序的改变。在GATT框架内，重要的决定需经协商一致作出，……而协商一致的要求在WTO规则中‘掉了个头’，即不能阻止取得进展，除非各方经协商一致决定这样做。”①使得在WTO争端解决机制在设立专家小组、通过专家小组和上诉机构的报告等重大问题的决策方面，具有准自动性。这避免了出现利害关系国对争端解决机构决议的恶意阻挠的现象，增加了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权威。也正因为如此，当1994年世贸组织协议在Marrakesh签订的时候，WTO争端解决规则得到了广泛的赞扬，新规则被视为是对原GATT体制在编纂和实践的基础上所作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改进。美国行政事务发言机构（SAA）在向美国国会提交乌拉圭回合协议时，对争端解决体系的进步作了如下描述：如果在专家组或上诉机构的报告被采纳后一段合理的时间之后争议仍然无法通过双方满意的方式解决，那些成功提起合法性质疑的国家，将被授权从那些侵犯其利益的国家撤回其根据乌拉圭回合给予的贸易优惠。这些改变意味着当美国根据DSU向其他国家成功提起合法性质疑之后，美国将以更有力的杠杆坚持让被告方政府补偿其违约行为。②
㈡、DSU的主要内容
该谅解书共27条，另有4个附件，分别规定了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适用与范围、管理与运作、一般原则、基本程序、建议与裁决的实施和监督、补偿与转让的中止、涉及最不发达成员国的特殊程序、专家组的工作程序、专家复审等内容，与原来的GATT体制下的规定相比，该谅解书在多处都有了明显的进步。
第一、在适用范围上，DSU的适用范围宽了许多，它不同于GATT中仅限与传统的国际货物贸易，还把农产品和纺织品贸易和与贸易有关的国际投资也纳入自己的范围，此外，还增加了服务贸易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等领域。农业与纺织品一直是发展中国家最为重要的生产部门，WTO将这些领域也归入适用的范围，从而为发展中国家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保护自己的权益提供了方便，增强了这些国家对DSU的信赖。WTO总干事雷纳托·鲁格罗（RenatoRuggiero）在1996年9月为准备当年底新加坡部长会议而作的一个发言中曾经这样说：“……而且发展中国家已经成为该机制的主要的使用者，这标志着他们对新机制的信心，而这在旧体制下并不明显”。③
第二、在程序方面，前文已经有所提到，DSU所独创的“倒协商一致”的原则使得在专家组的成立、专家组报告的通过等重大问题上准自动通过，所谓的“倒协商一致”只是学者们的一种形象的表述，原文中，该原则的标准表述是：“除非争端解决机构经协商一致决定不通过……，则……即应通过。”即对有关问题的决议，除非争端解决机构经协商一致决定不通过，则该项决议不能生效；但只要有一方同意，则在争端解决机构中即获得通过。而事实上，争端的双方同时否决的情况基本不可能出现，因此有关问题的决议总是能够“协商一致”通过，避免了相关利害国滥用否决权，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同时，DSU严格具体地规定了各个程序执行的时间，如果一方在时限内没有行使权利，另一方可立即推动进入下-阶段，或者程序将自动进入下一阶段。专家小组和上诉机构的的审案时限与当事方的诉讼时限一样严格而具体。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整个程序所需时间原则上只有28个月，与原来GATT争端解决相比大大缩短所需时间，提高了效率。
第三、“交叉报复”机制的引入，大大强化了争端解决机制的执行力度。报复是国际法上解决争端的一种常用的手段，但是传统的报复都是在同一领域进行的，DSU第一次打破这一陈规，在第22条规定赔偿程序的时候引入了交叉报复机制，根据条文，“若那个当事方认为中止同一协议项下其他方面的许可权或其他义务并不切实可行或卓有成效，且情况十分严重，则它可以设法中止另一有关协议项下的许可权或其他各项义务。”一个国家无论怎样强大也不可能在所有的领域都独占鳌头，它在货物贸易领域的倾销措施很可能导致它的知识产权或服务贸易的重大损失，而要保持国际贸易的均衡发展它在执行裁定时就会有所考虑，因此这种制裁方式较之单纯的针对同一协议管辖的部门进行报复具有更大的威慑力。
可以说，在DSU刚开始生效运作的时候各国和许多的法学家们普遍对之抱了很大的希望，然而，在该机制运作之初的五年中，它的执行机制受到了质疑。在185件受案案件中只有26件到达了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谅解书（DSU）所规定的执行程序，占总数的14%.在这26件案件中，14件得到了被告方的充分执行或者被告方同意按照获胜方要求的方式执行裁决。其中6件进入了不遵守裁决程序，其余的6件仍然在等待最后执行，或者等待执行的“合理期间”的确立或结束。④因此，我们要看一下在DSU中是如何规定执行程序的。
二、DSU中主要执行条款的分析
根据GATT第23条规定，如果一缔约方认为，由于另一方未能实施其对GATT所承担的义务，或实施某种措施或情况，致使该缔约方根据GATT可获得的直接或间接利益正在丧失或受到损害，或者总协定的目标的实现受到了阻碍，则可以向有关缔约方提出改变措施的书面建议或请求。有关的缔约方应当对提出的请求或建议予以考虑。各有关缔约方如果在合理的期限内不能达成满意的调解方法，可将争议提交缔约方全体处理。缔约方全体应立即研究，或向有关的缔约方提出适当建议，或酌情做出裁决，如有必要还可以就此问题与缔约各方、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及有关的政府间组织进行协商。缔约方全体在必要情况下可以批准某缔约方按实际受损情况对有关的缔约方暂停履行总协定规定的义务，补偿利益损失。在暂停履行义务被批准和实施之后的60日内，如果有关缔约方要退出总协定，应以书面形式通知缔约方全体，在接到书面通知后60天退出正式生效。由此可见，原来的GATT程序使败诉方得以永久逃避遵守GATT裁决，而不必担心遭受不利影响。为了对此进行规范，DSU规则侧重通过规定不同的程序对这些问题加以解决。
DSU强调，违背其义务的一方必须立即履行专家小组或上诉机构的建议。如果该方无法立即履行这些建议，争端解决机构可以根据请求给予一个合理的履行期限。若违背义务的一方在合理的履行期限内不履行建议，引用争端解决程序的一方可以要求补偿。或者，违背义务的一方可以主动提出给予补偿。当违背义务的一方未能履行建议并拒绝提供补偿时，受侵害的一方可以要求争端解决机构授权采取报复措施，中止协议项下的减让或其它义务。
乍一看来，DSU的规定无懈可击，但只要我们深入思考一下，就会发现，“合理的履行期限”究竟该如何界定？怎么判断期限是否合理？尤其是对于一些恶意的败诉方来讲，合理期间的规定只是给了他们一个合法的逃避执行裁定的借口，但是，国际市场上，商机稍纵即逝，一方的拖延履行将有可能给胜诉方带来难以弥补的损失。相对于败诉方，胜诉方的中止减让权利只是建立在合理期间结束基础上的预期权利，因此，正如在荷尔蒙牛肉案和欧盟香蕉案中所显示的那样，在现有的DSU体系下，败诉方完全有动机根据DSU的规定寻求可能的最长宽限期，而且即使在宽限期开始时情况就表明败诉方肯定不会遵守DSB裁决，它仍然可以获得这段期间。在该宽限期内，胜诉方无权请求对败诉方的遵守情况进行审查，即使在合理期间结束之前情况就表明败诉方在最后期限结束后将不遵守裁决也依然如此。当该最后期限到来时，而败诉方被继而认定未遵守DSB裁决，DSU对该方恶意利用宽限期的行为也没有任何制裁措施，尽管该宽限期的原来是专门为了保证败诉方充分执行DSB裁决的。⑤类似这种进入正规不遵守裁决诉讼阶段的案件还有包括澳大利亚鲑鱼案、澳大利亚皮革案、巴西对航空器出口资助计划案、加拿大民用航空器出口措施案等。因此正如这些不遵守裁决的案例所显示的，无论执行期间是否被善意的利用了，败诉方都有充分的自由利用其获得的合理期间，而DSB对其几乎没有任何监督，胜诉方也没有任何临时救助措施。而且即使在合理期间终止之前已经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败诉方将不遵守裁决，情况也依旧如此。⑥
DSU的最终目的并非制裁，而是通过制裁，给被诉方一定的惩戒，使被诉方改变自己原来背离有关协议的行为，从而创造双方正常的贸易伙伴关系，但是，在实际操作中，DSU的缺陷不仅表现为合理期间被恶意使用，另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关于交叉报复。交叉报复使得裁决的执行力度增强，但是其不公平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对于当事国来讲，在双方的经济实力相差不多的时候实行交叉报复能够真正实现其设立的目的，但是当胜诉一方是发展中国家，败诉方是发达国家时，前者往往没有能力去真正实施报复。不可否认，WTO确实（至少在文本上）给予了发展中国家不少特殊和差别待遇（specialanddifferentialtreatment），仅在DSU中就有第3.12条（关于依据关贸总协定缔约方全体1966年4月5日决定的例外程序）、第4.10条（关于协商）、第8.10条（关于专家小组的组成）、第12.10条（关于协商时间的延长）、第12.11条（关于专家小组的报告）、第21.2，21.7，21.8条（关于执行）、第24条（关于最不发达国家成员的特殊程序）、第27.2条（关于秘书处的职责）等给予发展中国家特殊待遇的条款。但事实上，“从形式主权派生出来的国家平等原则的神话正让位于一个确切的信念，即国家不可能在经济上不平等而在法律上享有主权。”⑦当作为败诉方的发达国家不履行义务时，胜诉的发展中国家可以根据DSU的规定对其实施交叉报复，而实际上，国际贸易是以国家的经济实力为后盾的，有实力进行报复的总是那些发达国家，大国对小国的报复是很有威慑力的，而小国的报复对大国几乎不会造成什么影响，反而不利于发展中成员方，这主要表现在货物贸易上，发展中成员方几乎没有什么报复能力，尤其是当这个国家的经济结构以外向型为主时更不可能，而且发展中国家通常也会考虑到诸多的经济之外的因素，例如政治、外交等而放弃了这种报复，所以，当败诉方不履行义务时，能够实施报复的事实上只有经济实力强大的发达国家，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无法真正从中获利，相反为了弥补损失，有可能放弃已有的权利。这些不能说不是DSU规定中的一个缺陷。
三、对DSU的改革建议
马拉喀什协议确定了对各有关协议进行复审的时间，以评定该协议（备忘录）是否需要维持、修改或取消。按照协议规定，对DSU的审议应在1998年底完成，后WTO总理事会决定再延长1年。即应在1999年的西雅图部长会议上对DSU进行审议。但由于西雅图会议的失败，会议最终没有对争端解决机制进行必要的评估和提出修改意见。因此到目前为止，DSU的规定并没有做过修改。根据上述的分析，我认为当务之急是应当在DSU中规定一定的激励机制、定期审查机制以及制裁机制以督促败诉方最迅速且善意的履行DSB的裁决。
首先，DSU的设立也是为了上诉方的利益得以实现，因此，若是能够创设一种激励被诉方积极主动履行其义务的机制，那么就可以皆大欢喜了。关于这点，不妨借鉴我国会计实务中的现金折扣的做法，通常卖出货物一方为了早日收回货款会承诺给予买方一定的现金折扣，假设双方约定一个月付款，则买方如果能在提货后的10天内付款，可享受10%的货款的折扣，20天则有5%的折扣，若是按期付款则不享受折扣。在DSU的裁决执行中，规定败诉方若提前履行义务，则可相对减轻一些义务，这对义务履行方将会是极大的激励，而权利一方为了早日实现权利，减少损失，相信也会同意给予一定的激励的。这样一来，即可实现双赢。而执行难的问题也就不大可能会出现了。
其次，对于合理期限的使用要有所限制，如果发现恶意利用该期限实际逃避履行义务则给予惩罚。对此，就必须要建立起定期审查机制。DSU所确立的是准司法程序，DSB是一个准司法性质的机构，这已经为大多数法学家所公认，因此，对于任何试图逃避经过DSB批准的制裁措施都应该受到惩罚，正如前文所分析，DSU的执行程序形同虚设，对不履行义务一方起不到任何的威慑作用，因此，应该增加一项，规定即使是在合理期限内，义务履行一方也应该定期向DSB报告为履行裁定所做的准备工作，权利方也可要求其向DSB报告或自行反映，这样，当上诉方发现被诉一方有明显的不可能执行裁定的迹象时可以提请DSB提前终止合理期间的持续，而改用别的措施，这样，即使最后得不到补偿或者履行，也可以减少因为等待合理期间的完毕而遭受的期间损失。此外，增加DSU的司法化性质，赋予专家组以更多的司法性质的权力也是非常必要的。尽管乌拉圭回合谈判确立的DSU机制中，司法色彩的内容出现的比较多，但无论是从DSU的条文用语还是专家组职能来看，都在小心翼翼的避免使DSB具有司法性质，但要解决DSB的执行难问题就必须增加DSU的司法性质，要在保留原有机制中的磋商、斡旋、调解等灵活的程序的基础上，赋予专家组更多的权力，增强DSB的司法性以保证执行。
再次，建立制裁措施，增加损害赔偿责任。现行的DSU中，专家组仅对被诉方给上诉方带来的直接或间接的利益损失予以补偿，但是并不进行进一步的惩罚，这将会使一些国家尤其是经济实力强大的国家可以肆无忌惮的损害别国利益，因此，应该在DSU条款中增加相应的制裁措施。鉴于目前裁决的执行情况不容乐观，为了更好的保证败诉方履行义务，建议DSB借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做法，设立一种类似特别提款权的基金，将交纳该基金作为加入WTO的义务之一。这笔基金相当于是国内的保证金制度，专家组在拟订所提交的报告时可以将被诉方的义务换算为可以用基金来量化的标准，当败诉方不履行义务时可以从其已经交纳的基金中扣除。当然，各国应该交纳的基金数额也应该因“国”而异，可以由DSB根据各国的经济实力，参考在IMF中的特别提款权的分额等客观数据去决定。
此外，我想谈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问题，DSU应给予发展中国家更多的倾斜性的帮助。WTO总干事穆尔曾经指出：“尽管没有人主张WTO争端解决机制可以对世界不平等的经济实力分布进行补偿，但必须强调这一制度给予弱小国家一种在其他场合将不存在的捍卫其权利的公平机会。”⑧如果说对发达国家的不履行裁定进行惩罚DSB还显得有点力不从心，那么，增加给发展中国家的帮助相对来讲容易得多。譬如，对发展中国家提出的上诉，应作为紧急情况处理，缩短专家小组报告的时间。当一个发展中国家胜诉方对发达国家败诉方是否执行了DSB建议或裁决提出质疑时，可以规定原专家小组在30日（而不是目前普遍规定的90日）内解决。这样，可以减少发展中国家因为冗长的诉讼过程而不得不承担的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消耗。
四、中国的对策
我国加入WTO已经快两年了，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有义务为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做个表率，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订立，另一方面，作为国际贸易舞台上的新成员，我国也应该虚心学习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后来居上。回顾过去的历程，我国由于缺乏这方面的知识而不断被别的国家提起各种诉讼指控，仅以反倾销的指控为例，从1979年欧盟对我国的糖精钠提起第一例反倾销指控以来，到我国正式入世，已有29个国家和地区对我国出口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422起，涉及4，000多种商品，位居全球之首，至少影响到100多亿美元的出口额。⑨教训是惨痛的，我国必须积极主动学习WTO的各项规则，变被动为主动，利用DSU维护我国在国际中的合法权益。对此：
第一、我们要在国内的企业中普及相关的WTO知识，提高企业自身维权意识，在进出口活动中能够自觉遵守WTO各项规则。企业是市场竞争的主体，国际市场的风云变幻中，企业才是最后的承担者，因此，我国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各行业协会，应该组织多种形式对企业进行WTO规则的普及教育，帮助企业增强国际竞争力，提高他们的主动性，扭转过去那种被动应诉的局面，学会用WTO的规则来保护自己，当企业遭受到国外的低价倾销或政府补贴带来的损害时，要敢于主动去申诉，主动提出报复与制裁措施。
第二、可以考虑在外经贸部下专设一个部门，负责全国的反倾销机制的规划，设立。因为某一个企业，某一个行业毕竟在国际市场上处于弱势地位，只有以国家的名义为它们提供帮助才能够有效的增强我国企业的主动性，国家应该为它们搜集国际市场上的各种信息，对是否有新的反倾销调查的可能性进行风险评估，建立纠正机制来限制出口或调整出口价格，从而减少引起反倾销调查的风险或减少损害幅度，指导国内的企业有计划，有目的的出口产品，提高国内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
WTO争端范文篇7
内容提要:各国基于对转基因农产品安全性的考虑采取了谨慎又有所区别的贸易管制措施。多边环境条约《生物安全议定书》支持对转基因农产品实施贸易措施,WTO有关协议中的规定是贸易措施的约束条件,它对风险预防、科学证据充分等规定和解释与《生物安全议定书》存在差距。
通过对文本和案例分析发现,这些约束和差距导致冲突发生。分析表明WTO争端解决机制将可能处理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争端,使实施环境贸易措施的缔约方受到压力。为有效解决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争端,需要在贸易体制中渗透环境因素,逐步提高多边环境条约地位,最终达成贸易与环境体制的平等协调共存。
一、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争端及其成因
11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概况。现代生物技术在农产品领域已经进入日常生活。在“贸易更自由”的趋势下,转基因农产品①的国际贸易量快速增长,1998年估算达到12—15亿美元,比1995年增长了20倍,2010年预计将达到250亿美元。一些国家在生产和销售时未将转基因农产品与普通农产品隔离,实际需要纳入管理程序的产品数量更多。据统计我国已成为进口转基因农产品主要国家,贸易额逐年上升,至1999年达7.5亿美元,2000年更巨幅增加②。中国也是转基因农产品大国,田间试验和商品化生产面积次于美国、加拿大、阿根廷居世界第四③,部分种类产品存在较大的出口潜力。
2.对转基因农产品的怀疑及各国的管理规定。转基因技术使物种短期内发生遗传性质的巨变,存在危害人体健康、动植物安全,危及生态平衡的可能性④,长时间后是否会有危害,人们难以断言。化学品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DDT、“海豹症”等新发明利益在先、恶性在后的教训。不少人认为,现代生物技术存在不确定性,一定时代下的安全认可及效益分析,不能无视重大风险存在。
在对外贸易中管制转基因产品流动是保障国内生物安全的重要手段。从1995年到2001年共有16个成员国向WTO通报就转基因农产品采取了贸易措施,其中主要包括安全评价措施、标签措施,还包括进口许可证、通报等制度。上述国家中包括各主要贸易国①,但各国具体标准相差很大,如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规定的咨询程序长期以来是自愿性质②。各国标签规定所覆盖的范围和最低含量要求也不同。我国于2001年5月颁布《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2002年颁布实施细则,包括报告制度、审批制度、标示制度等。2002年4月卫生部又《转基因食品管理办法》。
3.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争端。2000年《生物安全议定书》初步统一了制度框架,是建立国内转基因有机体管理规则的国际法根据。依据《生物安全议定书》采取的检验检疫、审查、标识制度等措施,如果解释为违反了WTO相关规定,是否构成国际法上的同一事项条约冲突,是有争议的问题。从制订过程看,议定书中规定的与WTO关系是欧美妥协的结果,在序言中按照美国要求规定“强调不得将本议定书解释为缔约方根据任何现行国际协定所享有的权利和所承担的义务有任何改变”,随之按照欧盟要求指出,“认为上述陈述无意使本议定书附属于其他任何协定”,前者否定了同一事项“后法优于前法”原则的适用,后者又否定了前法即WTO有关协定的优先地位。议定书暂时搁置条约冲突的处理,这种看起来矛盾的规定可解释为适合不同的需要③,也埋下了冲突的引子。《生物安全议定书》有欧盟、中国等100多个国家和区域组织签署,尚未生效。美国未签署,但积极参加了谈判。由美国等六个西方生产国组成的迈阿密集团宣传转基因的安全性,而欧盟、日本等国家和地区采取较严格的管理措施。欧美转基因农产品争端虽尚未诉诸WTO,但深刻影响国家的贸易利益和农业政策,引起公众关注和政治风波,被称为潜伏的火山。欧盟对美国转基因玉米、大豆的限制导致美国出口量大幅度下降,种植面积被迫减少④。
WTO西雅图会议失败,劳工标准、保护自然资源和转基因有机体(GMO)之争被认为是三大争论焦点⑤。中国2001年宣布管制转基因农产品,引起国际粮食市场波动,中美政治交涉的报道见诸新闻媒体。目前中国采取简易措施,发放临时许可证,暂时平缓了争议。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中潜在争端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双方均为WTO成员方,只有一方是《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另一种情况是双方均为WTO成员方,同时均为《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第一种情况下,非《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没有该议定
书下的义务,如果它认为议定书缔约方的转基因农产品管制措施违反了WTO的规定,有权向WTO提出争端解决要求。
第二种情况下,有人认为不存在由WTO解决争端的可能性,争议应该由后一条约即《生物安全议定书》机制解决,但这种观点首先忽视了《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过程的复杂性和条约文本的歧义性,其次WTO的价值取向是贸易更自由,《生物安全议定书》却主要借助于贸易管制实现,WTO不会轻易撒手有关贸易措施争端而不理。在第二种情况下,WTO和《生物安全议定书》对同一事项的规定深度、具体程度不同,甚至对同一概念有着不同的理解,存在争议。本文所讨论的争端解决是在第二种情况下发生,但按《生物安全议定书》要求,缔约国与非缔约国的越境转移协定和安排不得低于议定书保护程度,因而第一种情况下仍然存在WTO框架对有关环境贸易措施的审查问题,本文的分析同样有指导意义。简言之,在法律层面上,WTO和《生物安全议定书》实体规则的不同是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争端发生的基本原因,在其背后有产业优势、贸易利益、消费文化、环保态度乃至政治因素的存在,本文的讨论主要依法律规则的脉络展开。
二、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及存在问题
1.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争端解决。一国采取的转基因农产品贸易管制措施如果对另一国形成贸易障碍,另一国认为它违反国际义务,将形成贸易争端。根据《生物安全议定书》和WTO规则,贸易争端双方可以寻找到彼此不同乃至对立的合法性解释。如果双方均为《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和WTO成员方,起始意义上两者的争端解决机制均可能被采用。
2.《生物安全议定书》争端解决机制不具强制性和排他性。议定书规定缔约方大会应审议并核准对不遵守事情进行处理的程序和机制,它们独立于且不妨碍《生物多样性公约》(CBD)规定的争端解决程序和机制。目前议定书自身的机制尚未建立,议定书机制是内容的具体化,CBD仍起框架作用。CBD争端解决机制规定了斡旋或调停、接受仲裁和提交国际法院作为强制性方法、调解等可选方式,不具普遍强制性,成员方可不予接受强制性解决方法。即使接受强制性仲裁,如缔约方不遵守,CBD并没有执行手段。国际调解是CBD缔约国必须接受的争端解决机制,但调解委员会提出的争端解决建议,当事方只具考虑之责。重要的一点是,CBD第27条“除非缔约方另有协议”的规定表明,缔约方可以另有争端解决协议,CBD的争端解决程序不是排他性的。
3.WTO争端解决机制。
WTO设置争端解决机构(DSB)管理争端解决①。
WTO争端解决机制规定了裁定和建议的监督执行制度,可以授权胜诉方进行报复,败诉方必须改正违反WTO有关规定的措施或补偿,除非其退出WTO。WTO成立以来取得了良好的业绩②。
WTO争端解决程序规定,违反WTO有关协定的争端应诉诸该程序和规则解决。这个规定确定了WTO争端解决机制具有排他性。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下,违反有关协定并导致另一成员方利益损害或丧失的违法行为被裁定后要承担改正或补偿等责任。
但如果适用“非违法之诉”③,一成员方依据《生物安全议定书》采取的管理措施,即使不违反WTO有关协定,仍然需要承担调整政策或补偿等责任,这给有效执行《生物安全议定书》又增加一份压力。
4.争端解决机制存在的问题。总的看来,目前《生物多样性公约》及《生物安全议定书》的争端解决机制缺少强制性和可预期性,条约的目的在于维护生物多样性及人体健康的风险因素,成员方之间的互惠利益不像贸易利益一样直接和明显,即使成员方选择接受了强制解决程序,裁决执行的动力不足。WTO争端解决机制提倡磋商解决,以监督下的报复措施为后盾,以严格的时间表和标准步骤为程序保障,争端结案率和执行率高,对于争端方具有吸引力。但成员方基于CBD和《生物安全议定书》取得的权利需要对这两个条约的恰当解释和应用才能保障。
WTO常被认为是跨国公司的利益维护者,为保护消费者利益和环境利益而采取以生物安全为目的的贸易措施的争端缔约方主观上宁愿在CBD和《生物安全议定书》的规定下处理争端,至少需要WTO对CBD和《生物安全议定书》最大的尊重。一旦《生物安全议定书》的缔约方因采取与贸易有关的生物安全管理措施发生争端,如果它们同时均为WTO成员,上述措施被认为涉及WTO有关协定,这种情况下产生争端解决程序的争议。
从法律条文看,WTO争端解决程序具有强制性,而CBD程序却允许成员方另选解决方法,WTO可能取得争端管理权。问题又回到WTO对多边环境条约的态度。CBD和《生物安全议定书》对于WTO而言不是法律,不能保障被接受。回顾CBD第22条第1款的规定,《生物安全议定书》表现出对其他条约更多的让步①。
WTO《争端解决程序与规则谅解》第3条第1款规定“并用国际公约对条约解释的规则来阐明这些协议中的权利和义务”,这里条约解释的规则似乎仅包括《条约法公约》及习惯法中程序性解释规则,不包括其他确定实体权利义务的具体条约。但《条约法公约》第31条解释规则中规定,应考虑“在缔约方之间关系上适用的国际法任何规则”。
可见WTO争端解决机构遵循国际公法解释规则,如果条约规定不冲突,则需要考虑WTO有关协议外的国际条约。虽然贸易利益群体对政府有着更大的影响力,但在某些西方国家,消费者组织和环保组织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这促使了WTO体制与多边环境条约(MEAs)的某些接触与协调。近期的观察和分析表明,WTO框架下的争端解决机制并不排除将MEAs的规定作为事实接受,在虾和海龟案中上诉机构引用环境条约说明争端方存在国际环境义务。但WTO即使接受也仅是WTO没有相关规定且与有关协议不冲突的情况下,接受不会达到视之为必须遵守的程度。WTO上诉机构对环境贸易措施的态度发生变化,采取宽松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容许了成员方采取与一般贸易规则不一致的法律和政策②。WTO之外要求其考虑环境、健康因素的呼声和反对的呼声继续高昂,不过“贸易更自由”、“政策可预期”、“政策更透明”是WTO的基本目标,WTO争端解决机构在审查中的基本立场没有改变。
三、关于完善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争端机制的几点思考
1.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争端背后反映的是不同国家之间多重利益的冲突,WTO有关协定和《生物安全议定书》对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的实体规范不一致,是利益冲突在法律上的表现。一旦争端发生,不同立场的国家可能依据不同但都有效的国际法律规范为自己辩护。对转基因农产品实施生物安全管理措施是《生物安全议定书》赋予的权利和义务,与WTO权利和义务发生冲突。
WTO建立了高效和强制性的争端解决机制,上述冲突更可能在WTO框架下解决。虽然从GATT到WTO的争端解决愈来愈多地考虑了环境和人体健康等非贸易因素,但MEAs和有关维护环境利益的国际标准并不必然被WTO争端解决机构尊重和适用。在一定程度上,MEAs处于弱势。在转基因等技术性强的领域,如何基于总体性政策考虑和不同利益群体间的博弈,协调WTO、MEAs的不同机制,是国际环境法和国际贸易法迫切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2.为有效实施多边环境条约,协调WTO和MEAs,各国政府和学者及WTO贸易与环境委员会提出四种主要方法,即所谓豁免义务法、解释术语法、增补修订法和战略性的专门协定法①。
从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的实践看来,法律的框架已经建立,完善争端解决程序、保障环境利益,应结合领域特点,采取以下方法:首先,在目前情况下,应要求WTO争端解决专家小组和上诉机构吸收法律专家参加,在争端解决程序中听取环境专家和环保NGO意见;其次,注重MEAs与WTO运行中的协调,在条约修订、执行中分别吸收贸易和环境专家参与,对于争议点在规则制订时最大程度地取得共识;
WTO争端范文篇8
迄今为止，WTO已经受理了300多个案件.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最新报告，已经结案的有200件，108件未结案件。
WTO的成员国经过谈判达成的协议，是WTO的规则。WTO的规则是WTO的核心。它规定了世界贸易要遵循的国际法律。附件2《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就是争端解决机制要遵循的程序法。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是WTO的重大突破。本文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历史沿革、作用和特点、WTO争端解决机制的主体等方面简要介绍一下WTO的争端解决机制。
1.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历史由来
目前的争端解决机制遵循的程序和规则是半个世纪以来GATT1947实践的发展，也是乌拉圭回合谈判的结果。
通常而言，《GATT1947》第22条和23条是关贸总协定关于争端解决机制的主要规则和法律基础。第22条规定了缔约方之间进行磋商的权利；第23条规定了提出磋商请求的条件、多边解决争端的主要程序及授权报复等。但是，关贸总协定争端解决机制存在一些严重缺陷。例如，由于没有明确的时限规定，争端解决往往久拖不决；由于奉行“协商一致”原则，被专家组裁定的败诉方可借此规则阻止专家组报告的通过。这些缺陷使得关贸总协定争端解决机制的效率大打折扣。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乌拉圭回合”将争端解决纳入谈判议程，并最终达成了《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简称DSU），建立了WTO争端解决机制。该机制针对旧机制的缺陷，建立了一套精细的操作程序、严格的时间限制和交叉报复机制，发展了关贸总协定的争端解决机制。
DSU是WTO协定的附件2.从DSU3.1的规定可以看出，WTO争端解决机制是根据GATT1947第22条和第23条实施的管理争端原则，以及对该原则的进一步详述和修改。DSU中规定了争端解决体系的程序和规则，缔约各方都有遵守WTO协定的义务。1995年WTO协定生效后，由于成员国不断求助于争端解决机制而使这个机制的作用日益重要。
2.WTO争端解决机制的作用，目的及主要特点
2.1为多边贸易体系提供可靠性和可预测性
法律本身具有可靠性、稳定性和可预知性的特点。WTO协定也具有法的属性，它为多边贸易体系的参与者提供可贸易行为要长期遵守的规则，人们依照贸易规则活动，就能取得可预知的结果；另一方面，违反国际贸易规则，也会有相应的可预知的制裁。依照WTO协定的规定解决国际贸易纠纷，也自然带有可靠性和可预测性。WTO协定附件2DSU第3条第2款规定，为多边贸易体系提供安全性和可预知性是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核心目的。
虽然直接从事国际贸易行为的主体并不是国家，而是各个国家中的经济组织或个人，当今的国际贸易，还是被人们认为是各成员国之间的商品和服务的流动，而不是直接从事商品和服务贸易本身的个体。这些市场经济下国际贸易的参与者，尤其是从事长期贸易交易的参与者，需要稳定的贸易环境包括贸易规则，以及对自身行为的可预知性。根据这些切实的需求，争端解决机制的主要目的是依照WTO协定的规定，提供快速、有效、可靠和有规则可供遵循的体系解决争端。
2.2争端解决过程和结果，不增加或减少成员国在WTO协定中的权利和义务
这个特点在DSU第3条第2款、第3条第4款、第5款中都有明确规定和体现.
如果发生成员国之间的贸易争端，一成员国认为另一成员国采取的贸易措施违反了WTO协定的义务，侵犯了自己的权利，双方协商未果的情况下，该成员国可以依据WTO协定起诉到争端解决机构（DSB）。专家组或上诉机构只能依据WTO协定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进行，不能改变WTO的法律，不能增加或减少成员国包括争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2.3通过专家组报告或上诉机构的裁决对解释WTO成员国的权利义务
2.3.1DSB拥有WTO协定解释权的依据
究竟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有没有对WTO协定的解释权，人们有不同看法，WTO已经审结的许多案件都涉及这个问题。因为，《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简称WTO协定）第9条第2款规定，“部长级会议和总理事会拥有对本协定和多边贸易协定进行解释的专有权力。（WTOagreementArticleIX2）”既然WTO协定明确规定WTO协定的解释权由部长级会议和总理事会专有，那么，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解释有什么存在的依据呢？
WTO协定的附件2DSU第3条第2款中规定，“各成员国认识到（WTO争端解决体制）适于保护各成员在适用协定项下的权利和义务，及依照解释国际公法的惯例澄清协定中的现有规定。”这就是争端解决机构DSB拥有WTO协定解释权的依据之一。
DSU第17条第6款的规定，是DSB拥有WTO协定解释权的又一依据。
2.3.2DSB对WTO协定的解释与部长级会议和总理事会的解释权的关系
部长级会议和总理事会拥有对本协定和多边贸易协定的解释（WTOagreementArticleIX2），是权威解释。DSB的解释是通过每一个个案的审理，针对案件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解释WTO协定，而不对全体WTO成员的权利义务作解释。DSU的规定不损害各成员通过《WTO协定》或一属诸边贸易协定的使用协定项下的决策方法，寻求使用协定规定的权威性解释的权利（DSUArticle3.9）。
2.3.3DSB法律解释的原则
争端解决体的法律解释是依据解释国际公法的惯例进行的，那么什么是解决国际公法的惯例呢？
1969年5月23日联合国签订于维也纳的《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其第三编《条约之遵守、适用及解释》第三节《条约之解释》即第31-33条规定了许多解释国际公法的惯例.
然而，DSU第3条第2款所说的“争端解决体依据解释国际公法的惯例进行解释”并没有明确说明就是指《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所以，DSU还不能直接引用《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来解释。
上诉机构通过案件的审理，认为WTO协定应该根据词语在相关规定中的通常意思，结合上下文的内容，根据协定的目的和宗旨来解释。一个术语在某一规定中的“通常含义”应当以原文本为基础加以辨别。此时，字典中关于该术语的定义可以作为解释该术语通常含义的辅助。“上下文的含义”是指以结构、内容和术语在同一协定中其他部分的含义为基础可以得出的结论。“目的和宗旨”是指正在讨论的直接或间接的规则或协定作为一个整体。实践中，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在进行协定的解释时似乎更依赖文字的通常含义。协定谈判过程的历史只是一种解释《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2条的辅助工具。
2.4磋商作为解决纠纷的首选
WTO争端解决机制鼓励争议双方采取友好协商的办法解决问题。争端解决机制存在的目的不是为了争司法管辖权或推动法学的发展进步，而是切实解决纠纷。每个成员国保证对另一成员国提出的问题给予考虑，并提供充分的磋商机会。对于成员之间的问题，鼓励寻求与WTO规定相一致的、各方都接受的解决办法。DSU规定，争端当事方的双边磋商是WTO争端解决的第一步，也是必经的一步。即使是争端进入专家组程序后，双方仍然可以通过双边磋商达成相互满意的解决方案。只有在当事双方磋商无法解决争端的情况下才作出裁决。从目前来看，约有80%的争端是在建立专家小组之前通过磋商解决的。
2.5迅速解决纠纷
2.5.1迅速解决纠纷的必要性
在签订DSU时，各成员国已经认识到迅速解决国际贸易争端对WTO的有效运转及保持各成员权利和义务的适当平衡的必要性。司法公正不仅是指裁决结果的正确性，而且也指迅速在时限内解决纷争，这已经是成员国的共识。因此，WTO争端解决的各个环节都有严格、明确的时限规定，这使得争端解决的数量和速度大为加快。这既有利于纠正成员违反WTO协定或协议的行为，使受害方得到及时救济，也有助于增强各成员对多边争端解决机制的信心。
2.5.2规定严格的时限
专家小组和上诉机构的审案时限与当事方的诉讼时限一样严格具体。严格的时限原则使争端的解决更为快速……正常情况下，专家组应在一年内结案，上诉案件不超过16个月.
有人可能认为，这么长的审理时间，对于利益正在受到侵害的国家而言太长了。然而，应当认识到，每一个世界贸易组织审理的案件，无论在事实上，还是在法律上，都是非常复杂的。每一方当事人都要准备详细的文件，充分阐述自己的观点；针对对方的观点，还要提出反驳的事实和理由。专家组和上诉机构要审阅当事国提交的全部资料，要咨询专家意见，制作专家组报告，陈述详尽的判决理由等等，这些都是需要时间保证的。与其他国际纠纷的处理程序相比，WTO的纠纷解决程序已经是相对较短的了。
2.5.3规定详细的程序，保证效率
DSU对程序的规定也十分细致，提高了工作效率。例如在磋商阶段，如果一方在时限内没有行使权利，另一方可以立即推动程序进入下一个阶段，或者程序将自动进入下一个阶段.在紧急案件中，受损害的一方可以要求专家组加快审理。
WTO争端解决机制引入了“反向协商一致”的决策原则。在争端解决机构审议专家组报告或上诉机构报告时，只要不是所有的参加方都反对，则被视为通过，从而排除了败诉方单方面阻挠报告通过的可能。
2.6禁止采用单方面行动
在加入WTO之前，国家之间对贸易争端通常采用单边行动。如果一个国家认为自己的利益正在因他国的贸易行动而受损或减少，采取单边反应就是针对这种贸易行为采取抵制措施即报复，这种报复通常是违反国际贸易规则的。因该国采取这种违反国际贸易规则的报复措施而必然遭到相对国的反对。相对国又会针对这个报复进一步反报复。这样，一场贸易战就不断升级，当事国之间相互指责对方行为的违法性，但却没有一个权威机构判断究竟谁的措施首先违法。采取单边报复措施的目的是试图解决贸易纠纷，但却往往事与愿违，让贸易冲突逐步升级。其结果是破坏国际贸易秩序，使当事国的利益都遭受损害。
DSU的成员国同意用多边贸易体系而不是单边行动来解决WTO贸易争端，也就是说在发生贸易争端时要遵守DSU的程序和规则，在未经过多边贸易体制的纠纷解决机制裁判之前，不允许成员国自行判断而采取报复措施，否则就违反了WTO义务。这在DSU第23条中有明确规定。
DSU禁止任何未经授权的单边报复性措施，但它规定如果成员在某一领域的措施被DSB裁定违反了WTO协定或协议，且该成员未在合理时间内纠正，经争端解决机构DSB授权，利益受到损害的成员可以进行报复。当违背义务的一方未能履行建议并拒绝提供补偿时，受侵害的一方可以要求争端解决机构授权采取报复措施，中止协议项下的减让或其它义务。这意味看，当一方违背其在1994年关贸总协定或一个有关协议项下的义各时，受侵害的一方在争端解决机构的授权下。可以提高从违背义务的一方进口货物的关税，所涉及产品的贸易额应相当于被起诉的措施所带来的影响。
争端解决程序规则规定此类报复行为应由争端解决机构授权，并尽可能在专家小姐或上诉机构判定在违背义务的关贸总协、服务贸易总协定或知识产权协定的同一部门内采取。但当争端解决机构认为这样做不可能时，则可以授权在同一协定项下的其它部门采取报复措施。只有在极个别的情况下，并且作为最后的办法，争端解决机构才能授采取跨协定的报复行为，如对于违背服务贸易总协定或知识产权协定项下的义务时可授权采取提高货物关税的办法，予以报复。
但是，提供补偿和由争端解决机构授权采取报复是临时性的措施。最终的结果应是违背义务的一方实施建议。争端解决程序规则要求争端解决机构对案例进行审议，以确保建议的全面实施。
2.7排除使用其他司法管辖
DSU第23条的规定，同时也排除了成员国通过其他途径解决与WTO有关纠纷的可能性。
WTO协定是由包括DSU在内的一系列协定构成的，各成员国在加入WTO时就同意了WTO的所有协定；同时，WTO的一系列协定是一个整体，各成员国在加入时只能通盘接受而不是逐一签订每个协定。也就是说，各成员国在加入WTO时就接受DSU关于争端解决的规则和程序，当发生有关WTO的纠纷要采用WTO的争端解决机制而不用单独声明其采用何种司法管辖。因此，WTO的争端解决机制与其他司法程序不同的是，当事国不用单独选择司法管辖权。即使发生WTO的争端后，当事国就是不响应，也无法逃避WTO的争端解决机制的管辖。
2.8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强制性
熟悉国内法实践的人们总是对国际法上的争端解决机制的强制力持怀疑态度。他们难以理解，国家之间的争端如果不用战争这种武力来解决，强迫对方接受自己的意见和政策，难道还有一个国际法院象国内法院那样强制执行判决那样来执行国际法院的裁决和意见吗？这种想法有其存在的理由。的确，如果一个国际协议没有强制执行力它就不是一个好的国际协议。
那么，WTO争端解决机制有强制执行力吗？如果没有强制执行力，如何让各成员国改变错误的做法呢？
我们说，WTO本身就是一个协议，是谈判磋商的结果。在国际贸易发生争端后，解决方法也首先是磋商。摈弃武力解决国际贸易争端是每一个成员国的共识也是WTO存在的前提。接受争端解决机制的结果是每一个成员国家自愿的行为。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这是这些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放弃（waiver）国家主权。WTO争端解决机制能够通过解决争端，提高缔约方履行国际条约的现实性。及时解决争端能够有效抑制未解决的国际贸易冲突的负面影响，用国际贸易规则和磋商来平衡强势与弱势国家的利益远胜于用武力解决争端。而如果一个成员国不履行专家组或上诉机构的意见，WTO会授权经DSB审理认定权利遭受损害或利益减损的国家进行报复，确定中止减让的范围和程度。这也是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强制力的另一个方面。
3.与争端解决机制有关的WTO主体
在解决WTO争端的程序实施中，涉及一个案件的当事国和第三方，作为争端解决机构的专家组和上诉机构，WTO秘书处、仲裁员、独立专家和几个专业机构等与争端解决机制有关的主体。
3.1当事国和第三方
只有WTO的成员国才有资格参与WTO的争端解决，成员国可以以当事国或第三国的身份参与纠纷的处理。提起和参与WTO争端解决的，必须是当事国政府，而不是当事国内利益直接受到影响或减损的企业和个人，协会或其他非政府组织也没有参诉资格。他们如果利益受损，只能申请他们所在国政府向WTO争端解决机构提起申请。事实上，一些WTO成员国已经通过国内立法明确这一点。
WTO秘书处、观察员国家、非政府组织或其他国际机构、宗教组织、地方政府等都没有权利启动WTO纠纷处理程序。
对于当事国的称谓，不象其他司法程序那样有固定的称谓。在诉讼中争议的双方叫原告和被告，仲裁中叫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在WTO争端解决程序中，DSB通常称当事国为“有关成员”（Memberconcerned），对于启动争端解决程序的一方叫申诉方（complainingparty）或原告，对应诉的一方，叫应诉方（respondent）或被告（defendant）都可以。
第三方是指任何对专家组审议的事项有实质利益且已将其利益通知DSB的成员。应由专家组给予听取其意见并向专家组提出书面陈述的机会。这些书面陈述也应提交争端各方，并应反映在专家组报告中。对第三方的权利义务在DSU第10条中有规定。
3.2WTO争端解决机构DSB
3.2.1作用和组成
根据WTO协定第四条第三款，WTO总理事会将其在DSU项下的职权通过DSB来行事。与总理事会一样，DSB是由WTO所有成员委派的代表组成的。他们是成员国政府的代表，通常是所在国国际贸易或外交事务部门的，住在日内瓦WTO总部所在地。这些代表从其国家获得指令，代表该国在DSB发表意见。因此，DSB是一个政治体。
根据DSU第2条第1款，DSB的职责是管理DSU的规则和程序以及使用协定的磋商和争端解决规定。DSB有权建立专家组，通过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报告、监督裁决和建议的执行，以及授权中止使用协定项下的减让和其他义务。
DSU第2条第3款规定，为在DSU规定的时限内行使职权，DSB视需要召开会议。实践中，DSB每月召开一次例会，如有成员国请求，DSB会召开特别会议。
根据DSU第27条第1款，WTO秘书处的职员为DSB专家组提供秘书和技术支持。
3.2.2DSB的决策
DSB通过决定的表决原则有两种，一种是一般事项的一致通过/一票否决，另一种是对四种特殊事项的表决，除一致反对外一律通过。
一致通过/一票否决根据DSU第2条第4款规定，DSB作出决定的原则是协商一致通过。DSU在该条款的注释中给一致通过下了定义，当没有成员正式反对，则视为一致同意。这就是说，DSB的主席不会挨个问成员国你是否反对，只要没有成员明确反对，就通过。主席有时也问，这个决议是否通过？如果没有成员举手反对，主席就宣布通过决议。也就是说，成员国代表如果有反对意见，应当以书面形式明确提出，或者在会议表决时举起国旗反对。只要有一个成员国这样做了，就可以阻止决议的通过。
除一致反对外，一律通过然而，根据DSU第6条第1款设立专家组的决定，第16条第4款专家组报告的通过，第17条第14款上诉机构报告的通过，以及第22条第6款授权中止见让或其他义务的规定，对是否成立专家组、是否通过专家组或上诉机构报告，以及就授权报复这四个事项进行表决时，采取的是只有一致反对才不能通过的原则。对上述四个事项，除非全体成员一致反对，否则DSB必须通过上述决议。这种说明，一个成员的意见不能左右WTO的关键问题，它要坚持自己的意见，必须说服全体成员。全体成员一致反对上述决议的情况在WTO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表决体制扭转了GATT1947以来争端解决机制的弊端。
3.2.3主席的作用
《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第4条第3款规定争端解决机构可以有自己的主席，并制定其认为履行这些职责所必须的议事规则。主席是由全体成员一致通过产生的，他的主要职能是向传递成员国传递信息，主持会议，征集并介绍会议日程，给予希望发言的代表发言的机会，建议，宣布决定等等。通常，争端解决机构的主席也是各成员向争端解决机构通信的收信人。
DSU规定，主席在下列特殊事项上拥有下列职权：
1、在涉及一个以上适用协定项下的规则和程序的争端中，如审议中的此类协定的特殊或附加规则和程序之间产生抵触，且如果争端各方在专家组设立20天内不能就规则和程序达成协议，则主席，在与争端各方磋商后，应在两成员中任一成员提出请求后10天内，确定应遵循的规则和程序。主席应按照以下原则，即在可能的情况下使用特殊或附加规则和程序，并应在避免抵触所必需的限度内使用本谅解所列规则和程序。（第1.2条）
2、在设立专家组时，经DSB授权，在遵守第7条第1款关于专家组职权的规定的前提下，与争端各方磋商，制定专家组的职权范围。（第7.2条）
3、如在专家组设立之日起20天内，争议双方未就专家组的成员达成协议，应在双方中任何一方请求下，参与磋商确定专家组的组成，并将结果通知各成员。（第8.7条）
4、在涉及发展中国家成员所采取措施的磋商过程中，在与各方磋商后，决定是否延长有关期限。（第12.10条）
5、参与磋商确定上诉机构工作程序。（第17.9条）
6、在涉及最不发达国家成员的争端解决案件中，如在磋商中未能找到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则应最不发达国家成员请求，总干事或DSB主席应进行斡旋、调解和调停，以期在提出设立专家组的请求前，协助各方解决争端。总干事或DSB主席在提供以上协助时，可向自己认为适当的任何来源进行咨询。
3.3总干事
DSU规定，在下列情况下，总干事的职权为：
1、总干事可依其职权提供斡旋、调解或调停，以期协助各成员解决争端（DSU第5.6）
2、在专家组设立之日起20天内，如未就专家组的成员达成协议，则总干事应在双方中任何一方请求下，经与DSB主席和有关委员会或理事会主席磋商，在与争端各方磋商后，决定专家组的组成。所任命的专家组成员为总干事认为依照争端中所争论的适用协定的任何有关特殊或附加规则和程序最适当的成员。（第8.7条）
3、参与磋商制定上诉审议的工作程序（第17.9条）。.
4、当当事方将有关事项提交仲裁后10日内，当事方不能就仲裁人达成一致，则总干事经与当事方磋商后，有权任命仲裁人（第22.6条及21.3C中第12个注释）。
5、在涉及最不发达国家成员的争端解决案件中，如在磋商中未能找到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则应最不发达国家成员请求，总干事或DSB主席应进行斡旋、调解和调停，以期在提出设立专家组的请求前，协助各方解决争端。总干事或DSB主席在提供以上协助时，可向自己认为适当的任何来源进行咨询。
（第24.2）
3.4秘书处
秘书处的职责是为专家组提供秘书和技术支持，包括保存一份具备资格的政府和非政府个人的专家组成员指示性名单，供当事方选择（8.4）；向争端各方建议专家组成员的提名（8.6）；收转当事方的书面陈述（12.6）等。DSU第27条集中规定了秘书处的职责：
1、在所处理事项的法律、历史和程序方面负责协助专家组，并提供秘书和技术支持。
2、应成员请求在争端解决方面协助成员；
3、在争端解决方面向发展中国家成员提供额外的法律建议和协助。秘书处应使提出请求的发展中国家成员可获得WTO技术合作部门一名合格法律专家的协助。该专家在协助发展中国家成员时应保证秘书处继续保持公正；
4、为利害关系成员提供有关争端解决程序和做法的特殊培训课程，以便各成员的专家能够更好地了解这方面的情况。
3.5专家组
3.5.1专家组的作用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专家组（Panels）是争端解决机制中进行初步裁决的准司法机构，它是由经争议双方选定的、具有DSU规定资格的3或5个专家临时组成的，按照DSU规定的程序进行争议事项的裁决。专家组对争议事项在事实和法律上进行审查后出具专家组报告，提交DSB通过。如果专家组报告认定被诉方违反了WTO协定的义务，则建议被诉方改正。
3.5.2专家组的组成
DSU第8条规定了专家组的组成。专家组应由资深政府和/或非政府个人组成，包括曾在专家组任职或曾向专家组陈述案件的人员、曾任一成员代表或一GATT1947缔约方代表或任何适用协定或其先前协定的理事会或委员会的代表的人员、秘书处人员、曾讲授或出版国际贸易法或政策著作的人员，以及曾任一成员高级贸易政策官员的人员。允许各过政府的官员担任专家组成员。专家组成员应以其个人身份任职，既作为政府代表，也作为任何组织的代表。
同时，DSU中还有专门保证专家组的中立和独立性的规定，即：各成员不得就专家组审议的事项向他们作出指示或试图影响他们个人；除非当事方另有约定，争议第三方的专家不得为专家组成员；当争端发生在发展中国家成员与发达国家成员之间时，如发展中国家成员提出请求，专家组应至少有1名成员来自发展中国家成员。
3.6上诉机构
3.6.1上诉机构的职能
与临时组成的专家组不同，上诉机构是一个常设机构，用来审理专家组案件的上诉。它是由七名成员组成的，每个上诉案件由其中三人审理。DSU在第17条详细规定了上诉机构的职能、组成人员的资格、工作程序。
根据DSU第17.6条规定，上诉应限于专家组报告涉及的法律问题和专家组所作的法律解释。因此，上诉机构的审理仅限于适用法律，而不审理事实。上诉机构的裁决是终审裁决。
3.6.2组成和结构
上诉机构的7名成员都是公认的权威并在法律、国际贸易和各适用协定所涉主题方面具有公认专门知识的人员。他们不附属于任何政府。上诉机构的成员资格广泛代表WTO的成员资格，因此，他们中有3-4个人来自于发展中国家。上诉机构任职的所有人员虽然是兼职的，但是，他们要根据DSU的规定随时待命，并随时了解争端解决活动和WTO的其他有关活动。他们不得参与审议任何可能产生直接或间接利益冲突的争端。
上诉机构的7名成员任期4年，每人可连任一次。因此，最长任期8年。其中，每2年由抽签决定其中3名人员任期的终止。现任上诉机构的7名成员分别来自美国、日本、意大利、澳大利亚、巴西、印度和埃及.
3.7仲裁人
根据DSU规定，仲裁人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一小组。除了专家组和上诉机构以外，仲裁也是DSU规定的当事方可以选择的迅速解决纠纷的方法之一。对于争议的事项在争端解决的若干阶段适用。仲裁裁决是不能上诉的。虽然DSU规定了WTO争端适用仲裁，但迄今为止这种争端解决的方法很少用到。
经常适用仲裁的情况有两个，都是在执行阶段。第一个是根据DSU第21条第3款C的规定决定被告合理的执行期限，另一个是根据22条第6款的规定确定授权终止减让的程度（DSU第22条第7款）。这样，仲裁的事项是有限而且明确的，一旦仲裁，则结果对双方当事人都是有约束力的。
WTO争端范文篇9
1主体资格问题
欧盟及其成员方在WTO中的双重正式成员资格,将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根据5WTO关于争端解决规则和程序的谅解6的规定:WTO争端解决机制适用于WTO协定,及协定的附件1下的货物贸易协定、服务贸易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附件4下的各项诸边贸易协定。该争端解决机制对欧盟及其成员方与其他WTO成员方的法律关系的适用因而存在疑问:当争端解决涉及欧盟及其成员方共同缔结的上述协定时,争端解决机构应把欧盟作为独立当事方还是把欧盟成员方作为独立当事方?这必定在实践中产生疑惑。虽然目前只有欧盟这一区域经济集团出现此类问题,但随着区域经济集团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其他区域经济集团也有可能朝这种方向发展,WTO应当充分考虑这一现实问题,对其进行规定。
2管辖权问题
从国际法惯例来说,一般争端的解决首先要穷尽本地救济后才能求助于国际争端解决机制,但WTO争端解决机制否定了这一条款。争端解决机制第23条规定,成员国在WTO项下权利义务的争议只能通过WTO争端解决机制来解决。强制管辖权的确立是对WTO争端解决机制一个大的发展,从而维护了WTO的权威性。但随着区域经济集团的建立,各个区域经济集团内部都有自己的争端解决机制。而且,根据这些协定,衍生出许多与WTO协定相类似或相平行的权利和义务。根据国际法惯例,按照5世界贸易协定6组成的争端解决机制只能管辖WTO项下的争议,而不能排除依区域贸易协议建立的各类争端解决机制对其区域协定项下争议的管辖。而大部分的区域经济集团的成员也都是WTO的成员,在出现争议时应该诉诸哪种规则和程序成为可能影响到成员实质性权利和义务的关键。这就造成了区域协议的缔约方之间出现的/选择法院0的现象,即当事方都试图争取适用一个对自己有利的规则和程序。从实践中看,区域经济集团的争端解决机制多采取以下几种管辖模式,第一,强制管辖,如欧盟,欧洲法院1994年的司法意见表明,WTO协定属于欧共体法上的/混合协定0,即指协定的主体事项部分属于共同体权限,部分属于成员国权限。欧洲法院从维护共同体利益的角度出发,主张在欧共体内部统一适用和解释WTO协定,并通过欧洲法院的先行裁决制度,对这些领域保持着一定的管辖权。第二,规定磋商和仲裁为解决争端的方法。这类的区域贸易协定并没有规定该协定争端解决机制和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关系,但在协议中明确规定以磋商和仲裁作为解决争端的方法。第三,排除法,即在区域经济集团内规定可选择适用WTO或区域协议的规则。但一旦启动其中一个机制,就自动排除了另一个机制的管辖。近几年,争端解决机制方面的一些案例使这个问题越来越为突出。不难想象,游离出GATT/WTO多边贸易体制外的区域争端解决机制的程序及结果极有可能与多边贸易体制规则要求不符,从而构成对GATT/WTO多边贸易体制权威的又一严重挑战。另外,如果一方要求诉诸GATT/WTO多边贸易体制下的争端解决机制,一方却诉诸区域集团的争端解决机制,这种矛盾该如何解决?是区域集团的管辖权优先还是GATT/WTO多边贸易体制的管辖权优先?因此,在新的一轮谈判中,多边贸易体制必须完善这些制度并谨慎界定其争端解决程序与区域争端解决程序的分工和衔接。
WTO争端范文篇10
（一）争端解决机制的形成
《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议》附件二《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UnderstandingonRulesandProceduresGoverningtheSettlementofDisputes）是世贸组织关于争端解决的最基本的法律文件。它规定了适用于乌拉圭回合各项协议下可能产生的争端的一套统一规则，确立了世贸组织（WTO）的争端解决机制。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是以GATT40多年争端解决实践为基础，经过发展和重新谈判而确立起来的。
1947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第22条和第23条规定了执行GATT各项协议过程中缔约方之间争端解决的核心规则，包括磋商、申诉、专家组建议及执行等方面的规定。GATT争端解决机制的这套规则存在内容太过粗略，操作性不强等弊端，特别是GATT理事会采用协商一致的原则通过专家组的建议或做出其他决策。为了自身的利益，败诉方政府可以行使否决权阻止整个过程。出于同样原因，在确定专家组的职权范围、选择专家组的人员组成、在败诉方政府采取改正措施等方面，有关进程都有可能被进一步拖延。这样就损害了人们对GATT争端解决制度的信心，使谈判各方决定要为WTO建立一套统一的约束力更强的争端解决机制。
经过1986-1994年GATT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终于形成了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基本法律文件《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DSU）。DSU包括27条和4个附件，主要内容是涉及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适用范围、管理机构、一般原则、基本程序和特殊程序。
WTO的DSU合理地吸收了GATT争端解决机制中经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一系列制度，并对之进行了有机的结合；另一方面，它又在总结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针对原机制存在的各种弊端，采取了大胆的改进与革新；同时，进一步拓宽了争端解决机制的适用范围，丰富了解决争端的各种手段。
WTO争端解决机制适用于乌拉圭回合各项协议，包括GATT、《WTO协议》本身及其所附全部货物贸易协议、GATS和《TRIPS协议》等。WTO的新机制在保留了GATT体制中的一些核心内容外，还采用了上诉程序，规定了补偿和交叉报复措施等，加强了这一体制的作用，增强了约束力。
DSU是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多边关系的一个焦点。DSU所有条款的精神都在第3条2款中得到了体现。DSU第3.2规定“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是为多边贸易体制提供保证和可预见性的一个中心环节。各成员承认该机制用以保障各成员有关协议项下的权利和义务，以及按照国际公法解释的习惯规则，澄清有关协议的现有条文。DSB的各项建议和裁决不得增加或减少各有关协议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实践证明，DSU在执行过程中是非常有效的。现在，使用争端解决机制的案例越来越多，反映了成员国对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兴趣和重视。
WTO解决争端机制是个根本的机制，是各个协议得以切实执行、世界贸易体制安全和正常运转的基本保障。世贸组织前任总干事鲁杰罗说过：“如果不提及争端解决机制，任何对WTO成就的评价都不完整的。从许多方面讲，争端解决机制是多边贸易体制的主要支柱，是WTO对全球经济稳定作出的最独特的贡献。”这一评价是非常中肯和符合实际的。
（二）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统一性、效率性和强制性
1、统一性。在DSU执行之前，自1947年到1994年12月31日的GATT实践，有争端的各方依据GATT第22、23条的规定，也可以选择1947年以后陆续制定的GATT各具体协议中有关解决争议的特别规定和程序来解决争端，但他们之间缺乏衔接机制，无法协调。1995年1月1日DSU得以执行以后，所有的经济贸易争端都纳入到DSU的规则之中解决，诞生了统一的争端解决机制。而且，在DSU中明确规定，争端解决机制与其他协议的规定有冲突时，按照具体协议的规定，即采取特殊优先的原则。例如：在补贴问题，一个国家被裁决违背WTO的有关规则，按照DSU规定，可给予被裁决方相应合理的限期来执行裁决。但根据《补贴和反补贴措施协议》，若某成员实施了红色的补贴措施，必须立即改正。这时应优先适用《补贴和反补贴措施协议》，被裁决方必须无任何缓冲余地地立即执行裁决，停止其红色补贴措施的实施。
2.效率性。决策程序的改变可以说是GATT与WTO争端解决体制的最重要的区别。根据GATT的决策规则，重要的决定要经过协商一致作出。而在WTO框架内，则采取“反向一致”或称“倒协商一致”的做法，只要不是各方一致反对，则有关决策就可获得通过，这样仅有一方或几方就不能阻止争端解决程序的进行，除非各方经协商一致作出否决的决定。比如，如果一争端方请求设立专家组，且有关请求已列入争端解决机构会议的议题，那么争端解决机构就必须最晚在下一次的会议上设立专家组，除非“争端解决机构经协商一致决定不设立专家组（unlesstheDSBdecidesbyconsensusnottoestablishapanel）”。但这种否决的协商一致一般不会形成，因为提出设立专家组请求的国家不太可能改变自己的初衷。专家组的报告和上诉机构的报告在争端解决机构会议上要获得通过等决策程序也是采取这种方式。另外，如果争端各方对专家组成员组成不能达成一致，则由总干事来作出决定。这些规定有效地排除了GATT规则中存在的阻止多边争端解决进程的可能性，使争端解决更加迅速、有效。
3.强制性。WTO争端解决机制规定了解决争端的办法，使用最多的就是要求违反协议的一方撤销那些不符合《WTO协议》的措施。如果不能撤销，一般可采取提供补偿作为替代办法。如果违反协议一方也拒绝提供补偿，那么只有实施报复了，也就是受损害的国家得到争端解决机构的授权后，可以针对违反协议的成员暂停实施贸易减让或履行义务。这样就增强了该机制的有效性、约束力和威慑力。
（三）机制和机构
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内容：DSU协议运用司法管辖和外交磋商相结合的平衡体制。DSU考虑到了1947年GATT充分磋商的做法，也考虑到了运用司法解决争端的重要性和必要性。DSU鼓励各方通过外交途径的友好磋商解决争议。在适用司法手段解决争端时，也保证是在政治和外交的框架内进行。
DSU建立了争端解决机构（DisputeSettlementBody-DSB）来负责监督争端解决机制的有效顺利运行，这是WTO的一个创新，可以说是争端解决机制的基石。DSB由135个成员方参加，实际上与总理事会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它受总秘书处的领导。DSB的主席通常与总理事会的主席不是同一个人，DSB的主席采用轮值制，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代表每年轮流担任。该机构负责DSU和各有关协议关于争端解决规定的执行，它有权设立专家组，通过专家小组的报告和上诉机构的报告，检查被裁决的国家用多长时间和何种方式执行裁决和建议，以及授权暂停适用协议下的减让和其他义务（即实施报复）。
应争端一方的请求，DSB可以成立专家组（Panel），对成员国的某一违法行为进行裁决，承担具体的任务，任务完成后即解散。专家组一般由3名或5名独立的人员组成。秘书处持有一份可担任专家组成员的名单，并负责任命专家组组成人员。专家组根据被授予的职权范围，在规定时间内，形成专家组报告，交DSB会议批准。
DSB建立了常设的上诉机构（AppellateBody），这是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创新。常设上诉机构有7名成员，任期为4年，对某一案件由其中的3名进行审议。上诉机构有自己的工作人员，其秘书处在机构上不同于WTO秘书处。上诉机构的主要目的是保证判例的和谐性，负责处理争端各方对专家组报告的上诉，但上诉仅限于专家组报告中有关法律问题和专家组详述的法律解释。上诉机构可以维持、修改或撤销专家组的法律调查结果和结论，而且上诉机构的报告一经DSB通过，争端各方就必须无条件接受。
二、争端解决的程序
（一）磋商：
DSU规定，争议各方首先要通过磋商解决争议。当一成员认为另一成员违反或不符合马拉喀什协议（WTO规则），从而使自己遭受损害时，可要求对方进行磋商，同时应通知DSB和有关理事会或委员会。被要求磋商的成员应在接到磋商请求之日后的10天内作出答复，并应在接到请求之日后不超过30天的时间进行磋商。磋商应在被要求方接到磋商请求之日后60天内完成。DSU规定60天的期限是希望争端各方在此期限内能够通过外交磋商的友好方式解决争端。如果该成员方在接到请求之日后10内没有答复，或在接到请求之日后30天内没有进行磋商，或在接到磋商请求35天后双方均认为达不成磋商一致，或者在接到磋商请求之日后60天内未达成磋商一致，投诉方可以向DSU提出申请成立专家组。争议各方也可不通过磋商，直接要求成立专家小组。一方提出磋商要求时，应说明对方违反了WTO哪一个协议的哪一个条款，提出法律根据。若某一第三方认为正在进行的磋商与自己的贸易利益有关，也可以以第三方的身份参加磋商。但第三方须在得到磋商通知之日后10天内通知磋商当事各方参加磋商的请求。若磋商各方认为该问题与第三方没有贸易利益关系，也可以拒绝第三方参加磋商。
（二）专家组的工作程序
1、成立专家小组
专家小组的成立申请在被提出后，最迟应在该申请被首次列入DSB议程后的会议上设立。既DSB在接到成立专家小组申请后的第一次会议上只决定是否需要成立专家组。如决定成立，则列入DSB的既定日程（Built-inAgenda）。专家组在DSB第二次召开会议时成立，确定专家组的人员组成、工作范围等。第二次会议应在提出请求后15天内举行，这意味着给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一个最后的机会。专家小组一般由3人组成。小组成员由争议双方共同选择，如有不同意见，由总理事选定。专家小组的工作方式和职责范围一方面根据双方的要求确定，另一方面根据WTO规则确定，各协议对此有不同的规定和做法。专家小组可确定自己的工作时间表。
关于是否请专家审议小组（ExpertReviewGroups）进行技术审议，完全由专家小组自行决定，但争议双方可以提出进行技术审议的要求。根据DSU第13条的规定，专家小组还可以使用非政府组织的信息来源。争端解决机制是解决各成员政府间争端的机制，原则上只有政府的代表才有权参加该机制，DSU第13条的规定实际为非政府组织进入WTO开了方便之门，提供了参与WTO的机会。例如：WTO的总秘书处经常收到非政府组织发表的公报，然后送给有关各方。有关各方收到后通知秘书处，哪些同意，哪些不同意，专家小组确定哪些可以接受，哪些不能接受。
2、专家小组的工作程序
专家小组提出裁决报告的期限一般是6个月，可以延长但无论如何不能超过9个月。一般情况下，在争议各方提交书面材料后，专家小组紧跟着有2次口头听证会（实质性会议），此后专家小组开始实质的工作，由秘书处提供协助。专家小组首先拿出报告的大纲散发给争议各方。这仅是一个描述性报告，对事实和双方的观点进行阐述，若双方认为其与事实有出入，可以向秘书处澄清；此后，专家小组公布临时报告（中期报告）。争议各方可以进一步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论据。争议各方和专家小组的交流必须通过书面的方式，由秘书处传达。各方的书面意见作为副本，附在报告之后。专家小组形成的最终报告应以三种工作语言（英、法、西）散发给各成员方，20天后，才可在DSB会议上审议通过。在向各成员分发专家小组报告的60天内，该报告在DSB的会议上应予通过。该60天的期限可以延长，但无论如何不能超过90天。通过方式采取“反向一致”的原则。
（三）上诉
如果某一当事方向DSB正式通知其将进行上诉，则争端解决进入上诉程序。上诉的范围仅限于专家小组报告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及由该专家小组所作的法律解释。上诉机构有60天的时间处理上诉事宜，并通过报告。该期限可以延长但无论如何不得超过90天。上诉机构的报告应在发出后30天内经DSB通过，除非经协商一致不通过。
（四）裁决的执行
解决争端机构通过专家小组或上诉机构的报告后，当事各方应予执行。在报告通过后30天内，当事方应通知DSB其履行DSB建议或裁决的意愿和改正的具体措施及期限。若不能立即执行，也可以要求在一段“合理期限”内执行。如果DSB及争端各方对合理期限都未能达成协议，则可通过仲裁确定。合理期限一般为90天，实际操作中最长可给予15个月。如果在合理期限内，被诉方不能改正其违法做法，申诉方应在此合理期限届满前与被诉方开始谈判，以求得双方都能接受的补偿办法。若合理期限到期后20天内，争议各方就补偿问题达不成一致。申诉方可请求DSB授权其对被诉方进行报复或交叉报复。
（五）关于报复和交叉报复
DSU制定了报复和交叉报复的程序。如果被诉方没有在“合理期限内执行裁决，或争端各方没有就补偿问题达成协议，投诉方可向DSB申请批准其对被诉方中止依照所适用协议应承担的减让或其他义务，取消给予MFN待遇，开始实施报复。DSB应在合理期限届满后30天内，批准授权，除非DSB一致同意拒绝该项请求。若被诉方对申诉方的中止减让水平（报复措施）表示反对，或认为投诉方在要求报复中未遵守有关原则和程序，则可以提请仲裁。仲裁应在合理宽限期结束前60天内完成。仲裁裁决是终局的。
争端解决机制规定报复的行业或部门必须是自有争议和遭受损害的同一部门进行；报复应限于相当于利益丧失或损害的程度。如果受损害一方认为仅报复一个行业或部门无效或不能达到平衡，则可在其他的部门进行交叉报复。比如，在有关香蕉贸易的争议中，若只提高香蕉的关税还不足以弥补被投诉方遭受的损害，投诉方可以提高其他水果、蔬菜的关税，也可提高机械设备产品的关税。法国生产奶酪的生产者遭到美国在激素方面的报复就是典型的实际子。DSU还规定，在情况非常严重的时候，报复可以针对WTO的另外一个协议，实施跨协议报复。比如，投诉国在补贴问题上受到损害，可以在知识产权领域进行报复。交叉报复是有效率的处罚，但只能作为临时性的处罚措施，因为该机制的宗旨是解决争端，迫使被诉方改正其不合法的做法，而不是为了处罚哪个国家。在1995年后处理的诸多争端中，很少导致报复和交叉报复的实施，第一次交叉报复是厄瓜多尔使用的。
三、争端解决机制的运行简况
实践证明，DSB解决争端机构是一个有信义的机构，争端解决机制是一套可行的机制。根据WTO的资料，自1995年1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成立，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开始运行，至2000年5月30日，已有194起争端提交到WTO（1995年25起，1996年39起，1997年47起，1998年44起，1999年30起，2000年1月1日－5月30日9起）。产品涉及到酒精、客车、小汽车、水泥、椰子、咖啡、计算机、鞋子、汽油、皮革、大米、扇贝、钢铁、西红柿、内衣等。涉及WTO各协议的情况为：涉及《实施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协议》（SPS）和《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TBT）的争端26起，《农业协议》（Agriculture）25起，《纺织品与服装协议》（TextilesandClothing）13起，《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Trims）15起，《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21起，《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9起。在194起案件中，美国和欧盟提起的案件最多，分别为60起和50起，同时它们也是被其他成员起诉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提起50起案件，印度、巴西、墨西哥和泰国等在发展中国家中扮演了最积极的角色（见下表）。在1995年到1999年的185起案件中，有77起已经得到解决，其中41起没有经过司法裁决就解决了。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案例提交给DSB，反映了各成员对DSB的信赖，和使用争端解决机制解决争端的愿望和信心。
从实际实施情况看，争端解决机制无论对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大国或小国都是有利的，而且是公平的，不总是只对美国这样的西方大国有利。如在争端解决的案例中，在以美国、欧盟、日本等西方大国作为投诉方和被诉方的案件中，有胜诉的，败诉的案件也不少。适用争端解决机制最多的是美国和欧盟，发展中国家也越来越多应用这个机制，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如在上述案件中，发展中国家成员投诉美国的22起，投诉欧盟23起。
四、在下一轮谈判中，有关争端解决机制可能谈判的主要内容
马拉喀什协议确定了对各有关协议进行复审的时间，以评定该协议（备忘录）是否需要维持、修改或取消。按照协议规定，对DSU的审议应在1998年底完成，后WTO总理事会决定再延长1年。即应在1999年的西雅图会议上对DSU进行审议。但由于西雅图会议的失败，仅由一些国家向总秘书处提出了一个“铃木草案”，并散发到各成员方，但最终没有对争端解决机制进行必要的评估和修改，会议就结束了。
“铃木草案”是一些成员针对DSU在实践中暴露出的一些缺陷，提出的对DSU进行修改和完善的具体建议。例如，通过欧美关于香蕉和激素牛肉争端等案例，法国和欧盟认为DSU缺乏其第21条5款和第22条（主要是第22.2款和第22.6款）相衔接的明确规定。DSB第21.6款规定，无论是投诉方还是被诉方，均可以就裁决执行的期限和具体措施向DSB提出要求进行仲裁。第22条则规定，如果被诉方在宽限期后20天未执行裁决，或申诉方对被诉方的执行情况不满意，申诉方可单方面向DSB申请采取报复惩罚措施。在欧美香蕉和激素牛肉的争议中，美国单方面认为欧盟没有按专家组的裁决予以改正为由，不通过仲裁，就直接向DSB申请对欧盟进行报复。欧盟认为，仲裁规定应与报复规定结合衔接起来。即对被诉方是否执行了专家小组的裁决或执行情况是否符合要求，应该通过多边程序审查裁定。若裁定被诉方没有执行裁决或执行不合裁决规定时，DSB才可根据申诉方的申请授权申诉方对被诉方进行报复和惩罚，而不是由争议一方（申诉方）随意决定。“铃木草案”的主要建议之一就是基于上述原因在第21.5款和第22条之间建立联系和衔接机制。
铃木草案的主要建议之二是：DSU应规定，任命一个仲裁员，对报复手段的性质进行裁定。即当一个投诉方得到DSB的许可采取报复措施的时候，被裁决的国家不同意，或对投诉国提出的补偿金额有异议，被报复方可以要求任命一个仲裁员，进行核查被报复和处罚的水平及金额是否与受损害的程度相符。仲裁可不对处罚的具体措施和产品清单的确定进行核查，只审查要处罚的金额。当然在惩罚措施批准时，不是笼统批准，报复越复杂，DSB就应附加越多限制条件。
铃木草案的主要建议之三是，DSU应规定交叉报复具有可预见性。首先，交叉报复在得到DSB的批准时，比如投诉方被授权在知识产权方面执行惩罚报复，其对被诉方知识产权的保护也不能在一夜之间全部停止，要在DSB允许的范围和期限内。其次，在交叉报复的实际实施过程中，由于处罚不是在同一个行业领域，申诉方（实施报复方）在将拟实施报复惩罚措施的产品清单提交DSB后即为确定的清单，不能随意改变。比如，7月份，投诉方决定就奶酪对对方进行制裁，而后又改为惩罚香蕉产品，再过3个月又要惩罚机床产品。这样，对制裁措施就存在不可预见性。这一点违背了DSU不为制裁而制裁的宗旨，是法律的不稳定因素。
关于制裁终止问题，现在DSU第22.8款只规定，一旦双方达成协议，制裁就终止，或在被裁决方改正后终止。但如果没有达成磋商一致，如何终止？DSU没有规定，也没有提及应用第21.5条款（由仲裁员仲裁），也没有规定在被诉方执行裁决后，DSB收回其批准实施制裁的授权。这样，被诉方只能适用另一次一般法律程序了，必须再请求成立一个专家小组予以审查裁决，又要12月的时间，这样对确实按裁决规定作了改正的成员方的利益就产生了严重的不必要的损害。对此，铃木草案建议，应与DSU第21.5款衔接，允许一方申请通过仲裁，对已实施的制裁是否已经达到申诉方遭受损害的程度，何时终止制裁，进行仲裁决定。
铃木草案还建议修改争端解决机制的一些程序性问题。如有些国家认为最初的磋商是一种摆设，没有意义，达成磋商一致很困难；初步裁决书公布也是多余的过程；在裁决书上附上双方的文件等也没有必要。争端解决的一些程序还可进一步简化。
另外，美国等由于受到国内非政府组织的巨大压力，还建议增强程序的透明度，但没有得到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赞同。DSU第13条已做了相关规定，非政府组织可向DSB提出建议，参与争端解决过程。在西雅图会议上，就第13条是加强还是修改，世贸组织要开放透明到什么程度也做了一些争论。欧盟对WTO进一步向民间组织开放持反对意见，认为成员方政府可以代表民间组织的意见。即便将WTO向民间组织开放，也不能赋予其超过成员方政府更多的权利。比如：根据现在的规定，一成员方与一争端无关，就不能参与到争端机制；而民间组织就可以通过第13条的规定，反映自己的意见，其权利已超过了无关的成员方。
五、我们的启示和建议
争端解决机制是WTO各成员方关注的焦点。虽然可能存在一些缺陷，需要继续完善，但它仍被认为是WTO各项协议得以实施和世界贸易体制安全、正常运转的“卫士”，是各成员方解决贸易争端的唯一有效手段。但对于即将加入WTO、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来说，则如同一把“双刃剑”，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为此，我们应在各方面做好充足准备，积极参与WTO争端解决机制，以最大可能第维护我国利益。
（一）对WTO争端解决机制给予足够重视，加强对争端解决协议和程序的研究工作。为扩大和方便培训和宣传，请国内外专家编著有关WTO争端解决的书籍，并编辑GATT和WTO解决争端的典型案例集。注意培养争端解决的专门法律人才。
（二）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又是贸易和吸收外资的大国，我加入WTO后，必然成为WTO各成员方注目的焦点。美国等国家还专门成立立了监督中国实施WTO义务的机构，并设立专门基金。因此，应对我国涉外投资和对外贸易企业进行广泛的WTO基本知识的宣传，规范其在国际经贸中的做法。根据WTO的各项规则，对现行法律及相关政策进行清理和修订，在符合我国经济发展具体情况的前提下，使之尽量符合WTO的规则要求和我对外承诺，并增强我国涉外法律法规的透明度，维护涉外法律体系的统一性，尽量避免或减少各种潜在贸易争端的发生。一旦发生争端，我应积极应诉，通过司法手段保护我国内市场和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