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范文10篇

WTO范文篇1

前不久，我们针对中国加入WTO以后的三农问题开了会，研讨一旦加入WTO，我们的农民问题会怎么样，农村和农业经济怎么应对。那个会是请国家各部门搞政策研究的人参加，几乎未请院校搞规范研究的人参加。因为纯粹搞理论的研究人员容易把现实问题的讨论意识形态化。

从99年4月份中美加入WTO谈判以来，理论界关于WTO的讨论似乎很难深入下去，人们想当然的将WTO和改革开放划了等号，由于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被二十年发展过程证明为高度正确。因此，在这种具有“政治正确”的话语之下，谁要是提出不同意见，谁似乎就有反对改革开放的嫌疑。所以关于WTO问题讨论很难深入下去，学术界谈了两年，似乎都在谈利呀弊呀，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其实，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农村、农业在国际化大背景下，普遍受到冲击、挑战，农村经济凋敝，小农破产、大量流离失所，是形成城市贫民窟的主要来源，已经被近十多年的国际经验所充分证明。人们之所以不愿意说，是受制约于这种话语：加入WTO是改革开放，认为利大于弊，机遇大于挑战，就是赞成改革开放；如果认为加入WTO弊大于利，挑战大于机遇，可能就有政治上不正确的嫌疑。

有鉴于此，希望今天讨论财政支农这么具体的话题，能够避免这个不良倾向，不要把本来复杂的现实问题意识形态化，意识形态化实际就是简单化，简单化地讨论社会主义、到底姓资姓社，或者改革还是不改革，这些一旦意识形态化以后，讨论就很难深入。所以在我发表意见以前，要强调我们讨论的问题是个现实问题，跟意识形态没有关系，跟政治问题没有关系，也跟院校的教授们的理论没有关系，我们关注的就是现实问题。

二、什么叫财政支农？

一般而言，财政投资主要是公共品领域，那么财政投资公共品能否对应投入农业，就要看农业本身是否具有公共品的性质，这个道理是清楚的。

对我国而言，农业是否具有公共品性质呢？按一般农业经济科学而言，农业是一个产业，农业生产的当然不是公共物品。但事实上，中国是个农村人口占70％，小农经济遍地，并且长期以来一直是在以农业为工业、以乡村为城市积聚资本的积累过程中。因此，客观地说，我们应该看到农业本身在相当大程度上具有公共品的性质，为什么呢？

第一，农业与生态、环境的保护高度相关，特别是郊区农业具有明显的生态和环境作用。这与国外没有差别。

第二，农村社会基本的资源就是土地，土地并不仅仅是一般经济学意义上的生产资料，而更主要的是农民生存保障的基础，特别地在发展中国家，城乡二元结构社会这样基本体制条件下，多数发展中国家政府不向农村人口提供社会保障，天然的就把农村、农民的社会保障寄托在土地上，中国出现的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并且新中国三代领导人都强调这种分配是不变的。比如时强调不变（当然后来变了），大包干说十五年不变，现在说30年不变。不管怎么改变提法，新中国50年历史上三次土地分配都是按人为分配依据的，当年曾经设想过以乡为单位分配土地，实行大拉平，但是实际上也做不到，因为哪个村也不愿意别人占有自己的土地，所以基本上是按社区内部人口分配土地，这样土地事实上以社区为边界、天然就具有对社区成员农民的生存保障，因此就具有了社会职能。又由于任何政府，无论是中国政府或西方发达国家政府，都不可能与这样9亿农民人口（实际8亿8千万）交易，不可能对这么庞大的人口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因此，中国的农村土地承载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的制度将是长期的普遍现象。我们测算到2030年至少不会变化。因此从2001年算起，至少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土地承担农民社会保障这个基本功能，不会发生根本变化，政府不可能承担8亿多人口的基本生活保障，这也是不可逆的制度条件，因此不能简单地把土地定义为生产资料，而要把土地首先定义为社会保障资料。

由于农业最基本的资源——土地不能被认为是纯粹的一个产业里的生产资料，这与国外的差别是本质性的。因此土地、农业中的主要资源天然具有保障功能，具有社会职能；农业便因此具有了公共品的性质。

三、关于农村的社会开支

在所有发达国家，社会开支毫无例外，都是由政府财政保障的。但是在发展中国家都是政府财政不能管、或者管不起的。于是农村社会事业开支，也要寄托于农村经济自身进行的收益分配调节。也就是说，在农村社区组织中，客观上也发生了类似于财政的功能，即二次分配，因此村社经济，曾有人专门研究县级政府与县级财政以下的非正规财政、即村社财政，研究乡村组织有无二次分配功能。比如说修桥补路，鳏寡孤独、照顾生老病死的事，几千年来都是由社区承担的。虽然现代制度下的政府以财政二次分配来承担修桥补路，鳏寡孤独这些公共职能，但这不过是近几十年才有的事，也就是现代中国才有的。而长期看，哪怕二十世纪历史看，实际上财政上所能承担的农村的社会功能也是极其有限的，农村社会开支由财政负担几乎是天方夜谭。而村社本身就具有二次分配的公共职能。村社经济和村社社会本身结合为一体，其经济的稳定发展具有一定意义的公共品性质。所以三农问题本身就具有中国特色，绝对不可以简单地归类于微观的农业经济领域，或是简单的农业微观产业的领域。因此，与财政投资有关系的是三农。

所以，要想说清财政支农，首先要把概念搞清，财政支农不是指农业，而是指三农。

四、以往财政支农的演变过程

现在，再看国家财政支农到底是什么状况？自从80年代中期，全国范围推进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这样一种农村基本制度后，国家财政基本上不再承担对农民、农村、农业的支撑，所谓历年财政用于农业的开支或支农资金，实际上主要是部门开支，农业各部门如水、电、供销、粮食、农业技术等相关部门，其实是部门在财政的盘子里分配的所谓支农资金。

由于86年前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人们很难在原来的经济框架内找到它的地位，因此给它赋予特殊职能，乡镇企业应该承担以工支农，以工建农，以工补农。这些国家不再承担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交给乡镇企业了；国家不再承担农村基层村以下行政性开支，也交给乡镇企业了；国家也不再承担农村的社会保障开支，还是交给乡镇企业了。因此乡镇企业去补，去建，去支，国家允许税前列支1％，所有支农、建农、补农资金是可以税前列支的；还允许税前还贷。也就是说，当国家给乡镇企业赋予这些公共职能时，政策上是可以税前支付这种开支，保证企业替代国家财政职能可以得到一定的税收优惠。

但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时为了实行公平竞争原则而把这些优惠取消了。从那以后，全国范围内乡镇企业开始大规模私有化，包括北京地区在内。原来，各地长期以来一直以为北京是以集体经济为主。

WTO范文篇2

《WTO协定》对WTO法与其他国际法的关系很少涉及，它没有包含明确规定其与已经存在的其他国际法之间关系的一般冲突条款。由此产生了一些相应的问题，其中有，如果遇到WTO规则与其他国际法规则存在冲突，能否适用国际公法中的冲突规则，比如后法规则和特别法规则解决可能的冲突；WTO法，尤其是《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DSU）中有没有隐含一些处理这类可能的冲突的规则；如果有，哪些DSU条款隐含这类冲突规则，以及这些冲突规则是否排除了其他国际法在WTO争端解决中的适用，等等。这些问题的研究在WTO法中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WTO法中明确规定的冲突规则为数不多

冲突规则的作用在于决定哪些国际法规范（除了反映强行法的规范）应优先适用。如果规则的冲突缺乏明确的规则指导，将减少法律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如果一项条约的规定与另一条约的规定之间存在冲突，关于哪项规定应优先适用，《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以下简称“维也纳公约”）第30条规定了一些指导。该条规定涉及同一事项和相同当事国的条约之间冲突的一个主要的规则是：条约中专门调整与其他条约冲突的具体规定（即冲突条款）必须得到尊重；[1]也就说，如果WTO法中对其与其他国际法之间关系已经作出明确的规定，就必须按照此类冲突规则处理。

但是，《WTO协定》本身对其与其他国际法之间的冲突很少涉及。[2]它没有明确规定它优先于或者不减损先前存在的其他公约或国际协定。[3]WTO法中明确规定WTO法与其他国际法之间关系的冲突条款或包含冲突规则的规定大致有：关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联合国宪章》的GATT1994第21．3条[4]和关于其他保护知识产权公约的《TRIPS协定》第2．2条，[5]某些有关争端解决的规定，[6]区域贸易安排，[7]以及《WTO与IMF关系的宣言》等。[8]

在WTO争端解决判例中，阿根廷－纺织品和服装案是一个可以用来说明WTO法与其他国际法之间关系的明确的冲突规则的例子。在该案中，上诉机构审查了专家组认定的违反了GATT1994第8条的一项百分之三的统计税，是否可以借助于阿根廷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签订的谅解备忘录，对阿根廷实行的据称冲突的义务予以免除。上诉机构评估了IMF备忘录是否与GATT规则冲突，以及在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哪个应优先。上诉机构认为，阿根廷并没有证明其与IMF的谅解备忘录的规定与GATT1994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9]即使有冲突，上诉机构认为，“《IMF与WTO之间的协定》，《WTO与IMF关系的宣言》或者《关于一致性的宣言》中都没有规定……可证明一个成员方对IMF的义务应优先于GATT1994第8条下的义务的结论。[10]上诉机构还认为，仅《WTO与IMF关系的宣言》——构成了《WTO最后文件》一部分的一个部长级会议的决定，而不构成WTO涵盖协定的一部分——规定了WTO与IMF之间的法律关系。该宣言包含一个以GATT规则为准的明确的冲突规则：关于货物贸易，WTO与IMF规则之间的关系应继续由GATT1947的规定管辖，这意味着，只有在这些与IMF有关的措施条款中规定的例外可用于为违反GATT辩解。以这个冲突规则为根据，上诉机构认为，由于在GATT1994本身中，GATT1994第8条下找不到与IMF有关的例外，独立的IMF规则如争论中的备忘录，不能证明阿根廷违反GATT1994第8条是合理的。[11]

总之，WTO法中如果有对其与其他国际法之间的关系做了明确规定的，在WTO裁决机构遇到这类冲突问题时，即可做到“有法可依”，按照冲突规则的指引适用法律，使冲突得到及时解决。但是，实际上，WTO法中这类明确规定其与其他国际法之间关系的条款为数不多。

二、国际公法中的冲突规则难以有其适用空间

维也纳公约第30条规定涉及同一事项和相同当事国的条约之间冲突的另一个主要规则是：一般情况下，时间上较后的条约应优先于先前关于同一事项的条约，即后法规则。[12]不过，维也纳公约第30条没有提到与条约之间的冲突有关的另一项规则，即特别法规则。虽然这一规则并没有出现在维也纳公约中，但在许多案件中，国际法院已经承认并适用特别法规则。[13]那么，在处理WTO法与其他国际法之间关系上，国际公法的这些冲突规则是否有其适用空间？

（一）后法规则

后法规则（lexposteriorrule）到底是否适用于多边条约，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根据维也纳公约第30（3）条，如果后来的所有当事国也是先前条约的当事国，而先前条约并未中止或终止，则仅在其规定符合后来条约规定的范围内适用。因此，当两个争端的国家是涉及同一事项的两项条约的当事国时，应努力调和这两项条约的适用：它们仍然有效，且累积适用，但是应给予后订条约的规定一些优先。如果两项条约存在冲突，而且各当事国显然希望或从两个条约看来当事国显然意图终止先订条约，那么第59（1）条允许第一项条约终止。否则，这两个条约一般继续适用，并且以在后的规定为准，而先前的规定则暂停适用。

对于能否适用后法规则解决WTO法与其他国际法之间的冲突，有学者认为，鉴于在WTO条约本身中没有规定明确的冲突规则，关于如何解决冲突的规则，必须在一般国际法中寻找，例如体现在维也纳公约第30条中的一般国际法。就大多数冲突而言，WTO条约并没有排除这些国际公法的冲突规则，因此，它们也必须适用于WTO规则。如果无法最终确定各当事方的意图，则条约规则之间的冲突必须首先诉诸第30条的后法规则。对于其他冲突（如条约与习惯之间的冲突），这条规则同样适用，因此，任何后来的规则优于先前相抵触的规则。这同样适用于条约与随后的“彼此间协定”之间的冲突，[14]在原先的条约与该彼此间协定的各当事国之间，根据第30（4）（a）条，以后来的规则为准。在受原先条约和彼此间协定约束的一个国家与仅受原先条约约束的另一国家之间，根据第30（4）（b）条，只适用原先的条约，而彼此间协定则不适用。[15]还有学者认为，后法是“国际法的适用规则”，WTO专家组在解释条约，如《WTO协定》时，必须考虑后法规则。后法不仅在条约的规定冲突的情况下使用，而且还在解释条约时，作为规则适用于任何条约的解释，以避免产生冲突的解释。[16]

上述学者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在处理WTO法与其他国际法之间冲突方面，后法规则没有其适用的空间。首先，DSU第3．2条没有提到维也纳公约第30条，因为维也纳公约第30条不是规定条约的解释，而是规定它们的适用规则。在一些争端解决报告中，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提到了维也纳公约第30条，但并没有适用它。[17]比如，在欧共体－家禽案中，专家组指出，“过去的专家组一直对后法规则适用于关税减让表小心谨慎。”[18]上诉机构也指出，没有必要诉诸维也纳公约第59（1）条或第30（3）条，因为在该案中，《WTO协定》的文本和关于从GATT1947过渡到WTO的法律安排解决了《第80号减让表》与《油籽协定》之间关系的问题。[19]按照维也纳公约第30条，后法优于先法只是在当事国相同的范围内适用。在一个WTO成员方与一个非WTO成员方之间的关系上，只适用它们都受其约束的其他国际法规则。

其次，维也纳公约第30条并没有解决如果一个WTO成员方在履行对第三国义务或者在行使其他条约授予的权利而被迫偏离WTO法时，应适用哪些法律的问题。在WTO范围内，WTO的法律权利或义务不可能让位于源自先订的条约的义务或权利；在WTO争端解决中，不得以行使非WTO法中包含的特权或履行非WTO法中包含的义务，为违反WTO法辩解。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只具有有限的职权，只有在WTO法中有提到或纳入的情况下，它们才被允许适用非WTO法。在WTO争端解决中，绝不能执行非WTO法产生的权利或义务，[20]因为这将导致减少或增加WTO涵盖协定中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至于WTO规则提到或纳入的非WTO法，由于它们与WTO法在同一时间生效，因此也没有第30条适用的空间。[21]

最后，维也纳公约第30条也不宜适用于《WTO协定》与在其之后生效的其他条约的关系，其理由有二：其一，维也纳公约第30（4）条由于第30（5）条而可能不适用，因为彼此间修改WTO协定可以被认为是影响其他WTO成员方的权利，而且，根据维也纳公约第41（1）条，这种彼此间修改不符合《WTO协定》的目的和宗旨，因为它是一揽子交易。其二，第30条的适用可能会导致不同的结果，一方面，取决于加入WTO的日期；另一方面，取决于时间在后的条约生效或通过的日期。[22]那种认为时间在后的条约将仅在争端各方之间改变WTO协定而不影响到其他方的权利的观点是没有说服力的，有悖于WTO法作为一揽子承诺的观念。WTO成员方只有按照《WTO协定》第10条规定的程序才可以这样做。[23]

因此，在国际法中，关于先后规则之间的冲突，后法规则的适用是有限度的。尽管在涉及那些属于有机构性联系或试图促进同样目标的条约（即形成同一制度的一部分）的冲突和重叠的规定方面，后法规则的作用最大，但是，当不同制度的条约之间出现冲突或重叠时，哪一个在时间上靠后的问题不能用来表明它们之间固有的优先顺序。[24]总之，不能机械地适用维也纳公约第30条，在WTO法与非WTO条约之间的关系上，不存在后续的关系，也不存在后法规则适用的空间。

（二）特别法规则

特别法的格言起源于罗马法，它是一个公认的法律解释的格言和解决规则冲突的技术。尽管很难把特别法称为一个有具体内容的规则，但是，该规则背后的理由是明确的：适用最具体的规则是为了落实各当事方的意图，并考虑案件的特殊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一种同意的表示。因此，特别法的适用把注意力指向各当事方的同意和意图，尤其适合于解决条约冲突。[25]适用特别法，可以有效地减损一般规则，这已被国际法院证实了。[26]

在WTO争端解决中，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偶尔也借助特别法规则解释WTO协定。[27]但是，专家组和上诉机构仅在WTO体制内适用特别法规则，即在涵盖协定的范围内，在两个单独的协定之间或在一项协定的文书内。[28]不过，WTO体制内部的冲突主要通过条约解释得到解决，特别法只是作为解决冲突的一个有限和辅助的解释工具和最后手段。但是，对于WTO法与其他国际法之间的冲突，特别法的适用是令人怀疑的，尽管有学者主张特别法规则可适用于WTO条约与其他条约之间的关系。例如，他们认为，如果WTO条约与作为特别法的其他条约，比如多边环境协定发生冲突，该多边环境协定应优先适用。因为它们构成一项特别法，即使它们在时间上先于有关WTO协定。否则，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将永远无法适用多边环境协定，如果这意味着增加涵盖协定下的义务或减少权利的话。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本来可以适用这些协定中的法律，如果它们与争端的事项是有关的。[29]

也有学者认为，在适用特别法规则时，第三方（是WTO的成员方，而不是多边环境协定的当事国）不能主张违反了WTO规则，以质疑多边环境协定的贸易措施。多边环境协定在有关事项方面显然比关贸总协定更具体。根据特别法规则，通常是假设两项协定中更具体的协定优先，即使更一般的协定时间在后，按照这种规定，每当WTO成员方签署了一项多边环境协定授权其他成员方对其实施贸易限制，WTO的规定就应该让位。签署这样的协定的WTO成员，可以很合理地被视为放弃其反对这种贸易限制的法律权利。[30]还有学者认为，WTO成员方可以缔结可能对WTO条约有影响的新条约。这些新的条约可能只是补充或确认原先的规则，但它们也可能终止或暂停WTO规则，或者与WTO规则相抵触。如果它们与现有WTO规则冲突，新的条约规则可以优于相抵触的WTO规则，反之亦然。一切将取决于一般国际法中规定的冲突规则。当然，只有同意新条约的WTO成员才受其约束。不是新条约缔约国的WTO成员方的权利和义务不得受到影响（条约对第三方无损益）。由于WTO条约没有规定排除关于彼此间修改的一般国际法规则，比如特别法。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必须“依赖于”这些一般国际法规则。如果环境规则与WTO规则（例如，GATT第3条和第20条）之间相冲突，适用一般国际法的有关冲突规则解决；如果可适用的冲突规则（例如特别法）确定环境规则优先，上诉机构有责任不适用相冲突的WTO规则。[31]

然而，将特别法适用于规范关系往往不明确的国际法律制度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在国际法中，一项条约明确规定其与先前的、当前的和将来的所有条约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少见的；确定其与其他国际法的关系，更为罕见。虽然特别法规则非常适合于一个单一的条约内或具有相互关系的条约之间的规则冲突的解决，例如由《欧洲人权公约》及其议定书或WTO管辖的条约制度。这是因为在一个条约内或同一制度内的若干协定，在两个规则之间存在逻辑关系：一个为一般的规则，另一个是具体的规则。[32]但是，特别法的适用也是有限度的，它不适于解决彼此独立的规范秩序之间的冲突，如贸易法、海洋法、人权法、环境法等相互之间可能存在的“危险的冲突”。它几乎没有独立的“规范力量”，无法提供任何标准以决定一个法律领域是否比另一法律领域更重要或更特别，更难以建立一个优先顺序。[33]此外，特别法并不是一项实体的国际法规则，可能无助于确定相对于更一般的规则哪项规则是特别的。在确定来自不同法律领域的规则，如环境规则与贸易规则之间的关系上，特别法难以发挥其作用。这个问题已经在欧共体－荷尔蒙案中被提出了，该案的上诉机构认为，预防原则并没有凌驾于有关条约的明确规定，其对WTO也不具有约束力，不论该原则在国际环境法中处于什么地位。[34]

总之，尽管特别法规则在解决WTO体制内部不同规则之间冲突时具有有限的作用，但是，在处理WTO法与其他国际法之间的冲突方面，特别法规则却难以发挥其作用，因为这种跨体制的冲突本身关系复杂和混乱，难以用特别法确定哪些规则是特别的。

三、DSU中隐含的“冲突规则”排除其他国际法的适用

在WTO法与其他国际法发生冲突的场合，哪个规则优先，或者说哪个最终必须适用？当有明确的冲突规则存在时，比如，《联合国宪章》第103条、[35]NAFTA第103条，[36]这个问题最容易回答。但是，如前所述，在WTO法中这类明确的冲突规则为数不多。不过，在DSU中还可找到一些处理WTO法与其他国际法之间关系的隐含的“冲突规则”，而且，在WTO争端解决中适用这些冲突规则的结果是排除了实体的其他国际法规则的适用。

（一）DSU第3．2和19．2条并非冲突规则

DSU并没有对WTO涵盖协定与其他国际法之间的关系做出明确的、直接的规定，但一些学者还是试图从DSU的一些规定中“挖掘”出有用的冲突规则，比如，DSU第3．2条和第19．2条。按照这些条款，争端解决机构（DSB）、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建议、裁决或调查结果不能增加或减少涵盖协定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上述规定被这些学者认为是一条限制WTO裁决机构适用法律的冲突规则。有学者认为，在WTO涵盖协定的规定与任何其他可适用的法律之间冲突的情况下，该规则的功能是确保以涵盖协定的规定为准。其结果与适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93（1）条是相同的，[37]尽管其也认为这一规定并不是一条正常的冲突规则，但是这一规则以这种间接的方式起作用，而不是直接确定WTO争端解决中可适用的实体法，它达到了实际的冲突规则确保某些协定规定的“法律”优先的目的。该学者还指出，第3．2和19．2条规定的“冲突规则”至今已在WTO的许多案件中适用了，尽管还没有提到其在这些规定中的来源。例如，该冲突规则可用来处理涵盖协定与习惯国际法、其他国际协定之间的潜在冲突。[38]一旦一项WTO义务已被确定，第3．2和19．2条中的冲突规则将起到排除非WTO的权利和义务适用的作用。此外，基于这条“冲突规则”的存在，甚至都不必援引维也纳公约第30条了，如果在WTO范围内条约冲突的适用规则已规定在第3．2和19．2条中的这个主张被接受了的话。[39]

不过，对于DSU第3．2和19．2条，另有学者做了不同的解读。其认为，DSU第3．2和19．2条的目的并不在于限制专家组可适用的法律，也不在于处理WTO涵盖协定与所有过去和未来的法律之间的关系。相反，它们处理WTO专家组在解释WTO涵盖协定时必须遵守的固有的限制。在行使解释的司法功能时，专家组可以澄清WTO涵盖协定的规定，但它们不能“增加或减少涵盖协定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换一种说法，作为司法机关，专家组不可以创设新的权利和义务，而必须适用WTO成员方同意的法律。而且，关于专家组职能的这个限制是为格外谨慎起见而规定的。即使没有这项规定，专家组仍将受到一般国际法规定的司法职能固有的限制。一个国际法的法院不可以一般和事先排除考虑除了那些被请求执行的法律以外的国际法规则。在1994年以前或以后的其他法律与WTO规则之间发生冲突的情况下，不必始终以WTO规则为准。DSU第3．2和19．2条的这些规定不应该被解释为专家组、上诉机构和DSB在适用非WTO的其他国际法时，始终都不能增加或减少WTO涵盖协定明确规定的权利和义务。[40]规定司法机构怎样对待法律与规定立法机关（即WTO成员方）怎样对待法律相去甚远。第3．2条规定，WTO司法机构，像任何其他司法机构一样，不能“改变”WTO条约。但是，这并不限制WTO成员可以缔结的或已经缔结的影响它们相互的WTO权利和义务的其他条约的范围。[41]

对此，笔者认为，在第3．2和19．2条中的这项规定，连一条“不正常的冲突规则”都谈不上。它根本就不是一条冲突规则，它只是起到限制WTO裁决机构司法能动的作用而已，而非一项处理WTO法与其他国际法之间冲突的规则。实际上，“增加或减少涵盖协定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的禁止应被解读为限制WTO裁决机构澄清涵盖协定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时不得逾越职权，或者说，是作为对涵盖协定的过于宽泛的解释的一种制约或限制。在WTO争端解决中适用和解释涵盖协定的现有规定时，第3．2和19．2条可用来防止WTO裁决机构解释法律时逾越权限，使WTO成员方精心构筑的权利义务平衡受到破坏。因此，把第3．2和19．2条的规定“上升”为拒绝适用其他国际法规则的冲突规则的“高度”，实乃牵强附会。此外，一方面认为，DSU第3．2和19．2条中的规定应被解释为在澄清WTO涵盖协定的现有规定时，专家组、上诉机构和DSB不能增加或减少WTO涵盖协定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另一方面又认为，WTO裁决机构可以适用其他国际法，这些非WTO国际法规则可以优先于WTO规则，从而改变WTO成员方在涵盖协定下的权利和义务。这显然是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的。无论如何，第3．2和19．2条中的规定不应被解读为是一条排除其他国际法适用的冲突规则。

（二）DSU第7．1、7．2、11和19．1条是冲突规则

有些学者认为，WTO争端解决中可适用的法律不只包括WTO涵盖协定，并且解决WTO法与其他国际法之间冲突的冲突规则来源很广泛。这些冲突规则可在三个不同的地方找到：非WTO条约、WTO条约本身，以及一般国际法。DSU不能被解读为排除援引WTO涵盖协定以外的国际法，也不能被解读为包括一个始终以WTO涵盖协定为准的一般和自动的冲突条款。[42]WTO条约的起草者们本来可以插入一个类似于《联合国宪章》第103条的冲突条款，规定WTO条约优于所有过去和未来的国际法。如果起草者希望WTO条约优于所有其他法律，它们不会这样做吗？例如，它们不会在《WTO协定》中设置一个“不减损条款”，反而要在技术文书DSU中作出规定吗？而且，DSU或任何其他WTO规则都没有规定排除专家组处理并视情况而定适用其他国际法规则。WTO条约和DSU不需要明确提到或确认所有其他可能适用的有关国际法规则，无论它们是在1994年以前或以后。基于DSU是在更广泛的国际法背景下创制和继续存在这个简单事实，这种引用或确认自动发生，其他国际法规则自动适用，除非DSU或任何其他WTO规则已排除了它们。[43]从DSU第7条第1和2款明确提到一些法律（即WTO涵盖协定）推断所有其他法律因而被暗示地排除，是错误的。相反，第7．1和11条暗示在审查WTO申诉时专家组可能被要求援引和适用其他国际法规则。DSU中提到的诉诸涵盖协定不能被理解为排除其他法律。[44]另有一些学者则持相反立场，其认为，在DSU下并非所有的法律都可以由WTO裁决机构适用和执行；[45]这么多次具体提到涵盖协定作为WTO争端解决中可适用的法律，如果成员方还希望非WTO法是可适用的，将是很奇怪的。[46]

笔者认为，处理WTO法与其他国际法之间潜在冲突的冲突规则，除了前述提到的WTO法中为数不多的规定以外，在DSU第7．1、7．2、11和19．1条的规定中还隐含着冲突规则。尽管DSU并没有对“可适用的法律”作出明确的规定，但是，DSU第7．1条规定了专家组的职权范围，并指示其“按照”争端各方引用的涵盖协定的“有关规定”审查提交给它们的事项。第7．2条规定专家组有义务“处理争端各方引用的任何涵盖协定的有关规定”。第11条更是明确规定专家组“应对其审议的事项作出客观评估，包括……有关涵盖协定的适用性和与有关涵盖协定的一致性的客观评估”，该条可谓“白纸黑字”，只提到“有关涵盖协定的适用性”和“与有关涵盖协定的一致性的客观评估”，因此，可将其理解为完全排除了其他国际法的适用性以及与其他国际法的一致性的客观评估。第19．1条也明确规定，如专家组或上诉机构“认定一措施与一涵盖协定不一致”，则应建议有关成员方使该措施符合该协定，这里指向的仍然是“一涵盖协定”，而非其他国际法。上述这些规定从“按照争端各方引用的涵盖协定的‘有关规定’审查”，到“处理争端各方引用的任何涵盖协定的有关规定”，最后落到“评估（或认定）与有关涵盖协定的一致性（或不一致）”上，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WTO争端解决法律适用系统就形成了。

总之，DSU第7．1、7．2、11和19．1条中的规定应该被解读为是避免WTO法与其他国际法之间潜在冲突的隐含的冲突规则。在法律适用问题上，它们明确地完全排除了来自国际法其他领域的实体规则在WTO争端解决中的适用，也就是说，在WTO争端解决中唯一可适用的实体法是WTO涵盖协定的规定。

四、结语

冲突规则的作用在于决定哪些国际法规范应优先适用。但是，《WTO协定》本身没有包含处理WTO法与其他国际法之间关系的一般的冲突条款。在WTO法与非WTO国际条约之间的关系上，不存在后续的关系，也不存在后法优先的问题。即使是在发生冲突的情况下，WTO专家组和上诉机构也不能适用其他国际法。对于WTO法与其他国际法之间的冲突，特别法规则的适用也几乎是不可能的。特别法规则不适于解决彼此独立的规范秩序之间可能存在的“危险的冲突”。也就是说，在处理WTO法与其他国际法之间的冲突方面，难以有国际公法的冲突规则适用的空间。在WTO法中，用于处理WTO法与其他国际法之间关系，除了明确规定的冲突条款以外，在DSU中还可找到一些隐含的“冲突规则”。不过，第3．2和19．2条并不是一条冲突规则，它只是起到限制WTO裁决机构司法能动的作用而已。处理WTO法与其他国际法之间关系的冲突规则隐含在DSU第7．1、7．2、11和19．1条的规定中。从上述规定可以推断，WTO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争端解决法律适用系统，而这个法律适用系统主要是由上述冲突规则构建起来的。

注释:

[1]例如，《生物多样性公约》第22条规定：“本公约的规定不得影响任何缔约国在任何现行国际协定下的权利和义务，除非行使这些权利和义务将严重破坏或威胁生物多样性。”

[2]WTO体制内部的不同规则之间也可能存在冲突。不过，当WTO各涵盖协定中的两个规则发生冲突时，WTO条约有一系列应以何者为准的规定。例如，《WTO协定》与任何多边贸易协定（如GATT、GATS、《TRIPS协定》和DSU）之间产生抵触时，必须以《WTO协定》为准。在GATT1994与《WTO协定》附件1A中的货物贸易的另一协定之间发生冲突的情况下，以另一附件1A的协定为准。

[3]与之相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311条明确规定了公约与其他公约和国际协定的关系。

[4]GATT1994第21．3条规定：“本协定的任何规定不得解释为：……3．阻止任一缔约方为履行其在《联合国宪章》项下的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义务而采取的任何行动。”

[5]《TRIPS协定》第2．2条规定：“本协定第一部分至第四部分的任何规定不得背离各成员可能在《巴黎公约》、《伯尔尼公约》、《罗马公约》和《关于集成电路的知识产权条约》项下相互承担的现有义务。”

[6]《SPS协定》第11．3条规定：“本协定中的任何内容不得损害各成员在其他国际协定项下的权利，包括援用其他国际组织或根据任何国际协定设立的斡旋或争端解决机制的权利。”

[7]GATT1994第25条；GATS第5条。

[8]该宣言规定，GATT1994的规则优先于IMF规则，除非GATT1994本身另有规定。

[9]SeeArgentina–TextilesandApparel，WT/DS56/AB/R，para．69．

[10]Id．，para．70．

[11]Id．，paras．69－74．

[12]参见维也纳公约第30（3）、30（4）和59条。

[13]SeeMavrommatisPalestineConcessions，PCIJ（ser．A），No．2，pp．30－31；ChorzowFactory，PCIJ（ser．A），No．9，p．30；EuropeanCommissionoftheDanube，PCIJ（ser．B），No．14，p．23；RightsofPassageCase［1960］ICJRep．，p．6．

[14]所谓彼此间协定（interseagreement），是指多边条约的两个或两个以上当事国（而不是在所有条约当事国之间）缔结的在它们彼此间修改条约的某些规定的协定。

[15]JoostPauwelyn，TheRoleofPublicInternationalLawintheWTO：HowFarCanWeGo？，AmericanJournalofInternationalLaw，Vol．95，No．3，2001，p．545．

[16]GabrielleMarceau，ConflictsofNormsandConflictsofJurisdictions，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WTOAgreementandMEAsandotherTreaties，JournalofWorldTrade，Vol．35，No．6，2001，p．1095．

[17]SeeUS－Section110（5）CopyrightAct，WT/DS160/R，para．6．41；Japan–Film，WT/DS44/R，para．10．65；EC–Poultry，WT/DS69/AB/R，para．79．

[18]SeeEC－Poultry，WT/DS69/R，para．206．

[19]Id．，para．79．

[20]SeeEC－Hormones（US）（Article22．6–EC），WT/DS26/ARB，para．50．

[21]WolfgangWeiss，SecurityandPredictabilityunderWTOLaw，WorldTradeReview，Vol．2，Issue2，2003，pp．213－214．

[22]例如，A国在1999年签署了《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随后加入了WTO，以WTO规则为准；而对B国来说，作为WTO创始成员方，却以该议定书为准？或者反过来，比如，对C国来说，一个只在1997年加入了《气候变化公约》的WTO成员方，该公约优先于WTO规则；而对D国而言，一个在1992年《气候变化公约》缔结时同意它的WTO成员方，以WTO规则为准吗？这岂不是荒谬的结论？参见前注[15]，JoostPauwelyn文。

[23]参见前注[21]，WolfgangWeiss文。

[24]SeeReportoftheStudyGroupoftheILC，FragmentationofInternationalLaw：DifficultiesArisingfromtheDiversificationandExpansionofInternationalLaw，U．N．Doc．A/CN．4/L．702，18July2006，paras．25－26．

[25]SeePaulReuter，IntroductiontotheLawofTreaties，London：KeganPaulInternational，1995，pp．132－133；IanSinclair，TheViennaConventionontheLawofTreaties（2nd．ed．），Manchester：ManchesterUniversityPress，1984，pp．114－115．

[26]在北海大陆架案中，国际法院认为，“我们十分理解，在实践中，可以通过协定，在特定情况下或特定当事方之间，减损（一般）国际法的规则。”SeeNorthSeaContinentalShelfCases（FederalRepublicofGermanyv．DenmarkandFederalRepublicofGermanyv．Netherlands），ICJReports1969，para．472．在大陆架（突尼斯/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案中，国际法院指出，“在特别协定中各当事方确定海洋法的某些具体发展，无疑是可能的。在特定情况下，在它们的双边关系中，这些规则应作为特别法具有约束力。”SeeCaseconcerningtheContinentalShelf（Tunisiav．LibyanArabJamahiriya），ICJReports1982，para．24．

[27]SeeBrazil－Aircraft，WT/DS46/R，para．7．40；Turkey－Textiles，WT/DS34/R，para．9．92；Indonesia－Autos，WT/DS54/R，WT/DS55/R，WT/DS59/R，WT/DS64/R，paras．14．28－14．34．

[28]在欧共体—香蕉案（三）中，上诉机构指出，专家组应在审查一般规定之前审查特别规定。SeeEC－BananasIII，WT/DS27/AB/R，para．204．美国－反倾销法（日本投诉）案的专家组则认为，欧共体－香蕉案的上诉机构适用了特别法规则。SeeUS–1916Act（Japan），WT/DS162/R，para．6．269．

[29]LorandBartels，ApplicableLawinWTODisputeSettlementProceedings，JournalofWorldTrade，Vol．35，No．3，2001，p．500．

[30]SeeR．Hudec，GATTLegalRestraintsontheUseofTradeMeasuresagainstForeignEnvironmentalPractices，inJ．Bhagwati＆R．Hudec，FairTradeandHarmonization：PrerequisitesforFreeTrade？，Cambridge，Massachusetts：MITPress，Vol．2，1996，p．121．

[31]参见前注[15]，JoostPauwelyn文。

[32]SeeAnjaLindroos，AddressingNormConflictsinaFragmentedLegalSystem：TheDoctrineofLexSpecialis，NordicJournalofInternationalLaw，Vol．74，2005，p．41．

[33]Id．，pp．65－66．

[34]SeeEC－Hormones，WT/DS26/AB/R，WT/DS48/AB/R，paras．123－125．

[35]《联合国宪章》第103条规定：“联合国会员国在本宪章下之义务与其依任何其他国际协定所负之义务有冲突时，其在本宪章下之义务应居优先。”

[36]NAFTA第103条规定：“……2．如果本协定与其他协定不一致，本协定优先，除非另有规定。”

[37]该条规定国际海洋法法庭适用“与本公约不抵触的其他国际法规则”。

[38]比如，在欧共体－荷尔蒙案中，上诉机构认为，“预防原则并不优先于《SPS协定》第5．1和5．2条的规定”。SeeEC–Hormones，WT/DS26/AB/R，WT/DS48/AB/R，para．125．同样，在危地马拉－反倾销案中，专家组指出，在WTO范围内，被申诉方主张的国际公法习惯规则中的“无害的过错”是非法的。SeeGuatemala–CementI，WT/DS60/R，paras．7．40－7．41．

[39]参见前注[29]，LarandBartels文。

[40]参见前注[15]，JoostPauwelyn文。

[41]JoostPauwelyn，HowtoWinaWorldTradeOrganizationDisputeBasedonNon－WorldTradeOrganizationLaw？QuestionsofJurisdictionsandMerits，JournalofWorldTrade，Vol．37，No．6，2003，p．1003．

[42]参见前注[15]，JoostPauwelyn文。

[43]参见前注[15]，JoostPauwelyn文。

[44]SeeLorandBartels，supranote29，pp．499－519；DavidPalmeter＆PetrosC．Mavroidis，TheWTOLegalSystem：SourcesofLaw，AmericanJournalofInternationalLaw，Vol．92，No．3，1998，p．399．

WTO范文篇3

【摘要题】WTO法制专栏

【英文摘要】WhethertodraftnewinvestmentregulationsthroughnegotiationsintheWTOremainsaboneofcontention.ThepaperexaminestherespectivepositionsoftheEuropeanUnion,NGOsandthedevelopingcountries.ThenitdiscussestheadvantagesanddisadvantagesinWTO''''smulti-partynegotiationsoninvestmentregulations.Broaderinternationalparticipation,improvementofthecurrentbi-partyinvestmentagreementsandbalanceofinterdependencearebelievedtobetheadvantageswhiletheunconformityofWTO''''sinvestmentregulationswiththecurrentregionalinvestmentaccordsisadisadvantage.Thepaperholdsthattheadvantagesoutweighthedisadvantages.

【关键词】多边投资规则/WTO/OECD/MAI

multi-partyinvestmentregulations/WTO/OECD/MAI

【正文】

制定一套综合性多边投资规则的理想由来已久，而真正开始将这一理想付诸于实践的努力则应该是1995年起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内举行的有关《多边投资协定》(MAI)的谈判。虽然OECD关于投资问题谈判的结果以失败告终，但是这项令世界各国密切关注的协定的谈判终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教训，可为未来国际社会在这方面新的努力提供前车之鉴。有人分析OECD失败的原因是法国在文化等问题方面坚持了非常保守的态度而德国等国又附和了法国的立场，也有人认为是美国政府所追求的目标太高以致于OECD的29个成员国在众多问题上难于达成一致意见，还有人认为是非政府组织的强烈反对[1]。毫无疑问，上面这些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OECD谈判结果，可这些都不是根本原因。作为局外者，特别是站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上判断，问题症结之所在一目了然。那就是OECD不应该也没有能力作为一项综合性多边国际投资协议的谈判场所。我们承认目前世界上近8成以上的外向投资和6成以上的内向投资都是在OECD成员国之间进行的[2]，但是这改变不了OECD本身作为非全球性国际组织的性质，而区域或诸边层面上达成的协议，要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多边国际性协议并且对国际社会绝大多数成员具有法律约束力，其过程还相当漫长，况且作为富人俱乐部的OECD无论在其试图达到的目标方面还是在谈判所适用的基本方法方面都不可能为OECD之外多数国家所认同。所以OECD的失败是必然的。

当然，OECD的失败并不意味着国际社会不需要有一套统一的投资规则。事实上，如同国际贸易与统一的国际贸易规则关系一样，国际间的投资活动非常需要用统一的投资规则加以规范。这是经济全球化特别是投资贸易自由化趋势之必然要求。实际情形是，通过谈判来制定这种规则的时机已经成熟。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应该制定一套什么样的投资规则。包括OECD投资规则谈判在内的无数国际协议谈判的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一项国际协议的最终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该项规则谈判场所的选择。这里的场所不只是指谈判的地点，而主要是指由谁来主持谈判。谈判场所不同，谈判的参与方可能就不同。OECD的最大教训就是29个富裕的国家“秘密地”聚在一起，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不切实际地为整个世界制定如世贸组织前总干事鲁杰罗称之为“全球经济宪章”的统一的投资规则。

在全球经济日益一体化的今天，已经没有太多人反对统一的多边投资规则。眼下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两个“程序性”的问题上。其一，是在现有的双边、区域或诸边以及多边国际投资安排基础上逐渐发展统一规则还是通过国际谈判尽快制定出这样的规则；其二，如果通过谈判制定规则，那么在什么场所进行这种谈判。

过去，发展中国家多半消极地倾向于支持在现有安排基础上逐渐发展投资规则，而反对即刻在任何国际会议或国际组织场所经由谈判来制定这样的规则。而现实的情形则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正积极地调整自己的战略和策略，希望在未来统一的国际投资规则制定过程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3]。于是，选择什么场所进行统一的国际投资规则谈判已经成为极其重要的前提性的问题。鉴于OECD谈判失败的原因和教训，未来投资协议谈判的场所应该具有更强的包容性和更大的透明度，并且能够在赋予协议参与各方一定程度灵活性和自主权利的基础上实现相对合理的目标。

在今天世界上，可以担此重任的国际组织或国际会议只有世界贸易组织(WTO)和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本文将重点研究在WTO体系中进行该项谈判的各种利害关系，以期为谈判场所的选择提供一种理性参考。

有关WTO作为国际投资规则谈判之场所的各方观点

在是否支持在WTO体系内进行多边投资规则谈判的问题上，不能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作为界限来加以简单的区分。实际情况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我们既可以在支持者占主流的发达国家中听到强烈的反对之声，也可以在反对者占主流的发展中国家中看到支持者身影。了解一下各方针对在WTO内举行有关投资问题谈判所表示的态度，能够帮助我们归纳在错综复杂的表现后面实际存在着的两派针锋相对的意见倾向。

1999年7月28日，位于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负责对外关系事务的副秘书长比特·卡尔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宣称，欧盟委员会已经决定结束在巴黎OECD内的有关MAI的谈判，开始着手在WTO内进行多边投资规则的谈判。比特·卡尔认为，在OECD的MAI谈判与在WTO的多边投资规则谈判之间有一个重大的区别，那就是后者将把谈判的范围局限在外国直接投资(FDI)上而排斥任何与证券投资和其他资本流动相关的问题。比特·卡尔承认目前在外国直接投资(FDI)与其他形式资本之间的差异变得越来越小，但是他认为在一项WTO的协议中做出这样的区分仍然是应该的。欧盟委员会只要求国民待遇原则适用于投资开业以后阶段而不包括开业前阶段，并且希望赋予国家以规范和控制其投资者活动的充分权利从而保证这样的投资活动与它们的国家政策目标一致[4]。在一份提交讨论的报告中，欧盟方面认为在WTO内谈判一项确保世界范围稳定和可预见之投资环境的多边投资协议的时机已经成熟。该报告解释说在WTO内谈判多边投资协议，在争端解决和基本的非歧视原则方面具有不可否认的长处。但是欧盟委员会的报告没有提及在可能的WTO投资规则中投资母国对于其投资者的活动应当承担什么责任和义务。

在1999年2月WTO总理事会上，日本做出了与欧盟委员会相近似的提议。早在1986年埃斯特角城谈判会议上，日本就曾寻求在世界贸易体系内谈判制定影响重大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规则。日本方面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行，投资已经成为企业经营战略的一个重要工具，并且在世界经济中占有更加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外国直接投资(FDI)，它对于确保长期资本流动的稳定，促进技术转让和增进投资母国和东道国经济成长具有重要意义。

美国在埃斯特角城会议和整个乌拉圭回合谈判过程中，一直把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服务贸易和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视为彼此替代且又互为关联的几个重要方面，认为它们可以帮助其实现企业的国际渗透和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控制。不过，在WTO建立以及经由自下而上积极承诺方式谈判而成的《服务贸易总协定》形成之后，美国把注意力转向OECD以期达成一项“高水平”的投资协议。而在OECD投资协议谈判破产以及有明显的迹象表明非政府组织正在强烈地反对在WTO内谈判投资规则之后，美国则开始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生兴趣[4]。其实，美国反对在WTO进行投资规则谈判的立场早在OECD谈判失败前就已经是非常确定的了。这可以从1997年4月一次美国国务院官员的记者专题访谈中得到印证。负责经济和商业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阿兰·拉尔森承认，美国不希望在WTO内进行投资规则的谈判是基于如下两个考虑：首先，美国所期望的高标准投资协议易于在经济文化和价值观念取向一致的谈判对手之间达成，而OECD正是这样的谈判对手的集合，谈判各方不应为目前所遭遇的困难而放弃最后的努力；其次，WTO中许多重要的发展中国家目前没有准备也没有兴趣参与这样的谈判，强迫其做不愿做的事情是很愚蠢的[5]。

非政府组织还在OECD进行《多边投资协定》谈判之时就已经发起规模宏大的抗议活动。从近几年来各种媒体所反映出来的信息分析，非政府组织反对在WTO内进行任何投资规则的谈判，是基于下面理由的。

第一，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是WTO成员国，一旦这样的投资规则在WTO体系内制定，那他们势必都得加入。而这样的协议如果是在OECD制定，发展中国家则还有机会决定他们是否愿意加入。

第二，WTO不是一个民主和透明的机构。发展中国家事实上不能够决定(任何协议谈判的)最后结果。他们中的大多数也不能够参加真正的谈判，而这类谈判通常发生在只有少数重要国家受到邀请的“非正式会议”场合。例如在乌拉圭回合谈判过程中，尽管一些发展中国家强烈反对TRIPs协定的很多方面，但是最终美国仍然自行其是。所以，即使有发展中国家不同意在WTO体系内谈判MAI之类的多边国际投资规则，他们终究还是会被排斥在谈判过程之外，而且这样的规则也终将产生。

第三，在束缚发展中国家履行未来的多边投资规则方面，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将会是非常有效的。因为不遵守协议某些部分的国家可能面临贸易制裁，或者至少面临着接受WTO专家组审判的威胁。所以说，WTO是深受那些可以利用它来强迫不发达国家遵守各种规则的富裕国家欢迎的。

第四，WTO原本设计的目标就是一个贸易组织。它的使命不应该扩张到投资政策和规则。假若MAI之类的投资条约在WTO内谈判，那么WTO现有的原则如国民待遇原则就可能相当容易地伸延到投资领域[6]。

发展中国家在WTO是否应该主持制定多边投资规则问题上的态度是不一致的。这较早表现在对WTO“贸易与投资关系工作组(WGTI)”①拟提交WTO部长会议的报告的有关内容讨论之中②。以韩国、哥斯达黎加、阿根廷、巴西和委内瑞拉等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支持欧盟、瑞士、加拿大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立场，强调外国直接投资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强调外国直接投资对于发展的积极作用[7]。本来，如何评价外国直接投资的作用，似乎与是否支持在WTO内谈判投资协议没有必然联系，但如果把WGTI设立之背景和宗旨等因素作一番考量，是不难看出对于外国直接投资作用评价之积极与否的潜在意味了。

当然，反对在WTO内讨论多边投资规则问题的发展中国家也不少。1996年10月底，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印度、埃及、坦桑尼亚、乌干达、加纳和海地等8个国家联合向日内瓦的WTO提交了一份声明[8]。它们在声明中表达了这样4层意见。第一，WTO部长会议不是研究和讨论贸易与投资关系的合适场合；第二，如果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有关贸易与投资关系的研究和讨论就不应该放在WTO之内，而应在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中进行；第三，WTO内开始的所谓表面上无关紧要的有关投资的“研究工作”，一旦遭遇强压，就会转变成谈判，乃至最后达成协议，WTO的经验可以说明这一点；第四，WTO内任何关于贸易与投资关系问题的研究和讨论应该仅仅局限于对《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的审查，因为这项要求事实上已经成为乌拉圭回合既定议程的一个组成部分。

1999年1月，WTO总理事会举行特别会议，就是否将投资、竞争政策和政府采购等问题纳入千年回合的谈判议程进行讨论。尽管欧盟、日本和瑞士支持将投资问题纳入WTO议程的立场非常强硬，但是许多发展中国家仍然表达了它们的反对意见。在会上，马来西亚代表东盟各国表示，“没有充分理由显示有必要在WTO内制定投资或竞争政策的全球性规则”，“倒是有充分理由证明应该在WTO的工作组内继续就贸易与投资的关系以及贸易与竞争政策的关系进行研究。”[9]

在WTO体系内进行多边投资规则谈判的利与弊

以上所述的各方观点，错综复杂。我们难于从中概括出在WTO体系内进行多边投资规则谈判的利与弊。究其原因，是各方观察问题的角度和评判事务的标准存在着天壤之别。

那么，什么是恰当的观察问题的角度和客观公正的评判事务标准呢？我们以为那种能够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或者资本输出国和资本输入国所共同接受的角度和标准，相对而言就是恰当地观察问题的角度和客观公正的评判事务的标准。只有从这样的角度依据这样的标准对WTO作为投资规则谈判场所之利弊进行分析，才有意义。

1996年2月，WTO前总干事鲁杰罗曾经在联合国贸发会议举办的一次主题为“全球化经济中的外国直接投资”讨论会上发表了一个重要演讲。这个演讲的核心内容是关于经济全球化时代多边投资规则的制定。他认为有一些因素是在制定多边投资规则时应该着重考虑的，也是评判这一工作的标准[10]。这些因素总共有8项，分别概括如下：(1)是否保证国际社会各个层面的充分参与；(2)是否保证既不取代现有的双边投资条约，又不再重新制定与多边国际规则具有相等效果的数以万计的双边投资条约；(3)是否保证将区域和其他更具局限性的安排吸纳到这个不歧视第三方的框架中来；(4)是否保证促进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动，减少这种流动的成本；(5)是否保证增强而非削弱国家决定自己命运的能力；(6)是否保证投资国与东道国相互依存关系的充分平衡；(7)是否保证投资规则的制定是一个关涉共同利益的问题，而不被视为南北问题中的一个问题；(8)是否保证巩固各方对投资、货物和服务自由流动的承诺，并扩大公众的支持。毫无疑问，这些因素并不是所有各方所共同关心问题的全部，但它们是主要的方面。这些因素用来作为我们观察和评判WTO是否适于制定多边投资规则的角度和标准是再适合不过了。参照上面这些因素，我们便不难对WTO主持制定多边投资规则的利与弊进行剖析在利的方面，在WTO进行多边投资规则的谈判首先能够保证比OECD更加广泛得多的国际社会的参与。OECD充其量只是29个富裕或比较富裕的国家的俱乐部。与此相比较，WTO不仅在数量上占有绝对的优势，而且包容了富裕的发达国家和贫穷的或不甚发达的发展中国家。WTO的这一特点非常重要。因为“投资障碍的大部分都存在于不发达国家”[11]，而如果这些国家不参与旨在消除这种障碍的投资规则的制定，那制定出来的规则将具有很大的局限性。退一步讲，即便MAI在OECD内通过，等待它的命运仍然无非有两种：一是吸引非OECD成员国加入，以此增加该协定的适用面，二是在时机成熟的情况下被吸纳到其他多边机制比如WTO之中，成为其组成部分[12]。否则，MAI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在WTO内制定投资规则，就把OECD最大的不足转化为了优势。

其次，WTO的多边投资规则可以弥补现行双边投资条约的不足。不容否认，双边投资条约是目前国际投资立法中的一种主要形式，在保护投资者利益和维护东道国外资管理权利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在实际中，双边投资条约的局限性也是十分明显的。一方面缔约国要根据彼此关系的不同状况缔结为数众多的这类条约以确定不同的保护和待遇标准，即便有的时候各个条约的基本内容大同小异；而在另一方面，投资者为了进入不同的国家则要适应不同的双边投资条约的规定。这就提出了一个如何健全双边投资条约网络的问题。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研究，若要在全球近200个国家之间健全双边投资条约网络，大约需要签订2万多个这样的条约，而目前这类条约的总数尚不及该目标的1/10。而且，即使是这样的目标能够达成，在范围广泛的双边投资条约网络中所存的差异性和复杂性，及其给投资者和各国政府带来的不确定性将更加严重，解决这些问题的代价将更大[13]。所以，通过制定更多双边投资条约来实现对不断发展之中的国际投资的有效规范是不现实的，也不可能达到目的。于是，现行双边投资条约留下的空档就只能由综合性多边投资规则来加以填补了。然而，在这一点上，OECD的MAI即使没有遭遇失败的命运，也没有能力担当此任。它或许可以取代29个OECD成员国之间制定新的双边投资条约的努力，但是无法影响全球范围的所有国家。WTO的情形则不同。随着中国的加入，它的成员涵盖了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其中包括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和经济最活跃的发展中国家。如果在WTO内有一项统一的投资规则，全球范围制定新的双边投资条约的工作势必将逐渐停顿下来。当然这在短时期内并不会使现有的双边投资条约失去存在的意义。毕竟在外国投资者及其投资的保护问题上，一般的趋势是双边投资条约所采用的标准要高于多边规则的规定，后者通常只是取各项双边投资条约之最大公的“数”。

再次，在WTO内谈判投资规则，容易保障投资国与东道国间相互依存关系的平衡。所谓投资国与东道国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我们的理解是它有两层基本的意思：其一是保护外国投资者权利与维护东道国规范外国投资权利之间的关系，其二是限制东道国规范外国投资权利与限制外国投资者权利之间的关系。在现有双边、区域和多边的投资法律制度中，能够有效平衡上述关系者微乎其微。比如各国间的双边投资条约虽然在保护外国投资者权利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东道国规范外国投资的权利，但是在为了确保投资者权利而限制东道国某些权利的情况下，却没有相应地限制外国投资者权利。又比如，国际社会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一直试图制定专门的规则③以限制外国投资者的权利，但是因为发达国家的反对，都没有获得法律的效力。一般发达国家认为，国际投资规则的重心应该是强调东道国对于投资者及其投资的义务而不是投资者对于东道国的义务[3]。只有在WTO体系下，投资国与东道国间相互依存的关系才有可能实现平衡。这是由WTO成员的构成和其谈判议事程序的特点所决定的。根据WTO各项协议形成的经验，在目前阶段多以东道国身份出现的发展中国家，不仅可以在未来的投资规则谈判中运用GATS正面列表承诺义务的“自下而上”的方法，而且还可以要求在该规则的执行中享受非互惠的特别待遇和差别待遇。

另外，在WTO内制定投资规则，有助于讨论和解决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所共同关心的问题。如果说OECD只关心投资者利益而不重视东道国利益的倾向是与该组织的成份和性质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那么可以说WTO注定是一个让两种不同利益相互交汇和协调的场所。诚然，在WTO里发达国家的影响力与其经济实力成正比，但是WTO成员的近2/3为发展中国家，它们的声音也不小。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所共同关心的问题包括：投资增长与投资政策自由化的关系、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以及投资与服务贸易和技术转让的关系等等。无论是从其背景和经验来看，还是从其实际和潜在能力来看，WTO都是讨论和解决这些问题最适合的场所。

然而，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在WTO内制定投资规则也有其弊。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WTO的投资规则难于与现行区域投资协定或安排保持一致，更难于将后者吸纳进来成为一个整体。通常，区域协定或安排都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它们多在社会经济文化和历史背景相近的国家之间缔结或形成。二是它们具有排他的或歧视第三方的倾向。区域投资协定或安排容易产生高水平的投资保护标准，比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与此相对应，WTO作为一个多边性国际经济组织，在其组成方面具有很强的包容性。非歧视性原则体现在它的各个重要的协定之中。即使它在不远的将来能够有机会主持制定一项投资规则，那这项规则也只会是广大成员国特别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妥协之产物，不可能在对投资的保护方面实行如NAFTA和MAI一般高的标准。除此之外，WTO新的投资规则还有一个如何与其内部别的相关协定相协调的难题。比如GATS、TRIMs和TRIPs等协定都有投资方面的规定。新的投资规则是将这些协定的投资规定吸纳进来而以一个独立的协定存在呢？还是作为只具有原则规定的核心性质的协定以履行协调其他各项相关协定之职能？不管是哪一种选择，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第二，在WTO制定投资规则，虽然不会因力量对比等问题而使一般国家的利益蒙受巨大损失，但是也不能保证必然增强国家决定自己命运的能力。就发展中国家而言，情况尤其如此。从宏观上看，所有的国际条约或协定，都是国家主权让与和妥协的产物。国家缔结条约或协定本身就是行使主权。而国家以这种特定的方式做出某一或某些承诺实际上是对其未来行为的一种限制[14]。WTO的情形当然也不例外。从微观上看，在WTO内制定投资规则，主要是为了促进成员国之间投资的自流流动和消除阻碍这种流动的因素，并为投资增长创造稳定的环境。比较起来，由于发达国家在外国投资方面所设置的障碍要少一些，该投资规则对其国家政府活动能力的约束或限制便会小一些。发展中国家则不然。虽然总的来说近一二十年来它们在投资政策法规自由化方面已经迈出了很大的步子，但是远远还没有达到不在乎新的投资规则如何规定的地步。可以这样说，WTO投资规则保护投资的标准的高低，将是与发展中国家政府在规范外国投资的自由度大小成反比例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WTO一揽子计划谈判的方式，有可能在投资规则的谈判中再显神通。发达国家会以在其他问题方面的某种让步换取发展中国家放宽对外国投资的规范标准。发展中国家如果疏于防备难免在不自觉中削弱其政府的行为能力。

至于WTO投资规则是否保证促进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动和巩固各方对投资、货物和服务自由流动的承诺，这要视不同情况而定。一般说来，一项参与面非常广泛的多边投资规则肯定有助于全球范围的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动。但是，以印度前商务部长甘尼圣(A.V.Ganesan)为代表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人士则认为，多边国际投资规则的制定与国际投资的增长，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投资的增长没有必然的关系，决定外国直接投资增长的主要因素是东道国市场的规模、投资的机会、宏观的经济条件、经济发展前景和整体的投资气候。他们的理论也不无道理。至少在短时期内，WTO的投资规则是比较难以明显地影响其缔约国外国投资的增长的。同样，WTO的投资规则也不一定会巩固各方对投资、货物和服务自由流动的承诺。因为这要看各方在参与制定投资规则之前做出了何种承诺，也要看投资规则在有关方面的规定达到了什么样的高度。

以上论述和分析显示，在WTO内制定投资规则的积极因素似乎多于消极因素。如果在不久的将来WTO承担起制定新的投资规则的使命，它从谈判一开始就应该努力化解一切不利的因素，至少将其压缩在最低的限度，以满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共同要求。在这一点上，WTO有两个方面的力量可以借助。

首先是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该机构的职能之一就是“帮助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双边、区域和多边层面的国际投资立法活动”。它在过去几十年里就多边国际投资立法组织召开了无数次的专题研讨会，出版了大量极具影响力的书刊和研究报告④。因为在它的周围积聚了一大批世界级的国际投资问题专家，它可以从技术上对WTO的投资规则制定提供指导。不仅如此，也许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把联合国过去在规范跨国公司行为方面的实践经验借鉴过来，将其中重要的观念转化为WTO投资规则的具体内容，使WTO的投资规则在对东道国和投资人的规定上保持一种合理的平衡。

其次是中国。中国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接受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平均每年外资引进规模约占整个发展中国家的1/3。不论是从自身利益出发，还是站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上，它都有充分的理由参与任何国际投资规则的制定，并且发挥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国加入WTO，作为一个重要的成员，它应该在WTO投资规则的制定中充当一个积极的角色。

伴随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向前发展，国际间贸易与投资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难分。原先主要是以促进贸易发展为己任的WTO，是否会在新的世纪开始之初在注入了新的积极因素之后担负起双重的责任，我们翘首以待。

注释：

①1996年11月WTO新加坡部长会议设立的机构，其目的在于研究贸易与投资之间的关系并为WTO在将来决定是否把多边投资规则问题纳入谈判议程提供重要参考意见。该机构也是WTO成员国内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妥协的产物。

②该项报告于1998年12月已提交到WTO总理事会。

WTO范文篇4

于安主持人李咏

WTO是关于政府贸易管理活动的规则

主持人：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步伐越来越近，国内很多人呼吁要早做准备，那么WTO的法律规则究竟是什么性质的规范？它所规范的主体究竟是谁，是政府还是贸易商？

于安：WTO的规范主要是关于政府怎样管理贸易的，而不是讲贸易商之间应当怎样进行贸易活动和怎样进行交易。对政府规范的主要内容是，第一，减少和逐步消除贸易壁垒。对于允许存在的贸易壁垒，以什么方式使用它们；第二，禁止和消除贸易歧视。对于有歧视内容的政府措施如何处理，对于可能出现的贸易歧视措施如何防范。现在进行的关于中国入世的多边谈判文件，主要是涉及上述内容的。政府做不好准备，我们国家就不能很好地迎对WTO。

从法律的角度来讲WTO，从权利义务的角度看待WTO，法律义务主要是由政府承担的，比如说我们的政府需要遵守承诺来降低关税，开放国内的市场，保护知识产权，要按照有关协定来对待外国的投资和进行外汇管制。而对贸易商来讲，它会获得权利，这些权利主要是对政府的权利。比如国内贸易商会在入世后几年里普遍地获得对外贸易的权利；除了实体上的权利之外还有程序上的权利，比如提起对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诉讼权利。最后，从法律上来讲，承担责任的是政府，而不是贸易商。比如在WTO的争端解决机制（DSB），提起争议的只能是政府，被提起的争议也是政府，原告、被告都是政府，而不是贸易商。在WTO的规则里，政府是主要的义务人，因此政府必须首先要做好法律上的准备。

WTO约束政府行为的基本原则

主持人：WTO的一切规则都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一个市场经济下的政府应该受到那些基本的规则的约束呢？

于安：对于政府的贸易管理，有几个普遍性原则。第一原则是不歧视原则，也就是说对于外国的产品和服务不得歧视。不歧视讲的是政府有关管理措施不得有歧视的性质和内容。首先是在其他各成员方的贸易商之间不得构成歧视；其次是在其他成员的贸易商和本国贸易商之间不得构成歧视，拿我们的政府管理措施来说，在中国和外国的产品和服务之间不得构成歧视，对外国的产品和服务之间也不得歧视，不能厚此薄彼。以前我们在某些情况下根据双边协定来对待贸易商，与不同国家签定的协定很可能是不一样的，待遇就可能会有所不同。入世以后要求对所有的成员都是不歧视的，不能说跟哪国关系好就单独给予优惠。第二原则是透明度原则，入世以后，我国有关和影响贸易的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其他的政府措施都要贯彻透明度的原则并受其制约。透明度的原则包括这些规定必须在生效以前公布、未经公布不得生效；通过评论制度使有关当事人享有参与的权利；还有通知的制度，要将有关规则送到世界贸易组织那里去，通知各个成员方。

转变政府职能改变实现方式

主持人：为了遵守这些规则，政府的职能是否要发生较大的改变？

于安：加入WTO会对中国政府的职能和执行这些职能的方式产生影响。中国市场的培育和发育都与政府有很大关系。例如政府扶持某个行业或者某个区域的发展，有几个办法：一是给政策，给予各种优惠政策；二是给予物质支持，例如出让廉价的土地等等。这些管理经济的方法在入世后可能会有些问题。虽然WTO不一定直接要求改变这些优惠和扶持办法，但是会要求让外国人也要享受这些东西，至少是得到不低于国内同行的待遇。大家都享受优惠，优惠的扶持就没有作用了。WTO要求成员国政府为所有的贸易商提供一个平等竞争的平台，要给各成员方的贸易商提供相同的竞争条件。WTO的目标是贸易自由化，推进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发展模式，当然要推行平等的条件下的竞争。WTO提倡的平等竞争，是公正规则基础上的平等竞争，并不管竞争者本身的实力和竞争条件，所以自由竞争就是优胜劣汰的机制。我国很多企业在实力上低于外国贸易商，没有实力就意味着企业很难生存。所以政府管理经济时应当考虑在规则支配下的国内企业竞争力的提高，而不能只考虑地区利益和部门利益。如果出于地方税收的考虑容许保护假冒伪劣商品，这不是提高竞争力，不但毁灭地方企业的商业信誉，而且是摧毁市场机制的违法行为。着眼点要改，方式也要改。比如如果政府无偿地消除国有企业在银行的呆账，就可能构成WTO所禁止的补贴。因为政府对企业的无偿补贴，对外国的企业就构成了不平等竞争。中国过去扶持产业的办法，现在哪些能用哪些不能用都需要认真考虑。

中央政府承担统一实施WTO规则的法律责任

主持人：进一步来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是否在遵守规则，实现承诺上有不同的职责？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关系上是否也要发生一定的调整？如果一个地方政府违背了WTO的有关规定，那么从法律上来讲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责任又该由谁来承担？

于安：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是否在遵守规则，实现承诺上负有不同的职责？如果一个地方政府违背了WTO的有关规定，那么从法律上来讲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中国的地方保护主义比较严重，阻碍了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加入WTO对改变这种状况会有什么影响？

中国中央政府有义务保证WTO的协定和中国的承诺在中国整个关税区（指的是中国大陆关税区）的统一实施，各地在实施WTO协定方面不能各行其是。地方政府制定的规则或作出的决定，如果是违背了WTO的协定和中国的承诺，在世贸组织来看，这就构成了中国中央政府对WTO的协定和中国承诺的违反，很可能招致其他成员方对我们实行贸易报复，不再履行它们对我国的减让承诺，给整个国家利益带来损害。所以涉及到WTO的问题，地方政府、各个部门一定要服从中央的统一决策。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应当休矣。

中国将继续执行区域发展政策

WTO范文篇5

在程序上，中国完成所有的入世法律程序成为正式成员后，才发生作为一种法律义务履行承诺的效果，包括法律法规的修改、补充等工作。

在内容上，行政机关在中国入世生效以后履行相关义务的根据，首先是中国入世的法律文件，因为这些法律文件专门是对中国写的，规定了中国履行WTO协定的具体权利义务。中国成为WTO成员的根据是《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的第12条，该条规定申请者按照“它与WTO议定的条件”加入该协定。这里说的法律文件是指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议定书》和《工作组织的协定》及其附件。附件1是多边贸易有关的协定，包括货物贸易协定，服务贸易协定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等，附件2是关于争端解决的规则和程序的谅解，附件3是贸易政策审查机制。

二、行政机关实施WTO义务的范围

首先，受到WTO相关文件约束的行政活动范围，是有关和影响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和外汇管制的所有措施，包括中国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国务院的部门行政规章和有权地方政府制定的地方行政规章、各级各类政府和政府部门制定的有普遍约束力的行政决定、命令，以及执行上述抽象行政行为的所有具体行政行为。例如上述所有抽象行政行为都要受到透明度规则的约束，没有经过公布程序的抽象行政行为不得适用；执行上述抽象行政行为的具体行政行为都要按照统一、公正和合理的方式实施，当事人享有提起司法审查的权利。

其次，受到WTO相关文件约束的行政部门，是采取上述行政措施的所有政府部门，涉及到现有行政部门的90％以上。如此大面积的部门参与，重要原因是管理服务贸易的需要。政府管理货物贸易涉及的政府部门数量上相对少一些，原因是国家管理对外货物贸易主要依靠边境措施，涉及的政府部门以海关、商品检验、外贸为多。服务贸易的部门大约有149种，分为商务、通讯、建筑、分销、教育、环境、金融、健康、旅游、娱乐和运输等部门。中国承诺开放的部门相当广泛，涉及这些领域的政府部门都负有履行中国相关义务的责任。

三、行政机关实施WTO义务的原则

行政机关实施WTO义务的内容很多，需要有对WTO要求和中国承诺的总体认识和指导原则，以便把握实施工作的基本走向。

WTO全部规则的宗旨，是通过逐步地减少和消除由各个成员国政府设置的贸易壁垒，消除由各个成员国的政府措施所形成的贸易歧视，实现贸易自由化。WTO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自由贸易体制，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就是在法律上接受了这一体制的要求。市场经济机制和贸易的对外开放，是WTO规则实质所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作承诺的中心，就是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改进我国市场准许入的法律条件和国内市场公平竞争的法律条件，并且经过一定的过渡时期，逐步地达到国际水准。中国入世法律文件的内容，概括起来可以有经济政策、贸易政策和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这三个部分，这也可以是国内行政机关全面把握和执行WTO协定和中国相关承诺的基本思路。

四、国内市场经济机制的建设

国内的市场经济机制，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实施WTO一揽子协定的最重要条件。逐步完善和发展中国国内的市场经济机制，是中国入世法律文件的重要内容。首先需要提到的是，中国国内市场机制的建设要贯彻国民待遇的原则，接受和保护外国产品和服务的竞争权利。因此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要废止并且停止执行法律、法规和其他措施中有关进口商品和国内商品的待遇不符合国民待遇原则的规定，例如要修改《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及其目录，使之符合WTO协定。

政府与价格形成和国有企业的关系，是发展国内市场经济机制的两个基本问题。

1、政府对价格的控制

入世后，中国政府对价格的控制，只能限于中国入世《议定书》附件4的范围。这一附件的标题是受制于价格控制的产品和服务，具体又分为国家定价的产品（例如食用盐），政府指导价的产品（例如稻谷种子、棉花），政府定价的公共用品（例如民用气、自来水、电力等），政府定价的服务部门（例如邮政、电信、旅游点的门票和教育收费等）和政府指导价的服务部门（例如运输收费、专业服务收费等），这一清单要在《价格月报》上公布。

其次，政府定价应当执行非歧视原则，不得构成一种贸易壁垒。价格控制不能用于对国内产业和服务提供者进行保护的目的，不应当导致限制或者损害货物和服务的市场准入承诺的效果；政府定价时，对进口产品实行国民待遇，要考虑出口方的利益。对于政府的国内最高价格控制措施，WTO的《关贸总协定1994》第3条指出，尽管符合本条的其他规定，但是仍可以对供应进口产品的缔约方的利益产生损害效果。因此，实施此类措施的缔约方应当考虑出口缔约方的利益，以期最大限度地避免此类损害效果。

再次，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调整程序。需要举行听证会的，所有企业均可以参加，消费者、经营者和其他利害关系方可以进行评论和辩论；主管部门或者经营者均可以申请价格管理部门调整原来的价格；调整价格应当考虑的因素包括，供求状况，营业成本、对消费者和服务质量的影响。

2、与国有企业的关系

第一，政府不直接或者间接影响国有企业、国家投资企业的商业决策，包括采购或者销售的任何产品的数量、价格或者原产地，除非采用与WTO协定相一致的方式。国有企业或者国家投资企业的采购和销售只是根据于商业的考虑，例如价格、质量、市场销售能力和供应能力。WTO其他成员的企业拥有充分机会，在非歧视条件的基础上，与中国国有企业或者国家投资企业在销售和采购方面进行竞争。

第二，国有企业和国家投资企业的采购不属于政府采购。关于国有企业和国家投资企业为了商业销售目的进行的对货物和服务的采购，或者为了非政府目的采购的全部法律、法规和措施，将不看作是关于政府采购的法律、法规和措施。因此，上述的采购和销售，都遵守《服务贸易总协定》的第2、16、17条和《1994关贸总协定》的第3条。

五、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管理

货物贸易管理的基本问题，第一是政府放开企业的对外贸经营权，第二是减少和逐步消除政府设置的关税与非关税贸易壁垒。

企业的贸易经营权是自由贸易体制的首要问题。中国政府承诺在加入3年以内逐步放开外贸经营权，加入3年内给予在华所有企业以完全贸易权。加入3年后取消外贸权的审批制度，允许所有在华企业和外国的企业与个人（包括WTO成员的个人独资企业）在中国进出口所有货物，除了附件中规定由国营贸易公司经营的进出口产品以外，也包括进口商在中国分销货物。

根据中国入世关税减让表的规定，自加入时起减让对进口产品的关税，并且实行最惠国待遇。中国政府保证海关税费征收，和对进口产品国内税费征收的规定都与WTO的协定相一致。

非关税措施的规定，只能由中央政府颁布，并且只能由中央政府或者经营中央政府授权的地方机关实施，地方政府无权制定非关税措施。

根据WTO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修改有关的行政法规和其他行政规定，并且按照中国的承诺实施有关协定和规定。

六、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这里的主要问题，是普遍性规定的制定和具体行为的实施方式。

按照中国的承诺及时地制定实施WTO协定的行政法规、规章和其他措施，及时修改和废止违反WTO协定的行政法规和规章，并且实行透明度制度。

对于上述规定的实施，将以统一、公正和合理的方式进行。

WTO范文篇6

但冲击是暂时的，是针对某些企业，特别是受到政府高度保护的企业的。事实上，在我们将要加入的WTO中，企业面临的是怎样的一种经营环境，才是我们最应该进行研究的。因为企业只有了解了这一点，才能确定企业长远的发展目标，预见企业经营的结果，也才能充分发挥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作用。这正如外出旅行的人，只有知道了当地的冷暖晴雨，才能确定如何穿衣带伞。

实践中，很多企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并没有完全了解WTO将带来什么，主要原因是因为WTO规则很复杂，企业难以产生兴趣，也难以熟悉。例如，很多企业都不知道，WTO这一法律体制不仅给他们带来了很多商业利益，而且为他们创设了很多权利。本文即试图对这两个方面作一介绍。同时，本文还对企业在WTO中的作用和企业将面临的挑战进行了简要的分析。最后，本文结合具体的协议，就WTO对企业的影响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和介绍。

一、企业可以从WTO中获得的利益

WTO是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体制，其目标就是保持市场开放，为企业营造一个自由、非歧视、可预见、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WTO的一切活动，无论是主持贸易谈判还是进行贸易政策审议，都是围绕这个目标展开的。各国政府经过谈判，改善了市场准入的环境，使企业可以把这些贸易减让转化为贸易机会。

1、给货物和服务的出口商带来的利益

第一、进入市场的安全性

对于货物贸易，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大量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的关税都受到了约束，不再提高。因此，由于关税削减而改善的市场准入环境就有了保障，进口国不会突然采取提高关税或其它进口限制的措施。

对于服务贸易，各国承诺，不会超出各国服务减让表所列的条件和限制而限制外国的服务产品和服务提供者。

这些由于各国承诺的约束而带来的安全性，使得出口商可以在一个确定性的环境下进行投资和制定生产计划。

第二、进入市场的稳定性

WTO要求各国实施统一的规则，各国有义务确保其海关估价和检验符合强制性的标准，发放许可证也必须遵守有关协议的规定，因此提供了进入市场的稳定性。

2、给原材料和其它生产投入的进口商带来的利益

企业为了生产出口产品，往往需要进口原材料和中间产品和服务。WTO的基本规则要求，进口产品支付了关税后，就不应受到进一步的限制，并且在边境所适用的规定，必须与协议所制定的统一规则一致。这些都便利了进口。进口商的需求因此可以不受延迟，并且不会有不合理的花费。此外，关税约束还能够保证进口商的进口成本不会由于关税的提高而有所增加。

二、WTO给企业创设的权利

这些权利包括两个方面，都是企业针对政府所享有的权利。一个是国内生产商和进口商对其政府所享有的权利，另一个是出口商在其利益受到外国政府行为的影响时所享有的权利。

1、国内生产商和出口商的权利

WTO的许多协议都要求成员通过立法，对其国内生产商和出口商规定某些权利。政府有义务根据国内的法律制度实施这些权利。对于另外一些权利，政府则应"尽最大可能"确保有关企业可以充分享受。

应实施的权利包括《海关估价协议》要求政府授予出口商的权利，即在海关对申报的价值的真实性或准确性有疑义时，出口商有权证明这些价值；出口商有权要求海关当局书面说明其申报的价值被拒绝采用的原因，以便对这一决定向更高的当局上诉。

政府应"尽最大可能"保证的权利包括《进口许可程序协议》所指的权利，即许可证应在收到申请后的一段特定时间内颁发，出口商有权期待在此特定时间内得到许可证。

当然，这些权利的实现必须满足规定的条件。例如，企业有权要求政府采取保障措施或征收反倾销、反补贴税，但该企业必须证明其代表足够的产业。

2、出口商的权利

例如，在进口国进行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时，出口商有权提供证据。当然，如果进口国调查当局没有给予出口商这种权利，出口商并不能直接要求更正，而是应当向其本国政府提出，由它与进口国进行双边磋商，并在必要时提交WTO解决这一争端。

三、企业在WTO中的作用

1、有效利用WTO的争端解决机制

了解WTO的制度，有利于企业帮助其政府充分利用WTO的机制，监督各项协议的实施，解决争端。只有在出口企业将营销中遇到的由于外国违反协议而产生的问题提请本国政府注意时，本国政府才有可能在有关的委员会中寻求解决这些问题。此外，政府也只有在企业提出问题并提供有关信息时才能在WTO的争端解决机制中提起诉讼。2、影响未来的谈判

企业的责任并不只限于向政府提出已经出现的问题，企业还可以密切跟踪WTO的活动。值得注意的是，WTO的诸多协议的形成，并不意味着谈判就此结束了。在实施阶段，还常常举行对贸易产生重要影响的谈判，而在对有关协议的实施情况进行审议以决定是否需要修改有关规定时，情况尤其如此。来自企业的反馈对政府修改协议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在WTO决定是否开始新领域的谈判时，企业的意见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企业只有密切跟踪WTO对各项协议的审议以及在新领域的谈判，他们的利益和关注才能在政府那里得到反映。过去，企业跟踪WTO的活动有困难，因为WTO的会议是不对公众开放的，并且这些会议的文件和报告也是有限制的。WTO成员现在正在采取措施扩大透明度，使文件在6个月后例行开放，争端解决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报告也应公布。所有这些文件都在WTO网上对公众开放了。

人们逐渐认识到，代表商业、环保、消费者、商业协会和农民等利益的非政府组织，只要得到定期的通报，则在增加WTO活动的透明度方面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WTO秘书处正通过举办研讨会等方式，增进与民间社团的联系。现在，非政府组织可以参加部长会议的前期会议，WTO秘书处也经常向他们通报大会工作会议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WTO未来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提高其活动的透明度，增加人们的了解。

3、利用自由化的措施

除了帮助政府制定政策之外，企业还有责任通过适当的出口促进和发展的策略，将关税减让和自由化的承诺转化为贸易的机会，而要制定这样的策略，就必须非常熟悉货物和服务方面的减让以及可能带来的潜在利益。

应当指出的是，贸易不会由于关税减让和贸易障碍的消除而自动扩大。企业应当在贸易自由化的条件下，采取适当的贸易发展策略。

四、关于企业在WTO中将遇到的挑战

贸易自由化给企业带来了机会，也带来了挑战。挑战主要是随着关税和其它障碍的消除，国内、国外市场的竞争增加了。企业应当正确认识这些挑战。首先，政府会利用WTO允许的手段，例如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国际收支平衡、国家安全等，保护国内产业。其次，企业应当看到的是，关税、非关税壁垒等贸易保护措施，只是有利于部分企业的，即政府对某些产业进行了特殊的保护。这在客观上对另外一些企业是不公平的。这些障碍消除后，只对这些产业产生了影响，而对其他产业应当是有利的，使所有的企业在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下从事生产和贸易。当然，对于那些曾经受保护的企业来说，更应当看到，依靠政府的保护只是暂时的。企业要在市场经济中得到良好的发展，关键还是靠增强自己的竞争力。

五、WTO具体协议对企业的影响

（一）多边货物贸易协定

新的货物贸易协定包括了农产品和纺织品，使这些产品也受到基本规则的约束，即对国内生产的保护不能使用数量限制的方法，而只能使用关税的方法。谈判还在所有国家的关税约束方面取得了进展，使得关税保持在一个低的水平。这就鼓励了企业进行投资和贸易。此外，关税约束还使出口生产企业在进口原材料时，本国的关税不会提高。

货物贸易协定所确定的国民待遇原则，使得进口产品一旦进入国内，就享受与当地产品同等的待遇，即在进口产品销售、流通时，在税费和标准方面，不会高于对当地产品的要求。

1、农业协议

对于企业来说，WTO的规则开始约束农产品，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农业协议要求进行新的谈判。因此，企业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跟上农产品自由化的进程；任何解决各国在履行其当前的承诺时，管理关税配额的不同方法给出口企业所带来的问题；使国营贸易企业的行为受WTO规则的约束；确保农产品贸易满足有些国家粮食安全的需要。

2、纺织品和服装协议

纺织工业对配额取消的速度可能会感到失望。但配额完全取消后，国际市场的竞争肯定会增强。另外，纺织品限制取消后，其利益在出口国之间的分配也不会是平衡的。因此，纺织工业应具体考虑限制取消后对本行业是否有好处。拥有先进技术的企业肯定会有优势，而那些落后的企业应加快增加竞争力。当然，那些不受限的国家也应考虑来自其他国家的竞争。

另外，很多企业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发达国家的市场。但随着发展中国家关税的降低，对纺织品的需求将有所增加。因此，企业应注意到这一发展趋势。

3、技术壁垒和动植检协议

两个协议都鼓励成员参加国际标准化的组织。但发展中国家政府由于资金和技术方面的原因，参加这些国际组织的活动并不积极。因此，企业应开展科研活动，推动政府参加这些组织的活动。协议要求政府所采取的技术和动植检措施不构成对贸易的障碍；国内外生产商应有权对有关规定的草案提出意见。协议还要求公布有关措施，并通报WTO秘书处，确保更大的透明度，以实现这一目的。

4、投资措施协议

协议覆盖的范围是有限的。协议只指出了5种不符合GATT的措施，而对其他措施则没有明确禁止，例如，各国可以要求当地投资者的持股比例，要求外国投资者提供先进技术和在当地进行适当的研发活动。

协议要求取消当地含量的要求，这对国内有些企业可能会有所影响。但取消当地含量的要求可能会更多地吸引外资，因此很多国家都在主动考虑取消这一要求。

5、反倾销、反补贴协议

了解这些规则，可以预先采取措施，防止外国采取反倾销和反补贴的措施。企业应尽量避免出口价格低于其国内价格，但如果这两个价格之差是微不足道的，进口国调查当局也不会征收反倾销或反补贴税。调查当局会考虑出口国的产品在总进口中所占份额，因此，当外国可能进行反倾销调查时，出口企业就应当控制对其出口的数量，或者将贸易转向其他的市场。

调查开始后，出口企业及其所在商会或协会有权进行抗辩。出口企业有义务提供生产成本和其他情况的资料，填写问卷。出口企业与调查当局合作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是否征收反倾销税是根据每个企业的情况决定的。

协议还要求调查当局将开始调查的情况通报出口国政府。出口国政府有权提供证据，保护其出口商的利益。抗辩的法律和经济成本很高，常常超出中小企业的承受能力，因此有必要寻求政府的帮助。

协议带给企业的另一面是，保护其利益免受外国产品不公平价格行为的损害。受影响的企业可以请求本国的主管部门对进口产品征收反倾销税或反补贴税。但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反倾销或反补贴申诉是由于长期受到高水平保护的国内产业不能适应高关税和其他壁垒消除后的情况。因此，对协议的理解也有助于企业正确使用自己的权利。

另外，反补贴协议协议禁止采取出口补贴，因此，现在从政府补贴受益的企业应当做好相应的准备。当然，政府也应当研究有些可以采取的补贴，对企业进行适当的帮助。

6、海关估价协议

协议的基本目的是保护诚实商人的利益，海关应使用进口商实际支付的价格作为征税的依据。协议承认，对于同一产品，不同的进口商可以有不同的价格，价格的不同本身不足以让海关否定交易价值。海关只有在有理由怀疑进口货物申报价的真实性或准确性时，才能解决使用交易价值。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海关也应与进口商进行协商，进口商也有权要求证明其价格。

除此之外，协议还要求各国通过立法给进口商提供以下权利：在确定海关价值有延误时，撤回进口货物；要求海关对秘密资料进行保密；可以就海关的决定提起诉讼。

7、装船前检验协议

依靠检验公司核定价格，只是一种临时的做法。协议的目标是使海关具备监管的能力。

协议设立了审理申诉的机制，出口商可以要求进行独立的审议。

协议还有利于加快货物的清关，减少海关的腐败。

8、原产地规则协议

采用统一的确定原产地的标准，将解决出口商今天面临的许多问题，特别是现在使用配额的纺织品问题。统一化还将消除各国原产地规则的差异，从而减轻出口企业的行政负担，对受到数量限制的产品不再需要满足不同国家的标准。

9、进口许可程序协议

协议要求进口国采取公正的原则和程序颁发许可证。因此，出口商和生产商都会从中受益。出口商还有权要求许可证应在规定的时间内迅速颁发，并且不会因为细小的文件方面的错误而受到处罚。

10、保障措施协议

根据协议的规定，进口国政府不能再要求出口国政府让其企业通过自动出口限制的方式限制出口，企业也不能自己建立这样的安排。

另外，进口国的企业则可以要求其政府采取保障措施，保护其商业利益。

（二）服务贸易总协定

在乌拉圭回合及其后举行的谈判中，各国已经迈出了国际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第一步。但与货物贸易不同的是，不可能对服务贸易自由化将产生的贸易影响进行量化分析，因为服务行业没有等同于关税的东西，并且服务贸易的保护是通过歧视外国服务提供者的国内立法实现的，消除这些保护措施所能产生的影响也不易量化。但人们普遍认为，多数国家都承诺不撤回或修改其已采取的自由化措施。因此，出口服务的企业可以从这些承诺中获得安全进入外国市场的好处。而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服务业，则有以下好处1、有利于服务业的发展

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服务产业，主要的好处来自竞争的增加所带来的效率。外国电信、银行和保险等服务业的进入，将促使受到高度保护的国内产业采取新的措施，提供更好的服务，从而提高自己的竞争力。服务业的改善不仅对公众有好处，而且对出口制造业也有好处。制造业在国际市场上是否有竞争力，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国内的电信、金融等服务业的效率。

发展中国家的服务业还可以从开放中得到与外国服务业合作的机会，从他们的先进技术中受益。本国服务业可以利用政府在谈判中对服务业市场准入所设限制，要求外国合作者提供先进技术，培训员工。

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与外国企业商谈合作时，遇到的一个很大问题是不熟悉服务和技术的商业性和技术性内容。WTO服务贸易协议就要求发达国家建立联系机构，为发展中国家的服务业提供有关信息。

2、发展中国家的服务业将从WTO中获得新的出口机会。

发展中国家的服务业是劳动密集型的或者需要技术高度熟练的人员。从这些比较优势看，发展中国家以下产业的贸易将得到很大的发展：商业服务，包括管理咨询服务、计算机服务、职业服务和租赁服务；建筑和工程服务；教育服务；环保服务；健康服务；旅游、旅行服务；娱乐、文化和体育服务。

在已经结束的服务贸易谈判中，很多成员都承诺允许自然人流动，而不要求设立办事处或公司。有些发展中国家的已经通过有技术的自然人的流动输出计算机软件和健康方面（护理）的服务。当然，在有些成员作出承诺时，对其公司雇佣临时的技术人员都附加了一些条件，例如要求本国公司只与那些外国的法人签订合同。因此，在向国外提供服务方面，设立公司远比单干有优势。

另外，服务贸易的谈判也为发展中国家之间相互提供服务和进行合作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各国都在服务业方面作出了一些承诺，但这些承诺都是与国内的法律相联系的：有些只是确认了现有的做法，例如批准设立分公司或子公司；有些在是接受了新的义务。因此，服务业应将各国的服务减让表与其国内立法对照看。当然，WTO要求各成员建立咨询机构，可以使企业获得这方面的资料。

三、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知识产权协定将在很大程度上统一世界知识产权的保护标准。该协定对执法的要求也将使知识产权在国内和边境的实施得到加强。

知识产权协定对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企业的影响，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即挑战和利益。

1、挑战

本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将发生变化。例如，协定规定专利保护期为20年，计算机程序和软件应象文字作品一样受到版权法的保护。到2005年，对药品和农用化学物质也也应提供专利保护。这都要求有关发展中国家国家的法律进行修改。因此，企业应对这些法律变化做好准备。

2、利益“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知识产权协定将为企业带来很大的利益。

第一，鼓励发明创造。对知识产权加强保护，会鼓励发展中国家的发明创造。

第二，在商业条件下进行技术转让。保护知识产权将促进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与外国企业建立合资或合作的关系，以在商业的条件下获得技术。实践证明，知识产权保护好，就能吸引更多的外资，并且鼓励外资在东道国进行更多的研究开发。这样，东道国的企业就能够在更大程度上影响这些研究的内容和重点。虽然在短期内药品和化学品等企业会付出更高的代价，但从长期看，对发展中国家的创造性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WTO范文篇7

关键词世贸组织环保条款

90年代，伴随着全球范围内日益高涨的环保潮流，国际贸易也被打上了深重的环保烙印，世界贸易组织（WTO）作为主管世界贸易的多边机构对环境与贸易的关系作了概括，指出：“各参加方为了保护和维持环境的需要，为了实现持续发展的目标，各方通过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上所处的地位和需要相符合的方式来增强达此目标的手段。”这一思想原则也体现在世贸组织的相关协议中，我们称之为环保条款。但在实际运作中，这一原则并未真正得以实现，一方面是由于WTO对贸易与环境关系所做的仅是一般性的、粗略的概括，缺乏明确的约束性规范，更重要的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经济发展、技术水平等方面存在的诸多差异使环境与贸易问题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定的冲突和矛盾，发展中国家的贸易由此受到不利的影响，认真研究世贸组织的环保条款及其在实际运作中的缺失，对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发展的新形势下维护正当的贸易利益、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if!supportLists]-->一、<!--[endif]-->世贸组织的环保条款

WTO是GATT和乌拉圭回合谈判的一项重要成果，也是GATT运作47年后的一次飞跃，其中的环保条款仍以GATT中第20条“一般例外”中的（b）款和（g）款为基础。根据该条规定，“只要不对情况相同的缔约方构成武断的或不合理的差别待遇”，或“不对国际贸易隐蔽的限制”，任何缔约方都有权采取“保障人类、动植物的生命和健康所必需的措施”［即（b）款］和“与国内限制生产与消费的措施有效配合，为有效保护可能用竭的天然资源的有关措施”［即（g）款］。

新修订的《贸易技术壁垒协议》、《卫生与植物检验措施协议》以及《服务贸易总协定》都依照GATT第20条的“一般例外”条款的基本原则赋予各国为保护环境而采取措施的合法性。如《技术贸易壁垒协议》中规定：“不得阻止任何成员方按其合理的水平采取为保护人类和动植物的生命和健康的必需的措施”。《卫生与植物检验措施协议》甚至更进一步，其第5条第7款引入了“预防原则”，即在成员方当时找不到足够的“科学依据”以判断所采取的保护措施的“必要”程度时，可以在“得到的有关资料的基础上临时地采取卫生或植物检疫措施。”

WTO将环境保护作为国际贸易的例外条款，其宗旨是为维护和改善全球环境、促进国际贸易的可持续发展，但WTO中对贸易与环境的关系仅作了粗略的一般性的概括，仔细分析有以下不完善的地方：

第一、这些条款均强调了“环保例外权”，表明环保权是成员方的一项当然权利，这就为各成员方以环境保护为由采取贸易保护措施提供了多边的合法性。如今，借助于上述过分强调“环保例外权”的环保条款，发达国家能够更“正当地”在贸易中设置环保壁垒。

第二、这些条款缺乏有效的、明确的约束性规范。对于何为“情况相同”，什么叫“武断的”、“不合理的”、“隐蔽的”，均没有具体精确的衡量标准；对一些关键词如“必需的措施”、“有效配合”内涵和外延的规定均过于笼统，这就使得环保条款在实际操作中有很大的自由度，从而难以避免和有效遏制“环保例外权”的滥用。

<!--[if!supportLists]-->二、<!--[endif]-->发达国家借环保之名实行的贸易壁垒

GATT经过八个回合的谈判，使得各缔约国的关税不断调低，非关税壁垒也在逐渐减少。而环保措施存在的不完善性为缔约国各方创造了新的灰色区域，使得已经乌拉圭回合强化的非关税壁垒又以新的绿色保护的形式出现。这为发达国家实行新的贸易壁垒，削弱发展中国家日益增强的国际竞争力提供了可乘之机，他们利用经济实力强、环保水平高的优势，在WTO的政策空间内制定和实行了种类繁多的环保措施，使得经济发展水平低、资金不足、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难以应付，从而形成了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壁垒：

1、苛刻的环境技术标准。发达国家对出口产品初使原料的准备、生产制造、包装销售及消费者使用和废物处理都做了严格的环保要求，发展中国家为达到这种标准，除了要花费人力、物力、财力，更有技术方面的障碍，这样就导致了产品成本增加，影响了竞争力，甚至由于技术上达不到发达国家所定的标准而被拒于市场之外。

2、绿色环境标志。此标志只有商品质量和环境标准均达到发达国家的规定才可取得，且各发达国家实行的环境标志在国家间也相互认可，如德国的“蓝色天使”，日本的生态标志，欧盟的CE标签等，而发展中国家由于技术水平不高，取得认证难度很大，据我国外经贸部统计，由于发达国家绿色环境标志的广泛使用，我国将减少40亿美元的外汇收入。

3、绿色包装制度。如98年9月美国农业部签署一法令，要求所有来自中国的木制包装必须有检验和检疫证书，证明其已经过防腐、薰蒸处理，以防止病虫带入美国。中国认为这种处理步骤将会对中国造成新的环境污染，并且目前国内的技术水平也难以达到美国的标准，由此引起的贸易磨擦不断，预计中国将因此遭受180亿美元的贸易损失。

4、绿色检疫制度。目前一些发达国家对此项制度的规定已经超过了环保目标的要求，加之WTO《卫生与植物检疫措施协议》中的“预防原则”，使得卫生检疫制度更加苛刻和难以把握。另外，发达国家还以征收环境进口附加税、实行贸易许可证制度等形式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进行限制。

我们并不否认环保意识渗透到国际贸易中的积极作用，从长远看，它必将有利于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发展中国家也会从中受益。但目前发达国家无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低、环保技术落后的现实，片面强调“环保例外权”的作法，使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简要回顾世界工业化的发展史，可以看到，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发展是以掠夺殖民地国家的资源、肆意污染环境而不负担任何成本为起点的。历史的原因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目前不得不面临自然环境脆弱和经济发展落后的双重困扰，而发达国家经过长期的工业化发展积累了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技术优势，理应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状，并给予资金、技术的多方援助，促进世界范围内经济的共同发展。然而发达国家从本国情况出发制定各种高水平的环保措施，却限制了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削弱了贸易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环境保护越来越难以得到源自经济实力增强带来的技术和资金上的支持，更难以应付发达国家日益提高的环保标准，陷入不可持续发展的恶性循环。

<!--[if!supportLists]-->三、<!--[endif]-->发达国家不合WTO原则的作法

发达国家虽然不断地援引WTO中的环保条款，强调国际贸易中的环境保护，限制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但在开发和使用资源、向发展中国家投资建厂和转移污染产品、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环保方面的资金和技术援助等方面并没有真正贯彻执行WTO中的国民待遇原则和对发展中国家的差别待遇原则。

1、据统计，发达国家人口占世界的20%，却使用着全世界80%以上的自然资源，而其发展经济所需要的许多重要资源几乎都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如日本，为了优化本国的生态环境，每年从东南亚、拉丁美洲等国家进口数千万立方米的木材，其贸易量占世界木材贸易的52%，发达国家的这一做法导致了近几十年来，发达国家森林资源不断上升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热带雨林国家）森林资源的退化和衰竭，显然违背了WTO中“按照持续发展目标使世界资源得到最优利用”的原则。

2、发达国家在向发展中国家投资设厂时，对国内和国外的厂商实行双重环境标准。例如日本，将60%以上的高污染产业向东南亚及拉美国家转移，目的是实行远低于国内的环保标准，以逃避国内苛刻的污染处罚，获取超额经济利益。94年，美国环保署规定，自95年1月1日起，从国外进口的汽油，其有害物质的含量要降到很低的标准，而国内的厂商可在一、两年内逐步达到这一标准。相反，若发展中国家出于对环保和本国企业负担的双重考虑对国外进口产品和外国企业提出较国内更严格的环境要求时，则会受到“违反国民待遇的指责”。例如93年，我国化工部环保局就因对进口化工产品制定了比国内产品更严格的环境标准而很快在当时的复关谈判中被指责为“违反国民待遇原则”。

3、发达国家向境外转移有毒废气物和污染产品。据联合国环境署统计，工业发达国家产生的废气物占全球产量的95%，86年到98年间共有350万吨运往亚、非、拉地区。又如，美国法律禁止在国内使用涕灭威、杀虫脒等有毒杀虫剂，但并不禁止企业对这些有毒产品的出口，从91年到94年，美国向10个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出口了2600万吨有毒杀虫剂。这一作法显然与发达国家所倡导的环境保护背道而驰，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恶化，同时也增加了发展中国家履行国际义务的难度。

4、世贸组织中虽然规定了技术方面的透明度原则，《贸易技术壁垒协议》中也要求成员方尽早公布环境方面的技术规定及提供咨询服务，但发达国家并无实质性的行动，据统计，发达国家并不愿向发展中国家转让环保技术，而宁愿推销环境产品，如日本、德国、北欧等，因为他们不愿在技术转让后受到发展中国家低廉同类产品的竞争。至于资金援助的问题，发达国家虽曾在92年里约热内卢会议上原则承诺，将拿出GDP的0.7%用于帮助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治理，而实际上，这一比例仅为0.25%左右，总额仅有500亿美元。

如何协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冲突，实现公平贸易与自由贸易的统一，一直都是WTO立足解决而尚未解决的难题，使得WTO中的诸多条款在实施中一直存在着向发达国家利益倾斜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在利用WTO基本原则、维护正当利益时常常处于劣势。因此，WTO还需对环境与贸易问题作深入持久的探讨，特别是要进一步完善对发展中国家的差别待遇原则和发达国家提供技术、资金援助措施，加强对WTO基本原则履行的有利监督使WTO中的环保规范最终向着更详尽、更有效、更公正的方向发展。

<!--[if!supportLists]--><!--[endif]-->四、给发展中国家的几点建议

针对发达国家实行的新贸易保护措施和不合WTO原则的若干作法，为维护发展中国家经济贸易的正当利益，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发展中国家应当意识到保护和改善环境涉及到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每一个国家都责无旁贷。虽然受技术与资金的限制，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在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中做出取舍，但经济发展绝不可以成为破坏环境的理由，如果发展中国家不注意环境保护，甚至破坏环境，最先受害和受害最深的往往还是自己。

2、尽可能参照国际标准制定实施国内的环境法规和标准，加强国内的环境保护和管理，控制污染产品和污染产业的转移，制定实施绿色产业政策与持续发展战略，努力使出口产品逐步符合国际环保的标准与要求，以高质量的环境友善产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3、积极参与多边贸易体制中关于贸易环保问题所进行的讨论和谈判，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要求，警惕和抵制以环保为名的贸易保护主义及发达国家的不合理作法，并在多边谈判的基础上纠正现有环保条款的缺失，与发达国家成员共同制定能够真正顾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现状与要求的公正合理的环保条款。

4、加强国际间的环保交流，既要积极争取发达国家的环保技术与资金援助，又要积极加强发展中国家间的环境技术合作与交流，推动各国环境资源的有效开发利用和环境保护。

参考文献：

①《世界贸易组织惯例与中国涉外经贸》汪尧田邵望予汪明著

②《可持续发展导论》孙志东等著

③《乌拉圭回合谈判最终文件草案》1993年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

④《环境保护措施对发展中国家市场准入的影响》1996年2月《世贸组织动态与研究》

WTO范文篇8

中国法学会WTO研究会副会长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于安

主持人提示：

历史往往有意无意间忽略了过程，而把瞬间变成了永恒。世人将会永远记住2001年11月10日这一天！接受并在中国国内实施WTO协定，将使中国在法律上成为实行贸易自由规则的国家。这一变化，不但将使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有了新的发展方向和内容，而且要求国家执法职能通过进行相应的调整，以保证中国的入世承诺得以正确实现。国家执法部门如何履行中国承诺的WTO义务？本刊特别约请WTO专家于安教授进行撰文。作者根据WTO协定和中国的承诺，阐述了我国执法部门实施WTO规则的范围，并提出实施WTO规则的重点是执法部门采取的普遍性措施，中心是法院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

适应和实施WTO规则的基本认识

WTO法律规则是体现贸易自由化要求的多边规则。通过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实行贸易自由化，以继续推进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实现发展目标，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基本出发点。履行WTO相关规则的法律义务，不仅需要在经济和贸易管理上按照贸易自由化规则的要求更新经济结构、经济体制和经济机制，而且需要发挥国家执法部门的职能，为贸易自由化规则在中国国内的实施提供秩序保障和法律公正。

1．适应和实施WTO规则的整体性

我国执法部门实施WTO规则，具有国家行政执法、司法职能适应经济体制变革的整体性质。我国加入WTO以后执法工作所要适应的，是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实行贸易自由化条件下的新的市场经济体制，执法部门受到的影响不是局部的。认识和处理我国执法工作与WTO规则的关系，不应当拘泥或者局限于个别的或者具体工作的改进和适应，眼界要放宽放远。我们要像上世纪90年代初实现执法工作适应建设市场经济转变那样，来对待今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新任务。

1993年我国修改宪法确立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还没有像今天这样明确地提出我国的市场经济建设与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关系问题，建设市场经济的眼光和目标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到国界和经验的限制。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承诺接受WTO规则，解决了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如何建设市场经济这一带有方向性的重要问题，是实施宪法第15条规定发展我国市场经济和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步骤。WTO规则是自由贸易制度的法律表现，中国承诺接受世界贸易组织的全部规则，表明中国接受了WTO所实行的自由贸易制度。这些自由贸易规则，实质上是多边化的市场经济规则。因此，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将有一个巨大和显著的变化，执法部门的任务就是适应这一变化。

2．适应和实施WTO规则的长期性

执法部门实施和适应WTO规则不仅具有整体性，而且具有长期性。这是因为：

第一，主观上，许多成员国将实施WTO规则过程当做拖延贸易保护主义争取本国竞争机会和竞争优势的过程。只要不构成对国际条约的强制性违反，成员国对WTO相关规则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对本国是否有利作为标准。WTO总部的工作，大约70％是处理贸易摩擦和贸易争端。这些摩擦或者争端，是由各个成员国国内立法性措施与WTO相关规定的冲突引起的。

第二，客观上，WTO规则本身的框架性和原则性使得各个成员国的国内实施性立法不可能一次性到位。1995年才开始运作的WTO到现在只有几年的时间，还来不及对全部规则作出解释。各个成员国要么维持现状，要么按照自己的理解和需要进行国内的实施立法，等到发生贸易争端诉诸WTO并且由后者作出裁决以后再考虑改正。实际上，这一过程已经为国内相关产业的调整赢得了时间。

第三，WTO所追求和实行的贸易自由化是一个历史过程。贸易自由化目标需要在不断克服成员国政府设立的贸易壁垒和贸易歧视中实现，在此过程中就不得不容忍一些经过全体协商一致允许保留的贸易壁垒。如何使各个成员政府正确使用所允许的贸易壁垒，以不断推进WTO所追求的贸易自由化目标，法律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基于上述原因，执法部门实施和适应WTO也应当是长期的，分阶段的，有轻重缓急的过程。过于急躁、意图一次性完成的意识，不但无助于实现这一过程，而且可能有害。

经过几十年来的立法努力，我国执法部门的工作目前已经基本上有法可依，为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为外国在华投资和进行货物与服务贸易提供了法律保障。但是这些法律的制定，主要还是以双边贸易和有限的贸易规模为背景，没有或者极少考虑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实行贸易自由化的问题。贸易自由化将使外国产品在中国国内交易销售和提供服务的规模加大，经济活动中的涉外因素比例也将扩大，必将提出相关权利保护和维护正常社会秩序等一系列法律问题。这些法律问题有的是过去已有的而且我国已经积累了处理经验的，现在面临的只是量的增大问题；有的则是在新开放领域遇到的新问题。这些问题需要按照WTO的规则进行处理。

执法部门实施WTO规则的范围

从WTO的宗旨和规则本身看，WTO规则的义务主体是成员国中能够运用国家或者政府职能管理贸易和贸易相关事项的机构，包括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甚至某些非政府机构（例如制定和技术标准的非政府机构）。就执法部门来说，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部门和司法行政部门都会包括在内。

法院和检察院

按照诉讼程序分类，民事、刑事和行政都涉及WTO规则的实施问题。根据WTO协定的规定，刑事和民事诉讼主要是执行保护知识产权的职能，在知识产权保护以外的其他职能与WTO只是间接的关系，不会出现对WTO规则的直接违反。司法机关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在我国执行WTO规则任务的整体上来看是相对简单的领域。因为：WTO关于知识产权的规定，在WTO规则中是最有具体性统一性的部分，我国国内的相关立法已经或者正在与它的规则一致起来，甚至可以说一致性的程度已经比较高；知识产权问题属于“与贸易有关的事项”，虽然有时也会成为矛盾的焦点，但是它毕竟不是WTO制度的主体部分。行政诉讼执行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职能，在法院、检察院实施WTO规则的任务中处于中心的位置。它涉及的问题比较复杂，需要在下面进行专门的讨论。

公安部门

公安部门除了刑事侦察职能涉及执行WTO知识产权保护职能以外，它的行政管理职能，包括治安、消防和出入境管理等都会不同程度地、直接或者间接地涉及对WTO规则的实施，有可能出现对WTO规则的违反。例如对外商或者中外合资合作单位经营的治安和消防管理，特别是对饭店、商店、运输、金融的经营活动，对易燃易爆等可能危害公共安全产品的生产、仓储、运输、销售的管理。手续繁琐、收费不当等现象都可能构成对正常贸易经营活动的所谓“贸易壁垒”，从而可能构成对WTO规则的违反。

WTO范文篇9

【摘要题】WTO法制专栏

【英文摘要】WhethertodraftnewinvestmentregulationsthroughnegotiationsintheWTOremainsaboneofcontention.ThepaperexaminestherespectivepositionsoftheEuropeanUnion,NGOsandthedevelopingcountries.ThenitdiscussestheadvantagesanddisadvantagesinWTO''''smulti-partynegotiationsoninvestmentregulations.Broaderinternationalparticipation,improvementofthecurrentbi-partyinvestmentagreementsandbalanceofinterdependencearebelievedtobetheadvantageswhiletheunconformityofWTO''''sinvestmentregulationswiththecurrentregionalinvestmentaccordsisadisadvantage.Thepaperholdsthattheadvantagesoutweighthedisadvantages.

【关键词】多边投资规则/WTO/OECD/MAI

multi-partyinvestmentregulations/WTO/OECD/MAI

【正文】

制定1套综合性多边投资规则的理想由来已久，而真正开始将这1理想付诸于实践的努力则应该是1995年起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内举行的有关《多边投资协定》(MAI)的谈判。虽然OECD关于投资问题谈判的结果以失败告终，但是这项令世界各国密切关注的协定的谈判终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教训，可为未来国际社会在这方面新的努力提供前车之鉴。有人分析OECD失败的原因是法国在文化等问题方面坚持了非常保守的态度而德国等国又附和了法国的立场，也有人认为是美国政府所追求的目标太高以致于OECD的29个成员国在众多问题上难于达成1致意见，还有人认为是非政府组织的强烈反对[1]。毫无疑问，上面这些因素都在1定程度上影响了OECD谈判结果，可这些都不是根本原因。作为局外者，特别是站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上判断，问题症结之所在1目了然。那就是OECD不应该也没有能力作为1项综合性多边国际投资协议的谈判场所。我们承认目前世界上近8成以上的外向投资和6成以上的内向投资都是在OECD成员国之间进行的[2]，但是这改变不了OECD本身作为非全球性国际组织的性质，而区域或诸边层面上达成的协议，要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多边国际性协议并且对国际社会绝大多数成员具有法律约束力，其过程还相当漫长，况且作为富人俱乐部的OECD无论在其试图达到的目标方面还是在谈判所适用的基本方法方面都不可能为OECD之外多数国家所认同。所以OECD的失败是必然的。

当然，OECD的失败并不意味着国际社会不需要有1套统1的投资规则。事实上，如同国际贸易与统1的国际贸易规则关系1样，国际间的投资活动非常需要用统1的投资规则加以规范。这是经济全球化特别是投资贸易自由化趋势之必然要求。实际情形是，通过谈判来制定这种规则的时机已经成熟。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应该制定1套什么样的投资规则。包括OECD投资规则谈判在内的无数国际协议谈判的经验告诉我们，任何1项国际协议的最终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该项规则谈判场所的选择。这里的场所不只是指谈判的地点，而主要是指由谁来主持谈判。谈判场所不同，谈判的参与方可能就不同。OECD的最大教训就是29个富裕的国家“秘密地”聚在1起，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不切实际地为整个世界制定如世贸组织前总干事鲁杰罗称之为“全球经济宪章”的统1的投资规则。

在全球经济日益1体化的今天，已经没有太多人反对统1的多边投资规则。眼下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两个“程序性”的问题上。其1，是在现有的双边、区域或诸边以及多边国际投资安排基础上逐渐发展统1规则还是通过国际谈判尽快制定出这样的规则；其2，如果通过谈判制定规则，那么在什么场所进行这种谈判。

过去，发展中国家多半消极地倾向于支持在现有安排基础上逐渐发展投资规则，而反对即刻在任何国际会议或国际组织场所经由谈判来制定这样的规则。而现实的情形则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正积极地调整自己的战略和策略，希望在未来统1的国际投资规则制定过程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3]。于是，选择什么场所进行统1的国际投资规则谈判已经成为极其重要的前提性的问题。鉴于OECD谈判失败的原因和教训，未来投资协议谈判的场所应该具有更强的包容性和更大的透明度，并且能够在赋予协议参与各方1定程度灵活性和自主权利的基础上实现相对合理的目标。

在今天世界上，可以担此重任的国际组织或国际会议只有世界贸易组织(WTO)和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本文将重点研究在WTO体系中进行该项谈判的各种利害关系，以期为谈判场所的选择提供1种理性参考。

有关WTO作为国际投资规则谈判之场所的各方观点

在是否支持在WTO体系内进行多边投资规则谈判的问题上，不能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作为界限来加以简单的区分。实际情况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我们既可以在支持者占主流的发达国家中听到强烈的反对之声，也可以在反对者占主流的发展中国家中看到支持者身影。了解1下各方针对在WTO内举行有关投资问题谈判所表示的态度，能够帮助我们归纳在错综复杂的表现后面实际存在着的两派针锋相对的意见倾向。

1999年7月28日，位于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负责对外关系事务的副秘书长比特·卡尔在1次记者招待会上宣称，欧盟委员会已经决定结束在巴黎OECD内的有关MAI的谈判，开始着手在WTO内进行多边投资规则的谈判。比特·卡尔认为，在OECD的MAI谈判与在WTO的多边投资规则谈判之间有1个重大的区别，那就是后者将把谈判的范围局限在外国直接投资(FDI)上而排斥任何与证券投资和其他资本流动相关的问题。比特·卡尔承认目前在外国直接投资(FDI)与其他形式资本之间的差异变得越来越小，但是他认为在1项WTO的协议中做出这样的区分仍然是应该的。欧盟委员会只要求国民待遇原则适用于投资开业以后阶段而不包括开业前阶段，并且希望赋予国家以规范和控制其投资者活动的充分权利从而保证这样的投资活动与它们的国家政策目标1致[4]。在1份提交讨论的报告中，欧盟方面认为在WTO内谈判1项确保世界范围稳定和可预见之投资环境的多边投资协议的时机已经成熟。该报告解释说在WTO内谈判多边投资协议，在争端解决和基本的非歧视原则方面具有不可否认的长处。但是欧盟委员会的报告没有提及在可能的WTO投资规则中投资母国对于其投资者的活动应当承担什么责任和义务。

在1999年2月WTO总理事会上，日本做出了与欧盟委员会相近似的提议。早在1986年埃斯特角城谈判会议上，日本就曾寻求在世界贸易体系内谈判制定影响重大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规则。日本方面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行，投资已经成为企业经营战略的1个重要工具，并且在世界经济中占有更加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外国直接投资(FDI)，它对于确保长期资本流动的稳定，促进技术转让和增进投资母国和东道国经济成长具有重要意义。

美国在埃斯特角城会议和整个乌拉圭回合谈判过程中，1直把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服务贸易和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视为彼此替代且又互为关联的几个重要方面，认为它们可以帮助其实现企业的国际渗透和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控制。不过，在WTO建立以及经由自下而上积极承诺方式谈判而成的《服务贸易总协定》形成之后，美国把注意力转向OECD以期达成1项“高水平”的投资协议。而在OECD投资协议谈判破产以及有明显的迹象表明非政府组织正在强烈地反对在WTO内谈判投资规则之后，美国则开始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生兴趣[4]。其实，美国反对在WTO进行投资规则谈判的立场早在OECD谈判失败前就已经是非常确定的了。这可以从1997年4月1次美国国务院官员的记者专题访谈中得到印证。负责经济和商业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阿兰·拉尔森承认，美国不希望在WTO内进行投资规则的谈判是基于如下两个考虑：首先，美国所期望的高标准投资协议易于在经济文化和价值观念取向1致的谈判对手之间达成，而OECD正是这样的谈判对手的集合，谈判各方不应为目前所遭遇的困难而放弃最后的努力；其次，WTO中许多重要的发展中国家目前没有准备也没有兴趣参与这样的谈判，强迫其做不愿做的事情是很愚蠢的[5]。

非政府组织还在OECD进行《多边投资协定》谈判之时就已经发起规模宏大的抗议活动。从近几年来各种媒体所反映出来的信息分析，非政府组织反对在WTO内进行任何投资规则的谈判，是基于下面理由的。

第1，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是WTO成员国，1旦这样的投资规则在WTO体系内制定，那他们势必都得加入。而这样的协议如果是在OECD制定，发展中国家则还有机会决定他们是否愿意加入。

第2，WTO不是1个民主和透明的机构。发展中国家事实上不能够决定(任何协议谈判的)最后结果。他们中的大多数也不能够参加真正的谈判，而这类谈判通常发生在只有少数重要国家受到邀请的“非正式会议”场合。例如在乌拉圭回合谈判过程中，尽管1些发展中国家强烈反对TRIPs协定的很多方面，但是最终美国仍然自行其是。所以，即使有发展中国家不同意在WTO体系内谈判MAI之类的多边国际投资规则，他们终究还是会被排斥在谈判过程之外，而且这样的规则也终将产生。

第3，在束缚发展中国家履行未来的多边投资规则方面，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将会是非常有效的。因为不遵守协议某些部分的国家可能面临贸易制裁，或者至少面临着接受WTO专家组审判的威胁。所以说，WTO是深受那些可以利用它来强迫不发达国家遵守各种规则的富裕国家欢迎的。

第4，WTO原本设计的目标就是1个贸易组织。它的使命不应该扩张到投资政策和规则。假若MAI之类的投资条约在WTO内谈判，那么WTO现有的原则如国民待遇原则就可能相当容易地伸延到投资领域[6]。

发展中国家在WTO是否应该主持制定多边投资规则问题上的态度是不1致的。这较早表现在对WTO“贸易与投资关系工作组(WGTI)”①拟提交WTO部长会议的报告的有关内容讨论之中②。以韩国、哥斯达黎加、阿根廷、巴西和委内瑞拉等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支持欧盟、瑞士、加拿大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立场，强调外国直接投资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强调外国直接投资对于发展的积极作用[7]。本来，如何评价外国直接投资的作用，似乎与是否支持在WTO内谈判投资协议没有必然联系，但如果把WGTI设立之背景和宗旨等因素作1番考量，是不难看出对于外国直接投资作用评价之积极与否的潜在意味了。

当然，反对在WTO内讨论多边投资规则问题的发展中国家也不少。1996年10月底，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印度、埃及、坦桑尼亚、乌干达、加纳和海地等8个国家联合向日内瓦的WTO提交了1份声明[8]。它们在声明中表达了这样4层意见。第1，WTO部长会议不是研究和讨论贸易与投资关系的合适场合；第2，如果不能达成1致意见，有关贸易与投资关系的研究和讨论就不应该放在WTO之内，而应在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中进行；第3，WTO内开始的所谓表面上无关紧要的有关投资的“研究工作”，1旦遭遇强压，就会转变成谈判，乃至最后达成协议，WTO的经验可以说明这1点；第4，WTO内任何关于贸易与投资关系问题的研究和讨论应该仅仅局限于对《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的审查，因为这项要求事实上已经成为乌拉圭回合既定议程的1个组成部分。

1999年1月，WTO总理事会举行特别会议，就是否将投资、竞争政策和政府采购等问题纳入千年回合的谈判议程进行讨论。尽管欧盟、日本和瑞士支持将投资问题纳入WTO议程的立场非常强硬，但是许多发展中国家仍然表达了它们的反对意见。在会上，马来西亚代表东盟各国表示，“没有充分理由显示有必要在WTO内制定投资或竞争政策的全球性规则”，“倒是有充分理由证明应该在WTO的工作组内继续就贸易与投资的关系以及贸易与竞争政策的关系进行研究。”[9]

在WTO体系内进行多边投资规则谈判的利与弊

以上所述的各方观点，错综复杂。我们难于从中概括出在WTO体系内进行多边投资规则谈判的利与弊。究其原因，是各方观察问题的角度和评判事务的标准存在着天壤之别。

那么，什么是恰当的观察问题的角度和客观公正的评判事务标准呢？我们以为那种能够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或者资本输出国和资本输入国所共同接受的角度和标准，相对而言就是恰当地观察问题的角度和客观公正的评判事务的标准。只有从这样的角度依据这样的标准对WTO作为投资规则谈判场所之利弊进行分析，才有意义。

1996年2月，WTO前总干事鲁杰罗曾经在联合国贸发会议举办的1次主题为“全球化经济中的外国直接投资”讨论会上发表了1个重要演讲。这个演讲的核心内容是关于经济全球化时代多边投资规则的制定。他认为有1些因素是在制定多边投资规则时应该着重考虑的，也是评判这1工作的标准[10]。这些因素总共有8项，分别概括如下：(1)是否保证国际社会各个层面的充分参与；(2)是否保证既不取代现有的双边投资条约，又不再重新制定与多边国际规则具有相等效果的数以万计的双边投资条约；(3)是否保证将区域和其他更具局限性的安排吸纳到这个不歧视第3方的框架中来；(4)是否保证促进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动，减少这种流动的成本；(5)是否保证增强而非削弱国家决定自己命运的能力；(6)是否保证投资国与东道国相互依存关系的充分平衡；(7)是否保证投资规则的制定是1个关涉共同利益的问题，而不被视为南北问题中的1个问题；(8)是否保证巩固各方对投资、货物和服务自由流动的承诺，并扩大公众的支持。毫无疑问，这些因素并不是所有各方所共同关心问题的全部，但它们是主要的方面。这些因素用来作为我们观察和评判WTO是否适于制定多边投资规则的角度和标准是再适合不过了。参照上面这些因素，我们便不难对WTO主持制定多边投资规则的利与弊进行剖析。

在利的方面，在WTO进行多边投资规则的谈判首先能够保证比OECD更加广泛得多的国际社会的参与。OECD充其量只是29个富裕或比较富裕的国家的俱乐部。与此相比较，WTO不仅在数量上占有绝对的优势，而且包容了富裕的发达国家和贫穷的或不甚发达的发展中国家。WTO的这1特点非常重要。因为“投资障碍的大部分都存在于不发达国家”[11]，而如果这些国家不参与旨在消除这种障碍的投资规则的制定，那制定出来的规则将具有很大的局限性。退1步讲，即便MAI在OECD内通过，等待它的命运仍然无非有两种：1是吸引非OECD成员国加入，以此增加该协定的适用面，2是在时机成熟的情况下被吸纳到其他多边机制比如WTO之中，成为其组成部分[12]。否则，MAI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在WTO内制定投资规则，就把OECD最大的不足转化为了优势。

其次，WTO的多边投资规则可以弥补现行双边投资条约的不足。不容否认，双边投资条约是目前国际投资立法中的1种主要形式，在保护投资者利益和维护东道国外资管理权利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在实际中，双边投资条约的局限性也是10分明显的。1方面缔约国要根据彼此关系的不同状况缔结为数众多的这类条约以确定不同的保护和待遇标准，即便有的时候各个条约的基本内容大同小异；而在另1方面，投资者为了进入不同的国家则要适应不同的双边投资条约的规定。这就提出了1个如何健全双边投资条约网络的问题。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研究，若要在全球近200个国家之间健全双边投资条约网络，大约需要签订2万多个这样的条约，而目前这类条约的总数尚不及该目标的1/10。而且，即使是这样的目标能够达成，在范围广泛的双边投资条约网络中所存的差异性和复杂性，及其给投资者和各国政府带来的不确定性将更加严重，解决这些问题的代价将更大[13]。所以，通过制定更多双边投资条约来实现对不断发展之中的国际投资的有效规范是不现实的，也不可能达到目的。于是，现行双边投资条约留下的空档就只能由综合性多边投资规则来加以填补了。然而，在这1点上，OECD的MAI即使没有遭遇失败的命运，也没有能力担当此任。它或许可以取代29个OECD成员国之间制定新的双边投资条约的努力，但是无法影响全球范围的所有国家。WTO的情形则不同。随着中国的加入，它的成员涵盖了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其中包括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和经济最活跃的发展中国家。如果在WTO内有1项统1的投资规则，全球范围制定新的双边投资条约的工作势必将逐渐停顿下来。当然这在短时期内并不会使现有的双边投资条约失去存在的意义。毕竟在外国投资者及其投资的保护问题上，1般的趋势是双边投资条约所采用的标准要高于多边规则的规定，后者通常只是取各项双边投资条约之最大公的“数”。

再次，在WTO内谈判投资规则，容易保障投资国与东道国间相互依存关系的平衡。所谓投资国与东道国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我们的理解是它有两层基本的意思：其1是保护外国投资者权利与维护东道国规范外国投资权利之间的关系，其2是限制东道国规范外国投资权利与限制外国投资者权利之间的关系。在

现有双边、区域和多边的投资法律制度中，能够有效平衡上述关系者微乎其微。比如各国间的双边投资条约虽然在保护外国投资者权利的同时，也在1定程度上强调东道国规范外国投资的权利，但是在为了确保投资者权利而限制东道国某些权利的情况下，却没有相应地限制外国投资者权利。又比如，国际社会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1直试图制定专门的规则③以限制外国投资者的权利，但是因为发达国家的反对，都没有获得法律的效力。1般发达国家认为，国际投资规则的重心应该是强调东道国对于投资者及其投资的义务而不是投资者对于东道国的义务[3]。只有在WTO体系下，投资国与东道国间相互依存的关系才有可能实现平衡。这是由WTO成员的构成和其谈判议事程序的特点所决定的。根据WTO各项协议形成的经验，在目前阶段多以东道国身份出现的发展中国家，不仅可以在未来的投资规则谈判中运用GATS正面列表承诺义务的“自下而上”的方法，而且还可以要求在该规则的执行中享受非互惠的特别待遇和差别待遇。

另外，在WTO内制定投资规则，有助于讨论和解决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所共同关心的问题。如果说OECD只关心投资者利益而不重视东道国利益的倾向是与该组织的成份和性质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那么可以说WTO注定是1个让两种不同利益相互交汇和协调的场所。诚然，在WTO里发达国家的影响力与其经济实力成正比，但是WTO成员的近2/3为发展中国家，它们的声音也不小。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所共同关心的问题包括：投资增长与投资政策自由化的关系、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以及投资与服务贸易和技术转让的关系等等。无论是从其背景和经验来看，还是从其实际和潜在能力来看，WTO都是讨论和解决这些问题最适合的场所。

然而，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在WTO内制定投资规则也有其弊。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第1，WTO的投资规则难于与现行区域投资协定或安排保持1致，更难于将后者吸纳进来成为1个整体。通常，区域协定或安排都有两个显著的特点。1是它们多在社会经济文化和历史背景相近的国家之间缔结或形成。2是它们具有排他的或歧视第3方的倾向。区域投资协定或安排容易产生高水平的投资保护标准，比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与此相对应，WTO作为1个多边性国际经济组织，在其组成方面具有很强的包容性。非歧视性原则体现在它的各个重要的协定之中。即使它在不远的将来能够有机会主持制定1项投资规则，那这项规则也只会是广大成员国特别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妥协之产物，不可能在对投资的保护方面实行如NAFTA和MAI1般高的标准。除此之外，WTO新的投资规则还有1个如何与其内部别的相关协定相协调的难题。比如GATS、TRIMs和TRIPs等协定都有投资方面的规定。新的投资规则是将这些协定的投资规定吸纳进来而以1个独立的协定存在呢？还是作为只具有原则规定的核心性质的协定以履行协调其他各项相关协定之职能？不管是哪1种选择，都不是1件容易的事。

第2，在WTO制定投资规则，虽然不会因力量对比等问题而使1般国家的利益蒙受巨大损失，但是也不能保证必然增强国家决定自己命运的能力。就发展中国家而言，情况尤其如此。从宏观上看，所有的国际条约或协定，都是国家主权让与和妥协的产物。国家缔结条约或协定本身就是行使主权。而国家以这种特定的方式做出某1或某些承诺实际上是对其未来行为的1种限制[14]。WTO的情形当然也不例外。从微观上看，在WTO内制定投资规则，主要是为了促进成员国之间投资的自流流动和消除阻碍这种流动的因素，并为投资增长创造稳定的环境。比较起来，由于发达国家在外国投资方面所设置的障碍要少1些，该投资规则对其国家政府活动能力的约束或限制便会小1些。发展中国家则不然。虽然总的来说近1210年来它们在投资政策法规自由化方面已经迈出了很大的步子，但是远远还没有达到不在乎新的投资规则如何规定的地步。可以这样说，WTO投资规则保护投资的标准的高低，将是与发展中国家政府在规范外国投资的自由度大小成反比例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WTO1揽子计划谈判的方式，有可能在投资规则的谈判中再显神通。发达国家会以在其他问题方面的某种让步换取发展中国家放宽对外国投资的规范标准。发展中国家如果疏于防备难免在不自觉中削弱其政府的行为能力。

至于WTO投资规则是否保证促进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动和巩固各方对投资、货物和服务自由流动的承诺，这要视不同情况而定。1般说来，1项参与面非常广泛的多边投资规则肯定有助于全球范围的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动。但是，以印度前商务部长甘尼圣(A.V.Ganesan)为代表的1些发展中国家人士则认为，多边国际投资规则的制定与国际投资的增长，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投资的增长没有必然的关系，决定外国直接投资增长的主要因素是东道国市场的规模、投资的机会、宏观的经济条件、经济发展前景和整体的投资气候。他们的理论也不无道理。至少在短时期内，WTO的投资规则是比较难以明显地影响其缔约国外国投资的增长的。同样，WTO的投资规则也不1定会巩固各方对投资、货物和服务自由流动的承诺。因为这要看各方在参与制定投资规则之前做出了何种承诺，也要看投资规则在有关方面的规定达到了什么样的高度。

以上论述和分析显示，在WTO内制定投资规则的积极因素似乎多于消极因素。如果在不久的将来WTO承担起制定新的投资规则的使命，它从谈判1开始就应该努力化解1切不利的因素，至少将其压缩在最低的限度，以满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共同要求。在这1点上，WTO有两个方面的力量可以借助。

首先是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该机构的职能之1就是“帮助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双边、区域和多边层面的国际投资立法活动”。它在过去几10年里就多边国际投资立法组织召开了无数次的专题研讨会，出版了大量极具影响力的书刊和研究报告④。因为在它的周围积聚了1大批世界级的国际投资问题专家，它可以从技术上对WTO的投资规则制定提供指导。不仅如此，也许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把联合国过去在规范跨国公司行为方面的实践经验借鉴过来，将其中重要的观念转化为WTO投资规则的具体内容，使WTO的投资规则在对东道国和投资人的规定上保持1种合理的平衡。

其次是中国。中国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接受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之1。平均每年外资引进规模约占整个发展中国家的1/3。不论是从自身利益出发，还是站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上，它都有充分的理由参与任何国际投资规则的制定，并且发挥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国加入WTO，作为1个重要的成员，它应该在WTO投资规则的制定中充当1个积极的角色。

伴随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向前发展，国际间贸易与投资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难分。原先主要是以促进贸易发展为己任的WTO，是否会在新的世纪开始之初在注入了新的积极因素之后担负起双重的责任，我们翘首以待。

注释：

①1996年11月WTO新加坡部长会议设立的机构，其目的在于研究贸易与投资之间的关系并为WTO在将来决定是否把多边投资规则问题纳入谈判议程提供重要参考意见。该机构也是WTO成员国内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妥协的产物。

②该项报告于1998年12月已提交到WTO总理事会。

③如联合国主持制定的《控制限制性商业惯例之多边同意公平原则和规则》(1980年联大决议通过)、《联合国跨国公司行为准则草案》(1983年)和《国际技术转让行为准则草案》(1985年)。

④UNCTAD自1991年以来每年出版1本《世界投资报告》，分析与外国直接投资相关的1切重要问题，为国际投资立法提供重要的建设性意见；还出版了多卷本的《国际投资文献汇编》和无计其数的专题研究报告，比如《国际投资协定问题研究丛书》等。

【参考文献】

[1]UnitedNationsConferenceonTradeandDevelopment(UNCTAD),LessonsfromtheMAI[M].UNCTADSeriesonIssuesinInternationalInvestmentAgreements(NewYorkandGeneva:UnitedNations),UnitedNationspublications,SalesNo.E.99.Ⅱ.D.26,1999.

[2]M.MiyakeandStephenThomsen,RecentTrendsinForeignDirectInvestment[J].FinancialMarketTrends,No.73June1999.

[3]A.V.Ganesan,StrategicOptionsAvailabletoDevelopingCountrieswithregardtoaMultilateralAgreementonInvestment[J].InternationalMonetaryandFinancialIssuesforthe1990s,Vol.10,1999.

[4]ChakravarthiRaghavan,ECforFreshStart''''onInvestmentRulesinWTO[Z].South-NorthDevelopmentMonitor.No.4487,1999.

[5]J.Schaffer,TheMoveTowardGlobalRulesonInvestment:AnInterviewwithAlanP.Larson,AssistantSecretaryofStateforEconomicandBusinessAffairs[J].EconomicPerspectives,Vol.2,No.2,April1997.

[6]MartinKhor,TheNeedtoOpposetheEmergenceofanMAIintheWTO[N].ThirdWorldNetwork,Oct.28,1998.

[7]ChakravarthiRaghavan,ICsPushingforInvestmentNegotiationsatWTO[J].ThirdWorldEconomics,No.189,July16-31,1998.

[8]MartinKhor,TradeandInvestment:FightingoverInvestors''''RightsatWTO[Z].South-NorthDevelopmentMonitor,No.3894,1996.

[9]MAIintheWTO:WTOMembersDiscussPossibleFutureNegotiationsonInvestment[J].BRIDGESWeeklyTradeNewsDigest,Vol.3,No.4,Feb.1,1999.

[10]RenatoRuggiero,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theMultilateralTradeSystem[J].TransnationalCorporations,Vol.5,No.1,1996.

[11]StephenJ.Canner,TheMultilateralAgreementonInvestment:TheNextChallengeforGlobalInterdependence[Z].inForeignOwnershipandtheConsequencesofDirectInvestmentintheUnitedStates:BeyondUsandThem,editedbyDouglasWoodwardandDouglasNigh,QuorumBooks,1998.

[12]BernardHoekman,TheMultilateralAgreementonInvestment:fromOECDtoWTO[Z].inDevelopingaNewConsensusfortheInternationalTreatmentofInvestment,editedbyPeterS.Rashish,EuropeanInstitute,1996.

WTO范文篇10

一、加入WTO对申国产业的影响

当然，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将加速推动国有企业改革，使其更快迈向市场化，所以就中长期而言，其影响将是正面的。在为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带来历史性机遇的同时，它也对中国许多产业的发展带来了一些严峻的挑战。随着关税的降低，国内商品的价格优势将会逐渐消失，同时由于技术与管理水平与发达国家存在的差距，也会对经济发展带来负面的影响。首先，以往那些严重重复建设的行业和企业在市场开放后，会受到市场竞争机制更加严厉的惩罚，预计相当一部分企业要重新选择发展方向，还有一部分企业会被淘汰。其次，由于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起步较晚，不少行业和产业还是空白，如果我们不尽快发展，国外企业就有可能长驱直入地抢先占领市场。最后，加入WTD以降低关税为主要代价，中国目前一些质次价高的产品会更快地被淘汰，而这样的产品又多集中在就业较为集中的传统产业。具体到工业领域，加入WID对不同产业的影响会各不相同，其中，既有受益的企业，也有炮受冲击的行业。

总体分析看，短期内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型企业将会受益，但在目前“通货紧缩”形势下受益的空间有限。如轻工。工艺。食品。家用电器。中低附加值机电等产业可保留或获得一定发展机遇。有些以出口为主的企业无疑会获得较大的发展空间。

二、WTO与中国纺织工业

加入WTO，对纺织业的影响可能是双向的。我国是最大的纺织服装出口国，纺织业特别是化纤行业深受西方国家各种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限制。加入WTO，纺织品贸易自由化将使我国纺织服装企业深受其惠。特别是到2005年全面取消配额，我国纺织服装业将可以进一步扩大出口，有人测算，届时在欧美市场的份额可以从现在的15％上升到30％。但是客观他讲，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对纺织业的影响可能是双向的。

目前中美双方在纺织品及其他市场准入和法律协议等问题上仍然有分歧。在纺织品贸易上，中美双方分歧的焦点主要在于，美国坚持对中国维持十年的纺织品进口配额制，而世贸成员国已签署多边的“多种纤维协定”，将在未来五年内取消国际纺织品贸易配额限制。中国须额外延长五年，并不公平。

中国是纺织品出口大国，作为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纺织品行业对出口的依赖程度相对较高，纺织品亦是出口第二大品类（从1986年至1996年一直居于首位，l996年机电产品出口首次超过纺织品而居中国外贸出口首位），占中国外贸出口额的2成左右。业内人士一般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在谈判中取胜，那么中国亦能在五年内取消出口的配额限制，未取消前的配额增长率亦会不断提高，有利于中国纺织业扩大出口。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实际上配额限制仅仅是2000余种非关税壁垒中数量限制的一种，其取消配额限制对于我国这样的纺织品出口大国来说固然有利，但这绝不意味着诸如美国这样的纺织品主要进口国会放开国内的纺织品市场。虽然配额取消了，但还有许多符合WTO规定的非关税壁垒存在，以保护国际贸易“有秩序”地发展。即使没有配额限制，其他非关税壁垒依然可以有效地限制外国产品的进口，以保护本国的纺织业。如原产地规则就是发达国家和地区保护国内纺织市场非常有效的非关税壁垒之一。以美国的原产地规则为例，它主要是针对中国和一些发展中的亚洲出口加工国而制定的，是非优惠的原产地规则，具有明显的排他性，而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之内的国家则是此规则的主要受惠者：墨西哥已经取代中国成为美国纺织品服装的第一大供应国，而在墨西哥输美成衣中，则极少使用北美以外的面料。所以，纺织行业知名人士估计在中国加入世贸以后，可以促进中国纺织业出口一成以上。

从国际问竞争力的比较和纺织业的分布看，由于中国纺织劳动成本低廉，较具竞争力的是服装的出口，其次是针织。棉麻纺织和丝绢织品出口，而毛纺织。染整。化纤和纺织机械等出口则相对处于劣势。后者之所以处于劣势，主要是因为，世界新的纺织业发展，已经出现了争相应用高科技的趋势，而在纺织的上游行业如化纤业还是一个资金密集型。对规模经济要求甚高的行业，这方面，中国却相对显得劣势。

此外，我国不仅是纺织品的出口大国，也是纺织品的进口大国。1997年我国的纺织品进口额为：122.7亿美元，仅次于美国；1998年略有下降但仍高达110.12亿美元，其中面料占60亿美元。所以纺织品的进口对我国纺织业也有较大影响。1997年我国就曾单方面降低了包括纺织产品在内的诸多种类产品的进口关税。（从面料角度来看，加入WTO对我国成衣业很有利，但对于面料企业来说却是利空；从成衣进口角度来看，对我国的中高档成衣生产企业将形成较大的冲击）。因为我国是纺织品生产大国，国外进口的成衣无力在低价格市场同我国众多的服装企业竞争，而只能抢占中高档市场，而这将严重影响尚未完成产业升级的中国成衣业。

因此，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对纺织业的影响可能是双向的，一方面在下游纺织品领域，由于中国劳动力便宜的优势仍能保持，配额数量增长和配额制的最终取消，以后多边永久最惠国待遇的取得，将促进纺织品的出口，另一方面，在中国产品相对处于劣势的上游产品，如化纤等则可能受到外国进口产品的更大规模的冲击，这方面的准备是不能不做的。

三、WTO与化学工业

化学工业是国民经济中的一个重要产业部门。它为工农业。交通运输。国防。高新技术和人民生活提供原材料和最终消费品。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化学工业是在种种严密保护下得以发展的。许多产品市场是在多重保护下获得的。加入WTO之后，原来实施保护的市场将随之逐步消失，而代之以激烈竞争的新的国内国际趋同的市场。从当前情况看，我国化学工业受到国际市场的冲击是理所当然的。

首先，我国化工产品将受到市场开放的冲击。许多化工企业，生产工艺和设备落后，原料路线不尽合理，许多生产装置达不到合理的经济规模。许多产品成本高。质量低、用户服务跟不上，在市场竞争中缺乏价格和质量优势，很容易受到价廉质优的进口产品的冲击。比如聚氯乙烯是我国生产的主要塑料产品，因生产技术落后，成本较高，每吨约3800元～4000元，而国外同类产品只售其十分之一。按我国现行关税率进口，则只需3100元左右／吨。若加入WTO后关税税率降低，则价格还要下降。其他许多化工产品，特别是有机化工产品和合成材料都将面临这类情况。第二，化工基本建设面临新的问题。众所周知，我国一些急需的化工产品企业，项目建设周期长，建成投产时市场早已变化，效益难以发挥。譬如为了提高施肥效果，改善氮、磷、钾肥比例，采用矿肥结合的路子发展磷肥，利用国内钾资源发展钾肥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从国际市场供求情况和价格变化考虑，则有进一步评估之必要。据估算一个矿肥结合年产18万吨的磷胺厂，需基建投资10多亿元，建设数年后投产。每年仅贷款利息就约l亿多元，加上设备折折旧，每吨磷胺按生产成本就要增加近千元，国内售价则要1100元／吨～1300元／吨，而国际市场每吨仅售150美元～160美元。又如我国可溶性钾资源有限，要发展钾肥生产不得不考虑到采掘处理矿石难，能耗大，成本高。但国际市场上钾肥货源充足，售价不高，显然对我国钾肥生产的效益产生明显影响。再有重要石化产品乙烯也存在同样的问题。第三，在我国化工产业还存在着有关知识产权保护，提高科技开发水平和创新能力的问题。知识产权是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极为复杂的问题。乌拉圭回合谈判己制定了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协定。这个问题与我国化学业关系非同小可。我国化工科技事业尽管取得很大成绩，但由于科技水平和经济实力所限，不得不以仿制方法来推动，化工50个品种中,95％属于仿制；染料300多个品种，80％是仿制的；生产彩色胶卷所用的，100多种化工产品，国产化率仅6％，许多新兴领域，由于起步晚，约60类别产品尚属空白，精细化工目前生产约3600个品种，属于仿制或低档产品约97％～98％。前面提到的农药新品种开发，从新化合物合成到产品上市要经过化合物合成、筛选、毒性研究、大田试验、环境代谢、残留研究等阶段，需要化学、化工、农业、生物和医疗等各方面相互配合共同研究。而我国从前在进口农药新产品中有选择地仿制，则即节省了时间，又节约了大量经费。加入WTO后，有关知识产权规定对我国起到约束作用，化工科技开发将面临严峻的形势。

四、WTO与医药工业

医药业历史悠久。它的产生，对于人类文明的进步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因而它被称为“永不衰落的产业”。而现代医药业，产生也不过近百年的历史，却成了国民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中国，现代医药工业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它与传统中医药一道，为保障人民的健康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我国医药业的发展水平，与我国12亿人口的现实需求远不能适应。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长期以来，我国忽视了医药业很突出的特点，即具有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这是其他工业行业无法比拟的。其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医药业同其他行业一样，被统得过死，管得过严，企业根本没有发展的条件和空间。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始建立以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功能逐步发挥作用，我国医药工业走出福利事业的误区，开始踏上了市场经济竞争的征途，此时加入WTO，将有助于我国医药工业的发展。首先，加入WTO，特别是有关WTO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必将加快我国医药工业以仿制为主走向自主开发道路的进程，从而促进我国医药业的迅速发展。到目前，我国医药产品的生产一直以仿制为主，医药自主开发体系尚未形成，加之管理水平低下，致使医药工业发展水平提高缓慢。对知识产权实施保护，促使我们尽快转向自主开发为主，加快创制新药。另外，保护知识产权对于促进我国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提供了更高的保险系数，使国外医药企业放心与我国进行合作。目前像西安杨森。天津史克等中外合资企业就是范例。还有，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同时也保护了我国自己的科技人员，有利于促进医药工业领域的科技人员改进工艺技术，提高生产效益，努力研制新型药品的积极性。其次，加入WTO我国医药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竞争创造了条件。我国西药尽管总体水平不高，但也有产品达到或接近国际水平的；中成药是我国医药的出口拳头产品；还有医药器械中的普通设备和手术器械竿中低档产品己达到或接近国际水平，这些产品在国际市场上还是有竞争力的。加入WTO后我们的这类产品就能比较顺利地进入国际市场参与竞争。

但是，我国医药工业也将面临巨大的困难和压力。我国医药工业从无到有，逐渐实现广大人民能以较低廉的开销用上安全有效的药品，其中技术方面最主要的功绩就是仿制外国药品。当然，对于所有发展中国家来说，仿制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建国以来，我国生产的西药有3000多种，99％是仿制的。近年来生产的873种西药中，97.4％是仿制的。而如今加入WTO与国际市场接轨，就必须按国际规则办事，这个规则就是WTO中的知识产权保护。这对我国医药工业将是最大的冲击。

目前我国西药，工业底子薄。负担太重，而中药品发掘开发除少数药品外，绝大多数的现代化进程缓慢，拖了整个医药业的后腿。由于政策上的原因，我国医药业从福利事业转轨时间太短，技术落后。设备陈旧，人员素质也不高。总体生产水平大致落后国际先进水平20年，因此产品的质量不稳定。一旦加入WTO，国外高质量药品涌入，势必危及国产药的市场，进而危及整个医药行业，高、精类的诊断。治疗设备同国际水平相比差距极大，许多高技术产品国内不能生产。我国每年花在进口这些设备上的外汇就达数十亿美元，约占国内医疗器械产值的三分之二。现代医药工业是高投入、高风险、高效益的高科技产业。开发一项新药，一般耗时10年左右，国外耗资1亿美元，国内至少也要2亿元人民币，否则无法完成筛选、病理研究、药理分析、临床实验这一系列不可缺少的复杂程序。而近年来，国家每年专用于新药开发的资金却很少，困难之大不言而喻。医药产品是一项特殊的商品，国际卫生组织为确保药品质量而制定和执行的药品生产管理规范——GMP，国际上都把是否实行GMP看成药品质量有无保证的先决条件。而目前我国医药生产企业除中外合资企业和国有骨干企业外，能达到该标准的为数不多。这不仅制约了国内药品质量的提高，也严重阻碍了我国药品进入国际市场。

五、WTO与汽车工业

根据WTO有关条款规定，加入WTO后，“幼稚产业”将在一定期限内受到保护，轿车工业在我国当属“幼稚产业”，一般认为可获得5年～10年的保护期。当然，保护必须有透明度，应该以关税作为主要的保护手段。专家预测，轿车进口关税的削减幅度在2000年前可能达到60％至80％，加入WTO后5年降至50％至72％，8年后降至30％至46％，10年后降至20％至38％。加入WTO越晚，实现幅度内下限的可能性越大。

我国承诺加入WTO后将对汽车制造业关税水平作出最大限度的让步，汽车进口关税将在2005年以前由目前的80％－100％降低到25％，汽车零部件进口关税更下降到10％，并且在2005年将取消汽车进口配额（对于发展中国家，可以在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生效后的8年内，以渐进的方式取消出口补贴，但不能提高现有补贴水平）。

对汽车工业而言，失去关税和非关税的双重保护，那些规模小、成本高、技术水平落后的企业将难以生存。汽车工业进入大规模资产重组将是大势所趋。但就国内汽车生产的品种构成看，加入WTO对中国汽车工业威胁最大的是轿车工业，因为我国的中型卡车在国际上还是有一定竞争力的。

汽车制造商心中腾生出隐隐忧虑。即：中美协议削减汽车及零部件的高额进口关税，使中国的汽车制造者未来必须面对更大的竞争压力，包括通用、大众汽车等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合资企业。通用汽车公司是中方合作伙伴之一，上海汽车有限公司的一位官员认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在削低关税壁垒后，对汽车业的冲击比其他行业要大。中国汽车业面临两个问题：技术指标不过硬、生产规模较小，因此很难使汽车的生产成本降下来。根据中美谈判协议草案，2005年中国的汽车进口关税将从l00％降至25％；汽车零配件关税从50％降至10％。对于规模较小的汽车制造厂来说，完全开放市场对其冲击更难估量。

中国轿车工业的国际竞争力

中国轿车工业竞争力不强的表现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起步晚，尚未形成经济规模。1998年，国内最大的轿车厂年产量为23万辆，全国轿车年产量51万辆，这还不及国外一个中等轿车厂的规模。第二是劳动生产率低下。国外大的轿车公司人均年产轿车为20辆左右，中国人均不到10辆。第三是开发能力低。目前国内8大轿车厂家生产的几十种车型，仅有两种是“纯国产”品牌，其余均为引进车型。8大轿车厂家中的多数不具备整车开发能力。第四是质量上不具有竞争力。国内现有的几十种车型，绝大多数是国外80年代的产品，90年代的产品仅有3种。而轿车的生命周期只有10年左右，在不具备整车开发的情况下，品种竞争处于劣势。第五是价格上的差距。桑塔纳轿车国际市场售价不足9000美元，而国内市场售价为11万元人民币，价差3万多元人民币。

那么造成中国轿车工业竞争力低下的症结是什么呢？首先是中国轿车工业错误的定位造成轿车生产一直局限在很小的规模上；其次是条块分割的经济体制制约了汽车工业在全国的生产和销售扩张；再次是与轿车工业发展密切相关的相关工业，尤其是机械制造业发展缓慢制约了汽车的规模化生产。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中国加入WTO后将对中国的轿车工业产生积极影响的一面。首先加速轿车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调整。一批低素质的轿车企业将有停产、转业、破产、倒闭的可能。在价格和质量上缺乏竞争力的产品，将随着国内市场的开放而失去保护，在竞争中被淘汰。其次促进中国与国外汽车跨国公司的全面合作。国外大的汽车跨国公司己有多家在中国轿车行业投资或经营，如德国大众公司、美国福特公司、通用公司、克莱斯勒公司、法国雪铁龙公司、雷诺公司、意大利菲亚特公司、日本本田公司、大发公司、铃木公司等。与这些大的跨国公司合作，使我国的轿车企业熟悉了现今世界通行的国际规则，学习他们的经营理念与实践操作。我们只有今天当好这些跨国公司的合作伙伴，明天才可能与他们并驾齐驱并超越他们，因为世界一流企业的大门永远是向能够焕发潜力的强者敞开的。再次锤炼先进轿车企业的竞争力。中国加入WTO，意味着中国轿车企业与外国同行的竞争直接化，所以要求企业的组织结构、整体素质、规模经济、技术进步、管理文化和经营战略都要有新的动作，增强实力和竞争地位。最后将会促使国家出台宽松的购车及用车配套政策。轿车要发展主要寄希望于轿车进入家庭，而轿车进入家庭必须要改变购买、使用过程中税费过重的状况。

六、WTO与机械工业

改革开放以来，机械工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这是毋庸置疑的，但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要求相比，应该说机械工业的发展严重滞后，反观机械制造业近二十年的发展，应该说无序的、粗放的总量扩张不但造成机械制造业生产能力严重过剩，而且形成了机械制造业内部的恶性竞争。如果说中国经济的总体竞争力不强的症结在制造业，那末可以说制造业竞争力不强的症结在于机械制造业，而中国机械制造业技术进步进展缓慢的症结则是大量的国有机械企业处在僵化的体制当中，缺乏技术创新的动力，只在原有的技术水平上与集体企业等分享有限的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