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然产物化学论文十篇

天然产物化学论文篇1

1农业与中医学的关系

科学文化首先是由社会经济活动所决定。从本质和起源来看,中医学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1]。早在七八千年以前,中国人开始从事种植经济,从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遗址都证明了这一点。此后数千年间中国的农耕、丝织、金属冶炼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传统农业劳动是生物型生产劳动。农业生产的胚种与成体都是生物有机体,它不能机械分割;胚种的生长是发育的过程;农业生产需要和谐的自然环境,是按生物生长的规律进行的;农业生产者是多面手,分工协作尚处在萌芽状态,所以农业文化本质上是有机性的文化,把自然界看作一个有机整体、一个合乎规律的变化过程,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

这种文化泛化到看人,人体也是一个和谐的有机整体,并同自然保持和谐的关系。建立在这种有机论、朴素系统论基础上的传统中医把人体看作不能机械分割的有机整体,注重从整体上把握人的生理和病理,对人的生命功能作出生物学、甚至哲学本体论的解说,具有浓厚的思辨色彩,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把人体当作一个黑箱来研究,在诊治疾病时注重辨证施治,用药注重多味药并服,注重整体调养,药物大多是生物药材或靠采集或耕种获得,注重顺应自然、养生保健。其思维方法较多采用取类比象,注重悟性思维,强调整体观念,具有浓重的辨证色彩。从而同建立在还原论、机械论基础上,尤其是作为工业文明反映的近代西医注重分析、实证、工具、技术的作用,注重用物理学、化学解释人体功能,重视单药独进、有针对性局部治疗(即强调溯因分析认识论、微观实体本质论、浅性因果决定论的向后、向下、向外的认知方向)疾病的医疗观有根本区别。

两汉时期,是中国古代农业生产和科学技术发展的高峰时期,也是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时期。当时农业生产有了新的发展。《汉书•艺文志》载,农学名著有9种之多,金属冶炼、造纸、煮盐、制帛等手工业亦有重要成就。这些都深深影响了当时的医学。如构筑物质世界和人体系统的“五行”学说,直接源自现实的生产和生活。《尚书大传》曰:“水火者,百姓之求饮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兴作也;土者,万物之所资生也:是为人用。”其值得注意的两点,一是“金”,不同于单质的天然物,是由于冶炼技术发展从矿石中提炼出来的合金。二是点出“土”在五行中的重要地位。《国语•郑语》曰:“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表明“土”在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中比其他四行重要,这是农业生产以土为本思想的体现。这一点反映到医学中,《黄帝内经》把运化水谷精气谓之“后天之本”的脾归于土,认为“土者,生万物而法天地,故上下至头足,不得主时也”。(《素问•太阴阳明论》)足以略见其影响之一斑。农业生产对于中医药学的最显著影响和作用之一,是规定所用药物以草木为主,动物及矿物类药物只占很小比例。据统计,《神农本草经》收载药物365种,其中植物类药物252种,占69.04%;动物药67种,占18.35%;矿物药占46种,占12.6%。此后的历代本草著作中,植物药始终占大多数,动物药也多是农业的副产品与渔猎产物,矿物药则与农业或手工业有关。总之,以农为主,兼营(手)工、林、渔、猎的农业经济,规定了中药的种类及其获取途径。

除此之外,农业文化还规定了中医的基本理论特征:第一,法于自然。农业生产高度依赖自然界,必须顺应自然规律而不能逆行。中医据此提出防治疾病所应遵循的根本原则。《素问•上古天真论》说:“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劳作。”《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亦说:“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与万物沉浮生长之门。……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第二,重治未病。效法自然,并非无所作为。在农业生产中,既要遵循自然规律,又要充分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预防自然灾害发生。农业中与自然灾害作斗争的经验,在一定意义上也适用于疾病。中医提出“治未病”的原则,即在疾病未曾发作之时,就积极预防,使之不发生,或把它消灭在萌芽状态。如果等疾病已经产生再行医治,就难免造成伤害。《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指出:“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兵,不亦晚乎!”故强调重视养生保健,重视疾病预防。这也是中医有别于西医的重要特点。

2科学技术与中医学的关系

科学技术历来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科技史上,中国古代科技曾长期处于领先地位。它不仅拥有举世闻名的四大发明,而且拥有当时较为发达的天文学、医学、数学、建筑学、农学、金属冶炼学、生物学、金丹化学。医学的形成不仅需要大量的医疗经验,而且有赖于人们对自身与整个自然界的关系达到一定的科学认识水平。中医的形成与发展,是同古代科技发展的支持分不开的。

天文学为中医提供了宇宙观背景。远在夏朝,天文学已编制出“夏历”;西周时提出28星宿概念,战国时提出24节气。至秦汉时出现更具系统性的天文学假说“浑天说”、“盖天说”和“宣夜说”。同时代的《黄帝内经》不仅蕴含大量的天文学知识,而且接受了当时最具科学性的“宣夜说”。如“地为人之下,太虚之中者也。”“冯乎?”“大气举之也”。(《素问•五运行大论》)认为人们所居住的大地在“大气”的作用下悬浮于宇宙之中。中医注重天文学,其目的在于弄清天人之间的关系,结合人的生存大环境来认识人体生理、病理及防治疾病的规律。人不仅源于自然,而且随着自然的变化而变化。“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灵枢•岁露》)天地日月的运行对人体生理、病理都有影响。“天有四时五行,以生长收藏,以生寒暑湿燥风。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人不能积极适应天时及节气的变化就会发生疾病,因而防治疾病的原则自然可以从中推导出来。在中医理论体系中,阴阳与五行构成了其基础,它们与古代天文学更是直接相关。中医认为,人之阴阳本于天之阴阳。“夫言人之阴阳,则外为阳,内为阴;言人身之阴阳,则背为阳,腹为阴;言人身脏腑中阴阳,则脏者为阴,腑者为阳,……以应天之阴阳也。”(《素问•金匮真言论》)五行更是与五方、五气相联系。“东方生风,风生木”;“南方生热,热生火”;“中央生湿,湿生土”;“西方生燥,燥生金”;“北方生寒,寒生水”(《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天有五行御五位,以生寒、暑、燥、湿、风”(《素问•天元纪大论》)。揭示出天人相应,天、地、人统一的观点。人体是一种高度复杂的生物有机体,受到生物界一般规律和自身特殊规律的支配。因此,以防治人体疾病,维护和恢复人体健康为宗旨的医学,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生物学基础之上。中医经典涉及许多生物学知识,对生命的起源和生存条件、人体的结构和功能等方面的问题作了科学的探讨。

《黄帝内经》把生命现象当做一种自然现象,揭示出生命现象的总根源在于阴阳。“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然而,阴阳并不是空洞的抽象概念,它们“在天为气,在地成形,形气相成,而化生万物”(《素问•天元纪大论》)。在维系生命活动过程中,则是“阳化气,阴成形”(《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化气以成形为基础,成形以化气为统帅,二者相互依赖、相互制约,共同构成生物体的新陈代谢,成为生命活动的支柱。中医在长期临床实践中,发现了生物节律,从而大大发展了生物学。它以自然界周期性变化为背景,发现人体的阴阳、气血、脏腑、脉象、色泽等皆有相应的变化。如“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气之常也,人亦应之”(《素问•生气通天论》)。人体的变化节律,在发生疾病时表现尤为明显,“夫百病者,多以旦慧昼安,夕加夜甚”,多数疾病早晨减轻,夜晚则加重。中医对生物节律探索的最重要成果,就是提出了“子午流注”学说,并把它运用于针灸学,形成其理论基础,这在临床具有重要价值。此外,其他科学技术也都深深影响着古代中医。如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纲辨证,子午流注针法,方剂配伍中,蕴含着古代数学知识,其中大量使用着模糊化方法。诸如“气”的范畴,五行学说,病机学说,针灸及磁疗中,则显露出其物理学背景。而中医药学中的化学知识则直接得益于古代金丹化学以及手工业生产实践。因而中医学的发展繁荣,是在医疗实践的基础上广泛吸收古代科学技术的结果。

3政治与中医学的关系

中国自进入阶级社会后,王权就成为政治上层建筑的核心。至秦统一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开始了延绵数千年的皇权统治。这种皇权制度与逐渐强化的大一统思想对医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封建统治者为延年益寿、延续子嗣,保证皇权世代相袭,都十分重视医药,并千方百计地加以控制、利用。历代王朝专设御用“食医”、“太医”,建立并不断完善医事制度、重视医药典籍,从而促进了中医药学的延传和发展。西汉开始,为强化皇权统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种皇权至上的政治思想氛围对医家产生重大影响,并无形中渗透到医药学中。其突出表现就是把人体生理组织与政权系统相类比,以心神喻君主,从而表明心神是全身的主宰,君主是国家的中枢。《素问•灵兰秘典论》认为:人体12脏各有分职,且有“相使”、“贵贱”之分。肺、肝、胆等脏器分别是“相傅之官”、“将军之官”、“中正之官”、“臣使之官”、“仓廪之官”、“传道之官”、“受盛之官”、“作强之官”、“伎巧之官”、“决渎之官”、“州都之官”。在此之上矗立着心君之位:“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故主明则下安,以此养生则寿,殁世不殆,以为天下则大昌。主不明则十二宫危,使道闭塞而不通,形乃大伤,以此养生则殃,以为天下昌,其宗大危,戒之戒之”。

这里,既是指心神的主宰地位,也是论证君主的重要性、合理性。这是医学理论,也是皇权思想。《内经》之后,以心为体之君,以君为国之心,成为思想家、医家的常规类比。医官制度的设立,皇权思想的强化及在医理中的泛化,也深深影响到医家的价值观念。既然身与心犹如国与君,所以治身如同治国,治身者亦可治国。医和说:“上医医国,其次医人”(《国语•晋语》),突出治国的重要,其价值判断为:治国者为上医,医疗者为下医。后世所谓“不为良相,则为良医”,是这一价值观念的影响。这里当然不乏有医家欲抬高自己身价的心态,但已足见封建制度、皇权思想的巨大影响。

4哲学与中医学的关系

植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传统中医药学,不仅受到当时经济状况、政治上层建筑的作用,而且还受到整个社会文化氛围的影响。先秦时期曾经出现诸子竞出、百家争呜,是中国学术发展最繁荣的时期之一。不同学科和观点体系相互吸收、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特别是医学与其他各门学科的关系尤为密切。因为医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应用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既具有自然属性,又具有社会属性,是一个自组织系统。它在临床中具有极强的实践性和操作性,决定了它自身及与其他学科的可通约性,需要各种学科的理论、观点和技能、技巧的支持和转移。因而中医药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势必尽可能地汲取和综合利用其他学科的成果,以解决其面临的实际问题,从而具有较大的包容性和融摄性。对医学理论形成影响最大的当属哲学思想。

天然产物化学论文篇2

关键词 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天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李约瑟问题；生态文明；三种生产理论

中图分类号 F06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08)06-0007-05

在西方还未打开中国的大门前，中国是一个农业文明国家。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史说明，如果不考虑人口过度增长带来的问题，此种农业文明具有较好的可持续性。经过鸦片战争以后的痛苦、反思与努力，中国开始走向工业化的道路。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飞速增长。按可比价格，从1978-2005年，GDP增加了近11倍。但是，我们同时又遇到资源环境条件的强烈约束，为此，不得不寻找新的发展的道路，也就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道路。

可以说，当代中国正带着农业文明时代的厚重历史，实践着工业文明的理念，探索着生态文明的道路。此间，三种文明形态的思想，相互碰撞，相互激荡，相互渗透，常常令人困惑，难以适从。

本文试图以中国古代文明为例，通过人与自然关系的分解，以及环境社会系统中四种关系的分析，提出一个综合理解文明变迁的视角的框架。诚然，详细地展开论述和进一步求证是一件工作量巨大的事，非短期内可以完成，有赖于将来的工作和更多研究者的参与。

1“人与自然”关系的分解

叶文虎和宋豫秦［1］（叶文虎，2002）指出，在中国文明的发展进程中，除了存在传统史学所强调的“人与人”关系这条主线外，还存在着“人与自然”关系的主线。该文初步论证了“人与人”和“人与自然”两条主线的相互作用关系是中国文明发展演变的主要驱动力。实现“人与人”关系的公平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其中，“人与人”的关系主要指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技术以及宗教等完全由人类自己构造的社会体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指人类的生存活动与自然界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过程。

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人类历史上，“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不同的文明中，或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存在着分裂现象。“我把‘天’解释为大自然，有人就说：‘中国古代并无相应于西方历史上的“自然”的概念’……”［2］其实，这并不矛盾。

在明确“自然”的概念之后，可以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分解成两种关系，即“人与天”的关系以及“人与物”的关系。

所谓 “明确”，是指上文［1］中“人与自然”中的“自然”，在本文中，必须包含宇宙在内。

所谓“分裂”或“分解”，静态地看，是把人与自然环境（包括宇宙）作为一个系统，侧重考虑系统的整体性，偏重于本体论时，“人与自然”一词应理解为“人与天”的关系。这里的人可能是个体的人也可能是作为群体的人，亦即社会组织或社会。在这里，“人与天”的关系包含了部分［1］“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侧重于自然中一个个独立存在的个体时，“人与自然”的关系则主要体现为“人与物”的关系。

动态地看，在人类文明的早期就出现了这种分裂的萌芽，直到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时期，分裂显化。在此后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比较而言，人与物的关系比人与天的关系逐渐受到更多的重视，几乎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同义语。

在文明史上，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各有侧重。“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有何区别呢?我认为最根本的区别是思维模式、思维方式的不同。西方文化注重分析。一分为二：而东方文化注重综合。合二为一。”［3］按我们的理解，东方文化侧重于天人关系的体味与阐发；西方文化侧重于人与物关系的揭示和实践。

2 三种生产理论框架下的四种关系

三种生产理论［4］指出：“人和环境组成的世界系统，在基本层次上，可以概括为三种生产――物资生产、人的生产和环境生产――的联系。

物资生产指人类从环境中索取生产资源并接受人的生产环节产生的消费再生物，并将它们转化为生活资料的总过程。该过程生产出生活资料去满足人类的物质需求，同时产生废弃物返回环境。

人的生产指人类生存和繁衍的总过程。该过程消费物质生产提供的生活资料和环境生产提供的生活资源，产生人力资源以支持物质生产和环境生产，同时产生消费废弃物返回环境，产生消费再生物返回物质生产环节。

环境生产则是指在自然力和人力共同作用下环境对其自然结构和状态的维持与改善，包括消纳污染(加工废弃物、消费废弃物)和产生资源(生活资源、生产资源)。”

从人的角度出发，在包含宇宙在内的环境社会系统中考虑各种关系的话，物资生产和环境生产可以分别对应与人与物的关系，人与天的关系，而人的生产则可以对应与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如图1所示。

这里所说的人和前面提到的一致，可以指个体，也可以指群体。如果从时间角度考虑，也可以指代内以及代际关系。

关于人与人的关系及其对文明的影响，论述甚多，本文不作赘述。

至于人与自身的关系。可以直接借用大家熟知的马斯洛的五层次理论：生存、安全、交流、受尊重、以及自我实现，来解释个体各类行为的动机。本文也不展开说明了。

3 中国古代文明中的天人关系

虽然在荀子之前，中国就出现了天人相分的思想［5］，但是在古代中国，偏重整体论的天人思想可以说是占了主导地位。

中国古代对天人关系的认识广泛见于各类典籍。如，《黄帝内经•素问•宝命全形论》里指出：“天地合气，命之曰人”。人应当“法于阴阳，和以术数”（《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黄帝内经•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篇》又说：“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夜卧早起，广步于庭，被发缓形，以使志生，生而勿杀，予而勿夺，赏而勿罚，此春气之应，养生之道也。逆之则伤肝，夏为寒变，奉长者少。夏三月……使志无怒 ……养长之道。秋三月……使志安宁……养收之道也。冬三月……使志若伏若匿……养藏之 道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

又如，《道德经》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虚而不屈，动而俞出。多闻数穷，不若守于中。” 还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天人合一的思想在儒家传统中源远流长。其中许多我们今天还耳熟能详。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周易象上传》）“圣人有以仰观俯察，象天地而育群品，云行雨施，效四时以生万物。若用之以顺，则两仪序而百物和，若行之以逆，则六位倾而五行乱。”（《〈周易正义〉序》）“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第十七》)。北宋张横渠（张载）在《正蒙•乾称篇》中首次直接提出“天人合一”这个词：“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

这种整体论的思想还体现在知识论上。

“道可道，非常道”，《道德经•道经》的开篇之言给中国文化的影响无疑是极其深远的。“知北游于玄水之上，登隐?之丘，而适遭无为谓焉。知谓无为谓曰：‘予欲有问乎若：何思何虑则知道？何处何服则安道？何从何道则得道？’三问而无为谓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问，反于白水之南，登狐阕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问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将语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问，反于帝宫，见黄帝而问焉。黄帝曰：‘无思无虑始知道，无处无服始安道，无从无道始得道。’……黄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与若终不近也，以其知之也’” （《庄子•知北游》）。

禅宗传入中国以后，出现了适应中国文化特点的变化，并且在唐末五代迅速兴起。“法眼文益在《宗门十规论》中说：‘祖师西来，非有法可传……但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此门奇特，乃是教外别传。强调‘传心’、‘不立文字’和‘教外别传’，不提倡读经和着书立说，这样便与诸宗划清界限。禅宗主张人人皆有佛性，皆可成佛，引导信徒自修自悟，‘识心见性’，‘顿见真如本性’，不主张到处求法求佛。”（杨曾文，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教授，在北京大学的讲座：《中国禅宗的兴起及其主要特色》）

世界著名的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这样评价汉语：“汉语中所使用的语音的缺乏大大消减了语言的用途，至少影响了科学专业术语的发展。……同源异体字的产生也可认为是对语音日益贫乏的补偿，但是直到公元13世纪，它只在口语中被使用而未被书面语所采纳。……汉语尽管语义不明确，它却有一种精炼、简洁和玉琢般的特质，给人的印象是朴素而优雅，简洁而有力，这也是与其它语言相比下显现的一个优点”［6］。

是什么原因让李约瑟如此评论汉语呢？“中国传统的美感视觉一开始就是超脱分析性、演绎性的［7］” 。汉语语法的“灵活性让字与读者之间建立一种自由的关系，读者在字与字之间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解读活动，在‘指义’与‘不指义’的中间地带，而造成一种类似‘指义前’物象自现的状态……没有定位，作者仿佛站在一边，任读者直现事物之间”［7］，让读者置身其间，整体性地参与。这或许是真正的、内在的原因。

也正是在这样注重整体性的，与天合一的文化氛围下，我们产生了“星淡华月艳岛幽椰树芳晴案白沙乱绕舟斜渡荒”［7］ 这样的字字回文诗。

整体性的知识论对学习者的智力要求相对比较高，所以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朽木不可雕也”或者“心有灵犀一点通”之类的说法。《历代诗话续编》中说：“严澜沧谓论诗如论禅：‘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学者顺从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义。’”又说：“吴思道诗云：‘学诗浑似学参禅，竹榻蒲团不计年，直待自家都肯得，等闲拈出便超然。’”

而这提高了文化学习的神秘性，增加了知识传播与文化普及的难度。“信则灵，不信则不灵”的悖论也容易导致知识的社会传播过程中， “魅影”、误解与真知并存。

除了智力以外，“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或许还与整体性领悟的个体性、难以复制性有关。

中国人在“天人关系”的一些方面比李约瑟记录的中国文明走得更远。至少可以上溯到汉代的导引术可以成为一个好的范例。目前广为流传的导引术之一是太极拳。以“Tai Chi Chuan”，“Taijiquan”, “Tai Chi Chuan”, 或“Tai ji quan”为检索词，在被西方学术界普遍认可的ISI网站上可以查找到85 篇有关太极拳效果的研究文献（截止至2007年12月14日）。这些文献都肯定了太极拳的正面效用。由此可见，太极拳的效用至少已经得到国际康复医学界的初步重视和认可。虽然关于太极拳的产生还有不少争议，但是一般认为：太极拳的形成至少离不开两个因素：第一，导引和吐纳的传承。第二，古典哲理的发展――从《周易》中“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一直到宋代周敦颐的《太极图说》［8］。

再如，基于经络学说，可以“头疼医脚，脚疼医头”的针灸术也逐渐为世界所认识和接受。以“Acupuncture”为关键词检索在ISI网站上可以查到1本2007年被列入SCI Expanded的期刊―Acupuncture & Electrotherapeutics Research，以及3本被ISI列入链接的期刊。

4 中国古代文明中的人与物的关系

古代中国出现了灿烂的科技，但是，在方法论上来说，人与物的关系研究比较不被重视。“上诚好知而无道，则天下大乱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毕、弋、机变之知多，则鸟乱于上矣；……甚矣，夫好知之乱天下也！”（《庄子•箧》。）

又如：“子贡……见一丈人方将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为圃者仰而视之曰：‘奈何？’曰：‘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汤，其名曰槔。’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子贡瞒然惭，俯而不对。（《庄子•天地篇》）

影响中国古代人与物关系的还有一些偶然因素。以时钟的发明为例。一般认为，时钟是由西方传入中国的。可是，李约瑟［9］详细地研究了中国的天文史，并发现，在宋朝末年，中国的苏颂就发明了有擒纵机构的计时装置，虽然这种时钟装置是用在天文仪器上的。大约500年后，利玛窦和他的传教士们才带来西方的时钟。宋朝灭亡以后，元朝似乎继承了这种发明，元朝的最后一位皇帝还在宫廷里制备此类计时装置。当朱元璋夺取政权时，似乎对元朝的一切不屑一顾，中国古代制备时钟的知识与技能就这样险些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了。

对人与人之间关系以及天人关系的学习和理解给中国的知识分子带来极大的物质或精神满足。“书中自有黄金屋”，“学而优则仕”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一种入世后的场景；张载这样表达儒者的人生理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进则闻达于天下，退则归隐山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则提供了另一种自我实现的画面。所以，虽然在中国古代，人与物的关系不被重视，但是对知识分子来说，马斯洛提及的五个方面的动机都可以在人与天以及人与人的关系中获得不同程度的满足。这也是中国古代的人与物关系得以维持的重要原因。

5 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与人关系的交互作用

在中外文明史上，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之间有明显的交互作用。有的交互作用在一定时期促进了社会的发展，有的则阻碍了社会进步。

人天关系的思想在一些制度中有所体现。甚至有深远的影响。

中国的祭天文化历史悠久。《尚书•尧典》说：“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分命羲仲，宅夷，曰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而至夏、商、周三代及其以后各代，祭天的记载更加丰富［10］。

在中国古代，司法中有“秋决”制度，正是合了秋的肃杀之气。吕世伦认为：“古代中国基本的宇宙图式是天人合一，这一图式又是一个审美境界，富于审美意义。此一特征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古中国法律，使中华法系具有浓厚的审美色彩。”［11］

有时候，在有些国家或地区，某种宗教成为国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道教或佛教一度成为中国的国教。在中世纪的欧洲，实行政教合一制度达一千年之久。

人与人的关系也反过来影响、甚至利用对人天关系的认识。

前面提及的祭天仪式固定下来之后，逐渐地和人与人的关系相结合，成为少部分人才能进行的活动。“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礼记•王制》）

“宋代以降，《步天歌》受到高度重视，被视为描述星象的最权威记录……《丹元子步天歌》还采用三垣来划分星空。三垣即紫微垣、太微垣和天市垣。……古人将北极周围邻近的星座，用想象的虚拟线条联系为三个星空区，各区都以东西两藩的星绕成墙垣形式，故取名为三垣，作为天宫中天帝的官署。……紫微垣简称紫垣、紫宫，其所在肇的天区是北极周围，共有三十七个星座，分别为北极(包括太子、帝、庶子、后宫、北极共五星)……紫微垣乃三垣的中垣，居北天中央位置，故又称中宫。……太微之于三垣，乃象征天宫的政府官署……天市垣象征天帝率诸候所幸都市。”［12］

《明皇杂录》中记录了一个一行利用星象变化救人的神话故事。［13］

“初，一行幼时家贫。邻有王姥者……前后济之约数十万，一行长思报之。至开元中，一行承玄宗敬遇，言无不可。未几，会王姥儿犯杀人，狱未具，姥诣一行求救。一行曰：‘姥要金帛，当十倍酬也；君上执法，难以求情，如何？’王姥戟手大骂曰：‘何用识此僧！’一行从而谢之，终不顾。

一行心计浑天寺中工役数百，乃命空其室内，徙一大瓮于中。密选常住奴二人，授以布囊，谓曰：‘某坊某角有废园。汝向中潜伺。从午至昏，当有物入来。其数七者，可尽掩之。失一则杖汝。’如言而往。至酉后，果有群豕至，悉获而归。一行大喜，令置瓮中，覆以木盖，封以六一泥，朱题梵字数十。其徒莫测。诘朝，中使叩门急召，至便殿，玄宗迎谓曰：‘太史奏昨夜北斗不见，是何祥也？师有以禳之乎？’一行曰：‘后魏时失荧惑，至今帝车不见。古所无者，天将大警于陛下也……如臣曲见，莫若大赦天下。’玄宗从之。又其夕太史奏。北斗一星见。凡七日而复。”

《神僧传》中记载了同样的故事，但比《明皇杂录》中的长，后面还有一段，一并摘录如下，以给读者一个完整的印象：“帝尝问国祚几何有留难否。行曰，銮舆有万里之行，社稷终吉。帝惊问其故不答……及禄山乱驾幸成都，至万里桥忽悟，未几果归。昭宗初封吉王，唐至昭宗而灭，故终吉。”

6 结 语

如何处理好上述的四种关系，关系到生态文明建设的走向、成败与深度。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我们要注意作好以下工作：整理、区分与保护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素，汲取传统天人关系中的积极成分，并努力将其与西方文明中的优秀成分相融合；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合理运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引导人与物之间关系的健康发展，避免人与人关系对人与物关系的不当干涉；协调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使社会公正、和谐地发展。从而真正实现社会中人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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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c Relationship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Four Relationships in

Environmentsociological System

GAN Hui1，2 YE Wenhu1

(1.Center of Chin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search, Beijing 100871,China;

2.College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7 Fujian)

Abstract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humannature relationship can be decomposed to two relationships.

One is humannature relationship from the holistic view, or socalled humanheaven relationship in China, and the other is humannature relationship from the analytic view.

This decomposition is helpful to understand “the Needham problem.” The two relationships, together with the humanhuman relationship,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itself/themselves, i.e, totally four relationships, were united in the theory of three models of production.

天然产物化学论文篇3

关键词：天人关系；天人合一；环境伦理；主客统一

中图分类号：B82—05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165（2012）03002305

无论在《尼各马可伦理学》，还是在《论语》、《中庸》中，“伦理”或相当于“伦理”含义的词，都是指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关系原则。进一步说，它是探讨个体如何正确处理与群体中其他个体的关系，以便获得自身的幸福和群体的和谐。到了二十世纪，伴随现代工业发展而带来的诸多环境问题，使人们意识到要获得幸福或者合理性的生活，不仅要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更要处理好人和环境的关系。于是“伦理”一词扩大了其使用范围，在“人与人的关系原则”这一传统意义基础上，增添了探讨“人与自然关系原则”的内容，这就是环境伦理。虽然“环境伦理”概念发源于西方文化、产生于现代社会，但它对我们而言却不是全新领域。人与自然的关系原则，根本上是以人与人的关系原则为基础，以人在宇宙中的自我定位为依托。中国传统哲学处理“天人关系”的独特视角，能够为我们考察现代社会环境伦理问题提供合理视域。

与西方哲学寻求万物本源的本体论发端不同，中国哲学肇始于对人生问题的探讨。人生问题一直是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而且对于人生问题的考察，始终伴随着人们对宇宙万物的理解。对此，张岱年先生这样总结：（中国哲学的）“人生论之开端问题，是天人关系的问题。天人关系论之开端的问题，是人在宇宙间之位置的问题。人在宇宙中之位置的问题，也可以说便是人生之意义的问题。”[1]也即是说，“天人关系”构成了中国哲学的基本立足点，并直接指向人的价值取向这一重大问题。怎样安放人在宇宙中的位置？如何进行人生意义的选择？对此，包括儒家、道家在内的中国传统哲学主流得出了一致性的结论，那就是“天人合一”的哲学立场。这样的立场选择既是传统文化人伦关系的前提，也反映了传统文化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独特路径。而且，这一哲学前提蕴含着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全然不同的思维方式：主客统一。主客统一的思路将构成解决现代社会环境伦理问题的合理思路。“天人合一”究竟有哪些内涵？这个理念如何能够解决当代环境伦理问题？我们尝试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法天象地”的自我安放起点

中国传统哲学所诞生的土壤是农业文明，农业生产的主要因素是天时、地利和人为。其中，人为的因素需要依赖天时与地利等外部环境因素而展开。人为结果如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天地四时的运行状态。因此，学习、掌握自然运行规律，并顺应此规律安排人的生产活动方式，进而安排人的社会活动法则，构成先民生存活动的主要内容。因此，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先民是以敬畏、感恩的心态向自然学习。八卦的产生就是这种心态的结果：“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易传·系辞》）伏羲治理天下的时候，上观天文、下察地理，向自然万物效仿学习，根据人自身和事物的规律，创作了八卦。意在通晓宇宙的大道，推知万物的本质规律。上述这段文字至少表达了三重含义：第一、先民把自身安放在一个包括了天地万物在内的统一整体之中，人作为这个整体的一个环节，并非与此整体相互对待；第二、这一统一体内部的万事万物虽各有其情、各具其类，但都是“道”的表现；第三、如何把握“天道”？这需要观察、学习，在法天象地的基础上把握宇宙之理，寻找万物运动变化的基本规律。正因其尝试寻找、预测事物变化的规律和趋势，《易经》才被看作是卜筮之书。

天然产物化学论文篇4

关键词: 历史课堂 进化论思想 思想解放

1859年,达尔文发表了《物种起源》一书,创立了生物进化论,从产生之日起无论是科学界还是社会、政治领域,对此理论均产生激烈的争论。进入21世纪后,即使在今天的英国此理论也并没有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然而这一生物学科的理论在产生之后被人们不断地演化,发展出社会进化论――社会达尔文主义,它虽曾被某些别有用心之徒用作侵略的思想工具,但还是让近代的思想家、政治家学会了用联系、发展的观点去考量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至19世纪下半叶,进化论开始传入中国。它促使中国人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发生重大变化,“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为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运动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而2007年人教版必修3的高中历史教材《近代中国社会的思想解放》这一专题对这一思想的有关内容竟只字未提,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本文试图对进化论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以及国人对于此理论几乎“崇拜式”的信任态度展开探究。

一、《天演论》――加工过的“中国式进化论”

1883年,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W.A.P.Martin)在其出版的中文书籍《西学考略》中就将进化论的基本理论要素,诸如环境适应、适者生存等都反映出来,并涉及人类起源与进化问题[1]。但进化论在中国传播史上最为重要的事件是1898年正式出版的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此书脱胎于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该书简洁生动地阐述了达尔文进化学说的主要原理,广泛涉及了人类思想的全部历史,包括进化论与伦理学两方面内容。严复《天演论》只取其前半,并根据中国社会需求,对原作进行再创造,从而使《天演论》具备了鲜明的时代气息和民族特色,成为适应当时中国需要的宣扬社会进化论的载体。可以说,严复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贡献,不仅仅在于翻译了西学名著《进化论与伦理学》,更重要的是他结合中国国情对进化论的选择与创新,使之成为中国版的进化论――《天演论》。

严复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理反对保守思想,警醒国人,呼吁救亡图存,以使中国自立于世界强国之林。因此,严复的进化思想呈现出一些独有的特征。如书中提出:“天演公例,自草木虫鱼,以至人类,所随地可察者。”[2]用宇宙普遍进化的思想批驳守旧派“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僵化思想,在当时思想界引起了剧烈震动。无怪鲁迅说:“严又陵究竟是‘做’过《天演论》的,的确与众不同:是一个19世纪末年中国感觉敏锐的人。”[3]“自达尔文书出后,则进化之学,一旦豁然开朗,大发光明,而世界思想为之一变,从此各种学术皆归于进化矣。”举国志士“渐倾向于西人学说”。由此可见,进化论在中国诞生在一个特别的时代。之前“中体西用”的思想被中国有识之士所接受,但一场甲午战争惊醒了中国人,“变革维新、救亡图存”成为19世纪末中国社会的最强音,在这样的环境中以宣扬变革为要旨的维新思想应运而生,这与进化论思想可谓是不谋而合,经过严复加工的《天演论》给中国的有识之士带来了极大的启示,由此引发了一股社会变革的社会思潮。

二、进化论思想在20世纪初的思想解放历程中的多元一体性

“任何一个民族在接受外来新思想时,总是以本民族现有的逻辑结构去整理外来的思想材料,表现出不同文化的交融汇合”,[4]近代中国进化论的产生过程也是如此。中国近代思想家紧密结合中国的社会政治情况,对生物进化论进行重新概括和再造,但均以追求发展、救亡图存作为主体,试图用社会进化的观点为自己的理论服务,形成自己的社会进化理论。这样进化论思想在中国形成了多元一体的局面。资产阶级改良派竭力宣扬“物竟天择,适者生存”的天演之道,把它作为维新变法的理论根据;资产阶级革命派则把进化论当作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思想武器;俄国十月革命前的陈独秀、等激进民主主义者,也始终用进化论的观点来观察自然界,观察社会,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和复古思潮。

康有为发挥“三统”、“三世”的旧说,指出人类社会处在变易、更新、进化和发展的动态过程之中,这一过程是沿着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轨迹向前演进的,这样的发展道路被康有为用来解释君主―君主立宪―民主共和之政治进化的必然过程。这是一种进化的历史观,但他的进化论更讲究的是一种循序渐进型的发展。任何历史的进步均有其变革的轨道,不能逾越,这就成为其在中国主张君主制而反对革命的重要理论根据,如其在1901年所作的《中庸注》中指出:“进化之理,有一定之轨道,不能超度。既至其时,自当变通。”而孙中山则以进化论为依据,宣传民权和民主共和的历史必然性,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思想,肯定“世界万物皆由进化而成”,即实行民权和民主共和制是符合自然进化规律的。1905年,孙中山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的演说中指出:“吾侪不可谓中国不能共和,如谓不能,是反夫进化之公理也,是不知文明之真价也。”孙中山主张革命也是进化的重要方式,社会发展可发生突变,这样的进化更符合人类文明的公理。陈独秀把达尔文进化论看作是近世三大文明之一,“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的理论武器。早年也十分推崇达尔文的进化论,“天演之迹,进化之理,穷变通久之道,国于天地,莫或可逃,莫或能抗者。”他认为宇宙进化以创造意志为动力,人类历史也是由人的意志所造成:“吾尝远翻历史之陈案,近窥世局之潮流,见乎兴亡倏忽,文运变迁,世主倾颓,宗教改革,而知凡百事件之因缘,罔弗基于人类思想之变化。思想之酝酿,遂为一时之势力。表示此势力者,无问其为一人物为一制度,均不过一时民众思想之代表而已。”[5]进化论还通过马克思主义影响了中国的革命。

三、对进化论近乎“崇拜式”的信任

上述的思想对近代中国社会的进步均起到推动作用,但无论哪种思想均带有自身的阶级痕迹与思想色彩,为各自的改革或革命寻求理论根据。在多元的进化论思想背后,我们发现其实它们又有统一的地方:首先,各个阶层、阶级均将进化论作为寻求救国道理的理论武器,而非纯粹的科学理论;其次,对进化论中“适者生存”的核心思想极为推崇,在中国民族危机空前状态中,奋发图强,摆脱危机成为有识之士的共同追求。这样的思想符合近代中国进步、发展的时代要求,推动了近代化的历程,被广大的知识分子,甚至是普通民众所接受。如胡适在《四十自述》中回忆:他在上海澄衷学堂学习时,国文教员出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作文题目。“这种题目自然不是我们十几岁小孩能发挥的,但读《天演论》做‘物竞天择’的文章,都可以代表那个时代的风气。”“读这书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贡献。他们能了解的只是那‘优胜劣败’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燃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还有许多人爱用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名词作子女的名字,“我自己的名字也是这种风气底下的纪念品。”中国人对进化论形成了一种“崇拜式”的信任也就不难理解了。

但是从另一个层面说,思想家们对“进化论”这一人类自然科学的里程碑式成果的认识都或多或少地呈现出一丝扭曲。著名汉学家罗多弼说:“‘进化论’崇拜青年,把社会看作类似生物的东西,主张进化,进化就必然意味着没有活力的部分被淘汰。中国实现大国崛起、民族复兴也应如此,于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很快就在中国扎根了――这里有个很有趣的故事是,严复把赫胥黎的《天演论》翻译成了中文。但《天演论》本来的意思很清楚,是反对达尔文主义在社会领域的应用,认为其只能应用于自然。但到了严复的手里,反而成了一个宣传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著作。”在我们头脑中的社会进化就是淘汰与竞争,是生存与毁灭之间的较量,是新旧世界的对立与冲突,对于进化论的科学价值我们无从准确判断,但强调人类的和谐共处、新旧事物的有序过渡、社会群体的互助友爱、尊老爱幼等应成为我们的价值取向,这样的思想也是进化发展的一个部分,但往往被忽视。另外需指出的是,对任何一种前人之说,都不应绝对的服从而毫不怀疑,需知“怀疑才是创新的开始”,所以教师在教学中应给学生以空间。

对于进化论思想,2003年人教版历史教材中明确指出其对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为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理论武器,但07版中删除了有关内容,如再在近代思想解放潮流专题中加入相关内容,分析这一思想在中国出现的背景和作用,以及百年来对此思想的不同看法,增强学生对历史的感悟,则能使历史教学变得鲜活、生动。历史课堂应是生动的、有血有肉的,在教学中我们不应只用一种声音去解读历史,多问问为什么,多去探究历史事件背后的故事,多去寻求历史中“高营养”的价值内涵,这才是历史教学追求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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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产物化学论文篇5

论文摘要:简要阐明“造物”的概念和特性之后,深入探讨和 总结 了《考工记》和《天工开物》等著作中蕴含的先进设计思想。分析表明: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飞速 发展 ,设计理论和方法不断创新,由此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人类的生活条件与生存环境在许多方面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与改善。但与此同时,过于商业化的 现代 化设计与现代机器大生产又导致了一系列问题:如能源危机、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还包括“人异化为物质的奴仆”等。“和谐”、“可持续”成为现在和未来发展的最强音[1]。

现代设计理论中“人本主义”的思想正日益浓厚,主张设计的目的不是为 工业 界提供新款式,而是关心社会,关心人类问题。产品设计的目标从单纯提供便利,向满足所有人(包括儿童、病人、残疾者)的生理和心理需要转变,设计中力求人与物的和谐配合。

在我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中,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从而也造就了璀璨夺目的物质文明,并形成《考工记》、《工艺六法》、《漆经》、《木经》、《天工开物》等记载古代造物思想和工艺的 文献 。对这些文献稍加研究就会发现,我国传统造物中蕴含着丰富而优秀的设计思想,其主旋律——和谐对现代设计仍然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1　造物的含义

本文所说的“造物”,既指通过人工劳动而获得的物态化产品,同时也包括人们得到这种物态化产品的劳动过程或动作。前者可称为“人工物”,是使用一定的材料,为一定的使用目的而制成的物体和物品;后者可称为“造物活动”,是人类为生存和生活需要而进行的物质生产,包含人类造物的劳动工程、方式及其意义。

人从 自然 的物质世界出发,利用自然所提供的材料,用自己的智慧和双手通过造物活动,创建了一个人造物的世界。人造物与自然物的本质区别是其“人工性”,人工性的基本特征是:(1)经由人综合而成的;(2)可以模仿自然物的外表而不必具备被模仿自然物的本质特征;(3)可以通过功能、目标、适应性三方面来表征;(4)讨论时,主要着眼于描述性和规范性。这也就是说,人造物的本质特征是人工性以及人所赋予的目的性和价值。

人类造物活动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类的需要,造物本质上是文化性的,它表现在2个方面,一是人类的造物和造物活动作为最基本的文化现象而存在,它与人类文化的生成与发展同步,并因为它的发生才证实文化的生成。二是人类通过造物和造物活动创造了一个属于人的物质化的文化体系和文化世界[2]。

2　《考工记》中的先进设计思想

《考工记》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手工艺技术专著,又名《冬官考工记》,问世于春秋战国时期,汉代又对其进行整理和编校,并作为儒家经典文籍之一,收入在《十三经》的《周礼》(即《周官》)之中。

《考工记》详细地记载了我国先秦时期许多重大科技成就和一些具体的工艺制造技术,记述了木工、金工、皮革、染色、刮磨、陶瓷等六大类30个工种的内容,涉及制车、兵器、礼器、钟磬、练染、建筑、水利等手工业技术,还涉及天文、生物、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知识,是

3　《天工开物》中的先进设计思想[13-14]

除《考工记》外,《天工开物》是反映

3.1　主张造物设计应该着重关心民生

《天工开物》所撰内容,主要着重于一般造物,并主张造物设计应“效用于日用之间”。全书以“农用工具设计”为首,着重于与普通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造物,阐述了人赖以生存的水稻、小麦种植,筒车、牛车、踏车、拨车、等水利工具及耕种器具的设计及使用情况。在“衣料染织设计”篇,着重介绍各种布衣和毛皮、毛布、毛毡的设计制作。“陶瓷砖瓦设计”中首先论述民用器物;“舟车”篇也以民用杂舟实用槽舫和普通驴马大车、独辕车为主。

《天工开物》的编排和内容表达出“造物设计”应该适应商品市场和生活需求、注重实用器物的观念,体现了明代知识分子对下层社会生活民间百姓之需的理解和关注的思想。在《天工开物》记载的普通造物活动中,已看不到类似《考工记》中所表达的那种森严的伦理等级规范,所看到的主要便是设计、技术、分工、生产的 发展 痕迹。造物设计发展到这一时期,与文化 艺术 一样,越来越明显地分化为上层(为宫廷和士大夫服务)和下层民间(为普通民众服务)的两大支流。

天然产物化学论文篇6

首先，作家之根在于天地之物。作家是如何生长起来的？作家是如何成长起来的？为什么东方作家与西方作家在人群里一眼就可以被认出来？为什么在欧洲的北方与南方出生的作家存在巨大区别？为什么中国的北方作家与南方作家之间，往往也存在天壤之别？一个出生与成长于盆地的作家，和一个出生与成长于海边的作家，为何有着不同的心理结构与性格特点，两者在作品中反映的景观与物象有着明显的不同？也许存在多种多样的原因，然而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从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开始，天地之物给他们的印象有所不同，所造成的心理烙印与情感影像差距甚大。不仅作家是如此，诗人、艺术家、学者以至于所有生存与生活于在千世界的人们，莫不如此；只不过诗人与作家作为人类社会中非常敏感而深沉的人群，天地之物对他们的影响特别巨大而深远。他们会在自然世界中寻找灵感，与自然界的花鸟虫鱼与日月星辰等进行着交流与对话，看到高山他们感到雄伟，看到大海他们觉得辽阔，见到大江他们感到奔流，见到冰雪他们觉得寒冷，如此等等。诗人与作家们往往借助天地之物而抒发伤春悲秋之感，抒发仕途不顺之苦闷，寄托自我理想之追求；古诗有云：“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王国维《人间词话》亦云：“昔人论诗词，有景语、情语之别，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②有时也会因人际关系的复杂而烦恼，有时也会因情感纠纷而痛苦，但天地自然之物对他们所产生的影响，却是具有基础性质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最为根本的。不只是作家，人类生存之根都在于天地自然之物，他们就像地球母亲胸怀里的一群小小动物，他们的喜怒哀乐都只能在天地自然之间发生，不可能有所超越。因此，作家之根在于天地之物，似可定论。

其次，文学作品之根在于天地之物。不仅作家之根在于天地之物，文学作品之根也在于天地之物。文学作品是由谁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是如何被创作出来的？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作家创作出来的，不论是个体创作还是集体创作，不论是文人创作还是民间创作，离开了作为作家的人，任何作品都是不可能产生的。电子计算机不可能创造出真正的文学作品。那么，作家为何要创作自己的文学作品？此乃文学发生的基本原理。作为人类成员之一的作家，对于天地万物的观察与体悟，从而产生了心灵触动，不得不加以表达；“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③情感的冲动让他不得不对美丽的自然山川加以抒写与描绘，杰出的作品也许就这样产生了。没有对于自然山水的印象与感悟，一部杰出的文学作品如何能够诞生呢？这就是众多的文学作品之中，保存着大量地理印象与自然意象的根本原因。同时，文学作品是如何被创作出来的呢？文学作品的创作离不开具体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环境也是整个自然环境的组成部分。作家在国内进行写作与国外进行写作，其情感与心理状态，应该是有所不同的；作家在高山上进行写作与在大海边进行写作，其艺术感觉与语言表达，也许也是存在差异的。当然，相比于作家与生俱来的地理因子而言，写作环境所构成的地理因素所起的作用，并不占据主导地位。然而在某种特定情境之下，不同环境里的作品写作也许存在巨大差异：鲁迅早在日本写作以《摩罗诗力说》为代表的五篇学术论文，与回国后所写的《呐喊》等小说作品，则存在天壤之别；老舍在英国所写的《赵子日》与《二马》等小说，与后来在国内所写的《骆驼祥子》等小说，其差别也许就与此相关。因此，任何文学作品存在的根本在于天地之物，没有天与地所构成的自然空间，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的社会空间，就不会有文学作品的产生。

再次，文学之根在于天地之物。不仅是作家与作品之根在于天地之物，所有的文学现象之根也都在于天地之物。文学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其内涵与外延也不是太确定，不同的学者也许有不同的看法；然而，人类所谓的“文学”是以作家作品为基本内容的，其他包括文学运动、文学思潮、文学流派、文学社团、文学接受、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从本质上来说，它们都是天地之产物。文学思潮的发生不可能离开特定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文艺复兴表明当时的欧洲人对于古希腊文学的重视与向往，浪漫主义文学产生于当时的人类对自然的向往与迷醉；文学流派的产生往往是以特定自然环境为起点的，英国的湖畔诗派如果没有英格兰北部的昆布兰湖区，也许就并不存在。“陕西作家群”的创作更多地表现三秦大地上的历史文化意蕴和自然景物，而“湖南作家群”的书写更多地显现湘西世界的风土人情和青翠竹林，“江西诗派”的成长得益于宁静而秀美的华中自然山川，各个区域的文学亦呈现出各自鲜明独特的本土化色泽。即使是一种新的批评理论的兴起与一种新的文学理论观念的提出，也与特定时代环境与自然环境不可分离。法兰克福学派的产生并不是无缘无故的，美国耶鲁学派的发展也是有其特定历史与自然原因的。因此，任何文学现象的发生都与天地之物存在直接的关系，虽然有的时候情况显得更为复杂。

第四，文学批评家之根在于天地之物。所有的文学现象之根都在于天地之物，那么作为文学现象之一的文学批评家，其根基也在于天地之物。文学批评自古就有，西方有亚里斯多德的《诗学》，东方有刘勰的《文心雕龙》，皆为中国西方文学批评之杰作。如果没有古希腊文化与文学所提供的基础，如果没有地中海特有的自然地理环境，也不会有亚里斯多德及其《诗学》的存在；如果没有基于黄河流域自然环境而产生的南北朝以前的中国古代文学，也就没有信仰佛教并钟情于自然山水的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的产生。每一个批评家之所以能够独立地从事文学批评活动，就在于特定的地理环境所提供的生命能量与心理结构，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审美趣味与审美判断。特别是某位批评家的心理结构与审美趣味的形成，与特定的自然山水环境是密不可分的。而批评家所从事的文学批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寻求文学作品里存在的种种有价值的东西，其中就包括自然天地之物在作品里的种种印记与留存。当批评家本体的地理基因与作品里存在的地理因素相汇合的时候，就会产生感悟上的灵机一动以至于撞击出思想的火花，这就是真正的文学批评的开始。所以，从根本上来说，文学批评家与文学批评文本之根，也在于天地之物。

天地之物即“地理”。本文所说的“天地之物”，其实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学地理学批评中的“地理”。这里的“地理”概念，也许需要做出新的界定：传统的地理学所谓的“地理”，主要指地球表面自然景观之构成、之产生、之演变；④然而，文学地理学批评所谓的“地理”，则不仅包括地球表面之种种自然景观，也包括天体运行与某一部分已经自然化的人文景观，如故宫、长城、运河与三星堆之类的历史文物。一句话，人在天地之间所能够看到的所有物质形态的东西，都是我们所说的“地理”构成对象。所以，为了与传统地理学所谓的“地理”相区别，我们在这里以一个新的词语——“天地之物”作为界定。人类生活于天地之间，所有的文化现象与文学现象也都发生在天地之间，而天地之间的所有景象都会成为文学表现的主要对象，同时也成为了文学研究需要关注而不可回避的重要因素。

注释：

①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1911—2012年2月）资料显示，以“文学地理学”为名，按“关键词”检索，共发表相关论文190篇；按“篇名”检索，共发表相关论文40篇。

②王国维：人间词话[M].黄霖等导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P34.

③黄霖：文心雕龙汇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P94.

④中国最早出现“地理”一词，是公元前4世纪成文的《易经·系辞》，里面有“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的文句。东汉思想家王充对天文、地理有相当深入的研究，他的解释是：“天有日月星辰谓之文，地有山川陵故谓之理。”中国古代最早的地理书籍包括了《尚书-禹贡》和《山海经》等。在公元前2世纪的西方，古希腊学者埃拉托色尼第一次合成了geographica（geo+graphica）这个术语，意思是“地理”或“大地的记述”，写出西方第一本以“地理”命名的专著《地理学》。以上资料参见网络/view/5504.htm

天然产物化学论文篇7

摘要 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成为国策的今天，现实要求我们在学术研究方面必须迎头赶上，要在开展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发展、深化理论研究，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学理论体系。对于存在于传统文化身上的种种由于历史造成的缺陷，我们应当给予最起码的理解和尊重，而不应习惯于以简单的、政治化的二元对立观去评价传统文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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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 文化遗产保护 学科建设

随着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及文化部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双双启动，我国知识分子与政府官员的“文化自觉”意识已有大幅提升，保护、抢救濒危遗产已经在政府与民间社会中形成广泛共识。但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我们仍会明显感觉到，这项涉及全民的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理论准备仍显不足。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内涵

长期以来，在许多人眼中有这样一个观念：文化即政治。在这样一种理念的支配下，我们所说的文化学理论，自然也就是政治学理论。所以尽管我们建国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但并没有建立起独立的文化学理论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文化研究虽已起步，但它所介绍的基本上是一些外国人类学理论体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既没有全面研究和继承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观和历史唯物论原则指导下的文化理论遗产，有分析地吸收种种现代学派文化学说的有益成果，也没有对中国文化特别是民族民间文化现状进行深入、全面、持久的科学调查，从而建立起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在这样一种政治背景下去反思我们自己传统文化时，就很容易忽视对文化事项合理性与规律性的探讨，而习惯于以简单的、政治化的二元对立观去评价传统文化事项。所以，在我们的眼中，所谓的文化不是精华，即是糟粕；不是进步，即是落后；不是香花，即是毒草；不是有益，即是有害；不是好，即是坏。在这样一种非此即彼的方法论的指导下，那些产生在马克思主义之前的、产生在新中国之前的文化事项，特别是那些具有悠久传统的文化事项，就很容易被划入封建迷信的范畴，成为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思想的对立物，成为先进文化的对立物，成为谁也不敢碰的禁区，而这正是我们的可悲之处。

二、文化的发展和继承

我们不能想象有一种新文化或所谓先进文化有一天会从天上突然掉下。关于这一点，列宁同志早在1920年就在《共青团的任务》一文中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立场进行过阐述，他说：“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如果认为是这样，那完全是胡说。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演到了西方文化人类学时代，资产阶级文化学者们虽然对以进化论为基础的文化学说采取了轻慢甚至否定的态度，把主要精力放在了不同的原始部族文化特性及其整合的研究上，但他们同样承认文化发展的规律是继承和延续。深受弗兰斯·博厄斯赞扬的美国当代文化人类学后起之秀本尼迪克特就说过：“我们西方文明都保持了他（指从操闪米特语、含米特语和地中海地区的亚白种人，以及后来斯堪的那维亚人———引者）的文化的延续性，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应该完整地把握我们人类所谓继承的全部内涵。”演继承是文化发展规律中的核心规律。事实证明，所谓先进文化，都是从它的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中的先进文化中发展而来。没有传统文化，先进文化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当然，继承不等于因袭，不等于没有发展，文化的群体性也不等于不承认个人创造对文化发展的积极作用。

西方人类学家视野中的族群文化，并没有中华民族那样悠久。西方人类学家们常常乐道于西方现代文化的复杂，但却很少有人谈起过中国文化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与许多国家一样，中国文化同样是由以下两个层面构成：一个是被称为“精英文化”的上层文化；一个是源远流长（可直接上溯至原始文化）、受众极广的民间文化。只是后者长期得不到上层文化和统治者阶级的重视，所以尽管已有亿万民众作为这种文化的创造者和数目庞大的受众，但却一直像“离离原上草”一样处于自生自灭状态。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在一批文化战士的大声疾呼下，民间文化开始受到重视。他们的最终意图无非是要把这两种文化整合起来，使中华文化成为亿万平民百姓所能享用的文化，但由于种种原因（当然也包括来自他们本身的原因），这个整合并没有进行到底而中途夭折。

三、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思考

长期以来，不论什么流派的文化学者都承认这样一个原则：真正把人们维系在一起的是文化，即他们所共同拥有的观念和准则。文化是一个民族认同的最根本的因素，也是一个民族凝聚力之所在。有许许多多事件（如异民族入侵）都可以改变文化的发展方向，但决定一个民族文化发展嬗变的决定性因素仍然来自文化本身，而不是其他外因。把文化等同于政治，或用政治改变文化，尽管可能取得一时的成功，但说到底文化最终还会回到原本属于自己的原点。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而言，文化是秩序，文化是规则，文化是润滑剂，文化是一个民族能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的黏合剂。一个民族失去了某些东西可能还不会瓦解，但是如果失去了凝聚社会的文化，必然会陷入一片混乱之中。这一点“文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在上个世纪的“文革”中，人们毁庙宇、停庙会，就连年画、民间故事也被当成封资修的黑货。结果怎样呢？随着传统文化的陷落，传统道德也随之土崩瓦解，整个社会一片混乱。这就是不尊重传统的结果，这就是要与传统实行最彻底决裂的结果。随着改革的深入、思想的解放以及政治环境的宽松，传统不但重回民间，而且在整合社会关系、建立社会秩序等方面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天然产物化学论文篇8

【关 键 词】和 多元一统 开放包容 生生不息

从“和”之源到其内涵的认识到其特征的解释，我们对“和”的认识不断加深，而且这个认识还将不断加深，因为“和”文化是发展的文化，与时俱进的文化，“和”文化是最先进、最有生命力的文化。

一、“和”之源

（一）“和”字造字本义及造型起源

“和”字最早造型是造字本义是吹奏禾管编成的乐器，使不同音高的乐音谐调共振。从“和”的造字本义看它是强调不同的，如果只有一个音高是不会产生美妙音乐的；而且不同音高的乐音之间是协调共振的关系，如果杂乱无章就只会产生噪音[1]。那种认为“和”就是让别人与己相同，恰恰走向了“和”的反面。“和”不是让别人与己相同，也不是让自己与别人相同，“和”是尊重不同的他者，并与他者平等互动，形成谐调群体。“和”是两者之间扬长避短，互惠互利，兼容并蓄，吸收融合，寻求最佳关系、最佳状态。

（二）“和”最早的哲学解释

1.以他平他谓之和

西周末期，周幽王的史官伯阳甫对“和”做出了哲学解释，他说“以他平他谓之和[2]”，就是承认他者存在，他者与他者之间相互尊重，彼此平等互动，彼此相异而融突、和合成新事物，新方案。也就是说，他与他之间不是一个服从的关系，不是一方主宰一方，一方吃掉一方的关系，以他平他谓之和[3]。

总之，“和”的前提是有相异的、不同的他者，然后是与他者的有机融合。没有他者就无所谓“和”。“和”是有差别的统一、多元的统一。“和”不是无差别的同一，和与同不是一回事，和而不同充分体现了中国智者们对“不同”、对“他者”的尊重、理解。“和”是不同事物的共生共存状态。“和”是有差异的“和”，矛盾冲突融合中的“和”，动态的“和”，发展的“和”。

2.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和宗史伯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不同的事物尽管是相对、相反的，但相反才能相成，才能生万物。“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相同因素的简单相加是不能化生新事物的。“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若简单求同，莫异于自弃。和实生物，生生不息，万物从和中来，人亦从和中来，最后中和而去，完成和的元素的转换。

以他平他谓之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是“和”最早的哲学解释。伯阳甫因其发表了这前所未有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被后人尊为和宗史伯。

（三）“和”的思想渊源

史伯对“和”的哲学阐释大大启迪了中华文明的智慧。但，“和”的思想起源还要比史伯早得多。

“和”的思想起源来自中华祖先伏羲对自然的思考。“古者包牺氏（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伏羲观天观地、观一草一木、一花一鸟、一风一云、一山一水……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从自然中得出阴阳和合化生万物，所以“和”的思想来自于自然，同时“和”又是人和自然规律的反映。

伏羲画八卦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后人根据伏羲八卦画太极图，太极，是阴阳和合互动的统一体。阴阳是宇宙万事万物最基本的构成元素，阴阳和合是万物本源，阴阳和合互动是万物生生不息的根本之道。这个观点与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矛盾论殊途而同归。

（四）“和”是中华文明之源

后人在伏羲对自然规律认识的基础上演绎概括出《易经》，《易经》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后来的诸子百家都以太极为源[4]。

孔子讲：“吾道一以贯之”，这个“一”就是太极，就是阴阳和合，就是求“中”，求“和”，“中和”即最佳状态、最佳关系，极高明而道中庸[5]。

老子讲：“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蕴涵着阴阳对待的关系，从而构成冲气，冲气就是“和”，“和”就是道。

中华文明在数千年的发展中继承了太极阴阳和合文化。而太极告诉我们，不仅“阴阳”，还有“和合变化”，都是中华文明的根，都是中华文明血液中不能分离的元素。

西方的神创说得来的是二元对立论，而我们中华文明根上是一元和合论，但一元和合不等于不分，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分为二后，又重在合二为一。所以西方多否定，我们是否定之否定。

太极阴阳和合是诸子百家之源，是中华文明之源，“和”是是中华文明的根，是延续中华文明的一根线。四大文明古国，唯独中华文明不像其它古文明一样衰落、中断自己的文明，唯独中华文明历久弥新，这是因为中华文明对任何外来文化的包容和积极融合，任何外来文化不仅没有抑制中华文化的发展，反而其精华被中华传统文化所吸收。历史上曾经排他排外的国家、朝代都不可避免的走向衰亡[6]。所以说顺和者昌，逆和者亡；凡是“和”就好，不“和”就不好[7]。我们中华文明就是这样从太极的阴阳和合出发，在“和”的过程中，追求“和”的结果。

二、“和”之内涵

寻根溯源，中国文化从根本上是自然论、人本论、辩证论、和合论。这也是“和”文化的主要内涵。

（一）自然论

中国是个农耕社会的国家，中国人与自然关系最亲密，或者说中国人与天关系最亲密，中国人称天为老天爷，皇帝称自己是天子，这个天就是自然、天然。“和”就是来自于自然，所以中国传统文化总体上是朴素唯物论，是无神论。中华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儒释道，其中儒教尊奉的孔子是人不是神，佛教尊奉的释迦牟尼是人不是神，道教尊奉的老子是人不是神，这与基督教的上帝，伊斯兰教的真主不同。

（二）人本论

从古至今，中国人观天观地观社会的重要目的是使人活得更好，其人本思想自古而来。自私无私辩证而存，西方的天赋人权是重视个人，个人利益至上；中国的人权强调群体，群体利益至上，家、国利益至上。上升到国家层面，西方强调自己国家的利益至上，我们重在寻求共同利益最大化。吸收西方人权思想，人本论不是绝对的无私，也不应是绝对的自私。“和”文化正是因为在自身生命演变中不断吸收融合，存优去劣，才能始终保持其最先进，最有生命力。中华文明人本思想自古而有，而且不断发展不停步。1972年尼克松访华，下飞机公开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是为美国利益而来”，这种说法在世界上正常，我们原来说我是为非洲人民的利益，西方人不理解，非洲利益与你们有什么关系，现在我们会说我们是为了中非人民的利益，或者说为了美中人民的利益。党中央提出人民群众不仅是历史创造的主体，也是历史创造成果的享有主体，这是人本思想在现代的集中体现。

（三）辩证论

“和”是多元一统，万物共生共存，人类历史在和与不和的矛盾斗争中发展， 不会发展到哪一天不和完全消失了，“和”是理想，是极限，只有不断接近，永远无法达到。没有最“和”，只有更“和”。

对立统一，追求多元，强调一统，阴阳辩证，务求实际，阴阳和合，生生不息，发展、和谐发展才是硬道理。

（四）和合论

和合是融突，有冲突，有融合，在万物融突中致力于追求“和”：佛家道家重求心和、天人和，儒家重求家和、人和。和合肯定冲突，但又强调积极融合，融突目标是和谐。

自然论、人本论、辩证论、和合论是中国文化之根，是中国人的信仰之根，也是“和”文化的重要内涵。

三、“和”之特征

“和”包容万物，但一个无所不包的词必然一无所指，我们必须找出“和”最本质的特征。

和宗史伯说“以他平他谓之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从思想渊源上看，“和”是自然论、人本论、辩证论、和合论。“和”从自然中来，阴阳辩证，融突和合，生生不息，追求人、人与天的和谐。

用我们现代语来解释，笔者认为“和”的本质特征有以下五个关键：

（一）多元一统

多元是“和”的前提，什么事搞一刀切都不行，要多样化，政治、经济、文化、信仰莫不如此。不是说我们信“和”了，就要求所有人都信“和”，他能信我们“和”中的一部分就可以了，笔者相信，在所有的信仰中，“和”的信仰具有普世价值的部分最多。多元化再比如政治制度，光靠任命不行，光靠选举不行，光靠考试也不行。再比如经济制度，只讲市场经济，必然发生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债务危机；只讲计划经济，那又效率低下。文化更是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化一体化是违背文化发展规律的。再比如日常生活中的阶梯水价、阶梯电价、不同等级的酒店、不同运输方式组成的道路系统等等，这是发展到什么时候都变不了的，不会发展到哪一天，就变成一刀切了。当然，多元也不是越多越好，多少合适，以“和”为目标，以“和”为准绳，再多就不利于“和”了，那就不要再多了。

再说一统，西方主分析东方主综合，一统是东方综合思维、整体思维的表现。祖国大家庭，世界大家庭、民族大家庭、地球家园这些家观念是我们中国人的一统情结。一统与统一有区别，统一意在用强制、武力的手段消灭别人，或使别人站到自己这边服从自己。而一统是多元和谐共处，像不同音高的乐音谐调共振，也像一个和美大家庭。政治、经济、文化、信仰多元和谐共处。不过国家、民族的存在是世界多元一统的前提，有分有合才是“和”。不会“和”到哪一天把别人“和”没了，或者把我们自己“和”成别人了。

多元是一分为二，一统是合二为一。合二为一的“合”，不是简单的1+1，是协调、统筹、整合，是整合利益、整合意见、整合价值观、整合各个方面，寻求共同利益最大化。“和”是多元利益的最大公约数，是优缺点、长短处的互补。

（二）开放包容

把双臂彻底张开，满怀自信，请进来，走出去，迎接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积极与各种文明交流，在交流碰撞中吸收融合一切有益于和谐的文明。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从古至今，从国内到国外，学东学西，学强者学弱者，学朋友学对手，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科学，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三人行，必有我师。一切有益于和谐的我们都包容进来，为我所用，也为大家所用。当然，开放包容要注意方式，必须结合自身实际，就是国际东西本土化，本土东西国际化，这样才能有利于吸收融合。

（三）规律规则

伏羲画八卦寻求自然规律，不同音高的乐音协调共振产生各种美妙音乐要依据各种规则。不管干什么事都要依规律来。比如，有的人说私企好，有的人说国企好，但私企有倒闭的，国企也有倒闭的，不管国企私企遵循规律才能发展得好。所有者、经营者、监管者各个责任明确，回报清楚，遵守市场供求规律，怎么会破产，凡是破产的都是违背实际规律的。

什么音乐要有什么谱，这个谱遵循音乐规律了，然后按这个谱来，音乐就有了，不好听再改谱。这个谱就是制定的规则。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 按照礼来处理一切事情，人和人之间的各种关系就能够彼此和谐、融洽；不能为和而和，要以礼节制之。我们平常只说和为贵，而孔子强调的是以礼节和。这个礼在现在就是指规则，就是国际公约、国家法律、社会道德、各种条约、议定、规章、制度，总之要有法，有法天下和。比如门外的大马路，没有交通规则，那不挤一块去了，还有什么交通和谐。我们国家现在强调制度建设，制度建设是“和”的保障，没制度就没真“和”，只有假“和”。

（四）传承创新

“和”的过程中不断吸收外来文明，但“和”的过程中不会把别人“和” 没了，也不会把自己“和”没了。西方文明重“斗”，我们重“和”，“斗”的创新性强，但破坏性也大；我们强调创新，但也不忘继承。

变与不变辩证而存，不是什么在“和”的过程中都变，总有些元素保持不变。每一种文明里都有和谐部分，而这一部分往往是最有生命力，最有民族特质，最不变的一部分，我们过去全盘西化，现在抓物质文明，导致社会普遍没有判断的标准，没有精神皈依，回过头我们传统文化中的孝、谦、诚、俭、廉、耻、义、友、恕被丢弃在角落里，但还在我们家里，没有当垃圾扔出去，现在我们又要把它们拿起来充实我们的精神。这些中华文明中的精华是不会被别人“和”没了，这些和谐的内容是我们民族特质的一部分，也是最有生命力的部分。当然别的文明也不会学了我们就把他们特质丢弃了。这就是历史中形成的民族性格，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有继承、有创新，在继承基础上创新，这样才能传承下去，才能使各种文明不断进步不被吞蚀，世界文明才能多姿多彩。

有些文明消失了，那绝不是因为“和”，多是因为强势文明的侵入或自身没有文化自觉、自信造成的。我们有文化自觉、有文化自信，我们传承创新，经过“和”，我们还是自己，“和”出一个更好的自己。

（五）生生不息

“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犹夫妇合气，子自生矣”。天阳地阴，男阳女阴，阴阳和，则万物育。现代科学证明最简单的有机物也具备碳氢两种元素，而有机物是生命出现的前奏，不同的有机物“和”成生命，最终“和”出人类，所以，没有“和”就没有生。

和生人，和生万物，生生不息。只有和，才有生；只有生，才有不息，才有不断发展。正是在和生中，天地万物男女才呈现一派生生欣欣的兴旺景象[8]。

故宫中轴线上规模等级最高的宫殿是太和殿。什么是太和？朱熹讲“太和，阴阳会合冲和之气也”。太：太极的太，太和：是万事万物，变化运转、生生不息中的“和”。

有科学家说人类年龄还有6000万年，那时候人类文明什么样，我们无法预测，“和”是务求实际的，过去“和”的元素不一定是现在“和”的元素，现在“和”的元素不一定是将来“和”的元素。比如农业文明时搞农垦，使用简单的生产工具是天人和，现在世界在历史中发展到今天，人口如此之多，工业革命的双刃剑作用，我们搞农垦加速荒漠化，还使用简单的生产工具连地球上人类的温饱问题也解决不了，我们必须用科学，在用科学的过程中采用更多环保可持续的方式，原始生产方式不是现在的“和”，有毒有残留的化肥农药也不是现在的“和”。利用科学可持续农业是现在的“和”。

总之，我们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不断的求“和”，只要我们结合人类发展实际，不断的扬弃，不断的追求“和”，相信不“和”虽然永远存在，但“和”应该越来越多。人、社会、环境将会发展不息，越来越和谐。

多元一统、开放包容、规律规则、传承创新、生生不息，这是“和”的五大关键特征。当然我们对“和”的认识还在不断发展，一切停滞的都不是“和”。

一刀切不是“和”，封闭排外不是“和”，脱离实际不是“和”，没有扬弃不是“和”，停滞不是“和”。

“和”还可以用党中央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来解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和”的方法；与时俱进是“和”的特征；和谐社会是“和”的目标；科学发展观就是和谐发展。

四、结论：“和”文化是最先进、最有生命力的文化

“和”是诸子百家之源，是中华文明之源。“和”是自然论、人本论、辩证论、和合论。“和”文化在自身的生命演化中，因其多元一统、开放包容、规律规则、传承创新、生生不息的特质，使其在自身的生命演化过程中不断的存优去劣，与时俱进，“和”文化是最先进，最有生命力的文化。

参考文献：

[1]李海玲.论“和”[J].学理论，2011（9）.

[2]关鋒，林聿时.春秋哲学史论集[M].人民出版社，1963（6）.

[3]张立文.和合、和谐与现代意义[J].江汉论坛，2007（2）.

[4]罗炽.中和文化论纲[J].江汉论坛，2007（2）.

[5]曾仕强.易经的奥秘[M].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1.

[6]李海玲.论“和”[J].学理论，2011（9）.

天然产物化学论文篇9

关键词：美学思想 非遗保护新思路 保护理论探究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

千百年前，孔子曾说过“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壮士惜时逝，一宵三四起。时间来如浮云去如逝水，人生的短暂与时间的无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大化如流，人生在世，如蜉蝣一夜，转眼已灰飞烟灭。生命是短暂的，百年寿命也只是时光沙漏的一粒砾石。时间是绝情的，人们用毕生精力创造了赞叹的奇迹，时间只需要轻轻一挥手，它们便泯灭于历史长河。时间又是仁慈的，它留下了残砖破瓦给后人哀叹。无论好的、坏的、雅的、俗的都会在时间长河中摧枯拉朽，盈科后进。时间是不分好坏轻重的，它的性情只是世人为了满足自己当时的心境而强加给它的说法，所以说，无论人们创造的是怎样的辉煌与奇迹，时间早晚都会将它摧毁。“逝”是大自然的运转规律，一切事物都在“逝”的大化之中风化消失。

纵然时间的力量不可抗拒，我们却不能消极待毙。古人创造了无数的灿烂文明，虽然有一些因为年代久远而消逝，但也留下了很多精髓。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正在一点点的流逝。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文化遗产都是文明发展的结晶，两者都是文明风貌的载体，但物质文化遗产的实体性与可见性为其保护工作提供了便利，而目前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大部分都是抽象的传统技艺或者各种各样的艺术表现形式，其存在与发展的形式决定了它所承载的文化内涵更容易随时代的变迁而消逝。如果我们想要真正懂得一个民族文明的深刻含义，必须去学习去了解这个文明的载体，不管这一载体是抽象的还是具象的。如若放任不管，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一个古迹、一种技艺，还有寄托在载体内的智慧和文明血脉，而且，这种损失是不可挽回的。

随着社会的飞速的发展，现代文明正在一点一点的侵蚀传统文化，社会的城市化趋势、经济的一体化趋势都在不断的威胁传统文明的存在，人们在创造文明发展文明的同时，也在遗忘古老文明的记忆。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

孟子曾说过，“原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流逝不可逆，而“盈科而后进”恰合于孔子的流水之逝。在我国的传统美学理论当中，提到了创造。美学的创造，借造化之力于天下万物。所谓天，指自然界中所有的客观存在，也包括它之所以存在的内在机制。所谓存在的机制既创造。天是自然而然，无所谓谁创造天，自开天辟地，天就成为了一种不可抗拒的绝对存在。天自发而生，自本自根的创造本性，这是中国哲学的重要特性。“天”乃以真绝对之本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绝对本体存在，不存在一个超然于外的主宰者。

而所谓创造，中国思想中关于天地创造特性的思想有三义，即体、相、用。其中，用，即创造。中国哲学对于创造的解释，有三个含义：一是创造性，万物的自然流变为创造提供动力，这是发动者；二是创造的状态，日月回转，四季更替，天地万物不同于往日的变化状态；三是创造的意念，即永不停歇的创造精神。

儒道两家同举的创造精神，对于我们今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有着重要的影响。万事万物的发展关键在于创新，对于非遗项目的传承与保护也是这样。我国目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内容主要包括下面几点：第一，对全国范围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行考察，目的是为了明确各个级别、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以及传承情况。第二，结合普查的结果，在此基础之上制定审核标准并通过国家科学级别的验证，建立自上而下级别清晰的目录划分；第三，加大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全面考虑非遗项目表面以及地区根源的联系，扩大保护的纵度与深度。随着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力度的加大，各种保护政策被不断的提出，天津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取得了很好的成效。虽然如此，我们仍旧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首先，要将非遗保护的视野和范围扩大，不能只局限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封闭保护，保护范围应该扩大到非遗项目寄生的老建筑、街区等生存环境或地区；二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发展过程中随着时代历史的推移形成了多种的流派分支，各个分支因为自身发展以及受重视程度的不同导致了该分支发展状况的不同，所以要针对那些流派特性相对弱化的项目着重保护。三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内容的全面性应该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背后与其相关联的是该地区独特的民族文化风貌，而目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只是进行层次特别浅的表面保护，这种保护过于机械化，忽略了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背后的文化内涵，如此下去最终将导致非物质文化遗产背后的民族文化风貌的消逝。

三、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新思路

（一）与教育、文化结合

人是创造的主体，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弘扬的核心。物质文化遗产有着客观存在的固体形式，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无形性与流变性决定了其载体为人。在过去，大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方式是口传心授，师傅传徒弟、徒弟传徒弟，基本上没有书面文字为载体的记录。随着时间的推移，过去的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不断的消失，很多东西已无法寻找。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教育传承是最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形式之一。河北省和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美术方向的有很多，政府可以加大教育投入，开办类似的学校，并且将民间手工艺、绘画、剪纸、雕塑明确分类，进行针对性的指导教育。同时，将企业与该类学校进行结合，让学生学以致用，并能够用学到的传统技艺进行有经济回报的社会活动。从政府职能方面来说，文化部门可以与其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负责人联系，双方结合共同构建该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创意模式，同时与生产产业相结合，使文化与产业相结合，使之直接融入现代社会生活中。这一过程中各个部门要通力结合，要有着保护传承非遗的共同认识，争取实现非遗传承与保护、促进产业发展的双赢局面。

（二）与该地区物质文化遗产相结合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都是地区文明的载体与记忆，非物质文化承载了文明的记忆，而物质文化遗产则肩负了实体传承的责任。两者不能分开讨论，因为他们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物质文化遗产是该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形载体，他们各自的内在都源自于地区长时间积累的文明，有着很强的地域性特征。无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或者是对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都能够给双方带来积极的效果和影响，都能够为传统文化的弘扬起到促进作用。

（三）塑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区

在天津，很多地区、街道有着独到的特色。例如天津古文化街、意式风情街、书市等，政府可以在传统文化聚集的地方开辟一个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区域，这可以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有自己的据点，形成文化聚集。同时还能够结合周边的文化分支，相互作用相互学习，形成规模化的文化区域。这样一来能引起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同时也为喜欢爱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群了解非遗提供了场所。

（四）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城市

天津有很多非遗的项目，这些都是我们的文化资本。城市的发展壮大靠的是工业、经济的支撑，而让城市区别于其他的则是其独特的文化底蕴。物质文明发展的同时精神文明决不能落后，两者要共同发展。天津的非遗项目中例如泥人张、狗不理、杨柳青年画等等都是闻名全国的非遗项目，它们就可以成为我们的切入点。在对外宣传的城市形象策划中可以将这些独有的元素添加进去，丰富我们天津的文化底蕴，塑造独特的城市形象。

结语

天然产物化学论文篇10

关键词科学思想元气阴阳五行

1科学思想的概说

一般来说，科学思想是在具体的科学认识活动中，产生、阐述和解释科学假说和理论的最一般的概念框架和信念基础。一方面，它制约着科学认识过程中的思维方式，影响着科学方法的形成及其发展方向，对科学理论的构成起到了指导作用，影响到社会对科学价值的评价。另一方面，一定历史时期的科学思想作为社会思潮的一部分，也是历史传统与现实生活在科学活动中的反映。它要适应人类从自然事物、自然现象获得认识和心理满足的社会要求，也就是说，科学思想一般应和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思潮相容。科学思想应该满足科学实践对理论的要求，科学思想应能够反映科学实践所显示出来的认识倾向。

科学思想从内容上分析包括：①对自然的普遍形式，万物存在的方式，事物与现象变化之间联系认识的一般观念。科学思想反映了对自然整体图景和规律的综合认识，表现了对自然事物认识的客观性和实证性，从而成为宇宙观和方法论的基础。②对认识自然的目的、基本途径及用什么方式来表达和确证这种认识的一般看法。③社会对科学技术、社会价值的一般看法。从科学认识活动的角度看，就是对科学对象、科学任务、科学工具、科学方法、科学与社会环境关系的基本看法。这些构成了科学活动中的指导思想，为科学认识的思维过程提供了基本框架，使科学活动沿着一种规范式的方向发展。

2我国传统科学思想的特点

科学思想是从探讨宇宙的本原和秩序开始的。气的观念、阴阳观念和五行观念是中国自然哲学中最为基本的几个内容，这些观念是中国古代人民探索自然的成果，孕育了中国古代科学思想。

关于宇宙万物存在和变化的原因，西周时期，人们在这方面的认识有两个基本点，“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故先王以土与金、木、火、水杂，以成百物”。这种观点是用具体的感性可认识的物质充当了万物的本源，并提出了万物构成的方式。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认识能力的提高，这种用具体物质形态来说明万物的构成、宇宙的起源遇到理论和逻辑上的困难。到春秋战国时代，关于万物本原的探讨更倾向于寻找一种超越感觉、经验和具体物体的东西来解释大千世界的起源、存在和变化。老子用道作为万物的本原，勾画了大千世界的起源和生成图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淮南子·本经训》用气的学说进一步说明万物构成和发生的物质原因，认为“阴阳者承天地之和，形万殊之体，含气化物，以成桴类。”汉代的董仲舒、王充都各自讨论了有关气的思想。“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夫人所以生者，阴阳也。”元气论至此成为占主流的理论，它不仅讨论了万物之生，而且还探讨了事物的变化，讨论了无形之气与有形之物的相互转化以及有形之物的发生和演化。这种认为宇宙本原是气的生成论，相对于西方占主导地位的构成论（主张变化是不变的要素之结合和分离）而言，更便于建立概念体系的功能模式，适合于由代数描述，而代数形式又易于发展类比推理，于是形成了中国传统科学的功能的、代数的、模型论的特征。而且“元气”这一概念可以用来说明从自然现象、社会关系到人的精神世界的一切，不是一个纯粹反映物质世界的总体性范畴。人们可以运用这不可明言的“元气”，随心所欲地用自然现象来依附、论喻伦理政治，或用人事来类比自然。这种倾向不可避免地导致用玄学的思辨来代替经验的考察，使理论思维本身缺乏严密的逻辑性。

朴素的辩正思想。早在《周易》中就包含了人们观察世界的辩正思维方式。朱熹曾说，《周易》有两条基本原则，一是“流行”，二是“对待”。流行者，过程也；对待者，矛盾之对立统一也。整个宇宙，无非是一个过程，一对矛盾。在《周易》基础上，经过历代思想家和哲学家的批判发展，逐渐形成了一套严密的阴阳变易的逻辑理论体系。阴阳，本义是指日照的向背，“阴者见云不见日，阳者云开而见日。”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家们用这一概念来解释自然界中相互对立、彼此消长的物质或其属性和阴阳相互作用对于万物产生、发展的作用。《管子·乘马》说：“春秋冬夏，阴阳之推移也；时之短长，阴阳之利用也；日月之易，阴阳之化也。”《庄子·天道》说：“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阴阳论看到了事物内部对立统一的力量，并且以此说明整个世界的运动，但忽视了事物运动的因果联系。

五行相生相克的循环论。古人在农业生产活动中，观测到四方和四季周而复始的现象，如《易传》所概括的“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方位与时间的对应循环，以日的运行最为明显。日从东方升起，转到南方，又入西方。政治生活中朝代的周期性盛衰更迭、治乱分合的往复交替，所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更强化了人们的循环观念。邹衍在用金、木、水、火、土五行推演四季和自然现象的基础上，还用五行的这种相生、相胜来演绎人类社会的王朝更替和历史兴衰，把历史的发展说成是“五德转移”的结果。总体来说，中国传统思想用五行说来表明事物的变化和联系，但这种变化和联系是一种机械的、封闭的循环运行，带有宿定论的色彩。它不能具体地描述各种运动、变化的规律，也不可能正确地揭示事物联系、变化过程的物质原因，只是神秘地、抽象地脱离具体条件、具体过程讲变化、联系和相互作用。元气、阴阳论与五行理论的结合，在《月令中》，四时是阴阳的体现，四时与五行配合，也就是阴阳与五行的结合。阴阳之气是基础，是本原；五行则是德，是属性，阴阳之气化生大千世界的五种属性。阴阳的对立统一，则是物质运动的最终动因。这种以气为基础的阴阳五行体系，把自然、社会和人结合为一体，形成了一个有机的体系，它是传统科学思想中宇宙论的基础，影响了科学思维的整个过程。

总之，元气阴阳五行万物成为理论诠释的固有范式，这一范式在中国传统科学思想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奠定了中国传统科学发展的基本特征，自然没能成为社会认识的独立对象，关于自然的一些经验知识是直接为政治、伦理哲学作诠释，因而在认识方法上局限于笼统的描述和整体的概括，忽视了局部细节的说明，成了一个能说明一切的方程，而不能说明一个简单的具体运动。所以，理论的形式框架只是模糊地把握过程的一般表象，忽视了事物内在结构的分析，理论思维的实证分析的趋向被抑制。而且，庄子在《大宗师》和《人世间》两篇中所提出的守宗、心离、生忘三种悟道方式也长期影响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排斥了感性经验材料的可靠性和客观性，造成传统科学思想和大量的感性经验事实相脱节或对立，容易通过玄思走向神秘主义。

3我国传统科学思想成因的初步探析

事实上，科学思想的发展会受到两方面的社会条件的影响。一方面是物质生产条件，这其中包括两个层次的问题：一是社会在生产技术上是否需要科学？是否有可能向科学提出任务和要求；二是社会能否为科学研究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如实验和观察工具与资料？另一方面是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是否有可能确立起科学发展所必需的思想自由的政治保证？

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的自给自足式的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是封建中国经济结构的基础，重农抑商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奉行的基本国策。这种小农经济是一种基础薄弱的简单再生产，以精耕细作的种植农业为基础。由于没有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只要有劳动力和小块土地就能恢复和重建这种小农经济。因此对技术成果的应用和生产工具的改进，其依赖程度不大。由于这种物质生产方式的生存、发展主要依赖于气候、天象、物候周期性变化的；防旱、防涝的水利工程；和生产工具密切相关的手工业、冶炼业；农产品与手工业产品交换贸易所需的算术计算；人和畜力的疾病防治。“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早就被生产所决定”，因此，围绕精耕细作种植农业的发展，天文历法、农学、计算数学、中医学四门实用科学构成了中国传统科技体系的主体。

儒家文化将中国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引入了科举入仕的道路而鄙视科技活动，将科技活动纳入了“小人为之夸之”的方技之列，道家文化却通过修身养性的方式将中国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的兴趣沉溺于一种玄秘虚无的境界。读书人做学问的目的就是“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知识分子和精通技术的工匠相分离，研究生产技艺就缺乏文化知识方面的动力，自然科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缺乏足够的知识力量，同时生产技艺得不到理论上的总结、提高和应用上的推广和发展，所以历史上很多杰出的技术发明就无声无息地湮灭了。

中国传统的思想体系在内容上以政治、伦理为主体，形成了社会对科技活动和科技成果的价值评判的习惯看法是“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这阻碍了科学思想的发展，使知识分子对于自然事物的研究缺乏趣味。而且，他们大都以皇帝或上天的意志和圣人之言来看待各种观点、学问，也就是对自然万物的理论知识和解释缺乏实证判断的理性。也就是说，社会缺乏一种组织机制、价值的吸引，鼓励知识分子从事科技活动。

参考文献

1刑兆良.中国传统科学思想研究[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2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中）[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