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产学研论文十篇

政产学研论文篇1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大体上经历了以下三个主要阶段：

一、拨乱反正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期—90年代初期)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学术界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主要是拨乱反正，其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打破斯大林关于生产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理论教条，恢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相应的生产关系的科学理论观点；二是否定了斯大林关于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的传统观点，科学阐述了马克思的生产方式范畴的基本涵义与具体内容。在这两方面的探讨中首当其冲的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马家驹先生。1980—1981年，马家驹先生先后在《经济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题为《生产方式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重要论文，最先提出了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新见解。他十分明确地提出，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规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各个阶段上特定生产方式及其相应的生产关系。根据这一规定，生产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的首要研究对象。不仅如此，马家驹先生还根据马克思的有关论述，否定了斯大林关于生产方式定义的错误观点，系统地、科学地阐明了生产方式的涵义。

首先，马家驹提出生产方式是有别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一个独立范畴。他指出：“马克思所讲的生产方式并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把这两者包括在自身之内，而是介于这两者之间从而把它们联系起来的一个范畴。”其次，马家驹较为全面地阐述了生产方式的具体含义。他写道：“马克思所讲的生产方式有两个含义。第一，它是指劳动的方式；第二，它又是指生产的社会形式。”“作为劳动方式的生产方式，马克思通常不加任何限定地简单称之为‘生产方式’，指的是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相互结合的方式以及使用劳动资料的方式。生产方式的这样一个含义是同生产过程作为劳动过程的这一面联系着的。”“生产方式的第二个含义即作为生产的社会形式的生产方式，是同任何生产过程都不单纯是劳动过程，同时又是一个具有特殊的社会规定性的过程这一方面相联系的。——生产方式和生产过程的一定的历史形态或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完全是同义语。”“劳动的社会形式和劳动者与生产资料依以结合的形式分不开，它并且和后者一样直接表现出一种社会生产方式的性质。”最后，马家驹阐述了生产方式这两个方面含义之间的相互关系。他写道：“一定的劳动方式和生产的一定社会形式之间确实又存在着一种历史必然的统一关系，并且归根到底还是作为劳动方式的生产方式决定着作为生产的社会形式的生产方式，而劳动方式的根本变革又总要以生严资料或劳动资料的变革为前提。”这样，马家驹先生一方面明确指出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及其相应的生产关系，充分肯定了生产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首要对象，另一方面科学地分析了生产方式的涵义。

与此同时，我国学术界其他许多学者在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中也提出了一些相似的观点。如吴斌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应研究生产方式》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与其相应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是在两种含义上使用生产方式这一术语的：一是生产方式本身，一是生产方式的社会性质。陈招顺在《从生产方式的含义论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一文中提出，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中间阶段和中间环节。一定的生产力状况是一定的生产方式得以建立的基础，而一定的生产方式又是一定的生产关系得以产生的依据。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不能成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但是，如果不研究生产力，也就不能说明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变化。这是一个矛盾。而生产方武概念的出现意味着这个矛盾的解决。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学术界对于生产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这一重要问题进行探讨，并取得了很大进展，其主要标志是郭树清等在《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5期上发表的《生产方式和<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的专题系列论文。其中，郭树清在《生产的自然形态和生产的社会形式的辨证统一——马克思的生产方武概念》一文中不仅具体地指出了作为《资本论》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生产的自然形态，即生产的自然物质条件和形式，劳动的技术组合方式；其二是生产的社会形式，即生产的社会条件和形式，人们的活动发生社会联系和关系的形式。”“生产方式就是通过生产的社会形式表现出来的生产的自然形态；或者说，生产方式就是反映了生产的自然形态的生产的社会形式。”袁绪程在《从<资本论>研究对象的提法看生产方式的含义》一文中也指出：作为《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生产方式既不是生产力，也不是生产关系，而是“生产要素的组织结合的方式。”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从劳动的自然过程来看就是生产要素的“技术组合方式”，从劳动过程的社会属性来看就是“生产要素组合的社会形式。”彭新政在《生产方式在不同地方有不同含义》一文中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所讲的《资本论》研究对象中的生产方式是指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作为劳动者和生严资料的结合方式的生产方式是生产关系变化发展的重要依据，而生产关系则是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有什么样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就会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这三篇重要论文一方面从总体上继续肯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另一方面分析了生产方式的具体内容并由此概括出了生产方式的基本涵义。这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在该时期有了新的进展。

二、全面推进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进入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之后，我国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全面展开，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一时期探讨的主要特点是对生产方武的含义的探讨全面展开，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见解。在此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展开深入研究，并逐步形成普遍共识。

20世纪90年代，我国学术界许多学者在以往探讨的基础上，对生产方式的含义继续进行探讨，提出了一些颇有价值的新见解。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吴易风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发表的《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论文中所提出的见解，即认为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方式。胡钧在《对<资本论>研究对象的再认识》提出，生产方式是生产的技术方式或具体的劳动方式，是劳动技术过程和社会组织。其他学者不同意上述三种关于生产方式单一含义论观点，奚兆永在《究竟如何理解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方式》一文中认为生产方式有多种含义，生产方式是物质生活资料的谋得方式、生产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和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等：于金富在《马克思关于生产方式一般的基本原理》一文中提出，生产方式是人们运用生产资料进行生产以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社会生产的特殊的社会形式、社会生产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方法和人们进行生产的技术与社会条件等。

这一时期我国学术界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研究继续推进的突出标志，是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的观点同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源配置的观点联系起来考察，从而摈弃把二者完全对立起来的传统做法，科学探讨二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和密切联系。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区别，其代表性观点是吴易风先生在《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中所提出的：“在研究对象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根本分歧不在于要不要研究资源配置，而在于：(一)要不要研究生产方式；(二)要不要研究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三)要不要区分抽象的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和具体的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以及要不要研究具体的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回答都是肯定的，而西方经济学的回答都是否定的。”在这里，吴易风先生在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主要区别的基础上，指出了二者之间的联系，即它们都研究资源配置，所不同的是如何研究资源配置。

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联系，其代表性观点是王生礼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新论》一文中所提出的见解。王生礼提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资本经济方式，作为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源配置方式是市场经济方式。二者之间的密切联系主要在于：资源配置方式实际上是社会运用稀缺资源进行生产的方式，即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为谁生产的问题。资源配置方式问题就是一个社会组织生产的方式问题。因此，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可以引申为：它研究一个社会组织生产的方式和方法，亦即社会生产方式。进一步说，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即资本经济，同作为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源配置方式即市场经济之间是同一的、不可分割的：资本经济是市场经济的内在实质和灵魂，市场经济是资本经济的外在表现。资本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资本经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相近、相通、相同之处就在于此。二者之间的区别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既有本质的分析，又有表象的分析，而西方经济学只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表面现象，只研究市场经济，只研究市场上价格、供求、竞争等要素与资源配置之间的表面联系，只在表面的联系中兜圈子。从而在肯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相通性的基础上指出了二者之间的对立性，从而使我国学术界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三、继续深化阶段(2000年以来)

跨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学术界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特别是生产方式问题的研究出现了进一步深入的趋势，其主要表现有以下三个方面：

1对生产方式涵义的继续深入研究

许兴亚提出，“商品生产”只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种“形式”、“方面”或“侧面”，并不是这个生产方式的全部。除此之外，它还有其物质和技术方面的特征，亦即协作、分工和机器大工业。即使从生产的形式方面来看，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的也不是商品生产，而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于金富等在《从<资本论>结构重新认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一文中对生产方式的基本涵义和具体内容作了比较系统的分析，他们认为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大量的科学论述，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是指生产过程的条件与形式。生产过程的条件包括生产的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生产过程的形式包括生产形式与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具体说来，生产的技术条件指生产资料的规模、效能与生产方法或生产工艺水平；生产的社会条件指生产过程的分工、协作程度及相应的生产组织。生产形式指一定社会的生产是自发的商品生产还是自觉调节的产品生产；生产的社会形式指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即生产的社会性质。因此，《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指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条件与形式，其内容包括：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以及它的生产形式与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

2对生产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之间关系的深入探讨

2000年以来，有学者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生产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之间关系进行了一些深入探讨。孟捷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武的生产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但这不仅并排除对资源配置方式的研究，而且还可以把对资源配置方式的研究包含在对生产方武的研究之中。事实上，马克思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名研究了资本主义资源配置方式。资源配置方式与生产方式在下述意义上可以作为同义词来使用：在微观层面，它们是指直接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结合以生产产品和服务的方式。在宏观层面生产方式或资源配置方式是指经济资源以何种方式分布于生产不同产品和服务的社会分工各部门。这样，就把作为劳动方式和生产形式的生产方式，同资源配置方式在两个层面上结合起来、统一起来了。

3对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的探讨

李铁映同志在《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读书笔记》(《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的重要论文中明确提出：“我们今天研究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要揭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生产方式和基本生产关系，使其有利于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刘烈龙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历史定位》一文中提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总体对象，不是传统的社会主义即超越阶段的社会主义，而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亦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应当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自身的生产方式与制度安排。

上述观点一方面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仍然是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从而保持了同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研究对象的一致性；另一方面明确提出现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研究的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从而明确指出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这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对政治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有了进一步深入。

根据我国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探讨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1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总体对象，既不只是生产关系，也不是生产力或资源配置(经济体制)等，应当而且只能是以一定的生产力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其中。生产方式既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首要对象也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所谓“生产方式”，既不是指生产力或生产关系，也不是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而是指生产的条件与形式，即生产的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社会的生产形式与生产的社会形式。

政产学研论文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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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产学研论文篇3

农村公共产品具有一般公共产品的特性，对于促进农业的发展、农村的稳定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有着积极的作用。当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应严重不足，这是制约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问题，严重影响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一、对现有文献的研究方法分析

(一)现有文献研究方法概况

关于农村公共产品研究方法的分类没有一个确定的标准，但是通过对文献内容的分析，大致可以将对农村公共产品问题的研究分为理论研究性质的分析方法和实证调查式的解释方法，以及试图将二者结合的方法。基于上述的标准，笔者选取了2002～2007年间《中国农村经济》、《中国农村观察》、《农业经济问题》、《农业经济》四份农村经济类的核心期刊关于农村公共产品研究的论文进行了统计分析。

由表1可以看出，理论研究是分析农村公共产品问题的主流方法，实证研究相对较少。实际上，考虑到实证研究所受到的经费上的限制和技术上的难度，如果扩大样本刊物选择范围，理论研究类的文献所占的比例还会上升，实证研究类的文献所占比例会呈下降趋势。

(二)实证研究

从事实证研究的学者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可以分为社会学的方法和经济学的方法。另外，还有的学者通过实地调查或者文献分析的方法对国外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现状进行了介绍和分析，在这里将这类文章也归人实证研究范围之内。

1　经济学的实证分析。经济学的实证研究一般采用构建数学模型的方式，模拟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某一个方面，代人权威部门的统计数据或者通过自身实地调查的所得数据，从而解释两个因素之间的相关性，提出一定的政策建议。刘晓昀等通过计量经济学的方法，计算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对贫困农户收入和支出的影响，通过模型估计结果显示，贫困地区农户明显从基础设施投资中获益。研究还同时发现，基础设施投资对农户的影响往往因农户的人力资本状况不同而有显著差异。作者提出了应加强贫困地区基础设施投资的建议，同时为了充分发挥基础设施投资的作用，还应当改善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本状况。李秉龙等将筛选出的486个国定贫困赤字县作为一个研究整体，进而计算各类公共支出的指标熵值，得出了贫困地区财政不平衡对农村不同公共物品供给的冲击程度；按照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将贫困地区划分为东、中、西三部分，对处于不同区位环境的国定贫困赤字县的公共支出结构变动进行了分析；按照财政赤字占当年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将研究对象细分为高、中、低三个层次，分析了不同的财政运行恶化程度对农村公共物品供给规模变动的影响。

2　对国外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实证研究。为了更好地完善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制度，不仅要从我国的现实国情出发，还应放眼于全世界，认真总结其他各国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面好的经验，并从中提炼出对我们有用的启示。许多学者从这个角度人手，对国外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进行了研究。陈家刚根据实地调研的材料，以德国乡村公共品供给为线索，对德国地方治理过程中的权责结构、财政关系以及监督机制进行了初步分析，通过总结德国乡村公共品供给的特点与问题，为中国地方治理的实践提供了经验借鉴。匡远配等总结介绍了日本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特点。

(三)理论研究

通过数据统计可以看出，理论研究是当前农村公共产品问题研究的主流方法，74％以上的关于农村公共产品的研究是理论分析。我们同样可以对理论研究进行分类，根据其研究取向的不同，可以分为经济学理论研究、政治学理论研究和法学理论研究。本文主要介绍经济学方面的理论研究。

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与经济学理论的关系最为密切，因而从经济学理论角度对农村公共产品进行研究的文献超过了从其他理论角度进行研究的文献数量。而公共产品本身就是公共选择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重要概念，在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中，主要是应用公共选择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进行研究。

1　从公共选择理论角度对农村公共产品进行的研究。公共选择理论在农村公共产品的研究中发挥了重要的基础作用，几乎所有关于农村公共产品的研究都离不开公共选择理论的支持。公共选择理论对公共产品的分析、具有开创性的以“经济人”代替“政治人”的人性假设都为农村公共产品的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分析工具。陶勇从公共选择理论的角度对农村公共产品的定义和特性的分析，对公共产品的最优供给理论及其对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借鉴、对如何形成良好的农村公共产品的决策机制及如何实现公共选择等论述，都体现了公共选择理论的重要作用。

2　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对农村公共产品的研究。这个角度的研究主要应用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路径依赖学说、交易费用理论等来考察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历史变迁，解释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原因。提出政策建议以促进制度创新。曲延春等从路径依赖的角度解释农村公共产品供应不足的原因。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解，制度变迁之所以出现路径依赖，主要原因就在于初始的路径选择造成了一种既得利益格局。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之所以处于低水平的状态，原因就在于一直延续了原有体制下偏向城市的利益格局，而处于弱势谈判地位的农民没有能力改变这个利益格局。林万龙用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变迁理论来解释和分析由于家庭承包制的实施而导致的中国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变迁，从而为中国农村中已经和正在发生的社区公共产品方面的变迁提供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3　从博弈论角度对农村公共产品的研究。基于博弈论的研究一般将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过程看作是农民、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利益博弈的过程。赵春江将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过程视为中央政府、各级地方政府、村民之间不断进行利益调整的多重博弈过程。文章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基层政府和农民、农民和农民之间的博弈情况进行分析，研究了各个博弈的特点。作者认为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过程中由于个体的理性行为导致了集体的非理性，进而形成了一个不利于资源最优配置的方案。据此作者提出了解决农村公共产品博弈困境的政策建议。于水以博弈论为工具，分析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民之间的博弈关系和政府与市场、第三部门之间的博弈关系，提出了多中心供给作为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困境的方法。

4　从委托一角度对农村公共产品的研究。冯海波们从委托一理论的角度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进行了研究。认为农民、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之间存在多层的委托关系，农民作为委托人的弱 势地位决定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不足，因而主要的解决之道在于加强农民的委托人地位对人的监督。

(四)实证与理论相结合的研究

这类研究的特色表现在：既进行理论的分析，也进行实证的调查，理论的分析与经验材料密切相关。曾福生等所进行的研究探讨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质量的指标体系构建，试图以此来评定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质量，在构建体表体系后，通过实证研究检验了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林万龙、刘仙娟则在实地调查税费改革后农村公共产品筹资与供给机制变化的基础上，分析了改革后交易成本的变化，进而提出了一种交易成本更低的“政府筹资、村级供给”的新的筹资和供给机制，保障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

(五)对研究方法的评价

各种研究方法各有所长，其解释力各有特点。实证研究将视线投到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者农民那里。力求通过实地的调查获得第一手材料，了解农民对公共产品的真实需求、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现状和农村中存在的真实问题，或者通过数据的计算、模型的建构来更好地解释存在的问题，得出科学的结论。实证研究的调研和观察往往是个体化的，因而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其调研是否具有代表性、其结论能否推广、个别的结论能够归纳为解决农村公共产品问题的整体性的办法。

理论研究的长处在于通过理论的演绎能够提出宏观的解决农村公共产品问题的办法，但是现有的用来进行研究的理论往往都是从西方引进的，然后应用于解决中国的农村问题。而中国的农村往往是非常复杂的，这些引进的概念、命题、理论能否合理地解释中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就成为理论研究面临的一大问题，因而其提出的解决方案就面临着走出书斋后能否经受住实践检验的大问题。

相比较而言，理论与实证研究结合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研究方法。但是纵观目前的理论与实证结合的研究，往往是实证部分不如纯实证研究科学、严谨，理论部分分析不够深入、全面，因而其发展的方向应当是在坚实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

二、农村公共产品研究观点综述

(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现状

研究农村公共产品的文献都注意到了目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的现状，认为这是阻碍农民增收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

1　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吴士健等认为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主要是农业生产性公共产品，如农村水利设施、农田道路等。徐理结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不足总结为五大方面：一是社会保障制度方面的不足；二是与居民生活直接相关的基本公共产品，包括道路、电网、通讯网络、清洁的饮用水、文化娱乐设施项目等；三是与农业生产有关的公共产品，如良好的大型水利浇灌设施、大型农用固定资产以及良种的培育等；四是涉及到可持续发展的公共产品，如基础教育、职业培训、基础公共卫生服务等；五是涉及农村恢复生态平衡、治理环境的公共产品。刘义强通过对全国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问卷调查显示，农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普遍得不到满足，这也证明了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严重缺乏。

2　结构失衡，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过剩与不足并存。周青、李大胜等认为，一些农民迫切需要的公共产品如农田水利设施、道路、农业科技等供给长期不足，而一些农民不需要或者需求较少的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还存在着供给“过剩”的现象，如“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等，大量资金被用来修建并非急需的楼堂馆所、农贸市场等公共设施。曲延春等分析了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他认为这主要是由于“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导致的，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农民的需求，而是行政命令，政府领导者为了追求政绩，大量兴建上级领导看的见“政绩工程”、“面子工程”，置农民迫切需要的公共产品于不顾。

3　公共产品供给不平衡发展，地区间差异较大。李大胜等从耕地的机械强度、灌溉面积比重、耕地的用电强度、农户农业固定资产原值等四个指标出发，对31个省份的情况做聚类分析，结果显示，经济发达地区如北京、江苏等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状况要好于欠发达地区。周青考察了福建四个县市农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差异情况。

4　机构膨胀，“吃饭财政”日益严重，进一步加重了农民负担。吴士健等认为目前存在的乡镇机构膨胀、人员队伍庞大，消耗了大量的公共资源用于机构运行和人头费开支。而公共资源筹集的随意性又为这种膨胀在资金上提供了可能，最终形成“养人收费和收费养人”的恶性循环，既降低了工作效率，又加重了农民负担。

(二)造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现状的原因分析

1　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财政投入不足。曲延春等认为，1991～2004年，国家用于农业的财政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总体呈下降的趋势，国家公共财政资金对农村投入的不足造成了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上的“缺位”。当前的财政转移力度不够是造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原因之一，中央的转移支付主要是弥补乡镇因税费改革带来的财政缺口，实际上乡镇提供公共产品大多依靠制度外收入，税费改革使得乡镇政府的制度外收入大为减少，转移支付没有很好地弥补这一部分资金缺口。

2　“自上而下”的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在决定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问题上，农民的需求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实际起作用的是上级政府的意志。李大胜等、曲延春等认为，在这种供给体制下，对农村提供什么样的公共产品、提供多少公共产品基本上都是由上级政府决定的。并且，由于政府的决策并非完全理性，这种“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并不能真正反映农民对公共产品需求的偏好，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也并不一定满足农民的需求。由于农民处于没有组织的个体状况下，其谈判能力较弱，在表达自己对公共产品需求的能力上同样较弱，不能对政府形成有力制约。

3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责权的失衡。我国《宪法》赋予了乡镇政府广泛的事权，与事权相比，其财权却极为有限。何丽双认为，农村基层政府承担着许多应该由上级政府承担的支出，如基础教育。一些大型水利设施等纯公共产品，受益范围超越了区域界限，本应由中央财政提供，却下放给乡镇，而乡镇的财政收入无固定税源，只能以各种合法不合法方式增加农民负担。

4　许多学者从农村公共产品生产制度变迁的角度考察农村公共产品生产不足的原因。部分学者认为，家庭承包制的实施是造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主要原因。郭熙保认为，家庭联产责任制的实施，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私人产品的供给，因为短期内激励制度的改善会刺激农民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增加对土地耕作的劳动力和生产性资本的投入，从而增加产出。但是，这一制度的内在弊端在于缺乏对农村公共产品投资的激励，造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严重不足。张军等。认为，家庭责任制取代了集体化制度的变迁，虽然为促进农业生产的高速发展提供了很强的激励机制，但却没有为农业基础设施、基本建设和农村公益事业的“生产”提供有效的制度安排。林万龙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原因不在于家庭承包制缺乏对农村公共品供给的激励，而是在于政府主导的社区公共品供给制度 滞后于家庭承包制。人民公社体制下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是高度依附于公社体制的，公社体制瓦解后，公共产品的供给制度没有及时改变以适应家庭承包制的新的生产形式，这造成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不足。

(三)打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困境的合理选择

1　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坚持城乡一体化的公共产品供给导向。从理论上看，公民纳税相当于从政府购买公共产品，在我国现行以商品税为主的税收体系下，农民与城市居民一样都是纳税人，不应人为地将公民割裂为两类，应当一视同仁地提供公共产品。周青认为，建立公共财政体制，从根本上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改变非均衡的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制度，调整政府公共支出政策，加大对农村和农业的资本和政策投入力度，是政府层面创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关键。

2　根据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层次性，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吴士健等认为，应当明确划分各级层政府和农村社区村民自治组织供给公共产品的责任；充分发挥村民大会和村民代表大会的作用，村民大会作为农村社区最高权力机构，对社区事物享有最终表决权；县乡社区内的大型公共产品供给应在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的基础上，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投票表决，常规性的公共产品供给也应接受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检查。陶勇提出组建和发展农业利益集团，作为农民和政府之间的理解和沟通的桥梁，通过组织化的集体行动来表达农民的意志，维护自身的合法利益。

3　创新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体制。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困境很大程度上是由单中心供给体制(即单中心的治理模式、单一的供给主体以及单一的筹资渠道)造成的。因而，构建一种多中心的供给体制是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困境的重要手段。谢冬水将多中心体制总结为：多元化的供给主体，包括政府、私人、社区、非营利组织等；多中心的筹资渠道，包括财政、市场、个人、非营利组织四种筹资渠道；多中心的决策机制，充分调动政府、农村社区、企业、各种农村合作组织、农产个人以及其他主体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中的协作和良性互动。张军等还提出了境外筹资、村民集资、企业家捐助等多种筹资方式。赵战军等提出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市场化途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市场化就是以政府为主导，以市场和社会为主体，以公众满意为标准，打破政府垄断，引进竞争机制，构建政府、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和私营企业、私人相互合作的公共服务体制。

4　转变基层政府职能，深化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农村基层政府机构不仅作为公共产品的决策者和供给者存在，其本身供给好坏直接决定了地方公共产品供给的有效性。周青提出了改革的措施：一是要转变基层政府职能，要强化社会管理职能和公共服务职能，改善经济管理职能，主要应在“市场失灵”领域发挥作用；二是深化基层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根据城镇化发展和形成区域中心的需求撤并乡镇。改变农村基层领导人全部由上级组织部门安排的做法，把主动权交给农民，建立基层政府绩效考核新机制，提高农民群众的参与程度。

5　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提供必要的法律保障。只有通过法律规定，使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相关制度法制化、规范化，才能切实保障我国农民的切身利益。李长健等论证了如何通过法律的形式完善农村公共产品的保障，建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市场主体法律制度、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宏观调控法律制度、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市场规制法律制度、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可持续发展法律制度。

三、现有研究的不足

(一)从研究方法上看，重理论研究，轻实证研究

研究过程中重视理论上的探讨，忽视实证的检验是我国整个社会科学界面临的共同的方法上的问题。从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历史来看，将实证的方法引入社会科学研究，是实证主义思潮的重要表现，体现了自然科学方法对社会科学的重大影响。尽管实证的方法在社会科学的应用不断受到西方学者的批判，认为它忽视了对意义和目的的探讨，但是重视实证方法的运用始终是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鲜明特征。在和国外的学术交流活动中，我国的很多社会科学也开始逐渐引入西方的实证研究方法，重视定量研究而不仅仅是定性研究，比如经济学、社会学越来越向西方的学术方法靠拢。具体到对农村公共产品的研究，从前述的抽样中可以看出，实证研究仅占了19.35％，即使加上实证与理论结合的研究，总计也只有25％左右；如果扩大样本刊物的数量，这一比例还会降低。实证研究的缺乏已成为当前农村公共产品研究面临的问题之一，应当加强。

政产学研论文篇4

XX年，四川省水电职工政研会在厅党组、中国水利职工政研会的领导下，在四川省民政厅、四川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的关心、支持和帮助下，始终高举邓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深入学习、贯彻党的xx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认真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开拓创新，以各会员单位为工作细胞，充分发挥政研学组片区和组长单位的作用，并立足政研工作阵地，紧紧围绕水利中心工作，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人水和谐，把建设“三个文明”、把引导职工树立科学发展观作为工作重点，结合职工思想实际和职工关心、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积极开展调研活动，用调研成果指导实践，疏导思想情绪，解决工作和生活矛盾，保持了职工队伍的稳定，为四川水利的改革和发展做了一定的工作。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加强理论学习，积极探索新时期水利行业政研工作的新方法。XX年，我会把学习、贯彻党的xx届四中、五中全会和省委八届四次全会精神作为重要工作来抓。一年里，我会积极参加了厅直机关党委组织的各类报告会、专家辅导讲座和各类知识竞赛，着重把广大政研干部的思想、行动和研讨方法统一到党的xx届四中、五中全会和省委八届四次全会精神上来，把研讨的重点放在引导职工树立科学发展观、建设“三个文明”、构建和谐社会、构建和谐水利，“四川水利怎么办”、“水利职工怎么干”上，并围绕水利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围绕四川水利的改革、发展和职工队伍的稳定，结合加强和改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工作，结合加强“三个文明”建设、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和完善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的改革等工作，积极寻找政研工作与水利改革和发展工作的切入点，寻找政研工作与水利行业面临的热点、难点问题的结合点，区别不同层次、不同对象，探索和采取不同的方法，加强和改进职工政研工作，注重政研工作与其他工作的结合，努力使政研工作服从于、服务于全省水利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工作大局。一年来，我会把政研活动与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相结合，大力开展“一个典型、一部片子、一首歌”的行业创建活动，唱响“创新、负责、求实，献身现代水利”的主旋律。“一个典型”就是张宇仙同志。“一部片子”就是《蜀水之歌》电视片。“一首歌”就是歌名为《爱满江河》的水利人之歌。特别是“张宇仙同志先进事迹报告团”已成功地在全省水利系统、水利部机关、国务院三峡办、南水北调办公室进行宣讲。省委也把张宇仙列为四川省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典型，反响强烈，效果很好。结合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我会在厅直机关展开了“我们身边的共产党员”的宣讲，共10尝近3000人参加，广大共产党员深深感到共产党员先进性就在我们的身边，从而，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党员的内动力。我会还把政研活动渗透到文明单位创建活动中，立足水利行业的特点和实际，有计划、分层次地开展了创建文明单位、文明灌区、文明服务示范窗口、文明水文站、文明工地活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特别是地方电力行业开展创建文明服务示范窗口的活动有声有色，既提升了地电企业的形象，又深受用户。二、以承办中国水利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地域学组第二组XX年会为契机，加强学习和交流。XX年7月5日，我会和重庆市水利局共同承办了中国水利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地域学组第二组XX年会。会议在都江堰市隆重召开。中国水利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曾华樟、水利部文明办副主任陈秀清出席、指导会议并做了重要讲话。地域学组第二组12个会员单位的2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上，我厅党组书记，厅长孙砚方就四川水利建设的基本情况和四川水电职工政研会如何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和政工干部队伍的作用，紧紧围绕水利中心工作，结合干部职工思想工作的热点、难点问题，认真寻找政研工作的结合点和生长点，积极开展各项调研活动，撰写调研论文，用研究成果指导实践，疏导情绪，化解矛盾，为四川水利改革、发展和稳定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和保证等方面的工作与参会代表进行了交流。在会议期间，收到来自地域学组第二组12个会员单位的调研论文17篇，这些论文对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我们一方面加强了对论文的学习，加强与参会代表的交流，另一方面我们还与参会代表一起就如何按照中国水利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的要求，把政研活动开展得积极活跃，充满生机；如何按照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建设和谐水利；如何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组活动，使政研活动既符合部政研会要求又有生机和活力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中国水利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地域学组第二组XX年会的成功举办，得到了中国水利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和水利部精神文明办公室的充分肯定，得到了全体参会代表的高度赞扬，使我会既获得了办会的经验，又学到了兄业盛市开展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的新方法，无疑会对加强和改进我省水利职工政研工作起到极大的促进和推动作用。三、充分发挥学组片区的作用，努力推动政研会整体工作。一年来，我会加强了对五个片区开展政研活动的指导，立足于充分发挥学组片区的作用，努力推动政研会整体工作。厅直学组在水产局、疗休中心的召集、组织下，学组XX年会于10月19日-21日在省水电职工疗休中心召开。有厅直属各单位的理事、党办主任、论文50余人参加。参会的32篇文章，重点对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加强“三个文明”建设、党风廉政建设、干部素质建设、完善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改革等8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探讨。论文紧密联系水利行业和单位实际、指导思想明确，主题鲜明、涉及面广，针对性和实用性强。川东学组在市水利局的召集、组织下，川南学组在宜宾市水利局的召集、组织下，学组XX年会，于XX年10月18日至20日在宜宾市长宁县召开。有宜宾、乐山、泸州、自贡、内江、眉山、资阳7市41个会员单位政研会理事、宜宾市各县水利局党政主要负责人、部分党务专职干部，省水电职工政研会负责人、联系人及论文近80人参加了会议。这次学组会共收到论文32篇。这些论文的交流，对大家帮助、启迪很大，许多文章是花了精力、下了功夫的，是有所想、有所感、有所思、有所悟的真情流露，与大家的工作实际紧密结合，从而引起大家的共鸣，体现了水利行业思想政治工作贴近时代、贴近基层、贴进职工的特点。川南片区政研会的各项工作和政研小组的活动是富有时代特色和鲜明个性、特点的。他们利用政研会这个平台，结合川南片区各单位的实际，有目的性、针对性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用政研工作指导工作实践，用政研活动凝聚水利职工，把政研工作与思想研究、政研活动与凝聚职工、理论研究与治水思路结合起来，强化生命线意识，不断激发水利人的创造力，保持了行业的稳定，促进了水利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川西学组在雅安市水利局、雅安电力公司的召集、组织下，学组XX年会，于XX年10月13日至14日在雅安市召开。成都、雅安、攀枝花、凉山、阿坝、甘孜7市、州各单位政研会理事、党政主要负责人、党务专职干部、省水电职工政研会负责人，联系人和论文近50人参加这次会议。这次学组会共收到论文22篇。这些论文涉及内容广泛，探讨问题有深度，结合行业中心工作紧密，时代感与现实性较强。川北学组在广元市水利局的召集、组织下，学组XX年会，于XX年9月26日至27日在广元市召开。广元、遂宁、绵阳、德阳四个市共21个会员单位负责思想政治工作的40余名同志参加会议。会议收到相关思想政治工作研究的论文42篇，涉及怎样抓好基层水利职工思想政治工作；怎样全面提升水利职工政治业务素质；怎样抓思想政治工作创新；思想政治工的人格魅力；当前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面对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新对策；依法行政、依法治水、依法管水；党的廉政建设等方方面面问题的调查研究，这些论文都是来自水利行业基层一线干部职工的工作体会和工作实践经验的总结，题材广泛，贴近工作实际，关注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和实效性，对提高我省水利行业思想政治工作能力有很好的指导意义。XX年，五个片区共收集调研论文160余篇，这些论文应运价值高，选题水平高、内容观点新颖、鲜明、主题明确、论据准确、论证充分、逻辑严密，许多文章还是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者的工作经历和切身体会，内容朴实、可信，反映了水利人的心声，借鉴性、指导性和操作性都较强，当然，也反映出各地区对调研工作特别是撰写调研论文存在不平衡性，存在论文选题的局限性和标题的针对性不足等。总之，一年来，我省水利职工思想政治研究工作、政研会各级组织及其小组政研活动，都得到了各级领导、各级组织和部门的高度重视、大力支持和充分肯定。通过广大政研工一年来的辛勤劳动和努力工作，政研工作抓住了构建和谐社会、构建和谐水利，实施四川“三个转变”的有利时机，引导职工树立科学发展观，促进了四川水利实现“三个转化”的工作；政研工作加强了与三个文明建设相结合，并直接与生产、工作、学习结合起来，与职工爱岗敬业、比贡献、创一流等群众性的“创先争优”活动结合起来，用精神文明的创建成果推动生产和工作，转变职工的工作作风和精神面貌，美化单位的学习、工作、生活环境，大大激发了广大干部、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创造性，提高了广大干部、职工的思想素质，树立了良好的行业形象。经过多年的努力，我省水利系统有1个单位受到中央文明办表彰，有部级文明单位1个、部级文明单位4个，全国文明灌区2个，省级和省级最佳文明单位38个，其它各级文明单位420个。我们还注重把政研工作的总体目标纳入到“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中，把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积极融于构建和谐水利的战略之中，紧紧围绕水利改革、发展和稳定，始终做到搭桥、铺路、服务，高度重视自身建设和阵地建设，立足中心、服务大局开展工作，从中走出了一条自身的路子，使自身的工作价值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体现，极大地推动了四川水利改革、发展和稳定工作，政研成果日益丰硕、政研工作的影响日益增强。但是，按照党的xx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和“三个代表”的要求，政研工作也面临新的挑战，特别是在政研工作出新意、亮新招、议大事、攻难事、办实事上还要多下功夫；在政研工作的深度、广度上还要多下功夫；在政研工作的“虚”、“实”结合上还要多下功夫等等，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学习，不断总结，努力把政研工作推向一个新水平。

政产学研论文篇5

1948年,伊利诺伊大学传播研究所建立,进入研究所的斯迈思成为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批研究者,传播政治经济学也由此开始发展。斯迈思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重新界定了商业媒体的研究,挑战主流视野中媒体与受众关系的认识。另一个对于传播政治经济学十分重要的人物是赫伯特·席勒,他与斯迈思都把传播当成公司力量的组成部分,也就是把传播视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重要部分,指出了传播与资本主义之间重大的隐含意义。他们的很多观点都被看做传播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基础。20世纪60年代,斯迈思回到加拿大,积极参与政策事务的讨论。席勒加快了与联邦通信委员会以及人权和反战媒体的联系。他们的努力在那个时期影响了进步的领域,还培养了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新一批研究者。这一批新的研究者,大多都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们继承了早期的研究,并提出了新的研究。其中爱德华·赫曼与诺姆·乔姆斯基为杰出的代表。

20世纪90年代,虽然传播政治经济学对新闻业批判的出现很引人注目,但是严重的资源匮乏,很少的机构支持,加上恶劣的政治环境,使得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开始消沉。这时,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之间的争论也在尖锐的进行着。很多学者开始反思产生危机的原因,认为是由于没有培育出可以推动该领域发展并展开创新研究的优秀学者。

二、文化研究的发展历史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是文化研究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由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大众文化的攻击,谴责大众文化,认为它使消极的受众操纵了文化,并认为高等文化受到流失,他们都被看作是精英主义者,被认为夸大了文化产业对普通人的控制。

1964年,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在伯明翰大学建立,标志着文化研究进入第二阶段。这个研究中心是由理查德·霍加特与斯图尔特·霍尔一同建立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最开始是从事大众文化的批判研究,并且致力于保护次要群体的核心创造力。它的最早工作重心之一是把阿多诺“文化试图废除阶级”的定义作为目标,提出了反对的意见。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发展了一种批判理论,这一批判理论并不是批判经济基础决定文化这一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为了批判阶级理论(即认为统治阶级把自己的意识强加于无产阶级身上,并压迫无产阶级的文化)。

文化研究的发展阶段代表人物有霍尔、霍加特、汤普森以及威廉斯。霍尔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判过于呆板。他还认为卢卡奇颠倒了世界观的概念,把所有国家和每个历史阶段拥有的世界观都转到了阶级问题上。霍加特指出商业娱乐资本主义取代了传统的工人阶级文化,但是这一观点受到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中学者的指责。汤普森和威廉斯都认为文化实践只有和社会构造关系联系,才能被充分的理论化。威廉斯反对把文化还原为基础,认为文化不仅仅是物质现实的反映,它还是物质现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三、传播政治经济学与研究的分歧

(一)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分歧

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都追随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可它们存在分歧。1990年伊利诺伊大学举办的“文化研究”会议之后,两者的关系彻底破裂。资本和商业主义充斥着整个社会,非商业的价值和制度要么迎合市场,要被市场粉碎。马克思的社会分析总是建立在对物质关系的关注上,在精神层面,他认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并不是注定要反映时代的观念,但是这些观念会努力与统治阶级的思想保持一致。马克思提出了商品拜物教,认为商品拜物教是商业主义进行渗透的一种方式,它给予商品个性,表现在广告和品牌名称中,将人们之间的关系转化为物与物的关系。

马克思的一些观点,受到了文化研究者的质疑。霍尔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局限,经济简化论和决定论。经济简化主义认为政治和文化都是对生产领域的反映。决定论认为任何事物都被锁定在了经济关系中。文化研究是对简化主义和经济主义的反对,是对底层建筑和上层建筑的反对,是对错误的意识的反对。

而自文化研究建立以来,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者们也对其进行了批判。他们认为文化研究太过重视文本研究,忽略了对物质基础的分析。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学者认为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物质生产的基础上的,并且是被物质产品所决定的,这是基本原则,而且他们坚持认为,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中,最基本的就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是决定因素,因为资本主义是这样的一个社会组织模式,它的突出特点是被一种交换关系的抽象系统所主宰的。

两者的争论一直持续,其中最着名的论辩是1995年,加恩海默和格拉斯博格的论辩。

政产学研论文篇6

奥妙就在于提出问题的“层次”。不同于政策研究报告，学术文章聚集理论层面、解 决理论问题。理论是由一系列前设和术语构造的逻辑体系。特定领域的理论有其特定的概 念、范畴和研究范式。只有在相同的概念、视角和范式下，理论才能够对话;只有通过对话，理论才能够发展。极少有硕博论文是创造新理论的，能这样当然最好，但难度很大。 我们多数是在既有理论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因此，在提出问题时，要以“内行”看得懂的术语和明确的逻辑来表述。审视我最初提出的问题“中国半导体产业为什么发展不起来” ，这仅仅是对现象的探询，而非有待求证的理论命题。我的理论命题是：“中国产业政策

过程是精英主导的共识过程吗?”在这个命题中，“政策过程”、“精英政治”、“共识诉求”三个术语勾勒出研究的理论大体范围和视角。

其次，选择问题是一个“剥笋”的过程。理论问题总是深深地隐藏在纷繁复杂的现实背后，而发现理论问题，则需要运用理论思维的能力。理论思维的训练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不过初学者也不必望而却步，大体上可以分“三步走”：第一步，先划定一个“兴趣范围”，如半导体产业、信息产业、农村医疗、高等教育体制等，广泛浏览相关的媒体报道、政府文献和学术文章，找到其中的“症结”或“热点”。第二步，总结以往的研究者大体从哪些理论视角来分析“症结”或“热点”、运用了哪些理论工具，如公共财政的视角、社会冲突范式等。第三步，考察问题的可研究性，也就是我们自己的研究空间和研究的可行性。例如，西方的理论是否无法解释中国的问题?或者同一个问题能否用不同的理论来解释?或者理论本身的前提假设、逻辑推演是否存在缺陷?通过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找到自己研究的立足点。不过还要注意我们研究在规定的一到两年时间内，是否可能完成?资料获取是否可行?等等。

最后，如何陈述问题?陈述问题实质上就是凝练核心观点的过程。观点应当来自对现 实问题的思考和总结，而不是为了套理论而“削足适履”。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充满动态的、丰富的景象，如何才能用恰当的术语、准确的逻辑表述出来呢?雄心勃勃的初学者往往提出宏伟的概念或框架，但我的建议是尽可能缩小研究范围、明确研究对象，从而理清对象的内存逻辑，保证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规范的学术论文。如“中国半导体产业政策研究”就是一个非常含糊的陈述，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收缩话题：( 1 )时间：从 1980 年到 2000 年;( 2 )对象：政府的叛乱者和决策行为，而不是市场、企业、治理结构等;( 3 )视角：政治和政府理论中的精英研究;(4 )案例： 908 工程、 909 工程、 13 号文件和《电子振兴》，这是发生在 1980 -2000 年间半导体政策领域的两个重大工程和两个重要文件。通过这样的明确界定，我们将目光集中在“政策过程”、“精英”、“共识”几个显而易见的概念上，问题也就水落石出了。同时，问题清楚了，我们在筛选信息和资料时也就有了明确的标准，在这个“信息冗余”的时代，能够大大提高研究效率。

政产学研论文篇7

关键词：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带动作用，研究综述

 

随着农业产业化实践的深入，各国政府不但认识到农业产业化的重要意义，而且还更加充分的认识到，龙头企业在农业产业化、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目前，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已经成了热点话题，国内外很多学者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相关领域进行了大量、深刻的探索和研究，并取得了一大批优秀研究成果。

一、国外文献综述

（一）文献研究

国外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研究主要是从龙头企业的出现、与农户的组织形式等角度进行研究的。

Barkema（1993）认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出现的主要原因，是为了更好地适应消费者需求和偏好变化的需要。由于消费需求的变化很快，要求农业食品系统必须对消费者的变化及时做出反应，通过纵向一体化纵向协调，使得消费者的需求信息能快速传递给生产者。

Eaton（2001）对龙头企业与农户的组织形式做了比较综合性地分类：一类是“公司+农户”模式，另一类是“公司+中介+农户”模式。“公司+合作社+农户”、“公司+行业协会+农户”、“公司+大户+农户”等都属于后一种模式。可见，组织形式上的分类，仅仅涉及表象，是基于对现实的经验总结，不能反映各种形式内部的运作机理。

Kirsten and Sartorius（2002）详尽的解释和说明了订单农业给龙头企业和农户带来的好处和不好处。他认为订单农业给农户带来的好处，包括：①订单农业使农户跨越进入特定作物或动物养殖的障碍。②签约农民能降低生产成本、增加产量和收入。③签约农户能降低销售风险并稳定收入。④签约农户还能通过更广的产品范围和差异化的产品来提高获利机会，或通过改变种植传统作物而种植高价值的作物来增加收入。同时，订单农业也给农户带来了一些不好的地方，主要集中在:①在集中控制系统下，农户自主权利的普遍丧失。②为了履行订单义务，增加了生产风险。③订单农业通常会提高土地的利用强度，从而导致更多的污染。④农户收入的减少。

（二）文献简评

纵观国外学者对龙头企业的研究成果，国外的研究集中在龙头企业的出现、龙头企业与农户的合作方面，并且一般是从微观层面上开展的。宏观层面上的研究文献较少，关于龙头企业的作用似乎是被国外学者遗忘了。

二、国内文献综述

（一）文献研究

关于龙头企业的研究是近几年才逐渐开始的，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对龙头企业竞争力的研究

（1）文献研究

王志茹（2003）的《南京市农业产业化经营龙头企业竞争力研究》，陈怡（2003）的《江苏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研究》，构建了龙头企业综合实力评价指标体系。黎移新（2005）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竞争力培植研究》，以竞争理论为基础，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竞争力进行了实证分析，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阐述如何加大创新力度以培植和提高龙头企业竞争力。论文参考，带动作用。彭熠、和丕禅、邵桂荣（2006）的《强化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核心竞争力探析》，分析了影响龙头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直接因素，提出要在推进农业企业化进程、加大政府支持力度、强化龙头企业基本能力及其他现代企业管理方法等方面努力，以提升我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核心竞争力。王秀峰（2007）的《基于核心竞争力的贵州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可持续发展研究》，用具体数据分析说明贵州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现状，提出要提高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以实现贵州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王茜（2009）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效绩评价研究》，构建了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评价模型并把它们应用于实际，分析评价了我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绩效水平。

（2）文献简评

截至目前，学术界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竞争力理论、企业绩效评价理论和方法及其运用已经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论文参考，带动作用。

2对龙头企业与农户关系的研究

（1）文献研究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关系问题始终是实际运行的难点，同时也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曹立群、周立群（2001）从信息经济学和博弈理论出发，研究了龙头企业与农户的行为。黄祖辉、王祖锁（2002）从不完全契约出发，应用资产专用性理论讨论了龙头企业与农户联结的两种契约——商品契约和要素契约。吴秀敏、林坚（2004）利用格鲁斯曼-哈特-穆尔模型（Gossnon-Hart-Moore）对农业产业化经营中龙头企业与农户的联接方式进行了考察，得出结论：龙头企业与农户的利益联接方式不能一概而定，要看具体条件。随着产业化进程的加快，龙头企业与农户的利益联结方式呈现多样化发展趋势。陈晓华、张红宇（2005）指出，目前主要的联接方式有5种：相对稳定的买断关系、合同式利益联结、合作式利益联接、企业化利益联结、股份式和股份合作式利益联结。构建了龙头企业与农户利益联结评价指标体系。虽然龙头企业与农户的利益联结方式呈现多样化的特点，但一般认为，以合同、合作、股份合作三种形式最稳定，据统计，全国582家重点龙头企业中，这三种缔约方式占93.7%，其中合同方式占82.9%（赵志龙，2008）。瞿珊珊（2009）提出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存在紧密型、疏远型、感性型、理性型等多种类型的合作关系，并指出龙头企业与农户合作关系治理机制对绩效有着不同的影响。通过比较发现，紧密型合作关系对龙头企业与农户满意度的绩效都要优于其它三种类型；疏远型合作关系对龙头企业与农户满意度的绩效都要劣于其它三种类型；感性合作关系和理性合作关系，居于中间位置。论文参考，带动作用。

（2）文献简评

国内众多学者对龙头企业与农户合作中的很多问题，如龙头企业与农户的行为、利益联接方式及评价指标体系、建立何种利益联接方式绩效最好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通过比较发现，紧密型合作关系对龙头企业与农户满意度的绩效都要优于其它类型（瞿珊珊，2009）。

3对龙头企业的扶持研究

随着农业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资源的稀缺性越发明显，政府对龙头企业的重视程度逐渐加强，学术界近几年对龙头企业的政府扶持问题也开始进行了研究。

（1）文献研究

2000年，中央提出在全国选择一批有基础、有优势、有特色、有前景的龙头企业作为国家支持的重点并制定了扶持政策，至此，对龙头企业的扶持已经列入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政策之中。论文参考，带动作用。杜青林（2004）指出，培育壮大龙头企业，对促进农村先进生产力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农业，繁荣农村经济，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和农业综合效益起着关键性作用。张海宁（2007）从实证的角度分析了政府的财税扶持政策对龙头企业的产出和带动农户获利的作用及其效率。应丽艳（2009）建立数学模型，运用计量方法测度财政扶持龙头企业对农民增收的贡献，还选取典型案例，对龙头企业带动农民增收的方式和效果进行具体分析。杨明洪（2009）深入揭示了扶持龙头企业的理论依据，构建了扶持龙头企业的政策运作框架，结合理论和实践分析、评价了扶持龙头企业的效果。

（2）文献简评

以上学者分别从理论、实证、模型等角度全面、系统的分析评价了扶持龙头企业的效果，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论文参考，带动作用。

4对龙头企业地位和作用的研究

（1）文献研究

周中林（2005）的《我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历史地位与发展对策》，认为龙头企业要带动农民进行农业产业化，必须具有四方面特殊功能：技术创新、市场开拓、社会服务、协调管理。匡勇（2005）的《论湖南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作用及发展》，研究了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促进农民增收中的关键作用。李炳坤（2006）的《发展现代农业与龙头企业的历史责任》，深入分析了现代农业与龙头企业相互关系，认为龙头企业在发展现代农业进程中具有很大优势，也肩负着重大历史使命。苑鹏、刘玉萍、宫哲元（2007）的《龙头企业在农业科技创新中的作用》，探讨了龙头企业在农业科技创新中的基本作用，初步分析了龙头企业的科技创新投入的特点、优势与局限性。

（2）文献简评

近几年一些学者对龙头企业的地位、作用分别进行了研究，但研究文献比较欠缺、研究面窄，不全面。

（二）文献简评

纵观国内学者对龙头企业的研究成果，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龙头企业竞争力、龙头企业与农户的合作、龙头企业与政府关系、龙头企业地位和作用方面。但是，关于龙头企业作用的系统研究文献较少。

三、总结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竞争力、与农户的关系、财政扶持等方面，并且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是，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作用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比较欠缺，已有成果在理论和实证方面仍有待深入研究，主要表现在：①研究缺乏系统性。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某一环节，如龙头企业在农民增收中的作用，研究的视角狭窄，且论证不全面。②研究方法不够规范。以往的研究多以定性研究为主，实证研究较少，尤其是应用计量经济学、博弈论、制度经济学等经济学理论进行研究的成果更少。论文参考，带动作用。

目前，从整个农村历史发展阶段看，我国总体上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因此，关于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综合带动作用的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黎移新．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竞争力培植研究[D]．湖南农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2]周中林．我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历史地位与发展对策[J]．求索，2005（4）24-26．

[3]匡勇．论湖南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作用及发展[J]．企业技术开发，2005，24（3）：67-68．

[4]陈晓华、张红宇．推进农业结构调整与建设现代农业[M]．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

[5]苑鹏、刘玉萍、宫哲元．龙头企业在农业科技创新中的作用[J]．学习与实践，2007，53-57．

[6]李炳坤．发展现代农业与龙头企业的历史责任[J]．农业经济问题，2006（9）：7-8．

[7]朱铁辉．中国农业产业化的“四阶段”论[D]．中国农业科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6．

[8]彭熠、和丕禅、邵桂荣．强化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核心竞争力探析[J]，研究与发展管理，2006，18（3）：108-113．

[9]邸长慧．南京市农业龙头企业带动农户能力实证研究[D]．南京农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10]张海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政府财税补贴政策效率研究—以南京市农业龙头企业为例[D]．南京农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11]王秀峰．基于核心竞争力的贵州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可持续发展研究[D]．贵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12]瞿珊珊．龙头企业与农户合作关系:治理、绩效与影响因素[D]．华中农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13]应丽艳．财政扶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农民增收效应研究[D]．沈阳农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14]杨明洪．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扶持理论与政策分析[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

政产学研论文篇8

关键词：边界效应；跨区域；产学研合作；创新绩效

中图分类号：F06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308（2015）01-0092-08

我国区域科技资源分布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并不均衡，且技术创新活动的集聚度高于经济活动的集聚度.由于区域创新体系的不均衡，科技资源充足、产业基础较弱区域的高校、科研院所难以在本地找到合作企业，而科技资源匮乏、产业基础较强区域的企业则缺乏来自本地大学、科研院所的支撑.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建立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写入《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推动企业、大学和科研院所的协同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解决区域创新体系非均衡的问题，企业不仅需要与本市的大学、科研院所合作，更需要与本省其他城市，乃至国内其他省份的大学、科研院所合作.有关跨国和国内贸易的研究强调国际、省际、市际的边界效应对贸易往来有直接影响，也有研究指出我国地方市场分割的问题较为突出，边界效应形成的“诸侯经济”左右着各类资源的流入或者流出.那么，在全国各地纷纷出台促进产学研合作创新政策的背景下，产学研合作是否同样受到边界效应的影响？本地产学研合作创新绩效是否明显高于跨区域的产学研合作？这些问题有待研究？现有关于边界效应对产学研合作创新绩效影响的研究还比较少，尚存在一些研究局限：①仅将地理距离作为直接的影响因子，未考虑行政边界的影响，地理距离与行政边界之间并非线性关系，二者的覆盖区域并非完全重叠；②现有研究选取的因变量较为单一，大多将企业与大学、科研院所合作申请专利或者合作作为产学研合作的指标，对产品创新、工艺创新等其他维度变量考察相对较少.

为弥补上述研究缺陷，本文以广东省部产学研合作专项为例进行了深入分析.广东省产业基础雄厚，科技资源相对匮乏.在创新驱动发展的大战略下，广东企业与省外高校、科研院所的大规模合作已成必然.为此，广东省与相关部委建立起省部高层会商机制，以吸引全国各地大学、科研院所参与广东省企业的创新活动.本文拟以合作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的所属行政区域为主要因变量，探索边界效应是否存在，以及是否阻碍了产学研合作创新绩效这一问题.这不但有利于丰富产学研协同创新理论，也有利于促进产学研协同创新实践的深入.

1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

1.1边界效应研究起源及关键点

所谓边界效应，是指行政边界对于跨边界经济行为的影响.在管理学和经济学文献中，边界效应是一个地理空间维度的概念.McCallum最早对边界效应进行了实证，通过分析美国各州和加拿大各省之间贸易的影响因素，估算了美国和加拿大两国之间贸易的边界效应，发现加拿大各省之间的贸易量平均是各省与美国各州贸易量的20多倍.在McCallum的开创性研究基础上，边界效应在跨国和国内贸易领域得到了广泛研究，用来比较国家内部的市场分割或者贸易伙伴国的市场一体化程度.实证研究中通常设置不同边界的虚拟变量来体现边界效应.

我国地区间贸易本地偏好强、边界效应相对较高，基本已是研究者的共识.例如，行伟波和李善同采取由2002年中国分省投入产出表估计出的省际贸易流量数据，发现边界效应较大，我国地区间贸易存在较大的本地偏好.黄新飞等。利用2004-2007年长三角和珠三角25个城市的6大类商品价格信息，估计了城市边界效应值并考察了城市边界效应的时间趋势，结果表明边界效应的影响较大.赵永亮和才国伟基于1997-2005年数据从28个省份和8大行业两个层面来分析中国贸易的边界效应，指出中国省份层面的平均边界效应在1997-2005年有上升的趋势，且西部区域的边界壁垒要高于东部区域.地区间贸易保护、运输成本较高、产业结构趋同、财政分权制度、地方政府更倾向于扶持本地企业等成为边界效应作用机制的解释因素.

边界效应除了在跨国和国内贸易领域得到比较充分的研究之外，近年来一些学者尝试着将边界效应概念引入对汇率波动、国际商业周期、专业化、人口流动、资金流动、入境旅游的研究，也得出了一些有益的结论.

1.2边界效应对跨区域产学研合作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

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跨区域的产学研合作越来越频繁，边界效应在跨区域产学研合作中是否存在同样的影响引起了人们广泛的研究兴趣.综合学者们的相关研究，可以发现边界效应作用于产学研合作创新绩效的机制，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方面.

1）知识的默会性质增加了跨区域产学研合作的难度.默会知识难以被编码化，“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企业很难通过编码化的专利文件或学术文章直接获得这部分的知识.这意味着企业对区域内高校、科研院所的信息有可能了解得更为充分，而对区域外部的知识了解程度要低一些.和吴贵生基于清华大学大型集装箱“带土移植”案例指出，对于知识粘滞程度高的合作项目，最好使合作双方的空间距离与文化距离比较近，其极致就是大学内部企业和系合作.Brostrom通过对瑞典工程企业425位R&D经理的访谈，将国家边界作为缺省值，发现企业和大学同属一个区域的学习效应比同属一个国家高49.4%，而企业和大学属于两个国家的学习效应比同属一个国家低65.4%.Peri对西欧和北美147个区域的知识流动进行了分析，认为当跨越第一个区域边界的时候会降低21%的知识流动，跨越第二个边界会降低15%，而跨越国家边界会进一步降低19%.

2）政府倾向于推动大学、科研院所在本地转移转化技术成果.政府是产学研活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之一，对省市一级政府而言，其管辖的范围是相对有限的，调动全国其他地区的力量较为困难，财政资金通常只能在各级政府的辖区范围内进行分配.政府倾向于匹配本地企业的技术需求与本地高校、科研院所的技术供给，当这些项目产出创新型成果的时候，也是本地政府的重要政绩，因此官产学研各方容易在本地环境中达成激励相容机制.当大学、科研院所为地方共建共管的时候，这种效应会更加明显.Hong和Su以中国1985-2004年大学和产业合作专利为因变量，发现企业、大学是否属于同一个省政府管理会显著影响其合作概率.Belenzon和Schankerman对美国184所研究型大学的专利和论文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州的边界效应对较低研究水平的公立大学的论文有显著影响，对较高研究水平大学则不显著.

3）制度、语言和惯例等因素起着重要作用.各国的知识产权制度、大学和科研院所科技成果的管理制度以及科研人员的评价制度都深深根植于自身的国情，这使得在国家内部的产学研合作相对容易，而国际的产学研合作则较为困难.另外，语言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产学研合作的过程需要深度的沟通和协同，对习惯采用同一语言的人来说，沟通更为顺畅.Buenstorf和Schacht以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学会各研究所1960-2005年间864项向私营企业的技术许可为样本，对比了国内许可与国际许可对许可费的影响，发现国家边界显著影响了许可收入，国内许可与许可费是正向相关关系，国际许可与许可费是负向相关关系.Hoekman等通过对2000-2007年间欧洲33个国家313个区域合作的分析，指出区域、国家和语言边界均对合作强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并且区域的边界效应最强.

通过上述理论分析，结合国内外实证研究的相关结果，可以发现边界效应对产学研合作创新绩效具有负向影响.一般而言，本地的产学研合作创新绩效要高于跨区域的产学研合作创新绩效.

2研究设计

2.1数据来源

本文以2007-2011年间广东省681个已验收省部产学研合作研发项目为样本，数据来源于广东省科技厅综合业务管理系统.根据研究需要，我们对数据进行了筛选，最终保留了以企业为主承担单位的技术开发类省部产学研合作项目的数据，表1显示了这些数据的描述性特征.

边界效应可以从不同区域层次来考察.根据研究需要，我们将行政边界划分为3类，分别是本市（企业和大学、科研院所同属一个市）、市际（企业和大学、科研院所同属广东省，但不属于一个市）和省际（企业属于广东省，大学、科研院所属于国内其他省市）.产学研合作研发项目在本市、市际和省际的分布频率分别为124个、209个和348个，分别占到18.21%、30.69%和51.1%.

从分布情况可以发现，广东本地企业与外省大学、科研院所合作较多，广东省省部产学研合作专项较好地利用了外省科技资源.

2.2变量测量

1）因变量.产学研合作的创新绩效需要从多个维度衡量才能反映创新的整体情况，并不存在单一的评价指标.①专利是企业技术创新产出最直接的成果，专利申请数据更能反映企业技术创新的及时进展，因此本文采用申请数据.②产学研合作研发项目需要企业、大学和科研院所共同参与，虽然项目的直接目标并非，但是对大学、科研院所而言，是成果的重要评价指标，也是企业界与科技界相互交流的重要工具.③新产品既能体现企业的创新绩效，又能体现企业的经济绩效.④新工艺代表了过程创新的结果，是对生产工艺的完善和流程质量的提高.因此，采用专利、论文、新产品和新工艺4个指标作为合作项目的产出指标，可以更为全面综合地反映项目的整体创新绩效.

2）自变量.行政边界是本文的主要自变量.将本市、市际与省际设定为3个虚拟变量，其中本市作为缺省值和参照值.通过市际与省际的估计系数，可以显示市际和省际在创新绩效上高于（系数为正）或者低于（系数为负）本市的幅度.

3）控制变量.跨区域产学研合作创新绩效既受到项目本身的影响，也受到企业自身特性以及行业环境的影响.为此，本文选取了一系列控制变量，以准确地反映边界效应本身的影响方向和强度.①项目本身的特性：产学研合作项目团队由企业、高校、科研院所构成，人数越多，团队规模越大；产学研合作项目经费代表了资金的投入情况，合作经费支出由政府和企业两部分构成，为了鼓励产学研合作，政府通常给予一定的经费资助②.②企业作为主承担方的特性：企业规模采用企业员工总数衡量，并取其对数，规模较大的企业更有可能为产学研合作提供资源与环境支撑；企业吸收能力采用企业研发人员占员工的比例衡量，吸收能力是企业识别、消化和应用外部新知识的能力，吸收能力高的企业能够从产学研合作中得到更多的提升.③大学、科研院所的特性：Laursen等、D'Este和Iammarino以及Muscio的研究指出了研究水平的重要性，当大学、科研院所的研究水平较高的时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行政边界的影响.为此，我们将合作高校、科研院所分为一般（一般高校作为缺省值）、211高校、985高校和中国科学院所属研究所4种类型.产学研合作研发项目在这4种类型的分布分别为188个（26.43%）、91个（13.36%）、358个（52.57%）、52个（7.64%）.从分布比例可以发现，广东本地企业与985高校合作频率较高，其次是与一般高校的合作.④行业的特性：行业特征设定为虚拟变量，其中装备制造业为缺省值.行业特征会影响企业的技术机会、资源的可获得性、需求特征、分销渠道和客户服务等多个方面，是影响企业创新活动的外部环境变量.产学研合作研发项目在不同行业上的分布情况是：装备制造（95个，13.95%），新能源（21个，3.08%），新材料（171个，25.11%），现代农业（90个，13.22%），生物产业（52个，7.64%），节能环保（65个，9.54%）以及电子信息（187个，27.46%）.从行业分布来看，广东省部产学研合作专项聚焦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其中，电子信息产业的合作项目最多，其次是新材料产业，产学研合作项目的分布基本与广东省的优势产业分布相匹配.

其中，Yin表示项目的创新产出，n=1～4，分别表示新工艺、新产品、专利和论文，i表示产学研合作项目，β0表示截距参数，β表示回归系数，j表示解释变量个数，x表示包括自变量和控制变量在内的k种影响因素，ε占表示误差项.

3.2实证研究结果

回归分析之后发现所有模型的LR chi2检验均在1%的水平上拒绝了过度分散系数alpha为零的假设，表明负二项分布模型要优于泊松分布模型.表2报告了回归的结果，Model 1～Model 4分别代表了以新工艺、新产品、专利和论文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

Model 1的结果显示，对新工艺而言，市际与省际变量的回归系数均为负值，且市际边界效应在0.05的水平显著，省际边界效应在0.01的水平显著.边界效应的存在导致市际的产学研合作创新绩效显著低于本市的产学研合作创新绩效25.8%，省际边界效应比市际边界效应影响更大且显著性水平更高.

Model 2的结果显示，对新产品而言，市际与省际的边界效应均为负值，但并不显著.Model 1、Model 2与Model 3、Model 4中的系数相比较，可以发现，Model 1、Model 2行政边界的系数值都是省际大于市际，而Model 3、Model 4的行政边界系数值都是市际大于省际.可能的原因是专利和论文的知识编码程度高于新产品和新工艺，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中需要更多的默会知识作用，在新产品和新工艺中，省际的边界效应要更大一些，专利和论文的知识编码程度较高，更容易通过先进的信息通信技术传递.

Model 3的结果显示，对专利而言，市际与省际的边界效应均为负值，其中市际边界效应在0.01的水平显著.市际产学研合作的专利产出低于本市的产学研合作的专利产出42.2%，这是所有系数值里面最大的，充分说明基于本市的合作更有利于产出更多的专利.

Model 4的结果显示，对论文而言，市际与省际的边界效应均为负值，其中市际边界效应在0.1的水平显著.市际产学研合作的论文产出要低于本市的产学研合作的论文产出25%，这是所有显著的系数值里面最小的，且省际边界效应的系数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论文的知识编码程度最高，从而受到行政边界的边界效应影响最小.专利和论文的创新绩效与边界效应之间呈现出“U形”关系，市际的合作而非本市的合作，可能既不具备地理距离邻近的优势，也不具备外省高校、科研院所的科研水平，从而影响了创新绩效.Model 1～Model 4的结果证明了边界效应的普遍存在，行政边界的壁垒已经成为阻碍产学研合作创新绩效的重要因素.本市的产学研合作创新绩效要高于市际和省际的产学研合作创新绩效.可能的解释是，一方面本市的产学研合作受到边界效应的影响较小；另一方面本市的产学研合作也更容易进行知识交流和信息共享，方便相互沟通和协同.

Model 1～Model 4对控制变量的实证结果显示：①项目特征方面，除了新产品以外，项目的团队规模和经费规模对新工艺、专利和论文都有显著影响，值得注意的是，经费规模对论文的影响显著为负，这说明加大产学研合作经费规模对论文产出作用不大；②企业特征方面，企业规模、企业吸收能力与专利、论文呈正相关关系，对新工艺和新产品的作用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在产学研合作中，企业更擅长进行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大学、科研院所则更擅长专利和论文，当企业吸收能力较强的时候，可以较好地引进、消化和吸收大学、科研院所专利和论文中的成果；③研究水平方面，中国科学院所属研究所对论文产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未发现研究水平对其他因变量有显著影响；④行业特征方面，发现各个行业对新产品的影响都是显著为负的，显著低于装备制造业的新产品创新绩效.

4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来自广东省的证据，探讨了边界效应对产学研合作创新绩效的影响，主要得到如下结论：①新工艺、新产品、专利和论文的市际和省际的创新绩效低于本市的创新绩效，充分证明了边界效应的存在性；②新工艺和新产品市际的创新绩效高于省际的创新绩效，专利和论文市际的创新绩效低于省际的创新绩效.边界效应的存在制约了产学研合作创新绩效的提升，为了有效消除边界效应的负面影响，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思路开展工作.

（1）真正发挥市场在创新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边界效应在市际和省际都普遍存在，阻碍了创新资源的合理流动，以及流动要素在国内、省内的优化配置.为了切实提升我国产学研合作的水平，需要进一步厘清相关制度的约束，降低相关行政壁垒的束缚，通过有效的人才市场、技术交易市场、资本市场，反映人才、技术、资本等各类创新资源要素的稀缺性，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产学研合作技术创新体系.真正发挥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作用，大学、科研院所围绕企业的创新发展需求，通过在创新价值链上的耦合互动共同创造价值，实现多方共赢.

（2）加强跨区域产学研合作的顶层设计.为了推动产学研合作专项的开展，广东省先后与教育部、科技部、工信部、中科院、工程院签订了产学研合作协议，建立了省部院高层领导组成的会商机制.地方政府跨区域创新资源整合过程具有局限性，难以有效调动辖区外的创新资源.为了破解宏观层面制约产学研合作的难题，需要在国家层面加强跨区域合作顶层设计，减轻省际边界的负向影响，推动跨区域产学研合作的相关政策的制订和落实.同时，市际比省际边界效应对新产品和新工艺的影响要大，更需要加强省级层面的顶层设计，促进引进来的和本地业已存在的创新资源在省内城市之间的有效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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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抗日战争;政治动员;统一战线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1-0128-02

政治动员是指引导社会成员政治参与、组织和凝聚社会力量的过程。它是现代国家和政党政治生活的核心内容，在社会整合和现代政治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抗日战争既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我国现代民族国家和政党政治建立与发展的重大事件。这一时期，国共两党面对生死存亡的民族危机，从民族大义出发，摒弃前嫌再次合作，并形成统一战线，为争取民族抗战的胜利进行了广泛有效的政治动员工作，积累了大量关于政治动员的宝贵经验。关于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动员理论、实践和经验的探究，国内外理论学者都给予了相当的关注，并形成了丰硕的成果。

一、抗日战争时期政治动员研究的主要视角、观点和内容

综观国内外学者关于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动员的研究成果，其主要的研究视角有三个层面，即专门研究共产党的政治动员、专门研究的政治动员以及研究国共合作统一战线视野下的政治动员，所涉及的主要观点和内容，包括政治动员的政策、特征、途径与方法、作用与意义等诸多方面。

（一）抗日战争时期政治动员的政策

政治动员需要制定相应政策来保证其实施并取得良好效果。在争取人民支持抗日战争胜利的努力中，国共两党都认识到了政治动员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并就如何进行政治动员制定了相关的政策。

1.共产党的政治动员政策。孙远东在《政治动员与政策过程》中认为中共的政治动员政策主要是在两个层面展开的：一是“治政”上，主要表现为在根据地的政权人员组成上搞三三制，在土地问题上进行减租减息;二是“治党”层面上，主要是整风运动。李斌则在《政治动员及其历史嬗变：权力技术的视角》中指出中共的政治动员政策有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各种形式的革命意识形态的宣传劝导，将抗战的政治文化植入底层民众的心理;二是通过组织联络工作，把底层民众广泛地联结起来，形成具有强大的集体行动潜能的人际联系网络;三是借助群众运动，向群众个人提供物质利益，以换取人民群众对革命的支持和参与。

2.的政治动员政策。李俊在《论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的民众动员》中指出这一时期国民政府政治动员政策的指导思想是“三民主义”，具体的指导性政策和措施主要通过《抗战建国纲领》得以体现。申燕等学者《略论抗战时期民众动员政策》中认为，在抗战初期一年多的时间里，的政治动员政策是比较积极的，主要表现为1937年7月17日的庐山讲话和1937年8月13日的抗战声明，修改公布《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和设立国民参政会以改良政治和扩大民主，以及调动部队积极作战、抗击日寇等方面;而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的动员政策发生了逆转，主要表现为消极抗战、积极，破坏抗日民主、实行独裁统治，解散抗日团体、禁锢抗日言论，严重损害人民利益，四大家族大发国难财，吏治腐败、贪污成风等方面。

（二）抗日战争时期政治动员的特征

抗日战争时期政治动员的特征，站在不同的角度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比如美国学者詹姆斯・汤森和布兰特・沃马，他们在中西比较的视野下，指出中国的动员体制更类似极权主义，但更符合中国的现实社会状况，主要表现为精英分子在未来主义的目标下动员群众进行公开的斗争[1]。中国学者则站在阶级立场的比较视角下，对国共两党的政治动员特征进行了概括和总结。

1.共产党政治动员的特征。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虽然代表广大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但并不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执政党。其阶级属性和非执政党的地位，注定了其政治动员在目的、动机和策略方面与不同的特殊性。刘颖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社会动员研究》中从三个方面阐述了抗战时期共产党政治动员的特征：第一，目的的多重性。即根本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同时兼有壮大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和广泛传播其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目的;第二，广泛性与深入性。主要体现为政治动员所涉及的区域和对象广泛且深入;第三，秩序性。即强调和注重严密而有效地战争动员体制和动员组织，建立了健全的动员领导机构以及地方性的群众抗日团体，表现出较强的组织性、纪律性和计划性。

2.政治动员的特征。大多数学者认为，的政权本质和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决定了其政治动员缺乏革命性和彻底性。焦以爽在《论抗战时期的民众精神动员工作》中指出政治动员的不彻底性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顽固坚持，不敢放手发动广大农民和农村地区;第二，不愿也不能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改善民众的生活;第三，认识上的不足和执行时的偏差也导致实际动员效果低下。

（三）抗日战争时期政治动员的内容

梳理学者们有关抗日战争政治动员内容的研究，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部分。

1.共产党政治动员的内容。李春峰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动员能力探析――陕甘宁边区抗日根据地为个案考察》中认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内容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支援抗日动员，包括兵力动员、人力动员以及物资动员;二是政治参与动员，具体是在根据地建立完善的政府系统、司法系统，同时推进民主选举;三是巩固边区动员，包括剿匪锄奸动员、制止摩擦动员;四是经济建设动员，主要是生产运动动员以及减租减息动员。于夕红在《抗日民众动员思想之特色探析》中则认为有五个方面：“通过政治动员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通过大众化的社会教育和文体活动提高民众思想文化素质;通过榜样示范和实利引导扩大动员效果;通过民众内部各种成分间的交流学习凝聚民众力量和提高民众军政素质;通过民众合作组织和民众团体提高组织和利用民众力量的效率。”

2.政治动员的内容。李峻在《论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的民众动员》中具体分析了国民政府政治动员的物质基础和理论基础，并将其民众动员归纳为五项具体工作：国民政府动员众在精神方面准备抗战的“新生活运动”;对共产党在抗战初期发起的民众动员与宣传活动表示支持;实行“新县制”，依靠农民杭日;设国民参政会以统一民众意志;积极进行难民的疏散及教济工作。古琳晖、李峻在《论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国际舆论动员》中指出，国民政府国际舆论动员的内容有四个方面：广布国际宣传网，构筑自己的宣传阵地，加大舆论宣传力度;注重军事行动与舆论动员的配合，以大规模会战吸引国际舆论视线;利用外交活动进行舆论宣传，影响各国政府的决策;四是充分利用外籍人士和外国传媒的力量推进舆论宣传工作。

3.国共两党政治动员的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国共两党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进行了抗战的政治动员合作。学者杨立志就从国民参政会这一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的特定产物入手，探讨了抗战时期两党合作下的政治动员工作及相互关系。他指出，国民参政会在其初期为改善两党关系以及进一步维系国共政治动员合作提供了有利的政治平台;到了中期国民参政会抗日民主色彩的消退，但仍是国共两党进行政治动员合作、共商抗日大计的重要政治机关;而随着抗战形式的变化，后期国民参政会的进步性质已不复存在，完全变成了宣传内战和的工具，国共两党的政治动员合作也由此瓦解[2]。

（四）抗日战争时期政治动员的方法途径

有效的途径与方法是取得政治动员效果的重要保证。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动员所采取的途径与方法极为丰富多彩。第一，通过政治权力主体以强制力或命令进行政治动员。如徐彬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论析》中指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是一种强制性政治动员，是由政治权力主体以强制力或命令推动和实现的政治动员，其手段大致包括利益的整合与认同、组织化控制、借助革命资源这三种最为重要的动员手段。第二，通过典型示范进行政治动员。李孟圆在《抗日战争时期太行根据地的典范动员》中以太行根据地为例，探析了中国共产党运用树立积极分子、举办群英大会、搞实验县模范的典范动员的方式来动员群众参加生产与抗日。第三，利用报纸杂志、教科书、民俗艺术等进行政治宣传和动员。如吴小鸥、杨红波在《试论革命根据地教科书的政治动员》中指出，在战争年代，革命根据地教科书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进行全面深入的政治动员的宣传载体，其“政治取向”是政治动员的基本前提。崔一楠、李群山还在《秧歌与政治动员――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华北根据地为中心》中指出秧歌等民间艺术是中共用来传递自己的政治理念的重要途径。第四，通过物质利益的满足进行政治动员。如刘颖在《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动员方法》中提出物质型政治动员是抗日战争时期政治动员的重要途径，主要是指通过重新调整各阶级利益，满足各阶级、阶层的物质利益要求从而达到动员民众的目的。

（五）抗日战争时期政治动员的作用和意义

政治动员对争取抗日战争胜利重要性，无论是共产党还是的领导人都毫无疑问地给予了肯定。而抗日战争时期丰富的政治动员理论和实践经验，是我国民族国家发展过程中的宝贵财富和重要资源，无论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和平建设年代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作用。第一，推动了国家独立，为中国政治发展创造社会条件。第二，促使中国共产党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取得政治信任并使其在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的领导权和权威性得到巩固[2]。同时“为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后的民主建设开辟了道路，为民主集中制的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础，也为后来的革命和建设积累的经验，即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一个政党若想要始终保持其执政的合法性，就要始终坚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为群众办事的指导思想。”[3]第三，提升了广大人民的政治参与意识，使得广大民众的利益表达和意见表达得以实现，人民群众在政治上真正成为主人[4]。

二、评价与展望

通过上述梳理，可以看到关于抗战时期政治动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的成果，但仍存在许多不足，亟待在以后的研究中改进和加强。

（一）关于抗战时期政治动员研究的不足之处

尽管关于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动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但这仍然是一个有待深化研究的课题。首先，尽管已有成果的研究视角多样化，并有其各自的独特性，但同时也表现出研究较为零散、系统分析较为欠缺的问题。学者们对于抗战时期政治动员的研究视角多元，但往往散见于对于某一特定群体、地区、人物的历史考察与分析，论述领域往往较为单一，研究还停留在一个比较浅的层面，尚未形成一个理论研究体系。第二，缺乏具有代表性和总结性的研究著述。尽管学术界已经对抗战时期政治动员问题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和研究，业已形成了一定的研究规模，出现了一批相对成熟的理论成果，但形式上多见学术论文、少见研究专著，内容上缺少统一的被广泛认可和运用的理论观点，有分量的专著鲜能见到。第三，缺少现代性视野中关联性研究。对抗战时期政治动员的研究，不仅要研究历史，更要把它置于现实基础之上，从狭隘的视野里走出来去考察这一问题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而现有对抗战时期政治动员的研究多在于对历史事件的简单定性上，注重对某个群体或地区的政治动员的具体内容、方式进行考察，但对于历史事件对现展的特殊意义的挖掘还不够，缺少现代性视野中的关联性研究，难以真正解释和有效解答我国现代政治动员遭遇的现实问题。第四，缺少深层的机制机理研究。现有研究成果在对抗战时期政治动员的历史叙述和实践分析上的基础上，注重对抗战时期政治动员的经验与教训进行总结。但是，对于政治动员的研究还缺少深层的机制机理研究，在政治动员的政策、手段、内容研究方面还没有形成系统的机理机制框架和理论体系。

（二）抗日战争时期政治动员研究的未来展望

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不断发展，政治动员问题愈来愈成为研究的热点。总体来看，当前学术界对于抗日战争时期政治动员的研究较为全面，学者们不仅总结了政治动员的一般概念，还对抗日战争时期政治动员的手段、特征、动员作用与效果都进行了研究。但是，针对目前研究存在的不足与问题，需要我们在以后的研究中不断完善。第一，深化政治动员的机制机理研究。要更好的发掘政治动员的当代价值，就需要在梳理和总结抗战时期丰富的政治动员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政治动员的机理机制研究，把握政治动员的规律，同时结合革命或社会运动理论以及政党政治的相关知识，开阔理论研究视野，不断丰富和完善政治动员的理论研究，构建系统的政治动员的分析框架和理论体系。第二，深化抗日战争时期政治动员与现代性发展的关联性。抗日战争时期政治动员研究需要着眼于当展需要，能对当前的民族国家建设以及和谐社会发展有现实的指导意义。第三，开展多学科交叉研究。要充分借鉴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等多学科领域的知识和理论成果，拓宽研究视野，推进抗战时期政治动员研究的理论层次和水平。第四，深化国共两党政治动员的比较研究，尤其是两党合作下的政治动员过程、合作理念、合作动员的效果以及其合作失败的原因等。

参考文献：

[1]詹姆斯・汤森，布兰特・沃马可.中国政治[M].顾速，董方，译.北京：江苏人民出版如社，1996.

[2]杨立志.国民参政会与国共两党关系论析[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6.

[3]张桂霞、吴春晖.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动员[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