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劳动法论文十篇

新劳动法论文篇1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劳动教养法律制度创新

在新世纪新阶段，党中央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科学总结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和吸取其他国家发展进程的教训，针对当前国际形势发展的新趋势以及现阶段我国在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了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这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发展内涵的新理解，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新认识，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发展。笔者在认真学习科学发展观中，深刻领会到科学发展观对指导和推进我们劳动教养工作，实现劳动教养制度的改革创新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在此谈一点个人学习体会，仅供参考，如有不妥之处，请予批评指正。

一、从科学发展观看现行劳动教养法律制度

（一）从以人为本的观点看劳动教养法律制度保证公民权利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2004年3月10日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我国劳教工作创建40多年来，虽然在维护社会治安、预防和减少犯罪作出了一定贡献。但在保证公民权利方面确实不够。

1、劳动教养对象的随意性

某些公安机关的少数执法人员缺乏尊重公民基本人权的意识，随意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在执法中，将一些不能及时侦破的疑难、复杂案件和共同犯罪中主、从犯抓捕时间不一致的犯罪嫌疑人，先暂时报送劳动教养，由劳教所“代行关押”，以期解决羁押期与案件侦破时间的矛盾，从而造成“以教代刑”现象的发生，结果是把一些不够劳动教养条件的人送进了劳教所。①

2、决定劳动教养缺乏严肃的法律程序、法律监督

劳动教养制度名义上是由公安、民政、劳动等部门组成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行使劳动教养决定权，实际上由公安机关内的法制机构独家行使处罚权，可以不经检察院审查批准，法院开庭审理，缺乏公正合理的法定程序，缺乏互相监督、互相制约的机制。少数执法人员利用劳教这一手段随意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劳动教养决定作出后，被处罚人往往无处申诉和辩解，《行政诉讼法》施行后，被处罚人不服劳动教养决定，虽可以向法院，但不停止执行，严重侵犯了公民人身权利。②

3、执行手段与监狱罪犯十分相似

长期以来，劳教场所的管理体制、管理制度、管理方法一直沿袭狱政的管理模式，没有从两者的性质上加以区分，都是奉行“收得下，关得住，跑不了”的思想，重视严格管理，忽略区别对待。除了在同等条件下，奖惩有所区别外，其他方面的处遇均差别不大，对劳教人员在所区范围内的人身自由权限制很大，重视管理的处罚性，忽略管理的教育性。有人就说劳教所是“二劳改”。

（二）从协调发展的观点看劳动教养法律制度与相关法律之间的冲突

现行劳动教养制度的主要依据是，国务院1957年8月3日制定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及1979年11月29日制定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以下简称《规定》）1982年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决定》、《规定》属于国务院行政法规，《办法》属于行政规章,与现行法律法规存在着许多不协调的、相互矛盾的冲突。转1、与《宪法》的冲突

《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劳动教养制度规定的是属于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这点与《宪法》精神有冲突。

2、与《行政处罚法》的冲突

1996年10月1日实施的《行政处罚法》第九、十条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行政法规只能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劳动教养制度依据的《决定》、《规定》、《办法》属于行政法规及规章，不属于法律，这样劳动教养这种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就与《行政处罚法》存在法律冲突。

3、与《立法法》的冲突

2000年7月1日施行的《立法法》第八条、条九条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的事项只能制定法律。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但是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除外。《决定》、《规定》作为行政法规，制定劳动教养这种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和强制措施就与《立法法》第八、九条规定有冲突。

（三）从全面、可持续发展的观点看劳动教养法律制度维护社会稳定

我国劳教工作创建40多年来，在维护社会治安、预防和减少犯罪作出了一定贡献，改造了一大批违法犯罪人员。在阶段，劳动教养制度几乎被废除，失去了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近几年，劳教场所围绕提高教育矫治这个中心，开展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教育转化了一大批、吸毒等类型劳教人员。但是在劳教人员解教后，社会帮教衔接工作脱节，社区环境恶劣，缺乏可持续教育改造的环境，教育改造效果降低。衡量教育改造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劳教人员解教释放后重新违法犯罪率的高低，根据1996年对山东、云南、广东、浙江等省区7个劳教场所的调查，多进宫劳教人员占劳教人员总数的平均比例为34.89%③。据近期吸毒型劳教人员复吸及其它违法行为的调查，重新违法率高达85%以上。这一数字令人触目惊心，同时也有向我们敲响了警钟，衡量劳动教养的成绩不仅仅是收容了多少违法人员，更应该是教育矫治了多少违法人员，使他们不再重新违法犯罪，要全面地看劳动教养对维护社会稳定，减少犯罪发生起到的作用。

二、以科学发展观规划未来劳动教养法律制度

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要相互协调发展。劳动教养制度必须要进行重大的改革，重新制定一部系统的、完善的、合理的新型法律制度以适应社会新的形势。在去年的十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四川代表团的段维义、湖北代表团的郭生练等127名全国人大代表提出了《关于完善我国劳动教养立法》和《关于制定相关法律，改革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的议案。他们认为，我国劳动教养方面的法规混乱，劳动教养制度存在严重缺陷，主要涉及劳动教养的对象范围、审批程序、期限和管理方式等问题。需要改革劳教制度，以适应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发展的要求。劳动教养法律制度改革势在必行，笔者认为劳动教养法律制度创新设计的思路应从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出发，以法制建设全面系统化的观念，扩大劳动教养法律制度的涉及范围，放宽视野，确定立法目标；把以人为本和以宪为纲作为立法的指导思想，证实立法依据，夯实立法基础；以协调互补和系统层次论的观念，争取“三分天下”的格局，高屋建瓴，明确法律地位；以程序司法化、执行社会化的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完善劳动教养法律制度，健全法律体系，促进社会文明进步。

（一）全面审视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措施，扩大立法范围，确定立法目标劳教立法问题是我国法制化进程中必遇的问题，劳教立法是我们党依法治国，我们政府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需要。去年12月9日，在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在报告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时，专门谈到了劳动教养立法问题。报告指出，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是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1957年批准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建立的，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又通过了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劳动教养制度实施以来，在维护社会秩序和预防减少犯罪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劳动教养制度确实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今年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有关负责人透露，该委员会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制定《违法行为矫治法》的建议，以规范行政强制教育措施，笔者认为劳教立法问题不能就单一的劳教问题进行立法，应扩大劳教立法问题的波及面，全面地看待劳教立法的范围，应将涉及到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多种措施一并纳入其中，如收容教养、少年教养、收容教育、强制戒毒、收容求助（收容遣送）、工读教育、社会帮教等教育矫正措施；涉及到公民权利保护的孤儿院、养老院、精神病院等保护措施；对乞丐、残疾人、无家可归者的救济性管理措施；还有保护公民健康的强制医疗措施，如“非典”、艾滋病等传染病的治疗等等，也就是将刑罚处分与行政处分以外的所有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管理措施统一归类到司法处分中，以国家司法权的身份管理社会违法和不文明行为，即“大司法”观念。消除在刑罚处分与行政处分之间的真空地带，弥补在法律构架上存在的明显漏洞。同时要有超前意识，不要等出了“孙志刚事件”才修改收容遣送措施，出了“非典”才发现社会疾病预防和控制措施太落后，使得政府对公民的社会化管理滞后于社会发展，政治与经济发展不协调。回顾历史，劳动教养以及其他几种涉及到限制公民人身自由行政措施的打击对象虽经几次变动，但其根本目的没有变，那就是保护人民大众的利益，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文明进步。因此我们要站在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点上，扩大现有劳教立法问题的讨论范围，我们以前讨论的劳教立法问题实质只是社会文明进步立法下的一个分课题。同时考虑将我们执政党的意识上升为国家意志，即把有关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若干措施法律化，因此劳教立法问题的目标应是创立一部促进社会文明进步保护法性质的法律。根据我们当前情况建立未来劳动教养制度的目标应是对那些严重缺乏守法意识，道德水平低下，心理不健康，有破坏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违法行为，或无基本生活资料又无生活来源，有潜在犯罪可能性的中国公民，实行教育性文明矫治和保护性文明救济，将其改造成为能够适应文明社会生活，思想上文明上进，心理上积极健康，行为上文明守法的合格公民。同时对患有精神病，有潜在攻击他人人身安全的，及患有“非典”、艾滋病等传染性疾病有潜在传播疾病，危害他人健康的人员实施保护性文明医疗。所以本人认为劳动教养立法后应作为一部独立的部门法，可定名为《社会文明进步法》（暂定名称）。在这部法律中还应包括原则性的《社会文明进步法》、诉讼性质的《社会文明诉讼法》和执行性质的《文明教育矫治法》、《文明保护救济法》《文明保护医疗法》等法律。

（二）以人为本，以宪为纲，夯实立法基础

根据我国现实状况，要建立起一个完整的、有效的预防犯罪的法律体系，我们必须要以人为本，以宪为纲,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我们制定其它法律的依据，在所有法律中居于最高地位，是我国国家机关、党派、企事业单位、其它组织和全体公民的行为准则。《社会文明进步法》就从社会文明教育和社会文明保护两重角度看寻找未来劳教制度立法的依据。一是从《宪法》赋予公民享有教育和劳动的权利、公民享有健康权利和获得必要生活来源权利的角度来看，对于那处于生活水平极其低下，甚至无法生活的公民来说，他们有权利获得必要生活来源权利，政府应从社会整体文明进步的角度出发应向公民提供社会保护救济，其实我们政府已经在做这件事了，只不过没有将其法律化，如公安部门的工读学校、收容救助（收容遣送站），民政部门的孤儿院、养老院，医疗部门的精神病院。二是从宪法赋予公民享有教育和劳动的义务、公民应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的角度来看，对于那些虽有生活保障，但长期畸形消耗社会资源的，长期制造社会矛盾的，破坏社会文明进步的公民，政府从社会整体文明进步的角度出发对公民采取教育性文明矫治措施，如司法部门的劳教所，公安部门的强制戒毒所、看守所，民政部门办理的自愿戒毒所。根据《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因此，设计未来的劳动教养制度，即《社会文明进步法》创立的目的是要取消《刑法》与《行政处罚法》以外的所有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或非行政措施，包括所有实施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机关或党政机关，如目前政府部门的精神文明办公室、610办公室、禁毒办、扫黄打非办公室等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非法律化的执法机构，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走上法治化的道路。所以《社会文明进步法》是以《宪法》为立法依据的法律层次的法律制度。

（三）协调互补，层次分明，争取“三分天下”，明确法律地位

目前，法学界对劳动教养的法律地位主要二种不同意见：第一种观点坚持认为劳动教养是一种行政处罚；第二种观点认为劳动教养应纳入刑事处罚。由上述观点可知，未来的劳动教养制度《社会文明进步法》是消除政府对公民的社会化管理在刑罚处分与行政处分之间的真空地带，在法律构架上与《刑法》、《行政法》是协调互补，并列存在的，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再讨论未来的劳动教养制度《社会文明进步法》是应纳入行政处罚系统里，还是应归刑罚处罚体系，而是应按行政处分、司法处分、刑罚处分三级层次形成三分天下的格局，未来的劳动教养制度《社会文明进步法》应属司法处分，如果要让未来的劳动教养制度《社会文明进步法》有一个合理的存在空间，势必要适当调整《刑法》、《行政法》等法律法规。这样才不至于出现“另可被判刑一年有期徒刑，也不愿判三年劳教”④的情况。那么我们应如何调整我国的法律制度呢？我们仍应以宪法为根本，以被处分人的社会危害性和潜在的社会危害性为依据，对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应做出严格的法律规定，以限制人身自由时间的长短分为：1.行政拘留(行政处分)，最高不超过15天。2.文明矫治处罚(司法处分)，封闭执行期限大于15天，低于2年(含2年)（据全国劳教场所统计劳教收容执行的实际平均期限为13个月）。3.判刑处罚(刑事处分)，执行徒刑期限仍以1年为底线的。相应地取消或修改《刑法》中的管制（上限为2年，下限仅3个月）、拘役（上限6个月，下限仅1个月）和部分低于2年的有期徒刑。为了防止多次重复犯罪的发生应对多次违法人员进行罪错累加处罚。

文明救济措施和文明医疗措施都是以人为本的保护性措施，因而文明救济措施保护期以15天起，直至有基本生活资料，或获取生活来源，无潜在犯罪可能性为止；文明医疗措施保护期以30天起，直至身体健康，无潜在危害他人健康为止。文明救济和文明医疗措施虽然对人身自由作出了限制，但这些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其最根本的人权，即生存权和生命权，同时也是保护他人的生命财产权和身体健康权，所以有必要将文明救济和文明医疗措施纳入“大司法”处分中，对其人身自由作出一定的限制。

（四）可持续发展法律体系，实现程序司法化，执行社会化

某些国际敌对势力对我国人权问题，特别是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指责，主要还集中在劳动教养审批程序上。现行的劳动教养决定权，由公安部门一家行使处罚权，无须经过检察院审查批准，法院开庭审理，缺乏公正合理的法定程序，缺乏互相监督、互相制约的机制，与《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精神相违背，所以今后的《社会文明进步法》的程序必须司法化。在原则性的《社会文明进步法》中将适用范围应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扩大至全体公民。对于批审程序应按“人民法院依法享有审判权，人民检察院享有法律监督权”的原则将现公安机关一家说了算，改为由公安机关立案、侦察，人民检察院提讼，人民法院审判的司法程序。根据罪刑法定和罪刑相适应的法律原则，必须对《社会文明进步法》判罚的条款、期限具体化。制定诉讼性质的《社会文明诉讼法》。执行模式，以有利于被矫治和保护对象改造成为能够适应文明社会生活，思想上文明上进，心理上积极健康，行为上文明守法的合格公民为宗旨。要制定执行性质的执行性的法律《文明教育矫治法》、《文明保护救济法》、《文明保护医疗法》等法律。《文明保护救济法》、《文明保护医疗法》主要是执行一些保护公民权利的救济和医疗措施，充分体现社会主义人道精神。《社会文明教育法》主要执行是带有强制性的教育和矫治等强制措施。

《社会文明进步法》的设立，从原则性的主体法《社会文明进步法》，到程序性的诉讼法《社会文明诉讼法》，再到执行性的实施法《文明教育矫治法》、《文明保护救济法》、《文明保护医疗法》等法律组成一套完整的司法处分制度，有利于健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的根本基石。

三、以科学发展观设计未来劳动教养法律制度

未来劳动教养法律制度创新设计的思路确定之后，制定怎样的设计方案呢？笔者认为劳动教养法律制度创新设计的方案也应从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出发，对原则性的主体法《社会文明进步法》、程序性的诉讼法《社会文明诉讼法》、执行性的实施法《文明教育矫治法》、《文明保护救济法》、《文明保护医疗法》等法律作出一套全面、协调、相对稳定的方案，经得起实践的检验，经得起理论的推敲，笔者设计的未来劳动教养制度《社会文明进步法》方案如下：

(一)《社会文明进步法》的原则性主体部分

作为《社会文明进步法》的原则性主体部分要明确：法律名称、适用范围、适用对象、适用期限、具体条款等基本内容。

1、法律名称：我们制定这一部法律的目的是保护人民大众的利益，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文明进步，所以以《社会文明进步法》这一名称较妥当。相应地程序性的诉讼法叫《社会文明诉讼法》，执行性的实施法叫《文明教育矫治法》、《文明保护救济法》、《文明保护医疗法》。

2、适用范围：在中国领土范围内的所有中国公民。（不包括特别行政区和居住国外的中国公民，居住中国的外国公民）

3、适用对象：对那些缺乏守法意识，道德水平低下，心理不健康，有破坏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违法行为的中国公民，实行教育性文明矫治（简称文明矫治）。

对无基本生活资料又无生活来源，有潜在犯罪可能性的中国公民，实行保护性文明救济（简称文明救济）。

对患有精神病，有潜在攻击他人人身安全的，及患有“非典”、艾滋病等传染性疾病有潜在传播疾病，危害他人健康的中国公民实施保护性文明医疗（简称文明医疗）。

4、适用期限：文明矫治措施，封闭执行期限以大于15天，低于2年(含2年)为宜，开放执行期限以2—3年为宜（针对戒毒人员的文明矫治设立开放执行）。

文明救济措施保护以15天起，直至有基本生活资料，或获取生活来源，无潜在犯罪可能性为止。

文明医疗措施保护以30天起，直至身体健康，无潜在危害他人健康为止。

5、具体条款：需要结合文明矫治、文明救济、文明医疗三种措施的适用情况，将具体行为综合分析，逐条逐款地明列出来，形式内容与现有的《刑法》类似，有些方面可参照《刑法》的制定。

具体条款的制定还可根据社会文明发展的现实情况制定一些有苗头的、局部地区存在的倾向性问题，如办假证问题。

（二）《社会文明进步法》的程序性诉讼部分

基于程序司法化和执行社会化原则的要求，《社会文明进步法》要制定程序性的《社会文明诉讼法》，其适用程序模式应为：由司法、公安、教育、民政、卫生、劳动与保障等政府部门或公民提出申请或举报，公安部门负责调查取证，人民检察院负责与监督，人民法院负责审判裁决，文明矫治由司法行政机关执行，文明保护由民政部、教育部、卫生部、劳动与保障部等政府部门执行。

1、申请：司法、公安、教育、民政、卫生、劳动与保障等政府部门和公民。作为国家政府机关的司法、公安、教育、民政、卫生、劳动与保障等部门或公民有权根据《社会文明进步法》的有关条款，对违反《社会文明进步法》的行为向公安部门提出申请或举报，并提供相关证据，

2、侦察：公安部门。

公安机关是国家的治安保卫机关，负有维护社会秩序的职责，享有调查取证和侦察的权利。在办理文明矫治、文明救济和文明医疗措施时，由公安机关负责案件事实的调查，并根据案件情况决定是否报申请人民检察院文明矫治、文明救济和文明医疗措施，是较为妥当的。具体程序可以设计为：公安机关的办案人员对举报的案件进行调取证，认为违法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符合文明矫治、文明救济和文明医疗措施的，应当写出《文明矫治意见书》、《文明救济意见书》、《文明医疗意见书》，连同案件有关卷宗移送基层人民检察院。

3、：检察院。

检察院负责审查文明矫治、文明救济和文明医疗措施的审核，对认为行为人应处以文明矫治、文明救济和文明医疗措施的，向基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审批裁定）。

4、审判：法院。

对人民检察院提起申请裁定的文明矫治、文明救济和文明医疗措施负责审判裁决。决定是否执行教育性文明矫治、保护性文明救济和保护性文明医疗。

文明矫治、文明救济和文明医疗措施由人民法院由基层法院作为一审法院，实行两审终审制。具体审理程序的设计，应当兼顾公正与效率。应当充分听取当事人及其委托的律师的意见。在作出裁判时，除当事人的行为及其所造成的危害后果外，还应当充分考虑当事人的个人、家庭情况和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以及他的社会危险性。文明矫治、文明救济和文明医疗措施期限的确定，应当根据《社会文明进步法》的有关条款确定封闭执行期限和开放执行期限。

5、执行：司法、教育、民政、卫生、劳动与保障等政府部门。

文明矫治由司法部等政府部门执行。

文明救济由民政部、教育部、劳动与保障部等政府部门执行。

文明医疗由卫生部等政府部门执行。

6、监督与评估：检察院。

人民检察院对文明矫治、文明救济和文明医疗措施进行监督，目的是保证公正地适用文明矫治、文明救济和文明医疗措施。具体监督活动表现为：审查公安机关拟移送人民法院进行裁判的文明矫治、文明救济和文明医疗措施所认定的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对公安机关的不当决定提出纠正意见；对人民法院第一审未生效裁判，认为有错误的，按照上诉审提出抗诉；对人民法院已生效裁判认为存在错误，依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受理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的申诉；监督对适用文明矫治、文明救济和文明医疗措施人员的管理，审查延长或缩短文明矫治、文明救济和文明医疗措施期限，所外就医、清理和提前开放是否合法等。

人民检察院对文明矫治、文明救济和文明医疗措施效果还要进行评估，客观地评价负责实施文明矫治、文明救济和文明医疗措施的司法行政单位所做的工作和取得的社会效果，保证适用文明矫治、文明救济和文明医疗措施所实现的社会效益最大化，避免某些负责实施文明矫治、文明救济和文明医疗措施的司法行政单位追求本单位、本部门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三）《社会文明进步法》的执行性实施部分

根据《社会文明进步法》和《文明进步诉讼法》审判结果的执行分为：文明矫治、文明救济、文明医疗三种手段，基于执行社会化原则的要求，文明矫治应由司法部执行；文明救济应由民政部、教育部、劳动与保障部等政府部门执行；文明医疗应由卫生部等政府部门执行。为确保这三种措施的有效执行，要制定执行性的法律《文明教育矫治法》、《文明保护救济法》《文明保护医疗法》来保证执行。根据性质的不同，确定执行方式和限制人身自由方面的要求。

1、《文明教育矫治法》的执行主体应当是司法行政机关（类同于现有的劳教机关）。具体文明矫治措施由司法行政机关设立的矫治机构（类同于现有的劳教所和戒毒所）负责实施。在《文明教育矫治法》中，确立与文明矫治制度目的相契合的管理制度与管理方法，即确立封闭式和开放式管理模式，建立与社会环境相隔绝的封闭式文明矫治所和与社会环境相一致的开放式文明矫治所，封闭式文明矫治所执行矫治对象封闭执行期的执行，开放式文明矫治所执行矫治对象开放执行期的执行。保障其与外界联络的权利，与其亲友会见的权利。对于执行期间的行为矫治、教育培训、所外执行、延期或减期、所外就医、提前开放等问题。目前已被列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五年立法规划的《违法行为矫治法》和我们所说的《文明教育矫治法》有许多相似之处。2、《文明文明救济法》的执行主体应当是由民政、教育、劳动与保障部等政府部门。具体文明救济措施由民政、教育、劳动与保障部等行政机关设立的救助机构（类同于现有的收容教养、少年教养、收容教育、收容救助站、工读学校、孤儿院、养老院和残疾人康复学校）负责实施。在《文明文明救济法》中，确立与文明保护救制度目的相契合的管理制度与管理方法，即确立半开放式管理模式，建立与社会环境相近的半开放式文明救济所。保障其生活生存的权利与受教育的权利。对于执行文明救济期间的监护权代管、义务劳动、教育学习、医疗、离所、留所等问题作出规定。

3、《文明文明医疗法》的执行主体应当是由卫生部等政府部门执行。具体文明医疗措施由卫生部等行政机关设立的医疗机构（类同于现有的“非典”收容医院、艾滋病医院、精神病院、自愿戒毒所和残疾人康复学校）负责实施。在《文明文明医疗法》中，确立与文明医疗制度目的相契合的管理制度与管理方法，即确立半开放式管理模式，建立与社会环境相近的半开放式文明医疗所。保障其生活生存的权利与受有医疗的权利。对于执行文明医疗期间的监护权代管、医疗、学习、娱乐、离所、留所等问题作出规定。

四、以科学发展观推广《社会文明进步法》的实施

科学发展观对我们基本的要求是发展，首先是发展，如果没有发展，就更谈不上科学。其次是科学，在发展的基础上，进行科学地发展。随着《宪法》、《刑法》、《刑事诉讼》的修订与完善，《立法法》、《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的颁布与实施，劳动教养法律制度重新立法问题目前已经被列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五年立法规划，未来劳动教养法律制度《社会文明进步法》的实施，笔者认为应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坚持实践是检验未来的劳动教养制度《社会文明进步法》的唯一标准。《社会文明进步法》设计得是否完善？是否科学？只有付诸于实践，让实践来证明。《社会文明进步法》的实施，是一场重大的行政体制改革，是所有涉及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管理行为司法化的过程，是依法行政的根本措施。《社会文明进步法》的实施模式，我们不妨借鉴上世纪80年代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采取设立特别行政市区（如同设立经济特区）作为《社会文明进步法》推广（如同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田，进行试点，认真总结经验，及时发现和纠正不足之处，建立特区模式，等特区模式逐步完善后，再进行大范围试行，如部分开放省市区试行，在实践的摸索中前进，等试点省市区的模式成熟后，再进一步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这种从特别行政市区----特别行政省区----全国的推广模式可以使因《社会文明进步法》实施的管理成本降到最低。

坚持科学实验的思想是未来的劳动教养制度《社会文明进步法》实现创新设计的根本途径。几种观点理论的争辩不如设计几套试点方案在实践中进行实验，通过实践来检验理论的正确。如果不敢实践，不敢付诸实践行动，未来的劳动教养制度即使设计得再完善、再科学、再完美无缺，也就是空纸一张，毫无意义。

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是未来的劳动教养制度《社会文明进步法》实现创新设计的基本要求。实对于我们现有劳动教养制度不合理的地方，甚至违反《宪法》的地方，应该客观对待，认真地进行调查研究，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加以更正，改过，绝不能将错就错，一错再错。更不能将我们的缺点说成是我们的特色，不讲实际。

坚持全民参与的理念是未来的劳动教养制度《社会文明进步法》实现创新设计的基本动力。未来的劳动教养制度，即《社会文明进步法》涉及到公安部、民政部、卫生部、劳动与保障部等政府部门权利和义务的调整，涉及到全体公民的人身自由。因而与此可能发生权益相关的部分和个人都应积极参与到劳动教养法律制度创新设计中来，全体法制工作者、国家机关和党的领导们更应责无旁贷地参与到这部法律制度的制定中。笔者在此仅发表一点个人看法，有不妥之处，欢迎指正。

注释：

①参见《负案在教问题及其对策》，载《犯罪与改造研究》，1999年第6期，第26页。

②参见刘智峰主编《走向司法公正——司法腐败纪实》，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361页。

③参见《多进宫劳动教养人员的现状与法律对策》，载《犯罪与改造研究》，1998年第3期，第19页。

④参见李忠信主编：《公安执法焦点透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版，第106页。

参考文献：

①参见姜金芳《劳动教养立法研究》，载《犯罪与改造研究》，1996年第4期，第14页

②参见夏宗素、张劲松主编：《劳动教养学基础理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89－90页。

③参见沈福俊《关于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的思考》，载《法学》，1999年第7期，第18－20页。

④参见夏宗素、高莹《路漫漫其修远兮――劳动教养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犯罪与改造研究》，1999年第3期，第7页。

⑤参见陈履海：《劳动教养执行中诸问题初探》，载《犯罪与改造研究》，1999年第11期，第20页。

⑥参见王发强《谈劳动教养制度的存废》，载《人民检察》，2000年第2期，第32页。

⑦参见云山城著：《劳动教养研究》，警官教育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305页。

⑧参见李忠信主编：《公安执法焦点透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版，第106页

新劳动法论文篇2

在2005年《经济学家》第二期中刊登了季正松的“从体力劳动价值论到脑力劳动价值论”一文，看完深受启发，但对季正松的“从体力劳动价值论到脑力劳动价值论”的提法笔者认为并不适当。首先，这种提法将劳动价值论割裂为体力劳动价值论与脑力劳动价值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本质在于通过对价值实体的分析发现价值运动的规律，并找到剥削的根源一剩余价值。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价值实体发生深化，从体力劳动占主导地位到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共存，并且脑力劳动具有显著影响。但价值实体只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借以分析价值运动规律的载体，这种载体并不局限于哪一种劳动形式，劳动形式的变化并不构成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实质，因此提出“从体力劳动价值论到脑力劳动价值论”模糊了劳动价值论的本质；其次，这种提法以及“价值实体由体力劳动变成了脑力劳动”抹杀了体力劳动在现代社会经济中的地位。诚然，在知识经济时代，脑力劳动具有显著影响，但即使在知识经济发达的发达国家也存在大量体力劳动，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劳动密集型经济在国民经济中仍具有基础地位，并将长期存在。因此，认识到价值实体的深化，价值实体不再单指体力劳动，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价值实体单指脑力劳动；再者，如果这种提法成立，如何用脑力劳动价值论分析社会经济中体力劳动的价值运行规律?在季的论文中，他似乎将脑力劳动划分为简单劳动、简单脑力劳动、复杂脑力劳动、创新脑力劳动来将体力劳动统一到脑力劳动价值论中来，同时，他认为在脑力劳动价值论中，“价值决定由劳动时间转向能动性和创新程度”，以与体力劳动价值论下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形成对照。这样脑力劳动价值论中岂不是有两套价值决定理论，“脑力劳动价值论”要分裂为“体力劳动价值论”与“脑力劳动价值论”?最后，“脑力劳动价值论”的一个核心就是“价值决定由劳动时间转向能动性和创新程度”，这种分析并不科学，当以能动性和创新程度度量价值时，它的单位是什么，如果给能动性定级别以解决这个问题时，又有什么通用的标准?马克思把复杂劳动转换为简单劳动的倍数并统一用劳动时间来度量价值我想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这是他经过深思熟虑的结论。能动性和创新程度都是很抽象的概念，对其的评价不得不借助其创新产品的市场价值，由于市场价值包含了所有成本与垄断租金，不通过劳动时间，以及将各种不同劳动转为一种“标准”劳动，市场价值就无法分解并进一步找到价值运动的规律。

由此，笔者认为季正松从体力劳动价值论转向脑力劳动价值论以及认为价值决定由劳动时间转向能动性和创新程度这两个“转向”是不严谨的。

新劳动法论文篇3

论文摘要：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00年以来，有些学者错解、曲解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否定和批驳马克思劳动价值论，造成理论上的混乱。比起生产要素价值论、供求价值论、效用价值论和边际效用价值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科学的理论，但它需要发展和创新。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既要继承与坚持，又要发展与创新。当前理论界对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问题认识上存在三方面的非科学观点：一是毫无理论与事实根据地任意错解、曲解马克思的有关观点和理论体系，搬用早被马克思批判过的庸俗经济学的观点来否定和批判劳动价值论。二是由于理论素养和思想方法方面的问题，对劳动价值论进行无理批判。三是本本主义地、句句是真理式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赞同离开物质生产劳动领域讨论劳动价值问题，并用大批判的语言反对拓宽劳动价值论的范围。对待这些问题，要认真面对并予以澄清。

一

劳动价值论问题是中外经济学界长期讨论的一个重要基础性经济理论问题。新中国成立后的近60年来，除“”10年外，讨论没有停止过，只是讨论的范围有大小，争论的程度有高低不同而已。引起全国范围的规模最大一次讨论，是2000年10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特别是2001年7月《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提出“我们应该结合新的实际，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认识”以来，讨论与争论一直延续到现在。我国改革开放前对劳动价值论的讨论同改革开放后的讨论有一个明显的区别是，前一时期的讨论是在大家都认同和肯定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进行，没有学者公开否定和批判劳动价值论。讨论的内容主要是对马克思有关劳动价值理论的某些基本概念、原理和方法理解上存在意见分歧。如，价值概念是不是商品经济范畴;效用与价值是什么关系;恩格斯早期著作中讲的“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是否科学;怎样界定价值规律的内涵;什么是和怎样理解“虚假的社会价值”问题;决定商品价值的究竟是原有意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还是两种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超额价值或超额剩余价值的来源是什么，等等。当时的讨论也涉及实际经济问题，如，提出商业部门要实行“按质论价”原则，就涉及商品的质量或使用价值与价值、价格的关系问题。讨论价值规律的作用，就涉及在当时计划经济条件下，价值规律对社会主义生产和流通有无调节作用问题。特别是提出“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后，学界和经济部门都重视对价值规律的正确认识和运用。后来还讨论了社会主义经济中是否会形成生产价格问题。虽然当时的讨论也重视理论联系实际，但怎样发展与创新劳动价值理论，并没有作为应引起关注的问题提出。讨论的成果大都是发表于报刊的论文，基本上没有专门研究劳动价值论的专著出版。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也很难在价值与价格理论问题上提出创新性观点。有的学者提出把计划建立在价值规律基础上，提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价值也要转化为生产价格，结果被当作修正主义观点受到批判。

改革开放以来，学术和理论研究的政治环境宽松了。在价值理论问题上，百家争鸣的范围也扩大了。有的学者对劳动价值论的某些原理提出了质疑，有的学者不断、出版专著，公开否定和批判劳动价值论，并断言劳动价值论是我国以往“左”祸的根源。也有学者的论著名义上是发展劳动价值论，实际上是偏离和扬弃劳动价值论。而更多的学者则肯定和坚持劳动价值论。其中，又分两种情况:有的学者坚持马克思的只有物质生产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而另一些学者主张应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情况，拓宽劳动价值论。我主张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既要继承与坚持，又要发展与创新，自然也主张拓宽劳动价值论。鉴于目前商业服务行业等非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所占比重不断提高，在经济发达国家已占60%以上，难以说明这么大比重的非物质生产领域的收人，都来源于占比重较小的物质生产劳动。马克思讲商业劳动和信贷劳动的收入都来源于物质生产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是与商业部门为物质生产部门出售商品而产业资本又向借贷资本贷款相联系。就是说，商业部门与信贷部门是为物质生产部门的产业资本服务的，所以产业资本要让渡一部分剩余价值。目前所谓“第三产业”中的许多服务部门并不是为物质生产部门服务，而是专门为生活服务的。因而不存在物质生产部门向这类服务部门让渡剩余价值的经济运行机制。因此，我主张拓宽劳动价值论的范围，但又不赞同将所有“第三产业”的劳动都归人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即使撇开不健康的服务部门不说，某些必要的服务劳动，如，教堂、寺庙的服务，娱乐场所的服务，幼儿园的阿姨给孩子讲排排坐、吃果果的服务等，是否创造价值?我认为，某些服务本身也有价值，但它并不一定创造新价值。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如同商品有价值但商品自身不会创造新价值一样。至于非商品关系的服务，如，部队干休所的服务人员，党政部门的开电梯的和传达室的职工等，也谈不上创造价值的问题。

二

不能用某种劳动是否创造价值或某种劳动是否是生产劳动来判断其对社会的贡献。不能认为生产价值的劳动一定比不生产价值的劳动更重要、社会意义更大。同样，也不能认为生产劳动一定比非生产劳动对社会贡献更大。我把不同的社会劳动分为四类:一是物质生产劳动。又可划分为商品经济中创造价值的物质生产劳动和非商品经济中不创造价值的物质生产劳动。二是精神生产劳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中虽然也涉及精神生产劳动，如，科技人员的劳动，但马克思讲生产劳动，是限于物质生产领域。我主张生产劳动这一范畴也需要拓宽。精神生产劳动既可属于物质生产劳动，如物质生产部门的设计人员、科技人员、教育培训人员的劳动等;也可包括非物质生产劳动，如，教师、书画家、文学家、艺术家的劳动等等，他们都生产精神产品。有的精神产品可以转化为物质产品，如，出版书籍、绘画、艺术品等，将精神产品与物质产品统一于一体。有的精神生产劳动不会转化为物质产品，如，教师讲课，专家学者作学术报告等。三是商业服务劳动。马克思把商业部门的保管、包装、运输等劳动和为物质生产服务的劳动，肯定为生产价值的生产劳动。我主张可以拓宽一些，要考虑专为商品流通服务的商业工人的劳动和某些专为生活服务的劳动，也具有生产价值的功能。四是社会公务劳动。如，我国党政工团、公检法等部门的工作人员，是在上层建筑领域服务，他们各自内部关系之间及同其工作对象的关系之间，不是商品经济关系，不从事商品生产与流通，因而并不生产价值。而且，从客观事实看，他们既不生产物质产品，也一般不生产精神产品。但从宏观层次看，他们的工作和劳动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改革的推进和社会的稳定，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和作用。有些决策部门的机构和领导层，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出思想、出理论、出政策，进行指导，只要是正确的、科学的，也应属于精神产品，而且是会转化为宏观经济利益的高层次的精神产品。

2000年以来，关于价值理论的讨论与研究，参与的人数很多，发表了大量论文，也出版好多部专著。我的《劳动价值论:继承·求索·发展》一书的主要内容包括两方面:一是力求澄清劳动价值论研究中的理论是非。二是探求对劳动价值理论的发展与创新。

为力求澄清有关劳动价值论研究和探讨中的理论是非问题，我认为有必要对上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的研究和讨论中出现的意见分歧进行梳理。当时参与讨论的学者中，有多位我们尊敬的经济学界的老前辈，包括孙冶方、于光远、骆耕漠等，其中有的是用化名发表文章的。他们都有很高的学术造诣，特别是孙冶方同志，在理论研究中，敢于逆“左”的政治风向而挺进，铁骨铮铮，提出了一些有科学价值的见解。但在有关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问题上，一些老前辈的论著中，出现了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某些原意的误解和偏离。我本着尊重权威又不迷信权威的态度，愿意提出一些与之商榷的意见，以澄清一些理论是非。另外，鉴于近几年来在有关劳动价值论的讨论中，某些学者提出的理论观点和争论，实际上在上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就讨论过。如，主张商品价值由两种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共同决定，或者由第二种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决定的理论见解，有的还没有达到上世纪讨论的水平。有些学者在撰写有关见解时，似乎不去系统查阅和认真研究上世纪理论研究和讨论的有关文献资料。这些问题需要我们认真面对。改革开放前，有关劳动价值论研究中的理论是非，特别是误解错解马克思、恩格斯理论观点的理论是非，有必要继续澄清。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00年以来，有些学者错解、曲解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否定和批驳马克思劳动价值论，造成了理论上的混乱。我认为，比起生产要素价值论、供求价值论、效用价值论和边际效用价值论，劳动价值论是科学的理论，但它还有需要发展和创新的很大空间。它本身还存在一些难以解释现实经济问题和指导改革与发展方面的盲点。我们的任务不能只限于复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有理论思想和体系。当然，原原本本地按其原有涵义进行诊释、教学与宣传，也是必要的。无论是继承、坚持、发展与创新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也好，还是质疑、否定、批评劳动价值论也好，都应以如实理解和把握马克思有关理论的原意为前提。否则，建立在对经典著作基本原理和方法误解、错解基础上的坚持与发展，或是否定与批评，都会导致“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纸缪。因此，首先澄清有关对劳动价值论理解与把握上的某些理论是非，是继承与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必要环节。

三

新劳动法论文篇4

关键词：劳动价值按生产要素分配超额剩余价值

作者简介：张伟婧，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99级经济学（基地班）

自建国以来，理论界对劳动价值论及相关问题的讨论就一直没有间断过。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于是学者们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理论标准角度对劳动价值论进行了讨论。如何为按生产要素分配提供合理的理论依据呢？有的学者坚持劳动价值论，但有的学者却对此产生怀疑，认为传统劳动价值论无法解释按要素分配，便以新的方式提出劳动非价值唯一源泉，而这又涉及到了自马克思时代就开始的多元价值论和一元价值论争论的问题。鉴此，笔者特撰此文，对这两个问题存在的几种观点谈些看法。

一、劳动价值论与按生产要素分配

钱伯海教授在《价值创造与按要素分配》①（以下简称钱文，引文皆出于此篇文章）

中，提出了按要素分配的理论依据，即认为“要使货币、购买力形成资本和现实生产力，必须实行按资本要素分配”。而此理论依据又是以物化劳动创造价值这一结论为基础的。

为了说明物化劳动创造价值与资本创造价值即资产阶级的要素价值论是不同的，钱文首先区分了物化劳动与资本：认为物化劳动是生产要素，是社会生产一般。物化劳动在一切社会形式下都是存在的，这是毫无疑问的。文中又指出资本是经营要素，属生产关系方面，是随不同的社会制度而不同的。文中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中资本有不同名称。社会主义社会中资本不是资本，而是资金，因此社会主义社会中“物化劳动与资本是有严格区别的”。但是，马克思指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都处于商品经济阶段，必然都遵循这个规律。只不过在两个社会制度下剩余价值的归属不同，这才是资本在两种社会制度下不同的表现。因此，钱文论证物化劳动与资本的区别的角度有问题。虽然物化劳动不一定是资本，但在商品经济阶段，资本都是以物化劳动的形式参于生产活动的。因此，钱伯海教授的物化劳动创造价值论无异于要素价值论。

钱文区分了物化劳动和资本以后，提出物化劳动创造价值，但前面已经提到，他的物化劳动价值论无异于要素价值论，因此可以说，其价值分配依据的科学性存在问题，钱文提出的价值分配的原则也就没有说服力了。但为了研究其按资本要素分配的理论逻辑，我们可暂且认为物化劳动创造价值。

物化劳动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创造价值呢？钱文认为，只有货币购买了物化劳动即“先进的设备、材料和工艺”，这些物化劳动才能“创造剩余价值”。而货币拥有者“从中‘分取’一部分剩余价值”是合理的，“因此合理合法地取得利润，对剩余价值实行按资分配，这是货币转化为资本（资金）的前提条件”，“否则，投资不给报酬，不按资分配，货币、购买力就不会转化为资本”。是这样吗？既然物化劳动创造价值，货币拥有者购买了物化劳动，他即为物化劳动的人格化，最低限度也可取得物化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即钱文中所谓的“‘分取’一部分剩余价值”，怎么可能会没有“报酬”，而要通过按资分配的原则来取得收益呢？可见，此价值分配理论依据并不成立。

在钱文的最后一部分，谈到了按资分配的原则。文中提到了“按资分配形成m,按劳动分配形成v”。如果此处m、v的含义还是马克思所指的剩余价值和可变资本，则其分配原则有些问题，既然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共同创造剩余价值，为何物化劳动分得其创造的剩余价值，而活劳动却丝毫没有得到其创造的剩余价值呢？但文中提到“在生产总成果作必要的企业扣除和社会扣除以后，就是按资本（资金）和按劳动分配的数额”，可见此处m、v非其原意。文中认为“从经济技术条件看，资金短缺……会提高按资分配的数额和比例”，则在社会主义社会，应优化两者的分配比例，即“优化按要素分配”。从这里可以看出，钱文将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地位看作一样，甚至物化劳动的地位更重要些。这样的看法源自物化劳动创造价值理论。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钱文的价值分配理论以物化劳动创造价值为基础，以鼓励投资者的积极性为依据。但经过分析，这样的基础和依据都有问题存在。

钱文还没有明确提出价值规定决定价值分配，但有些学者却是明确提出了这样的看法，认为“基于‘劳动价值论’的分配是，劳动者不但享有工资，利润、地租也是劳动者创造的，也应全部归劳动者所有”②。即他们认为价值规定决定价值分配，而“传统的价值论存在着很大的问题”③，因此他们提出“三元价值论”来解释现实问题。

价值规定决定价值分配吗？马克思认为按劳分配是从劳动价值论导出的吗？汤在新教授在《劳动价值论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④（以下简称汤文，引文皆出于此文）一文中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

汤文认为，马克思的按劳分配的观点并非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也不是从劳动价值论中推演出来的。因为“马克思在预测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按劳分配消费品时，所论述的已是没有商品和价值的社会”。因此，按劳分配不是从劳动价值论中引申出来的，同时，也不能说非劳动收入的不合理性。

这样的解释是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对于上述学者们的对“传统的价值论”的理解也进行了反驳。同时，汤文还指出“决定价值这一规定性的条件是，存在着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须性以及这一必然性是通过商品交换来实现的。只要这个条件不变，价值规定也不会发生变化。”可见，上述学者提出的“三元价值论”有待商榷。

汤文又指出，“各种收入是各种生产要素所有权在经济上实现的形式，价值分配体现的是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关系”，“而价值规定……体现的是商品生产者之间交换劳动以实现社会劳动的联系这种关系”。因此，可以说两者反映不同经济关系，属两种经济范畴，是两个不同的问题，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已有明确论述：“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为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⑤也就是说，价值的分配，归根到底，是由作为生产技术条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作为生产社会条件的社会生产关系及所有制决定的，因此可以说，价值规定并不意味着决定价值分配。

马克思的这段话就是我国现阶段分配制度的理论根据。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公有制。但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低，各地方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平衡，而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就决定了我国现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为基本经济制度。因此这样的生产条件要求我国实行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方式。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该抓住精髓，而非表面，这样才能使得我们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新的发展。

二、价值的形成与生产力发展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各种先进的生产资料的应有在生产中越来越重

要。那么作为较高生产力的化身的先进设备在价值形成中到底起什么作用呢？

付廷臣先生为了解决生产资料在价值形成中的作用，在《试论生产资料在价值形成中

的作用——兼评我国劳动价值论之争》⑥（以下简称付文，引文皆出于此文）中引进了“劳动能力量”的概念，认为“劳动能力量是劳动技术水平、劳动的自然时间、劳动者的基质和数量的函数”。对一个人来说，“只要条件一定，劳动能力量也一定”。同时，付文认为决定价值的抽象劳动是劳动能力量，“同一个劳动者使用不同的生产资料，其劳动能力量是不同的”。付文由此得出了结论，生产资料在价值形成中占据了重要作用。

付文新概念的引入，很能解释现实问题，有其现实意义。马克思认为，劳动只有在与生产资料相结合时才能创造价值。付文可谓是马克思这一思想的发展，但有生产资料创造价值之嫌。付文中虽然明确地表示生产资料在价值形成中起重大作用，但付文又认为技术水平是决定劳动价值量的因素之一，而劳动能力量构成价值，这不也就是说作为体现技术水平的生产资料创造价值吗？但是付文强调生产资料的作用时，将劳动能力量问题联系起来分析，为劳动价值论的发展提供了一条新思路。

钱伯海教授在《科技生产力与劳动价值论》⑦中提出“相对剩余价值与超额剩余价值主要来源于物化劳动”，“讲企业物化劳动也创造价值，主要是剩余价值，实际就是从社会看的活劳动创造价值”。即认为一个企业的物化劳动来自其他企业的活劳动，而且全部来自本期的活劳动，因此从社会宏观看，生产资料创造价值正是社会活劳动创造价值。但是，其社会活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成立的理由是有条件的：只有假设各企业只使用劳动对象，才可能找到初始生产单位没有使用生产资料，从而才能把某个企业的生产资料的价值说成是由社会活劳动创造的，但各企业不可能不使用劳动资料，则其社会活劳动创造价值理论不成立。因此可以说，此文其实也是论证了生产资料创造价值。

钱伯海教授在此文中认为由于物化劳动即先进设备的使用产生了相对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因此物化劳动创造相对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但马克思指出，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创造价值的条件。这就造成了既认为物化劳动是取得超额剩余价值的条件，又认为它创造了超额剩余价值，这显然是有问题的。那么相对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来源自何方呢？

唐国增先生在《论超额剩余价值的来源》⑧（以下简称唐文，引文皆出自此文）中提出“超额剩余价值恰恰来源于那些没有取得超额剩余价值的生产力特别低的个别资本中的劳动”。其理由便是生产力低的企业创造了价值，却在市场上实现了较少的价值。可见其理论前提是先要区分劳动创造和劳动实现，由此推出了生产力高的个别资本实现的价值要多于它本身创造出的价值。但其关于价值的规定是否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呢？有的学者对价值规定有不同理解，认为“产品只有在交换或市场中才会变成商品，才会有价值”⑨。可见大家对于价值规定有不同的理解。这也就是说，唐文的理论前提是有争议的。

马克思认为超额剩余价值来自企业内部的工人的较高生产率的劳动，这种较高生产率的劳动可以看作是一种加强的劳动，可以引起价值的增加。但随着科技发展，直接生产工人进行的可能是比以前还要简单的劳动。那么怎么解释超额剩余价值呢？许多学者用马克思的整体工人理论来解释这个问题。杨继国先生在《论知识经济中劳动价值论的新发展》⑩（以下简称杨文，引文皆出自此文）中认为由于科技进步引起的增加的剩余劳动的价值是科学劳动的价值，这种观点是马克思整体工人理论的延伸。

杨文认为，科学劳动是一种创造性智力劳动，其“产品”科学理论被“创新劳动”环节及技术创新部门“免费取用”，而当技术商品物化到先进设备，而先进设备用于生产产品中，其中科学理论的成本始终没有被包括进去。但产品出售时，其中却包含着一直传递下来的但不反映于成本的“理论劳动”的价值。这也就是在一切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超额利润”的真正来源。

笔者认为，这种解释比较合理，而且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重视科学理论研究。而现阶段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其中最重要的是人的智力性劳动，从而应该重视教育，重视知识劳动者。而这一思路也符合现实。美国在1980年入到科学研究的资本很多，从而在1990年代享受到了前期投入的成果。但是在近些年，有统计表明，美国在全世界来说，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投资还是领先的，可是与其自身比，却比1980年代的投入少了很多，也许美国目前的经济状况与此不无关系。

注释：

①钱伯海，1998：“价值创造与按要素分配”，《经济学动态》第3期。

②③丁建中、解强，1994：“价值形成和分配的基本原理新探——‘三元价值论’及其意义”，《江汉论坛》第8期。

④汤在新，1996：“劳动价值论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3页。

⑥付廷臣，1999：“试论生产资料在价值形成中的作用——兼评我国劳动价值论之争”，《南都学坛》第2期。

⑦钱伯海，1998：“科技生产力与劳动价值论”，经济学家，第2期

⑧唐国增，1994：“论超额剩余价值的来源”，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

新劳动法论文篇5

关键词：方法论；劳动价值一元论；创新与发展

中图分类号：F0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5656(2007)05―0005―06

一、引言

劳动价值论直接来源于马克思的经济学方法，体现了马克思经济学方法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基本要求。在国外论坛上，某些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例如，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琼・罗宾逊以及其他新李嘉图主义经济学家，虽反对劳动价值论，但表示过对马克思经济学方法的某种赞赏。有些经济学家主张用他们自己的方法来代替马克思的经济学方法，然而事实证明，离开马克思的科学方法还不能真正科学地说明资本主义的本质问题，甚至使本来已经清楚的问题又弄得模糊不清了，使人们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又产生了偏离。

在国内，20世纪90年代至今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讨论中，存在两种倾向：一是强调创新和发展，却在方法上偏离了劳动价值一元论；一是强调坚持而没能有效地进行创新与发展。我们知道，方法论的不同，会形成不同的经济学流派，但许多错误观点的形成，一个重要原因是存在方法论的缺陷，特别是没有正确研究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思想方法。如何在坚持的基础上创新，应采用什么方法研究，这也是新时期劳动价值论创新与发展的新课题。

二、劳动价值论讨论中各种不同观点及方法论评述

（一）争论的焦点

20世纪90年代至今，国内外学者对劳动价值论的创新与发展作了大量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论观点，有物质劳动创造价值论、广义劳动创造价值论、社会劳动创造价值论、新劳动价值一元论、劳动整体价值论、三元价值论、资源贡献价值论、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效用价值论、广义价值论、利益价值论、均衡价格论、供求决定论等。[1]54－55所有这些不同观点，在方法论上存在许多差异。一个体系完善的理论是具体的、历史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关于劳动价值论发展的思想方法可以概括为一元与多元之争。

坚持一元论方法者认为要保持原有的逻辑体系，把那些不符合时代要求的内容加以修正，保持其理论体系的基本内核，对现实问题作出新的解释，从而加以继承和发展。坚持多元论方法者有的对原有理论体系的逻辑前提加以变更，形成能解释新时代内容的理论；有的对其理论体系中的某个部分加以说明，指出其不符合时代要求的内容，从而否定这个理论体系，以新的理论取而代之；还有的干脆置之不理，根据新的情况构建新的理论体系。

（二）在创新和发展劳动价值论时应当避免以下方法论误区

1．走出相对主义的误区。相对主义夸大了事物的相对性，把相对性加以绝对化，必然导致否认在一定界限内质的确定性，把客观事物和规律看作变动不居、不可捉摸的东西。例如有人认为应把劳动价值论的研究范围，延伸到非物质生产领域，延伸到各种服务劳动中去；还有人认为凡是创造出价值，合乎社会生产目的，不靠国家预算拨款，靠自己赢利取得收入的，为社会创造的具有国民经济统计意义的社会有效劳动，一律是生产性劳动。

2．走出绝对主义的误区。有人认为只有从事物质产品生产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生产领域的劳动才创造价值，非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虽然重要，但并不创造价值。这显然在解释现实问题时有乏力之感。另外，我们也不能用某一历史阶段的具体实践去证实和驳倒某一认识的真理性。如在社会主义实践中，我们面临许多现实问题。这些问题，有些在马克思创立劳动价值理论的时代并不存在，如社会主义社会私营企业主的管理劳动；有些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并不突出，如科技工作和第三产业。我们并不能因为这些新情况的出现而否定劳动价值论的真理性。科学原理的真理界限的扩张和缩小，正是反映了人们的认识和知识在实践基础上的不断扩张和深化。

3．走出折中主义的误区。有人采用了折中主义手法，去抹杀真理和谬误的原则界限。他们认为真理和谬误之所以能相互转化，就是由于真理和谬误是相互包含的，为此谬误也就变成了真理。这种观点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例如，有人主张物化劳动创造价值是不正确的，片面强调活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也是不全面的；提出联合劳动创造价值，即要把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实物生产劳动和服务生产劳动、活劳动和物化劳动辩证统一在一起，才能创造和实现使用价值和价值。

三、在方法论上坚持劳动价值一元论

（一）原创性的含义，劳动价值论是一元论

坚持价值决定一元论的科学依据，就在于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在马克思劳动二重性理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马克思为什么提出只有抽象劳动才能决定商品价值，而排除其他各种因素。因为这是由商品生产中凝结的一般人类劳动的特殊性所决定的。马克思比李嘉图更善于运用辩证思维方式来分析创造价值的劳动范畴，对于同一劳动过程，马克思既看到了它的具体性，又看到了它的抽象性。

价值的实体是劳动，商品价值是人的活劳动创造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一元论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从商品交换的表面现象出发，推导出这个科学论断。他分析指出：不同商品能够按照一定比例相交换，是因为它们有一种共同的东西。“在商品的交换关系或交换价值中表现出来的共同东西，也就是商品的价值。”[2]51是什么样的劳动创造了价值？这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所没有搞清楚的。马克思在批判地继承了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一元论。他运用科学的抽象法，论证了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一方面，生产商品的劳动作为具体的有用劳动，它生产使用价值；另一方面，生产商品的劳动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作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它形成商品的价值。商品中凝结的人类劳动包括两部分，即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在生产商品的过程中，物化劳动作为活劳动的产物是不能创造价值的，只有劳动者的活劳动作为有意识、有目的的创造性活动才创造价值。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一元论的科学内涵。无论商品经济发展到什么程度，其都是不会改变的。

马克思撇开具体劳动的有用性，同时排除各种非劳动因素之后，把价值实体界定为抽象劳动，并用劳动时间来计量。生产者把自己的劳动消耗在某种商品生产上，只有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进行交换。由于现实中绝大多数商品交换都要以货币为媒介，买和卖在时空上高度分离，直接观察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似乎看不出价值实体的一元性。从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原则，我们知道，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是从物物交换发展而来的，分析物物交换可以清楚地说明劳动作为价值实体的一元性。

（二）以下方法的应用体现了劳动价值一元论

1．抽象与具体相统一的方法（科学抽象法）

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版“序言”中，马克思提到：“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3]8运用抽象力就是通过人脑的抽象思维排除各种外在的、非本质的东西，抽取某种共同的、本质的东西，从而认识客观事物发展的本质及其规律，形成科学的概念和理论体系，这也是唯物史观的一元论思想的体现。例如，不同的商品之所以能够交换，是因为它们之间存在着某种共同的东西，这个共同的东西就是商品的价值。价值这个东西是通过人脑的抽象思维能力概括出来的。在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中，“抽象”是起点，是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是最简单的经济范畴；“具体”是“许多规定的综合”，是“多样性的统一”，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整体表象”，它是在简单经济范畴转化过程中展开的复杂的经济范畴。

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是抽象上升到具体方法的进一步展开。我们知道，研究方法是要解决如何认识对象系统，而叙述方法却要解决如何使已经认识的对象系统再现。“具体―抽象”是正确的认识方法或研究方法的第一阶段，说它是错误的方法是个误解。另外，“抽象―具体”也是认识过程或研究方法不可或缺的第二阶段。马克思说：“在形式上，叙述方法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先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象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3]23－24这一点可说明马克思在“价格的存在和变动”方面作过大量的研究。“具体――抽象”只是研究方法的一部分，作为叙述方法却是错误的。“抽象――具体”是思维复制具体的方法即叙述方法。“具体――抽象――具体”是思维掌握具体的完整方法即研究方法。叙述是以研究为前提的。在研究中，在“具体――抽象――具体”的过程中，经过了多次反复，即使在同一系统同一层次中也经历了这种反复。它是在一系列偶然性和曲折性中达到具体的。然而在叙述中，这种偶然性和曲折性则扬弃了，在新的系统或层次上表现为不断上升。在已经完成的理论体系中，抽象上升到具体是作为一条原则被贯彻的，这一点造成一种错觉，似乎理论系统的结构是先验的。实际上，叙述方法把研究过程以扬弃的形态包含在自身中。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从最简单的经济范畴开始，逐步地增加规定性，即从商品上升到货币，从货币上升到资本；从剩余价值上升到利润，从利润上升到平均利润，再从平均利润上升到各种具体形式的利润；从价值上升到生产价格，从而一步一步地把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及其运动规律从理论上揭示出来。有人认为马克思在交换价值分析中排除了货币与资本，排除了供给与需求关系，排除了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仅仅局限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在方法论上，显然把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混同起来了。

同样，有的认为劳动价值论仅适用于阐释本质层次的分析，认为市场价格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不是由劳动决定的，认为市场价格取决于供求是显而易见的，提出供求决定论，可以用许多日常经济生活的例子来证实。而价值取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是不可计量的，市场价格不是由劳动决定的。这种论点显然不了解价值和市场价格的关系。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虽然先论述价值，以后才论述价格，但这并不表明，马克思在研究价值以前，没有进行价格研究。

2．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

逻辑和历史相一致是马克思取之于黑格尔又加以批判改造的研究方法。对这一点恩格斯曾作了十分具体的说明：“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进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进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5]122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的命题、概念是具体的、历史的。马克思的抽象逻辑不同于李嘉图的抽象逻辑，虽然李嘉图也始终一贯地使用抽象逻辑，把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的原理作为分析一切经济现象的基础和出发点。然而，由于李嘉图缺乏历史观点，没有真正把握住价值实体，没有集中考察隐藏在商品躯体中的价值实体究竟以何种形式表现出来，并且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其价值表现的形式又如何变化，以及向着什么方向变化。在研究经济范畴时，跳过必要的中间环节，直接去论证各种经济范畴的一致性，导致在他的分析体系中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

历史的起点也是逻辑的起点，尽管逻辑对历史的各种复杂情况进行了修正。商品生产和交换正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起点，它从逻辑上确定了商品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的第一个范畴。商品这个经济细胞，既是资本有机体最一般、最抽象、最基本的要素，又是资本有机体的历史起点，还包含了推动这个有机体发育、生长和死亡的一切内在矛盾的胚芽。因而，我们不能把逻辑起点理解为最简单易懂、最容易确定和在认识史上最先完成的，这是一种误解。应当从它是对象系统的最抽象要素来理解，应当从相对于具体的多样性规定来说最少规定性来理解。唯其因为最抽象，所以往往还是最难理解的。因为货币、资本、利润、地租等都是价值这惟一“实体”的形态变化。在研究商品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同样也应用了逻辑和历史相一致的方法，因为“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或接近于它们的价值进行的交换，比那种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进行的交换，所要求的发展阶段要低得多。而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进行的交换，则需要资本主义的发展达到一定的高度。”[4]197－198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经济范畴是对于现实经济关系的概括和反映，而不是一些先验的“假说”，不是建立在一系列的“假定”和逻辑推论上的。以为只要能够从“逻辑”的角度找出其中的“矛盾”和“破绽”，这一理论就被“”了，而事实上，这本身则是由“经验”和“实践”决定的，而决不是单凭“逻辑”本身就可以加以“证实”或“证伪”的。

3．本质与现象的方法

现象是事物的表面特征和外部联系，而本质则是同类现象中一般的、共同的东西。坚持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一元论，必须澄清有关模糊认识，不能使认识停留在表面现象的层次上。说具体劳动、物化劳动也同样创造价值，就不仅不是深化认识，而是回到现象化、表面化，已不属于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的范畴。[7]34如主张价值决定多元论，在研究方法上是把价格范畴看作是本质的东西，颠倒了价值与价格之间的本质与现象关系。“新劳动价值论一元论”或“生产诸要素共同创造价值”论，正是由于被市场经济的表面现象所困扰，因而乱了思路的结果。[6]51为什么说价值是本质范畴，这是由价值的特性和作用所决定的，从马克思分析的四种价值形式中可以看出，当货币出现以后，一切商品的价值都是用货币来表现的。用货币来表现商品的价值就是商品的价格。因此，价值规律要求商品按等价的原则进行交换，就是说商品价格必须符合价值。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每次商品的交换中价格与价值都是完全一致的。在现实生活中，商品价格总是随着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变动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有人以此为由断定价格是本质范畴，决定商品交换中的供求关系。其实，商品价格和价值偏离现象并没有违反价值规律。单位商品价值量决定该商品价格水平，商品价格的涨落，总是围绕价值这个中心而进行的，从不同商品的自身价格涨落来看，总是以自身价值为基础。例如一台洗衣机的价格无论怎样波动，绝不会低于一个洗衣盆的价格，这是因为前者的价值总是高于后者价值的缘故。有些学者把现象的东西当作本质，而把本质的东西当作现象来分析和论证，其原因就出在思维方式上。正如马克思批驳资产阶级学者们的思维方式时指出：他们“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2]92

四、在坚持的基础上进行方法论的创新与发展

价值决定只能是一元的，而价值认识可以是多元的。主张价值决定多元论，并不等于科学地发展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因为，价值决定多元论是资产阶级早期庸俗经济学的价格理论的现代表现。庸俗价格理论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效用价值论。主要以英国萨伊等资产阶级学者为代表，他们认为商品的价格是由它的效用即由使用价值决定的，从而形成了以效用价值论为基础的价格理论。二是供求决定价格论。主要以英国马尔萨斯等经济学者为代表，他们认为商品无所谓内在价值，商品的价格是由商品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决定的，但他们不能回答当供求一致时，商品的价格由什么决定。三是生产费用论。主要以英国萨伊等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为代表，他们认为商品的价格决定于它的生产费用，而生产费用是由工资、利润、地租三种收入构成，即劳动创造工资、资本创造利润、土地创造地租。因此，也称“生产要素论”或“三位一体公式”，它决定商品的价值，进而决定商品的价格。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一个理论体系，包括有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价值本质、劳动如何形成价值、交换价值或价值形式、市场价值、价值规律以及价值的消亡等理论。我们应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体系，不能随意缩小其范围和取消某些规定性。例如，跳过必要的理论中介，把价值的生产或形成问题无条件地延伸到价值的实现及分配领域，直接用劳动价值论加以诠释。一些有关的争论应该重视研究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理论体系，例如有人把劳动价值论片面地理解为体力劳动价值论，忽视脑力劳动、科技劳动和经营管理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而在事实上，马克思指出，社会化生产中的劳动过程，是一种分工协作的共同劳动，即总体劳动，凡与生产产品直接间接有关的劳动，包括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劳动，都是总体劳动中必要的构成部分，都创造价值。[7]32－33如果忽视这一体系，也就不了解他们所研究的某个争议中的问题与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体系其他部分的联系。人们往往只记住其中的一部分论述，忘记其他大部分论述，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错误，这就要误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因而，要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完整准确地理解，应充分了解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创立的过程及内容。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在论战中逐步深化和发展的，应在坚持中求发展。光坚持不发展，是教条主义。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与马克思在19世纪中叶发表《资本论》时的时代相比，不可同日而语。马克思固然肯定了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在社会经济发展和价值创造中的作用，但限于一百多年前的实际情况和当时的特定研究任务，其视野还没有也不可能达到当今新的发展阶段所凸现高度。科学史表明，真正科学的理论并非是一切原理和论断都永恒适用的理论，而是既具有不变性成分，又具有可变性成分的理论。不变性指的是基本理论的核心或“硬核”，这种最抽象、最本质的“规定”具有巨大的历史张力和理论张力。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经济学范式中的“硬核”，而劳动二重性又是劳动价值论的“硬核”，因而是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分析的基础、本质和出发点。但是其层次的观点和论断在某些方面具有相对真理的性质，则是劳动价值论的展开和具体化。因而我们不能在思想方法上受到西方流行的科学哲学中的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的影响，认为科学史和人类发展史只是以前的理论被以后的理论不断取代的历史，而不是科学知识的变化、积累、]进和发展的历史观点，同时还要防止科学史上的虚无主义观点。

参考文献：

[1]冯春安． 国内劳动价值论争鸣简评[J]．经济学动态，2001，（11）：54－56．

[2]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新劳动法论文篇6

论文关键词：我国劳务派遣制度,问题,毕业论文开题报告

随着我国经济越来越繁荣，劳动力市场机制作用的不断增强，用工形式越来越多样，劳务派遣用工如雨后春笋般兴起。但由于历史和法制等多种原因和背景，我国劳务派遣制度存在着若干问题，有待于我们去探讨去尝试开拓思路尝试新的管理方法。

二、课题（研究）内容

劳务派遣已经成为我国劳动力市场不可或缺的形式之一，然而由于法制宣传和管理水平，加之劳务派遣公司本身良莠不齐，加之目前劳动力市场存在的资方强势等原因，在法制条文本身，执法管理方面，以及如何执法方面都存在若干问题。

从目前存在的各层次问题入手，用国内外比较法等探讨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进而探究深层次背景，并尝试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相应的改善建议及做法。

三、文献综述（或读书报告）

1、名称：基于《劳动合同法》下的劳务派遣问题分析（余培源 著）

出处：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本文主要观点是《劳动合同法》对劳务派遣作了专门规定,促进了我国劳务派遣市场发展秩序的建立,给劳务派遣各方主体带来意义深远的影响。规范我国劳务派遣,应切实贯彻《劳动合同法》对于劳务派遣的相关规定,完善劳务派遣市场准入制度,加强对劳务派遣的执法监督,构建对被派遣劳动者跟踪管理和服务的规范制度。

2、劳务派遣制度的规范缺失及弥补路径探析（杨胜利 著）：

出处：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学报

本文主要观点是劳务派遣的产生和制度演进是劳动力市场趋向灵活的产物。在劳务派遣的制度设计中应从市场准入、行业分布范围及派遣期限等方面予以规制,建立劳务派遣与典型雇佣之间衔接的良好机制。

3、劳动派遣制度的制度与理念（郑尚元 著）

出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本书主要将20世纪30年代颁布之《劳动契约法》、现今台湾地区劳动契约法制，以及大陆地区劳动合同制度合并一起进行学术分析。

4、对《劳动合同法》若干不足的反思（谢增毅 著）

出处：法学杂志

本文主要观点是《劳动合同法》的通过有利于劳动者权益的保护,但该法在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劳动合同瑕疵、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律责任、劳务派遣中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义务和责任的分担、劳动者未及时足额获得劳动报酬、加班费等时的法律救济等方面仍存在不足,有待通过司法解释或修改法律进一步修改完善。

5、劳务派遣法律实务操作指引（王桦宇 著）

出处：中国法制出版社

本文从劳务派遣的缘起切题，在纵向叙述中国内地劳务派遣发展的基本脉络和横向比较世界各国立法对劳务派遣的规制实践后，结合《劳动合同法》及其《实施条例》，通过理论分析、法条解读和案例精解相结合的阐释方法，给劳务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提供了具有实战性和操作性的应对策略与实务方案。

6、灵活就业中的劳务派遣（张丽滨 著）

出处： 中国网

本文主要从劳务派遣的背景和作用，探讨了劳务派遣的潜力及制法建议。

7、劳动派遣的发展与法律规制（周长征等 著）

出处：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本文主要阐述了国内外劳动派遣的发展状况、主要的法律调整模式、司法经验以及理论观点。

8、人才派遣理论规范与实务（丁薛祥 著）

出处：法律出版社

本书从理论、规范和实践三个层面对人才派遣进行研究，且每一层面均力求全面。理论层面，论文题目涉及人才派遣的合理性、法律关系、派遣机构规范运营、存在问题和立法建议等诸多方面。规范层面，不仅首次将部分国外典型法案翻译成中文，而且还收集了国内人事、原劳动部门的相关立法。实践层面，包括了案例、合同范本和实践工作者的经验和建议。

9、我国劳务派遣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刘松梅 著）

出处：网络财务

劳务派遣是一种新型的用工形式,本文通过对劳务派遣理论的分析,探讨我国劳务派遣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在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完善我国劳务派遣法律制度的相关建议。

10、劳动关系调整的法律机制（董宝华 著）

出处：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对于劳动关系的调整存在着三种本位思想，即国家本位、个人本位和社会本位，本书是从社会本位出发来研究劳动关系的调整机制。从这一视角出发，作者对劳动关系的特点、边缘，劳动法的基本原则、调整原则、具体原则、法规劳动权的权利义务，劳动法体系，劳动法的多层调整模式，劳动法律关系的主体、内容、客体，事实劳动关系，劳动执法体制，违反劳动法的责任等重要问题均进行了讨论，并提出全新的观点。

四、参考文献

余培源：基于《劳动合同法》下的劳务派遣问题分析，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01期；

杨胜利：劳务派遣制度的规范缺失及弥补路径探析，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学报，2009期第04；

郑尚元：劳动派遣制度的制度与理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谢增毅：对《劳动合同法》若干不足的反思，法学杂志2007年第06期；

王桦宇：劳务派遣法律实务操作指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第一版

张丽滨：灵活就业中的劳务派遣，载中国网2004年12月28日

周长征等：劳动派遣的发展与法律规制，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7年版

丁薛祥：人才派遣理论规范与实务，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刘松梅：我国劳务派遣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完善，网络财务，2010年15期

新劳动法论文篇7

关键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经济法 劳动能力权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是提高劳动者的劳动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经济的总体思路是发挥自身优势，引进国外资金和先进技术，开拓国际市场，发展经济。我国吸引外资的主要优势是廉价劳动力和资源。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减少，资源环境保护力度进一步加大，国外技术和经验可被学习和借鉴的空间不断缩小。这些变化使得我国以简单制造方式生产低成本产品的竞争优势慢慢削弱。经济发展迫切需要向科技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人才创新型的道路发展。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在科技发展和技术进步方面取得很大成就，科技对经济的推动作用也十分明显。但是，总体上来说，我国的科技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比较落后，科技对经济的贡献还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即使是上海这样一座代表中国科技创新最强和经济层次最高水平的城市，仍然主要是依靠资金投入来拉动经济增长。科技对上海经济的贡献率只有35%，远低于世界发达国家68%的水平。同时，我国企业社会化生产水平低，组织程度差，技术和创新能力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较还明显具有较大的差距。

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可以从美国经济发展的经验中借鉴一些有益的做法。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经历了长期的增长。而同期的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比如日本、欧盟国家则处在经济增长乏力的阶段。美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在于，一是美国重视发展人力资本。20世纪90年代，美国每年在教育上的投资达到了GDP的20%。并且，美国的教育极具自己的特色。美国不仅重视精英教育，而且重视普及教育。不仅重视抓好学龄教育，而且重视开展终身教育。美国每年的在职教育投入高达GDP的5%。由于美国对教育极为重视，因此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优秀学生到美国学习，为美国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提供了大量的人才资源。二是创新管理机制，促进经济发展。美国政府运用宏观调控手段引导和激励经济的发展。在财政方面，政府优化开支，减少赤字；在货币方面，控制通货膨胀率，维护经济发展的稳定环境；在经济上，鼓励和奖励企业科技创新，强调科技的产业化，以节约资源，保护环境，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在贸易中，坚持“公平”政策，开拓科技产品的国际市场，增加出口，推动经济增长。总之，由于美国科技发展和管理创新的共同作用，促进了国家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并且使美国引领世界经济前进的步伐。由此可见，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需要重视科技发展，管理创新，而这些目标都只能通过高素质的劳动者才能有效实现。因此，大力保护和发展全体社会劳动者的劳动能力是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所在。

经济法是提高劳动者劳动能力的基础性法律

经济法之所以能促进经济发展，重要原因在于它可以保护劳动者的劳动权益，提高劳动者的劳动能力。这种功能自经济法诞生开始就深深地镶嵌于其中，并不断发展和完善。1802年英国制定了《学徒健康与道德法》，以此来保护学徒的健康。这部法律的制定和实施意味着雇佣劳动者的劳动能力第一次以法律形式得以保护，劳动能力权作为一种新型法权观念自此产生。随后，劳动能力权在公司法、劳动法等法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和保护。法律对这些权利设立都是在确认和保护劳动者的劳动权益，发展劳动者的劳动能力。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产品质量法则是在商品流通领域保护劳动者的消费权，本质上是在规定任何劳动者都有正当消费、获取合格商品的权利，以保存和发展劳动能力。另外，有关宏观调控和市场监管的法律也同样是以确认和保护国家管理劳动力权的方式来调整经济发展。总之，不论是在生产、交换、消费等微观经济运行领域，还是在市场调控和监管等宏观经济管理领域，经济法都处处包含着对劳动能力权益的保护。可以说经济法是保护劳动者劳动能力权益，提高劳动者劳动力权的基础性法律。

经济法对劳动能力权益的保护和对劳动能力的提高，是通过调整剩余价值的分配来实现的。任何经济形态的发展都离不开人的劳动，越是高级的经济发展形态越需要劳动者的密切合作。那么，如何调整劳动者在共同创造的社会新增财富中的比例影响到人才的发展和企业的生存，并关乎国家的经济发展。通常情况下，如果劳动者在创造财富时付出的劳动多，而所分的社会财富少，或者劳动力水平高，却得不到更高的劳动报酬，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就会受到打击，这便直接影响了经济生产。另外，劳动者获得的劳动报酬偏低还会直接影响劳动者的营养、医疗、培训和对其后代的教育。因此，当劳动者的经济能力不足时，必然会阻碍其劳动能力的提升，甚至引起劳动能力的下降。所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是保护和提高劳动者的劳动能力，而保护和提高劳动能力的重点又在于合理分配劳动者共同创造的社会财富。经济法调整社会财富分配，保障劳动力权的作用一方面体现在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上，这一观点在世界范围内已经被普遍接受。其主要做法就是通过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调整企业之间的竞争行为，使企业，即集体劳动者，能够通过正当的市场竞争行为实现劳动剩余价值。这种借助“国家之手”克服“市场之手”的弊端的经济管理工作我国一直在做，但仍有待进一步完善。另一方面体现在，国家通过企业法调整投资者、管理者和生产者共同劳动所创造的社会财富的分配。目前我国的公司法和劳动法基本上还是在遵循国外传统民商法的理论，承认了投资者资本获利的正当性，将劳动者与企业之间的关系视作商品关系来确定权利义务，而对于劳动者通过体力劳动来分享剩余价值的权利未作规定。这种理论回避了为什么劳动者通过劳动利用资本生产产品，资本可以获得多数利润，而劳动者却只能获得少数利润这样一个基本问题。之所以要坚持建立劳动力个人所有制，就是要规定不论是投资者、管理者，还是生产者都只能通过劳动贡献分享财富，这种分配方式更有利于保障劳动力权，促进劳动能力的提高。

劳动经济法理论及法律体系构建

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需要充分肯定政治、经济和科学文化等多种手段的综合作用。构建劳动经济法理论及法律体系，需要从理论和制度两方面进行创新。

（一）构建劳动经济法理论

从理论上来说，需要构建劳动经济法理论，以此来指导经济法律制度的改革。所谓劳动经济法是指，以劳动能力权为经济法的基础性法权，以劳动力个人所有制为基本制度的经济法律理论。具体来说，我们有必要突破两种传统法学理论的束缚。一是突破传统的国家干预论对经济法的禁锢，加强其他有关就业、创业、生产、分配、管理、持股等劳动能力权保护的公司法、劳动法等法律的研究。传统经济法强调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作用，这种理论的缺陷在于它容易割裂法律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使法律有时难以正确反映经济发展规律。因为法律是由国家制定和颁布的，从理论上来说这些法律应当反映广大人民的公共利益。实际中国家制定的法律并不必然全部符合公益。从根本上来看，经济发展的活力在于创造社会财富的劳动者。因此，运用公司法、劳动法，甚至从更广泛意义上来说通过教育法、知识产权法和社会保障法等法律充分保障劳动者的劳动力权及劳动成果分享权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二是要突破传统的财产个人所有制理论的限制，建立以劳动力个人所有制为基础的经济法体系。由于传统私法以财产个人所有制为基础，构建了以所有权、债权和人身权等为基础权利的法律体系，体现了个人利益发展的需要，因此它在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有效推动了经济社会进步。然而，人们过于追逐私利会最终导致贫富悬殊、资源枯竭、经济危机的出现。为此，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建立以劳动力个人所有制为基础的经济法律体系，再一次确认和保护劳动者劳动权益。所谓劳动力个人所有制度是指每一个劳动者的劳动力天然归于本人所有，为本人自身生存和发展所用。我国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以彻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目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实现了马克思提出的“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设想。这种创举彻底粉碎了以往任何一种依靠资本剥削他人劳动成果的制度，实现了人人平等地、完整地拥有个人劳动力的目标。当前，为了进一步保护劳动能力权，以立法形式确立劳动力个人所有制对于调整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激励劳动者提高劳动能力，激发创造财富的热情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创新经济法律制度

从具体制度上来说，需要创新经济法律制度，进一步保护劳动者劳动权益，提高劳动者劳动能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成功转变。一是要在经济法中确立劳动力个人所有制和劳动能力权。虽然目前我国的经济法一直没有明确规定劳动力个人所有制和劳动能力权，但是我国其他法律中的某些规定却早已隐含着对二者的肯定。比如宪法中有关按劳分配的规定，劳动法中关于专业技术培训和同工同酬的规定等等，这些法律规定都是在以不同的形式对劳动力个人所有制和劳动能力权的承认。因此，为了更好的保护全体劳动者的劳动能力，有效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我们可以，并且有必要在经济法中确立劳动力个人所有制，设立劳动能力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雇佣工人只能通过出卖劳动获得基本生活资料，而资本家却凭借资本占有剩余价值，以此来积累财富，这种生产方式包含对劳动能力个人所有的某种程度的否认。然而，当前资本主义国家却在一定程度上构建了保护劳动力个人所有制和劳动能力权的法律制度。如美国的人力资本入股制度就是对劳动能力确认和保护的直接案例。美国学者西奥多・ W・舒尔茨认为人们对劳动能力的投入使人的劳动能力形成并得到提高，并成为人力资本。这些投入包括卫生保健、教育培训等等。这种资本同样可以在公司中享有一定比例的股份，与其他资本形式共同分享剩余价值。有数据显示人力资本对美国经济增长贡献巨大。可是，正式确立劳动能力权的问题在我国却还没有广泛受到重视。我国本身既具有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当前又正处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背景之下，我们更宜尽早在经济法中确立劳动力个人所有制度，设立劳动能力权。二是要扩大经济诉讼的种类，完善经济诉讼法。目前，为了解决经济诉讼法可诉性差的问题，许多学者提出公益诉讼的解决方法，并且对操作性问题也作了研究，这无疑值得肯定。但是经济法需要保障的权益并不只限于公益，还有以个人劳动力和集体劳动力为主的私益。例如劳动者与企业之间关于劳动报酬的争议，对劳动者健康保护的忽视，职业和技能培训不足的问题等等，这部分利益纠纷的解决被传统的经济法所忽视。这些涉及劳动能力保护和剩余价值分配的问题都需要有相应的经济诉讼机制加以保护。目前，在这些利益冲突中，尤其要注重对企业内部劳资双方利益纠纷的诉讼解决。这不仅可以解决当前劳动报酬偏低、劳资矛盾尖锐等问题，更重要的是，从长远看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趋势，促进经济协调发展。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彻底改变过去以经济数量增长为统一标尺的发展观念和对劳动能力保护和发展不足的现状，构建一个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以科技发展为引领，以协调发展为目标，以环境优化为依托的和谐经济社会。这种转变成功与否将会决定中国能否在经济发展上实现质的飞跃，成为世界真正的经济强国。为此，我们要在现有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之下，通过经济法和经济诉讼法对全体社会劳动者的劳动能力权益进行更加明确、更加充分的确认和保护，以此促进人们提高劳动能力，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为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同时让社会各个层次的劳动者都能共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所带来的经济成果，为自己谋得更多的幸福与福利。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75

2.陈乃新.论劳动力权是经济法的基本范畴―兼论研究经济法权利应当突破三大理论障碍[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8

3.陈乃新.劳动能力权导论―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的经济法保障[M].湘潭大学出版社，2010

新劳动法论文篇8

【关键词】社会法学；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保障

社会法学基本的范畴是社会权，社会法作为一种法律制度体系可以捍卫与保障社会权，通过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使社会的弱势群体权利得到有效的保障。

一、社会法本体理论

从狭义来说，社会法等同社会保障法，虽具有涵义清晰与外延确定的特点，但难于挖掘新法理；从中义来说，社会法特指法理体系中的部分法理、一个法部门或者一类法律等；从广义来说，社会法与传统公法、私法相对称，是通过加强对社会生活的干预而产生的一种立法。

二、社会权利理论

（一）社会权的范畴。社会权泛指社会弱势群体享有的文化、社会、经济权利需体现社会正义，而社会正义即社会权核心的价值。保护社会权的目的是增强弱势群体的发展与生存竞争力、体现以人为本的价值观、确保市场机制与政治安定运转的顺利以及弘扬公正、平等、和谐等理念。

（二）劳动权的保障。劳动权在劳动法学范畴体系中居核心地位，而社会法学界对其概念界定与理论阐析存在差异。劳动权的认识与解析不宜过于单面化、简单化，应从机能、法益、性质与理念等维度进行透视。在劳动权的法律保护和救济方面，其关注重心是劳动权的法律的保护与救济机制，其主要内容包括劳动公益诉讼、劳动权刑法保护与“三金”适用。

（三）社会保障权。社会保障权作为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是指公民在丧失劳动能力、疾病或者年老的情况下，可从国家与社会获得一定的物质帮助的权利，包括社会福利权、社会救助权、社会保险权等。

三、和谐劳动关系法律建构理论

（一）更新劳动关系观念。劳动关系作为一种混合型的社会关系，具有人身属性与财产属性；但是，劳动关系在极具伦理色彩的同时，也是一种不平等社会关系，且存在着诸多的法益互动与博弈。在通常情况下，劳动关系存在一定的不和谐因素。

（二）劳动关系契约化。我国普遍推行的劳动合同制度除了不会使劳动者在法律中的主人翁地位改变，还可以使其按照自己的特长、爱好与意愿来进行岗位的选择，从而使其劳动的自主性、创造性与积极性得到充分的发挥。劳动关系契约对劳动法的实施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且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三）规制集体劳动关系。我国劳动法制活动与劳动法学理论研究的关注点是个别劳动关系与法律规制，在某些方面对集体劳动关系与相关的法律规制问题存在一定的回避。尽管这是我国劳动法学理论研究与劳动法制建设的鲜明特色，但也是一种缺陷与不足。针对罢工权、结社权、集体合同与集体协商等问题，我国立法应积极探索相关的规制策略。

（四）优化劳动争议处理机制。我国劳动立法确立的劳动争议排解法律途径主要包括诉讼、仲裁、调解与协商，其中调解可以使劳动关系和谐性的要求得到充分体现，调解作为重要的法律原则，其理论主张也较为鲜明；协商因无具体的法定程度要求，缺少相应的理论与制度。劳动争议处理机制的改革重点是诉讼与仲裁程序的设置，学界对此提出了一些构想，例如实行或审或裁的双轨制；建立相对独立的劳动诉讼制度；设立劳动法庭或者法院等。

四、社会弱势群体法律保障理论

（一）弱势群体的基本理论。在法学层面上，社火弱势群体主要指的是因客观原因造成的、在社会生活中缺乏权利或者实现障碍的、在社会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群。另外，学界在分析弱势群体成因的时候，通常因着眼点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理论与认识，主要分为竞争论、代价论与责任论。

（二）劳动关系的从属性理论。劳动者的从属性在我国当下的劳动力市场结构下表现突出，而这主要与劳动者的意志力、经济力、资讯力不足有关，且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出现了过度失衡，劳动者的素质也普遍低下。以当代视角的审视而言，虽然“弱者理论”存在局限性，且日益暴露出不足与缺陷，但其仍处于当代劳动法学的基石地位，其他各类引鉴或者创新而来的理论只是起到补充与完善的作用。

（三）实现劳动平等权。劳动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劳动平等”，现代劳动法的神圣使命就是反对歧视与维护平等。在劳动法领域，反对歧视与维护平等作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部分学者认为应从地方政府的保护角度出发，建立起一定的保障制度，例如最低生活保障；部分学者从立法的角度出发，认为反歧视法可以有效保护社会弱势群体。

（四）保障特殊群体的权利。残疾人、未成年工与女工作为“弱者中的弱者”需给予特殊法律的保护，而我国在劳动法上不仅确立了未成年工与女工的特殊保护制度，而且制定了保护童工、残疾人、妇女的权益保障法等专门立法。近年来，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当代最大的社会弱势群体，为了切实维护该群体的合法权益，需大力开展相关的职业技能培训，切实解决农民工在子女就学、安全生产、社会保障、劳动条件以及报酬等方面的实际问题。

五、结语

社会法的兴起和理论的诞生是我国法律发展与法学繁荣的重要表征与体现，而社会法概念阐释、运用也必须充分体现中国特色。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必须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为指导；必须始终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必须始终坚持理论与实际相联系；必须始终坚持创新精神；必须始终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与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另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法学的理论研究者必须做到增强机遇意识、责任意识以及批判意识等。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社会法的建设与理论研究将面临新任务、新机遇与新挑战，并为法治社会的构建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总而言之，要想使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法学理论体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与繁荣，就必须响应时代的号召、充分体现现展的趋势、深层次地加强理论体系研究。

参考文献

新劳动法论文篇9

关键词：新凯恩斯主义；劳动市场；工资粘性；就业

中图分类号：F24文献标识码：A

一、新凯恩斯主义的就业理论

新凯恩斯主义是20世纪八十年代出现的一个主张政府干预经济的新学派。它是在原凯恩斯主义受到理性预期学派打击之后，吸取凯恩斯主义与其对立学派斗争的经验教训而形成的，并在与理性预期学派的斗争中不断发展。新凯恩斯主义劳动市场论的关键是工资粘性理论，可分为名义工资粘性论和实际工资粘性论。

1、实际工资粘性理论。新凯恩斯主义者关于实际工资粘性的理论，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隐含合同理论、内部人-外部人理论等。（1）隐含合同理论认为，从长期看，工人向厂商提供劳动服务，厂商支付工资，实际上是一个保险合同交易。这一保险合同可以保护工人免受随机的、可以观察到的经济波动的影响。（2）内部人-外部人理论。该理论把已经就业的工人称为“内部人”，把劳动市场上的失业者称为“外部人”。内部人和外部人拥有不同的就业机会，内部人在工资决定上有着重要的讨价还价能力，具有较强的就业优势和地位。

2、名义工资粘性理论。新凯恩斯主义关于名义工资粘性理论的代表性理论主要是交错调整工资论和长期劳动合同论。（1）交错调整工资论。该理论是要说明，在短期内无论是通过合同机制还是理性预期机制来稳定工资水平，都会导致通货膨胀和失业并存。（2）长期劳动合同论试图说明，尽管有理性预期的存在，积极的货币政策还是能影响实际产出的。

二、新凯恩斯主义就业理论的政策

新凯恩斯主义者认为，没有紧缩政策，通货膨胀会更加严重；没有扩张政策，失业会更加严重，并提出了若干就业政策建议：（1）应更多地考虑长期失业者的利益，为他们多提供就业机会。（2）干预劳动工资合同，使工资较有弹性，以提高就业率。（3）促进就业的政策。

三、新凯恩斯主义就业理论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正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凯恩斯主义的劳动市场理论对于目前我国就业问题的解决具有启示意义。

1、强化政府对劳动市场的干预。新凯恩斯经济学表明，即使是实行了市场经济已百年的欧美国家，劳动市场也是有缺陷的，并不能自动解决好就业问题。中国是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尚未统一，劳动力自由流动性不强；劳动力市场运行机制不够顺畅；劳动力市场主体弱化，市场服务体系不健全。目前，面对巨大的就业压力，我们不应该照搬西方新古典主义的理念，同时，我们也不应因劳动市场的缺陷和局限就忽视它的建立与完善，而劳动力市场的运行需要政府加强对市场的监控和宏观管理。由于市场经济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如果听任劳动力市场的自动调节，不但会出现高失业率、就业的结构性失调等，还会导致一系列社会政治问题。因此，政府必须转变职能，运用经济、法律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达到对劳动力市场进行宏观调控和管理。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宏观调控和管理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上：在宏观层面上，政府通过制定劳动力资源中长期配置计划及阶段性目标，同时对劳动力资源供求总量和结构进行调整。充分利用行政调节机制，广开就业门路，实现充分就业目标。在微观层面上，为企业市场化提供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重点是培育和完善现代劳动力市场。政府的职能不是参与经济过程，而是通过完善的劳动立法，建立经济秩序，协调劳资关系，维护劳动力供求双方的合法权益，保证劳动力市场的正常运转，并防止就业歧视行为，促进就业平等。同时，对新增和现有劳动力进行教育培训，提高人力资本素质，以适应技术革命的需要。目前，国家对劳动力市场的宏观调控和管理还具有混合性质，而真正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宏观调控和管理应向法律监控和政策调节的方向发展。

2、要提高工资弹性。新凯恩斯主义劳动市场理论主要内容是通过各种方式论述劳动市场中工资粘性的存在，并说明因这种粘性不能使劳动市场出清而导致了失业。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时的工资几乎是不变的、刚性的；改革开放后职工收入开始有所松动，但是这种松动主要是作为一种激励手段，而不是以出清劳动市场和解决就业为目的的。目前在我国，除了少数几个地区和城市之外，大部分地区的劳动市场并不发达；但如上所述，我国的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建立已使更多依靠劳动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成为了趋势和方向。借鉴立足于发达市场经济经验的新凯恩斯经济学理论，由于工资弹性对于出清劳动市场和解决就业的重要作用，我们目前在建立劳动市场的制度创新中就应当注意劳动市场的工资弹性问题，力求减小工资的刚性和粘性，尽可能使劳动市场能够灵活出清。

3、适当利用通货膨胀的积极面。名义工资粘性论指出，名义工资不能随名义需求的变化而及时变化，进而造成市场不能出清，所以主张在严重失业时通过增发货币量来降低实际工资和增加就业。这一办法也曾是凯恩斯本人提议过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它是以降低工人生活水平增加资本家利润为重要目的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发生重大的失业危机，这一方法作为权宜之计并非不可采用。但这绝非根本办法，只能在失业严重情况下暂用一时。与此相关的是通货膨胀问题，其害处是多方面的，高位的通胀率更是我们坚决反对的。但在经济增长中，特别是较快的经济增长中，通货膨胀又是难以避免的，而且通胀率越往低压困难越大、代价也越大。近年的现实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为此，在一定限度内应当容忍通货膨胀的存在，这一方面是因为强行降低通胀率要付出重大代价；另一方面不妨利用轻度通货膨胀能够一定程度降低实际工资（在名义工资不易变化时）以增加就业的功效。

4、消除高工资与长期高失业并存。失业滞后论和效率工资论都认为，长期在业人员由于各种原因而享有高于市场出清水平的工资，这是劳动市场自然运行的必然结果，也因而阻碍了更多的长期失业者的就业。所以，新凯恩斯经济学强调就业政策更应着重于长期失业者问题的解决。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城市则因国企改革的深化、有效需求不足等问题，许多职工下岗面临再就业，市场开始逐步在劳动力配置中发挥作用。十几年以来，新凯恩斯经济学所指出的高工资相伴高失业的问题在我国的就业中也一定程度存在。为了防止它的扩大，制止其消极影响，我们应当尽早地采取措施。现今城市再就业的解决是一次劳动规范制度、价值定位的重新整合，我们应当利用这一机会将总体工资水平调整到与我国的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程度，过高的工资水平将会为日后更多人的就业造成障碍。

（作者单位：新疆财经大学2007级经济系研究生）

参考文献：

[1]王健等.新凯恩斯主义理论的新进展[J].经济学动态，2005，(3)：72-78.

新劳动法论文篇10

关键词：劳动关系；劳动就业；隐蔽雇佣

栗志坤、曹洪军教授等在《生产力研究》2009年第14期上发表的《非典型雇佣关系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下文简称《分析》）的文章，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剖析了“非典型雇佣”（或称“隐蔽雇佣”）关系的几个新特征，认为非典型雇佣关系“可以改善激励效果，保护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有助于解决管理失灵问题”。笔者对文中的一些观点不敢苟同，试在多学科背景下对隐蔽雇佣关系作一粗浅探讨，并与《分析》一文的作者们商榷。

一、“隐蔽雇佣”的现象考察

“隐蔽雇佣”亦称非正式雇佣或非典型雇佣关系，是相对于正式雇佣或典型雇佣关系而言的。在近年来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下，解决就业问题成为政府的一项民生工程，“隐蔽雇佣”在劳动市场上也逐渐趋于公开化，“隐蔽雇佣”关系也被当做促进就业的“创新”模式加以效仿。《分析》一文从学术的角度揭示了“隐蔽雇佣”关系受到企业青睐的原因所在：较之传统的“典型”雇佣关系不同的是，“非典型雇佣”下的“准雇员”是“在企业内部不存在升迁的可能性”，而更大的灵活性还在于企业根据市场自由调整雇员数量而无须对“准雇员”作出任何经济赔偿，即不受正式雇佣关系下劳动合同的法律约束。“隐蔽雇佣”成为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主要表现形式，北京市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提交的《超市女工生存现状调研报告》显示，“隐蔽性雇佣关系”成为商家逃避责任的挡箭牌[1]。

二、“隐蔽雇佣”的新制度经济学视角分析

稳定的劳动关系是维系社会再生产、企业发展、劳动者个人及其家庭生存的基础。《分析》一文的作者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详述了“隐蔽雇佣”关系可有效化解企业风险，节约人力成本，“一旦市场变化导致业务量波动，可以相对较容易地采取调整外部人数量的应对措施，使企业人工成本具有较多可变成本特征。”企业可以任意把市场风险转嫁给雇员，企业追求经济效益原本无可厚非，但这种经济驱动并不一定要以损人利己为基础，互惠共赢或许是更优的选择，以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解释就是“制度”是影响经济效率的变量之一。诺斯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或更正式地说是人类设计的、构建人们相互行为的约束条件。它们由正式规则（成文法、普通法、规章），非正式规则（习俗、行为准则和自我约束的行为规范）以及两者的执行特征组成。”[2]所以，就企业的发展而言，不仅要看企业人工成本，更取决于企业是否能认真遵守法律、法规以及对自我行为规范的道德约束，塑造诚信和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形象，与员工建立互惠共赢的平等劳动关系，通过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的制度设计来提高生产率达到降低生产成本。“隐蔽雇佣”只是企业把自身的风险和损失转嫁给了雇员和社会，而且，这种不稳定的劳动关系对社会、企业和个人的长远发展都是弊大于利的次优选择：对社会而言，过多失业人口的存在会增加社会管理的难度，形成不稳定的根源；对个人来说，不稳定的就业则意味着个人及家庭生活缺乏保障，而且，外在的失业人口会进一步降低再就业报酬的期望值，降低生活质量；对企业来说，虽然通过大量雇佣“准雇员”，可以减少部分人工成本，但交易费用理论[2]证明市场交易也是有成本的。

三、“隐蔽雇佣”的劳动价值论视角分析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作为资本所有者的雇主与作为劳动力所有者的劳动者在经济上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统一的基础是资本必需和劳动结合才能实现劳动力价值的不断增殖；对立在于资本所有者与劳动力所有者在剩余价值的分配上是相互消涨的关系。在“资本雇佣劳动”的体制下，隐蔽雇佣关系是资本垄断在劳动关系上的外在表现，“在‘资本雇佣劳动’的体制下，资本所有者拥有全部剩余所有权，否定了人力资本法律上的所有权，也就从法律上根本否定了对企业剩余的索取权。”[3]劳动者创造的价值被资本所有者无偿占有，劳动者自身却没有得到应有的价值补偿，分配机制在资本与劳动力间严重失衡，不仅制约了劳动力的再生产，也影响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隐蔽雇佣”关系对企业生产的影响表现在：第一，难以建立一支稳定、熟练的员工队伍，降低了整个企业的生产率；第二，增加企业用于新员工的培训成本；第三，不稳定的雇佣关系使追加的人力资本投资存在较高的风险，抑制了员工对人力资本再投资的激励，从而降低了劳动者的个人生产率水平。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也为劳动价值论提供了有力的佐证，“资本雇佣劳动”向“劳动雇用资本”的复归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4]。隐蔽雇佣关系是“资本雇佣劳动”在劳动关系上的反应，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隐蔽雇佣回归正式雇佣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

四、“隐蔽雇佣”的企业理论视角分析

《分析》一文认为，企业可以将专用性人力资本较低的普通劳动者通过“业务外包”的方式在市场上采购，能有效节约因劳动合同产生的层级管理费用，纠正企业内部管理失灵，而现代企业理论的开创者科斯认为，企业代替市场机制是由于市场交易也有成本，是利用市场价格机制配置资源还是利用企业配置资源取决于两者相对成本的高低，而不在于何种雇佣制度。实际上“准雇员”式的隐蔽雇佣关系不仅不能改善企业内部激励缺失问题，而且会使企业丧失凝聚力的潜在风险增加。企业内部激励机制的缺失源于委托—理论的误区，其一，所有权与经营权的“两权分离”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委托—关系实际上是企业所有者与经营者（经理人）之间的关系，改善人激励机制应是针对企业经理人，而非企业的普通雇员，而作者认为经理人属专用性人力资本较高的群体，应签订传统的典型雇佣关系，对于专用性人力资本较低的普通雇员采取“准雇员”其实是舍本逐末的做法。其二，造成中国企事业单位效率低下的根源不在于采取何种雇佣制度，而应归因于产权不明晰和剩余索取权分配的不均所致。其三，“隐蔽雇佣”实际上是二元制度的延续，同工不同酬不仅不利于调动员工的积极性，难以培养雇员对企业的忠诚度和责任感，而且因对“准雇员”缺少体制内因素（如社会保障、个人发展空间等）的约束，使其更容易产生投机行为。

五、“隐蔽雇佣”的博弈论视角分析

斯密在《国富论》中首次提出了人有“自利性”动机，即“经济人”假设，同时他也是第一个指出人具有“互惠合作”的行为心理。这种“自利性”表现在主观上是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在客观上也促进了整个社会福利的增长，实现了个人利益与社会（他人）利益的共赢发展。现代博弈论的发展也证实了“互惠”多于“自利”，在单次的“囚徒困境”博弈中，“背叛”和“搭便车”的发生率较高，但在重复的“囚徒困境”博弈中，“合作”的几率明显大于“背叛”，因为博弈双方会发现“合作”比“自利”更有利，理性的选择是“共赢”，而不是“两败俱伤”。在雇主与雇员的利益博弈中，雇主处在劳动力买方市场的强势地位，而雇员成了劳动力卖方市场上的弱势群体，诚如《分析》一文主张的以“隐蔽雇佣”关系来损害雇员切身利益的做法虽能换来眼前小利，却会丧失雇员永久的信任，当经济复苏时雇员必然选择用脚投票，新的“民工荒”证实了缺乏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其实是“损人不利己”的。

六、“隐蔽雇佣”对劳动关系的影响及对策选择

市场经济的特征是以法律规范来约束市场参与者的行为，企业和劳动者都是独立的法人实体，劳动力的买卖必须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以合同来规范当事人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既是为了节约市场交易成本，也是为了有效防范投机行为的产生，规避投资风险，保障市场经济的运行环境。“隐蔽雇佣”关系中雇主和劳动者处在不平等的地位，雇主凭借优势地位单方面减轻自己的法律义务，把所有风险都转嫁给雇员，没有尽到“风险共担”的公平原则，违背了法律公平、公正的原则，也与崇尚法治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模式相悖，放任这种趋势的蔓延会使更多的企业效仿，恶化经济发展的法治环境，长此以往，不仅会引起企业的信用危机和法律权威的丧失，甚至会进一步激化劳资矛盾，引发更广泛的社会问题。

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隐蔽雇佣”关系加剧了资本对劳动力的利益侵蚀，就业压力不是源于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太高，相反，恰恰是因为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太低，资本与劳动力间的分配失衡，造成有效需求不足，使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吸纳能力下降。经济危机或许为我们对现行分配体制及劳资关系提供了一个反思契机，政府应致力于改善经济发展的法治环境，让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而不是打着“增加就业”的旗号，以损害劳动者的利益来换取落后企业的生存，如此才能把经济发展引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崔丽.“隐蔽雇佣”成超市避责挡箭牌[n].中国青年报,2009-12-30(1).

[2]孙宽平.转轨、规制与制度选择[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