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制度论文十篇

合同制度论文篇1

[关键词]协议解除，溯及力，恢复原状，信赖利益

在我国，无论是立法的规定，还是学说对合同解除制度的解说都存在诸多内在矛盾，突出地表现为：合同解除原因（条件）的多元并立及由此导致的合同解除在构成要件、法律后果等方面的混乱和矛盾状态。鉴于法律的确定性对于法律发挥实际调整作用的重要性，有必要对合同解除制度进一步深入研究。本文着眼于立法技术的角度，对合同解除制度的基本方面进行逻辑清理，使该制度的构造在理论上和立法上更为精致，与合同法乃至民法体系更为和谐，以充分发挥其调整功能。

一、限缩合同解除制度的涵摄范围，将协议解除从合同解除制度分离

从立法技术的角度看，对待一项法律制度不能仅从法律后果立论而不加区别地将可以导致某种特定法律后果的诸种法律事实笼而统之作为一项法律制度的内容对待。具体到合同解除制度，可能导致合同解除这种法律后果的法律事实有：情势变更的发生、不安抗辩权的行使、当事人协议成立新合同、合同解除权的行使。以上几个方面的法律规则虽可达至相同的法律后果-解除业已存在的合同关系，但在构成上却大异其趣。学说和立法上在情势变更的发生、不安抗辩权的行使的归属问题上，认识基本一致，不把它们作为合同解除制度的一部分，而视为并列于合同解除的独立法律规则，与合同解除制度两立并存。由此带来的启示是，立法上，着眼于体系化和确定性，诸种法律规则是否构成一项法律制度，不仅仅在于要求这些法律规则均导致相同的法律后果，更为重要的是各法律规则有基本相同的构造，具有整合为一体的基础。

但耐人寻味的是学说和立法都无视协议解除与行使解除权解除合同在法律构造上的区别，将协议解除纳入合同解除制度，作为合同解除的基本类型。（注：参见王家福主编：《民法债权》，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364页以下。我国《合同法》第93条、第94条。）作者认为不应把协议解除视为合同解除制度的内容，而应通过合同订立的规则规制协议解除。

首先，合同解除制度的基本规则都是针对合同解除权的发生和行使而设，对协议解除均没有意义。合同解除制度中的解除权的发生原因（条件）、解除权行使方式和解除权行使的法律后果等方面的基本规则都旨在规范解除权的运作、协议解除是双方当事人通过协商同意将合同解除的行为，它不以解除权的存在为必要，解除行为也不是解除权的行使。（注：崔建远：《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页。）其价值也恰恰是于解除权不存在或不成就场合，解决合同的解除问题。因此关于解除权运作的规则，对协议解除没有适用余地。协议解除与合同解除权的行使在构造上大异其趣，没有必要将二者“拉郎配”式地捆绑在一起。

其次，将性质完全不同的协议解除和行使解除权解除合同捆绑成合同解除制度，势必使合同解除制度内部充满矛盾，甚至可能“因为内在矛盾而自己自己”。无视逻辑捆绑起来的规则，根本不可能构成内部和谐一致的制度。因为协议解除的介入，合同解除制度中比较重要的问题，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混乱，使该制度承受着不能承受的张力，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这样的拼盘式的合同解除，还是否有资格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存在。

其一，在合同解除的标的问题上，如果将协议解除纳入其中，解除的标的就不能只是有效合同，（注：我国学者多认为合同解除的标的为有效成立的合同。参见崔建远：《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67页。）因为当事人各方完全可以通过协议解除效力存在瑕疵的合同，结束该类合同效力的不确定状态。没有任何理由将效力存在瑕疵的合同排除在协议解除的标的范围之外，而且通过协议调整当事人间业已存在的法律状态，安排当事人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较其他方式更能体现合同法的意思自治理念，更应该得到提倡。

其二，合同解除的溯及力问题，对于协议解除也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问题。协议解除场合，各方当事人必然要在解除协议中对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作出各方一致同意的安排，各方当事人对自己利益的处分完全属于当事人自治的范畴，对此法律不应也无须通过规定合同解除有无溯及力加以干预。正确的态度是在协商解除的情况下，合同是否恢复原状，如何恢复原状，也应由当事人协商决定。如果就溯及力及恢复原状问题发生争议，还应由当事人继续协商.这也是协商解除与其他解除方法不同的特点。（注：王利明：《违约责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24页。）

此外，合同解除一般不影响当事人请求损害赔偿的权利，这对协议解除亦无适用余地。在协议解除场合，双方当事人已对各自的权利义务作出了具体的重新安排，也就没有必要通过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调整他们之间的法律状态，尽管损害赔偿请求权是达成协议解除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最后，合同订立的规则完全可以有效规制合同的协议解除。协议解除的实质在于以一个新合同取代原合同，原合同关系的权利义务消灭是新合同的基本内容，构成新合同当事人对待给付的主要部分。协议解除不仅要求当事人就解除合同达成一致，终止原合同关系。而且、也是更重要的，当事人应当对合同解除后的善后事宜，即各方的权利、义务作出安排。当事人经协商一致而订立合同和协议解除合同都是合同自由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协议解除的成立与生效与普通的合同成立与生效在法律规制方面并无二致。并且合同成立和意思表示理论能更有效地表达协议解除的全部内容，因为合同成立不仅各方当事人要有成立合同的法效意思的一致，而且要有决定合同内容的目的意思的一致，以合同成立的规则完全能够解决协议解除的所有问题。合同成立的过程，完全能够解释协议解除的全过程，并加以妥贴的规制。作者认为正是基于上述考虑，史尚宽先生道出了大陆法系未将协议解除纳入合同解除制度的理由，合意解除，以第二契约解除第一契约，而非依一方意思表示之解除，与（大陆法系）民法所规定之契约解除全异其性质。故不适用或准用（大陆法系）民法关于契约解除之规定。（注：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30页。）

总之，法律作为社会进行自我认识和规范的产物，首先要求人们必须认识社会现象的客观联系，然后在观念和语言中寻找与这种内容相符合的东西，即通过概念“吸取真理性，并依据概念来调整自己和认识自己”（注：黄金荣：《法的形式理性论》，《比较法研究》2000年第3期，第307页。）因此，立法和学说上，把协议解除从合同解除制度分离出去，转而把解除权人行使解除权解除合同的条件、方式和法律后果视为合同解除制度的主要内容，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这虽然限缩了合同解除制度的适用范围，但可以大幅度提高合同解除制度的内部和谐一致的程度，增强合同解除制度在特定领域的调整能力，使合同解除制度因有限而有力。同时，这并不排除协议解除可以发生解除合同的法律后果，因为把协议解除排除在合同解除制度之外，并不妨碍法律运用合同成立的规则对协议解除加以规制。对合同解除制度的这种调整，实在是在合则两伤与分则双美之中作出的优劣立判的选择，殊值赞同。值得一提的是，有些学者甚至提出，既然我国现在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要通过市场来调配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合理配置，那么我国的合同立法对所谓的协议解除就没有规定的必要，因为它是合同自由原则的当然内容。（注：马俊驹、余延满：《民法原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620页。）

二、准确界定恢复原状的本来含义，确认合同解除的一体溯及力

合同解除是否具有溯及力是一个在学术界充满争议的问题，立法对此也没有明确态度。但由于它直接与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相钩联，又是合同解除制度必须给予回答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实际上暗含着对合同解除法律后果的不同界定。

在合同解除的溯及力问题上，我国学术界的通说认为无溯及力。这种观点与合同解除制度的价值存在根本冲突。合同解除制度的价值就在于使当事人彻底摆脱已经成立并已生效的合同的约束，消除其对当事人法律生存状态，即权利义务的影响。合同解除若无溯及力，则在解除前当事人已为的履行或受领行为依然有法律依据，依然对当事人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无法摆脱合同的影响。基于对通说解释能力的不满，产生了另外一种颇具启发性的观点，认为：在协议解除情况下，有无溯及力原则上应取决于当事人的约定，无约定时由法院或仲裁机构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因客观原因造成合同不能履行而解除合同，原则上可无溯及力。违约解除，有无溯及力应具体分析。非继续性合同的解除原则上有溯及力，继续性合同的解除原则上无溯及力。（注：崔建远：《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78页以下。）这种观点经过学者的不懈努力，日见丰富、精致、完备，其解释能力远在通说之上，较通说具有很大的优越性，并为很多学者接受，（注：参见张广兴、韩世远：《合同法总则（下）》，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48页。）已成为关于合同解除的溯及力问题的主导性学说。这种观点虽然极富弹性，顾及了合同解除的所有情况，但收之桑榆，却失之东隅，增强了解释能力的同时，却付出了丧失了法律确定性的代价。从表述上看，这种观点充满了“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原则上”等不确定语词，而且还要以“非继续性合同和继续性合同”这种对合同的不确定分类为依托，增加了法律适用中的变数。确定性是法律规则的基本属性，离开了确定性，法律将难以发挥指引、预测、评价等基本功能。法律必须完整、清晰、逻辑严密，这是立法权、司法权严格区分的必然要求，是大陆法系大规模编撰并依赖法典的基本理由。（注：参见[美]梅利曼：《大陆法系》（中译本），西南政法学院1983年印行，第33页以下。）法律法典化的主要目的之一，就在于通过编纂法典统一整理法规，确保法律的安全稳定性。（注：陈金钊：《法律解释的哲理》，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6页。）确定性的缺失，必然造成法官立法，成文法的存在本身也将成为问题。因此，法律的确定性问题直接关系到法治是否可能的问题，（注：黄金荣：《法的形式理性论》，《比较法研究》2000年第3期，第289页。）我们对任何可能导致法律规则失却确定性的理论都必须持谨慎的批判态度。

理论上之所以不惜以牺牲法律的确定性为代价，对合同解除的溯及力问题作出如此复杂的构造，其根本原因在于以能否恢复原状统摄合同解除的溯及力，能恢复原状，则有溯及力，不能，则否；对恢复原状的理解又过于僵化狭隘。这里至少存在两个需要澄清的问题。

其一为恢复原状与溯及力的关系。基于恢复原状与溯及力具有对应关系，论者多谓有些合同解除后不能或不宜恢复原状，因此，这类合同的解除不能有溯及力。把不能恢复原状作为没有溯及力的原因对待，这是一个典型的因果倒置。逻辑上，恢复原状义务的产生是特定法律事实发生的结果，就合同解除而言，是否产生恢复原状的法律后果，关键取决于解除是否有溯及力，是否使合同关系溯及既往地消灭，当事人因合同关系取得的给付，是否因此失去法律上的原因。合同解除如果有溯及力，就要发生恢复原状的法律后果；如果合同解除没有溯及力，则解除以前的债权债务依然存在，当事人对已经履行的部分不负恢复原状的义务。（注：王利明：《违约责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49页。）只能是确定了解除是否溯及既往之后，才能产生是否恢复原状的问题，而不是相反。不能以合同解除后不能或不宜恢复原状，来论证合同解除的溯及力。以往我们对合同解除是否有溯及力的确定，逻辑进路本身就存在因果倒置的问题。

其二是恢复原状的含义。虽然不能以是否能够恢复原状决定合同解除是否有溯及力，但不能否认的是恢复原状与溯及力确实存在对应关系，研究合同解除是否有溯及力，其主要意义也在于确定合同解除是否发生恢复原状的法律后果。如前所述，学者之所以认为有些场合合同解除没有溯及力，关键是在这些场合合同解除后不能或不宜恢复原状。如果已经确定地认为合同解除后不能或不宜恢复原状，就必须转而寻找没有溯及力的理由和依据，以求得理论体系内部的和谐一致，这种努力无疑是有价值的。但循着这一路径，将恢复原状作等同于返还原物的僵化狭隘理解，必然导致在合同解除是否有溯及力问题上认识的偏差。持合同解除在有些场合无溯及力观点的学者，多从不能返还已为的给付立论，认为事实上不能或不宜返还，理论上就不应强人所难，因此认定合同解除没有溯及力。

于是，对恢复原状的理解，就成为合同解除是否有溯及力问题争议的关键。对合同解除溯及力持保留态度的学者多将恢复原状理解为就是返还已为的给付。但问题是，就返还已为的给付而言，所有物返还请求权、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都具有这一基本功能，法律实在没有设置恢复原状的必要。我国民法通则更把返还财产与恢复原状并列作为民事责任的形式。因此，恢复原状的功能决不仅仅在于在合同解除场合为返还已为的给付提供法律依据，其存在必然另有其依据和合理性。这构成了对恢复原状进行逻辑清理的一个很好的起点。王利明教授等学者认为，恢复原状，在各国立法上有不同的含义。恢复原状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恢复原状是指恢复权利被侵犯前的原来的状态，如返还财产、恢复名誉都可以说是恢复原状。狭义的恢复原状是指将损坏的财产修复。（注：王利明等：《民法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88页。）作者认为，作为与不当得利、所有物返还请求权并列存在的规则，恢复原状的主旨是在相邻关系、合同无效、被撤销和解除甚至侵权等场合，以权利人的原有权利状态为准据，确定相对人义务的范围，恢复本来的利益格局。其功能在于以恢复原状为标准界定义务的范围，而采用何种形式恢复原状，则非本制度所计较。着眼于功能和目的-恢复权利人的利益状态，在合同解除场合，恢复原状是指当事人的利益状态应恢复到定约前的状态，（注：王利明：《违约责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53页。）不仅包括返还已为的给付这种最基本的样态，就已为的给付以替代物返还或做对等的补偿，亦应理解为恢复原状。《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吸收了英美法系对恢复原状的理解，其相关规定亦支持了此种观点。（注：参见《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7.3.6条。英美法系中恢复原状的涵义较广，即使金钱赔偿亦包括在内。）尤其目前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已趋于完善，买方市场已经形成，更应该从价值形态、而不是从实物形态来理解和把握恢复原状.恢复原状的独特功能，构成了可与不当得利制度并存的基本理由，盖以不当得利之制度，以使受益人返还不当利益为目的，常以受益人之利益或财产状态（现存利益）为准据，以定返还义务之范围，而在解除之原状回复义务则以回复给付之原状为目的，常以权利人损失或财产状态为准据，以定其范围，相对人因给付受有利益与否，在所不问。（注：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55页以下。）根据史尚宽先生的概括，尚无债务之履行时。通常此时因解除，契约上之债权关系溯及的消灭，当事人间当然回复原状，从而无发生回复原状义务之余地。在为债务之履行已为物权契约场合，恢复原状可以涵盖以下几方面内容：（1）由他方所受领之给付物，应返还之；（2）受领之给付为金钱者，应附加自受领时起之利息偿还之；（3）受领之给付为劳务或为物之使用者，应照受领时之价额以金钱返还之；（4）受领之给付物生有孳息者，应返还之；（5）就返还之物已支出必要或有益之费用，得于他方受返还时所得利益之限度内，请求其偿还；（6）应返还之物有毁损灭失或其他事由致不能返还者，应偿还其价额。（注：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56页以下。）

如果以上对恢复原状的理解能够成立，在合同解除是否有溯及力的问题上，我们就会得出一个颇为确定的结论-合同解除有溯及力。（注：王利明教授亦持此种观点，并论证了合同解除不溯及既往就不能保护非违约方的合法权益并制裁违约方的主要理由。但王教授同时认为合同解除具有溯及力也应视具体情况而定，在特殊情况下，应对合同解除的溯及力作出限制。具体言之，以使用标的物为内容的合同、劳务合同因已为的给付无法返还，委托合同因履行行为涉及善意第三人利益，故合同解除不应有溯及力；如果一方受领给付，将标的物转移给第三人，若溯及既往则会因恢复原状而殃及第三人利益，在此场合，合同解除也不应有溯及力。王教授没有彻底地坚持合同解除有溯及力，而对自己的观点加以调适缓和，也是没有注意恢复原状的基本功能所致。参见王利明：《违约责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50页以下。）合同解除在所有场合恢复原状均为可能且为可行，因此，在理论建构上，我们就不必因为顾忌恢复原状的实际可能性和可行性，而对合同解除的溯及力作出繁复曲折的安排，并因而损害理论的内部和谐一致。而且一体溯及力的取得，更有利于合同解除制度独特功能的发挥，使当事人彻底地摆脱已不合时宜的法锁的束缚。还恢复原状以本来含义，就合同解除的溯及力给出确定的结论，才能使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获得确定性，较好地实现作为成文法规则的基本功能。

由于合同解除一体地具有溯及力，因此合同解除后，各方当事人均享有恢复原状请求权。但在恢复原状请求权的行使上，《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的作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效果上，都颇值称道。其第7.3.6条（restitution，恢复原状）规定：终止合同时，任何一方当事人可主张返还他所提供的一切，只要该方同时亦返还他所收到的一切。如果实物返还不可能或不适当，只要合理，应予以金钱补偿。即在当事人各方均享有恢复原状请求权场合，就各方的请求权行使成立同时履行抗辩权。

三、与合同解除并存的损害赔偿是对无过失方信赖利益损失的赔偿

关于合同解除与损害赔偿的关系，向有三种基本主张：其一为以德国为代表的选择主义，即于债务不履行时，债权人得就解除合同或主张债务不履行之损害赔偿，择一行使。合同解除与损害赔偿互相排斥，不能并存：其二为以瑞士、法国和日本为代表的两立主义，主张债权人得于合同解除同时请求损害赔偿，合同解除不影响当事人要求赔偿损失的权利。在两立主义内部，对于损害赔偿的性质，粗略地可概括为两种主张：（1）因债务不履行之损害赔偿说，即违约损害赔偿；（2）因合同解除之损害赔偿。这里的损害究指何种损害而言，又有两种观点：其一为履行期待说，即因期待合同不解除而可完全履行所受之损害；其二为信赖利益说，此即瑞士债务法所规定的消极的合同上损害。（注：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61页以下。）

选择主义的理论基础在于合同解除是以使当事人的法律生存状态恢复到与合同订立以前同样为目的，解除使合同溯及到成立时消灭，因不履行而产生的损害赔偿也失去存在基础和前提，与因合同而发生的权利义务一道消灭。选择主义之所以为德国民法典继受，概念法学的影响可能是其中重要的原因，是过分强调法典的逻辑自足性、过度追求法律规则的逻辑一致性所致。其结果必然是由于严格的职业性法律逻辑，当事人的期望往往落空。如以法律的抽象命题来剪裁生活现实，一味强调遵循法律科学阐述的“原理”和只有法学家想象的天地里才有的“公理”，这种失望也是不可避免的。（注：[德]韦伯：《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中译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308页。）这种主张在肯定当事人违约是合同解除权发生的主要原因的同时，陷于对法律内在逻辑的偏执，无法对恢复原状之外的当事人因信赖合同成立而导致的损失提供救济。这有可能荡涤当事人对合同的信赖的心理基础，而这种信赖对于减少交易费用、维系社会合作弥足珍贵，民法必须珍惜。因此，选择主义虽然满足了概念法学的逻辑偏好，但却因此牺牲了法律的正义诉求，随着概念法学日益受到利益法学、自由法学、现实主义法学、批判法学等后现代法学流派的置疑，即使是深受德国民法影响的国家，如瑞士、日本，在合同解除与损害赔偿的关系问题上，也没有盲目追随选择主义。

与选择主义的逻辑偏好适成对照的是，两立主义中的债务不履行之损害赔偿说对逻辑的虚无主义态度。后者认为，在债务不履行场合，合同解除与损害赔偿不是互相排斥，而是同时并存，债权人除了能解除合同之外，还可以请求因不履行而发生的损害赔偿。理由是如果因债务不履行而发生损害赔偿，在合同解除前即已存在，不能因合同解除而变成不存在。在承认损害赔偿请求权继续存在之范围内，合同之效力不妨视为依然存续。（注：参见周林彬主编：《比较合同法》，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52页。）但是债务不履行之损害赔偿，乃原债务内容转换而来之赔偿，与原债务不失其同一性。（注：林诚二：《民法理论与问题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17、237、257页。）此为债法之基本原理，至为明显。因此，债务不履行之损害赔偿必须以合同有效存在为前提。合同解除溯及的消灭债权债务关系，又不影响请求不履行之损害赔偿，其间的矛盾而带来的张力实在无法为法律所承受。既然我们承认合同解除具有溯及力，在同一体系内逻辑上，就无法再认同债权人的债务不履行之损害赔偿请求权，反之亦然。该说取向生活实际的态度，固然可嘉，但对法律的体系和内在逻辑牺牲太大。按照哈耶克关于检验法律的“内在批评”方法，为了改进法律系统，一种特定规则就只能根据它与整个法律系统，更为重要的是，根据它与由此而来的行动秩序的一致性或不一致性来加以评判（注：参见[美]霍伊：《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中译本），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33页。）。走出幼稚的民法学，也应该在民法体系的高度，研讨具体规则的设定，寻找既符合生活实际，又与整个法律体系一致的替代方案，解决合同解除后的损害赔偿问题。

于是，我们把目光转向了瑞士债务法提供的思路，合同解除后的损害赔偿是对无过失一方信赖利益损失的赔偿。作者认为，此种立法例成功地消解了体系化的“白纸黑字”的法律规则与鲜活生动的生活现实之间的张力，同时满足了冲突双方的基本诉求，殊值赞同。信赖利益赔偿者，乃法律行为外形上虽成立，但实质上无效，当事人一方因善意无过失信其有效致受损害之赔偿也。（注：林诚二：《民法理论与问题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7页下。）发端于英美法的信赖利益赔偿旨在无侵权行为或债务不履行之事实场合，对当事人一方，提供救济，赋予善意无过失之信赖人向相对人请求赔偿其因法律行为无效而生之消极的合同利益的权利。近世，在大陆法系该制度已发展成与侵权损害赔偿、违约损害赔偿并列的法律救济方式，于合同不成立、合同无效、合同被撤销等场合均有适用，适用于合同解除场合亦为妥当。信赖利益赔偿请求权，在发生基础上，实质基础为民法之帝王原则-诚信原则，形式基础为法律的直接特别规定，（注：林诚二：《民法理论与问题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57页以下。）不以合同的有效成立为前提。因此，在逻辑上可与合同解除的溯及力和谐共存，事实上信赖利益赔偿之所以产生就是为了在维持法律体系化的前提之下，消除债法的体系化诉求与社会目的的冲突。在赔偿范围上，固然信赖利益，即消极利益或消极的契约利益赔偿之结果，即如同契约未曾发生然。信赖利益，与债权人就契约履行时所可获得之履行利益（thebenefitofperformance）或积极利益，显然有别，履行利益赔偿之结果，契约即如同被履行然。但信赖利益赔偿涵盖财产损害和非财产损害，财产损害又包括所受损害与所失利益。因此，信赖利益的赔偿甚至可能超过履行利益。（注：林诚二：《民法理论与问题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84页以下。）二者在范围上互有短长，难分优劣，只有着眼的角度不同而已。采信赖利益赔偿说既债法之体系相符合，又能救济善意无过失相信合同有效之当事人，诚为可取.

合同制度论文篇2

油田企业具有特殊的行业性质，国内大多数油田企业具有跨越地区、多行业交织的特征，各下属企业分布分散，各部门合同复杂多样，这使油田企业合同管理制度运行困难。另外，油田企业对外经济交往活动密切，签订合同的数量和金额呈逐年上升趋势，这也增加了合同管理的难度。

1.合同管理制度流于形式，缺乏重视

目前，油田企业内部普遍存在着不重视合同管理制度和合同管理工作的情况，上至管理人员，下至普通工作人员，法律意识比较薄弱，将合同管理制度和合同管理工作流于形式，认为签订合同也是流于形式。另外，以为合同管理工作只是合同相关部门的任务，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风险意识不强，重视程度不够。

2.补签合同的情况普遍存在

某些油田企业或因工作任务量巨大，工作人员无法供给，或是因合同审批时间过长，或是因工作计划存在滞后情况，所以开工，后立项，再补签合同，不按照合同签订的正常顺序办理，使合同的约束效率流于形式，无法做到成本的提前预算和控制，大大增加了合同纠纷的可能性。

3.盲目签订、变更、解除合同，合同不规范

合同的签订过程中存在众多问题，首先，对于对方的资质不审核或者审核不严谨，在不了解对方企业的情况下，就盲目的签订合同，给油田企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其次，合同内容频繁变更，对于合同的标的额和期限没有商定清楚便立项，或是因为实际工作当中随意变更工作量，使与原合同不符合，不能按照合同如期履行。最后，由于立项前没有做足够的论证和调查，合同缺乏履行的必备条件，只能解除合同或终止合同的履行。另外，还存在着合同名称不明确、分类不清晰、期限不准确的情况。

二、完善合同管理制度的措施

1.高度重视合同管理制度和合同管理工作

首先，必须加强上层管理者对合同管理制度和合同管理工作的重视。只有上层管理者带头主动学习法律知识，遵守法律知识，并且积极运用法律治理企业和管理经济，才能为普通员工树立榜样、带好头，真正关心合同的立项、制定、审批、签订、履行、监督工作。其次，逐步完善合同管理机构，培养高素质的合同管理专业型人才，定期举行培训，加强合同管理人员的综合性、实践性和专业性能力，同时树立员工的风险意识和法律意识，不断完善和健全人才队伍建设，油田企业逐渐建立起以总经济师为核心，以专业管理人员为辅助力量的合同管理体系，实现全面、全程、全员合同管理。

2.不断加强合同管理制度建设，完善合同相关内容

合同制度论文篇3

关键词:劳动合同调查探讨

劳动合同是劳动关系确立的普遍性法律形式，亦是劳动关系当事人双方权利义务的依据。研究和完善劳动合同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为此，笔者对广州某高校劳动法规执行状况展开了一次抽样调查，并将调查结果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一、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1.本次调查范围包括该高校所属巧个不同类型单位。调查采取无记名问卷方式进行。由各单位人事劳资部门主管作答，资料来源真实、可信。

2。被调查对象涵盖上述单位实行劳动合同制、聘用合同、人事合同以及其他雇佣方式的人员。被调查者主要从事教育、科研、医疗卫生、后勤服务等岗位工作。个人身份分别为专业技术人员、行政干部、工人等，大部分具有高学历、有专长等特点。

二、现行劳动法规的执行状况

1.通过调查得知，各单位在招聘员工中具有以下共性:a.对员工的要求排前三位的分别为:学历、年龄及健康状况、个人专长;b.均根据本单位具体情况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期限为1-3年，试用期3-6个月不等，并在合同中规定应遵守单位规章制度及双方的权利义务和违约责任;c.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时，均认为以下内容为必须条款:即劳动合同期限、违约责任、工作内容、劳动纪律、职工福利、合同终止的条件、劳动报酬、社会保险等;d.在劳动合同中，应明确劳动者具体岗位，合同期内一般不予改变，同时为职工购买了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

2.被调查单位在管理劳动合同人员时的一些具体做法为:a.严格执行每周40小时法定工作时间，如工作需要加班加点，一般采取补休或给付加班加点工资的方式;b，如劳动者被判刑或被劳教，各单位均会与劳动者解除合同;如发生争议，各单位均倾向选择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处理劳动争议;c.劳动合同届满时，各单位均有一整套严格的考核措施。如考核合格，且岗位需要，可续签下一聘期的劳动合同。对劳动者实行同工同酬的给付方式，对专业技术人员按规定享有一定的带薪假。

3.被调查单位对劳动法规执行现状的看法。a.多数单位认为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对企业与劳动者的权利与义务规定明确，具有可操作性。但亦有少数单位认为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对企业权利的限制不适宜。例如国家立法时对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阐述较多，但对企业的合法权利阐述相对较少，没有体现企业与劳动者平等主体的地位;b.对“劳动者普遍处于弱势地位”这一观点，被调查单位持认同态度的约占60%。另有40%的单位则认为，现行劳动者维权意识日益加强，个别劳动者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时往往不辞而别，且动不动就以告到法院相要挟，给单位管理造成一定压力，导致成本资源损失。C.对于用人单位依法解除劳动合同和劳动合同期限届满不续签时，用人单位需要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或生活补助费这一规定持赞成态度的约占70%,另有30%的单位认为目前经济不景气，企业负担沉重，不应额外支付补偿金。

三、问题与对策

1.应依法改变单方面订立劳动合同试用期的现象。调查表明，目前普遍存在用人单位单方面在合同中订立试用期的情况，这是违反劳动法规定的。因为试用期的约定必须出于当事人的合意，未经协商或者没有证据证明形成合意的不能认定存在试用期。同时，对劳动法25条第1项规定“试用期内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中的“录用条件”应作广义的理解，即理解为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综合要求。

2.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应作为主要用工形式。我国劳动法对劳动合同期限的规定分为有固定期限、无固定期限和以完成一定工作为期限三种情形。实际上，目前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的劳动合同一般都是有固定期限的，很少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在我国就业形势处于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情况下，普通劳动者受到下岗和失业的压力，根本无法和用人单位讨价还价。我国劳动法的价值取向，应将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作为主要的用工形式。对有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用列举的方式明确规定只有在一些特定情形下，才允许使用，法律应对此有更加详细的规范。

3.应正确看待“劳动者处于弱势地位”的问题。劳动者处于弱势地位，其主要原因为:a.从财产占有上看，劳动者一无所有，用人单位拥有生产资料等物质;从客观情况看，劳动力过剩是一种常态现象，因此劳动者在挑选用人单位时选择余地不大。b.劳动关系实质上是劳动力的租赁关系，劳动力的特殊性决定了这种租赁使用关系有利于租用方，而不利于出租方。c.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是一种长期的投资，一般情况下是由劳动者自己支付费用，但与回报不成正比。d.劳动力以劳动者的生命为载体也决定了劳动法要特别保护劳动者。因此，劳动法第1条明确规定:“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调整劳动关系，建立和维护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劳动制度，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由此可见，劳动法的基本精神应理解为:劳动者享有劳动力所有权以及偏重保护劳动者。那种认为劳动法仅提出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没有保护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的认识是片面的。:

4.依法解除劳动合同时，用人单位应依据不同情况，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对这一问题，虽然《劳动法》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根据被调查单位的认知程度和《劳动法》的立法精神来看，用人单位适当支付经济补偿金，不仅是一种人性化的做法，也是一种社会义务。广东省新近修改的劳动合同管理规定，对终止劳动合同和解除劳动合同支付生活补助费问题作了明确的界定。即对1986年9月30日以前参加工作，并在本单位转为合同制职工的原固定工，终止合同时，应当向职工支付生活补助费。对不属于此范围终止劳动合同的人员，可以不支付生活补助费。对于合同其中一方解除劳动合同且符合经济补偿条件的，用人单位要按规定和标准给予经济补偿。广东省这一规定的实施，较好地解决了终止劳动合同和解除劳动合同人员的经济补偿金问题。

合同制度论文篇4

主题词：航空运输合同 航空运输销售 商事 法律特征 航空运输销售类型 权 限制 性质 授予 消灭 法律责任论文摘要：本文从研究我国民用航空运输合同中的销售的法律关系入手，对销售的概念、类型、法律特征、航空运输销售权的性质、授予、限制、消灭、法律责任和我国销售中的三处漏洞加以分析和论述。我国民用航空运输业在1980年3月15日理顺民航管理体制，结束了空军代管的历史。在1987年12月11日，民航总局又正式颁布了《国内航空运输销售人管理暂行规定》，初步确立和规范了航空运输销售制度。自此以后，民航运输业和航空运输销售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但是关于航空运输销售制度的法学研究，还是严重滞后于形势发展的。一、 和航空运输合同中的销售航空运输合同，顾名思义就是指航空承运人将旅客及其行李或者货物运送到约定的地点，旅客或者托运人向航空承运人支付运费的合同①。是指一方授予他方权，他方依权与第三方进行法律行为，其行为后果由一方承担②。此中“一方”称为本人、被人，“他方”称为人或受托人，“第三方”称为第三人或相对人。的发生过程是由本人授权行为――人行为――本人与第三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共同完成。航空运输销售是通过航空运输合同的附属合同――销售合同来实现的。在一个有效的关系中体现出来的的法律特征中，其主体特征表现为：必须依赖本人、人、第三人三方民事主体的存在；其行为特征表现为构成中包含了两个法律行为即本人之授权行为和人之行为；其关系特征表现为具有三面法律关系，包括本人与人之间的授权委托关系、人与第三人之间的行为关系、本人与第三人之间的效果归属关系。同样的，在一个有效的航空运输销售关系中，必须依赖本人（航空运输企业）、人（航空运输销售人）和第三方（旅客、托运人）三方主体的存在，缺失任何一方都将不构成航空运输销售关系；航空运输销售的构成中，包含了本人将销售权授权给人之行为和人以本人名义销售运输产品的行为；航空运输的关系特征中，本人通过向人授予销售权形成授权委托关系，人直接向第三方以本人的名义销售所的运输产品形成行为关系，至于本人和第三人的关系，由于人在范围内的作为和不作为，关系到航空承运人（从事公共航空运输事业的企业法人）履行的运输，应当视为承运人的作为和不作为，体现出效果归属关系。民航总局1993年8月3日颁布实行的《民用航空销售业管理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指出，民用航空运输销售业是指“受民用航空运输企业委托，在约定的授权范围内，以委托人名义代为处理航空客货运输销售及其相关业务的营利性行业”，在《中国民用航空旅客、行李、国内运输规则》（CCAR-271TR-R1，1996年2月28日修订）和《民用航空运输销售业管理规定》及其实施细则中的有关规定中，确认了航空运输销售人（从事民用航空运输销售业的企业）的概念、范围、设立条件、营运管理和监督罚则等内容，较为全面地反映了航空运输销售制度的内容。由于航空运输销售人的主体资格在民航总局颁布的《民用航空运输销售业管理规定》及其实施细则中有严格限制，人必须是企业法人，销售人也是依靠销售航空运输企业所提供的“商品”或“产品”来获利的，航空运输销售人更符合商事③的特征，即接受本人委托的商事主体，以营利为目的与第三人为法律行为，其行为后果由本人直接或间接承担，简单地说，就是一种营利性的民事。航空运输销售作为一种商事，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商事的主体――销售人（即商事人）除了应当具备民法所要求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外，而且还必须具备从事经营活动的资格；第二，人的行为如果直接以本人名义进行，其行为后果直接由本人承担，如果以人自己的名义进行，在本人与人授权关系真实存在的前提下，本人在承担人行为后果时，法律将赋予本人介入权和第三人选择权；第三，本人对人的授权意图及意思表示，在与人订立的委任契约中表达，并且须以人的承诺而有效，同时有民航行政管理部门或者民航地区行政管理机构的确认为保证；第四，销售人在某些 情况下比民事人中的人承担更大的风险和责任，在与本人有特殊约定的前提下，需要直接对第三人负责，承担独立责任。例如销售人因自己工作失误，向第三人售出了无效客票，造成第三人无法登机成行，在本人与人有直接约定时，人必须直接赔偿第三人因此而造成的损失。二、 航空运输销售类型对航空运输销售进行简单的分类，有助于我们全方位、多角度地理解我国航空运输销售制度。一般来讲，通过不同的分类方法，可将航空运输销售分为以下不同的类型：1、从法学理论和的概念方面入手。航空运输销售人按照被人（本人）的委托行使权，航空运输销售属委托；同时，航空运输销售是以本人名义与第三人为法律行为，是直接；它是基于航空运输销售权所为之，是有权；航空运输销售人在权限范围内以本人名义为意思表示，是积极；它的权是基于本人的授予，并经民航行政管理部门或者民航地区行政管理机构批准，是意定；它的航空运输销售权范围有特定的限制，是有限或部分；由于本人是向数个航空运输销售人分别授权，而每个人都有各自独立的航空运输销售权，可以分别单独行使，因此又是集合。2、从经济学角度入手。作为商业流通领域的，根据人权限的大小可分为独家、一般和总；根据商的对象不同可分为销售和采购；根据商销售或采购商品的环节可分为批发和零售。④航空运输企业所提供的“商品”或“产品”就是运输服务，作为其，一般不享有专营权，委托人可以在市场上建立多家关系，也可以自己在该市场上从事经营，是一般；人与被人（航空运输企业）签订合同，销售被人的产品（运输服务），是典型的销售；由于销售的产品的特殊性，人只能是零售。3、从航空运输销售业务范围来看，航空运输销售分为一类航空运输销售（经营国际航线或香港、澳门、台湾地区航线）和二类航空货运销售（经营除香港、澳门、台湾地区航线外的国内航线），每类销售又分为客运和货运两种。三、航空运输销售权的性质、授予、限制和消灭在航空运输销售中，权实际上是由民航行政管理部门或者民航地区行政管理机构审核批准后授予的。总的来说，权利包含了权益、主张、资格、权能和自由五大要素⑤，权亦不例外，作为特殊形式的销售中的销售权则更不能例外。销售权是销售人行使航空运输销售行为的依据，是航空运输销售关系形成的基本前提，它分别在航空运输销售关系的不同角度体现着权利要素。首先，它应该是“自由”的，行使销售权的销售人在销售权的权限（范围）内具有充分的自由意志；其次，销售人在具备商事主体资格的前提下，它的“权能”要素表现为人不仅具有履行这种权利的实际能力，而且包含了法律支持的不容侵犯的权威；第三，“权利是行为的选择资格，是意志的实现资格。权是一种权利，当然是一种资格。”⑥销售权最明显的特点就是“资格”，但它只反映权利的静态表征，不能体现一种特定民事权利的法律效果，也就是说，只有资格无从产生航空运输销售权之法律效果；第四，航空运输销售权中的“利益”要素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权的享有必须基于人的同意并通过权的行使而为本人实现利益。其二，既然通过行使权为本人实现了利益，那么人就不会与这种利益无关，而是表现为报酬（费）；第五，航空运输销售权之“主张”实际表达了一种权利需要和权利救济的愿望，和“利益”要素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航空运输销售权的获得必须经过严格的事前审核批准手续，中的授权行为是一种单方民事法律行为，“授权行为仅是委托人单方的意思表示而并不要求受托人同意，可见授权行为是独立于委托合同的单方行为”。⑦航空运输销售中的授权行为，还必须以证书的形式固定下来。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人应认真履行职责，以维护本人的利益为宗旨，正确而有效地履行事务。为了更好的使人遵守制度、履行基本法律关系之诚信义务，有必要对权的行使安排必要的法律限制。因此，在航空运输销售中，禁止越权，禁止自己和双方，禁止转和人的复任权。航空运输销售的权消灭的法定事由有：（一）基本法律关系终结。主要指销售期间届满或代 理事务完成；（二）本人撤回权或人辞去权。主要是指销售人有违反《民用航空运输销售管理规定》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之规定的法定情形，被民航行政管理部门或者民航地区行政管理机构依法撤销空运销售业务权，以及销售人主动辞去权的情形。权一旦消失，销售人即丧失权，此时销售人如再进行活动，将承担无权的责任。四、航空运输销售制度中的漏洞我国航空运输销售迄今为止只有十余年的发展，有关方面制订的涉及航空运输销售的法律法规和其它法律文件自然也是屈指可数，加上我国向来缺乏商事传统，所以完全可以理解我国航空运输销售制度的“先天不足，后天失调”。通过对具体的航空运输销售各方面法律关系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有以下三处漏洞：第一，主体角色错位。剖析航空运输销售法律关系后可以发现，作为航空运输销售的主体――本人的身份，在逻辑上是混乱的。当它作为销售权授予主体时，名义上是航空运输企业，实际上是民航行政管理部门或者民航地区行政管理机构；当它作为第三人效果归属关系的主体时，它又成了具体的民用航空运输企业。销售权的授予原本是民航运输企业正常的经营决策行为，现在却成了民航行政管理部门或者民航地区行政管理机构的一项行政职能，结果授予权的“本人”不负责航空销售业务、负责航空运输销售业务的“本人”无法有效管理人。实际上这两个“本人”应该是统一的，只能是航空运输企业，出现这种概念的混乱，其深层次的原因还是要从政企不分、企业产权不清、市场不规范等因素中去探寻，本文暂不做深入探讨，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局面必然导致航空运输销售制度“空壳化”，给少数无良人以侵吞航空运输企业利益的可乘之机，严重影响我国民航事业的健康发展。第二，忽略了“交易安全”⑧。所谓交易安全，即交易行为之安全，保护交易安全即为保护交易行为本身。在一个具体的法律关系中，即应以合理信赖之虚象代替实象，以资保护新利益之取得者。我国现行航空运输销售制度对人和本人的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都有相关法律法规条文作出明示，对本人与人之间的授权委托关系和人与第三人之间的行为关系均有较为详尽完善的规定，体现出对本人的权利（静态安全）和人的有效保护，但在航空运输销售制度中没有明确规定无权及其法律责任，缺乏相关的法律保护，从本人与第三人之间的效果归属关系方面来观察，有忽略“交易安全”的倾向，这对于保护善意第三人的权益是非常不利的。第三，权张冠李戴。从前文中我们已经很清楚地看到，在航空运输销售中，本人授予人的权是一种委托权，但我们也很清楚地看到，颁发给各个人的证书，无一例外都印刷着“指定销售人”字样，在民航系统的有关文件中也堂而皇之将航空运输销售权称为“指定”，而指定实际上是法定的一种形式，其本质上是针对无民事行为责任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责任能力人的监护权。概念上的混淆会贻笑大方，更有可能造成对法律事实的认定错误，不可不引以为戒。综上所述，通过对和航空运输销售制度的分析研究，我们不难看出，航空运输销售既有的一般法律特征，又有其鲜明的行业特点和特殊性。事实证明，只有在正规化、法制化的轨道上依法管理和规范航空运输销售业，才能使其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参考书目：① 孙林《运输合同》，第137、158页，法律出版社1999年郭明瑞、王轶《合同法新论·分则》第253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② 江帆《法律制度研究》第10页，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③ 张楚《论商事》，《法律科学》1997年第4期刘一粟等《商事论纲》，《武汉大学 法学评论》1996年第5期④ 李玉兰、亦冬《商业制理论研究述要》，《广西商专学报》1996年第2期⑤ 夏勇《人权概念的起源》第43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⑥ 李锡鹤《民事理论的几个问题》，载梁彗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10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⑦ 梁彗星《民法总论》第218页，法律出版社1998年⑧ 江帆、孙鹏《交易安全与中国民商法》，第18-19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

合同制度论文篇5

承诺一词(Acceptance)在我国外贸业务中常被译为“接受”，它是与要约相对应的一种行为。根据《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以下称《公约》)第18条规定，所谓承诺是指：“受要约人作出声明或以其它行为表示对一项要约的同意即为承诺。”可见承诺的实质是被要约人以声明或其它行为作出的接受一项要约的意思表示。一、承诺的有效条件从公约的定义和有关其它要求来看，一项能够导致合同订立的有效承诺必须具备以下几方面的条件：(一) 承诺必须是被要约人作出的。这里的被要约人可以是被要约人本人也可以是被要约人授权委托的人，而被要约人以外的任何第三人的任何意思表示均不构成有效的承诺。例如香港某中间商A，就某商品以电报邀请我方发盘。我方于6月1日向A发实盘并限6月6日复到有效。 6月5日我方收到美商B按我方发盘开来的信用证，同时收到A来电称：“你1日实盘已转B”。由于该商品国际市场价格猛涨，我方将信用证退回开证行并按新价格向B发盘。B则认为其信用证于发盘有效期内送达，是有效的承诺，故合同已订立，拒绝接受新价，要求我方按原发盘价交货。本例中我方是要约人，A是被要约人，B则是第三人。尽管B在有效期内开来信用证表示完全接受我方发盘，但这种接受不构成有效承诺，我方与B之间未产生合同关系，故可据此驳回B的要求。(二) 承诺必须是对要约的明示接受。这一条件涉及到承诺的表达方式问题。从公约来看，所谓的“明示接受”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指被要约人向要约人发出一个表示同意或接受要约的专门通知或声明。这种明示的接受可称之为“通知承诺”，也是实践中常用的一种承诺表达方式；另一种是指公约第18条第3款规定的方式，即如果根据要约本身或依据当事人之间确立的习惯作法或惯例，被要约人可以作出某种行为。例如某年9月1日买方致电卖方：“需购下列货物：A101，100箱，100美元／每箱CIF纽约。如接受请立即发货”。9月2日卖方将上述货物发运给买方。本案中根据要约(买方9月1日来电)本身的要求，被要约人(卖方)可以用发货这种行为来表示接受。因此卖方作出的发货行为本身就已构成了承诺，而无须再向买方发出表示承诺的专门通知。又如买卖双方是老客户关系，双方在长期交易业务中已确立了由买方作出与付款有关的开立信用证行为来表示对卖方要约的同意，而无须逐笔交易发出同意通知的习惯作法。则在本案双方之间，当买方接到卖方的销售要约后，一旦按要约内容及时开立了信用证，这种开证行为本身就构成了承诺，买方同样无须再发—个专门通知去表达承诺。为了与前一种明示接受(即通知承诺)相区别，我们可以将公约规定的后一种明示接受称为“行为承诺”。尽管行为承诺较通知承诺来看是一种特殊承诺表达方式，但这种方式的有效性已被公约明确确认。为了强调“承诺必须是对要约的明示接受”这一承诺有效条件，公约第18条第1款还明确指出：缄默或不行为本身不等于承诺。这就意味着被要约人接到一项要约后如果既未发出承诺通知，也未作出行为承诺方式中所要求的任何行为时，则不能视为他已承诺。(三) 承诺必须是一种对要约完全和无条件的接受。公约第19条第1款中规定：“对要约表示接受但载有添加、限制或其它更改的答复，即为拒绝了该项要约，并构成反要约”。这里的“添加”是指在被要约人作出的接受中增加了原要约中没有的内容；“更改”主要是指被要约人作出的接受中改变了原要约中已有的某些内容；而“限制”则是指在被要约人作出的接受中对原要约的某些内容表示了有条件的接受。从第1款的要求来看，公约认为原则上一项有效的承诺在内容上应与原要约本身的内容保持一致，而不应包含上述的添加、更改或限制。但是，如果被要约人对要约所表示的接受中一旦含有了上述添加、更改或限制时怎么办?这种在内容上与原要约不一致的接受能否成为有效的承诺呢?对于这一问题，公约第19条第2款又作了较为灵活的规定。第2款规定：“对要约表示接受但载有添加或不同条件的答复，如所载的添加或不同条件在实质上并不变更该项要约的条件，除要约人在不过分迟延的期间内以口头或书面通知反对其间的差异外，仍构成承诺。如果要约人不做出这种反对，合同的条件就以该项要约的条件以及接受通知内所载的更改为准。”可见公约认为，发生了上述不一致的时候，首先判定这种不一致是实质性的还是非实质性的。如果属于实质性的不一致，则这种接受便自动地成为一项反要 约，而不再是有效的承诺；如果是非实质性的不一致，则这种接受的最终效力要取决于要约人的表态，即如果要约人对这种不一致及时地以口头或书面方式表示反对，则这种接受便不能成为有效的承诺，否则这种包含了与原要约非实质性不一致内容的接受仍构成有效的承诺，并且在双方事后订立的合同中，被要约人所作的各种非实质性的添加、更改或限制将?〈贾杏胫灰恢碌哪谌荻晌胶贤械奶蹩罨蚰谌荨?nbsp;那么究竟哪些添加、更改或限制属于实质性的，哪些又是非实质性的呢?公约19条第3款规定：“有关货物价格、付款、货物重量和数量、交货地点和时间、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的赔偿责任范围或解决争端等的添加或不同条件，均视为在实质上变更要约的条件。”这一款的规定有两层含义：其一是该条款明确指出，凡针对原要约在以下六个方面发生的“不一致”则为实质性的不一致：(1)货物的价格； (2)货物的品质和数量；(3)付款，主要包括付款时间、地点、支付手段(货币或票据)和支付方式 (信用证或托收或汇付)；(4)交货的时间和地点； (5)赔偿责任的范围，如违约金或赔偿金的计算与支付；(6)争议的解决。其二是由于公约并未从正面对非实质性的添加或不一致作出明确说明或列举，因此可以认为除第3款列举的六个方面以外，发生在其它方面的添加或不一致应属于非实质性的不一致。例如我某进出口公司于某年2月1日向美商报出某种农产品。中方发盘中除列明各项必备交易条件外还注明“Packing in Sound Bags” (采用牢固的袋子包装)。在发盘有效期内美方电称：“接受你方1日来盘，Packing in New Bags(采用新的袋子包装)”。中方收到复电后即着手备货。数日后，当中方准备发货时，该种农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猛跌。此时美方又来电称：“我对包装条件作了变更，你未确认，故贵与我之间并未订立合同”。中方此时则坚持合同早已订立，双方因此发生争议。本案中美商(被要约人)在表示接受时的确将原要约(中方发盘)中的“Sound Bags”更改为“New Bags”，从而发生了不一致。但依照公约这种货物包装方面发生的更改或不一致，不属于公约列举的六种实质性的更改或不一致，因此美商这种更改造成的不一致应视为非实质性的不一致。本案中，中方收到复电后并未作任何反对，而是积极地备货和发货。故双方之间已成立了合同，美商的辩解理由不能成立。但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本案中方发货时应采用“New Bags”包装而不能再采用原发盘中的“Sound Bags”。又如，我方A公司向美方旧金山的B公司发盘供某种商品100公吨。发盘指出，2400美元／每公吨，CIF旧金山，收到信用证后两个月内交货，不可撤销的信用证付款，限三天内答复。第二天中方便收到B的回电称:接受发盘，立即装运。A未作答复。又过了两天后，B公司从旧金山花旗银行开来了不可撤销的即期信用证。信用证中同样注明“Shipment immediately(立即装运)”。当时该商品市场价格已上涨了20％。A拒绝再交?醪⑼嘶亓诵庞弥ぁ1景钢蠥的发盘中规定的交货时间为“收到信用证后两个月内”，而被要约人B的回电中将交货时间更改为“立即装运”。这就意味B的接受在交货时间上与原要约发生了不一致，而依照公约这种更改和不一致属实质性的更改和不一致。所以B的回电便自动成为一种反要约，而不属于有效的承诺。对B的回电A事后未再答复。故双方之间并未订立合同，A拒绝交货是完全合法的、正当的。(四) 承诺必须在要约规定的承诺期限内作出或作出并送达要约人方为有效；如果要约人未规定承诺期限，则承诺必须在一段合理时间内作出或作出并送达要约人方为有效。这一条件在公约第18条第2款中作了明确规定。此处所说的“一段合理时间”应该是多长呢?公约并未作进一步的具体规定。但依照该款要求来看，这种“合理时间”长短的确定应“适当考虑交易的情况”。所谓“交易的情况”，从国际贸易实践来看应主要包括交易货物的性质、货物的市场价格波动以及要约人在要约时使用的通讯方法。比如，要约人使用较快速的通讯方法要约，货物又属于时令性很强的或活鲜商品而且这种商品的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很大，则此时承诺的“合理时间”就应短一些，反之则可以长一些。在分析和掌握这一条件时有必要分两种情况：第一，如果被要约人采用行为承诺 时，则这种行为必须在要约人规定的承诺期限内或如果要约末规定此种期限则在一段合理时间内作出方为有效的承诺。第二种情况，如果被要约人采用通知承诺，则这种通知必须在要约规定的承诺期限内或如果要约未规定此种期限则在一段合理时间内作出并送达要约人(着重号为本文所强调)方为有效承诺。另外公约还规定，除非要约本身另有约定，否则针对口头要约的承诺必须立即作出方为有效。要约中规定的承诺期限如何计算是掌握这一条件时涉及的又一重要问题，按照公约要求和精神，这种计算需区别两种情况：第一，如果要约人在要约中既规定了承诺期限，又指明了该期限的计算方法则应按要约本身的方法来计算。例如，要约人在要约中规定“X年X月X日复到有效”或“10天之内复到有效，从你方收到之日起算”便属这种情况。第二，要约人在要约中虽规定了承诺期限，但来指明该期限计算方法。例如，要约中仅规定“限10日内复到有效”，而未进一步指明这10天从何时起计算。针对第二种情况下的期限具体计算，公约第20条规定了以下的计算规则：(1)凡以电报或信件发出的要约，其规定的承诺期限从发电或信中落款的发信之日起计算，如果信中没有落款时间则以发信邮戳日期为发信日。(2)凡以电传、传真、电话等快速通讯方法发出的要约，其规定的承诺期限从要约传达到被要约人时起算。总之，承诺作出时(指行为承诺)或送达要约人(指通知承诺)时超过了上述所要求的承诺期限或一段合理时间的，均视为逾期承诺。从公约第21条规定来看，关于逾期承诺的效力即逾期承诺是否构成有效的承诺，因根据逾期的原因不同而取决于要约人的不同表态：(1)凡承诺作出时(包括行为承诺和通知承诺)已经逾期或作出时未逾期但送达要约人时势必逾期(指通知承诺)，对此类逾期承诺除要约人及时以口头或书面方式向被要约人表示承认，否则便不构成有效承诺。(2)凡一项承诺(仅指通知承诺)在作出时并未逾期也不会势必逾期，而是由于载有承诺的信件或其它文件传递不正常，使得承诺在送达要约人时逾期了。对这种因传递延误而逾期的承诺，除非要约人及时以口头或书面方式向被要约人表示反对，否则仍构成有效承诺。通过对承诺上面几个方面的有效条件所作的分析，我们已清楚地看到，无论对要约人还是被要约人来说一旦发现某项接受不符合上述有效条件时均应作为反要约对待，而不能作为有效的承诺处理，否则一旦发生误解，都将给误解一方造成极为不利的后果或损失。二、承诺的生效时间根据各国合同法和公约第23条规定，合同是于承诺生效时订立。也就是说，承诺一旦生效合同才能订立，当事人之间才能随之产生一种法律上的合同关系。由于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订立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由处在异地的当事人之间通过要约和承诺完成的，所以使得承诺何时生效这一问题显得尤为特殊和重要。关于承诺生效的时间问题，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各国的国内立法向来存有分歧，即英美法系各国一般采用“投邮主义原则”，而大陆法系各国则采用“到达主义原则”。公约对此问题作了统一规定，根据公约规定，采用通知承诺方式承诺时，该项承诺于载有承诺的通知送达(不是作出或发出)要约人时生效(见公约第18条第2款)。这一规定实际是吸收了大陆法系中的到达主义原则；而采用行为承诺方式承诺时，该项承诺于有关行为作出时生效(见公约第18条第3款)。三、承诺的撤回被要约人作出或发出承诺后，如果行情变化并对自己不利或发现承诺内容有误而反悔时，能否将其承诺撤回或加以修改呢?依照公约，对这一问题同样需要分两种情况来回答：首先，如果被要约人采用通知承诺方式作出了一项承诺时，由于公约对这种承诺的生效采取到达主义原则，所以从承诺通知发出到该承诺送达要约人之间尚有一个时间差距。这种时间差的存在使得被要约人对已作出的承诺加以修改或撤回具有可能性。故此公约认为这种承诺原则上是可以撤回的，但有一个条件即撤回或修改通知必须于原已发出的承诺之前或者同时送达要约人，这种撤回或修改才有效。从实践来看，这一规定告诉我们，要想有效地撤回修改一项已发出的承诺，一般必须采用比原承诺传达方式更快的方式来传送这种撤回或修改的通知。其次，如果被要约人采用行为承诺方式作出一项承诺时，由于公约规定这种承诺是于有关行为作出时生效，因此行为承诺一般是不能撤回的。

合同制度论文篇6

一、答谢

1、“拙论一”将各政党都有权独立推荐“人大代表候选人”误认为有权独立推荐“人大代表”。“错文”对这一错误作了纠正。对此，笔者向邸乘光同志表示衷心感谢。

2、“拙论一”中说“党的章程具有宪法意义”。“错文”对这一观点的反驳使笔者意识到这句话没有解释清楚，让人产生了误解，这暴露了笔者在学风上的不够严谨。这一点也要对邸乘光同志表示感谢。（笔者的本义是：法定的执政党的章程具有宪法意义。“拙论一”中疏忽了“法定的执政”这一定语。）

3、 为了感谢邸乘光同志的正确批评，笔者在这里也想帮助他纠正“错文”中的一个明显的失误。“错文”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具有许多特点和优点，“它是最高权力机关，拥有立法权、创制权”等等。这里犯了一个明显的语法错误：主语“它”是指“人民代表大会”，表语指“最高权力机关”等，这等于说“制度是机关，制度拥有立法权、创制权”。希望邸乘光同志能愉快地改正这个小小的语法错误。

二、答问

1、“错文”问：“不论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作为代表统治阶级利益掌握或领导国家政权的政党，无不拥有按照自己所遵循的阶级意志制定整个国家大政方针和重大决策的权力。而在实行政党政治原则的大多数国家中，由公民选举产生的代表机关（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代表大会、‘苏维埃’等）也行使着自己的权力。如果按照‘刘文’（指”拙论一“-引者注）的观点，实行政党政治原则的大多数国家，包括像英国这样的典型的君主立宪国家，岂不都成为‘党主政体与民主政体混合’的‘党主立宪政体’的国家了吗？”

答：不是。因为“党主立宪政体”有三个基本特征：①执政党是法定的而不是竞选上台的。②执政党有制定国家大政方针的权力，而非仅仅有制定大政方针的权利。同时，执政党可以依法部分地“以党代政”，“党政不分”。③执政党受民选的代表机关（议会或人民代表大会）的制约，而不能不受制约。前二者是党主立宪制政体与多党制政体（包括君主立宪制多党政体和民主共和制多党政体）的主要区别，第三者是党主立宪制政体与党主制政体的主要区别。英国以及其他一些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国家没有法定的执政党，只有非法定的执政党，并且这些非法定的执政党仅有制定国家大政方针的权利，而无指定国家大政方针的权力。所以，包括英国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实行政党政治原则的国家不是党主立宪制，而是多党共和制。

2、 “错文”问：君主立宪制是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相互妥协的产物。那么，在我国实行“党主立宪制”“又该是谁与谁的妥协呢？”

答：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组织，它同人民大众在根本利益上是完全一致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根本利益的一致不等于说就没有任何矛盾，事物总是通过矛盾相互联系的，不承认矛盾的观点不是辨证法的观点。既然党和人民群众在非根本问题上存在矛盾，既然这种矛盾是非根本性的矛盾，为什么不寻求一种妥协的方法呢？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尚能意识到它们之间的共同利益而寻求妥协，为什么根本利益一致的我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其他劳动阶级之间就不能寻求妥协呢？难道非要用对抗的方法解决这种矛盾不可吗？妥协就是合作，难道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不应该建立一种合作关系吗？党主立宪制就是中国共产党同广大群众在政治上的妥协与合作的最合适的法律形式。

3、“错文”问：难道要“让共产党当我们国家的最高首脑吗？”

答：基本上是这样。笔者在一些学术会议上曾多次呼吁：宪法应规定中共中央政治局为法定的国家集体元首，同时规定全国人大制约国家元首的形式和程序。在“拙论一”中，由于受篇幅的限制，这个问题没有展开论述，只说党组织和人大之间的关系“由法律规定”。但是，“拙论一”中引用的蔡振帮同志的文章对这一问题（即权力划分）的说明是比较明确的。

4、“错文”问：“党政分开真的会出现悖论”吗？

答：是的，党政分开会出现悖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如此，几十年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笔者在“拙论一”中关于悖论的推论是无可辩驳的。“错文”对这一悖论的反驳本身就又是一个悖论。“错文”一方面说：“即使其他政党的代表在人大代表中的比例多一些，也不会导致多党制，因为共产党是法定的执政党。”但另一方面，“错文”又极力反对“各党在人大代表中的比例法定化”。这就是悖论。既然共产党在人大代表中的比例不能法定化，共产党又何以称为“法定的执政党”呢？看来，“错文”不仅没有驳倒“拙论一”中的悖论，反而证明了那个悖论的存在。

三、答辩

1、“深圳的例子”不是以偏概全，而是画龙点睛。

“错文”认为，深圳市在建市十年仍未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未开过人民代表大会的情况下，并没有成为政治特区，这不能说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以往可有可无。正是“宪法和法律的作用（实质上也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作用）”成了深圳没有成为政治特区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因为，“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宪法和各项基本法律，对深圳还是有效力的，深圳还是要执行的（除有法律规定它可以不执行的外）”。所以，举深圳的例子说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以往可有可无，是“以偏概全”。

笔者以为，“错文”在这里犯了一个自相矛盾的错误。众所周知，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规定是我国宪法和宪法性文件的核心内容。既然深圳没有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说明宪法和宪法性文件的核心内容在深圳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哪怕是形式上的贯彻也没有。既然宪法的核心内容在深圳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又怎能说宪法是使深圳没有变成政治特区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呢”？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深圳没有人大制度没有使深圳变成像香港那样的政治特区，这说明，其他省市如果没有人大制度，也不会成为政治特区。见一斑略知全豹。所以，“拙论一”举深圳的例子说明人大制度在以往可有可无，绝不是什么“以偏概全”，而恰恰是画龙点睛。

2、“文革的例子”又能说明什么？

“错文”在反驳了“深圳的例子”后，举了“文革的例子”，说在“文革”期间，由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遭到严重破坏，导致了严重的后果。由此可以证明，在历史上，人大制度的有无是非常非常之重要的。

笔者以为，“错文”在这里犯了倒果为因的错误。众所周知，不是因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受到了严重破坏才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而是因为发生了“文化大革崐命”才使得本来就地位不高的、在当时可有可无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为什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那么轻易地被“文化大革命”破坏了呢？正是因为这个制度本身在当时是可有可无的。为什么我国的军事制度没有遭受“文革”的严重破坏（至少没有被破坏到像人大制度那样严重的程度）呢？因为我国的军事制度不是可有可无的。为什么我国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度没有遭到“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破坏（至少没有被破坏到像人大制度那样严重的程度）呢？因为当时我国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度不是可有可无的。为什么共产党的领导制度没有被“文化大革命”严重破坏（至少没有被破坏到像人大制度那样严重的程度）呢？因为这个制度不是可有可无的。

“文革”期间，我国的政体是“党的一元化领导”的极端党主制（个别混乱的月份除外）。这一点，笔者在拙著《宪法的精神及其外化》中做过很详细的论述，在“拙论一”中也曾提及，这里不再赘述。

3、“错文”中的同义反复。

“错文”在反驳“党主立宪制”基本原理的时候，其方法是同义反复的方法，因而是站不住脚的。

例一：“党主立宪制”理论认为，“宪法可以授予党一部分国家权力”。“错文”反驳说：“这本身就是与我国的现行宪法相违背的”。

如果“错文”中的这一驳论能够成立的话，那么谁也无权建议修改宪法了。比如，谁如果建议将国务院的任期从五年改为七年，我们就可以反驳说：“这个建议是违反宪法的，因为宪法规定国务院的任期是五年”。-很显然，这种同义反复式的反驳是不能成立的。

例二：“拙论一”指出，传统的政治学、宪法学原理认为党和国家机关的性质不同，职能不同，所以不能以党代政。而党主立宪制理论认为，这种传统的原理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所以应当修正为：“党不能包揽国家全部事务，但可以包办部分国家事务”。“错文”在反驳党“可以包办部分国家事务”的论点时指出：“从理论上讲，党和国家政权机关的性质不同、职能不同，以党代政混淆了党与国家机关的性质和职能。从实践上看，我国数十年的经验证明，以党代政的弊端甚多”。

笔者以为，这里仍然犯了同义反复的错误。不难看出：

“拙论一”的立论公式是：某些传统的理论不行了，应该修正。

“错文”的驳论公式是：某些不行了的传统理论不能修正，因为修正的结果会违反传统理论。-这不是同义反复又是什么呢？

“拙论一”的立论公式是：我国数十年的实践证明，党在没有法律依据的前提下全部的以党代政的做法弊端甚多。因此，应当将此改革为“部分的、有法律依据的以党代政”。

“错文”的驳论公式是：不能将全部的无法律依据的以党代政改革为部分的有法律依据的以党代政，因为实践证明以党代政弊端甚多。-这就不仅是同义反复了，恐怕还有混淆概念之嫌：部分同全部相混淆，有法律依据与无法律依据相混淆。

4、“错文”中的无的放矢。

列宁说过：“我们共和国的任何国家机关未经党中央的指示，都不得解决任何重大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毛泽东说过：“一切主要和重要的问题，都要先由党委讨论决定，再由政府执行”。笔者在“拙论一”中借用了这两段话，并且指出：“新中国建国四十年来的历史完全实践了列宁和毛泽东的这些思想”。

为了反驳上述这一结论，“错文”对上述两段语录的背景做了解释，并且引用了列宁的另一条关于党政分工的语录和邓小平同志的一条关于党政分工的语录，试图证明“拙论一”的作者没有全面地、准确地把握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中关于党政分工的思想。

笔者以为，这完全是没有必要的无的放矢。因为：第一，“拙论一”的作者并未标榜自己的理论是对列宁、毛泽东关于党政关系的思想的准确把握，引用两段语录的目的也不是为了给自己壮胆。第二，在引用那两段语录时，笔者很清楚，列宁和毛泽东在其他场合就党政关系问题也讲过不同的话。第三，笔者的目的是要论证实际上“是什么”，而不是要回答“为什么”，也不是要证明将来“应该如何”。难道“新中国建国四十年来的历史完全实践了列宁和毛泽东的这些思想”这一结论不符合历史事实吗？如果“错文”认为这一判断不符合历史事实，就应当用事实来反驳。列宁的关于党政分工的语录引用再多又有什么用呢？能驳倒上述结论吗？不能，因为列宁关于党政分工的思想并没有变成中国的四十年实践。

5、“将错就错”在某些情况下也是一种科学的态度。

“错文”在结论部分说：“所谓的‘党主立宪制’绝不是什么合适政体，而只不过是对现行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不正常党政关系的一种‘妥协’，是‘将错就错’”。

笔者以为，“将错就错”不一定就是错误的选择。

从理论上看，任何错误的产生，都有一些合理的原因，所以对错误不宜采取绝对否定的态度。况且，有些错误造成的客观后果是不能完全挽回的。因此，必须面对现实，事实求是。

从实践上看，难道能够长期存在的“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做法就没有一点合理性吗？难道从“党政不分”、“以党代政”这种“不正常的党政关系”到理想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实现就不需要一种过渡形式和一个过渡阶段吗？

四、求答

最后，笔者想就党政关系的理论提几个实际问题，求教于邸乘光同志以及理论界诸同仁。

1、在现行的法律和理论框架中，如果全国人大产生的国家军委主席与中共中央产生的军委主席不是一个人，那么，几百万军队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究竟归哪一个军委主席来统率？

2、“错文”指出：“即使其他政党的代表在人民代表大会中的比例多一些，也不会导致多党制”。但是，如果这个比例不是“多一些”，而是“多得多”，超过百分之五十，那有该怎么办呢？比如，如果在某一个县里，共产党员在县人大代表中的比例占百分之二十左右，那么这个县的国家机关还要不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呢？同时，这个县里的共产党组织的活动经费、党校的教育经费还要不要由县财政拨款呢？为什么？

附录：邸乘光同志的批评文章

“党主立宪制”：合适政体，还是将错就错？

-与刘大生同志商榷

刘大生同志在《试论“党主立宪制”-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合适政体之探讨》（刊上海《社会科学》1989年第7期。以下简称“刘文”）一文中，提出了“党主立宪制”的概念，并认为“党主立宪制”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合适政体”。作为一种理论探讨，这当然并无不可。但就其内容而言，笔者实在不敢苟同，故撰此拙文与之商榷。

一、“党主立宪制”的概念是否科学？

“刘文”提出，“党主立宪制”是“一种党主制与民主制相结合的混合型政体。”其概念的逻辑渊源是：人类历史上曾出现过“君主政体与民主政体混合”的“君主立宪政体”。“既然历史上出现过君主制与民主制”的“结合”，“为什么我们不能设想党主制与民主制的结合呢？既然有了君主立宪的概念，为什么不能演化出党主立宪的概念呢？”

如果仅仅从逻辑形式上来讲，“刘文”的上述推演也许是正确的。但是，概念本身并不是纯逻辑的、纯形式的推演，而是对客观事物的本质特征和某些一般特征的反映和概括。我们知道，政党时近代民主政治的产物。在当代各国政治生活中，除极少数的情况外，大多数国家都存在着政党干预政治的制度，通行政党政治原则。不论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作为代表统治阶级掌握或领导国家政权的政党，无不拥有按照自己所遵循地阶级意志制定整个国家大政方针和重大政策的权力。而在实行政党政治原则的大多数国家中，由公民选举产生的代表机关（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议会和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人民代表大会、“苏维埃”等）也行使着自己的国家权力。如果按照“刘文”的观点，实行政党政治原则的大多数国家，包括像英国这样的典型的君主立宪制国家，岂不都成为“党主政体与民主政体混合”的“党主立宪政体”的国家了吗？由此足见“党主立宪制”概念的含义之混乱，概念本身之不科学。

再者，性质不同的事物也是不能简单类推、机械演化的。众所周知，议会制君主立宪制最早产生于英国，是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后，资产阶级与封建统治阶级达成了妥协而确立的。资产阶级把持了议会的大权，而封建君主则成为国家的最高首脑。不难理解，这种议会制君主立宪制是有其特定的含义和性质的。其议会与君主的关系，同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与共产党的关系，在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试问：如果在我国实行“刘文”所主张的所谓 “党主立宪制”，那又该是谁与谁的妥协呢？是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与中国共产党的妥协吗？是让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把持人民代表大会，而让共产党充当我们国家的最高首脑吗？这显然是不妥的，也是欠科学的。

二、“党主立宪制”真是“合适政体”吗？

判断一种政体之是否合适，不能以某人的主观意志和政体的名称而定，而只能以它是否与国体相适应以及适应的程度而定。“刘文”认为，我国现行的政体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是合适政体，而合适政体应该是“党主立宪制”。果真如此吗？笔者的回答是否定的。

国体，即国家体制，它以确认民主与专政的主体及其权力为核心，表明“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政体，作为国体的表现形式，亦即“政权构成的形式”，指的是“一定的社会阶级取何种形式去组织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 我国现行的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我们的根本制度，即国体。为了体现这一国体，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实现，我国采取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政体。它是以人民代表大会为政权组织形式，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组织原则，由人民选举代表组成国家权力机关统一行使国家权力的政治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总结不同革命的时期各个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创立出来的。实践证明，它具有许多特点和优点：（一）它最直接地反映了我们国家的性质，保障了全国各界、各地区、各民族都有自己的代表参加国家政权的管理，体现了全国各族人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人翁地位，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广泛性。（二）它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拥有立法权、创制权。（三）它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人民通过它来行使国家权力，实现当家作主、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四）其他各级国家机关，包括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都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所有这些，充分说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同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是适应的，是合适的。所以，邓小平同志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中还特别强调指出：”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我们要坚决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既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适合我国国体的政体，我们就根本没有理由要改变它而实行所谓的“党主立宪制”。况且“党主立宪制”也根本不是什么“合适政体”，因为它根本不能真正适合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宪法关于我国国体的这一规定表明：一方面，工人阶级是我们国家的领导阶级（其领导是通过其先锋队组织-中国共产党-来实现的）；另一方面，我们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而如果按照“刘文”的观点，由党组织与人民代表大会共同行使国家权力，不仅混淆了党的领导权与国家权力的区别（这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权力），而且也违背了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根本原则。因此，所谓的“党主立宪制”又怎么可能会是什么“合适政体”

合同制度论文篇7

关键词：新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

中图分类号：D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3）06-0005-06

“新制度主义”一词最早是美国人马克·图尔（Marc R. Tool）在其1953 年的博士论文《新制度主义哲学：凡勃伦、杜威和康芒斯》中提出的。而新制度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学理论的提出，则是自美国学者詹姆斯·马奇（James G. March）和约翰·奥尔森（Johan P. Olson）于1984年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发表《新制度主义：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因素》一文之后。此后二十多年，作为一个理论流派的新制度主义得以迅速发展，一些学者甚至将新制度主义的演进视为二战以后西方政治科学的第三次革命，即“范式革命”。本文拟从新制度主义的三大流派及其分歧以及新制度主义诸派别间相互融合趋势的角度对新制度主义理论加以评析。

一、新制度主义的三大流派

新制度主义是在对行为主义理论方法加以批判的基础上重新将制度引入政治学研究的。新制度主义者认为，二战以前的制度主义研究过于重视政治结构、法律框架和程序规则等，过于注重描述，“常常用静态的眼光看待制度而忽视制度的动态运作过程”。[1]与传统制度主义相比，新制度主义的“新”体现在既关注制度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又吸收行为主义动态、过程和定量化的研究方法，[2]无论在研究层面还是在分析角度上都进行了研究范式的更新。

在总体上，新制度主义是一种研究理论的统称，其中包含多种派别，学者们对此有诸种不同的看法。如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威廉·R·克拉克（William R. Clark）倡导两分法，将新制度主义区分为以行动为中心的和以结构为基础的两个派别。[3]盖伊·B·彼得斯（Guy B. Peters）在其《政治科学中的制度理论：新制度主义》一书中提出七分法，认为新制度主义包含有规范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经验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利益代表制度主义和国际制度主义七个派别。[4]西蒙·雷奇（Simon Reich）在《制度主义的四副面孔》一文中从政策领域的角度将新制度主义区分为四个流派。[5]R.A.W. 罗德斯（R.A.W. Rhodes）等在《牛津政治制度手册》中则将新制度主义区分为规范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建构制度主义和网络制度主义五个流派。[6]美国学者彼得·豪尔（Peter A. Hall）和罗斯玛丽·泰勒（Rosemary C. R. Taylor）在1996年发表的《政治科学和三个新制度主义流派》一文中提出三分法，将新制度主义区分为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三个流派。[7]这一划分颇具影响，得到学界的普遍接受和认可。以下对新制度主义中最具影响的这三大流派加以分析。

（一）历史制度主义

历史制度主义的兴起源自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盛行的政治学集团理论和结构功能主义的批判性反思，代表人物有西达·斯科克波尔（Theda Skocpol）、斯文·斯坦默（Sven Steinmo）、凯瑟琳·瑟伦（Kathleen Thelen）和P·埃文斯（P. Evans）等。这一流派接受集团理论关于围绕稀缺资源的竞争集团间冲突构成政治问题核心的观点，同时寻求对不同国家间差异性的解释；认同将政体视为相互作用的各个部分所形成的结构的功能论观点，但更注重组织结构在构成集体行为及产生差异性结果中的作用。

历史制度主义者从历史的角度对政治现象进行因果分析，将历史视为一种过程，强调历史对于现实、过去对于现在的影响。历史主义者认为，脱离历史情境的制度研究是不全面和没有意义的。政治制度在发展变迁中存在一定的路径依赖、时间序列和关键时刻。与其他流派相比，历史制度主义更接近传统的制度政治学。正如保罗·皮尔森（Paul Pierson）在研究欧洲问题时所说：“历史制度主义是历史的，它认为政治发展必须被理解为一种随时间而展开的进程；它是制度的，它强调现时进程的许多当前含义存在于制度之中，不管这些制度是正式的规则、政策结构还是非正式规范。”[8]彼得·豪尔和罗斯玛丽·泰勒对历史制度主义概括了四点：（1）倾向于在相对广泛意义上界定制度与个人行为间的相互关系；（2）强调在制度产生和运作过程中权力的非对称性；（3）强调制度建构和发展过程中的路径依赖和意外后果；（4）尤其注重将制度分析和能够产生某种政治后果的其他因素整合起来加以研究。[7]（49）豪尔和泰勒的概括颇具代表性，反映了历史制度主义流派的特点。

（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源自美国国会研究。人们在研究中发现，如果单纯从偏好角度考虑问题，则新的国会多数应该能够以往对方占多数所通过的议案，从而产生一种循环现象。然而现实中国会的立法过程却表现出相当大的稳定性，由此提出“阿罗不可能定律”。①因此他们通过制度因素来说明立法者在现实立法过程中所面临的集体行动困境。此种解释从微观角度入手，对理性选择理论加以选择性吸收，通过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在行为与制度之间搭建起一种特有的分析框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包括马修·D·麦卡宾斯（Mathew D. McCubbins）、加里·考克斯（Gray Cox）、文森特·奥斯特罗姆（Vincent A. Ostrom）、埃利娜·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和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等。基于这一流派中不同的研究视角，又可区分为模式、制度的博弈论模式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制度模式。诸种模式均假定：“个体是整治过程中的核心行动者，个体展开理性行动的目标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所以，在这种视角下，制度是形塑着个体行为的规则集合体，但是，个体对于这些由制度所建立起来的激励和约束能够作出理性的反应。”[7]（78）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主要特征表现为：（1）拥有一套典型的行为假设，认为行动者有固定偏好，其行为在满足偏好的过程中具有通过算计而产生的高度策略性。（2）将政治看成一系列集体行动的困境；个体单纯追求偏好最大化采取的行动在集体层面上带来的往往是次优选择；其他人能否做出补充性制度安排具有重要作用。（3）采用经典的算计途径来解释制度对行为的影响，强调对政治结果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策略的作用。（4）通过演绎方式推导出一种模式化规范的制度功能，用来解释制度的存在。[7]（ 56～57）制度的创建被认为是行动者为实现自身价值，在合作中获利的过程，从获利的角度解释制度的产生。

（三）社会学制度主义

社会学制度主义源于社会学组织理论。这一流派重视文化的作用，将制度形式与程序解释为文化实践模式传播的过程。针对理性选择分析模式一些无法解释的现象，社会学制度主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制度会影响行为者基本偏好或自我认同，乃至影响行动者对策略的选择。社会学制度主义中认知和规范的制度解释与理性选择理论的理性基础相对立，显现为制度主义传统在社会学中的延续和发展。它超越理性，通过组织采用特定的制度形式、程序或象征，使制度性实践在组织之间或国与国之间传播。社会学制度主义对于制度创建过程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在总体上，社会学制度主义的特点表现为：（1）所界定的制度很难与组织明确区分，不仅包括正式规则、程序和规范，还包括为行动提供“意义框架”的象征系统、认知模式和道德模板。（2）强调制度与个体行动之间的高度互动和同构性特征。对社会学制度主义者而言，制度不仅是策略性算计，还影响个人行为偏好和自我身份认同。个体与制度之间有一种建立在实践理性基础上的互动，个人有时甚至根据此种实践理性进行制度模板的修订。（3）采用“文化”的独特方式解释制度的起源与变迁。文化环境中的价值取向对社会合法性的作用促使组织进行某项制度或实践模式选择，即使有时对组织目标的达成产生的是负作用。文化不再仅仅是共享的价值和态度，而是已经成为制度本身，成为可以直接为行动提供模板的规范和象征。[7]（59～61）基于社会学制度主义内在研究路径的不同，又被区分为规范制度主义、组织分析中的新制度主义和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三个变体。[9]代表人物分别为詹姆斯·马奇（James G. March）、保罗·J.迪马乔（Paul J. DiMaggio）和倪志伟（Victor Nee）等。

二、新制度主义三大流派的内在分歧

新制度主义三大理论流派都强调制度的重要性，都关注制度的起源变迁和制度与行为间的互动关系，每个流派也都试图阐明制度在决定社会和政治后果上所扮演的角色。尽管如此，新制度主义三大流派之间又存在差异。以下就新制度主义三大流派间三个方面的分歧加以分析。

（一）制度内涵的差异

新制度主义者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均纳入制度研究，但不同流派在制度内涵的界定上却不尽相同。瑟伦和斯坦默在《构建政治：历史制度主义的比较分析》一书中将制度理解为构成政治行动者行为的正式组织和非正式规则与程序，选举制度、政府间关系、政党体制结构、诸如工会类的经济结构和组织形态等均属此类。[10]在很大程度上将制度界定为“嵌入政体或政治经济组织结构中的正式或非正式的程序、规则、规范和惯例”，范围包括从秩序、官僚体制的操作规程到对工会行为和银行—企业关系起着管制作用的一些惯例等，[7]（48）将制度与组织所制定的规则和惯例相连接。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则将制度定义为“对理性构成限制的规则集合体”，制度建立起某种“政治空间”，“正是在这个空间之内，相互依存的政治行动者才得以展开行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学者通常从两个不同层面对制度加以研究，一种视制度为固定不变的和外生性的；另一种视制度为内生性的。[7]（96）社会学制度主义的产生可追溯到涂尔干的结构理论和韦伯的合法性理论。在那里，对作为制度的组织理性以外的符号方面的关注来自组织社会学理论，所适用的基本假设是：“制度是一种意义系统，在制度内，组织和个体的行为依赖于意义的注入以及符号的运用”。[7]（250）帕森斯将制度主义综合成一种现代社会学分析框架，视制度框架为一种严密的文化信仰体系，认为规则和价值而不是行为模式或社会关系构成制度；同时认为制度具有对社会性利益加以构造的作用，因而是一套组织的激励系统。[7]（234～235）

（二）研究角度的差异

新制度主义不同派别研究角度的不同与不同流派理论假设不同相关联。在新制度主义理论中，制度不再是独立的静态实体， 而是嵌入到一定的运行环境中。制度运行于一定的政治环境中，制度与其政治环境间的互动是新制度主义全新的研究视角。在对豪尔和泰勒三分法的批评中，科林·海（Colin Hay）和丹尼尔·温科特（Daniel Wincott）从社会本体论的角度提出了三个流派之间的本质差异：“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社会本体论是‘算计途径’，社会学制度主义是‘文化途径’，……历史制度主义是两者兼而有之。”[11]在制度与行为关系方面，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坚持“后果逻辑”，属“目标驱动型”，通过演绎方法将注意力引向行动者之间的策略性互动对政治产出的决定性作用。社会学制度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则采用“适宜逻辑”，属“背景驱动型”，对诸种结构、规则、文化等对个体行为和偏好的影响展开研究。其中历史制度主义运用归纳方法，其研究视角下的制度不仅是行动者的背景，同时“在塑造政治输入和输出方面都有着更为重要的作用”。[7]（64.313）社会学制度主义则更多强调制度对个体偏好和自我认同的具体影响方式。

（三）研究层面的差异

如今，宏观、整体的政治制度不再是新制度主义者的全部研究角度，不同层面的中观和微观研究越来越多地受到关注和重视。大多数历史制度主义研究采用中观视角，研究组织与制度之间怎样相互关联，相互关联的组织和制度又怎样反过来形塑相关过程和结果。历史制度主义有时也处理一些宏观层面的问题。与历史制度主义不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将个体能动性作为理论出发点，关注个体与制度间的互动关系，偏重于微观个体层面的研究，被称为“以行动者为中心的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则强调文化在组织层面的作用，将“政治决策描绘成是目的感、方向感、认同感和归属感发展的过程”，认为“政治是教育公民和改进文化价值观的工具”，“是对生活的解释”。[7]（24.30）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相比较，社会学制度主义属于中观层面的研究。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关注短期的决策过程，历史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则关注决策和制度的长期影响。

表1是美国学者马克·D·阿斯平沃（Mark D. Aspinwall）和德国学者杰拉德·施耐德（Gerald Schneider）对新制度主义三大流派的差异进行的归纳和总结。

三、新制度主义三大流派的融合

新制度主义学派中流派众多，理论整合一直是这一学派所面临的难题和挑战。不同的研究角度对制度概念的界定不同，不同的理论假设阻碍着新制度主义理论的系统化和诸流派的融合。尽管如此，归属于新制度主义理论体系的各流派依然具有共同特征。2002年，英国学者维维恩·朗兹（Vivien Lowndes）提出了新制度主义的六个共同特征，分别为：从组织到规则；从正式制度到非正式制度；从静态到动态；从信奉价值到批判价值；从整体论到个体论；从独立性到镶嵌性。[12]承袭于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的新制度主义三大流派提供了多元的制度研究途径，同时基于各流派单独进行政治研究所面临的困境和解释力问题，各流派逐渐放宽其核心假设，吸收和借鉴其他流派的思路和方法，由此而呈现出三个流派融合发展的趋势。

（一）强调制度因素是三个流派融合的基点

尽管新制度主义三大流派对制度的理解有所差异，但都认同制度的重要性，将之视为政治生活中的核心要素。正如马克·阿斯平沃和杰拉德·施耐德所言：“新制度主义者们分析问题的基本前提就是，制度影响着后果。”[7]（309）盖伊·B.彼得斯认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各大流派的共同点可归纳为：视制度因素为社会分析的最佳出发点，认为制度为人们的行为创造了大量调节性规则，均将制度视为人们意旨的限制因素。”[4]（155）在新制度主义者看来，制度确定了政治参与的主体、塑造了行动者的政治策略，并影响行动者的信念和偏好。反之，个人也在塑造和改变着制度。

此外，实证层面上的相互交叠也为三个流派理论的融合提供了可能。如历史制度主义者和社会学制度主义者都认为旧有制度是新制度产生的不可忽视的现实情境，都认识到非正式制度的重要作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共享了对行动者的现实假设，均认同利益的重要作用。正如凯思琳·锡伦（Kathleen Thelen）所提出的：在理论与经验之间、偏好形成的外在性和内在性之间、微观基础和宏观历史之间以及功能主义和制度主义之间，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具有共同点。[7]（10-12）在社会学制度主义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之间似乎很难找到共同点，但面临现实研究的困境时，这两个流派的学者都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政治行动者非理性的一面。

（二）核心假设的放宽拓展了融合研究的角度

正如德国学者布鲁诺·塞瑞特（Bruno Théret）所言，在新制度主义学派的研究中，三个流派都放宽了自己的核心假设。[13]历史制度主义更多强调制度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开始注意到观念在行动过程中的作用；社会学制度主义则将权力和利益纳入了分析框架。在研究中，“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认为，行动者能够使自己的行为适应这些制度，并以一种策略性的方式来利用这些制度”。一些历史制度主义者也“不否认行动者有意识地创造出制度来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与社会学制度主义相比，历史制度主义强调的是结构和限制性特征，而社会学制度主义强调的是认知和文化特征，但“随着时间的变化，文化和历史制度的演进就不可能分开了。”[7]（327～328）

（三）宏观、中观和微观研究的结合使不同层面的研究有所融合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由于理论假设和研究途径的不同，在研究层面上缺乏一定的融合性，而历史制度主义则被部分学者认为具有在研究中与其他流派协作的潜力。丹麦学者克劳斯·尼尔森（Klaus Nielsen）认为，三大流派对话、交流和核心假设的放宽，使历史制度主义发生了革新，其他两个流派所关注的变量被纳入到历史制度主义新的理论支柱和分析视野中。[13]（511）豪尔和泰勒认为，在新制度主义学派中，历史制度主义处于中轴位置，有些研究接近于理性选择模式，有些研究成果则倾向于社会学范畴。一些历史制度主义者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者共同强调行动者的短期性意图活动，另一些历史制度主义者则倾向于强调制度的长期后果，即制度对偏好的长期影响，这就与社会学制度主义者一道在关注内生，在分析制度与行为间关系时采用了现实主义的态度。[7]（311）卡罗尔·索尔坦（Karol Soltan）等发表的《新制度主义：制度与社会秩序》一文，详细探讨了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历史—社会学制度主义融合在一起的新制度主义，称此种相互融合的新制度主义在关于合作、社会秩序和经济增长方面具有更强的解释力。[14]

总之，新制度主义在总体上表现为对行为主义的矫正和对制度的重新强调，新制度主义中的诸流派由于受到不同理论领域的影响，在制度内涵、研究层面、研究角度和对本体论的认识等方面均存在差异。其中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三个主要流派从不同研究维度入手，揭示人类行为及其与制度间的互动关系，在对政治现象的解释上各有特色。新制度主义学派的三个流派在发展中既有所不同，又呈现出相互融合的趋势。[15]在对现实政治的解释中，显现出“利益驱动下的理性、文化形态中的观念和作为历史集装器的制度”[7]（14）都具有相应位置，表明研究分析中对任何方面的忽视都无法真实地反映政治的本来面目。三个流派的融合使新制度主义学派的研究思路进一步拓宽，提高了新制度主义的可证伪性和科学性，从而推动了政治研究的发展。

注释：

①“阿罗不可能定律”是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J.阿罗（Kenneth J. Arrow）于1951年提出的，意即根据现有投票选举规则，不可能通过个体偏好次序推导出统一的社会偏好次序和令所有人满意的结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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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Marsh， D. & G. Stoker. eds. Theory and Method in Political Science[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Press， 2002.97-101.

[13]Nielsen， Klaus. Institutionalist Approache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Typology， Dialogue and Future Challenges[J].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Vol. 35， Issue 2. June， 2001.509.

合同制度论文篇8

【关键词】企业文化；制度；和谐理论；耦合机制

和谐理论下的“和”字，意在组织中嵌入“合意”；“谐”字是各种物要素的“合理”投入。总体而言，其中包含了“协调、一致”之意，只有二者为实现目标而寻求优化性时，和谐理论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管理问题。

一、企业文化及其制度耦合机理分析

作为一个物理学概念，耦合是指两个或以上系统通过相互作用，实现彼此影响之目的。基于耦合内涵来看，其前提是各方应当存在一定的内在关联性；结果是各方属性发生变化。企业文化与制度，是企业管理系统的子系统，二者之间相互渗透、融合以及促进和作用，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发挥二者相得益彰的功能，实现企业发展战略目标。企业文化与制度之间的耦合关系，可从容实质、目标、手段以及发展和依赖关系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1、企业文化与制度的重合性

基于内容实质的视角来看，企业制度是企业文化的彰显和体现。企业制度是规定企业内部员工行为的规范，不仅可以看出企业推崇的理念，而且能够看出企业的做事风格和方式与，因此企业制度能够体现其文化。比如途牛网的发展机制――途家愿景：帮助业主更好地管理异地不动产、使旅行者享受家一般的旅途；途家使命：让人们尽享大自然及美好建筑的恩泽；途家价值观：诚信、责任、尊重、激情；途家口号：让不动产增值，与家一起旅行。从途牛的序言可以看出，和谐管理理念已经渗透到了企业的文化与制度，以问题导向进行优化设计，并且充分发挥人的能动作用，从而实现互动耦合，有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企业制度也是文化的外在表现，体现了企业以及员工的精神。同时，将企业推崇与倡导的理念和价值观，有效地转化成具有实际可操作的管理机制、员工的行为，即企业文化的制度化转变过程，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无形文化借助有形制度这一载体得以彰显。如果制度内涵没有被企业员工认同，则制度只能单纯的是管理者单方面的所谓“文化”，仅仅反映了企业管理规范、条例而已，对员工无法产生内在约束力；相反，若制度的内涵能够被员工们心领神会，就能够自觉的遵守，此时制度也就成了文化。基于管理目标的视角来看，企业的文化及其制度之间，虽然二者存在着形式上的差异，但最终的目的是一致的，即均为了激发企业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以此来推动企业的快速发展。

2、企业文化与制度的相互融合与渗透

基于和谐管理理论视角来看，企业文化管理过程中表现出一定的非理性化，注重内在价值的开发以及集体感受，同时还要充分发挥非正式规则以及群体氛围的重要作用，这对企业可以赋予一种生命力、精神源泉以及价值动力，从而引导企业正确的发展。对于制度而言，其在管理应用中强调的是理性化，重视规范、科学标准的作用，致力于结构框架建设的科学合理性、程序的规范性以及制度的标准化。企业文化在管理系统中，所起的是根基、保障的作用，这也决定可企业制度管理效率和特色；管理制度促进企业员工在价值取向上以及组织目标等方面产生高度的认同感，从而使群体与个体达成一致。基于发展特征视角来看，企业制度促进文化的发展；企业加强文化管理，应当以完善和健全的制度为支撑，以此来促进文化能够获得员工们的认知和认同，并最终转化成他们的行为，进而实现文化管理之目的。企业制度体现了核心理念，能够有效的强化文化建设和发展，长期的实践与不断的完善，使企业文化能够在企业发展过程中扎根，使员工能够达成思想共识。随着企业环境的不断变化，新文化及其需求不断出现，循环往复的发展促进了文化水平的提高。同时，企业的文化又促进了制度的实施与创新和改进。文化是制度规范在企业员工价值理念层面的集中反映，反过来文化又会对制度起反作用。思想决定行为，企业文化建设和发展，必然要求员工理念以及价值观的创新与提升，企业制度也随之得以创新。

从依赖性方面来看，企业文化作为制度指定的指导思想，全面贯穿和落实在制度执行全过程之中。在指定企业制度时，内容应当符合文化理念。对于现行的企业制度而言，应当及时纠偏，根据已确认的文化理念以及行为准则，确保与文化理念不发生相背离的现象；同时，还要强化与文化相融合，修正与文化不相容之处，采用有效的管理手段和方法，杜绝刚性制度侵蚀文化理念。企业制度是文化建设和发展的保障，通过建立完善的制度规范和要求，可以使企业遵循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更加的制度化和科学化，这有利于企业员工行为的规范化与合理化，以此来确保文化的形成以及巩固发展。从实践来看，现代化的制度是企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企业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文化成为有效的管理方式和方法，而且也是典型的管理理论形式。通过以上分析可知，企业文化与制度之间是耦合关系，二者之间具有互动性。文化、制度两种管理模式的功能是相辅相成的，目的在于企业的管理秩序、管理绩效以及可持续发展。

二、和谐管理理论下的企业文化与制度耦合策略

根据和谐理论的特点及其要求，建立健全与之相符的和谐企业管理和发展秩序。可以使企业更好地支撑战略目标以及阶段定主题得以实现。然而，需要强调的是，企业在追求目标以及阶段性主题过程中，也会不自觉地对其管理制度和体系进行优化完善。事实上，从国内企业发展现状来看，也体现了该点。企业在长期的发展实践中，虽然各时期的阶段性主题存在较大的区别，但是从整体管理和发展视角来看，企业在追求目标以及阶段性主题过程中也是管理体系得以完善和改进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企业的制度与文化之间是互动耦合的，而且是潜移默化中实现有机融合与相互促进，是共同支撑企业发展的无形力量。

1、基于企业文化诱导的企业自主演化，以保持其自生秩序良好性

和谐理论下的企业，更加关注的是企业系统演化过程中的特性与人的能动性，以此来获取最大可能的自生秩序。根据和谐管理理论，能动演化机制所要解决的是企业文化及其诱导下的企业如何自主演化与相关问题。为了能够获得更高层次的自生秩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应当接受“企业人”的干预，同时企业还应当在企业文化的诱导下进行自主演化。企业建立伊始，在各主题阶段均引导围绕着“人”来开展管理活动，企业一直都重视“人”所具有的一种主观能动性，正是因“人”富于的烙印，从而使企业在文化诱导下向高层次秩序演化。企业的“人”既有员工也有企业家，具有高度责任感、公众形象、精神境界较高的老总，只有这样才能带出具有敬业、创新意识和精神的管理班子和队伍，这样企业才能追求先进、健康以及文明的生产生活方式，从而为社会提供可靠、卓越的产品。对于企业而言，其文化培养是发展的最高点，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的发展水平和方向；员工的个人素质提高，既是企业的立足点，又是企业发展决定要素和基础。企业的“人”问题，有助于人与组织的相互信任，而且能够营造良好的环境和氛围。

2、企业制度优化控制，有利于企业管理秩序的保持

实践中可以看到，任何优秀企业均与科学有效的管理机制，这为企业的运作以及最终目标的实现，打下了坚实了基础。企业通过利用“控制机制”构建预期秩序，在企业管理制度层面上，对职能部门以及子系统管理机制、规章条例等进行优化和完善化。在企业管理机制层面上，完善和健全顺畅的管理机制、协调机制以及监督机制和疏导机制，从而为制度以及规章条例的执行提供基础和条件。通过该种方式，实现了企业管理制度的合理化、完善化，并且进一步提高管理机制实施过程中的科学化。从整体上来看，管理制度与文化之间环环相扣、相互促进。在企业组织系统中，存在着很多的制度规范合理程度，严重制约着更高层次的制度科学有效性；处于高层次机制的健全与完善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企业组织设计的制度能否执行和实施。

3、企业管理制度的优化与文化自主演化之间的耦合

和谐理论下的企业发展过程中，企业是一个有机整体，其复杂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管理模式应当是各个方面的有机整合物，同时也是耦合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企业管理制度与文化之间的耦合，不仅仅是单纯意义上的简单叠加，而且也是组织一致性的形成与实现，更为重要的是文化诱导、理性设计下的耦合结果。根据和谐管理理论，有机整合称为设计优化的控制机制、能动至变的演化机制之间的耦合。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和谐主题的优化选择，和谐与主题越一致，则组织业绩就会越高；从理论层面来看，越接近管理秩序，越接近于和谐状态，则企业制度与文化之间的耦合互动也就越密切。从企业的发展过程来看，正是领导在组织的各个发展阶段，对内外环境的准确分析，正确确定企业发展战略，选择与之相应的和谐活动来支撑发展战略目标得以实现，以此来提高业绩水平。从实践来看，和谐理论下的企业文化与制度中的共同元素叠加，促进了环境诱导的科学演化以及理性职能的耦合互动机制落实与增效。通过不断健全和完善企业管理制度、加强文化建设，实现二者的融合互动，从而使战略目标以及企业阶段性主题得以实现，促进企业和谐发展。

合同制度论文篇9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教学障碍；创新路径

一、新制度经济学在经济学教学中的地位及作用

新制度经济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科斯1937年的著作《企业的性质》，而其兴盛则始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新制度经济学致力于考察制度非中性环境下如何实现制度分析与新古典理论的耦合。它在放宽新古典经济学前提假设的同时，采用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分析、均衡分析等方法来研究制度问题，努力把制度分析纳入到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并引入了以交易费用和产权等概念、研究视角为内核的理论体系，对现实经济世界具有较强的解释力，所以又被称为“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这区别于抽象掉制度因素的新古典经济学，后者由于脱离现实世界而被称为“黑板经济学”。由此，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逐步渗透到经济学各领域，并悄然成为经济学界不可或缺的重要常识之一。可以说，在学派林立，学术观点异彩纷呈的学术界，以制度为主题和标签的“思维范式”已然成型。尤其值得关注的是，1991年、1993年和2009年新制度经济学的三位重要代表人物科斯、诺斯和威廉姆森先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无疑提升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全球影响力。新制度经济学的独特视角和理论范式契合了转型国家的理论需求。20世纪80年代末，以交易费用、产权、契约、企业、制度变迁理论为核心的新制度经济学开始传入我国并得到迅猛发展，以其理论方法研究我国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如何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经济体制转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等热点问题愈演愈烈。在此背景下，高校全面传授新制度经济学别具一格的理论观点、研究视角、分析方法势在必行。所以，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制度经济学一直被列入我国高校教学计划之中，成为国内多数高校经济管理类专业的一门重要的主干课程，有的高校还设置了新制度经济学硕士点或博士点。[1]在教学实践中，新制度经济学的讲授有助于学生运用其理论解释与分析中国经济现实问题，以及深度参与经济学理论研讨和撰写学术论文，进而不断提升自身的专业素养与思维能力。

二、我国新制度经济学教学过程中的主要障碍

作为一个兴起仅半个世纪的经济学新分支，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尚未成熟。而且，我国开设和研究新制度经济学课程起步较晚，所以各高校在该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上均显露出诸多局限性与缺陷。

1.从教材视角剖析教学内容。虽然新制度经济学研究视角独特、思想已经广为人知并且被广泛应用，但其理论体系尚未成熟，明显区别于其他成熟的经济学分支。对新制度经济学进行过研究的学者不难发现，该理论体系庞杂、概念和逻辑不统一、新成果层出不穷、争议此起彼伏，且基本共识和学术规范有待进一步梳理和完善。就国外而言，新制度经济学教材并未完全按教材式规范来编写，最初的内容是关于新制度经济学经典论文的汇编，之后演变为不同学派观点的文献综述，发展到现在的教材主要是通过对不同发展时期具有承继关系的文献进行梳理，大体勾勒出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框架与经典内容，为各国学习和研究新制度经济学提供了入门的基础知识，但仍表现出“思想史杂陈”的特征，在概念、术语、假设前提和逻辑系统上千差万别，尚未形成以教材式规范来呈现的普遍共识和结论，容易使初学者最后陷入无所适从、无处下手的困境。[2]就国内而言，一些新制度经济学教材将关注重心放在了叙述及解释国外相关理论的研究上，由此形成了理论性较强和内容较抽象的特征，还有一些新制度经济学教材试图“另辟蹊径”，依照作者自己的逻辑框架、学术观点构建一个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体系，重新创立一套符合国内教学需求的新制度经济学教材。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内新制度经济学体系的完善及推广，但由于这些教材在某些观点上属于“一家之言”，同时也省略掉了一些通常被视为学术共识和基本常识的部分内容，导致初学者在理论结构上存在缺漏，以及在学术共识与作者个人观点之间难以甄别，容易被“误导”，最终感觉整个理论体系晦涩难懂与枯燥乏味。

2.从教学实践洞察教学方法。透视我国新制度经济学教学实践，不难发现，教学方法存在诸多缺陷与短板。首先，由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典型特征表现为内容抽象与理论性强，且理论体系与学术规范还有待完善，所以各高校教师在教学实践中，会比较偏重理论知识的传授，而较少注重理论联系实际。而且，案例教学实践也暴露出各种问题，如直接采用学生不甚了解的国外案例而疏忽实用的本土化案例；选用的国内案例素材不具有针对性与典型性；分析不到位与不深入，不能有效促进学生通过分析本国经济发展历史和现状来深入参透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其次，在传统的新制度经济学教学活动中“，教师讲，学生听”的单向注入模式较为盛行，学生和老师之间以及学生之间很少共同探讨教学内容，教学基本成为学生无法真正参与其中的“独角戏”，这样无法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导致其对一些概念、观点、理论似懂非懂、一知半解，以及无法培养和提高他们独立获取知识的能力、创新能力与实践能力。再次“，填鸭式”教学的推行使得大多数高校忽视将文献阅读法引入教学实践中。“灌输式”教学模式可以使学生了解交易费用、科斯定理、制度变迁等理论的基本内容，但无法使其掌握理论的来龙去脉、演进历程以及实际应用。而经典文献清晰呈现出学术渊源，其逻辑分析和问题解释能力较强。显而易见，阅读经典文献法能有效激发学生学习潜能，推动其更系统、更深入地掌握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结构，不断提升专业理论素养与综合能力。

三、我国新制度经济学教学创新路径

为有效提升新制度经济学的教学质量，必须确立以教学交往性、教师主导性、学生主体性、知识建构性为典型特征的现代教学范式。这要求我们以改革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为重点突破口，全面创新教学思路与教学路径，由理论传递向既传授理论也传授方法与培养综合能力转变。

1.完善与变革教学内容。高校应从教材选用与教师讲授两个层面入手，不断推进教学内容的改革和创新，实现教学内容规范化、合理化与多元化。其一，在教材选用上，应重点关注国内外比较权威的教材，同时注重多样化与丰富化，即以一本教材为主，多本教材为辅。值得强调的是，鉴于本科生的知识结构与知识需求考虑，主教材应较为规范、系统、全面，且不宜太复杂、太难及带有浓厚的专著色彩。同时，教师在实际讲授过程中，也应依据本科阶段的学习特点，对主教材内容进行合理的取舍和调整。其二，教师需注重吸取各教材之所长，并采用中国思维方式与通俗易懂的语言，讲授国际范围内所公认的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内容，同时对国内外不同学派、不同观点进行对比与梳理，探索一条介于“思想史杂陈”与“一家之言”之间的“比较—综合”式路线，提炼国际视野下的理论共识以构建符合教学规范的逻辑框架和理论范式。其三，教师必须求真务实、与时俱进，努力探索及向学生传输学术前沿动态，不断补充与更新讲授内容。在迄今为止存在争议的一些学术观点上，还需充分挖掘学生独立思维潜能，激发其从独特视角形成独特观点。其四，除了阐述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与学术观点外，教师还应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引入其中，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贯通与融合，使学生能用新制度经济学原理分析现实问题。

2.优化与创新教学方法。在教学方法上，教师应打破陈规，从教学实际出发，着力营建启发式教学、参与式教学和讨论式教学等各种教学方法有机结合的多元教学模式，不断增强学生主体性和参与性及教学互动性。其一，重点结合本国发展实际，完善与深入推进案例教学法。首先，教师应利用网络、书籍等各种可获取资源，精心收集既具有针对性也不乏多样性的素材，并注重尽量选用具有现实性与典型性的国内案例，尤其关注当前持续升温达到关注沸点的经济社会现象与问题。其次，克服“只重案例，不重分析”的普遍缺陷，激发学生利用新制度经济学相关原理深入分析现象背后的深层次根源及消除障碍的治理对策。其二，依据新制度经济学之特点，大力倡导与推行文献阅读法。关于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观点争论接连不断，要客观、正确地做出判断与取舍，除了要理论联系实际外，更重要的是在大量阅读经典文献的基础上深入推敲。教师应向学生列出重要代表人物的代表作（包括专著和论文），学生可从中选择各自感兴趣的专著和论文反复阅读、比较式阅读与讨论式阅读，甚至可以撰写读书笔记以深化理解和强化交流，进而不断提升学生的专业理论水平、逻辑思维能力与学术论文写作能力。其三，全方位与多层次推行问题教学法，激活学生主体性和教学动态性。教师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应全面创设问题情境，构建以问题为中心、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前思考、课堂讨论和课后交流的创造性教学方法，旨在改变教师单一信息传递模式为信息全沟通模式，不断建立健全师生间、同学间的合作与互动机制，这不仅可以推动学生认真学习本学科知识，以及建立行之有效的分析、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与自主学习方式，也能促进不同思想观点之碰撞与交锋以实现理论升华。

参考文献：

[1]刘甲朋.新制度经济学教学方法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J].网络财富，2010，（1）.

合同制度论文篇10

“文化”是一个含义十分广泛的概念。在对文化的研究中，不同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定义、描述文化，但各类定义有一个基本共识：“文化”包括了一些类同的元素，是共同的价值观、信念和行为方式的总和，是一个主观性强的“非常稳定的综合体”，而且文化肯定是一个国家、一个组织的灵魂和软实力。组织文化被视为构成组织或经营单位核心特性的一组规范、态度、价值和组织模式（Denison，1984）。这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组织成员共享的价值观。从管理经济学的分析，组织文化是一种低成本的创立和强化契约、合作、信任的系统，良好的组织文化能节约交易费用、降低沟通成本、强调共同目标、改进效率，其实成为一种难得的战略资产（Boyes，2005）。组织文化会在组织和个人两个层面上影响组织的运行（Barney，1986；Denison & Mishra，1995），进而会对组织的经营绩效产生影响。 Schein（1985）曾把组织文化的作用总结为两个大的方面：帮助组织适应外部环境和整合组织内部的各个要素。组织文化本身是富有价值的、稀缺的以及难以完全模仿的，组织文化可以成为竞争优势的来源之一（Barney，1986）。

从组织文化的内容或类型上来看，理论上比较突出的观点包括：（1）首先无疑是荷兰学者Hofstede的国家文化维度理论影响深远。他认为文化是在同一个环境中生活的人们所具有的共同的心理特征。通过对IBM在40个国家的11.6万名员工的问卷调查，提出了衡量国家文化差异的四个维度：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不确定性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个人主义/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 vesus collectivism）、阳刚性/阴柔性（masculinity vesus feminity），在持续的研究中，又加入了第五个维度：长期/短期导向（long vesus short time-orientation）。这一理论将国家文化这一复杂的概念用数学模型加以量化，自提出起就得到了实证研究的青睐和理论界的广泛关注。（2）Schein认为组织文化的构成有3个层次即深层的默认假设、价值观和日常行为。（3）Kotter & Heskett（1992）在1987~1991年间通过对200多家公司的组织文化和经营状况的深入研究，表明了强力型、策略合理型和灵活适应型三种类型的文化会对企业长期经营绩效产生影响。（4）Cameron 和Quinn 等（1999）提出了竞争价值观框架的四个象限代表着四种不同类型的组织文化，分别被命名为宗族型（clan）、活力型（adhocracy）、层级型（hierarchy）和市场型（market）。并认为企业在成长过程中，企业文化一般会按活力型、宗族型、层级型、市场型顺序发生变革。四种类型的企业文化都有其有益于企业绩效的成分，如活力型文化强调创新和灵活发展，宗族型文化强调团队协作和内部凝聚力，层级型文化注重规章制度和工作流程，市场型文化重视目标结果和竞争。当然对于某一特定组织来说，它在某一点上的组织文化往往是四种类型文化的混合体。

Denison（1990）的研究表明，组织文化直接影响着企业绩效。相比于那些没有建立文化的组织，文化影响广泛并在经营决策中得以运用的组织在投资和销售方面的回报明显要好。Calori & Sarnin（1991）指出，组织文化的一些属性，如合作精神、柔性化管理等，与企业相对投资回报率和销售回报率呈正相关。同样Denison & Mishra（1995）的研究结果也表明，组织中的四种文化特性――参与性（involvement）、一致性（consistency）、适应性（adaptability）、使命（mission）与组织效能显著相关。

二、管理会计研究中相关文献综述

西方管理会计界深入探讨了在跨国家文化及组织文化下，企业的战略管理、薪酬体系、绩效评估、预算、激励等内部管理控制系统是如何受到不同文化的影响，以及如何调节以适应不同的文化。如根据国家文化维度理论，权力距离大的文化下企业倾向于严格的预算控制和主观的绩效评价，不确定性规避越强就越倾向于严格的绩效评价标准和固定的奖励等。

本文查阅了1999至2009年11年间相关西方文献，文献源于下列权威的、学术化的会计杂志即The Accounting Review（AR）、Accounting，Auditing&Accountability Journal（AAAJ）、Accounting Ho-

rizons（AH）、Accounting，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AOS）、 Behavioral Research in Accounting（BREA）、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CAR）、Journal of Management Accounting Research（JMAR）、Manag-

ement Accounting Research （MAR）等20本学术期刊。这些杂志中涉及到文化议题的论文数量非常多，在选取评述文章时必须同时符合两个标准：文章内容是管理会计问题；文章标题有“文化”这个单词。为此共计20篇，涉及到8本期刊。按照发表时间顺序排列的文献简要列表如表1。

从研究内容上考察，这20篇文章中有6篇文章探讨国家文化与跨文化议题，14篇文章考察公司内部管理控制中的文化论题。以下就以此为分类标准将文献分为两类进行介绍。

关于国家文化与跨文化议题。

Shalin Chanchani，Alan Macgregor（1999）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以1988年Gray文献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回顾了会计文献中的文化研究。指出会计中文化研究方法上的多样性，包括人类学、统计分析和归纳分析。Gray指出社会价值观制约会计价值观，而制度效果与会计价值观共同决定了会计系统特征，这个会计系统既包括财务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系统，也包括了管理控制系统（MCS）。会计价值观主要体现在职业控制与法律控制、统一性与灵活性、稳健与激进、保密与透明等四个方面，而且这四个方面与Hofstede的不确定性规避、权力距离、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和阳刚性/阴柔性四个文化差异维度相对应。这些分类也成为上世纪90年代会计研究中文化议题的主流。会计价值观成为制约会计计量、应用、披露与授权的理论与实践，并同时对预算参与、合资企业控制、跨文化问题产生影响的重要因素。另外社会语言学也已成为该议题研究的理论方法之一。这篇文章最后也指出研究中存在包括过度依赖国家文化维度理论、会计价值维度有待完整和准确等问题，建议未来研究在理论方面进行创新及采用多样的研究方法。

Rachel F. Baskerville-Morley（2003）指出Hofstede的《Culture’s Consequences》自发表以来在管理学、心理学和行为学领域被多次引用，但在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却很少被提及，并分析其被社会学和人类学拒绝的原因。文章认为国家文化维度理论假设每个国家内文化具有同一性，将文化与国家等同，这与事实相悖；对文化的理解过于狭义和简单；国家文化维度模型并非真正的文化维度，而是从社会经济学的角度出发的政治经济维度。文章建议未来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选择可以跳出国家文化维度理论的研究框架，建立包含会计社会属性的理论及多种数量模型。

Rachel F. Baskerville-Morley（2005）总结了理论界对国家文化维度理论的批判，再次指出其以国家作为研究单元、维度简单化等问题。并指出Hofstede在其第二版书中未能解决相关争议。

Chris Patel（2003）考察了跨文化背景下“内部揭发”（whistle-blowing）作为管理控制机制的使用和接受程度。发现由于国家文化的不同，澳大利亚会计师比印度和马来西亚华人会计师更倾向于接受和使用“内部揭发”作为一种控制机制，进而建议控制系统的设计需要考虑经营所在地的文化因素，建立融入当地文化价值的控制系统。

Carlos Ramirez（2001）通过研究法国1920~1939年的会计职业化进程，试图说明职业形成和社会屏蔽过程如何依赖于其所处的文化环境并根植其中。认为二战前法国会计职业化失败的原因在于会计师在职业领域内难以达到跨越等级的合作，专业领域未能取得足够的社会声望以及会计职业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格格不入。

Yin Xu，Xiaoqun Xu（2008）探讨20世纪初中国本土银行会计的分类和银行会计术语的标准化进程，得出结论：银行领域内积极活动者的社会惯习（habitus）、文化资本、行业内不同参与者之间的合作和博弈、行业与国家的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了20世纪初中国本土银行会计的现代化实践进程，这一过程新兴的现代银行逐渐取代本土钱庄成为中国银行业的主导，但与此同时现代银行也最终被国家力量所控制。

关于管理控制中的文化议题。

Graeme L. Harrison，Jill L. Mckinnon（1999）回顾了15年间英文期刊中关于管理控制系统的跨文化研究文献，从中发现目前研究的缺陷：理论上缺乏对文化的全面考虑；缺少对不同国家文化规范和价值不同强度的明确考察；对文化的理解过于简单化；过于依赖文化的价值维度概念从而导致研究的局限性。同时指出对于管理控制系统除了传统的正规化、集权化等方面的考察外，还应扩展到组织运营能力的其他方面，如组织学习和风险承担等。

Chee W. Chow，Michael D. Shields，Anne Wu（1999）通过对台湾6家电子类企业高级管理层的问卷调查，研究国家文化差异对公司管理控制系统的设计及员工对其偏好的影响，管理控制系统从预算、集权或分权、绩效评估及奖励等七个方面衡量。研究证实：总部在美国和日本的企业在台湾的分公司会根据台湾地区的文化调整其管理控制系统，员工对管理控制系统的偏好也同样根据当地文化进行调整，以做到文化适应。

Chong M. Lau，Christen Buckland（2000）基于对挪威企业的调查，试图检验Brownell & Dunk（1991）和Lau et al.（1995）分别在澳大利亚和新加坡进行研究得出的关于预算重视程度、预算参与及任务难度三者对企业管理业绩的影响的结论对挪威企业是否仍然成立。检验结果证实了任务难度较低的情况下，高预算重视程度和高预算参与度的结合能够促进管理业绩，而在任务难度较高的情况下却没有支持先前的结论。作者还关注了其他利用国家文化维度理论进行的研究中被忽略的国家内部文化多样性的问题，发现挪威国家内部文化多样性较低，同质性较强，因此其预算参与度普遍较高，离散程度较小。

John J. Williams，Alfred E. Seaman（2001）关注国家文化和行业对管理会计和控制系统的影响。通过对新加坡的制造企业的调查研究，认为行业、规模、组织容量、竞争强度和文化中的集权程度共同决定企业的管理会计和控制系统。

Chee W. Chow，Graeme L. Harrison，Jill L. McKinnon，Anne Wu（2002）以台湾地区的台湾本地事务所和美国事务所台湾分所为样本，研究会计师事务所的组织文化。研究表明：美事务所在台分所的组织文化受到美国文化的主导影响，台本地事务所则反映台湾本土文化；事务所员工对文化的选择偏好与组织文化的一致性能够促进其组织贡献、 工作满意度及忠诚度；事务所内组织文化具有同质性，不受不同业务单元的影响； 员工职位的高低影响其对组织文化的感知。

Wim A. Van der Stede（2003）通过对总部设在比利时的37家公司的153个海外业务单元的问卷调查获得数据，从预算控制和激励系统两个方面研究跨国企业的管理控制系统。结果证实跨国企业海外业务单元的管理控制系统较少根据当地文化作出调整，而是更多地受母公司影响，表现出企业内部的一致性。

Priscilla O’clock，Kevin Devine（2003）指出美国跨国企业经常简单的把自身的绩效评价系统输出到东道国的战略业务单元（SBU），而忽视东道国的文化因素，这造成非最优决策、目标不一致和短期导向。从而建议应当将战略和文化因素结合考虑以决定国外战略业务单元的绩效考评方式。

Kevin M. Baird，Graeme L. Harrison，Robert C. Reeve（2004）从组织和业务单元文化因素的视角研究作业管理实践。利用Gosselin（1997）的研究结论，将作业管理的使用程度由低到高分为三个层次：作业分析，作业成本分析和作业成本计算；组织因素包括规模和成本信息的决策有用性；业务单元文化维度包括创新，结果导向和紧密/宽松控制三个维度。研究结果证实了所有的组织因素和业务单元文化维度都与作业管理实践相关，其中规模和三个文化维度与作业分析和作业成本分析相关，成本信息的决策有用性、结果导向和紧密（宽松）的控制与作业成本计算相关。

Jean-Francois Henri（2006）基于对加拿大制造企业的问卷调查，考察组织文化与绩效评估系统的关系，重点探讨控制（control） 或柔性（flexible）价值观主导的组织价值观对绩效评估系统的设计及使用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柔性价值观占主导的公司的高级管理层倾向于利用绩效评估系统进行聚焦组织注意力、支持战略决策和合理化行为，并倾向于采用多种评估方法。这意味着柔性价值观主导的公司能够更好地将绩效评估系统融入组织流程以及使用多样的业绩指标。

Sujoko Efferin，Trevor Hopper（2007）对一家印度尼西亚华人公司进行实地调研，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探讨印尼华人公司的管理控制。与之前的研究结果一致，该文证实了华人雇主倾向于利用人事和行为习惯控制、低预算参与、集权、主观化控制、团体奖励机制进行内部管理控制，但民族关系的紧张、华人受歧视的地位以及出于商业原因的考虑促使华人雇主作出违背其自身文化倾向的行为。作者提议应跳出国家文化的范畴，研究国家内不同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将文化与政治经济背景结合进行动态研究。同时作者提出，文化和民族身份的定义及识别不能仅从生物学角度考虑，身份的识别应当是主观的、动态的、复杂的和不稳定的。

Thomas Ahrens，Massimiliano Mollona（2007）对谢菲尔德一家钢厂冷热水部门的基层车间进行实地研究，引入人类学的视角和方法，提出将组织控制作为文化实践进行考察的观点，将组织控制定义为管理层之外的组织成员的想法和行动引起的实践后果。认为不同车间组织文化的差异由不同的组织控制构成，组织文化依赖于实践。组织控制比管理控制的内涵更广，提供了更广泛的研究范畴。

Marko Jarvenpaa（2007）基于在企业的长期案例研究，探索出一个管理会计文化变革的理论框架：管理会计文化的变革是由正式和非正式因素的共同介入影响完成的，其中正式的介入包括结构变革、会计信息系统的发展、正式的价值陈述，非正式介入包括角色塑造、榜样树立等方式，证实了会计是一种文化现象，并根植在组织之中。

J. Gregory Jenkins，Donald R. Deis，Jean C. Bedard，Mary B. Curtis（2008）系统回顾了理论界对于会计师事务所组织文化以及治理的研究，发现研究中被忽略的方面，提出一些对未来研究课题的建议。如在萨班斯法案颁布后，在新的审计环境下探究传统的员工文化适应机制的有效性是否发生改变；事务所是否改变其组织方式以更好的进行质量控制；奖惩机制如何在合伙人和普通员工之间平衡；会计师事务所的会计专业背景员工和非会计专业背景员工经历的文化适应过程的差异等问题。

Anette Mikes（2009）通过对两家公司的实地研究将企业的计量文化与风险管理模式联系起来，研究认为具有热衷于定量分析的理想主义型计量文化的企业多依靠数字进行风险管理，并且数字代表了经济实质；而具有对定量分析持怀疑态度的实用主义型计量文化的企业多采用整体的风险管理方法，认为数字代表的是一种趋势，注重从趋势信号中探究内含的风险水平。

三、基于文献的启示

通过文献回顾，可以发现西方管理会计中跨文化研究的热点和趋势，对跨国公司内部管理控制系统在跨国经营下对不同文化适应性的关注、对Hofstede理论的探讨成为主流，并且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跳出管理会计研究的传统视角，这些都对我国管理会计领域中文化议题的探讨提供了启示。

一是高度重视管理会计系统中“文化”问题的研究。西方文献已经表明各类研究都证实了组织管理深深根植于文化之中，产生于一种文化土壤中的管理方法并不一定适用于另一种文化环境，管理控制系统只有与当地或特定环境及组织的文化价值观相符合，才能确保高效的运营。近年来，我国管理会计的理论与实践特别重视其管理会计“技术”或“工具”问题的研究，如预算控制、绩效评估、激励机制、集权或分权、平衡计分、EVA、TQM（全面质量管理）等，但这些“技术”所涉及的“软环境”尤其“文化”的关注度远远不够。其实，所有管理会计“技术”工具的有效导入都离不开“文化”的配合。

二是对文化维度理论的更全面的检验及“中国化”发展，重视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与分析量表的本土化问题。Hofstede建立了国家文化维度理论之后，西方学者利用他的模型进行不同国家文化下的实证研究，通过实证数据对其理论进行检验，构成了近十年研究的重要部分。利用其理论进行的研究非常广泛，从东亚到北美，从北欧到澳大利亚，研究的管理控制系统包括预算控制、绩效评估、薪酬管理、激励机制、集权或分权等，深入到管理控制的各个方面。这些研究的结论并不一致，并且只能证实文化维度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如Chong M. Lau，Christen Buckland（2000）的实证研究仅证实了权利距离和个人主义对预算控制的影响，并且由于国家文化维度模型没有考虑国家文化差异性或同质性因素，其研究结论与前人在以其他国家企业为样本的研究中的结论有很大的不同。我国目前的跨文化研究中对于国家文化维度理论的使用也非常广泛，但缺乏独立的思考和批判性研究。我们置身于特定的中国文化、历史、制度及民族等情境之中，提供了对文化这一复杂现象更加深刻的理解，如我国社会组织中的某些传统文化因素，对权威的尊重、集体主义、面子和关系等必将会对组织行为、管理会计议题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开展中国情景的管理会计“文化”研究迫切需要开展大量探索性基础工作，包括在西方已有量表的基础上，为构建本土化的组织文化测量量表，明确测量维度和确定具体的测量项目。

三是立足不同国家和不同组织内部两个文化维度研究管理会计的“文化”问题。在西方文献中，管理会计中的文化研究既有基于Hofstede建立的国家文化维度的研究，又有基于组织层面文化的研究。如Wim A. Van der Stede（2003）对跨国公司国外事业部文化适应性的研究，试图解决文化差异引起的跨国企业国外业务单元的内部控制系统问题，探索出与不同文化背景相适宜的不同的管理控制系统，避免矛盾与低效。其实，同一国家不同组织的文化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管理会计研究不能忽视不同组织的文化差异。如前述Thomas Ahrens，Massimiliano Mollona（2007）研究组织文化与组织内部成员行为实践的关系，Anette Mikes（2009）研究组织层面不同的计量文化偏好对风险管理方式的影响。相对于国家文化的宏观性和概括性，一个组织的文化更加细微、多变和具有较强的个体差异性。因此应联系我国不同企业的具体背景，全面考察管理会计实践中各个层次的文化差异及影响。

四是引入跨学科的研究视角。文化这一概念的复杂性和内涵的广泛性，促使一些西方学者开始跳出传统的会计学和管理学的研究视角，而从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的角度出发审视文化对组织管理的影响。Carlos Ramirez（2001）和Yin Xu，Xiaoqun Xu（2008）分别在研究中运用社会学中布迪埃的文化资本和场域的理论，Sujoko Efferin，Trevor Hopper（2007）引入民族学和人类学的视角和方法，以更加全面地考察文化这一复杂概念，充实单一会计研究考察的片面性。而我国学者在研究中大都局限于传统经济学视角，建议在今后的研究中引入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采取多样的研究视角，弥补传统的管理学研究的不足，推动对文化及相关因素更全面和更深层次的考察，这也是管理会计未来研究的趋势之一。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中外合资企业管理控制的比较案例研究”（编号：70772022）、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11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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