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权理论论文十篇

增权理论论文篇1

【关键词】旅游目的地 可持续发展 社区参与 增权理论 研究概述

一、国内外旅游目的地社区增权理论研究进展

（一）国际旅游目的地社区增权理论研究进展

在西方，增权理论盛行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起初，该理论是为社会工作而提出的，而现在，增权理论成为了社会学、教育学、政治学、社区心理学、社会工作学等学科的新兴核心概念，又成为精神健康、公共卫生、人文服务等实践领域的热门话语。随着学科交叉性日益增强，增权理论又扩展运用到了旅游研究领域。

早期的旅游目的地社区参与更多的是被看做经济和技术过程而不是政治过程，社区参与研究普遍忽视政治及权力关系在社区参与过程中的重要性。正是基于对旅游发展的政治属性和对当时社区参与理论的不足之处的深刻洞察，西方旅游增权理论应运而生。

在增权理论正式引入旅游研究之前，权利关系对于旅游发展的重要性已经被提及。如皮尔斯指出“在关于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决策的任何讨论中，权力及其影响问题都是一个决定性的考虑因素（dominant）”。瑞德在此前旅游研究中引入组织理论的基础上，明确了权力关系是如何影响社区的旅游规划。阿克马最早在对肯尼亚生态旅游的研究中提出了对社区居民增权的必要性。但是他们都没有将增权理论与其分析和研究联系起来。

正式的旅游目的地社区增权理论（下文中简称旅游增权）最早出现于1999年Scheyvens对生态旅游的研究。此后澳大利亚学者索菲尔德（Sofield，2003）从南太平洋所罗门群岛和斐济旅游发展实践出发，进一步深化了旅游增权的概念、理论和方法。至此，国际旅游增权理论进入大发展阶段，相关研究成果的出现，使其研究体系逐步成熟。

（二）国内旅游目的地社区增权理论研究进展

增权理论（Empowerment Theory），在国内又译为充权、赋权、激发权能理论。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学者开始关注增权方面的研究。国内针对旅游增权理论的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尚未进入实际应用时期。

2008年左冰、保继刚将旅游增权理论引入了中国，在梳理西方旅游增权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指出了其运用于中国实践的不足，提出了改进的建议，他们认为增权理论必将对今后中国旅游发展实践起到重要作用，但也需要注意在引入国内时考虑中国实际情况。

此后有不少学者在旅游实践研究中引入了旅游增权的概念，孙九霞基于社区增权理论的框架提出了旅游发展进程中社区能力如何建设。保继刚等发现云南雨崩村主动参与旅游并且实现了相对均衡的利益共享，而在此过程中社区实现了经济、心理和部分政治上的增权。盖媛瑾等基于Scheyvens提出的社区理论分析框架，选取社区经济增权为指标对比了贵州两个旅游社区的差异。左冰在其针对旅游增权理论梳理的基础上，利用云南迪庆的案例探讨了旅游增权理论在中国旅游实践中的应用。但总的来说，目前国内的旅游增权研究创新和理论深化成果还是较少。

二、旅游目的地社区增权理论研究内容

（一）旅游增权的研究意义

旅游增权是目的地获得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同时也可以促进目的地旅游发展的公平性。尽管旅游增权理论目前还处于初始时期，尚未进入实际应用阶段，但其强烈的人文关怀精神、对旅游发展过程中权力关系的深刻洞察和在实践上的潜在有效性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旅游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必将在未来旅游发展研究和实践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二）旅游增权的核心内涵

旅游增权是通过增强当地社区在旅游开发方面的控制权、利益分享权和强调社区在推动旅游发展方面的重要性，使社区居民从被动参与转向主动行动，打破不平衡的权力关系，获取旅游发展中的决策权，保证当地居民的利益最大化并且能够部分地控制旅游在地方的发展，“让旅游为我所用而不是我为旅游所用”。

（三）旅游增权的开展层次

现实的增权过程是丰富多彩的，不仅体现为从无权到有权、从少权到多权、从弱权到强权的线性运动，也表现为增权过程中的层次性、立体性，因此，增权层次本身就是过程展开的一部分。按照对象来划分，增权的层次比较常见的有两分法、三分法及四分法，绝大多数的学者都选择的增权的三层次分法进行相关研究。

三分法中又有四种比较常被运用。首先是较常见的个人、组织、社区三种层面。Zimmerman认为个人层面的增权包括参与行为、施加控制的动机、效能和控制感；组织层面的增权包括共同领导、发展技巧的机会、扩展、有效的社区影响；社区层面的增权囊括受到增权的组织，包括公民参与社区决策的机会、容许在冲突期间公正地考虑多种观点。其次是个人增权（personal empowerment）、行政性增权（empowerment through administration）和政策性增权（empowering through policy）3种形式[4]，而我国当前为数不多的旅游增权方面的研究不少都采用的该种分法。再次是Gutiérrez，和Lorraine 提出的个人、人际、社区三层面分法，我国学者提出的个人、人际关系、社会参与三层次分法多被运用于当前中国的社会工作研究中。

2006年张时飞采用了个人增权和集体增权的层次分析，个人增权包括精神健康，生活满意度等，集体增权包括集体自尊和组织控制感等。四分法的学者糅合了三分法的类型，把增权分为个人、人际、微观的环境以及宏观环境或者说社会政治等四分方面。

（四）旅游增权的实现途径

增权的途径主要有信息增权、教育增权。王宁于2006年讨论消费者增权问题时指出仅仅从消费者教育和信息供给的角度来进行消费者增权，其效果是有限的，还需要通过国家层面提供制度增权。2008年左冰、保继刚在总结西方旅游增权研究时引入了王宁的观念，认为在旅游增权的实践当中也应该引入制度增权的观念，而且首先关注与个人权利的改善。

三、增权理论与旅游增权研究小结及讨论

总体而言，目前国内旅游目的地社区增权研究还处于早期的引入西方理论，寻找典型实践验证的阶段。即普遍是采取Scheyvens的四维度社区增权分析框架，选取适宜的旅游目的地对其社区增权进行讨论。在此过程中研究者需注意，当前西方关于旅游增权的研究应用于中国实践时尚有不足之处。目前西方旅游增权研究仅仅关注于团体增权而忽略了个人增权，在旅游增权途径方面比较关注与信息增权和教育增权而忽略了制度增权。考虑到我国旅游目的地发展实践环境，为保证旅游目的地社区参与的有效性以及社区增权的合法性和长期性，关注个人增权，推进国家层面的制度增权非常必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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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吕君，吴必虎.国外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研究的层次演进与判读[J].未来与发展，2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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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左冰.旅游增权理论本土化研究_云南迪庆案例[J].旅游科学，2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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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权理论论文篇2

关键词：人在情境中；生态系统理论；增权理论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5-0130-02

一、人在情境中

20世纪初 Marry Richmond 和Jane Addams 在慈善组织会社和睦邻组织运动中都推行“人在情境中”的理论范式。例如，Marry Richmond在1917年出版的《社会诊断》中提出“在情境中理解行为”，强调利用环境资源以促进案主的改变和提升（Goldstein，1995；引自曾华源等，2002）。这一点奠定了社会工作从环境角度理解和干预个人以及个人行为的框架，检视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提升个人适应环境的能力成为社会工作实务的主要目标和手段。之后心理暨社会学派的汉密尔顿提出了“人与环境”一词，并用其来界定社会工作的特质。20世纪50年代的心理社会学派的托尔（Towle）正式提出了“人在情境中”的概念（许莉娅等，2004）。随着社会工作对于社会问题的关注不断提升，“人在情境中”逐渐成为社会工作的主要实务原则。Holis（1964）明确指出个案工作的核心观点在于“人与他的情境”（person and his situation）。到了80年代，在对个案工作的概念界定中都广泛提及人与情境视角，关注社会与个人的背景（Goldstein，1996；P91；引自Cornell，2006）。随着精神分析和心理诊断治疗日益受到人们的质疑和挑战，社会工作于是将“人在情境中”这一概念纳入到其定义之中。在1987年，美国社会工作人员协会等权威机构将社会工作界定为以“人在环境中”为基础的知识和理论以及服务（Northen，1995，P8；引自Cornell，2006）。“人在情境中”成为社会工作理论和实务的核心。

“人在情境中”在英语中有两种表达方式，一种是“person-in-situation”，另外一种是“person-in-environment”。

心理暨社会学派使用的就是 “person-in-situation”这一表达方式，强调情境为个人的“situation”。该学派的“人在情境中”指个人受到其生存环境内的诸多因素的影响，并且人的内心事实及所处的社会环境经常处于交互作用状态，因此必须注重人的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许莉娅等，2004：23）。“person-in-environment”由美国社会工作人员协会于1994年正式使用，“人在环境中”指用以描述案主的人际、环境、心理与身体健康状况的知识系统，该系统兼顾了案主的问题和能力，强调问题不止来源于个体特质同时也存在于个人与环境的复杂性（Karls&Wanderl，1997；引自曾华源，2006）。

尽管“人在情境中”的表达方式不一，词汇背后关于人与环境关系的假设也不相同，综合而言，无论哪种表达方式都包含了三个层面：人的层面、环境的层面、人与环境关系层面。不同的理论对人的层面、环境层面以及人与环境的关系都有不同的看法。下面将根据这三个维度比较生态系统理论和增权理论。

二、生态系统理论与增权理论的比较

（一）人的层面

生态系统理论相信人的能力，认为个人是主动的有目标的，有能力为自己做最好的决定和选择，实现自我的发展。人的发展能力包括人际关联能力、胜任力等。人际关联指个人拥有与他人建立关系的能力，这种能力始于亲子间的依附关系的建立，并因此建构了个人在未来生命周期内所发展出来的各种互惠性的照顾关系。胜任力指通过个人与环境的互动而建立的个人掌控环境的能力，包括自我的效能感、建立人际关系、做决定的能力、获取资源和支持的能力（郑丽珍，2002：258）。

增强权能理论认为应将人视为有能力、有价值的人。每个人都不能缺少权能，个人的权能不是他人给予的，而是要通过社会互动不断增加。个人需求不足或者出现问题无法实现自我，主要是因为人受到来自于环境本身的压迫，而产生无力感、边缘化、缺权化（郑丽珍，2002），因而无法与环境进行交流，缺乏掌控自己生活空间行使决策权力的机会。增强权能取向的社会工作主要关注的对象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

在人性的层面上，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和增强权能理论都对人持积极的肯定态度，相信人的价值和能力。将个人的问题与环境的状况联系起来，避免对人问题笼统道德化的归因。

（二）情境层面

生态系统理论借用生态学中的“栖息地”一词来指代环境，栖息地指个人所在的文化脉络中的物理以及社会环境。首先，环境是结构性的。环境系统化分为不同层次。其认为个人所在的系统层次是一个层层相扣的巢状结构，大致可以分为四个层次：微观、中介、外在、宏观系统（Bronfenbrenner，1979；引自郑丽珍，2002：260）。同时，生态系统也将时间纳入到情境场域之中，主要指人的生命周期（life coerse）。生态系统理论认为个人生命历程随着社会改变而改变，不仅包括家庭、学校、工作以及社区的改变，还包括社会思想、价值和观念的改变（Riley， 1997；引自Germain&Gitterman，1995）。时间维度又可以具体包括：个人时间、历史时间以及社会时间（Germain&Gitterman，1995）。

增权理论的目标在于协助案主获得掌控生活空间和发展的动力，以降低社会情境的压迫。其所说的社会情境主要指社会经济结构下形成的情境，包括主流意识信念、社会阶级地位落差、社会权利不均、社会标签和控制因素等（郑丽珍，2002b；引自曾华源，2006）。处于弱势或边缘地位的人们无法有效地从主流的社会环境中获取维持自身生存与发展的资源。社会主流环境排斥弱势群体，他们的社会地位不断地被边缘化，缺乏向上流动的机会，弱势群体感到改变无望，产生无力感。

在情境层面上，生态系统理论对于情境的定义非常广泛，基本上将个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纳入到其中，建立了一个综融性的系统体系。尽管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所包含的情境意义广泛，但其更强调面向人的情境，人生活的环境呈现由近及远的分层分布状态。相比之下，增权理论则更强调社会制度性和结构性的环境，个人的自我实现无法实现其原因在于社会制度和机构的不公平，处于弱势地位的人们受到制度的压迫和钳制，无法获取成长和发展的社会资源和机会。

（三）人与环境关系层面

生态系统理论认为自身与其他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生态思维（ecological thinking）”（Germain & Gitteman，1995），认为人在情境中是一个联合的交流系统，人与环境互相影响，形成一种互惠性的关系（郑丽珍，2002：257）。互惠性的关系体现在人与环境之间并不是单向的因果关系，而是双向相互影响的。人的改变会影响环境，受到影响的环境同时也会反作用于个人。人作为环境的主体，个体问题在于个体能否适应环境，也取决于个体与环境间是否能维持良好的调和度。首先，个体依赖于环境。个人在不同的成长发展阶段需要从其生活的环境之中获取足够的资源和支持。如果个人胜任能力不足，就将无法从环境中获取资源以满足其需求，从而导致个体的问题。其次，个人需要适应环境。个人为了持续地从系统中获取资源以维系自身，需要与环境保持适度的关系，这一关系在社会生态系统中称之为“调和程度（person-environment fit）”（German&

Gitterman，1995）。人尊重环境，如果个体从环境中获取资源超过了环境的能力，那么就会逐步造成环境各系统的污染。人类一旦无法从环境中获取维系生存和发展的资源，生理、认知、情绪和社会发展功能都会受到影响，甚至出现解组或死亡（郑丽珍，2002）。考虑到环境本身的结构可能也会对人产生的限制与障碍，即环境对于个体也产生反作用。

增权理论相信个体的问题不在于个体本身，而在于环境的压迫和限制。环境中存在着直接和间接的权能障碍。直接权能障碍限制个体获取物质资源，间接权能障碍指缺少维系社会均等的资源结构和社会价值，个体缺乏参与社会的机会，从而无法实现自我价值（郑丽珍，2002）。缺乏权能将导致无力感，个人因而无法有效地与环境进行交流，长此以往，弱势的个人将陷入这样的恶性循环之中，他们在心理上会逐渐接受并内化主流环境对于他们的标签，逐渐缺乏改变的动力，弱势群体更加被边缘化。

回到人与情境的关系层面上，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所展现的是人与环境之间的互为主体关系，人在情境中表现为人与环境之间的互惠交流关系。人通过提升胜任能力与环境建立良好的关系，环境也会产生好的人际关系（曾华源，2006）。增权理论关注人与环境之间是循环关系（曾华源，2006）。其逻辑在于：社会结构的压制导致微观层次个人的无力心理状态，这种状态转而影响个体的社会参与。个体想要改变自己的境遇，首先要通过意识的提升，看到环境对于人的压制，提升改变的能力，才能去改变社会结构。

三、生态系统理论与增权理论介入策略比较

对于界定问题的来源会影响社会工作处遇模式的方向和策略。根据上文的讨论，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和增权理论对案主问题的成因持不同的观点，因而也形成了不同的介入模式。

依据社会生态系统的观点，在生命历程中的事件会被界定为“问题”的，经常是发生在人与环境复杂的交流系统中所引起的落差或失衡，并进而产生压力或危机的感受，称之为“生活的问题”（German&Gitterman，1980，1996；Pardeck，1996；Hartman，1983；引自郑丽珍，2002：265）。具体而言，生活问题可以分为三种类型：（1）困难的生活转型或创伤性实践，指的是个人与家庭生活周期阶段的交替和演变，包括生理和社会的变动，预期与非预期的，长期或突发的，这个会带来个人地位和角色的改变；（2）环境压力，个人从环境中获得资源以增进自己的适应能力，但环境本身的结构也会阻碍个人的适应性发展，比如不平等的机会、难以应付和没有回应的组织都会影响个人的生活；（3）功能失调的人际过程，包括剥夺、不协调的期望，不良的人际过程都会影响个人生活的结果和对环境的应对（Payne，2005；引自何雪松，2007：91）。

基于此，生态系统理论提出了“生命模型”的社会工作实务模式。生态系统理论认为干预的对象包括个人、家庭、次文化、社区等各个层次系统，综合各种工作手法，通过多元和多面向的干预策略而增进个人适应能力或者加强或建立社会支持以达成个人与环境的调和度。具体的干预手段例如：增进适应性的技巧以降低个人源于压力而产生的挫折感；增进个人的能力以去除环境障碍，增进个人的人格动力等。当然，生态系统理论看到了环境本身可能对个人造成影响与困扰，强调环境改变的重要性，但是生态系统理论将环境分层，环境改变的重点是个人生活所处的微观与中观层面，对于大的社会制度等宏观情境的改变社会工作显得有些无能为力。

增权理论认为个人的问题在于社会环境与结构，而不在于个人本身。个人受到环境的限制和压迫以及长期的负向对待，因而缺乏权能与资源发展和实现自己。那么，增权理论的干预策略在于增强“权能”。“权能”，即权力与能力，指的是可以掌控自己的生活空间与发展的各种有利动力，也指个人对自己受压迫处境的意识提升。社工主要从三个层面上进行增权：（1）个人层次，使个人觉得他有能力去影响或解决问题；（2）人际层次，指帮助个人获得和他人合作促成解决问题的经验；（3）环境层次，改善社会制度或结构。

生态系统理论与增权理论的介入焦点都包括个人和环境，但是生态系统理论更强调个人的改变以适应环境，强调适应性仍说明了生态理论假设有一个基本的社会秩序，而压制了激变社会变革的可能性（Payne，1991；引自周玫琪等，1995）。增权理论试图增强个人的权能以改变受到压制的环境，相比之下更注重社会环境的改变。

生态系统理论与增权理论对于“人在情境中”的诠释不同，但是两者在社会工作实务中是融合的。生态系统理论在策略上同样也强调增权。增权是生态系统理论生命模式的重要实务原则之一（for example， Lee， 1994； Simon， 1994； Solomon， 1976， 1982；引自German&Gitterman，1995）。增权策略适用于“生活模式”的各方面。例如，对于个体进行增权，提升个体的自尊、胜任力、人际关系能力等（German&Gitterman，1995）。同样，在增权理论取向的社会工作实务中，利用生态系统对于环境的结构化框架分析案主面临的境遇，为增权提供了介入方向。

四、小结

生态系统理论和增权理论都强调“人在情境中”，关注个人和环境的关系。通过人的维度对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和增权理论进行比较，发现两者对于“人在情境中”的理解和诠释不尽相同。毋庸置疑，两者都对“个人问题”和“公共议题”进行了区别化对待，看到了个人问题背后存在的环境因素，避免了对个体道德化的归因。生态系统理论为社会工作提供了人与环境综融性的分析框架，但是生态系统理论在实际的操作上有诸多的限制，强调对于案主适应环境，使个体仍然顺从于主流的社会压力与结构，忽略了案主的主动性。相反，增权理论弥补了生态系统理论，首先强调环境中的压迫与限制，试图由个体的自我成长汇集成大的社会改变和社会运动（Torre 1985，引自郑丽珍，2002）。

通过对应性的比较分析，尽管生态系统理论与增权理论各自的假设与理念存在差异，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在社会工作实务中没有哪一个理论是完美无缺的，这提醒我们必须以整合理论的视角看待人的问题与需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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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权理论论文篇3

一直以来，理论界对再融资问题的关注，主要侧重于融资结构的理论探讨。为此，从融资结构理论中提炼股权再融资的主要理论并加以阐释。税差学派中的斯塔普里顿从税收角度阐述了采用留存收益这种权益资金的必要。权衡理论关于公司存在最优融资结构的结论，解释了为什么不同的行业其再融资方式选择不同。行为金融理论下贝克尔和瓦格勒提出的股票错误定价时机模式以及信息动态不对称时机模式，对适时适宜地进行股权再融资方式的选择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关键词：

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再融资方式

中图分类号：

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4）24-0133-02

一直以来，理论界对再融资问题的关注，主要侧重于融资结构的理论探讨，至于股权再融资的有关理论实际上是涵盖于融资结构理论之中。在当前我国力推多种再融资方式之际，从融资结构理论中提炼并阐释股权再融资的主要理论，将有助于上市公司对股权再融资做出适时适益的选择。

1 现代融资结构理论简述

美国经济学家莫迪格莱尼（Franco Modigliani）教授与米勒（Merton H.miller）教授于1958年在“资本成本、公司财务和投资理论”一文中，以完美的资本市场假设条件，利用非常巧妙的投资者套利行为和反证法，得出无税的MM定理：融资结构与公司价值无关。后来的学者通过放宽MM理论中的部分假设条件进行研究，形成现代融资结构理论研究的两大支派：一是以包括莫迪格利亚尼和米勒本人、贝南和斯塔普利顿等人为主，研究各类税收差异与融资结构的关系，形成“税差学派”;二是以斯蒂格利茨、华纳和阿特曼等人为代表，主要研究破产成本对融资结构的影响，形成“破产成本主义”。在此基础之上，税差学派和破产成本主义最后归结到梅耶斯、罗比切克、考斯等人所倡导的“权衡理论”。20世纪70年代后至今，融资结构理论的研究转为注重对信息、金融等外部因素的分析，从而把权衡难题转化为结构或制度设计问题，形成了信息不对称下的融资结构理论、成本下的融资结构理论、金融契约下的融资结构理论和行为金融下的融资结构理论等。这些融资结构理论以不同的侧重点阐述了股权融资与债务融资对融资结构、对公司价值的影响。

为了使上市公司对再融资方式选择有较好的把握，本文针对上述融资结构理论进行提炼，专门阐释与股权再融资方式有关的主要理论。

2 融资结构理论下有关股权再融资理论的阐释

2.1 税差学派下股权再融资理论

税差学派表达了关于税收差异对融资结构产生影响的看法，即，强调债务利息对税收的抵免作用。但税差学派中的斯塔普里顿（Stapleton，1972）却认为，现实的税收环境规定公司和投资者必须分别根据现金流量在利息、股利和留存收益之间的分配而缴纳税收，正是由于税收差异，而并非是不确定性的存在，才最有可能引起资本成本成为财务政策的函数。对大多数投资者来说，个人所得税超过资本利得税，因此投资者毫无疑问偏好公司采用留存收益的融资政策。“因为利息必须以纳税的的方式支付，这种现实使得负债会导致更多的税收支出”。斯塔普里顿从税收角度阐述了采用留存收益这种权益资金的必要。

2.2 破产成本主义及权衡理论下股权再融资理论

破产成本是指公司支付财务危机的成本，又称财务拮据成本。霍根和西贝特（Haugen and Senbet，1988）认为，破产成本不足以解释最优的负债经营比。无力偿债的上市公司还可以通过增发新股，回购公开市场上的债券来解决财务危机;并且坚持认为，在完全资本市场上，公司通常是在破产发生前就调整融资结构。霍根和西贝特的理论，强调了无力偿债的上市公司采用增发新股再融资方式对调整融资结构和解决财务危机的作用。罗比切克和梅耶斯（Robichek and Myers，1966）最早朴素地表达了权衡理论思想，他们认为，财务杠杆的提高有助于增加公司的市场价值;但由于财务困境成本的存在，公司不可能100%的债务融资，公司最优融资结构是使股票价格最大化的债务与股权的组合。迪安吉罗和马苏里斯（De Angelo and Masulis，1980）主张的后权衡理论为，最优融资结构在于权衡债务与非债务的税收利益和破产成本。权衡理论关于公司存在最优融资结构的结论，解释了为什么不同的行业其再融资方式选择不同。比如，药品和电脑公司，不会利用较多的债务再融资，它们的普通股权益占总资本的比率较高，因为这些行业存在诸如产品周期、研究导向、产品责任诉讼等内在的不确定性。

2.3 信息不对称理论下的股权再融资理论

梅耶斯和梅吉拉夫（Myers and Majluf，1984）提出了著名的新优序融资（Pecking Order）理论：公司在再融资时首先偏好内部融资，如果需要外部融资，则偏好债务融资，在特定的条件下才发行股票再融资。Pecking Order理论的主要支持是Myers―Majluf模型，假设公司为投资新项目必须寻找新的融资方法。该模型认为，在不对称信息下，管理者（内部人）比市场或投资者（外部人）更为了解公司收益和投资的真实情况。当项目的净现值是正值时，管理者代表原有股东的利益，不愿发行新股以免把投资受益转让给新的股东。投资者在知道管理者这种行为模式之后，自然把公司发行新股的信息当成消极信号，从而影响到投资者对新股的出价，公司融资成本可能会超过净现值。所以，如果公司具有内部盈余的话，公司应当首选内部融资方式。当公司必须依靠外部资金时，可以发行与非对称信息无关的债券，则公司的价值也不会降低，因此债券融资比股权融资具有较高的优先顺序。

增权理论论文篇4

关键词：平衡法理论；当代中国法学理论；新发展

平衡法理论是英国自14世纪末开始与普通法平行发展的、适用于民事案件的一种法律，该理论是英美法系中法的渊源之一。它以“正义、良心和公正”为基本原则，以实现和体现自然正义为主要任务。同时，平衡法也是为了弥补普通法的一些不足之处而产生的。因此，平衡法也只能像普通法一样，主要是大法官的判例形成的调整商品经济下财产关系的规范。但是，平衡法的形式更加灵活，在审判中更加注重实际，而不固守僵化的形式［1］。平衡法也叫作衡平法、公平法、公正法，在平衡法理论下若当前普通法律与公平正义原则出现冲突，则应该按照公平正义原则作出合适判决，而不能一味地按照法律法条进行判决，否则在法律法条不完善时极其容易增加社会矛盾，甚至造成社会冲突。

一、平衡法理论分析及启示

（一）平衡法理论

第一，自然法内核。平衡法理论的内核是自然法，具体指的是自然法必须将公平、正义、良心等先验性理念作为法律的基本理念，这样平衡法理论观念才能够与自然法保持一致，而且平衡法理论还能对自然法的缺陷进行补充［2］。自然法是具有缺陷的，它需要根据实际案件不断完善，因此自然法是具有滞后性的，很多案件中权益受到损害的当事人根据自然法是无法拿到相应救济的。如果没有平衡法理论对自然法进行干预，则权益受到损害的当事人没有得到法律应有的公平和正义［3］。第二，法官裁量与诉讼成本。平衡法理论赋予了法官自由裁量权，法官可以根据自由裁量权对权益受到损害的当事人进行救济和保护，但是法官无法做到完全中立，法官在案件审判中也会受到公序、良俗、良心的影响，因此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应当受到一定的约束。中世纪时期法官按照朴素正衣冠对权益受到损害的当事人进行救济，而当代社会法官必须在社会价值的审判指引下对当事人进行救济，法官必须维持个人与社会的发展平衡，平衡法理论可以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降到最低［4］。

（二）平衡法理论启示

第一，自由裁量权。以色列希伯莱大学法学院教授、最高法院法官A·巴拉克指出，自由裁量权是在两个或更多的可选择项之间作出选择的权力，其中每一个可选择项皆是合法的。《布莱克法律词典》对司法自由裁量权的解释为，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条件是存在两种可供选择的具有适用力的法律规定，法院可以根据其中任何一种规定行事［5］。我国法学理论研究人员也认为自由裁量权的核心在于选择，当自然法不能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或者按照自然法处理案件明显违背公平正义原则时，可以充分行使自由裁量权维护相关当事人的利益。第二，和谐司法。目前我国特色法治理念下衍生了调解和和解制度，该制度并不是西方传统的调解与和解制度。西方调解与和解制度是法律认同的权力自由选择，而我国调解与和解制度是法律赋予当事人的自由选择权利。和谐司法在我国发挥了重要作用，调解与和解的案件数量非常多，但是有些当事人是因为诉讼成本过高选择调解与和解制度解决问题。因此，调解与和解制度只能成为一种能够解决问题的有效手段，而不能保障和谐司法符合平衡法理论，未来我国必须对和谐司法制度进行优化，使当事人调解与和解同样符合公平正义原则。

二、当代中国法学理论分析及启示

（一）法治理论

全面依法治国强调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其法治精神与平衡法理论基础和指向一致。法治理论下为了保证法律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可预测性，必须正视并接受法律的滞后性和保守性，法治理论下自然法比较僵化是客观事实。但是法学理论研究人员可以将平衡法理论与自然法结合起来，在充分发挥法治理论的优越性时减少其弊端，这样才能同时保证法治理论的连续性、稳定性、可预测性、灵活性。法治理论下政府权力和当事人权利必须足够平衡，这样才能推动法治理论协同发展。

（二）法制现代化理论

法制现代化理论指的是平衡传统法律文化和西方法律文化后的现代法律体系，传统型法制受西方法律文化和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比较大，与我国实际社会情况不符合。西方法律体制发展历程都是不同的，每个国家的法制模式都存在一定差异，一味地模仿西方法律体制或者无法从传统法律文化中摆脱出来都无法完成中国法律和法制建设的改革。法制现代化理论旨在本土法律文化和外来法律文化中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使各方利益得到平衡，希望能够对人类法学理论的进步提供助力。

（三）权利本位论

权利本位论指的是法是以权利为本位的。从宪法、民法到其他法律，权利规定都处于主导地位，并领先于义务。该理论强调的是保护当事人的权利，权利是法律的起点、核心和主导，该理论吸收了西方法律革命的重要成果，激发了我国民众的权利意识。但是我国法学理论在权利本位论下不能忽略义务的重要性，若只顾权利而不顾义务则必然导致权利功利主义蔓延。而且现代社会个体权利严重缺失，权利与义务失衡，权利本位论可以更好地防止道德滑坡现象的出现。

（四）法律多元化理论

法律多元化理论指的是当今社会允许更多法学学术理论主张的出现，而且能够以宽容、平等、客观的态度对待具有相对合理性和真理性的法学理论。过去社会问题比较单一、社会分工比较简单，市场经济发展规律比较简单，法理学普遍应遵循公平、正义的单一宏观思想，而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后社会分工更加复杂、社会矛盾也在发生变化。此时单一的宏观法学思想逐渐不能满足要求，必须结合马克思主义法理学基本立场对原有法学思想进行丰富。

（五）法律全球化理论

法律全球化理论指的是中国贸易全球化之后必须对法律进行完善，使之在全球范围内都具有适用性，这样才能更好地保障全球贸易中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由于法律具有一定滞后性，我国可以根据其他国家出现的典型事件分析目前我国法律全球化理论的不足之处，以便于更好地完善我国的法律。中国在经济、文化等方面与世界交汇的同时必须完成法律理论方面的交汇。

三、平衡法理论的特征

（一）法的词意是平衡

春秋战国时期法学思想逐渐完善，商君、韩非、李斯都是集法家思想之大成者，商君认为法是国之权衡，国家的权柄必须通过法律去规范，这样才能明确功过商法标准，维持社会秩序稳定，最终通过法律达到止争的目的。西方国家认为法是天平的意思，法存在的目的就是保证正义与平衡，这也是平衡法理论思想的直接体现，可见法的词意是平衡。平衡与法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

（二）法的理论中心是平衡

不同法学理论中对法的理解各不相同，但是法都是用来解决矛盾冲突的裁判性规则，其根本目的是平衡和保障人类的利益。当人类利益分配不均衡时，就可以通过法律手段对利益重新分配，法律可以保证各方利益平衡。因此法的理论中心是平衡，法官在处理各类案件时需要做的是承认、确定、实现和保障利益，创造利益不是法律理论的任务。法官可以在自然法出现偏颇时，运用手中的自由裁量权纠正其中的不平衡之处，使自然法能够发挥出应有作用。（三）法的运行体现是平衡为了维持法的运行平衡，国家对相关单位的权利进行了明确划分，避免某些国家机构权力过大，而出现贪腐情况。目前我国主要将法律执行分为立法、守法、执法、司法、法律监督等阶段，法律的执行必须符合按照立法和手法要求，司法则需要对执法过程和结果进行判断，法律监督要对以上部门是否履行自己的工作进行监督，这样立法、守法、执法、司法、法律监督各个国家机构在法律运行体现中才能达到平衡状态。

（四）法的永恒目标是平衡

历朝历代都使用法律对社会进行调控，以达到统治各阶层人民的作用。但是统治者们并不会只使用法律这一种手段，而是同时使用法律和其他社会制度，这样法律在与其他社会制度的协同管理下才能更好地统治人民。当社会制度在时代的冲击下不得已进行改革时，法律必须同时进行完善和补充，否则法律将失去调控社会发展的作用。但是统治者们也必须正视法律的作用，不能让法律管理社会的一切，否则会陷入法律万能主义的桎梏中，只有正确运用法律构建平衡的社会环境，法的永恒目标是平衡社会秩序，才能构建理想之国。

（五）法的过程和终点是平衡

法律应该与各类制度相互协同构建和谐社会，法律的进步和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表示法律在发展过程中的不断完善。而法律完善过程中需要平衡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等制度，这样才能维持社会权利和义务的平衡。因此，法的过程和终点都是平衡，平衡法理论指引着法律的完善和发展，当旧平衡被打破后新的平衡必然向更高层次不断深化，这样才能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下将现实、历史在逻辑下统一起来。

四、平衡法理论对当代中国法学理论的创新

（一）平衡法理论丰富了法学理论

平衡法理论明确了权利与义务、权利与权利、权力与权利、权力与权力、权力与义务、义务与义务之间的平衡关系，直接丰富了当代中国法学理论。其中平衡权利与义务关系指的是按照公平正义原则对群体和个人权利义务进行重新分配；平衡权利与权利关系指的是在权利冲突中做好价值取舍工作；平衡权力与权利关系指的是在权利和权力膨胀过程中协调好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平衡；平衡权力与权力关系指的是通过科学限权手段处理好放权和限权的关系；平衡权力与义务关系指的是协调公权力和个人义务平衡；平衡义务与义务关系指的是在履行义务触犯相关法律时如何最大限度地避免义务抵触状态的出现。

（二）平衡法理论融入了传统法律文化

平衡法理论在传统法律文化中也有所体现，儒家讲解中庸之道，中庸的本质就是平衡，平衡各方利益后自然可以保证社会和谐。中国法律中很多涉及情和理，在自然法无法满足判决情境后会按照情理思想对当事人进行协调，这样才能让法律判决满足情理。近年来，西方法律文化的入侵导致传统法律文化发生了变化，中西结合让当代中国法学理论充满了平衡法理论的公平、正义、良心等法律理念。

（三）平衡法理论融入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

平衡法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也有诸多体现，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社会意识，法应该根据特定时期下物质生产关系的综合进行制定，必须保证法能够平衡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建国后过渡时期社会主要矛盾是阶级矛盾和道路矛盾，明确社会主义道路后出现的是落后的农业国与建立工业国之间的矛盾，改革开放后主要矛盾转变为落后的社会生产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如今社会矛盾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平衡法理论必须结合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分析社会矛盾，论证解释当代中国法学理论体系和社会矛盾。

五、平衡法理论对当代中国法学理论的意义

（一）解决社会现实问题

基于平衡法理论发展当代中国法学理论可以阶级目前我国社会现实问题，当前主要社会矛盾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根本原因为阶级结构断裂，人们阶级上升阶梯受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普遍提高，先富者带动后富者实现共同富裕只实现了前一半，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公平正义不再平衡，导致人们对侵害其权益的阶级产生了仇恨心理，因此我国平衡法理论在当代中国法学理论发展中的应用具有积极意义。

（二）增加人民幸福感

基于平衡法理论发展的当代中国法学理论可以缩小中国贫富差距，目前中国基尼系数在世界名列前茅，基尼系数越高表示贫富差距过大，西南财经大学2012年通过数据调查分析得到中国基尼系数为0.61的结果，基尼系数0.5是警戒线，超过0.5则表示贫富差距过大会导致极大社会隐患。平衡法理论下要获得更多的财务则需要承担更大的义务，这样权利、权力、责任将重新分配，人民群众的社会矛盾则可以得到缓解，其幸福感可以得到显著提高。

（三）构建和谐稳定社会

基于平衡法理论发展当代中国法学理论可以同时满足人们的物质和精神需求，通过法律手段减少非法获利可以减少贫富差距，通过法律手段维护道德正义可以减少道德失衡情况的出现。目前，社会道德类案件数量普遍增加，很多违背道德观念的案件在自然法下得不到正义结果，导致人们对道德产生质疑，不愿意再遵守中华民族流传下来的社会美德。因此，当代中国法学理论必须在平衡法理论下保证法治社会的全面建设，构建和谐稳定社会。

六、结语

综上所述，平衡法理论对当代中国法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具有积极意义，平衡法理论一般被视为不成文法，即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对平衡法理论进行规定，但是大法官基本都会按照平衡法理论行使自由裁量权，以保证公民的合法权益不会被损害。当代中国法学理论在融入平衡法理论时，也应充分结合实际，将传统法律文化、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普世观念融入其中，进一步增加平衡法理论与当代中国法学理论的融合程度。

参考文献：

［1］李玫，戴月．资产证券化中真实销售立法的比较与借鉴——以美国证券化法为例［J］．证券市场导报，2015．

［2］南京大学主办《南大法学》［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20，57（5）：166．

［3］张健．中国法学中的研究问题：一次有关学术规范的理论铺陈［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9，37（6）：3-14．

［4］姚建宗．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中国法学——理论进步、形象塑造与发展动因（一）［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59（4）：30-41．

增权理论论文篇5

关键词：资本结构；企业价值；财务杠杆；资本成本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资本市场的功能日益完善，如何做好企业的融资决策，直接影响到公司的市场价值。而融资决策制定的基本前提是资本结构的确定，因此如何优化企业的资本结构以使企业价值最大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相关概念

（一）资本结构

企业的资本结构反映的是企业债务与股权的构成及比例关系，尤其是指长期债务资本与股权资本之间的比例关系。其起因于企业采用不同的筹资方式，各种筹资方式及其不同组合决定着企业的资本结构的变化。企业大都偏向采取债务筹资和股权筹资的组合，由此形成的资本结构一般称为“杠杆资本结构”，资本结构中债务资本与股权资本的比例即为杠杆比率。财务杠杆比率是衡量企业资本结构，评价企业价值的重要指标。

（二）企业价值

企业价值是企业全部资产的市场价值，是预期现金流量按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折现的现值。企业价值是一个前瞻性的概念，所反映的不是企业现有资产的历史价值，而是企业未来获得现金流量的潜在能力及其风险的大小。

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是通过采取合理的经营政策，综合考虑企业价值增长中各方利益相关者的要求，充分利用风险与报酬的关系，不断增加企业财富，使企业总价值达到最大化。

二、资本结构与企业价值之间的理论关系

企业能否通过调整资本结构使企业场价值达到最大化，不同的理论存在不同的解释，但概括起来不外乎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企业存在最佳资本结构，可以通过控制资产负债率来提高企业的市场价值；另一种则认为不存在最优资本结构，因为企业价值决定于实际资产收益，调整负债水平并不能改变资产的总价值。

（一）早期资本结构理论

1.净收入理论

这种理论采用不变的权益贴现率计算企业价值，因此称之为净收入理论。净收入理论认为，增加债务融资不会影起风险和权益融资成本的增加，即债务成本和权益成本都不受财务杠杆的影响。同时由于债务成本小于权益成本，总资本成本率会随负债的增加而降低，从而提高企业价值。当负债达到100%时，企业资本成本最低，企业价值达到最大，此时则为最佳资本结构。

2.净营运收入理论

这种理论采用不变的总贴现率计算企业价值，因此称之为净营运收入理论。净营运收入理论认为，不论财务杠杆如何变化，企业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是固定的，因而企业总价值也是固定不变的。虽然债务成本小于权益成本，但债务融资增加会使权益资本成本上升，增加债务融资的降低效果与由此引起的权益成本上升的效果正好相抵消，从而使总资本成本不变，因此该理论认为不存在最佳资本结构。

3.传统理论

以上两种理论对资本结构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作出了截然相反的解释，而传统折衷理论则介于这两种理论之间。其基本观点是：企业利用财务杠杆虽然会导致权益成本的上升，但在一定程度内不会完全抵消增加债务筹资所带来的好处，因此总成本会下降，企业价值增加；但是负债超过一定程度，风险明显增大，权益成本的上升值就会超过债务筹资的低成本，从而总成本上升；若再继续增加负债，债务成本和权益成本会同时上升，使总成本以更大幅度继续攀升。这种理论认为，总资本成本从下降变为上升的转折点就是企业的最佳资本结构。

（二）现代资本结构理论

在早期资本结构理论中，传统折衷理论比较符合实际，但不足之处是它仅凭经验而非数学推导得出，难以判断其科学性。1958年美国学者Modigliani和Miller在论文《资本成本、公司财务与投资理论》中得出了MM理论，创建了现代资本结构理论。

1.无税MM理论

最初提出的MM理论不考虑所得税的影响，这种理论认为，在没有企业所得税且市场处于均衡状态的情况下，权益资本成本随财务杠杆的提高而增加，但低成本举债所带来的利益正好被权益成本的上升所抵消，负债企业的价值与无负债企业的价值相等，即无论企业是否有负债，企业的资本结构与企业价值无关，不存在最佳资本结构。

2.有税MM理论

1963年Modigliani和Miller对之前提出的无税MM理论进行了修正，把公司所得税的影响引入到原来的分析中，该理论认为有负债企业的价值等于具有相同风险等级的无负债企业的价值加上债务利息抵税收益的现值。有税MM理论最显著的特征是债务利息抵税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企业使用的负债越多，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就越低，企业的价值就越高。

（三）其他相关理论

大量学者在MM理论的基础上不断放宽假设，从不同的视角对资本结构进行研究，推动了资本结构理论的发展。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有权衡理论、理论与优序融资理论。

1.权衡理论

企业如果使用过多的债务，会增加财务风险，出现财务危机甚至出现破产。由于债务利息的抵税作用，负债增加会提高企业的价值，但财务困境成本的现值也会相应增加。而权衡理论就是强调在平衡债务利息的抵税收益与财务困境成本的基础上，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最佳资本结构。

2.理论

在资本结构的决策中，不完全契约、信息不对称以及经理、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将影响投资项目的选择，容易引起过度投资与投资不足问题，导致产生成本。投资过度是指因企业采用不盈利项目或风险项目而产生的损害股东以及债权人的利益并降低企业价值的现象；投资不足是指因企业放弃净现值为正的投资项目而使债权人利益受损进而降低企业价值的现象。成本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降低了企业价值，最终将由股东承担这种损失。

3.优序融资理论

在信息不对称与逆向选择行为的影响下，如果外部投资者掌握的企业信息比管理层掌握的少，那么，企业管理层的许多决策不仅具有财务上的意义，而且向市场和外部投资者传递着重要的信号。当企业存在融资需求时，首先选择内源融资，其次会选择债务融资，最后才是股权融资。

三、我国企业资本结构的现状及原因剖析

（一）我国企业资本结构的现状

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和金融市场化的推进，大部分企业已经认识到财务杠杆对增加企业价值的作用，然而一部分企业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近年来企业只知大量举债，而不考虑成本效益的权衡，大部分企业负债比率过高，可见目前我国企业资本结构恶化、过度负债的问题日趋严重。

（二）现阶段企业资本结构恶化的原因

目前我国企业资本结构恶化的主要表现就是过度负债，这是由各种主客观因素造成的，本文仅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我国的利率体系尚未市场化影响着企业的投融资决策。一方面债务的边际成本不会随融资的数量的增加而上升，使企业具有无限增加债务水平的动机；另一方面，由于债务成本不受债务数量的影响，企业没有控制合理债务水平，债务的约束仅来自企业外部，而同时权益成本的上升也使企业更倾向于通过负债来增加资本。

第二，我国企业在进行融资时，并没有充分考虑优化资本结构的问题，而只是考虑如何才能获得资金，资本结构的科学决策问题并未受到重视。同时市场的理性投资选择不够，即投资者对企业选择什么样的资本结构并不在意，所以企业结构的决策是否合理并不成为投资取舍的依据。

四、优化企业资本结构，提高企业价值的策略

综上所述，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还存在一些问题，为提高企业价值，优化资本结构，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降低负债率，确定合理的负债规模

目前我国大部分企业的负债水平明显偏高，对企业而言，增加负债会提高其财务成本，导致企业的综合资本成本上升，最终使企业的市场价值变小。要解决这个瓶颈问题，就必须充分利用法律、政策等各种手段，切实采取有效措施，限制不合理的负债，降低资产负债率，并建立一套防止重新形成不合理负债的制度和机制，确定合理的负债规模，增加企业的价值。

（二）控制筹资风险

筹资决策除了以一定方式筹措到所需资金以外，还必须正确权衡不同筹资方式下的风险程度，并提出现避和防范风险的措施，达到防微杜渐的效果。首先要慎重选择筹资渠道和方式，企业应该根据相关政策及其实际经营情况来选择适合本企业发展的渠道和方式；其次，通过尝试筹资渠道多元化，分散筹资风险，由于各种融资方式受到法规和金融的限制，使得资本成本高低不同且变化具有不确定性，多样化筹资方式能分散筹资风险。

（三）提高股权结构的治理效率

公司股权越合理，公司治理效率越高，公司价值就越大。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的国家股、法人股占比较大。国有股、法人股所占比例越大，产权结构治理效率就越低。因此完善国有股治理机制成为优化资本结构的关键。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国有股管理机制，建立一个政企分开，权责明确，监管有力的新体制，并逐步把国有股推向市场，实现国有股的减持。

资本结构是企业融资决策的核心问题，资本结构是否适当，影响着企业的财务风险，决定着企业未来发展的成败。进行资本结构优化决策时，企业应牢固树立风险意识，建立动态优化机制，不断调整负债水平，确定合理的负债规模，从而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

参考文献

[1]白继德.浅析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优化[J].财会研究，2010（01）

[2]杨波.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优化策略[J].中国经贸导刊，2012（15）

[3]车超.关于企业价值与资本结构关系研究的探讨[J].企业导报，2010（06）

[4]张伟立.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现状及优化策略探析[J].现代商贸工业，2011（24）

增权理论论文篇6

一、人力资源会计研究：关键何在？

“经济学理论的构建长期以来忽略了对其赖以存在的基础（foundations）进行检验”[1]，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敏锐地注意了这一点，避免了因为理论基础不一而带来的无休止的争论。人力资源会计研究目前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人力资源会计发动于60年代的美国，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迄今仍未在知识密集型的行业，如高新技术企业、会计师事务所、保险业和银行中得到广泛的应用。人力资源会计发展的现状提醒我们，在强调其重要性与紧迫性的同时，更需要了解和清楚，问题的症结何在？不少的国内外会计学者进行了针对性的分析，普遍认为人力资源会计迄今尚未得到广泛应用的“症结”在于“人力资源计量的困难”，并在人力资源计量的问题上寻求突破①。其实，问题的关键在于人力资源会计赖以构建的基本理论供给的不足，于是造成了一种错觉，好象人力资源会计的各个问题都是孤立的，只要解决了计量问题就可以奏效。人力资源会计实践证明，这种错觉造成了我们忽视了人力资源会计问题的实质。我们认为，目前迫切需要寻求一个一般的概念框架，以便在其中对人力资源会计的诸多问题进行系统、一贯的回答。孤立地谈论和“懈决”人力资源会计计量思路的“战略性”值得商榷！“梁庆德”与“冯根生”现象的鲜明对比极大地支持了如上设想②。当然，笔者并非否定解决“人力资源会计计量”这个难题的积极意义，只是认为计量问题只是人力资源会计应用受阻的一个侧面，更重要的原因是人力资源会计的推行缺乏理论基础，体现在：（1）忽视利用“企业理论”的最新发展成果来为人力资源会计的应用寻求理论支持——经济学理论是会计学的基础[2]；（2）仍旧过分拘泥于工业经济时代出现的、以“非人力资本”（又称财务资本物质资本，以下不做区分交叉使用）为核心构建的传统“权益理论”，未对“人力资本应纳入权益理论”这一崭新理念进行应有的的关注（忽略了会计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性），从而并未从会计学角度为人力资源信息进入财务报告体系扫清障碍。

针对上述分析，本文先结合企业理论的最新发展推演出“人力资本所有者应该与财务资本所有者一起成为企业剩余权益的索取者，然后对会计学的权益理论进行拓展，将会计平衡式”资产=负债十所有者权益“拓展为”资产=财务负债十人力负债十财务资本权益十人力资本权益“，并初步探索人力资源如何进行确认和计量的问题。

二、人力资源会计的理论基础：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1、“人力资本要素的稀缺性”决定人力资本所有者可以拥有企业的剩余索取权

“资本雇佣劳动”还是“劳动雇佣资本”，一直是经济学界争论的焦点。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的观点，笔者可以合乎理性地推定③，在物质资本稀缺的年代，资本与劳动之间貌似平等的关系丝毫不能够掩饰两者之间实质上的不平等，因此财务资本的所有者和人力资本的所有者之间订立的契约从根本上讲是不完备的（而且不完备的程度甚高）。事实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几乎将人力资本作为外生变量而未作什么详细研究，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物质）资本是马克思讨论的重心。不可否认的是，“资本雇佣劳动”只是人力资本所有者与财务资本的所有者之间重复博弃的初始均衡状态，资本与劳动之间不完备的契约留下了很大的公共领域（Pubic Domain），相当价值的“租”（Rents）被留置于其中，在社会的演进与经济的漫长发展过程中，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的所有者之间的讨价还价博弈从来没有终止，而是体现为一种连续的重复博奔。当人力资源的形成、培植、开发和利用成为决定一个企业生存、发展、获利与否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时，人力资本所有者和非人力资本的所有者进行的讨价还价（重复博弈）中双方的力量对比也在变化，两者之间的不平等性也在逐渐缩小。作为有限理性的经济人，人力资本所有者会逐步要求成为和股东、债权人一样的权益索取者，甚至要求享有企业的剩余索取权④。

市场中的企业体现为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缔结的契约[3]，企业是各种要素投入者为了各自的目的而联合起来缔结的契约关系网络（Nexus of Con－tracts）。具体（但并不绝对化）来说，一般认为股东是剩余权益索取者、债权人是固定权益索取者。人力资本所有者能否拥有剩余索取权是一种典型的状态依存（State－contingent），取决于其是否能够象非人力资本的所有者那样拥有企业。这个问题的回答等价于人力资本的所有者是否和非人力资本的所有者一样是企业风险的真正承担者[4].由于人力资本的所有者（企业家、生产管理者等）不仅影响着一个企业的竞争力和发展前景，而且已经逐步成为风险的主要承担者之一，他们承担的风险主要在于被解雇、失业或遭受劳动成果损失以及声誉损失和其他机会损失等，后者尤其重要。而且，人力资本所有者的努力程度是最难监督的，而使契约趋于完备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让这些最重要的、最难监督的（企业）利益相关者拥有部分的企业剩余索取权。在古典型的企业中，企业的财务资本所有者与人力资本的所有者身份重叠，财务资本的所有者同时也是企业的管理者。这种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所有者合二为一的现象，留给我们一个笼统而模糊的“资本”概念。“资本雇佣劳动”的命题也正是不甚恰当地奠定在这个模糊的资本概念基础上[5].现代企业组织形态下，正是人力资本的持有者（一种积极的“货币”）的存在才使得企业的财务资本不断地增值。传统的财务资本（一种消极货币）的增值是缓慢的、呈现出内涵式的简单增值，一般体现为算术增长（离开了人力资本的参与，非人力资本的增值有时是不可能的）。而正是由于富有一定创造力的人力资本的参与，非人力资本的增值才成为了现实（人力资本的外部性），才呈现出几何增长。综合上述，人力资本所有者应该成为企业的剩余权益索取者。事实上，企业的所有权安排将不再是一个离散⑤的极端分布（distribution），而呈现出一种连续的分布——企业所有权（包括剩余索取权）按某一待定系数分散于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持有者之间，两者拥有的权数是一种动态的、重复博弈的结果。

通过分析，我们认为：“生产要素的稀缺性决定了企业内部各缔约方谁拥有剩余索取权、拥有剩余索取权的份额”⑥。纯粹的工业经济年代，财务资本的稀缺性确保了其所有者拥有了企业的剩余索取权；而在完全意义上的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必将成为最稀缺的生产要素，使得最先进的知识的载体——人力资本所有者成为企业的剩余权益索取者。目前人类社会正处于由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进行过渡的特定历史阶段，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持有者应该共同分享企业的剩余索取权⑦。

2、会计学的权益理论：局限性及修正

权益理论是整个会计学的基本框架之一，它浓缩了若干会计学的基本观点，与会计基本假设、会计目标和会计对象都有着密切的联系。譬如主体理论（资产=负债十所有者权益等式）本身就蕴涵了传统的四项会计基本假设；也包容了会计目标的主要部分——向投资者和债权人提供评价管理当局履行资本保值增值情况的信息和决策有用的信息；也体现了作为会计对象的“价值增值运动”的部分内容。但是，主体（权益）理论却并未及时地融入会计基本假设、会计目标和会计对象在会计环境变迁下的新拓展：

（1）与一个会计主体发生利益关系的不仅有财务资本的投入者（物质资本所有者和债权人），还有人力资本的所有者，很难设想仅仅有财务资本而缺乏活劳动的参与，企业能够顺利的运行并产生利润实现生存、获利和发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曾经指出，剩余价值是由可变价值（V）——人力资本所创造的！所以人力资本对企业而言是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人力资本权益也应该在权益理论中得到体现。

（2）会计目标是向有关利益集团提供他们进行决策的相关信息，而所谓相关信息的内涵和外延目前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投资者关注的将不再是单一的、关于财务资本的财务信息，而要求企业披露其所拥有的软资产如人力资源、知识产权等有利于保持企业长期战略性竞争优势的信息[6].事实上，知识经济下，一个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未来获利能力以及有利的现金流动状况的决定性因素将不是其财务资本的如何殷实，而是取决于一个企业能否拥有高素质的人力资源队伍、良好的管理以及团队精神。人力资本所有者所掌握的知识、技术，代表的先进生产力和管理能力正成为决定一个企业优劣和一国经济发展状况的关键因素。作为一个信息系统，会计应该能够及时进行调整，提供有关人力资源的信息来满足决策者的需要。

（3）会计对象是“价值增值运动”。在知识经济下，价值增值的方式正发生着巨大的变革，人力资源对价值增值过程的贡献已经逐渐替代了财务资本而成为第一位的、决定性的。因此在一定条件下，会计对象应该能够及时将人力资源这一价值增值的驱动因素纳入会计范畴。

会计基本假设、会计目标、会计对象共同作用决定了会计应该设置那些要素、要素如何细分来更好地满足使用者的信息需要[7]，三者在会计环境的变迁促进下融入了新的内涵，那么权益理论也理应将人力资源这一因素包容在内。为此，建议权益理论应该拓展为“资产=财务负债十人力负债十财务资本权益十人力资本权益”。

三、人力资源会计的确认与计量：初步探讨

增权理论论文篇7

关键词：财务杠杆；资本结构；投资决策

财务杠杆又可称为融资杠杆、资本杠杆或者负债经营，它是投资者在制定资本结构决策时对债务筹资的利用，而在这种利用中，只要企业在筹资中通过适当举债调整资本结构可以给企业带来额外收益。财务杠杆在企业的现实经营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如果企业投资收益率大于负债利率，财务杠杆作用会使得资本收益由于负债经营而绝对值增加，从而使得权益资本收益率大于企业投资收益率，且债务资本比例越高，财务杠杆利益越大，所以财务杠杆利益的实质便是由于企业投资收益率大于负债利率，由负债所取得的一部分利润转化给了权益资本，从而使得权益资本收益率上升。反之，如果企业投资收益率等于或小于负债利率，那么负债所产生的利润只能或者不足以弥补负债所需的利息，甚至利用权益资本所取得的利润都不足以弥补利息，而不得不以减少权益资本来偿债，这便是财务杠杆损失的本质所在。

财务杠杆的选择直接影响到企业的资本结构从而对一个企业的兴衰具有深远的影响，本文就已有资本结构理论进行总结，并对其进行评价，借鉴国内外资本结构理论的成果，由此引出我国企业应该在应用财务杠杆时应该注意的问题。

一、理论回顾：现代资本结构理论及其评价

（一）现代资本结构理论和其发展的最新趋势

1、mm理论

1958年，美国经济学家弗兰克·莫迪格莱尼和金融学家默顿·米勒提出mm定理，并在随后的十多年里不断修正改进，前后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mm理论1——资本结构无关论即假设不考虑税收情况下，企业无论以负债筹资还是权益资本筹资，企业总价值都不受资本结构的影响；第二，mm理论2——资本结构有关论，是考虑公司所得税的mm理论，认为因负债利息避税利益，企业价值会随着资产负债率的增加而增加，当100%负债时企业价值最大，故理论上企业最佳资本结构为100%负债；第三，mm理论3——米勒模型，是同时考虑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时的mm理论，认为企业所得税提高时，资金会从股票转移到债券以获得节税效益，此时企业的负债率提高，另一方面，如果个人所得税提高，并且股利收入的税率低于债券利息收入的税率时，资金则会从债券转移到股票，此时企业的负债率降低。该理论暗示的一层含义是：现实的世界不可能是完美的，因而资本结构很可能会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正是基于这一推断，财务杠杆与企业投资之间的关系一直受到金融学界的关注。虽然mm理论数理逻辑严密，是现代资本结构理论体系创立的标志，但难以得到实践的验证。

2、基于成本的资本结构理论

1976年简森（jensen）和麦克林（mecking）将成本理论引入到财务学分析，分析股东与经理之间、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探询公司资本结构与成本之间的关系。

（1）股东与经理之间的成本。外部股权融资是现代大型企业的典型特征，企业规模庞大，企业中的经理人通常只持有一部分或小部分企业股份，他们只能享受改善企业经营管理所产生的部分利益，而要承担相应的全部成本。于是经理会平衡个人管理投入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入，它是管理层的最优决策，那么，相对没有外部股权融资的企业，有外部股权融资的企业则会降低经理的管理投入，从而降低企业价值，这就给外部股权融资企业带来成本，它可体现为管理懈怠、利益侵占等。

（2）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成本。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实质是源于股东的有限责任、源于股票的期权性质。股权是公司给予股东随时可以买卖的权力，股东承担有限责任，企业股权可看成是企业资产为标的的资产的看涨期权，一旦企业存在违约风险，债权人和股东之间就会出现利益冲突，如资产问题或风险转移问题、投资不足问题等，都反映可能导致企业因债务融资而做出次优投资决策，形成企业债务成本。企业可以通过消弱债务价值与企业资产风险之间的关系，有效降低债务成本。

3、现代资本结构理论发展的最新趋势

无论是债务融资还是股权融资，企业的融资行为都离不开资本市场这个沟通资金盈余者和资金短缺者的重要场所。不过，从前面的回顾可以看出，资本结构理论的发展似乎没有给予资本市场以足够的关注。近年来，一些文献开始重新考虑资本市场环境对企业融资行为的影响，如动态资本结构权衡理论、市场择时理论（market-timing theory）和基于市场微观结构的资本结构理论。

（二）资本结构理论的评价

西方资本结构主流理论以企业价值与资本结构之间关系为核心，不断拓展延伸对企业融资行为的研究，从mm理论创立，到权衡理论、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等的提出，理论体系得以发展丰富，许多时候后者往往是在对前者研究的修正与延伸，各种理论有其既定的假设前提且存在一定的逻辑关联。从现代资本结构理论的发展及其最新趋势可以看出，目前资本结构理论研究开始越来越倾向于研究资本市场的微观因素，如交易成本、交易行为、流动性和信息等对资本结构造成的影响。这为我国资本结构理论研究提供了一条很好的思路。事实上，作为上市公司融资的场所，资本市场对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选择产生重要影响，我国学者对此一直没有给予足够重视，而且，我国资本市场存在着诸多有别于国外的特征，如企业债券市场不发达、流通股和非流通股同时并存、实行指令驱动的交易机制、市场监管不完善等。为更深入地分析和研究我国公司资本结构形成规律，应该把国外先进的资本结构理论与我国实际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将有助于促进我国资本结构理论的发展。

二、案例分析：财务杠杆之滥用与韩国大宇集团的倒闭

韩国大宇集团是金宇中先生于1967年靠借来的10000元美金创立的。1997年，美国《财富》杂志将带领大宇集团的金宇中评为当年“亚洲风云人物”。然而，在大宇集团世界化经营风光无限的背后，却是企业的大举借债，这个庞然大物逐步踏上了靠借债度日的不归路。1997年7月，大宇集团宣布因负债800亿美元而破产，这是韩国历史上金额最大的一笔企业破产案。

大宇集团倒闭的主要原因就是企业对财务杠杆的滥用。1997年年底韩国发生金融危机，根据财务杠杆原理，为了降低财务风险，企业应该减少利息支出，而要减少利息支出就必须偿还债务。其他企业开始变卖资产偿还债务，以降低财务杠杆系数（即降低财务风险）。大宇集团非但不减少债务，而且发行了大量债券，增加了它的财务负担，更增加了财务风险。此时，它的借款利率已经远大于其资产利润率。1998年其债务危机已经初露端倪，1999年前几个月其资产负债率仍然居高不下，1999年7月该集团被韩国4家债权银行接管，一度辉煌的大宇集团实质上已经倒闭。可见此时，大宇集团的举债经营所产生的财务杠杆效应是消极的，它不仅未能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反而因巨大的偿付压力使企业陷入难以自拔的财务困境。

一般而言，财务杠杆是指由于固定性财务费用的存在，使企业息税前利润的微量变化所引起的每股收益大幅度变动的现象。企业盈利水平越高，扣除债权人拿走某一固定利息之后，投资者（股东）得到的回报也就愈多。相反，企业盈利水平越低，债权人照样拿走某一固定的利息，剩余给股东的回报也就愈少。当盈利水平低于利率水平的情况下，投资者不但得不到回报，甚至可能倒贴。由于利息是固定的，因此，举债具有财务杠杆效应。所以，从根本上说，大宇集团的倒闭是财务杠杆的消极作用影响的结果。

大宇集团在政府政策和银行信贷的支持下，走的是一条“举债经营”之路。试图通过大规模举债，达到大规模扩张的目的，最后实现“市场占有率至上”的目标。由于经营不善，加上资金周转困难，举债不仅没有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并且使公司的总资产利润率小于利润率，巨大的偿付压力使企业陷入无法解脱的财务困境。

三、结论

由上文对资本结构理论的总结和对大宇公司破产原因的分析，对于我国企业在运用财务杠杆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得到以下结论。

（一）企业应根据所处的环境确定合理的负债水平

大宇集团高负债的资本结构导致的破产的例子使我们清楚的看到，财务杠杆发挥正效益需要在赢定的范围之内，当企业投入某一数额的资金可以产生一定税前利润水平时，企业应及时合理调整其资本结构，据此提高企业的每股收益水平，即前面所说的“分饼原理”。只有当总资产利润率大于借款利率时，才会给企业带来有利的积极的财务杠杆作用；反之，将会给企业带来负面、消极的影响。任何企业不能无条件地从事举债经营。在财务决策中，应该首先对资项目进行严格的可行性研究，通过可行性研究把握市场和把握项目的盈利能力；在此基础上，再根据项目的盈利能力谨慎选择相应的筹资模式，以充分、合理利用财务杠杆的积极作用效应，提高企业的每股收益水平。

（二）财务杠杆水平的利用必须与公司预计实现的现金净流量相匹配

mm资本结构理论中的无公司税模型认为，公司的价值取决于公司未来所创造的现金净流量，与企业的资本结构无关。虽然我们认为mm的这条定理所设定的假设条件与现实有着遥远的距离，也无意评价资本结构是否影响公司价值。但mm理论却揭示了企业发展最为本质的一条铁律：增加企业价值、增强公司持续发展能力的根本途径是增强企业获取未来现金净流量的能力。盈利能力强的企业有着选择各种财务杠杆利用政策的机动性和灵活性，能够更好地驾御财务杠杆的利用，能够更好地控制财务杠杆利用不当给企业带来的损失。

（三）企业应在增强财务的灵活性和财务杠杆利用之间寻求平衡

比可持续增长率更为快速增长的公司，不可避免地要使用外部融资支持公司的增长，这种类型的企业需要在增加企业财务的灵活性和财务杠杆利用之间进行平衡。财务的灵活性是指现在的融资决策应以增加未来的融资能力为前提，为将来企业的发展需要再度进行债务融资创造条件。保持企业财务的灵活度需要企业进行大量的权益资本的积累，其权益资本的积累要么来自于企业的留存收益，要么来源于发行股票融资。企业应维持一个保守的财务比率，以保持企业持续进入资本市场充足的借贷能力；制定一个适当的、能够以留存收益支持公司持续增长的股利支付率；如果需要外部融资，则首选举债，迫不得已时再发行股票。这是一种既能够利用留存收益增强企业财务的灵活度，又能够利用债务融资维持或提高股票市场价值的融资政策，也是一种将财务杠杆的利用纳入管理增长、以留存收益和举债支持企业持续发展的理财对策。

参考文献：

1、李裕坤,孙艳芳.如何舞好负债经营者把双刃剑[j].发展,2005(3).

2、姜晓颖,田瑞.试论负债经营的优势与风险[j].黑龙江财会,2001(12).

增权理论论文篇8

关键词: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管理者利益;公司业绩

一、 前言

管理者利益侵占行为在国内外上市公司普遍存在，只是利益侵占程度各不相同。根据委托理论，公司管理者的利益与公司股东及债权人的利益不可能完全一致，最常见的侵占行为是过度的在职消费行为，管理者过度的利益侵占行为会造成企业价值下降。Jensen(1986)指出负债融资可以抑制管理者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的行为，然而，债务融资这一约束作用在我国上市公司是否存在？如果将管理者利益侵占、公司资本结构以及公司业绩放在一个系统的框架中，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又将如何？国内外学者对债务融资对管理者利益侵占行为是否产生影响的问题研究较少，同时研究管理者利益侵占行为对公司业绩影响的文献相对更少。

陈冬华和陈信元(2005)等研究了我国国有企业中薪酬管理者在职消费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中的管理者在职消费行为主要受企业租金、绝对薪酬和企业规模等因素的影响，他们发现负债融资不能有效地约束管理者的在职消费行为。王满四(2006)研究了负债融资对管理者工资和在职消费的影响，分析表明负债融资加重了管理者的在职消费行为，并且发现在成本较高的样本组中，在职消费对公司业绩有负面影响；而在成本较低的样本组中，在职消费与公司业绩正向相关。

从以上研究成果可以看出，现有文献在研究资本结构、管理者利益侵占与司业绩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时，往往将其中之一作为被解释变量，而其他两个或其中之一作为解释变量，建立单方程回归模型进行独立研究，参数估计难免有偏和不一致。本文以权衡理论、理论以及融资次序理论为依据，将资本结构、管理者利益侵占和公司业绩作为系统内生变量，建立联立方程，采用8年上市公司的数据，运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系统估计，以期得出关于资本结构、管理者利益侵占和公司业绩相互影响关系的研究结果，从而为我国上市公司的管理实践提供有益参考。

二、资本结构、管理者利益侵占与公司业绩理论研究

本文将依据权衡理论、理论、融资次序理论以及企业租金的思想阐述资本结构、管理者利益侵占与公司业绩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并据此作为本文联立方程模型的理论基础。

1.权衡理论在考虑公司存在财务风险、破产成本和成本情况下，阐释价值与资本结构关系。权衡理论认为，由于企业负债率的上升所带来风险和相关费用的增加，企业不可能无限制的追求减税收益（税收挡板收益）。随着企业债务的增加，公司陷人财务困境甚至破产的可能性也会随之增加，相应的破产成本、财务困境成本以及有关负债成本都会随之增加，从而降低了企业价值。因此，资本结构会对企业价值产生一种非线性的影响，即“倒U型”的影响关系，企业存在目标资本结构。

2.动态权衡理论是在权衡理论的基础上建立发展起来的，动态权衡理论认为公司希望其资产负债率位于目标资本结构，但是由于存在“调整成本”，公司实际资本结构调整公司目前资本结构所带来的利益大于调整成本时，公司会进行主动的调整。基于权衡理论，我们可以把公司当前的资本结构状态看成是公司主动选择目标资本结构所产生的一种结果。

3.在信息不对称的基础上提出融资次序理论。根据融资次序理论，当公司拥有良好的经营业绩时，公司更有可能从内部进行融资以满足其资金的需求，因此，业绩优良的公司拥有较低的资产负债率。与权衡理论和动态理论相反，基于融资次序理论，我们可以把公司当前的资本结构，是公司在考虑融资需求的过程中被动产生的一种资本结构状态。

4.综合权衡理论、动态理论以及融资 次序理论，本文认为公司资本结构与公司业绩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关系，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基于权衡理论和动态权衡理论，资本结构对公司业绩会产生非线性影响，即“倒U型”的影响关系。

假设2：基于融资次序理论，公司业绩与资本结构负相关

负债融资可以抑制管理者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降低成本。其理由是，负债本金和利息的支付可以减少管理者控制的现金，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公司债务的增加，不履行到期债务可能性增加，未履行到期债务会损害其声誉及未来的职业道路，因此增加债务融资可以促进公司管理者减少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如本文所研究的利益侵占行为。然而，这一结论的前提条件是存在健全的债权人保护机制和完善的经理人市场，只有这样，未履行到期债务才会真正损害到公司管理者的声誉及其未来的职业道路，对管理者的侵占行为产生有效的约束作用，但中国上市公司还不具备这个前提条件。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债务融资不能够对管理者的利益侵占行为产生约束作用，相反增加了公司管理者可以控制的资源，进而激发了管理者的利益侵占行为，即资本结构的对管理者利益侵占会产生正面影响。

同样，根据委托理论，管理者的利益侵占行为将造成严重的问题，从而造成巨大的成本，对本期公司业绩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4:管理者利益侵占行为将对本期公司业绩产生负面影响

根据企业租金的思想，各要素的产权主体都有权索取企业租金，企业租金就必然要按照某种形式进行分配，公司管理者作为要素的产权主体，自然要求获得企业租金的一部分，而公司管理者可以通过利益侵占行为获取企业租金，基于此，本文以上一期公司业绩指标衡量企业租金，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5:上一期公司业绩会对本期管理者利益侵占行为产生正向影响，即上一期公司业绩越好，本期管理者利益侵占行为越严重。

三、实证分析

1.管理者利益侵占方程

中国上市公司确实存在费用“粘性”，向下调整费用的速度很慢，这可能是由于低下的管理水平和高昂的管理者成本所致。基于此，我们认为本期的利益侵占程度将受到上一期利益侵占程度影响，因此，选择滞后一期的利益侵占变量作为该方程的一个解释变量，期望得到它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正向显著关系。

根据企业租金理论，企业租金会对管理者利益侵占行为产生正向影响，即企业租金越大，管理者的利益侵占行为越严重，因此选择滞后一期的公司业绩指标计量企业租金，并假设它与利益侵占变量之间的正向相关关系。

鉴于理论，当企业规模增大时，管理者手中可以控制的资源增多，他们可以利用这些资源为自己谋求更大的利益，实施更大的利益侵占。因此，本文选取公司规模作为利益侵占行为的解释变量，并假设公司规模越大，管理者利益行为越严重，即二者存在正向相关关系；对于处在高速成长过程中的公司，为了满足成长的需要，公司势必会发生较大规模的管理费用支出，由于本文选择管理费用的相关指标替代利益侵占行为，因此选取衡量公司成长性的指标Tobin，作为利益侵占的解释变量，并假设二者间存在正向相关关系。根据理论，当管理者对公司没有剩余索取权时，管理者不会约束自身的利益侵占行为，会导致大量的成本；而当管理者拥有公司一部分剩余索取权时，即持有公司股份时，管理者会在一定程度上约束自身利益侵占行为。因此本文选取国有股比例作为利益侵占行为的解释变量，并假设二者存在正向相关关系。 转贴于

此外，公司所处行业是否为受保护行业以及公司的地理位置等因素均会对管理者的利益侵占行为产生影响，故采用虚拟变量衡量这些因素，作为管理者利益侵占方程的解释变量。

2.公司业绩方程

根据权衡理论以及动态权衡理论，公司资本结构对公司业绩会产生非线性影响，即资本结构对公司业绩产生“倒U型”的影响关系，为了验证这种“倒U型”的关系，本文在公司业绩方程中，除了选择资产负债率作为解释变量，同时选择资产负债率的平方作为解释变量，管理者的利益侵占行为将产生严重的问题，从而造成巨大的成本，本文假设管理者利益侵占行为将对公司业绩产生负面影响。

Ramakrishnan和Thomas（1998）认为，会计盈余的组成部分具有不同的持续性，他们将盈余按持续性分为三类，分别为永久性会计盈余、暂时性会计盈余以及与价格无关的会计盈余。鉴于公司盈余持续性现象，本文选择滞后一期的公司业绩指标作为公司业绩方程的一个解释变量，并假设它与公司当期业绩之间存在正向的相关关系。

此外，本文认为公司规模、公司成长性、公司股权结构、公司所处行业以及公司的地理位置等因素均会对公司业绩产生影响，故将这些因素作为公司业绩方程的解释变量。

3.资本结构方程

增权理论论文篇9

【论文摘要】本文首先回顾了行为股利理论的相关文献，然后在此基础上，选取的A股市~20022007年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结合股权分置改革，运用行为股利理论探讨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影响因素，为拓展行为公司财务在中国股票市场的应用提供了新思路。

【论文关键词】行为股利理论；现金股利；股权分置改革

一、行为股利理论的理论综述

行为股利学派从行为科学角度研究股利政策，改变了传统理论的思维方法和分析方法，极大地拓展了财务学家的研究视野，使得对‘骰利之谜”的阐释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由于行为股利学派是行为财务学在公司股利决策领域的延伸，所以行为股利理论的很多分析方法都来源于行为财务学。

(一)国外行为股利理论文献回顾

Lintner(1956)提出股利行为模型，根据公司公平的观点，即把盈利中的多少返还给投资者是公平的，设定了一个股利支付的目标比率。由于公司管理者认为稳定支付现金红利的公司将受投资者欢迎，存在现金红利溢价，投资者对公司增加和减少现金红利的态度具有不对称性。因此，公司尽可能稳定现金红利支付水平不轻易提高或降低。Shefrin和Statman(1984)在投资者自我控制问题、期望理论和后悔厌恶(regretaversion)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解释投资者为何偏好现金股利的模型。现金红利可以使投资者克服自我控制问题。同时，公司支付现金红利有利于投资者从心理上容易区分公司盈利状况，避免遗憾心理，增加投资者的主观效用。这一理论可以说明公司支付现金红利实际上是迎合投资者偏好。Baker和Wurgler(2002)通过放松MM股利无关论的有效市场假定，构建了股利‘‘迎合理论”(cateirngtheoryofdividendso)该理论认为由于投资者通常对公司进行分类，支付现金红利的公司和不支付现金红利的公司被视为两类。投资者对这两类公司的兴趣及红利政策偏好时常变化，进而对股票价格产生影响。公司管理者通常迎合投资者偏好制定红利政策，迎合的最终目的在于获得股票溢价（dividendpremium)。即当投资者对支付现金红利的股票给予溢价时，管理者就支付现金红利；当投资者偏好股票股利，对发放股票股利的股票给予溢价时，管理者就改为发放股票红利。

(二)国内行为股利理论回顾

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开始运用行为股利理论，讨论了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形成机理。陈炜(2003)采用超额收益率的事件研究法，利用深市1995～2002年数据，提出中国上市公司股利支付政策的制定与公司管理层迎合市场和投资者需求有关，某时期市场对某种股利政策感兴趣，则投资者倾向于该种股利政策。黄果和陈收(20o4)运用Baker和Wurgler的投合理论研究认为，中国上市公司管理层根据股票价格所反映出来的投资者的需求，投其所好制定出相应的股利政策以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的经营目标。饶育蕾和马吉庆(2004)研究认为，我国证券市场的投资者对现金股利存在心理值域，一旦派现超越这一值域，不仅使企业流出大量现金，而且可能物极必反，引起投资者对恶意派现的猜忌。由于流通股和非流通股并存，也有学者提出上市公司发放股利并没有真正考虑流通股股东的利益。沈艺峰、黄娟娟(2007)认为，在一个中小股东法律保护较弱的市场中，对于股权相对集中的上市公司，大股东存在利用股利剥削中小股东的动机，作为股利供给方的上市公司所制订的股利政策往往只迎合了大股东的股利需要，而忽视了中小投资者的股利需要。

(三)本文思路

由于我国特殊的经济体制、客观环境以及股权分置导致的流通股东与非流通股股东的目标函数不一致，形成了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支付水平偏低、分配动机复杂和政策稳定性较差三大特征。股权分置改革之前，国内股票市场中大量国有股和法人股非流通，这使得中国股票市场长期处于供不应求的买方市场状态，造成股市过度投机，短线投资者远多于长线投资者。他们绝大多数对上市公司派现不感兴趣，而是更为关注二级市场上股票价格的涨跌。同时，上市公司的流通股股东持股数量约占总股数的l／3，流通股股东很难对上市公司的股利决策产生影响。而Baker和wurgler的股利迎合理论以及所进行的两个检验的样本都是基于股权相对分散、中小投资者法律保护较好的美国证券市场，他们并没有考虑到类似于在中国等股权相对集中、而中小投资者法律保护又较差的国家里股权结构对上市公司股利政策所产生的影响。目前，股权分置改革已基本完成，在股权分置改革的特殊背景下，运用行为股利理论探讨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据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现金股利实证分析

(一)模型建立和样本选取

本文选取中国所有上市公司2002～2007年的年度股利分配政策作为研究样本，剔除了下列上市公司：①含有B股或H股上市公司的样本；②上市公司处于特殊处理(ST或PT)的样本；③在2007年l2月31日之前未完成股权分置改革的上市公司④金融或公共事业行业上市公司的样本；⑤上市公司总资产或净利润小于0的样本；⑥所需变量数据缺失的样本。本文选取每股现金股利作为被解释变量，股权分置改革从根本上对股权结构产生了影响，国内外很多学者在股利政策的研究都表明股权结构是影响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重要因素，所以本文将股权结构作为解释变量。为了量化股权结构，本文取了股权结构的两个重要表现形式作为解释变量：流通股比例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因此，建立以下模型：CDPS=a+bLTBL+cH1+dEPS+eRI+Ⅱ￡PC+gDA+hSIZE+8其中：a为常数项；b—h为回归系数；￡为残差项。

考虑到各公司经营状况差异较大以及不同年份各影响因素对现金股利政策的不同影响，因此，该模型适合本文分析的需要，即通过分别计量股权分置改革前后股利政策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流通股比例、盈利能力、现金充裕度等因素之间的关联性并对关联性作纵向比较，来考察股改前后对上市公司股利政策是否有影响。为股权分置改革对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影响的理论解释提供进一步的经验证据，控制变量包括每股收益(EPS)、业务收入增长率(RI)、每股现金净流量(EPC)、资产负债率(D／A)企业规模(Size)。

(二)现金股利实证结果分析

1．股改前2002～2005年数据回归分析结果(表1)。

表1显示：(~)AdjustedR—squared达到了0．304，说明模型的拟合度较好；F值较大，说明模型的整体显著性水平也很好。Durbin—Watson值接近2，反映自变量并没有自相关现象。②常数项、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HI）、每股收益(EPS)、企业规模(Size)的t统计值都大于2，且在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③流通股比例(LTBL)、业务收入增长率(RI)、每股现金净流量(EPC)的t统计值小于2，说明参数非显著可取。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推出股权分置改革前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每股收益和企业规模对每股现金股利都有影响，呈现正相关关系，其中每股收益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每股现金股利的影响较大。值得注意的是，流通股比例与每股现金股利呈正相关关系，但不显著。由此推断：股改前，流通股比例对每股现金股利的影响甚微，上市公司在发放现金股利时几乎并没有考虑流通股股东这一因素。

2．股改后2006～2007年数据回归分析结果(表2)

2)。表2显示的是股改后流通股比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每股收益、业务收入增长率、每股现金净流量、资产负债率、企业规模对每股现金股利的影响的回归分析结果。表2显示：①AdjustedR—squared达到了0．343，说明模型的拟合度较好；F值较大，说明模型的整体显著性水平也很好，Durbin—Watson值接近2，反映自变量并没有自相关现象。②除业务收入增长率、每股现金净流量的t检验值小于2外，其余五个自变量连同常数项的t统计值都大于2，说明参数通过显著性检验，参数显著可取。③回归结果显示，股权分置改革后，流通股比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每股收益、资产负债率、企业规模对每股现金股利都有影响，其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每股收益、企业规模与每股现金股利呈现正相关的关系；流通股比例、资产负债率和每股现金股利呈现负相关的关系。

三、结论及建议

(一)研究结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股权分置改革前后，流通股比例与每股现金股利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由股改前的正相关转为了股改后的负相关，同时参数估计值由股改前的非显著可取变为显著可取。换言之，股改前流通股比例对每股现金股利几乎无影响；而股改后，流通股比例越高，每股现金股利越低，且参数估计值的绝对值增大了2倍，说明股改后流通股比例对每股现金股利的影响更大。股改前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每股现金股利以及现金股利发放率均呈现正相关的关系，这与先前一些学者提出的我国上市公司存在的大股东侵占中小股东利益和现金股利的‘隧道”效应是相吻合的。但从股改前后参数估计值的比较来看，股改后，参数估计值在减小，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每股现金股利的影响程度在降低。根据股利迎合理论，以往的股利政策仅仅为了迎合大股东的需要，而不考虑广大中小股东利益的局面有所改观，这说明股改的效应开始体现。

此外，股改前后现金股利和每股收益都表现出正相关的关系，这与先前一些学者得出的现金股利与当期盈余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随盈利波动现象突出的结论是一致的。值得一提的是，股改前后每股现金净流量、营业收入增长率与每股现金股利关系不显著。说明一方面企业管理者在制定股利政策时并未考虑企业的现金流，另一方面，由于我国证券市场的投机气氛很浓，大部分流通股股东只想赚取买卖差价，获取资本利得，并不关心现金股利的发放，所以企业制定现金股利政策时并未考虑外部投资者是否会看好企业的成长潜力。

增权理论论文篇10

关键词：知识产权保护 经济发展 关系 研究

引言

早在1957年，美国经济学家索罗就在他的论文《技术进步与总生产函数》中，对经济增长中技术贡献的量作出了令人信服的估计。这篇文献在历史上首次给出了用“余值法”测度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贡献的规范方法。在新经济增长理论的框架下，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由于发展中国家具有一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在模仿创新上具有后发优势，所以发展中国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不仅可以促进国内研发投资和自主创新，还可以激励对国外先进技术的引进，从而实现更高层次的创新。本文通过对传统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的改进，并运用计量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实证研究了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合研究结论和我国实际情况，提出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相关建议。

相关文献综述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主要收益，在于通过使创新者对其创新活动获得适当的回报，来激励能促进创新和经济长期增长的R&D。坎沃和埃文森（2003）直接验证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否促进了R&D支出。他们对32个国家在1981-1995年期间的数据进行了面板模型估计，发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R&D投入占GDP的比例具有积极且显著的影响。

罗默（1990）在经济增长中增加了R&D因素。这一被称作为“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研究方法沿袭了熊彼特（1934）的思想，认为技术进步来自于有目的的研发活动，并通过某种形式的事后垄断力获得报酬，由此使经济在长期实践中保持了正的增长率。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不是外生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由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决定的。

Kein E.Maskus是知识产权保护研究的集大成者之一，他在1988年引用Brensztein等的实证结论，论证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可以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更多的吸引外资的机会，从而促进国内经济增长。

帕克（1999）运用似不相关回归（SUR）估计了一个包含四个方程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主方程是经济增长方程，即产出方程，它被定义为物资资本、人力资本、研发资本和知识产权保护指标的函数。其它三个方程中，知识产权保护分别影响三个资本投资变量。结论显示，知识产权保护对经济增长的投入要素在发达国家有显著影响，而在发展中国家影响不显著。

古尔德和格拉本（1996）以95个国家1960-1988年期间的平均数据为样本，采用R-R指数验证了较强知识产权保护对经济增长的显著性；汤普森和拉欣（1996）进行了类似的检验，他们发现，R-R指数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正向关系，但在统计学上并不显著。于是，他们考虑是否可能是知识产权的影响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水平，即只有当一个国家达到某一特定的发展水平，知识产权才对经济增长有影响。

Yang Lei（2007）认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可以促进南北（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技术转移并减少南方国家公司的边际生产成本，这提高了南方国家出口部门的竞争力；同时，他进一步指出，具有较强吸收能力的南方国家能够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中受益，而吸收能力较弱的北方国家福利受损。

综上所述，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是否促进经济增长，取决于国家的特点。当国家的经济水平发展到某一特定值时，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才会对经济增长有显著影响。从国外的研究现状可以看出，国外对于知识产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已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现有的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目前对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对发达国家的研究，尤其是实证研究多选取发达国家为样本，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的视角进行研究的很少；其次，国内知识产权制度的研究集中在法律界，相对国外比较系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我国对知识产权领域的经济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而且鲜见实证分析，因此运用我国的经济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知识产权保护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计量模型构建

（一）模型构建

本文以“索洛余值法”为基础，把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导致的技术进步作为除劳动力和资本投入以外的一项投入要素，估算出知识产权保护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

已知传统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Y=AtKαLβ，把资本和劳动力作为重要的要素投入，其剩余部分索洛解释为技术进步。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因此，本文将知识产权导致的技术进步内生化，引入知识产权变量，对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进行改进，建立包含知识产权的经济增长生产函数，为：

Y=At（N）KαLβIχ （1）

其中，Y表示经济增长产出（国内生产总值），K表示社会资本总量，L表示社会劳动力总量，I表示知识产权制度引起的技术进步，At表示全要素生产率，N表示除资本、劳动力和知识产权制度引起的技术进步之外的能导致经济增长的因素，α、β、χ分别是资本、劳动力和知识产权制度的产出弹性系数。

对（1）式两边取自然对数，由此，得到线性计量模型：

lnY=lnAt+αlnK+βlnL+χlnI （2）

其中，lnY为产出增长速度，lnK为资本投入量增长速度，lnL为劳动力投入量增长速度，lnI为知识产权制度导致的技术进步的增长速度，α、β、χ分别表示资本、劳动力以及知识产权制度的产出弹性。因而，只要估算出参数α、β、χ，再分别乘上它们的增长速度，就可以求出它们对产出增长的贡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