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务治理效率论文十篇

财务治理效率论文篇1

【关键词】 农村商业银行; 财务治理; 数据包络分析

中图分类号：F832;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4）35-0083-03

一、引言

为促进农村信用社适应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需要，建立产权明晰的股份制农村商业银行成为农村信用社改革的现实目标。2003年6月27日，国务院下发《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实施方案》，要求加快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和产权制度改革。银监会合作金融机构监管部在2011年也提出用5年时间全面完成农村信用社股份制改革。在政策的引导下，我国农村信用社积极通过引进优质投资者建立法人资格治理机构进行股份制改革，截至2013年末，全国共成立468家农村商业银行，成为新型农村金融体系的支柱。

但是农村商业银行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诸多问题，如“三会一层”的虚设现象、管理体制不健全、内部控制制度不完善等，在农村商业银行进行内生制度重构和外部市场博弈中，发展中的农村商业银行不仅仅在公司治理方面存在一定的缺陷，而且财务与治理问题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合理测度和提高农村商业银行的财务治理效率成为提升农村商业银行内生增长动力机制的关键。

二、文献回顾

对于财务治理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76年詹森（Jensen）和梅克林（Meckling）的资本结构契约理论。此后，罗斯（Ross）的债务比例信号传递模型、利兰（Leland）和派尔（Pyle）的经营者持股比例信号传递模型、梅耶斯（Myers）和迈基列夫（Majluf）的投资信号传递模型、格罗斯曼（Grossman）和哈特（Hart）的担保模型、阿洪（Aghion）和博尔顿（Bolton）的控制模型等具有广泛影响的资本结构理论的建立和完善，极大丰富了财务资本结构理论的研究。我国学者在西方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财务治理理论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伍中信（2001）初步明确了财务治理的内涵，提出了财务治理体系的架构，是我国财务理论界财务治理研究热潮的开启者。而关于财务治理效率研究则主要体现在公司治理效率实证研究中，直接以财务治理效率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姚晓民、熊瑞芬、张荣武和衣龙新等。姚晓民等（2003）认为公司财务治理的根本目标是提高公司治理效率，实现公司内部和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信息对称和利益制衡。熊瑞芬（2004）认为要提高上市公司财务治理效率，就必须改变上市公司的融资结构，控制信息不对称对各方利益的影响，充分发挥独立审计在财务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张荣武（2009）较为系统地提出和论证了财务治理效率最大化的核心是剩余财务索取权与剩余财务控制权对应，其基本衡量标准是财务治理收益与财务治理成本对比。衣龙新（2011）构建了“财务治理行为――财务治理效率――经营绩效”三层次体系，提出构建财务治理指数来衡量财务治理效率，并用我国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检验。周晓■（2013）基于SCP模型从利益相关者财务治理效率驱动力、利益相关者财务治理效率驱动力产生的行为、财务治理效率等方面构建了财务治理效率理论分析框架。周虹（2013）认为财务治理问题的实质就是财务治理主体在既定的财务治理环境及变化过程中获取最优化的财务治理效率，最优的公司财务治理效率可以表达为以最小的治理成本取得最大的成本收益。

在综合考虑前述财务治理效率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认为财务治理效率是财务治理的根本目标，是财务治理投入而引起经营绩效变动的体现，它通过资本结构、股权结构、董事会结构和经理层结构的合理配置，进行财务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的相机抉择以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由此本文以农村商业银行为决策单元（DMU），将其财务治理行为作为投入变量（Input variable），经营绩效作为产出变量（Output variable），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对2013年我国农村商业银行财务治理的效率进行测算，从全新的角度对财务治理效率进行测评，并根据实证结果提出相应建议。

三、模型、变量及数据

（一）数据包络模型

数据包络分析（DEA）是由运筹学家A.Charnes和W.W.Coopers等（1978）以相对效率概念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根据决策单元的输入和输出指标数据判断决策单元是否为DEA有效，本质上判断决策单元（DMU）是否位于生产可能集的“生产前沿面”。目前使用较多的模型主要是CCR和BCC模型。CCR模型对决策单元有效性的判断是以锥性定理为假设的，即被考察的决策单元可以通过投入而等比例地扩大产出，即规模报酬不变假设;BCC模型是不考虑生产可能集满足锥性的DEA模型，即在CCR模型中引入约束条件从而将其转化为规模报酬可变的DEA模型。

但无论是CCR或BCC模型，其DEA有效的决策单元的效率评价值均为1，无法对决策有效单元进行进一步的排序。在DEA模型的基础上，Andersen and Peterson（1993）提出了超效率DEA模型（Super-Efficiency DEA），以区分出DEA有效的决策单元之间的差异，从而对所有需评价的决策单元进行有效的排序。假设有n个决策单元（DMU），每个DMU均有m种输入和s种输出，其中xj=（x1j，

x2 j，…，xm j）T>0，yj=（y1j，y2 j，…，ys j）T>0，xij为DMUj对第i种输入的投入量，yrj为DMUj对第r种输出的产出量（j=1，2，…，n;i=1，2，…，m;r=1，2，…，s），x0=xj0，y0=yj0分别为决策单元DMUj0的输入和输出，且1≤j0≤n，因此对于选定的DMUj0，判断其基于输入的CCR模型如模型（1）所示，其中s■■和s■■分别为剩余变量和松弛变量，ε为非阿基米德无穷小量，一般取ε=10-6。基于输入的超效率DEA模型如模型（1）所示。

minθ-（ε■s■■+■s■■）

s.t.■λjxij+s■■=θxij0，i=1，2，…，m

■λjyrj-s■■=yrj0，r=1，2，…，s

λj≥0，j=1，2，…，n;s■■≥0，s■■≥0 （1）

（二）变量和样本数据

农村商业银行财务治理效率是其财务治理投入和产出能力的测度，反映了财权配置的有效性。由于受不完全竞争、资金等问题的约束，农村商业银行并不在最优规模上运营，因此规模报酬可变的超效率DEA模型更符合农村商业银行的实际，本文选择规模报酬可变的投入导向型超效率DEA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根据农村商业银行的特点，本文选择资产负债率、前三大股东持股比例、高管人员薪酬作为财务治理投入变量，总资产收益率和总资产作为财务治理产出变量。

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完整性原则，本文从468家农村商业银行中选择154家农村商业银行作为研究样本，选择2013年的投入产出值进行评价。数据来源于各农村商业银行的网站及公开的年报（2013）。

四、农村商业银行财务治理效率实证结果及分析

基于前述的数据包络分析模型，运用MaxDEA5.2软件对2013年154家农村商业银行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出其财务治理技术效率（TE）、纯技术效率（PTE）和规模效率（SE）的超效率DEA值，总体情况如图1所示。

根据图1数据可以计算出154家农村商业银行的财务治理技术效率均值为0.6940，反映出农村商业银行在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其财务治理得到一定的改进，有24家农村商业银行的财务治理超效率值已达到1以上，达到有效率状态。因为技术效率可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乘积，即TE=PTE×SE。从纯技术效率分析，154家农村商业银行的纯技术效率均值为0.8862，有57家农村商业银行的纯技术效率值在1以上，反映出各农村商业银行能够有效地利用财务治理投入使产出最大化，各投入要素在使用上达到有效率的状态。从规模效率分析，154家农村商业银行的规模效率均值为0.7778，仅有35家农村商业银行规模效率值在1以上，反映出各农村商业银行的财务治理投入与产出的规模还存在一定的改进空间，规模效率需进一步优化。

五、结论

随着农村商业银行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农村商业银行的财权在各治理主体间重新配置，本文以农村商业银行财务治理行为作为投入变量，经营绩效作为产出变量，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模型对154家农村商业银行的财务治理效率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各农村商业银行的总体技术效率水平仍需进一步提高，仅15.58%的农村商业银行达到超效率DEA有效。而通过对总体技术效率的分解分析，37%的农村商业银行的纯技术效率达到超效率DEA有效，22.73%的农村商业银行的规模效率达到超效率DEA有效。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伴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农村商业银行在进行内生制度重构和外部市场博弈中，财务治理结构得到一定程度优化，财务治理效率达到相对较高水平，取得了良好的市场效益。但是主要受财务治理规模效率的影响，财务治理技术效率没能达到高效率状态，而导致农村商业银行财务治理处于不经济状态的原因主要包括：股权结构不合理、治理层虚设、高管人员的内部人控制现象、创新能力不足以及资产规模有待扩大等，这说明农村商业银行在迅速发展的进程中，其财务治理结构存在优化演进的必要性，需要构建恰当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合理确定财务治理的投入和产出规模，逐步优化规模和纯技术效率以强化适应金融市场竞争的能力，促进经营管理水平和经营绩效的不断提高，为三农经济的发展提供有效的金融支持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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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治理效率论文篇2

关键词：财权理论；财务理论；财务治理；动态演进；学术争鸣

动态演进的财权理论，以其空凌广阔、大气深邃的特质，引起了经济学界和财务学界的广泛关注，与此同时，也引发了一场财权理论研究的学术论争。学术贵在学科交叉与融合，学术贵在思想碰撞与争鸣。为了廓清理论界和实务界对财权理论的认识，减少不必要的误解，本文力图全面透视财权理论研究的动态演进过程。系统勾勒出财权理论学术共鸣的恢宏图景，客观映射财权理论的广泛社会反响与论争。

一、财权理论动态演进透视

产权财务思想因产权经济学的蓬勃发展正日益成熟。汤谷良教授认为，企业财权是原始产权派生而又独立于原始产权的一种财产权；企业财权是法人财产权的核心，也是企业其他经营权的保证和前提，并在企业内部具有明显的层次划分。

伍中信教授在《财权流：现代财务本质的恰当表述》一文中，初步提出了“财权理论”，并在其专著《现代财务经济导论》中，对财权性质、内涵及财权配置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提出了“财权流”范畴，并将其作为现代财务本质的恰当表述。其基本思想是： “财权”是一种“财力”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权力”的结合，即“财权”=“财力”＋（相应的）“权力”。这里的“财力”表现为一种价值，是企业的财务资金或本金，而相应的权力便是支配这一“财力”所具有的权能。财权表现为某一主体对财力所拥有的支配权，包括收益权、投资权、筹资权、财务预决策权等权能。这一支配权起源于原始产权主体，与原始产权主体的权能相依附、相伴随。而随着产权的分离，财权的部分权能也随着原始产权主体与法人产权主体的分离而让渡和分离。这样，原始产权主体在拥有剩余索取权的同时，也拥有收益权这一财权。法人产权主体在拥有占有权、使用权、处置权等产权权能的同时，也拥有了与此相联系的收益权、投资权等财权。在严格的法人治理结构下，法人产权主体所拥有的产权权能具有独立性，公司的财权在其拥有的范围内也具有独立性。公司是否拥有独立自主的法人财产权与公司是否能独立理财在涵义上是协同的。理想的财权在独资企业是独立的，在公司制企业也应是独立的。财权具有可分性、可明晰性和独立性等特征。在财权归于产权的内容中，主管价值形态的权能构成法人财产权的核心内容。独立财权的确立，是现代企业财务区别于传统财务的根本标志，是企业是否真正开展财务活动的标志：“财权流”作为现代财务的本质表述，贯穿于财务基本理论的始末，在现代财务的理论体系中占据着核心和统驭地位。因此，“财权流”是现代财务本质的恰当表述。

财权流财务本质理论的提出，激发了许多学者对财权问题研究的学术兴趣。刘贵生教授认为，财权又称理财权，通常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财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与财产所有权相联系的财力支配权；另一个是与政治相联系的财力分配权。前者属于财务范畴，后者属于财政范畴。著名财务学家郭复初教授将财权理解为投资权、筹资权、留用资金支配权、资产处置权、成本费用开支权、定价权和分配权。李连华博士则认为财权并非仅指财务权，而是体现在资金运动和财产上的各种权力，相当于一般意义上的财产权或物权，并将公司财权划分为出资者终极财权、公司法人财权以及法人财产权所分割形成的明细财权，进一步认为公司财权是由不同层次、不同权能所构成的一个权力结构系统。也有学者认为财权大致有三种解释：一是狭义上的现金收支及财务运作权；二是包括财务与会计在内的广义上的所有权力；三是构建财务控制系统的依据，包括重大财务事项决策权、现金调度支配权和日常财务处理权等方面。企业财权是关于企业财务方面的一组权能，包括财务收益权和财务控制权。将权利的一般概念与公司财务特征相结合，财权可定义为公司获取、控制和运作财务资源的权力，主要包括：获取行动所需要的财务资源的权力；控制、使用和处置所占有的财务资源的权力；凭借对财务资源的控制和使用分享收益的权力。财权是派生于产权的财务权利，是体现一定财务经济关系的一组权利束，大体包括财务决策权、收益分配和监督等权能；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研究的重点是派生于企业所有权的“企业财权”。此外，还有学者主张财权就是财务治理权，并将其分成财务收益权和财务控制权两类。其中财务控制权包括财务决策权、财务执行权和财务监督权。

伍中信教授在其专著《现代企业财务治理结构论》中，对财权理论做了进一步发展。论著认为，财权流表现为“财流”和“权流”两个方面，即财权流=财力流＋（相应的）权力流。用“财权流”作为现代财务的本质表述，既充分体现了“本金本质论”的优势，又反映了“本金本质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特殊性，注重了“价值”与“权力”的高度融合。

通用财权与剩余财权范畴的提出与论证，使得财权理论得到进一步拓展。伍中信、曹越和张荣武的研究认为，财权可以分为基于企业公平的通用财权范畴和基于企业效率的剩余财权范畴，即“财权=通用财权+剩余财权”。通用财权诞生于企业不完全合同中明确规定并且其结果可由第三者验证（即其中的完备部分）的企业“财权”。丽剩余财权缘起于不完全合同中的不完备部分，是企业合同疏漏、未作具体规定或无法作出具体规定或虽作出明确规定但第三方不能验证其结果的企业“财权”。在“财权=财力+（相应的）权力”等式的基础上，可以派生出以下两个等式：通用财权=通用财力+（相应的）通用权力；剩余财权=剩余财力+（相应的）剩余权力。财权本质上是一个二元价值体系，即基于企业公平的通用财权范畴和基于企业效率的剩余财权范畴。

二、以“财权配置”为核心的财务治理理论体系：研究演进

伍中信教授秉持财权配置论，认为财务治理结构是以财权为基本纽带，逐步确立出资人、董事会、经理人和企业财务人员财权流动和分割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分别体现各主体在财权上相互约束、相互制衡的关系。从利益相关者角度看，公司财务治理“是指通过财权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不同配置，从而调整利益相关者在财务体制中的地位作用，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一系列动态制度安排”。财务治理的核心在于明确出资人、董事会、经理人和企业财务人员在财权流动和分割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而财权体现为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的对称分布，在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合理分配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已成为财务治理的现实内容。后来，伍中信以“财权”为基本工具，对现代财务治理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进行了探寻，构建了以“财权配置”为核心的现代财务治理结构理论体系。衣龙新博士也是财权配置论的拓展者，认为财务治理是指基于财务资本结构等制度安排，对企业财权进行合理配置，在强调以股东为主导的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前提下，形成有效的财务激励约束等机制，实现公司财务决策科学化等一系列制度、机制、行为的安排、设计和规范。财务治理客体具有两种表现形式，治理框架下具体体现的是“财权”，财务范畴之内总体体现为“本金”。财务治理机制是在企业财权配置的基本框架下，基于财务治理结构安排和一定制度设计，能够自动对企业财务治理活动进行调节和规范的一种机制。

财务治理结构是以财权为基本纽带。以融资结构为基础，在股东为中心的共同治理理念的指导下，通过财权的合理配置，形成有效的财务激励与约束机制，实现相关者利益最大化和企业决策科学化的一整套制度安排；财务治理的客体是（财）权，即特指财务治理范畴的财权，因为财务治理主要就是对财权的配置；财务治理结构体系以财权配置为核心，以融资结构为基础，以财务激励与约束机制为内核；财务治理权具有财务决策、控制和监督三个权能，是财权范畴中的核心，其对财权配置的作用和影响主要是通过财务决策权来实现的，因此财务决策权就成为财务治理权、财权配置乃至企业财务治理结构的核心。

张荣武认为，财务治理是在股东主导的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基础上，通过财权合理配置和财务冲突协调，形成财务治理结构、财务治理机制与财务治理环境良性互动，实现财务决策科学化和财务治理效率最大化的制度安排。财务治理的客体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来理解。广义的财务治理客体是指“财权”，狭义的财务治理客体特指“财权”中的“权力”（虽然“财权”包括通用财权和剩余财权两个方面，“权力”也包括通用财权中的“权力”和剩余财权中的“权力”，但广义财务治理客体的核心是指剩余财权，狭义财务治理客体的核心则是指剩余财权中的“权力”）。公司财权结构是动态的，具有状态依存性；公司剩余财务索取权为利益相关者参与利益博弈提供动力，剩余财务控制权则决定着利益博弈的动向。剩余财权配置是财务治理的本质，剩余财务索取权与剩余财务控制权对应则是财务治理效率的核心。通用财权配置侧重于公平性与静态性，但并非排除效率性与动态性，通用财权契约的履行显然包含着效率和动态因子。从理论上讲，公司财务治理效率既包含通用财权契约的履行效率，又包含剩余财权的配置效率。鉴于通用财务治理对公平的突出强调（虽然包含效率的因子）和剩余财务治理以“效率”为灵魂和根本特征（尽管高效率意味着更高层次的公平），公司财务治理效率研究主要应以剩余财权配置效率为线索。

三、财权理论的社会反响与论争

财权理论的创造性提出和以财权为主线的财务理论体系的构建，使人耳目一新，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目前财权理论已成为我国财务治理理论研究的基石与核心。经文献检索发现，我国财务治理这一研究热点领域都是围绕“财权流”这一学术硬核而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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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财务治理评述

对于财务治理的内涵，我国学术界有不同的理解。杨淑娥（2002）认为，公司财务治理是公司治理的核心，所谓公司财务治理是指通过财权在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不同配置，从而调整利益相关者在财务体制中的地位，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一系列动态制度安排；黄菊波（2002）认为，财务治理结构是公司治理结构的子系统，从属并取决于公司治理结构的根本性质，是公司财务决策权、财务执行权和财务监督权的划分与配置；林钟高（2003）指出，财务治理是一组联系各利益相关主体的正式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和结构关系网络，其根本目的在于试图通过这种制度安排，达到利益相关主体之间权利、责任和利益的均衡，实现效率和公平的合理统一；申书海，李连清（2006）认为，财务治理是指股东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为实现公司长远目标，对企业财权进行合理配置，用以平衡各方财务权、责、利的关系，形成有效的财务激励和约束机制等的一套正式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和机制。

财务治理理论源于公司治理理论。从概念上看，公司治理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公司治理解决的是因所有权和控制权相分离而产生的问题，它要处理的是公司股东与公司高层管理人员之间的关系问题，即股东治理模式。广义的公司治理可以理解为关于企业组织方式、控制机制、利益分配的一系列法律、机构、文化和制度安排，它界定的不仅仅是企业与其所有者之间的关系，而且包括企业与其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即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实际上，按照企业契约理论，企业可以看作是企业各类参与者之间达成的一系列的实际与隐含契约，这些契约规定了他们在各种情况下的权利、责任以及报酬。为了实现效率和价值的最大化，必须把他们的利益协调起来。简言之，公司治理要解决的是涉及公司成败的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如何保证投资者（股东）的投资回报，即协调股东与企业的利益关系；二是企业内外各利益集团的关系协调。建立公司治理的目的在于提高整个公司的效率，保护投资者权益，协调各利益相关者的关系，服务于企业长期、稳定的发展。只有公司的效率和效益提高了，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与企业长期、稳定发展才能得到真正的保障。因此，只有能够提高效率的公司治理才是合理的。

综合上述，笔者认为，财务治理亦可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来理解。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笔者依据利益相关者理论，从广义的角度来理解财务治理。所谓财务治理，就是指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将企业剩余索取权在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分配，从而调整利益相关者因此而产生的责、权、利关系。围绕剩余索取权的配置，财务治理包含两个基本问题，一是企业与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二是企业内部各利益阶层的关系。财务治理就是要以有效率的方式来处理好企业内外利益相关者因剩余索取权配置而产生的责、权、利关系。

二、财务治理效率：从成本的视角

要考察公司财务治理的效率，就不得不联系到财务治理的成本。因为效率与成本是矛盾的两面，它们之间是不可分割的对立统一的整体。

国内外公司治理研究较多地使用了公司治理效率这个概念，尽管没有给予其明确的定义，但一般认为公司治理效率与公司治理费用和公司治理收益相联系；一项公司治理政策或机制的效率就等于其给公司带来的收益改善与公司治理费用之差；李维安、武立东较早地提出了治理成本的概念（吕斐适，吴德胜2006）。严若森（2005）将公司治理效率的最优化问题定义为：在其它条件既定之下的公司治理成本最小化或公司治理收益最大化的求解。公司治理成本即公司治理发生的成本，其主要内容包括交易成本、成本、第二类成本、组织成本、市场治理成本、服从成本、政府治理成本和制度摩擦成本。

借鉴国内外有关公司治理成本的研究以及前面对财务治理关系的阐述，笔者认为，所谓财务治理成本，是指公司财务治理框架在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相关各种成本的总和，而财务治理效率则是使这种治理过程中发生的成本总和最小化。具体来说，财务治理成本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成本

1.第一类成本即投资者与管理者之间的成本。成本方面主要由詹森与麦克林在1976年首先提出来的，他们将成本定义为委托人的监督成本、人的保证成本和剩余损失的总和。2.第二类成本即投资者之间的成本。该类成本是投资者之间利益冲突所产生的成本。该成本主要是由于各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而引起的。3.第三类成本即企业与股东同债权人之间的成本。对财务治理框架而言，债权人治理成本是外部市场治理成本中属于财务治理成本的直接内容。鉴于我国企业资本结构中，尤其是国有企业，债务资本所占比例较高和银行借款等债务融资具有公司治理效应的现实，在财务治理成本中必须重视债权人治理成本。当然，它也是一种成本。

（二）财务制度成本

它相当于企业财务组织结构及其运行所发生的制度成本， 是投入生产要素以外的成本。1.财务组织成本。公司治理结构中董事会、股东会、监事会与管理层以及职工代表组织等之间，关于企业剩余索取权的责权利划分的机构化设置与确认，财务治理结构的组织成本即为财务治理组织机构设置与确认以及确保这些权力机关得以正常运转所必须耗费的成本。2.财务执行成本。即公司为制定和执行财务规章制度而与有关财权法律条文与程序等所发生的成本，包括公司必须保存重要文件资料与档案、制作股票或股权证明、按规定格式分类制作账表、聘请外部审计机构、在官方指定的媒体上按时各类财务信息以及向政府出示必要的汇报等活动中产生的成本。该成本需由治理主体与治理组织机构承担。

（三）其它成本

其它未包括在上述两大类成本之内的成本。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用经济学的方法，将公司财务治理的成本与效率的关系表示如下：

Y=Ci（Xj）（i=1，2，3……，n；j=1，2，3……m）

其中，Y表示财务治理效率，C表示各类治理成本，X表示财务治理环境中的各种影响因子。在既定的公司财务治理环境中，财务治理效率最优化其实就是财务治理成本的最小化。一般说来，财务治理效率越高，财务治理成本就越小，它们之间成反比例关系，其关系如图1所示：

这样，在环境条件和治理效益目标一定的条件下，财务治理效率就是边际治理成本与边际治理收益的比较即Vy=Vc。当边际成本趋于零时，其极限存在。也就是说，当dy/dx=0，满足收益最大化的一阶条件，此时Vy=Vc，根据上述分析，此时财务治理收益最大，治理效率最优。

但是，仅仅从治理成本的角度还不足以说明财务治理的效率，笔者在此引入一个概念，即财务治理强度。所谓治理强度主要指公司董事会对管理层实施的激励与约束的程度，它取决于人实际行为的结果与出资人要求的收益最大化情况下理想的管理层行为之间的差距（剧锦文，2006）。显然，当财务治理强度增加时，成本会随着治理强度的增强而减少，但财务制度成本和其它成本却会随着治理强度的增强而增加。当成本的下降大于财务制度成本和其它成本的增加时，总成本将呈现下降趋势；反之，总成本则会呈现上升趋势。因此，总成本与治理强度表现出U形曲线关系。笔者设成本为C1，财务制度成本和其它成本之和为C2，则C=C1+C2。C、C1、C2同治理收益的关系如下：

如果C1大于Q，这时C1会随着治理强度的增强而下降，C2则随着治理强度的增强而增加。由于C1下降的速率大于C2上升的速率，故总成本趋于下降，直到C1=C2=Q达到均衡。在这点上，总成本C最小，边际治理效益等于边际治理成本，财务治理效率达到最优；当继续增加治理强度，这时C1下降的速率小于C2上升的速率，总成本增加，尽管总的治理效益也在增加，但边际治理效益却呈递减之势，从而使治理效率下降。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在财务治理过程中，并不是治理强度越高越好，成本越小越好，而是在成本与财务制度成本、其它成本之间存在一种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平衡关系。因此，在公司财务治理中存在着最佳的治理结构和运作方式，而这种最佳的治理结构和运作方式，将导致财务治理效率的最优化或财务治理成本的最小化。

三、提高公司财务治理效率：从降低财务治理成本入手

（一）降低控股股东与广大中小股东之间的成本，是目前提高财务治理效率的关键

国内外相关实证研究表明，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价值存在倒“U”形关系（王克敏等，2006）。就国有控股公司普遍存在的“一股独大”和“内部人控制”现象，笔者认为，降低财务成本应主要从保护中小股东利益，减少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成本着手。为此，应该加大国有股减持力度，进一步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切实保护中小股东利益，从而降低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成本，提高公司财务治理效率。

（二）应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引入债权人相机治理机制，以降低第三类成本，提高财务治理效率，防范财务风险

在我国公司制企业中，由于破产机制和退出机制尚未真正地建立起来，因而导致成本的提高。针对我国资本结构中债务资本较高及债权人治理效应较低的现状，就必须在破产机制和退出机制正常而有效地发挥作用的基础上，强化债权人的相机性控制，确定债权人在亏损公司破产、清算、暂停和终止上市、重组中的优先与先导地位。因为在此情形下，与股东控制相比，由债权人控制的优势如下：1.由于企业的商贸结算和贷款都是由银行进行的，所以债权人对企业资产负债信息的掌握比股东更多、更准确。2.债权人对企业的控制通常是通过受法律保护的破产程序来进行的。因此，债权人控制比股东控制更加有力，把债权人（尤其是银行）的“相机性控制”机制引入企业的治理结构中，有利于提高财务治理的效率，控制和防范财务风险。3.负债融资能够抑制控股股东的过度投资行为，尤其是来自与控股股东具有很强谈判能力的债权人的融资，可以有效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降低第二类成本，提高财务治理效率。

财务治理效率论文篇4

一、共同治理与相机治理:内涵概析

(一)共同治理的基本内涵

共同治理理论的基础是利益相关者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根基是企业契约理论。因此,企业契约理论是共同治理的理论渊源。分析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首先必须弄清楚利益相关者的含义。杨瑞龙和周业安(2000)根据定义包含的宽泛程度将其归纳为三类:第一类是最宽泛的,即凡是能影响公司活动或被公司活动所影响的人或团体都是利益相关者;第二类指凡是与公司有直接关系的人或团体才是利益相关者;第三类定义认为,只有在公司中下了“赌注”的人或团体才是利益相关者,也就是在公司中投入了专用性资产的人或团体才是利益相关者。可以用潜在利益相关者和真实利益相关者将三类定义协调起来,前两种都包含了潜在利益相关者,只有潜在利益相关者向公司进行了资产专用性投资才转化为真实利益相关者。本文在分析财务治理效率时,着重考虑真实利益相关者。由于供应商和客户可能是真实的利益相关者,也可能不是,关键在于其是否进行了公司关系专用性投资,因此,公司最主要的利益相关者包括:股东、债权人、经理、员工。

既然利益相关者共同创造公司组织租金,共同承担公司剩余风险,那么,应该设计一定的财权契约安排和财务治理制度,将一定的公司财务控制权分配给所有利益相关者,使所有的公司财权契约参与者得到激励去有效地合作,进而实现公司合作剩余最大化和公司价值最大化。为了实现公司合作剩余最大化和公司价值最大化,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应该参与公司财务治理,这就是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基本内涵。因此,共同治理就是公司的决策只能是利益相关者协调的产物,重要的是通过决策程序把财务冲突转化为协调与合作。

(二)相机治理的内涵解读

当公司既得利益状态被打破时,若其中某产权主体的利益受损,就必须有某种机制启动,自动地赋予受损方保护自己权益的机会与权力。这时,谁拥有企业所有权分配的控制权就显得特别重要,因为对受损方来说,只有掌握了这种支配权,才有机会重新配置公司财产,以弥补其损失。让受损方掌握控制权恰恰体现了效率原则,因为当一个投资者面临资本保全威胁时,他最有动力再造企业。张维迎(1996)曾给出一个简单的例子描述了公司所有权的状态依存性。设x代表公司总收入,N为股东最低预期收益率,W为应付工人的合同工资,r为债权人的合同收入(本金加利息),并假定x在零到X之间连续分布(其中X为最大可能收入),工人的索取权优先于债权人。如果企业处于“W+r<X<W+R+N”的状态,股东是公司所有权分配的支配者;如果公司处于“W<X<R+W”的状态,债权人是支配者;如果公司处于“XW+r+N”的状态时,经理人员就是实际的支配者。由此可见,从事后的利益状态看,公司所有权的分配是动态的、相机的。然而,公司所有权的状态依存性并不等价于支配权的自动让渡。必须有一套制度以确保支配权的顺利让渡,并保证让渡的有序性。这套制度就是“相机治理机制”。

财务相机治理(contingentgovernance)指公司控制权随公司绩效或经营状态的变化而发生变动,或者说是财务动态治理。相机治理考虑公司动态发展的可能性,当环境发生变化时,财权契约支持网络必须作出相应调整,其中最容易或最有可能利益受损的一方就会暂时获取控制权。一个有效率的经济体制必须能提供一个顺畅、自由而有序的财务相机治理机制,以确保各当事人利益和经济运行效率。

二、共同治理与相机治理的效率解读

(一)共同治理的创租优势与效率困境

由于资本雇佣劳动理论和劳动雇佣资本理论都强调“单边治理”,把公司财权集中地配置给单一主体就意味着其他主体的财权被剥夺,因此财务治理理论基础现实的选择是利益相关者理论。各利益相关者保持长期稳定的合作是现代公司发展的基本模式,共同治理已成为现代公司财务治理的现实选择。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具有以下明显特征:有助于形成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激发创新,降低成本,提高公司财务治理效率;相对于股东利益至上的逻辑而言,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强调由多方共同所有,比股东单方独享更为公平合理,也使公司更易于吸引或积累资源。由此可见,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在组织租金创造、合作剩余的创造抑或公司价值创造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但ReyandTirole(1999)利用一个多委托人(一个共同的人)道德风险模型证明了在委托人之间存在利益冲突时,他们获取信息以改进效率的激励将被减弱。Hansnan(1996)等相关实证研究表明,控制权分散化带来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导致效率损失(相互之间的不信任、猜忌以及由此造成的决策制定时的僵持局面)。若沿袭西方经典企业理论的思路,与控制权多元化相对应的剩余索取权多元化将会使团队陷入道德风险困境,即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存在一个明显的效率障碍问题(团队生产中的搭便车)。Holmstrom(1982)指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通过一个外部委托人,打破团队内部的预算平衡,给公司团队施以“集体惩罚”或“集体激励”,可以迫使团队成员选择最优的努力水平,从而使帕累托最优作为纳什均衡来出现,团队中的搭便车行为得以消除。但是这一方法的前提是团队成员或委托人必须足够富有,财富约束会限制团队的有效规模和实施帕累托最优效率的可能性。因此,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存在效率困境。

财务治理效率论文篇5

关键词：剩余财权；财务动态治理；资本结构；股权结构；债权结构

中图分类号：F23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10)05－0052－05

一、基本缘起：通用财权与剩余财权

从财务学角度提出“财权”范畴主要是受财务本质讨论的影响。在“本金投入与收益分配论”(郭复初，1997)的基础上，基于对财务“价值”和“权力”的双层融合分析，“价值(财力)＋权力”的“财权”范畴进入学者分析视野，并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财权＝财力＋(相应的)权力”，表现为某一主体对财力所拥有的支配权；财权属于产权的部分内容，主管价值形态的权能，并构成法人财产权的核心内容口]。以不完全财权契约之完备程度为标准，财权可以分为基于企业公平的“通用财权”范畴和基于企业效率的“剩余财权”范畴。通用财权诞生于企业不完全合同中明确规定并且其结果可由第三者验证(即其中的完备部分)的企业“财权”；而剩余财权缘起于不完全合同中的不完备部分，是企业合同疏漏、未作具体规定或无法作出具体规定或虽作出明确规定但第三方不能验证其结果或虽可以作出明确规定但受成本一效益原则约束以致事实上并不可行的企业“财权”。立足“通用财权”与“剩余财权”本身，研究者发现：(1)通用财权以公平为其价值取向；(2)剩余财权以效率为其价值取向；(3)任何一项财权配置本质上是一个二元价值体系，即基于企业公平的通用财权配置和基于企业效率的剩余财权配置。在实践上表现为某项具体财权配置对公平与效率的权衡。权衡的规则是：如果一项财权中通用财权占主导，那么该项财权在配置时就应侧重公平；如果一项财权中剩余财权占主导，那么该项财权在配置时就应侧重效率。(4)通用财权和剩余财权谁占主导，应根据具体财权契约之完备程度来评判，其中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与公司章程是重要参考依据。可见，财权本质上是一个二元价值体系，即由基于企业公平的通用财权和基于企业效率的剩余财权构成。

事实上，通用财权和剩余财权划分了财务治理的两个不同领域：财务静态治理(也称传统财务治理或通用财务治理)和财务动态治理(也称剩余财务治理)。财务动态治理是将公平原则内嵌于基于财权的强势原则中，以剩余财权中控制权与索取权相匹配、财务权利与财务知识相对应以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为原则，主要通过剩余财权的“流动”与“分割”，旨在释放财务治理效率，从而提高企业效率的一系列动态制度安排。在不完全合同中予以明确规制(即完备部分)的财权属于通用财权范畴，是财务静态治理(也是目前财务治理研究)的主要领域；而在不完全合同中未予明确规定(即不完备部分)的财权则属于剩余财权范畴，是财务动态治理的集中领域。财务动态治理掌控剩余公司治理中公司章程等合同无法规制(即不完备部分)的剩余财权领域；而一般意义上的财务治理(财务静态治理)则主要定位于通用公司治理范畴和剩余公司治理领域中合同能够规制(即完备部分)的通用财权领域。因而，财务治理可分解为基于企业公平的财务静态治理和基于企业效率的财务动态治理，它在本质上也是一个二元价值体系，在实践上表现为企业公平和效率的并行与平衡。财务动态治理是对传统财务治理的传承与超越，是公司动态治理的核心。剩余财权是财务动态治理的核心概念；剩余财权配置是财务动态治理的核心。

二、财务动态治理结构：解读与优化

财务治理结构是财务治理的基础及财务治理发挥效力的依据。深化财务治理结构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财务治理结构是一种“静态”的理解，具体表现为财权配置结构和关系，该论述强调财务治理结构的静态平衡。林钟高(2004)研究发现，财务治理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效率和公平的合理统一。该观点已经意识到财务治理是公平与效率的统一，隐喻着财务治理结构也应该关注效率问题，实质上已经包含了“动态”思想。伍中信(2007)认为，财务治理结构是以财权为基本纽带，以融资结构为基础，在股东为中心的共同治理理念的指导下，通过财权的合理配置，形成有效的财务激励与约束机制，实现相关者利益最大化和企业决策科学化的一套制度安排。有关“财务激励与约束机制”和“相关者利益最大化与企业决策科学化”的论述，蕴含着财务激励机制和企业决策科学化是侧重效率的，而财务约束机制和相关者利益最大化是侧重公平的，实际上已经孕育着财务治理结构应该同时从公平与效率两个维度去理解，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去阐述。尽管林钟高和伍中信教授均表露了财务治理结构的“动态”思想，但是，由于缺乏进行分类讨论的标准，二者并未对财务动态治理进行专门探讨。

财务治理结构应兼顾静态制衡和从一个制衡点过渡到另一个制衡点之动态调整过程。企业生产要素资本的不断投入、资本要素来源的多样化、内在要素结构与比例的动态变化、新的债权人和投资者的加入对现有债权结构和股权结构的调整以及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分享“组织租金”的产权博弈，又会形成新的剩余财权制衡点，从而使得企业财务治理结构总是处于一种不断变化、不断整合、不断演进的动态制衡之中。财务静态治理结构强调财权配置的公平性，侧重关注通用财权占主导的财权配置。而财务动态治理结构则强调财权配置的效率性，侧重关注剩余财权占主导的财权配置，主要体现为财务资本结构的调整、改善及其动态优化。财务资本结构是财务治理结构的核心，其具体构成奠定了财务治理结构的基本模式，进而决定了公司财务治理的基本特征和目标取向。财务资本结构初步确定了公司内部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财务权利配置与利益分配关系。其中，资本结构主要为公司股东与外部债权人之间以及公司内部股东与经营者之间财务治理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基础；股权结构为公司内部股东之间关系处理及其整体治理效应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基础；债权结构则为合理确定公司外部债权人权限并有效促使债权人行使治理权利奠定了基础。

因此，财务资本结构作为财务治理结构的核心，对财务治理和公司治理而言显得尤为重要，其作用主要通过资本结构、股权结构和债权结构的治理效应来具体体现。另外，财务资本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实物资本等要素资本进行本金化的财务表示，主要包括“实物资本”以及部分人力资源、“无形资产”等能够量化进入财务计量、分析、报告程序的“本金化”投入要素。“要素资本”不可能由“财务资本”全

部量化表示，但“财务资本”已基本反映“要素资本”的主要方面。随着要素地位的变化，计量手段的改进，非财务资本可以逐步转化为财务资本，两者之间的界限并非绝对，如人力资本经过某种计量方式改进而可能逐步成为可以计量的财务资本，因此，财务资本结构也同时体现为一种不断调整的动态结构。从财务动态治理的计量基础来看，实施公允价值计量之后，不断扩大或缩小的产权份额要更及时、更准确地度量(界定)出来，并以剩余财权配置原则为依据进行权责结构的再界定和利益分配机制的再设计，最终都会反映到产权结构(资本结构)动态调整上来。这两方面都使剩余财权得到重新调整和重新界定，为财务治理效率的提高奠定了坚实基础。财务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背后实质上是财权配置的变更与优化。当然，由于这种调整的动态喻着高度的灵活性、适应性，这是难以或无法事先由合同予以明确规制的，这表明财权配置调整中剩余财权配置调整占主导。这种动态调整隐性释放财务治理效率，是创造最大化企业组织租金、提高企业效率的必要条件。因此，在正常情况下，财务治理结构动态调整是提高企业效率的隐性实现机理。

以下将从资本结构、股权结构和债权结构三个方面对财务资本结构调整、改善及其动态优化作具体分析。其逻辑关系图如下：

三、资本结构动态优化

绝大部分文献均把资本结构与财务结构视为可以“相互替换”的两个词，是指“企业长期融资工具的组合”，即“企业负债与权益的比例”。资本结构必然影响公司参与者的财务契约关系，进而影响和决定治理结构与治理效率。股权契约主体、债务契约主体及报酬契约主体在企业资本结构与治理结构中，具有不同的权利义务和不同的治理地位：股权契约主体享有的是剩余财务索取权，希望股东财富最大化；债务契约主体享有的是固定合同收入，希望债权本息得到保障；经理享有的是控制权收益与剩余收益的集合，希望综合效用最大化。在总收益一定的情况下，不同的利益诉求决定了谁掌握控制权谁得到的份额就大。为了达成“合作”博弈解以最大化企业组织租金，此时便需要合理配置剩余财务控制权。

由于股东承担了公司经营风险、为人力资本提供抵押、投入资本形成专用性资产等，因而在正常情况下，股权资本所有者拥有公司财务控制权，也是剩余财务索取权的当然分享者。当公司处于破产状态时，债权资本所有者以及优先股股东成为事实上的剩余索取者与风险承担者，此时财务控制权由股权资本所有者转移给债权资本所有者，符合效率原则。而且，股权资本与债权资本的构成比例也对各自财务控制权的大小起着重要决定作用。如果债权资本在资本结构中的比例极高，而股权资本所占的份额极低，即便在正常情况下，债权人也会对公司行使更大的财务控制权。在一个契约不完全的世界里，最有效率的财务治理结构是一种状态依存控制结构。当企业不能按时偿还到期债务而处于破产状态时，债权人便可接管股东对企业的控制权，成为事实上的剩余索取权拥有者。因此，资本结构控制权是一种状态依存控制权，企业资本结构也因此表现出动态的均衡特征。财务治理结构的逻辑由资本结构决定，资本结构紧紧围绕着“财力流”与“权力流”而形成治理效率的财权契约。只有资本结构合理才可能形成完善的财务治理结构，进而才能保证公司取得良好的财务治理效率。而且在财务治理结构中，权益资本的投票权和债权资本的硬约束处于互补地位，缺一不可，只有发挥两者的合力作用，创造条件促使非合作博弈向合作博弈转变，才能有效地完善治理结构，提高财务治理效率。

资本结构的动态调整实质上是剩余财权(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配置的动态优化，其目的就是释放财务治理效率。在企业(公司)融资中，主要存在三种类型的控制权安排：企业家控制、条件控制和投资者控制。基于事后有效率，Aghion－Bolton的研究(1992)证明：虽然企业家控制可以保证事后有效率，但它是不可行的，因为它无法保证投资者的期望回报；尽管投资者控制是可行的，但是它可能造成大量的事后效率损失。结果在一些条件下，仅仅条件控制――当差业绩信号实现时，投资者拥有项目的控制权；当好业绩实现时，企业家拥有项目的控制权――才是均衡的控制权安排。当企业家受到财富约束时，由于财务契约是不完全的，一份激励契约并不可能解决企业家和投资者在企业融资中的所有潜在利益冲突。此时，剩余控制权给予谁就显得很重要。实际上，每一种治理结构与一种标准的财务结构(资本结构)相联系，这些治理结构的顺序依次为：首先，如果企业家控制是社会有效率的，那么它是均衡的控制权安排。其次，如果企业家控制不能保证社会有效率或不能达到最优的事前努力水平，那么就应该寻求条件控制权安排。最后，如果条件控制不能满足投资者的个人理性，那么所有的控制权应该给予投资者。这个治理结构顺序对应于以下的财务结构(资本结构)顺序：首先，尝试发行无投票权的股票；如果不行，试着发行一些可转换的证券给外部投资者或发行债券；其次，发行拥有所有投票权的股票来筹集所需资金，而出让所有控制权给投资者。可见，企业融资契约隐喻的剩余财权配置(主要是剩余控制权配置)是状态依存的。这种依存最终决定着因融资而形成的财务结构(资本结构)的状态依存性。这表明，形成初始资本结构的“融资环节”是动态的。综上可知，资本结构的后续调整也是动态的。因而，资本结构是动态优化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财务资本结构的调整、改善及其优化。

四、股权结构动态优化

股权结构是指企业股东权益内部各组成部分的具体构成及其比例关系。从财务治理角度看，股权结构主要指股权分布状况与股权性质。股权分布状况决定了治理中各个股东权利分布状况和权利实现难易，股权性质决定了股东权利的行使动机和实现程度。股权结构(产权安排)作为企业事前融资双方博弈的结果，将对一个企业的基本制度(如合伙制公司制度)产生影响，据此，企业确立了一个正式的权威，使拥有实际控制权的经理人在法律上向产权所有者负有诚信责任，解决了作为企业正式权威投资者的投资激励问题。

首先，从股权分布状态来看，股权分布状态主要有“高度分散”和“高度集中”两个极端及二者之间的“中间状态”。高度分散的股权结构决定了单委托一理论视角下的股东是有着共同监督方式和收益函数的同质股东。然而，各公司股权结构呈现出高度集中或相对集中趋势表明，双重委托一关系之控股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的侵占与反侵占产权博弈开始了。为保证资产安全性和收益性，控股股东在获取股利的同时凭借其控制地位获取超控制权收益，而其成本却与中小股东共同承担，小股东利益受损。控制权收益与大股东侵害无关，大股东侵害的实质是攫取超控制权收益。从股权分布状态来看，分散的股权结构隐喻着单－委托－关系(经营者与所有者之间)，而集中的股权结构则隐喻着双

重委托一关系。这种委托一关系背后主要是剩余财权(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在委托者与者之间的配置。由于委托者与者目标不一致，在实现各自目标的过程中存在冲突，这种冲突实质上是对剩余财权的控制与争夺。按照公司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关系，可将股权结构分为以下两种类型：控制权可竞争股权结构(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相匹配，股东能够且愿意对董事会和经理层实施有效控制)；控制权不可竞争股权结构(公司控股股东的控制地位锁定，对董事会与经理层的监督作用被弱化)。这种“控制权可竞争的股权结构”本身蕴含着剩余财务控制权与剩余财务索取权是可“流动”和“分割”的，是可争夺和转移的，也就是股权结构内在地存在着调整与制衡，是一种动态股权结构。而“控制权不可竞争股权结构”则是一种相对静态的股权结构，是财务静态治理结构的核心内容的股权结构动态优化与制衡客观呼唤控制权可竞争股权结构。

其次，从股权性质来看，我国上市公司的股东主要包括国有股东、法人股东、社会流通股股东等三类。不同性质的股东其目标函数不同，因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方式也不同。国有股东由于多重委托一关系和目标函数多维性，除特殊行业外并不具备效率上的优势。法人股东具有较大的独立性，且拥有明确的持股主体，关注长期利益和公司的稳定发展，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大体上匹配，在管理监督效率上比国有股具有优势。流通股股东较多注重二级市场的差价，投机性较强，并不关心公司的长期发展，稳定性差，没有效率上的优势。因此，为提高治理效率，企业应广泛吸收国有股、法人股和流通股，并不断调整三者股权比例，以使其形成动态制衡，保证治理效率，这也体现了股权结构优化过程中的动态调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资本市场上的股权分置改革，对股权属性、股权集中度、管理股权以及股权流通性等股权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表明政策环境变化也是推动股权动态调整的重要因素。

五、债权结构动态优化

财务治理效率论文篇6

【关键词】 不完全契约理论；财务契约；财务治理；研究框架

一、研究背景

企业作为一种契约关系的联结，在组织形式上表现为通过对企业契约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的对应配置而形成的治理结构。同时，企业作为生产要素及其所有者之间的契约耦合，要受到要素所有者为实现其自身利益的行动驱使，而企业各要素所有者作为理性的经济人，都会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经济决策的依据，这必然在各要素所有者之间产生利益冲突，这种利益冲突在企业运作过程中最后必然表现到企业的财务冲突上。因而对企业契约参与者财产权利与义务进行界定、财务活动的反映和控制便成为企业整体契约机制得以运行与生存的关键所在，这要求企业建立科学和具有效率的财务治理结构安排。然而在现实中，企业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财务冲突在世界范围内不同的制度环境中具有普遍性。我国正处在经济转型阶段，企业面临外部产权制度的不完整、市场的非均衡更显著，同时，大规模企业产权改革使我国企业普遍存在尖锐的财务冲突。在外部制度不完善甚至缺位的情况下，构建我国企业内部财务冲突的协调机制迫在眉睫。

近年来，我国对财务问题的研究，尤其是旨在协调企业各产权主体的财务冲突，探寻均衡的制度安排的“财务治理”问题成为我国会计领域新的研究热点，且方兴未艾。但是，目前尚未形成成熟而统一的研究范式，另外，对于财务治理的核心问题即财权配置的具体方式、途径、方案设计也很少涉及。这种研究不足导致财务冲突与治理在我国理论研究与现实应用中存在较大的差距，反过来也制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因此研究企业财务契约冲突及其协调机制是当前财务理论与实务的迫切需要。

二、 财务治理研究现状及趋势

国外关于财务冲突的形式、原因与治理的一般机理研究较为深入，也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研究范式，并且发生了问题研究的范式转换，从早期的内生性完备契约理论范式演变为目前的不完全契约理论范式。

完备契约理论范式研究企业财务冲突与治理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认为关系或企业冲突是成本的必然逻辑结果；二是认为可以事前通过设计一份体现“激励相容”的完备契约来解决问题，控制成本。该研究范式的理论流派及代表人物主要有：成本理论（Jensen和Mechling，1976）、债务契约理论（Smith和warner，1979；Haugen和Senbet，1979，1981；Townsend，1979；Diamond，1984；Gale和Hellwig，1985）、财务信号理论（Ross，1977，1978；Leland 和 pyle，1977）、融资啄序理论（Myers，1984）等。

现代契约理论的贡献之一是建立了更能反映实际状况的不完全契约理论。正式的不完全契约理论是由Grossman和Hart（1986）以及Hart和Moore（1990）建立的。以不完全契约理论为基础研究企业财务冲突与治理主要反映在资本结构的控制权流派。早期的控制权理论是从静态配置角度研究企业剩余控制权的争夺对资本结构的影响，代表学者有Harris和Raviv（1988，1989，1990）、Stulz（1988）等。但是真正意义上将不完全契约理论应用到资本结构理论探讨中，学界普遍认为是Aghion和Bolton（1992）。Aghion和Bolton构建出一个二期控制权配置模型，认为剩余控制权应当依据事后可验证的信号在管理者和投资者之间动态转移才是符合效率的，这就是所谓的企业控制权的状态依存（state contingent）。以Aghion和Bolton的控制权转移模型为基础，此后的控制权理论基本转到以“不完全契约”理论分析框架中进行分析。我国学者李心合、杨淑娥和雷新途等深入研究了企业的财务治理问题。

但是，无论是从完备契约范式还是不完全契约范式，研究的共同特征是对“财务契约”的内涵定位在狭义层面，即“债务契约”或“融资契约”，而非联结企业所有产权主体（财务主体）的、完整的财务契约。由于长期研究中将财务契约概念狭义化，财务冲突与治理的主体局限在股东、经营者和债权人之间，对财务治理的机制研究也是局限于规避三者之间机会主义行为的契约安排，而对更为广泛的企业利益相关者财务契约冲突形式、原因与治理机制研究则相对不足。

三、不完全契约视角的企业财务治理：研究框架的构建

现代契约理论认为，企业是一组契约关系的联结；不完全契约理论认为，契约都是不完全的，因而企业内部的契约同样是不完全的。企业内部的财务治理也是一种契约安排，它通过一定的治理手段，合理地配置产权未能明确界定的企业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在企业内部形成科学的约束机制和制衡机制。从企业契约交易的角度看，企业财务交易的性质是一系列不完全财务契约的缔结和履行过程。根据不完全契约理论，财务治理契约不可能完全事无巨细地规定契约各方全部契约利益和行为方式，具有信息优势和资源禀赋的契约主体可能侵害其他契约主体的利益，从而形成企业内部的财务冲突，财务契约的不完全性是导致企业财务冲突与治理问题的基本逻辑起点。因此，以不完全契约理论研究企业财务冲突与治理问题，能够很好地研究企业资金运动过程中各个财务主体（产权主体）的博弈和制度安排，并将交易费用、制度、产权、契约等因素正式纳入企业财务理论研究范畴，从而形成新的研究范式。不完全契约的财务治理研究的具体研究内容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基于不完全契约理论的企业财务冲突与治理的规范性分析框架

利用不完全契约理论，对企业财务冲突与治理的理论形成和发展过程的重要文献进行综述性梳理。在此基础上，利用不完全契约理论，研究企业财务冲突的一般形式、原因，财务治理的主体、客体，财务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的机制与层次；研究财务治理引导下的财务体制、财务行为，财权纵向和横向配置的目标、机理和实现路径等具体内容，以建立起基于不完全契约理论的企业财务冲突与治理的规范性分析框架。

（二）企业财务冲突的现状与原因研究

分析企业财务契约（股权契约、债权契约、报酬契约、税收契约、商业契约、社会责任契约）缔结环境、缔结主体、缔结客体的特殊性；研究企业财务契约不完全性的一般原因和特殊原因；研究企业财务冲突的形式、频率、幅度和强度，这可以结合某类型企业的实际情况做实地调查和实证研究。

（三）企业财务相机治理机制研究

即依据不完全契约理论的状态依存机制原理，研究企业剩余财务收益权和财务控制权的相机配置机制，包括企业股东相机财务治理机制、债权人相机财务治理机制、经营者相机财务治理机制、员工相机财务治理机制、客户相机财务治理机制、社区相机财务治理机制、政府相机财务治理机制。

（四）企业财权横向配置研究

具体研究企业决策机构的财务组织与财权配置，执行机构的财务组织与财权配置，监督机构的财务组织与财权配置，对现阶段我国企业的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监事会的内部治理结构的财权配置进行结构优化研究。

（五）企业财权纵向配置研究

研究适合企业的财权纵向配置的契约结构（即总分公司间、母子公司间重大财权配置结构），包括企业投资决策权与资产处置权配置、融资决策权、收益分配权与担保管理权配置、成本费用管理权与预算审批权配置、财务绩效考核权与薪酬福利分配权配置、现金调配权和资本运营权配置。

（六）企业外部财务通用契约优化研究

将财务契约缔结和履行的外部环境视为正式和非正式的通用契约（即财务相关的法规制度、文化、舆论、习惯等）的联结，以不完全契约理论视角，对我国企业财务通用契约进行优化研究，以此提出旨在提高契约效率的政策建议。具体包括企业财务契约不完全类型与政府的干预政策（政府战略模糊性研究）、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契约结构优化（正式契约和非正式契约的重构）、我国企业财务外部关系型治理（文化、舆论、习俗、观念引导与培植）。

四、研究意义

本文的研究以不完全契约理论为基础，构建一个财务冲突与治理的理论分析性框架。对我国企业财务治理理论发展和财务治理制度设计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是选择“不完全契约理论”为研究的基本理论分析工具，构建一个“基于不完全契约理论的企业财务冲突与治理的规范性分析框架”，为我国财务治理建立成熟的研究范式进行有益的探索，同时，将企业财务的性质概括为“一系列不完全财务契约的缔结和履行过程”，可以拓展财务契约的内涵，以完善我国内生性财务理论体系。基于不完全契约理论的相机财务治理机制，对重大财权从横向与纵向进行具体配置方案的设计，有助于深化我国财权配置的研究。

二是对我国企业财务契约缔结环境、缔结主体、缔结客体以及财务契约冲突的形式、频率、幅度和强度进行实证研究，可以揭示我国企业财务冲突与治理的现状、问题以及优化治理的方向。

三是依据不完全契约理论的状态依存机制原理，建立起适合我国企业剩余财务收益权和财务控制权的相机配置机制，包括股东相机财务治理机制、债权人相机财务治理机制、经营者相机财务治理机制、员工相机财务治理机制、客户相机财务治理机制、社区相机财务治理机制、政府相机财务治理机制，将对我国企业财务治理结构规范起到实际的指导作用。

四是本研究设计出我国企业财权配置的具体方案，对现阶段我国企业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监事会的内部治理结构的财权配置进行结构优化，将合理引导我国企业内部具体的财权配置，为企业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的提升起到实际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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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杨淑娥，金帆. 关于公司财务治理问题的思考［J］.会计研究，2002（12）.

财务治理效率论文篇7

关键词：上市公司 公司治理 财务绩效 实证分析

一、引言

随着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证券市场的不断完善，公司制企业的发展促使现代公司出现股权分散化、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等特征。一套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能够增强企业的竞争力，提高公司的财务绩效。因此，公司治理问题成为了大量学者的研究课题，尤其是公司治理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公司治理结构的安排直接影响着股东、董事及公司经营管理人员，从而最终影响到公司的财务绩效。本文以我国沪深两市制造业上市公司2012的数据为依据，研究与公司治理相关的各因素对公司财务绩效的影响，从而为提高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财务绩效提供有效、可靠的建议。

二、文献综述

周一虹、孙小雁（2007）以甘肃省20家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公司治理结构与提高公司业绩的关系，结果表明：甘肃上市公司绩效与公司持股大于5%的股份在总股本中的比重、独立董事比重呈正相关关系；与国有股在总股本中的比重没有相关关系；与董事会规模没有相关关系。汪金龙、李创霏（2007）以我国中部地区66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对董事会结构、股权结构和公司绩效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发现：独立董事比例、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高管人员持股比例和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董事会规模、国有股比例与公司绩效负相关。

商丹丹（2010）以上市的81家高科技企业为样本，研究了高科技企业公司治理与公司绩效的关系。研究发现：高科技企业公司治理绩效与战略投资者在股东大会持股比例呈负相关关系；与战略投资者在股东大会的数量呈正相关关系；与战略投资者担任董事的比率呈正相关的关系；与其担任独立董事的比率呈正相关的关系；与其担任高管层的规模呈负相关的关系；与担任外部监事的比率呈正相关的关系。该研究结果为改善高科技企业公司治理与绩效提供了有益的决策支持。黄长祥（2010）通过对37家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治理机制与公司绩效的实证分析，得到结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高层管理薪酬、流通股比例与公司绩效呈显著负相关关系；总经理薪酬和总经理与董事长两职合一均与公司绩效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董事会规模与公司绩效呈显著二次负相关关系；第二至第五大股东持股比例和、独立董事规模与公司绩效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闻岳春、叶美林（2011）以截至2010年9月30日在中国创业板上市的123家公司为样本，对公司治理与绩效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治理和业绩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但相关程度较弱；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平方和、第二至第五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平方和与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说明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说明一定的股权分散度可以在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股东层面形成良好的权力制衡机制，从而促进公司绩效的提升。董事会的独立性与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绩效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综上所述，以上关于财务绩效与公司治理的相关关系的研究文献中，公司绩效的衡量指标主要是净资产收益率（ROE）、总资产收益率（ROA）、主营业务增长率（MBGR）、每股收益（EPS）、净利润增长率（NPGR）、总资产周转率（TAT）、托宾Q等，这些大多是单一的绩效指标，未能全面、综合地反映公司的整体财务绩效。

通过以上学者的研究发现，运用因子分析，即主成分提取的方法对公司大量单一的财务指标进行提取，然后再复合成一个综合的绩效指标，是一种科学、系统、可靠地衡量上市公司财务绩效的方法。本文的研究主要是利用这一系统的评价体系得到上市公司的财务绩效。

三、研究假设与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我国沪深两市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剔除了数据缺失、被ST和*ST的公司，最终选取1 011家公司2012年财务数据作为本文实证分析数据。本文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和巨灵信息网，利用Stata11和SPSS19.0等软件对数据进行相关处理。

（二）变量设计

1.公司治理指标。根据公司治理的含义，并考虑到数据获得的难易程度，选取了大股东、中等大股东、机构投资者、经理人薪酬、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作为控制变量。变量分别是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1）、第二至第五大股东持股比例（Top2-5）、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Organ）、总经理薪酬（Salary）、公司规模（公司的总资产取自然对数，Size）、资产负债率（LA）。

2.财务绩效指标。主要是从衡量公司盈利能力、偿债能力、运营能力、成长能力等四个方面选取了12个指标。资产负债率取倒数是为了将指标正向化，即指标值越大，公司财务业绩愈好，选取指标及定义见表1。

（三）研究假设

股权集中度是衡量股权分布状况的重要衡量指标，它是指公司全部股东的数量和持股比例的大小所表现出来的股权集中还是分散。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表示股权越集中，这样会使公司的治理结构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不利于公司的发展和业绩的改善。因此，本文假设：

H1a：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财务绩效负相关。

第二至第五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公司越容易形成良好的管理机制，对公司高度集权具有一定的制衡作用。持股比例相当的股东之间会相互监督，克制一人的情况发生，因此会提高公司的业绩。基于此，提出假设：

H1b：第二至第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财务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

在公司治理中，机构投资者可以利用其专业优势，监督上市公司管理层的经营运作，使上市公司的经营更加规范化、有效化，减少大股东侵犯公司利益的机会。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的增加有利于缓解股权过于集中或分散的局面，对公司治理和相关决策与管理施加影响。为此，提出假设：

H2：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和公司财务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

总经理薪酬是公司对高管层的一种激励制度，根据委托理论，由于股东与管理层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因此公司会给予管理层较高的薪酬，而管理层为了取得较高的薪酬会努力工作，积极为公司创造业绩。从另一个角度看，较高的薪酬待遇无疑是增加了管理者偷懒、离职的机会成本，从而强化了对公司管理层的约束作用，提高了公司的业绩。基于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H3：总经理薪酬与公司财务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

四、实证分析与结果

（一）因子分析

本文采用因子分析研究方法，通过因子分析得到财务绩效在每一个样本的得分。首先，通过因子分析得到选取的四个因子在每一个样本的得分，然后将各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作为该因子的权重，对四个因子的得分进行加权汇总，最后即可以得到每一个样本公司财务绩效的因子总得分。

首先检验本文的变量是否适合做因子分析，见表2。

由表2可知，样本数据的KMO值为0.707，大于0.6。卡方检验结果表明，Bartlett球形检验的卡方统计值为14 919.435（p

然后，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提取主因子。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进行主成分提取，并且依照特征值大于1的原则提取了4个主成分，见表3。

从表3可知，提取的4个主成分的累积方差贡献率达到82.79%，大于80%，所以本文提取出来的4个主成分能够较全面地解释原始财务指标所包含的信息。

为了对所取得的这4个主成分进行经济解释，还需得到12个原始财务指标对4个主成分的因子负荷量（各主成分与原始财务指标的相关关系），见表4。

从表4可以得出：（1）主成分Y1中，X1、X2、X3、X4、X5的负荷量大于其他财务指标的负荷量，所以Y1主要是营业利润率、资产报酬率、销售净利率、息税前利润与营业收入比以及投入资本回报率这5个指标的反映，主要代表了企业的盈利能力，即Y1是盈利因子。（2）主成分Y2中，X6、X7、X8的负荷量大于其他财务指标的负荷量，且该负荷是负相关的，所以Y2主要是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和资产负债率倒数这3个财务指标的反映，代表了企业的偿债能力，故Y2是企业的偿债因子。（3）主成分Y3中，X9、X10的负荷量远大于其他财务指标的负荷量，所以Y3主要是存货周转率、总资产周转率这2个指标的反映，代表了企业的营运能力，即Y3是企业的营运因子。（4）主成分Y4中，X11、X12的负荷量远大于其他财务指标的负荷量，所以，Y4是总资产增长率和营业收入增长率这2个财务指标的反映，代表了企业的成长能力，故Y4是成长因子。总之，以上四个主成分能够很好地解释公司的财务绩效。

根据各主成分得分系数矩阵（本文略），可以得到各主成分关于原始财务指标的线性表达式，继而计算出各主成分得分。

Y1=0.199×ZX1+0.163×ZX2+0.202×ZX3+0.195×ZX4+0.169×ZX5+0.125×ZX6+0.126×ZX7+0.118×ZX8-0.033×ZX9-0.039×ZX10+0.029×ZX11+0.019×ZX12

Y2=0.110×ZX1+0.182×ZX2+0.099×ZX3+0.132×ZX4+0.088×ZX5-0.297×ZX6-0.292×ZX7-0.288×ZX8+0.080×ZX9+0.149×ZX10+0.094×ZX11+0.073×ZX12

Y3=-0.053×ZX1+0.093×ZX2-0.064×ZX3-0.102×ZX4+0.073×ZX5+0.140×ZX6+0.147×ZX7+0.141×ZX8+0.550×ZX9+0.518×ZX10+0.007×ZX11+0.072×ZX12

Y4=-0.069×ZX1-0.044×ZX2-0.056×ZX3-0.043×ZX4-0.082×ZX5+0.060×ZX6+0.061×ZX7+0.043×ZX8-0.037×ZX9-0.102×ZX10+0.591×ZX11+0.611×ZX12

根据各个主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作为权重，可以计算出每一个样本的财务绩效总得分（FP）。计算公式为：

FP=（37.396×Y1+21.983×Y2+12.476×Y3+10.935×Y4）/ 82.79（1）

（二）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公司治理因素与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并验证本文的假设，本文进行了相关的回归检验。1 011家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财务绩效得分已通过上述因子分析计算得到，下面将该财务绩效得分FP与公司治理的四个因素以及两个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以探讨他们之间的关系。本文设定如下回归模型：

FP=β0+β1Top1+β2Top2-5+β3Organ+β4Salary+β5LA+β6Size+ε （2）

财务治理效率论文篇8

关键词:财权;契约理论;通用财权;剩余财权;价值取向

一、财权:缘起与评论

汤谷良(1994)认为,企业财务主体所拥有的财权,是原始产权派生而又独立于原始产权的一种财产权,这种财产权与法人制度的结合,即构成法人主体的财权。企业财权是派生产权,属于法人财产权。该观点已经触及了“企业财权”的本质,对认识财权的具有重要意义。但将企业财权隶属于法人财产权值得商榷。企业财权应从整个企业层面来考察,法人财产权仅仅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伍中信(1998)认为,财权表现为某一主体对财力所拥有的支配权;财权=财力+(相应的)权力,这里的“财力”表现为一种价值,是企业的财务资金或本金,而相应的权力便是支配这一“财力”所具有的权能。该论述主要是在产权理论的指引下,从“权力”视角来展开和论证的,应当是认识和剖析财权本质的基本方向,但将财权隶属于法人财产权则缩小了财权范畴。

刘贵生(1999)认为,财权又称理财权,通常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财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与财产所有权相联系的财力支配权;另一个是与政治相联系的财力分配权。前者属于财务范畴,后者属于财政范畴。狭义的财权仅仅指前者,即与财产所有权相联系的财权。该论述将财权与财产权联系在一起,初步概括了财权的内容,对认识财权内涵具有一定借鉴意义。但财务权利与财政权利有着本质的区别,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权利,绝不能相互混淆。郭复初(2001)认为,财权还包括投资权、筹资权、留用资金支配权、资产处置权、成本费用开支权、定价权和分配权。该观点从公司财务角度将公司财权直观归结为七项具体权能,有利于考察各项具体财权的配置,以达到优化财权配置的目的。李连华(2002)认为,财权并非仅指财务权利,而是体现在资金运动和财产上的各种权力,相当于一般意义上的财产权或物权。并将公司财权划分为出资者终极财权、公司法人财权以及法人财产权所分割形成的明细财权,进一步认为公司财权是由不同层次、不同权能所构成的一个权力结构系统。关于财权是一个权力结构系统的观点,对财务分层、财权配置有着重大意义。

王斌(2003)认为,财权大致有三种解释:一是狭义上的现金收支及财务运作权;二是包括财务与会计在内的广义上的所有权力;三是构建财务控制系统的依据,包括重大财务事项决策权、现金调度支配权和日常财务处理权等方面。王教授从财务控制角度理解财权的内涵,对财务治理中财权实际操作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但该论断缺乏前后一致的分类标准,没有完整概括企业财权内容。张兆国等(2005)认为,企业财权是关于企业财务方面的一组权能,包括财务收益权和财务控制权。我们认为,把企业财权分为财务收益权和财务控制权两大类,是正确理解企业财权配置的一把钥匙,是合理配置企业财权的基本前提之一,但将财权仅仅理解财务方面的权能有失偏颇。

李心合等(2005)将财权定义为公司获取、控制和运作财务资源的权力;并认为公司财权的来源已从股东的资本向利益相关者的资源扩展。他们从利益相关者角度来考察财权内涵,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但概述的具体财权内涵显得较为模糊。

衣龙新(2005)认为,财权是派生于产权的财务权利,是体现一定财务经济关系的一组权利束,大体包括财务决策权、收益分配和监督等权能;并认为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研究的重点是派生于企业所有权的“企业财权”。笔者认为,将“财权”范畴研究的重点定位于“企业财权”,是研究财权配置及财务治理的关键。

张栋(2006)主张财权就是财务治理权,并将其分成财务收益权和财务控制权两类。其中财务控制权包括财务决策权、财务执行权和财务监督权。该观点继承了张兆国和张五新(2005)关于“财权”内涵的基本思想,并发展了财务控制权的具体内涵,但将财权等同于财务治理权则值得商榷。

现代企业理论认为,企业是多边契约关系的联

体,是要素所有者交易产权的结果。那么企业财权就不仅仅只是法人财产权中主管价值形态的部分,而应包括一切要素所有者投入的“财力”(本金)及与之相伴相生的“权力”,要素所有者也应拥有“企业财权”。投入要素的契约方便成为企业的财权主体。企业财权应从整个企业层面去理解,主要包括出资者终极财权、企业法人财权以及两者各自分割与分层所形成的明细财权。企业法人财权在企业财权中占主导地位,这是因为现代企业必须是拥有独立法人财权,进行独立核算,拥有自身利益并努力使之最大化的经济实体。 企业财权是企业产权的核心权能,是体现财务权责结构的一系列权利束的总和;它是侧重从财务关系方面反映财务本质属性的核心概念;它是一个权力结构系统,大体包括财务决策权、财务执行权、财务监督权和财务收益分配权。其中,财务决策权是指对企业各项财务活动和财务交易所具有的决定权;财务执行权是指对最优财务决策方案执行、实施的权力;财务监督权是指对决策性财权和执行性财权的运用情况进行监督的权力;财务收益分配权是指对企业通过运用财务活动和处理财务关系所创造的企业剩余(净利润)的要求权。

二、通用财权与剩余财权:提出与解读

企业是一系列(不完全)契约的有机组合,是人们之间交易产权的一种方式。由于某种程度的有限理性或者交易费用,使得现实中的契约是不完全的(incomplete)。契约不完全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三类成本:一是预见成本,即当事人由于某种程度的有限理性,不可能预见到所有的或然状态;二是缔约成本,即使当事人可以预见到或然状态,以一种双方没有争议的语言写入契约也很困难或者成本太高;三是证实成本,即关于契约的重要信息对双方是可观察的,但对第三方(如法庭)是不可证实的(tirole,1999)。

现代企业理论奠基于不完全合同。因为合同是不完全的,所以产权的初始配置和后续调整对效率的影响是重要的。产权与契约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市场交易的载体是契约,契约的基础是产权;协调利益相关者的契约关系说到底就是协调产权关系(洪银兴,2007)。产权契约是指各产权主体之间在产权交易过程中按照自愿、平等和公正等契约原则就产权的界定、调整、分配、转让与履行等达成的契约关系(郭金林,2002)。在一切契约关系中,产权契约是最根本的契约关系。作为产权之核心权能的财权,其本身也是一种产权契约。这为我们从契约理论透视“财权”奠定了良好基础。

以不完全财权契约之完备程度为标准,财权可以分为基于企业公平的“通用财权”范畴和基于企业效率的“剩余财权”范畴。通用财权诞生于企业不完全合同中明确规定并且其结果可由第三方验证(即其中的完备部分)的企业“财权”。而剩余财权则缘起于不完全合同中的不完备部分,是企业合同疏漏、未作具体规定,或无法作出具体规定,或虽作出明确规定但第三方不能验证其结果,或虽可以作出明确规定但受成本效益原则约束以致事实上不可行的企业“财权”。在“财权=财力+(相应的)权力”等式的基础上,可以派生出下面两个等式:“通用财权=通用财力+(相应的)通用权力”;“剩余财权=剩余财力+(相应的)剩余权力”,其中通用财力和剩余财力、通用权力和剩余权力等范畴的涵义与通用财权和剩余财权的涵义基本类同。

通用财力是指有关企业财务资金或本金(也可称为“资本”)在“财务契约”中明确规定并且其结果可由第三者验证(即其中的完备部分)的企业“财力”。如各契约方初始投入企业的资金一般都有明确的归属,可视为“通用财力”。“通用权力”就是支配“通用财力”所具有的权能。剩余财力则指的是有关企业财务资金或本金(也可称为“资本”)在“财务契约”中疏漏、未作具体规定,或无法作出具体规定,或虽作出明确规定但第三方不能验证其结果,或虽可以作出明确规定但受成本效益原则约束以致事实上不可行的企业“财力”。如创造的企业组织租金(净剩余)中难以明确规定分配标准的部分,就是企业的剩余财力。“剩余权力”就是支配“剩余财力”所具有的权能。这两个等式不是简单套用,而是将财权按照其在不完全合同中之完备部分与不完备部分所作进一步细分所派生而来。笔者认为,“通用财权”和“剩余财权”划分了财权研究的两个不同领域,对“财权”一系列重要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三、通用财权与剩余财权:价值取向及其定位

(一)基于企业公平的“通用财

权”观

现实中的人们并没有因为合同必然是不完全的这一事实而放弃签订尽可能完善合同的努力。人们真正关心的并不是合同的不完全性本身,而是合同的完全程度。作为不完全“企业财权”合同中完备部分的“通用财权”,其事前权责的各种规定,都是为企业各契约方提供合理而又稳定的公平预期。hume(1969)认为,“占有”的稳定性是人类社会和平和安全的基本保障。产权的不稳定性是阻碍社会财富增长的主要因素。可见,作为产权与契约交叉领域的“通用财权”,其事前明确规制隐喻的稳定预期必然强调公平价值观,也就是为所有财权契约各方提供有关公平信息的稳定预期。

企业“通用财权”安排的一般范式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法律层面,如公司法等;另一个是公司层面,如公司章程等。具有制度规模经济的国家提供的公司法、证券法、物权法等内容可以理解为公司现时及潜在的投资者借助“政治程序”签署的公共契约的一部分,是所有各类公司共有的公共契约,旨在彰显民主国家诉求的社会公正价值目标,表明对所有公司的共同要求和对所有投资者的平等待遇(诺斯,1980;easterbrook,1991)。这也是民主国家宪法(“权利法案”)的基本要求。而公司章程只是把公司法中没有明确的,而股东认为必须明确的内容写出来。从而与公司法、物权法等一道成为约束公司参与各方的私人契约。其中公司法等先于公司章程而存在,公司章程根据公司法等衍生而成。通用公司治理范畴是基于社会公正原则设计的强制性规定,具有确定性、一般性和普遍性,是为了实施事先确定的平等保护所有投资者(包括中小投资者)等社会公正价值目标的人造秩序。因此,对公司及投资者来说,它是一种外生规则。

为了保障体现公正价值目标的外生规则的实施,国家设计了作为惩罚机制的法庭装置,以便投资者在利益受到不正当损害时通过通用公司治理寻求司法救济(陈汉文等,2005)。显然,通用公司治理在于保障一种抽象的整体秩序,这种秩序以公正价值目标为导向。通用公司治理中的“企业财权”契约是相对完全的,这是因为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企业财权”的具体规定,整体来说是相对完全的。根据“财权=通用财权+剩余财权”这个等式可以发现,此时,“通用财权”在“企业财权”中占主导地位。因此,通用公司治理中孕育的财权中占主导地位的还是“通用财权”。通用公司治理以公平为价值取向,那么其中的财权配置也就传承了公平价值观,而通用公司治理中的财权又以通用财权为主导,合乎逻辑地,这种在法律和公司层面耦合而成的“通用财权”理应突出对利益相关者的产权保护,侧重对企业公平的强调,以公平价值观为导向。因此,发轫于不完全财权契约中完备部分的“通用财权”就传承了通用公司治理所强调的企业公正价值观。

(二)基于企业效率的“剩余财权”观

因为企业财权契约是不完全的,所以剩余财权的初始配置和后续调整是重要的。由于契约是不完全的,所以事前的专用性投资无法写入契约。一旦自然状态实现,在这种具有双边锁定特征的再谈判过程中,投资方就面临被对方“敲竹杠”(hold up)或攫取“可占用准租金”的风险。作为不完全“企业财权”合同中不完备部分的“剩余财权”,其事后通过对或然状态进行谈判来解决事前无法规制的权责,这种“讨价还价”式谈判会引致高昂的交易费用以致很多情形下不会发生。理性的契约方就呼唤在不完全“财权”完备程度(即通用财权)既定的情况下,通过对“剩余财权”的“流动”与“分割”及其有效配置以最大化企业组织租金创造。也就是在“通用财权”主张公平价值取向的前提下,“剩余财权”价值取向应定位于效率价值观。简言之,“剩余财权”担负着将企业价值“蛋糕”如何做大做强的使命,而“通用财权”则担负着将“蛋糕”如何公平合理地分配给利益相关者(stake holder)的使命。

由于法律的一般性和普适性,就给个体的公司留下了较大的剩余公司治理空间,这体现在《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工作规则》等规则中,主要是内部治理机制(陈汉文等,2005)。由于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理念及投资者逐利的本质,使得剩余公司治理成为基于自由竞争理念的、以股权强势原则为基础的、旨在追逐公司效率的一个博弈以后的制度均衡(kreps,1990),以求在市场中取得有利于公司效率的结果。剩余公司治理诉求于特定公司个体的经济效率目的。相对通用公司治理而言,剩余公司治理作为一种内部治理机制,

,灵活性大,适应能力强,因而剩余公司治理中“企业财权”契约是相对不完备的。根据“财权=通用财权+剩余财权”可知,此时“剩余财权”在“企业财权”中占主导地位,即剩余公司治理中占主导地位的财权是“剩余财权”。 剩余公司治理以效率为价值取向,那么其中的财权配置也就传承了效率价值观。而剩余公司治理中的财权又以剩余财权为主导,合乎逻辑地,“剩余财权”理应侧重对企业效率的强调,最大化企业组织租金,以效率价值观为导向。因此,发轫于不完全财权契约中非完备部分的“剩余财权”就继承了剩余公司治理所强调的企业效率价值观。

四、财权及其配置:二元价值体系

上述研究表明,财权本质上是一个二元价值体系,即基于企业公平的通用财权和基于企业效率的剩余财权。任何一项“财权”都是由“通用财权”和“剩余财权”构成,前者以“公平价值观”为取向,后者以“效率价值观”为取向。因而,通用财权配置应坚持公平价值取向,而剩余财权配置应坚持效率价值取向。杨瑞龙和杨其静(2001)研究发现,企业的核心内容是关于组织租金的创造和分配;保留收入的创造和分配并不是企业的特征,因为这是任何一个理性人参与任何一项经济活动所必然要求的权利;但是组织租金的创造和分配却是企业(或经济组织)中独特的内容,是企业成员争夺的真正对象。可见,保留收入是合同中已明确规制的内容,是不能轻易受到侵害的。因保留收入而衍生的财权主要属于“通用财权”范畴。

对这部分产权利益应侧重于保护,也就是说“通用财权”配置必须坚持公平价值取向。而组织租金创造的多少及如何分配是合同中未予明确也无法具体明确的内容,因此而衍生的财权主要属于“剩余财权”范畴。企业需要通过剩余财权的流动与分割及其合理配置,为企业创造最大化组织租金提供动态制度安排,提高企业效率。也就是说剩余财权配置必须坚持效率价值取向。通用财权配置主要体现公平原则,即对基本财权的优先保证。而剩余财权配置主要强调效率原则,即追求企业组织租金最大化。“效率”的量度是原则的关键所在。剩余财权配置不实行效率优先,就无法完成企业财务目标(企业目标),所谓的公平也就没有保障。缺失效率的公平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平。提高效率本身就是公平的隐性实现机理。

综上,任何一项财权配置本质上也是一个二元价值体系,即基于企业公平的通用财权配置和基于企业效率的剩余财权配置;在实践上表现为某项具体财权配置对公平与效率的权衡。权衡的规则是:如果一项财权中通用财权占主导,那么该项财权在配置时就应侧重公平;如果一项财权中剩余财权占主导,那么该项财权在配置时就应侧重效率。这个规则不仅具有重要理论意义,更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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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治理效率论文篇9

【关键词】 董事会； 财务风险； 内部治理

一、引言

财务风险的有效防范和控制，一直以来都是企业普遍面临的重大现实难题和管理“瓶颈”。近年来发生的华源系、三鹿集团、深南电等重大财务危机事件和温州企业破产潮，大都是因为缺乏对企业财务风险的有效防范和控制而导致的财务状况恶化甚至资金链断裂。在当下金融危机影响依然存在的宏观经济背景下，企业的内外部经营环境仍不容乐观，企业财务活动中无法预见和难以控制的各种因素使财务风险无时无刻不威胁着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在严峻的生存环境和激烈的竞争之下，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暴露出企业管理能力较落后的问题，特别是在财务风险管理方面存在较大的缺陷。加强上市公司的财务管理，提高企业财务风险防控能力已经成为后金融危机时代企业管理的重要内容。

影响企业财务风险的因素可分为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两大类。外部因素产生于企业的外部经营环境，企业通常无力施加影响和控制，但是内部因素是由企业自身的内部治理环境产生的，可以通过不断改进和完善内部治理来加以控制和防范。内部控制是公司内部治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公司治理的基础设施建设。内部控制本质上是组织内部风险的一种控制机制，作为一种能够有效防范和控制风险的手段，内部控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2008年财政部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明确指出内部控制的主要目的之一就在于提高企业的风险防范能力，2010年颁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也强调了内部控制对风险管理和降低财务风险的作用。

董事会在公司治理中处于核心地位，董事会各项治理是否妥当都会影响公司内部治理的效果，因此董事会的特征和内部治理机制对财务风险有着重要影响。鉴于此，本文以2011年我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从董事会的内部治理效应角度，采用实证方法来研究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内部治理机制对财务风险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评价和建议。

二、文献综述

Elloumi and Gueyie（2001）以92家加拿大商业公司为对象进行研究，发现外部董事的持股比例及外部董事比例减小了企业发生财务困境的可能性，但外部董事担任多个公司董事职务会加大公司财务风险，使公司发生财务困境的概率变大；经历过高管更换的财务困境公司受两职兼任结构的影响显著。Bryan等（2004）发现有财务背景的独立董事作为审计委员会成员时，公司具有更少的应计额高估，即风险管理水平显著提升。Burak等（2008）认为，具有财务背景的独立董事对公司经营风险的降低不一定会产生积极作用，反而有可能增加公司的经营风险，如独立董事对于将资金投放于收益率较低项目而未能起到有力的监管作用。Ashbaugh-Skaife等（2008）发现，企业的内部控制缺陷因容易导致无意识的会计差错而产生盈余噪音，从而提高了各种风险（如经营风险、财务风险等）。因此，健全内部控制有利于企业风险的降低。Bargeron等（2010）发现美国SOX法案并不鼓励企业采取冒险行为，上市公司减少投资、增加现金及现金等价物持有量和减少冒险的行为，能显著降低财务风险。

吴超鹏、吴世农（2005）基于“价值创造观”发现提高独立董事比例有利于监督公司管理层，减少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冲突，从而降低公司陷入财务困境的概率。王克敏等（2006）研究结果发现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与公司财务困境概率呈正相关的关系。这一结论也被汤亚莉（2009）所证实。王宗军、李红侠（2007）通过建立公司治理因素对公司财务困境影响的评价模型，发现较高的独立董事比例能够降低公司发生经营困境的可能性，而董事会规模及CEO两职合一状态对公司财务困境无显著影响。邓晓岚、陈朝晖（2007）检验了中国上市公司治理因素对其财务困境的解释力和预测力，实证结果发现：（1）独立董事比例与公司发生财务困境可能性呈显著的负相关；（2）董事会的规模以及董事长与总经理的两职合一对财务困境发生概率无显著的影响，这一点与Abdulall（2006）一致。于富生等（2008）研究公司治理对公司财务风险的影响，发现在公司治理的董事会特征中，总经理与董事长的两职分离可以降低公司的财务风险；独立董事比例与企业的财务风险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董事会的规模与企业的财务风险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向锐（2008）发现会计专家型财务独立董事和金融型财务独立董事能够降低公司经营风险，而会计型财务独立董事和监管型财务独立董事与公司经营风险并无相关性。这一点被万洪波、陈婷（2012）所证实。程晓陵、王怀明（2008）通过实证得出，提高企业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强化管理者的风险意识，有利于规避风险，实现经营目标。吴晓晖、娄景辉（2008）认为加强董事会职能和效率，能够强化企业内部控制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公司的风险。陆宇建等（2009）发现有财务背景的独立董事尚未在提高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质量方面表现出显著作用，但在改善上市公司资产管理水平和风险管理水平方面呈现了一定的效力。赵磊、彭大庆（2009）在引入公司治理指标进行财务困境预测时，发现在公司董事会特征中，适当地召开董事会会议和提高独立董事比例能够有效地降低财务困境发生的可能性。刘霄仑（2010）通过对内部控制、风险管理和企业风险之间关系的分析，将业务模式既定状态下的合规风险、运营风险和财务风险归为固化风险，并且提出内部控制的含义就是对这种固化风险的控制和管理。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假设一：会计专业背景的独立董事人数与财务风险负相关。

独立董事能否有效发挥监督职能的重要影响因素是其自身的知识结构和专业背景。独立董事的高级会计师、执业会计师等职称和经过会计学、审计学、财务管理学等教育的，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代表其财务专业能力和背景。具有专业背景的独立董事对公司进行财务决策等能提供有效的支持和监督，有利于提高财务风险管理能力。

假设二：两职分离有助于降低财务风险。

董事会的履职环境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董事长是否与总经理两职分离。两职分离的公司，董事会的履职环境好，有利于董事会的监督和执行效力，有助于降低财务风险。

假设三：董事的报酬能够起到激励作用，有利于降低财务风险。

国内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结论差异比较大，一部分学者认为较高的报酬会影响董事的独立性，因利益牵绊有可能形成合谋，不利于其职责的履行；但也有学者认为良好的报酬可以激励董事发挥积极的监督意愿，从而更有效地执行监督职责。本文认同后者的观点，认为良好的报酬对监督的积极影响大于消极影响，有利于形成积极的内部治理机制，降低财务风险。

假设四：董事会持股数量与财务风险负相关。

董事会持股可以对董事会履职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从而加强控制效果，改善董事会效率，防范财务风险。

假设五：董事会会议频率越高可能表明公司已经存在比较大的财务风险。

有观点认为，董事会会议次数增加是董事会积极工作的表现，能够强化董事会对公司的监督职能，提高公司的内部治理效力，从而防范公司财务风险，改善业绩水平，但是这并不能说明董事会会议频率越高公司业绩就越好，因为高频率的董事会会议从另外一种角度看可能表明公司已经出现财务困境的征兆，为了有效应对和化解较大的财务风险，董事会需要增加会议次数。

四、实证检验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结果分析

由表1可以看出，绝大部分公司都实现了两职分离并且取得了标准审计意见；Z值统计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目前财务状况大体良好，但各公司之间差异很大，中值较低说明财务风险问题确实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ACID的均值是1.4064，中值是1，说明大部分公司都满足了《关于独立董事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的要求，但均值和中值很小说明上市公司配置具有会计专业能力的独立董事人数普遍偏低，并且仍然有很多公司没有会计专业背景的独立董事；LnR均值和中值为4.5636，说明我国目前独立董事报酬比较高，标准差较小说明公司之间存在差异较小；BHolds标准差比较大说明目前我国董事会持股数量的公司间差异较大，进一步分析发现有53.83%的公司董事会持股数为0，说明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持股数量普遍偏低。

（二）回归结果分析和稳健性检验

表2是用逐步线性回归得出的模型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独立董事专业背景ACID与Z值正相关，Z值越大说明企业越不容易破产，即独立董事的专业背景有利于公司防范财务风险，证明了假设一的结论；但是两者的回归系数不显著，参考前文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能是因为我国上市公司大多是为遵守《指导意见》中要求必须配备一名具有会计专业背景的独立董事的硬性规定，聘请的具有专业背景独立董事少并且没有使其发挥实质性的作用。两职分离APART与Z值正相关，说明较好的履职环境确实能帮助董事会更好地履行监督职责，降低财务风险，证实了假设二；但是相关性不显著，可能是因为有些公司规模较小，两职合一反而能提高监管效率。前三名独立董事薪酬和的对数LnR与Z值显著正相关，证明了假设三，说明薪酬的积极影响大于消极影响，能够激励独立董事更好地履行职能。董事会持股与Z值负相关，与假设四的符号相反，结合描述性统计的结果，这可能恰恰说明是由于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持股数量普遍偏低，从而影响了董事会的监督效力。董事会会议次数Fd与Z值显著负相关，说明不是董事会会议越频繁公司的绩效越好，反而恰恰说明可能公司已经存在较大的财务风险，董事会会议的增加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风险，证实了假设五。三个控制变量——公司规模、ROA、资产负债率均与Z值显著相关，说明了规模越大或资产负债率越高，公司面临的财务风险越大，ROA的增加可以有效应对财务风险，这些都符合经济规律。

表3是膨胀因子系数的检验结果，说明各变量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共线性，结合表3中的F值和R2值都能说明模型的拟合度比较高。另外，在稳健性检验中，本文引入净资产收益率ROE对总资产收益率ROA进行替换，实证结论基本不变，因此模型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五、研究结论

本文的研究分析表明，具有会计专业背景的独立董事有助于公司防范和控制财务风险；良好的董事会履职环境有利于董事会的监督和执行效力，从而有助于降低财务风险；良好的报酬可以激励董事发挥积极的监督意愿，积极影响大于消极影响，有利于形成积极的内部治理机制，降低财务风险；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持股数量普遍偏低，没能发挥出对董事会履职的积极作用，影响了董事会的监督效力，说明董事会的治理机制有待于进一步的完善和改进，才能更好地防范财务风险；董事会会议频率越高，不代表公司业绩就越好，反而是公司已经出现了财务困境的征兆，为了有效应对和化解面临的财务风险，董事会需要增加会议次数。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来完善董事会的内部治理机制，从而更好地防范和控制财务风险：

1.贯彻执行《指导意见》的规定，将政策落实到位，监督指导上市公司切实有效地发挥专业背景独立董事的治理作用，增强上市公司对财务风险的抵抗力。监管机构也可以适当地增加上市公司配置会计专业背景独立董事人数的规定。

2.完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薪酬激励机制，增加董事会持股数量，塑造良好的董事会履职环境，完善董事会内部监督和控制制度，提高董事会运作效率，从而解决机制上的障碍，进而不断加强上市公司的企业财务管理，提高企业的抗风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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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治理效率论文篇10

关键词：公司治理；财务治理；财务管理；风险控制；

公司治理产生的根源是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公司治理结构是规范不同权利主体彼此之间权力、责任、利益关系的制度安排，进而解决公司内部不同权利主体之间的监督、激励和风险分配等问题。财务治理也是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权力、责任和利益的一种制度安排，包括财务权力安排、财务行为激励与约束、财务利益分配与协调，通过财权安排机制来实现内部财务激励和约束机制。由此可以看出，公司治理是财务治理的基础，它的核心是财务治理，即是以财权配置为中心，安排权利的分布和激励约束的问题。而这些却又不是财务治理独自能完成的，它又必须与财务管理相结合，以财务管理为保障。因为财务治理和财务管理是有区别的，财务治理侧重于财务主体的结构性安排和制度性的层面，是公司财富创造的基础；财务管理侧重于控制，财务主体的财务行为和具体的财务经营活动，是财富创造的源泉。所以，必须要将财务治理和财务管理结合起来，来达到公司治理的目的，在公司治理结构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公司的财务治理和财务管理，使三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一 、目标及权利的分配

财务治理和财务管理作为公司治理结构中存在和运行的重要机制和重要管理系统，其目标直接反映公司治理目标进而反映公司整体目标，所以是由公司治理结构的核心要素来确定的，并随着治理目标的变化而相应变化。

公司治理结构主要有两种理论模式，即股东单边治理理论和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理论。

股东单边治理理论认为股东利益至上，是按占股东资产收益最大化的原则设置激励和约束机制的。其财务目标就是要通过财务上良好的治理和管理、合理经营使股东财富达到最大化或股票价格最大化。它片面强调股东财富最大化，难以发挥经营者和职工的创造性、影响债权人的积极性、政府、公众的主动性，使公司失去生存和发展的活力、失去创造财富的杠杆和源泉、失去持续发展的保障和支持。

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理论是当今更为流行的观点，与传统的股东单边治理结构相比，共同治理结构在保护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方面是有效率的。它认为公司是不同要素提供者之间组成的一个系统，公司的目标是为出资者、债权人、职工、供应商、消费者等所有要素提供者创造财富，而不仅仅是为股东利益最大化服务。股东以外的利益相关者，特别是公司的职工可能是比股东更有效的公司监管者，公司应由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目的是要制衡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责利，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它所要求的财务目标是使相关者利益最大化，即考虑了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注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或长期稳定发展。

可见，财务目标随着公司治理结构的变化而相应变化，而公司治理结构通过财务治理和财务管理活动在企业价值增长过程中满足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而进一步得到完善。

同时，要想达到这些财务目标、公司治理目标以及公司整体目标，第一个要求就是提高经营效率，进而要求设置好股东、董事会、经理人员、职工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即通过权力机构、决策机构、监督机构和执行机构形成各种激励和制衡机制。

财务机制以公司治理结构为基础，而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则要求财务治理建立相应的分层的财务决策的权力。即：股东大会是公司最高权力机构，对公司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等重大财务战略具有决定权；董事会是公司治理结构中的核心，在财务上对公司经营方针和投资方案有决定权；经理人员具有财务战术决策权和财务经营权；监事会在财务上具有财务监督权；职工代表大会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公司的经营决策。也就是说，财务战略决策权掌握在股东会和董事会，日常财务决策权和财务执行权掌握在经理人员（包括财务经理）手中，而财务监督权在公司内部分散配置。而这种分层财务决策机制又构成了公司财务治理结构的主要内容，并在财务的具体管理活动中得到贯彻和实施。

二、监督与激励机制

由于公司治理产生的根源是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股东大会与董事会之间、董事会与经理层之间都形成委托关系，委托人与人的目标往往会不一致，产生问题。为此，应运用监督与激励机制等手段进行协调， 使二者利益相互统一，实现公司的整体目标。

（一）监督

1、资本结构的监督效应

资本结构是公司治理机制的基础，通过从股权约束与债务约束两方面来形成对公司的监督约束机制。资本结构的安排实际上就是公司控制权的安排。比如资本结构中最典型的比率关系权益负债率，它克服了控制权在投资者与经营者之间非此即彼分配的简单、低效的弊端，既能防备投资者滥用权力，又能防备经营者攫取投资者的投资收益的行为。 所以，在财务管理的融资决策中，要考虑到股东、债权人及其他相关者的利益和监督作用。（1）、股权结构两个多元化：“国退民进”的所有制多元化和适当分散的股权多元化。（2）、增加机构投资者，并使他们从消极股东到积极股东。（3）、银行等债权人治理。这些都需要我们开放资本市场、发挥股票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独立银行体系、建立投资者利益保护机制等，来强化中小股东、债权人和利益相关者对公司的监督和约束，以改善公司治理结构。

2、制度的监督

制度监督的关键是在公司内部加强监事会和独立董事的监督以及公司的财务监督，建立严格的财务授权控制和分层财务决策机制。

财务监督机制有两个层次，一是治理层次的，由股东、债权人、董事会、监事会对经理层财务活动监督；二是由经理人员对财务业务流程、分支机构财务活动监督。要将两个层次的财务监督有机联系起来，建立健全审计委员会，对包括全面预算管理的过程、市场反馈信息的吸收过程以及财务状况等进行监督。并且辅之以公司外部的经理市场及产品市场、资本市场的健全加强对经理人员的约束。最后还应通过制定公司治理原则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为监督制度提供保障。

（二）、 激励

公司治理既是一套监督机制，又是一套激励机制，有激励才能产生动力，它直接影响到公司的经营绩效。激励主要按照成本--效益的原则进行，有两种形式：财务激励和非财务激励。前者主要以财务利益为诱因，借助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进行。后者是指财务之外的其他因素，如行政激励和心理激励。其中，财务激励是最主要的手段。

公司的各方参与者都需要激励。1、对股东的激励主要是通过产权激励来实现的。2、公司治理的核心是对经理人员的财务激励，而财务激励的核心是设计出合理的经理人员报酬计划包括年薪制和股票期权等制度安排，在一定程度上化解经理人员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3、对职工的激励可基于企业的全面预算，采用各种激励手段结合比如效率工资、目标激励，其他还包括参与激励、角色激励、竞争激励等。

财务治理中的财务激励是建立和完善分层的财务决策机制及对财务经理和财务团队的激励机制，使各层次人恰当运用财权履行其职责。财务管理通过各种具体化的财务决策来达到各种财务激励的目的。例如：融资决策中各种融资工具的运用，融资产生的资本结构对经理阶层提供不同的激励机制，对管理者改进业绩的影响 ；财务预算作为绩效评估和奖励的依据对管理人员和普通员工产生的激励作用；盈余分配中通过财务激励协调公司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

公司治理、财务治理、财务管理三个方面层层递进 、相互结合，共同完成通过财务激励达到利益协调、实现公司目标的目的。

三、基于公司治理与财务治理上的风险控制

如果不能对公司各层次的风险进行控制，不能保证一个公司的稳定，那么不管是目标还是为目标而建立的监督激励机制，都会变成空谈。这里所讲的风险是指公司治理、财务治理以及财务管理中的风险分配和风险控制。

（一）、风险分配

根据风险--收益对等的原则，拥有的权利和承担的风险必须与享有的收益相匹配，这样的制度才是有效率的。风险分配和权力分配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比如 ：股东是最初的风险承担着，应享有剩余收益（主要是股利收益）和最终控制权；董事会和经理层承担的风险有收入的减少和自身价值的降低，应享有剩余收益（与业绩挂钩的各种收入）和剩余控制权（经营决策权和经营管理权等）；职工投入人力资本，一定程度上也承担着经营风险，所以也应当享有部分剩余收益（主要体现为“效率工资”）和一定程度上参加经营决策。

（二）、风险控制

风险控制根据控制对象可以分为对人的风险控制和对物的风险控制。

1、对人的风险控制主要是指委托人对人行为的风险控制。特别是对两种问题：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控制，因为两者都会影响公司的经济效率，解决的方法就是设计一种制度来激励和约束人的行为，即前文已提到的监督和激励机制，公司治理和财务治理要控制存在的这种风险。

2、对物的风险控制主要是人对公司经营中各种风险的控制。在前者的基础上，由人主要是董事会和管理层对公司运作中的风险进行全面的管理和控制，董事会在风险管理方面负总体责任。

公司内部风险主要有战略风险、财务风险和经营风险。战略决策的失误可以使公司一败涂地，所以必须控制企业的战略风险。公司治理结构中股东会和董事会拥有战略决策权，核心是董事会，应该对战略风险夫总体责任。董事会进行战略决策时，一定要考虑公司内部能力和可利用资源，选择恰当的公司总体战略、控制多元化经营风险和控制公司并购风险。

金融全球化和电子商务的发展给公司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加剧了公司的财务风险，财务风险成为公司特别是集团公司的致命风险，所以风险管理也将成为财务管理的主要内容。因此，应在对各种风险进行管理的基础上，加强对财务风险的控制和管理。财务风险主要包括筹资风险、投资风险、担保风险、帐外融资风险等，管理者应收集各种信息、使用各种技术方法对财务风险影响进行分析，并进行控制和过程监督，即需要识别风险和影响风险的事项、评估风险并采取措施控制财务风险。另外，公司经营风险的控制主要包括控制供应风险、控制生产风险、控制销售风险等。

公司对风险进行管理和控制不可避免地要发生风险成本：风险管理成本和风险损失成本。风险管理成本包括风险预防成本（采取预防措施发生支出）和日常风险管理成本（风险管理机构支出）；风险损失成本指可能发生的损失，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对人的风险控制和对物的风险控制都会发生这两种风险成本，其中前者主要是指成本。因此，要按照成本——效益的原则进行风险控制。

目前我国许多公司缺乏风险意识，缺乏有效的风险监督体系，缺乏风险责任制度。我们应该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治理层面建立风险预警、提供治理信息，在管理和技术层面建立有效的风险评价体系，即在公司治理层面、财务治理层面、财务管理层面以及技术层面加强企业风险管理制度的建设与执行。

四、 信息和沟通

为了治理公司和实现目标，公司所有层次都需要大量的财务和经营信息，而沟通是信息系统的固有部分。信息和沟通能使相关利益者获取和交流各项事物所需的信息。

公司是一个信息集合体，它产生、处理、传递以财务信息为主各类信息。 财务信息与公司治理相辅相成：后者是前者的保证，前者是后者的基本条件。公司治理应当保证及时准确地披露与公司有关的各种财务状况、经营状况、所有权状况和公司治理状况的信息。信息和沟通是控制的前提，通过信息披露能够使公司治理主体和利益相关者获得必要的有用的信息，可以使股东会监控董事会、董事会监控经理层，提高决策效率和监控能力，有效控制各种风险。一方面，通过有效的财务治理和财务管理从组织结构、运行机制、日常的财务控制上保证财务信息的真实和完整。另一方面，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加强监控机制比如引入独立董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财务信息的舞弊行为，健全能提高财务信息透明度的审计委员会，并通过外部审计提供审计信息提高财务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改善委托人与人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状况，实现公司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调与制衡以及科学决策和效率经营。

如果把一个公司比作一个人的话，那么公司治理结构就是人的全身的骨骼，财务治理则是这个人的大脑和心脏，而财务管理就是人体必需的营养成分。所以，只有将公司治理、财务治理和财务管理紧密结合起来相互促进，才能达到公司治理的目的，才能保证公司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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