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效力十篇

合同效力篇1

一、合同效力概述：合同的概念、合同的效力及类型；

二、 合同成立与生效的关系、特点；

三、 合同有效：概念、特征及条件；

四、 合同无效：无效合同的概念、特征、无效的原因、无效合同的分类；

五、 效力待定的合同：概念、特征、要件及表现类型；

六、 可撤销合同：概念、特征及权利的行使；

七、 可撤销合同与无效合同的关系；

八、 合同被确认无效和被撤销后的法律后果；

九、 几种特定情形下合同效力确认的专题讨论及评价

关键词：合同的成立 合同的效力 有效合同 无效合同 效力待定的合同 可撤销的合同 履行不能

一、 合同及合同效力概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的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的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85条则规定：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的协议。对比来看这两个规定并无任何本质的区别，只不过是《合同法》把《民法通则》的“民事关系”具体指明为“民事权利义务”而已。根据《民法通则》中对合同的定义，有的学者认为该“协议”一词应包含双重含义：一为合同，二为合意。（1）所以有的学者也认为：合同本质上是一种合意，而合同的成立就意味着各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一致（2）。这种理解应当说是比较正确的。那么，当事人各方通过订立合同的方式来进行交易，怎样才能使合同（也就是当事人之间的合意）被法律认可和保护，不论是在法学理论上还是司法实践中都应着重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由于司法解释与法律规定之间的冲突以及司法实践中对合同的效力在理论认识上的不一致甚至是混乱，使得对其进行研究更具有强烈的实践指导意义。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一个基本前提是，《合同法》的一个主要目的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合同法》第1条）。因此，《合同法》应当激励交易而并不是加以限制，其显著的表现就是最大限度地使一个已经存在的合同合法有效而不是把大量的合同都认定为无效。同时，作为私法领域的一类重要民事法律行为，法律应充分保护公民的“自愿”而不必进行过多的限制和干涉。《民法通则》第85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合同法》第8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都具体规定了对依法成立的合同进行法律保护。因此对合同效力的认定就成了国家对合同的认可、保护与干涉的具体内容之一。根据合同法理论、《合同法》的现行规定及司法实践，我们可以把合同的效力主要分为合同有效、合同无效、效力待定和可撤销的四种效力类型，与此对应产生四种效力类型的合同，本文根据不同的效力状况进行相应的具体研究。

二、 合同的成立和生效

之所以要对合同的成立与生效作出前置式的讨论，乃是因为其直接构成下文相关论述的基础，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笔者认为，合同的成立和生效应为两个性质不同的法律概念，尽管其二者具有较强的联系，但是其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不论是在合同法理论上还是司法实践中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合同法》第44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因此有的学者据此认为我国《合同法》主张的是合同成立与生效的统一论（即合同的成立和生效同时发生），而否认采用“分离论”（即合同的成立与生效不同）的理论。这些学者认为“分离论”存在三个主要缺陷，其一“是把合同自由交给了当事人，而把合同的依法与生效留给了国家去评价，当成合同的外部因素”，其二便是“误导了当事人，它告诉当事人，只要坚持“合同自由”，合同即可成立，而合同是否依法和生效，则是国家的责任。”其三是“逻辑上错误，合同成立，意味着当事人应当依合同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但它又可能无效，又怎么能约束当事人，让当事人履行合同？”（3）笔者认为这种观点的理由并不充分，首先，根据《合同法》第44条来看，主要包含了两个方面的意思，其一是合同应当“依法”，其二便是指出了合同生效的时间。在一般情况下，如果是依法成立的合同，则其生效的时间就是合同成立的时间。该条款尽管规定了大多数合同成立与生效时间的同一性，但并不表示合同成立与生效是完全统一的，在当事人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时也可适用。在现实中，很多合同都分为合同签订或成立的时间，而另定一个具体时间才让合同生效，也得到了法律的承认和认可。《合同法》第45条、第46条就对此作出了具体的规定。同时，该条规定也强调了合同成立的“依法”性，只有“依法”成立的合同，才有可能生效。这样会促使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必须“依法”，怎么会误导当事人呢？其次，该书作者对“分离论”的三个缺陷也都无法成立：第一，合同自由与合法并不矛盾，合同的成立本身就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结果，而“生效”则体现出了法律对其认可和保护，这其中包含了法律对其订立合同行为的法律评价。第二个观点的担心也是多余的，因为只有“依法”才有可能“生效”，直接告诉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一定要“依法”，怎么会“误导当事人”？至于第三个观点更是有误，合同成立后未生效前，合同中约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并不能受到法律的支持和保护，所以如果成立后未生效前根本就不必履行，也无法请求予以强制履行或承担违约责任。合同如果因违法而无效，相对方只能依据缔约过失等责任请求法律予以保护。所以，无效合同以及合同成立后生效前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根本就无法约束当事人，哪来什么“逻辑错误”呢？相反，该文作者在其随后的论述中不仅列举了“统一论”的例外情形，而且指出：“但即是规定了经批准、登记才能生效的合同，如果未经批准、登记，对该合同也不能都确认为无效，对于其中内容合法的合同，审判机关或仲裁机关应当尽量挽救确认其为未生效，让当事人补办登记，批准手续，补办以后仍应确认为生效。”（4）等等。合同既然未成立，那么让当事人补办登记、批准手续的依据何在？这才是真正的自相矛盾。因此笔者认为合同的成立与生效应当是性质不同但又紧密联系的两个概念。而且《合同法》第45条、第46条等也规定了附条件和附期限合同才生效的情形，也证实了合同成立与生效之间所存在的差异。所以有的学者认为“合同成立的制度主要表现了当事人的意志，体现了合同自由原则，而合同生效制度则体现了国家对合同关系的肯定或否定的评价，反映了国家对合同的干预”（5）是不无道理的。

至于合同成立的条件，一般认为应具备以下条件：1、订约主体应为双方或多方当事人；2、具备法律规定的要约与承诺这两个阶段或过程；3、对主要条款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有些情形还需要某种形式作为载体来进行表现）。此外，对于实践性合同来说还应把实际交付物作为成立要件。（6）如果具备以上条件，合同就能成立。至于成立的合同是否有效，还得看其是否“依法”成立。只要是依法成立的合同，都应有效。

三、 有效合同

所谓有效合同，是指依照法律的规定成立并在当事人之间产生法律约束力的合同。从目前现有的法律规定来看，都没有对合同有效规定统一的条件。但是我们从现有法律的一些规定还是可以归纳出作为一个有效合同所应具有共同特征。根据《民法通则》第55条对“民事法律行为”所规定的条件来看，主要应具有以下条件：1、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2、意思表示真实；3、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因为上述三个条件是民事行为能够合法的一般准则，当然也应适用于当事人签订合同这种民事行为。所以，合同有效的条件也应当具备上述三个条件，只不过是根据《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民法通则》中的“不违反法律”具体表现为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同时结合到《合同法》第10条等规定来看，有些合同的生效或有效还要求合同必须具备某一特定的形式。因此笔者认为，以上四个条件也就是合同有效的要件。从《合同法》第44条来看，就是要“合法”。当然以上四个条件也都是《民法通则》、《合同法》的相关具体规定，只有符合这些条件，合同才能“合法”，也才会有“有效”的可能。

合同如果成立后生效，则会在合同当事人之间产生法律约束力。我国《合同法》第8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而且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如果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义务，另一方当事人可依照本条规定及合同的具体要求对方履行或承担违约责任。由于目前我国还没有建立起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所以如果第三人侵害合同债权时，另一方当事人只能依据《合同法》第121条的规定要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当事人一方和第三人之间的纠纷，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约定解决。也就是说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和现有的法律规定，有效合同的法律约束力仅限于合同当事人之间，对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并无法律约束力，很显然没有为守约方或受害方提供更加全面、有力的保护，有待于合同法的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

四、 无效合同：

（一） 无效合同概述。

有的学者认为，无效合同“是相对有效合同而言的，它是指合同虽然成立，但因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公利益，因此被确认无效。”（7）并由此而推断其主要特征有：1、违法性；2、无效合同的不得履行性；3、无效合同自始无效；4、无效合同自然无效，无须当事人主张而可由法院或仲裁机构主动审查。并指出了无效合同由于没有法律约束力，因此应不属于合同的范畴。（8）另外有的学者认为“无效合同是指不具备合同的有效要件且不能补救，对当事人自始即不应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应由国家予以取缔的合同。”（9）并据此认为其存在以下三个特征或要件：1、不具备合同的有效要件且不能补救；2、对当事人自始不应发生法律效力，3、由国家予以取缔。（10）第一种观点是基于合同成立与生效的“分离理论”而提出，指出了合同尽管已经成立，但由于其违法才导致无效；第二种观点基于合同成立与生效的“统一论”，认为无效的合同未成立亦未生效。如前所述，笔者认为由于合同成立与生效的“统一论”理论本身存在的现实中的非客观性和逻辑上存在自相矛盾，以及无法正确解释附期限、附条件及经特定程序合同才能生效等情形，而且也缺乏合同部分有效部分无效怎样确认其效力的理论基础，所以笔者对此观点不予赞同。笔者认为，所谓无效合同，是指合同虽然已经成立（并不一定“依法”），但由于其不符合法律或行政法规规定的特定条件或要求并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被确认为无效的合同。其特征为：1、合同已经成立。没有成立的合同当然无法进行讨论是否生效的问题；2、合同无效的效力表现在合同自始无效，也就是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3、合同无效的原因在于其违法性，而且是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主要是指义务性规定和禁止性规定（有的学者认为强制性规定主要包括这两种，但是有的学者却认为不仅包括这两种，应当还有其他的类型。限于本文的篇幅，本文就不再做进一步的阐述）。这其中包括了合同的主体、客体及内容等方面。但根据合同法的理论及《合同法》第54条等具体规定来看，笔者认为，无效的请求应为当事人的一项权利，国家不应主动干预。

（二） 合同无效的原因：

根据《民法通则》第58条的规定，以下情形的民事行为无效：1、当事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性民事行为能力人；2、当事人一方有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的行为；3、双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的行为；4、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5、违反国家指令性计划；6、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但《合同法》第52条却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其中有一个明显的区别是把《民事通则》第58条规定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的行为分为二种情形来处理：如果是损害了国家利益，属当然无效；如果是损害的是合同相对人的利益，则根据《合同法》第54条规定相对方可以要求变更或撤销，而不再一律认定无效，这不仅尊重了合同当事人的意愿，保护了当事人的利益，鼓励了交易行为，而且还减少了因合同无效而给社会带来的损失。笔者认为这一规定是正确的，也符合合同法理论与司法实践的发展方向。同时，《合同法》第53条规定：合同中的下列免责条款无效：（一）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二）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这一条款属于合同法的强制性条款，就算是合同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了相应的内容，如果违反了《合同法》的这一规定，都应无效。笔者认为，《合同法》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以及对合同效力认定的重大贡献就是第52条第5项的规定，亦即规定了“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时该合同或该条款无效，这才是合同无效的根本性原因，甚至可以看作是判断一个合同是否有效的法定标准。从广义上来看，我们也可以把《合同法》第52条、第53条等规定都看作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同时笔者认为，应把“强制性规范”分为涉及刑事责任的强制性规范、行政责任的强制性规范、民事责任的强制性规范等类型。有些强制性规范如果当事人予以违反，有可能会因此而受到行政处罚甚至刑事制裁，但并非不一定会承担民事责任。只有合同一方当事人违反了会影响其民事行为及责任的强制性规范时，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才能对其作出相应的认定和处理。限于本文篇幅，在此就不再赘述。不管怎样，笔者认为在司法实践中应当严格按照《合同法》的这一规定来进行具体的分析、判断和处理。对照《联合国销售合同公约》第49条等规定的关于合同无效的原因，笔者认为该公约的这一规定并不科学，而且混淆了合同有效、解除及无效的根本区别，我国立法不宜采取。

（三） 无效合同的分类：

有的学者认为，根据《民法通则》第55条的规定，应将无效合同合为三大类，即主体不合格、意思表示不真实及内容违反法律、社会公共利益。（11）但根据《合同法》第52条、第54条来看，意思表示不真实并不能导致必然无效，而且这种分类也很不科学。尽管在以前的司法实践中被广泛适用，但由于新的《合同法》第44条的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成立时生效，其根本性条件在于“依法”也就是“合法性”，所以笔者甚至有点武断地说：只要是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合同就是合法的合同，也才有可能生效，也就是“不违（非）法即合法”的观点。根据《民事通则》及《合同法》的相关规定的来看，无效合同违法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1、“一方的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如果没有损害国家利益而只是损害了合同相对人的利益，则根据《合同法》第54条的规定只能是可变更或撤销的的合同。2、“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至于对此行为作出正确的界定，根据《合同法》第54条的规定来看有两个显著特点：A、当事人出于恶意；B、当事人之间互相串通。由于其行为具有明显的不法性，因此应当确认无效。3、“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这种合同尽管在形式上是合法的，但是由于其合同的内容上的不法性，所以法律也应予以制裁，作无效合同处理。4、“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由于公序良俗原则（也就是“社会公共利益原则”）是现代各国民法中的一项最基本的原则，所以现在各国都对此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我国《民法通则》第7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国家经济计划，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第58条也规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行为无效。所以此类合同依法不能予以保护，5、“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笔者认为，《合同法》第52条第5项的这一规定才是整个合同无效制度的精髓和本质所在。前面所述的合同无效前三种情形主要从订立合同的程序或合同的形式中来认定无效的，“损害公共利益”才开始涉及到合同的内容，而只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才是无效合同，而且也是与其他效力类型的合同进行区别的根本性标志。所以笔者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对于一份已经成立的合同，只要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都应合法有效。也就是笔者在前面所提出的“不非（违）法即合法有效”的观点。只要合同中不存在阻却合法有效的法定事由（从广义上讲，《合同法》第52条等本身就是一条强制性规定），该合同就应依法认定为有效。这样既统一了合同效力认定的标准，也充分尊重了合同当事人的意愿，同时也缩小了无效合同的范围，鼓励了交易，不仅在法学理论上还是司法实践中都是正确、可行的。

（四） 合同无效请求权的行使

对于合同无效的行使，《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26条规定：“宣告合同无效的声明，必须向另一方当事人发出通知，方始有效。”似乎也认为合同无效的权利与解除权一样为一种形成权，只要单方面作出即可。但我国的《合同法》并没有明确的相关规定。根据合同法理论及《合同法》中对合同效力的相关规定来看，在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作出合同无效的认定之前，该合同应该是有效的。因此笔者认为只有当当事人一方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提出认定合同无效的请求或主张时，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才能确认合同无效。笔者之所以坚持认为必须经当事人的申请或请求，主要是认为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不要主动去否认合同的效力。只要是不存在损害国家、集体或社会公共利益，都应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对于某些不符合法定形式而又已履行或正在履行的合同，并无必要去宣告其无效。但如果合同损害了国家、集体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由于缺乏合同无效的请求权主体，所以允许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主动认定其无效。笔者认为这并不是说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对任何合同都可以主动干预其效力，而是由于请求权主体缺位而造成的。

五、 效力待定的合同

所谓效力待定的合同，是指合同虽然已经成立，但因其不完全符合法律有关生效要件的规定，因此其发生效力与否尚未确定，一般须经有权人表示承认或追认才能生效。（12）有的学者认为主要包括三种情况：“一是无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和限制行为能力人依法不能独立订立的合同，必须经其法定人的承认才能生效；二是无权人以本人名义订立的合同，必须经过本人追认，才能对本人产生法律拘束力；三是无处分权人处分他人财产权利而订立的合同，未经权利人追认，合同无效。”（13）《合同法》第47条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经法定人追认后，该合同有效，但纯获利益的合同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而订立的合同，不必经法定人追认。相对人可以催告法定人在一个月内予以追认。法定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合同被追认之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第48条规定：“行为人没有权、超越权或者权终止后以被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人追认，对被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人在一个月内予以追认。被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合同被追认之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第51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合同法》的这三条规定便是上述三种类型在法律规定上的具体体现。从上述规定不难看出，造成合同效力待定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主体及客体方面存在着问题。所以有的学者把其归结为三类：一是合同的主体不合格，其中分为无行为能力人的订立的合同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法不能独立订立的合同；二是因无权而订立的合同，其中包括四种情形：1、根本无权；2、授权行为无效的；3、超越权限范围进行的；4、权消灭后的；三是无权处分行为。以上三种情形只有当法定人追认、本人追认或者有处分权人追认后方才生效，否则就不会发生法律效力。（14）笔者认为，效力待定的合同已经成立，但由于其不符合合同生效的条件（亦即未“依法”成立），因此在《民法通则》及原《经济合同法》中将其归类到无效合同的范畴（参见《经济合同法》第7条第1款第3项）确有不妥之处。所以《合同法》在制订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到如经相关权利的追认便具备了合同有效的条件，亦即解了“不合法”的问题，从而认定其为有效。这样既不损害国家、社会及公共利益，又充分尊重了当事人或相关权利人的意愿，应当该是符合客观事实要求的，也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这一规定应当是《合同法》的一大进步。

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此类合同的根本特点就在于合同有效与否取决于权利人的承认或追认，这就是效力待定合同与其他效力类型合同相区别的主要标志。所以不论在法学理论还是在司法实践中，只要是权利人进行了追认，而且符合《合同法》第47条、第48条及第51条的规定，都应认定合同有效，否则就为无效。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应当根据这一标准来作出正确的认定和处理。

六、 可撤销的合同

可撤销合同，是指当事人在订立合同的过程中，由于意思表示不真实，或者是出于重大误解从而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依照法律的规定可予以撤销的合同。一般认为，可撤销合同的主要原因是：1、缔约当事人意思表示不真实。这其中包括重大误解、显失公平、欺诈、胁迫或乘人之危等情形。《合同法》第54条对此作出了比较详细的规定。2、合同是否撤销必须由享有撤销权的一方当事人提出主张时，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才能予以撤销，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一般是不能依职权主动来予以撤销的。这一点似乎更有强调的必要。在司法实践中，很多法院就不管当事人是否提出这一请求或主张就直接依职权来撤销了合同，实在是有越权之嫌。而且《合同法》第54条第3款还规定：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不得撤销。由此可见，撤销权是享有撤销权的当事人一方的一项权利，该当事人既可以依法主张，当然也可以依法予以放弃，这也充分地体现当事人的意愿。3、合同在撤销前应为有效。与合同解除不同，《合同法》第96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解除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也就是说合同解除的意思表示只要到达了对方即告解除，所以很多学者普遍认为合同的解除权应属形成权。但合同的撤销却在法院或仲裁机构依法作出认定后才能发生法律效力，所以笔者不同意把合同撤销权当作一种形成权，而是认为其应属于一种请求权（限于本文的篇幅在此不作深入论述），只有享有撤销请求权的当事人主张或行使这一权利时，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才可对此请求作出判断、认定和处理。

七、 可撤销合同与无效合同的关系

无效合同与可撤销的合同都会因被确认无效或被撤销而使合同不发生效力，从法律后果上来看具有同一性。但两者之间的区别也是比交明显的。有的学者认为，可撤销合同与无效合同的区别主要有3个，即：1、“从内容上来看，可撤销合同主要涉及意思表示不真实的问题。据此，法律将是否主张撤销的权利留给撤销权人，由其决定是否撤销合同。而无效合同在内容上常常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和社会公共利益。此类行为具有明显的违法性，因此对无效合同的效力的确认不能由当事人选择。即使对无效合同不主张无效，司法机关和仲裁机构也应当主动干预，宣告其无效。”（15）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合同无效的主张或请求应当作为合同一方当事人的权利，其有权决定是否行使这一权利。由于原因上文已有较详细的论述，在此不再做论述。2、可撤销合同未被撤销以前仍然是有效的，而且根据我国《合同法》第54条、第56条的规定来看，撤销权人亦可要求不撤销合同而仅要求对合同予以变更，这就表明了可撤销合同并非都是当然无效，这可由享有撤销权的一方当事人进行选择。3、对可撤销合同来说，撤销权行使撤销权必须符合规定的期限，超过该期限，合同即为有效。但是，无效合同因其为当然无效，不存在期限制问题。（16）笔者认为，这种说法也是值得商榷的。首先，请求认定合同无效的权利应为请求权，理所当然应受到正确行使其权利的期限限制。其次，对于一个业已存在甚至履行完毕但却又依法应属无效的合同，更不能让其长久处于无效合同的不确定状态。这样很不利于交易的安全。所以笔者认为对于当事人请求宣告无效的权利也应规定行使的期限，以保证交易的稳定和安全。

八、 合同被确认无效和被撤销后的法律后果

合同被确认无效或撤销后将导致合同自始无效，这也就是效力溯及既往的原则。我国《民事通则》第61条规定：“民事行为被确认为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当事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给受损失的一方。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的损失，对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双方恶意串通，实施民事行为损害国家的、集体的或者第三人的利益的，应当追缴双方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集体所有或者返还第三人。”《合同法》第58第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第59条规定：“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因此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所有或者返还集体、第三人。” 由此可见这两部法律的规定是基本相同的。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那么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后怎么进行处理以及负有责任的当事人应承担什么性质的法律责任呢？笔者认为，过错方应当依法承担缔约过失责任（有关论述详见笔者所著“略论缔约过失责任”一文。“法律图书馆”网站中的“论文收藏”栏目）。根据我国《民事通则》第61条及《合同法》第58条、第59条的规定，当事人应当承担的责任类型主要有：1、返还财产（包含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时的折价补偿这一特殊方式）；2、赔偿损失；3、收归国有或返还集体、第三人。特别是第三种责任有时会超出民事责任的范畴，有可能会让行为人承担行政甚至是刑事责任。因此，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来进行处理。

另外，根据《民事通则》第60条、《合同法》条56条、第57条的规定，当合同部分无效而并不影响其它部分的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而且当合同被确认无效、被撤销或者终止后，不会影响合同中独立存在的有关解决争议方法条款的效力。由于这是法律所作出的特别的、强制性的规定，应当予以足够的注意。

九、 有关合同效力的几个专题讨论

（一） 超经营范围合同的法律效力

按照《民法通则》第42条规定：“企业法人应当在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第五十五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第58条规定：“下列民事行为无效：（一）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法不能独立实施的；……”等等，都规定了法人应当在经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内进行经营活动。但在司法实践中法人超范围经营的行为却仍然很多，究竟是法律的这一规定不科学、不切实际还是由于执行法律不力而导致的后果？笔者在此不作深究。按照很多学者及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并不全部认定其无效而是区别进行对待，在某些情形认定其为有效但在另一同类似的情形中却被认定为无效。目前对这种问题的处理应当说是比较混乱的，并没有一个较合理和统一的标准。笔者认为这种作法不仅很不科学而且是不利于引导公民去正确理解和适用法律，而且也导致了一些不公平案件结果的产生，有时甚至会出现逻辑上的自相矛盾现象。笔者认为，我们在司法实践中应当严格依照法律的相关规定作出正确的处理。对于民事行为能力的认定，应当根据行为人的实际经营范围、行为本身的性质、数量等情况来进行综合判断和认定。比如，一家小商店与一家盐业经营公司签订了一份数量为50公斤的食盐买卖合同，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其具备相应的食盐零售资格而认定合同为有效；但是如果其与盐业公司签订了一份1000公斤的买卖合同，则该商店应当被认定被具有批发出去的嫌疑而被认为由于其中超出经营范围而认定合同无效。由于食盐的买卖必须要具有相应的专营资格才可以经营，这种案件好象比较容易进行认定。但是如果经营的是其他非专营商品呢？比如一家经营百货的公司却与另一家公司签订了一份机械制造的合同，很显然是超出了经营范围，所以依法应当为无效。但在司法实践中却并不都是这样进行处理的。如此看来是我们将该合同的效力人为地进行了干预。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处理这一问题呢？由于超范围经营问题到目前仍无相应的法学理论来认为是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还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无法进行正确的认定与处理，所以笔者认为，对于超出工商登记的经营范围从事经营的，笔者认为如果当事人一方主张合同无效的，应依法认定其无效，但在处理时如果无过错方不要求返还或者原物返还不合适时，则可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折价补偿等方式进行处理。如果无过错方坚持要求返还的，在可以返还的情况下应当支持无过错方的这一请求。笔者认为，由于超范围经营本身就属于法律限制或禁止的行为，没有必要对其进行保护，这样处理也体现了对过错方的惩罚和制裁。

（二） 履行不能与合同的效力

有的学者将履行不能分为两大类：即自始不能与嗣后不能。并且进一步指出自始不能属于债务成立的问题，嗣后不能属于债务履行的问题。（17）《德国民法典》第306条明确规定：“以不能的给付为标的，合同无效。”（18）但是根据《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相关规定，原则上认为在缔结合同时就已出现履行不能的合同是有效的，而且并没有区分自始不能与嗣后不能等问题，而是统一把当事人无法履行合同义务按照违约来处理。笔者认为这种规定不仅在法学理论上是正确的，在司法实践中是可行的，也较全面地保护了合同相对方的权益。在我国以前的司法实践中，法院经常把自始履行不能的合同当作欺诈来进行处理，便根据《经济合同法》第7条“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所签订的”合同为无效、《技术合同法》第21条规定的“采取欺诈或者胁迫手段订立的” 技术合同无效等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很多司法解释，都认定其当然无效。笔者认为这一规定是不科学的，也不利于加强对无过错方的保护。首先，根据《合同法》第54条的规定来看，欺诈并不意味着合同当然无效，应当赋予合同相对方选择是否撤销的权利。其次，由于合同无效后的责任形式只有返还财产（包括折价补偿）、赔偿损失的方式，但如果合同相对人并不请求撤销合同亦不主张无效时合同应为有效，双方都应继续履行。那么按照《合同法》第七章关于违约责任的规定来看，就有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赔偿损失、支付违约金或定金等责任方式，这样对无过错的相对方提供了更全面、更有利的法律保护。特别是由于合同一方当事人单方面发生的欺诈，而使无过错相对人丧失了这些保护方式，岂不正是鼓励了欺诈？所以笔者认为其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司法实践中也是有害的。特别是法院在审理有关合同当事人将“一物二卖”（即一方当事人将同一标的物先后以合同方式两次或数次卖给其他人）的合同纠纷中，通常都把第二次及其后的出售行为认定为欺诈而判决合同为无效，削弱了对无过错相对人的保护，应当予以纠正。至于商业经营行为中的“连环买卖”（即甲约定在某一时间出售给乙某特定物品，乙在并未取得所有权之前又将其转卖给丙，如此类推），笔者认为只要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能因其不具有所有权而认定其无效，都应当作为有效合同来处理。这样不仅符合合同无效制度在逻辑上的完整性，更加符合法律的规定，而且有利于维护交易秩序，鼓励交易，也全面地保护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三） 经批准、登记或者备案才发生效力的合同

如果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了合同应当经过批准才能成立或者生效的，应当从其规定。由于法律、行政法规已经明确告知当事人经过批准是有效的必要条件，涉及到订立合同的当事人是否具有行为能力或者是国家基于特定的原因或理由而对这类合同进行强制性的干预。对于这一点好象都没有什么异议。而规定合同成立后必须进行登记，只要是没有规定其未经登记就无效，就应认定其效力。因为此时登记的主要目的是发生物权变更或转移的一个法定要件。特别是在一些特定物的买卖合同中，如果当事人未经登记，尽管合同已经在当事人之间成立或生效，但并不发生物权转移或变更的法律效力，而且也不得对抗力合同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但并不影响合同的成立与效力。至于合同的备案则表现了国家相关机关对公民的民事法律行为的监督或管理，主要目的是“知晓”在当事人之间已经发生了这一民事法律行为，其本身就无干预的意思和必要，因此，备案与否也不会影响合同的效力。所以对于后两种情形而言，如果当事人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发生争议一方当事人主张合同无效时，法院不应予以支持，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判决由不履行义务的一方当事人继续履行合同，即继续办理登记、备案等手续。

总而言之，笔者认为，应当把合同的成立与生效区分开来进行理解。合同的成立是生效的必要前提，但已经成立的合同并非全部有效。只有那些“依法”成立的合同才会有效，那些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才是无效合同（从广义上讲《合同法》第52条、第53条我们也可以视为“强制性规定”），这才是认定合同是否有效的法定标准。换句话说，就是只要合同不存在阻却合法有效的法定事由，该合同当然有效。同时，笔者以为，除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外，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要主动地去认定和宣告合同无效，这样即尊重了当事人的意愿，也达到了稳定交易关系和鼓励交易的目的。由于对合同效力的认定对合同纠纷的处理至关重要，因此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应当依照法律的规定作出合法、正确的认定和处理。这样才能保护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交易秩序，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注释：

（1）详见王利明、崔建远著《合同法新论·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3页。

（2） 详见(1)引书第133页。

（3） 详见谢怀栻等著《合同法原理》 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86页、第87页。

（4） 详见（3）引书第89页。

（5） 转引自（1）引书第185页。

（6）详见（1）引书第136页至第139页

（7） 详见（1）引书第240页。

（8） 详见（1）引书第241页、第242页。

（9） 详见（3）引书第114页。

（10） 详见（3）引书第114页、第115页。

（11） 中国政法大学民法教研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讲话》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05页、第106页。

（12） 参见（1）引书第291页。

（13） 参见（1）引书第291页。

（14） 详见（1）引书第293页至第306页。

（15） 详见（1）引书第265页。

（16） 详见（1）引书第266页。

合同效力篇2

我国《合同法》第51条规定，以欺诈、胁迫手段订立的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合同无效，第54条第2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手段或乘人之危，使对方违背不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成仲裁机构予以变更或撤销。《合同法》的这两项规定我们可以得出无效合同和可撤销合同所涉及的手段、方法以及所在的险恶用心。同时也告诫人们，在经济活动中要想排除无效合同和可撤销合同中所涉及的各种陷饼和，就必须遵循合同法的基本原则，使合同成为经济活动沿着正确轨道运行的有效保证“在订立经济合同中，人们不能忽视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无效合同和可撤销合同法律责任和所承担的法律后果问题。当双方当事人为订立合同接触和磋商时起，由于已经从事某些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故可以认为他们已经进入了某些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之中，而判断其是否有此种关系的标准就是看其是否具有缔结合同的意图。”从本文叙述的情况表明，依照合同法的相关理论，重视无效合同和可撤销会同这两个方面法律责任和法律后果，对于维护交易安全、强化合同当事人的诚实信用观念，实现商品交换的目的，都是十分重要的。”

[关键词]无效合同可撤销合同法律效力

序论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企业在经济活动中对《合同法》的依赖性和需求性越来越高。实践证明“市场经济就是合同经济、信用经济、法律经济。合同是联结生产、流通、消费的纽带，是经济合作、技术交流、贸易往来的法律形式，是维护商业信用的法律保障”（1）同时人们注意到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一些人们所不愿看到的非正常现象如：用欺诈、胁迫手段订立合同或因某种原因所签定的无效合同等，侵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我国《合同法》第52条规定，以欺诈、胁迫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合同无效{2}《合同法》第54条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手段或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撤销{3}合同法为何作出这样的规定，我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理解：

正文

一、无效合同和可撤销合同的涵义和特征

无效合同是指合同无效，是自始确定、当然无效．自始无效是从合同成立时就无效；确定无效是确定无疑地无效，这与效力待定合同的效力由权利人确定不同；当然无效是指合同无效不以任何人主张和法院、仲裁机构的确定为要件。其特征大致有五种情况：一是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欺诈、胁迫损害国家利益签订立的合同“欺诈”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欺骗他人而使他人陷入错误而与之订立合同的行为。欺骗他人的方法包括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目的是为了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胁迫”是一方当事人以将来要发生的损害或者以直接施加损害相威胁，而使对方当事人产生恐惧并与之订立合同的行为。胁迫行为给对方当事人施加的一种威胁，这种威胁必须是非法的。二是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恶意串通的合同。“恶意串通”是指合同当事人在明知或者应当知道某种行为将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情况下而故意共同实施该行为。三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包括两种情况：（1）指当事人通过实施合法的行为来达到掩盖其非法的目的；（2）指当事人从事的行为在形式上是合法的，但在内容上是非法的。四是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这是合同法的公共利益原则的体现。公共利益是相对于个人利益而言的，它是指关系到全社会的利益，表现为某一社会应有的道钻准则．五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法律"是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颁布的法律，“行政法规”是国务院颁布的规章、命令、条例等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是强制的法律规范，它与“任意性法律规范”相对应，强制住法律规范分为义务性规范和禁止性规范，义务性规范是人们必须履行一定行为的法律规定，禁止性规范规定了人们不得从事某种行为。合同无论违反义务性规范还是禁止性规范都是无效的．可撤消合同“是指己经生效但因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没有表现其真实意志违反自愿原则可由一方当事人请求撤销的合同”（4）可撤用合同是民法中可变更和可撤销的民事行为的一种．可撤销合同主要是意思表示不真实的合同。可撤销合同的效力取决于当事人的意志，它是一种相对无效的合同，但又不同于绝对无效的无效合同。我国《民法通则》第59条规定：“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的和显失公平的民事行为，一放当事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予以变更或者撤消。”根据上述规定我们可以看出可撤销合同在履行过程中相悖于公平、平等、自愿原则，没有在这些原则下确定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因此它也不符合合同法的最基本理念。从合同法表述的可撤销合同内容上看，这类合同具有以下特征：（1）是否使可撤销合同的效力消灭，取决与撤销权人的意思，撤销权人以外的人无权撤销合同。（2）可撤销的合同在未被用撤销以前是有效的。即使合同具有可撤销的因素，但撤销权人未有撤销行为，合同仍然有效，当事人不得以合同具有可撤销因素为由而拒不履行合同义务。（3）撤销权一旦行使，可撤销的合同原则上溯及其成立之时的效力消灭。

二、无效合同与可撤销合同存在哪些不同

从无效合同与可撤销合同两者的基本涵义中我们可以看出，一种合同做无效合同来认定一种做可变更、可撤销的合同来认定，那么两者之间存在哪些区别呢？我们认为两者存在以下不同之处：（一）两者的性质不同。无效合同从性质上说虽然合同存在，但是任何一方在没有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仲裁之前，都是无效的。它是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损害公共利益，损害第三人利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以欺诈、胁迫和恶意串通，以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因此它始终无有转变为有效合同的可能，是一种绝对无效的合同。可撤销合同是在合同被撤销前，保持着法律效力，只是法律赋予一方当事人享有撤销权。它的构成原因是一方的欺诈、胁迫订立合同；乘人之危订立合同；因重大误解而订立的合同；因显失公平而订立的会同。“在可撤销的合同中，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有权撤销合同，但是当事人的这种权力并非没有任何限制，相反撤销权人必须在规定的撤销期间行使撤销权……合同法规定的撤销权的行使时间为一年，在此期间，撤销权人必须行使其撤销权，否则，就失去了撤销合同的权力”（5）如果一方当事人撤销权消灭，可撤销的合同就是有效的合同。

（二）两者的法律后果各有所不同。无效合同因为从开始就不产生任何法律效力，因此也就不能发生当事人所预期的法律后果。也就是说其合同尚未履行的，不得履行；已经开始履行的，应立即终止履行；如果合同已履行完毕的，也必须恢复到合同履行前的状况。无效合同所引起的法律后果，一是一方当事人应该将其从已对方获取的财产返还给对方当事人，并恢复合同签订前的财产关系状况。二是按照合同法所规定的双方当事人按照各自的错误状况和程度承担所需承担的责任。如果一方当事人给另一方当事人造成损失的，有过错的当事人应承担赔偿另一方当事人损失的责任。三是收缴一方或双方当事人在无效合同中的非法收入。所谓非法收入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客观上是损害国家或公共利益的；第二，当事人主观上是故意的。”（6）应当指出的是，无效合同除承担相应的经济责任之外，按照我国刑法193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如果违犯还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可撤销合同，如果享有撤销权的当事人不愿意撤销合同和放弃对合同的撤销权，那么人民法院则依照法律规定对其合同予以承认和保护，其合同就要按照其条文和规定予以履行；如果中有撤销权的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请求人民法院拟用其合同或有关会同条文，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则依法对其予以撤销。很显然被撤销的合同也就随之失去自始的法律效力，即产生和无效合同相同的救济手段和补救措施．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无效合同不但自始至终不能产生法律效力，而且有关当事人还要对其行为负有不可推卸的法律责任。而可撤销合同是根据享有撤销权一方当事人的主观意愿而决定其法律义务和责任的。

（三）两者体现的原则也不同。因为无效合同是危害国家、公共、和第三人的利益，并且是违犯国家法律、法规行为所以无效合同即使是当事人愿意履行其合同义务，国家法律也是坚决不能允许的。这体现了国家利益、人民利益需要用国家法律的强制力量来保证有效的合同的正当履行。可撤销合同是有撤销权一方当事人有权自主决定对其合同在法定期限内是否向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申请合同的撤销。体现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

三、无效合同与可撤销合同所涉及的范围

如果说有效合同对制止不公正、不公平、不合法的交易、维护市场经济秩序起了重要作用的话，那么无效合同所涉及到的范围是很宽的，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影响了“市场”交易。而可撤销合同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它不仅体现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同样保护了受害人的利益，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交易。因此，科学、准确地划分无效合同和可撤销合同的范围是至关重要的。就其无效合同的范围有五个方面即（1）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2）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3）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4）损害社会公共利益：（5）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有上述情形之一的，即为无效合同。所谓违反法律是指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所谓违反公共利益的合同是指违公共秩序、善良风俗的合同。如违反公共道德和伦理观念，限制人身自由和有损人格方面的合同。我们认为，规避法律、当事人恶意串通所订立的损害他人利益的合同也是违反法律的无效合同。从各界所表述的来看无效合同均以违法作为合同无效的一个重要原因。尽管违法含义表述不尽相同，但其违法的内容基本上一致的。违法指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公共道德或公共政策。

就其可撤销合同来讲，其导致行为人意思表示不真实的因素有很多方面：如“欺诈”、“胁迫”、“乘人之危”“重大误解”、“虚伪性陈述”、“不当影响”及“错误”等，尽管表述各有不同、称谓不同、叙述的方法不同，但就其实质内容上基本上是一致的。由此可见，人们把以欺诈和胁迫订立的合同都作为可撤销合同。可撤销合同的范围应限定为意思表示不真实合同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1）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所谓“重大误解”是指行为人因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产生错误的认识，致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真实意思相违背，并造成较大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2）是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按照我国的司法解释，显失公平是指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民事行为。（3）是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而订立的合同．在受欺诈、受胁迫的情况下所订立的合同，明显违背我国民法的自愿原则：一方当事人称对方处于危难之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迫使对方作出不真实的意思表示而签订的合同，严重损害对方利益的，用于乘人之危而订立的合同。对上述三个方面，利益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欺诈，是行为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行为。胁迫是指以给对方或亲友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对方作出违背真实意思的行为。将以欺诈迫手段签订的合同作为可撤销合同主要有以下理由：（1）充分体现了意思自治原则。欺诈和胁迫属于意思表示不真实，是否存在欺诈和胁迫，只有当事人最清楚，是否真实应该由当事人自己决定，尊重他自己的意愿。（2）保护了受害人的利益．可撤销合同被撤销后，产生了和无效合同相同的法律后果，受害人完全可以根据真实情况决定是否撤销合同，在某些情况下，受害人所遭受的损失微小，而对方履行合同是自己所期待的，因而愿意让合同继续履行，来保护自己的即得利益。（3）维护了善意第三人的利益。以欺诈、胁迫手段签订的合同作为可撤销合同，这种合同的撤销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也就是如果一方将其因欺诈、胁迫手段所取得的财产转让给第三人，第三人系善意取得，那么受欺诈、胁迫人不得以合同搬用来对抗善意第三人。（4）有利于鼓励交易，将以欺诈胁迫手段签订的合同作为可撤销的合同，意味着受害人根据自身利益既可以申请撤销，也可以维护合同的效力．有一部分合同继续有效，继续履行，就会增加交易，增加社会财富。

四、无效合同和可撤销合同的法律责任和后果

无效合同和可撤销合同经人民法院和仲裁机构宣布无效和撤销后，随之而来自然就涉及到了对一方当事人其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和法律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61条第一款规定：“民事行为被确认无效或被撤销后，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的损失，双方均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一、无效合同和可撤销合同的法律责任的适用

依照合同法的相关理论的考察范围应包括无效合同和可撤销合同这两个范畴。

（1）无效合同在被确认无效后，负有责任的一方当事人依照我国《合同法》第58条的规定，应当承担返还或赔偿的后果。如果一方因存有违反先合同义务的行为而导致合同无效，使对方应当承担责任。如属双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无效合同，由于此种行为属法律所禁止的，故由此而致的损失应由双方自行承担，任何一方均不能主张权利，要求对方承担责任。

（2）可撤销合同应依照合同法第54条的规定。“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为可变更或可撤销的合同”。对于此类合同，由于法律规定变更权优先适用于撤销权，故责任的承担可通过变更合同有关权利义务的内容来予以弥补。如合同最终仍被撤销，则可参照无效合同的责任之情形来处理。

二、无效合同和被撤销合同应承担的法律后果

合同无效和合同撤销所引起的法律后果，应有如下几个方面：

1、合同无效和合同被撤销的溯及力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无效的民事行为和被撤销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我国合同法第56条贯彻了《民法通则》的上述立法精神，明确规定：“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按照该条法律规定，无效的合同和被撤销的合同，其没有法律效力的后果一直回溯到合同订立之时．

2、合同部分无效的后果

民事行为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的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这是我国民法的民事行为制度的基本规则之一。

3、合同无效和被撤销后的财产责任

在合同当事人已经给付财产或者遭受损失的情况下，合同无效和被撤销后，必须涉及到财产责任的承担。

我国《民法通则》规定，民事行为被确定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当事人经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给受损失的一方；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的损失；如果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对行为人与对方恶意串通，实施了损害国家的、集体的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民事行为的，应当追缴双方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集体所有或者返还给第三人。

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从对无效合同和可撤销合同分析来看，把以欺诈和胁迫手段订立的合同作为可撤销合同是根据我国国情作出的切合实际的规定．把以欺诈、胁迫订立的合同，损害因家利益的合同作为无效合同，这是因为损害国家利益的合同必定是违反国家法律的合同。我国《宪法》第5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自由和权利。”由此我们认为，不管是谁签订的合同，只要是违反了宪法和法律、法规，那就理所应当的视为无效合同，不管你是采用欺诈手段也好，还是胁迫手段也好，不管你是恶意串通也好，还是乘人之危也好。都不能掩盖其损害国家利益的本来面目。

当事人订立合同，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使合同真正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因此我们在签订和履行合同时应遵守合同法的平等原则、自愿原则、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保护公序良俗原则、合法原则，这样能使其合同沿着健康轨道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我国《合同法》第一条明确指出：制定合同法是为了保护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的。因此合同法的价值取向就是要通过合同法来规范和行为，为保护合同当事人的权益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注释】

｛1｝赵旭东主编，《合同法学》，中央广括电视大学出版社2000年12月出版，第一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3月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章合同效力章合同法概述，第7页（三）。

｛2｝第52条，第14页。

｛3｝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3月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在第三章合同效力

｛4｝赵旭东主编，《合同法学》，中央广括电视大学出版社2000年12月出版第54条，第14页，第三章合同效力第四节合同的无效和撤销（一）可撤销合同，第90——91页。

｛5｝赵旭东主编，《合同法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0年12月出版，第三章合同效力。第92页

｛6｝王利明主编，《民法学》，中央广括电视大学出版社1995年3月出版第十六章合同总论。

【参考书目】

（1）本文中有关内容参见陈汉君、赵璇作《浅谈缔约过失责任》一文。《律师世界》2003年第l期，第27——28页。

（2）杨桂琴作《论以欺诈、胁迫手段订立合同的效力》一文。《当代司法》1999年第9期，第58——59页。

（3）王利明主编，《民法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5年3月出版。

（4）赵旭东主编，《合同法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0年12月出版。

（5）王洪亮主编，《合同法难点热点疑点理论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O年1月出版。

（6）本文中有关合同法条文参见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3月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合同效力篇3

合同当事人达成合意，合同即告成立，合同成立并非合同一定生效，成立的合同有“有效、无效、未生效和可撤销失效”之分。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的时间有时不同。合同生效指成立的合同符合一定条件而发生效力，合同成立是合同生效的条件，只有成立的合同才有是否生效的。合同未生效度是指成立的合同因不具备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生效条件，合同尚不具备法律约束力。无效合同是指违背了国家强制性法律法规等规定，而自始无效。未生效合同未必一定无效，当某种条件成就时，未生效合同可以生效。但无效合同自成立时即不具备法律效力，从而对双方当事人不具有约束力。合同失效是指已经生效或者当事人依法成立的合同因某种条件成就合同失去法律效力，可撤销合同是指合同成立后由于缺乏某些生效要件，法律赋予当事人可以申请予以撤销的合同。可撤销合同被撤销后，产生与无效合同相同的法律效果，但也存在根本的不同，效力可补正合同也是一种欠缺有效要件的合同，若有权补正的一方依法补正了欠缺的有效要件，即为有效合同，如果不补正，合同就没有法律效力。效力可补正合同，可撤销合同有无效合同的某些特征，它们均是相对无效合同的在法律适用上应当正确区分合同的成立与生效，有效合同和无效合同，可撤销合同和可补正合同，严格掌握做出正确的判断，从而对不同的合同作出相应的处理，以正确维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其特征。

合同成立是指订立合同的双方当事人经过协商意思表示一致，合同效力包括合同生效、无效、失效、未生效等内容，这些概念在许多情况下容易混淆，弄清它们之间的关系对于正确掌握和适用法律具有重要意义。

一、有关法律之规定

（一）合同成立

合同是当事人的合意，只要当事人意思达到一致，合同即告成立，《合同法》对此规定较为详细。第25条规定：“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这是一般性规定。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了合同成立条件的，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的条件成就时合同成立。《合同法》第32条、第33条分别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时合同成立。”“当事人采用信件、数据电文等形式订立合同的，可以在合同成立之前要求签订确认书。签订确认书时合同成立。”此外，在实践合同中，一定物的交付是合同成立的必要条件，物未交付，合同不成立。

（二）合同生效

合同生效，是指已经成立的合同具备一定的条件而发生法律效力。合同的成立与生效在多数情况下是一致的，《合同法》第44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但在有些情况下，二者是不同的，其主要区别是：

1、构成的要件不同。合同成立仅要求合同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合同生效的要件还包括必须符合法律规定或合同双方当事人约定的生效条件，如须经批准或经公证、鉴证、登记等。

2、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的时间不一定相同。依合同法规定，承诺生效的时间为合同成立时间，在多数情况下，合同成立时即生效，但在有些情况下，合同必须具备一定的形式要件才生效。如《担保法》第64条规定：“质押合同自质物移交于质权人占有时生效。”

3、法律后果不同。合同一经成立．便在当事人之间产生一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合同未成立，当事人之间不存在合同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合同未生效是指当事人之间巳经存在了合同法律关系，只是生效的条件尚未成就，合同不具备法律上的约束力。

总之，合同成立是合同生效的前提，只有已经成立的合同才存在是否生效的问题，即生效的合同必然已经成立，但成立了的合同未必已经生效。①

（三）合同无效

《合同法》第45条规定：“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第44条第2款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因此，合同末生效是指合同成立后，因不具备法律规定的或当事人约定的生效条件，合同尚不具备法律约束力。（合同法）第52条规定．以下合同无效：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

国家利益；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公共利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从上述规定看，未生效合同不具备的是生效的形式要件，无效合同不具备的是有效的实质要件；从法律后果看，未生效合同不一定必然无效，如果生效的条件成就，合同即可生效，而无效合同自成立时起就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四）合同的失效

合同的失效是指已经生效或者当事人依法成立的合同，因某些条件成就，合同失去法律效力。（合同法）第45条、第46条分别规定：“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附终止期限的合同，自期限届满时失效。”失效合同的前提是合同有效，这与无效合同、末生效合同显然是不同的。

（五）不生效合同

实践中，还存在有“不生效合同”的提法，有人认为，不生效的合同包括未生效的合同和无效合同，这种说法不够准确，不能说，未生效的合同在将来一定不生效。

（六）无效合同，可撤销合同，效力可补正合同

依《合同法》的规定，合同成立后，因其具备无效要件。形成无效合同，因其欠缺某些生效要件，分别形成可撤销合同和效力可补正合同。

1、广义的无效合同包括绝对无效合同和相对无效合同，《合同法》第52条现定的5种合同为绝对无效合同（即狭义的无效合同），即使当事人不提出，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也应当确认合同无效。可撤销合同与效力可补正合同均为相对无效合同，除此以外，《民法通则》还规定了2种相对无效合同，一是人以被人的名义与自己或同自己所的其他人签订的合同，二是人与对方当事人或对方当事人的人串通签订损害被人利益的合同。相对无效合同的确认须由当事人提出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不能直接确认其无效。

2、可撒销合同是指合同成立后，由于缺乏某些生效要件，法律赋予一方当事人可以申请于以撤销的合同。《合同法》第54条规定了几种可撤销合同，包括重大误解、显失公平而订立的合同，欺诈、胁迫或乘人之危而订立的，损害了当事人利益未损害国家利益的合同。可撤销合同依法被撤销后，产生与无效合同相同的法律后果，二者不同之处在于：第一，社会危害性不同，无效合同严重欠缺有效要件，严重损害国家利益和杜会公共利益，可撤销合同欠缺一般有效要件，损害的主要是当事人之间的物质利益。第二，无效合同为绝对无效，无须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和仲裁机构可依职权确认无效，可撤销合同为相对无效，当事人未申请撤销前合同效力处于不确定状态，依法被撤销后合同无效的效力追溯到合同成立之时，合同成立后1年内当事人不申请撤销，合同即为有效。第三，可撤销合同的申请撤销权在合同受害一方，对方无申请权，无效合同效力不受当事人主张的。第四，1年内未申请撒销，撤销权丧失，无效合同没有期限的限制，合同自始至终无效。

3、效力可补正的合同也是一种欠缺有效要件的合同，若有权补正的一方依法补正了欠缺的有效要件，即为有效合同。如果当事人不予补正，合同就没有法律效力。《合同法》第47条至51条对此作了规定，主要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无权人以被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无处分权人处分他人财产而订立的合同、表见代表理形成的合同、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以及内容一般性违法的合同。效力可补正的合同介于无效合同与可撤销合同之间，它既具有无效合同的某些特征，又具有可撤销合同的某些相似之处，效力可补正合同与无效合同区别在于：一、无效合同欠缺有效要件的程度重于效力可补正合同；二、效力可补正合同经当事人追认后有效；三、无效合同不可补正。

效力可补正合同和可撤销合同都属相对无效合同，它们在合同效力方面的欠缺往往只涉及合同当事人及合同有关人员的利益，一般不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其不同之处在于：一、在合同有效要件欠缺程度上，效力可补正合同重于可撤销合同。二、效力可补正合同经追认后有效、未予追认则为无效。三、可撤销合同的申请撤销权仅受害方享有，效力可补正合同受害一方与善意相对一方当事人均有权申请撤销。四、效力可补正合同往往不是合同中双方当事人或有撤销权的一方与另一方共同签订的合同，效力可补正不能作为合同可撤销的原因。五、可撤销合同当事人只有申请撤销权，不能自行撤销合同，效力可补正合同，欠缺的有效要件不补正，合同即不具有法律效力。善意的合同相对人可以撤销合同，撤销的通知到达对方当事人即发生撤销的效力。

二、适用中若干探讨

在大陆法系传统民法中，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是不同的法律范畴。我国《合同法》第6条规定：“经济合同依法成立，即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必须全面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这一规定对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的认识有些模糊，由此引发理论界的争议，也导致司法实践中未严格区分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从而将大量不成立的合同作为无效合同处理，丧失了通过解释立法或补缺性法律规定促成仅仅是某些条款不具备或不明确的合同成立的机会，消灭了本可成立的交易，浪费了人力、物力，有悖于鼓励交易、经济的价值目标，同时也混淆了合同不成立与合同无效的法律责任②。《合同法》了以往合同立法的经验教训，澄清了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的关系，但在司法实践中，如何适用法律、进行具体操作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

（一）合同成立与无效的认定

1、合同成立

《合同法》第10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这一条款应视为判断认定合同是否成立的条款。《合同法》第11条规定书面形式包括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等形式，第32条、33条分别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时合同成立。”“当事人采用信件、数据电文等形式订立合同的，可以在合同成立以前签订确认书。签订确认书时合同成立。”这些条款都说明第10条适用于合同成立，因此，对应采用书面形式而未采用书面形式订立的合同，在审判中首先认定合同没有成立，而不是认定合同无效。

2、合同的无效

《合同法》第52条规定，合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无效。这里所称的法律是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规范，行政规范是指国务院颁布的规范性文件。对何为强制性规定，法律没有明确解释，在学理上，法律规范的分类并不统一，大致可划分为强制性规范、禁止性规范、指导性规范、任意性规范。强制性规定应包括强制性规范和禁止性规范，即人们必须为某些行为或不得为某些行为的规定，不包括指导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因为指导性规范在生活中起指导和引导作用，比如合同法规定了合同一般条款，只是告诉人们签约时一般应具备的主要，以便合同履行，减少因合同内容不完备而发生纠纷的可能。当事人签约时未依这一规定去做，造成双方权利义务无法确定的，可以认定合同没有成立，而不是确认合同无效。而对违反法律所规定的如中外合资合同必须经过批准、房地产买卖合同必须经过登记等规定的合同，则应因其违反强制性规定而认定合同无效。

基于指导性规范的指引作用，在司法实践中，我们应注意，当事人对指导性规范的违反并不必然导致合同不成立。《合同法》第36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又如《担保法》第13条规定：“保证人与债权人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保证合同”。我们不能因此认为口头形式订立的：保证合同均不能成立。最高法院司法解释认为：“保证人向债权人保证债务人履行债务的，应当与债权人订立书面保证合同，确定保证人对主债务的保证范围和保证期限虽未单独订立书面保证合同，但在主合同中写明保证人的保证范围和保证期限，并向保证人签名盖章的，视为书面保证合同成立。公民间的口头保证，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的．也视为保证合同成立。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综上所述，合同成立着眼于合同关系事实上的存在，属于事实判断问题，合同生效着眼于当事人订立的合同是符合法律要求，属于法律的价值判断问题；合同成立反映的是当事人的合意，体现的是合同自由，合同生效反映的是国家对合同关系肯定或否定的评价，体现的是国家的干预和对合同自由的限制；合同不成立，当事人只承担民事法律责任，合同无效，可能还导致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

（二）对已成立而未生效合同的处理

司法实践中，存在大量合同虽已成立，但因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的生效条件尚未成就而未生效的合同，比较典型的是未办理抵押物登记的抵押合同。《担保法》第41条规定：“当事人以本法第42条规定的财产抵押的，应当办抵押物登记，抵押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从这一规定可以看出，抵押物登记是抵押合同的生效要件。在以往，未经押物登记的合同常被确认无效，适用（担保法）第5条“担保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债务人、担保人、债权人有过错的，应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笔者认为，这一处理办法值得商榷。在理论上，一般观点认为，抵押登记系抵押的对抗要件和公示要件，而非成立要件③。其理由为：1.未经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而不是抵押无效。我国（海商法）第13条规定：“设定船舶抵押权，由抵押权人和抵押人共同向船舶登记机关办理抵押权登记；未经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2．从抵押合同与抵押登记的作用上看，抵押合同约束设抵人与抵押权人双方，而抵押权登记是为保护三人利益的，是为维护交易安全而设的制度。3．从实践看，抵押合同的签订与抵押登记之间总是有一定的时间的，如以抵押登记为合同的生效条件，就等于允许当事人在抵押权登记之前任意的否认抵押权的设定约定，有悖于实信用原则。4．从国外的立法看，一般也把抵押登记作为对抗第三人的要件，而不作为抵押合同和抵押权的生效件。这种观点认为，我国担保法关于抵押登记效力的规定，是现有一些立法上的倒退，应当改为：抵押合同签订后，当事人应当办理抵押权登记，非经登记的抵押权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最高法院司法解释采纳了这一观点，并提供了解决此类未生效合同问题的一种途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第2款规定：“当人未办理抵押物登记手续的，不得对抗第三人。”第59条规定：“当事人办理抵押物登记手续时．因登记部门的原因’致使其无法办理抵押物登记，抵押人向债权人交付权利凭证的，可以认定债权人对该财产有优先受偿权。但是，未办理抵押物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第四条第1款规定：“以尚未办理权属证书的财产抵押的，在第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能够提供权利证书或者补办登记手续的．可以认定抵押有效。”

对因合同引发纠纷，审理过程中发现合同未生效，因当事人存在损失的情况，如何处理，《合同法》没有提供依据，笔者认为，可以类比可撤销合同的处理，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给予当事人合理期限，促其成就合同生效条件，如若不能。则各自依过错承担赔偿责任。同时，赋予善意一方当事人变更和请求撤销的权利，以鼓励交易，发展经济。

资料：

[1]《合同法理论与实践》，吴合振等著，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

[2]《合同法》，姜振颖等著，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第1版

[3]《担保法》，徐康平、熊英著，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

合同效力篇4

关键词：擅自 转租 效力 有效 未生效

中图分类号：D9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3）03-073-02

合同法第224条规定：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可以将租赁物转租给第三人；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转租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由于合同法未明确出租人可以解除租赁合同还是可以解除转租合同，更未对转租合同效力作出明确规定，故引发了关于擅自转租合同效力的诸多讨论。归纳起来，目前主要有如下观点：（1）无效说{1}；（2）有效说{2}；（3）效力待定说{3}；（4）可撤销说{4}；（5）可解除说{5}。对于这些观点，笔者认为都有合理成分，但都存在问题，不能揭示擅自转租合同完整且准确的效力状态，故不敢苟同。笔者认为，擅自转租合同完整且准确的效力状态应为有效未生效。

一、现行观点评析

1.无效说存在的问题。无效说认为，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擅自转租的行为是无权处分行为。依合同法第51条规定，无权处分行为未经有处分权人同意，合同无效，此乃无效说之立论基础。但我们应当注意到，合同法第51条的原文规定是：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该条文只讲追认后有效，并未称追认前无效。而我们知道，合同的效力状态不是只有有效和无效两种，故不能运用非A即B式的逻辑推理得出“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在权利人追认前的效力当然属于无效”的结论。其次，认为擅自转租行为属于无权处分也不可取。从物权的权能上看，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而承租人通过租赁合同依法取得标的物的使用权，擅自转租只是对依法取得的使用权予以让渡，并非擅自出售，故并未侵犯出租人对标的物的处分权。因此，擅自转租不成立无权处分{6}，无效说的立论基础有些牵强。

无效说还认为，对于无效合同，任何人都有权提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故出租人作为利害关系人可主张擅自转租合同无效{7}。笔者认为，合同法既然未明文规定合同无效的主张主体，就应当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理，排除出租人对擅自转租合同的无效主张权。其次，合同无效是绝对的无效，不可能因某种原因转化为有效{8}。而按合同法第224条的理解，擅自转租合同只要取得出租人同意，则可转化为有效合同。擅自转租合同无效说显然不能自圆其说。

2.有效说存在的问题。有效说认为，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虽然不得转租，但按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承租人与次租赁人之间的转租合同的效力不受其影响，应认定为有效。可是，在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转租的情况下，出租人解除租赁合同收回租赁物的权利是肯定的。若承认擅自转租合同有效，但又不具有履行力，且为自始履行不能。对于自始履行不能的合同，赋予其效力又有何意义？有效说不能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3.效力待定说存在的问题。效力待定说认为：如果出租人同意转租，那么转租有效；如果出租人不同意转租，则有权解除租赁合同，转租合同也就无效。故擅自转租合同属于效力待定的合同。

而我们知道，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越权合同是学界公认的效力待定合同。效力待定合同必须经法定人或权利人追认才能生效，在追认之前，合同属于效力待定状态。但为了保护合同相对人的利益，效力待定状态在时间上只能是短暂的，不可能也不应该长时期存在不确定的合同效力状态，这不符合合同法的精神。因而，合同法对效力待定的合同都限定了一个月的追认时间。可是对于擅自转租，合同法却并没有对出租人追认的时间作出规定。故将擅自转租合同的效力定性为效力待定，不符合合同效力待定论的本旨。

4.可撤销说存在的问题。可撤销说认为，由于擅自转租合同未取得出租人同意，对于次承租人来说，擅自转租合同存在欺诈行为，按照合同法第54条的规定，次承租人有撤销合同的权利，因此擅自转租合同的效力为可撤销。

笔者认为，可撤销合同只是一种合同形态，不是一种效力状态。目前，学界对可撤销合同的效力尚存有效力争议，存在有效、相对有效、推定有效、相对无效等诸多观点，足以说明可撤销并非是一种效力状态{9}。如果可撤销本身就是一种效力状态的话，就不应该存在对于可撤销合同效力的诸多讨论，而最终将其归为有效、相对有效、推定有效、相对无效等。因此，将擅自转租合同的效力定性为可撤销亦不可取。此外，可撤销合同之撤销有法定期限限制，撤销权期间经过后，可撤销合同生效。若擅自转租合同为可撤销合同，撤销权人不行使撤销权，则擅自转租合同应当生效。但是，从合同法第224条规定看来，只要出租人不同意，擅自转租合同则永远不能生效。因此，擅自转租合同为可撤销合同之说也不能成立。

5.可解除说存在的问题。如果认为擅自转租合同为可解除合同，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出租人可以解除擅自转租合同，二是次承租人可以解除擅自转租合同。

由于合同法224条虽未规定出租人可以解除租赁合同还是可以解除转租合同，似乎为出租人可以解除擅自转租合同找到了突破口，但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解除租赁合同才是应有之意，不可能解除转租合同。出租人通过解除租赁合同，要求承租人返还租赁物，行使物上追及权来维护其权益足矣，无须干涉擅自转租合同来实现。如果次承租人以转租合同对抗，按物权优于债权原则，应首先保护出租人的权利。若允许出租人解除转租合同，一是违背合同相对性原则；二是将物权优于债权原则架空，使物权优于债权原则失去存在空间，不符合现实和理论实际。

从次承租人的角度，由于擅自转租合同得不到出租人同意而不具有履行力，似乎可以依合同法第94条之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为由解除转租合同。但我们应当知道，合同的解除适用于有效的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出现了可解除的法定情形，可解除合同在解除前具有完整效力，当事人负有履行义务。而“未经出租人同意”这样的情形却在擅自转租合同订立时就已出现，擅自转租合同没有取得出租人的同意前不具有履行效力。可见，认为擅自转租合同为可解除合同也不符合合同解除理论的精神。

二、关于合同的效力状态

根据前文对擅自转租合同效力现行观点的讨论，笔者发现，如果我们仅从合同法明确提出的效力状态入手，则很难对包括擅自转租合同在内一些特殊合同的效力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于是人们不得不将一些明显不属于合同效力状态但与合同效力有关的提法，比如可撤销、可解除等，也作为合同效力状态拿来适用。从而导致讨论包括擅自转租合同在内一些特殊合同的效力时，断章取义，牵强附会，漫无边际。因此，在给擅自转租合同的效力定性之前，笔者认为应当对能涵盖所有合同的全部效力状态进行分析，才能做到有的放矢。

从合同法第8条规定来看，合同的效力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当事人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此所谓拘束力。第二，当事人应按照约定履行合同义务，此所谓履行力。但现行理论并未对合同的两个效力层面予以界分，认为有效的合同既具有拘束力，也具备履行力，而无效的合同则既无拘束力，也无履行力。从而忽略了具有拘束力，但不具备履行力的特殊效力状态的存在。我们知道，有效只解决合同的价值即合法性问题，生效解决的是合同的履行问题。所以，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合同的价值判断即有效性判断来确定合同的拘束力，通过合同的事实判断即生效性判断来确定合同的履行力，而不必再将属于事实判断的生效性判断纳入合同的有效性判断中。也就是说，对合同的有效性判断只限于主体合法、内容合法（即不违反合同法第52条）两个要件，从而对合同的拘束力作出判断。对合同的生效判断则应在对合同有效性判断的基础上，再作出是否生效，该不该履行，从而对合同的履行力作出判断。如此一来，合同的效力状态则不外乎三种：一是不具有拘束力，也不具有履行力的状态，即无效；二是具有拘束力，也具有履行力人状态，即有效且生效；三是具有拘束力，但不具有履行力人的状态，即有效未生效。

三、擅自转租合同的效力状态为有效未生效

根据前文对合同效力状态的考量，并结合本文对现行观点不足之处的剖析，笔者认为，擅自转租合同的效力状态为有效未生效更为妥帖，理由如下：

1.承认擅自转租合同的拘束力，首先有利于保护次承租人的利益。当擅自转租合同未取得出租人追认，导致擅自转租合同不能履行时，次承租人才可以基于有效的转租合同追究转租人不能履行合同的违约责任{10}。其次，承认擅自转租合同的拘束力，让承租人承担擅自转租的违约责任，有利于保护出租人的转租许可权，避免承租人肆意擅自转租的泛滥。再次，承认擅自转租合同的拘束力，还有利于体现交易公平，当次承租人实际使用租赁物后，转租人才可依据转租合同的实际履行期限要求次承租人支付租金{11}。

2.擅自转租合同标的物的物权归出租人所有，经出租人同意方能转租是合同法的既定原则。在出租人同意转租前，因标的物能否作为擅自转租合同的履行标的物尚不确定，故不能赋予擅自转租合同履行力。

3.将擅自转租合同的效力状态确定有效未生效，一方面承认其拘束力，让其效力与合同外的第三人的态度脱钩，既符合合同的相对性原理；也不会使出租人的物上追及权落空而失去应有空间。另一方面，承认擅自转租合同因不具履行力而不生效，能使出租人在行使物上追及权时，排除了次承租人以转租合同为据与其对抗的权利，从而确保物权优于债权原则能够顺利实现。

注释：

{1}刘孙丽.承租人擅自转租未经追认判无效[N].法治快报，2008.5.12

{2}葛阳辉.经出租人同意之转租的效力[D].中国政法大学，2010

{3}李玲，陆桂林.未经出租人同意的转租协议效力待定.萍乡政法网，2012.3.28

{4}葛慧超.城市私有房屋转租中次承租人利益保护研究[D].西南政法大学，2010

{5}王积武，王玉.论未经房屋出租人同意转租合同的效力[J].法治论坛，2010（2）

{6}梁艳.未经出租人同意之转租行为论要[J].法制与社会，2009（35）

{7}王从容.无效合同的管理和主张主体.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4（9）

{8}王利明.民商法研究第三辑[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9}严罡.也论可撤销合同的效力[A].当代法学论坛，2010（1）

{10}金晶.转租合同未经出租人同意是否有效[N].江苏经济报，2011.6.1

{11}同注10.

合同效力篇5

我国现行法律中对于附条件合同的规定还是比较匮乏的，仅仅说明了附条件合同在条件成就之前合同已经成立尚未生效，对于条件的表示方式和条件成就之前的当事人行为的性质以及责任形态未作出规定。条件是构成合同的意思表示的组成部分，条件是以明示还是以默示来表示，要以意思表示的规则来确定，由于我国关于意思实现的规则是只有法律有明确规定和当事人事先做出约定的情形下才能将沉默视为默示的意思表示，因此，条件只能以当事人在合同中用明示的文句表示，美国合同法上的推释条件在我国没有适用的空间。

二、未生效合同效力讨论

附条件合同在条件没有成就之前的上位概念是未生效合同，因此，为了了解此时附条件合同的效力，我们首先需要考察未生效合同的效力问题。对于合同的效力，应该区分为效力评价和效力内容，所谓效力评价其实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是国家意志对于当事人各方合意的评价。在我国合同法上，效力评价是指合同的有效、无效、可撤销和效力待定，而效力内容则是指法律作出效力评价之后发生的法律上的效果。对于未生效合同来说，在效力评价上，其并非是终局的，随着未生效合同中有效要件的实现或者不实现，未生效合同最终是要转化为有效合同或者是无效合同，在效力内容上，关于未生效合同具有何种法律效果，学界目前有两类不同的观点。

第一类是无法律约束力说，该观点认为：“合同的成立，使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目的明确化，双方的意思表示达成一致，但尚未产生法律约束力。合同的成立，其直接的后果是使当事人关于彼此权利和义务的约定得以确定，但不一定能产生法律拘束力。合同的生效，则使当事人之间成立的合同具有法律拘束力。”

第二类是有一定的法律拘束力，其中又包括两种学说，一种是广义上和狭义上的合同效力说，该观点认为：“广义的合同效力，指合同的约束力，它存在于合同自成立至终止的全过程，合同的有效与无效系指此意。狭义的合同效力，指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之发生与消灭，它存在于合同自生效至失效的全过程。附条件合同或附期限生效或失效的合同，需办理批准、登记等的特别生效手续才生效的合同中的效力系指此意。”另一种学说是合同拘束力与效力说，此种观点与广义上和狭义上的合同效力说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本文中将其归为一类，二者在本质上是同样的观点，即都承认合同的法律拘束力自合同成立时就存在。

未生效合同中的未生效并不是指合同的全体都未生效，只是当事人在合同中所约定的权利没有具体享有，义务没有得到履行，是指履行效力的未生效，具体到义务形态上来看，即是指决定合同目的实现的给付义务未生效，合同的其他义务已经生效。未生效合同中的当事人应当履行除了给付义务之外的其他义务，这些义务又包括以下内容：第一，信守合同约定，不得擅自变更或者废止合同。第二，通知、协助、保密等合同附随义务。第三，不得擅自处分合同标的物，不得恶意阻止条件的成就以及批准登记等法定的合同生效条件。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附条件合同中的条件限制合同效力的发生或者消灭，是对于合同的履行效力来说的，在条件未成就之前是有法律拘束力的，只是不发生或者消灭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至于违反此种义务应当承担的责任性质，学界有缔约过失责任说、违约责任说、侵权责任说以及效力过失责任说，笔者认为，合同法所保护的重点固然在于合同的履行，即给付义务，可是附随义务也在法律的保护之列，合同已经成立，违反了此等义务，所承担的责任在性质上应当属于违约责任。

比较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有对于这种责任形态规定为侵权责任的。德国规定条件成否未定之前发生法律行为的先效力，当事人负有注意义务，使法律行为所企图实现的法律效果于条件成就时，得获实现。这种因条件成就而取得某种权利的先行地位，应予以权利化，学说上称为期待权，使其得为处分或继承的客体。《德国民法典》对于这种期待权的保护更加周密完整，除了规定赔偿损害责任，还规定了侵害期待权的处分行为无效，《法国民法典》和《意大利民法典》也做出了相应的规定，只是规定的不够充分详实。

三、条件成就前附条件合同的效力

合同效力篇6

[关键词]电子商务合同订立效力

电子商务催生了新的市场和管理方式，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并给购销双方都带来了便利。“WTO和电子商务是全球经济和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推进器，两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离不开WTO，也离不开电子商务。”电子商务是通过一系列的电子合同文件促成和实现交易的，因此，能否通过数据电文形式成立一个在法律上有效的合同是电子商务安全和发展的关键问题。研究电子商务合同的订立和效力问题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一、电子商务合同的订立

电子商务合同是数据电文形式的合同，就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以数据电文为载体订立的，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商务协议。根据商务合同的一般原理，只要当事人之间意思表示达成一致，合同即告成立。那么，通过电子通讯方式达成的意思表示一致当然也能够促成合同的成立。

各国合同法都认为，合同是经由一方的要约被另一方所接受（即承诺）而成立的。根据我国《合同法》之规定，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要约到达受要约人时生效。承诺是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

承诺从何时起生效是合同法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因为按照各国的法律，承诺一旦生效，合同即告成立，双方当事人就要受合同的约束，承担合同所产生的权利和义务。订立合同的地点对于确定适用的惯例，在诉讼时确立主管法院，以及对确定适用的国际私法来说都相当重要。由于各国合同法对承诺生效的时间采用不同的规则，有的国家如英美法系各国采用“发出生效规则”；有的国家如大陆法系国家则采取“到达生效规则”，因此按照不同国家的法律，合同成立的时间与地点也有所不同。一般认为，采取到达生效的规则对电子商务更为适宜。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对承诺生效的时间，原则上采用到达生效的原则。就电子商务中承诺生效的时间和地点，可以通过对收到数据电文的时间和地点加以确定而确知。我国《合同法》采取的也是到达生效原则。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时生效。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

由于电子商务承诺生效时电子商务合同成立，因而承诺生效的地点就是合同的缔结地，承诺生效的时间就是合同的缔结时间。“对于许多厂商来说，他们更愿意众多潜在的顾客主动向他们发出要约。原因是，合同一方所表达的是要约还是承诺直接关系到合同双方中哪一方承担一定的合同风险。例如，承诺人做出承诺的地点依照一些国家法律即为合同成立地，而合同成立地有时又直接影响到何地的法律适用于该合同，何地的法院对该合同纠纷享有管辖权等重要问题。正因为如此，许多商家都非常留心自己在网上的促销信息，以保证该信息只构成一个要约邀请，而不会实质上形成一个要约。这样当商家收到来自消费者的要约时，即可以依自己的意愿自由地选择接受或者拒绝要约，取得经营的主动权。当然以上规律也并非绝对的。网络上某些网站的运行者则希望其在网站上的信息资料能够构成一个有效的要约，以使对该网站的任何使用行为构成对该要约的承诺，由此约束该网站的使用者，使其遵守网站运行者所制定的某些合同条款或要求。”

最常见的两类在线合同就是“点击包装合同”和“浏览包装合同”。有的电子商务的商家在服务条款的前后设置“我同意”、“我不同意”或者“我接受条款”、“我不接受条款”等标识键供对方选择点击，此类电子商务合同被称为“点击包装合同”(clickwrapcontract）。有的电子商务的商家在要约中约定，访问者一旦浏览了其网站的主页，便与该商务主体之间成立了合同，此类电子商务合同被称为“浏览包装合同”（browsewrapcontract）。可见，网上交易的一方当事人将包含足以使合同成立的基本内容的、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放在网上，即构成有效要约；网上交易的另一方当事人在阅览网页上的格式合同后，用鼠标点击“同意”键钮甚至仅仅网络阅览行为本身均可构成有效承诺。

然而也有人担心，如果一个承诺可以如此方便的构成，则网站运行人很可能会故意利用这一简单方式，诱使一个不经意的网络浏览者落入一个精心布置的合同陷阱。于是，有的法学家建议，每个网上要约都应当给予受要约人充分、明确的机会考虑接受或拒绝要约；另外，要约中任何不常见的、可能造成承诺人不利的条款均应提请承诺人注意。目前，互联网上的一些网站对以上建议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在其网站上加入了一个法律性告知的页面，在该页面中告知互联网浏览者，对该网址的任何使用行为将构成浏览者对该网页所列条款的承诺。此外，还可以考虑在立法中明确规定消费者对这两类合同享有一个适当的“最终确定期”（或称“反悔期”）。

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要约在生效之前可以撤回，撤回要约的通知应当在要约到达受要约人之前或者与要约同时到达受要约人。要约在生效之后也可以撤销。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要约不得撤销：要约人确定了承诺期限或者以其他形式明示要约不可撤销；受要约人有理由认为要约是不可撤销的，并已经为履行合同作了准备工作。承诺在生效之前也可以撤回。撤回承诺的通知应当在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之前或者与承诺通知同时到达要约人。承诺一旦生效，不得单方面撤销。

从理论上讲，电子通信是当今最快捷的通信方式，电子商务合同的信息流传递速度目前是最快的。“因为电子商务方式传递的速度太快，而且当受要约人的计算机系统收到要约或定单的电子信息后，便可立即自动处理，并发出承诺的电文，在这种情况下，要约就很难有撤销的机会。对此，各国法律还没有制定适用于电子商务的专门规定。”所以，“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认为当事人在建立电子商务关系之前一定要有一项解决这一问题的通讯协议作为标准。”不过，数据电文要约和承诺，也可能由于网络本身的原因发生“堵车”、“迟到”现象。因此，撤回数据电文要约和承诺，以及撤销数据电文要约仍然有一定的制度价值，但其意义已大为减弱。

提高商务效率始终是商务主体的不懈追求，因而“电子合同”的产生可谓现代通信技术进步与电子商务实践相结合的必然结果。例如，根据美国《统一电子交易法》（1999年）的规定，电子商务合同的订立可以由“电子”自动完成。

正如有的学者所分析的那样，“电子‘人’虽然并非民事主体，不具有意思能力和责任能力，但它作为一种交易工具，被预先设置了常用的商事意思表示的模式，使之能够代替其发出或接受要约。因而具有辅助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的能力，因此它发送、接收、处理信息实际上就是当事人在发送、接收、处理信息，因此，应当承认其效力，不承认其效力，一方面等于否认了数据电文形式的合同，一方面等于否认市场主体的民事能力。”在我国的电子商务实践中，自动和自动交易也是大量存在的，但目前尚未有明确的法律规制。

总之，在司法实践和电子商务实践中，要认定电子合同的成立与否，首先，必须查明合同一方当事人发出的要约，这种要约，由于计算机网络的开放性、自动输入性，故不难查明。开放性使得多家网络使用者可以接收到这种要约，自动输入性也使得众多的网络用户可以自动储存这种要约。其次，必须查明合同另一方当事人的承诺。要查明当事人的承诺，必须查明当事人的收到和回执，在国际贸易中，收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各国法律均规定，发价须经过到达受发价人，即受发价人确认收到，方能生效。在这一点上，电子合同也一样。要约须经对方适当收到并发出回执才能生效。

二、电子商务合同的效力

合同的生效是指已经成立的合同符合法定的生效要件，法律赋予该合同以拘束力。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还规定了合同无效的五种情形，第五十三条规定了免责条款无效的两种情形，第五十四条规定了可变更或者撤销合同的三种情形。

判断已经成立的（当事人已经达成意思表示一致的）电子商务合同是否有效，应当主要考察以下几方面：

首先，合同的主体是否具有相应的缔约能力。当事人订立合同，应当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当事人是否具有相应的缔约能力应依当事人的年龄、智力等客观因素确定，而不应依据对方当事人的主观认识。

其次，合同主体各方的意思表示是否真实。电子商务合同的订立像其他民事活动一样，都必须遵循自愿原则，在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时，双方当事人都应出于自愿，不受相对方、他人或行政机关的强制胁迫。

由于电子商务合同的意思表示是在瞬间完成的，极易发生“误操作”，因而美国《统一计算机信息交易法》第214条，将“电子错误”规定为消费者的抗辩理由：“（a）在本款中，‘电子错误’指如没有提供检测并纠正或避免错误的合理方法，消费者在使用一个信息处理系统时产生的电子讯息中的错误。（b）在一个自动交易中，对于消费者无意接受，并且是由于电子错误产生的电子讯息，如消费者采取了下列行为，即不受其约束：（1）于获知该错误时，立即：（A）将错误通知另一方；以及（B）使所有的信息拷贝交付给另一方，或按照从另一方收取的合理指示，将所有的信息拷贝交付给第三人，或销毁所有的信息拷贝；且（2）未曾使用该信息，或从该信息中获得任何利益，也未曾使信息可为第三方获得。”该规定符合我国民法中的公平原则，可供我国在以后立法时借鉴。

第三，合同的内容和形式是否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行性规定，如果违反则无效。

我国《合同法》第十一条规定，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合同法》第十一条关于数据电文的规定，主要目的在于确认电子合同的有效性，可以通过数据电文订立合同，不得以采用数据电文的形式为理由否定其法律效力、有效性或可执行性；不得以其采用数据电文的形式为理由否认其证据效力。我国《电子签名法》第三条规定，“民事活动中的合同或者其他文件、单证等文书，当事人可以约定使用或者不使用电子签名、数据电文。当事人约定使用电子签名、数据电文的文书，不得仅因为其采用电子签名、数据电文的形式而否定其法律效力。”

我国《电子签名法》第三条的缺点在于以双方协商一致作为使用数据电文的前提条件，不利于发挥数据电文形式的便捷优势，不利于利用和保护信息化生产要素。而1996年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电子商业示范法》第11条则以双方协商一致作为排除使用数据电文的前提条件，规定“就合同的订立而言，除非当事各方另有协议，一项要约以及对要约的承诺均可通过数据电文的手段表示。如使用了一项数据电文来订立合同，则不得仅仅以使用了数据电文为理由而否定该合同的有效性和可执行性。”从促进和保护电子商务发展的角度看，采纳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电子商业示范法》的立法范式更加有利。

三、电子商务合同的证明效力

如果电子商务合同不仅成立，而且也已经生效，但是，在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时证明力较低，则电子商务合同在电子商务实践中就失去了其应有的效力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电子商务合同的证明力就是电子商务合同的极为重要的关联效力。电子商务合同在用以维护合法权益时，就成为电子证据。“由于在电子商务中确定交易各方权利和义务的各种合同单证都采用电子形式，电子证据的可采纳性、电子证据的证明力及其审查判断规则就成为亟待解决的法律问题。”

电子证据的可采性目前已经得到了公认。我国的法律也是承认电子证据的可采性的，但是其证明力的大小则另当别论。证据的证明力，简称“证据力”，是指证据的证明价值、证明效力或作为证据使用时的分量。我国现在的民事诉讼，特别是合同纠纷案件司法实践，基本上是按照书证或视听资料来对待电子证据的。也就是将电报、电传、传真等以纸张为载体，以记载的思想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的电文证据，作为一种类似于副本、复印件的书证对待，效力低于原件书证。而将计算机数据等电子数据证据作为视听资料来对待。书证的原件可以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而书证的副本或复印件、视听资料如果没有其他证据佐证则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无论从哪个角度上讲，电子证据都已经成长为一个十分丰富庞大的体系，尽管它还未得到中国法律的明确确认。”在证明合同的内容时，合同的原件是重要证据，而在电子商务合同中没有原始数据存在，任何一方所得到的数据都是复制品。根据传统的合同法和相关的法律，电子商务合同在法律效力上会产生不确定性，从而为电子商务合同的发展产生障碍，因此有必要采取措施来消除这种障碍。不少国家已经制定了单独的《电子证据法》，例如《南非1983年计算机证据法》、《菲律宾电子证据规则》、《加拿大1998年统一电子证据法》等。为了适应我国电子商务发展的需要，我们应当适时创建新的电子商务规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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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田文英宋亚明王晓燕:[M].电子商务法概论.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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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郭懿美:电子商务法律与实务[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合同效力篇7

[关键词]: 经济合同；要件；效力

根据《合同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第七条规定，经济合同应具备下列四个要件：（一）经济合同当事人、经办人和人的资格要合法；（二）经济合同的内容必须符合国家的法律、行政法规，不得违背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三）合同当事人必须平等自愿，协商一致，意思表示真实；（四）合同的形式和主要条款必须完备。具备了上述四个要件的经济合同，为有效合同。但现实生活中，这种从内容到形式都十分完备的合同是不多见的。对于那些为数众多、要件残缺的经济合同，其效力应如何确认？理论界认识不一，本文仅就这一问题谈一点个人看法。

一、经济合同当事人、经办人和人的资格要合法

根据《合同法》第二条规定，“本法适用于平等民事主体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相互之间为实现一定经济目的，明确相互权利义务而订立的合同。”可见，经济合同的主体必须具有法定主体资格，也就是主体要合格。这是经济合同与一般民事合同相区别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审查合同是否有效的一个重要标准。1.法人主体。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作为法人的社会组织应当具备下列四个条件：（1）依法成立；（2）有必要的财产或者经费；（3）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4）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只有同时具备了法人的上述四个条件的社会组织方能以法人名义对外签订经济合同。反之，凡是不具备上述四个条件的社会组织就不是法人，即不具备法人资格，虽然可能具备其他主体的条件并以其他组织、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的名义来签订经济合同，但是不能以法人名义签订经济合同。如果他们以法人名义对外签订经济合同，属经济合同主体不合格。应当确认所签订的经济合同无效。2.其他主体。其他经济组织、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虽然不具备法人资格，但是在依法取得营业执照后也就依法取得经济合同当事人的资格，可以在国家允许的个体工商户和农村承包经营户的业务范围内依法签订经济合同。如果未经依法核准登记并领取营业执照，即以其他经济组织、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名义签订的经济合同应当确认为无效。上述经济合同当事人在具备法定主体条件后所答订的经济合同是否就必然有效呢？这里还有一个经营宗旨和经营范围的问题。根据《民法通则》第四十二条规定：“企业法人应当在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合同法》第七条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经济合同无效。因此，经济合同当事人只能根据批准业务范围，或者依法享有的组织活动的范围签订经济合同。凡是超越经营范围签订的经济合同都是无效合同。这已经为我国现行法律所明确规定，也是当今世界各国的惯例。《民法通则》第四十二条规定是强制性规范，不允许以任何方式加以变更或违反。经济合同当事人如果违背其宗旨或擅自改变或扩大其经营范围就会导致合同无效的后果。经济组织之所以要在其经营范围内进行经济交往，签订经济合同，是因为企业的经营范围决定了企业的生产规模、技术条件和原材料的来源。经济组织超出这个范围订立经济合同，那么就会使合同的履行得不到可靠的保证，妨害交易安全。如果企业需要变更或扩大经营范围，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必须向登记机关办理登记并公告，在未办理必要的法定手续前，擅自变更或扩大经营范围而签订的经济合同应属无效。

如果经济合同是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其他经济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授权的其他经办人或者委托的人代为签订的，在审查合同主体是否具有法定资格的同时，还应注意审查经济合同签订人是否具有人、经办人的资格。一般情况下，经济合同应当由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其他经济组织的主要负责人签订。但是经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授权的经办人或者委托的人也可以签订经济合同。根据《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规定：“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人在权限内，以被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人对人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合同法》第十条规定：“代订经济合同，必须事先取得委托人的委托证明，并根据授权范围以委托人的名义签订，才对委托人直接产生权利和义务。”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在授权所属职能部门的负责人或业务人员签订经济合同的同时，必须要有授权委托书，委托或者授权证明中明确当事人双方名称、委托事项、权限和期限等，并且应在授权范围内以委托人的名义签约。被委托人超越授权范围订立的经济合同所带来的法律后果应当由人自己承担。在一些单位委托本单位业务人员或聘请外单位人员签订经济合同但未给予正式的、完备的授权委托书的情况下，对合同答订人的资格和权限，应当作具体分析：1.合同签订人用委托单位加盖公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用委托单位的合同专用章签订合同的，应视为委托单位授予合同签订人权。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所签订的经济合同应确认为有效。2.合同签订人持有委托单位出具的订立合同或者联系业务的介绍信签订经济合同的，应视为委托单位授予合同签订人权。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所签订的经济合同应确认为有效。3.合同签订人未持有委托单位的任何委托证明文件所签订的经济合同，如果委托单位未予盖章，在这种情况下，应当确认所签订的经济合同无效。但是如果委托单位已经开始履行，应当视为委托单位对合同签订人的权已经予以追认，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所签订的经济合同有效。但是如果委托单位不予承认，根据《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之规定：“没有权、超越权或者权终止后的行为，只有经过被人的追认，被人才承担民事责任。未经追认的行为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合同法》第七条规定：“人超越权签订的合同或以被人的名义同自己或者同自己所的其他人签订的合同”是无效的。

二、经济合同的内容应当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不违背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

根据《合同法》第四条规定：“订立经济合同，必须遵守法律和行政法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合同进行违法活动，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牟取非法收入”。第七条规定：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违背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经济合同是无效的。合同的内容合法指合同的标的、数量、价格、履行方式等必须符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不得违背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这里的法律和行政法规，我认为是指国家立法机关颁布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中的强制性规定。我国司法实践认为，确认非法合同无效是指“对于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合同依法确认无效，而不是违反任何法律、法规的任何合同都无效。对于违反非强制性规定的一般行政管理规定的合同，一般并不必然无效。”如果任意扩大法律法规的范围，将各个部门、各个地方所制定的各种文件均作为确认合同效力所依据的法律法规来对待，则势必造成交易中禁例如林，民事活动中处处陷阱，行政干预法力无边，当事人寸步难行。各国立法都确认了违反公序良俗或者公共秩序的合同的原则。我国虽未采用公共秩序或者善良风俗的概念，但是确立了社会公益的概念。《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规定：违反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行为无效。经济合同作为双方法律行为当然要遵守这一规定，否则，如果经济合同当事人所签订的经济合同违反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就应当确认该经济合同无效。因此，经济合同内容是否合法是经济合同是否有效的决定性要件，它具有排除其他一切有效要件的效力。因此，人民法院和仲裁机构在确认合同的效力时，要特别注重对合同内容的审查，并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审查合同的标的是否违法。标的违法是指合同的标的物为国家法律、行政法规所禁止。我国有关法律、政策法规对工商企业所经营的品种和范围都作了比较明确的规定，任何单位或个人都不得违反，否则，签订的经济合同无效。比如，我国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严禁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买卖毒品。如果违反这一规定，不仅所签订的经济合同无效，而且还要依法追究有关直接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由此可见，合同的标的是我们审查合同内容是否合法的关键，经济合同标的违法，必然导致整个合同无效。

其次，要审查合同的其他主要条款的内容是否违法。例如：合同标的质量标准要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和有关产品质量的法规的规定，价格条款要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及国家有关价格的规定，等等。合同主要条款中若有某一项条款违法，那么合同是全部无效还是部分无效？我认为不能一概而论。根据《合同法》第七条规定的精神，合同主要条款中有部分条款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如果该条款涉及合同的本质，则整个合同无效；如果不涉及合同的本质，对其他条款的效力也有影响的话，则该条款规定的内容无效，其余部分仍然有效。在经济合同主要条款中，一般说来，如果合同的标的涉及合同的本质，标的违法必然导致整个合同无效。而价格、数量、质量、履行方式、违约责任等款项不涉及合同的本质，因此，其中某一项条款违法只会导致合同部分无效。

再次，对为达到非法目的而签订的经济合同效力问题。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经济合同是指当事人通过实施合法的行为来掩盖非法的目的，这种合同又称“隐匿合同”。这种行为就其外表看是合法的，但是外表行为只是达到非法目的的手段。这类经济合同，其形式是合法的，但却是为了达到非法的目的，因而也应确认其无效。

上述三个方面不是孤立的，在处理具体案件时，如果把它们综合起来加以分析，合同的内容是否违法就比较容易确认了。

三、经济合同双方必须平等自愿、协商一致、意思表示真实

《合同法》第五条规定：“订立经济合同，必须遵循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的原则，任何一方不得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这一原则的精神，在于保障合同双方当事人处于平等的法律地位。违反这一原则的经济合同是屡见不鲜的，例如：采取欺诈、胁迫手段订立的合同；因重大误解而签订的合同；一方乘对方急需而签订显失公平的合同，等等。这些合同虽然都在不同程度上违背了当事人的真实意志，但由于违背的程度不同，因而在确认其效力时，也应区别对待。具体说来：

1.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订立的经济合同无效。这类合同，有的是在签约主体、履约能力或标的质量等方面故意制造假象或有意隐瞒真相，使对方受骗上当而订立的合同；有的卖方用在市场上购得的合格品冒充本企业生产的不合格品，以此为样品欺骗购货方，搞欺诈合同；有的凭借其特有的经济实力和经营权利，对业务上依附于它的企业以中断“援助”、停止加工或撤回技术人员、设备等手段相要挟而签订的“霸王合同”；还有的是上级领导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利用行政手段硬性推销滞销、残次商品而与下级单位签订的“老子合同”等等。这些合同尽管欺诈或胁迫的方式不同，但都从根本上违反了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的原则，完全违背了当事人的真实意志，因而根据《合同法》第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应属无效合同。

2.对重大误解和乘人急需签订的显失公平的合同，应根据受害方当事人的申请确认无效。所谓重大误解而签订的经济合同就是合同一方当事人对合同的本质条件发生误解而签订的经济合同。所谓乘人急需而签订的显失公平的合同主要是指合同当事人一方利用对方的某种急迫需要而强使对方违背本意接受非常不利的条件，而使自己从中获得较大利益的经济合同。这两类合同是否有效所以要取决于当事人的申请，就在于合同当事人一方在签订合同时是否发生重大误解，是否乘其急需而又违背其本意，人民法院或合同管理机关是无法断定的，只有当事人一方自己提出并加以举证，方可加以确定。人民法院和管理机关在处理这两类案件时，对构成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的条件要严格掌握。一般说来，误解只有在涉及合同的本质时，才能构成重大误解；同样，显失公平只有超出法律许可程度，才会导致合同无效的结果。如果只是一般误解或在法律许可限度内不甚公平的经济合同则不宜认定为无效。

四、经济合同必须具备法定的形式、履行法定的手续

合同效力篇8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经济合同的发展之路布满了荆棘。因为,依据市场规律,只有代表不同利益的主体才有资格从事商品交换活动。政府作为公共服务的代言人,直接参与市场活动不仅有碍于其作为执法者的公正形象,更有计划经济时代的教训。比如那时的某些地方政府,为了追逐地方利益,把银行视为地方政府第二财政,造成大量的贷款变为呆滞账款,损害了社会的整体利益。因此,社会大众普遍反对政府与社会开展经济层面的合作,反对政府参与各类经济活动。尤其,在民事合同大放光芒的辉映下,许多人甚至认为经济合同的存在纯属多余。实际上,经济合同与民事合同的共存、互补,不仅与我国的国情相符,也有助于我国合同制度的完善。

    二、经济合同的要件

    (一)关于确认合同当事人的主体资格问题。

    以往确认合同当事人的主体资格,都是以是否具备法人资格为界限,企业之间签订的经济合同都要求合同主体具备法人资格,不具备法人资格的,为主体不合法,合同无效。今后是否仍应如此?这是一个不能免避又切实需要明确的实际问题。笔者认为,从理论上讲,法人资格与经济合同主体资格,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不能用法人资格作为尺度去衡量合同的主体资格。法人资格是对组织、团体的法律人格化。企业法人是指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并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民事主体。企业是否具备法人资格,《民法通则》已作了明确规定。经济合同的主体资格,则是对民事法律关系主体而言的,是指依法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法律关系的参与人。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组织,能否作为经济合同的主体,关键是看它是否取得合法经营的资格。凡是取得合法经营资格的,就有进行民事活动、自主经营的权利,从而也就取得参与民事法律关系的资格,自然能够以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出现,签订经济合同,从某个角度上讲,我国的经济体制与过去相比,已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例如,为了打破地区封锁,部门分割,有助于按专业化协作原则改组经济结构,国家鼓励各种经济成分之间,各个企业之间,组织各种形式的经济联系合体,并颁布了相应的法规。在各种形式的联合体中,就有不具备法人资格的合伙型联营的规定。又如,为了保障企业的发展,增强企业活力,国家保护企业法人经营自主权,尊重企业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地位,企业按照自己发展的需要,可以依法开办分支企业,这些分支机构大都不具备法人主体资格,但这些不具备法人资格的合法利益,是受法律保护的,享有合法经营的权利。

    依照法律规定:企业法人设立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分支机构,由该企业法人申请登记,经登记主管机关核准,领取(营业执照),在核准登记的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而它们通过商品市场机制,进入生产流通领域,从事适合自己发展需要的经营活动,绝大多数不是现金现货交易,而是采用经济合同的形式,进行期货交易。因此,经济合同法律制度,已成为它们合法经营的纽带,如果不承认它们的合同主体资格,凡以它们为制约一方或双方的经济合同,均以主体不合格而确认无效,其结果势必与经济体制改革已形成的体制格局相违背,与经济法制建设相违背,不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笔者认为,非法人经济组织同企业法人一样,可以是经济合同的合法主体。有些人认为,既然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经济组织,可以作为经济合同的主体,那么,今后审查经济合同的效力,是否可以不必审查合同的主体资格?笔者觉得不能这样推论,确认经济合同的效力,仍然应将对合同的主体资格,作为审查合同效力的内容,但不是审查合同主体是否具备法人资格,而是审查合同主体是否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登记。对那些个人或团体未经核准登记,借用法人或非法法人经济组织的合法凭证签订的经济合同,对非法经营者利用挂靠关系以被挂靠企业的合法身份签订的经济合同,对企业法人的职能部门、生产车间、销售柜台等以自己的名义签订的合同等等,应以其主体不合法,确认合同无效。

    根据《合同法》第二条规定,“本法适用于平等民事主体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相互之间为实现一定经济目的,明确相互权利义务而订立的合同。”可见,经济合同的主体必须具有法定主体资格,也就是主体要合格。这是经济合同与一般民事合同相区别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审查合同是否有效的一个重要标准。1.法人主体。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作为法人的社会组织应当具备下列四个条件:(1)依法成立;(2)有必要的财产或者经费;(3)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4)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只有同时具备了法人的上述四个条件的社会组织方能以法人名义对外签订经济合同。反之,凡是不具备上述四个条件的社会组织就不是法人,即不具备法人资格,虽然可能具备其他主体的条件并以其他组织、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的名义来签订经济合同,但是不能以法人名义签订经济合同。如果他们以法人名义对外签订经济合同,属经济合同主体不合格。应当确认所签订的经济合同无效。2.其他主体。其他经济组织、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虽然不具备法人资格,但是在依法取得营业执照后也就依法取得经济合同当事人的资格,可以在国家允许的个体工商户和农村承包经营户的业务范围内依法签订经济合同。如果未经依法核准登记并领取营业执照,即以其他经济组织、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名义签订的经济合同应当确认为无效。上述经济合同当事人在具备法定主体条件后所答订的经济合同是否就必然有效呢?这里还有一个经营宗旨和经营范围的问题。根据《民法通则》第四十二条规定:“企业法人应当在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合同法》第七条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经济合同无效。因此,经济合同当事人只能根据批准业务范围,或者依法享有的组织活动的范围签订经济合同。凡是超越经营范围签订的经济合同都是无效合同。这已经为我国现行法律所明确规定,也是当今世界各国的惯例。《民法通则》第四十二条规定是强制性规范,不允许以任何方式加以变更或违反。经济合同当事人如果违背其宗旨或擅自改变或扩大其经营范围就会导致合同无效的后果。经济组织之所以要在其经营范围内进行经济交往,签订经济合同,是因为企业的经营范围决定了企业的生产规模、技术条件和原材料的来源。经济组织超出这个范围订立经济合同,那么就会使合同的履行得不到可靠的保证,妨害交易安全。如果企业需要变更或扩大经营范围,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必须向登记机关办理登记并公告,在未办理必要的法定手续前,擅自变更或扩大经营范围而签订的经济合同应属无效。

    如果经济合同是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其他经济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授权的其他经办人或者委托的人代为签订的,在审查合同主体是否具有法定资格的同时,还应注意审查经济合同签订人是否具有人、经办人的资格。一般情况下,经济合同应当由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其他经济组织的主要负责人签订。但是经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授权的经办人或者委托的人也可以签订经济合同。根据《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规定:“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人在权限内,以被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人对人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合同法》第十条规定:“代订经济合同,必须事先取得委托人的委托证明,并根据授权范围以委托人的名义签订,才对委托人直接产生权利和义务。”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在授权所属职能部门的负责人或业务人员签订经济合同的同时,必须要有授权委托书,委托或者授权证明中明确当事人双方名称、委托事项、权限和期限等,并且应在授权范围内以委托人的名义签约。被委托人超越授权范围订立的经济合同所带来的法律后果应当由人自己承担。在一些单位委托本单位业务人员或聘请外单位人员签订经济合同但未给予正式的、完备的授权委托书的情况下,对合同答订人的资格和权限,应当作具体分析:1.合同签订人用委托单位加盖公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用委托单位的合同专用章签订合同的,应视为委托单位授予合同签订人权。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所签订的经济合同应确认为有效。2.合同签订人持有委托单位出具的订立合同或者联系业务的介绍信签订经济合同的,应视为委托单位授予合同签订人权。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所签订的经济合同应确认为有效。3.合同签订人未持有委托单位的任何委托证明文件所签订的经济合同,如果委托单位未予盖章,在这种情况下,应当确认所签订的经济合同无效。但是如果委托单位已经开始履行,应当视为委托单位对合同签订人的权已经予以追认,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所签订的经济合同有效。但是如果委托单位不予承认,根据《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之规定:“没有权、超越权或者权终止后的行为,只有经过被人的追认,被人才承担民事责任。未经追认的行为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合同法》第七条规定:“人超越权签订的合同或以被人的名义同自己或者同自己所的其他人签订的合同”是无效的。

    (二)经济合同的内容应当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不违背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

    根据《合同法》第四条规定:“订立经济合同,必须遵守法律和行政法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合同进行违法活动,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牟取非法收入”。第七条规定: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违背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经济合同是无效的。合同的内容合法指合同的标的、数量、价格、履行方式等必须符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不得违背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这里的法律和行政法规,我认为是指国家立法机关颁布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中的强制性规定。我国司法实践认为,确认非法合同无效是指“对于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合同依法确认无效,而不是违反任何法律、法规的任何合同都无效。对于违反非强制性规定的一般行政管理规定的合同,一般并不必然无效。”如果任意扩大法律法规的范围,将各个部门、各个地方所制定的各种文件均作为确认合同效力所依据的法律法规来对待,则势必造成交易中禁例如林,民事活动中处处陷阱,行政干预法力无边,当事人寸步难行。各国立法都确认了违反公序良俗或者公共秩序的合同的原则。我国虽未采用公共秩序或者善良风俗的概念,但是确立了社会公益的概念。《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规定:违反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行为无效。经济合同作为双方法律行为当然要遵守这一规定,否则,如果经济合同当事人所签订的经济合同违反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就应当确认该经济合同无效。因此,经济合同内容是否合法是经济合同是否有效的决定性要件,它具有排除其他一切有效要件的效力。因此,人民法院和仲裁机构在确认合同的效力时,要特别注重对合同内容的审查,并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审查合同的标的是否违法。标的违法是指合同的标的物为国家法律、行政法规所禁止。我国有关法律、政策法规对工商企业所经营的品种和范围都作了比较明确的规定,任何单位或个人都不得违反,否则,签订的经济合同无效。比如,我国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严禁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买卖毒品。如果违反这一规定,不仅所签订的经济合同无效,而且还要依法追究有关直接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由此可见,合同的标的是我们审查合同内容是否合法的关键,经济合同标的违法,必然导致整个合同无效。

    其次,要审查合同的其他主要条款的内容是否违法。例如:合同标的质量标准要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和有关产品质量的法规的规定,价格条款要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及国家有关价格的规定,等等。合同主要条款中若有某一项条款违法,那么合同是全部无效还是部分无效?我认为不能一概而论。根据《合同法》第七条规定的精神,合同主要条款中有部分条款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如果该条款涉及合同的本质,则整个合同无效;如果不涉及合同的本质,对其他条款的效力也有影响的话,则该条款规定的内容无效,其余部分仍然有效。在经济合同主要条款中,一般说来,如果合同的标的涉及合同的本质,标的违法必然导致整个合同无效。而价格、数量、质量、履行方式、违约责任等款项不涉及合同的本质,因此,其中某一项条款违法只会导致合同部分无效。

    再次,对为达到非法目的而签订的经济合同效力问题。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经济合同是指当事人通过实施合法的行为来掩盖非法的目的,这种合同又称“隐匿合同”。这种行为就其外表看是合法的,但是外表行为只是达到非法目的的手段。这类经济合同,其形式是合法的,但却是为了达到非法的目的,因而也应确认其无效。

    上述三个方面不是孤立的,在处理具体案件时,如果把它们综合起来加以分析,合同的内容是否违法就比较容易确认了。

    (三)经济合同双方必须平等自愿、协商一致、意思表示真实

    确认合同效力,要避免前后矛盾。当案件出现基于同一性质相互有关联的两个民事法律关系时,不能简单作出一个有效,一个无效的确认。这种情况主要见于连环合同的并案审理,或有第三人参诉的纠纷案件。如某甲公司,对A产品无经营权,却超越经营范围,同乙公司签订的供给乙公司A产品为合同标的的购销合同。甲公司收到乙公司的预付货款后,因不能经营A产品而不能供货,又迟迟还不了货款,乙公司知情后,为了保障自己预期的利益同丙公司签订合同,以A产品为购销标的,合同生效后,丙公司按约定,预付货款。乙公司收款后,便与丙公司和甲公司协商,达成三方协议,约定乙公司将其同丙公司的合同转让给甲公司履行。甲公司因不能偿还乙公司的预付款,为解燃眉之急,签字认可确认转让。但因甲公司仍不能供货成讼。对此情况应怎样确认合同的效力呢?甲公司越权经营,其行为违法,同乙公司签订的以A产品为合同标的合同无效。无效的责任在甲公司。乙公司将其同丙公司签订的以A产品为标的的合同,转让给甲公司履行,同样是无效的,因乙丙之间的合同关系随着三方转让关系的产生而消灭,乙即退出了合同,合同主体发生了变化,甲公司取代乙公司成了供方,而甲公司因无经营A产品的权利能力,也就无权取代乙成为供方,其取代行为仍属超越经营违法行为,所以三方的转让关系也应无效。对于这类合同纠纷在审理中应注意不能简单地确认前者无效,后者有效,而应综合考虑尤其还应看到,乙丙之间签订合同,丙是善意的,乙则具有转嫁经营损失的故意。乙公司明知甲公司违法经营,无履行能力,却隐瞒真实情况,诱使丙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接受了极有可能遭致损失的转让协议,其行为当属欺诈。如果确认三方转让行为是有效的,则事实上将会保护乙的欺诈行为,损害善意第三人丙的合法权益。

合同效力篇9

一、预约合同法律效力的学说辨析

关于预约产生的法律效力，理论界争议很大，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

（一）必须磋商说

“必须磋商说”认为，合同的当事人之间一经订立预约，则各方都承担了在以后的某个时间为了订立本约而诚信地进行谈判磋商的责任义务。但当事人各方也仅仅是负有谈判磋商的行为义务，而不针对是否最终签订本约的实质结果负责。即当事人只要实施了诚信谈判磋商的行为就认为是义务的履行完毕。

（二）必须缔约说

该学说是建立在“带有未决条款的预约”基础之上的，内容恰恰与“必须磋商说”相对立，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仅有谈判磋商的义务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使得本约合同最终达成才是完全的履行预约义务。否则预约将成为一纸空文，预约的形成将变得毫无意义，而且极易导致恶意缔结合同的行为发生。

（三）两种学说辨析

上述两种学说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也表现出一些片面性。订立预约的初衷是能够让当事人各方在变化复杂的市场经济中抓住固定的交易机会或者拥有一颗定心丸，对经济活动有个心理预期。但采用这两种不同的学说对当事人各方势必会产生不同的法律效果。

“必须磋商说”注重的就是预约合同订立的动态行为。而“必须缔约说”则更希望各方达成合意能最终成立，他们更注重结果的出现。如果采用“必须磋商说”，双方只要按照当初的预约要求进行诚实地、善意地谈判磋商即可，至于能否订立本合同不会产生违约责任问题。任何合同的成立都必须经历一个或长或短的过程，而这种过程能否带来最终的结果则很难确定。如果谈判中有一方或者双方其实无心促成本约的订立，那么他们之间的接触洽谈就是走形式、做无用功，从而浪费了宝贵的机会。在买方市场条件下，“必须磋商说”的利益倾向性在于买方，因为它将预约合同视为订立本约合同可有可无的过程；在卖方市场条件下，就会得出相反的结论。该学说只保护交易一方，有失偏颇。

如果采用“必须缔约说”，使得出现合意的达成、本约的订立结果出现才是预约义务的履行完毕，相对而言，这个观点或许与设立预约制度的初衷是最符合的。因为它对交易双方都是比较公平的，至少不会偏袒某一方利益。在这种必须缔结合同的效力影响下，交易机会是相对固定的，不会轻易失去，即使有任何一方不愿订立本约而试图恶意拖延时间假谈判，那么善意方也有获取救济弥补损失的途径。按照该观点的要求，在订立合同时，当事人应当在预约中就未来的本约的主要条款达成合意，并依据这些主要条款订立本约，否则需承担违反预约的责任。如此看来，“必须缔约说”似乎比“必须磋商说”更能使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得以均衡，但这个观点也并非那么完满。首先，最大可能的发挥该学说的作用是与预约内容的详细程度成正比的，内容愈详细，顺利订立本约的可能性就愈大。如果预约条款既简单又模糊，甚至连本约的主要条款都没有标明，那合同各方还要进行磋商洽谈为的是达成本约。如果最终磋商没有见效，并且任何一方均无过错，则预约的存在仍然不能决定本约的订立。其次，尽管预约内容详尽明了，由于在订立预约后到签订本约前有一定的时间间隔，倘若在此期间出现了不可抗力、情事变更或原先商定好的一些条件等发生了变化，一方当事人仍然要求对方按照预约来签订本约，就会造成新的不公平。

综上所述，两种学说没有哪一个能完全解决好问题所在。笔者认为，预约合同的法律效力如何，关键要看其内容中对未来本约合同的主要条款是否进行了说明。如果涉及《合同法》第十二条提到的那些条款的内容，表明这种预约内容比较完备，具有实质性意义，为下一步签订本约提供了较为充足与便利的条件，可以按照“必须缔约说”来实践其法律效力，因为双方都已经对标的物达成共识并且相当知晓对方的情况，所以可以将中间的谈判磋商环节压缩至最少以节约时间成本；如果预约内容简简单单，没有就本约主要内容达成明确共识的，则应当采取“必须磋商说”的法律效力，因为双方在预约时仅仅是提出了希望进一步磋商的意思表示，只要接下来的程序是当事人之间再次就交易事项诚信地进行磋商洽谈就实现订立预约的目的了。如果这种情况下采取的是“必须缔约说”的法律效力，双方在客观上对事物尚未有所了解或准备，在主观上也没有十足的把握来订立本约，在不具备直接缔约的前提下就要求各方缔约本合同，是非常草率的也是极不合理的。

如果预约内容中出现了合同法第十二条中的一些实质要素（最基本的为标的与数量），就可以按照“必须缔约说”来约束双方，双方对具有实质意义的要素已达成共识，原则上就可以视为同意成立本约了。至于该条其他条款项目，可以在缔结本约时补充完整。

合同效力篇10

关键词：股权转让 效力 股权变动

一、股权转让合同的内涵及特征

所谓股权转让，论其本质，指的是股权买卖，亦即以股权为客体的买卖行为，通过这种法律行为，当事人之间实现了股东地位的转换，具体而言，受让方取得股东地位，转让方丧失股东身份（部分转让的除外）。股权转让合同指的是公司股东与受让人之间基于自愿原则所达成的依法转让股东权益的协议。股权转让合同成立后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相应的债权债务法律关系，其法律效果更会涉及到股东身份的变更和股东人数的增减。根据我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都可以转让，但是鉴于股份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股权流通性强、股权转让程序相对规范等特征，实践中的股权转让纠纷多发生于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场合，因此，本文所述之范围主要是指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

虽然股权转让法律关系实质上属于买卖法律关系，但由于其转让标的的特殊性，从而使得股权转让合同呈现出以下特征：

（1）主体的特定性。股权是股东基于其出资行为对公司所享有的权利，这就表明只有股东才能成为股权转让合同的出让人，这一点迥异于一般民商事合同。

（2）客体的特定性。股权转让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所针对的对象是股东权益，而不是一般买卖合同中的标的物。股权的特殊性在于该权利是由多种权利集合而成的权利综合体。关于股权的性质，学界存在不同的观点，如物权说、债权说等等，但通说认为股权是一种独立的财产权利。

二、股权转让合同的订立

与其他合同的订立程序一样，股权转让合同也需要经过邀约和承诺两个步骤，惟应注意的是，由于公司法对股东身份、股权转让的期限等做了相应的限制性规定，这对股权转让合同的订立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根据公司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国家公务员、军人等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不得从事营利性活动，因此，以上人员不能成为股权转让合同的受让人。公司法还规定，股份公司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三年内不得转让，公司董事、监事、经理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在任职期间内不得转让。此外，如若公司章程对股东的股权转让还有其他限制的，签订股权转让合同时，同样需要遵守。

为了维持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特征，公司法规定有限公司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其出资时，必须经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不同意转让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出资，如果不购买该转让的出资，视为同意转让。经股东同意转让的出资，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对该出资有优先购买权。据此可知，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如果对外转让，转让人还负有对其他股东的告知义务，并应当经过其他股东的过半数通过，转让人还要尊重其他股东的有限购买权，这些规定必将对股权转让合同的订立以及合同效力产生影响。

三、股权转让合同生效的时间

股权转让合同何时生效？是自合同成立时生效，还是自办理完批准、登记手续时生效？对此，我国公司法并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如前述，股权转让合同属于合同之一种，并因此适用《合同法》的调整。又因为就股权转让合同而言合同法与公司法属于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在特别法没有规定的情况下，当然适用一般法的规定。故笔者认为，关于股权转让合同的生效时间的问题，应依《合同法》第44条的规定确立成立生效主义为原则，批准生效主义或者登记生效主义为例外的态度。

股权转让合同的成立生效原则，有利于促进股权的流转，降低股权转让的成本，据此，绝大多数股权转让合同的自成立之时起就产生法律效力。但是在少数情况下，股权转让合同须经过有关主体的批准才能发生效力。我国现行立法规定股权转让合同要办理批准手续后才能生效的，主要限于公司中的国有股权转让和外商投资的有限公司股权转让。至于须经登记才生效的股权转让合同在现有立法中还未曾出现。我国担保法和有关的司法解释规定，以公司的股权出质的质押合同自股份出质记载于公司股东名册或向证券登记机构办理出质登记之日起生效，仅是针对股权质押担保合同的，并不涉及股权转让合同。【1】

四、股权转让合同生效的法律意义

股权转让合同生效后，究竟能发生何种法律效果？这一问题直接关系到股权转让合同生效与股权转让之间的关系。“股权的实际转让意味着利益和风险的实际转移，如同买卖标的物风险转移一样，只不过股权转让的风险不是股权的毁损灭失，而是股权转让后股权价值的重大变化,实际转让前的风险和利益归转让人，此后的利益和风险归受让人。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明确股权实际转让界限具有重大的意义。”【2】

股权变动的法律效果的发生是自股权转让合同生效之时，还是自公司将买方载入股东名册之时，抑或公司登记机关办理股东变更登记之时，无论是在理论界还是在司法实务中都存在不同的观点。笔者认为，股权转让合同的生效并不意味着股权当然发生变动。按照民法理论，合同成立生效后，发生的是债法上的法律效果，换言之，合同的生效只能在当事人之间产生债权债务关系，并不会引起合同债权之外的其他绝对权的变动，欲实现绝对权变动的法律效果，当事人须在合同生效之后，另行实施一个交付标的物的行为或者依法履行相应的变更登记手续。关于股权性质上为何种权利,学界尚无定论,本文也无意对此进行探讨,但是,笔者认为,无论股权是否具有物权性质,【5】但是在股权变动上,却完全可以适用物权变动的规则,即生效的股权转让合同加上股权变动的公示方式。故我们应当明确，股权转让合同的生效并不会必然导致股权的变动，其法律意义在于在出让人和受让人之间产生以实现股权变动为内容的债权债务法律关系。我国《公司法》第74条规定：“转让股权后，公司应注销原股东的出资证明书，向新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及其出资额的记载”。从该法条来看，我国公司法似乎是承认了股权转让合同能产生股权变动的法律效果，因为注销和签发股东证明书以及修改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等被视为是股权变动公示方式的行为均发生在“转让股权”之后，而不是将上述行为作为股权转让的前提条件。故有学者认为“此处的‘股权转让’当指股权转让合同生效，‘转让股权后’当指股权转让合同生效后。从逻辑关系上看，股权转让合同生效在前，注销（签发）出资证明书、修改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及其出资额的记载在后。”【3】笔者认为，作为一部商事基本法，其立法语言应有的严谨性和科学性自不待言，就“转让股权后”这一表达方式本身而言，对其作“转让合同生效后”的解释，似乎有点牵强。实有超越法律解释应有功能范围之嫌。尤其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大陆法系民商法传统的国家，制定法的权威性也不容许司法者更勿论学者作如此越俎代疱之解释。所以，应通过立法的方式（至少也应是立法解释的方式）明确股权转让合同生效的法律意义。

参考文献和注释：

[1]马长山，论股权的性质，求是学刊，199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