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文化十篇

河洛文化篇1

（一）河洛大鼓的发展

河洛大鼓起源于20世纪初，是以洛阳方言为载体，以说唱为表演形式的兼顾视觉与听觉的民间艺术。在表演的过程中一边说唱、一边表演，观众不仅可以得到一场视觉盛宴，而且可以收获听觉享受。可以说河洛大鼓是洛阳琴书和南阳鼓儿词的结合体，它不仅具有洛阳琴书的优雅，同时融入了南阳鼓儿词的通俗，因此，河洛大鼓也是一种雅俗共赏的艺术。河洛大鼓表演所需的设备极其简单，舞台布置也少了现代表演中所饱含的奢华。一张桌子、一把折扇、一个钢板、一面书鼓便构成了一个简单的舞台，并不需要太多的现代化乐器伴奏，可以没有伴奏直接开始表演，也可以简单地以秦琴、三弦作为伴奏，质朴的舞台设置、简洁的伴奏、通俗易懂的说唱、熟悉而又亲切的腔调都传递着一种劳动人们的质朴，透露出洛阳人民的直爽。河洛大鼓主要通过说唱的方式讲述人们生活中的小事，也讲述古人历史，更多的且最受人们欢迎的是讲述历史发展中的那些英雄豪杰的历史传奇。不仅可以娱乐大众，还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向人们渗透美好的传统道德观念。然而，随着普通话的日益普及，越来越多的人为了更好地顺应时代的要求，赶上时代的步伐，逐渐摒弃了家乡方言，遗忘了此类古老的民间艺术，使得河洛大鼓跟其他民间艺术一样，逐渐被世人遗忘，甚至面临消失的危险。

（二）河洛大鼓的文化价值

河洛大鼓近年来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其原因就在于河洛大鼓具有非常高的文化价值，诸如民族文化价值、民俗文化价值、语言学价值等，并且其传承已经受到威胁。首先，河洛大鼓具有较高的民族文化价值。河洛大鼓以说唱的形式和生动形象的语言进行讲述，而讲述的故事大多数传扬的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美好德行。举例而言，河洛大鼓中有一个叫作《慈母经》的曲目，用生动形象的故事、通俗易懂的语言告诫人们要孝敬父母。再比如一名为《酒色财气与名利》的曲目，用质朴的语言向人们传达正确的价值观以及健康的人生追求。其次，河洛大鼓具有较高的民俗文化价值。所谓的民俗是指民间风俗，包括当地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河洛大鼓中的《朱买臣休妻》曲目，讲述的是朱买臣的妻子嫌贫爱富，强迫朱买臣休掉自己，然后再转嫁给一个比较富有的石匠的故事。故事生动形象，使人们在听表演者说唱的过程中既能够对该地区嫁娶方面的一些风俗有所了解，还能向人们传递传统嫁娶观念。又比如《兰老汉拾钱》曲目，这个尤为简短的故事包含了当地关于丧礼的一些风俗习惯。由上述例子可以得知，河洛大鼓的民俗价值不可小觑。除此之外，河洛大鼓还具备一定的语言学价值。河洛大鼓说唱时以洛阳方言为主要载体，而洛阳方言中的诸多词汇存在着古音的痕迹，腔调与众不同，语法也不同于现在的普通话。因此，河洛大鼓一方面使听众在欣赏该艺术时能更加真切地感受到洛阳民俗的质朴，另一方面具有非常高的研究价值。

二、河洛大鼓的生存现状

河洛大鼓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达到鼎盛时期，该时期较为有名的河洛大鼓大师，往往会受到人们的喜爱，甚至有些表演者只要上台，无需多讲便能使现场观众欢呼雀跃。当时由于一些地区比较偏远落后、经济欠发达，河洛大鼓是人们少有的娱乐方式之一，所以受到追捧，还有些地区办丧事或者喜事都请大师来进行河洛大鼓的表演。但是近些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娱乐方式趋于多样化，人们被眼花缭乱的各种表演所吸引，逐渐开始追求奢华的表演，从目前河洛大鼓的发展来看，其生存环境令人担忧。河洛大鼓的发展和传承之所以处于如此尴尬的境地，原因大体涉及三方面：其一，缺乏优秀的领军人物；其二，缺乏优秀的传承人选；其三，缺乏变化和创新。河洛大鼓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逐渐受到人们的追捧，到七八十年代达到鼎盛，当时出现了很多优秀的说唱表演者，如今这些表演者大多已经年迈，无法再继续登台表演。而近年来，学习河洛大鼓的年轻人越来越少，数量无法保障，人员的表演质量也就无从谈起。河洛大鼓缺乏优秀的继承人。河洛大鼓是一种优秀的民间艺术，不仅传承着我国古代的优秀文化传统，而且记录了河南洛阳的一些风土人情、民风民俗。河洛大鼓以洛阳方言为载体，以生动形象的故事为讲述内容，通俗易懂又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使听众倍感亲切，这是河洛大鼓受到人们喜爱的一部分原因。另一部分原因在于当时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娱乐方式单一，部分人因单纯的喜欢而选择学习河洛大鼓的表演，部分人因河洛大鼓表演可为其带来理想的经济效益而参与学习。现如今，娱乐方式多种多样，喜欢这种传统艺术的人越来越少。河洛大鼓简单的道具和单一的表演方式决定了要想切实学好河洛大鼓，务必要靠勤奋来提高自己的表演水平，而有天分又肯努力学习河洛大鼓的年轻人则少之又少。除此之外，在当今这个经济迅速发展的时代，越来越多的岗位可供年轻人选择，这些岗位带来的经济效益远比靠表演河洛大鼓带来的经济效益多得多，种种原因导致学习河洛大鼓的人逐渐减少，而现在能够欣赏河洛大鼓这门艺术的人也越来越少，使得河洛大鼓的表演者缺乏表演机会，无法获得丰富的表演经验，这些因素造成的结果就是河洛大鼓缺少优秀的继承人，使这门艺术濒临失传。河洛大鼓缺乏变化和创新。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要想不被社会淘汰，人们只能加快脚步跟上时代的步伐，而河洛大鼓无法满足人们日益增多的娱乐诉求，无法吸引年轻人的注意，无法使其喜欢上这门艺术。如果想要吸引更多年轻人的目光，促使他们去了解河洛大鼓进而喜欢上河洛大鼓，就必须改变河洛大鼓的传统表演模式与表演内容，使其蕴含现代气息，实现河洛大鼓的传承与发扬。

三、河洛大鼓的保护和发展

首先，政府要加大宣传力度，增加资金投入。政府是进行河洛大鼓艺术保护与发展的中坚力量，是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的中流砥柱，在河洛大鼓的保护和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政府具有一定的引导性，因此，可以利用政府这一特性，制定一些针对河洛大鼓这门民间艺术保护、发展和继承方面的规章制度，使得对河洛大鼓的保护不仅仅停留在提升自愿保护的层面，而是提升到法律的层面，对河洛大鼓艺术实施强制性保护。现如今媒体行业迅速发展，政府可以充分利用电视、网络、广播等各种媒体，对河洛大鼓予以宣传，使人们逐渐了解这门艺术。还可以通过组织诸如河洛大鼓的历史发展、河洛大鼓的文化内涵等有奖竞猜活动，举行大型免费表演的形式，使人们更多地了解关于河洛大鼓这门艺术的知识。另外，政府需要加大对河洛大鼓艺术传承和发展的资金投入，一方面，可以利用这些资金进行河洛大鼓大型表演竞赛，这样的活动既可以使更多的人有机会接触河洛大鼓，又可以为新一代河洛大鼓传承人提供表演机会，使他们积累更多表演经验，为传承人的培养作出贡献；另一方面，可以利用这些资金来奖励那些在河洛大鼓传承和发展过程中作出重要贡献的人，使更多的人意识到政府对河洛大鼓传承与发展的重视，以此提高大众对河洛大鼓艺术的保护意识，也在一定程度上吸引更多的人从事河洛大鼓艺术的传承及发展事业。

河洛文化篇2

农耕文明是黄河文明的主要特征之一。自人类产生以来，黄河流域就以其独特的宜居环境和农作物生产环境，孕育了光辉灿烂的中国古代文明。在中国古代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情况下，农业作为整个古代社会的决定性生产部门，与生产力发展的程度及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密切相关。与此同时，在生产力较为低下的古代传统的农耕社会，生态环境成为决定人类生存及社会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生存环境的好坏直接决定了人类的定居、迁徙、生存与发展。 一、历史时期河洛地区生态环境的变化 自人类进入文明阶段以后，随着社会生态环境的变迁，河洛地区的生态环境也随之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大体而论，河洛地区五千年来的生态环境变化，客观地体现在植被和湖泊的变化上。 （一）河洛地区植被的变化 植被是生态系统的基础，为多种微生物和动植物提供栖息乃至生存的环境。因之生态环境的变化也较为明显地体现在植被的变化上。历史时期河洛地区的主要植被类型是森林，史念海教授把河洛地区植被变化过程分为四个时期：（1）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随着人类的增多及活动面积的扩大，平原地区的森林逐渐被砍伐。至战国末期，河洛地区原本覆盖率较高的植被大部分受到破坏，林区面积明显缩小，有些曾经植被覆盖密集的地区开始显现出的迹象。（2）秦汉时期。这一时期河洛地区平原地带的森林遭到严重破坏，在这一时期结束时平原地区的森林近乎绝迹。（3）唐宋时期。此时河洛地区森林面积继续缩小。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工具的技术革新，同时伴随着平原地区森林的绝迹，这一时期的开采开始主要针对京畿以及人类聚居区附近的山林。（4）明清时期。这一时期河洛地区的森林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主要表现在山地林区不断缩小，植被面积减少等。 影响生态环境变化的原因主要有气候和人类的生产实践活动两个方面，而人类的生产实践活动又是这两个原因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传统农业社会里，建筑、农业和手工业工具、交通栈道桥梁、船舶制造、家具器用、燃料几乎都取自于森林资源；面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为缓解不断增强的人口压力，最有效的办法也是毁林开荒，扩大耕地面积。这样，必然导致作为中华文明核心区达四千年之久的黄河流域自然森林资源的损耗十分严重。虽然古时候历代统治者都强调天人合一，但是在需求面前，往往对森林的砍伐采取的是一种无节制的竭泽而渔的态度，相反之下并没有为此采取对森林保护或者减少对森林的砍伐。而位于黄河流域的华夏文明中心自从在河洛地区起源后，先后有数十个朝代在这里定都，这一盛况在唐宋时代达到顶峰。一个国家的都城不仅仅是其政治中心，而且也是经济中心，同样是人类聚居最多的地区，而人类聚居区对自然资源的消耗情况可想而知。此外，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里，产业选择与资源的最佳配置往往是无意识的，往往一味强调农业文明优于林牧业文明，历史上的“重农轻牧”思想就是具体的体现。而重农轻牧所导致的一个最直接的结果就是耕地面积的扩大，在本应以牧业为主的地区进行大面积的垦殖，造成森林急剧减少，水土流失加剧，水文状况恶化。 传统农业社会对森林资源的依赖远比现代文明社会大。森林资源的丧失必然会从经济资源角度直接影响传统社会的兴衰；同时森林资源的丧失造成水土流失，农业生态遭到破坏，直接影响到农业的效益；再者森林资源的破坏，造成自然江河生态的更加恶劣，自然灾害的频率增大，强度增强，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这便使传统社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凝聚力衰弱，文明兴盛便失去了依托[1]。而从近三千年的历史来看，黄河流域的森林兴衰正好与黄河文明兴衰同步，这说明黄河流域森林植被对文明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森林资源兴废与黄河文明的兴衰有内在的必然联系。 （二）历史时期河洛地区湖泊的变化 我国拥有众多的湖泊，自古以来对湖泊有大量的记载。《汉书•地理志》记载的河洛地区较大的湖泊达四、五百处之多。如蒲田泽是《渠水志》、《职方》、《尔雅》等文献记载的古代大湖之一，它位于中牟以西，对黄河及其以南的鸿沟水系有重要的调节作用。当郦道元记载此湖时，该湖泊的面积还相当大：“西限长城，东极官渡，北佩渠水，东西四十许里，南北二十许里”，有将近200平方公里以上。到了宋代以后，蒲天泽陆续湮没，至今完全於成平地，湖泊早已不复存在，绝大部分成为耕地。而《汉书•地理志》中所记载的四五百处湖泊至今也全部湮废。 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湖泊湮废，总会招致一些不良后果。最先蒙受这一不良后果的往往是农业；其次，湖泊的减少抑或湮灭都直接影响到了漕运或人类生存饮水。河洛地区长期作为中国经济、政治中心的存在，粮食等生活必需品的需求一大部分依赖于航运。而湖泊的湮灭无不加剧了航运的难度。北宋之所以建都开封，正是因为开封水系发达，物资经由黄河及其支流转运方便，而到14世纪开封已经成为一个不通航的城市。 二、历史时期河洛地区生态环境变化所引起的自然灾害 由于黄河流域降雨量的不平衡与分布极其不均[2]，又为多发性暴雨，暴雨夹杂着泥土又造成中下游地区河道的淤塞，以至于雨水宣泄不及，发生洪灾。此外，由于滥砍乱伐所造成的植被的大量减少，加之湖泊淤塞的增多，河洛地区也极易发生区域性旱灾。 （一）河洛地区的水灾 历史上长期作为我国的政治经济中心，河洛地区很早就有水旱灾害的记录。先秦诸子乃至历代的典籍里多有河洛地区水旱灾害的记录。《墨子》：“夏书曰禹七年水，殷书曰汤五年旱。”《管子•权数》：“管子对曰：汤七年旱，禹五年水。”《吕氏春秋•顺民》：“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天下旱五年不收。” 西汉以后，由于黄河中上游生态环境的破坏所导致的生态不平衡现象的出现，大量泥沙从黄土高原随流而下，因之黄河下游普遍修筑堤防，以至于形成地上河；黄河决溢的次数也因之增多。东汉王朝在王景的领导下开展了大规模的治理黄河运动，之后虽然黄河安澜达数十年之久，但由于黄河中上游生态环境的破坏所导致的水土流失的加剧和治河思路的错误，为以后黄河的大规模泛滥和形成更高的地上悬河埋下了伏笔。北宋以后，由于统治阶级的软弱和政府的无能，黄河长年失修。此外，北宋王朝定都开封的目的也仅仅是为了凭借黄河的天险来抵御北方少数民族的进攻。北宋之后，河患更加剧烈，黄河的决溢更加频繁。黄河的决溢不仅仅影响到沿黄地区经济的发展，更威胁到了历代统治阶级的统治。因此北宋之后关于黄河的决溢就不绝于史书，仅根据各种史书的不完全统计，北宋之后就有三百多个年份发生过决溢灾害，而且不少决溢给人们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如明代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河南连降大雨，“黄河溢，南城不没者数版”，陕州“淫雨四十日，民屋倾坏大半”。“黄河涨溢至上河头街，河神庙淹没。”黄河下游孟津、中牟、曹县、安东均决口，河南境内黄河洪水“横溢数百里”，许昌、鄢陵、扶沟、西华、淮阴、鹿巳、拓城、沈丘、商丘、虞城、砀山、萧县、丰县、太和等淮河以北地区均被波及。陈留一带“白骨如山，人至巢居”。许昌地区平地水深二丈，灾情严重。#p#分页标题#e# （二）河洛地区的旱灾 旱灾也是河洛地区主要的农业灾害，黄河流域的旱灾，具有频率高、分布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对农业危害大等特点。1946年以前，河南省内大旱和特大旱灾总计达296年次。公元630年到992年是一个相对湿润的多雨期，尤其是从公元630年到公元834年这200多年间，是近3000多年来历时最长的多雨期，但北宋之前河洛地区在所谓”隋唐暖期“的背景之下，湖泊干涸，运河淤塞，无疑都证明了在北宋之前河洛地区长期作为都城的所在地，其对生态环境及自然的破坏之大。而湖泊的干涸、运河的淤塞又加重了旱情。清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黄河中下游出现了一场历史上罕见的干旱。河南一地“有四五季末收者，有二三季未收者，……报灾者八十七厅州县”，“待赈饥民不下五六百万”。在《嵩县志》中，也有所谓“半西北天下连年亢旱，赤地千里，河南斗谷二干钱有奇，案晋三倍之，父子兄弟，骨肉相食者不可以人数计”[3]的记述。当时清政府从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出发，虽然也搞了一点所谓赈济，然而，“一两银仅买米二斗，但敷一月之食，一月之外，仍归一死，况银赈不及一两乎”[4]。 历朝历代通过加固河堤的治河措施对旱灾、水灾的加深不无关系。如北魏时决溢记载固极少，但兖、济、冀等州（今豫北、鲁西北、河北东南部等）近黄地区旱灾的记载也极少，似乎不完全由于记载的不详，也可能由于多水道、多湖沼等，可以引水救旱。而唐宋之后这一情况有所转变，似乎是旱灾水灾并至。 三、结语 唐宋之后，河洛地区黄河悬河的彻底形成，植被的毁灭和盐碱地的大量滋生，以及由其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都对河洛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不利影响。尤其是北宋以来河洛地区由生态环境恶化所引起的自然灾害规模之大、频率之高都为全国其它地区所罕见。在生产力不甚发达的古代农业社会，河洛地区由生态环境引起的自然灾害除对人们的财产造成莫大的损失之外，其人民的社会心理意识与价值观念也在灾害中受到严重的摧残。与此同时，由灾害所导致的社会萧条、经济发展滞缓、社会矛盾尖锐、社会价值观念恶化等等，都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到了河洛文化的发展。

河洛文化篇3

关键字：黄帝；时代；河洛；文化

一、黄帝及其时代

海内外华人大多自诩是黄帝的子孙，尊奉黄帝为中华民族的”共祖”。这一虔诚的信念是维系中华民族巨大凝聚力的坚强纽带。但对于这一”共主”，以往学界多作为传说来看待。这一观念的产生，则源于现有史书对黄帝记载的语焉不详及诸多记载的前后矛盾与不一致，加之今人所能读到有关黄帝的事迹，并非直接从先秦典籍古字中所得，多是移译传抄，故对黄帝真实性的存疑也理所当然。幸而大地无秘藏，随着考古的发现，从而得以解决这一疑问．战国中期齐威王所铸造的“陈侯因敦”的出土，其上铭文中有关黄帝的提及可与现存史料相互佐证，表明史料的可贵且可信。

既然黄帝是真实的，但何以有关其记载却多有矛盾之处，诸如《国语晋语》说“昔少典娶有*氏，生黄帝炎帝”，《帝王世纪》又称炎帝传位八代至榆罔五百三十年黄帝代炎帝而有天下；《史记五帝本纪》称黄帝孙昌意之子高阳为颛；《史记秦本纪》又称颛之孙女修生子大业，大业娶少典之女女华．这些典籍中有关黄帝的几百条记录可谓是矛盾重重．首先黄帝炎帝既同为少典之子，就不可能过五百余年后才代替炎帝而有天下；其次，颛为黄帝孙，女修又是颛孙辈，女修的儿子又娶黄帝的姊妹女华，这是决不可能的。如何看待和解释这些问题或矛盾？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许顺湛先生对其有一个很好的解释，即黄帝既是一个人，亦是一个族或部落．黄帝的名称具备双重意义，其部族的名称与族的历代首领或领袖的名称是一致的。笔者是非常赞同这一认知的。黄帝是一个部族及其首领的世袭名号，并不是单纯的一个人，而是若干代人，是世代相传的，直到该名号被其它名号代替为止。黄帝时代亦即自黄帝代炎帝而有天下，至颛执政。黄帝时代的大致年代，笔者亦赞成许先生的推断，即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其早期距今约四千二百年左右；夏以前是尧舜时代，对应考古学文化为龙山文化；尧舜之前为颛帝喾时代，属仰韶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早期，距今约五千年到四千二百年间；再之前即为黄帝时代，属仰韶文化，距今约五千年到六千五百年间，其间华夏大地有许许多多的部落部族或小的酋邦王国，即＂黄帝有万诸侯＂。正是由于黄帝部族煊赫的地位及战绩，将当时众多的部族汇聚到一起形成了我国第一次民族大融合，并创造出众多的灿烂文化．因此将黄帝作为其时代的代表和中华民族的＂共祖＂，亦是理所当然。

二、黄帝活动的范围

黄帝其人，既得证实并非汉代传译的先秦古史所虚构，而是由2350年前的战国中期之人（齐威王）所铸记，并多见当时人对黄帝的载述，则有关黄帝的事迹就非全然乌有。因此，可从先秦古籍摘译勾画出的黄帝行踪，对应当今的地理位置，便可得到时空概念。

1.有熊：黄邑，学者称其地在今河南省的新郑县西北，此处有黄水，出于有熊山之黄泉，黄帝是因居于黄水而得名。按新郑县西约60公里处，是今中岳的嵩山地区。

2.大隗具茨山：钱穆著引《水经注》考称，在新郑西南20公里有大隗山，今名具茨山。按读《庄子徐无鬼》：“黄帝将见大隗乎具茨之山”的语气，具茨山应是大隗山的支脉，所以黄帝向牧马童探路，既问具茨之山，又问大隗之所在。

3.襄城：在今新郑西南约60公里，黄帝应是迷路跑过了头才到此地。

4.洞庭湖：在长江中游的湖北、湖南两省交界处，从新郑南下约600公里。

5.阪泉：钱穆著引沈括《梦溪笔谈》（卷三）考称，其地在今山西省西南隅河曲的盐池解县东境，该处有蚩尤村。

6.涿鹿：钱穆著考称与阪泉相近，在解县之西约12公里处。

7.空同：即崆峒山，钱氏《黄帝故事地望考》称在河南省中部的临汝、许昌、禹县及密县之间，不在陇山之西；其与大隗具茨山及襄城接壤，都在河南省中部，而位于有熊（新郑）之西。

8.赤水：在昆仑山下，北魏郦道元《水经河水注》云：“赤水出罢谷川东，谓之赤石川，东入于河”。地在陕西省宜川县之北，是知黄帝游踪到过陕北。

9.昆仑：按昆仑山是中国最大山脉，西起新疆省葱岭，向东横贯以至海滨，长达4000公里左右；其中昆仑东北走为祁连山（在甘肃省）、贺兰山（在宁夏），绵延至阴山（在内蒙古），正属河套地区。黄帝既游陕北而登上昆仑之丘，便应是到了阴山，然后向南返回其都，甚为合理。

10.青要山：洛阳新安境内，《山海经中次三经》云：“敖岸山又东十里，曰青要山，实惟帝之密都。北望河曲，是多驾鸟，南望惮渚……畛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此言黄帝的秘密居所在青要山，北面是黄河弯曲处，畛水从山中北流注入黄河，与今地望一致。

上述地理脉络，大多出自2300年前的《庄子》一书所载，比较齐威王铭记其高祖黄帝，约晚50年左右，而当时传闻的黄帝活动范围，应该是以河洛地区为中心，向北到山西，经陕北，登内蒙古河套北的阴山；向南到湖北和湖南交界，在南北来去约1500公里的区域内。晚于庄子约250年后，汉武帝时司马迁记述黄帝的活动范围，则是东至于海，西至空桐，南至长江，北至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约相当于现今的河南、山东、甘肃、两湖及河北等省，南北东西方圆皆1500公里的范围，但都城已改迁涿鹿。此涿鹿的注解颇为分歧，本文不作详谈。从中不难看出，两种记述虽略有差异，但共同点还是很明显的，即黄帝活动范围的中心是河洛地区。

三、黄帝时代的文化创造

黄帝时代的文化创造，以往的文献多有记述，然学者们对有关记述黄帝时代的文献的看法多有不一致，有的认可，有的不认可，有的只认可一部分，有的则半信半疑。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笔者认为应以文献为线索，现代考古资料为证据，两者相互结合，相互印证，就可证实黄帝时代是我国文化创造的第一个大繁荣、大昌盛的时代，是形成我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时代。

（一）物质、生活资料的创造。物质、生活资料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要素，是社会生产发展水平最直接的体现，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黄帝时代物质、生活资料的创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陶器的创造。《物原》载“轩辕做碗碟”；《古史考》载“黄帝时有釜甑”；《列仙传》载“宁封子为黄帝陶正，有人过之，为其掌火，能出五色烟，久则以教封子，封子识火自烧。”陶器的发明创造，根据考古发现，早在黄帝时代以前很早就已出现了，最早出现陶器的年代可能最早到距今一万年。但是直到仰韶文化，亦即黄帝时代，陶器的生产在人们的生活中日益重要，陶器的种类出现了大的繁荣，不仅有《古史考》《物原》中提到的釜甑碗碟之类，还有陶壶，陶罐、陶钵、陶盘和尖底瓶等，甚至出现了管理陶器生产的官员“陶正”及彩陶。文献记载烧陶出“五色烟”即可能是烧制彩陶时的一种曲折反映。彩陶的出现是制陶史上的一项重大突破，不仅反映了制陶技术的提高，也折射出彩绘艺术的出现和化学试验与科学选择的萌芽。

2.服饰文化的创造。《易系辞传》载“黄帝……垂衣裳”。《世本》载“伯余作衣裳”、“胡曹作冕衣”，宋衷注：“伯余、胡曹皆黄帝臣”。《竹书纪年》载“（黄帝）初制冕服”。表明黄帝时代的人们已脱离了衣兽皮挂树叶的时期，不仅开始着衣服，而且开始有了代表身份地位的冠帽。《淮南子汜论训》载“伯余之作衣也，g麻索缕，手经指挂，其成犹网罗。”仰韶时期陶器上布纹，稀疏程度正如文献所言，经鉴定也确属麻布。另《通鉴外纪》载“西陵氏之女嫘祖，为黄帝元妃，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后世祀为先蚕。”这就是讲黄帝时代已饲养家蚕并用蚕丝织布作衣。在中原地区仰韶文化遗址中曾发现家蚕茧遗迹和陶塑家蚕俑。这就表明黄帝时代的人们，不仅穿着麻布衣服，而且还出现了更高档次、更舒适的丝织衣物。

3.铸铜及生产、生活、交通工具的创造。《管子地数》中提到黄帝采金（铜），蚩尤用铜制器。另在今灵宝境内有黄帝铸鼎升仙的传说，有铸鼎原，黄帝陵等。传说原本难以确认，不过在河北、河南、山西等地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均发现有铸铜遗渣，在甘肃距今五千年前的马家窑文化中发现有铜器，在西安半坡和临潼姜寨也发现距今六千年的青铜和黄铜。这些均证明在黄帝时代已开启了铸铜文化的序幕。

《世本》里提到“雍父作臼”，“雍父作杵”、“挥作弓”、“夷牟作矢”、“垂作耒耜”、“垂作”、 “垂作缛”、“共鼓、货狄作舟”等。据宋衷注雍父、挥、夷牟、共鼓、货狄等人皆黄帝臣。在仰韶文化前，粮食加工工具主要是石磨盘、石磨棒，黄帝时代杵臼的出现则更为进一步；弓、矢的出现当在黄帝之前，挥与夷牟作弓矢当是在前人发明的基础上对弓矢进行了改进，使之效能更加突出。仰韶文化的遗址中，均普遍发现石矢、蚌矢和骨矢。

耒、耜、、缛等都是农具，在仰韶文化各遗址中均有发现，体现了黄帝时代农业文明的昌盛。在仰韶文化遗址中还发现有船形陶器，证明了“共鼓、货狄作舟”的记载。《易系辞传》载黄帝时“夸刂木为舟，剡木为楫”，说明当时的船当为独木舟。此外，未见于文献而在考古中发现的工具有斧、锛、铲、刀、镰、凿等。

4.建筑的创造。《帝王世纪》讲“自黄帝以上，穴居而野处，及至黄帝，为筑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虽说在黄帝以前人们已会营造房屋，但基本上是窝棚式的半穴居房址，到了仰韶中晚期，即黄帝时代，人们营造的房子不仅有半地穴式，也有地面建筑，由圆形，方形的房子。房子已经会主柱架梁，墙壁是木骨泥墙，室内一明两暗，这种房屋建筑模式，奠定了五千年以来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民居建筑基础，是中华民族建筑的鼻祖。另外代表中国古建筑技术最高、水平最高、艺术价值最高的楼阁，在黄帝时代就已出现。《竹书纪年》上记载“黄帝建十二楼，六十年凤凰巢于阿阁。”不仅如此，在仰韶文化遗址中还发现了“前堂后屋”的大型建筑，是进入王朝时代“前朝后寝”建筑的祖型。尤其是在大地湾仰韶文化晚期，发现了占地四百平方米的“四阿重屋”大型建筑。阶级社会的王宫建筑格局竟出现在五千年前的仰韶文化中，堪称建筑史上的奇迹。

（二）精神文化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创造

1.形成一夫一妻制小家庭及贫富分化的社会形态。人类社会的早期是群婚阶段，逐渐才出现以氏族为基础的社会，实行族外婚、对偶婚。氏族的性质开始是母系，后来才发展为父系。黄帝时代则完全确立了父系氏族社会的主导地位。在黄帝时代范围内考古所发现的众多遗址中，均发现有成排的小房间，有些房子内有自己的生产工具、粮瓮、粮窖、灶塘等，显然是一夫一妻制小家庭形象。墓葬则是另一佐证。在遗址中所发现的墓葬，基本上都可分成大、中、小三类，墓葬随葬品的悬殊，表明贫富分化已走向极端；而男女合葬墓，普遍是男左女右，显然是一夫一妻制的实例。1996、1997年在黄河岸边所发现的妯娌、寨根遗址即是黄帝时代社会形态的典型例证。这时的社会已不再是原始共产社会的模式，而已是贫富分化突出的阶级社会。

2.形成酋邦王国。氏族根据需要联合为部落，部落又组成部落联盟，有些部落联盟则发展成部族，甚至变为酋邦王国，这是世界个文明发展的普遍规律。《史记》提到“黄帝时有万诸侯”，“征师诸侯”，这里的诸侯指的或是部落联盟，或部族、或酋邦王国。各种形式的社会组织当时都有可能存在，皇帝则在当时形成一个大的部族，并且组成了酋邦王国。《史记五帝本纪》指出黄帝“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集解》引郑玄曰：“风后，黄帝三公也”；引班固曰：“力牧，黄帝相也。”《正义》说：“四人皆帝臣也。”《管子五行》说：“皇帝得六相而天下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为当时；大常察乎地利，故使为廪者；奢龙辨乎东方，故使为土师；祝融辨乎南方，故使为司徒；大封辨乎西方，故使为司马；后土辩乎北方，故使为李，是故春者土师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马也，冬者李也。”皇帝不仅有六相分管手工业、农业、军事和司法，手工业内部也有分工，宁封是陶正，雍父分管做农具，伯余与胡曹分管衣服。仓颉是吏官，伶伦是乐官，容成是负责天象历法的天官，羲和、常仪等则是参与制定立法的专家。从上述来看，黄帝决不是一个孤立的英雄，而是一个有着庞大的领导集团的国君。远古时代的部落达不到，部落联盟也达不到，只有发展到酋邦王国阶段才有这种可能，即黄帝只有是酋邦王国的世袭领袖，才能过做到叱咤风云，纵横中原，成为煊赫一时影响万代的伟大的神话式人物。

3.军事文化的创造。贫富的分化、阶级的出现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部落之间、城邦之间的矛盾催化着战争的产生。《商君画策》说“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农既没，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义，父子兄弟之礼，夫妇批配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史记五帝本纪》则谈得更为具体，“轩辕之时，神农氏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逐鹿之野，逐禽杀蚩尤。”这些记载则说明了一个显要的问题，即黄帝时代随着贫富的分化、阶级的出现而发展到内行刀锯，外用甲兵的阶段，从而催生了军事文化的发展。《风后兵法》、《力牧兵法》、《鬼容区（大鸿）兵法》等的出现，当是其时代军事发展的必然结晶和产物。

4.绘画与雕塑的创造。《世本》载：“史皇作图”，宋衷注曰：“史皇，黄帝臣也.。图为画物象也。”张澍粹注引《易通卦验》称“轩辕子苗龙，为画之祖.。”“画物象”在早期当用于记事，逐渐从记事中分离而发展成为绘画。黄帝之前则无绘画的记载，而黄帝时代仰韶文化，其彩陶绘画可以说举世瞩目，其内容有动物、植物等，由早期象形逐渐发展为抽象，直至大量出现几何图案的彩绘。关于雕塑，文献中尚无确切记载，但是在考古发现中确是相当丰富的。形态优美的陶器和各类装饰品都归属于雕塑艺术的范畴。此外在仰韶文化中发现有精美陶鸟、陶壁虎、陶人头、陶鄂鼎，在龙山文化中则发现兽行k，鸟形k 和玉龟等。

5.音乐的创造。《世本》说：“黄帝乐名咸池”，《史记乐书集解》引郑玄曰：“黄帝所做乐名，尧增修而用之。咸，皆也；池之言施也，言德之无不施也。”《帝王世纪》说：“黄帝损庖羲之瑟，为二十五弦，长七尺二寸。”“咸池”的具体内容无从知晓，当时的瑟在目前的考古中尚未能发现，不过仰韶文化中发现有陶筒鼓，龙山遗址中发现有鳄鱼皮鼓。《世本》又说：“黄帝使伶伦造磬，”仰韶文化中虽未发现石磬，但发现许多带孔的石器都可作为打击乐器，而龙山文化中石磬已相当成熟。仰韶文化中还发现有吹奏乐器陶p。此外，在仰韶文化之前的裴李岗文化中发现有距今七、八千年的七音骨笛。由此可以推想黄帝时代的音乐水平。

6.文字、八卦与天象历法的发明创造。《世本》说“沮诵、仓颉作书。”宋衷注“沮诵、仓颉为黄帝臣。”《韩非子.五蠹篇》、《淮南子.泰族篇》以及许慎《说文体字》等史书，均认定仓颉为初作书者。在仰韶文化遗址中已发现不少的陶刻划符号，大多数学者已公认为是原始文字。《帝王世纪》说“庖牺氏做八卦，神农重为六十四卦，黄帝尧舜广而申之，分为二易，至夏人因炎帝曰《连山》，殷人因黄帝曰《归藏》，文王广六十四卦著九六之爻，谓之《周易》。”《周易》目前尽人皆知，已形成易学热。易学涵括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哲理，代表了我国古代文化的最高水平。黄帝时代的八卦在考古中已有发现，海安青墩遗址中发现距今六千年的重卦，有学者把八卦的源头推到西安半坡仰韶文化时期。大汶口文化发现龟壳中装有小石子 ，这是占卜的工具；浙川下王岗仰韶文化晚期遗址中发现卜骨，证明黄帝时代已出现占卜。《竹书纪年》载“（黄帝）游于洛水之上，见大鱼，杀五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鱼流于海，得图书焉。龙图出河，龟书作洛，赤文翁篆字以授轩辕。”这里的“河图”“洛书”即是古代的天象历法，又与八卦密切相关。《史记历书》载：“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月，于是有天地神祉物类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索隐》引《世本》《律历志》说：“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挠作甲子，隶数作算术，容成综此六术而著《调历》也。”这段话则指出黄帝时重视天象观察，为定星历而设有专职官吏，容城所作《调历》则涵括了多方面的科学技术成就。结合考古发现，在凌家滩发现了距今五千年前大汶口文化的玉板龟书八卦图，天文学家普遍认为这是我国最早的历法；在濮阳西水坡，发现了一座距今六千多年的仰韶时期大墓，墓 圹南圆北方，反映了当时已出现了天圆地方盖天说理论；在墓主人左右用蚌壳摆塑的龙虎，天文学家认为是对天体“东宫”、“西宫”的认识，也正是对历法中春分秋分的认识。

四、结语

从上述的逐层论述中不难看出，黄帝及其时代是确实存在的，是我国历史发展中的极其重要的一环，其活动的范围是以河洛地区为中心的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黄帝时代是我国远古文化的黄金时代，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社会阶段，是文化大创造，大繁荣阶段，奠定了河洛文化的根基。黄帝时代可称为河洛文化的源头。

注释：

①徐中舒：《陈侯四器考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本，第四分，页479。（1933年）

②晋皇甫谧：《帝王代纪》之说，及钱穆：《史记地名考》（后文简称“钱著”）。（1968年）

③钱穆：《古史地理论丛》，页134。（1982年）

④《庄子郭象注》，“天地”第十二，卷五，页3。

河洛文化篇4

关键词：河洛大鼓；现状；保护对策

作为豫西地区唯一进入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音乐，河洛大鼓经过百余年的发展与变革，已经形成了独特的非物质文化特征和鲜明的艺术风格，深受国内外传统文化爱好者的喜爱。随着传统文化逐步现代化，河洛大鼓不同程度上受到现代文化的冲击和影响，给河洛大鼓的继续传承和发扬形成一定的制约。基于此，通过研究豫西地区河洛大鼓生存发展现状及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保护对策，旨在为河洛大鼓的传承和发扬奠定坚实基础。

一、河洛大鼓的发展现状及问题

（一）逐渐淡出公众视野

21世纪以来，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文化产业得以创新和发展，使得传统文化受到现代文化的冲击和影响。研究表明，人们对传统文化的依赖性逐渐降低，伴随而来的是对现代文化的追随和喜爱。河洛大鼓依然坚持传统唱腔，并无法满足现代人更为丰富的需求。因此，河洛大鼓被文化爱好者逐渐淡忘，其传统地位受到严重威胁[1]。

（二）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

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是影响和制约河洛大鼓生存和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传统河洛大鼓盛极一时，相当一部分农村地区由于受到经济、文化资源的影响，所以以听大鼓书为主，随便找一个地方，大家聚在一起便开始大鼓书的演说。大鼓书的主要表演者为贫困、残障人士，并没有接受专业化的艺术训练。究其原因，正是由于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使得河洛大鼓难以形成系统化体系。

（三）队伍规模不断缩小

河洛大鼓在生存和发展过程中，要想得以有效继承和快速发展，必须要求打造一支技能水平较高、素质过硬的文化队伍。20世纪80年代，河洛大鼓表演队伍规模非常大，仅偃师、新安县区大鼓艺人人数就分别高达两百、一百多人。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当年从事河洛大鼓表演的艺人年事已高，基本上已经无法胜任这种高负荷、重体能的表演工作，而能够表演河洛大鼓的年轻人并不多，绝大多数年轻人因经济负担较重，所以选择外出务工。如此一来，参与河洛大鼓表演的人数越来越少，了解河洛大鼓的人数更是少之又少，最终导致河洛大鼓队伍规模不断缩小。

（四）文化形式多样性的冲击和影响

近年来，我国文化形式日益多元化和多样性，对河洛大鼓的生存和发展形成直接性影响和制约。同时，信息时代的到来，一些现代音乐、绘画、歌剧、舞蹈等文化表演内容日渐丰富，作为对传统文化的有力补充，并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传统文化的舞台地位。对于河洛大鼓来讲，同样受到其他文化形态的影响和冲击。通过市场调查研究发现，参与学习和表演河洛大鼓的人数逐渐减少，河洛大鼓的社会影响力也逐年下降，一些本身对河洛大鼓有兴趣的音乐爱好者，也被其他形态、内容更为丰富的文化所吸引，从而给河洛大鼓产生不利、负面影响。此外，河洛大鼓形式、内容依然保持传统模式，缺乏有效的创新，也使得其自身发展和影响力严重受阻[2]。

二、河洛大鼓保护对策

（一）重视宣传和推广工作

由于河洛大鼓的传统艺术形态十分明显，与现代文化相比，缺乏公众吸引力，所以导致其逐渐淡出文化爱好者的视野。因此，各级政府、非物质文化保护单位要共同筹划、组织，加强对河洛文化的宣传和推广力度，建立健全各项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制定标准化、规范化运行机制，让更多的传统文化爱好者主动接受和传承河洛大鼓，并依托于信息、网络和多媒体技术，将河洛文化推向国内其他地区直至国外，进一步提升河洛大鼓的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

（二）统筹规划、强化基础设施建设

基础文化配套设施不全是影响和制约河洛大鼓生存和发展的主要决定性因素。作为洛阳市民间传统文化艺术的典范和杰作，各级人民政府、非物质文化保护单位要加大统筹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为河洛大鼓的传承和发扬创设有利条件和客观环境，提供现代化基础配套设施，并认真贯彻和落实国家、省、市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确保河洛大鼓保护工作落实到位。

（三）培养更多的河洛大鼓后继人

对于河洛大鼓的保护来讲，后继人的培养尤为关键。可以说，河洛大鼓与我国其他传统文化相同，在发展和创新过程中，均需要得到专业技能强、素质过硬人才的有力支撑。因此，需要政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单位共同加大倡导力度，培养一批专业化、复合型、高素质人才队伍，为河洛大鼓传统文化的保护提供可行保障。

（四）创新河洛大鼓文化形式

随着文化形态的日渐多元化和多样性，不同程度给河洛大鼓的生存和发展形成巨大压力。对于河南省洛阳市而言，其对外发展和逐步创新的一大保障为河洛大鼓文化艺术体系的形成。河洛大鼓文化艺术创新力不足是有目共睹的，这也是对其生存和发展形成影响的核心问题。因此，各级政府、文化保护部门要加大创新力度，形成创新理念，塑造创新形式，提升文化创新水平，实现声、光、电有机关联[3]。与此同时，有效运用先进科学技术和文化创新手段，加大河洛大鼓文化艺术创新力度，与其他文化相辅相成、共同进步，凭借其传统文化艺术魅力来获得创新与发展，最终重新回归文化艺术舞台中心，为传统文化艺术百花齐放做出巨大贡献。

三、结语

综上所述，河洛大鼓作为豫西地区乃至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艺术形态多样、内容丰富，能够从客观层面展示出我国传统文化艺术魅力，可以象征性的表现出人们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然而，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现代文化的快速发展，给传统河洛大鼓的生存和发展形成一定的影响。因此，需要通过文化宣传与推广、基础设施建设、配合后继人和创新文化形式等举措来保护河洛大鼓，以期让河洛大鼓重新焕发光彩并回归文化主流。

【参考文献】

[1]李希梅.非文化遗产河洛大鼓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对策分析[J].群文天地，2012（06）：26.

[2]王艳.河洛大鼓的文化嬗变边缘化与保护传承[J].戏剧文学，2016（10）：119-122.

河洛文化篇5

关键词：地理景观;古都景观;地理格局;洛阳

Abstract：Now the focal point of cityscapes planning is the architectures， streets and blocks， even the whole city. But there is much lack of the geographical view to the planning. My research analyses the protection of history and cultur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whole scale of the natural geography spatially and temporally. Luoyang， with an almost four thousand year’s history as a city， has been one of the most famous ancient capitals in China and thirteen dynasties established their capital here totally. The surrounding geographical condition system about Luoyang can be concluded by two parts. One is the four gates in the four directions： Mangshan Mountain in the north; Yique in the south; Xiaoshan Mountain and Hangu Pass in the west; Mangshan Mountain and Hulao Pass in the west. The other is including four rivers： Luohe River， Yi River， Chan River and Jian River. My research focuses on both the developments of the landscapes since ancient times and the changes of the landscapes in space. Then confirming the key core of the natural geography and its important position and making some suggestions in protecting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and keeping the style and features of an ancient capital.

Key words：geographical landscapes;landscapes of ancient capital;geographical condition;Luoyang

中图分类号：K90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5）-04-54（7）

1 研究的意义

古都从其选址到逐步发展为现代城市，其发展的基础和核心都在于依照其自然地理格局，同时古都自然地理格局也是形成现代城市景观及历史文化景观的基础[1]。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内容侧重点在于从保护文化古迹和历史地段，到整体街区或风貌的保护，讲求保护有形的建筑，即街区等实体内容及文化内容[2]，但缺乏对自然地理格局的整体保护和规划。而在忽视整体基础保护的情况下保护历史文化及建筑，使得保护的效果和意义大大降低。

因此，要从根本上对历史文化进行保护，首先要对其所依托的自然地理格局进行保护。从地理学的角度出发，必须对古都景观所依托的地理环境进行现状调查，同时对古都景观的历史变迁进行梳理，从时间和空间的基础上对古都景观进行分析，从而对古都历史文化的保护和城市风貌的保持提供参考。

2 洛阳古都地理景观的历史变迁

洛阳，从公元前2070年夏朝开始、先后有商、西周、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武周）、后梁、后唐、后晋，十三个王朝在此建都，是中国建都最早、最多的都城。北宋著名历史学家司马光曾在诗句中表达出洛阳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3]。”洛阳从其城市的历史变迁及作为我国著名古都之一两方面来看，可将其发展历程分为四个阶段：夏商时期，周朝时期，汉魏时期及隋唐时期。这四个阶段的洛阳城分别建都于不同的区域，但始终是环绕在其所依托的自然地理格局的基础之上。

2.1 夏商时期（2 070 BC―1 040 BC）

现存夏商时期都城的遗址位于洛阳市偃师县。战国时著名军事家吴起，曾对夏朝洛阳做过这样的分析：“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4]。”这里“河济”，“泰华”分别指洛阳以东有济水流入黄河的河口，以西有五岳之一的华山;“伊阙”“羊肠”分别指洛阳以南的龙门和洛阳以北黄河北岸的的山道。其对大尺度环境的描述，说明都城位于邙山之下，洛河南岸，伊河以北，东部为伊河洛河的汇流处，现存于二里头遗址。据考古发掘，都城东西宽约2.5公里，南北长约2-2.5公里，面积5-6平方公里[5]。建都的这一区域位于现洛阳城以东约23公里，以北约10公里处，自西向东绵延，即传统意义上的“玄武”，洛河东西环绕，都城位于伊洛平原之中，均体现出了风水学通过自然环境对于都城选址的影响。而夏都地势险峻，四面环山，北据邙山，东北有黄河河道，西有崤山，熊耳山，南有外方山，嵩山，伊阙，对都城的军事防卫十分有利。

商朝时期的都城有两座，分别称为“东亳”，“西亳”，即现存的郑州商城和洛阳商城。商都西亳同样也位于偃师县，建于洛水北岸，坐北朝南。距离邙山以南约6公里，建都区域位于现洛阳城以东约30公里处，即夏朝都城以东约7公里处。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中对偃师县有加注：“尸乡，殷汤所都[6]。”这一证据明确了洛阳就是商朝都城所在地。商都在利用自然地理形势方面同夏朝相同，即依靠周围险峻山势进行军事防守，这一时期洛河位于都城以南，起到了护城河的作用。

夏商二朝的都城从选址到建设均在不同程度上初步体现了利用自然条件进行防御及顺应自然地理格局的思想，为今后都城的规划和建设提供了一种既定的模式，即都城的选址和建造要依据其依托的自然地理格局，顺应自然山脉和河流水系进行建设，突出都城的军事防御功能以及符合风水学、儒家思想的理论，这些选址和建筑的原则被后人逐渐应用并始终作为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指导思想之一。

另外从华夏地理的角度来说，洛阳恰好位于“天下之中”，即“五岳四渎”的核心位置。从统治者的角度出发，国家的都城刚好位于其控制区域的核心，不仅体现了对周围领土控制的优势，也表现出一种居中而治的象征性意义。而此后的封建王朝，统治者选择洛阳为都，更多看重的均是其位于封建等级中心及国家地理中心的优越地理位置。同时从这一时期开始，洛阳作为国家的核心，也成为华夏文明的传播及发展的源头。

2.2 周朝时期（1 040 BC―256 BC）

周朝分为西周和东周两个阶段。西周时期都城所在地为镐京，但周成王令周公旦修筑洛邑为东都，洛邑的选址即位于现今的洛阳市区。《周书・洛诰》中详细记载了都城选址时的卜辞：“我乃卜涧水东，e水西惟洛食;我又卜e水东亦惟洛食[7]。”这一描述明确了洛邑的选址位于涧河以东，e河两岸。具体的选址则位于邙山之下，洛河北岸，e河穿城而过。e河发源于邙山，洛邑背靠邙山而发展。周朝时期的洛阳城建筑是依照《周礼・考工记》的要求进行规划建设的，完全符合前朝后市，以及中轴线的设置等古代都城规划的核心思想。同时这一时期洛阳不仅利用四面环山的险峻地势，更突出了函谷关、虎牢关、伊阙关的军事防御功能。而从风水学选址的理论上来讲，不论是洛邑或是王城，均体现了“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的自然地理布局，分别对应伊阙、邙山、洛河、e河、涧河。

2.3 汉魏时期（25―534 AD）

公元25年东汉时期，光武帝刘秀重新定都洛阳，改名为雒阳。班固在其《两都赋》的《东都赋》中对雒阳城市自然地理格局做了描述：“被昆仑之洪流，据伊洛之双川，挟成皋之严阻，扶二崤之崇山[9]。”雒阳城以东周成周城为基础，位于邙山脚下约10公里处，南临洛河，位于现洛阳城市中心以东约17公里，距离夏朝二里头遗址西北约7.5公里，商都西亳旧址约16公里。都城规模更为扩大，都城南北长约4.5公里，东西宽约3公里，形状为规则的方形，对自然地理形势的利用同之前的周朝时期相同，并对城市水系进行了周密的规划。使得水系同时具有满足居民生活要求、土地灌溉及护城河的防御作用。东汉末年，洛阳遭到战争的破坏，魏晋时期的洛阳京城，是在东汉洛阳城的废墟上重新修建而成。

北魏时期，孝文帝迁都洛阳。这一时期的洛阳城是在东汉洛阳城的基础之上修建的。《魏书》中对洛阳城市自然地理格局有着很高的评价：“崤函帝宅，河洛王里[10]。”这一描述显示出洛阳作为都城与其依托的自然地理格局之间的关系，“崤函”即指洛阳以西的崤山与函谷关地区，“河洛”则指洛阳是建筑在洛河流域的。整体对自然地理形势的把握同样沿袭了东汉时期的格局，并通过“帝宅”、“王里”的描述，更明确了自然地理形势对于都城的重要。这一时期不仅扩大了城市规模，而且在城垣之外又修筑了郭城，在外郭城内设置里坊，修建了十三座城门。《洛阳伽蓝记》中对洛阳城整体状况进行了描述：“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户十万九千余[11]。”用当今的计算方法，南北长度约7.5公里，而东西宽度约10公里。

2.4 隋唐时期（581―690 AD）

隋朝时期，隋炀帝杨广于605年改洛阳为东京，进行大规模的营建并迁都。隋唐洛阳城的地理形势为：“南直伊阙之口，北倚邙山之塞，东出e水之东，西逾涧水之西，洛水贯都，有河汉之象焉，东去故都十八里[12]。”“伊阙之口”即今天洛阳以南的龙门;“洛水贯都”则说明洛河穿城而过，这也是现今洛阳城形成的基础。隋唐时期的洛阳城选址同周朝时期相近，位于北魏洛阳城以西约15公里，这一时期城市规模更为宏大，背靠邙山，城市位于洛河两岸，东西分别有e河，涧河，南临伊阙。城墙南北长约6-7公里，东西宽约7公里左右，达到了洛阳城市发展的顶峰。隋唐之后洛阳虽仍有发展，但始终无法达到同隋唐时期相比的高度。而隋唐时期的洛阳城成为现今古都洛阳城市整体的基础。

3 洛阳古都地理景观研究

洛阳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同时也是我国最古老建都朝代最多的古都之一，其最早建都可以追溯到夏朝时期。促使其成为古都的内在机制是地理因素，体现在地理位置和地理格局上。首先从中国地理上来说，从最初夏朝统一开始，中国地理东临太平洋，西靠青藏高原，以今天的河南省为中心不断扩展，疆域范围在黄河流域与渭河一带。洛阳的位置位于“天下之中”，既符合都城建设最初用于控制全国疆域的要求[13]，同时在封建等级思想及传统儒家思想中，中心地区往往象征着帝王的统治权威;从唯物地理角度的角度看，占据此地可以掌控当时的中国的“天下”，从唯心地理的角度看，也很符合天子皇权凌驾的形态，五岳四渎的地理景观空间，正好符合这种神圣。“中国”这一名称的由来也源自于此。西周周成王在营建“成周”时，首称“中国”。洛阳在宋朝以后，再也没有成为过都城，是因为中国的疆域扩展变化。随着王朝疆域的不断扩展，从后来中国的地理方位来判断，洛阳不再具有“中心”控制的神圣地位。

其次，从自然地理形势上来说，洛阳很适合建造都城。洛阳地势险要，四周环山，西有崤山、函谷关，东有邙山余脉、虎牢关，南有伊阙、外方山，北有邙山，从古代军事战略地位上来说，洛阳易守难攻。而在四面环山的情况之下，洛阳位于伊河、洛河交织的伊洛平原之中，地势平坦，适宜人居，同时又有涧河、e河等河流交汇，不仅方便了城市生活用水，同时也可以作为护城河进行防御。这样的地理格局同时也符合古代风水学选址的“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的指导思想，并通过不同朝代对都城的不同选址体现出来。从总体上来说，近郊山脉河流构建了古都核心的拱卫局势，远郊山脉河流形成古都天地应合的神圣格局。都城、宫殿组合形成的城市空间，随时间变迁而多次移动，但总体是在大地理空间范围内移动，顺延于四条河流、二条山脉之间。而正是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地理形势，造就了这样一座千年古都。

3.1 洛阳历史地理景观

洛阳被称为“十三朝古都”，从最初的夏都阳城到盛唐时期的东都洛阳，洛阳都城的分布均不是在同一地区，而是在伊洛流域东西跨度约40公里的范围内。而洛阳城市的名称，源自于其位于洛河以北。山南水北为阳，因此称为洛阳。洛阳古都景观所依托的自然地理格局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即四方门户，四条河流。洛阳从其最初建都到历史上几次都城的变迁，始终都是依托这个自然地理格局而进行规划。

四方门户，即北部的邙山;南部的伊阙，外方山;西部的崤山，函谷关;东部的邙山余脉，虎牢关。洛阳地势险峻，四面环山。北部有邙山从北部延伸到东部，历代都城的选址均是位于邙山之下，背靠邙山，而邙山之下是开阔的伊洛平原，适宜城市建设。东西两侧分别有崤山、嵩山、邙山延伸的部分，是虎牢关和函谷关修建的依凭。最南部的伊阙，即龙门，伊河流于其间，周围山势险峻，被称为洛阳的南大门。邙山作为历代建城的背靠之处，是以其所处的位置决定的，即风水学中的“北玄武”，而城市位置均设置在邙山之下的伊洛平原，也体现出了风水学中城市选址原则。从图5中，可以了解到大尺度背景下洛阳古都地理景观的核心，尤其是“四方门户”在其中的体现。

四条河流，即伊河，洛河，e河，涧河。伊河洛河之间形成伊洛平原，洛阳位于其中。e河，涧河分别发源于邙山和函谷关以西，汇流于洛河，都对城市的交通，贸易，城市的军事防御，以及居民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通过图6，可以清楚的了解洛阳在四个历史阶段中，其古都地理景观的时空演替，均是以洛河为中心东西分布，同时对其他三条河流进行不同程度的利用。

从洛阳利用自然地理格局进行城市选址及建设的过程可以发现其内在的演变规律，即城市首先要建筑在地势较为平坦的地区（伊洛平原），其次根据风水学选址的原则，古都在进行选址和建设时要充分考虑到其所依靠的山脉（邙山）及周围自然地理环抱形势（四方门户），最后要对区域范围内的水系进行合理利用，既要满足风水学中城市选址和建设的条件，同时也要考虑到城市防御功能及城市居民的用水问题（四条河流），这也解释了洛阳在经历了不同历史阶段的演替之后，其古都景观仍然位于一个相对稳定的自然地理格局之内的原因。

在现代城市规划方面，由于过分强调城市的交通职能以及体现其现代化水平，往往对城市所依托的自然地理格局进行人为的破坏，失去其本身的意境和景观观赏价值。作为四大古都之一，洛阳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对其所依托的自然地理格局进行保护，只有保存好了城市赖以生存发展的骨架，城市的发展才能变得更加丰满。

3.2 洛阳城市地理规划研究

古都地理景观的保护，主要在于保护城市的历史体现与其所依托的自然地理格局所融合的部分，保护自然地理的脉络以及形成的环境基础，保护那些突出表现出人地关系的部分。从城市规划的角度出发，首先要确定其保护的具体范围，对城市建设的相关部分加以政策引导和建设控制。从景观规划的角度出发，要确定城市历史文化与其自然地理格局相融合的景观空间格局的重点和范围，保持山脉脉络和河流网络的完整性。

从城市规划的角度出发，首先要确定其保护的具体范围，对城市建设的相关部分加以政策引导和建设控制。从景观规划的角度出发，要确定城市历史文化与其自然地理格局相融合的景观空间格局的重点和范围，保持山脉脉络和河流网络的完整性。而就目前城市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来看，仍旧将侧重点放在保护文物古迹遗址和历史街区及重要建筑物，而忽略了对其所依托的自然地理格局的整体保护，尤其是对城市发展所凭借的山脉和水系的保护系统缺乏的规划。

基于以上的思路，可以将洛阳地理景观划分为三个具体的部分：

（1）对于北部的邙山，要确定具体山脉景观带的保护范围，保持范围内山脉的自然形态以及整体的轮廓，停止各种形式的凿山开地建设以及在山体中建筑与景观自然风貌相冲突的建筑物，并对这些建筑物予以逐步拆除，还原山体的自然面貌。

（2）对于水体的保护着重在于保持其自然原状，近年来，为了城市规划和旅游景区建设，一些自然连通的河流被人工切断或遭受严重的水污染，从而改变其本身的面貌。对水体的保护首先应当对水污染进行治理，保持水质，同时对河流沿岸进行景观规划，创造一些自然形式的绿化带，维持河流及其周围的自然环境，同时也应该对河流沿岸进行景观规划，创造一些自然形式的绿化带，以自热河流的生态廊道形成古都遗产廊道[14]。对那些水系与居民生活联系密切的部分，要着重加以协调和保护，保护河流水质及其面貌，体现出人与自然景观的融合。洛河穿城而过，是洛阳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要分段予以重点的规划和保护，而伊河、e河、涧河，重点应放在其源头的保护，河道和河网的保持。

（3）函谷关、虎牢关、伊阙，在古代作为洛阳主要的军事堡垒，加强了洛阳的城市防御。在现今这些功能基本退化，取而代之的是其突出的旅游价值。三地共同的特点都在于其周围险峻的地势，可以将景观规划融入到其旅游规划中去，在突出关隘雄伟的景观特征的同时，维持其周围自然环境的特色，从而既达到对自然地理格局的保护，又突出了旅游价值。比如龙门石窟，其东临香山，西临龙门山[15]，在景区规划建设时，一直注重石窟景观同周围自然旅游资源的相结合，就是成功的范例。

4 结论

自然地理格局是现代城市形成和发展所依靠的基础，城市的发展始终围绕在一个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之中。现代城市规划的发展需要从城市所依靠的自然地理核心景观出发，而非一味的迎合现代化发展的趋势对自然地理格局进行破坏。洛阳作为十三朝古都，有将近4000年的建城历史，对其历史文化的保护可以作为古都历史文化保护和历史文化名城风貌保护的典范。透过地理的视角对洛阳古都景观进行时空演替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探寻古都景观的内涵及其发展所依托的自然地理格局，需要对古都从时间和空间两个角度进行剖析，分析总结不同时代城市景观的变化和发展，并从中挖掘掩藏在现象背后的规律。

（2）洛阳作为中国历史上地位最重要的古都之一，其由古至今城市景观所依托的自然地理格局核心在于“四方门户”，即北部的邙山，南部的伊阙，外方山;东部的邙山余脉，虎牢关;西部的崤山，函谷关。城市从始建发展至今，均是在这个自然地理背景的基础之上进行选址和规划的。

（3）洛阳从古至今城市景观所依托的自然地理格局核心在水系方面的分布主要为四条河流，主要的两条河流为伊河、洛河，以及e河，涧河。伊河，洛河之间形成伊洛平原，为洛阳建造城市提供了优良的自然基础。洛河是洛阳城市发展的核心。e河，涧河，在不同时期内或作为城市的护城河，或作为城市内水系，对城市的选址、建筑及发展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4）从洛阳最初建都（公元前2070年）至今，洛阳城市的演变主要经历了四个主要阶段，即夏商时期，周朝时期，汉魏时期，隋唐时期。不同时期城市选址均不相同，但都围绕在一个特定的自然地理格局之内进行变换，即伊洛流域以内东西跨度约40公里的范围内。

（5）对古都的历史文化和整体风貌进行保护，首先在于确定古都的历史文化与自然地理融合的景观空间格局的范围，保护自然地理的脉络以及形成的环境基础，保护那些突出表现出人地关系的部分。洛阳今后在制定城市规划或与其相关的城市景观规划、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时，都应当突出自然地理格局对规划的影响，保持其原本的自然地理格局，维持山脉的延续性以及河网的完整度，并在遵循这一原则的基础之上完成具体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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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史念海.中国古都和文化[M].北京：中华书局，1998：214-216.

河洛文化篇6

近些年来，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呼声下，许多当地的非遗项目纷纷走进了大学课堂。洛阳师范学院将当地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河洛大鼓引入课堂，以选修课的形式向学生普及这一即将濒灭的古老曲种。这一教育方式，不仅培养出一批优秀的河洛大鼓演唱者和听众，而且还唤起了当代大学生的民族情结，产生了教育、传承、发展和弘扬等一系列的文化效应。

关键词：

河洛大鼓；音乐教育；文化效应

在2016年五月一年一度的狂欢节舞台上，一首河洛大鼓《颂洛阳》博得了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他那高亢激情的唱腔，声情并茂的表演，超过了与其同台表演的其他老艺人的演唱。这铿锵有力、韵味十足的唱腔，似春风中一朵盛开的牡丹花一样，温暖了观众的心灵。这位年轻的演唱者是谁呢？原来，他是洛阳师范学院音乐学院2012级毛玉杰同学。他的河洛大鼓演唱技能不是依靠传统拜师求艺途径，而是在洛阳师范学院开设的《河洛大鼓》选修课的课堂上学会的。毛玉杰的演唱吸引我对他进行了现场采访，并且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促使我走进洛阳师范学院河洛大鼓选修课的课堂，并针对这一课程教育所产生的文化效应进行了采访调查。

一、教育效应

洛阳师范学院音乐学院2012年将河洛大鼓引入课堂，以选修课的形式面向学生普及推广这一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曲艺品种，课程开设五年以来，每届都有50多人选修学习。教授此课的艺人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牛小枝和李明治，在他们的努力下，取得了一些不错的教学成果，培养出了一批“好苗子”。能够掌握河洛大鼓唱腔，并具有一定表现力的学生，有2012级的学生毛玉洁，牛俊兰、朱莉莎等。目前，他们已经活跃在河洛大鼓的舞台上，尤其是毛玉杰还在艺人老师的鼓励下参加了“2016年河南省老城北河洛大鼓争霸赛”，取得了专业组的优秀表演奖，并获得一千元奖金。朱莉莎，在2016年11月30日还参加了河南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公厅举办的“道德模范巡演”，演唱河洛大鼓《无悔的承诺》。现在，他们虽然已经毕业，但是仍在坚持学习河洛大鼓新曲和尝试唱腔创作。大学生走上了河洛大鼓的舞台，这是艺人完全没有想到的教育效应。艺人说，我们只会师傅带徒弟的模式，而今天竟然在现代大学的讲台上，带出了优秀的河洛大鼓弟子。再听听大学生怎么说：谁说我们年轻人不喜欢传统音乐。我们喜欢呀，但是平时很难听到这些原滋原味的传统艺术呀！要不是选修课，我们的耳朵还是灌满了现代音乐。是教育的力量，让我们深深感到了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个亘古不变的真理，今天我们这代人就要用自己的歌喉，使这个古老的传统艺术焕发青春。

二、传承效应

河洛大鼓是发祥于洛阳偃师的一种民间说唱艺术形式，已有百年历史，约创于清代光绪年末期，2006年在国家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程中，被文化部列入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保护项目的名录中。一直以来，政府为了进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展了各种各样的措施。2006年，教育部、把每年9月定为传承月，希望在青少年中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教育。2008年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表示，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课堂、进教材、进校园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持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举措。传承传统文化是音乐教育的主要任务之一。传承传统的音乐文化和教育密不可分，音乐文化又具有深刻的教育效应。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称，文化传承是指文化在民族共同体内的社会成员做接力棒似的纵向交接的过程。这个过程因受生活环境和文化背景的制约而具有强制性和模式性的要求，最终形成文化的传承机制，使民族文化在历史发展中具有稳定性、完整性、延续性等特征。文化传承，需要的是言传身教，脚踏实地，需要活鲜的思想和生命力。如今的年轻人，鲜少有热衷于学习传统民间艺术的，更没有人主动去学习河洛大鼓。然而在笔者调查访谈后发现，并不是年轻人不喜欢传统艺术，孩子们非常喜欢河洛大鼓这样的传统民族艺术。然而如今媒体舆论、社会环境，外来音乐冲击了传统音乐，流行音乐成为主流，当代的年轻人很少接触传统艺术、缺乏环境与机会学习传统艺术。而高校开设此类课程，正为他们提供了学习的机会和途径。学生接触后普遍认为河洛大鼓能带来跟流行歌曲不一样的感触，韵腔韵调耐人寻味，容易激起民族情结。他们认为学校的河洛大鼓课程的开设非常好。虽然社会在发展进步，要吸取国外的优秀文化，但是我们在吸取别人的文化艺术的同时更要回过头来关注我们国家传统的古老艺术。传统艺术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珍贵的，它是经历了我们一代又一代人的口口相传，而且没有曲谱，能够流传下来是特别难得的。学生们都希望学校能够一直开设河洛大鼓课程，并表示自己也希望向他人介绍宣传河洛大鼓，以身作则，将河洛大鼓这一传统文化一直传承下去。

三、发展文化效应

主席在2014年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河洛大鼓进课堂体现了音乐教育具有发展音乐文化的作用。任何民族文化都在不停地运动、不断地发展之中。民族音乐文化也是一样，它的发展是一个新陈代谢的发展过程。“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在本质上是要带着青少年们理解过去，继承和发展传统，更好地走向未来。”随着时代的发展，河洛大鼓已经濒临衰灭。近几十年来，老艺人逐渐谢世。鼎盛时期，将近200多艺人的偃师，如今就只剩下20多人，年龄均在五六十岁以上，且大部分已不再从事表演活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传统文化逐渐走向落寞。如今，河洛大鼓传承艺人已经几乎收不到徒弟，没有人再会主动学艺以表演河洛大鼓为事业营生，河洛大鼓的传承岌岌可危。而进课堂的方式，恰恰为河洛大鼓的继承和发展提供了可行性途径，是使年轻人接触和学习河洛大鼓的有效方式。学校课堂的授课过程中，艺人的传统授课模式得到了改良，与以往的私人个别的拜师学艺不同，现在的河洛大鼓改变了以往的模式，进入到了课堂集体授课；对象和以往的对象不同，以前都是农民而如今是有音乐基础的高校生；与以往没有曲谱只能口传心授的教学模式不同，为方便学生学习，老师们开始为河洛大鼓作品记谱；与以往作品不同，艺人们对作品进行了创新，除了学习欣赏传统唱段之外，艺人们谱写新的适应时代的作品。由此可见，河洛大鼓进课堂，培养了一大批有文化有知识的听众。不仅将其从濒灭的状态上挽救了回来，并且通过用传统的艺术形式表现歌颂当今社会生活与国家文化政策。不但保存其传统文化韵味，并且与时俱进，将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交流融汇。对其具有促进和发展的作用。

四、弘扬文化效应

2014年3月主席说：“树立核心价值观，必须弘扬民族传统文化。”河洛大鼓进课堂有利于弘扬民族文化，承载民族情结，实现伟大的中国梦。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传承中华文明的需要，是发展中华文化的需要。国家的魂魄、民族的精神，始终是以文化为载体流淌在国人心中的。它直接影响到人的思维、行为及生活方式。传统的民族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情结体现和精神载体，它是一个民族历经起源、坎坷、发展、复兴和强盛的历史见证。然而随着社会环境和时代的变迁，传统的民间文化越来越被人们遗忘，摈弃，甚至逐渐消亡了，这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巨大损失。笔者认为，我们不能忘根、忘本。传统文化的历久弥新，生生不息，才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河洛大鼓进课堂，正式这种精神的一种落实。其产生的这种文化效应是毋庸置疑的。它使逐渐被人们忽视的传统民族文化在新一代年轻人中得到传递甚至普及，推动了传统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弘扬。少年强则中国强，中国年轻人心系传统文化则中国传统文化永不衰颓。永远怀揣着炙热的民族情结，让我们的传统民族文化永远鲜活，永远流传，走向世界，才能真正实现有中国特色民族情怀的中国梦。河洛大鼓进课堂让学生对传统艺术文化学而知之，丰富了学生校园传统文化活动，提高学生的核心素养，增强学生的爱国情操和民族自豪感。让新一代年轻人肩负起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延续，推动我国传统民族音乐文化的传递、保存和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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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洛文化篇7

关键词：洛阳市 地下水 动态特征 多元回归 水面工程 地下水开采

洛阳盆地位于河南省西部黄河南岸，西起延秋、东至黑石关，呈北东—北东东向延伸近百公里，南北宽约10余公里，伊、洛河贯流其间。洛阳市就位于洛阳盆地的西部，洛阳是举世闻名的历史文化名城，素有“九朝古都”之称，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上，曾几度繁荣，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洛阳作为国家重点建设城市，是一座以机械、电力、冶金、纺织、建材、橡胶、化工、玻璃、电子等多种工业的工业城市，具有较强的工业经济基础和雄厚科技实力。洛阳市现有8个傍河水源地，日开采量达60万m3/d。

随着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城市规模日益扩大，人口不断增多，地下水开采量日益增大，已造成盆地内区域性地下水位不断下降。同时，伊河、洛河相继修建了水利工程并投入使用：1999年洛阳市规划在洛河洛阳市区段建立五级水面工程，目前已有三期水面工程建成蓄水。洛河水面工程的拦水运用，使本区水文地质条件发生重大变化，盆地部分地区地下水开始回升。

为实现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保护盆地的地质环境，合理开发利用地下水资源，急需对洛阳地下水资源重新评价，而地下水动态的研究，掌握地下水正常动态规律，有助于了解地下水资源的性质，为该区地下水合理开发利用服务。通过对序列的分析研究可以进行水位预测，对可能发生的环境地质问题作出评价。

“在与环境相互作用下，含水层各要素（如水位、水量、水化学成分、水温等）随时间的变化，称为地下水动态”[1] 地下水动态是一个复杂的自然过程，在一特定的环境中多种因素下地下水均衡的外观表现。本文主要分析地下水水位动态，具体内容如下：

1、进一步分析洛阳盆地水文地质条件，包括空间地质结构，地下水的导水性、各含水层之间水力联系及地下水的开采现状、地下水的补径排条件的变化等。

2、绘制典型年份等水位线图，分析洛阳市地下水位的多年变化规律。

3、分析水面工程对地下水系统的影响范围和幅度。

4、划分地下水动态类型，分析其影响因素和形成机制。

5、通过各种回归分析确定地下水动态的影响因子及其影响能力，并且建立拟合的方程进行地下水动态预测。

第二章 区域自然地理、地质条件概况

第一节 自然地理条件

2.1.1、交通位置

洛阳盆地地处河南省西部，北西南东分别被邙山、崤山、熊耳山、嵩箕山所环绕，盆地面积1300km2。研究区西起新安——宜阳，东至巩义黑石关、北起孟津，南接伊川。行政区划主要隶属于洛阳市区及偃师、巩义、新安、孟津、宜阳、伊川等县市的部分地区，地理座标：东经112°15′——112°57′，北纬34°32′——34°47′，总面积2000 km2。重点研究区为伊洛河河谷平原西部区，面积约400km2。

研究区交通便利，陇海铁路，焦枝铁路干线，在区内交汇。连霍高速公路、310、207国道交错，公路网络四通八达，地理位置较为优越。见研究区位置图（图2－1）

图2－1 研究区位置图

2.1.2、地形地貌

洛阳盆地北依邙山，南抵嵩山，西有小秦岭，中东部为伊洛河冲积平原，构成三面环山，向东敞开的箕形地形。总地势呈西高东低，南北高中间低，由中心至周边，地形渐次升高，由低到高地貌类型依次为伊洛河河谷平原区、黄土丘陵（台塬）区、基岩山区，且整体由西向东倾斜。北部为邙山，中部为伊洛河河谷平原区，山丘与河谷平原之间为洪积扇及洪积倾斜平原。

本区地形起伏，地貌类型复杂。按成因，物质组成和形态特征，可以分为黄土丘陵、黄土台塬、洪积扇及洪积倾斜平原、洪流平地、河谷二级阶地、一级阶地、漫滩冲积平原。主要的河谷阶地及冲积平原为伊洛河河谷平原，呈北东向展布，平坦开阔，西高东低，阶地、漫滩呈阶梯状相连，沿河两侧不对称分布。

2.1.3、气象水文

1、气象

本区属于暖温带季风气候区，表现典型的大陆性气候，冬长寒冷雨雪少，春季干旱风沙多，夏季炎热雨集中，秋季晴和日照长。据气象资料，多年平均气温 14.3℃，多年平均降水量545.98mm，降水时空变化较大，一般集中在7、8、9三个月，约占全年降水量的50％，多年平均蒸发量为 1451.7mm。 (图2－2)

图2－2 洛阳市多年平均气象要素图

.2、水文

研究区属黄河流域的伊洛河水系，主要河流有洛河、伊河及洛河支流涧河和?e河。主要干渠有中州渠、伊东渠。

洛河发源于陕西省洛南县，属黄河支流，经宜阳于延秋街流入区内，从西南向东北穿过本区，在偃师与伊河汇合。其河床一般宽54－70m，水深0.5－1.5m。洛河长年有水，每年7——9月份为汛期，水位受季节性变化明显，据1971－2003年白马寺水文站资料统计：多年平均径流量45.04m3/s，最大洪峰流量5380 m3/s；多年平均含砂量8.4kg/m3。（图2-3）伊河是洛河最大支流，发源于栾川县伏牛山北麓，经伊川流入区内，从龙门呈西南??东北向流动。受伊河陆浑水库影响，动态变化较大，龙门水文站观测资料，最大流量为120m3/s，最小流量为13.63m3/s，多年平均径流量22.89m3/s，径流量为9.05×108m3；而枯水年（1972年）最大流量72.5m3/s，最小流量为零，年径流量为3.4×108m3。洛河、伊河在偃师市杨村附近汇合为伊洛河，于巩义市神北汇入黄河。

图2-3 洛河白马寺站多年平均水文要素图

涧河属洛河支流，位于研究区西部，由新安县进入市区，于兴隆寨村汇入洛河。据涧河新安县水文站资料，历年平均径流量1.0×108m3，接受一部分城市污水，水质较差。?e河亦属洛河支流，位于工作区北西部，多年平均径流量0.28×108m3，近年来枯水期几近干枯。

第二节区域地质条件 2.2.1、地层

盆地内第四纪沉积较完整，第四系广泛分布于黄土台塬及伊洛河冲积平原区。伊洛河冲积平原区由砂卵石及粉质粘土组成，呈多层结构，其成因类型有冲积、洪积、湖积，而黄土台塬、丘陵地区则由单一的黄土或黄土与下伏砂卵石、砂质粘土组成，其成因有风积、洪积等。据物探、钻探查明，洛阳盆地基底（前新生界）最大埋深达3500m以上，最深处在洛阳市区一带。在周边局部地区也有前第四纪的地层出露。

查阅区域地层年代表，本区出露的地层由老到新主要有：元古界（Pt）、寒武系（Є）、奥陶系中统（O2）石炭系中上统（C2＋3）、二叠系（P）、三叠系（T），新生界（Kz）及第四系（Q）。缺失志留系、泥盆系。本文研究的重点地层是第四系。（如图2－4）

2.2.2、 构造

1、主要地质构造

洛阳盆地系一断陷盆地。盆地南为嵩山背斜，北部有垂直断距近数千米的首阳山断裂，形成了盆地基底南高北低的掀斜形态。

因历经多次构造变动，盆地基底断裂构造发育，主要发育有东西向、北东向、北西向三组断裂：近东西向构造体系的控制下，决定了本区的基本轮廓和展布，导致区内地貌形态展布多为东西向或近东西向，其中的首阳山断裂，该断裂是构成洛阳盆地的北部边界，对新生代地层及水文地质条件具明显的控制作用；北西向的断裂构造主要有：新安－平顶山（伊川）断裂、龙门－米庙断裂、鲁庄－断裂等； 北东向断裂在区内有石陵－孟津断裂，南缘有连地－关林断裂，平乐－西虢断裂。这些断裂切断了邙山，所形成的下降地块沟通了洛阳盆地和济源盆地（图2—5）。

2、新构造运动

新生代以来构造运动以差异性、间歇性升降运动为其基本特征，这正是大型断裂继续活动的结果。盆地区长期相对下降，接受沉积，形成河谷平原地貌景观，为孔隙水的赋存提供良好的储存空间。

河洛文化篇8

――[清]颜光敏

1（chan）：河，源出洛阳西北谷城山，南流经洛阳城东入洛水。涧：涧水，源出河南百年池东北白石山，东流经洛阳入洛水。汤汤：水大流急的样子。2朝：朝见、拜谒。中岳：即嵩山，五岳之一，在河南登封县北。3北邙：北邙山，在洛阳城北。4贾傅：汉代洛阳人贾谊，曾任长沙王太傅。5吴楚：汉景帝时因采用贾谊等人提出的削藩建议，引发了吴楚等七个诸侯国的叛乱，最终被周亚夫领军平息。

洛阳是一座著名的历史古城，经历了太多的人间沧桑，以致后人在面对它时总不免怀着一份异样的凝重感。早在宋代，大学者司马光就曾有感于此，写下了“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过故洛阳城二首》）的名句。清代诗人颜光敏自然也不例外，这首七律诗即从一个“望”字入手，把洛阳城所处的地理优势和所经的历史巨变结合在一起加以表现，显得景象阔大，气韵浑厚，意境深沉。

作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洛阳的地理优势十分明显。它地处豫西山地和黄淮平原的过渡地带，四周有邙山、首阳山、周山、万安山、龙门山和香山环绕，又有洛水、河、涧河和伊水流经其间。这里土地肥沃，形势险要，周边有纵深的谷地与外界联系，东北可通河北北部，东南能连接江淮，北朔沁河抵达山西，南经南阳盆地和汉水与长江中游相连，西沿黄河河谷直抵关中，因此素有“洛阳天下中”之称。

正因为此，历代帝王纷纷在这里建立自己的都城。从有可靠的文字记载来看，先后在洛阳建都的朝代就有商、东周、东汉、魏、西晋、北魏、隋（炀帝）、唐（武则天）、后唐和后晋。至于唐代把洛阳作为东都，北宋把洛阳作为西京，也都反映出它实际地位的重要性。由于朝代的频繁更替，洛阳城屡建屡废，历经磨难。期间最惨重的几次破坏，分别是东汉末年的战乱、西晋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刘曜入洛焚城、北魏分裂后的军阀长期混战、唐代的安史之乱和北宋后期金人攻陷洛阳。到了明清时，洛阳已完全失去了昔日的辉煌，只剩了一个破旧凋敝的外壳。诗人的感慨，正由此而起。诗中“万古歌钟对北邙”一句，把历代的繁华鼎盛与埋葬帝王的墓地联系在一起，含义尤为深刻警醒。

河洛文化篇9

摘要：本文通过对历史文化元素在洛浦公园滨水景观设计中借鉴与创新运用的研究，结合洛阳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思考如何将历史文化贯穿于滨水景观设计当中以及将历史文化教育融入其中，实现历史文化与景观设计的完美结合；探讨如何在景观设计中渗入历史文化的元素，使游人在欣赏滨水美景的同时，能够切身感受到相关的历史文化知识；以期为历史文化元素在当代滨水景观设计中的合理运用提供借鉴。

关键词：历史文化；滨水景观；洛浦公园

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作为中国十三朝古都的洛阳，经历了由古代至高无上的皇家王城、没落到近代的一个破旧落后的遗址区，再到今天有着国色天香之美誉的牡丹花都的历史演变。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仿佛使它在绝望中重生，而这次重生，不再是为上流社会少数人服务的皇家御苑，而是为普通大众服务的公共活动空间。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城中村的改造，城市中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现代工业的发展及资源的过度开发带来了环境的不断恶化，公众对于提升公共环境意识，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环境的意识也逐步增加，因此景观规划设计就显得尤为重要。洛阳市洛浦公园滨水景观的设计与建设既继承了传统文化，又运用现代景观设计素材，做到了继承与创新，反映了洛阳的往昔与变迁，为城市生态和经济的腾飞注入了新的活力。

1洛浦公园概况

洛阳从夏、商、西周、东周、东汉、三国魏、西晋、北魏、隋、唐（含武周）、后梁、后唐、后晋共十三个王朝在此定都[1]，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洛阳也拥有“中西部地区最佳人居环境城市”的殊荣。被誉为“千年帝都、牡丹花城、丝路起点、运河中枢”的洛阳，以其得天独厚的滨水风光、兼容并蓄的文化精神享誉海内外，其雄奇的自然风光和著名的历史文化景点更是无数吸引海内外游客。

洛浦滨水公园是洛阳市一座大型的依洛河而建的横跨洛河两岸的跨世纪生态公园。洛浦公园的建立，呈现出了碧水蓝天，绿树成荫，芳草铺地的自然生态效果，成为人们娱乐、锻炼以及举办各种集体文化活动的好地方。当太阳西去，天空披上金色的晚霞，夜色像一层朦胧的面笼罩大地时，优美的滨水公园，在景观照明设计的作用下，通过光线的色彩变幻和明暗的对比，烘托气氛，营造出优美、浪漫的视觉效果，吸引人们视线。河边的建筑、植物、五颜六色的霓虹灯光都倒影在河面上，微风吹来，波光粼粼，五彩缤纷，煞是好看，美化城市空间，展示一个城市现代化发展的新形象。

2历史文化元素的借鉴

景观设计只有与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和自然风貌相符合，将地域文化根植于设计之中，才能营造出最特色最地域最吸引人的景观[2]。洛浦公园滨水景观总设计中的北岸的东段景区——历史文化区，在该区建有河图洛书、夏都斟寻，商王祈雨、会盟史话、定鼎九州、洛神广场、东汉太学、张衡三仪、蔡伦造纸、建安风骨、洛阳纸贵、四夷里馆、李杜相会、雕版印刷等反映洛阳十三朝古都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的历史文化广场[3]。洛浦公园滨水景观设计根据不同的文化特征、历史事件和思想意识形态，整合选取具有代表性的设计素材，展示悠久的历史文化内涵，设计出不同特征和意义的历史文化广场。由“河图洛书”为主题的西入口大门进入，自西向东游览，就像回顾洛阳的历史，使游人在欣赏滨水美景的同时，能够集中学习洛阳的相关历史文化。上下五千年，多少兴衰成败，都在景观小品、铺装、雕塑、碑刻等设计中展现出来，再现了“天下名园重洛阳”的盛景。尤以“河图洛书”、“张衡三仪”、“四夷里馆”文化广场所寓历史文化更浓。

2.1“河图洛书”历史文化广场

以“河图洛书”为主题的文化广场，是历史文化区的西入口大门，也是景区重要的景观节点，由河图石和洛书台组成。河图与洛书是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两幅神秘图案，《易·系辞上》中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河图与洛书两幅图是以表示地数的黑点和表示天数的白点为主要构成要素，从整体上排列成矩阵，构成很强的数字性和结构对称性的特点，是古人最早一种表达数学的思想。

河图石作为西入口的大门和值班室，河图石将传统河图中黑白点进行重新设计，若干点组合成圆形，用黑色和白色不锈钢铜

镶嵌在用块石堆砌加工组合成的巨石形状的河图石上（图1）。洛书台为一个上升的小广场，用高低不平的黑色和白色的钢筋混凝土圆柱体，按照洛书图案设石柱组，石柱上采用象形文字雕刻，以示其历史的久远[4]。河图石前方置有花坛，绿篱组成中国象形文字“马”；大门左右对称安置以虎头图案为底座、龙纹缠绕的路灯。整体设计庄重、大气、又充满神秘感，吸引人们的视线。

2.2“张衡三仪”历史文化广场

别具一格的“张衡三仪”广场是历史文化区第八个景观节点，为了纪念我国伟大的东汉发明家张衡。张衡亲自参与主持领导东汉时期最大的天文台——灵台的天象观测和天文研究，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测量地震方位的地震仪和用于水利发电的浑天仪，比欧洲早一千多年，为我国科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张衡三仪广场中央的广场代表灵台，周围缠绕着以云朵、星星、月亮和太阳的形状设计的园路，其中云形采用中国传统吉祥图案的“s”形云纹，其线条粗细插线，舒展流畅，上下左右互相呼应，婉转曲折，回旋生动；中间安置“张衡雕像”；前方放置大型的地动仪和浑天仪模型，四周围绕着金叶女贞、红花醡浆草、香彩雀和红叶李，全景气势恢宏，富有层次感，充分显示了我国科学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洛阳历史文化的源远流长张衡三仪广场的景观设计不仅唤起游客对古时学者科学研究的情境，而且别出心裁的设计构思和表现手法，大胆夸张，饶有风趣。云形园路的设计告诉人们通向成功的道路是曲折的，时刻警醒着青少年对待学习应有孜孜不倦、锲而不舍的精神（图2）。

2.3“四夷里馆”历史文化广场

北魏孝文帝统治的洛阳城实行汉化政策，大力发展以洛阳为中心的经济，外城安置来自四夷的各族及西域商人，创造了和平的环境，增进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促进了各民族的融合和北方生产力的恢复发展。根据历史广场设计成中、东、西、南四部分，由日本阁楼、蒙古包、高丽民居和西域风情廊架四个建筑小品组成，分别代表古代华夏族围绕四方的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四方少数民族。场地正中为日本阁楼，前方竖立一座外形类似于中国牌坊的日本神社建筑物——鸟居，是日本人的精神图腾，是日本传统信仰文化象征的神社建筑的重要标志之一（图3）；东为蒙古包建筑小品，不仅具有保持传统蒙古包无棱角、流线形的风格，而且重新设计为四面镂空的纯白色的概念化蒙古包，洁白的蒙古包扎住在翠绿色的草地上，色调明快，对比鲜明，夺人眼球，更成为一个休闲纳凉又充满童趣的场所；西为高丽民居，全木造建筑，融于周边自然景色中，实则作为园林工人的管理房；南为西域风情廊架（图3），蓝色桃形大圆尖顶，乳白色拱形门窗，花格门楣，以中间主亭为中轴线依次展开，类似于我国伊斯兰清真寺建筑风格。廊架布满藤蔓植物，周围配以月季、牡丹、垂柳，色彩鲜明，丰富了廊架建筑。 　3历史文化元素的创新

3.1历史文化与园路的铺装设计

洛浦公园在园路的铺装上，采用卵石路、石砖嵌鹅卵石、拼砖花样等多种形式，针对每一小广场的风格形式，对铺装的饰面材料、色彩质地和图案样式等都加以研究，并将中国传统图案进行提取、变异，拼出不同的图案和肌理，如各种动物纹样、植物纹样、人物纹样等等，以对称或二方连续的形式表现出来。有丝绸之路纹样的地面浮雕、中国古代四大神兽的纹样、原始人钻木取火的地面拼图、石器时代的陶瓷瓦罐、植物园人行步道上“洛阳牡丹甲天下”的纹样。按照中国传统园林五要素的观点[5]，园路作为园林的四肢是园林景观中的重要构成要素，洛浦公园的园路铺装设计对景观设计的功能和表现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3.2历史文化在景观小品中的匠心独运

龙纹缠绕的路灯、刻有牡丹花纹的景观照明灯、布满云纹的栏杆、莲花纹样的树池等等，都充分体现了洛浦公园滨水景观设计对历史文化的匠心独运。采用仿天然材料的石座椅及仿树墩的垃圾桶，材质和形式的选用与周边场景相融合，符合整体设计风格的定位。建设有儿童活动区、健身区以及供水、供电、照明、排水等设施，诸多形态各异的亭子廊架，牡丹、红枫、樱花等十个植物专类园，还有层层叠叠形如鸟翼伸展的飞檐屋形的公厕和服务区、消防安全标志、应急避难所通告、路口安置摄像头，充分体现了对人的关注和关爱。

4结语

文化是设计的灵魂，滨水景观设计中对历史文化的应用探讨在

我国现代滨水景观设计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国现代景观设计一直处于跟踪、借鉴、模仿的模式，在景观的快速发展中没有突出特色，忽略了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内涵和精神。出现大量西方化、雷同化的设计，“地中海”、“欧陆风”在全国遍地开花 [6]。

通过对洛浦公园滨水景观设计这一实际案例的分析，总结得出历史文化在滨水景观设计中的应用方法：要更多的尊重历史，尊重文化，强调地域特色，注重当地的风土人情，反映地域特征和人文精神，更好地融合传统与现代设计风格；充分运用当地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将历史文化教育融入其中，观赏路线与历史文化景观轴结合为一体，园林景观、建筑、绿化与园林文化融为一炉，展示当地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实现园林艺术与历史文化的相互结合。

回顾中国的历史，每个城市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都有自己的历史和文化特色，都印在那块饱经沧桑的土地上。滨水区景观设计要进行继承创新，而不是对历史简单的再现与模仿，一方面要继承本民族优秀的景观设计传统，挖掘文化精髓，借鉴国外设计精华，另一方面要与时俱进，以人为本，利用先进的设计观念和技术，形成强烈的时代特色。只有对以洛阳为代表的历史文化名城滨水景观进行仔细分析和深度挖掘，才能创造为本民族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景观设计形式，满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才能有效地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高留柱，何元春.再现古都洛阳名园风采的洛浦公园[j].中国园林，1996，12（3）：69.

[2] 杨婷，季菲菲，吉文丽，等.地域文化在城市景观设计中的表达[j].西北林学院学报，2013，28（3）：240244.

[3] 杨会宾.洛阳市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战略思考[d].济南：山东大学，2009.

[4] 彭荣，张明军.洛阳市洛浦公园大门设计[j].中国园林，2005，21（3）：2023.

[5] 陈祺，刘芬莲.中国园林经典景观特色分析[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2.

[6] 邓显渝.园创景观实践[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2：56.

河洛文化篇10

战国时期，河洛地区“为天下之大凑”（《逸周书·作雒》）、“街居在齐秦楚

赵之中”（《史记·货殖列传》）的特殊的地理形势，使得列国兵战往往在这里展开。秦人东进，首先倾力于河洛战事。《史记·秦本纪》记载，公元前309年，秦武王曾经对秦名将甘茂说：“寡人欲容车通三川，窥周室，死不恨矣！”后来不久就派甘茂拔宜阳。公元前293年，秦昭襄王命白起为将，在伊阙会战中大破韩魏联军。三年之后，“东周君来朝。”同年，秦昭襄王亲临宜阳。公元前256年，秦军攻西周。次年，“周民东亡，其器九鼎入秦，周初亡。”秦人占有西周属地对于攻略东方的意义，可以由第二年“天下来宾”得到体现。秦庄襄王即位初，就命令相国吕不韦诛东周君，“尽入其国”，并“初置三川郡”，实现了对河洛地区的全面控制。秦王政十三年（公元前234年），嬴政在统一战争中亲临河洛地区，表明未来的大一统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对于这一地区特殊的文化地位的重视。秦始皇平生8次出巡，大约其中6次都行历河洛地区。《史记·留侯世家》记述刘邦与张良在洛阳南宫讨论行封功臣事，说到“上在雒阳南宫，从复道望见诸将往往相与坐沙中语”。洛阳南宫有“复道”建筑，显然不可能是仓促营造，应是秦时故宫。由“南宫”之定名，可推知洛阳秦宫还不止一处。看来，秦王朝曾经把洛阳看作统治东方的政治重心所在。秦始皇特别信用的重臣李斯，其长男李由被任命为三川郡（郡治在今洛阳）行政长官，而为赵高所忌妒，也有助于说明这一历史事实。

刘邦后来出关击项羽，在洛阳为义帝发丧，又发使者约诸侯共击楚等史实，也可以体现洛阳的战略地位。刘邦初定天下，娄敬建议定都关中。他强调关中地理形势的优越，但也肯定了河洛地区的地位。《史记·三王世家》和《滑稽列传》褚先生补述，说到汉武帝所幸王夫人为其子刘闳请封洛阳，汉武帝则以洛阳“天下冲?”、“天下咽喉”的重要地位予以拒绝。可见，汉代统治者对河洛地区“在于土中”（《史记·货殖列传》）的政治地理及文化地理的形势也非常重视。

《史记·货殖列传》说：“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俨然是联系地域相当宽远的经济中心。当地取得特殊成功的富商如白圭、师史等，其行为风格其实也表现出河洛地区的区域文化特征。师史“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能致七千万”。汉武帝时代的理财名臣桑弘羊也是洛阳商人之子。《汉书·地理志下》在分析河洛地区的区域文化特征时指出，“周地”风习，有“巧伪趋利，贵财贱义，高富下贫，??为商贾，不好仕宦”的特点。班固说，这是“周人之失”。然而，如果承认商业对于增益经济活力的积极作用，则“周人”对于经济流通的贡献，其实是值得肯定的。《汉书·食货志下》又记载，王莽“于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五都”，即洛阳、邯郸、临?、宛、成都，而“洛阳居中”，也说明随着关东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洛阳的地位愈益重要。

到了东汉时期，洛阳及其附近地区在全国经济格局中居于领导地位，商业活动尤其繁荣，以致“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务本者少，游食者众”（《后汉书·王符传》），“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后汉书·仲长统传》），洛阳成为全国“利之所聚”的最重要的商业大都市。当时，据说“其民异方杂居”，“商贾胡貊，天下四会”（《三国志·魏书·傅嘏传》注引《傅子》），事实上洛阳已经成为东方世界的经济中心。

《荀子·大略》说：“欲近四方，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这表明，在所谓“天下之中”的“中央”之地施行统治被传统社会的统治者看作是天经地义的制度。西汉定都长安，有依托关中“沃野千里”、“天府之国”的经济条件的动机，也有“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的战略地理方面的考虑（《史记·留侯世家》）。至于汉武帝时代，政治形势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大一统”的政体已经巩固，于是有封周子南君以期继承周祀的举措。汉武帝封周后诏中，有“瞻望河洛，巡省豫州，观于周室，邈而无祀”的感叹（《汉书·武帝纪》），透露出对以往居于“天下之中”的“周室”的深心敬仰。由于当时东方的经济也得到突出发展，于是，接受“王者必居天下之中”思想的人们在进行新的政治设计时，视线频频集中到河洛地区。王莽夺权之后，在进行“分州定域”的新的政治地理规划时，提出了“以洛阳为新室东都，常安为新室西都”的设想，随后确定了将迁都于洛阳，“即土之中雒阳之都”（《汉书·王莽传中》）的时间表。不过，由于新莽政权的迅速崩溃，这一计划没有能够实现。东汉建国，定都洛阳。全国的政治重心正式东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