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用资金十篇

挪用资金篇1

一、挪用资金罪的犯罪构成特征

挪用资金罪的特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犯罪的客体特征

挪用资金罪侵犯的直接客体为公私财产所有权。本罪侵犯的对象是行为人所在单位的资金，主要是该单位的处于货币形态的财产，如人民币、外币以及股票、支票、国库券、债券等有价证券。挪用本单位物资设备或其他物化财产的，现阶段不能以本罪论处，但这类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有时也很严重，将来修改刑法时，可考虑将这类行为规定为犯罪。如果行为人将本单位物化财产挪用并予以变现，将变价款交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的，则其行为在本质上与一般的挪用资金行为完全一致，如其行为同时符合挪用资金罪的其他构成要件，则应以挪用资金罪论处。

（二）犯罪的客观特征

本罪客观方面表现为，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或者虽未超过三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行为。

对于本罪客观方面的行为，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 行为人实施了挪用本单位资金的行为

行为人挪用了本单位的资金，这是构成本罪的最基本要求。“挪用”，顾名思义，是指将资金挪作他用，并且用后即还，行为人在挪用时并没有非法将单位资金占为己有的目的。故而挪用的本质特征是为了取得资金的使用权。具体而言，具有以下特点：其一，挪用不等于借用；其二，挪用行为必须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其三，挪用的目的在于取得资金的使用权而非所有权。

挪用行为的具体表现形式有以下几个方面

（1）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对于此种情况，必须有两种限制，即挪用本单位资金既不是进行非法活动，也不是进行营利活动，而是进行其他活动，所以这两种条件必须同时具备，缺一不可。即所谓“超期未还型”。

（2）挪用本单位资金虽未超过三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营利活动，是以营利为目的所实施的合法的一切经营活动。例如，以挪用的资金作为资本，从事经商、生产、入股分红、存入银行或者借给他人而个人得利等。但是应当注意，这里所指的营利活动不包括非法活动。对于挪用资金进行营利活动的行为，刑法规定构成犯罪的限制较为宽松，只要挪用的数额较大，就构成犯罪。对于挪用时间是否超过三个月，以及行为人营利的目的是否达到，均不要求。即所谓“营利活动型”。

（3）挪用本单位资金进行非法活动的。所谓“非法活动”，是包括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常见的有非法经营、、走私、嫖娼、行贿等。此种形式的挪用原则上对期限、数额均无限制。但是，这并不是说，挪用资金进行非法活动的，不论挪用数额多少，均必须以犯罪论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挪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以挪用5000元至10000元为追究刑事责任的数额起点。挪用资金进行非法活动的犯罪起刑点亦可参照上述数额标准执行。此种即是“非法活动型”。

（三）犯罪主体特征

本罪的主体为特殊主体，即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具体包括三种不同身份的自然人，一是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监事，二是上述公司的工作人员，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之外的经理、部门负责人和其他一般职工。上述的董事、监事和职工必须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三是上述企业以外的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职工，包括集体性质的企业、私营企业、外商独资企业的职工，另外在国有公司、国有企业、中外合资、中外合作股份制公司、企业中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所有其他职工以及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不能成为本罪的主体，只能成为挪用公款罪的主体。

（四）犯罪的主观特征

本罪行为人主观方面是故意。犯罪目的是为了非法取得本单位资金的使用权，而不是企图永久占有。至于挪用资金的行为动机，则可能是多种多样的。譬如为了经营办企业，有的是为了解决家庭困难，有的是为了从事非法活动，等等。

二、挪用资金罪的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挪用资金罪呢？

（一）被挪用资金数额的计算

行为人挪用资金数额的大小，是影响刑事责任轻重、有无的重要情节。计算行为人挪用资金的数额，主要注意以下问题：

1、对挪用正在生成或支付利息的本单位资金的，在挪用期间内，给单位造成的利息损失，应予追缴，但不能计入挪用资金的数额。

2、挪用本单位资金进行营利活动或非法活动的，所获取的利息、收益或违法所得，应当追缴，但不能计入挪用资金的数额。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精神可供参照。

3、在多次挪用本单位资金的情况下，挪用数额按下列方法计算：多次挪用不还的，挪用数额累计计算；以后次挪用的资金归还前次挪用的资金的，挪用的数额以案发时未还的实际数额认定。对此，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精神可供参照。

4、多次挪用本单位资金，其中有的用于非法活动，有的用于营利活动，有的用于个人生活或挥霍。应当首先按挪用的三种类型：即“超期未还型”、“营利活动型”、“非法活动型”，分别计算其数额。已还的，以及用于个人生活或挥霍的尚不足三个月的应扣除。如果其中有一种达到相应的标准，就以本罪论处；三种数额均未达到相应数额标准，但相加后达到“数额较大”标准，也应以本罪论；三种数额均未到达相应数额标准的，相加后仍低于“数额较大”标准的，不应以犯罪论处。即便数额已超过“非法活动型”挪用资金罪的起点数额，也是如此。

（二）被挪用资金的用途认定

正确认定被挪用的资金的问题，区分不同类型的挪用资金行为的关键，进而在很多场合下决定着行为人的行为罪与非罪的界限，关系到罪重罪轻的问题。

1、如果行为人用挪用的资金归还借款的，应根据原借款的用途来认定其挪用行为的性质。具体来说，如果因个人合法的生活消费等非营利性活动而借用他人款项，进而以挪用的资金归还的，则应考虑“超期未还型”挪用资金罪；如果是因从事合法的营利活动而借用他人款项，进而以挪用的资金归还的，则属于挪用资金进行营利活动；如果是因从事非法活动而借用他人款项，进而以挪用资金归还的，则属于挪用资金进行非法活动。

2、挪用资金不直接进行营利活动或非法活动，而为营利活动或非法活动作准备，应当认定为挪用资金进行营利活动或者非法活动。比如在司法实践中，有的人将挪用的资金给他人作注册私有企业的资金证明，以取得工商登记。这种行为虽不是用挪用的资金直接进行营利性活动，但是属于为营利活动作准备的行为，是资金的非法使用人整个营利活动不可缺少的环节，应当认定为挪用资金进行营利活动。

3、在以挪用的资金作担保的情况下，应当以根据所担保债务的性质，确定行为人挪用资金的性质。比如，他人为升学、买房等原因从银行贷款，而行为人以挪用的资金为之非法提供担保的，则应当视其挪用的数额、时间，考虑其是“超期未还型”挪用资金罪，还是构成一般违法行为；如果他人是因合法的生产经营遇到资金周转困难而向银行借款，而行为人以挪用的资金为之提供担保的，则应当认定其为挪用资金进行营利活动；如果他人从事非法活动，而行为人以挪用的资金为之非提供担保的，则应当认定其为挪用资金进行非法活动。

4、界定某一活动是属于非法活动还是合法的营利活动，必须结合资金使用人自身的情况来认定。例如，挪用资金进行炒股，对一般公民来说，属于挪用资金进行营利活动；但是如果是证券从业人员挪用资金进行炒股，或者挪用资金给证券从业人员炒股，则应按照我国证券法的规定，证券从业人员禁止参与股票交易，显然，应当视为挪用资金进行非法活动，而不能再以挪用资金进行营利活动对待。再如，国家工作人员挪用资金经商办企业，如果是挪用人自己或与他人共同经商办企业，那么由于这种行为违反了国务院关于严禁国家工作人员经商办企业的规定，便认定其属于挪用资金进行非法活动；如果挪用人未参与经商办企业，只是将资金给他人从事合法的经营活动，则应当认定其行为属于挪用资金进行营利活动。

5、根据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以及刑法理论上的认识错误原理，在挪用资金给他人使用的情况下：（1）如果行为人明知（包括确切知道，知道有可能）使用人对资金使用情况的，则应按资金实际用途认定行为人挪用行为的性质，即如果使用人将资金用于营利活动或者非法活动的，应当认定为挪用资金进行营利活动活动或非法活动；如果使用人将资金用于合法的非营利性活动的，则应按行为人挪用资金的数额、时间，考虑其是否构成“超期未还型”挪用资金罪。（2）如果行为人不知道使用人对资金的使用情况，则应当以行为人主观认识为准，确定其挪用行为的性质，而不能以使用人对资金的实际用途认定行为人挪用行为的性质。具体来说：如果使用人将资金用于营利活动或非法活动，而行为人却因认识错误，以为他是合法的非营利活动的，则应视其挪用资金数额、时间，考虑其是否构成“超期未还型”挪用资金罪；如果使用人将资金用于合法的非营利性活动或营利活动，而行为人却误认为他是用于非法活动的，则其行为应属于挪用资金进行非法活动；如果使用人将资金用于非法活动，而行为人却因认识错误，以为他是用资金进行合法的非营利性活动或者营利活动的，则应考虑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属于“超期未还型”挪用资金罪或者“营利性活动型”挪用资金罪。

（三）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资产的人员，挪用国有资金的定性

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2月16日作出了《关于对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挪用国有资金行为如何定罪问题的批复》，明确指出：“对于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国有资金归个人使用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定罪处罚”。

(四)挪用资金罪既遂、未遂的判定标准

挪用资金罪的既遂，并不以资金是否被实际使用为标准，而是以资金的占有权是否以被非法转移为标志，也就是说，即使是挪用资金后尚未使用的，仍然应当认为已构成既遂的挪用资金罪，而不能认为是挪用资金罪的未遂。

三、挪用资金罪与其他相关犯罪的区别

（一）、挪用资金罪与职务侵占罪的界限

这两种犯罪有以下几点明显的区别：

1 、侵犯的客体和对象不同。挪用资金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资金的使用权，对象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资金；职务侵占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资金的所有权，对象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财物，既包括货币形态的资金和有价证券等，也包括实物形态的公司财产，如物资、设备等。

2 、客观表现不同。挪用资金罪表现为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超过 3 个月未还的，或者虽未超过 3 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行为；职务侵占罪表现为，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行为。挪用资金罪的行为方式是挪用，即未经合法批准或许可而擅自挪归自己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职务侵占罪的行为方式是侵占，即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本单位财物。挪用本单位资金进行非法活动的，并不要求“数额较大”即可构成犯罪；职务侵占罪只有侵占本单位财物数额较大的，才能构成。

3 、主观上不同。挪用资金罪行为人的目的在于非法取得本单位资金的使用权，但并不企图永久非法占有，而是准备用后归还；职务侵占罪的行为人的目的在于非法取得本单位财物的所有权，而并非暂时使用。

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较大不退还的，这里所说的不退还，是指在挪用本单位资金案发后，人民检察院起诉前不退还。一般认为，在实际生活中，挪用本单位资金不退还的，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主观上想退还，但客观上无能力退还，另一种是客观上虽有能力退还，但主观上已发生变化，先前的挪用本单位资金的故意已经转化为侵占该资金的故意。

在司法实践中，如果行为人在挪用本单位资金后，确属犯罪故意发生转变，不再想退还，而是企图永久非法占为己有，在客观上有能力退还而不退还的，因为属于刑法中的转化犯，仍应根据处理转化犯的原则，直接以职务侵占罪定罪处罚。

（二）挪用资金罪与挪用公款罪的界限

根据刑法第 384 条的规定，挪用公款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 3 个月未还的行为、

挪用资金罪与挪用公款罪在客观上都表现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资金的行为，在主观上都是挪用的故意，有时犯罪对象也可能都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资金。但是，这两种犯罪也有以下主要区别：

1、侵犯的客体和犯罪对象不同。挪用资金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资金的使用权，对象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资金，其中，既包括国有或者集体所有的资金，也包括公民个人所有、外商所有的资金。挪用公款罪侵犯的客体是公款的使用权和国家机关的威信、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等，既有侵犯财产的性质，又有严重的渎职的性质，因此，刑法将挪用公款罪规定在分则第八章的贪污贿赂罪专章中，而不是“侵犯财产罪”专章中。挪用公款罪侵犯的对象限于公款，其中主要是国有财产和国家投资、参股的单位财产，即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等所有的款项。挪用公款罪和挪用资金罪侵犯的对象不同，客体不同，社会危害性程度也有较大的差别。刑法第 384 条规定的挪用公款罪在客观上的三种不同情形的排列顺序，与本条第 1 款规定的挪用资金罪在客观上的三种不同情形的排列顺序不同，也说明立法者对这两种犯罪打击的重点的不同。在处罚上挪用公款罪也比挪用资金罪严厉得多。

2、犯罪主体不同。挪用资金罪的主体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但国家工作人员除外。挪用公款罪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包括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因此，本条第 2 款明确规定，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利有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的，依照刑法典第 384 条关于挪用公款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三）挪用资金罪与挪用特定款物罪的界限

根据刑法第 273 条的规定，挪用特定款物罪是指挪用用于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情节严重，致使国家和人民群众利益遭受重大损害的行为。

挪用资金罪和挪用特定款物罪都是挪用性质的犯罪，有以下明显的区别：

1 、侵犯的客体和对象不同。挪用资金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资金的使用权，对象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资金，挪用特定款物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用于救灾、抢险、防汛、优扰、扶贫、移民、救济款物专款专用的财经管理制度和公共财物的使用权，对象是用于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的特定物款，既包括用于上述用途的由国家预算安排的民政事业经费，也包括临时调拨的专款物，还包括其他由国家、集体或者人民群众募捐的用于上述用途的特定款物等。

2 、在客观上的表现不同。挪用资金罪表现为，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或者虽未超过三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行为，挪用特定款物罪表现为，挪用用于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情节严重，致使国家和人民群众利益遭受重大损害的行为。挪用资金罪中行为人挪用的资金，可以归个人使用，也可以借贷给他人，挪用特定款物罪是行为人未经合法批准，利用特定的职权，将特定款物非法调拨、使用于其他方面，如修建楼堂馆所、购买小汽车及办公设备，进行生产、经营性的投资等，不能用于个人。国家工作人员挪用前述特定款物归个人使用的，以挪用公款罪从重处罚。

3 、犯罪主体不同。挪用单位资金罪的主体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不包括国家工作人员。挪用特定款物罪的主体是在国家机关等单位支配、管理特定款物的主管人员等直接责任人员。

4 、主观上不同，挪用资金罪中行为人的故意内容是，明知是其所在的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资金，意图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挪用特定款物罪中行为人的故意内容是，明知是用于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专用，却挪作他用。

四、挪用资金罪的刑罚适用

根据现行刑法第272条的规定，犯挪用资金罪的，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巨大的，或者数额较大不退还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关于本罪“数额较大”、“数额巨大”的标准，在1997年刑法颁布后，2001年4月18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

1、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在一万元至三万元以上，超过三个月未还的；

2、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在一万元至三万元以上，进行营利活动的；

3、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在五千元至二万元以上，进行非法活动。

参照《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在本罪刑罚适用过程中，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其一，对于“超期未还型”，“营利活动型”挪用资金罪，在案发时全部归还本息的，可以酌情从轻处罚，其中情节轻微的，可以考虑免除处罚。

其二，正确地理解挪用资金“不退还”。“所谓挪用资金不退还，应当是指客观原因在一审宣判前不能退还，如因天灾人祸而无力退还，因投资失败而无力退还等。客观上有偿还能力而主观上不愿偿还的，就不能以本罪轮，而应职务侵占罪论处。

其三，携带挪用资金潜逃的，应当以职务侵占罪论处。

总之，科学地界定挪用资金罪，依法打击挪用资金的犯罪活动，平等保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资料：

① 马克昌主编：《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

② 王作富主编《经济活动中罪与非罪的界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793页

③ 孙谦主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363页

④ 赵秉志主编《刑法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挪用资金篇2

根据《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规定，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或者虽未超过三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巨大的，或者数额较大不退还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款行为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来源：文章屋网 ）

挪用资金篇3

河南郑州城市合作银行紫荆山支行原负责人杨林军，擅自挪用本单位资金11408.34万元，违法向关系人发放贷款1913万元，并非法出具金融票证，给国家造成了重大损失。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日前一审判决杨林军有期徒刑20年，并处罚金20万元；涉案赃款、赃物依法予以追缴。

1991年10月至1997年7月间，杨林军利用职务之便，先后13次擅自将本单位的11408.34万元资金挪用给其他单位使用；1996年1月至1997年5月，杨林军违反规定，先后9次向由其本人和妻子及熟人任法人、股东的多家公司或单位发放贷款1913万元。

1997年4月23日，杨林军又违反规定，以紫荆山支行名义为其妻范淑华任股东的森氏保龄公司作担保，使中国农业银行郑州市二七支行向森氏保龄公司办理了三份共计价值3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用于购买保龄球设备。同年10月25日，承兑担保合同到期后，森氏保龄公司未能还款，二七支行向法院起诉，经判决，由紫荆山支行负连带责任，向二七支行支付本息共计354万元。

法院认为，被告人杨林军以该单位名义发放贷款和为他人出具保函，未经银行内部集体研究，是其个人擅自利用职权作出决定实施的犯罪，不是代表单位为单位利益实施的犯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相关规定，遂依法做出上述判决。

挪用资金篇4

信贷资金管理是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重要内容，信贷资金被客户挪用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一方面表明客户的流动性资产配置出现问题，经营陷入了困境，信贷风险初现端倪。许多巨额贷款损失案例普遍发端于资金被挪作他用，最终给贷款行本身和国家金融体系造成了严重不良影响。另一方面，挪用贷款行为规避了国家货币、信贷政策，甚至与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政策背道而驰，若信贷资金被挪用汇聚于房地产、证券市场等领域，催生市场价格非理性飙升，不但阻碍了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以及行业发展政策的实施，而且严重破坏了国家金融体系正常运转秩序，对经济平稳有序发展态势造成损害。笔者根据在工作中发现的一些案例，归纳了几类常见的客户挪用信贷资金的途径及其原因，并针对性提出了相关建议。

一、客户挪用信贷资金的主要途径

直接转账。借款人直接将资金从贷款账户转出，用于明显与贷款合同约定不符的其他用途。该方式简单直接，易为银行或监管部门发现，现在已经很少被借款客户使用。

转入它行开设账户再挪用。借款人利用可在多家银行开设账户的漏洞，将信贷资金从贷款行开设的账户划入本公司在其他银行开立的账户，逃避贷款行监管，尔后将贷款挪作它用。

转入关联企业再挪用。借款人通过编制与关联企业虚假交易，将信贷资金划入关联企业账户后，再将其挪用于约定用途之外。

通过与自有资金混用实现挪用。集团贷款客户以统筹调配资金为由，要求银行将信贷资金划入集团资金池，与其自有资金混用，再将信贷资金挪用。

与金融机构共谋挪用。部分金融机构受利益驱使，通过设计新的贷款种类为挪用贷款提供便利。如部分银行发放的置换贷款，名义上是为项目建设提供资金支持，实际上项目早就完成或基本完成，借款人以置换原投入自有资金的名义，将信贷资金视为自有资金任意使用，规避国家对使用信贷资金的种种约束，甚至违规进入国家明令禁止的领域。

二、信贷资金被挪用的主要原因

银行对贷款用途监控存在认识上的误区，有章不循导致贷款监控机制失去了有效性。在银行间竞争愈演愈烈、争夺优质客户资源压力不断增大的情况下，不少银行对监控贷款用途的作用及挪用贷款的危害认识不足，存在诸多错误认识。如重视业务发展，忽视规范控制，甚至存在将业务开拓与贷款用途监控对立起来的偏见意识；厌恶贷款用途监控程序纷繁复杂的惰性心理。具体表现为：主动放松甚至放弃了对贷款用途的监管，客户提款时不审查贷款用途与合同约定的符合性，贷后不进行必要的检查跟踪，放任纵容借款人挪用贷款的行为。

相关配套制度缺失，有章难循导致贷款监控机制失去了操作性。部分贷款监控的规定和要求无法得到法律法规强有力的支持，导致银行对部分种类贷款用途的监控“力不从心”。如对个人使用现金缺乏严格限制，导致银行对借款人通过取现方式挪用资金的行为无可奈何；关联交易信息披露不健全，导致银行难以发现借款人通过隐蔽性极强的关联交易挪用贷款的行为。

处罚力度偏弱，违章轻纠导致贷款监控机制缺乏严肃性。目前在国内，客户挪用贷款仅面临加收罚息等轻微的违约处罚，并且实践中也很少有银行主动采取此类措施。挪用贷款行为记录也未纳入人民银行征信系统作为未来信贷制裁的依据。

挪用银行贷款违约成本非常之低，导致许多借款客户从内心轻视银行贷款监管程序，普遍采取敷衍手段应对银行贷后监控人员。外部监管部门对银行有章不循行为的处罚“重后果，轻过程”，对因监管不力造成贷款被挪用问题，只要没有形成损失，一般只是提出监管意见。银行内部对贷款用途监控不力、有章不循的做法缺乏强有力的遏制，甚至出现少数银行人员与借款人内外勾结，共谋挪用银行信贷资金牟取私利的案件。

三、遏制挪用信贷资金行为的对策建议

健全法律规范，引导和规范借款人行为。不断根据形势发展需要，针对可能影响信贷资金监管的行为和领域，适时出台相关制度和规定。一是完善企业信息披露制度，减少银行与客户间的信息不对称性。如对《公司法》相关条款进行修订，进一步明确关联企业和关联交易的定性，并建立严格、公开、透明的关联企业披露机制；二是建立信贷资金专户管理制度，增强信贷资金可识别性。限制集团客户多头开户，推行专户管理、封闭运行、全程监管的信贷资金监控模式

挪用资金篇5

用账外客户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罪与挪用公款罪十分相似，如何严格区分二者的界限，司法实践中是个难点。

在许多情况下，犯罪行为人将客户资金不记入银行账户，而是“体外循环”，用于非法拆借、发放贷款，必须与存款的客户相沟通，客户同意后其行为才属于用账外客户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罪（附带说明单位犯本罪，不论是否与客户沟通，均构成本罪）。如果客户并未同意，或者根本不知情，行为人利用职务之便违背客户意愿将客户资金用于非法拆借、发放贷款的行为则属于挪用公款的行为。对此，在司法实践中争论较大，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是正确的。理由是对于金融机构工作人员来讲，如果事先没有与客户沟通，客户不知道其存款没有记入金融机构的法定账户，那么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的行为代表着金融机构，无论被非法拆借、发放贷款的资金能否收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97年12月13日颁发的《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六条的有关规定，金融机构须承担相应的民事法律责任。因客户无过错，没有与犯罪行为人存在共同的故意行为，故客户不应承担损失。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用于非法拆借、发放贷款的资金实际上是金融机构的资金。在此情况下金融机构工作人员以牟利为目的，将客户资金用于非法拆借、发放贷款的行为既侵犯了国家金融管理制度，同时又侵犯了银行国有资产的使用权，即既侵犯了用账外客户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罪所保护的客体，又侵犯了挪用公款罪所保护的客体，这样使得二者存在竞合关系。是适用挪用公款法条，还是适用账外客户资金的法条处罚？应从其竞合关系是想象竞合，还是法条竞合来看，法条竞合不是一个行为同时触犯两个罪名，而是一个行为同时触犯两个法律条文，其中一个法律条文的内容为另一个法律条文所包括，因而只适用其中一个法律而排斥其他条文的适用的情形。笔者认为此时的竞合关系，属想象竞合而非法条竞合，理由是如前所述用账外客户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罪与挪用公款罪是两个不同的罪，它是一个新罪名，有其自身特有的保护客体，并非像有人所说的此罪仅是从挪用公款罪中分离出的一个罪名。在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对于此类想象竞合犯罪，虽不适用数罪并罚的原则，但应当从一重罪处断，即其中法定刑最重的一个罪处罚。由于挪用公款罪的法定刑重于用账外客户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罪的法定刑，因而应以挪用公款一个罪进行处罚。

若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与客户相沟通，将没有入本单位存款账的客户资金用于拆借，发放贷款，尽管此笔资金，对于客户来讲可能是私款，也可能是客户挪用本单位的公款，但对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来讲，账外资金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公款。行为人的犯罪是在利用本单位的存贷职能，而客户愿冒风险将自己的资金用作拆借、发放贷款，二人共同从中牟利的前提下形成的犯罪。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的行为不能视为金融机构的行为，金融机构不承担民事责任。若造成了客户资金不能收回的损失，其后果只能由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和存款客户共同承担，在此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人侵犯的客体是国家金融和贷款管理制度而非银行或者金融机构的公款使用权，应当以用账外客户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罪追究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的刑事责任。

挪用资金篇6

2009年1月19日,全国人行系统组织开展内控安全检查,人行丽江市中心支行在全辖内控安全管理检查中发现某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账户与人行不符。据查,2008年3月20日,云南省丽江市某商业银行票据交换员冯某代同城票据交换系统录入员王某的班,冯某利用其既做同城票据交换系统录入员又做同城票据交换员之机,伪造200万元虚假进账单,将资金划到冯某弟媳的工行账户。2008年12月2日,冯某冒用同城票据交换系统录入员王某的操作员号和密码,采取同样的手法将200万元划转到冯某弟媳的工行账户。2008年12月11日,他故伎重演,又划100万元到冯某弟媳的工行账户。月末他采取压票,推迟入账、涂改对账单等手法使该行存款准备金账户的余额与该行在人行的存款准备金账户的余额保持平衡。冯某累计挪用该行在人行存款准备金账户资金500万元用于炒股,案发后归还了210.55万元。

二、案件分析

(一)商业银行方面的问题

这个案件暴露了该商业银行内控管理上的重大漏洞以及诸多违规操作行为。

1.操作员管理不力。该行放松了员工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对员工内控管理懈怠。同城清算是银行资金的重要出口,资金清算金额大,往来频繁。该行让同城票据交换员冯某去代同城票据交换系统录入员的班,这两个岗位是相互制约的,如此安排严重违反了内控管理规定。提出资金“一手清”,缺乏制约,风险非常大,给犯罪分子有机可乘。

2.密码保管不善。2008年12月2日冯某冒用该行同城票据交换系统录入员王某的操作员号和密码,将该行提出交换清单金额430.71万元篡改为630.71万元,伪造进账单将虚增200万元通过同城票据交换划转到冯某弟媳的工行账户。其中,盗用密码未说明具体情形,这有三种可能,一是王某的密码保管不善或密码设置过于简单,给冯某窃取了。二是2008年3月20日,冯某代王某的班就是使用王某的密码进行操作的,王某的密码未定期更换。三是该行日常管理较松散,业务相互代办,不分彼此,给冯某作案提供了可能和便利。

3.印章加盖不全。通常转账支票与进账单是配套使用的,记账员记账后要将提交他行的进账单加盖单位业务公章。票据交换员提出交换时要加盖同城票据交换章,这是重要的内控举措。而伪造虚假进账单未加盖单位业务公章,否则,就是与保管业务公章的人员联合作案。未加盖业务公章的进账单提入工行,工行接受并入账,说明工行柜面审核不严。

4.存在压票现象。从2008年4月至12月冯某采取压票不入账的形式,使该行月末账面余额与人行相符。该行压票现象长期存在,违反支付结算规定。挂账资金账务处理不及时既延长客户资金到账时间,影响了客户资金的周转,也弱化了事后监督的效果,同时,还给作案人员掩盖犯罪事实提供了途径。

5.内部监督形式化。由于该行网点有关人员未将记账凭证与同城清算差额报告表及留存的提出票据清单认真核对;事后监督人员审核时未注意会计事项的相关性,对提出资金未与付款凭证逐笔勾对,导致虚增提出200万元未被及时发现。

6.月度对账走过场。对账单由同城票据交换员在开户行和开户单位之间传递,冯某篡改对账单余额,然后将印章涂盖在篡改过的地方,说明未换人对账,票据交换员担任对账工作是严重违反内控制度的。2008年2月账务核对不符,该行签章确认核对相符;6月冯某采用压票手段,仍然相差10元,但该行又签章确认核对相符。该行对账工作走过场,致使冯某一年之中三度作案成为可能。

(二)人行方面的问题

案件虽发生在商业银行,但从发案到发现,时间将近1年,人行作为开户行在管理和操作方面也存在问题,并负有一定的责任。

1.会计制度方面的缺陷。《中国人民银行会计基本制度》仅要求人行按月向开户单位发送余额对账单进行对账,必要时可与开户单位进行面对面对账。未明确规定要提供分户账给开户单位核对发生额。该制度将对账权限给了开户单位,未详细规定开户行定期对账的责任和义务。制度上缺陷给对账工作留下了漏洞,而仅仅核对余额无法防范挪用资金的现象。

2.定期对账工作的漏洞。人行对账单余额栏只有小写金额,容易涂改,不易发觉,如:冯某通过涂改3月份对账单余额,该行签章确认核对相符。按惯例人行季度一般要开展面对面账。6月份冯某采用压票手段,存款准备金账户仍然相差10元,该行又签章确认核对相符。人行季度上门对账却未发现差错,也是难辞其咎的。而且,对账回单收回后,营业网点和事后监督人员未认真核对,否则涂改对账单的行为及其动机将早日发现。

3.票据交换系统的落后。同城票据交换系统是目前运用最多、使用最广泛、最廉价的清算系统。但该系统的版本不一,大多由各省自行开发,系统的安全性存在较大隐患。该系统与会计、国库的核算系统及商业银行的核算系统不相衔接,提出、提入资金都必须重复录入,既影响了资金周转速度,也给同城票据交换员作案预留了较大的空间,同时,给监督和防控带来了较大的困难。

4.双方信息交流的不畅。支付结算管理由人行会计财务部门,具体操作在会计营业部门,支付结算检查大多由会计财务部门组织。除了对账、同城票据交换这两种渠道外,在信息数字化高速发展的今天,未建立和开通更有效信息交流平台,会计营业部门与开户单位信息交流不畅,2009年以前相互之间账务查询只有通过电话联系,其准确性和可靠性均值得商榷。

三、对策建议

这一案件启示我们:人行管理着巨额的基础货币,既要有效地防范内部风险,为开户单位提供更加全面、周到、安全的服务,也有责任对开户单位资金安全提供高效的外部制约和监督。

1.规范账务核对。将《会计基本制度》有关对账的内容进行修改完善,要求人行每日与开户单位进行账务核对,人行月度除提供对账单外还要提供分户账给开户单位核对发生额;明确要求开户单位换人进行账务核对或由会计主管进行对账。月度余额、对账单应增加大写金额栏,发生额不符时要逐笔查清并列明。

2.统一清算系统。开发全国统一的、安全高效的同城清算系统;或者以大额、小额支付系统代替同城清算系统,降低清算费用;实现同城清算系统与各行的会计核算系统最大限度信息兼容、数据共享,减少岗位设置和数据重复录入,提高工作效率。

3.严格内部监督。我们要从中吸取教训,不断规范事中、事后监督流程,明确监督责任。柜面监督要严格把关,提入业务一定审核凭证使用是否符合规定、凭证上是否有提入行的业务公章和票据交换章。提出业务一定要将转账支票与同城提出资金清单逐笔核对账号、户名、提入行是否相符;事后监督要逐笔勾对发生额,核对余额,要复核凭证与凭证之间勾稽关系,要查清资金来源。否则,难以发现问题和风险。

4.拓展信息交流。建立现代化的日常信息交流平台,或将今年推广的对账系统增加信息交流渠道,将人行支付结算规定和要求及时传达到开户单位,开户行或开户单位之间每日核对账务,结算工作中发现问题或疑问可以及时通过系统反馈到对方,对方要限时回复。由会计营业部门组织或参与支付结算检查,及时掌握开户单位执行结算纪律和存放入行资金的安全性、准确性,对开户单位无故压单、压票等违反结算纪律行为进行严肃处罚。

挪用资金篇7

论文摘要 企业赞助村造路款50万元委托街道驻村干部保管，并监督该笔资金的使用，实报实销。保管期间村造办公大楼多次借用，其中一次村长个人借去20万元使用，超过三个月。后村开具收据将赞助款全部入村账。村长的借用行为如何定性，是否构成犯罪，本文就相关法律概念进行阐述。

论文关键词 集体资金 附条件赠与 挪用公款主体和对象

案情简介：2004年伟某公司在上X村征地，资助该村造路工程款50万元，委托街道驻村干部保管并监督该笔资金的使用，实报实销，多还少补。2006年3月至2009年1月，街道干部黄某驻该村，受前任驻村干部转委托保管上述剩余资金40余万元。后上X村建造办公楼及相关支出时，村长孙某、村书记蔡某多次向驻村干部黄某调用该笔资金，其中2007年3月28日村长孙某向黄某借得20万元用于个人还贷，至2007年7月18日归还；上X村于2007年6月26日借款20万元、2007年7月18日借款20万元用于村相关支出，黄某在2009年1月15日一并收回40万元。2009年1月15日，上X村开具村集体资金统一收款收据，将伟某公司赞助款50万元收回入村账。该40万元作为上X村的工程款、材料款等支出。故村账显示：2009年1月15日，收回存放驻村干部道路集资款50万及利息3184元。

分歧意见：

对于街道驻村干部黄某与上X村村长孙某、书记蔡某等人的行为定性，有以下几种分歧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该资金是村集体资金，街道驻村干部黄某与上X村村长孙某的行为构成挪用资金罪。在街道驻村干部保管赞助款期间，对该笔赞助款实际上企业已经脱管，且于2009年1月15日，上X村收回存放驻村干部道路集资款50万及利息3184元，既然是收回，故公司的资助款应视为村集体资金。2007年3月28日村长孙某向黄某借得20万元用于个人还贷，至2007年7月18日归还，超过三个月，应属挪用村集体资金。

第二种观点认为是企业资金，该企业是附条件的赠与，所谓附条件赠与是指当事人在事先约定款项的用途，对赠与行为设定一定的条件，把条件的成就与否作为赠与行为的效力发生或消灭的前提。本案设定的条件就是所捐款项用于造路支出，专款专用，在条件成就即道路造好之前仍属企业资金，故本案挪用行为可构成挪用企业资金。

第三种意见认为应属公款的范畴。街道驻村干部黄某与上X村村长孙某的行为已构成挪用公款罪。该笔由企业捐赠造路的款项是具有公益事业的社会捐助专项基金。

评析意见：

笔者认为该赞助款属企业资金，详析如下。

一、 国家工作人员不能成为挪用资金罪的主体

挪用资金罪，根据我国《刑法》和有关司法解释规定，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超过3个月未还的，或者虽未超过3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行为。

行为人必须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但是，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的从事公务的人员除外，这些人如果挪用资金，构成犯罪的，根据刑法规定，应按照国家工作人员挪用公款罪处理。本案中，黄某是国家工作人员，街道的驻村干部。受伟某公司委托保管、监督该笔资金的使用，实报实销，因此不能成为本罪的主体。

二、挪用资金罪的使用人不能构成挪用资金罪的主体

本案中，黄某受伟某公司委托保管、监督该笔资金的使用，却私下多次出借给上X村及该村村长个人，上X村村长明知是企业的赞助款未到村账而借来使用，主观上有挪用的故意，那么资金的挪用人不构成此罪，使用人能否构罪？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条“挪用公款给他人使用，使用人与挪用人共谋，指使或参与策划取得挪用款的，以挪用公款罪共犯定罪处罚”的规定。法律仅就挪用公款罪专门作了“共犯”的规定，而没有对挪用资金罪有任何“共犯”的相关规定、解释。《刑法》第272条也是规定了挪用人挪用本单位资金构成犯罪，但并未规定资金使用人构成犯罪。刑法明确规定挪用资金罪的主体是挪用人，使用人是不能构成挪用资金罪的主体的。故本案使用人孙某向黄某借得该笔资金中的20万，不构成挪用企业资金罪。

三、挪用公款罪的犯罪对象是公款

挪用公款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3个月未还的行为、挪用公款罪侵犯的客体是公款的使用权和国家机关的威信、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等，既有侵犯财产的性质，又有严重的渎职的性质。

根据《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的规定，挪用公款罪的犯罪对象主要有两类，即公款与七种特定款物。关于“公款”的含义，应结合根据《刑法》第384条第2款、《刑法》第185条第2款、第272条第2款、《刑法》第91条的规定及有关的司法解释的立法原意来理解，那么“公款”应包括以下八种情形：（一）国有款项。具体包括各类国家机关的公款、各级各类国有公司、企业的公款、各级各类国有事业单位的公款等。（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款项。具体包括乡镇企业、村办企业等集体所有企业，以及经济合作社、信用社等集体经济组织的公款等；（三）用于扶贫和其他公益事业的社会捐助或专项基金的款项。（四）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集体企业和人民团体管理、使用或运输中的私人资金款项。（五）非国有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中的国家所有、集体所有的公款（参见《刑法》第185条第2款、第272条第2款之规定）；（六）用于国家救灾、抢险、防汛、优抚、移民、救济、扶贫等七种特定款物（参见《刑法》第382条第2款之规定）；（七）中外合资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等混合所有制形式的公司、企业中资金。（八）其他公款。

本罪侵犯的对象主要是公款。这既包括国家、集体所有的货币资金，包括由国家管理、使用、运输、汇兑与储存过程中的私人所有的货币，也包括国有的资金款项、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资金款项或用于扶贫和其他公益事业的社会捐助专项基金。

挪用资金篇8

挪用公款罪是司法实践中的常见罪，疑难问题层出不穷，理论上对其研究已较深入，本文立足实践中的认定疑难，对该罪的若干问题予以归纳，希望对实际工作有所裨益。 一、公款的界定 由于我国刑法中多个条文对挪用公款予以了规定，使本罪的对象出现了一定的复杂性，仅从条文上看，刑法第384条的挪用公款罪的行为客体是“公款”和“特定款物”；刑法第185条第2款的挪用公款罪的行为客体是金融机构的资金和客户资金；刑法第272条第2款的挪用公款罪的行为客体是行为人所在单位的单位资金；这些不同条款中的“公款、资金和客户资金等”在字面意思上并不统一，需要做一番解释。严格说来，资金的范围要大于公款的范围，一切货币金钱都可以说是资金，公款是以货币形式表现出来的公共财产，是公共货币资金。比照刑法第91条对公共财产的解释，公款应当包括：国家所有的公款、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公款、在国有单位管理、使用和运输的私人所有的款项、用于扶贫或者其他公益事业的社会捐助的款项或专项资金。这些是公款的典型部分，应当是刑法第384条中的公款。由于刑法第185条第2款规定的国有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和国有金融机构委派到非国有金融机构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或客户资金的，以挪用公款罪定罪处罚；刑法第272条第2款规定的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挪用单位资金的，以挪用公款罪定罪处罚。这两款的规定，扩大了挪用公款罪的对象范围。从传统的典型公款扩展到非典型的单位资金等，因此在解释挪用公款罪中的公款时，我们必须进行扩张解释，不能再以所有制的性质即传统的公有制性质来认定公款。在所有制性质方面，公款可具体界定为：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的公款；非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中的国家所有的公款和非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中的集体所有的公款。在表现形式上，公款一般表现为货币，包括人民币和外币、支票、股票、国库券、债券等，有价证券是货币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其可通过兑换、贴现变成现金，因此，也应视为货币。最高人民检察院1997年10月13日的批复中明确指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有或本单位的国库券的行为以挪用公款论；符合刑法第384条、第272条第2款规定的情形构成犯罪的，按照挪用公款罪追究刑事责任。” 二、数额的认定 对公款本身的计算并不成为问题，成为问题的是在多次挪用公款时的数额计算，本文在此予以详述。根据多次挪用公款对公款的退还情况，可分为以下几种具体情形：其一，多次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在案发前一次也未还；其二，多次挪用公款，并以后次挪用的公款归还前次挪用的公款；其三，多次挪用公款，但每后次挪用时，前次挪用的已归还；最后，多次挪用公款，后次挪用时前次挪用的部分归还，部分未还。 对于多次挪用公款时挪用数额的确定，实践中的做法不一，大体有以下几种：第一种，累计计算多次挪用公款的数额，不考虑是否归还，以累计的数额作为行为人的挪用数额。这种做法简单明了，易于操作，但不考虑具体情况，难以体现罪刑相适应。第二种，以案发时未还的数额作为认定数额，即对于多次挪用公款的，不论其挪用次数多少，挪用数额大小，以案发时实际未还的数额作为挪用公款的认定数额。这种做法不考察多次挪用的实际情况，只以案发时的情形为根据，着眼实际未还的结果，似有结果归罪之嫌。第三种，以多次挪用公款中的最大数额作为认定数额。即无论挪用次数多少，仅以其挪用公款数额中最大的一次作为挪用公款的认定数额，其余数额不作为认定数额，仅作为挪用公款的情节予以考虑。这种计算方式，只挑最大数额，没有任何根据。由于挪用公款中数额的认定直接决定行为人的罪责，因此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做出的关于挪用公款罪的司法解释中规定了多次挪用公款的数额计算方式：多次挪用公款不还，挪用公款数额累计计算；多次挪用公款，并以后次挪用的公款归还前次挪用的公款，挪用公款数额以案发时未还的实际数额认定。该解释实际上只解决了两种情况。至于本文前述的其余情况的计算方法并未提及。对于多次挪用，每次挪用数额较大，使用期限均超过三个月，但在后次挪用时均在前次挪用的三个月后归还了，尔后再挪用的情形以及多次挪用公款，后次挪用时前次的只有部分归还的情形，如何计算其挪用数额，司法解释并未作规定。司法解释所规定的“多次挪用公款，并以后次挪用的公款归还前次挪用的公款，挪 用公款数额以案发时未还的实际数额认定”，遭到理论界强烈质疑，因为按此规定认定的数额将导致罪刑失衡，容易放纵很多挪用犯罪行为。例如，某甲在四年内每年挪用公款10万元，每次均是归还后再挪用，至案发前尚有最后一次的10万元未还，此案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应当认定其挪用40万元。而某乙，同样是挪用公款10万元后连续三次挪用分别用于归还前次的挪用，至案发前有10万元未还，此案的挪用数额却只能认定为10万元，就社会危害性而言，从一般人的观念出发，某乙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绝不小于某甲的行为，可是处理结果却截然相反，如此足见司法解释中数额认定原则是有悖罪刑相适应原则和刑法的公正性的。 笔者认为，挪用的公款数额反映挪用公款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挪用公款罪的犯罪构成的复杂性主要表现在犯罪构成的类型上，因此我们在数额认定时必须结合挪用公款的犯罪构成，同时又要兼顾到几种具体构成类型，挪用数额的认定应区别对待。第一，非法活动型挪用公款不要求数额限制，即挪用数额不是此种类型挪用公款的构成要素，只作为事实上构成影响刑事责任的因素。所以，多次挪用公款于非法活动时，行为人挪用公款的数额的大小以及挪用时间均不影响犯罪的成立，多次挪用公款后公款是否归还以及是否以后次的归还前次等案发前的归还情况，站在法益侵害的立场上，公款的使用权以及该罪的其他保护法益均已被实质侵害，基于此，我们主张将数额累计计算，累计的数额充分体现了法益的被侵害程度，也体现了行为人的社会危害性。至于归还与否的事实可以作为量刑的酌定情节。第二，营利活动型的挪用公款罪，要求数额较大才能构成犯罪，实践中，行为人多次挪用公款，每次的数额均未达到较大的标准，每次挪用行为单独不构成犯罪，但由于是多次挪用，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较大，我们认为应当将其数额累计计算，以免行为人以此来逃避法律的制裁，再者从刑法规定的字面解释，刑法虽然规定了“数额较大”，但是并非要求每次挪用的数额都必须达到较大的标准，所以这里的数额也可以理解成是累计的数额。当行为人多次挪用的数额达到较大的标准时，类似于非法活动型的挪用，不管是多次挪用不归还，还是以后次挪用归还前次挪用，法益侵害的实质体现在数额的累计上，因此，我们主张累计计算，而不是以案发时实际未还的数额为准。第三，超期未还型的挪用公款，要求每次挪用的时间必须是超过三个月未还方可构成犯罪。所以，对于超期未还型的多次挪用的行为，必须是挪用公款超过三个月未还的行为的数额认定。如果是多次挪用公款用于非法活动和营利活动以外的个人生活消费，后次挪用的公款在前次尚未超过三个月即归还的，前次不构成犯罪；后次在案发后如果超过三个月的，以案发后实际未还的数额认定；如果挪用在案发时尚未超过三个月的，全案无罪；如果每次挪用均符合法定条件超过三个月未还，尽管是以后次挪用的公款归还前次，我们认为每次挪用均是对法益的实质侵害，同样以累计计算。最后，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一次挪用公款数额较大，分别用于两种或三种用途，即一次挪用包括非法活动型和营利活动型以及超期未还型，而且每一种活动所使用的公款数额都未达到立案的标准，如何处理？我们认为，应该总体评价，不能分割认定，挪用的数额反映着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公款所体现的法益是被挪用行为侵害的，具体的用途只是对社会危害性的区别，如果将一次挪用公款用于各种用途分别评价时，可能导致犯罪行为化为乌有，放纵了犯罪分子，不利于惩治和预防挪用公款的犯罪行为。 三、挪用公款担保的定性 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典型形态是将公款转移到意图中的用途，通过现金转移、银行划拨等方式来改变公款的原有的状态归个人使用，侵犯了公款的使用权等权能，或是为了非法活动，或是为了投资营利活动，或是为了个人生活消费，共同特征是公款的使用价值得以实现，表现为直接进入流通领域。但在实践中，有些对公款享有管理职权的国家工作人员，为了私利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擅自以公款为标的物为他人的经济活动设定担保。这种使用形式对单位公款利益存在侵犯，实践中导致大量的公款受损，对此种行为能否以挪用公款罪进行评价，需要深入分析。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作为民商经济领域中重要制度的担保的基本内容，我国担保法规定了五种担保形式，即保证、抵押、质押、定金和留置。其中由第三人提供的担保只有保证、抵押和质押三种，国家工作人员以公款为标的为他人担保通常就 是第三人为他人的担保。 涉及到公款担保的可能存在如下两种形式：第一，行为人挪用公款后，为私利将公款以个人名义为他人担保；第二，行为人直接以单位名义将公款为他人设定担保。因为第一种情形实际上就是行为人挪用后，变公款为自己占有再为私利对公款用途的处理，仍然是行为人个人挪用公款的行为，所以我们这里所要探讨的是第二种情形。行为人以单位名义将公款为他人设立担保，由于借助挪用行为人个人名义，只是单位与他人之间担保的法律关系，这就导致了对该类犯罪行为认定上的困难，因为在行为表现上，并不符合上述的将公款进入流通领域的典型形态。但这不是全然否定一切公款担保行为构成挪用公款罪的可能，因为将公款进入流通领域并不是挪用中归个人使用的全部内容，“使用”的方式应该是多种多样的，根据担保法的规定，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承担责任的行为。保证的特点是以保证人的信誉提供担保，属于人保，因此国家工作人员以单位名义担保的情形，有人认为，公款作保证只有在债务人不履行约定债务的情况下，才可承担连带责任，才能以保证人的资金适当抵偿债权人，因而，以保证方式为他人提供担保的行为是否属于挪用公款行为，关键是担保行为是否造成公款的损失。如果保证人为担保行为以公款实际承担担保责任的，应认为是挪用公款行为。如果担保人虽提供了保证，但没有实际承担连带责任，公款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并没有因保证而有所改变，就不能认定为挪用公款行为。笔者认为，对于以单位公款作担保的行为，不能成立挪用公款罪。上述观点没有法律根据，刑法对挪用公款罪的规定并不以公款的损失为构罪条件，因此以担保后是否造成公款损失为标准来认定行为成罪与否，没有根据。再者，公款的保证并没有转移公款的占有，公款的使用权和收益权仍然归属于原单位所有，以公款作保证的只是对公款的权利设立了限制和承担连带责任的风险，单位对公款的权利并未遭到现实的损害，从这一角度来看，它不符合挪用公款罪的基本特征。国有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擅自以单位公款设立保证造成公款损失的，可依刑法第168条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或刑法第397条滥用职权罪来定罪处罚。至于公款抵押问题，由于抵押权的特殊性，其实质是抵押不转移占有，根据担保法的规定，公款不能成为抵押物，公款作为货币是一般等价物，不具有特定性，一般认为不能成为抵押物，如果认为可以作为抵押的话，那就变成了保证的变通形式，所以不存在公款被抵押是否构成挪用公款罪的问题。至于质押，它是指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将其动产交债权人占有，将该动产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有权以该动产折价或者拍卖、变卖该动产的价款优先受偿。基于此概念，民法理论通行观点都否认公款能成为质押物。因此，实践中也不会出现以公款现金作为质押物为他人担保的情况。但是，以体现公款权利的汇单、支票、本票、存款单、股票等权利质押的则是法律允许的。当以这些权利凭证作为质押时，汇票、存单等本身就成为了公款的替代物，当被转移占有被质押的，实质就是公款被转移占有，被挪用了，因此完全可以构成挪用公款罪。 对于挪用特定款物归个人使用，为他人设定担保时，其中除款项以外的特定物资可以作为抵押权和质押权的标的物，当特定物资被抵押时，同样还是不转移占有，只有权利被限制，财物本身的使用权和收益权并不受到侵犯，不构成挪用公款罪。关于特定物资被质押的，与公款权利质押同理，可以构成挪用公款罪。 四、挪用不退还的理解 挪用公款不退还最早规定在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关于惩治贪污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中，当时规定对挪用公款不退还的以贪污论处。1989年“两高”的解释中将挪用公款不退还的解释为“既包括主观上不想还，也包括客观上不能还”，这一规定及司法解释颁布后，引起了理论界的广泛讨论，对其持否定意见的居多，许多学者认为，把主观上想还但客观上因意志以外的原因造成的无归还能力而不能还的情形，仅以客观后果定为贪污罪，不符合刑法上的主客观相统一原则，有客观归罪的嫌疑。 97刑法修订过程中，立法者也意识到该问题，为了避免上述矛盾，在新刑法第384条的规定中取消了挪用公款不退还以贪污论处的规定，并将原来的数额较大修订为数额巨大，数额巨大不退还的作为挪用公款罪的情节加重犯的加重情节。将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的仅仅作为挪用公款罪的加重情节，毕竟不如以贪污罪论处来得痛快，对那些挪用公款后不想退还导 致公款灭失的仅以挪用公款罪处罚不解心头之恨，在这样的观念指导下，《98解释》规定了“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的，是指挪用公款数额巨大，因客观原因在一审宣判前不能退还的。挪用公款潜逃的，依贪污罪定罪处罚。”这一解释将不退还限定在因客观原因不退还，言外之意是因主观原因不想退还的则另当别论，因为这时行为人客观上有能力还，主观上不想还，就可以推定为对公款主观上产生了非法占有目的，符合了贪污罪的犯罪构成，对其行为应以贪污罪定罪处罚。 挪用公款不退还的，只有在因客观原因导致不能退还时，才可以作为挪用公款罪的加重情节，如果涉及到主观上不想退还的，便存在犯罪转化的问题，即由暂时挪用取得公款的使用权转化为对公款的永久占有，朝着贪污罪的方向发展，这实质是此罪与彼罪间的转化问题，这种转化需要立法的明确，司法解释中将挪用公款罪解释成贪污罪免不了有逾越立法权之虞。

挪用资金篇9

近几年来，关于挪用公款罪的研究，理论界和实务界一直有些问题仍争论不休，随着我国的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经济领域内无不伴随着挪用公款的问题，挪用公款罪是经济领域内的多发犯罪，在新刑法修改之后，近几年来两高了多条司法解释和执法依据，由于个案的差异和执法者的素质限制及理论上的差异，导致在挪用公款的定性、犯罪对象、犯罪性质等问题上出现争议，针对此现象，本文拟就以下九个方面的问题进行探讨，但因笔者水平有限，文中的观点和词句有不当之处，敬请老师斧正、赐教。

本文共九个部分

一、挪用公款罪的概念及构成

二、关于挪用公款罪与非罪的界限分析

三、关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中”中“个人”的界定

四、关于非法活动的认定

五、关于挪用公款与借贷公款的认定

六、关于挪用公款存入金融系统吃利息差案件的认定

七、挪用特定款物罪的认定

八、关于犯罪数额的认定

九、关于挪用公款既遂未遂的认定

近几年来，关于挪用公款罪的探究，理论界和实务界至今仍在争论，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搞活、经济持续发展，经济领域无处不伴随着挪用公款的问题，挪用公款罪是经济领域内的多发性犯罪，在新刑法修改之后，近几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检察院了多条司法解释和有关通知，为正确处理挪用公款案件提供了执法依据，但由于个案的差异和执法人员素质、理解上的差异，导致在挪用公款的定性、犯罪对象、犯罪的性质、一罪数罪等问题上出现争议，针对此现象，笔者也想参与探究，若观点偏颇，希望得到老师和同仁的斧正。

一、概念及其构成

挪用公款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行为。

（一）客体要件

本罪侵犯的客体，主要是公共财产的所有权，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侵犯了国家的财经管理制度。挪用公款罪侵犯的直接客体是公款的使用权，同时行为人挪用公款后一般都有占有，有的还因此获得利益。所有权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任何侵犯财产犯罪实际都不可能取得真正的所有权。挪用公款罪直接侵犯了公款的使用权，这是违反国家财经管理制度，因而它又侵犯了国家的财经管理制度。但是，挪用公款侵犯的主要客体是国家公共财产的所有权，挪用公款罪所侵犯的客体包括：一是国有财产的所有权；二是劳动群众集体财产所有权；三是由于扶贫和其他公益事业的社会捐助或专项基金的财产所有权；四是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集体企业或人民团体管理、使用或运输中的私人财产的所有权；五是非国有公司、企业使用以及其他非国有单位资金所有权；六是非国有金融机构中客户资金的所有权。其中，挪用公款罪的犯罪对象，当然包括公共资金款项，也包括拟定的公共资金款项。

本罪侵犯的主要对象是公款。既包括国家、集体所有的货币资金，也包括由国家管理、使用、运输、汇总与储存过程中的私人所有的货币。在国有企业、公司中，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挪用本企业、公司的财物，属于侵犯了公共财物的所有权。在中外合作、合资、股份制公司、企业中，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挪用上述公司、企业的资金，也应属于侵犯公共财物的所有权。《刑法》第384条规定，挪用救灾、抢险、防汛、优扶、扶贫、移民、救济款物归个人使用的，按挪用公款从重处罚，因此这些特定的款、物可以成为本罪的对象。挪用公物归个人使用，一般应由主管部门按政纪处理，情节严重的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仍可以折价按挪用公款处罚。[1]

公款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公款不仅包括公共资金款项和国有资金款项。而且包括特定财物和非国有单位、客户资金。所谓狭义的公款，是指公共所有的资金款项。包括国有的资金款项、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资金款项或用于扶贫和其他公益事业的社会捐助专项基金。

（二）客观要件

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实施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或者挪用数额较大的公款进行营利活动，或者挪用数额较大的公款超过三个月未还的行为。其中包括三个要件：（1）行为人实施了挪用公款的行为，即行为人未经合法的批准，而擅自将公款移作它用。（2）行为人挪用公款的行为是利用其主管、管理、经手公款的职务上的便利实施的。（3）行为人挪用的公款是归个人使用的，所谓个人使用，既包括挪用人个人使用，也包括挪用人交给或借给他人使用。

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包括下列情况：

一是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非法活动是供个人或他人进行走私、等违法犯罪活动。对这种情况的定罪，没有要求挪用公款的数额要达到较大的程度。也没有规定挪用时间的长短，根据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1998年5月9日施行，以下简称“解释”）的规定，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超过三个月未还的，以五千元至一万元为起点，挪用公款归个人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超过三个月未还的，以一万元至三万元为起点。未达上述标准的，一般不以犯罪论。

二是挪用公款归个人进行营利活动，并且数额较大的。这是指挪用数额较大的公款作为挪用人或他人进行营利活动的资本。如挪用或他人将挪用的公款用于生产、经营、买房出租，作为个人参与企业经营的入股资金、存入银行或者借给他人而个人取利等，这里的数额较大是以1万元至3万元为起点，以挪用15万元至20万元为数额巨大的起点，以30万元以上为特别巨大的起点。对于这种挪用公款数额较大的公款归个人进行营利活动的，法律既没有要求挪用公款要达到多长时间，也不要求行为人的营利目的是否真正达到。但如果案发前已经部分或全部归还本息的，可以分别情况，从轻处罚，情节轻微的，可以免除处罚。

三是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用于上述非法活动、营利活动以外的用途，并且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如挪用公款用于建私房、购置家俱和其他生活用品，办理喜、丧事、支付医疗费等，或者用于家庭个人偿还债务的必须要达到一定数额，达到一定时间，数额较大，也是1万元至3万元起点，以15万元至20万元为数额巨大的起点。未还是指司法机关、主管部门或相关部门发现前未还。对于每次挪用都不超过三个月的，应从第一次挪用时间算起，连续累计到行为终止。在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时，挪用公款的数额按最后未归还的金额认定。

（三）主体要件

本罪是特殊主体，即国家工作人员，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国家工作人员，在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受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

（四）主观要件

本罪在主观方面必须是直接故意，行为人明知是公款而挪作他用，其目的是非法取得公款的使用权。挪用公款罪在主观方面具有如下特点：

（1）挪用公款具有非法性。

（2）挪用公款的本意是指公款私用、移用、占用、借用而非法占有公款。

（3）挪用公款并不侵吞，而是准备归还，具有擅自借用的特性。

二、关于挪用公款罪与非罪的界限分析

下列挪用公款行为属于挪用公款罪的行为：

1、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工作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或者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较大的，超过三个月未还的。

2、国有公司、企业或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或者虽未超过三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行为。

3、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行为。

4、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用于救灾、抢险、防汛、优扶、扶贫、移民、救济款物归个人使用的行为。

三、关于“挪用公款罪归个人使用”中“个人”的界定

“解释”对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中个人界定为“挪用者本人使用或者给他人使用，挪用公款给私有公司、私有企业使用的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该解具有如下弊端：

1、对私有公司、私有企业的刑法定位与刑法中关于单位犯罪的主体规定不一致。如《刑法》第30条规定的，能够成为单位犯罪主体是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其中“公司”并没有将“私有公司”排除在外。《解释》将作为独立法人的私有公司视为个人，显然与刑法关于单位犯罪主体的规定不相吻合。

2、将私有企业视为个人，破坏了刑法与民法有关规定之间的一致性。根据我国的民法理论和相关法律规定，私有企业是指企业属于私人所有，雇工八人以上的营利性组织，其组织形式有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及公司三种。将独资企业等同于企业主或个人理所当然，但合伙企业则不同。《合伙企业法》将合伙企业界定为独立法人，《解释》只规定了挪用公款归私有企业使用视为归个人使用，没有区分私有企业的种类，出现了与民法理论的矛盾。

3、将私有公司、私有企业视为个人与刑法中很多罪名规定的个人仅指自然人，容易出现歧义。

4、以企业所有制性质作为判定企业组织性质的标准，不够科学，实践中也不好操作。

5、将私有公司、私有企业视同个人，在公司、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名不符实时，将出现矛盾。如营业执照是企业经济性质，在企业的《营业执照》没有被撤销前，仍应是企业。

综上所述，笔者建议：在今后的司法解释或立法中明确规定：挪用公款给单位犯罪也构成犯罪，不论是什么性质的单位。当然在挪用公款罪的司法解释和法律规定没有修改之前，行为人挪用公款给个人使用的，包括挪用公款给本人使用、给他人使用及给私有公司、私有企业使用，符合定罪条件的，以挪用公款罪处理，如果行为人挪用公款给私有公司、企业以外的单位使用的，如给国有公司、企业使用的，不以挪用公款罪处理。

四、关于“非法活动”的认定

《解释》第二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挪用公款的个人使用，进行、走私等非法活动的构成挪用公款罪，不受“数额较大”和挪用时间的限制。

一般意义上的“非法活动”是指国家法律、政策所禁止的活动。实践中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认定“非法活动”。

1、“非法活动”的性质、范围。

一种意见认为，仅指那些构成犯罪的违法活动；另一种意见认为，应当指有可能构成犯罪的活动；第三种意见认为，“非法活动”不仅包括犯罪活动，而且包括一般的违法活动。笔者认同第三种意见，理由是：（1）把非法活动局限于犯罪活动或可能构成犯罪的活动，不利于充分保护公款的占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2）从目前有关的司法解释规定看，并没有明确限定“非法活动”只能是犯罪活动；（3）司法实践中有些挪用人将公款用于吸毒、、放高利贷等一般违法活动，对这些现象，只有以将挪用公款用于“非法活动”才有利于罚当其罪。

2、关于公款使用人自身的情况，能否影响“非法活动”的定性问题。理论界和实务界存在一些分歧。

一种意见认为，界定某一活动是属于非法活动还是合法的营利活动，必须结合公款使用人自身的情况来认定。如国家工作人员违背禁令挪用公款，经商办企业，应认定为挪用公款进行违法活动，或者挪用人自己或与他人共同经商办企业，那么由于这种行为违反了国务院关于严禁国家工作人员经商办企业的规定，就应当认定此属于挪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如果挪用者本人未参与经商办企业，只是将公款借给他人从事合法的经营活动，则应当认为其行为属于挪用公款进行营利活动。另一种意见认为，区别营利活动与非法活动应当以挪用公款后的实际用途来认定，对国家工作人员从事的经营活动不能一概认定为“非法活动”，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果国家工作人员所从事的经营活动是法律允许的活动，那是按“营利活动”处理的范畴，如果挪用公款所从事的是法律禁止的活动，则应按“非法活动”对待，笔者赞同后一种意见。

3、“非法活动”不一定非以营利为目的。

在实践中，有的挪用人将挪用的公款用于走私、诈骗、非法经营等非法的营利活动，而有的挪用人将挪用的公款用于吸毒、等，上述两种犯罪行为虽然同属于挪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不影响对挪用人的定罪，但具体反映出挪用人的不同犯罪动机和不同的社会危害性，对正确量刑是有一定影响。

五、关于挪用公款与借贷公款的认定

借贷公款是一种合法的借贷行为。单位与单位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只要办理了必要的借贷手续，符合法律、法规、政策的规定，都可以相应借用款项。其特点在于一是合法，二是自愿，三是用途合法。上述三点是挪用公款所不具有的，挪用公款所具有的特征是未经合法的批准，擅自动用公款。

借贷行为和挪用行为，都系与职务相关的行为。两者有诸多相同之处，如主体，都具有经管公共财产的职务身份，形式都是将公款转给个人使用，具体对象都是公款，行为都具有违法性。

确定借贷行为是不是挪用，只有在两者构成要件完全重合的情况下才能认定。两者在主体、客体方面是重合的，在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是交叉的。

客观方面，借贷行为人如果是法人行为，则与挪用发生分离，如果是个人行为，则与挪用发生重合。主观方面，如果是出于公利，则与挪用发生分离，如果是出于私利，则与挪用发生重合。两者重合的统一就是认定借贷行为转化为挪用的标准，即借贷行为人员有以个人名义，出于私利而为的才能以挪用论处，如果是以单位的名义，出于为公利而为的，就不能以挪用论处。

对以下几种借贷行为的定性与处理：

1、行为人利用职权自批自借，或互批互借，或假名、冒名借贷，或由他人借款后又转归自己使用。因在这种情况下，借款行为具备挪用的主客观构成要件。

2、对下面几种借贷行为，不能以挪用论处，应根据实际情况，区别对待：

（1）对及时回收本息，没有给单位造成损失的，一般可作为违反财经纪律处理。因为此种情况下，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小，情节显著轻微，不宜按犯罪论处。

（2）内外勾结诈骗公款的，应以共犯论处。其中主犯是内部人员的，应以共同贪污罪论处，主犯系外部人员的，则应以共同诈骗论处，行为的性质由主犯行为决定。

（3）不能收回本息，虽采取了积极追讨措施，但仍造成重大损失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应按论处。因为其主观上对造成的危害结果具有过失的态度。

（4）在办理贷款过程中，收受对方财物，数额较大的，应按受贿论处，因为这也是一种权钱交易行为。

（5）明知对方借款是用于走私等犯罪活动而予以借贷的，应当以走私罪共犯论处，因为这是一种资助犯罪行为。

六、关于挪用公款存入金融系统吃利益差案件的认定

所谓挪用公款私自存入银行获得利息差的案件，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挪用公款后，再将被挪用的公款以个人名义存入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进而获取利息的行为。

实践中应注意以下问题：

1、行为人是否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

2、行为人在主观上是否具有挪用公款后，再利用该公款获取利息的犯罪目的。至于行为人是否获取了利息，并不影响该行为的认定。

3、此类案件应按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型挪用公款罪处罚。

七、挪用特定款物罪的认定

所谓挪用特定款物案件，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挪用特定物品给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特定款物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或者挪用特定款物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行为。该类案件属于挪用公款案件的特殊形式，其特点是挪用的对象是公款中的特定款物。其定款物包括救灾、抢险、防汛、优扶、扶贫、移民和救济基金。

本罪必须符合如下要件：

1、行为人必须是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自然人。

2、行为人在主观上必须具有特用特定款物的故意，即行为人明知是用于特定方面的特定款物，而将其挪作它用，并且以利用特定款物的使用价值，而进行非法活动、营利活动或其他活动为犯罪目的。

3、行为人在客观上实施了下列行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特定款物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特定款物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这时，被挪用的特定款物试用于除非法活动、营利活动以外的其他方面。

八、关于犯罪数额的认定

关于非法活动型的挪用公款，刑法未对其作数额上的限定，但根据《解释》的有关规定，应以5千元—1万元的追究刑事责任的起点，如果未达以上标准的，可以不认定为犯罪。营利活动型和超期未还型均有数额限定，且《解释》将数额巨大作为“情节严重”的情形之一，故挪用公款的犯罪数额关系到罪与非罪、罪轻与罪重的区分。实践中需注意以下问题：

1、根据《解释》规定，挪用救灾、抢险、防汛、优扶、扶贫、移民、救济归个人使用的数额标准，参照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数额标准。

2、根据《解释》第4条，多次挪用公款不还的，挪用数额累计计算。多次挪用公款并以后次挪用的公款归还前次挪用的公款，挪用公款数额以案发时未还的实际数额认定。但对此，学术界争议较激烈。笔者认为本条所称的“归还”必须是后次挪用的公款“归还”前次挪用的公款，而不是以自己的钱或他人的钱归还的。

3、挪用公款用于多种用途的。刑法和《解释》规定不明确，笔者认为在实践中可按如下标准办理：（1）如果其中一项达到了相应的定罪标准，且三个月未还，应定罪处罚。（2）如三种用途均未达到各自的定罪标准，但总和达到较大标准，且三个月未还的，应定罪处罚。（3）总和低于数额较大标准或虽达到较大标准但未超过三个月即归还的，则不宜以犯罪论处。

九、关于挪用公款既遂未遂的认定

有些观点认为，挪用公款应包括挪动和使用。因此有挪并使用才构成了既遂，挪而未用应是未遂[4]。另一种观点认为，挪动是手段，使用是目的，一旦公款被非法挪动，此时公款的占有、使用、收益权就已遭到实际侵害，故挪用公款应以是否非法占用公款为标志，挪而未用的，也应以既遂论处。[5]

还有一些实践中常见的问题需要探讨，即挪用大额存单获取少量贷款的行为如何计算数额。对此的争论有两点：一种观点认为应以存单总额作为挪用数额；另一种观点认为，应以实际贷款即数额风险作为挪用数额，理由是即使这笔款不能还，对其余的款项也会产生影响。笔者认为第二种观点不妥。1、行为人侵犯的是存单所载总额的占有、使用、收益权，其虽使用了贷到少量贷款，但其行为已使存单所在单位无法再对存单行使其所有权。2、行为人挪用大额存单贷取少量贷款的行为与挪用大笔公款仅使用其中少量的行为，在侵犯公款的占有、使用、收益上是一致的，既然挪而不用可以所挪金额认定既遂，挪而用其一部分更应以犯罪既遂论处，既遂金额以存单所载总额为准。

参考文献

[1]朱振勇、王为明《办理挪用公款案应注意的问题》见《刑事司法指南》2000年2期第84—85页。

[2]刘彦辉、许丽华《挪用公款罪若干问题的探讨》载于2003年第2期《学术交流》。

[3]王作富主编《经济活动中罪与非罪的界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79页。

[4]杨迎泽、单荣敏著《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立案侦察案件罪名认定与处罚》，中国检察出版社第11—19页。

[5]高铭暄、王作富主编，《中国惩治经济犯罪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2页，转引自赵秉志主编：《中国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之《贪污贿赂罪、渎职罪》分册第128页。

挪用资金篇10

论文摘要：挪用公款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3个月未还的行为。我国《刑法》第384条规定了挪用公款罪。认定挪用公款罪除应符合犯罪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外，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认定。

（一）挪用公款罪与非罪的界限

司法实践中，挪用公款罪与合法借贷行为、一般挪用公款行为难以区分。关于挪用公款罪与合法借贷行为的界限问题，理论界一直存在纷争。我们认为，必须根据挪用公款罪的三种类型即非法活动型、营利活动型、超期未还型个体分析，区别对待。在非法活动型、营利活动型中，不存在与合法借贷行为的明确界限。即使行为人办理了借贷审批手续，实质上也并非合法借贷。在超期未还型中，由于行为人挪用公款是正当需要，只要经过了单位领导审批，且办理了借贷手续，便不宜按挪用公款罪处理。对挪用公款罪与一般挪用公款行为的界限，应当从挪用数额、挪用用途、挪用时间、挪用对象、使用主体、主观因素等多方面进行分析，予以综合认定。

（二）挪用公款罪与贪污罪的界限

两罪的客体现都是复杂客体，即既侵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也侵犯公共财产所有权。客观方面的要件都包含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内容。主观方面的罪过形式都是直接故意。二者的区别在于：其一，次要客体存在一定区别。本罪的次要客体限于公共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权；贪污罪次要客体是公共财产所有权。其二，客观方面的行为方式不同。本罪表现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3个月未还；贪污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实施本罪的行为人不存在做假帐、虚报帐目等行为，而实施贪污罪的行为人往往有做假帐、虚报帐目等行为。其三，主体范围不同。本罪的主体限于国家工作人员；贪污罪的主体除了国家工作人员外，还包括国有单位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其四，主观目的不同。本罪以使用公款为目的；而贪污罪则以非法占有公共财物为目的。

（三）挪用公款罪与挪用资金罪的界限

本罪与挪用资金罪在主客观方面都有相同之处。主观方面的罪过形式都是故意，并且都以使用单位资金为目的。客观方面都表现为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单位资金的行为，行为的表现形式也是一样的。二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其一，犯罪客体与对象不同。本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即既侵犯公共财产的所有权，也侵犯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犯罪对象是公款；而挪用资金罪的客体是简单客体，即只侵犯单位资金的所有权，犯罪对象是非国有单位的资金。其二，犯罪主体不同。本罪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而挪用资金罪的主体则是非国有公司、企业的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