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用公款罪范文10篇

挪用公款罪范文篇1

一、关于“非法活动”的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二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走私等非法活动的构成挪用公款罪，不受“数额较大”和挪用时间的限制。《解释》采用列举式的说明，没有对“非法活动”进行明确、全面和概括的规定，同时应当看到，在纷杂的社会现象面前，人的认识的非至上性决定了司法机关不能在司法解释中详尽地列举各种特殊的活动形式。一般意义上讲，所谓“非法活动”，是指国家法律、政策所禁止的活动。司法实践中，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认定“非法活动”。

1、“非法活动”的性质、范围。对此理论上有不同的见解。一种见解认为，仅指那些构成犯罪的违法活动；另一种见解认为，应当指有可能够成犯罪的活动；还有一种见解主张，“非法活动”不仅包括犯罪活动，而且包括一般的违法活动。司法实践中，以最后一种见解为通说。笔者认为，挪用公款的非法活动应当包括犯罪活动和一般的违法活动。理由是：首先，把非法活动局限于犯罪活动或可能构成犯罪的活动，缺乏法律依据，不利于充分保护公款的占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其次，从目前有关的司法解释的规定来看，并未明确限定“非法活动”只能是犯罪活动；第三，司法实践中，有些挪用人将挪用的公款用于吸毒、、放高利贷等一般的违法活动的现象屡见不鲜，对这种情况只有以挪用人将公款用于“非法活动”予以制裁，才能做到罚当其罪。

2、关于能否根据公款使用人自身情况判断是否属于“非法活动”问题。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此存在明显分歧。一种意见认为，界定某一活动是属于非法活动还是属于合法的营利活动，必须结合公款使用人自身情况来认定。例如，挪用公款炒股，对一般人来说，属于挪用公款进行营利活动，但是如果是证券从业人员挪用公款炒股，或者是挪用公款给证券从业人员炒股，则按照我国证券法的规定，证券从业人员禁止参与股票交易，应当视为挪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而不能再以挪用公款进行营利活动对待；再如，国家工作人员挪用公款经商办企业，如果是挪用人自己或与他人共同经商办企业，那么由于这种行为违反了国务院关于严禁国家工作人员经商办企业的规定，就应当认定其属于挪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如果挪用人本人未参与经商办企业，只是将公款借给他人从事合法的经营活动，则应当认为其行为属于挪用公款进行营利活动。另一种意见认为，区别营利活动与非法活动应当以挪用公款后的实际用途来认定，挪用人（主体）的不合法性并不必然推出其从事的活动也是非法的。对国家工作人员从事的经营活动不能一概认定为“非法活动”而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国家工作人员如果挪用公款后进行的经营活动是法律允许的范围，那就应当按“营利活动”处理，如果挪用公款后进行法律所不允许的活动，就按“非法活动”对待。笔者同意后一种意见。

3、认定“非法活动”不一定非以营利为目的。一般来讲，挪用公款中的“非法活动”仅指挪用人行为的性质而言，而不问该行为是否营利，换句话说，某种行为，不管它是不是营利的，只要是非法的，就可以认定为挪用公款罪中的非法活动。实际生活中，有的挪用人将挪用的公款用于走私、合同诈骗、非法经营等非法的营利活动，而有的挪用人将挪用的公款投入纯消费的非法活动中去，如吸毒、等。一般地讲，这两种犯罪行为虽然同属于挪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不影响对挪用人的定罪，但具体反映出挪用人的不同的犯罪动机和不同的社会危害性，对正确量刑具有意义。

二、“非法活动”的分类

如果对现实生活的各种“非法活动作刑法上的评价，所有的非法活动可以被分为三类：一是营利性非法活动，即挪用公款直接用于非法的营利活动以获取利润的行为，如走私、、犯罪、制作、贩卖黄色书刊、淫秽物品、合同诈骗、非法经营等；二是非营利性非法活动，即挪用公款用于满足非法的私欲。如、吸毒等，现实生活中，常发生挪用公款包养情妇、供”二奶“挥霍等现象，这种情形应当认定为挪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因为挪用人为追求奢侈糜烂的生活，挪用公款以满足自己的私欲，其行为已超出了自己或他人合法生活的范围；三是补救性非法活动，即挪用公款用于清偿非法活动所负的债务，又可以称之为消极的非法活动。如：挪用公款偿还赌债，偿还吸毒所负的债务，甚至挪用公款支付”二奶“及其非婚生子女的扶养费用等所谓的”风流债“等。

三、与挪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刑事责任相关的几个问题。

1、关于挪用公款从事非法活动追究刑事责任的数额标准问题。根据《解释》的规定，挪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的，不受“数额较大”和挪用时间的限制。因此，有人认为，只要挪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的，不论数额大小或者时间长短，均应当构成犯罪，即“非法活动型”挪用公款罪没有数额起点，也没有时间界限，只要挪用公款，即使一百元或一千元用于、的，或者只要挪用了一天、两天就归还的，也得定罪判刑，这些显然不符合立法本意。根据《解释》第三条第二款和第三款的规定，挪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的，应以挪用公款五千元至一万元为追究刑事责任的数额起点，同时授予各高级法院根据本地实际情况确定各地的具体数额标准。应当说明的是，《解释》中关于不受“数额较大”的限制，应当是指不受“超期未还型”和“营利活动型”挪用公款中的数额较大（即一万元至三万元）的限制。至于挪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的时间问题，也应当区别情况，具体对待。一般来说，只要挪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数额达到规定标准的，均应当定罪。但如果挪用人挪用数额较大的公款用于非法活动仅一天、两天就马上归还，且无继续犯罪的，可以根据刑法第十三条的规定视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确实需要定罪的，也可以根据刑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免予刑事处分。

2、关于挪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的“从重处罚”和“不适用缓刑”情节。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挪用用于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归个人使用的，从重处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96年6月26日《关于对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犯罪分子依法正确适用缓刑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对挪用公款进行投机倒把、走私、等非法活动等六种情形的不能适用缓刑。对于行为人挪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构成犯罪，而挪用的款项属于上述七种性质的，应当从重处罚，并且只能限于这七种性质的款项；但是挪用人挪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不能适用缓刑则不能仅限于《若干规定》规定的三种情形，还应当包括前文所述的营利性非法活动、非营利性非法活动以及补救性非法活动的所有情形。

3、关于挪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的数罪问题。挪用公款构成数罪，较常见的多发于“非法活动型”挪用公款罪，如挪用公款进行走私、贩卖、、非法经营等，对于此种情况，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解释》第七条第二款的规定，按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挪用公款罪范文篇2

一、如何认定法人代表的“擅自”行为

刑法理论认为，所谓挪用公款是指行为人未经合法批准而擅自将公款移作他用。这一定义，对于非单位负责人(如单位副职、各部门负责人等)将公款给他人使用的挪用公款犯罪是基本适用的，但对于单位负责人，尤其是对于那些由一人负责、财务管理制度不健全的公司、企业负责人所实施的将公款给他人使用的挪用公款犯罪并不完全适用。有人说，单位负责人对单位财物拥有相对独立的管理、经营权，其有权支配单位的财物，也就不存在“擅自”问题。这岂不是说，凡法人代表以法人的名义所实施的将公款移归他人使用的行为都是法人行为、职务行为，不存在挪用公款犯罪的问题？

笔者认为：一切未经有权机关合法批准的行为，都只能是一种擅自行为。这是由公款的所有权及其法定用途所决定的。法人代表只有在法律及其职责范围内活动才是代表法人意志的、有效的行为，才能称得上是法人行为。而那些违反法律规定、超越职权范围又没有经上级主管部门审批同意、没有经班子集体研究决定（在此姑且不论经班子集体研究决定的也有可能构成共犯）的行为只能是其“擅自”的个人行为。在此情况下，即使法人代表是以法人的名义实施行为的，也只能说是行为人利用职务之便实施的个人行为。实践中，判断是否法人行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第一、行为人之行为是否具有公开性。法人行为一般是为单位其他人所知，往往具有一定程序的公开性。而个人行为一般较为隐蔽；

第二、行为人之行为是否具有欺骗性。个人行为的行为人利用职务便利，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掩饰其个人意图；

第三、行为人之行为是否具有正规合法性。法人行为一般有正规合法的手续，而个人行为则不然。

二、对使用人企业性质的界定

根据刑法的规定，只有挪用公款的使用人是“个人”的，才能构成挪用公款罪。1998年4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挪用公款给私有公司、私有企业使用的，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这样，在查处挪用公款案件时，认定使用人企业的性质就成为至关重要的条件。一般情况下，判断企业性质的依据是企业的《营业执照》。因为，《营业执照》是国家授权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发给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其他经营单位取得合法经营权的凭证。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名为集体实为个体的情况客观存在，如果简单地凭营业执照来认定，容易导致审判实践中对挪用公款罪打击面过窄，无法有效地保护公款的专用权。实践中，不少企业的挂靠活动和承包活动造成了企业财产关系混乱、产权不清、界限不明，公款被挪用了给类似企业使用，它们的性质是个人还是集体呢？对此，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往往又由于种种原因不愿重新核定，使办案工作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对此应如何处理?有人认为，国家并未赋予检察机关改变、认定企业性质的权力，有此权力的只系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检察机关认定企业实际性质就是越权行事。笔者认为，这样的观点是不可取的，认定企业的实际所有制性质纯属法律法规的适用问题，而非什么专门的技术性鉴定工作，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发现企业性质登记有误的，即可根据实际性质认定犯罪，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这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核定企业性质、核发营业执照的行政行为分属不同的职能范畴，不能相提并论。只有这样，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才能符合“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法制原则。

鉴于企业性质问题在认定、追究犯罪时事关重大，在办案过程中我们应注意从以下几个决定企业性质的核心问题进行查证:一是从企业的投资来源、资金信用证明、验资证明或资金担保等情况中，弄清真实的投资方式；二是从主管部门或审批机关的批准情况和利润分配情况中，弄清其真实的所有制形式；三是从企业经营方式上，弄清其企业财产的真实所有权(如系承包制、租赁制，其原所有制性质不变)。查清了这些问题，我们就能透过事物的现象来把握其本质，而不被浮云遮望眼。行为人挪用公款给私有公司、私有企业使用时，己符合挪用公款罪对主体(国家工作人员)、客体(公共财产的使用收益权)、客观方面（挪用公款给私有公司、私有企业使用）的要求，实践中争议颇大的是行为人主观方面是否明知，即行为人是否明知私有公司、私有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决定了行为人是否构成挪用公款罪。如果明知，行为人主观上就有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故意，构成了挪用公款罪；反之，则不能认定行为人有挪用公款给个人使用的故意，缺乏主观方面的要件，行为人不构成挪用公款罪。事实上，如果行为人是企业的法人代表，就理所当然有合理合法地善用企业资金的义务，基于此，也就有义务对使用人的资信情况、企业性质进行必要的调查了解。如果行为人根本不作任何调查了解，而使用人事实上就是名为集体实为私有公司、私有企业的，则不能说行为人主观上没有放任的罪过，对此也应以挪用公款罪予以追究。在办理案件时，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要有充分证据证明行为人存在直接或间接故意的主观罪过形式，才能对行为人定罪处刑。实践中，情况很复杂，有名为集体实为个人的挂靠、租赁、承包企业，有资金雄厚、规模庞大、员工众多的私有企业，它们都不是一目了然的私有公司企业，必须查清行为人的主观故意，如：是事先明知还是事后知道；案发后重新核定使用人的企业性质，其结果与行为人事先的认知情况是否一致等等。避免出现只要挪用公款给私有公司、企业就对行为人定罪的客观归罪现象。但在查清行为人是事先明知的情况下，也不能由于一纸营业执照上注明使用人是“集体企业”而令我们望洋兴叹、放纵犯罪。

三、“借贷”挪用的法律责任

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公款的挪用与使用多以借贷名义出现。在一些数额较大的案件中，双方往往订有“合同”、“协议”或“借据”，甚至明确约定借用期限、利息。对以“借贷合同”形式进行的挪用行为如何定性，分歧很大。有人认为，双方系民间借贷关系，属民事法律调整范围，不构成挪用公款罪。另一种意见认为，此类“借贷”行为触犯了刑法，应构成挪用公款罪。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

1、“借贷”挪用行为具有严重的违法性。在挪用公款案件中，挪用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如：预付货款、支付定金、虚假联营……等，“借贷”只是其中一种。但无论何种形式都不能掩盖行为人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目的。因为，这种“借贷”行为本身就具有严重的违法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企业借贷合同借款方逾期不归还借款的应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和《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明确规定：此类违反金融法规的合同为无效合同。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贷款通则》第六十一条规定：“各级行政部门和企事业单位、供销合作社等合作经济组织、农村合作基金会和其他基金会，不得经营存贷款等金融业务。企业之间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办理借贷或者变相借贷融资业务”。第七十三条规定：“行政部门、企事业单位、股份合作经济组织、供销合作社、农村合作基金会和其他基金会擅自发放贷款的；企业之间擅自办理借贷或者变相借贷的，由中国人民银行对出借方按违规收人处以1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并由中国人民银行予以取缔。”国务院1998年7月13日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四条规定，“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从事的下列活动：......(三)非法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票据贴现、资金拆借、信托投资、金融租赁、融资担保、外汇买卖”。第五条规定，“未经中国人民银行依法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设立金融机构或者擅自从事金融业务活动”。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以“借贷”名义挪用公款的行为，其“借贷”行为违反了国家的金融法规，是一种非法的金融业务活动。

2、“借贷”挪用是一种情节较重的犯罪行为，应受刑罚处罚。因为，此类“借贷”合同属绝对无效合同，自始至终不受法律保护，只能依照无效合同的处理原则去处理双方的民事法律关系。《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亦明确规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自始至终没有法律约束力。第一百二十七条还规定“对利用合同危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借贷”挪用是一种禁止性行为，并为刑法所追究。最早明确禁止“借贷”挪用的法律规定见于《公司法》，该法第二百一十四条规定，“挪用公司资金或者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1995年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中，首次确立了“挪用资金罪”，并将“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列为主要罪状。修订后的刑法第272条吸收了此规定，并在第二款中规定“准国家工作人员”实施了此罪状之行为的，按挪用公款罪论处。因此，“借贷”挪用不仅为公司法所禁止，也为刑法所禁止。因此，认定利用“借贷合同”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行为构成挪用公款罪是有法律依据的。、“借贷”挪用行为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从挪用公款罪侵害的客体看，此罪侵害的是公款的使用权，即破坏了公款的公用性。“借贷”挪用尽管名义上有“借贷合同”，但同样侵害了公款的公用性，“借贷”改变不了将公款挪归个人使用的性质。而且其“借贷”行为本身还违反了有关金融法规，是一种非法的金融业务活动，破坏了正常的金融活动秩序。因此，从侵害客体上讲，“借贷”挪用行为，比其他形式的挪用行为危害更为严重。司法实践中，应将其作为较重情节从严惩处。

四、如何看待“借贷”挪用利息归公的问题

实践中我们往往碰到这样的情形：某法人代表应朋友的要求同时也出于为本单位增加利息收入的动机，将公款“借贷”挪用给私有企业使用，双方私下签定了“借贷协议”并约定了借款期限和高于银行的利息归出借方单位所有，实际中也是按“协议”履行过，后来借款方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期还本付息。对此应如何定性？有人认为，行为人是出以公心、所收利息归公、自己没有从这中谋取私利、借款又有书面协议，故不构成挪用公款罪。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不符合我国刑事立法根据目的行为确定犯罪构成要件的原则。众所周知，任何行为都有目的和动机之分，犯罪行为也不例外。犯罪行为的目的是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希望产生的危害社会的结果；犯罪行为的动机则是促使行为人决意实施犯罪行为的内心起因。例如，抢劫犯实施抢劫行为的目的是非法占有他人财物，有的可能是为了给家人治病，有的则是为了，等等。因而，犯罪行为在刑法理论上有目的行为和动机行为之分。目的行为是为达到犯罪目的而实施的行为，如抢劫行为；动机行为则是行为人在犯罪目的实现之后为满足其动机而进一步实施的行为，如抢劫之后用抢得的钱财进行旅游的行为。就性质而言，目的总是违法，动机则不一定违法。就行为对客体所起的作用来说，目的行为必然要侵害一定的客体，但动机行为则不一定对客体构成侵犯。因而在刑事司法中，总是根据目的行为定罪，而不是根据动机行为定罪。也正是基于此，刑事立法只能把目的行为规定为犯罪构成的客观要件，动机行为则于犯罪的成立不生影响。对挪用公款罪而言，“挪用”行为显然是挪用公款罪的目的行为，这一行为的实施必然对国家、集体的公共财产占有权、使用权以及国家公职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构成侵犯。至于，其动机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如：“帮朋友”、“为本单位增收”、“为谋取私利”或兼而有之等等，都不影响本罪的构成。当然，动机对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不可能没有任何影响，但它仅仅是一种量的影响作用，而不是质的决定作用。

五、限定现行《刑法》272条第1款中“借贷”的意义范围

挪用公款罪范文篇3

根据刑法384条的规定，挪用公款的要件为：

一是犯罪客观为复杂客体，既侵犯了公共财产的所有权，也侵犯了国家的财经管理制度和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

二是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擅自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行为。

三是挪用公款罪主体为特殊主体，必须是国家工作人员。

四是挪用公款罪在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即行为人明知是公款而故意挪用，目的在于非法取得对公款的使用权。

上述挪用公款罪四个方面的构成要件，是认定挪用公款罪的客观标准，也是区分挪用公款罪与非罪的具体标准。

二、挪用公款的具体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在认定是否构成挪用公款时要注意把握以下几个重点问题：

一是正确认识行为人是否具备挪用公款罪的主体资格。挪用公款罪是国家工作人员实施的犯罪，如果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就不能构成挪用公款罪。在这一问题上，刑法修订前，挪用公款罪的主体包括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以及其他经手管理公共财物人员。刑法修订后，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和其他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不再是挪用公款的犯罪主体。如果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挪用本单位资金符合刑法第272条规定的应以挪用本单位资金罪定罪处罚。

二是要正确判定行为人的主观故意。挪用公款罪主观方面是出于直接故意也就是说，行为人明知是公款而故意违反财经纪律而挪用，目的在于非法取得对公款的使用权。过失不构成本罪，如行为人因工作疏忽大意，使公款被他人非法使用的，不能以挪用公款罪论处。国家工作人员因工作严重不负责任，导致公款被他人用于非法活动，造成严重后果的，可以以玩忽职守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三是要正确判断行为人挪用公款是否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的。如果行为人不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而获得公款归个人使用，不能以挪用公款罪追究刑事责任；

四是要注意区分挪用与借用公款的界限，二者的区别体现是：首先，挪用公款是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的，而借用公款是行为人与单位之间发生的民事债权债务关系；其次，挪用公款罪一般是在单位不知情的情况下实施的，单位不知道公款的去向和用途，借用是按照规定和经单位负责人同意后暂借的，具有公开性；最后，挪用公款的行为多数没有手续和借据，而借用公款一般是经过合法程序批准，有借款凭证，有的在帐面上有记载。

例如，我们在侦查南票站魏某挪用公款一案，严格把握刑法384条的实质要件，注意区别挪用与借用公款的关系的界限，经过初查去伪存真，用挪用公款四个构成要件，逐条分析、研究、认定魏某挪用公款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三、认定挪用公款罪存在的误区

1、认定挪用公款罪的主体与贪污罪的主体完全相同。

挪用公款罪与贪污罪都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性犯罪，二者相比，通常认为它们的主体是一致的。但研究刑法第93、272、382、384条的规定，便不难发现二者的区别。挪用公款罪的主体与贪污罪的主体不同在于贪污罪的主体范畴宽于挪用公款罪的主体范畴。刑法第382条第2款规定，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也可以构成贪污罪的主体。在这条规定中，第2款单列一款，与第一款是并列关系，即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是并列关系，并不包含在国家工作人员之列。而刑法第384条规定，挪用公款罪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并未包括此类人员。刑法第93条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范畴做了具体规定，在这条规定中，国家工作人员并不包括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从这3条规定中，可以看出，挪用公款罪主体与贪污罪主体不同在于，挪用公款罪的主体不包括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而贪污罪的主体却包括。2000年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对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挪用国有资金行为如何定罪问题的批复》中规定：对于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国有资金归个人使用构成犯罪，应当依照挪用资金罪定罪处罚。这样进一步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规定挪用公款罪的主体与贪污罪主体的不同。、认为股份制企业中的人员是否构成挪用公款罪的主体应以是否为国有控股企业来认定。

改革开放以后，所有制结构呈现多元化，随之而来企业性质也日趋复杂，对这些企业中人员挪用钱款的行为如何定性，实践中有多种主张，最常见的是以国有权是否占多数来划分，即国有控股的企业中人员有挪用行为的定挪用公款罪，非国有控股的企业中人员有挪用行为的定挪用资金罪。这种划分似乎合理，但也有偏颇之处。股份制企业一经设立，便具有完全的、独立的性质，该性质不同于任何发起人或认股人，包括参股、认股、控股的国有公司、企业的性质。而公司的法人财产属于独立的法人财产，其性质也不同于任何出资者的财产性质。目前有关法律、法规还没有对此类犯罪有明确的规定，笔者认为对这类行为，可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国有资本控股、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中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本公司财物如何定罪问题的批复》的规定来解决。此批复中规定：在国有资本控股、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中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除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从事公务的以外，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对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应定职务侵占罪。此批复虽未明确规定此类人员挪用钱款的行为如何定罪，但已明确规定此类人员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受委派者除外)，而挪用公款的主体却是国家工作人员，所以在国有资本控股、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中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将公司的钱款挪用给他人或自己使用时，不能以挪用公款罪来定罪。

挪用公款罪范文篇4

一、公款的界定

由于我国刑法中多个条文对挪用公款予以了规定，使本罪的对象出现了一定的复杂性，仅从条文上看，刑法第384条的挪用公款罪的行为客体是“公款”和“特定款物”；刑法第185条第2款的挪用公款罪的行为客体是金融机构的资金和客户资金；刑法第272条第2款的挪用公款罪的行为客体是行为人所在单位的单位资金；这些不同条款中的“公款、资金和客户资金等”在字面意思上并不统一，需要做一番解释。严格说来，资金的范围要大于公款的范围，一切货币金钱都可以说是资金，公款是以货币形式表现出来的公共财产，是公共货币资金。比照刑法第91条对公共财产的解释，公款应当包括：国家所有的公款、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公款、在国有单位管理、使用和运输的私人所有的款项、用于扶贫或者其他公益事业的社会捐助的款项或专项资金。这些是公款的典型部分，应当是刑法第384条中的公款。由于刑法第185条第2款规定的国有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和国有金融机构委派到非国有金融机构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或客户资金的，以挪用公款罪定罪处罚；刑法第272条第2款规定的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挪用单位资金的，以挪用公款罪定罪处罚。这两款的规定，扩大了挪用公款罪的对象范围。从传统的典型公款扩展到非典型的单位资金等，因此在解释挪用公款罪中的公款时，我们必须进行扩张解释，不能再以所有制的性质即传统的公有制性质来认定公款。在所有制性质方面，公款可具体界定为：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的公款；非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中的国家所有的公款和非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中的集体所有的公款。在表现形式上，公款一般表现为货币，包括人民币和外币、支票、股票、国库券、债券等，有价证券是货币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其可通过兑换、贴现变成现金，因此，也应视为货币。最高人民检察院1997年10月13日的批复中明确指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有或本单位的国库券的行为以挪用公款论；符合刑法第384条、第272条第2款规定的情形构成犯罪的，按照挪用公款罪追究刑事责任。”

二、数额的认定

对公款本身的计算并不成为问题，成为问题的是在多次挪用公款时的数额计算，本文在此予以详述。根据多次挪用公款对公款的退还情况，可分为以下几种具体情形：其一，多次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在案发前一次也未还；其二，多次挪用公款，并以后次挪用的公款归还前次挪用的公款；其三，多次挪用公款，但每后次挪用时，前次挪用的已归还；最后，多次挪用公款，后次挪用时前次挪用的部分归还，部分未还。

对于多次挪用公款时挪用数额的确定，实践中的做法不一，大体有以下几种：第一种，累计计算多次挪用公款的数额，不考虑是否归还，以累计的数额作为行为人的挪用数额。这种做法简单明了，易于操作，但不考虑具体情况，难以体现罪刑相适应。第二种，以案发时未还的数额作为认定数额，即对于多次挪用公款的，不论其挪用次数多少，挪用数额大小，以案发时实际未还的数额作为挪用公款的认定数额。这种做法不考察多次挪用的实际情况，只以案发时的情形为根据，着眼实际未还的结果，似有结果归罪之嫌。第三种，以多次挪用公款中的最大数额作为认定数额。即无论挪用次数多少，仅以其挪用公款数额中最大的一次作为挪用公款的认定数额，其余数额不作为认定数额，仅作为挪用公款的情节予以考虑。这种计算方式，只挑最大数额，没有任何根据。由于挪用公款中数额的认定直接决定行为人的罪责，因此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做出的关于挪用公款罪的司法解释中规定了多次挪用公款的数额计算方式：多次挪用公款不还，挪用公款数额累计计算；多次挪用公款，并以后次挪用的公款归还前次挪用的公款，挪用公款数额以案发时未还的实际数额认定。该解释实际上只解决了两种情况。至于本文前述的其余情况的计算方法并未提及。对于多次挪用，每次挪用数额较大，使用期限均超过三个月，但在后次挪用时均在前次挪用的三个月后归还了，尔后再挪用的情形以及多次挪用公款，后次挪用时前次的只有部分归还的情形，如何计算其挪用数额，司法解释并未作规定。司法解释所规定的“多次挪用公款，并以后次挪用的公款归还前次挪用的公款，挪用公款数额以案发时未还的实际数额认定”，遭到理论界强烈质疑，因为按此规定认定的数额将导致罪刑失衡，容易放纵很多挪用犯罪行为。例如，某甲在四年内每年挪用公款10万元，每次均是归还后再挪用，至案发前尚有最后一次的10万元未还，此案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应当认定其挪用40万元。而某乙，同样是挪用公款10万元后连续三次挪用分别用于归还前次的挪用，至案发前有10万元未还，此案的挪用数额却只能认定为10万元，就社会危害性而言，从一般人的观念出发，某乙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绝不小于某甲的行为，可是处理结果却截然相反，如此足见司法解释中数额认定原则是有悖罪刑相适应原则和刑法的公正性的。

笔者认为，挪用的公款数额反映挪用公款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挪用公款罪的犯罪构成的复杂性主要表现在犯罪构成的类型上，因此我们在数额认定时必须结合挪用公款的犯罪构成，同时又要兼顾到几种具体构成类型，挪用数额的认定应区别对待。第一，非法活动型挪用公款不要求数额限制，即挪用数额不是此种类型挪用公款的构成要素，只作为事实上构成影响刑事责任的因素。所以，多次挪用公款于非法活动时，行为人挪用公款的数额的大小以及挪用时间均不影响犯罪的成立，多次挪用公款后公款是否归还以及是否以后次的归还前次等案发前的归还情况，站在法益侵害的立场上，公款的使用权以及该罪的其他保护法益均已被实质侵害，基于此，我们主张将数额累计计算，累计的数额充分体现了法益的被侵害程度，也体现了行为人的社会危害性。至于归还与否的事实可以作为量刑的酌定情节。第二，营利活动型的挪用公款罪，要求数额较大才能构成犯罪，实践中，行为人多次挪用公款，每次的数额均未达到较大的标准，每次挪用行为单独不构成犯罪，但由于是多次挪用，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较大，我们认为应当将其数额累计计算，以免行为人以此来逃避法律的制裁，再者从刑法规定的字面解释，刑法虽然规定了“数额较大”，但是并非要求每次挪用的数额都必须达到较大的标准，所以这里的数额也可以理解成是累计的数额。当行为人多次挪用的数额达到较大的标准时，类似于非法活动型的挪用，不管是多次挪用不归还，还是以后次挪用归还前次挪用，法益侵害的实质体现在数额的累计上，因此，我们主张累计计算，而不是以案发时实际未还的数额为准。第三，超期未还型的挪用公款，要求每次挪用的时间必须是超过三个月未还方可构成犯罪。所以，对于超期未还型的多次挪用的行为，必须是挪用公款超过三个月未还的行为的数额认定。如果是多次挪用公款用于非法活动和营利活动以外的个人生活消费，后次挪用的公款在前次尚未超过三个月即归还的，前次不构成犯罪；后次在案发后如果超过三个月的，以案发后实际未还的数额认定；如果挪用在案发时尚未超过三个月的，全案无罪；如果每次挪用均符合法定条件超过三个月未还，尽管是以后次挪用的公款归还前次，我们认为每次挪用均是对法益的实质侵害，同样以累计计算。最后，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一次挪用公款数额较大，分别用于两种或三种用途，即一次挪用包括非法活动型和营利活动型以及超期未还型，而且每一种活动所使用的公款数额都未达到立案的标准，如何处理？我们认为，应该总体评价，不能分割认定，挪用的数额反映着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公款所体现的法益是被挪用行为侵害的，具体的用途只是对社会危害性的区别，如果将一次挪用公款用于各种用途分别评价时，可能导致犯罪行为化为乌有，放纵了犯罪分子，不利于惩治和预防挪用公款的犯罪行为。

三、挪用公款担保的定性

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典型形态是将公款转移到意图中的用途，通过现金转移、银行划拨等方式来改变公款的原有的状态归个人使用，侵犯了公款的使用权等权能，或是为了非法活动，或是为了投资营利活动，或是为了个人生活消费，共同特征是公款的使用价值得以实现，表现为直接进入流通领域。但在实践中，有些对公款享有管理职权的国家工作人员，为了私利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擅自以公款为标的物为他人的经济活动设定担保。这种使用形式对单位公款利益存在侵犯，实践中导致大量的公款受损，对此种行为能否以挪用公款罪进行评价，需要深入分析。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作为民商经济领域中重要制度的担保的基本内容，我国担保法规定了五种担保形式，即保证、抵押、质押、定金和留置。其中由第三人提供的担保只有保证、抵押和质押三种，国家工作人员以公款为标的为他人担保通常就是第三人为他人的担保。

涉及到公款担保的可能存在如下两种形式：第一，行为人挪用公款后，为私利将公款以个人名义为他人担保；第二，行为人直接以单位名义将公款为他人设定担保。因为第一种情形实际上就是行为人挪用后，变公款为自己占有再为私利对公款用途的处理，仍然是行为人个人挪用公款的行为，所以我们这里所要探讨的是第二种情形。行为人以单位名义将公款为他人设立担保，由于借助挪用行为人个人名义，只是单位与他人之间担保的法律关系，这就导致了对该类犯罪行为认定上的困难，因为在行为表现上，并不符合上述的将公款进入流通领域的典型形态。但这不是全然否定一切公款担保行为构成挪用公款罪的可能，因为将公款进入流通领域并不是挪用中归个人使用的全部内容，“使用”的方式应该是多种多样的，根据担保法的规定，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承担责任的行为。保证的特点是以保证人的信誉提供担保，属于人保，因此国家工作人员以单位名义担保的情形，有人认为，公款作保证只有在债务人不履行约定债务的情况下，才可承担连带责任，才能以保证人的资金适当抵偿债权人，因而，以保证方式为他人提供担保的行为是否属于挪用公款行为，关键是担保行为是否造成公款的损失。如果保证人为担保行为以公款实际承担担保责任的，应认为是挪用公款行为。如果担保人虽提供了保证，但没有实际承担连带责任，公款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并没有因保证而有所改变，就不能认定为挪用公款行为。笔者认为，对于以单位公款作担保的行为，不能成立挪用公款罪。上述观点没有法律根据，刑法对挪用公款罪的规定并不以公款的损失为构罪条件，因此以担保后是否造成公款损失为标准来认定行为成罪与否，没有根据。再者，公款的保证并没有转移公款的占有，公款的使用权和收益权仍然归属于原单位所有，以公款作保证的只是对公款的权利设立了限制和承担连带责任的风险，单位对公款的权利并未遭到现实的损害，从这一角度来看，它不符合挪用公款罪的基本特征。国有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擅自以单位公款设立保证造成公款损失的，可依刑法第168条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或刑法第397条滥用职权罪来定罪处罚。至于公款抵押问题，由于抵押权的特殊性，其实质是抵押不转移占有，根据担保法的规定，公款不能成为抵押物，公款作为货币是一般等价物，不具有特定性，一般认为不能成为抵押物，如果认为可以作为抵押的话，那就变成了保证的变通形式，所以不存在公款被抵押是否构成挪用公款罪的问题。至于质押，它是指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将其动产交债权人占有，将该动产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有权以该动产折价或者拍卖、变卖该动产的价款优先受偿。基于此概念，民法理论通行观点都否认公款能成为质押物。因此，实践中也不会出现以公款现金作为质押物为他人担保的情况。但是，以体现公款权利的汇单、支票、本票、存款单、股票等权利质押的则是法律允许的。当以这些权利凭证作为质押时，汇票、存单等本身就成为了公款的替代物，当被转移占有被质押的，实质就是公款被转移占有，被挪用了，因此完全可以构成挪用公款罪。

对于挪用特定款物归个人使用，为他人设定担保时，其中除款项以外的特定物资可以作为抵押权和质押权的标的物，当特定物资被抵押时，同样还是不转移占有，只有权利被限制，财物本身的使用权和收益权并不受到侵犯，不构成挪用公款罪。关于特定物资被质押的，与公款权利质押同理，可以构成挪用公款罪。

四、挪用不退还的理解

挪用公款不退还最早规定在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关于惩治贪污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中，当时规定对挪用公款不退还的以贪污论处。1989年“两高”的解释中将挪用公款不退还的解释为“既包括主观上不想还，也包括客观上不能还”，这一规定及司法解释颁布后，引起了理论界的广泛讨论，对其持否定意见的居多，许多学者认为，把主观上想还但客观上因意志以外的原因造成的无归还能力而不能还的情形，仅以客观后果定为贪污罪，不符合刑法上的主客观相统一原则，有客观归罪的嫌疑。

挪用公款罪范文篇5

近几年来，关于挪用公款罪的研究，理论界和实务界一直有些问题仍争论不休，随着我国的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经济领域内无不伴随着挪用公款的问题，挪用公款罪是经济领域内的多发犯罪，在新刑法修改之后，近几年来两高了多条司法解释和执法依据，由于个案的差异和执法者的素质限制及理论上的差异，导致在挪用公款的定性、犯罪对象、犯罪性质等问题上出现争议，针对此现象，本文拟就以下九个方面的问题进行探讨，但因笔者水平有限，文中的观点和词句有不当之处，敬请老师斧正、赐教。

本文共九个部分

一、挪用公款罪的概念及构成

二、关于挪用公款罪与非罪的界限分析

三、关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中”中“个人”的界定

四、关于非法活动的认定

五、关于挪用公款与借贷公款的认定

六、关于挪用公款存入金融系统吃利息差案件的认定

七、挪用特定款物罪的认定

八、关于犯罪数额的认定

九、关于挪用公款既遂未遂的认定

近几年来，关于挪用公款罪的探究，理论界和实务界至今仍在争论，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搞活、经济持续发展，经济领域无处不伴随着挪用公款的问题，挪用公款罪是经济领域内的多发性犯罪，在新刑法修改之后，近几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检察院了多条司法解释和有关通知，为正确处理挪用公款案件提供了执法依据，但由于个案的差异和执法人员素质、理解上的差异，导致在挪用公款的定性、犯罪对象、犯罪的性质、一罪数罪等问题上出现争议，针对此现象，笔者也想参与探究，若观点偏颇，希望得到老师和同仁的斧正。

一、概念及其构成

挪用公款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行为。

（一）客体要件

本罪侵犯的客体，主要是公共财产的所有权，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侵犯了国家的财经管理制度。挪用公款罪侵犯的直接客体是公款的使用权，同时行为人挪用公款后一般都有占有，有的还因此获得利益。所有权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任何侵犯财产犯罪实际都不可能取得真正的所有权。挪用公款罪直接侵犯了公款的使用权，这是违反国家财经管理制度，因而它又侵犯了国家的财经管理制度。但是，挪用公款侵犯的主要客体是国家公共财产的所有权，挪用公款罪所侵犯的客体包括：一是国有财产的所有权；二是劳动群众集体财产所有权；三是由于扶贫和其他公益事业的社会捐助或专项基金的财产所有权；四是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集体企业或人民团体管理、使用或运输中的私人财产的所有权；五是非国有公司、企业使用以及其他非国有单位资金所有权；六是非国有金融机构中客户资金的所有权。其中，挪用公款罪的犯罪对象，当然包括公共资金款项，也包括拟定的公共资金款项。

本罪侵犯的主要对象是公款。既包括国家、集体所有的货币资金，也包括由国家管理、使用、运输、汇总与储存过程中的私人所有的货币。在国有企业、公司中，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挪用本企业、公司的财物，属于侵犯了公共财物的所有权。在中外合作、合资、股份制公司、企业中，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挪用上述公司、企业的资金，也应属于侵犯公共财物的所有权。《刑法》第384条规定，挪用救灾、抢险、防汛、优扶、扶贫、移民、救济款物归个人使用的，按挪用公款从重处罚，因此这些特定的款、物可以成为本罪的对象。挪用公物归个人使用，一般应由主管部门按政纪处理，情节严重的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仍可以折价按挪用公款处罚。[1]

公款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公款不仅包括公共资金款项和国有资金款项。而且包括特定财物和非国有单位、客户资金。所谓狭义的公款，是指公共所有的资金款项。包括国有的资金款项、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资金款项或用于扶贫和其他公益事业的社会捐助专项基金。

（二）客观要件

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实施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或者挪用数额较大的公款进行营利活动，或者挪用数额较大的公款超过三个月未还的行为。其中包括三个要件：（1）行为人实施了挪用公款的行为，即行为人未经合法的批准，而擅自将公款移作它用。（2）行为人挪用公款的行为是利用其主管、管理、经手公款的职务上的便利实施的。（3）行为人挪用的公款是归个人使用的，所谓个人使用，既包括挪用人个人使用，也包括挪用人交给或借给他人使用。

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包括下列情况：

一是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非法活动是供个人或他人进行走私、等违法犯罪活动。对这种情况的定罪，没有要求挪用公款的数额要达到较大的程度。也没有规定挪用时间的长短，根据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1998年5月9日施行，以下简称“解释”）的规定，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超过三个月未还的，以五千元至一万元为起点，挪用公款归个人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超过三个月未还的，以一万元至三万元为起点。未达上述标准的，一般不以犯罪论。

二是挪用公款归个人进行营利活动，并且数额较大的。这是指挪用数额较大的公款作为挪用人或他人进行营利活动的资本。如挪用或他人将挪用的公款用于生产、经营、买房出租，作为个人参与企业经营的入股资金、存入银行或者借给他人而个人取利等，这里的数额较大是以1万元至3万元为起点，以挪用15万元至20万元为数额巨大的起点，以30万元以上为特别巨大的起点。对于这种挪用公款数额较大的公款归个人进行营利活动的，法律既没有要求挪用公款要达到多长时间，也不要求行为人的营利目的是否真正达到。但如果案发前已经部分或全部归还本息的，可以分别情况，从轻处罚，情节轻微的，可以免除处罚。

三是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用于上述非法活动、营利活动以外的用途，并且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如挪用公款用于建私房、购置家俱和其他生活用品，办理喜、丧事、支付医疗费等，或者用于家庭个人偿还债务的必须要达到一定数额，达到一定时间，数额较大，也是1万元至3万元起点，以15万元至20万元为数额巨大的起点。未还是指司法机关、主管部门或相关部门发现前未还。对于每次挪用都不超过三个月的，应从第一次挪用时间算起，连续累计到行为终止。在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时，挪用公款的数额按最后未归还的金额认定。

（三）主体要件

本罪是特殊主体，即国家工作人员，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国家工作人员，在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受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

（四）主观要件

本罪在主观方面必须是直接故意，行为人明知是公款而挪作他用，其目的是非法取得公款的使用权。挪用公款罪在主观方面具有如下特点：

（1）挪用公款具有非法性。

（2）挪用公款的本意是指公款私用、移用、占用、借用而非法占有公款。

（3）挪用公款并不侵吞，而是准备归还，具有擅自借用的特性。

二、关于挪用公款罪与非罪的界限分析

下列挪用公款行为属于挪用公款罪的行为：

1、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工作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或者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较大的，超过三个月未还的。

2、国有公司、企业或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或者虽未超过三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行为。

3、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行为。

4、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用于救灾、抢险、防汛、优扶、扶贫、移民、救济款物归个人使用的行为。

三、关于“挪用公款罪归个人使用”中“个人”的界定

“解释”对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中个人界定为“挪用者本人使用或者给他人使用，挪用公款给私有公司、私有企业使用的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该解具有如下弊端：

1、对私有公司、私有企业的刑法定位与刑法中关于单位犯罪的主体规定不一致。如《刑法》第30条规定的，能够成为单位犯罪主体是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其中“公司”并没有将“私有公司”排除在外。《解释》将作为独立法人的私有公司视为个人，显然与刑法关于单位犯罪主体的规定不相吻合。

2、将私有企业视为个人，破坏了刑法与民法有关规定之间的一致性。根据我国的民法理论和相关法律规定，私有企业是指企业属于私人所有，雇工八人以上的营利性组织，其组织形式有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及公司三种。将独资企业等同于企业主或个人理所当然，但合伙企业则不同。《合伙企业法》将合伙企业界定为独立法人，《解释》只规定了挪用公款归私有企业使用视为归个人使用，没有区分私有企业的种类，出现了与民法理论的矛盾。

3、将私有公司、私有企业视为个人与刑法中很多罪名规定的个人仅指自然人，容易出现歧义。

4、以企业所有制性质作为判定企业组织性质的标准，不够科学，实践中也不好操作。

5、将私有公司、私有企业视同个人，在公司、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名不符实时，将出现矛盾。如营业执照是企业经济性质，在企业的《营业执照》没有被撤销前，仍应是企业。

综上所述，笔者建议：在今后的司法解释或立法中明确规定：挪用公款给单位犯罪也构成犯罪，不论是什么性质的单位。当然在挪用公款罪的司法解释和法律规定没有修改之前，行为人挪用公款给个人使用的，包括挪用公款给本人使用、给他人使用及给私有公司、私有企业使用，符合定罪条件的，以挪用公款罪处理，如果行为人挪用公款给私有公司、企业以外的单位使用的，如给国有公司、企业使用的，不以挪用公款罪处理。

四、关于“非法活动”的认定

《解释》第二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挪用公款的个人使用，进行、走私等非法活动的构成挪用公款罪，不受“数额较大”和挪用时间的限制。

一般意义上的“非法活动”是指国家法律、政策所禁止的活动。实践中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认定“非法活动”。

1、“非法活动”的性质、范围。

一种意见认为，仅指那些构成犯罪的违法活动；另一种意见认为，应当指有可能构成犯罪的活动；第三种意见认为，“非法活动”不仅包括犯罪活动，而且包括一般的违法活动。笔者认同第三种意见，理由是：（1）把非法活动局限于犯罪活动或可能构成犯罪的活动，不利于充分保护公款的占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2）从目前有关的司法解释规定看，并没有明确限定“非法活动”只能是犯罪活动；（3）司法实践中有些挪用人将公款用于吸毒、、放高利贷等一般违法活动，对这些现象，只有以将挪用公款用于“非法活动”才有利于罚当其罪。

2、关于公款使用人自身的情况，能否影响“非法活动”的定性问题。理论界和实务界存在一些分歧。

一种意见认为，界定某一活动是属于非法活动还是合法的营利活动，必须结合公款使用人自身的情况来认定。如国家工作人员违背禁令挪用公款，经商办企业，应认定为挪用公款进行违法活动，或者挪用人自己或与他人共同经商办企业，那么由于这种行为违反了国务院关于严禁国家工作人员经商办企业的规定，就应当认定此属于挪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如果挪用者本人未参与经商办企业，只是将公款借给他人从事合法的经营活动，则应当认为其行为属于挪用公款进行营利活动。另一种意见认为，区别营利活动与非法活动应当以挪用公款后的实际用途来认定，对国家工作人员从事的经营活动不能一概认定为“非法活动”，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果国家工作人员所从事的经营活动是法律允许的活动，那是按“营利活动”处理的范畴，如果挪用公款所从事的是法律禁止的活动，则应按“非法活动”对待，笔者赞同后一种意见。

3、“非法活动”不一定非以营利为目的。

在实践中，有的挪用人将挪用的公款用于走私、诈骗、非法经营等非法的营利活动，而有的挪用人将挪用的公款用于吸毒、等，上述两种犯罪行为虽然同属于挪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不影响对挪用人的定罪，但具体反映出挪用人的不同犯罪动机和不同的社会危害性，对正确量刑是有一定影响。

五、关于挪用公款与借贷公款的认定

借贷公款是一种合法的借贷行为。单位与单位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只要办理了必要的借贷手续，符合法律、法规、政策的规定，都可以相应借用款项。其特点在于一是合法，二是自愿，三是用途合法。上述三点是挪用公款所不具有的，挪用公款所具有的特征是未经合法的批准，擅自动用公款。

借贷行为和挪用行为，都系与职务相关的行为。两者有诸多相同之处，如主体，都具有经管公共财产的职务身份，形式都是将公款转给个人使用，具体对象都是公款，行为都具有违法性。

确定借贷行为是不是挪用，只有在两者构成要件完全重合的情况下才能认定。两者在主体、客体方面是重合的，在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是交叉的。

客观方面，借贷行为人如果是法人行为，则与挪用发生分离，如果是个人行为，则与挪用发生重合。主观方面，如果是出于公利，则与挪用发生分离，如果是出于私利，则与挪用发生重合。两者重合的统一就是认定借贷行为转化为挪用的标准，即借贷行为人员有以个人名义，出于私利而为的才能以挪用论处，如果是以单位的名义，出于为公利而为的，就不能以挪用论处。

对以下几种借贷行为的定性与处理：

1、行为人利用职权自批自借，或互批互借，或假名、冒名借贷，或由他人借款后又转归自己使用。因在这种情况下，借款行为具备挪用的主客观构成要件。

2、对下面几种借贷行为，不能以挪用论处，应根据实际情况，区别对待：

（1）对及时回收本息，没有给单位造成损失的，一般可作为违反财经纪律处理。因为此种情况下，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小，情节显著轻微，不宜按犯罪论处。

（2）内外勾结诈骗公款的，应以共犯论处。其中主犯是内部人员的，应以共同贪污罪论处，主犯系外部人员的，则应以共同诈骗论处，行为的性质由主犯行为决定。

（3）不能收回本息，虽采取了积极追讨措施，但仍造成重大损失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应按玩忽职守论处。因为其主观上对造成的危害结果具有过失的态度。

（4）在办理贷款过程中，收受对方财物，数额较大的，应按受贿论处，因为这也是一种权钱交易行为。

（5）明知对方借款是用于走私等犯罪活动而予以借贷的，应当以走私罪共犯论处，因为这是一种资助犯罪行为。

六、关于挪用公款存入金融系统吃利益差案件的认定

所谓挪用公款私自存入银行获得利息差的案件，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挪用公款后，再将被挪用的公款以个人名义存入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进而获取利息的行为。

实践中应注意以下问题：

1、行为人是否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

2、行为人在主观上是否具有挪用公款后，再利用该公款获取利息的犯罪目的。至于行为人是否获取了利息，并不影响该行为的认定。

3、此类案件应按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型挪用公款罪处罚。

七、挪用特定款物罪的认定

所谓挪用特定款物案件，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挪用特定物品给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特定款物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或者挪用特定款物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行为。该类案件属于挪用公款案件的特殊形式，其特点是挪用的对象是公款中的特定款物。其中特定款物包括救灾、抢险、防汛、优扶、扶贫、移民和救济基金。

本罪必须符合如下要件：

1、行为人必须是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自然人。

2、行为人在主观上必须具有特用特定款物的故意，即行为人明知是用于特定方面的特定款物，而将其挪作它用，并且以利用特定款物的使用价值，而进行非法活动、营利活动或其他活动为犯罪目的。

3、行为人在客观上实施了下列行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特定款物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特定款物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这时，被挪用的特定款物试用于除非法活动、营利活动以外的其他方面。

八、关于犯罪数额的认定

关于非法活动型的挪用公款，刑法未对其作数额上的限定，但根据《解释》的有关规定，应以5千元—1万元的追究刑事责任的起点，如果未达以上标准的，可以不认定为犯罪。营利活动型和超期未还型均有数额限定，且《解释》将数额巨大作为“情节严重”的情形之一，故挪用公款的犯罪数额关系到罪与非罪、罪轻与罪重的区分。实践中需注意以下问题：

1、根据《解释》规定，挪用救灾、抢险、防汛、优扶、扶贫、移民、救济归个人使用的数额标准，参照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数额标准。

2、根据《解释》第4条，多次挪用公款不还的，挪用数额累计计算。多次挪用公款并以后次挪用的公款归还前次挪用的公款，挪用公款数额以案发时未还的实际数额认定。但对此，学术界争议较激烈。笔者认为本条所称的“归还”必须是后次挪用的公款“归还”前次挪用的公款，而不是以自己的钱或他人的钱归还的。

3、挪用公款用于多种用途的。刑法和《解释》规定不明确，笔者认为在实践中可按如下标准办理：（1）如果其中一项达到了相应的定罪标准，且三个月未还，应定罪处罚。（2）如三种用途均未达到各自的定罪标准，但总和达到较大标准，且三个月未还的，应定罪处罚。（3）总和低于数额较大标准或虽达到较大标准但未超过三个月即归还的，则不宜以犯罪论处。

九、关于挪用公款既遂未遂的认定

有些观点认为，挪用公款应包括挪动和使用。因此有挪并使用才构成了既遂，挪而未用应是未遂[4]。另一种观点认为，挪动是手段，使用是目的，一旦公款被非法挪动，此时公款的占有、使用、收益权就已遭到实际侵害，故挪用公款应以是否非法占用公款为标志，挪而未用的，也应以既遂论处。[5]

还有一些实践中常见的问题需要探讨，即挪用大额存单获取少量贷款的行为如何计算数额。对此的争论有两点：一种观点认为应以存单总额作为挪用数额；另一种观点认为，应以实际贷款即数额风险作为挪用数额，理由是即使这笔款不能还，对其余的款项也会产生影响。笔者认为第二种观点不妥。1、行为人侵犯的是存单所载总额的占有、使用、收益权，其虽使用了贷到少量贷款，但其行为已使存单所在单位无法再对存单行使其所有权。2、行为人挪用大额存单贷取少量贷款的行为与挪用大笔公款仅使用其中少量的行为，在侵犯公款的占有、使用、收益上是一致的，既然挪而不用可以所挪金额认定既遂，挪而用其一部分更应以犯罪既遂论处，既遂金额以存单所载总额为准。

参考文献

[1]朱振勇、王为明《办理挪用公款案应注意的问题》见《刑事司法指南》2000年2期第84—85页。

[2]刘彦辉、许丽华《挪用公款罪若干问题的探讨》载于2003年第2期《学术交流》。

[3]王作富主编《经济活动中罪与非罪的界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79页。

[4]杨迎泽、单荣敏著《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立案侦察案件罪名认定与处罚》，中国检察出版社第11—19页。

[5]高铭暄、王作富主编，《中国惩治经济犯罪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2页，转引自赵秉志主编：《中国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之《贪污贿赂罪、渎职罪》分册第128页。

挪用公款罪范文篇6

挪用公款罪，是从贪污罪逐步分离出来的一种新型的职务犯罪。其行为特征的表述（现称“罪状”）在我国古代刑律中有所体现。早在唐代就有禁止官吏挪用官物之规定，在《唐律》中确定“私借官物”、“私贷官物”、“假请官物”等行为，以贪污论处。例如，《唐律·疏议》有这样的规定：“监临主守之官，以所监临主守之物，谓衣服、毯褥、帷帐、器玩之类，但是官物，私自借，若将（持以）借人，及借之者，各笞五十；过十日，计所借之物，准坐赃物减二等，罪止徒二年。”又如，唐代《永徽律·既库篇》规定：“诸假请官物，事迄十月不还者，笞三十；十日加一等，罪止一百杖，私服用者，加一等。”此后，宋明清等王朝也仿效唐律，对“私借官畜”、“私贷官物”、“私借钱粮”、“乘官马船车载私物”等行为规定以罪论。例如，明朝的《大明律》规定“凡因公差，应乘官马、车、驼等者，除随身衣杖外，私驮物不得过十斤。违者，五斤笞十，第十斤加一等，罪止杖六十；其乘船车者，载物不得过三十斤。违者，十斤笞十，第二十斤加一等，罪止杖七十。家人随从者，皆不坐。若受寄私载他人物者，寄物之人同罪。其物并入官。当该司官，知而纵容者，与同罪；不知者，不坐。若应合迎运家小者，不在此限。”清朝1911年颁布的《大清新刑律》第391条、第392条把挪用公物类的行为规定为侵占罪，且处刑较重。由此可见，古代封建国家对官吏利用职权私自挪用借用公物的行为以图利罪论处，惩治较为严厉的[1].在解放前的革命根据地时期，也出现过对挪用公款行为处罚的规定，不过仍是将挪用公款行为作为贪污罪的一种表现形式来追究刑事责任。例如，1933年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第26号《关于惩治贪污浪费的行为》中规定：“凡挪用公款未私人盈利者以贪污论罪。”1939年，《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草案）》第3条规定：“擅移公款，作为私人营利者”，以贪污罪论。1943年的《晋察冀边区惩治贪污条例》第3条规定“挪用公有财物营利者，擅自动用或处分所保管之公共财物者”构成贪污罪[2].

解放后，党和国家统一了全国的政策法律。在50年代“一打三反”和后来的“五反”运动中，仍沿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红色政权的司法制度，将挪用公款、公物行为以贪污罪论。新中国第一大案——“刘青山、张子善”挪用抗美援朝、修建运河等专用粮款犯罪，就是以贪污罪被判出死刑。在一些中央文件中也有所体现：1956年2月份，国务院《关于贯彻侨汇政策的命令》以及内务部、财政部1962年颁布的《优抚、社会救济事业费管理使用暂行办法》规定，挪用侨汇和优抚、社会救济事业费的，以贪污罪论处[3].但是，毕竟在那种物质相对贫乏、计划经济完全占主导地位的年代里，挪用公款的行为虽然在客观上的确存在，但对其社会的危害性并不大，事实商发生的这类案件也极少。基于这种特定年代的背景，立法者认为没有必要动用刑法来解决，多是由行政主管部门按违反财经纪律处理，于是1963年11月8日中央只监委下发了《关于五反运动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问题的处理意见的报告》，报告指出：“长期借用或挪用公款，是违反财政制度的行为，应当令其检查，不要视为犯罪。”但在这之后，国家金融行业政策出现相应调整，这与金融行业掌握或经手国家大量公款相关联，1972年，国务院颁发的《中国人民锒行出纳制度》规定：“严禁挪用库款和以白条抵作库款。凡管理人员私自动用库款即以贪污论处。”另外，国务院还颁发了《金银管理条例》、《国家金库条例》均做出类似地规定，以及中国工商银行《关于中国工商银行系统工作人员经济违法犯罪案件的处理意见》规定：“挪用银行各项费用用款，供个人使用，超过6个月不还或挪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的，以贪污论处。私自动用银行库款、营业款和金银的，从动用时起，就以贪污论处。”

我国刑法典自1954年起草至1963年的33稿，历次稿本中均未规定挪用公款罪。1979年，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以第33稿为基础，开始起草新的刑法草案，与第33稿比较，刑法草案增设了挪用特定款物罪，关于增设这一罪名的原因，根当时参加立法工作的中国人民大学高铭暄教授回忆，正值全国某些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挪用国家拨放的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救济款物，对人民群众的利益造成了极大损害。这样，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在1979年刑法草案中增设了挪用特定款物罪，但是仍未规定一般的挪用公款罪。尽管有些学者主张，挪用特定款物罪不仅包括单位挪用特定款物归单位使用，而且包括个人挪用特定款物归个人使用，但多数学者认为，挪用特定款物罪的立法原意，仅限于有关人员以单位名义将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救济款物挪用于其他公用事项。后一种观点为刑法学界和司法界普遍赞同和接受。高铭暄教授在阐述1979年《刑法》第126条的立法原意时指出：“国家拨放的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救济款物，体现党和国家对人民群众、特别时灾区人民的热情关怀；这些款物对于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安定人民群众正常生活，恢复生产，重建家园，起着重大作用。为此必须专款专用，不允许在任何借口下予以挪用，否则便是对人民的犯罪。”[4]因此，1979年《刑法》第126条规定的就是挪用特定款物罪，不包括一般挪用公款罪。

但是，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国家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搞活”的基本国策的指引下，我国商品经济得到迅猛地发展，与之相随的是经济领域内发生的违法犯罪的现象越来越突出。一些人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挪用巨额公款供本人或者亲友进行营利或从事非法活动，严重地破坏了社会主义经济秩序，在人民群众中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针对这种情况，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于1982年起草了《关于惩治贪污、受贿罪的补充规定（草案）》（下称《补充规定（草案）》），将一般挪用公款行为规定为犯罪行为，并于同年8月27日由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补充规定（草案）》第3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和其他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超过6个月不还的，或者挪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的，以贪污论处。”但是，这一规定并没有正式公开实施，只是作为一种内部参考材料，正如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的按语所言：“其中现行刑法不认为是犯罪，在这个《补充规定（草案）》通过立法手续公布施行以前不便执行的，可暂不执行。”[5]据此，上述《补充规定（草案）》之规定实际上只是表明一种立法意图，因没有经立法程序制定，不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件，因而在实践中难以作为办案的依据，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有效地解决。

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使得已经构成犯罪的挪用公款行为受到相应的刑事制裁，并且为司法机关办理挪用公款案件提供明确、具体的法律依据，1985年7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请示全国人大常委会并征得同意后，下发了《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得若干问题得解答（试行）》（下称《解答》），就有关挪用公款案件的应用法律问题，该《解答》依据《补充规定（草案）》，重申“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或者进行非法活动以贪污论处。”另外，《解答》还对挪用款项是否“归还”的处理问题以及挪用公款期限、数额计算、情节认定等问题，进行必要的说明和解释。《解答》指出：“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问题，首先应区别是否归还。如果归还了，则性质是挪用，除刑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应判刑的外，一般属于违反财经纪律，应由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如果不归还，在性质上则是将国家和集体所有的公共财产转变为私人所有，可以视为贪污。但确定挪用公款是否归还、是否构成贪污在时间上需要有一个期限，在金额上需要达到一定数量。当然，还要注意挪用公款的其他情节。司法实践中，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和其他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超过六个月不还的，或者挪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的，以贪污论处。”显然，《解答》超越《补充规定（草案）》的规定，但为挪用公款案件的司法实践提供现实可行的法律依据，从而改变司法部门审理这类案件无法可依的局面，也使得挪用公款犯罪行为得到应有的惩罚。但是，在《解答》试行的一年多时间里，实践证明其自身仍存在不足，理论界与司法界都反映：挪用公款罪与贪污罪社会危害性程度不同，若将挪用公款行为“以贪污论处”则罪责不相适应。

面对这一矛盾，1987年3月14日“两高”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联合下发了《“关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或者进行非法活动以贪污论处的问题”的修改补充意见》（下称《意见》），对《解答》中有关挪用公款行为处理问题进行了必要的修正和补充。有意思的是《意见》开门见山地再次重申“挪用公款一般属于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应由主管部门按政纪处理”，紧接着又规定：“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以及受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擅自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包括本人使用或者借给他人使用），数额较大，超过六个月不还的；或者数额巨大的；或者进行非法活动，数额较大的；其性质均属于非法占有公共财物，应以贪污罪论处。”考虑到挪用公款案件与贪污案件在情节和社会危害性上有所不同，《意见》对挪用公款案件构成犯罪规定了高于贪污罪的具体数额标准，体现了对挪用公款行为与贪污行为的区分考虑。此外，针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连续挪用公款的数额、时间计算、挪用公款案件的追诉等，提出了明确的意见。应该说，《意见》比较详尽、全面地解释了挪用公款行为构成犯罪或者不构成犯罪的一系列问题，解决了一些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较好地适应了当时打击经济领域内挪用公款犯罪活动的需要。但是，不可否认，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挪用公款以贪污论处的两次司法解释，都存在一个严重的权属问题，即司法权超越立法权。对于这一点，理论界普遍认为：一是刑法并没有明文规定挪用一般公款是犯罪，如果要补充规定为犯罪，应当由立法机关通过一定的程序对刑法加以修改或补充，而不应当由司法解释来解决。二是挪用公款以贪污论处有诸多不妥，首先，在犯罪构成上，贪污罪是非法占有公共财物，而挪用公款不具有非法占有公共财物之目的；其次，在刑罚上，贪污罪法定刑重至死刑，而挪用公款行为相对危害性较小，若以贪污罪论处势必会造成罪责不当；最后，从刑法内部协调性考虑，1979年《刑法》第126条规定的挪用特定款物罪，其社会危害性超过一般挪用公款罪，但最高法定刑只有7年，而挪用一般公款则可以贪污论处判至死刑。

挪用公款行为在此阶段始终在一般性的行政处罚和构成贪污犯罪之间摇摆不定，即便在明知作为一般性的行政处罚不能满足现实治理需求和作为以贪污论处不合理的情形下，也只是围绕这两个处理方式在不断的解释、再解释，并未从根本上解决这一司法矛盾。同时，“两高”两次对挪用公款行为的司法解释，将这一问题推向极至，立法机关再也不能回避该问题，不得不对挪用公款行为的处理问题做出立法的回应。这样，挪用公款罪作为一个独立的罪名应运而生。

二、诞生阶段

挪用公款构成犯罪的一系列理论与实践问题，加之理论界对“两高”的司法解释也是颇有微词，有些学者甚至指责，“两高”的这两次司法解释侵入了立法领域，超越了权限，实属违法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全国人大法工委对此作出迅速反映，在系统总结挪用公款以贪污论处的司法实践经验和广泛听取刑法学界人士意见的基础上，比照1982年的《补充规定（草案）》进行较大的修改与补充，于1987年11月也就是在“两高”下发《意见》后的7个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审议新的有关补充规定的草案。这一草案既不同于1982年的《补充规定（草案）》，也不同于人大常委会后来通过的《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提交的新草案规定：“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其他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利用职权或者工作便利、营利活动的，以贪污论处。”但是，在对草案评议和审议的过程中，人大常委会认真听取了有关司法部门和理论界人士的意见，认为挪用公款具有相对独立的法律特征和社会危害性，以贪污论处不妥，应在刑法中单独成立新的罪名。另外，还修改了草案中“利用工作便利”和“超过6个月”的法律用语，使得挪用公款犯罪的规定更加的科学化。经过充分的讨论、酝酿和审议，1988年1月21日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了《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下称《补充规定》）。《补充规定》第3条增设了挪用公款罪，其中第一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3个月未还的，是挪用公款罪，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挪用公款数额较大不退还的，以贪污论处。”第二款规定：“挪用救灾、抢险、防讯、优抚、救济款物归个人使用的，从重处罚。”第三款规定：“挪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构成其他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应该说，《补充规定》是挪用公款罪发展史上的一个崭新的里程碑，它标志着挪用公款罪从孕育到诞生，也标志着挪用公款罪日趋完善。

《补充规定》为司法部门依法惩治挪用公款提供了明确的立法依据。它是我国刑法界有关挪用公款犯罪争鸣的产物，同时也进一步推动了该罪在理论研究方面的深入。但是，在《补充规定》公布与施行后不久，各地法院和检察院纷纷要求“两高”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进行司法解释。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补充规定》与“两高”早先下发的司法解释的冲突及适用问题。例如，挪用公款罪的数额标准，是否适用“两高”司法解释的规定？“两高”司法解释中强调的挪用公款在案发前已归还的，不认为是犯罪或应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是否还适用？针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两高”于1988年下半年开始起草具体执行《补充规定》的问题解答，历时1年多时间的反复征求意见和认真研究讨论，1989年11月6日，“两高”联合了《关于执行〈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若干问题的解答》。该解答根据《补充规定》中有关挪用公款罪的立法规定，就司法实践中反映的较为集中的六大问题进行了解释与说明，使得挪用公款罪在今后的司法实践中得到更好的运用。

事实也证明了，自挪用公款罪从贪污罪中分立出来后，全国挪用公款案件由无到有，由少到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统计数据表明：1990年全国各级法院受理挪用公款案件1876件；1991年全国各级法院受理挪用公款案件2275件，比上年上升21.27％；1992年全国各级法院受理挪用公款案件3513件，比上年又上升54.43％[6].从而反映了挪用公款罪独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尽管挪用公款罪是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罪名，但是仍是散见于立法性司法解释或者司法性解释中，并没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经过相应的立法程序通过的法典所吸收。与此同时，理论界和司法界强烈的呼唤出台一部《反贪污贿赂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此非常重视，并列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立法计划，同时委托最高人民检察院起草《反贪污贿赂法》。最高人民检察院接到委托后，成立了《反贪污贿赂法》研究起草小组，组长由当时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肖杨同志担任，小组成员从全国各省市检察院中抽取。就在起草小组筹备过程中，北京发生了声势浩大的学潮运动，迫使起草工作停下来。到了1991年，《反贪污贿赂法》起草工作正式启动，经过两年多的调查、论证，拟出《反贪污贿赂法（草案）》。在后来的意见征求稿中，学者和实践部门的同志对草案中关于反贪污贿赂法内容、法律形式等问题发表不同的意见，致使草稿前后十年易稿十余次，仍未形成较为统一的意见。而就在争议的十年中，司法实践中遇到一些贪污、贿赂和挪用公款案件在适用方面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针对这些具体问题作了相应的解释。例如，1993年12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了《关于贪污、挪用公款所生利息应否计入贪污、挪用公款犯罪数额问题的批复》，就挪用公款所生利息，应否计入挪用公款的犯罪数额的问题作出批复。1996年6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又了《〈关于对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犯罪分子依法正确适用缓刑的若干规定〉的通知》，主要是针对挪用公款案件正确适用缓刑的相关解释。而实际上，到1993年第八届人大一次会议以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来重新对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当年8月份全国人大法工委就开始组班子，委托人民大学起草刑法修改草案。这样，比较成熟、但未出台的《反贪污贿赂法》再次搁浅。

1997年3月14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新刑法在吸收《补充规定》和《反贪污贿赂法（草案）》基础上于第384条明确规定了挪用公款罪。其中，该条第一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是挪用公款罪，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第二款规定：“挪用用于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归个人使用的，从重处罚。”刑法对挪用公款罪作了一些修改，具体内容有：一是挪用公款罪主体由“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修改为“国家工作人员”，缩小了主体范围；二是对“挪用公款数额较大不退还的，以贪污论处”作了修改，明确规定了对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的，以挪用公款罪处罚，并规定了单独的法定刑，标志着挪用公款罪完全从贪污罪中脱离出来；三是删除了“挪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构成其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的规定；四是将挪用扶贫、移民物规定为挪用公款罪的从重处罚情节。另外，《刑法》第272条第2款还规定了挪用资金罪因犯罪主体的特殊性而转化为挪用公款罪的情形，对挪用公款罪进行必要的补充和完善。这样，挪用公款罪经过前后几十年的历练，终于形成相对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

三、完善阶段

挪用公款罪作为一个独立罪名为刑法所确认，于理论界和司法界均无争议。但是，不否认挪用公款罪的存在，并不等于肯定挪用公款罪方方面面。相反，在1997年规定挪用公款罪之后，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司法界对挪用公款罪主体要件和客观要件以及适用都提出质疑。时隔不到一年时间，最高人民法院于1998年4月6日通过了《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若干问题的解释》），主要是针对《刑法》第384条规定的挪用公款罪客观要件做出相关解释。一是规定了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包括挪用公款给本人使用、给他人使用和给私有公司、私有企业使用；二是规定了挪用公款用于非法活动、营利活动以及个人使用的具体适用规则；三是规定了多次挪用公款、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推还、挪用公款转化犯、挪用公款数罪并罚和挪用公款共同犯罪等方面。这一解释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并很好地指导了实践办案。

从总体上看，最高人民法院《若干问题的解释》比较系统、全面和科学解释了挪用公款罪适用问题，但是也暴露出其中一些不足，譬如对“挪用公款归个人实用”解释存在观念上的滞后，除了将公款挪用给自然人使用外，还将挪用公款给私有公司、私有企业使用的情况，作为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明显带有歧视性色彩，将私有公司、私有企业与国有公司、国有股份公司、国有企业进行区别对待，严重背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主体平等的理念，故而遭到许多学者的强烈批判。2001年9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迫于批判的声音又通过了《关于如何认定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有关问题的解释》（下称《有关问题的解释》），该解释共三条，其中第三条主要就该解释的适用问题进行规范说明，而未涉及到挪用公款罪实质性问题，现就《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二款进行相关讨论。

《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个人名义将公款借给其他自然人或者不具有法人资格的私营独资企业、私营合伙企业等使用的，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与《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关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解释的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将“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修正解释为“以个人名义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从内涵上来看，《有关问题的解释》较之更为丰富，但是外延却明显缩小，而《刑法》第384条关于挪用公款罪罪状的描述，并没有要求“以个人名义挪用公款”，那么这种“以个人名义挪用公款”的司法解释又从何而来呢？当时，最高人民法院在起草这一司法解释主要考虑到“以集体名义”与“以个人名义”的区别，因为以集体名义挪用公款的行为属于典型的单位犯罪，而刑法分则并没有明文规定单位可以构成挪用公款罪，根据罪刑法定精神，单位犯罪需要刑法明文规定才构成犯罪。所以，最高人民法院将“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修正解释为“以个人名义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其背后反映了一个深刻的刑法法理原理，同时更好地指导司法工作准确地把握刑法的法条，从而也体现这一条款解释的进步性和合理性。二是在原来的“私营独资企业、私营合伙企业”之前冠以“不具有法人资格”限定语。最高人民法院之所以在“私营独资企业、私营合伙企业”之前加上“不具有法人资格”的限定语，其理由是根据民法中关于自然人与法人的传统分类，而不具有法人资格的私营独资企业、私营合伙企业其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以及民事责任能力均由私营企业主、私营合伙人来实现，因而，不具有法人资格的私营独资企业、私营合伙企业在民法上更倾向为自然人性质，这与最高人民法院1999年6月18日通过的《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既包括国有、集体所有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也包括依法设立的合资经营、合作经营企业和具有法人资格的独资、私营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相吻合。虽然这种解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未囊括“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国有企业”，仍有市场主体不平等之嫌。所以，最高人民法院就该点作出的修正性解释只是从形式上更趋合理化，但实质上并没有太大的改变。

《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谋取个人利益，以个人名义将公款借给其他单位使用的，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此规定从另一个角度对“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解释，因为《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的情形属于挪用公款归“自然人”（包括不具有法人资格的私营独资企业、私营合伙企业），而对挪用公款归“具备法人资格”单位使用的情形，并没有做出规定。这样，《有关问题的解释》的第二条解释主要用于弥补这一空缺。但是，挪用公款归“自然人”使用与挪用公款归“具备法人资格”的单位使用在认定上应当有所不同，这从最高人民法院一贯的解释立场上可以得到佐证。于是最高人民法院在《有关问题的解释》的第二条增加了“为谋取个人利益”这一客观要件，区别于挪用公款归“自然人”的情形。尽管，从形式与逻辑上，此解释细化了司法实践的具体类型，但是最高人民法院为显示二者之间的区别增加了“为谋取个人利益”要件，缺乏立法依据，也即存在越权之嫌。

挪用公款罪范文篇7

一，“非法活动”的认定

1998年4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审理挪用公款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二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走私等非法活动的构成挪用公款罪，不受数额较大和挪用时间的限制。至于具体数额，最高人民法院也作了相应规定：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以挪用公款5000元至10000元为追究刑事责任的数额起点；挪用公款50000元至100000元以上，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情节严重的情形之一。《解释》采用列举式的说明，没有对“非法活动”进行明确、全面和概括的规定，当然在纷杂的社会现象面前，人的认识的非至上性决定了司法机关不能在司法解释中详尽地列举各种特殊的非法活动形式。一般意义上讲，所谓非法活动是指国家法律，政府所禁止的活动。

由于《解释》明确“非法活动”的含义只列举了“、走私”等方式，因此对“非法活动”的范围存在争议，给司法实践中的认定增大了难度。一种见解认为“非法活动”仅指那些构成犯罪的违法活动；另一种见解认为应当指有可能构成犯罪的违法活动；还有一种见解主张，“非法活动”不仅包括犯罪活动，而且包括一般的违法活动。笔者认为“非法活动”应该包括犯罪活动和一般的违法活动。

司法实践中，很多挪用人将挪用的公款用于吸毒、、放高利贷等一般违法活动的现象屡见不鲜，对这种情况只有以挪用人将公款用于“非法活动”予以制裁，才能做到罚当其罪，罪行相适。

犯罪是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惩罚性的行为。有可能构成犯罪的活动是指刑事违法活动，其便与犯罪活动有重复之嫌，从而违反了语法逻辑。

在认定一般违法活动时还应注意表面形式违法与实质内容违法的区分，例如国家工作人员挪用公款供本人或与他人共同经商办企业，违反了国务院关于严禁国家工作人员经商办企业的规定，即这种行为是违法的，但不能凭此就认为国家工作人员挪用公款是在从事“非法活动”。“非法活动”应该指的是从事的活动的本身是非法的，即活动实质内容是违法的，而非表面形式上的违法。如其企业加工则为非法，加工食品则为营利。

二，“营利活动”的认定

《解释》第二条第二款对“营利活动”作出了列举性的说明，认为“挪用公款存入银行，用于集资、购买股票、国债等属于挪用公款进行营利活动”。从解释中可看出，至少在司法层面上，对传统的“营利”作了扩张解释，赋予刑法上的“营利”以更新更多的内涵，而不再局限于传统营利中的从事工商业经营，谋取利润的活动。同时根据《解释》规定，“挪用公款进行营利活动”以挪用公款10000至30000为数额较大起点，至于行为人的赢利目的是否达到，不影响本罪的成立。对于营利活动的形式可分为合法与非法，因此也便有了对营利活动外延的不同见解，有观点认为，营利活动是广义的，既包括合法的营利活动，又包括非法的营利活动，还有观点认为营利活动是指“在法律范围以从事的工商业经营谋利活动”因此，它只指合法的营利活动，不包括非法的营利活动。笔者赞同只指合法的营利活动，但不应局限于工商业经营谋利活动（此点上文已说明），理由如下：非法的营利活动与非法活动具有同等的社会危害性，根据罪刑相适理论，两种活动应该得到相同的社会评价，从而保持罪刑均衡；从系统解释出发，由于刑法第384条在“营利活动”之前已经预先规定了“非法活动”，那么这里的“营利活动”就应该仅只合法的经营活动，行为人挪用公款进行非法的营利活动就应该属于“非法活动”的范畴。所以，“营利活动”应该指的是合法的经营活动，而且不是表面形式合法而是实质内容合法的营利活动。

三，一般性使用的认定

对于一般性使用的认定有数额和时间两个条件的限制，数额必须达到较大；即以挪用公款10000至30000元为起点；时间上必须是超过三个月仍未还。这两个条件必须同时具备，但是对于如何理解“超过三个月未还”，则存在争议。

一种观点认为“超过三个月未还”是指挪用公款超过三个月，案发时未主动归还的，如果已经归还的即不符合法定构成要件，不应视为犯罪；另一种则认为挪用公款“超过三个月未还”之立法规定表明，挪用公款在三个月内退还的不构成犯罪；但是只要行为人挪用公款未还，超过三个月的就符合法定构成要件，至于未还期超过三个月的，挪用人还与未还，自愿还是强制还，已不再是罪与非罪的法定界限，而是量刑问题了。可见对“超过三个月未还”的争议焦点在于挪用公款三个月后至案发前这段期间挪用人将挪用公款予以归还是否获罪的问题。

对于两种不同见解，亦先后有两种司法解释（答），“两高”于1989年11月6日《关于执行〈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若干问题的解答》曾规定，“未还”是指案发前（被司法机关、主管部门或者有关单位发现前）未还，如果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后在案发前已全部归还本息的，可不认为是犯罪，由主管部门按政纪处理；挪用公款在五万元以上，超过三个月后，虽在案发前已全部归还本息，只要属于依法应予追诉的，仍应按挪用公款罪追究刑事责任，但可视不同情况，从轻或者减轻处罚。1998年4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审理挪用公款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则与之相反，其第二条规定：“挪用正在生息或者需要支付利息的公款归个人使用，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但在案发前已全部归还本金的，可以从轻或者免除处罚。”即是否归还只是一个量刑情节，不影响定罪。根据同一位阶的法的源源之间的冲突原则，后司法解释效力优于前司法解释效力，显然，挪用公款三个月后至案发前这段期间挪用人将挪用公款予以归还构成犯罪。

笔者认为，考虑我国刑事立法技术科学性的需要，应删掉《刑法》第384条中的“未还”二字。从立法技术上讲，“挪用”是指暂时使用，用后即还，“归还”是“挪用”公款罪的题中应有之意；将“未还”作为挪用公款罪成立的客观构成要件，容易使人对“挪用”一词产生误解，认为“未还”的构成挪用，“已还”的则不构成挪用。

四，立法改进：取消具体用途作为挪用公款罪的必备构成要件

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对挪用公款罪中挪而未用行为的认定及挪用公款罪中具体用途内容的认定上都有着争议，笔者认为产生这一争议的根源及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都在于刑法条文中对具体用途的规定，因此建议取消以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具体用途来定罪的规定。

从刑事理论来分析，挪用公款罪的具体使用形式为挪用公款罪的必备构成要件，有违我国刑事立法规则。我国刑事立法一般根据目的行为而不是动机行为确定犯罪构成要件。在刑法理论上有犯罪目的和犯罪动机之分。通常认为，犯罪目的就是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希望达到的结果。犯罪动机就是推动或促进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内心起因。犯罪目的和犯罪动机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联系主要表现在两者均属于犯罪人的主观心理活动，犯罪目的以犯罪动机为前提，犯罪动机促使犯罪目的形成。两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一是从内容特征上看，犯罪动机是一种比犯罪目的更内在，更抽象，埋藏得更深的心理现象，而犯罪目的则是发展到希望通过犯罪行为以满足某种愿望的犯罪思想意识，比较而言更为具体。二是从危害结果的联系上看，犯罪目的与危害结果的联系是直接的，犯罪目的就是行为人通过犯罪行为所希望达到的危害结果在其观念中的反映。犯罪动机与危害结果的联系是间接的，它只是追求危害结果发生的主观原因，说明行为人为什么追求这种危害结果。目的行为不同于犯罪目的，它是为达到犯罪目的而实施的行为。为满足其动机而进一步实施的行为不同于犯罪动机。一般情况下，在构成犯罪的危害行为中，犯罪目的总是违法的，目的行为总是侵犯一定的客体，把目的行为规定为犯罪的客观要件，属于基本的立法规则。而犯罪动机则不一定违法，为满足其动机而进一步实施的行为不一定对客体造成损害，即使造成一定的损害结果，也不是对目的行为所侵犯客体的损害。所以，刑法理论上不把此种行为作为犯罪构成要件，只是作为量刑上的考虑。就挪用公款罪而言，挪用公款的行为显然是目的行为，这一行为的实施必然对国家、集体的公共财产所有权及国家工作人员职务廉洁性构成侵害，而挪用公款后的使用方式，如进行非法活动（、走私）所侵犯的客体是另一种客体而并非挪用公款罪的客体。所以，它对挪用公款罪的构成无影响，应取消刑法条文中规定的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具体用途。

挪用公款罪范文篇8

关键词：挪用公款罪；公司法；公司分类；客观原因

对于挪用公款罪，1979年刑法典未作规定。在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384条中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是挪用公款罪，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在司法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于1998年4月6日作出了《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司法解释》）。《刑法》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是我们正确认识和实践中准确运用其认定挪用公款罪的指南；但是，在《司法解释》中第1条第2款作出的“挪用公款给私有公司、私有企业使用的，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解释，及第5条作出的“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的，是指挪用公款数额巨大，因客观原因在一审宣判前不能退还的”的两点解释中，“私有公司”界定，笔者认为，没有法律依据，而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相冲突；此外，对“因客观原因在一审宣判前不能退还的”解释也不准确．而且超越了《刑法》第384条规定的原意。因此，本文将就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中“私有公司”的界定，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行为的时间界限认定，从学术讨论的角度进行探究。

一、挪用公款罪的立法发展

根据《词源》解释，挪用就是指移作他用，改变事物的本来的用途，将其移作其他用途。在我国现行《刑法》中关于“挪用”的犯罪就有挪用资金罪、挪用公款罪、挪用特定物罪的规定。仅就挪用公款罪而言，早在中国古代法律中就有规定，仅以《唐律》为例，就有“监主贷官物”的规定：“诸监临主守，以官物私贷，若贷人，及贷之者，无文记，以盗论；有文记，准盗论。立判案，减二等。即充公廖，及用公癣物，若出付市易而私用者，各减一等坐之。所贷之人不能备偿（赔偿）者，征判、署之官。疏议：即主守私贷，无文记者，依盗法，即与真盗同，加常盗二等，征倍赃，有官者除名。所贷之人不能备偿（赔偿），谓无物可征者，征判、署之官。判案者为判官，署案者为主典及监事之类。”{1}唐律还有“监主借官物”和“监主借官奴畜产”条的规定。这些罪名是指官有财物借出的经管官吏私自借贷所经管的官有财物，或者将所经管的官有财物借贷与人的行为，同时包括从经管官有财物的官吏借贷官有财物的行为。唐律中，称借用特定物为“借”，借用金钱及种类物为“贷”。{2}

在我国解放区的立法中也有惩治挪用公款行为的规定。如1993年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第26号《关于惩治贪污浪费的行为》中规定：“凡挪用公款为私人营利者，以贪污论罪。”在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国务院《关于贯彻保护侨汇政策的命令》规定，对于有意挪用、侵吞、冒领、盗取侨汇和敲诈勒索侨眷的不法分子，必须依法制裁。1962年，内政部颁布的《抚恤、救济事业费管理使用办法》中规定，抚恤、救济事业费必须专款专用，不得挪用。

1979年刑法典，虽然没有规定挪用公款罪，但是第126条规定，挪用国家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救济款物，情节严重，致使国家和人民群众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是挪用特定款物罪。1985年7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共同了《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具体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试行）》，其中，对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或者进行非法活动以贪污论处的问题作出这样的规定：“关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问题，首先应区别是否归还。如果归还了，则性质是挪用，除按刑法第126条规定应判刑的外，一般属于违反财经纪律，应由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如果不归还，在性质上则是将国家和集体所有的公共财产转变为私人所有，可以视为贪污。但挪用公款是否归还，是否构成贪污在时间上需要有一个期限，在金额上需要达到一定数量。司法实践中，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和其他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超过6个月不还的，或者挪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的．以贪污论处，其非法活动构成其他罪的，按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1987年3月14日最高1、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关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或者进行非法活动以贪污论处的问题”的修改补充意见》中，仍然将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或进行非法活动以贪污论，但对构成要件的主体范围扩大为：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以及受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将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解释为：本人使用或者借给他人使用数额较大，超过6个月不还的；或者数额巨大的；或者进行非法活动，数额较大的；其性质均属于非法占有公共财物，应以贪污罪论处。由于挪用行为与贪污行为在行为人主观方面不同，而且将挪用公款行为按贪污论处与挪用特定款物罪的规定不协调，为此，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新的法律规范。

1988年1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其中第3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3个月未还的，是挪用公款罪，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该补充规定将挪用公款的行为从贪污罪中分离出来，确定了挪用公款罪，并且将挪用公款罪的犯罪主体限定在上述第3条规定内但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挪用公款罪构成的主体又作了司法解释。

1989年11月6日，“两高”《关于执行<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若干问题的解答》的司法解释，将挪用公款罪的主体要件中的“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解释为受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如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中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的承包经营者，以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为基础的股份制企业中经手、管理财物的人员，中方是全民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企业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中经手、管理财物的人员。而个体投资、家庭投资、合伙人投资的私人经营的工商户不属于集体经济组织，其人员就不能成为挪用公款罪的主体。如果这些人员实施挪用公款行为，因其不具备主体资格，挪用对象又不属于国家特定款物，对其就无法定罪。

1993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颁布。1995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犯罪的决定》。决定中对公司董事、监事或者职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超过3个月未还的，或者未超过3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规定为挪用资金罪。挪用资金数额较大不退还的，依照决定以侵占罪处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以外的企业职工也可以构成挪用资金罪的主体。

1997年3月，《刑法》修订颁布，第384条明确规定了挪用公款罪的罪与刑，它对《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第3条主要作了如下修改：1．将犯罪主体作了修改，明确了只有国家工作人员才能构成犯罪主体；2．将挪用公款数额较大不退还的，以贪污论处，修订为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的；3．删除了补充规定中，挪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构成其他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的规定。

1998年4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运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即《司法解释》），对《刑法》第384条规定的挪用公款罪，在具体认定和适用法律上，作出了全面的解释，它将对司法中审判挪用公款案件起决定作用。为此，作者对《司法解释》进行了初步的研究，认为第1款规定的“挪用公款给私有公司、私有企业使用的，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中的“私有公司”的界定与我国《公司法》相冲突和矛盾。第5条解释，即“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的，是指挪用公款数额巨大，因客观原因在一审宣判前不能退还的”中将不能退还的时间限定在“一审宣判前”也是不准确的。而且超越了《刑法》第384条的原意。

二、《司法解释》中“私有公司”的界定问题

《司法解释》第1条第2款中挪用公款给“私有公司”使用的，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解释中，关于“私有公司”的界定是与《公司法》相冲突的。

《公司法》第2条规定：“公司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第3条又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是企业法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股份有限公司，其全部资本分为等额股份，股东以其所持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上述规定十分明确，我国境内的所有公司（除国有独资公司之外）均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法所确认的这两种企业法人没有资产归谁所有的所有制划分模式，只有投资人的数量及其投资数额的区分，公司资产权，即由股东投资形成的全部公司法人财产权，不属于投资者（股东）个人所有，而由公司拥有，股东享有持股权。因此，我国的公司没有私人所有的公司与集体所有公司的划分。对此本文将进一步从公司的分类及其特征，公司的资产权属两方面进行分析。

（一）从公司的分类及特征看，不存在“私有公司”这种类型的公司。

公司的种类是从不同角度，按不同标准对公司进行划分的结果。公司种类主要以公司法规定为依据进行划分，即所谓法律分类。同时，公司种类也可以从学术理论上进行划分，即所谓学理分类。由于各国的实际情况、立法体例及立法技术上的差异，在不同国家、不同法系中，又各有区别，但作为我国的《司法解释》，对公司的分类应该依照我国的《公司法》进行划分。

大陆法系国家公司法规定的公司种类有：无限责任公司、两合公司、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无限责任公司（UnlimitedCompany）是指全体股东对公司负连带责任的公司。两合公司（LimitedPartnership）是一部分股东对公司债务负无限连带责任，另一部分股东对公司的债务只以其出资额为限承担责任的公司。有限责任公司（LimitedCompany）是全体股东对公司只以出资额为限承担责任的公司。股份有限公司（LimitedbyShare）是公司全部资本划分为均等股份，全体股东在其认购的股份数额内对公司承担责任的公司。

英美法系国家对公司的分类有封闭式公司和开放式公司。封闭式公司（ClosedCompany）又称不上市公司，其特点是法律对股东人数有最高数额的限制，公司的股份全部由该公司成立时的股东拥有，限制公司股份转让，禁止吸收公众购买其股份或债券。开放式公司（PublicCompany）又称上市公司，其特点与封闭式公司正好相反，其股份可以在市场上自由转让、流通。

我国《公司法》没有规定无限公司和两合公司，而只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国有独资公司”就股东责任而言，属于有限责任公司的范畴，它作为有限责任公司的一种特殊形式，在《公司法》第64条已作了明确的规定。因此，以《公司法》为依据，对我国公司进行分类，不存在“私有公司”的划分。

（二）从公司的资产权属进行分析，“私有公司”的界定没有依据。

根据我国《公司法》第3条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是企业法人，股东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有限责任公司有如下特征：1．公司不对外公开发行股票，股东的出资额由股东协商确定，股东之间不要求等额。2．股东交付股金后，公司出具股权证书，作为股东在公司中所拥有的权益凭证，这种凭证不同予股票，不能自由流通，须在其他股东同意的条件下才能转让，且要优先转让给公司原有股东。3．公司股东所负责任仅以其出资额为限，即把股东投人公司的财产与他们个人的其他财产脱钩，公司破产或解散时，只以公司所有的资产偿还债务，这就是“有限责任公司”的实质。

我国《公司法》第3条规定的股份有限公司是企业法人，其全部资产分为等额股份，股东以其所持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股份有限公司有如下特征：1．它是以资本作为合作的基础和信用的公司，公司的股东的身份、地位不重要，任何愿出资的人都可以成为股东，股东成为单纯的股票持有者，他们的权益主要体现在股票上，并随之转移而转移，公司股东的人数有法律上的最低限额。2．股东负有限责任，股东不论大小，只以其认购的股份对公司承担责任。一旦公司破产，或公司解散而进行清算时，公司债权人只能对公司的资产提出偿还要求，而无权直接向股东追债。3．公司的资本总额均分为每股相等的股份，以其计算每个股东所拥有的权益。4．股份有限公司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是股东大会，由其委托董事会负责处理公司重大经营管理事宜。

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我国公司的两种形式，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都是有限公司。公司的资产独立于股东存在，股东对公司只享有股权，即按照投入公司的资本额享有资产受益的权利，股东不得对其投入到公司的资产主张其它权利，同时他们对公司在经营活动中发生的债务仅承担其在公司成立时所投的资金或者自己所拥有的股份数额内的责任。

我国《公司法》第64条规定的“国有独资公司”，作为有限公司的一种特殊形式，它的主要特征是：股东只有一个，即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或者国家授权的部门。其内部组织结构是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或者国家授权的部门，它们行使股东的权利，包括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同时，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或国家授权的部门还承担着对公司的国有资产进行监督管理的义务。《公司法》中“国有独资公司”的规定，主要是适用于国务院确定的生产特殊产品的公司或者属于特定行业的公司，如生产军工产品的公司等。并且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或者国家授权的部门仅以其投入到公司的资产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

通过上述分析，由于“私有公司”的界定无法律根据，因此，应当将《司法解释》中第1条第2款的解释表述为：“挪用公款给私有企业使用的，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

三、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行为的认定问题

《刑法》第384条规定：“……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第5条解释“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的，是指挪用公款数额巨大，因客观原因在一审宣判前不能退还的。”由此，我们注意到，对挪用公款不退还的认定涉及到对不退还行为的原因和不退还行为的时间界限的认定。

关于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行为的定性，一直存在争议。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补充规定》第3条中规定，挪用公款数额较大不退还的以贪污论处。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了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若干问题的解答》对“不退还行为”作了如下的解释：“不退还，既包括主观上不想还的，也包括客观上不能还的。”对于上述规定和解释，有的学者认为，主观上不想还作为贪污论处是正确的，但客观上不能还的以贪污论处是客观归罪，并不正确。{3}有的学者则认为，主观上不想还和客观上不能还都不能作贪污论处。{4}还有学者认为，要按不退还的实际结果来定罪。{5}我国现行《刑法》第384条则明确规定了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的，仍然认定为挪用公款罪，只是在量刑上加重了刑罚，这一规定解决了对“不退还行为”因原因不同而定性不同的问题。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对如何确定其中的“不退还的行为”，是否必须弄清行为人主观上不想还，或是客观上不能还，或者既是主观上不想还，又是客观上不能还，可能存在分歧。对此，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第5条作了解释：“是指挪用公款数额巨大，因客观原因在一审宣判前不能退还的。”这一解释确定了不退还行为的原因是客观原因，排除了主观原因；同时还限定了因客观原因不能退还的时间是在“一审宣判前”。对因客观原因不能退还的解释，作者认为，它解决了司法实践中对《刑法》第384条规定的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行为认定时，因不退还行为的原因不同而定性不同的问题。但是，在解释中，将不退还行为限定在“一审宣判前”，作者认为，如此解释不准确，而且超越了《刑法》第384条的原意。

根据《刑法》第384条的规定，对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的，以挪用公款罪加重处罚，已经十分明确，在其规定中，没有包含“不退还行为”的时间限定。而《司法解释》将不退还行为限定在“一审宣判前”，表面上，从法律适用的角度看是乎是更具体，更容易判断；然而，这一限定使司法实践中对“不退还行为”的定性造成了新的难题。

一种情形：一审判决宣告后，因抗诉而进行二审，被告人因客观原因仍不能退还的，二审法院能否依据《司法解释》第5条的规定，维持一审判决？回答是否定的，因为解释中已将“不退还行为”限定在“一审宣判前”，二审中，就不能适用这一规定了。第二种情形：一审宣判后，因抗诉进行二审．查明被告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的，是由于其主观上不想还，客观上也没有还的情形，依照《司法解释》第5条的规定，二审法院是维持一审判决定挪用公款罪，或是定贪污罪，或者是数罪并罚定挪用公款罪和贪污罪？在此情形下，二审必须作出改判，因为作为认定“不退还行为”是挪用公款行为的原因条件和时间条件都已不存在了。第三种情形：一审判决宣告并发生效力后，在执行过程中，因审判监督程序的提起，对原生效判决的案件，根据《刑诉法》第206条的规定，进行一审或上级法院提审，对上级法院提审的案件，应依照二审程序进行审判。因此，如果依《司法解释》第5条的规定，在依再审程序进行的二审过程中，对“不退还行为”就不能认定为挪用公款行为，二审就必须改判。上述三种情形，如果根据《司法解释》第5条的规定，将会因为刑事诉讼程序的不同，而对涉嫌挪用公款犯罪行为，因一审宣判作出前与后，而改变对行为的定性。这显然超越了《刑法》第384条的原意。

作者认为，如果将《司法解释》中第5条规定表述为：“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的，是指挪用公款数额巨大，因客观原因在判决宣告前不能退还的。”这里的“判决宣告前”包括了一审、二审或者再审程序的判决宣告前。这样解释，就解决了挪用公款数额巨大，因客观原因不能退还的行为构成要件相同，仅仅由于案件诉讼程序的不同而改变对行为定性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马克昌等．刑法学全书（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511．

{2}同上．

{3}王作富．挪用公款罪问题研究（J）．法学，1993（2）．

挪用公款罪范文篇9

一、历次解释的评析及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97《刑法》实施后，高人民法院于1998年4月作出了《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简称《解释》），《解释》第一条对“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了解释。内容是“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包括挪用者本人使用或者给他人使用。”在该条第二款又作进一步解释，“挪用公款给私有公司、私有企业使用的，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对于该解释，实践中主要存在以下几个争议的问题及批评意见。一是在挪用公款罪中将私有公司、私有企业列入个人范畴，是对这些企业的歧视，违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平等原则。二是“借用”和挪用难以区分。国企与私有公司企业间的正常合作却违反刑法的规定。例如，一个私营企业与一个国有企业存在业务关系，国有企业有困难时私营企业借款给国企，后私企业有困难时国企借款给私企时，国企负责人遭起诉的情况。三是对企业性质认定存在的标准难以掌握的问题，对用款单位是被个人承包、租赁的国有（或集体）企业的性质认定较难。四是对将公款借给国有、集体企业使用造成重大损失的情况，无法提供刑法保护。例如某企业会计将本单位2000余万元借给自己同学任经理的一国企业，因后者经营不善，无法还款，使企业遭受重大经济损失，但由于使用公款的是国企，而无法追究该会计刑事责任。

鉴于《解释》中将私有公司、企业列为个人存在着的各种问题，最高法院于2001年9月18日作出了《关于如何认定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有关问题的解释》。该解释第一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个人名义将公款借给其他自然人或者不具有法人资格的私营独资企业、私营合伙企业等使用的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第二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谋取个人利益，以个人名义将公款借给其他单位使用的，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

可以看出，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新的解释，未将使用被挪公款的企业性质作为界定“归个人使用”的标准，被挪公款的使用单位无论是私营、集体、还是国有，只要满足一定条件，都可以认定“个人使用”。应该说，最高法院的新解释，是总结先前一个时期实践经验基础上作出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先前一个时期关于该问题争议，按理说就有关问题的争议可以平息。但是，从实际情况看，该解释出台，并未能使有关争议得到根本平息（特别是检察机关持保留意见），原因是，该解释把“以个人名义”做为“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一个条件。而在现实中，挪用者以谁的名义将挪用的公款借给其他单位使用，对公款被挪用的单位来说，损害往往是没有区别，而对行为者的处罚却是罪与非罪的区别，行为人规避法律易如反掌，使得对日益加重的将单位公款挪用给企业使用的危害行为难以施以刑事打击，不利于对企业保护。

由于司法实践部门对“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认定上争议不止。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2年4月对这一问题专门进行了立法解释，即《关于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该解释将“归个人使用”列举为三种方式“（一）将公款供本人、亲友或者其他自然人使用的”“（二）以个人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的”“（三）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谋取个人利益的。”

该解释是立法解释，应该最能体现立法者的本意。该解释的第（一）项、第（二）项司法实务界基本能认同，也比较好操作。但对第（三）项中的“个人决定”、“谋取个人利益的”中的“利益”如何认定又出现了不同的理解。对“个人决定”有人提出，如果一个单位的领导班子，共同商定违反财经规定，将钱借给某企业使用，是定共同犯罪，还是“共同无罪”。对“谋取个人利益的”，对其中“利益”的理解，有人认为应当包括亲情、友情等，否则会出现对基于亲情、友情而出借公款给其他单位使用行为打击的漏洞；而反对者则认为，不应包括，亲情、友情，利益只能是物质上的，当然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否则打击面过宽。

二、“归个人使用”在理论上的反思

在新《刑法》实施5年不到的时间内，司法、立法对一个具体行为的认定先后做了三次解释，是不多见的。它一方面反映打击挪用公款犯罪任务的迫切性，同时也反映出这一问题在社会生活中的复杂性。尽管分歧仍然存在，比较一致的意见尚未形成（指如何理解法律和解释），但各种观点的碰撞，促使人们去剖析问题的根源。

其实早在新《刑法》修订时，就如何看待“归个人使用”在挪用公款犯罪构成中的地位问题上，已经出现了争议。有人认为“以挪用公款的去向和用途作为划分罪与非罪的标准，有悖于犯罪构成理论，归个人使用不能作为一切挪用公款罪的必要要件。”À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挪用公款的去向与用途是出于个人私利归个人使用，还是出于单位需要归单位使用，反映了违法程度的不同，社会危害性的不同，而犯罪构成是建立在行为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基础之上。因此将公款的去向与用途作为罪与非罪的标准并不违背犯罪构成理论。”Á立法者采信了后一种观点。

笔者认为，把“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确定为该罪的构成要件，是否违背犯罪构成的理论，是由一定时期的社会经济生活方式决定的，不是一成不变的。考察挪用公款罪的历史，可知最早确定挪用公款罪的法律文件是1988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关于惩治贪污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下简称《补充规定》）。该规定第三条规定对挪用公款罪构成进行了规定，“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被确定为构成该罪的要件。当时中国实行的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国有经济、集体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而国有经济的主体是国家，各企业、单位是国家这个主体的一个部分，它们没有做为一个主体的自身利益，在利益上没有“你”“我”之分。与国家、集体“公”利泾渭分明的是个人的“私”利。因此在当时条件下，将“归个人使用”作为挪用公款罪的要件，正是对公款进行刑法保护的需要，公与公之间的挪用并不损害国家这个主体的利益，有时甚至是一种需要。

而在《刑法》修订时，中国社会经济正由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生活强调各利益主体的自身利益，既便都是国有企业，也有“你”“我”之分，将国有企业、单位的公款挪给另一国有企业使用，具有社会危害性并不小于将公款挪给私营企业、公司使用，因为该罪保护的客体是公款的所有权，无论谁用，被挪用单位的这种权利都受到同样的侵害。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仍将“归个人使用”确定为挪用公款罪的构成要件，违反了犯罪构成理论，在实践中无法对国有单位、企业的财产所有权进行彻底的刑法保护，反而使人认为法律对私有公司、企业存在岐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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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用公款罪范文篇10

国家工作人员共同实施：重点是如何理解“集体”决策

两个以上的国家工作人员共谋、共同挪用公款的，当然构成挪用公款罪的共犯。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一些国家工作人员在挪用公款的过程中，往往于事前或者事后，在领导班子内部与个别成员甚至全体成员进行“研究”，形成所谓的“集体决策”。对这种“集体”挪用行为，应当如何处理，理论界存在两种主张。一种主张认为，刑法中挪用公款罪没有规定单位犯罪，“集体”挪用不构成犯罪；另一种观点认为，对这种行为应当依据职务犯罪的特点和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符合共同犯罪条件的，以挪用公款罪论处，反之，则不成立挪用公款罪。

笔者认为，根据刑法和有关司法解释规定，挪用公款罪只能由自然人构成，不存在单位犯罪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挪用公款罪的犯罪主体只能是单个自然人。根据我国刑法中的共同犯罪理论，不论是挪用人与使用人共谋，还是两个以上的挪用人共同挪用，只要他们在主观上有共同的挪用公款故意，客观上实施了共同的挪用公款行为，都成立挪用公款罪的共同犯罪，故“集体”挪用当然可以构成挪用公款罪的共犯。但是经单位领导集体研究挪用公款的行为与单位行为往往不易区分，对这种情况能否均以挪用公款罪论处，关键要看是否具备挪用公款罪的特征——即行为人主观上出于私利性，客观上实施了擅自支配公款的行为。如果单位少数领导甚至全体领导损公肥私，擅自将公款挪归个人使用的，则构成挪用公款罪的共犯。如果单位领导经集体研究讨论，为单位利益挪用公款给他人使用的，属于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可以滥用职权罪或玩忽职守罪论处，而不构成挪用公款罪。

集体研究挪用公款可以构成共同犯罪，但并非所有的“集体”挪用都是共同犯罪，实践中很多所谓的“集体”挪用并不真正反映集体意志，只是被作为掩饰挪用的手段而已。如果行为人利用职务便利，自己提议武断拍板，抢先形成所谓“集体决策”，集体研究走过场，或者利用职权已实行了挪用行为，又向“集体”成员“打招呼”，以及向集体成员谎报情况、诱骗形成所谓“一致意见”，然后实施操作等，并不能体现“集体”意志，也不应以集体挪用对待，对于这种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以集体为幌子，实则为个人挪用的情形，不能以挪用公款罪的共同犯罪处理，只能以挪用公款罪的单独犯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国家工作人员与普通人员共同实施：要考虑公款的用途

根据我国刑法理论，不具备特定身份的人可以成为有身份者实施真正身份犯的教唆犯或帮助犯，在无身份者能够参与真正身份犯的部分实行行为的情况下，还可以与有身份者构成共同实行犯。对挪用公款罪而言，非国家工作人员因其身份所限虽然不能单独实施挪用公款犯罪，但他可以教唆或帮助国家工作人员实施该罪，或者与国家工作人员共谋，由国家工作人员实施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的行为，而由非国家工作人员单独实施或与国家工作人员共同实施使用公款的行为，从而可以构成挪用公款罪的共同实行犯。

当然使用人要成为挪用公款罪的共犯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在主观方面，使用人与挪用人具有共同挪用公款的犯罪故意，即使用人不仅要有“用”的故意，而且还要有“挪”的故意。如果只有“用”的故意，未与挪用人形成“挪”的故意，则不构成共同犯罪；而且这种共同故意必须是在挪用公款前形成，即属于事先共谋的共同犯罪。在客观方面，使用人必须参与实施了挪用公款的行为，如指使、教唆国家工作人员挪用公款归自己使用，或者参与策划如何挪用公款、如何掩盖挪用行为等。据此在以下情况下，使用人不能成为挪用公款罪的共犯：1.挪用人将公款私自挪出，以个人名义将公款借给使用人，使用人对该款的真实来源并不知情；2.使用人向挪用人借贷时虽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挪用人出借的为公款，但其并未参与策划或指使挪用公款。

由于刑法针对挪用公款的不同用途规定了不同的数额和时间标准，因而挪用人和使用人对公款用途的具体认识也可能影响到对共犯的认定和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中规定：“挪用公款给他人使用，不知道使用人进行营利活动或者用于非法活动，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构成挪用公款罪；明知使用人用于营利活动或者非法活动的，应当认定为挪用人挪用公款进行营利活动或者非法活动。”但这一规定并不全面，笔者认为应进一步分析：

1.挪用人与使用人共谋挪用公款归个人进行一般性使用，但使用人在挪用后私自改变用途，进行营利活动或非法活动，而挪用人并不知道的，对使用人应以进行营利活动或非法活动来认定，对挪用人仍按一般用途的标准认定。

2.如果使用人隐瞒挪用公款用于非法活动或营利活动的真实意图，欺骗挪用人，以用于一般用途为名取得公款而后用于非法活动或营利活动的，处理方法同上。

3.如果挪用人在使用人归还公款前已经知道使用人将公款用于营利活动或者非法活动的，却放任不管，没有任何追偿公款的意思表示，或者挪用人与使用人共谋挪用公款进行营利活动或者非法活动，而使用人实际上将公款用于一般性使用并告知挪用人的，对挪用人应以使用人实际使用的情况来认定和处罚。

国家工作人员与公司、企业人员共同实施：关键是利用谁的职务之便

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款行为的（即挪用单位资金的行为——笔者注），依照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之挪用公款罪定罪处罚。那么对国家工作人员与公司、企业人员相互勾结，共同挪用单位资金的案件应当如何定罪处罚呢？有的学者认为应按照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定挪用公款罪；有的认为应以公司、企业人员的身份定挪用资金罪；有的则认为对两种不同身份的人应分别定罪，即对国家工作人员定挪用公款罪，对公司、企业人员定挪用资金罪；还有人认为，应以主犯的基本特征来定罪，其依据为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7月8日实施的《关于审理贪污、职务侵占案件如何认定共同犯罪几个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中，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分别利用各自的职务便利，共同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的，按照主犯的犯罪性质定罪。”

笔者认为以上观点均失之片面，该类案件有一定的复杂性，实践中应针对不同情况分别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