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原文十篇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原文篇1

2、作品原文：《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唐代王勃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原文篇2

2、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

3、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王维：《送元二使安西》)

4、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高适：《别董大》)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原文篇3

论文摘要：孟荣首先提出杜甫诗歌是“诗史”的观点。他认为，杜甫在安史之乱期间流离陇、蜀时所写的诗，全面反映杜甫此时的生活，也表现了杜甫的感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是“诗史”。宋祁认为，杜甫的律诗善于陈述时事，律切精湛，气魄宏大，是“诗史”。胡宗愈认为，杜甫的诗歌抒情与叙事结合，表现个人与反映时代统一，是“诗史”。杜甫诗歌“诗史”观在北宋中期基本建立。

杜甫诗歌一向称为“诗史”，而杜甫的什么诗是“诗史”，却众说纷纭。因此，追溯杜甫诗歌“诗史”说之源就尤其必要。用“诗史”称杜甫诗歌始于晚唐孟架，改于北宋宋祁，成于北宋胡宗愈。孟桨认为，杜甫在安史之乱期间流离陇、蜀时所写的诗是“诗史”，这些诗全面表现了杜甫此时的生活，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宋祁认为，杜甫律诗善于陈述时事，律切精湛，气魄宏大，是“诗史”;胡宗愈认为，杜甫诗歌抒情与叙事结合，表现个人与反映时代统一，是“诗史”。孟架规定“诗史”的乱离背景，宋祁限定“诗史”的律诗体裁，胡宗愈扬弃两家，揭示“诗史”的内涵，至此，杜甫诗歌“诗史”说基本建立。

“诗史”最初是两个词，分别指前人的诗歌创作和历史记载，不是一个词，不指杜甫诗歌。《宋书·谢灵运传论》云:“至于先士茂制，讽高历赏，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长朔风之句，并直举胸情，非傍诗史，正以音律调韵，取高前式。

作为一个词而指杜甫的诗歌，始于孟架。孟架说:“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

据现有文献，称杜甫诗歌是“诗史”始于孟架o马茂元说:“把杜诗称为诗史，最早见于晚唐孟桨的《本事》。”“从‘当时号为诗史’这句话看来，诗史这个名词好像是在杜甫时代已经存在了，—纵使不在杜甫时代，也应该在孟桨以前。可是就我们能够看到的唐代的记载中，除了《本事诗》外，却没有其他的地方提到诗史。”

孟桨称杜甫诗歌是“诗史”，并不是指杜甫所有的诗歌是“诗史”，而是指杜甫的部分诗歌。孟桨认为，杜甫遭遇安史动乱，流落陇、蜀，此时所写的诗歌才是“诗史”，其他时间、其他地方所写诗歌不是“诗史”。“诗史”的写作背景是逢安史之难且流离陇、蜀，也就是说，安史之乱以外的诗歌不是“诗史”，就是安史之乱期间却不是在流离陇、蜀时写的诗歌也不是“诗史”。孟桨的“诗史”说严格地限定了杜甫诗歌的范围。

孟桨严格限定“诗史”作品写作背景，又明确规定其内容。他认为，杜甫在安史动乱、流离陇、蜀时的诗歌全面反映了他遭遇安史动乱，流离陇、蜀的生活，抒写了他的感情，没有什么大事遗漏。“诗史”是杜甫动难时代痛苦生活的全面表现，也是其情感的自然流露，通过他的诗歌还可以了解他的时代。例如《秦州杂诗》、《月夜忆舍弟》、《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送路六侍御人朝》、《将赴成都草堂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等，不仅反映了杜甫个人在安史之乱中流离陇、蜀的苦难生活和感情，也表现了当时社会的动乱。写于安史动乱，流离陇、蜀时的杜甫诗歌表现了杜甫自己，也折射那个时代，这样的诗歌才是“诗史”。

按照孟桨的“诗史”说，杜甫许多诗歌都不“诗史”。例如安史之乱爆发前的诗《兵车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在长安所写的诗《悲陈陶》、《哀江头》、《曲江二首》，在解州所写的诗《北征》、《羌村三首》，在洛阳所写的诗《洗兵马))，由洛阳途经渔关赴华州所写的诗《新安吏》、《石壕吏》关吏》、《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还有安史之乱平息后所写的诗《释闷》、《天边行》、《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草堂》、《题桃树》、《登楼》、《宿府))、《忆昔二首》、《三绝句》、《昔游》等等，甚至还有寓居成都时所写的诗《蜀相))、《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南邻》、《狂夫》、《江村》、《野老》、《恨别》、《客至》、《绝句漫兴九首》、《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这些诗很多是当代学者视为“诗史”的典型作品。《北征》“是诗人生活和内心的自述，也是时代和社会的写真，个人的命运和国家与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淹关吏》、《新婚别》等“三吏”、“三别”是杜甫在乾元元年冬“由洛阳经过撞关，赴华州任所，途中就其所见所闻。”《三绝句》“有高度现实主义精神，可以说是绝句中的‘三吏’、‘三别’。”这样的诗不是杜甫逢安史之乱、流离陇、蜀之时写的，自然不是孟桨所说的“诗史”。可是这些诗歌的“诗史”性质很浓。例如:“前年渝州杀刺史，今年开州杀刺史。群盗相随剧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二十一家同人蜀，惟残一人出骆谷。自说二女啮臂时，回头却向秦云哭。殿前兵马虽晓雄，纵暴略与羌浑同。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三绝句》)“夔州处女发半华，四十五十无夫家。更遭丧乱嫁不售，一生抱恨长咨磋”(《负薪行》)。“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哀哀寡妇诛求尽，坳哭秋原何处村?”(《白帝》)孟桨的“诗史”说不包括杜甫在安史之乱前后所写的诗歌，范围何其狭小。

可是，孟桨“诗史”说强调杜甫诗歌首先是杜甫自己苦难遭遇和痛苦感情的表现，所以特别强调其写作的动乱时代背景和苦难的个人生活。孟桨对“诗史”说有不可磨灭的首创之功，他创造性地将“诗史”与杜甫诗歌联系在一起，赋予杜甫诗歌以全新的认识，也赋予“诗史”以全新的意义。孟桨为杜诗“诗史”说奠定了以安史动乱、苦难生活为背景的学说基础，当代杜诗“诗史”说基本沿着他的方向发展。例如，袁行需主编《中国文学史》说:“杜甫用他的诗，写了这场战争中的重要事件，写了百姓在战争中承受的苦难，以深广生动、血肉饱满的形象，展现了战火中整个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他的诗，被后人称为诗史。

因为其外延的问题，孟桨的“诗史”说到北宋中叶时被修改。修改的人有两个，一个是宋祁，一个是胡宗愈。宋祁认为杜甫的律诗是“诗史”，胡宗愈认为杜甫的所有诗歌都是“诗史”。宋祁的修改从旧“诗史”说的背景限定走到体裁限定，胡宗愈取消一切限定，范围过大，没有突出安史动乱对于杜甫诗歌的意义。

宋祁说:“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宋祁认为，杜甫诗歌“善陈时事”，格律精深，气魄宏大，是“诗史”。宋祁所谓的“诗史”是指杜甫律诗。宋祁把“诗史”的诗体规定为律诗，是一个创新。在宋祁之前，虽然大家称赞杜甫的律诗，却没有人将其与“诗史”联系起来。杜甫1400多首诗中，律诗约有910首，古诗414首，绝句127首。律诗所占比例重，而且成就高。元棋比较李白与杜甫，说:“余观其壮浪纵态、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元棋应杜甫之孙杜嗣业之邀而作杜甫墓系铭，难免有溢美之词。可是，刘响说“自后属文者，以棋论为是”。白居易《与元九书》也说:“至于贯穿今古，貌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可以肯定，从元棋到刘响，杜甫的律诗一直得到好评。元棋、刘响他们高度评价杜甫律诗多是肯定其对仗、声律等的艺术技巧，而少有把杜甫律诗与反映现实联系起来。与此不同，说到杜甫的古诗时，元镇、白居易往往称赞其即事名篇，反映现实的特点。元棋《乐府古题序》说:“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傍。予少时与友人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赞杜甫律诗之尽工尽善，不及其内容;赞杜甫古诗之即事名篇，少谈其艺术。中唐对杜甫的两种体裁的诗的称赞各有侧重。

可是宋祁认为，杜甫的律诗“善陈时事”。杜甫“善陈时事”的律诗，其“善”有二，一是“律切精深”，二是“至千言不少衰”。这是对杜甫律诗的新认识，更是对“诗史”说的新解释。所谓“律切精深”，是指对仗工整，声律和谐。以七言律诗为例，《曲江二首》、《诸将五首》、《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阁夜》、《登高》、《又呈吴郎》等，对仗十分精工、声律非常圆熟，己达到随心所欲，无所不能的化境。如“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曲江二首》其二)。“穿花峡蝶深深见，点水蜻蜒款款飞”(《曲江二首》其二)、“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阁夜》)、“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秋兴八首》其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登高》)、“自来自去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江村》)、“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句，都能曲尽声律与对偶之美，精工典雅。“香稻啄徐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一联，“鹦鹉”与“凤凰”后置，平仄声律吻合，语言奇警，意象超忽，一箭双雕。

所谓“至千言不少衰”，是指杜甫的排律结构严谨，气魄宏大。像《赠特进汝阳王十二韵》、《赠韦左济》、《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投赠歌舒开府翰二十韵》等，大都是二十韵的大篇，不仅格律严整，对仗精工，用典雍容，词藻典雅，而且结构紧，规模大，尤其是《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审李宾客之芳一百韵》是百韵大篇，无与伦比。

总之，“杜甫在律诗上是个全才，无论五律、七律、排律等方面，都是唐代的第一作手，是集大成式的人物。”

无庸置疑，杜甫的律诗艺术精湛，而且有许多律诗即事名篇，善陈时事。《秦州杂诗二十首》既关切国家的时局和命运，又注人深刻的身世之感。《登岳阳楼》既写诗人即将老死时的处境，也写仍在战乱中的黎民百姓。《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写平定安史之乱的胜利消息，也写诗人夫妇的欣喜欲狂。《恨别》、《登楼》、《野望》、《蜀相》忧心时局，感啃身世，强烈的忧国忧民的情怀与漂泊支离的身世之感水融。如“闻道河阳近乘胜，司徒急为破幽燕”(《恨别》)、“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登楼》)、“唯将迟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圣朝”(《野望》)、“出身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蜀相》)等，将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心、对时局变化的关注、对英雄人物的呼唤、对外族人侵者的憎恨及自己强烈的忧国之心，都做了尽情完美的表达。《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表现那已经走到了极端贫困的绝路人生，也表现国家与百姓的命运:“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宋祁之“诗史”说不可怀疑!“杜甫许多著名的五言律诗和七言律诗都是把自然景象和个人遭遇与时代灾难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在杜甫写景兼抒情的诗中，这种情、景、事的密切融合，非常丰富，多种多样，而且越到晚年，这方面的艺术成就越大，像五言律诗《客亭》、《江上》、《江汉》，七言律诗《登楼》、《宿府》、《阁夜》、《秋兴八首》等脍炙人口的名篇都是著名的例证。

但杜甫其他体裁的诗歌也具有即事名篇，善陈时事的特点，“三吏”、“三别”，《北征》、《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兵车行》、《丽人行》，《羌村》等及时反映时局、战乱，不能将其排除在“诗史”之外。例如胡小石说《北征》:“就篇末数韵探之，知与天宝末年安禄山称兵、太子即位灵武、玄宗内禅有关;且预测将来玄肃父子之恩不终，封建伦常道之不足恃，于此宛转致其讽喻之旨。特词义简晦，不敢详陈。说《羌村》:“篇幅虽寥寥，而天宝末年之大乱，人民所受之苦痛，皆反映于字句中。非仅为一人发愤抒怀已也。

宋祁从诗体的角度确定“诗史”的范围，肯定了律诗的“诗史”价值，却忽视了古诗的“诗史”价值，顾此失彼，其问题比较严重。

胡宗愈针对孟、宋二家之说过于限制“诗史”范围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诗史”说，他说:“凡出处、动息劳佚、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一见于诗，读之可以知其世，学士大夫谓之诗史。

胡宗愈认为，杜甫诗歌全面表现他个人的生活和情感，他的出处、动息劳佚、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全见于诗;也折射出那个时代，读之可以知其世。所以，学士大夫认为是“诗史”。胡宗愈紧紧抓住杜甫诗歌内容的全面性、抒情性和社会性，是对孟柴“诗史’‘说的完美阐述。胡宗愈认为，杜甫诗歌的叙事与抒情融合，而且其出处、动息劳佚的经历，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的感情，不仅是其一己之私事、隐情，也是时事、民情的再现，因此意味深长，激动人心，耐人寻思，远非历史记载所能比拟，是具有艺术美的历史，赢得了“诗史”的称号。这种认识为当代学者接受。马茂元说:“在动乱时代里暴露出来的重大问题，都成为杜甫大部分的诗里的主要内容。他观察的范围之广，认识之深，并能以高度的艺术手腕把他观察、认识的所得在诗歌里卓越地表达出来。”“也就是这个原故，杜诗才获得了千百年来被人所公认的诗史的称号。”“杜甫诗反映了玄宗、肃宗、代宗三朝的事迹和人民的生活，同时也渗透了作者的思想感情，使人感到诗人的性情活跃在诗的字里行间。

胡宗愈对杜甫“诗史”的范围没有像孟茶和宋祁那样去机械规定，在他看来，所有杜甫的诗歌都表现了杜甫的生活，抒发了杜甫的感情，而且“读之可以知其世”，就都是“诗史”。不分体裁，也不限背景，其范围远比孟茶和宋祁的广。当代学者也不分诗体，马茂元就说杜甫的古诗和律诗一样:“他的诗，尤其是长篇的古体诗，‘多纪当时事’，里边却含有浓厚的抒情成分。同时他的写景兼抒情的诗(多半是近体诗)也经常联系时事。这两大类诗是他的诗集中最主要的部分，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占有很大的比重;也就是这些诗千古传诵，感动无数后代的读者，使杜诗得到了诗史的称号。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原文篇4

摘要：宋代巴蜀各地官员易替数量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当地文教政策的延续及走向，也关乎地域内士风的变动。终宋之世，巴蜀士风虽从总体上表现出由“不乐仕进”向“向学求仕”的转化，但东西川之间又并非同步发展。在向学求仕之外，随着对宋廷认同感的增强，蜀人忠义风尚也日益浓厚。而以上风气的形成，则可视为南宋以后巴蜀地区政局虽历经波折，但仍能保持大体稳定的原因之一。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474（2015）04-0001-06

Intellectual Ethos among the Local Officials in Bashu Area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LIU Xingliang

（Department of Research， Three Gorges Museum， Chongqing 400015， China）

Key words： Chinese ancient history；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the Bashu area； seek government appointments through pursuit of studies； loyalty； intellectual ethos

Abstract： The rotation of officials in Bashu area， to a certain extent， affected the continu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local cultural policy as well as the change of ethos of the intellectuals in Song Dynasty.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the intellectuals unwillingness to enter public life “was changed into their activeness in seeking government appointments through pursuit of studies”. However， such a move was not synchronized i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parts of Sichuan. In addition to the pursuit of government appointments， the sense of loyalty had become increasingly strong among the Shu people with the enhancement of national identity. Such a trend can be regarded as one of the reasons behind the general political stability in Bashu area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despite of the political twists and turns at that time.

史载，乾德三年（965）宋太祖赵匡胤在收荆南、湖南地后，又分兵两路伐后蜀，不久后蜀主孟昶降，从此巴蜀之地尽归宋有。虽如此，但由于长期的分裂割据，加之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得巴蜀地区在文化上仍承接了唐末五代以来的地域文化格局，显现出封闭的区域性特征，无法与中原文化相互融通。因此，从宋初开始，统治者就特别注意对巴蜀之地的统治策略，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选用大量文官治蜀。

从客观历史进程来看，文官治蜀的确对稳定巴蜀地区的政局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对北宋时期蜀地士风的形成也有所助益。正如时人所言：“惟蜀之门，作固作镇，世浊则逆，道清斯顺。”〔1〕下面笔者就由北宋任职蜀地官僚群体切入，对当时的巴蜀士风等相关问题予以讨论①。

一、北宋任职蜀地官员的构成

北宋时期，任职蜀地官员人数众多，在现存宋代各类史籍及方志中有名有姓者就约有数千人之多。据李之亮《宋川陕大郡守臣易替考》②（以下简称《易替考》）一书考证，仅大郡守臣就有271人。

为了初步了解任职蜀地官员的整体情况，从中发现某些共性，本文以《易替考》所收人物为基础，查阅相关史籍，辨明官员籍贯、出身、任职时间等要素后发现，北宋时期任职蜀地官员更替最为频繁的是益州（成都府），有87人，以下依次是梓州、潼川府（治今四川省三台县）55人，泸州、江安州（治今四川省泸州市）28人，遂州、遂宁府（治今四川省遂宁市）23人，兴元府（治今陕西省汉中市）20人，利州（治今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17人，夔州（治今重庆市奉节县）17人，嘉州、嘉定府（治今四川省乐山市）17人，兴州（治今陕西省略阳县）13人，金州（治今陕西省安康市）12人。从任职蜀地官员的籍贯来看，除了籍贯暂无法查证的78人之外，剩余193人之中，蜀籍官员仅有24人，外地官员则为169人，几乎占到籍贯明确官员的87%。且蜀籍官员大多集中于北宋后期，也就是神、哲、徽三朝。在此期间，将近有18位蜀籍官员返蜀为官。

从官员出身情况来看，可以很明显看出，除去记载不详的张秉、郑牧二人之外，宋太祖时期任职蜀地官员中仅刘熙古一人在后唐时以三传赐第，其他人基本上因军功或恩荫入仕。而自太宗至道以后，科举出身者明显增多，这或许与太宗即位以后，大力扩大科举录取员额，以及以文臣任知州的统治政策有关。在特殊的历史阶段，如发生民变、灾荒、民族纠葛等，任职蜀地官员又会以武将为主。

而从任职期限来看，官员在蜀地的任职时间一般约为一年半左右，极少有长期主政同一州郡的例子。总之，以上所描述的是北宋任职蜀地官员的主体概况，虽不能完整还原北宋政府对蜀地政策的全部，但仍能较为准确地反映出北宋政府统治政策的调整以及巴蜀文教活动的诸种变化关系。下面我们就结合《易替考》所列人物以及蜀地重大历史事实，对官员与文教活动加以分析。

二、任职蜀地官员与蜀地文教

自古以来，巴蜀地区就以其险峻封闭的特殊地理环境和自给自足的经济条件号为“天府”。因易守难攻，五代以来，巴蜀地区曾两度割据，分别由王建于后梁开平元年（907）建立了前蜀，孟知祥于后唐应顺元年（934）建立了后蜀。赵匡胤平后蜀后，自然不希望巴蜀地区再产生新的分裂，因此一方面采取强兵压制的手段，迫使百姓臣服。另一方面又采取了强制移民的举措，将大量迁入巴蜀的士民移居出蜀，并特别规定，蜀中凡有赀财者也不得居于蜀地。史载，蜀平，“蜀之富人，皆召至京师，量其材为三等，其上官之，次省员，下押纲。人安其居，不愿东，以疾归，后复遣，如是数四，不使家居也”〔2〕。

可以说，宋太祖为了防范蜀人，“苟可以防闲阻遏，无不为矣”〔3〕。但是客观的说，以上措施并没有收到特别理想的效果。太祖时期，巴蜀地区就因武将贪横而引发了数次民变。尤其是太宗淳化四年（993）二月至至道二年（996）五月蜀地爆发的持续时间长达三年多的王小波、李顺之乱，对蜀中军事打击严重。这些活动最后虽均因政府强力平乱而告终，但对以后宋廷调整治蜀政策起到了推动作用。

正如上文统计数据所反映的那样，自太宗以后，随着国家人才储备的逐渐成熟，宋廷对巴蜀地域的统治策略也由一味的打压逐渐向宽松、放任过渡，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陆续选用了一些文臣出任知州。此后，巴蜀地区基本步入了一个稳定发展的时期，蜀地文教亦逐渐开始兴起。宋人范镇在《送彭学士序》中即言：“（大中）祥符四年，宋兴五十有二载矣，是邦人新去兵革之苦，始渐声教之学”〔4〕。需要注意的是，太宗以后选用文臣出任知州对蜀地文教发展的作用并不是立竿见影的，前期文臣赴蜀更多的只是因武将贪残、频酿事端而临时采取的补救措施，故其首要使命亦多以维稳为主，所用之人亦以临事干练、能行武事者居多。例如太宗在太平兴国年间任进士许骧知益州，即是出于“蜀民浮窳易摇，宜择忠厚者抚之，为备豫”之目的〔5〕。又如开宝进士张雍淳化间知梓州时，正逢王小波、李顺之乱。张雍训练士卒，募强勇守城，补充给养，并于开战之日亲自率步骑五百临东门与敌斗，城虽被王小波等围八十余日，但最终未被攻破。又如太宗太平兴国中，知成都府的辛仲甫，史书言其：机敏果断，颇有城府，且相貌堂堂，精于弓马，曾被太祖大为称赞。在蜀日，不但奏免岁输铜钱，罢榷酤，尚宽简之政，而且曾亲自率军讨平彭州（治今四川省彭州市）盗贼，诱令自缚诣吏者凡百余人。

以文臣治蜀且真正兴蜀地文教者，或许当从张算起。太宗淳化五年（994），王继恩破李顺大军、重新夺取成都后，因与张同年的参知政事苏易简之举荐，宋太宗遣张知益州事。张至蜀，恩威并施，史载“蜀民畏而爱之”〔5〕。为了有效树立统治根基，张访察到有学行而为乡里所服者张及、李畋、张逵等，敦勉其就科举，结果三人悉登科，历美官，“于是两川学者知劝，文风日振，由公之诱掖也”〔6〕。《渑水燕谈录》称李畋以著述为志，不乐仕进，隐居永康军（治今四川省都江堰市）白沙山，从学者甚众，当为张入蜀以前之情况。

张首次治益至咸平元年（998）。王均之乱（咸平三年，1000）后，真宗以张之前在蜀治行优异，再命知益州（咸平六年至景德三年，1003～1006），“蜀郡复大治”。真宗遣人传谕张曰：“得卿在蜀，朕无西顾之忧。”蜀人苏洵称其在蜀之政曰：“爱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见也。”〔7〕并有时人作诗赞誉：“自吴入蜀是寻常，歌舞筵中救火忙。乞得金陵养闲散，也须多谢鬓边疮。”〔8〕

可见，张在蜀兴文教之策，是卓然有效的，并最终获得了皇帝的认可。而这种认可，恰又为政策的延续带来了契机。如任中正治蜀时，言者多以为不可，真宗就此事询问王旦，王旦就说：“非中正不能守之规。他人往，妄有变更矣”〔5〕。而后来的史实也表明，从任中正时起，张发起的兴文教举措的确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史载，任中正“在郡五载，遵条教，蜀人便之”〔5〕。在此期间，他请成都名士任d讲学于成都府学──文翁石室。《茅亭客话》即言，任d“大集生徒，讲说六经，以绍文翁之化，由是蜀中儒士成林矣”〔9〕。

又如，大中祥符进士蒋堂在益州日，“节游宴，减厨傅，专尚宽纵，颇变（杨）日严之政”，同时，“广其舍为学宫，选属官以教诸生，士人翕然称之”〔5〕。在蜀期间，蒋堂与成都人吕陶多有往来，因欣赏其文辞，曾“亲程其文，尝得陶论，集诸生诵之。”并对诸生称其论曰：“此贾谊之文也”〔5〕。时吕陶只有十三岁，一坐听之皆惊。在蒋堂的扶持下，后来吕陶终于皇v五年（1053）中进士第，熙宁间又登制科，并于元符三年（1100）返蜀，知梓州。蒋堂之后，文彦博于庆历四年至七年（1044～1047）继知益州。史载，其为引领蜀地学风，礼待名士张愈，并为其置青城山白云溪杜光庭故居以处之。而另一名士文同尚未中第，文彦博亦颇称赏，曾以文同之文示府学诸生，得众人称慕。

与上述任职蜀地官员相似，凌策大中祥符六年至九年（1013～1016）知益州时提携眉山孙\、任d。仁宗天圣时，守蜀的薛奎奖拔范C、范镇兄弟。仁宗庆历时，知益州的田况对成都名士代渊“厚问以礼，尽取其书奏之。天子异焉，即家庐拜祠部员外郎”〔10〕。代渊本天圣二年（1024）进士，以禄不及亲，去官还乡，以教子弟研究学问为业。田况礼待代渊并向朝廷推荐，正反映了他对人才的尊重。

当然，纵观北宋一朝，奖掖蜀士成效最为明显的或许就是张方平了。至和至嘉v间，张方平知益州，“念蜀异日常有高贤奇士，今独乏耶”〔11〕，遂与眉山苏洵交，并对其大为称赏。他劝苏洵远游京师，并亲自写信将其推荐给翰林学士欧阳修。苏洵听其劝告，携二子苏轼、苏辙至开封，欧阳修献其书于朝，最终成就了三苏父子之大名。姚孳知夔州时，大力“兴学校，劝农桑”，史称其“有循吏风”〔12〕。赵\入蜀，“蜀地远民弱，吏肆为不法，州郡公相馈饷。\以身帅之，蜀风为变”〔5〕。他们对巴蜀文教的引领作用是很明显的。

同时，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随着蜀地文士数量的渐趋增多，他们中一些人亦通过科举博得了功名。而伴随着统治的渐趋稳固，约从仁宗中期以后，宋廷亦将这些人派赴蜀地为官。如嘉v六年（1061）知遂州的程浚本为眉州（治今四川省眉山市）人，治平三年（1066）知兴元府的杨绘是汉州绵竹（治今四川省绵竹市）人，熙宁初知遂州的王梦易是荣州（治今四川省荣县）人，熙宁五年（1072）知梓州的李大临是成都华阳人，知兴元府的文同则是梓州人，熙宁十年（1077）知泸州的任呈敲贾萑耍此后蜀人中诸如程之元、张公裕、李曼、郭子皋、宇文昌龄、李陶、程堂、吕陶、孙渐、何栗、宇文常、郭伦、张上行等都曾返蜀为官。这些人因熟悉蜀地风貌，对推动巴蜀地区文教的发展更是不遗余力。

当然这里也需要补充一点，此时蜀人返蜀者虽有增多，但并不意味着宋廷对蜀人返蜀全然放心，当时很多士大夫心中始终对蜀士存有疑虑，也经常有论奏蜀人之语。如元v时期（1086～1094），监察御史董敦逸就曾上疏言蜀人太盛及差遣不公，乞罢蜀人。对此，时任门下侍郎的蜀人苏辙虽官位显赫，但也只能上疏自陈，试图以蜀地士人有东、西川之别，非尽如人言为由，为自己辩解。即便如此，这些登科的蜀士群体还是与入蜀官员一道，对巴蜀地区的文教建设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三、任职蜀地官员影响下的巴蜀士风

（一）向学求仕之风

正如前文所言，北宋初期，因巴蜀地区民变迭出，故宋廷对其统治的重点在于防止该地区再度发生分裂，自然也就无暇顾及文教之事。在此时期，巴蜀地区士人数量很少，文学活动中亦保存了很明显的五代后蜀遗风，参加科举者更是寥寥。

约自宋太宗朝以后，在任职蜀地官员的极力倡导下，该地区文化活动日趋频繁，士人应科举者日增，特别是眉州三苏父子等，更最终成长为一代文坛楷模。因此，北宋一朝巴蜀士风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士人由“不乐仕进”向“向学求仕”的转变。从文化角度看，则是士人文化由一种地域色彩浓厚的文化逐渐开始吸收各种不同思想而变得日益丰厚起来。对于以上观点，学界早有宏论，邹重华曾作专文《从不乐仕进到向学求仕――文人治蜀与北宋前期四川士风的转变》③进行了详细讨论。伍联群《北宋文人入蜀诗研究》〔13〕一书以及四川师范大学张翠方的硕士学位论文《北宋蜀士群体的仕宦问题》〔14〕亦有相关表述。本文对此观点较为赞同，而前文所统计入蜀蜀籍官员的数量变化，也能很好地佐证几位先生的论述。在此还想补充的是，这种向学求仕风气的形成，还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原因，即蜀地文化本身所具有的良好基础，以及蜀文化自身带有的一种包容、博大的精神取向。

自晚唐以来，中原战乱，百姓流离失所。蜀地虽然亦受波及，但由于其地理位置特殊，内部大体还算平稳。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吸引了大量文人、学者入蜀避难。《宋史》即言：巴蜀故地“土植宜柘，茧丝织文纤丽者穷于天下。地狭而腴，民勤耕作，无寸土之旷，岁三四收。其所获多为遨游之费，踏青、药市之集尤盛焉，动至连月。好音乐，少愁苦，尚奢靡，性轻扬，喜虚称”〔5〕，一派安逸景象。在这种情况下，蜀地文化与中原文化得以很好的融通，西蜀与江南甚至成为了当时全国的两大文化中心。据《益州名画录》记载：

蜀因二帝驻跸，昭宗迁幸，自京入蜀者，将到图书名画，散落人间，固亦多矣。杜天师在蜀集道经三千卷，儒书八千卷。（赵）德玄将到梁、隋及唐百本画，或自模榻，或是粉本，或是墨迹，无非秘府散逸者，本相传在蜀，信后学之幸也。〔15〕

可见，从唐后期至于五代，中原的大部分典籍在蜀中得以保存，传统蜀文化中多融入了中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因子，而这正是北宋以后入蜀官员所推行的文教政策能够顺利进行的保障，也使得蜀文化愈来愈包容与博大。有学者指出，巴蜀文化“从根本上说是本土文化不断容纳和吸收外来文化，从而逐步构成一种很有特色的区域文化”，也可以说其“是多元文化的融合”④。在笔者看来，这正是蜀地士人能够很快由“不乐仕进”向“向学求仕”转变的根本性因素，它是巴蜀文化在承平之世发展的必然结果。

当然，我们还应该认识到，从统计所得官员分布情况来看，完全由科举出身的守蜀官员并非分布于全川，而主要集中于益州（成都府）、梓州等地，几乎占到任职官员总数的91%。而出于政治的考虑，金州（治今陕西省安康市）、夔州（治今重庆市奉节县）等边缘地区委派的官员仍然主要以强势武将或恩荫入仕的达官贵族子弟为主，明确为科举出身的官员人数几乎不到这一地区任职官员总数的一半。

同时，就官员更替速度来看，益州、梓州两地官员的更替速度也远远高于其它州郡。当然，这其中也许不乏失载的成分，但恰好可以看作是其它地区文教不兴的有力佐证。如泸州，英宗治平时，因武人出身的知州周永懿以赃虐败，宋廷才采纳大臣意见，“选文臣知州，而武臣监路分兵”〔16〕。有统计结果显示，《宋史》为蜀人立传者达158人，《四库全书》中所存宋代蜀人文集也有30余家，而这其中所涉人物大多集中于益州周边。又如，史书言蜀地风气时，称成都府“民性循柔，其俗好文，学者比齐鲁”〔17〕。眉州“士大夫贵经术，重氏族”，“其民以诗书业，以故家文献为重，夜燃灯诵读声琅琅相闻矣”〔18〕。而言及夔、峡等州，则谓“楚之俗，剽悍巧猾”，“不好文学”，但“其信巫鬼，重淫祀，与蜀同风”〔19〕。更遥远山区甚至“父子同讳，夫妻共名。祭鬼以祈福”〔19〕。因此，就以上材料来看，巴蜀士人的成长实际并非是一种全局，向学求仕带有一种明显的区域性特征。

蒙文通先生在《巴蜀文化的问题》中谈及“巴蜀文化的特征”时指出：“词赋、黄老和卜筮、历数，这才是巴蜀古文化的特点”。又说：“自西汉末年直到晋代，师承不绝，都是以黄老灾异见长，共有三十余人，这在两汉最为突出”〔20〕。严耕望先生概括唐五代以来蜀地风俗时说：“宗教气氛之浓厚……官民乘时遨游，已见蜀民荡于逸乐。”〔21〕北宋时的巴蜀士风也是如此。如北宋以后学者就多以“驳杂”来形容三苏蜀学的学风特点，朱熹言：“早拾苏、张之余绪，晚醉佛老之糟粕”〔22〕。清人所编《宋元学案》亦言：“苏氏出于纵横之学而亦杂于禅。”〔23〕史学大师钱穆更是说三苏蜀学为“会合着老庄、佛学和战国策士乃及贾谊、陆贽，长于就事论事，而卒无所指归。”〔24〕蜀地的很多学者，不论是否被划入了蜀学流派，均有此类思想取向。如恭州士人张廷臣“平生慎言语，谨细故，信佛法”〔25〕，又如岷山处士龙昌期，本蜀人，平居惟治《易》。仁宗时期的绵竹人杨绘，曾中皇v五年（1053）进士第二人，有《群经素蕴》三十卷，“尤长于《易》、《春秋》，居无为山著书，号‘无为子’。以其学背时好，名所居曰：‘自信堂’”〔16〕。总之，在当时的蜀地士人中，学术上释道杂糅、思想上诸家并重已经非常普遍。这似乎也就是为什么北宋以后蜀地文化虽依然繁盛，但始终未能发展成为如福建地区一样的理学中心的一个原因吧。

（二）忠义之风

在向学求仕风气之外，随着对宋廷认同感的增强，蜀人忠义风尚也日益浓厚，而这也是这一时期巴蜀士风中不容忽略的一个特点。随着科举及第人数的逐渐增多，巴蜀士人逐渐走向全国，而巴蜀地区终于北宋，“大抵沃野所在，二百年不见兵火。居民屋室如法，有承平气象”〔26〕。随着外地科举出身官员大量入蜀，特别是巴蜀文化与中原地区文化的日渐趋同，以及巴蜀在经济上与全国其它各路的往来逐渐增多，巴蜀士人自然形成了一种对宋廷的认同心理。而这种无意间培育出的士人群体意识，恰恰为北宋末期宋金纷争中得以辗转苟安的新生的小朝廷在西南边地拉起了一道防线。

北宋末，巴蜀地区一度成了抗金的前线，政府的残余军队大量移驻川峡四路。正如前文所言，该地区许多州郡均由蜀人执掌，在此危难时刻，宋廷所授予川峡军政统帅、制置使和宣抚制置使的财赋、行政、军事等权力都明显大于任何其他路份的官员，甚至“大于北宋时授予河东、陕西、河北的转运使、安抚使的权力”〔27〕。在此期间，蜀籍士人多忠心于宋廷，很少有如前代那样乘乱而起事者。例如靖康间知夔州的张上行，本汉州德阳人（治今四川省德阳市），登元丰第，时有石泉夷人乘北宋灭亡之机犯边，张上行接蜀帅孙羲叟之命，亲自“调军驰部兵至境急击，大破之，夷人自是服蜀”〔28〕。又如宣和中，成都双流人（治今四川省双流县）宇文常为官蜀地，“以遵用元丰成法，省费不赀”，遂被加职迁官。后知黎州（治今四川省汉源县），时有朝士附和开边之议，亦欲在大渡河外置城邑，以便与夷人互市。徽宗以宇文常熟悉蜀情，诏请奏闻，宇文常分析时局后认为：“太祖观蜀地图，画大渡为境，历百五十年无夷患，今若于河外建城邑，边隙开，非中国之福也”〔29〕，不同意轻开边事。后又于乱世守夔州，尽革前代弊政，组织武装，防止边患，有效地保护了宋末蜀东南地区的领土安全。

正是因为蜀地形成了这种忠义士风，所以南宋节制巴蜀地区的大将吴曦叛乱时所获得的支持非常有限，因而被宋廷迅速击溃，其造成的影响也完全不能与北宋初期全师雄、王小波等一呼百应的风潮相提并论。当然不容否认，这一事件固然还有其它原因，但是士人社会的不支持，且没能形成一定的权力基础，当是其中的关键性因素。

四、余论

总的来说，从文献记载及上述分析，我们还可以对北宋时期的巴蜀士人及士风有如下认识：

第一，形成巴蜀士人群体的主要途径，即是经过正规的科举考试进入官场。当然也有民众通过最初的献策、充当幕府之任等得以晋升，但这些方式毕竟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第二，正因为巴蜀士人经过文化的途径逐渐使自己走出了地域的圈子，因此，至晚在北宋后期，巴蜀地区文化形成了与中原文化逐渐同步的发展轨迹。且蜀士间已经开始形成一个相互汲引的庞大关系网络，同荣共辱，这一现象至南宋后表现得尤为明显。如南宋前期的蜀人赵雄为相，“故蜀中名士多汲引在朝，及赵罢相，有为飞语以撼，蜀士者皆有去志”〔30〕。可以说，以上种种做法早已与当时中原地区士人无异。

第三，虽然巴蜀士人走出了巴山蜀水，文化渐趋开放，但地域文化的发展并不能做到完全同步，外来官僚群体对巴蜀文教的影响力只是集中于益州、眉州、梓州等文化程度本身较好的地区，而其它边缘州郡在文化上则相对较为落后，入仕风气始终不太浓厚，科举及第的士人数量极少。同时，该地文化越是落后，宋廷对该地区文教风气的培育关注越少。终北宋一代，这些地区始终少有科举出身官僚被派任，这似乎陷入了一种循环的怪圈。因此，可以说巴蜀文化的崛起本身存在着一种地域内部的偏向性特征。当然，从总体上来看，宋廷对蜀地士风的培育还是起到了稳定地域政治与繁荣文化的作用，这一点应该是值得肯定的。

注释：①

“巴蜀地域文化”作为一个学术命题，早在上世纪40年代初就已经正式提出。而从40年代初到80年代末这一时间段，学界对这一文化区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上古史领域，涉及考古学、古文字以及民族学等多个方面。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一些学者开始注意到巴蜀文化在整个古代历史上的显著的继承性和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特色，研究的视角开始下移，因而产生了所谓广义的巴蜀地域文化的概念，即指贯穿古今的地域文化现象。

②见李之亮《宋川陕大郡守臣易替考》，巴蜀书社2001年版。其中的宦蜀官员情况详表，笔者已另文刊出，此处限于篇幅，不作转录。详见《北宋士风若干问题研究》，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

③见邹重华《从不乐仕进到向学求仕――文人治蜀与北宋前期四川士风的转变》，载2010年《中国十至十三世纪历史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宋史研究会第十四届年会会议论文集》304-316页。

④吴洪成先生认为，早期的巴蜀文化就折射出楚文化、中原文化、蜀文化的影响因素，这是巴蜀文化较为明显的特征。详见吴洪成《巴蜀文化述略》，刊于《重庆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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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原文篇5

关键词：杜甫 草堂诗 多样性

杜甫一生经历坎坷，仅乾元二年（759年）十二月入蜀，翌年春，在成都西郊浣花溪营建草堂，开始了近五年相对安定的草堂生活。其间经历草堂幽居，流寓梓阆，入严武幕，辞归草堂，离蜀东下等曲折过程。

乾元二年年底，杜甫同妻儿来到成都。此时的成都极少战乱，繁华异常，让杜甫暂时忘却了乱世的悲欢离合、忧国忧民和身世自叹。翌年，在成都西郊安家后，抱着闲适自在的心情，作者将情感、心怀和视野投诸周边山水，创作了大量山水田园诗，寄寓了丰富的情感经验和人生感悟。

“野老篱边江岸回，柴门不正逐江开。渔人网集澄潭下，贾客随船返照来。”（《野老》）此诗写于760年，长年颠沛流离后，得一憩息之处，诗人聊感欣慰；但国家残破、生民涂炭的现实，却时时撞击其心灵，使其无法宁静。《江村》一诗中，作者以清淳质朴的笔调，质朴无华的语言，点染出浣花溪畔幽美宁静的自然风光和村居生活清悠闲适的情趣，颇具田园诗萧散恬淡、幽雅浑朴的风韵。宋代蔡梦弼《草堂诗话》评价说：“其所以大过人者，无他，只是平易。虽曰似俗，其实眼前事尔。”清代黄生《杜诗说》谓之“杜律不难于老健，而难于轻松。此诗见潇洒流逸之致”。

另有《客至》是一首至情至性的纪事诗，表现出诗人纯朴的性格和好客的心情。“寂寂春将晚，欣欣物自私。江东犹苦战，回首一颦眉。”（《江亭》）写作此诗时（761年），安史之乱未平。作者虽避乱于四川，暂时得以“坦腹江亭”，到底还是忘不了国家安危，因此诗末，归结到“江东犹苦战，回首一颦眉”，又陷入满腹忧国忧民的愁绪中去了。杜甫这类诗表面上悠闲恬适，骨子里却仍是一片焦灼苦闷。这也正是杜甫不同于一般山水诗人的地方。

可这些都不是真正的杜甫。本真的诗人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始终萦绕诗人心头的是国家的安危、政治的得失和人民的苦痛。草堂生活的闲适自得摈却不了诗人对现实生活的关切与深沉的忧虑。朱东润先生曾说：“（杜甫寓居草堂时）真正关心的还是当时的政局。”这道出了贯穿诗人一生的主要思想和心态。

另外，诗人所作感时伤怀诗很多，如《石犀行》、《泛溪》、《出郭》、《恨别》、《散愁二首》、《病柏》等。《病柏》中咏病柏二抒胸臆，借物言事，托意深远，可读出国家兴亡之慨。朝廷不顾百姓疾苦索贡蜀橘，杜甫作《病橘》讽之。诗曰：“忆昔南海使，奔腾献荔枝。百马死山谷，到今耆旧悲。”《枯棕》写中原战乱未平，蜀中藩镇割据，军兴而赋重，诗作托棕榈被剥而至枯死，比喻百姓因暴政而难以生存。

广德二年春，诗人登临高楼，感事伤时，自伤不遇，留下“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的名句。沈德潜云：“气象雄浑，笼盖宇宙，乃集中最上乘之作。”此类感时忧民之作寄寓着作者深沉的政治情怀，往往沉郁顿挫、发人深省。

与此同时，诗人的思乡之情愈加浓厚：“京洛云山外，音书静不来。神交作赋客，力尽望乡台。衰疾江边卧，亲朋日暮回。白鸥原水宿，何事有余哀？”（《云山》）思乡之情弥切，然京洛难以望见，与亲人音书断绝，漂泊异乡的悲哀与苍凉俱现于诗中。《遣兴》则借诗自遣，战乱未平，亲人离散的愁思与漂泊异乡、衰老疾病的伤感一时俱起。同类诗作还有《出郭》、《恨别》等。《散愁二首》托物寓意，抒发愈加浓厚的思乡之情：“东来万里客，乱定几年归。肠断江城雁，高高向北飞。”

杜甫寓居成都时还曾入严武幕府做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但七个月后就匆匆辞幕。入幕、辞幕之心态可谓复杂矛盾。这一时期诗人的诗作不少。杜甫与严武交情颇深。严武奉命还京，杜甫送至绵州，并作赠别诗三首。广德元年春，严武再度镇蜀，杜甫又作诗多首相赠。二人交情如此深厚，为何应邀入幕又匆匆辞幕呢？

首先，朋友之情突然变为上下级之尊卑关系，且受束缚。《遣闷奉呈严公二十韵》表露心态：“束缚酬知己，蹉跎效小忠。”杜甫有赞叹严武政绩之诗作，但入幕后眼见其骄横残暴、目无法纪的一面，在其手下任职，着实堪忧。且诗人与同僚关系不好，与互相猜疑勾结的幕僚周旋，心中抑郁难以纾解。杜甫在《莫相疑行》中写到：“晚将莫契托年少，当面输心背面笑。寄谢悠悠世上儿，不争好恶莫相疑。”诗人因受同僚猜疑和嫉妒，内心十分愤慨，且幕府生活紧张忙碌但无所作为。诗人终辞去官职，从此与官场无缘。诸多政治理想化为泡影，诗人内心的矛盾与痛苦可想而知。与严武的交情虽又恢复了，过去那种文人诗酒流连的生活又回来了，但好景不长，严武的突然去世让诗人顿失生活资助。这也是诗人离开草堂，继续漂泊的重要原因。

杜甫是一个敏感而又多愁的性情诗人，其诗歌创作极易受到周遭环境和自身境遇的影响，因此，杜诗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的情感特征。对于流落半生、坎坷一世的杜甫而言，在成都草堂短暂驻留的最初两年零七个月是杜甫漂泊生涯中弥足珍贵、不复再有的一段闲适时期。因此，其思想、创作悬浮出阶段分明的独特魅力。草堂诗中表现出来的恬退幽志和“漫与”极致使杜甫、杜诗迥立于其悲剧人生、巅峰艺术的坐标之上，显示出开放、适达的诗学胸襟，使草堂诗歌成为杜诗及诗歌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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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东润.杜甫叙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清]仇兆鳌.杜诗详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9.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原文篇6

一、唐诗：中国古典诗歌的第一峰

我国古典诗歌的发展，从诗经、楚辞开始，经过长时期的酝酿和演变，到唐代登上了繁荣的高峰。[1]1唐诗选本之多，盖无出其右者，而尤以清蘅塘退士《唐诗三百首》传播最广。邵祖平、陈寅恪、闻一多、岑仲勉、王重民、任半塘、林庚、唐圭璋、程千帆、周勋初、袁行霈、吴世昌、邓绍基、张忠刚、陈伯海、萧涤非、霍松林、马茂元、傅璇琮、陈贻?{、罗宗强、莫砺锋、葛晓音、陈尚君、陶文鹏、尚永亮等现当代学者用力甚勤，对公众推广唐诗的热情接续前贤。作为有唐“一代之文学”代表，唐诗独特的艺术成就已得到历代学者的公认。[2]对青少年而言，书店里学习读物销售长盛不衰的，除《新华字典》外，大概就是唐诗鉴赏类图书了。

近50年来，以中华书局《全唐诗》标点本、《全唐诗外编》、《全唐诗补编》为标志，大批唐诗整理、选注和欣赏本问世，影响较大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唐诗选》 、刘逸生《唐诗小札》等，而萧涤非主编《唐诗鉴赏辞典》的问世，则将唐诗鉴赏热推向高潮。岳麓书社《唐诗三百首新编》、山西人民出版社《万首唐人绝句校注集评》 、复旦大学出版社《唐诗三百首全解》 、文化艺术出版社《增订注释全唐诗》 、浙江文艺出版社《唐诗选注》，更是普及与提高兼顾之作。然而，综合体现大众视角、学术视角、文学视角和现代视角的，还是王兆鹏等人的《唐诗排行榜》（中华书局2011年版）。

《唐诗排行榜》运用统计学、传播学的理论方法，通过“古代选本入选次数”、“现代选本入选次数”、“历代评点次数”、“当代研究文章篇数”、“文学史录入次数”、“互联网链接文章篇数”等指标，测评出从唐代至今最有影响力、最受关注的39位诗人创作的前100篇唐诗，见表1。

表1 《唐诗排行榜》中的前100名唐诗

排名 作品 作者 排名 作品 作者 排名 作品 作者

1 黄鹤楼 崔颢 34 锦瑟 李商隐 67 丹青引赠曹将军霸 杜甫

2 送元二使安西 王维 35 寒食 韩? 68 长安秋望 赵嘏

3 凉州词（黄河远上） 王之涣 36 石头城 刘禹锡 69 山行 杜牧

4 登鹳雀楼 王之涣 37 鹿柴 王维 70 鸟鸣涧 王维

5 登岳阳楼 杜甫 38 春江花月夜 张若虚 71 凉州词（葡萄美酒） 王翰

6 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 柳宗元 39 赤壁 杜牧 72 山石 韩愈

7 临洞庭湖赠张丞相 孟浩然 40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李白 73 岁暮归南山 孟浩然

8 题破山寺后禅院 常建 41 旅夜书怀 杜甫 74 兵车行 杜甫

9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王勃 42 马嵬 李商隐 75 芙蓉楼送辛渐 王昌龄

10 蜀道难 李白 43 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 杜审言 76 从军行（青海长云） 王昌龄

11 次北固山下 王湾 44 蜀相 杜甫 77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岑参

12 枫桥夜泊 张继 45 望蓟门 祖咏 78 长安春望 卢纶

13 终南山 王维 46 古意呈补阙乔知之 沈?缙? 79 晚次鄂州 卢纶

14 长信秋词（奉帚平明） 王昌龄 47 独坐敬亭山 李白 80 野望 王绩

15 登高 杜甫 48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王维 81 贾生 李商隐

16 泊秦淮 杜牧 49 梦游天姥吟留别 李白 82 终南望余雪 祖咏

17 江雪 柳宗元 50 隋宫（紫泉宫殿） 李商隐 83 将进酒 李白

18 西塞山怀古 刘禹锡 51 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 岑参 84 秋兴（玉露凋伤） 杜甫

19 乌衣巷 刘禹锡 52 春宫怨 杜荀鹤 85 登楼 杜甫

20 滁州西涧 韦应物 53 望岳 杜甫 86 月夜 杜甫

21 夜雨寄北 李商隐 54 赋得古原草送别 白居易 87 北征 杜甫

22 燕歌行 高适 55 逢入京使 岑参 88 过香积寺 王维

23 琵琶行 白居易 56 春望 杜甫 89 竹枝词（杨柳青青） 刘禹锡

24 观猎 王维 57 九日齐山登高 杜牧 90 从军行 杨炯

25 出塞 王昌龄 58 闺怨 王昌龄 91 与诸子登岘山 孟浩然

26 过故人庄 孟浩然 59 终南别业 王维 92 春夜喜雨 杜甫

27 长恨歌 白居易 60 无题（相见时难） 李商隐 93 送魏万之京 李颀

28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杜甫 61 江南春绝句 杜牧 94 早雁 杜牧

29 石壕吏 杜甫 62 春晓 孟浩然 95 雁门太守行 李贺

30 早发白帝城 李白 63 九日蓝田崔氏庄 杜甫 96 行经华阴 崔颢

31 静夜思 李白 64 商山早行 温庭筠 97 秋登宣城谢?I北楼 李白

32 咸阳城东楼 许浑 65 使至塞上 王维 98 登金陵凤凰台 李白

33 山居秋暝 王维 66 夜上受降城闻笛 李益 99 云阳馆与韩绅宿别 司空曙

100 羌村（峥嵘赤云西） 杜甫

资料来源：王兆鹏、邵大为、张静、唐元著《唐诗排行榜》（中华书局2011年9月版）

诚如王兆鹏先生所言，给文学作品排座次、定甲乙，并不是当今才有的时尚，而是古已有之。至少从唐代起，宫廷和民间就常常举行诗词竞赛。而杜甫《戏为六绝句》之“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大概是中国最早的文学排行榜。[3]虽然作者早就言明，排行榜只能在相对意义上说明问题，而不能说排名前列的作品的价值意义比居后的作品高，[4]但《唐诗排行榜》出版后，还是引起学术界和读者的争议。[5]争议的焦点是定量分析研究方法在古代文史领域的应用问题。其实用定量方法研究古典诗词，并非自《唐诗排行榜》始，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方法的多元交叉是时代趋势。笔者认为，争议大多揭示的还是对唐诗理解、欣赏的差异，显现出认识、赏读唐诗的新维度，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尚传播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二、电影：现代艺术之林的常青藤

电影诞生仅有一百多年，与音乐、舞蹈、诗歌、绘画、雕塑等古老艺术相比，还十分年轻，但却是最有魔力的艺术门类。从无声短片到有声巨制，从黑白到彩色，从平面到立体、从宽银幕到环幕、从影院到院线、从电视电影到数字电影，从3D到4D，是现代艺术之林之中名副其实的常青藤。

唐诗题材在当代表演艺术中也不鲜见，如话剧和电视剧《李白》、电视剧《诗圣杜甫》、纪录片《唐韵》《杜甫》等，甚至有人认为唐诗影响了世界电影：以卢纶“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和岑参“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为代表的边塞诗派，启发了约翰福特等一大批西部片导演；连詹姆斯卡梅隆也通过《泰坦尼克号》致敬了白居易，此片将《琵琶行》的故事颠倒性别重讲了一遍。[6]

微电影是指在新媒体时代，为契合现代人碎片化的休闲时间和收视需求，“微规模”制作（较于传统电影投资少、制作周期短）、“微平台”（互联网、手机等多媒体移动视频平台）播出、“微时长”（短则一两分钟、长则三四十分钟）放映的，具有完整策划和系统制作体系支持、具有完整故事情节的视频短片。[7]微电影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上都是一次电影解放，它使人人都是艺术家成为可能。

微电影与“微”时代是密不可分的，如微博、微信、微小说、微摄影、微支付、微社区等。有研究指出，微电影作为新生事物，成长在近五年，相关研究从近两年开始，但其初始形态 2002 年便已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8]2011年以来，国内微电影每年都以数千部的规模在互联网播出。

主题是一部微电影的灵魂，它作用于人的心灵。“优秀的微电影一定是具有深刻的人文关怀和反思在里面。真、善、美是一切文学艺术作品的最高理想，一切人类活动的终极指向”。[9]唐诗极丰富的情感主题跨越时空，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瑰宝，也可成为后工业“微时代”心灵的晴雨表。

实际上，运用网络传媒手段（主要是动画）传播唐诗起步较早，如《新编唐诗三百首》（少儿动画版），每集2分钟左右；《少儿动画唐诗》每集一般不超过10分钟，而系列动画片《唐诗故事》，则是从一百多位诗人的一千多首诗中，选取十几首极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名篇佳作进行创作，但严格说，这些视频短片还不属于唐诗微电影层次。

三、经典：“唐诗微电影”再创造

（一）唐诗微电影项目的背景

2013年5月，中央电视台微电影频道正式上线开播；6月，大型公益性传统文化普及项目《唐代诗词故事108部系列微电影》（以下简称“唐诗微电影”）在上海国际电影节正式启动；9月，第22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电影教育与微电影发展论坛”在武汉召开；12月，唐诗微电影之《春风吹又生》、《悯农》、《游子吟》、《梧桐影》、《斜风细雨不须归》、《凉州词》在河南省济源市开拍。2014年4月，《离梦杳如关塞长》、《天街小雨润如酥》在四川省三台县完成拍摄。

唐诗微电影项目甄选初、盛、中、晚唐不同时期的经典诗词，每集长度大约15分钟。见表2。

表2 唐代诗词故事108部系列微电影片目

集次 微电影 唐诗 集次 微电影 唐诗

1 李世民/疾风知劲草 赐萧?r 55 卢纶/大雪满弓刀 塞下曲

2 卢照邻/万古催残君炬知 行路难 56 李端/月落星稀天欲明 闺情/听筝

3 杜审言/今春花鸟作边愁 渡湘江 57 李益/寒山吹笛唤春归 春夜闻笛/夜上受降城闻笛

4 李峤/千里照相思 送崔主薄赴沧州 58 李益/别来沧海事 喜见外弟又言别

5 骆宾王/谁为表予心 在狱咏蝉 59 孟郊/一日看尽长安花 登科后

6 王勃/天涯若比邻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60 孟郊/谁言寸草心 游子吟

7 王勃/滕王高阁临江渚 题滕王阁 61 陆羽/千羡万羡西江水 六羡歌

8 宋之问/劳者自为歌 渡汉江/旅宿淮阳亭口号 62 武元衡/春风一夜吹乡梦 春兴

9 陈子昂/今日狂歌客 渡荆门望楚 63 张籍/洛阳城里见秋风 秋思

10 陈子昂/岁华尽摇落 感遇 64 韩愈/天街小雨润如酥 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

11 沈?缙?/更教明月照流黄 独不见 65 韩愈/安得至老不更归 山石

12 贺知章/春风不改旧时波 回乡偶书 66 韩愈/云横秦岭家何在 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13 张若虚/海上明月共潮生 春江花月夜 67 柳宗元/骚人遥驻木兰舟 入黄溪闻猿/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

14 张说/天歌起大风 奉和圣制登骊山瞩眺应制 68 柳宗元/江流曲似九回肠 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重别梦得

15 张九龄/海上生明月 望月怀远 69 柳宗元/独钓寒江雪 江雪

16 王翰/醉卧沙场君莫笑 凉州词 70 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 乌衣巷

17 王之涣/黄河远上白云间 登鹳雀楼/凉州词 71 刘禹锡/人世几回伤往事 西塞山怀古

18 孟浩然/气蒸云梦泽 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 72 刘禹锡/杨柳青青江水平 竹枝词

19 孟浩然/春眠不觉晓 宿建德江/春晓 73 白居易/春风吹又生 赋得古原草送别

20 孟浩然/待到重阳日 过故人庄 74 白居易/此恨绵绵无绝期 长恨歌

21 李颀/雨雪纷纷连大漠 古从军行 75 白居易/春来江水绿如兰 忆江南

22 王昌龄/黄沙百战穿金甲 从军行七首 76 白居易/来如春梦几多时 暮江吟

23 王昌龄/一片冰心在玉壶 出塞/芙蓉楼送辛渐 77 白居易/同是天涯沦落人 琵琶行

24 王湾/风正一帆悬 次北固山下 78 白居易/人间四月芳菲尽 大林寺桃花

25 王维/空山新雨后 山居秋暝/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 79 李绅/锄禾日当午 悯农

26 王维/客舍青青柳色新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送元二使安西 80 薛涛/离梦杳如关塞长 送友人

27 王维/长河落日圆 使至塞上/观猎 81 薛涛/同心莲叶间 池上双凫/寄赠薛涛

28 李白/长风破浪会有时 行路难 82 元稹/曾经沧海难为水 离思五首其四

29 李白/日月照耀金银台 梦游天姥吟留别 83 元稹/莺藏柳暗无人语 古艳诗二首其一

30 李白/惟有饮者留其名 将进酒 84 贾岛/僧推月下门 题李凝幽居

31 李白/故人西辞黄鹤楼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与史郎中聆听黄鹤楼上吹笛 85 贾岛/此心曾与木兰舟 寄韩潮州愈

32 李白/轻舟已过万重山 望庐山瀑布/早发白帝城 86 崔护/桃花依旧笑春风 题都城南庄

33 李白/苍茫云海间 关山月 87 李贺/甲光向日金鳞开 雁门太守行

34 李白/桃花潭水深千尺 赠汪伦 88 李贺/蓝溪水气无清白 老夫采玉歌

35 李白/炉火照天地 宿五松山下荀温家/秋浦歌 89 李贺/石破天惊逗秋雨 李凭箜篌引

36 李白/我歌月徘徊 静夜思/峨眉山月歌/月下独酌 90 张祜/金陵津渡小山楼 题金陵渡

37 高适/莫愁前路无知己 别董大 91 卢仝/乘此清风欲归去 七碗茶歌

38 高适/男儿本自重横行 燕歌行 92 杜牧/十年一觉扬州梦 寄扬州韩绰判官/遣怀

39 刘长卿/风雪夜归人 长沙过贾谊宅/逢雪宿芙蓉山主人 93 杜牧/霜叶红于二月花 山行/清明

40 杜甫/会当凌绝顶 望岳 94 杜牧/天淡云闲今古同 题乌江亭/赤壁/题宣州开元寺水阁

41 杜甫/尘埃不见咸阳桥 兵车行 95 杜牧/烟笼寒水月笼沙 泊秦淮

42 杜甫/城春草木深 春望 96 杜牧/多少楼台烟雨中 过华清宫三绝句/江南春

43 杜甫/暮投石壕村 石壕吏 97 温庭筠/水中莲子怀芳心 苏小小歌/杨柳枝

44 杜甫/与君永相望 新婚别 98 温庭筠/小山重叠金明灭 菩萨蛮

45 杜甫/好雨知时节 春夜喜雨 99 李商隐/相见时难别亦难 无题

46 杜甫/不尽长江滚滚来 登高 100 李商隐/此情可待成追忆 锦瑟

47 杜甫/孤舟一系故园心 秋兴八首其一 101 李商隐/巴山夜雨涨秋池 夜雨寄北/乐游原

48 杜甫/月涌大江流 旅夜书怀 102 贯休/万叠仙山里 怀武僧

49 岑参/走马西来欲到天 碛中作/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 103 罗隐/三千年后知谁在 自谴/蜂/黄河

50 岑参/瀚海阑干百丈冰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104 韦庄/人人尽说江南好 菩萨蛮

51 张继/夜半钟声到客船 枫桥夜泊 105 韦庄/江雨霏霏江草齐 台城

52 顾况/玉楼天半起笙歌 宫词 106 杜荀鹤/零落岸边芦荻花 溪岸秋思

53 张志和/斜风细雨不须归 渔歌子 107 黄巢/满城尽带黄金甲 题菊花/不第后赋菊

54 韦应物/春潮带雨晚来急 滁州西涧 108 吕岩/今夜故人来不来 牧童/梧桐影

唐诗微电影项目分三个单元，每个单元36部。有的作者被摄制为多集，突出者如第一单元李白9集、第二单元杜甫9集、第三单元白居易6集。就每一集言，1集1首是主流，但也有1集含二三首的情况。多位著名演员参与影片演出，并有108位著名书法家、画家为唐诗挥毫泼墨，108位作曲家为唐诗配乐谱曲，108位歌唱家来演唱。希望通过这种“诗、书、画、情、景交融，视频、音效声情并茂”的方式，打造出一个立体高端的文化产品。那么，与《唐诗排行榜》有哪些关联呢？

（二）唐诗微电影的经典选择

1.从著名诗人选择看

《唐诗排行榜》前10名作者杜甫、王维、李白、李商隐、杜牧、孟浩然、王昌龄、刘禹锡、白居易、岑参悉数入选“唐诗微电影”，诗人群体有所扩大（由39人到58人），特别是薛涛的选入，打破了女诗人的缺席，具有重要意义。但《唐诗排行榜》第一名《黄鹤楼》却未入选，况且“唐诗微电影”中崔颢一诗未选，而在《唐诗排行榜》崔颢有2首入选。其他如常建、许浑、韩?、祖咏、赵嘏、王绩、杨炯、司空曙8人，“唐诗微电影”亦无作品。难道正应了王兆鹏先生所坦言，《唐诗排行榜》数据肯定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提供给读者的是一个参考性的答案。

文学经典有“恒态经典”和“动态经典”之分，具有典范性、原创性、思想性、可读性、长效性、包容性特征。[10]唐诗微电影增加了在唐代不能算作文学史上著名诗人的李世民、黄巢、吕洞宾3人的作品。平心而论，好处是范围更广，更符合大型文化普及项目的要求；坏处是恐怕会引起唐诗经典的误读，有伤文学经典传播本义。

2.从经典作品选择看

与《唐诗排行榜》相比，“唐诗微电影”108部演绎136首作品，容量增大。除了上面提到《唐诗排行榜》9诗人未选和同选作品之外，即使是同一作家的作品，选择篇目也有不同。如《唐诗排行榜》前10名中，第4名《登岳阳楼》（杜甫）、第7名《临洞庭湖赠张丞相》（孟浩然）、第10名《蜀道难》（李白）就未选入“唐诗微电影”。这与我们日常读唐诗的感觉不太相符，从这一点来说，“唐诗微电影”在经典作品选择方面亦有偏颇。当然，从大众传播角度来说，“唐诗微电影”更侧重对故事和情节的关注，在实际运作中，可能促使其牺牲诗歌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

四、时尚：美丽中国路上的小橘灯

（一）唐诗微电影的时尚表达

从审美形式看，读图时代的到来、阅读方式的转型和新兴媒体的强势，使唐诗微电影用现代手段创新唐诗阅读方式，更适应当今人们的欣赏和观映需求，成为创意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的典范之举。

从内容表达看，唐诗微电影播出时增加文化学者、国学大家、执行导演、吟诵嘉宾和访谈等内容（加上15分钟核心视频，总长度为45分钟），帮助观众进一步加深理解，更加丰富了唐诗微电影的思想和内容，也能在浮躁的社会氛围里让更多人接触和接受唐诗。[11]此言不虚。

（二）美丽中国路上的小橘灯

唐诗不仅是唐人一代的诗歌，更是中国古典诗歌的缩影。千年以来，唐诗经典呈现的是一条选本传播、书画传播、音乐传播、影视传播、网络传播的进程图。布鲁姆斯说：“没有经典，我们会停止思考。”[12]唐诗微电影，在观照传统文化资源的景观里，可谓美丽中国路上的小橘灯。

唐诗微电影的人文价值和社会效益并重，是近年少有的大项目。从样片《人面桃花》和《天地一沙鸥》片花来看，画面较为精美、音乐充满情感，但在编剧创意、演员选择、摄像技术等方面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譬如富大龙饰演杜甫，阅历感稍嫌不足；人面桃花女演员，画面给出的一个面部特写韵味不足。恐怕是从编剧、导演到演员，还不能真正拿出院线大片的精致投入来做的缘故。好在项目组还计划在节目安排播出的同时开展投票评选，重新注资拍摄其中最优秀的10部作品，进军院线。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原文篇7

关键词：杜甫；劳动人民；感情；发展过程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3）09—0150—04

杜甫对劳动人民感情的高潮，人们一般认为在天宝后期至乾元时期，主要体现在当时《兵车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三吏”、“三别”等诗作的产生上。如朱东润先生所指出，杜甫诗歌有两次高峰，第一次高峰是从《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起到《同谷七歌》为至，这时因为安史之乱，他看到了人民的痛苦，极端同情人民，他的诗也就成为人民的诗，现代人对于杜甫的推崇，主要是推崇他这一阶段中的作品。①其实具体考察的话，杜甫对劳动人民感情的形成、发展是有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中，天宝后期至乾元时期、成都草堂居住时期、夔州时期是三个最重要的阶段。而且，他和劳动人民感情发展的高潮应该说是在成都时期，而非天宝后期至乾元时期。

一

天宝后期至乾元年间，杜甫在长安、华州期间写出了著名的《兵车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三吏”、“三别”等诗作，描述了玄宗大肆开边的政策和安史之乱所带给劳动人民的巨大灾难、危害，表达了对下层人民的深切关注和同情。后人赞扬杜甫忧国忧民的伟大情怀，赞美杜诗“诗史”精神的重要成就，所依据的首先就是这些作品。这个时期确实是杜甫对待劳动人民情感发展的重要阶段。因为，这时唐王朝的政治环境开始由前期的比较清明转向了后期的日益黑暗、混乱，并最终导致了安史之乱的爆发；劳动人民的生活也由较为安定、富足转为了深受兵役、赋税、战乱的压迫危害，生活困苦不堪的艰难状态。而这时也正是杜甫结束青年时期浪漫、快意的漫游生活，开始在长安谋求仕进，饱尝世事的炎凉，目睹政治的黑暗和普通人民的困苦与不幸的时期。于是他的政治理想由青年时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浪漫、豪壮转为了“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的沉郁、务实，开始有了对待劳动人民的关注和同情。

不过从杜甫前期的经历看，他这时期尚没有和普通劳动人民深入交往的机会，很难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和深厚的感情。他关注人民的生活状况和悲惨遭际， 主要是出于一个正直仁厚的儒学之士的社会责任和悲悯情怀，而他对劳动人民的情感主要是同情而尚难说是深情的热爱。

杜甫弃官之前大部分时间是在洛阳、长安等都市度过的，或周旋于王公名流之间，或和文士们交游酬唱，或在左拾遗、华州司功等任上，真正接触普通劳动人民的机会很少。当然这也不是绝对没有，之间他毕竟曾把家小安置在奉先县、鄜州等地，京城与家中往返之间是可能和当地百姓有所接触的。例如他在鄜州时所作的《羌村三首》其三中写道：“父老四五人，问我久远行。手中各有携，倾榼浊复清。苦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歌罢仰天叹，四座涕纵横。”②可见他们一家和羌村父老相当熟识而且感情深厚。不过，杜甫把家安置在羌村等地的时间很短，而且他自己并没有生活在这里，而是在长安奔波，回家看望时间也不多。因此，总体来看他早期和普通劳动人民的接触、交往是很有限的。

总之，入蜀之前，杜甫虽然关心、同情劳动人民，和他们也有过一些交往，但是总体而言，这种接触、交往很少，他走进普通人民中间，和他们长期、深入地接触、交往尚有待后来入蜀居住浣花草堂时期及夔州时期。

二

乾元二年（759）七月，杜甫辞官携全家来到秦州，他曾在那里的东柯谷居住过，和阮隐居、其从侄杜佐、僧人赞公交往密切，虽然他没有在诗歌中记载他和当地百姓交往的情况，但当时的环境下他是有机会和劳动人民接近的。东柯谷自古就有当地人民纪念杜甫的杜公祠，后来人们还把那里的一些村庄、学校、遗迹命名为子美村、子美树、子美泉、子美小学等，并流传着一些关于杜甫在那里的美好传说③，这说明杜甫和当地人民是有着较为深厚的情谊的。不过他在秦州停留的时间很短，仅有大约3个月，并没有定居下来，即便和当地劳动人民有所接触，也很难深入。

入蜀后，杜甫在成都西郊的浣花草堂定居下来，而且前后居住达3年多的时间，由于这一段长期而安定的乡居生活，他才真正有机会和劳动人民深入、长期地交往、接触，建立起了亲密的关系和深厚的感情。

浣花草堂一带不仅是成都郊外一个景色优美的幽静之地，而且“锦里烟尘外，江村八九家”（《为农》），“城中十万户，此地两三家”（《水槛遣心二首》其一），也是一个有农户居住的乡村。杜甫在这里耳闻目睹的不仅仅是清溪环绕，竹木掩映，春花烂漫，鸥燕相亲的幽美景色，还有许多淳朴美好的乡村生活情景。“农务村村急，春流岸岸深”（《春日江村五首》其一），“村舂雨外急，邻火夜深明”（《村野》），这是繁忙而充实的农村劳动图景；“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村鼓时时急，渔舟个个轻。”（《屏迹三首》其二）这是农闲时村中箫鼓相乐，泛舟垂钓的乡村行乐图；“童戏左右岸，罟弋毕提携。翻倒荷芰乱，指挥径路迷。得鱼已割鳞，采藕不洗泥。”（《泛溪》）这是村中儿童带着淘气劲儿的溪中嬉戏图景，连杜甫自身也受到了他们的捉弄。这一幕幕乡村生活图景，无疑会陶冶、感染杜甫的情怀，加深他对乡村人民和乡村纯洁朴实生活的热爱与亲近。

确实如此，在草堂生活的三四年时间里，杜甫和邻翁田父往来十分密切，关系融洽，建立了很深厚的感情。《寒食》诗云：“田父要皆去，邻家问不违。地偏相识尽，鸡犬亦忘归。”这可谓他当时和邻里父老、村中百姓交往情形和亲密关系的概括。杜甫这些话没有太多夸张，他在《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诗中就生动记载了一次被农家老翁邀去家里喝酒的经过，正是“田父要皆去”一句最好的注脚。这位老翁豪爽热情，朴实忠厚，也有农家人的粗鲁，不甚讲究礼数，甚至还有些狡黠，有意讲一些杜甫爱听的话去讨好他。但是杜甫却“未觉村野丑”，和他喝得热烈而尽兴，可见他对普通劳动人民是多么热爱而宽容。《遣意二首》其二云：”邻人有美酒，稚子夜能赊”，杜甫可以晚上差使年幼的孩子去邻家赊酒来喝；“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他可以无拘无束地在黄四娘等邻居家中游览看花；“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客至》），家里来客人，他还可以邀邻居过来一块喝上几杯。如此种种，都生动而丰富地展示了杜甫和邻里乡亲之间亲密无间、无拘无束的关系以及他对普通劳动人民的真诚和情谊。这时杜甫真正走进了劳动人民中间，和他们成了平等的朋友。

而且，杜甫和邻里百姓的深厚情谊是相互的，老杜热爱邻里们，对他们真诚、温厚，邻里们也喜爱杜甫，处处关心他。《晚晴》诗云：“时闻有余论，未怪老夫潜。”仇兆鳌注云：“言时闻蜀人之论，未尝怪此一潜夫也。本传谓公在成都，与田夫野老相狎荡。盖能亲厚于人而人共悦之，故有后二句。”④可见杜甫隐居浣花溪，很得当地百姓的好评，人们并不觉得他是一位让人敬而远之、不可接近的高逸隐士。正因为他的随和可亲，对邻里乡亲热爱尊敬，他也赢得了村中百姓的尊敬和热爱。平时有些什么时鲜、美味的东西，大家也会惦记着老杜一家，送一些给他们品尝：“西蜀樱桃也自红，野人相赠满筠宠。”（《野人送朱樱》）“邻家送鱼鳖，问我数能来。”（《春日江村五首》其四）这两首诗又恰可作为前文所引“邻家问不违”一句的注脚。“旧犬喜我归，低徊入衣裾。邻里喜我归，沽酒携胡芦。大官喜我来，遣骑问所须。城郭喜我来，宾客隘村墟。”（《草堂》）当因成都叛乱，杜甫在梓州一带漂泊一年多重回成都草堂时，邻里们都喜气洋洋，携酒慰问，那种场景我们今天读来仍然为他们之间的深情厚谊所感动。

成都草堂中所作的这些诗，虽然不像前期所写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三吏”、“三别”等作那样题材重大，境界壮阔，但是却更加深情灌注，令人动容。因为这时作品中写的主要是他与附近乡邻日常生活、交往中的平常而细琐的内容，但也正是由于它们的日常化、细琐性才使这些诗歌更加热情洋溢、真切鲜活，代表着杜甫与劳动人民之间亲密无间、了无距离的关系。萧涤非先生评论西南漂泊时期这类诗歌时说：“和前期不同的，是带有更多的抒情性质，形式也更多样化。”⑤这种抒情性的增加，原因也正在于杜甫和劳动人民之间感情的丰富与浓烈。

总之，在成都草堂一带的乡野生活环境使杜甫有了深入接触普通劳动人民的机会，那里乡邻父老的善良、淳朴、热情感染了杜甫，使他们之间建立起了亲密无间的关系，深厚诚挚的情谊。正是在成都草堂的定居生活，杜甫才真正走进普通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情感世界，对他们有了深入的了解，有了进一步的热爱。甚至可以说，是草堂的生活经历，使杜甫成长为一个成熟的、真正的人民诗人。

三

杜甫在夔州（今重庆奉节县）居住是继成都草堂之后，又一次有机会和普通劳动人民深入接触的时期。他从大历元年的春末夏初从云安移居夔州，至大历三年正月出峡东下，在这里共居住了一年零九个月，时间虽不算久，但他曾在瀼西、东屯定居过，包括最初在西阁的居住，这些都主要是乡居生活，和普通劳动人民接触的机会挺多。

夔州时期杜甫并没有像成都草堂时那样和当地人民建立起融洽密切的关系，因为夔州的风俗人情颇有些让他感到不满或不适的地方，使他体验到了劳动人民中落后、狭隘的一面，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经历则是对他对待劳动人民感情的一个磨砺和考验。杜甫显然经受住了这个磨砺和考验，在不太和谐的人际关系中，他依旧保持着对劳动人民的关心、关注与热爱，这使他对劳动人民的感情有了理智老成和执着沉厚的力量与境界。同时，夔州时期，杜甫接触到了当地一些少数民族的底层劳动人民，培养出了对他们的尊敬、赞赏之情，拓展了他对劳动人民感情的广度。

杜甫在夔州曾反复表达过对当地一些民风人情的不满和不适之感。他认为那里“形胜有余风土恶”（《峡中览物》），抱怨“此乡之人气量窄，误竞南风疏北客”（《最能行》），“异俗吁可怪，斯人难并居”（《戏作俳谐体二首》其一）。他在《最能行》和《负薪行》两诗中对当地“土风坐男使女立，应当门户女出入”、重利轻学等落后的风习进行了批判；《雷》、《火》两诗对夔州一带大旱时焚山、击鼓，以惊蛟龙的迷信陋俗也做了严肃的批评。从这些抱怨和批评中可以看到他在夔州和当地人民相处得并不十分和谐顺心，对当地的不少陋习是颇感不满的。劳动人民有纯朴宽厚的优良品质，也有落后狭隘的一面，这是普遍存在的客观现象，杜甫以前也不至于完全不明白这一点。但是在中原和长安时期，他和劳动人民接触得少，有一定距离，这方面的了解会比较模糊。成都时期他和浣花草堂一带的乡邻关系处得融洽，加之他又是当地长官裴冕、严武、高适等的客人，当地人民对他难免会多一些格外的尊重，所以他对劳动人民落后一面的体验也不会十分深刻。夔州时期，他虽然也是都督柏茂琳的客人，但柏茂琳对于他的尊重完全不能和严武相比，杜甫作为一个衰老多病的孤老头儿，人们对他自然不会有太多格外的尊敬。加之夔州风俗人情确实有迥异于北方地区之处，也增加了他和当地人民的隔阂，所以在夔州的生活使他较为充分地认识到了劳动人民落后的一面。

但是，面对劳动人民的落后、狭隘之处，杜甫的认识是清醒而理智的。对于夔州男子重商轻学，女子常年操劳、老丑难嫁以及“此乡之人气量窄，误竞南风疏北客”的风俗人情，他提出了“若道土无英俊才，何得山有屈原宅”（《最能行》）和“若道巫山女粗丑，何得此有昭君村”（《负薪行》）追问，并没因为一时一地的负面因素而影响他对劳动人民的高度评价和全面认识。同时，在和当地人民相处得并不太和谐的状况中，他也依旧保持着对劳动人民的热爱与关心。《白帝》云：“哀哀寡妇诛求尽，恸哭秋原何处村。”他对夔州人民饱受战乱摧残的境状表示了高度的同情和伤怀。《行官张望补稻畦水归》诗云：“遗穗及众多，我仓戒滋蔓。”《暂往白帝复还东屯》云：“拾穗许村童。”《又呈吴郎》诗中对西邻居住的一位老妇人更是照顾体贴入微。他对待当地人民的态度与情谊于此可见一斑。《甘林》诗中则描绘了他和邻里一位老农漫步田间，相与交谈的情形：

明朝步邻里，长老可以依。时危赋敛数，脱粟为尔挥。相携行豆田，秋花霭菲菲。子实不得吃，货市送王畿。尽添军旅用，迫此公家威。主人长跪问，戎马何时稀。我衰易悲伤，屈指数贼围。劝其死王命，慎莫远奋飞。

这段描绘中，杜甫对劳动人民悲惨境况的同情和忧伤以及和他们患难相依的深挚感情都跃然眼前。而《暇日小园散病将种秋菜督勒耕牛兼书触目》诗云：“不爱入州府，畏人嫌我真。及乎归茅宇，旁舍未曾嗔。”这里劳动人民已经不仅仅是他同情、关心的对象，在遭受州府官吏的白眼和嫌弃时，恬静的茅屋，宽厚、善良、纯粹的邻里乡亲反而成为了他获得心灵慰藉、精神依托的源泉。

这些诗歌中的描写充分表明杜甫在夔州时期对劳动人民的热爱依旧是诚挚而深广的，诚然，这种热爱并不如成都草堂时期那么热情洋溢，但在遭遇“误竞南风疏北客”的冷落和目睹当地落后风俗的情况下，杜甫能坚定地保持对劳动人民的热爱这是难能可贵的，也标志着他对劳动人民的感情上升到了更为理性老成和深沉执着的高度。

夔州时期杜甫对待劳动人民感情的另一个重要发展是他接触到了当地少数民族的人民，和他们之间产生了情谊，拓展了他对劳动人民情感的内涵。

儒家思想中向来严华夷之辨，杜甫作为一个比较纯粹的儒士，自然也有这样的思想。而且他生长于两京地区，在这样的环境中，他所看到的汉民族和周边民族之间的关系，要么是中外使节庄严的往来朝谒，要么是唐王朝和吐蕃、回纥、南诏等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互相征伐侵扰。因此，杜甫思想中对于少数民族人民是有着距离感甚至是敌视感的。如早年在长安写的《留花门》诗中就对回纥民族颇感担忧：“花门天骄子，饱肉气勇决。高秋马肥健，挟矢射汉月。自古以为患，诗人厌薄伐。”在秦州时，因地近边境，杜甫目睹少数民族的骄纵之行，对之戒备之心更浓：“羌妇语还哭，胡儿行且歌。”（《日暮》）“羌女轻烽燧，胡儿制骆驼。”（《寓目》）对羌族人民颇怀忧虑戒备之情。在成都、梓州等地时，正是吐蕃与蜀中边境战事警急，松、维、保三州最终沦陷于吐蕃的危急时期，这时杜甫对于吐蕃、南诏等周边少数民族的忧虑之情更是达到浓烈的高潮。但在夔州，杜甫和当地少数民族人民有了和平相处的机会。他家中雇佣的几个僮仆中，有的就是当地獠人。在日常的交往接触中，杜甫认识到了他们淳朴、无私、真诚的高尚品质，并由衷地表达了对他们的赞扬、尊重和热爱之情。如《示獠奴阿段》、《信行远修水筒》等诗中所描画的阿段、信行都是如此，他们吃苦耐劳，朴实忠厚，且性情纯洁清净，赢得了诗人真心的尊敬。可以说通过和当地少数民族人民的接触，杜甫认识到了他们的高尚品质，他对少数民族人民的看法有了重要的改变，从而使他对劳动人民感情的内涵和广度有了重要的拓展。

杜甫人生的最后几年是在湖湘一带度过，由于一直漂泊不定，他难以有机会和劳动人民有较多接触，对他们的感情发展变化不大。天宝后期至乾元时期、成都草堂时期和夔州时期是杜甫对劳动人民感情发展最主要的三个阶段。天宝后期至乾元年间，他开始形成关注、同情劳动人民困苦生活和不幸遭际的情怀，这种情怀一直保持了一生。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原文篇8

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躬，胡为乎泥中?天黑了，为什么还不回家?如果不是为君主，何以还在泥浆中!下面小编和大家分享初中课外古诗词诵读知识，提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式　微

《诗经·邶风》

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故，胡为乎中露?

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躬，胡为乎泥中?

译文：天黑了，天黑了，为什么还不回家?如果不是为君主，何以还在露水中!天黑了，天黑了，为什么还不回家?如果不是为君主，何以还在泥浆中!

难点化解，美点追踪：全诗只有短短二章，都以“式微式微，胡不归”起调：天黑了，天黑了，为什么还不回家?诗人紧接着便交代了原因：“微君之故，胡为乎中露”“微君之躬，胡为乎泥中”。意思是说，为了君主的事情，为了养活他们的贵体，才不得不终年累月、昼夜不辍地在露水和泥浆中奔波劳作。然而，《式微》诗上下二章只变换了两处文字，但就在这巧妙的变换中，体现出了作者用词的独具匠心。

在艺术上，这首诗以设问强化语言效果。从全诗看，“式微式微，胡不归”，并不是有疑而问，而是胸中早有定见的故意设问。诗人遭受统治者的压迫，夜以继日地在野外干活，有家不能回，苦不堪言，自然要倾吐心中的牢骚不平，但如果是正言直述，则易于穷尽，采用这种虽无疑而故作有疑的设问形式，使诗篇显得婉转而有情致，同时也引人注意，启人以思，所谓不言怨而怨自深矣。正是因为这些修辞手法的巧妙使用，才使《式微》一诗“境界具于词语之外，愈反复看去，愈觉其含义无穷”。

【理解记忆】

为了君主的事情，为了养活他们的贵体，才不得不终年累月、昼夜不辍地在露水和泥浆中奔波劳作，正如诗中所言：微君之故，胡为乎中露?微君之躬，胡为乎泥中?

子　衿

《诗经·郑风》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纵我不往，子宁不来?

挑兮达兮，在城阙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译文：青青的是你的衣领，悠悠的是我的思念。纵然我不曾去会你，难道你不把音信传?青青的是你的佩带，悠悠的是我的情怀。纵然我不曾去找你，难道你不能主动来?来来往往张眼望啊，在这高高的城楼上。一天不见你的面啊，好像有三月那样长!

难点化解，美点追踪：这首诗写一个女子在城楼上等候她的恋人。全诗三章，采用倒叙手法。前两章以“我”的口气自述怀人。“青青子衿”“青青子佩”，是以恋人的衣饰借代恋人。对方的衣饰给她留下这么深刻的印象，使她念念不忘，可想见其相思萦怀之情。如今因受阻不能前去赴约，只好等恋人过来相会，可望穿秋水，不见影儿，浓浓的爱意不由转化为惆怅与幽怨：“纵然我没有去找你，你为何就不能捎个音信?纵然我没有去找你，你为何就不能主动前来?”第三章点明地点，写她在城楼上因久候恋人不至而心烦意乱，来来回回地走个不停，觉得虽然只有一天不见面，却好像分别了三个月那么漫长。

全诗五十字不到，但女主人公等待恋人时的焦灼万分的情状如在眼前。这种艺术效果的获得，在于诗人在创作中运用了大量的心理描写。诗中表现这个女子的动作行为仅用“挑”“达”二字，主要笔墨都用在刻画她的心理活动上，如前两章对恋人既全无音信、又不见影儿的埋怨，末章“一日不见，如三月兮”的独白。两段埋怨之辞，以“纵我”与“子宁”对举，急盼之情中不无矜持之态，令人生出无限想象，可谓字少而意多。末尾的内心独白，则通过夸张修辞技巧，造成主观时间与客观时间的反差，从而将其强烈的情绪心理形象地表现了出来，可谓因夸以成状，沿饰而得奇。心理描法，在后世文坛已发展得淋漓尽致，而上溯其源，此诗已开其先。

【理解记忆】

1.“青青子衿”“青青子佩”，是以恋人的衣饰借代恋人。

2.“挑兮达兮，在城阙兮”两句写焦急地等待：踮起脚尖，伸长脖子，看不见恋人的影子，心里很着急，恨不得马上跑到他的家里去找他。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王　勃

城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与君离别意，同是游人。

海内存知，天涯若比邻。

无为在路，儿女共沾巾。

译文：雄伟的长安城由三秦之地拱卫，遥望蜀州，只见风烟迷蒙。和你离别，心中怀着无限情意，因为我们同在宦海中浮沉。只要在世上还有你这个知己，就是远隔天涯也像近在比邻。绝不要在岔路口上分手之时，像恋爱中的男女那样悲伤而泪湿手巾。

难点化解，美点追踪：首联属“工对”中的“地名对”，极壮阔，极精整。第一句写长安的城垣、宫阙被辽阔的三秦之地所“辅”(护持、拱卫)，气势雄伟，点出送别之地。第二句里的“五津”指岷江的五大渡口，即白华津、万里津、江首津、涉头津、江南津，这里代指蜀州，点出杜少府即将宦游之地;而“风烟”“望”，又把相隔千里的秦、蜀两地连在一起。自长安遥望蜀州，视线为迷蒙的风烟所遮，微露伤别之意，已摄下文“离别”“天涯”之魂。

因首联已对仗工整，为了避免板滞，故次联以散调承之，文情跌宕。“与君离别意”承首联写惜别之感，欲吐还吞。翻译一下，那就是：“跟你离别的意绪啊!……”那意绪怎么样，没有说;立刻改口，来了个转折，用“同是宦游人”一句加以宽解，意思是：我和你同样远离故土，宦游他乡;这次离别，只不过是客中之别，又何必感伤!

三联推开一步，奇峰突起。从构思方面看，很可能受了曹植《赠白马王彪》“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恩爱苟不亏，在远分日亲”的启发，但高度概括，自铸伟词，便成千古名句。

尾联紧接三联，以劝慰杜少府作结。“在歧路”，点出题面上的那个“送”字。歧路者，岔路也，古人送行，常至大路分岔处分手，所以往往把临别称为“临歧”。作者在临别时劝慰杜少府说：“只要彼此了解，心心相连，那么即使一在天涯，一在海角，远隔千山万水，但情感仍可交流，不就是如比邻一样近吗?可不要在临别之时哭鼻子、抹眼泪，像一般小儿女那样。”

南朝的著名文学家江淹在《别赋》里写了各种各样的离别，都不免使人“黯然销魂”。古代的许多送别诗，也大都表现了“黯然销魂”的情感。王勃的这首，却一洗悲酸之态，意境开阔，音调爽朗，独标高格。

容易出现的错别字：阙(厥)　宦(官)　己(已)　歧(岐)

【理解记忆】

1.这是一首送别诗，既交代送别地点又虚写前途景物的诗句是：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2.在这首诗中，歌颂友谊，千古流传的名句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望洞庭湖赠张丞相

孟浩然

八月湖水平，虚混太清。

气蒸云梦泽，波岳阳城。

欲济无舟，端居耻圣明。

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

译文：八月洞庭湖水盛涨，浩渺无边，水天含混迷迷，接连天空。云梦大泽水气蒸腾，洞庭湖的波涛摇撼着岳阳城。想要渡江河却没有船和桨，圣明时代闲居委实羞愧难容。闲坐观看别人辛勤临河垂钓，只能白白羡慕别人得鱼成功。

难点化解，美点追踪：“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这三、四句写湖的广阔。“气蒸”句写出湖的丰厚的蓄积，仿佛广大的沼泽地带都受到湖的滋养哺育，才显得那样草木繁茂、郁郁苍苍。而“波撼”两字放在“岳阳城”上，衬托湖的澎湃动荡，也极为有力。人们眼中的这一座湖滨城，好像瑟缩不安地匍匐在它的脚下，变得异常渺小了。这两句被称为描写洞庭湖的名句，但两句仍有区别：上句用宽广的平面衬托湖的浩阔，下句用窄小的立体来反映湖的声势。诗人笔下的洞庭湖不仅广大，而且还充满活力。诗人前四句实景写洞庭湖的雄伟景象，后四句借景抒情，表面上在旁观渔民捕鱼钓鱼，实际上是表现诗人不甘寂寞，希望自己能报效国家，但是出仕又没有人引荐，表现了自己的失望、苦闷、愧疚之情。

容易出现的错别字：涵(含)　撼(憾)　楫(揖、辑)

【理解记忆】

1.诗中表现诗人渴望援引的诗句是：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

2.诗中表现水天一色、浑然一体的景色的诗句是：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

3.诗中表现诗人不甘寂寞的诗句是：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

4.诗中表明诗人想投身仕途而又无人举荐的诗句是：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

5.诗中形象地描写洞庭湖迷蒙、浩瀚、面积广大、充满活力的诗句是：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原文篇9

关键词：成都勃发；辉煌古蜀国；天府之国；扬一益二；第四次勃发

中国汉语的语言、文字、词汇是非常丰富的，其中有“勃发”这个词。按《辞源》的解释，“勃”有突然、兴起、变色、盛貌、通“渤”这五种意思。[1]按《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勃发”有二义：一是唤发、旺盛，如英姿勃发、生机勃发；二是突然发生，如战争勃发、勃发事件。成语有“后激勃发”，指后来者居上、奋起直追的意思。[2]

历史上对“勃发”这个词的使用如：明人徐弘祖《徐霞客游记・滇游日记十》：“遥望峡中蒸腾之气，东西数处，郁然勃发，如浓烟卷雾。”清人蒲松龄《聊斋志异・钱卜巫》：“田数亩悉以种谷，既而又旱，荞菽半死，推谷无恙，后得雨勃发，其丰倍焉。”说的是蓬勃生发之义。明人李贽《史纲评要・唐纪・德宗皇帝》：“忠义勃发在天地间。”清人赵翼《郡城菊事甚盛》诗：“老夫闻之兴勃发，招邀同志为穷奢。”今人郭沫若《论中德文化书》：“欧战之勃发乃是极端的资本主义的当然结果。”说的是突然兴起，爆发之义。

将“勃发”这个词的意思用来形容具有悠久历史的成都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几次充分展示，是完全恰当，非常形象的。

一、古蜀国的辉煌令人惊叹

众所周知，四川在上古时期存在过相当于中原商周文明的古蜀国。公元前316年，秦征服了这个国家，建立了以成都为治所的蜀郡，并在之后灭亡了古蜀文字、古蜀文化。虽然在汉晋时期，扬雄、谯周、陈寿、常璩等学者大力搜寻古蜀资料，加以补写和追记，但古蜀时期的历史和文化，仍有许多地方不清楚。由于已知的古蜀历史、文化相对于中原历史、文化，确实不够出彩，所以我们面对学界长期认为的“中华民族的发祥地是黄河流域”之论，也只能认同。

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平地一声惊雷，成都平原上相继发现三星堆、金沙遗址，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说明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属中华文明的母体，被誉为“长江文明之源”。

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的青铜器、金器、玉石器有上千件，是宝贵的人类文化遗产，属于最具历史、科学、文化、艺术价值和最富观赏性的文物群体，填补了中国考古学、美学、历史学等诸领域的重要空白。在这批文物中，长142厘米、重780克的金杖，全用纯金皮包卷而成；高395厘米的青铜神树，树上挂有许多飞禽走兽、铃和各种果实，集“扶桑”“建木”“若木”等多种神树功能于一身；高2.62米、被誉为“铜像之王”的青铜大立人像，或说是古蜀国王造像及大巫师造像；有“面具之王”美誉的大型青铜纵目面像，可能被古蜀人尊为具有“纵目”特征的先祖蚕丛偶像。现已正式成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的“太阳神鸟”金饰（即“四鸟绕日金饰”），则表达了古蜀人对太阳神鸟和太阳神的崇拜和讴歌。号称“边璋之王”的玉边璋，其残长达159厘米，厚1.8厘米，宽22厘米，加工精美，棱角分明，器身上刻有纹饰。这在国内现有的考古发现中还仅此一件。

一句话，在这批古蜀秘宝中，以青铜大立人、青铜面具、青铜神树为代表的青铜器，堪称独一无二的旷世神品；而以金杖、太阳神鸟为代表的金器，以满饰图案的边璋为代表的玉石器，亦多属前所未见的稀世之珍。

成都在公元前5世纪就作为古蜀国之都，郫邑、瞿上也曾为古蜀国都，这在《蜀王本纪》《华阳国志》中是有明确记载的。

2012年，在三星堆遗址北部发现了“仓包包城墙”和“北城墙”两道新的三星堆时期夯土城墙，并在城址范围内发现多条古水道。对发掘结果进行研究，可以确定：三星堆大古城呈梯形，核心区占地约3.5平方公里，为同时代南方最大城池，城墙内或是王都所在。[3]也就是说，三星堆遗址也很可能做过古蜀国的国都。

更重要的是，1995年以来，在成都平原先后发现和确认了八座史前时期古城性质的聚落遗址，它们分别是新津宝墩古城、郫县古城、温江鱼凫城、都江堰芒城、祟州双河古城、崇州紫竹古城、大邑盐店古城和大邑高山古城遗址。在这八座古城遗址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新津宝墩古城。宝墩古城占地276万平方米，其规模仅次于浙江余杭良渚古城与山西襄汾陶寺古城，是中国第三大史前古城。[4]

三星堆、金沙遗址及成都平原史前古城遗址的发现让古蜀国的文明史轰动了考古学界、历史学界。

虽然因为古蜀文字、文化的湮灭让研究者对成都平原的系列发现找不到文献支撑，甚至不能准确地解释古蜀国因何勃发与衰落，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成都平原的系列发现将古蜀文明的历史推前到5000年前，证明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证明了长江流域地区存在过不亚于黄河流域地区的古文明。

二、汉代的成都是“天府之土”

战国至西汉前期，人们谈到富饶的地区，都是首先推“关中”，称为“天府之国”。如《战国策・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大王之国……田肥美，民殷富……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5]《汉书・张良传》：“关中……沃野千里……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6]

但是，到了东汉初班固写《两都赋》时，就说关中“郊野之富，号曰近蜀”。即是说，蜀地之富已经超过关中。所以《华阳国志》说蜀已“汉家食货，以为称首”。[7]即是说，天下生产之富，无有更过于蜀者。这样一来，“天府之国”的美誉也逐渐从关中移到了蜀中。汉末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说：“益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这是现在我们看到的称四川为“天府”的最早记载，但这种说法显然不始于诸葛亮。

公元前316年，秦统一了巴蜀，巴蜀地域开始纳入中原管辖。秦汉在此置蜀郡、巴郡。因为都江堰的修建，以成都为中心的成都平原经济大发展，在汉代，取代关中成为天府之国。《汉书・食货志下》：“遂于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长安东西市令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市长皆为五均司市师。”[8]即是说，成都已经是当时全国的“五都”之一。

作为“天府之土”的成都，在当时确有勃发式的繁华。

汉景帝时，蜀郡太守文翁创建了中国第一所地方官办学校――“石室”，创立不久，即以学风卓荦，人才辈出而创造了“蜀学比于齐鲁”[9]的奇迹。汉代成都的文学艺术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汉代文学最有影响的是汉赋，在公认的“汉赋四大家”中，出身于成都的司马相如、扬雄始终排在最前列。班固所撰《汉书》对人物的事迹记载，司马相如是卷五十七、扬雄是卷八十七。这两卷，是分了卷上卷下的，足见篇幅之大，所载事迹之多。在《汉书》中“享受”此待遇的，除了开国君主刘邦之外，别无他人――其他汉代的重要人物，包括吕后、武帝、张良、萧何、董仲舒等，均没有获得这种待遇。

汉代的成都，不仅有都江堰、文翁石室这样全国独有的水利、教育工程，还有举世公认的中国道教发源地――鹤鸣山。汉代的成都出现了中国最早和最珍贵的茶叶文献――《僮约》，说明成都是中国茶文化的诞生地。成都还是当时最著名的漆器制作中心，后人给以“中国漆艺之都”的美誉。

扬雄是首个为成都作赋的人。他先于左思300年，即在汉成帝永始二年至三年（公元前16―前15年）写出《蜀都赋》。左思则在晋惠帝二年（292年）左右，同样以成都为题材，写出同名的《蜀都赋》。[10]这两首《蜀都赋》都大力描绘了成都的“贝锦斐成，濯色江波”“自造奇锦”“阿丽纤靡”等秀丽富饶的景象，以及成都“两江珥其市”“发文焕采，转代无穷”的繁华面貌。

《蜀都赋》称成都“货贿山积，纤丽星繁”“肆张列市”“百室离房，机杼相和”，是一座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搞得很活很好的生态城市。

《蜀都赋》称成都是全国性商贸中心，活力四射的海内名都。当时成都物流货流，“东西鳞集，南北并凑，驰逐相逢，周流往来”，宴饮所用不止巴蜀土产，更有“江东鲐鲍，陇西牛羊”。

汉时成都蜀锦织造业十分发达，朝廷在成都设有专管织锦的官署和作坊，因此成都有了“锦官城”这一称谓。当时，人们在专门的江边洗濯蜀锦，色彩特别鲜丽，其他河流则洗不出这种颜色，因此这条流江（即今天的南河）被最先称为“锦江”。

成都是“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作为中国最早打通国际商贸通道的城市之一，城市自身的发展、工商业手工业的繁荣昌盛是极其重要的内因。物产丰饶的平原，为成都城市发展、商业手工业繁荣提供了最坚实的基础。《史记》《汉书》《蜀都赋》都提到，早在张骞出使西域前，成都产的蜀布、邛竹杖就已出现在中亚西亚诸国，这是当时成都城市高度繁荣的最佳佐证。沿南方丝绸之路，成都生产的蜀布、丝绸、邛竹杖等特产被贩运到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等地，再转徙至缅甸、阿富汗、印度等国，又购回西亚、中亚、南亚诸国的香料、珍珠、琥珀、珊瑚等奇货，还带来五光十色的炫奇杂技。这确是欧亚大陆桥最古的通道之一。

晋人常璩在《华阳国志》中对汉代成都的繁华及其原因这样说：

然秦惠文、始皇克定六国，辄徙其豪侠于蜀，资我丰土。家有盐铜之利，户专山川之材，居给人足，以富相尚。故工商致结驷连骑，豪族服王侯美衣，娶嫁设趟阄之厨膳，归女有百两之从车，送葬必高坟瓦椁，祭涤邙羊豕夕牲，赠`兼加，R赙过礼，此其所失。原其由来，染秦化故也。若卓王孙家僮千数，程郑亦八百人；而郄公从禽，巷无行人。箫鼓歌吹，击钟肆悬，富侔公室，豪过田文，汉家食货，以为称首。盖亦地沃土丰，奢侈不期而至也。[11]

读《蜀都赋》及其他史料，可知当时蜀都手工业商业极其发达。蜀地资源丰富，铜铁金银和玉器等应有尽有，这为商业、手工业发展提供了必备而充实的条件。《史记・货殖列传》说蜀地的卓氏、程郑，都是六国灭亡后迁来的，他们都是以冶铸致富；到了汉代，无疑家累百万了。

三、唐宋时期的“扬一益二”

唐代，由于以成都所在的剑南道（剑南道是在唐初由益州改称）为代表的蜀地经济的繁荣，因而与江南地区一样，成为唐王朝财赋的主要供应区域。《旧唐书・地理一》说：“至德二年……十二月，置凤翔府，号为西京，与成都、京兆、河南、太原为五京。”[12]即是说，成都是当时全国的“五京”之一。其后更有“扬一益二”之说。

“扬一益二”是对唐代东南、西南两大都市，即扬州、益州，其经济发展的谚语表述。全国工商业经济最繁荣的是扬州，次为益州。这是因为，安史之乱以后，北方经济地位下降，长江流域地位上升。扬州、成都成为全国最繁华的工商业城市，经济地位超过了长安，洛阳。所以有“天下之盛，扬为首”的说法；而成都物产富饶，所以当时谚语称“扬一益二”。

唐朝时期的成都，经济发达，文化繁荣，佛教盛行。农业、丝绸业、手工业、商业发达，造纸、印刷术发展很快。成都的市场多而繁荣，仅成都城内就有东、南、西、北市等经常性市场，还有花市、药市、蚕市、灯市等专业性、季节性市场，其后还出现了夜市。在农村也出现了定期的集市贸易，时称“草市”，如成都东门外、崇宁建德、灌县青城山，都有草市。

自古诗人到蜀者不少，于唐为甚。杜甫、王勃、卢照邻、岑参、薛涛、高适、元稹、白居易、刘禹锡、贾岛、李商隐、温庭筠、雍陶等文学家相继入蜀，其中不少还长期旅居成都。蜀地之于诗人，不仅仅是躲避战乱与多舛命运的避风港，更是成就其诗才与文名的福地，甚而成了一日都不能忘的精神故乡。在诗人们的眼中，成都有着“喧然名都会”的繁盛，“季冬树木苍”的气候，更佳的是“水绿天青不起尘”的空气质量。他们的歌咏，成就了蜀地千年的风华。

不少到过成都的诗人都曾以诗作描绘成都的繁荣。如李白《上皇西巡南京歌》：“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草树云山如锦绣，秦川得及此间无”；“水绿天青不起尘，风光和暖胜三秦。万国烟花随玉辇，西来添作锦江春”；杜甫写有两百多首“成都诗”，其《赠花卿》：“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岑参《与鲜于庶子自梓州成都少尹自褒城同行至利州道中作》：“数公各游宦，千里皆辞家。言笑忘羁旅，还如在京华。”

唐代成都有世界上最早发明和使用的雕版印刷术文物，成都的卞家《陀罗尼经咒》、西川过姓金刚经残页、成都樊赏家历残页为世界现存最早的一批印刷品。

“扬一益二”的提法，最早见于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第二百五十九卷“唐纪七十五”，他在书中写道：“先是，扬州富庶甲天下，时人称‘扬一益二’。及经秦、毕、孙、杨兵火之馀，江、淮之间，东西千里扫地尽矣。”但类似的说法早在唐代就已经存在，唐人李吉甫所撰中国最早的古代地理总志《元和郡县志》就扬、益并提，其“逸文”卷二说：“扬州与成都号为天下繁侈，故称扬、益。”“时号扬、益，俱为重藩，左右皇都”；“国家富有巴蜀，是天府之藏。自陇右及河西诸州，军国所资，邮驿所给，商旅莫不取给于蜀。又京师府库，岁月珍贡，尚在其外，此诚国之珍府。”[13]

正是因为成都的富饶，所以在安史之乱以后，当北方藩镇不断连兵作乱，封建帝王在关中不能立足时，往往逃奔蜀地，徐图恢复。史书说，成都府“至德二载曰南京，为府，上元元年罢京”[14]，即是说，在京都长安之南的成都因为唐玄宗避安史之乱入蜀而被称为“南京”，作为唐王朝的陪都。

成都的发达经济、繁荣文化自唐朝时期不断延续发展，到宋朝时期，成都的经济活动更是异常发达，是全国首屈一指的大都市。以锦绣为例，花样由唐时的10多种发展到宋朝时期的40多种，能织出天马、流水飞鱼、百花孔雀、如意牡丹等新花样，占全国各地上交总数的70%以上。由于商业发达，成都还出现了纸币“交子”。

关于“交子”的出现，《宋朝事实》卷十五“财用”记载：

始益州民十余户连保作交子……书填贯，不限多少，收入人户见钱，便给交子，无远近行用，动及百万贯。街市交易，如将交子要取见钱，每贯割落三十文为利。每岁丝蚕米麦将熟，又印交子一两番，捷如铸钱。收买蓄积，广置邸店、屋宇、园田、宝货。

到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交子改为官营，官府在成都设立了世界最早的管理储蓄银行的机构“交子务”，设官办理交子业务，由官府公开印刷，发行“交子”。仁宗以后，交子的使用推广到陕西、河东、京西等地区。

交子在成都的出现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反过来又促进了商品交换关系的发展。成都交子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它的正式使用，在货币发展史上有重大的意义。

四、成都集聚力量将再次勃发

自元明以后，尤其是明末清初，由于半个多世纪的战火，四川、包括成都的社会、经济、人口都遭到极大的破坏，而虎群趁机扩张。到了清初，成都甚至成为虎患的重灾区。清人费密在《荒书》中就说，成都城内“虎出为害，渡水登楼，州县皆虎，凡五六年乃定”。

据清史记载，清顺治三年（1646年），四川闹饥荒。《蜀难叙略》载：山深处，升米价二三两，菽麦减半，他物称是。荒残甚者，虽万金无所得食。加之张献忠的空前烧杀屠城，使40万人口的成都仅剩下20户居民。这期间除了战事连绵不断，天灾人祸，雪上加霜，黎民百姓饱受荼毒蹂躏的煎熬，惨不忍睹，曾经繁华的川西坝子人口锐减，一片荒芜破败，昔日“扬一益二”早已成为传说。清初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省级衙门不能驻扎成都，而是在川北的保宁府（今阆中）。

进入近代以后，成都城市发展相比于沿海沿江城市明显缓慢下来，成为近代中国比较典型的发展滞后型城市。近代成都城市发展滞后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其中交通地理条件的制约、新型经济因素微弱以及多年战乱的摧残无疑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

不过，以“湖广填四川”为标志而慢慢又站起来了的成都，不会甘心于600年的沉寂。近代以来，成都一直在重新集聚力量，以望再次勃发。

19世纪70年代，清政府内部洋务派以“求富、自强”为目的创办近代军事工业的浪潮波及成都。四川总督丁宝祯于光绪三年（1877年）在成都创办了有一定规模的近代工业――机器制造局，使成都出现了最早的产业工人，客观上刺激了成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

同治年间，张之洞为四川学政，办尊经书院（四川大学的前身），对四川的文化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光绪年间，丁宝祯主持书院，聘请王]运为山长，教学取得了很大成绩。四川近代史上一大批杰出人才都出自这个书院。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全国废除科举，改办新式学堂。成都先后办起了四川|通省师范学堂、法政学堂、存古学堂、藏文学堂、农政学堂、工业学堂。这批学堂不同于以前适应科举需要的书院，在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方面都有改变，是四川近代最早的高等学府，对成都地区后来教育事业的发展，对新文化、新知识和新科学技术的传播都起了重大作用。不少学校为当时的革命党人所掌握，成为“党人交通会聚之所”。辛亥革命前，四川的新式学堂数量居全国第二，而成都又居四川省之冠。

由于新思想、新文化的影响，列强的欺凌，不少青年为了国家富强、民族昌盛先后留学日本和法国，四川留日学生“最多的时候达二三千人”[15]，在1903―1906年这4年时间里，仅从成都到日本留学的就达245人。“成都言新学之最先者”吴虞、四川省保路同志会干事长颜楷、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吴玉章都是这段时间从成都出发东渡日本的。

于是在20世纪前后，巴蜀大地才又突然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俊杰人才。他们走出夔门，走上全国舞台，崭露头角，再度形成巴蜀俊杰璀璨、人才辈出的辉煌时期。

1911年6月，保路运动在成都发起。担任四川总督的赵尔丰镇压民众酿成“成都血案”，引发广大民众起义，这直接导致了辛亥革命的总爆发，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辛亥革命后的一段时间，成都处于四川军阀混战争夺的焦点，社会经济的发展极其缓慢。抗日战争开始后，成都的社会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大批外省人员到成都，使成都人口增至80多万。人口增加，市场的需求扩大。外地不少工厂内迁，成都又创办了一批工厂，保证了抗日战争时期军需品的供应，稳定了成都地区人民生活，有力地促进了成都近代工厂的发展。由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四川成为大后方，成都成了大后方的文化中心。一批高等学校，如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文理学院、燕京大学、齐鲁大学、中央大学医学院、光华大学、朝阳学院等都内迁成都，来成都的还有不少专家、学者、教授，从而给成都的教育事业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与此同时，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文艺运动在成都蓬勃兴起，许多文化界的名流、文艺工作者，如著名的作家老舍、叶圣陶、陈白尘、萧军、何其芳、周文、陈翔鹤，著名的雕塑艺术家刘开渠，著名的戏剧家赵丹、应云卫、贺孟斧等都在成都从事抗日文艺活动，极大地推动了成都文化事业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成都获得了新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成都进入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迅速发展时期。

成都是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拥有2项世界遗产，2项世界预备遗产，是中国中西部拥有世界遗产项目数最多的城市；有38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6处四川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72处成都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3年，国务院确定成都为西南地区的科技、商贸、金融中心和交通、通讯枢纽。2015年11月26日，经国务院批复，成都被定位为国家重要的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商贸物流中心和综合交通枢纽，西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2016年5月，经国务院同意，发改委和住建部联合印发《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指导文件，文件中将成都定位为国家中心城市。

2016年5月27日，成都天府国际机场正式开工建设，建成后成都将成为继上海、北京后，中国第3个拥有两座4F级国际机场的城市。

成都的商业综合体数量居全国第一，在建购物中心面积居全球第二。

今天的成都，是具有国际影响“四多”的中国大城市：以271家世界优秀企业成为中西部地区世界500强企业数量最多的城市，以202家境外优秀企业成为西部地区境外500强企业数量最多的城市，以设立15个外国领事馆成为中西部地区外国领事馆数量最多的城市，以开通85条国际航线成为中西部地区国际航线数量最多的城市。

最近十年来，成都获得了一系列的荣誉名称：2006年12月获“国家森林城市”，2007年2月获“中国最佳旅游城市”，2007年10月获“中国最佳商务城市”，2009年1月获“世界优秀旅游目的地城市”，2009年1月获“全国文明城市”，2010年2月获“世界美食之都”，2010年1月获“低碳中国贡献城市”，2010年7月获“十大品牌会展城市”，2010年8月获“国际形象最佳城市”，2010年10月获“中国爱心城市”，2010年10月获“福布斯未来10年全球发展最快城市第一名”，2011年7月获“中国民生成就典范城市”，2011年8月获“2011中国十佳优质生活城市”，2011年9月获“最中国文化名城”，2011年10月获“最佳休闲城市”，2012年2月获“中国软件名城”，2012年10月获“第三届中国软科学奖”，2012年10月获“中国最佳休闲城市”，2013年11月获“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2013年11月获“十大节庆城市”，2015年8月获“首批全国创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2015年9月获“中国最佳表现城市第一名”，2015年10月获“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第一名”。这些荣誉名称的获得，不用说证明了成都正处在迅速发展的过程中。

成都在腾飞。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历史上曾经三次勃发的成都，已经迎来了它的第四次勃发。

注释：

[1]《辞源》，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76页。

[2]《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97页。

[3]王浩野、张磊：《三星堆确认发现两城墙，墙外疑有“码头”》，《华西都市报》2014年3月29日；唐金龙：《三星堆古城核心区基本确定，城墙内或是王都所在》，《华西都市报》2015年6月15日。

[4]《四川新津宝墩古城考古揭秘：4500年前成都政治文化中心》，《天府早报》2014年2月25日。

[5]（汉）刘向集录《战国策・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6]（汉）班固：《汉书》卷四十《张良传》，中华书局1999年版。

[7][9][11]（晋）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三《蜀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48页，141页，148页。

[8]（汉）班固：《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下》，中华书局1999年版。

[10]（汉）扬雄：《蜀都赋》，载《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晋）左思：《蜀都赋》，载《文选》。

[12]（后晋）刘d等：《旧唐书》卷三十八《地理志一》，中华书局1999年版。

[13]（唐）武元衡：《奉酬淮南中书相公见寄序》，载《全唐诗》第10册，中华书局1960年版；（唐）陈子昂：《上蜀川军事》，载《全唐文》卷二百一十，中华书局1983年版。

[14]（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四十二《地理志六》，中华书局1999年版。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原文篇10

“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1]这是两千多年前孔子提出的为师标准。这一理念穿越亘古依然适用于当今，尤其是高校古代文学唐宋诗词部分的教学，更需要老师具备“温故知新”的意识和能力。唐宋诗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承中国古代文化和提升学生文学素养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但唐宋诗词教学也面临着一种尴尬：有相当一部分作品出现在中小学语文教材中，并且占有很大比重。以北师大版语文教材本文由收集整理为例，据笔者统计：小学语文课本共选古诗26首，其中唐宋诗25首；初中语文课本共选古诗词52首，其中唐宋诗词48首；高中语文课本共选古诗词71首，其中唐宋诗词66首。就此版本而言，入选语文教材的唐宋诗词数量占其总诗词数量的93.3╢，其中包含的众多名家名篇，是高校古代文学课堂的必修内容。毫无疑问，学生们在高校课堂会再次面对熟悉的作品，对于这些作品，如果高校老师处理不好，很容易陷入“烫剩饭”的模式，乏味而无趣，不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如果采用回避或一语带过的方式，更会白白失去一个可以有效开拓学生思维的教学阵地。本文认为，处理这个问题的最佳方式是“温故知新”。这不仅需要老师树立“温故知新”的理念，还要善于在课堂上引导学生从学过的作品中获得新的知识，在原来学习的基础上有新的提升，从而有效地避免“烫剩饭”的教学模式，进一步开拓学生的思维能力。那么如何才能较好地将这种理念融入课堂呢？本文即以学生熟知的一些唐宋诗词为例从三大方面展开论述。

首先，高校教师要善于将孤立的诗篇置于文学史发展的大背景中，重新审视旧作品，开拓学生的知识视野，使他们对这些诗篇有更为完整的把握。中小学教材中的唐宋诗词都是单篇的，缺乏系统性。因此中小学老师在课堂上讲授时着重的只是对诗词本身的诵读或基本意思的理解，很少联系文学史知识。这就给大学课堂留下了比较广阔的“知新”空间。对于这些作品，不能烫剩饭，更不能一语带过。因为，对于一些具有文学史意义的作品进行重新解读，可以很好地拓宽学生的视野，为以前孤立的单篇找到文学史的依托，从而使他们对于作品本身有一个更为完整的认识。例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2]

这首诗出现在北师大版初中语文课本中。中学时期学生们学到的可能仅仅是这首诗的分别之情和“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一名句。而在大学课堂，老师要敏感地意识到这首诗是引导学生认识“初唐四杰”诗歌创作理论以及他们对初唐诗歌发展贡献的最佳代表作品。

初唐前期，诗坛主流依然是承袭南朝而来的轻艳琦靡的齐梁诗风，初唐四杰踏入诗坛的时候，上官仪的宫体诗在诗坛已经产生了很大影响，被称为“上官体”，时人争相效仿。而“四杰”虽然没有身居高位，但颇有桀骜之气，对于“上官体”的“绮错婉媚”之风甚为反感，倡导诗歌要有刚健之风，豪阔之气。王勃就认为文学应该追求壮阔之美，他在《山亭思友人序》中言：“思飞情逸，风云坐宅于笔端；兴洽神清，日月自安于调下。”[3]壮阔之情溢于言表。在学生了解了这个背景后，教师必须借助作品化抽象为具体，让学生通过作品充分体会到这种壮阔之美和豪阔情怀。而《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就是最佳的选择。可以采取以下方式进行。先从诗歌本身入手，让学生认识到“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的宏阔壮美，“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的惺惺相惜，“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豪迈乐观以及“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的劝勉鼓励。然后以此对应其理论，让学生深切认识到他们的诗歌创作理念在诗歌中的体现，了解这种理念和此类作品对当时诗坛“绮艳”风气的冲击以及对初唐诗歌发展的推动作用。通过这样的学习，相信学生对这首诗的理解会更加完整，更加深刻，在中学学习的基础上又上了一个新台阶。再如，北师大版高中语文课本选有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和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两首词，这两首词也极具文学史意义。在高校课堂，可以对这些作品进行重新温习，通过《念奴娇·赤壁怀古》，学生可以更真切地感受到苏轼词作的奔放和豪迈，在此基础上老师可以将这首词置于词史发展中进行宏观把握，引领学生认识到苏轼豪放词的问世是词风的一大转折，突破了以往“词为艳科”的樊篱，使词的创作空间更为广阔，在词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而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一词不仅极具豪放之气，而且充满了极为深沉的爱国情怀，这是辛弃疾词对苏轼豪放词风的继承和发扬。这样一来，学生不仅能在大学课堂中巩固对已学作品的认识，还能为这些熟悉的作品找到文学史的依托，逐渐将这些旧作品系统化、学术化。其次，高校教师要善于对已教作品进行深入挖掘，引导学生对其进行更深层次的理解，从中领悟到以前难以领悟到的内涵。中小学时期，因为学生的生活经历比较单纯，知识视野相对狭窄，对诗词中饱含的情感和人生内涵尚难以透彻感悟，所以对一些诗词作品的学习往往停留在背诵和基本理解的水平，即便是老师讲到了，他们也不一定能完全领悟其中所蕴含的思想情感。这同样给大学课堂预留了“知新”的空间，需要老师引导学生进一步领悟其更深层的内涵。如果说将作品放置文学史背景中的“知新”是侧重于广度的话，那么通过对作品本身的精深阅读而达到的“知新”便是对深度的侧重。可以以盛唐诗人岑参的《逢入京使》一观：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

这首诗出现在北师大版初中语文课本中，中学时的学法大致是对这首诗思乡情的泛泛了解。但是，这对于大学生来讲远远不够，因为这首诗还有更深层次的情感美，那就是遗憾之美。这种遗憾之情在诗中蕴含得比较深，且比思乡情更具感染力，若不细品则浑然不觉，这种情感就存在于最后两句：“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当时笔者在教这首诗的时候借助了《古诗十九首》中的《孟冬寒气至》一诗。我在屏幕上展示出了其中几句重点让学生诵读：“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上言长相思，下言久离别。置书怀袖中，三岁字不灭。”意在引导他们认识到一纸书信对离别亲人的重要性，因为书信的字里行间蕴含着亲人的气息，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思念，是分离之人彼此情感的寄托。学生们看完之后很是感动，尤其是诗中女主人公对丈夫书信的珍爱之情，感人至深，让学生们感慨不已。至此，学生已经彻底明白诗人岑参和妻子心中虽深情款款却无以寄托的遗憾。正是这种遗憾，让人倍觉唏嘘，这也正是中国古典诗歌含蓄美的体现。通过这样深层次的学习，学生会更深切地体会这首诗的内在情感，从而引起更深的情感共鸣。诸如此类的还有杜甫的《登高》和唐代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等。比如杜甫的《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这首诗出现在北师大版初、高中语文课本中，中学时更多是随着老师的讲解机械地理解这首诗的悲愁之情。而在大学课堂，在了解杜甫生平的基础上，需要老师引导他们更深层次地认识诗人悲情意识的空间感和时间感。“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是萧瑟凄厉的深秋大背景，在这种大背景下，“无边落木萧萧下”突出的是自然空间的宏阔，“不尽长江滚滚来”突出的是自然时间的永恒。萧瑟凄厉中，面对宏阔而永恒的自然，更凸显了人的渺小和无助。正因为此，茫茫天地之间才有了一位漂零的沉疴老人沉重无奈的叹息——“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至此，学生会对这首诗中的情感有更深刻的领悟，会更加深切体会到颠沛流离的诗人心中的那种沉痛难遣的悲伤，会对这首诗有更深层次的理解。而唐代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在中学时给同学们留下的美是笼统而模糊的，注重的是背诵和对意境美的感性认识。但对于大学课堂而言，在感性的基础上尚需要理性的赏析，尤其是这首诗优美的结构，更值得探究。高校老师要引领学生认识这首诗梦幻般的三重空间，即“月夜江景”、“月夜沉思”和“月夜相思”，不仅如此，还要探究诗人在连缀这三重空间时巧妙的起、承、转、合。整首诗以“春江月升”起篇引出一片梦幻般晶莹剔透的“月夜江景”，这是景美；然后各种景物逐渐淡化，只有一轮孤月高悬夜空，于是这轮“皎皎孤月”承上启下引出“月下沉思”，这是理美。继而一片远去的“悠悠白云”转向人间游子思妇的“月夜相思”，这是情美；最后以“春江月落”收尾，前后照应，整合全篇。学生理解了《春江花月夜》的结构美后，相信会对这首诗有更为理性、更为深刻的认识。再次，要善于在课堂上运用启发式教学，循循善诱、深入浅出地引导学生思考，逐步从旧的诗篇中领悟到新的信息。如果说前两个方面着重体现的是老师的备课，这一个方面体现的则不仅是老师的备课，还有老师上课时对课堂的控制能力和对学生的引导能力。如果想让新的信息在课堂上被学生有效接收，关键在于老师要有巧妙的问题设计，在课堂上通过张弛有度的问题循循善诱，既让学生收获了知识，同时又从中体会到了思考探索的快乐。可以李白的《蜀道难》一观。这首诗出现在北师大版高中语文课本中，篇幅较长，需要引导学生把握整首诗的写作脉络。可以按下面的思路分三个阶段设计问题。第一阶段的问题如下：

1.这首诗的主旋律是哪句诗？

2.既然“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那么请说出蜀道之难都体现在哪里？

3.阅读开头几句，请回答“蜀道”是否一开始就有？

4.那么后来“蜀道”是怎么来的呢？

对于上述问题，第一个问题很容易，学生不用思考就能回答出“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第二个问题有点难，多数会纠缠于蜀道之高、蜀道之陡等细节处，需要用第三和第四个问题进行引导。对于第三个问题，学生很容易从“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这句诗中得出答案，蜀道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对于第四个问题，学生也很容易就找到了“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但是若找到真正的答案，还需要老师进一步引导，阅读文后对这则神话传说的注释，思考五个壮士和大蛇斗争的象征意义。如此一来学生很快明白过来，是人类和大自然之间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人类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所以，第一阶段的核心问题迎刃而解——蜀道第一难：蜀道开辟艰难。

第二阶段的问题设计如下：

1.不管蜀道再难开，但终究还是开辟出来了，开辟后人们就要行走啊，行走的时候人们又遇到什么问题了？

2.请认真思考“使人听此凋朱颜”一句，请问为什么会“凋朱颜”。

第一个问题对于学生而言比较简单，学生们会很快通过具体诗句总结出蜀道又高又陡并且崎岖泥泞，非常难走。并且很快能总结蜀道第二难——蜀道行走艰难。但还需要第二问题对此进行补充。而学生也能通过“凋朱颜”得出结论，在蜀道上行走不仅要有体力的付出，还要经受心灵的折磨——和恐惧相伴。至此第二阶段的问题进行完毕。

第三阶段的问题如下：

1.蜀道再难行，也总算走过来了，那么经历了千难万险后，蜀道的尽头是否就是世外桃源呢？

2.诗人提出了什么劝告呢？这种劝告在诗中其他地方还有吗？

对于第一个问题，学生不用思考就能回答，不是世外桃源，不仅不是世外桃源而且是个非常危险的地方。这样一来蜀道第三难便有了——蜀道尽头难留。对于第二个问题也非常容易，“锦城虽云乐，不入早还家”，并且会比较容易找到“问君西游何时还，畏途巉岩不可攀”和“其险也如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两句。进行至此，学生不用引导也会明白，《蜀道难》并不复杂，看似千头万绪，其实就写了两个字：“难”和“还”。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再进一步引导学生从学术角度认识这首诗的主旨。通过这样的问题设计引导启发，学生不仅能享受到思考的快乐，而且还能获得对《蜀道难》一诗的全新认识。并且也可以肯定，学生们以后背诵《蜀道难》将不再艰难。另外苏轼的《题西林壁》也可以尝试着运用启发式教学进行引导。这首诗出现在北师大版小学课本中，很多小学生都能倒背如流，但若问起对这首诗所含哲理的了解，恐怕真正能体悟到的少之又少，即便是能说出来，也是在背老师的话。别说是小学生，就是大学生要清楚领悟并说出这首诗的哲理也比较困难，因为这首诗笔下皆景，景理合一，可以意会却难以言说。可以针对“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两句诗进行如下的问题设计：

1.是什么原因让人们“不识庐山真面目”？

2.要想认识庐山真面目该怎么办呢？

3.能否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两句诗改动一下，将这种哲理明白表达出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