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万里的诗全集十篇

杨万里的诗全集篇1

【关键词】杨万里 悯农诗 同情 关怀

一

杨万里，字廷秀，号诚斋，江西吉水人。他生于建炎元年，于绍兴二十四年登第。历任太常博士、宝谟阁直学士等职。奸相当国，家居十五年不出，以忧愤国事而卒。

杨万里家境清贫，父亲杨蒂却常常“忍饥寒以市书，积十年得数千卷”[1]以此教育他，使得杨万里明经重教，这些对杨万里后来的成长及其诗歌创作都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周汝昌在评论中指出：“杨万里家世没有做官的，很清贫；他做了官，始终保持俭苦的家风。”[2]正是由于杨万里继承了深厚的家学渊源 “导致他转益多师的求学道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杨万里浓厚的理学家气质，决定了他抗金立场和谋道亦谋食，忧国亦忧民的处事态度，决定了他试论主张的发展与艺术创作道路”。[3]

杨万里的诗作数量惊人，“其最晚的诗编为《民体集》。总计一生存稿4200首之多，诗文全集130余卷，今俱在。”[4]他在四千二百多首诗中，形象生动地展示了南宋前期丰富复杂的社会生活，在当时诗坛自出机杼，创造出具有独特风格的“诚斋诗”，可以说是“雄吞诗界前无古，新创文机独有今。”[5]

杨万里反映民间疾苦之作有百篇左右，占其诗总量的四十分之一，比例虽少，但他悯农诗的思想价值却是不容忽视的。

由于杨万里出生清苦，出仕后或守或闲居，在农村时间较长。因此与劳苦群众有深厚的感情，对百姓的生活有深刻体会。在贬官或生活困顿潦倒的时候，不斤斤计较自我的不幸。一生关心农业生产，一忧一喜牵挂着农民四季的生活。常年生活在农村见多了朝廷对农民的种种剥削。于是，杨万里立足现实，坚持“诗者，矫天下之具也”的观点，描写了农民的悲惨生活，表达自己对民生疾苦的关怀、同情。

二

杨万里的悯农诗主要内容是以下三方面：一是记录官府剥削人民的苛酷；二是反映农民的辛勤和生活的痛苦；三是对农业生产的关心和丰年稔岁的喜悦。诗人则是从朝廷和籴政策和当时的灾情这两方面入手，表现这三方面的内容。

南宋朝廷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小朝廷，“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统治者不思进取，偏安一隅，与金和议。南宋的国土面积很小，然而正是这有限的国土却要承担每年向金政权进贡的所谓“岁币”、南宋朝廷冗繁的行政和军政开销以及统治阶级骄奢淫逸的费用。因此，统治者加重了对人民的经济剥削，苛捐杂税繁多并且沉重。而且，南宋国内天灾不断，造成庄稼大量减产，农民流离失所，生活极端困苦悲惨。杨万里走出书斋，关注民生疾苦，立足现实，从税收和天气两个视角，深刻表现农民的悲惨生活。

（一） 残酷沉重的杂税

杂税集中体现在“和籴”上。“和籴”名“助军粮草”，是官府以为筹助军饷，官民商量以交易为名实际向人民硬摊派数额，强买粮食的毒辣办法，名为买实为抢。杨万里针对这一现象，在诗里进行了深刻的描写，竭力揭示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虚伪的面目。“自怜秋蝶生不早，只与夜蛩声共悲。眼边未觉天地宽，身后更用文章为？去秋今夏旱相继，淮江未静郴州沸。饿夫相语死不愁，今年官免和籴不。”[6]全诗悲愤沉郁，国事国民困扰于心，充溢于字里行间的是一腔爱民悯民的感情。末尾二句是杨万里借用农民怨恨的口气：“反正早晚都要饿死，还怕什么和籴！”可见老百姓对政府“和籴”的悲愤。“饿死何愁更平籴，野夫半去只荒田。未辞托命长铲柄，黄独那能支一年。”从诗中可以更直接看到“和籴”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杨万里在诗中毫不留情地指斥云：“饿死何愁更平籴！”

（二）“雨”是其喜忧的媒介物

“雨”在中国历代的诗歌中的意象是丰富多彩的，有让人怀念故人的“清明雨”；有让人徒增愁思的“黄梅雨”；也有让人怜爱的“芭蕉雨”。然而，杨万里笔下的“雨”是作为他喜忧的媒介物而存在。自然界的晴雨变化，影响着农作物收成的丰歉，关系着农民的忧乐，也牵动着诗人的心弦。因此，杨万里的悯农诗中，“雨”很少作为单纯的审美对象，而是作为诗人的喜忧媒介物。自然界的晴雨变化，影响着农作物收成的丰歉，关系着农民生活的忧乐也牵动诗人的心弦。

“已旱何秋雨？无禾始水声！”老天爷啊！禾苗都旱死了，你的雨下得不是太迟了吗？老农悲痛欲绝，声声怨天，无不充溢着诗对庄稼枯死的痛惜，对农民生活的担忧。杨万里关注农民、关注庄稼还直接表现在：“雨月春霖三日晴，冬寒初暖稍秧青。春工只要花迟著，愁损农家管得星！”[8]

三天两头下雨，庄稼怎么能长好，春神哪得管农民庄稼长势好与不好的小事情，他只想把花期推迟让闲人们尽情玩耍。针对当时多雨的天气状况，诗人解嘲讽刺的口气道出了他对劳动人民遭际的深深同情。

面对多灾多难的农民，杨万里还有类似于杜甫舍己为人的济世情怀。杜甫希望“大庇天下寒士”而愿意“吾庐独破受冻死也足。”杨万里看着受苦的人民，宁可舍弃万朵红花，希望换来田中片片新绿，得到一个好收成，“拼却老红一万点，换将新绿百千重。”灾年求生，本已很难，变幻莫测的天气往往会使农民的生活难上加难，也使得杨万里的心情异常敏感。

三

看得太多现实的残酷，朝廷的残酷剥削、天公的无情、农民的辛酸生活，让诗人心生悯惜之情，诗人不愿农民再承受如此辛酸的生活，为他们描绘了一个宁静和谐的伊甸园。没有纷争、抢夺、天灾，只有农家的恬静、自足的生活：“稻穗堆场谷满丰，家家鸡犬更桑麻。漫栽木槿成篱落，已得清阴又得花。”农民辛勤劳作一辈子最后还不知是否会死于非命。杨万里的忧民之心使得他要把自己向往的农家理想模式推而广之，希望广大农民都能过上其中的生活。

可是在那个时代，诗人笔下的理想田园是不可能出现的。所以，杨万里的诗大多是有感而发，悯农诗固然是他感时愤俗之情自然流露的产物，同事他的悯农诗又是他自觉践行其诗歌创作主张的成果。

杨万里在《心学·六经论·诗论》中，在讨论《诗论》

时，他提出了“诗也者，矫天下之具也”的命题，这也成为了他思想上推崇的诗歌审美功能的观念。他认为，矫正社会不良现象是诗歌的基本审美功能，古今圣人正是用诗歌做工具，实现矫恶迁善的目的。他认为圣人治理社会人心会有“徐”、“迫”两种方法，而《诗》是治理社会人心的一种迫的方法，“迫之者，矫之也。”概括而言，诗歌是通过揭露不善的现象，使人产生愧柞之情，迫使人悔过自新，从而改正不善的方面，回到善的正途。

基于这种认识，杨万里怀抱济世救俗之心，以诗歌为武器，对朝廷和社会生活中的不善现象深深痛述。正是因为杨万里对诗歌有自己的见解和艺术体验，所以他的作品现实性很强，写出了同情农民，关心农民的悯农诗，这是他关心时政，深入生活的结果。纵观杨万里的悯农诗，其表现之深刻程度并不似有些评论家所言。或许是因为有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才使后人忽略了杨万里的悯农诗；或许是因为其数量比例很少，使觉得杨万里的悯农诗少而不精；或许是杨万里“杨诚斋体”类诗遮盖了他悯农诗的风采。现在我们应该正视他的悯农诗，还杨万里一个清白，感悟他对农民深沉的关爱。

注释

[1][5]孔望 常国威：《宋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6月重版，第77、80页。

[2]周汝昌：《杨万里家世叙录》，《文学遗产》1986年4月版。

[3]王琦珍：《中国历代著名文学评传》山东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439—441页。

杨万里的诗全集篇2

一桌，一椅，一书橱。

办公室摆设简单，整洁，桌上文件众多，但丝毫不乱。

“你好，请坐。”杨利从椅上站起，躬身说。

巴南区花溪镇连续8年在全市镇（街）综合实力排名中位列前三，没想到这么牛的镇，党委书记却如此平和。

“杨书记功利心很淡，有种‘随遇而安’的气质。”他的下属证实了我的感觉。杨利平淡地说：“我只想做一名合格的‘纤夫’，与花溪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在李家沱长江大桥南岸，有一“颗”被民政部授予的“中国乡镇之星”――巴南区花溪镇。

2008年，花溪镇地区生产总值达43亿元，撑起巴南区经济的四分之一河山。更难能可贵的是，2008年，花溪镇财政安排5175万元用于民生民计等福利，演绎出重庆乡镇发展中惹人注目的“花溪现象”。

这些，与一个镇党委书记的“首善”追求密不可分。

■ 实力之善――“野心”勃勃抓经济

25发礼炮朝天轰响。

2008年12月19日，由清朝名臣张之洞一手创立的建设集团，缓缓关闭谢家湾一号大门。

这是建设集团在谢家湾盘踞68年后的首次整体搬迁――大集团“迁都”，极其罕见，但花溪镇只抛出一个“绣球”，便打动了建设集团。

在花溪镇，有一类人堪称英雄，那就是说服建设集团等知名企业将总部迁到花溪的人。

这是一支由杨利挂帅的“别动队”――项目策划包装室。他们的任务就是为吸引知名企业入驻而量身定做不同的“绣球”。

这是我市首个镇级项目包装策划专门机构――杨利创办它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将花溪镇打造成“中国摩托车第一镇”。

“宗申、建设、康超三个集团的年产能分别是220万辆、200万辆、100万辆，加上巴山摩托等，明年，花溪镇摩托车年生产能力将达到520万辆，占全市的40%，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摩托车第一镇。”杨利轻言细语地说。

2008年4月29日，第八届中国西部家具博览会在铠恩国际家居名都开幕。

“3052辆轿车！”家博会保安刘强揉着眼睛说，“我们3个人从早上8点半开始数，直到10点才数完。”

“交易总额突破38亿元，相当于重庆其他同类卖场一年的交易额。”杨利眼里闪着光亮，“8次承办西部家博会，年年创历史新高。”

其实，通过铠恩国际家居名都承办西部家博会来打造西部家居会展中心，只是杨利的“野心”之一。

几年前，东莞考察之旅让杨利长了见识――东莞凭借一个个镇级专业市场带，硬是生生挤进了全国GDP10强城市，厚街是全球家具业的“第五大道”，大朗毛织产品雄踞中国市场的三分之一……

考察归来，杨利“野心”冲天，决心复制东莞模式，大力发展专业市场带。

“野心”之一就是打造“西部家居工业第一园”：投入20亿元，建设西部家居会展中心、家居工业设计中心、家居物流创意中心、现代家具工业园，5年内，形成家居制造产业300亿元、流通服务产业100亿元的大市场。

“野心”之二就是打造“重庆南部汽车销售中心”：依托渝南汽车会展中心、重庆西部国际汽车城，打造百亿级汽车销售市场。

2008年，这两个专业市场总成交额达114亿元――杨利的野心正在变成现实。

■ 恤民之善――人民给的权力只能为人民谋福利

民主村村民刘兴洪热泪长流，因为感动。

50岁的他获得了一份电工工作，这对他至关重要――妻子患病在床，儿子正上大学，急需用钱。

2005年，刚从农民转为市民那会儿，全家获得一笔补偿，刘兴洪还获得有生以来的第一份工作――在一家摩配厂当保安。

去年底，摩配厂不景气，他失业了。这时，妻子大病一场后背上了药罐子，家庭支出陡然增加。“一辈子用惯了锄头，找工作谈何容易？”刘兴洪愁眉紧锁。

怎么办？镇就业培训服务中心安排他去学电工。

刘兴洪以“零支出”方式迈上再就业之路：培训、体检、上岗证，全由镇财政买单。

零支出就业培训，是花溪镇人人都享有的待遇。全镇已有5000多人因此走上新起点。

“人民给的权力，只为人民谋福利。”杨利淡淡说，“在经济实力大大增强的背景下，应该体恤民情、关注民生。”

零支出就业培训，这是杨利抓的第一大福利工程。

新屋村村民周宗兰也哭了，同样因为感动。

她又到村里报销了1000元医疗费，重病在身的她，已累计报销了3600元医疗费――这缘于镇里探索的“留地经济”政策。

在城市化进程中，花溪镇大部分农民变为市民，但失地农民无法享受到城市居民的社保、医保等社会保障，如何破解这一难题？杨利在进行一番调研后，决定大胆尝试：为农村被征地居民预留一块土地，集中起来发展村级集体经济，让农民共享收益。

新屋村就是利用这块“留地”，修建了标准化厂房，并成功吸引10余家企业入驻。

新屋村厂房的年租赁收入达300多万元，5%用于农户分红，其余用于医疗、入学、养老等公众福利。按这种模式，镇里各村都搞起了“留地经济”，有的村连物管费都由集体买单。

“留地经济”，这是杨利抓的第二大福利工程。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是杨利抓要务的温情。

■ 文明之善――助长一个又一个“文明细胞”

“屋后桑龄四十三，累累伤痕压枝弯。虽然不作栋梁用，甘哺春蚕绿叶繁。”吟出这首《桑树》绝句的，是地道的农民杨荣平。和屋后桑树一样年纪的老杨，诗龄才3月。

2008年12月23日，镇里成立了“花溪镇文联”――这是全市第一个镇级文联。文联下设文学、舞蹈、书画等6个协会，杨荣平是文学协会的一员。

“文学协会注册会员已有400人。”镇文联主席杨昌菊说，“3个多月来，这些土诗人已有20多篇作品在省市刊物上发表。”

“写诗弄文，让我们找到了文化的乐子。”杨荣平说。

“开始写诗后，牌友换成了诗友。”这个自称“半辈子没受到尊重”的农民，现在连村干部都对他另眼相看，“写诗让我找到了人生价值，想想以前，除了伺候庄稼，就是打牌赌钱，城里人瞧不起，自己也觉得窝囊。”

“在文学协会，弄文的人没有一个再赌钱。”杨荣平眼里泛着光。

“以前很多人一谈到花溪，就嗤之以鼻，说我们的农民素质低，是一个典型的只认钱不认人的经济强镇！”杨利说，“这话虽然尖酸，但一针见血，这充分反映了花溪镇文化建设的缺失。”

“农民的富裕离不开文化，富起来的农民更需要文化。”杨利说，“所以必须抓好文明之善，让他们有精神追求。”

文明之善，一是抓“文联”，除了创办文联，镇里还投入数百万元，修建了镇文化活动中心，并在每个村建立了文化室，依托这些场所，群众文化精彩纷呈；一是抓“孝德”，评选“和谐家庭”、“好媳妇”等系列活动。

阴雨连绵后的大晴天，建新村村民陈惠珍赶紧将婆婆的被褥抱到坝边晾晒。多年来，每逢大晴天，她都有这样的“条件反射”。

“去年我们家被镇里评为‘五好文明户’，今年我要争取‘好媳妇’称号。”陈惠珍说。

杨万里的诗全集篇3

我对额济纳的印象，是从海子的诗《北斗七星，七座村庄》开始的，它已成为额济纳不朽的风景，被人们传颂和感怀……民间流传着一句话，叫做“三千年的胡杨”：生而不死一千年，死而不倒一千年，倒而不朽一千年……西方冒险家给当代西夏学研究造成了永远的伤痛。额济纳，中国大地上的最后一个西夏语地名，也因此显得“徒有其名”了。

秋天的西北大地苍茫而高远，阿拉善高原的天空蔚蓝明净，前往额济纳的路上，沿途鲜有人迹，贺兰山、荒漠、不大的村庄和市镇……在这些安静的风景里，只有风和急速的车轮交织出的声响，为我堆积着关于额济纳的想象。

更早的时候，我对额济纳的印象，是从海子的诗《北斗七星，七座村庄》开始的：“……村庄 是沙漠深处你居住的地方 额济纳！/秋天的风早早的吹 秋天的风高高的/静静面对额济纳/白杨树下我吹不醒你的那双眼睛/额济纳 大沙漠上静静的睡……”如今，诗人已逝，但这首关于额济纳的诗已成为中国当代诗歌经典。尽管额济纳有胡杨，有黑水城，有居延海，可是海子的这首诗竟也成为额济纳的一种不朽的风景，被人们传颂和感怀。

前往额济纳旗的路是寂寞和遥远的，公路向前延伸，望不到尽头。在乌力吉加油站，加油的车排成了长龙。周边的牧民见缝插针，在这里摆起了琳琅满目的奇石小摊，形成了自发的奇石市场，好不热闹。

加完油，过临策铁路的苏宏图小镇后，在公路旁的荒漠里，我们捡到了许多闪烁着晶莹光泽的石头，这就是玛瑙石。大块的玛瑙石已被人挖走，只剩下小块的。但就是这些小块的玛瑙石，在乌力吉的奇石市场也不便宜。

三千年的胡杨之魅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最西端的额济纳旗，古为居延地，史称“瀚海”、“大幕（漠）”、“流沙”、“弱水流沙”。300年前，土尔扈特蒙古族移居到此，始称“额济纳”。其西南与甘肃省相邻，北与蒙古国接壤，国境线五百余公里，是以蒙古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边境旗。闻名遐迩的汉代居延、西夏黑水城，与万里长城的西起点嘉峪关、酒泉卫星发射基地交相辉映。

额济纳旗的旗府叫做“达来呼布”，在蒙古语中意为“大海般的深渊”，一般简称达镇。小镇人口有两万多，因为这里有世界三大胡杨林之一，面积达500万亩。每年10月，胡杨树叶变得金黄，来自全国各地的摄影发烧友、记者、驴友都会云集达镇，赏胡杨、探大漠，一时间，整个小镇被外来的人流挤得水泄不通。我们到达镇已经是晚上8点多，大街小巷都是各色各样的车辆，宾馆、饭店人头攒动。我们在一个蒙古族老大姐家的平房住下，院子大门和里面的平房干净舒适，都没有上锁，只有一个挂钩，可见这里淳朴的民风。

不到额济纳，就不知胡杨的神奇之美。胡杨又称胡桐，蒙古语为“陶米”，当地人叫“三叶树”。维吾尔族人还给胡杨取了一个最好的名字――“托克拉克”，即“最美丽的树”。民间流传着一句话，叫做“三千年的胡杨”：生而不死一千年，死而不倒一千年，倒而不朽一千年。

达镇镇东有一座桥――八道桥，是观赏胡杨的最佳之地。那胡杨林像一片茂密的、金色的海，烟波浩渺、五彩缤纷。在缤纷的的阳光里，胡杨叶散发着金色的光泽，在蓝天的衬托下迎风招展，翩翩起舞；而那些红的胡杨叶片，则像晚霞一样醉人，仿佛是燃烧的火焰。

随后，我们又来到距达镇约10公里的胡杨怪树林，这里原来是一片原始森林，由于水源不足等自然因素，大面积地枯死了。眼前的这些胡杨，有的已被风沙掩埋，有的已变成细软的沙土。这里仿佛是宁无生息的死亡之海，奇形怪状的胡杨，好似仰天长啸，对生命充满了渴求，给我们留下了哀伤、惨烈和无奈。

中国最后的西夏语地名

黑水城位于额济纳河下游的东面，巴丹吉林沙漠的边缘。如今，它已被当地政府拉上铁丝网，成为旅游胜地。当年破败的城墙、西夏佛塔和身后的大漠戈壁，频繁地出现在游客的镜头里。望着眼前忙着照相的游客和忙于收费的工作人员，我再也无法将思绪和历史联系起来，更别提怀幽思古之情了。

据记载，公元1036年后，这里属西夏统治。西夏利用额济纳河水浇地，大面积屯田，自此，额济纳河畔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黑水城被蒙元大军攻陷之后，元朝将其变更为元帝国的亦集乃路，管辖西宁、山丹两个州，从而成为北走上都、西抵哈密、南通河西、东往银川的交通要冲及政治经济中心。亦集乃路是沿袭西夏黑水城建置的，“亦集乃”是党项语“黑水”的意思，而“亦集乃”的变音，现今译写成为“额济纳”，是中国最后的西夏语地名。

在元朝的统治下，额济纳依然繁荣。公元1372年，明朝大将冯胜引兵西征，在攻取张掖、酒泉之后，包围了元朝在河西的最后一个据点――黑水城。但因黑城墙高壁厚，明军屡攻不下，便筑坝断水，最终迫使黑水城守将献城投降。

令后人不解的是，明军在攻克黑水城之后，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座繁华的重镇突然人去城空，逐渐被黄沙吞没。当地牧民把这座废弃的古城称作“哈拉浩特” （即黑水城），额济纳一带便成了甘州（张掖）、肃州（酒泉）的边外之地。从此，曾经目睹了朝代更替的黑水城，结束了昔日繁华一时的历史，沉沉一睡近七百年，直至清光十二年（公元1886年），一个名叫波塔宁的俄国人到额济纳河流域考察，发现了黑水城，写下《中国唐古特――边区与中央蒙古》一书，黑水城遂被世人所知。

西夏学：一部学术伤心史

面对黑水城，总有些话要说，有些历史需要回溯。这一切，都与西夏有关。

黑水城虽然废弃了，但西方的冒险家们却没有忘记它。1908-1909年，沙俄皇家地理学会组织了以科兹洛夫为队长的探险队，两次对黑水城进行了大肆发掘，在城外的一座塔内发现了一大批西夏文文献。1914年，英国人斯坦因率中亚探险队，在黑水城又掠走了大量文物。1929年，科兹洛夫第三次来到黑水城，但令人蹊跷的是，两名队员跳入坑里挖掘时，鼻子流血，昏迷不醒，其中一名死亡。挖掘被迫停止，洞穴被重新填埋。

科兹洛夫和其他西方冒险家，给当代西夏学研究造成了永远的伤痛。额济纳，这个中国大地上最后一个西夏语地名，也因为黑水城文物的流失显得“徒有其名”了。

杨万里的诗全集篇4

一、教学目标：

1、认识4个生字。

2、理解重点词语和诗句，并能用自己的话说出诗句的意思。

3、引导学生在读中感悟诗中描写的情景，培养学生想象力，进行审美教育，激发学生热爱大自然的情趣。

二、教学重点：指导学生正确、流利、有语气地朗读古诗。

三、教学难点：理解诗中描写的意境，体会大自然的美丽景色。

四、教学过程：

（一）创情境，导入新课

1、（出示美丽的大自然的录像片断，并配上优美的音乐。）

同学们，看看这大自然吧，万物总是那么和谐的相处，使大自然如此的美丽。从古至今不知道有多少诗人用他们的笔来赞美过大自然的万物。如我们刚学过的

（1）唐代诗人贺知章的《咏柳》：

《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让我们看到了春风的神力。

（2）宋代诗人王令笔下的《送春》

《三月残花落更开，小檐日日燕飞来》又把我们带到了花开花落三月-

（3）还有前几天我们学过的南宋诗人翁卷写的《乡村四月》中的《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等等，让我们走过了春天，又步入了四月初夏时节，

过渡：今天我就再来学习一首描写初夏时节的诗句《小池》。

（二）初读诗，感受意境。

1、有积累过这首诗的吗？背给大家听听。

2、很多同学都熟悉这首诗，其实它描写的就是一处初夏的小池塘（出示课件）。美吗？著名的宋代诗人杨万里当年看到了这个小池塘，在周围的景物映衬下，被深深的吸引、陶醉，于是便挥笔写下了这首千古吟诵的诗句《小池》。

3、介绍作者：杨万里是南宋著名诗人，最善长写山水诗，一生写诗二万多首，与大诗人陆游，范成大齐名。

4、听录音范读。注意听清每个字的读音，听清读诗的停顿与节奏。

5、学生自由试读。你能试着读一读吗？

6、相机认识生字及纠正字音。（惜 露 蜓。强调lǜ字的读音）师（刚才老师听同学读，有几个字不太准，在这里再强调下。）

7、生再读。请同学们再读一下古诗，注意生字，注意读诗的语气和节奏。

8、指生读。

（三）理解诗，领悟意境：

1、整体提问：在诗中都描写了哪些景物？（板书：泉眼 树阴 小荷 蜻蜓）

2、理解一、二句古诗。读中悟情。

（1）你知道泉眼是什么吗？（泉水的出口）。泉水是怎么流的呢？（无声、惜细流）无声指泉水流得很慢。惜指爱惜，谁爱惜谁呢？泉眼爱惜甘甜的泉水，舍不得多流一点儿。

（2）宁静悠美的景色应用什么语气来读呢？（舒缓，爱惜……）找生试读。

（3）泉眼在作者的头脑中想象得如此舒缓而美丽，那作者又是怎么想象池塘边大树的呢？树阴照水爱晴柔，借助注释理解一下。（生自由说二句意思，理通顺后，师小结）爱指喜欢，谁喜谁呢？

（4）这样柔和的美景谁能来读出？（读出柔美、喜爱……）找生读，师指导读。

3、理解三、四句诗，体会“立”的深意。

（1）同学们读得不错，后两句谁能来试着读一读。找一生读。

（2）你能从读中体会诗的意思吗？很浅显，同桌间交流下。

（3）汇报，师相机纠正。

（4），在评议中随机体会“立”巧妙用法。

“立”：（1）小晴蜓飞过来了，立在了荷叶上，你能给立换个词吗？（落、停、站……）

（2）你认为哪个字最好，为什么？师强调“立”字的用法，使诗句更生动，形象，体现了蜻蜓的可爱。

（5）蜻蜓立在了小荷之上，你能想象一下它们会交流什么吗？（谢谢你，看到你真高兴，我等你好久了……）

（6）其实诗人杨万里曾多次写过荷花，如上学期积累中《闲居初夏午睡起》中也描写了荷花，你还记得吗？（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7）谁能把后两句读一下。读出高兴、欣喜等语气。

4、齐读全诗。作者把泉水，大树，荷花和蜻蜓编织成了一副美丽的画卷，并表达了他对夏日池塘边美景的喜爱，带着高兴，喜爱的语气，品读一下全诗。

（四）赏读诗，内化意境。（适当配乐）

1、自由练读（读出个性）

2、个别读

3、同桌互读，背诵读。

4、想象读：你觉得在这个池塘边还会有哪些景色？（小草、小鱼、小鸟……）这么多景色作者只抓住了四种，却把整个夏天的美景印在了我们的脑海里，值得我们学习。在你脑海里能想象着更多的美景读一读吗？要读出你对景色的喜爱之情，你试试。

5、全班齐读（情感共鸣）

（五）教师总结：

涓涓细流，浓密的树阴，小巧的荷叶，顽皮的蜻蜓，让这宁静，优美的小池塘充满了生机与活力，诗情画意令人陶醉，不仅这些，还让我们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美。其实生活中到处都是美，让我们一起去发现美，享受美吧。

杨万里的诗全集篇5

关键词：杨万里 散文 修辞 比喻

杨万里(ll27―1206)，字廷秀，号诚斋，吉州吉水(今属江西)人，南宋杰出的理学家、政治家、文学家。杨万里在南宋中后期就已经被推举为诗坛领袖，与陆游、范成大、尤袤并称为“南宋诗坛四大家”，以“诚斋体”名世。杨万里不仅是一位杰出的诗人，而且是一位颇有成就的散文家。其《诚斋集》133卷中书牍、序跋类就有38卷。这些数量浩繁的序跋、书启、尺牍个性鲜明，艺术成就斐然。本文主要探讨其序跋、书牍中比喻修辞格的运用。

杨万里全面学习先秦、两汉、六朝骈文、唐宋散文之长，又吸收当时鲜活的语言，形成了独具个性的叙事艺术和语言风格。他擅长运用各种写作技巧以及修辞手法将文章表达得理尽言明。比如他在书序、书牍中大量运用比喻、比较、排比、回环、顶真、反复、对偶、引经、稽古等修辞手法使文章语义丰富，文风洗练简洁，说理透彻风趣，感情充沛，富有艺术美。

杨万里书序、书牍文的语言，有时华美奇崛，有时平易通俗，但都准确精练、生动活泼，具有隽永的艺术魅力。这其中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运用精辟恰当、新奇传神的比喻，乃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比如他在书牍中将自己申请致仕却未被批准比喻为“政如将死之人，骨肉扶掖，不听其绝，爱之乃苦之耳”[1]；将自己退而未休，仍为祠官的身份说成“出笼之鹤，尚绊一足”[2]“似鱼中钩也”[3]；将彻底退休喻为“放鹤出笼，纵鱼入海”[4]；将自己老而无用喻为“寒炉之灰，墙角之檠”[5]；将自己沉溺于文学而不能自拔比喻为“独爱贤好文之心，若瘕癖沉痼，结于膏之上，肓之下，而无汤熨针砭可达者，而何敢望其疗乎？望其疗，固不敢；望其小宁而不作，亦且不敢也。每以此自苦，亦以此自乐。病而至于乐，虽秦越人视之，亦未如之何矣！而何汤熨针砭之尤乎哉！”[6]这些俯拾皆是的比喻都极为传神，恰切地道明了自己的处境及内心感受。

序跋本为应用性文字，要求着眼于著作本身给读者传达作序者的认识和见解，所以不能如抒情散文或小说那样任意选题立意，尽兴畅谈，这就容易写得艰涩生硬，给读者沉闷、乏味之感。杨万里写有大量的序跋，而且他在序跋中好说理，但杨万里“说”理的技巧很高，他善于融理于事，巧用比喻的修辞技法，用可感可触的形象化议论，使生动的形象诉诸读者的视觉和想象，让哲理变得生动可感，浅显易懂；使说理充满了趣味性，会心会意之间给人以理趣之美。如《习斋序》讲该怎么读书，讲得极有意思，一开篇便说：

读书必知味外之味，不知味外之味而曰“我能读书”者，否也。《国风》之诗曰：“谁谓荼苦？其甘如荠。”吾取以为读书之法焉。夫食天下之至苦，而得天下之至甘，其食者同乎人，其得者不同乎人矣。同乎人者，味也；不同乎人者，非味也。不然，稻粱吾犹以为淡也，而欲求荠于荼乎哉？[7]

杨万里为了说明“读书必知味外之味”，以“糖”和“荼”作比，详细说明这个问题。吃糖初觉甘甜，沁香满口，但不能回味，终归于酸。饮荼则不同，始觉苦，然苦尽甘来，回味无穷。机智的比喻、充满美感的“说”使“理”变得有趣，耐人寻味。那么什么书值得读者“苦中求甘”，知味外之味？文章接着说：

《论语》之书，非吾道之稻粱而奚也？天下可无稻粱，则是书可无矣。虽然，匹夫匹妇一日而无稻梁，死不死也？死也，一匹夫匹妇而已矣，况未必死乎？然则，稻粱者无之不可也，一日而无之，亦可也。至于是书，一日而无之，则天下其无人类矣。非无人类也，有人类而无人心也。有人类而无人心，其死者一匹夫匹妇而已乎？然则《论语》之书，又非止于吾道之稻粱而已也。故学者不自五六岁读之不见也。然读之之不迟，知之之不早，不以其食之而淡欤？食之而淡也，食如不食也。[8]

在这里，杨万里为了说明《论语》该读，而且还要知其“味”，竟将《论语》“上升”到了稻粱的高度！《论语》似“稻粱”又高于“稻粱”。“稻粱”喂养人之肌体，所以稻粱对老百姓很重要，人不可一日无食！但一日不食并不危及生命。而《论语》滋养人之精神，天下若无《论语》，则人不再为“人”，因为人没有了精神支柱，那不等于行尸走肉了吗？然而读《论语》却无法领略其要旨，即知其味外之味，读也是枉然！道理这么一讲，想必贩夫走卒都能明白。这就是比喻的妙处。

杨万里将“比喻”这种辞格运用得得心应手，他在描写事物或说明道理时，总能信手拈来与所描写的事物或所说明的道理有相似点的事物或道理打比方，而且他非常善于打“大比方”进行叙事说理，比如他在《答学者书》中探讨欧阳清卿天资聪颖却仕途不顺的根源时打了个很长很长的比方：

足下天资如此之秀朗，而未至于东流淙淙者，抑岂天者高，而人者下耶？令锯一松以为两，一则为鸾路，王公式焉；一则为破甑，皂隶蹴焉。木不异也，而器不同，何也？前之遭者扁轮，而后之遭者庸工也。

足下之天者，松也，为鸾路不难也。而足下之所谓人者，轮扁耶？吾不得而知也；庸工耶？吾亦不得而知也。吾但见足下之松未有以妙者。足下真不能致轮扁耶，抑能致而不肯致耶？足下之病有一焉。将足下之于轮扁，虽能致之，而未能使之大者不啬，小者不怠耶？足下之病兼焉。三病有一焉，善医者优之；足下有前之一，以合后之二，此吾之所以为深忧也。能致轮扁不肯致，得轮扁而以庸工视之，不得轮扁而不力求焉，安于缺斧钝斤之下，而曰“吾之材，松也。吾求为鸾路”也？必也乌头白，马生角，木象生肉脚而后成也!足下于此有忧乎，无忧乎？愿为鸾路乎，愿为破甑乎？为鸾路，知足下之愿也，而吾未见其成也。为破甑，知足下之不愿也，而吾未见其免也。足下之三病未痊也，足下能有忧焉，则无病矣。病去而后成者可成，不免者可免矣。[9]

之所以将这种“比喻”称为“大比方”，是因为它不是打个简单明了的比方一目了然地说明事理，而是在对一个深奥难懂的事物加以说明时，其“喻体”虽然比“本体”浅显、易阐释，但其本身内在的逻辑关系仍极为复杂，依然需要深入探究方可理清线索。就其结构而言，很难明确地划分孰为“本”，孰为“喻”，只能整体地来把握。所以笔者将杨万里书牍、书序中的此类比喻称为“大比方”。

杨万里常常将“大比方”与“小比喻”融为一体，联合应用，例如《答李天麟秀才书》全篇就由五个“大比方”构成，“短比喻”则不计其数。并且他在用“大比方”说明“大道理”时往往对事物的特征进行极为生动具体的描绘或渲染，给人留下鲜明深刻的印象。例如他在《与南昌长儒家书》中为了说明儿子家书中对为吏生活的抱怨之词给自己所带来的不快时就打了个非常形象的比方：

今有人尝犯风涛而屡见险者，幸而舍舟登岸矣，入山而居、入林而安矣，一日偶游江皋、河滨，复见有一叶之舟，掀舞于冲风骇浪之中，有不掩目而走、悸心而归者乎？[10]

杨万里在此以惊涛骇浪之江海喻指风云变幻、险象丛生的官场；以“幸而舍舟登岸，入山而居、入林而安。”喻指自己卸甲归田，安然退休；以偶见一舟掀舞于冲风骇浪之中比喻儿子复言官场之险恶；“掩目而走、悸心而归”则喻指为官生涯给自己心灵深处留下的阴影。他把四个“短比喻”综合在一个“大比方”中，将自己对“为官生涯”的心有余悸和对安然退休的庆幸之情恰切得当、生动形象地展现了出来。

杨万里的“大比方”不仅“打”给朋友、亲人，也“打”给皇帝。其在《上寿皇论天变地震书》中论及南宋外有虎视眈眈的强敌压境，内部军备不足，敌情不明，而上层统治者却自欺欺人，盲目乐观时说：

今夫千金之家，有巨盗焉，日夜摩厉，以图行劫而夺之货。为千金之子者，方且外户不闭，般乐饮酒，处之以坦然。夫有其备而示之以坦然，可也；无其备而处之以坦然，可乎？[11]

此比喻精辟绝伦地展现了南宋身处危机四伏的国际环境，面对连“外强中干”都算不上的国内形势，上层统治者却掩耳盗铃，自我麻痹，作“临危不乱”，“处惊不变”之态。真可谓一“喻”中的！一“喻”见神！

杨万里所用“比喻”不但传神，而且机智妙悟。陆游曾致书杨万里，赞叹其作诗多产，当有万篇。杨万里回书以“量多而质不高”自谦曰：

来教诹及某恶诗，当有万篇。不闻居肆而市脯者乎？族庖者，日嚣嚣然号于肆曰：“吾脯也，也，羹也，皆旨且多也。”夫旨则不多，多则不旨。旨而又多，其皆熊蹯猩唇乎哉，其皆鲍鱼鼠朴乎哉？[12]

杨万里书序、书牍中大量运用“比喻”手法进行理论探讨，而且绝对是“喻”不恰切不作比。例如说明“诗味”的“荼饴”之喻；说明诗味重神不重形的“江柱与荔子”之喻；说明文章自有法式的“宫室”之喻；说明民富自然国富，应散富于民的“里之富人聚敛而致贫”之喻都成为经典之喻，这些比喻在深入浅出、明白易懂地阐释艰深的理论时充满了机智和幽默。而此特点的渊薮在于其达观、风趣的诗人风格和其渊博宏厚的学识修养。赵岐在《孟子章句・题辞》中说：“孟子长于譬喻，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借此说来形容杨万里的比喻艺术一点也不夸张。

注释：

杨万里的诗全集篇6

[关键词] 杨万里；道统思想；朱熹

[中图分类号] B244.99[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17）02―0017―06

An Approach to Yang Wangli’s Thought of Confucian Orthodoxy

CAI Fanglu ，WANG Wenwen

（College of Political Education，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Chengdu610066，China）

Abstract：Yang Wanli’s thought of Confucian Orthodoxy is mainly embodied， firstly in the teaching of the sage’s Tao which originated from the three sages of Yao， Shun and Yu，succeeded by Tang， Wen， Wu and Zhou Gong， and further succeeded by Confucius， the eighth generation， and later succeeded respectively by Yan Hui， Zeng Tzu， Tzu Si and Mencius. Unlike Cheng Yi， he affirms the position of Han Yu in Confucian orthodoxy. And Yang Wanli considers the two Chengs as the successors of Confucian orthodoxy and his learning follows Heavenly Principle. He highly praises Zhang Shi but doesn’t mention the position of Zhu Xi in the Confucian orthodoxy.As for the regulation about the connotation of Confucian Orthodoxy，he holds yin and yang is the universal rule of Dao. Tao covers both the natural rules of heaven and earth， and the principles of human society benevolence and of the natural law between monarch and his ministers， between father and son. Thus both the heavenly Tao and the human Tao are included in Tao of the Confucian orthodoxy.He puts forward “three sages，one Dao”， “three sages，one mind”， by relating Tao and mind. And he also attaches an importance to the relation between Tao and practice，and holds that Tao cannot be dependent of practice and must be implemented in social practice.As to the relation between Tao and classics，Yang Wangli pointed out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ix Classics” and Tao，i.e.，“the Six Classics”conveys and preaches Tao，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Zhu Xi’s thought of Confucian Orthodoxy expressed by interpreting “the Four Books”.

Key words：Yang Wangli； thought of Confucian orthodoxy；Zhu Xi

杨万里（1127―1206），字廷秀，吉州吉水（今属江西）人，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进士，调任永州零陵丞。其时张浚、张蚋缸泳佑乐荩“时张浚谪永，杜门谢客，万里三往不得见，以书力请，始见之。浚勉以正心诚意之学。万里服其教终身。乃名读书之室曰：诚斋。”[

Symbolq@@ ]与理学家张蚪缓茫张蛉ナ朗保杨万里撰《张左司传》，以较长篇幅述其生平事迹和思想，引为同道。并与同时代的理学家朱熹、吕祖谦等交往。杨万里向朝廷荐举朱熹云：“朱熹学传二程，才雄一世，虽赋性近于狷介，临事过于果锐，若处以儒学之官，涵养成就，必为异才。”[

Symbolr@@ ]卷一百十四，《淳熙荐士录》当吕祖谦去世时，杨万里为之作祭文曰：“穷经讲道，不但文字，闯孟之户，得程之髓。”[

Symbols@@ ]附录卷二，《杨提刑廷秀祭文》受r代思潮的影响，杨万里不仅是南宋杰出诗人、文学家，而且也提出自己的包括道统论在内的理学思想，其道统思想不仅具有自己的特点，而且成为当时理学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值得认真探讨，以把握理学思潮及其道统论对包括文学家在内的宋代学人的影响。

一历数圣人之道传授的系统

道统论是由圣人之道传授的统绪和圣人之道的内涵、形式与内容这两部分结合而成。道统与道学有密切联系。杨万里认同宋代道学，他站在道学的立场，论述了道学之正统的传授，即圣人之道的传授系统。他说：

昔者道学之正统，八传而至孔子，若颜子曾子则见而传之，若子思孟子则闻而传之，统之至于孟子也，其前无绝，其后无嗣，嗣千有余岁之绝者，不在伊川乎？其学以天理为宗，以致知为力，以仁为寤，以敬为守，以诚为归，旷乎圣门之孔迩，忽乎斯道之来前也。一时之士从之学者岂少也，得之者谢氏而止耳，游氏而止耳，杨氏而止耳。[

Symbolr@@ ]卷八十，《a堂先生文集序》

在这里，杨万里讲道学正统之传，即圣人之道的传授。八传而至孔子，然后传颜、曾、思、孟。道统之传到了孟子，孟子之后无嗣，即没有接续、继承下来，有千余岁而绝。到北宋程颐将道继承下来，其道学以天理为宗，即肯定程颐把道统的内涵发展为天理，并讲致知、仁、敬、诚等内涵，二程继承了不传之绝学，把道统接续下来，并结合宋代社会时代的发展，以天理为道学之宗，而区别于以往的道统论。于是道的传授日益被更多的人所接受，包括二程的弟子谢氏、游氏、杨氏等。

关于圣人之道的传授，杨万里提出“三圣”传道的说法。他说：“愚闻诸先儒，先儒闻诸三圣，三圣闻诸天。”[

Symbolt@@ ]《原序》在三圣之上还有一个“天”，从某种意义上讲，“天”的权威在圣人的权威之上。

湖南大学学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7年第2期蔡方鹿，王雯雯：杨万里道统思想探讨

所谓“三圣”，指尧、舜、禹三位圣人。他说：“自昔尧授舜，舜授禹，复见于今，聚三圣于一家。” [

Symbolr@@ ]卷四十六，《贺绍粱实鄣羌表》 并指出“三圣一道也”， [

Symbolr@@ ]卷九十五，《庸言十九》三圣人共守同一圣人之道。

有时候，杨万里在“三圣”之前加上一个伏羲。他说：

杨子曰：伏羲、尧、舜、禹、汤、文、武，圣之高曾也；周、孔，圣之祖父也；颜子，圣之宗子也；孟子，圣之别子也；二程子，宗子别子之宗子也。[

Symbolr@@ ]卷九十二，《庸言二》杨万里历数道统之传，从伏羲传到孔子，正好是八传，与前文所论相吻合。

杨万里在其所著的《圣徒论》里所确定的“圣徒”，除颜、曾、思、孟之外，另有韩愈，这也是道统的传人。杨万里充分肯定韩愈在儒学史上的地位和他的道德虚位说，这与程颐的观点有别。程颐说：韩退之只云：“‘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便乱说。”[

Symbolu@@ ]在程颐看来，韩愈对仁、义所下的定义是合乎儒学之道的，不过，若将仁义称之为定名，道德谓之为虚位，则是“乱说”。当有学者以程颐的话为根据，提出韩愈“其犹有不合于圣人者欤，若曰道与德为虚位之类是也”的观点时，杨万里回答说：

此乃韩子之所以合于圣人者也。圣人之道，非以虚为德。非虚而曰虚位者，道德之实，非虚也，而道德之位则虚也。天下之物，惟其位之实，是以莫得而入也。其位不实，则虚与实皆得入而居之。夫惟有以实其位之虚，则其位不可入矣。韩子之言，所以实其虚也。[

Symbolr@@ ]卷八十七，《韩子论上》

在杨万里看来，韩子此说不仅不是“乱说”，而且是“合于圣人”之处的。文中所谓道德之实与道德之位就是韩愈所言的定名与虚位。所谓“虚位”，在韩愈看来，定名与虚位是不可分的，儒道的定名就是“仁义”，能循着此仁义之途行进的才是道，内蕴此仁义之性不待于向外索求的才是德，“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

Symbolv@@ ]。韩愈此言，表面看来是放开了各家谈论道德的途径，虚其位以待，实际上要将此虚位之言与虚位之实，即定名之说联系起来看，才能明白其所言之虚位不是虚位，而是有仁义的实际内容的。韩愈批评老子去仁义而言道德的思想。他说：“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谓道德云者，去仁与义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

Symbolv@@ ]这体现了韩愈道统论对老子脱离仁义而空言道德思想的否定。

以上可见，虽然杨万里把二程视为道统中的传人，乃“宗子别子之宗子也”[

Symbolr@@ ]卷九十二，《庸言二》，但对程颐批评韩愈的观点并未认同，而是肯定韩愈合于圣人，是传圣人之道的重要人物。

除此之外，杨万里对张蛞彩浅浞挚隙ǖ摹T谒所撰《祭张钦夫文》中，盛赞张蚰恕笆ビ蛴薪，南轩拓之；圣门有钥，南轩扩之；圣田有秋，南轩获之” [

Symbolr@@ ]卷一百二，认为张蚴强拓圣人之道领域，扩充圣人之道内容，收获圣人之道成果的著名人物，评价很高。相反则没有提及同时代的朱熹在道统中的地位。

二道的内涵规定

杨万里的道统论不仅对圣人之道传授的系统作了揭示，而且对道统之道的内涵展开论述，体现了形式与内容的结合。

（一）道为阴阳、天地、仁义君臣父子之道

杨万里论道，重视客观自然规律与人类社会原则的统一，他将其定位在阴阳之道上。他说：

或问：一阴一阳之谓道，何谓也？杨子曰：一阴一阳而非道，何者为道？一阴一阳，天地所不能逭也，而况人物乎？阴阳之在天地，其位为高下，其精为日月，其运为寒暑，其物为水火，阙其一则天地息。阴阳之在人物，其耦为夫妇，其亲为父子，其分为君臣，其道为仁义，其事为德刑，其类为君子小人，中国夷狄禽兽，阙其一，则人物息。天地也、人物也，均物也，所以行天地人物者，道也，不能不有之谓物，不得不行之谓道。[

Symbolr@@ ]卷九十五，《庸言二十》

此论道的内涵，既包括天地，又包括人物，阴阳是道的普遍规律，阴阳之在天地，其位为高下，其精为日月，其运为寒暑，其物为水火，阙其一则天地息。阴阳之在人物，其耦为夫妇，其亲为父子，其分为君臣。其具体内涵指仁义之道。杨万里把自然与人类社会沟通为一，即天道、人道为一，而统属于阴阳，这个认识很深刻。

（二）道为中正之道

以道为中正之道，这是受易学的影响。他说：

斯道何道也？中正而已矣。唯中为能中天下之不中，唯正为能正天下之不正。中正立而万变通，此二帝三王之圣治，孔子颜孟之圣学也。……愚闻诸先儒，先儒闻诸三圣，三圣闻诸天。[

Symbolt@@ ]《原序》

杨万里强调，道统之道以中正为其内涵，所谓中，即能够把天下不中归之于中；所谓正，即能够纠正天下之不正。中正确立就能够顺时处变，而不违圣人之治，亦不违圣人之学。其以中正为道的思想是在论述圣人道统相传的背景下展开，这也是对圣人相传以中道思想的继承和肯定。

杨万里以中正为道的思想亦是对佛教异端的抵制。他说：

王道熄，礼义废，异端闳以肆欲天下，不胥而溺者，否也。……佛之行乎中国几年矣，佛之俗将变乎夏矣，人之闻于古也，佛绝而绝矣，而安行毅以守如此天下之大，曰无安行乎？圣人者作，因天下守者之心，明先王中正之道，而礼复于古，言异有禁，术异有诛，以攘佛者之妄，而谓天下不复于先王之治，可不可也。[

Symbolr@@ ]卷七十八，《送Y安行序》

针对王道熄，礼义废，异端流行于天下的局面，杨万里坚守儒家圣人中正之道，主张对异端之言有禁，对异端之术有诛，目的在于复先王之治，以纠正以佛变夏、宗教冲击人文的局面。这表现出杨万里提出以中正为道的理论针对性。

（三）道与心、道与行

在道与心的关系问题上，杨万里强调二者的联系。“杨子曰：道不在己，言道病已；己不在道，言道愧道。” [

Symbolr@@ ]卷九十二，《庸言二》强调道与己密切联系，也就是道与心密切联系，道在心中。如果论道而不及心，则有流弊；而心脱离了道，则言道也会有局限。

所以说，心与道不可分离。“是故欣然之心者，进道之机也欤，圣人者得是机而执焉。” [

Symbolr@@ ]卷八十五，《乐论》圣人掌握了心，对于进道是有帮助的。

杨万里在提出“三圣一道”思想的同时，又提出“三圣一心”的思想。他说：“三圣一心，空洞以纳太极。”[

Symbolr@@ ]卷一百一，《跋袁机仲侍郎易赞》认为三圣一心，心能够容纳太极。通过圣人，把道与心联系起来。

尽管心与道有密切联系，但杨万里不把二者混同为一。以上论杨万里道的内涵时，道有仁义的涵义，即道为仁，但心不等同于仁。他说：“盖体仁者心也，而心非仁；喻心者言也，而言非心。”[

Symbolr@@ ]卷八十七，《孟子论上》虽然可以心来体现仁，但“心非仁”，心与仁还是有别。

在道与行的关系问题上，杨万里重视道的推行。他说：“所以行天地人物者，道也。不能不有之谓物，不得不行之谓道。”[

Symbolr@@ ]卷九十五，《庸言二十》论道的本质，它就是与行相联系。道者，所行道也。道离不开行动、推行，离开了行，就不成其为道。

杨万里并把正人、正学、正道联系起来，最终离不开身体力行与实践。他说：“名为天下之正人，而心传圣贤之正学，身履天下之正道。”[

Symbolr@@ ]卷九十一，《大人格君心之非论》强调心传圣贤之正学，身履天下之正道，把道统与心传、与践履结合起来，可见对行的重视。

三经典与道

在道与经典的关系上，杨万里以“六经”所以载道、传道，体现了“六经”与道的密切联系，这与朱熹主要通过“四书”来阐述其道统论的思想有别。

杨万里重视经典，他认为“圣人以道而寄于经”[

Symbolr@@ ]卷八十五，《六经论・礼论》，经典是载道之文，圣人将道寄托于经文之中。对于道与经典的关系，杨万里更看重“六经”与道的关系，亲作《六经论》，分别论述了《易》《礼》《乐》《书》《诗》《春秋》等“六经”与道的关系。而对《论语》等“四书”与道的关系则未有更多的论述。

（一）《易论》：以心诣道

杨万里撰《六经论》之《易论》，着重探讨圣人的传“道”方式。

这里涉及了两个概念，“言”与“非言”。所谓“言”，它是圣人传道的凭借，所谓“言者道之因也”[

Symbolr@@ ]卷八十五，《六经论・易论》。而“非言”，则是道的精微之所在，正是“非言者道之诣也”[

Symbolr@@ ]卷八十五，《六经论・易论》。关于二者与道之间的关系，实则体现了圣人在传道方式选择上的一番苦心：

虽然，诣其诣而不因其因可也。未诣其诣而不因其因可乎？是故不得离于言。不离于言者，不废其道之因也。[

Symbolr@@ ]卷八十五，《六经论・易论》

虽然“圣人之教，不离于言”，但@是对绝大多数人而言。若有人可以直接体贴进道之精妙幽微处，体察到圣人之意（诣其诣），而不需借助于“言”这一载道之具，也是可以的。可是，对于更多人来讲，若无此筏，连渡河都尚且困难，而别说登岸而妄想进入道的“非言”之所了。

除此之外，杨万里又进一步对语言本身这一有形的媒介所具有的不确定性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他认为，圣人在传道过程中对载道之言的把握是很重要的：

是故不得离于言，不离于言者，不废其道之因也。不废则恃此之情，恃彼之愚，是故不得不离于言。离于言者，不恃其道之因也。以道之因者，可忘而废言，见人之迷于途而莫之指者也。以道之因者，不可忘而恃言，指人以途而谓之家者也。莫指其途，天下自此绝，指途为家天下自此愚 。[

Symbolr@@ ]卷八十五，《六经论・易论》

不废言不仅是因为它是传道的凭借，更深一层的原因是在废言之后，无论是传道之人还是悟道之人就会“恃此之情，恃彼之愚”，以自己之私情愚见来揣摩道之真谛。如此，天下人就会“莫知其途”。但是，若只是恃言，就又会走入另一个极端，对道的体悟就只能停留在初级层面，而至于以途为家。这里体现了杨万里对语言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的充分认知。而对于以向天下人传道为己任的圣人而言，“言”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也给他带来了忧虑，“欲废言也，而天下之人，岂人人而心孔子之心，诣尧、舜之诣也？欲恃言也，则天下将死乎吾言之中，而不生乎吾言之外，非吾言之死天下也，死天下之见也。” [

Symbolr@@ ]卷八十五，《六经论・易论》正因不是人人都能有如孔子一般的“上智”，生于异世却能凭借此“心”而“超然独诣尧、舜之诣也”[

Symbolr@@ ]卷八十五，《六经论・易论》，所以，“言”自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可是，若世人都只是局限于“吾言”之中，而不对“吾言之外”的意外之旨进行寻访，不对语言本身的局限性加以突破，那么，大道就与天下人无缘了。因此，杨万里从对圣人传道方式的探究入手，认为圣人得而秘的并非《易》之道，恰恰相反，圣人正是在深入体察人情后，才选择了在“言”与“非言”、“废言”与“恃言”之间，让天下人以一己之心来体道、悟道。

（二）《礼论》：以行践道

杨万里撰《六经论》之《礼论》，侧重于探讨“道”之所践。他说：

道无所倚。有所践有所倚，则天下莫之稽。无所践，则天下莫之居。莫之稽，道之渎也。莫之居，道之弃也。圣人以道而寄于经，以悟于后，乃至于渎与弃。渎则道不神，弃则道不行。[

Symbolr@@ ]卷八十五，《六经论・礼论》

“道”本是“无所倚”、“莫之稽”的，圣人担心若是“道”一直是以无可稽考的形式存在，那么就会引起世人对“道”的轻慢，即“渎”。另外，若是“道”不能在现实生活中昭示其存在，就会造成道无所居的局面，从而带来“莫之居，道之弃”的结果。所以，为了让“道”不至于陷入“渎”与“弃”的状态，圣人将“道”寄托在经书之中。

那么，《礼》之于“道”又有什么作用呢？如前文所述，圣人为了防止道无所居的局面，在《礼》之中彰显了道之可践的一面：

礼也者，所以示天下之可践也。圆不以规，方不以矩。运斤而成风，惟匠石可也。欲举天下之工，而皆匠石也，皆不规不矩也。则天下之工，有弃其斤斧而去耳，何则？无所可践也，《易》者，圣人成风之斤也，礼者，圣人规矩之器也。匠石不以匠石而废规矩，故无匠石而有匠石，圣人不以圣人而废礼法，故无圣人而有圣人。[

Symbolr@@ ]卷八十五，《六经论・礼论》

为了让天下人有可践行的规与矩，就应该以礼来彰显道之可践，让世人知道何谓“道不远人”。

所以，圣人还是在方与体之中蕴藏大道，在礼之中内具规矩，正是“礼者，圣人规矩之器也”。若是人人都能将礼一一笃行之，那么即便没有圣人来施以教化之功，世人也会在君臣父子、冠婚丧祭、交际辞受、出处进退等道的践行处合于大道。

这种本于道又践于礼的行为，是圣人对天下人进行教化的努力，它无偏无私，即便是愚人或不肖之人也可在学习后勉而践，践而行。如此，则天下之人都可以置身于大道之内，互敬互爱，“相安相养”，这就是以行践道的礼所带来的教化功效。

（三）《乐论》：以心趋道

杨万里撰《六经论》之《乐论》，所论在于以心趋道，这是对圣人作《乐》的本旨的探讨。他说：

圣人欲天下之趋于道而不得天下同然之机，执之则触焉无动也，触焉而无动，则能使天下之吾从者，不能使天下之自从。使天下之吾从者，天下从圣人者也。使天下之自从，不从圣人者也。从圣人者，非从圣人之至也。不从圣人者，从圣人之至也。[

Symbolr@@ ]卷八十五，《六经论・乐论》

圣人正是因为洞悉到了“同然之机”的重要性，才会在传道过程中注重启发天下人的欣然之心，一旦此心被启发开来，就会使得天下人自我勉励，乐于趋向于圣人之道。如果只是勉强地跟从圣人来趋于道，心有不甘地去接受圣人的引领和教诲，最终不可能获得对圣人之道的深入体贴。

由此，杨万里重视《乐经》以心趋道的作用。他说：

人有幽忧而不乐者，散之以啸歌。有所郁结而不平者，销之以管弦。声之入人心易也，然则天下欣然之机不寓于八物之质而寓于八物之声也。圣人得其机之所寓而执之以触天下之机，是故取仁义道德之意，而r之于恬愉平淡之乐。使听之者心悦，悦之者心愉，必有焕然而悟，犁然而契者矣！乐之功用至此而天下不知也。[

Symbolr@@ ]卷八十五，《六经论・乐论》

人之心不免为外物所感而有所动，所以忧思之人将其发而为啸歌，心有郁结之人就会将其散之于管弦。正因为音乐具有这种潜移默化、滋养性情的作用，所以，圣人为了能触发天下人的“心之所同然”，才会赋予乐以仁义道德的属性，从而使闻乐之人悦而向道，在不知不觉中，对道有所悟并且深契于道。这既与宋明理W所津津乐道的“孔颜乐处”相合，又与杨万里本人一生“以进德修业为乐”[

Symbolr@@ ] 卷九十二，《庸言五》的宗旨相契。

（四）《书论》：以形显道

杨万里撰《六经论》之《书论》，所论在于道之所形，即《书》之列入“六经”的原因。

道本是无形无声的，但是圣人为了将“道”从茫远幽深之境引介至天下人的面前，就需要选择以言传声，以此来“启天下之听”，让天下人可以闻其言而知其声。而“道之形”与“道之声”一样，也是圣人传道的一种方式，如果说“道之声”是昭示给天下人以入道的门径，“启天下之听”，那么“道之形”就是为了“信天下之观”，让天下人通过己心去观察“道”的实然存在。

声与形的区别在于，形是声的依托之所，若无形，声自为声，则天下人对其不足以信，而有形的存在，就好比“祭之有尸”一般，让人观其貌、察其情而终至于信其道：

风起于虚而飒然，霆震于空而轰然，此其声非不足以信于万物也。使无苍苍者以丽焉，则风霆这自托之无所，而何物之信也哉？今夫道者道之形，言者道之声。形信而后声信。虽然，吾非不知道者道之形也，而谁其见之？见秋毫于千里之外者，离娄乎？抑众人乎？离娄能喻众人以己之所见，而不能使众人见其所见。[

Symbolr@@ ]卷八十五，《六经论・书论》

圣人就是“道之离娄”，可见秋毫（道）于千里之外。可是，即便他能以己之所见而告知众人，但是又怎能确保众人对此深信不疑呢？更遑论圣人以自己之所观告知天下人“道之声”为何物。既然如此，那么圣人应该以怎样的传道方式取信于天下人呢？杨万里认为，圣人都可以使“鬼神之有形”，那么如果也能让道有形于外，就可取信于天下人，至于圣人如何达成这一目标，就在于圣人选择的方法了：

然则圣人何以信天下之观？盖天下之无形，莫鬼神若也。而圣人能使鬼神之有形，况于道乎？祭之有尸，所以形鬼神之无形也。道独无尸耶？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者，其道之尸也欤？圣人之作经，是以有《书》焉。《书》也者，所以立道之尸，以形道之形，以信夫《易》、《礼》、《乐》之声也。[

Symbolr@@ ]卷八十五，《六论・书论》

杨万里认为，圣人为了示道之形，就选择了“立道之尸”，而这些人就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而关于这些圣人形之于道的事迹，就记载于《书》中，通过《书》而得知圣人之道。《书》乃形教，而《易》《礼》《乐》为声教。他说：“《易》《礼》《乐》者，声教；《书》者，形教。呜呼！经至于《书》，备之矣。”[

Symbolr@@ ]卷八十五，《六经论・书论》形声结合，便是对道的全面把握。

（五）《诗论》：以议矫恶，以愧复道

杨万里撰《六经论》之《诗论》，所论在于《诗》的“矫天下之具”的作用，从此篇开始，圣人将六经划分为两个部分：

经自《易》而《书》，非不备也，然皆所以徐天下者也。……天下皆善乎？天下不能皆善，则不善亦可导乎圣人之徐，于是变而为迫。非乐于迫也，欲不变而不得也。迫之者，矫之也，是故有《诗》焉。《诗》也者，矫天下之具也。[

Symbolr@@ ]卷八十五，《六经论・诗论》

前一部分包括《易》《礼》《乐》《书》，这是圣人导其善者以至于道的部分，圣人对从道之人采取循循善诱的方式，让他们在前四种经书的教化之下自觉趋于道，此为圣人教化天下的“徐”的一面；后一部分则是《诗》与《春秋》，这是圣人矫其不善以复于道的部分，圣人对这些心中无道之人施之以外力，不再循循善诱，而是“变而为迫”，以《诗》来对其无道的行为加以矫正。所以，《诗》就是圣人用之以矫天下之不善的工具。

而或者曰：圣人之道，《礼》严而《诗》宽。嗟乎，孰知《礼》之严为严之宽，《诗》之宽为宽之严也欤？盖圣人将以矫天下，必先有以约天下之至情。得其至情而随以矫之，安得不从？盖天下之至情，矫生于愧，愧生于众，愧非议则安，议非众则私。安则不愧其愧，私则反议其议。圣人不使天下不愧其愧，反议其议也。于是举众以议之，举议以愧之，则天下之不善者，不得不愧。愧斯矫，矫斯复，复斯善矣。此《诗》之教也。[

Symbolr@@ ]卷八十五，《六经论・诗论》

对于圣人而言，《诗》是更能与人的感情相互感发的。若想对不善之人进行矫正，就应从让他自己产生羞愧之情处入手。圣人认为如果能够唤醒“不善之人”内在的羞耻之心、惭愧之情，那么他自己就会去恶为善。那么如何唤醒不善之人的羞愧之情，使其不耻于其所为呢？这里，就需要借助《诗》教的功效了。

因为“不善之人”对其所为的不耻之事是不会自觉萌生出羞愧之情的，“愧非议则安”，其私心自有所安。那么，圣人就需要运用《诗》所具备的直指人心、直达人情的作用，对不善之人的所为赋诗加以议论、讥讽，将其所为放之于众议之下，达到“举众以议之，举议以愧之”的效果。如此，“不善之人”自会心生愧疚之情，并对之加以矫正，最终复归于从善之途。所以《礼》虽然也是对人进行约束，但他毕竟是在外在的行为准则上来起作用的，而《诗》则不同，它是深入人情之内的。所以，若以《诗》来对人情加以矫正，则天下人“安得不从”？

（六）《春秋论》：以道裁政

杨万里撰《六经论》之《春秋论》，所论在于强调《春秋》一书是孔子以道裁政思想的彰显。“六经”中，前五经均为孔子教化天下所用之书，即“《五经》者，夫子之所以教也” [

Symbolr@@ ]卷八十五，《六经论・春秋论》。因此，若说前面“五经”更多地体现了圣人载道、传道的一面。那么，《春秋》一书，则是圣人由天道而论及于人事，由内圣而至于外王的思想的集中体现。

关于《春秋》是孔子以道裁政，他说：

夫子之身则匹夫也，夫子之职则非匹夫也，天也，文王也，周公也。以王而视王，则警与谴不在夫子乎？以文王而视周，则训与责不在夫子乎？以周公而相夫子，以令天下，则赏与罚不在夫子乎？非夫子求其警与谴，训与责，赏与罚之柄也。天与文王、周公，以是柄与夫子也。然则何以知是柄之非求而天与，文王周公与之也？曰：吾不知也。……夫子曰：“文不在兹。”又曰：“吾不复梦。”则文王、周公以是柄而与夫子，夫子知之矣……知则不可知，而隐则不可隐也。然则夫子犹不自知，而曷为不可隐也？天以与夫子而可隐，则仪封之人者孰告之，孰发之耶？……其所以言者天也。[

Symbolr@@ ]卷八十五，《六经论・春秋论》

孔子的身份虽则是一介匹夫，但是他所承担的使命却不是匹夫所能作为的。他掌握着将古老天道落实到人事上的权柄，但凡上天的警示与谴责、榜样与责备、赏赐与处罚的事情，他都在《春秋》这本书中有所彰显，并且这一权柄与使命不是孔子自己求之于上天的，而是“文王、周公以是柄而与夫子”的，并且孔子对此也是知晓的。在杨万里看来，除了孔子自己以外，其他人对孔子授道于天这件事也是知道的，就是将孔子视为在乱世之中受命于天来教化百姓的传道者。

因此，孔子的赏政与罚政，并非孔子一人的私政，而是传授天道的“天下之公政也”[

Symbolr@@ ]卷八十五，《六经论・春秋论》。如此，孔子不过是上天在天子无赏罚的乱世之中所选定的传道人，通过他对春秋之世的“笔削”来体现天道之所在。并且孔子在《春秋》一书中“书元书春者，天之临也。书王者，天子之临也。书公者，鲁之临也”[

Symbolr@@ ]卷八十五，《六经论・春秋论》，这表明孔子并未僭越其本分，更不是在修私人之史，他是在将天道的裁决俗脊嘧⒂谛奘饭程中，可惜后人往往将目光锁定在孔子修书的身份，而忽略了孔子是以受之于天的“道”为标准来做修书一事的。

最后，杨万里对圣人作“六经”的本旨进行了简要而透辟的论述，以《易》《礼》《乐》《书》《诗》为圣人之教，在这里，圣人给世人打开体道的大门，通过对世人由外而内的教化而唤起世人的向道之心，从而立身行事无不合于大道。而《春秋》一书，则与前者不同，他是圣人以其道而作用于政治的一本书，这里的赏政和罚政虽不能使得当时天下纷纷扰扰的政治局面马上得到改善，但是，自此之后，“《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却已然是孔子得天之道行之于世的最好的体现了。

与杨万里对“六经”与道的关系较为详细的论述相比，他对“四书”与道的关系则较为忽略。但对《论语》也有所论述。他说：“《论语》之书，非吾道之稻粱而奚也？天下可无稻粱，则是书可无矣。”[

Symbolr@@ ]卷七十八，《习斋论语讲义序》即肯定《论语》之书不可无，是载吾道之书。这与朱熹主要通过“四书”来阐述其道统论的思想有别，而形成对照。

[参考文献]

[1]脱脱等.杨万里传[M]. 宋史（卷四百三十三）[C].北京：中华书局，1977.12836.

[2]杨万里.诚斋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C].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3]吕祖谦.东莱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C].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4]杨万里.诚斋易传[M].文渊阁四库全书[C].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杨万里的诗全集篇7

【关键词】西湖诗篇 整合教学 语言素养 人文情怀

西子湖畔，杨柳阴阴，欣赏两幅截然不同夏日西湖风光图有道是“别是一番滋味上心头”，风雨疾来急去的酣畅与满眼荷叶荷花的壮阔更可谓“淡妆浓抹总相宜”！

一、研读文本比异同。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和《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显然都在赞美西湖美景，教材的优化组合无疑给我的教学带来启示。所不同的是前者乃宋代诗人苏轼被贬任杭州通判时所作。全诗四句话写云、雨、风、水，生动形象；写山、船、地、楼，句句求实，堪称写实景的佳品，而风雨变幻的西湖何尝不是苏轼人生曲折的缩影，宝贵的是他始终保持着一种宠辱不惊、乐观豁达的心态，并把这种豪情借着这场雨抒发出来。后者为宋代诗人杨万里所作，诗人驻足六月的西湖送别友人林子方，抓住了那满湖的荷花、荷叶作为写作对象，描写了晴好天气下西湖中莲荷的壮美，曲折地表达对友人的眷恋，抒发了诗人对西湖美景的赞叹和热爱。前两句质朴无华的议论，后两句充满强烈色彩对比的句子，给我们描绘出一幅大红大绿、精彩绝艳的画面，这种谋篇上的转化，虽然跌宕起伏，却没有突兀之感，看似平淡的笔墨，却给我们呈现另一番离别情愫。

二、整合教学寻定位。

两首诗有同有异，如果将这两首诗整合起来，互为表里，互相映衬，则必收事半功倍之效果。于是我对课文中的两首古诗进行整合，构建“主题式”、“立体式”的诗歌教学框架。即以赞西湖美景为整体观照主题，再适量补充相关诗词及作者写作背景，建构起一个互相联系、互相比照、互相延拓的立体课堂。采用：整合优化，对比融合；多元链接，情景交融；扶放结合，授之以渔这三种方法组织教学。整合教材后我大胆尝试采用“合――分――合”的教学思路，以达成在反复诵读与融情想象中，感受诗歌的情绪和意象，领悟借景抒情的表达方式，积淀人文素养，抒发生活情怀。

三、入景入情巧融合。

整合一：整体通读，提炼诗眼，把握诗境。

王国维语：“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因此在教学中，从诗眼切入，往往能牵一发而动全身。学生带着“两位诗人笔下的西湖给你留下最大的印象是什么？”一问，开始通读两首古诗，整体感知之后，我便引领学生在从诗题入手，寻找两首诗题中各有表述了诗人写诗时的心境的一个字，发问质疑：

1、质疑“醉”。出示“醉”在字典中的三种解释：①饮酒过量神志不清；②沉迷，过分爱好；③用酒泡制。诗题中的“醉”是哪种解释呢？在这里仅仅是喝醉酒的意思吗？激发起学生探究课文的兴趣，从而顺利进入深入研读课文的环节。

2、质疑“送”。自古多情伤离别，在这首诗中，能找到“别”的伤感，“送”的哀愁吗？一字未谈及送别，难道杨万里与林子方感情不深？亦或是美景让两人忘却了离愁？声声叩问激起学生探究的兴趣。

一“醉”一“送”看似普通，却是提纲挈领，在通读中质疑，在质疑中研读，对诗境的把握便已到未成曲调先有情之境。

整合二：扶放解读，品析词眼，品悟诗情。

扶――《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之怎一个“醉”字了得！

宋代著名文学家张舜民说“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古人讲究诗画统一，让孩子在画面中想象，在景物在畅游，定会达到“酒不醉人人自醉”的境界。

1、抓词眼入境想象感知“醉”。从“黑云翻墨”中，你感受到什么？这是一种怎样的情景？”“白雨”是怎样的雨，雨下起来了，坐在船里的你，仿佛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呢？“卷地风”是怎样的风？“水如天”那是怎样的一番壮阔呀，你们能描述吗？在这样的想象中，打通了学生与文本的时间与地域空间，淡淡的酒香弥漫开来。

2、品词意回环复沓品读“醉”。

这是一场怎样的雨呀！特别从哪里感受到？（“跳、乱”）引读：这雨真大啊――生读（白雨跳珠乱入船）这雨真急啊――生读（白雨跳珠乱入船）这雨真有力啊――生读（白雨跳珠乱入船）通过重音的不同落脚点，在反复回环的诵读中对比自己的想法和诗人的表达方式，感受“跳、乱”字中蕴涵着的情愫。

3、悟诗情适时链接赏析“醉”。

课标强调：语文教学应致力构建开放而有活力的课堂。教师引入资料：苏轼本人也非常的喜欢这句，直到15年后重游西湖他还念念不忘，特意写到“还来一醉西湖雨，不见跳珠十五年”可见诗人对这首诗的喜爱。此时再播放西湖雨后视频资料，让学生在静静地聆听和观赏中达到文言共生。再引导男女生诵读，一咏三叹是文从言生的水融。

放――《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之在乎花开花落。

古代教育家朱喜曾说：教学贵在引导学生发现规律，掌握方法，使学生学有所得，能举一而反三，闻一而知十。鉴于第二首诗同是借以写西湖美景，所以我把这首诗作为学生由“学会”迈向“会学”的台阶。通过运用已得的方法，学生自主解读文本。先抓“无穷碧”“别样红”想象都有哪些绿呀？这是怎样的红呀？尝试让学生用“有的......有的......有的 ......”想象西湖中千姿百态的荷花，在语言的实践中想象自己就是其中的一支荷花用自己的体态语以及声音反复吟诵“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千古名句。最后链接对比杨万里的“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感受一个是整体的壮阔美，一个是细节的精致美，最终习得学习古诗的能力。

整合三：整体参读，多元链接，体察诗蕴。

当学生对两首诗诗意、诗境都有了较深的领悟时，此时则应回归整体，对比参照，学习表达，挖掘诗蕴。

1、链接写作背景，体会诗人情怀。

一切景语，皆情语，为了充分体会诗人借景抒情的表达方法，更应走进诗人的生活，了解诗人的写诗背景：“通过刚才对诗歌的品读，你猜猜苏轼此时心情是怎样的？为什么杨万里送林子方却感受不到诗中的惆怅与伤感？”此时可以让学生将课前收集到的作者生平作介绍，师作补充，出示两段文字资料：

①苏轼才华横溢，在朝廷里官居要职。正当他准备大展宏图的时候，因为与当权者意见不合，被贬到了杭州。这首诗就是他被贬第二年写下的。

②林子方原是直阁秘书，后被皇帝宋孝宗提拔任福州的知府，福州乃宋代繁华之地，此时的林子方正是官场得意大展宏图之时。

此时，教师引导：同学们，古人常说写诗言情。听了这些介绍，再看看诗，你们觉得苏轼是一个怎样的人？而杨万里的一个“送”字其中的意味深长也该明了吧。如此，引导学生正确的价值取向，语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到达和谐统一。

2、对比写作手法，领悟诗人心境。

杨万里的诗全集篇8

《收藏・拍卖》，您当时是什么时候，通过哪种方式知道《杜甫诗意图百开册》要上拍?

杨休：2004年春拍期间，翰海拍卖第一时间告诉我的。

《收藏・拍卖》：为什么决定要买这幅作品?为什么对陆画情有独钟?是个人的喜好还是“智囊团”的建议?

杨休：因为古今画史山水册页，未有一百开者，唐寅、华新罗曾作百开巨册，都是人物、山水、花鸟合集。一册之中，纯全山水，唯陆俨少的《杜甫诗意百开册》。此作品是1959年夏天，陆俨少为纪念杜甫诞辰1250周年而创作的，当时，陆俨少年届五十，正创作力旺盛，尽数月之功，先成二十五开，后又耕辗砚田三载，完成了史无前例的一百开山水巨册。1962年曾在上海画院、浙江美术学院等地展出。“”期间，被迫上缴上海画院，其间被人窃去三十五开，仅退还六十五开。1989年，80高龄的陆俨少于北京宽沟奋力补画，复成完璧。所以这部《杜甫诗意百开册》，完整集合了陆俨少中年、晚年的山水画貌，从中可见陆俨少中年的工致缜密、灵气流溢的风格，与晚年变法后的雄健豪放、简约浑厚之气象。

因为我曾经师从宋文治，宋文治又曾向陆老学过画，所以这幅师祖的作品我是志在必得的。

《收藏・拍卖》：陆俨少最爱杜甫诗，晚唐诗人杜甫，因战乱被迫入蜀的一段经历，曾让漂泊中的陆俨少深深共鸣，一样的颠沛流离、 样的哮喘顽疾这幅画与您有怎样的共鸣?是否与您的经历和性格有关?

杨休：我没有这样的经历，但是陆俨少和杜甫的确有着相似的经历，让他能画出如此精彩的峡江风光，作品尺幅虽小，但幅幅以小见大的表现出蜀国山水的奇湍，并且构图非常大胆，这些都是我收藏此册的原因。

《收藏・拍卖》：拍前您以8000万为竞价的底线，这个依据和参考来源于哪?

杨休：陆俨少作品当时的价位是每平尺15万左右，此册是陆俨少代表作，所以我的参考价格是40万一平尺，合计4000万左右，我当时是准备1个亿去竞买的。

《收藏・拍卖》：2004年的惊人举，令陆俨少的画作行情随后出现了暴涨，暴涨引发了大量陆画伪作出现于市场，作为藏家您怎么看这现象?

杨休：陆俨少是中国山水画大师，价位应该说是稳固上涨，这符合艺术品增值的规律，但是大量伪作出现后，又扰乱了这个市场，导致近期陆俨少作品价格调整回落。我认为作为藏家一定要认准可信的拍卖公司，多咨询专家再进行投资。

《收藏・拍卖》：购买《杜甫诗意图百开册》的初衷是想给长风堂博物馆有一个镇馆之宝，长风堂博物馆对于您的意义是什么?

杨休：我收藏已经二十多年了，收藏的作品都只有我一人在家欣赏，开博物馆就是希望能独乐乐变为众乐乐，将我的收藏与所有喜欢艺术品的朋友一起来分享，也是希望能将中国文化传承下去。长风堂博物馆非休息日对外开放，也会定期举办些画展，最近一期展览是在9月份，我们会有一个“万古长春楼遗珍暨吴门朱氏四代书画展”，届时将展出梅影书屋弟子、著名书画家朱梅部父子孙四代书画作品及藏品。

《收藏・拍卖》：《杜甫诗意百册》给您生活带来了一些变化吗?

杨休：对我的生活没有什么变化，只是收藏圈子之外的人开始认识我了，收藏对我来说是个常态行为。

《收藏・拍卖》《杜甫诗意百册》是否有再次走上拍场的可能?

杨休：此册是长风堂的镇馆之宝之一，目前没有计划上拍。

在众多诗家中，陆俨少最喜爱杜甫，对于别的诗家他都只读选集，唯有杜甫诗集通体读过。1937年8月13日，日军攻占上海，国难当头，上柏山再难安居。陆俨少不愿做日寇顺民，带着一家老小愤然走上流亡之路，历经数月，到达当时被称为大后方的重庆。以农养画的梦想就此破灭。晚唐诗人杜甫，因战乱被迫入蜀的一段经历，让漂泊中的陆俨少深有共鸣。

1962年，正逢杜甫诞辰1250周年，陆俨少刚刚摘去“”帽子。总算恢复了画师的正常工作，为了纪念杜甫，他开始着手绘制《杜甫诗意百开册》。每晚，陆俨少都会在家中，绘好一两幅《杜甫诗意图》。次日清晨，他便将新画放入一只藤制书篮带到画院，作为当天给学院教学用的示范材料。三个月中，陆俨少总共完成了一百零八幅《杜甫诗意图百开册》。他从中精选了一百张，装裱成册。这部册页很快就在画界流传开来。

杨万里的诗全集篇9

关键词： 王微 明代 女词人 行年考

王微，字修微，号草衣道人，明末广陵（扬州）妓。《明诗综》载其“初归归安茅元仪，晚归华亭许誉卿”［1］，与当时名士多有交往。钟惺称“其诗娟秀幽妍，与李清照、朱淑真相上下”［2］，董其昌《樾馆诗选序》云“当今闺秀作者，不得不推草衣道人”［3］。王微好游山水，作《名山记》《远游篇》以记之，惜皆不传，另有《樾馆诗》《期山草》等，亦不存。

尽管受到时人很高评价，王微的生平诸问题如生卒年、婚姻、拜访憨山大师的时间等仍存争议，本文试据现存文献对这些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1.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出生。

现存多数典籍均未记载王微生年，仅见王自立在《古代名人年谱――草衣道人王微年谱》中将其定为1597年，据考证，此说并不准确。笔者据茅元仪《钟山献序》及明人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相关记载推断，王微的生年应为1599年。

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卷十四“王微"条指出：

夫宛叔何为者，而与修微生同时，居同室，神情同抱。［4］

“生同时”表明王微与杨宛同岁，而茅元仪为杨宛《钟山献》作序时写道：

宛叔归于余，年才十六耳，能读书，工小楷……于诗则游戏涉略，若不经意，三年而忽成小咏，其秀拔邈幽可与入也……夫出之易者无矜重之色，出之难者深浮湛之怀。今宛叔之作，难而若易之，易而实难之，积之十年余矣。其当早献于天下，听之天下之可否以权其心。［5］

可见杨宛嫁与茅元仪三年之后，才开始真正意义上的诗歌创作，茅元仪所谓“积之十余年”当不包括前三年。如此，杨茅结婚距写序时间已十三年有余。《钟山献续序》载：

岁在丁卯党祸方沸，余殆有隐心焉，乃为叙内子诗刻之，盖欲及余见之也。［6］

说明《钟山献序》作于天启丁卯年（1627），十三年之前当为1614年，杨宛当时十六岁，可知杨宛生于1599年。因此，王微的生年也为1599年。

按：杨宛（？―1644），字宛叔，一作宛若。明末金陵名妓，与王微为“女兄弟”，著《钟山献》四卷，《续集》二卷。

茅元仪（1594―1640），号石民，又署东海波臣、梦阁主人、半石址山公。浙江归安（今吴兴）人，出生于书香门第，一生著述宏富，有《武备志》、《督师纪略》、《复辽砭语》等，明史有传。

2.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7岁。

王微丧父，开始生涯。

此说见于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

微，字修微，广陵人。七岁失父，流落北里。［7］

钟惺在《名媛诗归》中也指出：

自伤七岁父见背，致漂落无所依，眉妩间常有恨色。［8］

钱谦益和钟惺均为王微同时人，且交谊颇深，其说可信。

3.明万历四十年（1612），14岁。

王微于是年前后开始交游生活。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云：

长而才情殊众，扁舟载书，往来吴会间。所与游，皆胜流名士。［9］

今人郑威《董其昌年谱》载：

壬子十月六日，昆山道中为夏友之书，同观者修微王道人也。［10］

壬子即1612年，昆山即苏州。董其昌后又为王微撰写《樾馆诗选序》：

当今闺秀作者，不得不推草衣道人，观其新集，如《贻洞I》五言古四篇，绰有韦司直之古淡，而《代陶琴》、《代庄蝶》等命篇，亦复独创。大都闺秀之诗，虽饶于材致而俭于取境，未有若道人之凿空者，岂直缘情绮靡，为宛转之歌《十离》之什已耶？［11］

对王微的诗词创作尤为推重，王微《同太史过湖上未几先归予独留湖上苦雨感赋》《送董太史还云间》等，记载了他们之间的交往情况。

按：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思白，又号香光居士，华亭人。“华亭派”的主要代表，精于书画创作和鉴赏。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卒谥文敏。著有《画禅室随笔》、《容台集》、《画旨》等文集。

4.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21岁。

王微于1619年春末之前离开茅元仪，并于同年秋季结识谭元春。

王微嫁给茅元仪的时间很难确考，但可以肯定的是，王茅二人的婚姻很短暂，王微至迟在1619年春末离开茅元仪，证据有二。

首先，据张慧剑《明清江苏文人年表》记载，万历四十六年（1618）“浙江茅元仪徙寓金陵乌龙潭”，万历四十七年（1619）“安徽潘之恒、湖广钟惺、谭元春、浙江茅元仪、上元传汝舟、吴县吴鼎芳、如皋冒誉昌等，先后集金陵乌龙潭，之恒作《乌龙潭寤园记》，元春作《三游乌龙潭记》。”［12］又，谭元春《初游乌龙潭记》云：

予壬子过而目之，己未友人茅子止生适轩其上。

有舟自邻家出，与阁上相望者，宋子献傅子汝舟往来秋色上，茅子曰：“新秋可念，当与子泛于VVVV之中。”［13］

己未，1619年。茅于1618年迁居金陵乌龙潭，1619年建造森阁于其上，且聚会时间为1619年“新秋”。《三游乌龙潭记》载：

予初游潭上，自旱西门左行城阴下，芦苇成洲，隙中露潭影。七夕再来，又见城端柳穷为竹，竹穷皆芦，芦青青达于园林。后五日，献孺招焉，止生坐森阁未归，潘子景升、钟子伯敬由芦洲来，予与林氏兄弟由华林园、谢公墩取微径南来，皆会于潭上。［14］

再次点名三次聚会时间均为秋季。

另外，谭元春在《期山草小引》中点明自己与王微初次相遇的时间地点：

己未秋兰，逢王微于西湖。［15］

1619年秋，王谭二人于西湖初次相遇。可见谭茅等人于金陵聚会之时，王微并不在场，她或已于此前离开金陵，或并未随茅元仪赴金陵。而从王微、杨宛之间的唱和诗来看，二人共同相处的时节为春季。《花下怀修微》：“今朝花树下，忍见去年春。”《宛叔招饮花下得狂字》：“风微花影弱，春老燕声苍。”王微仅存的一首游金陵诗也作于春季，《游牛首阅春江即目》：“初晴开柳色，忽照片樯悬。”据此可以推断王微至迟于1619年春末离开茅元仪。

需说明的是，王谭此次于西湖结识之后，谭元春很快就离开西湖，不久二人在湖州再次相遇。谭元春《题湖霜草》云：

予以己未九月五日至西湖，三旬有五日而后返，又过吴兴，穷苕，以为西湖之美在里湖，苕之美在二漾。［16］

谭有《过王修微山庄》《在钱塘吴兴间皆逢王修微女冠每用诗词见赠临别答以六章》以记之，王微《湖上留别王永启谭友夏》《重晤友夏同泛夹山漾怀永启》亦以记之。湖州时期，“王微出一诗草，嘱元春删定。为作《期山草小引》”［17］。

按：谭元春（1586―1637），字友夏，号鹄湾，别号蓑翁。湖广竟陵（今天门市）人，天启七年（1627）乡试第一。与钟惺共选《诗归》，一时名声甚赫，世称“钟谭”，同为“竟陵派”主要领袖。著作收入《谭友夏合集》。

5.明泰昌元年（1620），22岁。

参拜憨山大师于庐山五乳峰，归造生圹。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王微”条载：

布袍竹杖，游历江楚，登大别山，眺黄鹤楼、鹦鹉洲诸胜，谒玄岳，登天柱峰，溯大江上匡庐，访白香山草堂，参憨山大师于五乳。归而造生圹于武林，自号草衣道人，有终焉之志。［18］

《松江诗钞》：

初修微往来西湖，游三楚三岳，急人之难，挥洒千金。继则归心禅悦，参憨山大师于五乳，归造生圹，有终焉之志。［19］

这两段话都表明王微在游历江楚后，又曾拜访憨山大师，并于归杭后营造生圹。但均未记载王微拜访憨山大师的具体时间，现据《憨山大师年谱疏》及建造生圹的时间可间接推断之。

据《憨山大师年谱疏》载，憨山法师自万历四十五年（1617）十月，至天启二年（1622）即逝世前一年均居于庐山。［20］此间王微都有可能前往庐山拜访，然而从王谭交往诗作及《期山草小引》来看，谭元春未曾提及王微建造生圹一事，因此王微不可能在1619年认识谭元春之前去就拜访过憨山大师。而1619年秋冬两季王微与谭元春在西湖、湖州两次相遇，亦未去江西。故只有在1620年至1622年之间有去往庐山的可能。

谭元春集中有《答修微女史》一诗，其二：

奇踪不定可天涯，传汝梅边亦有家。

人妒人怜俱未受，或将宜称问寒花。［21］

该诗作于1620年谭元春在家乡竟陵时，“传汝梅边亦有家”一句颇耐人寻味。《憩园词话》卷四：“修微筑生圹于西湖，遍植梅花，有终焉之志。”［22］可为注脚。谭元春所谓“梅边家”即指生圹，“传”字表明这一消息为谭离开之后听闻所得。

可知王微去往庐山及建造生圹时间在1620年谭诗写作之前。

陈继儒《微道人生圹记》：

修微饭蔬衣布，绰约类藐姑仙，笔床茶灶，短棹逍遥，类随天子。谒玉枢于太和，参憨公于庐阜，登高临深，飘忽数千里，智能术足，胆可包身，独来独往，布帆无恙。既归，出楚游稿示余，冰雪净其聪明，云霞汰其粉泽，抑名山大川之助乎？修微曰：“自今伊始，请忏从前绮语障，买山湖上，穿容棺之墟，茆屋藤床，长伴老母，岂复问王孙草、刘郎桃、苏小小同心松柏哉？”予曰：“今君才貌两艳，人间所，出世之盟，将无太早？”［23］

从侧面印证了王微营造生圹时年岁尚轻“才貌两艳”，1620年王微22岁，与之相吻合。

1620年秋，王微卧病杭州孤山。作诗《庚申秋夜予卧病孤山闲读虎关女郎秋梦诗，怅然神往不能假寐漫赋一绝并纪幽怀，予已作木石人尚不能无情，后之览者当如何也》：

孤枕寒生好梦频，几番疑见忽疑真。

情知好梦都无用，犹愿为君梦里人。［24］

“已作木石人”即指出世。

按：憨山大师（1545―1623），法名德清，字澄印，明代“四大高僧”之一，俗姓蔡，安徽全椒人。著有《法华经通义》、《庄子内篇注》等。

陈继儒（1558―1639），字仲醇，号眉公、麋公，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工诗文、书画，明代“四大家”之一，有《梅花册》、《云山卷》等传世，著有《妮古录》、《陈眉公全集》、《小窗幽记》。

6.明天启元年（1621），23岁。

往来苏杭间。

李流芳《檀园集》载：

辛酉腊月，北行意思萧索，到吴门闻子将将来，迟之同行，因暂住虎丘之铁佛僧舍。时送余者为子薪鲁生、舍弟无垢、舍侄宜之，儿子杭之武林都修之时，时抱琴来作数弄。比玉还白下，与予一路同来乐酒，晨夕古白同寓舍间，日一相对，楚中李宗文居停亦相近，女冠王修微数以扁舟往来山中，差不寂寞。［25］

“嘉定四先生”中除李流芳外，程嘉燧与王微亦有交谊，程有诗《秋日赴友人席修微有作同赋》。

按：李流芳（1575―1629），字长蘅，号檀园、古怀堂。歙县（今属安徽）人，侨居上海嘉定。诗文书画俱佳，与娄坚、程嘉燧、唐时升合称“嘉定四先生”。

程嘉燧（1565―1643），字孟阳，号松圆、偈庵。休宁（今属安徽）人，寓居上海嘉定。工诗，兼精音律，“嘉定四先生”之一。

7.清顺治四年（1647），49岁。

王微去世。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载：

颖川在谏垣，当政乱国危之日，多所建白，抗节罢免，修微有助焉。乱后，相依兵刃间，间关播迁，誓死相殉。居三载而卒。颖川哭之恸。［26］

“颍川”即许誉卿，“乱”指1644年甲申之变，而钱谦益与王微生活时代相同且有交谊，故王微卒于1647年无疑。

参考文献：

［1］［清］朱彝尊选编.明诗综（第8册）.卷98.北京：中华书局，2007：4535.

［2］［明］钟惺辑.名媛诗归（卷36）.明末（1620-1644）刻本.

［3］［明］贺复征编.文章辨体汇选.卷320.四库全书（第1405册）.集部总集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645.

［4］［明］张大复著.梅花草堂笔谈（第3册）.卷1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941.

［5］［明］杨宛著.钟山献（上）.清光绪二十三年抄本.

［6］［明］杨宛著.钟山献（下）.清光绪二十三年抄本.

［7］［清］钱谦益著.列朝诗集小传（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760.

［8］［明］钟惺辑.名媛诗归.卷36.明末（1620-1644）刻本.

［9］［清］钱谦益著.列朝诗集小传（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760.

［10］郑威编著.董其昌年谱.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89：85.

［11］［明］贺复征编.文章辨体汇选.卷320.四库全书（第1405册）.集部总集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645.

［12］张慧剑编著.明清江苏文人年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444，448.

［13］［明］谭元春撰.谭友夏合集（中）.卷11.台湾：伟文图书出版社，1976：539.

［14］［明］谭元春撰.谭友夏合集（中）.卷11.台湾：伟文图书出版社，1976：545.

［15］［明］谭元春撰.谭友夏合集（中）.卷10.台湾：伟文图书出版社，1976：483.

［16］［明］谭元春撰.谭友夏合集（下）.卷23.台湾：伟文图书出版社，1976：1053.

［17］陈广宏编著.谭元春年谱.中国文学研究（第七辑）.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编.香港国际学术文化资讯出版公司，2005：310.

［18］［清］钱谦益著.列朝诗集小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760.

［19］胡文楷编著.历代妇女著作考（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89.

［20］东海那罗延窟侍者福善记录.吴越开元府治弟子福徵述疏.憨山大师年谱疏.上海：国光印书局，1934：115-128.

［21］［明］谭元春撰.谭友夏合集（下）.卷22.台湾：伟文图书出版社，1976：1019.

［22］［清］杜文澜撰.憩园词话.卷4.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2926.

［23］［明］陈眉公著.施蛰存校点.晚香堂小品（下）.卷19.贝叶山房张氏藏版.依眉公十种藏书本排印，1936：350.

［24］［明］钟惺辑.名媛诗归.卷36.明末（1620-1644）刻本.

杨万里的诗全集篇10

校园初识，两情相悦

杨绛，本名杨季康，1911年7月17日生于北京，祖籍江苏无锡。她先后就读于北京女高师附小、上海启明女校，成绩都很优异。开始念书的时候，她喜欢在课堂上淘气，玩一种吹小绒球的游戏。老师看到了很生气，就让她站起来回答课文内容，谁知她竟能准确无误地答上来，让老师十分惊讶。

1932年，杨绛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随后，她考进了清华大学研究院读外国文学，因此认识了钱钟书。她的父母曾开玩笑说：“女儿的脚下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一心只想考清华。”那时，清华大学的女生很少，因此女生在大学里就成了骄傲的公主。杨绛虽不像一般女生那样爱打扮，但她身材窈窕，衣着朴素，性格温和，相貌端庄，又是大名鼎鼎的上海大律师杨荫杭的女儿，标准的名门闺秀，自然深受男生的爱慕。

杨绛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不久，就听说钱钟书的赫赫大名了。1929年，20岁的钱钟书考入清华外文系，在《清华周刊》上发表过不少文章。他的中英文造诣都很深，又精于哲学及心理学，终日博览群书，最怪的是他上课时从不记笔记，只带一本和课堂无关的闲书，一面听讲，一面看自己的书，但考试时总是第一，当时已名满清华。

在一个风光旖旎的日子，杨绛结识了这位同乡才子。杨绛初见钱钟书时，他穿着一件青布大褂，脚蹬一双布鞋，戴一副老式眼镜。钱钟书面容清秀，目光炯炯有神。而杨绛娇小玲珑，温婉聪慧而又活泼可爱。

1932年春天，两人一见如故，谈起家乡，谈起文学，兴致大增。共同的兴趣爱好，使两人相互吸引，心灵也越来越默契。

杨绛爱读诗，中文诗、外文诗都喜欢，也喜欢和钱钟书一起谈诗论诗。他们常常一同背诗玩儿。他们还喜欢比照着书中的描写一起看风景，看到不同的房子，就一起猜测里面住着什么样的人家，看到人流中的各种人物，就猜测那人有怎样的身份。

1933年夏天，钱钟书从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钱钟书的父亲当时在上海光华大学任中文系主任，便召他到光华大学任教。在上海教学的钱钟书不停地给杨绛写情书。但杨绛回信却并不多，她对他说，她不爱写信。对此，钱钟书有些抱怨：“别后经时无只字，居然惜墨抵兼金。”一天，杨绛给钱钟书寄来一封信，不巧被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看到了，对杨绛大加赞赏，还自作主张，直接提笔给未过门的儿媳妇写了一封信，把她夸奖了一番。

杨绛也把钱钟书介绍给自己的父亲，杨荫杭非常赏识钱钟书。结婚前两人完全是自由恋爱的，但在那个年代，订婚礼数不可少。钱钟书由父亲领着，来到杨家，拜见杨绛的父母。订过婚后，杨绛正式成为钱钟书的“未婚妻”，不过，她还没毕业，仍要回清华读书。

1935年春，钱钟书参加了教育部公费留学资格考试，所报的英国文学全国只有一个名额。成绩公布时，他以绝对优势名列榜首。

钱钟书立即把这一消息告诉杨绛，希望她能与自己一道赴英国留学。杨绛最后做出决定，与钱钟书结婚，毕业就伴随钱钟书一同出国。杨绛的父母很赞成女儿的决定，立即为她置办嫁妆，让她与钱钟书尽快完婚。 伉俪情深，甘苦与共

1935年夏天，钱钟书与杨绛在无锡钱家新居举行了婚礼。

婚后不久，钱钟书和杨绛相伴前往英国牛津大学深造。杨绛回忆说：“我们在牛津时，他午睡，我临帖，可是一个人写字困上来，便睡着了。他醒来就饱蘸浓墨给我画个花脸，没想到我的脸皮虽薄，却很吸墨，洗净脸皮上的墨痕非常不易，一次之后他再也不敢搞恶作剧了。”

婚后的杨绛，甘于牺牲自己的才学、时间、精力，成就钱钟书的治学和创作。对于痴气十足的钱钟书，她体贴关爱，揽下生活里的一切担子。钱钟书有着孩子般的童心，常常把家中的物品弄坏。每到这时，钱钟书就会说：“我犯错误了，把墨水打翻了，染了桌布。”杨绛说：“不要紧，我会洗。”隔天他又说：“我又犯错误了，把台灯搞坏了。”杨绛安慰说：“不要紧，我会修。”杨绛的“不要紧”伴随了钱钟书一生。钱钟书的母亲夸她：“笔杆摇得，锅铲握得，在家什么粗活都干，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钟书真是痴人痴福。”

1937年5月，他们的女儿钱瑗出生，给两人的生活带来了无尽的乐趣。夫妇俩给钱瑗取了小名叫圆圆，圆圆聪颖绝伦，给夫妻俩带来了很多乐趣。

杨绛喜欢逗女儿，钱钟书也喜欢趁女儿睡觉时在她的肚皮上画鬼脸。1938年，钱钟书和杨绛携女儿提前回国。杨绛的父母先后去世，这以后，钱钟书和杨绛相依为命，颠沛流离，曾一度生活艰难，钱钟书为维持这个家，不得不多代课，增加收入。

20世纪40年代在上海，杨绛涉足剧本，以一部《称心如意》剧本一炮走红，又因为《弄真成假》《风絮》而声名大噪，一度搞得钱钟书很紧张，生怕风头都叫杨绛抢去。直到钱钟书写出《围城》，这一局面才得到改观。

“我了解钱钟书的价值，我愿为充分发挥他的潜力、创造力而牺牲自己。”钱钟书说要写《围城》，杨绛不仅赞成，还很高兴。她要他减少教课钟点，致力写作。为节省开销，她赶很远的路去郊区上课，辞了佣人，包揽了一切家务，自己劈木柴，和他一起自制煤饼。他们的日子依然过得生动有趣。

1949年，他们双双重返清华大学校园。1950年起，中央领导力邀钱钟书担任《选集》英译委员会主任委员，他为之耗费了大量的心血。此时，杨绛在清华大学外文系教书，业余时间从事文学翻译。

1966年，“”开始了。钱钟书夫妇俩也在劫难逃。1966年8月9日，杨绛被“揪”了出来，而后，钱钟书也被“揪”了出来。在被批斗的日子里，他们一同上下班，互相照顾，走时肩并肩、手挽手，被学校的人誉为“模范夫妻”。

1969年，钱钟书被下放到河南。1970年，杨绛也下放到了河南。杨绛被安排在菜园班看菜园。钱钟书此时任专职通讯员，夫妇俩经常可以在菜园相会。两人坐在水渠边晒晒太阳、谈谈话。钱钟书还经常给杨绛写信，鱼雁往来，给他们的生活增加了欢乐。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1972年才结束。

“”结束后，钱钟书和杨绛获得了自由，终于又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中。夫妇俩决定，闭门自守，终日研究自己的学问事业。对他们来说，一切的名利都如浮云，唯有时间宝贵，重于黄金。 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钱钟书一向早睡早起，杨绛晚睡迟起。入住新居的第一天早晨，从同事那里刚学会冲茶的钱钟书大显身手，烤了面包，热了牛奶，煮了鸡蛋，冲了又浓又香的红茶，用托盘直端到杨绛床头，请她享用早餐。杨绛又惊又喜。钱钟书得到夸奖也很高兴，从此，两人的早餐便由他负责制作。后来，他还为她炖了鸡汤，还剥了嫩蚕豆放在汤里，这让杨绛感到很温馨。

1989年，黄蜀芹要把钱钟书的《围城》搬上银幕，在讨论如何突出主题时，杨绛立即写了两句话给她，那就是：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1996年春，在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任教的钱瑗，长期患有腰痛，病情加剧，住进医院，经确诊为脊椎癌。住院期间，得知母亲要写《我们仨》，便要求把这题目让给她。钱瑗列了目录，1997年2月26日，钱瑗写完前5篇，便于3月4日在沉睡中去世。

钱瑗走时，杨绛还得守着这个秘密去照料病榻上的钱钟书。钱钟书晚年患癌症住院手术，杨绛连续几十天不离左右地照顾他。有人劝她回家休息，她说：“钟书在哪儿，哪儿就是家。”钱钟书临终时，一眼未合好，杨绛附在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哪！”内心之沉稳和强大，令人肃然起敬。

1998年，钱钟书逝世。一生的伴侣、唯一的女儿相继离去，杨绛晚年之情景非常人所能体味。在人生的伴侣离去后，杨绛用心记述了他们这个特殊家庭的风风雨雨，用自己烛光般微弱的晚年时光，做完这些之后，便开始着手写作女儿钱瑗未完成的家庭回忆录《我们仨》。2003年，《我们仨》出版问世，这本书写尽了她对丈夫和女儿最深切绵长的怀念，感动了无数国人。

她说：“人间不会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钱钟书去世后，杨绛以全家三人的名义，将高达800多万元的稿费全部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设立了“好读书”奖学金。她说自己是他们家留下来“打扫战场”的。她将余下的爱全都放到了为钱钟书整理手稿文集的事情上。杨绛开始独自一人全身心整理钱钟书学术遗物，每日的生活简单而有规律，笔耕不辍，深居简出。而今，走到了人生边缘的杨绛，时日不多，她要过好生活的每一天。

即使在钱钟书去世后，杨绛仍不改初衷，默默地“继承”他未竟的事业。她以惊人的毅力整理钱钟书的手稿书信。2003年，《钱钟书手稿集》40卷，终于与读者见面。2007年，杨绛推出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对于生死以及人的本性、灵魂等哲学命题做了一次终极思考。

杨绛通晓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由她翻译的《堂吉诃德》被称为最优秀的翻译佳作，到2014年已累计发行70多万册;她早年创作的剧本《称心如意》，被搬上舞台长达60多年，2014年还在公演;杨绛93岁出版散文随笔《我们仨》，风靡海内外，再版达100多万册，96岁出版哲理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102岁出版250万字的《杨绛文集》8卷。2014年8月，她又为《洗澡》撰写续作《洗澡之后》，收入《杨绛全集》中如期出版。杨绛百岁高龄笔耕不辍，整理出版了钱钟书数十部遗著，可谓治学严谨，功德圆满。

2015年7月17日，杨绛和往日一样，在读书、写作中度过了她104岁的生日，遵照老人的意愿，没有仪式，没有庆祝。她告诉亲友说：“你们在家做一碗寿面就可以了，算是对我的祝寿吧！”杨绛曾提出三点要求：一、去世后，不开追悼会;二、不受奠仪;三、至多七八至亲送送。

事实上，杨绛的低调隐含了她独特的人生智慧。杨绛深知，上苍不会让所有幸福集中到一个人身上，得到了爱情未必拥有财富;拥有财富未必得到快乐;得到快乐未必拥有健康;拥有健康未必一切都会如愿以偿。保持知足常乐的心态，才是净化心灵的最佳途径。

追忆往事时，杨绛内心是平静温暖的，连带那些文字都洋溢着春天般的气息。杨绛与钱钟书的一生，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战火、疾病、政治风暴、生离死别，演绎出的是一段又一段感人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