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庆之传十篇

陈庆之传篇1

店主姓陈，名叫陈庆，当初创业时全部投资只有2000元，包括一套制作爆米花的设备1000元，每月的摊位费500元，其他杂项开支500元。陈庆的爆米花店只有5平方米。

爆米花也是一种很大众化的休闲食品，投入少，收入也少，一般都是没有出路的人才拿这门生意来混口饭吃，陈庆却一心想将这门有几百年历史的生意做大做强，为此他想了很多办法。

视觉。一个小店，要想吸引顾客的注意，首先要想办法对顾客造成视觉上的冲击。陈庆的办法是在颜色上做文章，因为爆好的米花的颜色呈淡淡的米黄色，陈庆便将主营产品的颜色作为自己小铺的主打色，不但小店内外都漆成了淡米黄色，经营者包括老板的服饰亦都统一成淡淡的米黄色，这样，让人远远看去，便显得浑然一体，同时也给人一种干净清爽的感觉，与传统爆米花业黑乎乎不登大雅的“公众形象”形成鲜明对比，让顾客很乐意登门。

味觉。所谓闻香住马，知味停车。食品业是非常讲究味道的，陈庆在爆锅旁边特设强力排风扇一台，在气流的带动下，爆米花的馨香随风而走，满街荡漾。走在不大的小西路上，常常会听到有人问，什么东西这么香？顾客就这样循着爆米花的香味找上门来。味觉成为了陈庆吸引顾客的第二项秘密武器。

产品创新。陈庆店里的爆米花不但有大米花、玉米花、高粱花、黄豆花、小麦花等多个品种，还有巧克力味、桔子味、荔枝味、哈密瓜味、咸味、怪味、麻辣味等多个口味。弄出这么多味型并不容易，因为爆米花系高温操作，弄不好就会糊锅，陈庆在这方面下了不少功夫，掌握了不少独门秘诀。陈庆将这些秘诀当成自己的看家法宝，绝不外传。

标准化。在陈庆的店里，每锅爆米花，下多少主料，配多少辅料都有量化标准，下锅前都要过秤，决不允许马虎，火候也有一定标准，在原辅材料的采购上，也都有固定的供应商，这使陈庆店里的每一锅爆米花出来，都是一样的色泽，一样的口味。顾客无论什么时候来，买到的都是相同品质的产品。陈庆将一个粗放式的产品加以标准化经营，就像自动化的生产流水线一样，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注重技术进步。国内的爆米花生意一直都沿用手摇式的爆锅，不但效率低下，操作者疲劳，而且火候不易掌握，有一种美国进口的爆锅倒是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但每台机器需要6万元，对于小本创业的陈庆来说，这个价格未免有些太高。就算是这样，陈庆也还是咬牙买了一台这样的机器，回家去解剖研究，最后仿制出了一种“国产”的“电动爆锅”，接通电源就可自动工作，生产效率大为提高。过去手工操作时，一个人每天最多能够加工100锅，现在可以加工600锅以上。生产效率的提高，即意味着成本的下降，使陈庆的爆米花店有了更大的赢利空间。同时，电动爆锅成为了陈庆的一个新的利润增长点，通过销售这种电动爆锅，陈庆就赚了不少钱，陈庆由此也成为了一个脚跨休闲食品生产与机械制造的两极人。

重视品牌保护。陈庆给自己的小店和自己的爆米花取名“小毛头”，并向国家商标局注册了“小毛头”商标。商标的核定使用范围，除了爆米花，还广及虾条、锅巴、米果、膨化土豆片、水果片、蔬菜片等等，这表明了陈庆的一个远大理想，就是希望有一天能以爆米花为龙头，在爆米花的带动下，发展出自己的“小毛头”牌系列休闲小食品，把生意做大。

陈庆之传篇2

因家庭贫困，15岁的陈庆松学做馒头、汤包。与别人不同的是，陈庆松是用心在做面食。为了学到手艺，他费尽心思。他了解做面点这行的，起得都早，于是他也跟着起早，拿出准备好的望远镜，偷偷地学，白天再偷偷的练。

就这样日复一日的练习，陈庆松发现，冻过的肉比鲜肉蒸出来的包子味道更鲜美而且有汤汁。一般灌汤包都是死面，这样汤才不会漏掉。发面要比死面更筋道、好吃，但不适合做汤包。陈庆松非要用发面包汤包，这可不是容易的事情。他每天就努力钻研如何让汤包，既筋道，还有鲜美的汤汁。他爱动脑筋、勤学苦练，经过反复琢磨，做出“皮薄、馅大、汤汁充盈”的陈氏汤包。就这样他在上海开了他人生中的第一家包子铺。不幸的是，他的包子铺因为拆迁关门，后来他又辗转来到绍兴。万万没想到这次绍兴之旅为他打来了财富之门。偶然间他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绍兴人不吃包子。以前这里开的包子铺都关门倒闭了，因为绍兴人早餐只吃稀饭、油条。陈庆松想自己有手艺为什么不试试在这里开包子铺呢？

2002年，学了十年手艺的陈庆松从安徽农村老家来到绍兴，在东街市场边开了第一家汤包店。他做出的汤包很有特点，皮薄，有韧劲，汤水很足。汤水不多不少，吃一口，正好把汤水吃完。好吃不贵，而这个胖胖的老板又很有亲和力，卖包子的同时，也不时地赞扬顾客，包子香，嘴也甜，生意怎么能不好呢？排队买汤包的顾客排得老长。

那段时间，陈庆松每天从凌晨一点忙到下午六点，一天要用400多斤面粉，做7000多个包子，一天利润少说也是七八百元，当时店里请了两个小工。头几个月利润都有3万多元，一年时间陈庆松就挣了30多万元。可时间长了，人也做得疲惫了。当时他和两个小工一天只休息五个小时，挣三十万元已经是他的极限了。一个人做的汤包满足不了需求，陈庆松想到了老家的亲戚朋友。

陈庆松设定了新店的距离：第一，对自己的生意没有影响；第二，对他的生意也是帮助。第一批过来的就有陈庆松的妹妹陈庆红。第一年的盈利足足有六位数了，陈庆红咸鱼大翻身，一夜之间成了暴发户。

老公陈辉也坐不住了。又有三四十位亲戚：做缝纫店的，开汽车的……全都过来改行了。就这样，100多亲友来到绍兴做包子。

他教给徒弟们汤包技艺，但不传馅料配方。100多家包子铺，每天需要的肉馅不是个小数目，陈庆松直接去肉联厂批发，做成肉馅后送到位于绍兴各个地方的汤包店，每天他要做1500多公斤肉馅，靠肉馅陈庆松一年能挣60多万元。

面对仿冒成风，他以变应变，于2006年10月注册了“老台门”商标。同时创立绍兴市老台门食品连锁有限公司。大力推广“老台门”汤包加盟店。

陈庆之传篇3

陈嘉庚1874年10月21日出生在福建省同安县集美的一个侨商家庭，是著名的爱国华侨领袖，南洋华侨中有名的实业家、教育家。1945年11月18日，重庆举行“陈嘉庚先生安全庆祝大会”，主席赠送了条幅，上书“华侨旗帜，民族光辉”，代表中国共产党人全面高度肯定陈嘉庚先生。、陈嘉庚分别作为中共领袖与海外华侨领袖，在抗日战争中相识相交，他们的第一次相见就为陈嘉庚带来了思想信念和人生命运的重大转折。曾长期在陈嘉庚身边工作的张楚琨认为：“延安之行是陈嘉庚一生的转折点和里程碑。”1961年8月12日，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陈嘉庚在北京病逝，后安葬于福建省集美鳌园。在他墓碑的底座上，刻有一幅题为“延安各界欢迎会”的浮雕，刻记的就是嘉庚先生的延安之行。

失望在重庆

陈嘉庚十七岁时渡洋前往新加坡谋生，经过几十年艰苦奋斗，他成为南洋华侨界有名的实业家。陈嘉庚致富后不忘苦难中的祖国，欲“尽国民一分子之天职”。他数次返回故里，兴资办学。

1938年10月10日，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代表大会在新加坡召开，与会代表一致赞同成立南侨总会作为南洋华侨抗日救亡的最高领导机关。会议推举陈嘉庚为主席。

早在1936年，南京政府为了庆祝五十诞辰，请陈嘉庚发动华侨捐款购买飞机祝寿。最初只指望马来西亚（包括新加坡）的华侨捐十万元购买飞机一架，没想到陈嘉庚领导的马来西亚华侨的“购机寿蒋会”竟募得国币一百三十多万元，可购飞机十架。由此看出陈嘉庚当时对和政府的抗战寄予多大的希望。

南侨总会成立后很快募得巨款，支持祖国抗战。当时，中国的半壁河山已沦于日寇的铁蹄之下，财政来源大大减少，华侨的捐款对祖国的财政经济起了很大的作用。

据1940年军政部长何应钦在国民参政会上报告：1939年军费为十八亿元，同年华侨汇回祖国之款达十一亿元，其中捐款约占百分之十，而南洋华侨捐款占华侨捐款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他们以巨大的财力支持了祖国的抗日战争。

1940年3月，南侨总会组织“南洋华侨回国慰问视察团”回国慰问抗战军民，陈嘉庚也在当月下旬以南侨总会主席的身份回国考察和慰问。

及其政府早就感受到陈嘉庚在华侨界的巨大号召力和筹款能力，把他视为“大财神”，因而把欢迎他回国当成一件国家大事，动员了有关党政军大员到机场欢迎并精心安排了一系列接待日程。

3月26日，陈嘉庚偕印度尼西亚华侨领袖庄西言、南侨总会秘书兼陈嘉庚的翻译李铁民（因陈嘉庚不谙国语）等飞抵重庆，受到的私人代表、政府各机关、重庆市各界代表三千多人的热烈欢迎。陈嘉庚在机场向记者发表谈话，表示：“兄弟已经离开祖国十了，虽然身在海外，可是心却在祖国。”还说“若第八路军所在地延安，如能达到，余亦拟亲往视察”。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陈嘉庚本意是因为在海外风闻国共两党常有摩擦，感到有必要实地调查，争取为国共两党消除分歧做点实际工作。而当时的背景是共产党和延安日益被国统区的广大民众所了解。陈嘉庚要去延安的打算，使一直视共产党为心头之患的十分纠结。

政府本来就制定了一个异常重视的接待计划，由外交部、财政部、教育部、政治部、宣传部、海外部、侨委会等近三十个党政部门，组成了一个庞大的欢迎委员会，下设考察、交际、交通、宣传、总务五个办事组，并拨出八万元专款以供接待之用。陈嘉庚如果访问延安，无疑对十分不利。为了能把陈嘉庚等人留在重庆，或者按当局的旨意只访问其他国统区，政府颇费心机。为达目的，“热情招待”就成为利器。当时“慰劳团”除了陈嘉庚等几位高层领导外，还有从陆路先后到达重庆的其他四十五位成员。他们后来在重庆住了二十余天，食宿费一共才用了六千一百元。

没想到这个利器却变成了败招。陈嘉庚除了强烈的爱国心，时时处处为祖国着想，本性还十分崇尚简朴。同时，陈对当时的“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已有所闻。全程陪同陈嘉庚访问的侯西反先生，原是南侨总会的常委，陈嘉庚的亲密同事，因宣传抗日于1939年底被驱逐回国。侯曾于1940年1月起在重庆住了六十余天，差不多每天都有宴请招待，有时一天两次。侯将这一切都如实告知陈，使陈高度警惕起来，决心尽可能地拒绝吃请。因此，“南侨慰劳团”到达重庆后，连续三天在《中央日报》刊登启事：应酬概行谢绝。此外，陈嘉庚个人也发表“郑重声明”：“一切应酬”，“掬诚辞谢”。

3月28日， 陈嘉庚收到的邀请，前往重庆励志楼谒见，这是二人首次见面。的座车一驶到，传令兵即振喉高喊：“蒋委员长到——”在场的所有人立刻全体肃立，毕恭毕敬，连大气也不敢喘。和宋美龄进入，挥手示意大家就座，众员方敢徐徐坐下。这给陈嘉庚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回来后，陈嘉庚说像个皇帝。不久，又在嘉陵宾馆宴请陈嘉庚及“慰劳团”成员，此时已听说陈嘉庚平素简朴，所以宴席“虽用西餐，然物系土产，四五样，加以面包，似颇简单，足以果腹有余”。但是，重庆达官贵人们花天酒地、挥金如土的情形，的腐败，还是没有逃过陈嘉庚的眼睛。宴请他所在的嘉陵宾馆就是一个腐败重要场所。实际上，陈嘉庚刚到重庆就听说了，政府经常用来设宴的嘉陵宾馆是行政院长孔祥熙私人开设的，连派给自己的司机也在汽油报销中虚报冒领。

陈嘉庚在重庆住了一个多月，耳闻目睹，失望情绪与日俱增。与此同时，来自官员蓄意挑拨的反面“宣传”，也让他对知之甚少的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军队有了强烈的好奇心。站在灯红酒绿的陪都街头，陈嘉庚望着“慰问团”的秘书李铁民，两人似有默契，他们都感到有必要着手他们刚下飞机时声称的访问延安的计划了。李铁民为促成陈嘉庚先生的延安之行起到了很大作用。李也是福建人，思想一直比较进步。在重庆期间，他经常去中共办事处，同中共代表董必武、林伯渠等人交谈，还访问了许多进步人士，了解到很多共产党的抗日政策。他向陈嘉庚介绍这些情况后，陈欣然决定无论如何还是要去延安看看。

董必武、林伯渠、也曾特地去拜访陈嘉庚，认真听取陈对团结抗战、减少国共两党摩擦的意见。在此之前，陈并没有接触过中共人士，海外的捐款也未曾给过中共一分一厘。因为他那时只认可政府。中共代表热情地邀请陈参加中共驻重庆办事处的茶会。陈在茶会上问到了如果想到延安去访问，应该从什么地方去，需要多少天，路上交通如何等问题。告诉他，先到西安，去找八路军办事处，他们会安排陈去延安。很快就从延安发来一封电报，正式邀请陈嘉庚到延安访问。

冲破重重阻力到延安

陈嘉庚决心将访问延安的计划付诸实施，这给了很大的震动，他决定亲自出马劝阻。

“慰劳团”于1940年5月1日分三个团前往各地。5月5日，陈嘉庚结束在重庆的慰劳考察活动，与侯西反、李铁民一行三人飞抵成都，庄西言因急事返回南洋。陈到成都的时候，已经了解到陈的下一步旅程包括离延安最近的大城市西安。蒋随即以兼任的四川省主席的名义发出请柬，请陈参加一个规模盛大的宴会。宴会结束时，又约陈第二天共进午餐，并在第二天早上派人送来正式请柬。这一餐午饭，蒋还叫夫人宋美龄作陪。饭后陈欲告辞，蒋却留下他谈话。蒋问：“陈先生要从成都到哪里？”陈答：“要到兰州和西安。”蒋又问：“还要到什么地方？”陈知道蒋的用意，就如实回答：“如果有车可以到延安，也想去。”没想到一张口便大骂共产党，极力试图打消陈去延安的念头。陈冷静地回答：“我的职责是代表华侨回国慰问考察，凡是交通没有阻碍的重要地方，我一定要亲自去看看，以尽我的责任，回海外也好据实向华侨汇报。”蒋见陈还是坚持要去，也确实找不到借口阻拦，同时也担心引起这个“大财神”的反感，只好悻悻道：“要去也可以，但切不可受共产党的欺骗。”还预言：“你是资本家，是不会同情共产党的。”蒋的这些话使陈很不愉快，认为蒋未免有点把他当小孩看了。

陈嘉庚访问延安，是需要一定胆略的。当时延安临近前方，经常受到空袭。延安城已被日机炸平，新建的窑洞也有被炸塌的，空袭警报和枪声不时破空而起。就在那段时间，王震将军刚率领三五九旅粉碎了日寇对晋西北河防的六路进攻，山西全境的八路军配合晋西北战场，歼灭大量日伪军。在陕甘宁边区，“保卫大延安”的战备大演习也刚刚结束，八路军部队随时准备行军打仗。

5月25日，陈嘉庚从兰州到达西安。陈知道蒋对他不放心，但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蒋竟安排人员一直跟踪监视，寻机阻挠他的延安之行。在陈抵达西安之前，陕西省政府即派出一个名叫寿家骏的科长出面接待，严令其不得离开陈嘉庚半步。在西安，寿科长的主要任务是千方百计为陈嘉庚一行与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联系制造障碍。如果万一陈嘉庚成行，则一路跟随，相机行事。总之，尽一切可能不让陈倾向共产党。

陈嘉庚并不知道有这些安排，在到达西安后就自行找了一家觉得合适的招待所住下。但寿科长找到陈嘉庚一行驻地，一定要把陈嘉庚等人接到另一处入住。陈一行人表示不愿意，但寿不待解释，强行让人将陈嘉庚等人的行李搬进汽车运往新驻地。这使陈嘉庚大惑不解，感到“慰劳团不自由”。

第二天一早，八路军总司令闻讯来拜访陈嘉庚。交谈中朱告诉他说，他这次从河北战区，经洛阳到西安，将回延安，还有一位叫的先生从延安到重庆，前一天也到了西安，正好碰上陈先生在西安，决定都在这里耽搁一天，以便招待侨胞“慰劳团”。请他们在当天中午，到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一起吃饭。陈一口答应下来，朱随即告辞。将近中午，陈一行人准备出发时，获悉此事的寿科长赶来阻拦，说是陕西省政府蒋鼎文主席请吃中饭。陈为了顾全大局，只得给八路军办事处打电话，向讲明原委，约定下午3点前往拜会。

到了3点，说好给陈安排车的寿科长却不见了人影。人生地不熟，陈不得不放弃了第二次约定。此时陈嘉庚终于意识到：“强移慰劳团寓所，系杜绝与中共办事处来往。”过了几天，陈应付完方面的应酬后，终于到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准备向、等致莫大的歉意。但朱、周两人早已一个回了延安，一个去了重庆。于是陈嘉庚便同接待他的一位姓蒋的处长谈起了去延安的事。陈告诉蒋，他们这次去延安是去定了的，请蒋帮忙安排汽车。蒋很快就落实妥当，定于次日起程。

终于等来了动身前往延安的日子。当陈嘉庚坐上蒋处长安排的车子即将起程时，一辆较新的大汽车迎面而来，车停后下来的便是那位寿科长。寿告诉陈，他奉命一起前往，以便沿途照料。见到此情此景，蒋处长就说不妨大家一起走。于是陈嘉庚、侯西反、李铁民一行三人和寿科长同乘那辆大车，蒋处长等人乘一小车，另一辆大车载有卫兵和汽油，三辆车子一齐向延安进发。

一路风尘。三辆车行至洛川县吃午饭。饭毕出来刚上车坐定，一些当地民众打扮的人来到了车旁，拦住陈嘉庚的车子，嘴里喃喃地不知说些什么，边说边掏，每人掏出一封信便往车厢里塞，信封上写着“陈嘉庚先生赐启”等字样。这使陈嘉庚非常迷惑：这些人怎么知道他就是陈嘉庚？怎么知道他此时会路经洛川？又怎么会给他写信？他一打开信件，一切都明白了，因为信里写的都是“呈为万恶，请求主持正义事”之类的东西。陈眉头紧皱，看过后抛到了路边的深沟里。陈已知道这都是有人幕后导演的，目的是让他加深对中共的恶感。

1940年5月31日下午5点多，陈嘉庚一行到达延安。稍事休息便立即参加延安各界在露天广场举行的欢迎大会。延安各界人士到场三四千人，大家都席地而坐。特别兴奋的是前排的数百人，他们多能听懂闽南语。有一些还是来自南洋的男女侨生，他们像欢迎亲人似的高兴。在欢迎会上，陈嘉庚用闽南语发表热情的讲演，表达南洋侨胞支援祖国抗战的热诚和对抗战胜利的期盼。正说着，忽然后面一阵骚动，秩序有些乱起来，卫兵们立刻戒备。陈嘉庚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不安地望着台下对面高坡上的骚乱。一个南洋女侨生告诉他：“陈先生，不要紧的，这是重庆派来的人同我们捣乱。前几天张继先生来，也在这里演讲，也碰到过这种捣乱。”话还未完，几个卫士押着两个人走过来，折向后面去，秩序才告恢复。陈嘉庚看到这些，心里有几分难过，深切感到共产党要团结一致抗战，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第二天一早，蒋处长送了一封信来。原来他在洛川吃完午饭上车时也同样收到了那种责骂中共的信件。蒋说，既然写明要交给陈嘉庚，所以他带来照交。陈嘉庚对共产党人的光明磊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想，重庆这一专为抹黑延安的手法也实在是有点太拙劣了。上午陈嘉庚一行由陪同，参观了延安女子大学。临近中午辞回，李铁民上车不慎头部受伤，入医院治疗，七天后才伤愈出院。因此，陈嘉庚原定在延安的三天日程延长到了八天。下午4时，陈嘉庚在陪同下前往杨家岭会见。陈曾见过报纸上的相片，印象里不再是十数年前报纸上把他描写得非常可怕的样子，但无论如何，总以为他可能有点架子，特别是自己在重庆领教了的“皇帝”威严后，便不由自主地有了这种感觉。不料他的车子刚到，主人已在门口等候，热情地同他们握手。进了窑洞，只见墙上挂一幅地图，屋内陈设简单，仅十几只大小高低不一的木椅及一个旧式乡村民用木桌而已。陈嘉庚端详一会儿，心头不觉一阵感慨。叙谈中，虽然陈嘉庚对所谈的当时并未能全部理解和接受，但他为的诚恳言词所感动。在窑洞门外设宴招待陈嘉庚，宴会桌是一个旧圆桌面放在方桌之上，那桌面既陈旧也不光洁，于是在上面铺上四张白纸。不一会儿，来了一阵风把白纸吹掉了，也没有再捡起来铺上。饭菜上桌，除了延安比较稀有的白米饭外，洋芋、豆腐等都是陕北农家菜。唯一的美味佳肴是一只鸡，解释说：“我没有钱买鸡，这只鸡是邻居老大娘知道我有远客，特地送来的。母鸡正下蛋，她儿子生病还舍不得杀呀！”

接下来几天，陈嘉庚又出席了延安各界的欢迎会，还应邀出席了讲演会。陈嘉庚感到中共领导人对他的接待和当局有很大不同。同是欢迎，中共领导人朴素而诚恳，而当局却奢侈而虚伪。陈嘉庚与多次会见，其间发生的一些小事和细节，引起他的注意和惊奇。有一次他正和谈话，一些在延安学习的南洋华侨学生来了，没有敬礼便坐下，并参加谈话，无拘无束。还有一次，在办公室与陈嘉庚谈论南洋情况，总司令部内的人都来参加，顷刻间席位告满。有一名勤务兵迟到，看见长板凳上身边还略有空隙，便挤身坐下。向他望一望，把自己身子移开一点，以便让他坐得更舒服些。知道陈嘉庚对延安各方面都想了解，就陪同陈嘉庚逛延安新市场。的穿着并不比当地赶集的农民好多少，走在街上，来来往往的人都跟打招呼，有的人还停下来和他聊几句，大到对边区政策的建议，小到家里的红白喜事，人们语无顾忌，都认真听。

陈嘉庚待人处世一直很细心，很有事必躬亲的风格。他怕有关负责人所谈非实，特意单独一人与许多在延安学习的南洋华侨男女学生，以及从他所创办的厦门大学、集美学校投奔延安来的学生多次交流畅谈，就心中所疑详细询问，以证实所见所闻。这些侨生也能够敞开思想，毫无拘束地反映延安的真实情况。有一次，陈看到有的南洋女侨生在招待所吃完晚饭还要在夜里赶回十余里外的学校，于是关心地问起了夜里的安全情况，得到的答复是绝对安全，绝对没问题，因为当地民风很好，一个人夜里走路没有任何不安全感。有了这样踏实的实地调查，陈对延安的方方面面的真实情况总算是心中有底了。

6月7日晚上，延安各界代表在中央大礼堂举行欢送会，、等领导人出席，致欢送词。陈嘉庚登台讲话，说他这次访问延安，最满意的是，真正看到了中共方面坚持国共团结，坚持抗战到底的坚定立场和诚恳态度；真正感受到了延安党政军民所激发的艰苦奋斗精神并由此形成的良好社会风气。因此，他对抗战胜利有了绝对的信心。

离开延安前往山西前，有件小事让陈嘉庚感慨不已。陈离开招待所时，觉得那位负责照顾他们的服务员辛苦了，便送去一百元表示谢意，但那位服务员坚辞不受。这与其在重庆遇到的司机冒领汽油费等情形，恍若是生活在两个世界。

返回重庆后的风波

离开延安后，陈嘉庚一行又到山西等地考察，7月17日返抵重庆。两个月前，陈离开重庆时，还为国家的前途忧心忡忡，而今他再次回到重庆，则对中国的前途乐观多了。当时重庆有个“国民外交协会”，邀请陈嘉庚去讲演，题目是《西北之观感》。陈嘉庚欣然接受了邀请，于7月25日晚作了讲演。虽然重庆处于轰炸疏散期，天又下着大雨，但会场挤得满满的，其中有社会各界人士，还包括新闻记者。陈嘉庚将西北行之中的兰州、西宁和西安等地的情况简单几句带过，就把话锋一转，说到他在延安的日子。他说，在离开重庆前听到了很多关于延安的传闻，但他刚到延安“两三天，已明白传闻均失实”。接着，他举出他在延安所看到的许多生动的事实，证明延安并没有实行共产共妻制度，而社会风气及治安秩序无论哪方面都有一派新气象，民众都很自由，民众生活也很好，教育也不错，住在简朴的窑洞里……他还一再声明，这些都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

陈嘉庚这篇演讲，言人之所不敢言，当然在重庆引起了轩然大波。官员纷纷指责陈嘉庚以华侨领袖的地位发表这样的演讲，“未免为共产党涂脂抹粉，火上添油”。陈嘉庚则回应说：“我所说的都是事实。你们说我替共产党说话，那么贵党也应该实行良好的政治，同共产党竞争，这样就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又说，“我是凭良心与人格说话的，我决不能昧着良心，指鹿为马。”

最为愤怒的是。他认为一个华侨大资本家，竟然直言不讳地为共产党讲话，实在令人难以理解。他怀疑陈是否受到了身边人的摆布，于是7月28日在召见陈嘉庚一行时，专门请其他人回避，单独和陈谈话。陈语气委婉地规劝，必须革新政治，否则即使共产党不反对，也有其他的人反对。听后立刻破口大骂共产党，比较在成都所骂更为激烈，甚至面红气盛，声色俱厉：“抗战要望胜利，必须先消产党，若不消产党，抗战决难胜利。此种事外国也多经验，凡国内反对党必先消除，对外乃能胜利。此话我未尝对人说出，今日对你方始说出，确实是如此。”陈嘉庚见如此生气，只得少说为佳。最后表示作为海外侨胞，希望祖国团结抗战，一致对外。

陈庆之传篇4

陈泮岭（1892～1967）字俊峰。河南省西平县城东十五里陈庄村人。聪慧轩昂，胸怀大志，诚朴坚毅，有胆识，异于常人。受父亲的影响，自幼在家习少林拳。

台湾武林名宿刘锡五先生，是山东人，69军大刀队教官，陈泮岭先生的武林挚友。为《陈泮岭先生纪念集》撰文，详介了陈先师的生平。陈泮岭在民国三年（1914）北上求学，首考入北京大学预科。民国六年（1917）到北洋大学（现天津大学）土木工程系读书。期间，求师“定兴三李”之李子扬，带少林技艺，学练形意拳技艺，全身心的投入，且禀赋殊胜，被李子扬认为是不可多得的习武人才，推荐给师伯、天津“中华武士会”会长李存义。收了弟子韩子衡后已不再收徒的李存义，也识陈泮岭是良才，又破格收其为弟子，悉心教导至民国八年（1919），“专攻形意，获益实多”（陈泮岭先生语）。

1919年，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爆发，在北洋大学读书的陈泮岭组织、领导北洋大学的学生积极投身“五・四”运动，遭到天津军警的缉捕。为避迫害，陈泮岭重回北京，在北京大学继读学业。

陈泮岭学业有成，1921年毕业后创办教育，成立水利工程测绘学校。1937年，发生芦沟桥事变，陈先生奉命回豫督导抗战，组织军民抗日，遏制日寇，卓有功勋。1947年，任黄河水利工程总局局长，接受整理黄河归故道的艰巨任务。1949年赴台，陈泮岭先生又创办逢甲学院，策划兴修水利大业，为水利界培养了许多人材。

陈泮岭先生把毕生的精力投入到国民习练国术，强健民众体魄的大业。还针对不同类型人员编撰教材50余种，挂图40余幅，组织“中华国术进修会”、“太极拳俱乐部”，组织举办国术比赛，编撰99式太极拳技艺，成立“儿九健身会”等，传承武艺46年，民众受益非浅。

1967年，陈泮岭先生辞世，蒋中正、严家淦、孙科、陈立夫诸先生均挥毫题挽，在台各级官员、各级教育机构、民间组织的人员都来参加葬礼。更有数不清的民众，站立在道路两侧行肃穆礼节，再送倾心为民众谋福祉的陈泮岭先生最后一程。其影响度及规模，足见陈先生在台岛民众心中的位置。

陈云庆继父业传承国术

陈云庆，陈泮岭先生的七儿，在其10岁的时候，跟着父亲来在台湾。自孩童时跟父亲习练武艺，70年一如既往，在海外传播中华国术，并培养侄女陈晓怡习武，继承衣钵。

陈云庆先生还把父传技艺编撰成书籍，饱享学员。在欧洲，美国，澳州等地成立多个拳馆，一起交流、研修陈泮岭传承下来的武艺。支持侄女陈晓怡在日本九州岛、静冈开办习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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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形意拳研究会代表赴台湾武史寻踪

2013年5月1日，天津形意拳研究会成立，笔者编撰的《形意拳侠》一书得到副会长张贵发先生的好评。在与张副会长的闲谈中，谈及了书中有一令我困惑不已的问题，即陈泮岭先生是否为李存义的弟子，陈泮岭是如何拜李存义为师的？

陈庆之传篇5

说起“老台门汤包”，陈庆松是一个关键人物，“老台门汤包”的创始人。他虽是商人模样，但笑意里明显地透出农民的质朴。他有着很感人的故事，不仅仅是他走过艰难的创业之路，更感人的是他先后带出家乡一百多乡亲父老，到各个城市开汤包店，以此致富，现在更是在全国开办加盟。

六年狂赚五百万

小汤包让他成了“暴发户”

每天早晨，绍兴人会抢着购买一种其貌不扬的汤包。这种汤包，绍兴每天至少要消费15万个。这样的汤包店在绍兴有一百多家，5毛钱一个的汤包带给这些店主的是外行人看不到的丰厚利润。

这100多家包子铺都和一个今年只有29岁的小伙子分不开，他叫陈庆松。从2002年陈庆松来绍兴开店到现在短短5年时间他就挣了500多万，靠的就是这小小汤包。

2002年，学了十年手艺的陈庆松从安徽农村老家只身一人来到绍兴，在东街市场边开了第一家汤包店。他做出的汤包很有特点，皮薄，有韧劲，汤水很足。汤水不多不少，吃一口，正好把汤水吃完。产品受欢迎，排队买汤包的顾客排得老长。

那段时间，陈庆松每天从凌晨一点忙到下午六点，一天要用400多斤面粉，做7000多个包子，一天利润少说也是七八百元，当时店里请了两个小工。头几个月利润都有三万多，可时间长了，人也做得疲惫了。一年时间陈庆松就挣了30多万，当时他和两个小工一天只休息五个小时，挣三十万元已经是他的极限了。一个人做的汤包满足不了需求，陈庆松想到了老家的亲戚朋友。

本着把家里人带出来多挣一点钱的想法，陈庆松设定了新店的距离：第一，对自己的生意没有影响；第二，对他的生意应该也是一个好的帮助。第一批过来的就有陈庆松的妹妹陈庆红。第一年的盈利足足有六位数了，陈庆红开心得不得了，用她们的土话说就是咸鱼大翻身了一样的，突然一夜之间成了暴发户。

陈庆红靠包子一年挣了10几万，陈庆红的老公陈辉也坐不住了。又有三四十位亲戚，当时有做缝纫店的，还有开汽车的，都看陈庆松的汤包赚钱，全部都过来改行了。就这样，像滚雪球一样，从安徽安庆农村有100多亲友来到绍兴，都跟着陈庆松做包子。

对于每一个从老家来的沾亲带故的人，他都会教给他们自己的汤包技艺，但徒弟们还是不放心用自己做的馅。现在徒弟们仍然要从师父那里买馅料，虽然陈庆松已经把做馅的技艺都传给了徒弟，可徒弟无论怎么学，也觉得没有师父做的馅味道香，而且他们算了一笔账，自己做肉馅又要机器，又要多请小工，成本明显提高，100多个徒弟一商量，形成了一个决定：给师父加点钱干脆让师父请人来做。

100多家包子铺，每天需要的肉馅不是个小数目，陈庆松直接去肉联厂批发，做成肉馅后送到位于绍兴各个地方的汤包店，现在每天他要做1500多公斤肉馅，靠肉馅陈庆松一年能挣60多万。

注册商标规范管理

小汤包拓展连锁大事业

统一了肉馅的汤包口味统一，而且大家都用着自己统一的牌子，时间一久，陈庆松萌生了一个想法，要把自己的汤包做成像肯德基麦当劳一样统一规范经营。陈庆松有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而这个决定一提出来首先在他妹妹和妹夫之间爆发了一场战争。

原来陈庆松想把100多家“中国汤包王”集体更名，这一百多个老乡店老板中有30多个是妹夫的亲戚。让做生意的人换牌子是件大事，更何况现在大家生意又这么火。陈庆松为什么要换牌子？原来，陈庆松和老乡们的汤包在绍兴做出名气后，一下子出现好多相仿的牌子，这让这个品牌开创者陈庆松非常气愤。

陈庆松去跟他们讲理，可根据《商标法》，他的商标中有“中国”二字，不符合注册规范，根本注册不了。别人用了自己也无法维权，陈庆松这时想到注册一个新商标，本以为徒弟们都会支持他，然而他没有想到，多数都不同意。“中国汤包王”当初打出来的时候也很响亮的，报纸上都登了出来，一时换掉有的人真舍不得。可不换牌子怕陈庆松把他们赖以生存的馅料停掉。换了牌子又担心陈庆松以后会提出什么附加要求。徒弟们其实主要担心的还是陈庆松收他们的加盟费，无奈之下，陈庆松给徒弟们开了个会，并且写下了一份保证书。

陈庆之传篇6

关键词： 柳诒徵 陈庆年 赵声 茅以升 交游

柳诒徵（1880―1956），字翼谋，晚年号劬堂，江苏省镇江丹徒人，是中国近现代史学先驱，中国文化学的奠基人，现代儒学宗师。柳诒徵一生勤于治学，著述有《中国文化史》、《国史要义》、《历代史略》等，“在文学、史地以及图书馆学的大量著作，以及校刻古籍之业，对近现代史的学术研究，影响之久远，自不待言”[1]64。他曾先后任教于两江师范学堂、明德大学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北京女子大学等多所高校，为中国文、史、地、哲各门乃至自然科学方面培养了一批重要学者。柳诒徵先生曾先后担任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后改名为第四中山大学国学图书馆）馆长、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同年10月改名为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馆长。在工作期间，他收集藏书，整理版本、目录，为近代中国的图书馆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先生在日本侵略炮火之下，不顾个人安危，将经营多年的国学馆藏书二十四万余册，辗转迁徙。抗战胜利后，重回南京，收回劫后余书，重新整理编目，保存了祖国善本图书”[1]64。他用自己的努力与行动，诠释了文人的爱国情怀，是我国著名的爱国学者。柳诒徵一生多在江苏工作，与家乡镇江的名流如陈庆年、赵声、茅以升等多有交往，前人较少作专门论述，兹结合相关史料加以考述。

一、柳诒徵与著名历史学家陈庆年交游考

陈庆年（1862―1929），字善余，号横山，镇江丹徒（世居横山凹的西石城村）人，世人尊称之为横山先生。陈庆年幼时家境贫寒，却对文字学怀有极大热情，“读书涉猎广泛，儒家经典、诸子百家著作无所不读”[2]，为后来研究经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曾受聘于武昌书院，担任过江楚译书局主办、江南通志局主办、长沙图书馆监督、湖北译书局总办等职。与众不同的是，他不但熟知中国国情，对国外政治、经济和军事状况也非常熟悉，在当时的旧文人群体中是极为罕见的。在中国外交史上，他曾有力阻止了中国南海岛屿被日本人侵占，为我国的领土完整作出了突出贡献。《陈庆年文集・序言》载：“端方任两江总督期间，日商西泽以武力占据我国东沙岛，清廷与之力争。日方明知中国志书只详陆地，疏略海岛，硬逼中方拿志书为据。两广总督无法，电请端方求助。端方知先生博学，特请考证史实。先生遍索海道之书，以雍正间陈伦炯《海道闻见录沿海形势图》为据，详证此岛于雍正间已见中国图籍。中方以先生之说为据，打赢了这场官司，迫使日商退出东沙岛。”[3]1-2陈庆年的这一贡献影响至巨，足以彪炳史册。

陈庆年先生平生著书立说甚丰，逾千卷，对我国史学具有突出贡献。光绪三十年（1904），“陈庆年编撰《洋占要》，又运用司马迁和刘知几撰史之法编《五代史略》、《通鉴纪事本末要略》。后返回故里镇江后著有《苏魏公年谱》、《沈梦溪年谱》、《玄奘旅行图》、《元代疆域图》等”[2]。陈先生对乡贤先哲遗著特别注意钞存，并精确校勘。宣统二年（1910）刻《嘉定镇江志》，1911年辛亥又将《云山日记》、《京口三山志》、《横山草堂丛刻》等著作陆续刊刻。

陈庆年幼时曾跟随柳诒徵的父亲柳泉学习，是柳诒徵父亲的学生。清光绪十五年（1889），陈庆年返回镇江老家，听说十九岁的柳诒徵好学深思，就时常与他约谈。半个多世纪后，柳诒徵在《我的自述》中深情追忆：“我父亲的学生陈善余（庆年）听见我很好学，时常找我去谈论。我从他得到许多讲学问的门径。”[4]8柳泉对陈庆年非常欣赏，后来还将其孙女嫁给了陈庆年做儿媳，所以柳家与陈家又有姻亲之缘。

光绪二十六年（1900）清政府变法兴学，在南京开编译书局――江楚编译局，柳诒徵因陈庆年先生的介绍，到书局中编教科书，并有幸结识著名学者、藏书家缪荃荪（晚号艺风老人）先生。当时缪荃荪正任江楚编译局总纂，柳诒徵得以亲炙于缪先生。此后，柳诒徵跟随缪荃孙先生在江楚编译局编纂江苏通志、编写教科书，还与他同赴日本考察学务，并于1905年因缪荃孙之荐转而任教于江南高等学堂。

柳诒徵一生的治学方向与做人风格都深受陈庆年先生影响。他在《我的自述》中追忆道：“我在廿岁前后最得此二先生之力（指陈庆年及其好友赵申甫）。”“陈善余最深于史学，劝我不要专攻辞章，因此我也就不大很作诗和骈文。陈的志愿是讲学不做官，我也就只讲学不做官。”[4]8“他（柳诒徵）平生的工作作风大都如此。他不好高名，不说大话，不作奇特的行动，只是老老实实地工作。”[1]146可见其影响之巨大与深远。后来，陈庆年去世后，柳诒徵与唐文治合撰《陈君善余墓铭》，悼念亦师亦友的陈庆年先生。

二、柳诒徵与革命先驱赵声交游考

赵声（1881―1911），字伯先，江苏镇江丹徒人，是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同盟会会员。柳诒徵和赵声，在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早期阶段，交往密切，但很少为人所知。在《劬堂学记》中柳曾福与蒋顺兴依据柳诒徵所遗资料，作了初步的论述。

赵声十七岁（1897年）时中秀才，但功名非其所好，故而决意投笔从戎，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南京水师学堂。当时民主新思潮日益高涨，在此影响下，赵声开始革命，并以革命者自居。

1903年1月，柳诒徵受艰难时势的刺激和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竭力主张改革现实社会，以唤醒民智、振兴中华，于是他随缪荃孙到日本考察教育并记其见闻，归国后著成《日游汇编》。同年二月，赵声为了寻求革命，也东渡日本考察军政，不久后便归国，积极投身中国革命活动。

赵声回国后，选择到家乡从事活动。当时镇江的社会思想较为陈旧、保守，文人知识分子都倾向于埋头于传统故书之中，缺乏变革社会的抱负，但是赵声在镇江开展活动需要寻找得力的帮手。时下柳诒徵的思想观念与赵声较为相近，自此二人来往密切。赵声希望能够开启民智、唤起民众的变革思想，以造就革命人才，便从家乡的教育着手。他决议在大港筹办安港小学，筹办过程艰难异常，柳诒徵为他提供了许多帮助，还将刚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堂兄柳平章请去任教。学校建成开学时，赵声专门致书邀请柳诒徵来参加开学典礼（见《赵声致柳平章书》），柳诒徵专程从南京赶来，参加了开学典礼。后来，赵声在镇江大港创办阅读书报及体育会时，柳诒徵利用在江楚编译局工作之便，为赵声提供了许多书刊。

1903年，赵声到南京两江师范和徐绍桢新军第九镇任职，他与柳诒徵仍时常来往。1908年，赵声到广州后，两人仍以书信往来。1909年，赵声因革命起义活动，被当时两江总督端方搜捕，于是赵声躲到柳诒徵家里避难，夜半时柳诒徵助其化妆逃走。1926年，镇江人民公园为纪念革命先烈，在云台山筹建了“伯先公园”，柳诒徵为赵声的铜像写铭，此铭后来不幸被日寇毁坏。1948年3月，柳r徵为其更制一铭，还集各方传志作《伯先传》，刊印传布于海内。1955年，镇江地方人士商议重修赵伯先墓，邀请柳诒徵作墓铭，柳先生复援笔成文。碑文虽然做成，但因故未能上石，纸稿藏于家。

三、柳诒徵与桥梁学家茅以升交游考

茅以升（1896―1989），字唐臣，江苏镇江人，我国著名土木工程学家、桥梁专家、工程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工程院院士，中央研究院院士。茅以升主持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工作达30余年，曾主持修建了中国人自己设计并建造的第一座现代化大型桥梁――钱塘江大桥，成为中国铁路桥梁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参与设计了武汉长江大桥，为中国铁道、桥梁科学技术进步作出了突出贡献。晚年时，他还编著了许多桥梁学专著如《中国桥梁史》、《中国的古桥和新桥》等，是中国桥梁事业的开创者与奠基人。

早在1911年茅以升投考唐山路矿学堂之前，他曾在南京读过三年小学、五年中学。在这八年中，国文、历史两门课程，都受教于柳诒徵。他对文学和历史的知识是在柳诒徵的启迪熏陶下打下的基础。茅以升在追述柳诒徵的文章《记柳翼谋师》中写道：“从先生受业八年，感到最大的获益之处，是在治学方法上从勤从严，持之以恒，并认识到‘知识本身只是一种工具，知识之所以可贵，在于它所起的作用。’这对我数十年来治学治事，都有极大的影响。”[1]62

1922年，茅以升任东南大学工科主任时，柳诒徵亦先一年受聘为东南大学文史地部历史、国文教授。此时二人的关系，由师生变为了同事。

1937年春间，柳诒徵在茅以升相邀下到杭州钱塘江桥工地参观，柳诒徵先生对钱塘江桥极感兴趣，并对学生有如此成就深感欣慰，遂赠茅以升一首七言古风《茅生以升邀观钱塘江桥》，对钱塘江上的第一座大桥给予了评价。

1948年，茅以升当选为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数理组院士，柳诒徵亦当选为文史组院士。

柳诒徵与茅以升二人既是师生，又是同事。茅以升因得柳诒徵的开蒙教育，不但获得了较为深厚的文学功底，而且在治学、做人之道上更有所获益。良好的文学功底与治学态度为他在桥梁事业上取得卓越的成就打下了不可忽略的基础。茅以升追述尊师柳诒徵先生“前后三十余年间，自髫龄受业，乃至讲坛共事，师生情谊，久而弥笃。回忆旧日斋堂灯火，宛然如在目前，而先生已谢世二十八年”[1]59。可见其情感真挚、深笃。柳诒徵不仅与茅以升情谊深厚，与茅以升家更可谓世交。茅以升的祖父茅谦与柳诒徵是忘年之交，柳诒徵就聘于南京江楚编译总局，就是出于茅以升祖父的推荐，他们经常互通书信，柳曾符（柳诒徵长孙）教授完好地收藏了茅谦写给柳诒徵的书牍墨迹。

四、结语

柳诒徵作为国学大师、文化学家，对于家乡镇江有着浓厚的乡梓情怀，他为家乡镇江写下了《里乘》三卷对乡梓文化加以记述表彰。他还与同乡贤达陈庆年、赵声、茅以升等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以高尚的人格魅力相互影响，以高深的学问相互砥砺，在各自领域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为人才荟萃的江南平增了精彩的华章。

参考文献：

[1]柳曾符，柳佳.劬堂学记[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2]郭绍全.我国近代图书馆创始人之一历史学家陈庆年先生事迹考[J].江苏图书馆学报，1992（6）.

[3]许进，徐苏，主编.陈庆年文集[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6.

陈庆之传篇7

笔者从1990年夏秋开始，查阅了大量的文史、档案资料，并辗转寻访当年曾经管理过陈璧君的多名当事人，有幸结识了曾出任过上海市人民法院监狱（上海市提篮桥监狱前身）首任典狱长的武中奇和那时常到监狱送物、接见，最后为陈璧君处理后事的陈璧君长媳谭文素（陈璧君长子汪文婴之妻）的弟弟谭文亮，遂撰此文。

缓缓流淌的黄浦江水，孕育着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这条上海的母亲河的北岸，是著名的繁华区提篮桥。老上海都知道，这里在解放前曾经是包娼、聚赌之地，是殖民者营造的“自由世界”。但是现在提起提篮桥，马上会使人们联想起一座戒备森严的监狱――上海市提篮桥监狱。

提篮桥监狱，于1901年开始修建，1903年5月启用至今。由于规模宏伟、建筑精良、犯人收押数量多――最多时达15000余人，大于当时日本东京丰岛区东部的巢鸭监狱（即后来的东京都巢鸭看守所）和印度的孟买监狱，故有“远东第一监狱”之称。

一、陈璧君在提篮桥监狱囚禁了整整10年，共计3641天

翻开曾坐落在上海市长阳路147号上海市监狱总医院（即2007年迁入浦东周浦镇里仁村1236号，全国第一家专门收押老病残罪犯监狱的南汇监狱）的历史档案，有一个病人特别引人注目，她就是大名鼎鼎的汉奸陈璧君。谁都知道她的丈夫是中国现代史上“天字第一号”的大汉奸。

陈璧君曾任国民政府中央监察委员。1946年4月27日，被国民政府江苏高等法院以“通谋敌国、谋图本国罪”判处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先后移送苏州监狱（国民政府江苏第三监狱，亦称狮子口监狱。2009年5月被搬迁）、苏州长春巷吴县看守所（1949年6月5日，在此成立苏州市人民政府公安局）、苏州司前街公安局看守所（后曾系苏州市公安局看守所。2005年，改建为苏州警察博物馆及禁毒展览馆）关押。1949年4月27日，苏州解放的当日，陈璧君成了共产党的阶下囚。

1949年，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震撼了上海这座百年城市。5月28日，弄堂里的人家推开窗户，听到清亮的鼓角声，一队年轻的士兵擎着鲜红的旗帜穿巷而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占领了上海，这座东方的巴黎正式进入了红色时代。

根据华东军政委员会的命令，7月1日，陈璧君被移押到中国人民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政务接管委员会法院接收处第三组，由毛荣光、王正福负责接收至上海市人民法院监狱（1951年5月改称上海监狱，同年8月改称上海市监狱。1995年5月起，正式更名上海市提篮桥监狱。为了行文的统一和读者阅读的方便，以下均统称提篮桥监狱）。1959年6月17日晚，陈璧君在提篮桥监狱医院病亡。

陈璧君在提篮桥监狱囚禁了整整10年，共计3641天。在这期间，她先后5次在监狱医院住院治疗，其中少的6天，多则达一年半之久，总计达到1791天，几乎是这段服刑期的一半时间。当时，陈璧君的子女（三男二女）分别远在香港和印尼。在大陆的亲属中，有其同父异母、比她小11岁的妹妹陈舜贞，陈舜贞先后住在上海市巨鹿路和陕西南路，1958年11月迁居南京，1963年病故。

陈璧君医治无效而亡后，狱方通知了陈璧君的长媳谭文素（陈璧君长子汪文婴之妻）的弟弟谭文亮。谭文亮来到监狱医院，管教干部当着他的面，清点了陈璧君的遗物，交由他处理，他因尚未成家，住在集体宿舍，所以只领回了几支钢笔，其他物品请狱方处理。狱方告诉谭文亮，本着对陈璧君及其亲属负责的精神，准备把遗体送验尸所检验，亲属还可向遗体告别。谭文亮将陈璧君的死讯电告其子女，其子女嘱谭文亮代为处理后事。

6月22日，陈璧君的遗体经尸检，在上海市西宝兴路殡仪馆火化后，由谭文亮领回骨灰，通过邮局寄往广州，经由陈璧君生前好友送往香港，交给她的子女。众子女在家中祭奠后，集合在港亲友，将骨灰洒在香港附近水域，只留下一小部分，拟在今后适当时机归葬故里。

二、在她留下的各种文字中，完全看不到她拒绝认罪，准备一辈子坐牢的痕迹

近年来，不少媒体和报刊刊登过诸如“汪伪第一夫人在提篮桥”、“陈璧君终身被囚之谜”一类的文章。文中述及宋庆龄、何香凝得悉其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后，有心拉她一把，于1949年9月找到、，说“只要陈璧君发个简短的认罪声明，人民政府可以下令释放她”。当晚（9月25日晚上）宋庆龄、何香凝联名写信给陈璧君，陈璧君拒绝认罪，还给宋庆龄、何香凝写了复信，终至终身被囚。

笔者通过甄别核实，这段所谓的“秘闻”，始作俑者是“魏白”，首先出现在由“魏白”编著、国防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11月出版的《审判汪伪汉奸，国共两党惩奸纪实》一书中。而且，这本书的作者署名是魏白“编著”，而不是“著”。“编著”与“著”，其中含义大有差别（魏白先生后来在黄河出版社也曾编著、出版了好几本有关军史方面的书籍，如《四野十大虎将传奇》等）。

《审判汪伪汉奸》全书各章、各篇标题多为“某某之谜”，如汉奸政权之谜、汉奸叛逆入狱之谜、逃脱审判之谜、日寇凶手引渡南京伏法之谜、走狗恶棍先期暴毙之谜、陈璧君终身被囚之谜等等。

书中引用的资料没有注明任何出处。有人怀着猎奇心理，又扩大了传播面，客观上抬高了陈璧君的人品，同时对历史人物的研究造成混乱，给史学界造成了影响。

陈璧君在提篮桥监狱中最大的思想问题是不服国民政府对她的判决。她拿的是国民政府的判决书，一直希望解放后人民政府对她重新审判。她甚至多次说过，也书面写过这样的话：“我申请人民法院重审我，我愿死在人民的判决下，不愿偷生在蒋贼（）所判的无期徒刑中。”陈璧君在提篮桥监狱服刑中，思想有一个转变过程，开始她不认罪，存有“成王败寇”的思想，后来经过学习，尤其是多次生病住院治疗，切身感受到了自己受到的人道主义待遇。

1952年9月24日，早晨起床后，陈璧君感到胸口沉闷，呼吸也很困难，走路好像踩在棉花团上，马上向值班干部报告，遂被送到监狱医院。经过仔细检查，她的血压偏高，心律严重不齐，为了防止意外情况发生，她即被安排留院观察。11月13日，陈璧君又以同样的病症住进了监狱医院。这次由于病情不稳定，住院时间长多了，共计住院193天，新年也是在病房中度过的。医生根据她第一次住院的情况，制定了一整套的治疗方案。次年5月底出院时，她已是红光满面，一再向半年多来日夜陪伴她的医生护士致谢。

1954年1月12日，陈璧君旧病复发，这次的高血压和心脏病比以往两次来势更加凶猛。监狱医院的有关医生经过会诊，制定了一套缜密的长期诊疗方案，对她服药的最佳时间、每天卧床休息量、每餐的进食营养都进行了科学的安排。夏天，把她安置在通风透气、比较凉爽的病房；冬天，则安排在朝南、阳光充足的房间。第二年的11月，陈璧君又突然得了颈淋巴腺炎症，医院立即给她施行了手术，手术非常成功。

在1955年7月书写的思想汇报中，她这样写道：“1949年7月1日，我到女监。初期是很不能心平气和的。以为成王败寇。但每天的《解放日报》和我幼子（指汪文悌，笔者注）送进来的书，令我心平气和。知道共产党的成功，不是偶然的事。后来见到的《论人民民主》后，我更心悦诚服了。更后来，我挚友龙榆生（注：万载人，曾是陈璧君子女的家庭教师，中国著名词学家，解放前曾与陈璧君一起关押在南京。解放后在上海博物馆工作）又送来许多进步书来给我学习，且每月寄一封勉励我努力改造的信来，我更加了解马列主义和思想了……启发我的第一个思想转变的人是我的幼子和龙弟（指龙榆生）了。我从书报的学习、吸收、反省和先生们（指监狱管理人员）的教育，更从广播的教育中得到更多的事实道理了。关于改造犯人思想的材料很丰富，有深奥的、有通俗的，都能适合各犯人的文化程度。我是一个自问很努力学习的人，也觉得恍如置身于革命大学，但可惜我的病亦随着我的年龄增加。”

在她留下的各种文字中，完全看不到她拒绝认罪，准备一辈子坐牢的痕迹。

三、遍寻史料，“何香凝与宋庆龄合写给陈璧君的那一封书信”无记载

长期来，监狱方面和1952年6月23日成立的上海市公安局劳改处对陈璧君的管理和她的日常生活十分关注，对陈璧君服刑的情况，监狱及其上级部门上海市公安局劳改处（1964年12月，改称上海市公安局劳改局。1983年7月，上海市劳改、劳教工作由市公安局整建制移交给上海市司法局。1995年5月，更名为上海市监狱管理局）常有专报、简报上报或转送上海市公安局领导，并抄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和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如1956年9月2日，陈璧君病情稍有恶化，思想有所消极，劳改处就向市公安局副局长杨光池、马金铮呈送简报。又如，同年9月27日，劳改处又向市公安局领导报告陈璧君的病情报告。1959年6月，陈璧君病亡后，上海市公安局党组还写报告给上海市委，汇报陈璧君病故的详细情况。如果中央领导机关或中央领导对陈璧君有什么具体批示，文件的运行路径应当通过上海市公安局及市局劳改处逐级转递，而且在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市人民检察院都应该有备案。目前，上海市监狱管理局档案室完整地保存着陈璧君服刑时的各种档案，上海市的政法机关保存完好的档案材料中，根本找不出宋庆龄、何香凝写给陈璧君的信。陈璧君的改造档案和监狱的文书档案中都反映不出宋庆龄、何香凝写信给陈璧君，更没有要陈璧君发认罪声明的原件或抄件，以及相关的线索资料。甚至陈璧君自己在监狱中所写的各种自传和思想汇报中，都没有提到这一内容。

按照监狱管理工作规程，政府机关来文或亲属来信，首先要经工作人员签收。经审阅后，再视情转交给服刑人员。对任有国家重要职务、极有社会影响力的宋庆龄、何香凝的来信，不可能不作记载。

2000年早春，一位面容清瘦、精神矍铄、白发萧然的老人登上了上海浦东金茂大厦88层观光厅。鸟瞰巍峨壮观、弛名世界的大上海，老人神色凝重，两行老泪潸然而下。

老人缘何心热血涌，百感交集，激动难抑？

因为半个多世纪前，他曾随中国人民第三野战军南下干部纵队，一起参与了解放上海和建立、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的工作。1949年9月21日，他又出任共和国首任远东第一大监狱典狱长。

这位老人，就是武中奇。

武中奇明确对笔者表示，过去从来没有听到过宋庆龄、何香凝写信给陈璧君的事情。而且在已经出版的各种有关何香凝、宋庆龄的传记和《年谱》、《年谱》、《宋庆龄年谱》中，也找不到相关的内容。

1999年12月，由宋庆龄基金会、中国福利会编，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宋庆龄书信集》（全书55.75万字），收录了1909年至1981年期间，宋庆龄写给海内外各界人士的953封书信。该《书信集》中也没有1949年9月25日，宋庆龄与何香凝合写的那封给陈璧君的书信。另外，由尚明轩、余炎光编，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出版的《双清文集》（全书68万字），是廖仲恺、何香凝著作的合集，包括函电、书信、演说、诗词、公牍等，书中也同样查不到1949年9月25日，何香凝与宋庆龄合写给陈璧君的那一封书信。

在《年谱》、《年谱》和《宋庆龄年谱》中，可以查到的是1949年9月25日，出席新政协会议，当天晚上在中南海召集关于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等问题的协商座谈会。宋庆龄在1949年9月21日至30日期间，出席了新政协全体会议，在会上发表了讲话，并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9月26日，宋庆龄出席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筹备委员会和中华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在北平协和医学院礼堂的集会，纪念苏联科学家巴普洛夫诞辰100周年。另外，当时各媒体上也没有1949年9月25日宋庆龄、何香凝为陈璧君特赦之事找、的内容，亦无、会见宋庆龄、何香凝的记载。

四、笔者曾撰文驳斥陈璧君所谓“拒绝认罪，被囚终身”的“史实”

监狱是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监狱又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对任何人的定罪、判刑、收押、释放，均要履行一定的司法程序。稍有法律常识的人应该晓得，司法实践中不会发生某个判处无期徒刑的犯人，只要发个所谓《悔过声明》后，就可以恢复自由的事情。1959年9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前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签署特赦令，对于确实改恶从善的集团和洲国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实行特赦。12月4日，包括溥仪等33人获得第一批特赦，其中曾关押在功德林的原战犯有：杜聿明、王耀武、曾扩情、宋希濂、陈长捷、杨伯涛、郑庭笈、邱行湘、周振强、卢浚泉。

1975年3月19日，在国内生机萧杀、空气中弥漫着阶级斗争硝烟的“”时期，最高人民法院分别在抚顺、济南、西安、北京各战犯管理所召开了特赦释放大会，第七批共293名特赦战犯走出了监狱。11月15日前后，根据主席的《关于清理在押省将级党政军特人员请示报告》批示，15000余名被特赦人员获得释放，走出监狱、劳改场所的大门。

综上所述，依照法律，服刑人员只有通过司法部门的改判，撤销原判、减刑、假释、特赦或者监外执行、保外就医等法律程序才能出狱。

……

笔者曾在长篇纪实文学《远东第一监狱》和《上海监狱人权记录》一书中，撰文驳斥了陈璧君所谓“拒绝认罪，被囚终身”的“史实”。也许人微言轻，我所提出的事实和依据，没有得到造假者的纠正和相关媒体的重视，而陈璧君所谓“拒绝认错，宁愿坐牢终身”的史料，仍然流传。

陈庆之传篇8

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

英王困守庐州，忠王拒不发兵

自从咸丰十一年（1861年）八月在安庆城下战败，退守庐州（今合肥）以来，一连串的失败就伴随着陈玉成。本来他想去襄樊招兵，但大败之后，军心涣散，部将都不从命。湘军多隆阿部又尾随而至，桐城、舒城、庐江、无为等战略要地相继失守，庐州和天京之间的交通被切断。北面，在清钦差大臣、漕运总督袁甲三的压迫下，定远陷落，庐州几成孤城。

庐州向西南可直达安庆，向东南则径达天京。在安庆没有失陷之前，这个介于江淮之间、濒临巢湖大米产地的皖北重镇，既是支援安庆前线的军事基地，也是保证天京粮食供应的转运中心。安庆沦入敌手后，这里又是天京的战略屏障。陈玉成死守对天京存亡举足轻重的庐州，苦盼援军，然而，他等到的是敬王林大居、畏王秦日南带来的圣诏：陈玉成失守安庆，调度失宜，革去英王王爵。

按理说，安庆之失，第一责任人应是忠王李秀成，坐拥重兵的他既没有按照计划和陈玉成合兵攻湘军之必救——武昌，也没有赴安庆直接解围，但洪秀全并未责罚他。庐州危急，最应该也最有实力去救的还是李秀成，可是他沉迷于经略富庶的江浙，并未把安徽的战局放在心上。同治元年（1862年）年初，当李秀成打下杭州，正在踌躇满志时，干王洪仁玕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虽得杭州等郡, 而失一安省为京北屏，大有可虑之势”。在洪仁玕的战略规划中，湖北是头，安徽是腰，江苏是尾。头已不存，腰再有失，尾还能活？李秀成虽认为洪仁玕的看法是“高见”，但以“吃果子不到成熟的时候”为由拒不发兵。

深感“朝中办事不公平”的陈玉成只能自己想办法，他的部将赖文光提出了一个计划：固守庐州，联络活动于豫皖交界的捻军张洛行部和接受太平天国封爵的团练首领苗沛霖，分兵攻打荆襄，把战火烧到湘军后院，最终庐州、荆襄两路大军在安庆会剿湘军。陈玉成同意联络张、苗，但他并不想硬捍湘军，而是避实就虚，用兵河南、陕西。赖文光的意见没有被完全采纳，他甚为不满：“英王等畏曾国藩如神明，视楚军如熊虎”。在陈玉成的命令下，陈得才、赖文光渡过淮河，赴西北招兵，本来兵力就匮乏的庐州更是捉襟见肘。

“墙头草”苗沛霖诱捕陈玉成

反观湘军，此时的战略布局全部展开，多隆阿自同治元年正月十七从舒城进至庐州城外三十里外。陈玉成在城外筑起石垒，保护巢县运粮要道，但至三月初，城外据点一一被攻破，袁甲三也逼近城北。庐州护城河非常宽阔，多隆阿派总兵雷正绾佯攻，其他部队埋伏在城东西二门之外，以备守军出城突袭，4营亲兵轮番开挖护城河，引开河水。陈玉成向陈得才、赖文光发出求救信，又被多隆阿拦截。到三月二十八日，湘军的大炮已能直接轰城。

此时，几乎陷于绝望之中的陈玉成等来了寿州（今寿县）的团练首领苗沛霖的使者。苗沛霖喜欢政治投机，反复无常，清廷曾授予他布政使衔，后来他又跳槽到太平军，被封为奏王。他派人伪装成乞丐，拄着中空的竹竿，内藏黄缎一方，上皆蝇头小楷，对陈玉成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他说困守孤城乃兵家大忌，英王盖世英雄何必为这股“残妖”所困。请英王到寿州，自己可以提供四旗人马，一旗三十万人，攻打汴京。

陈玉成过去常说：“如得汴京，黄河以南大江以北，实可独当一面。”苗沛霖的建议可谓正中陈玉成下怀，他和手下商议，有人说听说苗沛霖已经投向胜保，寿州万不可去。有人建议：“与其到寿州，不如回天京见天王后，重振旗鼓，何患残妖不除也。”陈玉成像被点着一样大声呵斥：“本总裁自用兵以来，战必胜，攻必取。虽虚心听受善言，此次尔等所言，大拂吾意。”此前战无不胜的他又有何面目带着残兵败将回天京，即便回去见了那个不理政事的天王又有何用？

四月十四日，陈玉成率众突围，伤亡惨重，最终只有2000余人抵达寿州城下。苗沛霖确已投靠胜保，为了向清廷再次表明忠心，他打起了陈玉成的主意。陈玉成的兵马被安排在城外驻扎，他只带百余人入城，住在一间极为豪华的宫殿中。苗沛霖自己无颜露面，派侄子苗天庆去劝降。苗天庆身披顶戴花翎，跪在陈玉成面前说：“叔父看清朝洪福过大，祈英王同享大清洪福”。陈玉成扔掉酒杯，指着苗天庆：“尔叔真是无赖小人！墙头一棵草，风吹二面倒；龙胜帮龙，虎胜帮虎。将来连一贼名也落不着。本总裁只可杀，不可辱。事已至此，看你如何发落！”身边部将想当场宰了苗天庆，陈玉成淡淡地说：“可以不必。”

四月二十四日，陈玉成被解往颍州（今阜阳）胜保大营。

150年前在河南延津被凌迟

兴高采烈的胜保终于有机会杀一杀老对手的威风。中军帐外旌旗猎猎、剑戟森严，所有带兵营官分班肃立、耀武扬威，胜保升座，叫陈玉成上来。左右让陈玉成跪下，陈玉成破口大骂：“尔胜小孩，在妖朝第一误国庸臣。本总裁在天朝是开国元勋，三洗湖北，九下江南。尔见仗即跑。在白石山踏尔二十五营，全军覆没，尔带十余匹马抱头而窜。我叫饶尔一条性命。我怎配跪你？好不自重的物件！”

自诩“我战则克”的胜保面子有点挂不住：“然则曷为我擒？”

陈玉成：“吾自投罗网，岂尔之力？吾今日死，苗贼明日亡耳！尔尤记合肥官亭，尔骑兵二万，与吾战后，有一存者乎？”说完席地而坐。

胜保默然，吩咐给其酒食，劝陈玉成投降，陈玉成答：“大丈夫死则死耳，何饶舌也！”

多隆阿和陈玉成交手多年，没想到最后关头为他人作嫁衣，当知道胜保的遭遇后他心理平衡了点：“胜保真是没脑子，自取其辱。要是我，绝不见面，以宾礼相待，等朝廷旨意。”

胜保那几年热衷于招降纳叛，他的如意算盘是劝降陈玉成，再让陈玉成招降陈得才、石达开以及捻军张洛行，如此天下平了一半，建立不世之功，“胜保”二字前面的“钦差大臣”恐怕可以换成“军机大臣”。愿望虽然落空，但依旧是大功一件，翰林出身的他亲笔拟折，极尽铺张之能事，希望能将陈玉成押解至京，在午门举行献俘大典。

陈庆之传篇9

[关键词]企业；节庆文化；企业博物馆

企业博物馆是由企业兴建、反映企业发展历史，陈列、研究、保藏企业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实物及自然标本的一种机构，是企业与文化的完美交汇。近年来，我国企业不断发展壮大，企业博物馆的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我国在1983年建成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家企业博物馆―中国煤炭博物馆，至今我国目前已有2200多座博物馆，除1500座属文化、文物系统管理，其余则是由行业、协会、有关部门、个人等兴办。沭阳县节庆文化博物馆作为江苏安阳文化创意产业园股份有限公司企业文化的窗口，对于当地其他企业文化的构建，有示范作用。

一、建设企业文化平台

随着中国节庆文化的复兴、中华民族节庆文化的融合以及让中华节庆文化走出去等文化产业在中国崛起，安阳公司挑起文化传播的重担，为此，公司将企业的使命定为：给员工提供成长平台，给全中国带来喜庆，给全世界带去欢乐；将企业愿景定为：中华节庆文化的传承者、传播者，全球节庆文化的设计者、引领者，实现企业由原来简单的注重发展到发展与品味并重的双赢。

二、企业博物馆建设的必要性

（一）节庆文化的异化与传统的丢失

传统节日在演变过程中，并没有满足这种需求。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迎合了这部分需求的“洋节”，必然会被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所接受。有学者担忧传统的失去，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表示：“增加法定假日的出发点并非为了休假，而是为了广大群众能利用假期进行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回味悠久历史，享受民俗文化”。如此可以充分挖掘、展示传统节日文化的魅力，通过多种形式、多种渠道引导或组织传统节庆活动，让传统节日文化得到广泛地发扬，使中华民族文化得以光大。

（二）传统节日的复兴

2006年9月，《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出台。纲要指出，要充分发挥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重阳节等传统民族节庆的作用，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促进和谐社会建设。文件出台后，相关部门分阶段就法定节假日调整事宜开展了工作，先后6次召开各类座谈会听取各方意见，并就总体思路和初步方案多次书面征求相关部门意见。2007年12月，国务院正式颁布了修订后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新增法定节假日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各放假1天。人大纪宝成校长强调的是恢复民族的传统节日作为我们国家法定的节假日，主要的意思是弘扬民族文化。节庆文化对于民族的文化自觉、文化振兴、文化认同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三）节庆文化博物馆的双面联接

沭阳县节庆文化博物馆作为一个宣传窗口，积极发挥了在传统节庆文化上的对外宣传展示作用。自开馆以来，先后接待了国内外重要来宾上百余次。引起社会上对传统中国节庆文化的广泛关注。作为挖掘、抢救、整理和保护失传或即将失传的中国传统节庆文化工艺传统技艺，沭阳县文创节庆文化博物馆在保护和继承传统工艺行业里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不仅成为了中国传统节庆文化用品的收藏中心、精品展示中心，而且正在努力成为苏北地区地区乃至江苏省的中国节庆文化的研究中心和传统工艺的资料中心。

三、非凡展陈设计，传播节庆文化

《中国博物馆学基础》中认为，企业博物馆展陈设计的基本出发点，是对人在建筑空间中的行为的规范，是对人的生理、心理、情感和参观方式等方面的愿望较为全面的筹划。企业博物馆展陈设计要求空间划分明确，平面布置适当，按照各种展示物和人流的特点进行布局。

（一）独特的优势

江苏安阳公司的“节庆文化博物馆”集传统与现代，传承与创新融于一身，是一座以中西方传统手工艺品为主导，展示中西方传统节庆文化为特征的专题性博物馆，坐落在江苏省沭阳经济开发区金华路，博物馆占地面积总建筑面积10700平方米，目前已装修布展面积7310平方米。设有馆长室、管理处、财务处、办公室4个部门，现有工作人员68人，其中具有中、高级职称48人，外籍专家8人。

（二）新颖的设计

节庆文化博物馆共分为“中国传统节庆用品展厅”、“民间工艺展示厅”、“西方传统节庆用品展厅”及“家庭软装饰品展厅”等四个展厅。采用互动符号设计，让参观者能在此获取相关的信息，将企业行业的特点传达给他们。设计不仅仅停留在之前的范围之内，添加更多的互动性设计，更符合人们的心理和生理要求，直接的拉近了企业与参观者的局里，企业更能藉此展示企业精神与形象。展厅不仅介绍春节的相关文化，还设有互动体验区，参观者可以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亲手制作传统相关饰品，

（三）丰富的藏品

藏品中有春节、中秋节、清明节、重阳节、端午节、七夕节、元宵节、圣诞节、复活节、情人节、万圣节等节庆文化用品近10多万件工艺美术精品，汇聚了国内外知名工艺美术师100余名，其作品富有多种工艺且充分结合时代元素，从不同元素彰显中西方节庆用品的发展脉络，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传统工艺收藏的前沿阵地。

总之，沭阳县节庆文化企业博物馆为公众了解和认识企业提供一切可能的方便，拉进与公众的距离，不是关起门来办，只能参观不能接触。沭阳县节庆文化博物馆将实现企业与公众的双赢，树立企业良好的社会形象.

随着安阳公司实力的进一步增强，沭阳县企业文化博物馆将通过安阳公司这个载体，着力挖掘民族传统节日内涵，弘扬中国传统节庆文化的精髓，进一步融合世界其他节庆文化，广泛开展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普及活动，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陈庆之传篇10

这位为广西争得荣耀的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连中三元的人物，就是临桂的陈继昌。

走进桂林王城景区的广西科举文化陈列馆广西贡院，我们就可以看到里面所展示的关于桂林设立贡院以来的历史沿革。广西贡院最早设于广西府治西面，即现在的桂林中学一带，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迁至至明靖江王城。广西贡院规模最大时有考舍5500间，有清一代广西共出举人5075名，其中桂林府2516名，状元数量居全国第五。科举史上最后一位乡试、会试、殿试连获第一名即“三元及第”者陈继昌的事迹，在陈列馆中占有十分显赫的地位。有一副楹联“畿辅为屏，越五百里;科名盖代，第十三人”，说的就是他。事实上陈继昌应该是“四元及第”。殿试后的“考察”，他又得了第一。若要再往前溯，陈继昌早在临桂县考秀才的童试，他就得了禀生第一，这就不知该叫什么了。

陈继昌，原名守睿，字哲臣，号莲史。生于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卒于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他是清嘉庆十七年（1813年）癸辰科的解元，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庚辰科的会元，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陈继昌应殿试，谁知考试之前，由于偶感风寒，不服水土，竟然病倒在床。同来的乡贤见他高烧卧床，水米不进，在为他着急的同时，便劝他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下次再来一搏吧。谁知陈继昌挣扎起身，谢绝了乡贤的好意，抱病应试。挥笔之时，头脑渐次清醒，思路愈加明晰，作文如有神助。最后高中庚辰科殿试第一甲头名状元，一时名重华夏。嘉庆皇帝批阅他的策论，大为赞赏。身边的大学士曹振镛也介绍了陈继昌的身世，并说，陈已中解元、会元，大清国立朝一百多年，三元及第者，仅乾隆朝出过一位钱ぃ他可以成为第二人吗？嘉庆一来心中欣喜，二来深感人才难得，于是朱笔一点，三元及第的桂冠就落到了陈继昌的头上。据说，在后来的科第胪传庆功会上，嘉庆皇帝还即席赋诗一首，以示庆贺，诗曰：“大清八百载，景遇两三元。旧相留遗泽，新英进正轮。”

在陈继昌之前，中国已有十二位俊杰获此殊荣，唐代的张又新、崔元翰，宋代的孙何、王曾、宋庠、杨、王岩叟、冯京，金代的孟宗献，元代的王宗哲，明代的商辂，清代的钱ぁ3录滩高中之后，即授翰林编修，后多次外放，曾在山西、直隶、甘肃、江西等地为官，最后在江苏巡抚任上辞归故里。陈继昌官场之路并不顺当。皆因其鄙视有“朝中第一重臣”之称的穆彰阿的为人，穆想拉拢陈入其门下以壮其声威，陈不买他的账，终至受到穆的打击排挤，一直郁郁不得志。但陈继昌无论在何处为官，他都做到坚持操守，清正廉明，所到之处，兴利除弊，注重教化，深得百姓拥戴。直到皇帝真正认识他的价值，擢拔他为江苏巡抚时，天不假年，在任一年余，即因病辞归。五十五岁便离开了人世。

陈继昌诗文、书法均有很深造诣，著有《如话斋诗存》传世。世人尤其推重他的楹联，不仅对仗工整、意境高远，而且才思敏捷，应对神速。楹联大家梁章钜对陈继昌十分倚重，在他的《楹联丛话》收录了陈继昌的“云霞成伴侣，冰雪净聪明”、 “虚舟任所适，飞鸟相与还”、“茶亦醉人何必酒，花能傲雪况于松”等对联，称赞“陈莲史所作楹帖，语多古异”，还恭请陈继昌为《楹联丛话》作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