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帝不以臣十篇

先帝不以臣篇1

2、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

3、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4、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

5、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

先帝不以臣篇2

①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②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③侍中侍郎郭攸之、费掉、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④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⑤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⑥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⑦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棉、允之任也。⑧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掉、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⑨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一、解释下列句加点字的意思：1.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 创业：创造帝业 崩殂(死。崩，古时指皇帝死亡。殂，死亡)2. 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疲弊( 人力物力缺乏) 诚：确实，实在3. 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 侍卫：侍从护卫 内：宫庭里4. 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 身：自己5. 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盖：原来是 追：追念 殊遇：优待，厚遇6. 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开张圣听：(扩大圣明的听闻。这里是要后主广泛听取别人的意见) 光：发扬光大7. 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恢弘：动词，发扬扩大。也作“恢宏” 气：士气妄自菲薄:毫无根据地看轻自己。指自轻自贱，自暴自弃8. 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引喻失义: 说话不恰当。引喻失，称引、譬喻。义，适宜、恰当。以塞忠谏：来 堵塞 忠心地进行规劝9. 宫中府中，俱为一体 宫中府中：皇宫中和丞相府中10. 陟罚臧否，不宜异同。陟罚臧否：陟，奖励。臧，善。否，坏、恶。11. 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 若：如果 奸：奸邪事情 科：科条法令 为：做12. 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有司论：有关主管部门 论：评定 刑：罚 以：来 昭：显明，显示 平明：公平英明二、翻译下列句子：1. 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先帝开创的大业未完成一半却中途去世了。现在天下分为三国，益州地区民力困乏，这实在是危急国家存亡的时期啊。2. 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不过宫庭里侍从护卫的官员不懈怠，战场上忠诚有志的将士们奋不顾身(作战的原因)3. 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大概是他们追念先帝对大家的特殊待遇，想要报答在陛下您身上。4. 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陛下)实在应该扩大圣明的听闻，来发扬光大先帝遗留下来的美德，5. 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不应当随便看轻自己，说不恰当的话，以致于堵塞人们忠心地进行规劝的言路。6. 宫中府中，俱为一体。皇宫中和丞相府中的大臣，本都是一个整体三、阅读问答：1.选文中作者给后主刘禅提哪些具体建议?开张圣听。 赏罚分明。 亲贤远佞。2.作者为什么要写“侍卫之臣，忠志之士”?以忠诚志士勤勉不懈，舍身忘我的效忠事实，鼓励刘禅 。

先帝不以臣篇3

【燕山】阅读《出师表》（节选），完成12—14题。 ①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 ②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③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12．解释下列语句中加点词的意思。（2分） （l）猥自枉屈 猥： （2）以彰其咎 彰： 13．用现代汉语翻译下列语句。（4分） （1）后值倾覆 翻译： （2）咨诹善道 翻译： 14．“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中的“大事”指的是什么？（用原文回答）（4分）答案：12.（1）降低身份 （2）显扬（共2分。共2道小题，每小题1分）13．（1）后来遇到兵败 （2）询问治国的好道理。（共4分。共2道小题，每小题2分，错一处扣1分，扣完为止）14.北定中原，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共4分。共4点，每点1分）

先帝不以臣篇4

从明代起，废除了中书省和宰相，由皇帝直接掌管六部百司的政务，实际上等于兼任宰相，把君主独断专行扩大到了顶峰。可是，这只是明初形势下，明太祖带有个人特点（如权力欲极强，猜疑心重，统治经验丰富，精力充沛等）所采取的措施。作为制度，后代不具备这些特点的皇帝是没有能力，也不愿意照样执行的。可是“祖训”又不便公开违背，在这种情况下，经过改造，内阁制度便逐渐形成，以一种新的形式起着限制君主独断专行的作用。

我们知道，明代内阁诸大学士，和以往宰相不同，在制度上始终没有监督六部、百司执行皇帝诏令之权。直到明末崇祯年间，一些阁臣为推卸责任仍在说：“昭代本无相名，吾侪止供票拟。上委之圣裁，下委之六部”（《明史》卷二五七《冯元飙传》）。清代官方著作《历代职官表》也说：“内阁职司票拟，其官创自明初，原不过如知制诰之翰林，并非古宰相之职”（卷二内阁表下案语）。这些话并不错。这正是明太祖这个历史上个别杰出人物废宰相后，给后代政治制度所打上的深深烙印。可是由于限制君主独断专行这一历史总趋势不可遏止，后来的君主和臣属自觉不自觉地逐渐把内阁塑造成了实际上代替宰相的机构。其权力和特点如下：

第一，内阁拥有“票拟”之权。这就使它对皇帝权力的限制，超过了过去的宰相。所谓票拟，便是代皇帝草拟各种文书，大量是关于六部、百司各类政务奏请文书的批答。它可以是先与皇帝共同讨论，作出决定后再草拟成文字，更多的是内阁先拟好批答文字，连同原奏请文书一起送皇帝审批。由于票拟要比以往各朝辅佐君主处理政务的制度更加细致、周到，特别是过去（如唐宋）草拟下行诏令和审核上行奏章的机构，有中书，有门下，有翰林院，比较分散，明代全都归口于内阁，这就给大多数中主单纯倚靠内阁票拟，自己可以不怎么关心政事，提供了极大方便。其结果便是：表面上宰相废去，皇帝直接指挥六部、百司政务；实际上多半依靠“票拟”定夺，皇帝的意志和权力受到内阁诸臣极大的左右限制。如果说儒家的“君逸臣劳”要找一种理想模式的话，那么明代内阁票拟便是这种模式。

《明史》卷一八一《刘健传》：孝宗时与李东阳、谢迁俱在内阁，“三人同心辅政，竭情尽虑，知无不言。（孝宗）初或有从有不从，既乃益见信，所奏请无不纳，呼为先生而不名”。武宗即位，刘健等提出几条压制近幸的办法，“拟旨上，不从，令再拟。健等力谏，谓‘……所拟四疏，（自信正确），不敢更易，谨以原拟封进’。不报，居数日又言……（表示既不批准票拟，便求退休）。帝优旨慰留之。疏仍不下。越五日，健等复上疏，历数政令十失，……因再申前请。帝不得已，始下前疏，（仍未批准，而是）命所司详议。健知志终不行，首上章乞骸骨，李东阳、谢迁继之，帝皆不许。既而所司议上，一如健等指，帝勉从之”。这是内阁经过斗争，终于将自己意志强加诸皇帝的例子。明武宗是个十分任性的人，为什么他不行使至高无上的皇权，迳直否决刘健等的票拟呢？就因为发展到明中叶，一般情况下如同孝宗那样，照批票拟已成惯例，要想否决，便得提出理由；武宗又提不出理由，于是便只有拖。拖来拖去，被迫批准。

《明史》卷一六八《陈循传》：在比孝宗还要早的景帝时入阁。“帝欲易太子，内畏诸阁臣，先期赐循及高谷白金百两，江渊、王一宁、肖镃半之。比下诏议，循等遂不敢诤（而遵旨票拟）”。为什么景帝更易太子要向阁臣行贿，而不迳直行皇权决断呢？正象武宗一样，就因为缺乏理由，所以害怕阁臣不同意，拒绝拟旨。现在景帝虽达到了目的，但那是由于阁臣腐化怯懦，未尽到职责，属于另一问题；而行贿本身，却正足以说明内阁和票拟确是对君主的独断专行，胡作非为，起着很大限制作用的制度。明末冯元飙曾针对一些阁臣自称只供票拟，不是宰相，以推卸责任的话，批驳说：“夫中外之责，孰大于票拟”（《明史》本传）。这在一定意义上，是符合事实的。

第二，由于票拟是下达皇帝诏令的正常途径，所以明代内阁限制皇帝滥下手诏、中旨的斗争，更加制度化。当时一般的做法是：各类文书全归口于内阁票拟，疑难者由皇帝召阁臣一起商议决定；但必要时皇帝也可在禁中主动提出自己关于政事和用人的意见，通过手诏、中旨（或宦官传口谕）下内阁票拟。对于这类手诏等，内阁可以奉行，也可以拒绝，全都合法。《明史》卷一八一《徐溥传》：入内阁。孝宗弘治五年，“中旨”给一革职者复官，溥等言：陛下“即位以来，未尝有内降（意即全都通过正常途径由内阁票拟），幸门一开，末流安底，臣等不敢奉诏”。八年溥等又言：“数月以来，奉中旨处分，未当者封还，执奏至再至三，愿陛下曲赐听从……”。“奏入，帝嘉纳焉”。同上卷一九《杨廷和传》：世宗以孝宗侄、武宗堂弟身份嗣位，欲崇亲生父（兴献王朱祐杬，已死）为“皇”，群臣反对。帝召阁臣杨廷和等，“授以手敕，令尊父母为帝后”。廷和退而上奏说明理由后曰：“臣不敢阿谀顺旨”。“仍封还手诏”。世宗坚持己见，“当是时，廷和先后封还御批者四，执奏几三十疏。帝常忽忽有所恨”。廷和因乞退休。继任者蒋冕、毛纪继续不肯奉行旨意，毛纪且上言曰：“曩蒙圣谕：国家政事，商确（榷）可否，然后施行。此诚内阁职业也。臣愚不能仰副明命，迩者大礼之议（即崇兴献王事），平台召对，司礼传谕，不知其几，似乎商确矣，而皆断自圣心，不蒙允纳，何可否之有”（同上卷一九《毛纪传》）。这是指斥世宗口头上表示与内阁商量，实际上拒绝众议，独断专行。

就在这僵持过程中，有一进士张璁上疏支持世宗，提出一套应尊崇兴献王为“皇”的理由与历史根据，“帝方扼廷议，得璁疏，大喜曰‘此论出，吾父子获全矣’！亟下廷臣议”（同上卷一九六《张璁传》）。后又有人支持璁议。以此为起点，经过讨论和施高压手段（给抗拒者廷杖等），世宗达到了目的。可是从此事也可看出，当张璁议奏上前，世宗虽是一个刚愎自用的人，却不敢硬性贯彻个人意志，独断专行，原因就是他理由和根据不足，不知道自己的要求是否违反儒家经典、礼制、祖训、故事，而这些正是内阁和大臣借以限制皇帝独断专行的法宝。君主专制制度的历史越长，这类法宝积累的也就越多。在尊崇兴献王这事上，如果没有张璁等议，世宗光凭手中皇权，是很难胜利的。而且即便有了张璁等议，拒绝中旨的斗争此后差不多又延续了两年多。这就足以说明，明代皇权受内阁、廷议的限制何等之大了。

也正因如此，在此之后，应信用内阁、而不应滥发中旨的意见，仍接连不断，没有一个皇帝在原则上加以拒绝。同上卷一九六《夏言传》：世宗时上疏言：“今陛下维新庶政，请日视朝，后御文华殿，阅章疏，召阁臣面决；或事关大利害，则下廷臣集议。不宜谋及亵近，径发中旨。圣意所予夺，亦必下内阁议而后行，绝壅蔽矫诈之弊”。“帝嘉纳之”。所谓“圣意所予夺，亦必下内阁议而后行”，等于说皇帝的决定要经过内阁讨论同意，方得实行。同上卷二四《叶向高传》：熹宗时复入阁，疏言“臣事皇祖（神宗）八年，章奏必发臣拟。即上意所欲行，亦遣中使传谕。事有不可，臣力争，皇祖多曲听，不欲中出一旨。陛下……信任辅臣，然间有宣传滋疑议，宜慎重纶音，凡事令臣等拟上”。“帝优旨报闻”。这条材料和上面夏言疏文精神完全一致，而是用事实证明了这一制度的存在。

当然，由于君主拥有至高无上权力，各个君主的性格并不相同，每届内阁成员又各有特点，所以君主与内阁矛盾后，越过内阁，迳发中旨处理政务之事也不少。如同上卷一八一《李东阳传》：武宗时在内阁，“帝欲调宣府军三千入卫，而以京军更番戍边。东阳等力持不可，大臣台谏，皆以为言。中官旁午（向内阁）索草敕，帝坐乾清宫门趣之，东阳等终不奉诏。明日，竟出内降行之”，即其一例。然而另一面从此例又可看出，处理政务的正规途径应是通过内阁，所以才会发生中官旁午催促，武宗亲自焦急督阵的情况，只是由于不得已，第二天才下内降，而东阳等拒绝中旨，安然无恙，也是合法之证明。《明会要》卷三十《职官二》：万历末，帝“遣内使至工部侍郎林如楚私寓宣敕旨，以奉御汪良德奏准修咸安宫也。辅臣言‘明旨传宣，定例必由内阁下科臣，然后发钞。若不由内阁，不由科发，不经会极门（紫禁城南部通往内阁之门），不由接本官，突以二竖传宣（中旨）于部臣之私寓，则从来未有之事。向来（如君主）建议诸臣，以旨从中出，犹且虑之，况臣等竟不与闻乎？’不省”。这就是说，不先经票拟的中旨只是皇帝个人意见，随意性大，容易出错（故“犹且虑之”），所以早已定例必下内阁，由内阁决定是否奉行。奉行，则通过六科给事中，依正常途径下达；不奉行，大概便得封还中旨。不经内阁，皇帝迳下中旨传宣部臣执行，则是违例的。由此可见，明代皇帝虽有时迳下中旨处理政务，似乎由他独断专行，实际上并不合乎惯例、制度，皇帝自己心理上大概也得承受很大负担，怕成不了“明君”，所以明神宗对阁臣的抗议，只得以“不省”了之。反过来也就证明，一般情况下，必得受内阁的限制。

第三，和内阁相配合，还有六科给事中也在制度上直接起着限制皇权的作用。按给事中唐宋本属门下省，金废门下省，明初设六科（吏、户、礼、兵、刑、工）给事中，成为独立机构（清改隶都察院）。其重要权力之一就是：皇帝所下中旨，内阁未反对，草成敕诏；或内阁票拟，合皇帝心意，批准执行，都得再发至给事中处详审。如以为有害整个统治利益，同样可以封还诏书（《明史》卷七四《职官三》）。同上卷九《宣宗本纪》：“谕六科，凡中官传旨，必覆奏始行。”前面已讲，覆奏约始于北魏、北齐之际，宣宗此谕实际上某种程度也是对君主自己专权的一种限制。《明会要》卷三七《职官九》：嘉靖年间，“都察院疏请差御史巡盐，不下阁票拟，（中旨）批答稍误，（迳下六科），户科给事中黄臣谏曰：‘我朝设立内阁，凡百章奏，先行票拟。今使内阁虚代言之职，中贵肆专擅之奸。关系匪细，渐不可长。容臣封还原本，以重命令’。疏入，即加批如制”。同上卷二一五《骆问礼传》：上疏穆宗，“言诏旨必由六科诸司，始得奉行，脱有未当，许封还执奏”。证明此制一直存在。这样，除内阁外，便又多了一重对皇帝独断专行之限制。

先帝不以臣篇5

关键词：李密 晋武帝 时代背景 艺术魅力

《陈情表》是蜀汉降臣李密请求晋武帝允许他辞官不就、终养祖母所上的奏章。李密原是蜀国的大臣，晋灭了蜀汉政权，希望借助有名望的旧臣协助管理、巩固统治。于是晋武帝下诏，征召李密入朝为官。在多次征召之下，李密便呈上了这篇《陈情表》。据《晋书・李密传》：“武帝览之曰：‘士之有名，不虚然哉！’”《华阳国志》：“嘉其诚，赐奴婢二人，使郡县供其祖母奉膳。”《晋书・李密传》：“后刘终，服阕，复以洗马征至洛。”可见这篇《陈情表》打动了晋武帝，让晋武帝最终同意了李密的请求。

降臣李密的《陈情表》何以能打动晋武帝呢？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时代背景；二是李密能以朴素浅谈之语传真挚浓郁之情。

我们分析李密写作的时代背景。首先从朝廷角度而言，司马氏集团通过阴谋和屠杀建立了西晋政权，为了巩固统治，提出以“孝”治理天下。那晋武帝为什么要这样重用李密呢？第一，当时时局动荡，东吴尚据江左，为了减少灭吴的阻力，收笼东吴民心，晋武帝对亡国之臣实行怀柔政策，以显示其宽厚之胸怀。第二，晋武帝承继汉代以来以“孝”治天下的策略，实行孝道，以显示自己清正廉明，同时也用“孝”来维持君臣关系，维持社会的安定秩序。而李密当时以“孝”闻名于世，当过官很有名气。所以皇帝希望他能出来做官来服民心。并且希望进一步扩充领土就更加希望天下人以为晋朝清明来进一步取得他国民心。

其次从李密角度而言，他原是蜀国旧臣，担任过后主刘禅的郎官，表现出相当高的外交才能，为人刚正，颇有文名。作为蜀汉旧臣，故国灭亡才三四年，难免有伤感之情、怀旧之意，而且在他心目中后主刘禅是一个“可以齐桓”的人物，对于晋灭蜀汉是有一点不服气的。内心有着浓厚的忠君思想，所谓“一朝君主一朝臣”。从他对司马家族了解的角度来说，他应该知道司马氏集团通过阴谋和屠杀建立了西晋政权，司马氏阴险多疑。可是他对晋武帝又不甚了解，作为前朝的臣子改事新朝，不能没有后顾之忧，盲目做官，安知祸福。这些都是李密应该考虑的。此外，李密确实有一个供养祖母刘的问题，像文章中说的“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

除了时代背景之外，最能打动晋武帝的还是作品本身的艺术魅力。

就文章内容而言。全文围绕“孝”大做文章。由于晋是从曹魏政权手中篡夺过来的，所以羞于标榜封建时代的“忠”，改为标举“孝”为治国之本。《陈情表》紧紧围绕“孝”来展开，让李密达到了暂缓入朝为官的目的。面对新主子晋武帝，他知道难免对自己的猜疑之心。向皇帝陈情时必须陈述真挚情感，如果是虚情假意，那就会冒犯龙颜，甚至犯欺君之罪。

他首先向皇帝诉说自己从小的不幸遭遇。孩提时代，父丧母嫁，失怙失恃；成长时代，体弱多病，零丁孤苦。从中可见祖母对己的养育之过程何其艰辛，养育之恩情何其深重！成人之后，无亲无戚，晚有儿息；如今现实，祖母卧病，侍药难离。从中可见自己对祖母的侍奉之责任何其难舍。最后用“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一句话浓缩了祖孙二人凄苦相依的命运，也表露了他沧桑过后的人生感慨。这样，在祖母卧病床褥之时，“臣侍汤药”就不仅是一般的尽孝，更是一种相依为命的责任。这非常符合朝廷的治国之本。

接着陈述这种相依为命的责任与朝廷征召之间的矛盾。首先是进退两难之事，一方面是朝廷的征召。察孝廉，举秀才，拜郎中，除洗马。四次征召，先地方，后朝廷。另一方面是相依为命的责任。祖母供养无主。其次是狼狈不堪之情。一方面是诏书切峻，郡县逼迫，州司临门。真可谓国恩难报，君情难违。另一方面是刘氏疾病日重。实在是养恩难忘，亲情难舍。李密巧妙地把朝廷的要求和自己尽孝尽责的要求的外在矛盾转化自己的内心的矛盾。这样对待朝廷的“逼迫”一方面既无抱怨之意，更无不满之情；另一方面却表达了感激赏识之意。也不会冒犯晋武帝了。

再接着他向朝廷陈述了如何解决内心矛盾的方法。李密屡召不应，再加上“少仕伪朝，历职郎署”，难免让晋朝统治者产生怀疑。是贪恋旧朝，“忠臣不事二君”；还是疑虑“圣朝”，顾虑重重？无论哪一种都可能给李密带来杀身之祸。于是李密先陈述自己尽孝侍奉祖母符合“以孝治天下”的立国之本，为自己侍奉祖母、辞官不做找到了官方依据。把上文“尽忠”与“尽孝”两个原本对立的矛盾统一到“孝”字上，“尽孝”虽是私情，但更是朝廷立国之本。这是晓之以理。在此基础上，为了打消晋武帝的猜疑之心，又陈述自己虽“少仕伪朝，历职郎署”，但是“本图宦达，不矜名节”。而晋武帝对待这个“至微至陋”的“亡国贱俘”“过蒙拔擢，宠命优渥”，那么李密就应该“士为知己者死”，怎么可能徘徊犹豫、另有所图呢？ 前朝降臣恩荣加身，必然要欣慰、惶恐，感奋无已，效忠不二，这正是武帝所急切希望的。这又进一步打消了武帝的一些疑虑。既不是守节蜀汉，也不是拒官新朝，那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祖母刘氏的“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这是动之以情。这样，既解决了前面遇到的矛盾――先“尽孝”，又表达了对晋武帝的忠诚。

最后，陈述自己辞官尽孝并不会影响今后为朝廷效忠。李密先通过两组对比，清楚地陈述“效忠”与“尽孝”只有为时极短的矛盾，稍稍从长远着眼就根本没有矛盾，也是合情合理地提出解决“效忠”’与“尽孝”暂时发生矛盾的有力依据。接着提出了“乌鸟私情，愿乞终养”的请求。它是“愿乞终养”的根据，也是治天下的根本所在，完全符合“以孝治天下”的纲领。这样使晋武帝感到，即使不从作者的处境考虑，而从“以孝治天下”这个国策出发，成全了作者的请求，可以收民心，可以服官吏，又可以感神`，更可以慰作者，一举四得，何乐而不为？为了再一次使武帝放心，作者最后提出“生当陨首，死当结草”的保证。以一个降臣的口吻概括地表达了格外恭谨的想法。这是“犬马”，是“怖惧”，更是“不胜”，非常适合一个新朝君主所希望听到的降臣朴实、真切而能扣人心弦、令人怜悯的语言，怎不使晋武帝感动得答应李密的请求呢？

其次，就文体而言。在古代臣子写给君王的呈文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名称。到了汉代这类文章被分成四个小类，即章、奏、表、议。刘勰在《文心雕龙・章表》里说：“章以谢恩，奏以按劾，表以陈情，议以执异”。可见，“表”的主要作用就是表达臣子对君主的忠诚和希望。抒情手法的运用，即“动之以情”是这一类文体的基本特征。《陈情表》能够打动晋武帝与文体的选择是有一定关系的。

再次，就艺术手法而言。强烈的感彩是其一大特色。无论是述自己的孤苦无依之惨状，还是叙述自己与祖母相依为命之亲情，以及自己对朝廷恩遇的感激和对晋武帝的忠敬之心。这一切都是以充满情感的笔调来抒写的。其次语言的形象生动。全文以四字句为主，简洁清亮，文笔流畅，音韵和谐。有对偶句、比喻句。但是语言又非常朴素自然，从肺腑中流出，不见斧凿痕迹。整篇文章，李密能以朴素浅谈之语传真挚浓郁之情，催人泪下，让晋武帝化怒为怜，予以怀柔，终于恩准了李密的请求。

先帝不以臣篇6

【朝阳】阅读下面两段文言文，完成第14-17题。隆【甲】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乙】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因屏人曰：“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而智术浅短，遂用猖蹶，至于今日。然志犹未已，君谓计将安出？”隆14．下列语句中加点字意思相同的一项是（2分）隆A．尔来二十有一年矣 徒以有先生矣 B．故五月渡泸 故不错意也C．苟全性命于乱世 苟富贵，无相忘 D．遂用猖獗 士卒多为用者15．解释下列语句中加点词的意思。（2分）隆（1）先帝不以臣卑鄙隆 （2）至于斟酌损益 16．用现代汉语翻译下面的语句。(2分)隆（1）后值倾覆 翻译: （2）夙夜忧叹 翻译: 17．乙文先主说“欲信大义于天下”具体指的是： ① ② ③ （请用甲文中的语句回答）（3分）答案：14. 答案：B （2分）15．答案：（1）身份低微，见识短浅 （2）兴办，增加 （共2分。每小题1分）16．答案：（1）后来遇到兵败 （2）早晚忧愁叹息 （共2分。每句1分）17．答案：①攘除奸凶 ②兴复汉室 ③还于旧都 （共3分。每点1分）

先帝不以臣篇7

“他实在没穿什么衣服呀！”的叫喊声老在皇帝的耳朵边嗡嗡作响。皇帝有点沉不住气了，他把内臣们召进议事大殿。

内臣们一个个面面相觑，尽无言语，站在大堂之下，提心吊胆。

皇帝发问了：“诸位大臣认为今天的游行大典如何呀？”

内臣们异口同声地回答：“好极了，好极了！”谁敢说一个“不”字呢？

“那么，我的新衣服漂亮吗？”

“漂亮极了，华丽极了，精致极了，真是太美了，真是美极了，真是天下无双------”内臣们争先恐后地发表溢美之词。

“你们有没有听到其它的说法呀？”皇帝试探地问。

“没有听到，确实没有听到，绝对没有听到！”内臣们一个个振振有词，有的还拍着胸脯，表示以人头担保。

“我怎么听到有一个小孩叫了声……”

还没等皇帝说完，那位诚实的老大臣就抢先说：“那是一个傻孩子。”

“对，对，对，那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傻孩子！”内臣们七嘴八舌地附和着。

另外一位诚实的官员趋前一步说：“皇上，你想呀，那孩子要是不傻，他能说这种傻话吗？他是一个愚蠢得不可救药的小傻瓜。”

皇帝的疑云在内臣们的花言巧语中慢慢地消失了。他又觉得百姓们所讲的话似乎是假的了；既然，百姓们讲的是假的，那么自己穿的新装就是真的了。

先帝不以臣篇8

在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历史中，被史家评为治安良好、百姓能够安居乐业的时期，只有西周初期的“成康之治”、西汉初年的“文景之治”、唐初的“贞观之治”。本长篇连载讲述的是“文景之治”。文，是指汉文帝刘恒；景，是指汉文帝的儿子汉景帝刘启，这两个皇帝先后统治汉朝整整四十年。“文景之治”后来被当作中国传统政治的典范。历史可以照亮现实，“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为此，本刊特连载复旦大学法学院郭建教授的《正说“文景之治”四十年》，以飨读者。

汉文帝当皇帝的时间有23年，自从中国有皇帝以来，已经算是创造皇帝在位时间的第一个长时间执政纪录了：秦始皇12年，秦二世3年，汉高祖12年，汉惠帝7年，吕后8年。到了公元前157年的农历六月份，汉文帝患上重病。尽管他只是刚满了46周岁，可他却预知到自己快不行了，就开始安排自己的后事。

感人的遗言

汉文帝在死以前做了一道非常感人的遗诏，要求向臣民颁布。

遗诏的开头部分以谈论人生哲学开始：

“朕听说凡是天下万物只要有生，就没有不死的。死亡这件事是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实在是用不着特别哀伤。现在世间的人们，都喜欢生而讨厌死，为了厚葬不惜倾家荡产，为了服满丧服不惜伤害健康，我很是不赞同。”

遗诏的以下部分把汉文帝一贯保持的低姿态做人的风格发扬到了极致：

“况且朕既不德，对于百姓没有什么帮助；现在要死了，还要使百姓穿着丧服很长时间，违反寒暑的穿着惯例，使父子悲伤，伤害长幼的志向，减损人们的饮食，断绝对于鬼神的祭祀，那不是在加重我的不德吗？！怎么对得起天下！”

“朕获得奉祀祖先宗庙机会，以眇眇之身而高居于天下君王之上，已经二十多年了。全托天地之灵，社稷之福，境内保持了安宁，战事很少。朕既不敏，经常害怕犯错，以至于羞辱了先帝的遗德；时间长了，又怕不能善始善终。现在终于得以天年，也得以追随高祖。这是对朕之不明的嘉奖，怎么会有什么悲哀的感觉！”

这位细心的皇帝将自己的后事布置得也是无微不至：

“其令天下吏民：丧事传达后只需要服丧三日，三日后吏民都要脱去丧服。各级官府不得禁止百姓娶妇、嫁女、祭祀神灵、饮酒食肉。应该从事丧事事务的，都无需穿着给父母服丧的‘斩衰’丧服（不缝衣边的丧服），带宽度不要超过三寸，也不要在车辆上和兵器上蒙上白布，不要动员男女百姓到皇宫里来哭丧。宫殿里按礼应该哭丧的，每天的白天和傍晚各放声哭上十五声，行礼结束后就停止。不是在白天、傍晚固定的行礼时间的，禁止宫殿里擅自哭丧。下葬后，有关人员穿着大功（粗的熟麻布）的丧服十五日，换穿小功（较细的熟麻布）十四日，再换穿细麻布的丧服七日，就可以脱去丧服。其他没有在本法令中明确规定的事项，比照本法令施行丧事。布告天下，使臣民都明知朕的意思。霸陵（汉文帝预定的墓地）山川都要保留原样，不要更改。夫人以下直至最低的少使称号的嫔妃（按照当时的法律，皇帝的嫔妃分为夫人、美人p良人p八子p七子p长使p少使七个等级）全部放回娘家。”

汉文帝还另外命令，由中尉周亚夫为车骑将军负责指挥出丧的行列；典属国（管理降顺的外族事务的大臣）徐悍为将屯将军，负责指挥附近各地驻军；他最信任的郎中令张武为复土将军，担任安葬汉文帝的棺柩的总指挥，并给陵墓复土封存。汉文帝还明确规定，出丧动用的人力：总人力为三万一千人，其中长安附近的属县征发一万六千人，关中地区的其他县征发一万五千人。

这些丧事的细致安排，突出的都是节哀与节俭，谨慎地防止大办丧事引起民力匮乏。

在两千多年前，一个专制君主的遗嘱居然能够这样清醒，这样冷静地为自己来个盖棺定论，实在是太难得了。这究竟是汉文帝高尚的人格体现、还是他的政治智慧的最后表演？他对自己的这样低调的评价，究竟是否仅仅是姿态、还是真诚？

尊为楷模

汉文帝在活着的时候，下达诏书中讲到自己的总是“不德”、“德薄”，可是当时的人们并不这样认为，尤其是他的继承人、太子刘启不这样认为。

汉文帝死后的第六天，群臣讨论决定给他上一个尊号“孝文皇帝”。太子也在这一天到了汉高祖的宗庙，宣布即位。

刘启当了四个月的皇帝后，决定要给自己的父亲一个明确的历史地位。他下诏说：

“听说远古的时候‘祖’是有功的祖先的尊称，‘宗’是有德祖先的尊称，制定的礼乐也各有不同。听说歌是赞扬德的，舞是表彰功的。高皇帝太庙举行祭祀仪式，要奏武德的乐曲，表演文始p五行的舞蹈；惠皇帝的神庙举行祭祀仪式，表演的是文始p五行之舞。而孝文皇帝驾临天下以来，打通关卡，远方都成一家。废除诽谤罪名，革去肉刑酷刑，赏赐乡间长老，收恤民间孤独，以养育众生。自己减除嗜欲，不受诸侯贡献，不谋个人私利。处罚罪人不连累其家属，不杀无辜的人。废除宫刑，放出宫中的美人，唯恐断绝人的后代。朕既不敏，不能知道全部历史，但孝文皇帝的这些举措都是上古所不及，而孝文皇帝亲自施行。德厚侔天地，利泽施四海，没有不获得利益的人。他的英明就如同日月一般，但是祭祀仪式的舞乐却不相称。朕很是忧虑。请为孝文皇帝庙祭祀仪式配置昭德之舞，以彰明厚德。并且将祖宗的功德着于竹帛，施于万世，永永无穷，朕甚嘉之。请与丞相p列侯p中二千石p礼官详细讨论礼仪上奏报告。”

既然皇帝明确表态，丞相申屠嘉带领群臣以这道诏书为原则，制定了具体的礼仪制度：

“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这是臣申屠嘉等等臣下因愚昧所不及的。臣等谨议：功莫大于高皇帝，德莫盛于孝文皇帝，因此高皇帝庙宜为帝者‘太祖’之庙，孝文皇帝庙宜为帝者‘太宗’之庙。以后的天子应世世代代在祖、宗之庙举行献祭的典礼。各个郡国、诸侯也应该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庙，诸侯王、列侯每年要向朝廷的祖宗之庙贡献祭祀费用、派代表参加仪式。请着之竹帛，宣布天下。”

显然，汉景帝与大臣们根本不接受汉文帝生前再三宣称“不德”、“德薄”的自我评价，相反，他们都认为汉文帝最突出的品质就是“有德”、“厚德”。

官方正式定调以后，历代的史学家基本上都按照这个路子去评述汉文帝。司马迁在写《史记・孝文本纪》的最后有一段“太史公曰”：

“孔子说‘必世然后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就是说立国三十年后就可以实现‘仁’政，好人治理国家百年，也可以消除残暴与杀戮。这话说得太好了！汉朝兴起后，至孝文帝去世已经有四十余载，德至盛也。应该可以庄重的改正服色（改变沿袭秦朝水德、尚黑的传统）、封禅泰山启告上天了，只是因为汉文帝的谦让没有实现。呜呼，岂不仁哉！”

司马迁已经将汉文帝的评价提高到“盛德”了。那大概是因为他在写作《孝文本纪》时投入了太多的个人情感，借着批判他所处的那个“今上”（汉武帝）时代的恶俗。

后来班固写《汉书・文帝纪》，大概因为是处在儒家“德教”政治的朝廷方针之下，在最后的赞语里就不再强调汉文帝个人的“德”，而是强调汉文帝“专务以德化民”，说汉文帝是专门以“德”教育、引导臣民，才得到了“海内殷富，兴于礼义”的局面。以后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也重复了班固的结论。

那么，汉文帝真是如他的儿子、群臣以及历史学家们所说的那样，是一个真诚的道德的实践者抑或是一位伟大的道德的灌输者？他治理汉朝社会的成就也是因为他的伟大的道德感召力抑或道德的灌输力而得到的吗？个人的道德真的在历史上有这样伟大的作用吗？

均衡大师

和古今中外的专制君主相比，汉文帝确实具有过人的人格感召力，有着帝王难得的自我约束的自觉性。不过这应该不是他当皇帝时期治理成绩的唯一因素，甚至也不是主要的因素。

自从孔夫子编写鲁国的《春秋》编年史以后，因为其他诸侯国的史书都被秦始皇付诸火堆了，只有这本被儒家的弟子们细心地以口口相传的方式保留下来，成为以后读书人写史书的标准文本。而孔夫子在《春秋》里鼓吹的，是一种泛道德史观，将一切历史演变都简单地归纳为道德水平因素，强调统治者本身作为道德楷模的强大感召力，以及对于臣民施行道德教育的强大影响力。孔夫子之所以突出道德的力量，大概是因为他看到了太多的统治者的荒唐行径，他是站在道德立场上对他所处的时代进行大批判，未免把道德的力量夸大到了极限以上的地步。他以为道德高尚的统治者将像北极星那样吸引住臣民环绕周围，上层人物“君子”的高尚道德则会像季风一样，决定下层百姓“草民”们的取向。他以为只要君主加强对于臣民的道德教育，国家就会得到大治。

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时候，正是儒家学说开始在政治舞台上卷土重来的时候。而他看到的统治者太多的黑暗面，也促使他更相信道德的力量是无穷的，希望历史的启示与教训能够对当时以及以后的统治者有一定的警戒作用。因此他在基本的历史观上还是接受并阐发儒家的观点。他将半个多世纪以前的汉文帝树立为道德的楷模，为汉文帝未能改正服色正朔、封禅泰山表示惋惜，也隐隐有批评“今上”汉武帝自己的道德水平还远远不足，却一直企图改动服色正朔、封禅泰山的野心的意思。

实际上从以上的叙述我们大概已经可以明白，汉文帝真正了不起的是他能够自觉主动地把握住各个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的均衡，他是一个均衡大师。

他唤起了政治上“民心”的重要性。从第一道诏书开始，“民”就开始频繁出现在他的文告及命令中。尽管平民并不成为一个有发言权、有影响力的集团，但是他通过普遍赐予、允许买卖爵位的办法来提升百姓的社会地位，通过革除严刑峻法以及“轻徭薄赋”来给予百姓实惠，使皇帝与百姓之间建立起信任感，成为牵制各大既得利益势力集团不敢轻易反叛的潜在的因素。

汉文帝的上台，是一个功臣集团与皇族集团的妥协、而以功臣集团为主导的结果。汉文帝登基后，并不去破坏这种妥协，而是更主动、更自觉地注意平衡各个集团的力量。

首先是着力通过对周勃这个象征性人物的暗中排挤打压，以及列侯前往封国的手段，将功臣集团的势力压缩到不至于威胁皇权的程度。但是他并不打算过度削弱功臣集团的政治势力，表现在他把丞相的位置总是保留给功臣集团代表人物，军事指挥权力也仍然给功臣集团保留――除了关键的京师地区的军队集群。

其次，他试图提升皇族集团的拱卫朝廷的作用，除了当初差一点就代替他登基的齐王家族外，他对于其他的皇族集团采取扶植的措施，力图让皇族诸侯国成为皇权的主要支柱。不过当经提醒提防皇族诸侯国的离心倾向后，他也能果断进行纠正。

再次，汉文帝又大力提升平民阶层的一些人物来参与朝政，逐渐向功臣、皇族两大既得利益集团把持的朝政掺入沙子，逐渐开启平民人物取代元老的趋势。

这位均衡大师还在政治天平上投入了更重要的砝码，这甚至可以说是汉文帝更主要的政治遗产。

那么，这项遗产究竟是什么呢？

政治遗产

汉文帝在政治均衡天平上投下的最重要的砝码，就是皇帝本人执掌的朝廷决策权。

汉朝建立以来，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君臣共治”的局面。陈平对汉文帝所言，丞相的作用在于辅佐皇帝走正路，不理具体政务的言论，或许有一定的真实性。政治决策权在一定程度上是丞相、御史大夫及皇帝共同掌握的。

为了防止被功臣集团把持的朝政一边倒，汉文帝在决策体制上大力引进、提拔由皇帝直接控制的身边的“宦皇帝者”、谋士们来参与决策。最突出的如袁盎、贾谊、晁错这些非贵族出身，同时也没有朝廷重臣位置的谋士，成为他决策的主要帮手。

同时，汉文帝在原来的“宦皇帝”与“官吏”之间进行人员的交流，宦皇帝者经常被推荐到朝臣集团担任大臣。像张释之这样从皇帝侍从出任九卿的并不少见。结果等到下一任皇帝的时候，这种区别差不多已经被人遗忘了。

皇帝本人周围形成的这个小圈子，由于获得了参与决策的权力，成为政治天平中最重要的砝码，很快成长为足以对抗其他的政治集团势力的一个政治力量。

这样的圈子最令皇帝放心的，一般都是皇太后及皇后的亲戚，即所谓的“外戚”来把持。可是在汉文帝的时候，由于功臣集团高度警惕再出现第二个吕氏现象，因此汉文帝只能隐忍不发。甚至只能将自己的舅舅薄昭忍痛赐死，或者是压下小舅子兄弟的官职，来谋求恢复均衡格局。

不过既然皇帝周围的圈子已经形成，皇帝依靠自己人而不是丞相朝臣来行使决策权力的惯例已经出现，那么外戚参政只是迟早的事。只要后来的皇位继承人没有汉文帝那样的政治智慧，或者其他的政治集团势力逐渐分化衰败，外戚必将成为最强大的集团。而一旦外戚也成长为皇帝的异己力量，刀光剑影的宫廷也就是完全可以想象的结局。

汉文帝这位均衡大师开创了这个趋势。他没有办法把自己对于均衡的深刻领悟，以及均衡绝技传递给继承人。

在古代世界的绝大部分地方，这种政治均衡局面都是这样，那只是属于特殊历史时期、特殊历史人物的创举，在历史长河中这样的均衡局面往往只是一小段河道。随之出现的，总是一两个集团的势力无限扩张，最后严重压缩其他集团的利益，引发政治地震，全社会陷于战乱，通过社会的大破坏来恢复到平衡。

只有在地中海北岸的巴尔干半岛、亚平宁半岛上一些零零星星的城邦国家，在汉文帝以前好几个世纪以前，就形成了一种以各政治集团的协议来固定政治均衡局面的办法，当然这是以废除王权、轮流执政为前提的。而在汉文帝以后1400多年，在西欧一个小小的岛国英格兰，也想出来一种保留国王，但国王必须遵守与各集团达成的协议，决策权力由各集团代表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来行使的办法，使得社会内部的冲突被局限在一个不无限制使用武力的底线之上。即便如此，这样的协议真正发挥作用，也是基本构架形成后又历经几百年的和平与战替，才最终固定下来。

我们没有办法去苛求汉文帝，他做到了他那个时代一个皇帝能够做到的一切，对于他开创的这个趋势，他自己无法预见，也无法负责。

先帝不以臣篇9

翻看史书，数千年的王朝更替，其中的纷乱总是让人唏嘘不已，其中的玄机也让人难以捉摸，毕竟，当无数次你方走罢我登场的大戏，变成了密密麻麻的文字，最终形成厚厚的史书之后，便消失无踪。对于那些往事，后人只能靠这些文字去想象，去猜测。所以，《寻秦记》主人公项少龙穿越时空回到战国时期的故事，虽然引人入胜，但却只是一个玄幻的想法而已。

不得不说，历史总是会开些莫名其妙的玩笑。而这些玩笑，恰恰满足了后人的猎奇心，所以在各种各样的解构下，历史更具备了玩笑的意味，哪怕是一种冷幽默。但是，历史也总是会开同样的玩笑，第一次开玩笑会引人注意，第二次再开的话，就会让人觉得没意思。

比如，秦朝的赵高善于察言观色、逢迎献媚，深受秦始皇和胡亥的赏识和信任。这位秦朝第一号奸臣曾经犯下重罪，按律要处死刑，却被秦始皇赦免并复其原职。按照常理来看，这样的恩宠不可谓不大，但这位早已谙熟了宫廷权力之争的残酷的宠臣，却违背秦始皇病逝前立下的遗诏，拥立了秦二世。秦二世本来就和他关系密切，这样一来便更看重他，于是君臣勾结，制造出了一幕又一幕令人发指的惨剧，并为后世留下了一个成语――指鹿为马。但到了后来，赵高却杀死了秦二世，打算另立傀儡，不料却被人识破并诛杀。

再比如，明代魏忠贤，虽是太监，但却权倾朝野。皇帝是万岁，他是九千岁，君臣之间只差一千岁，这在历朝历代都难遇到。走红的时候，仗着皇帝的恩宠，挑拨离间，添油加醋，滥用酷刑，无所不用其极。更厉害的是，他人还没死，到处都是他的生祠，比皇风光。但这位的下场也不好，整人无数，最终也被整掉了，真个印证了一句话：“不是不报，时候不到。”

历史上的奸臣实在多得数不过来，但这两位却属于奸臣中的“超男”。一方面，两人都善于拍皇帝的马屁，马屁拍多了，皇帝就高兴了，皇帝一高兴便大为赏赐。在皇帝眼中，此等人便是大大的忠臣，比谁都强。另一方面，两人都热衷于权力，谋求权力的最大化。狗有食物尚且不会咬人，但这两位得到“食物”之后却是加倍咬人。更为可怕的是，这两位在官场中制造的恐怖气氛，严重地影响到了帝国的安危。但别忘了，作威作福总是会有尽头的。“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再牛的奸臣，充其量也就奸一时，而不能奸一世，最后的下场也好不到哪里去。

历史就喜欢开玩笑，越是这样的奸臣，作为主子的皇上越喜欢。在今人看来，就算再昏聩无道、沉迷于声色犬马，皇帝也能分辨是非。他完全可以把朝政交给忠臣去干，干吗恩宠奸臣呢？比如乾隆爷，知道刘墉和纪晓岚水平都很高，他偏偏喜欢和|，实在叫人感到郁闷！

分析原因，无外乎以下几方面：

先帝不以臣篇10

史可法

大明国督师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史可法顿首谨启大清国摄政王殿下：

南中向接好音，法随遣使问讯吴大将军，未敢遽通左右，非委隆谊于草莽也，诚以大夫无私交，《春秋》之义。今倥偬之际，忽奉琬琰之章，真不啻从天而降也，循读再三，殷殷致意。若以“逆贼”尚稽天讨，烦贵国忧，法且感且愧。惧左右不察，谓南中臣民偷安江左，竟忘君父之仇，敬为贵国一详陈之。

我大行皇帝敬天法祖，勤政爱民，真尧舜之主也。以庸臣误国，致有三月十九日之事。法待罪南枢，救援莫及，师次淮上，凶问遂来，地坼天崩，山枯海泣。嗟乎！人孰无君，虽肆法于市朝，以为泄泄者之戒，亦奚足谢先皇帝于地下哉！

尔时南中臣民，哀恸如丧考妣，无不拊膺切齿，欲悉东南之甲，立翦凶仇。而二三老臣，谓国破家亡，宗社为重，相与，迎立今上，以系中外之心。今上非他，神宗之孙，光宗犹子，而大行皇帝之兄也。名正言顺，天与人归。五月朔日，驾临南都，万姓夹道欢呼，声闻数里。群臣劝进，今上悲不自胜，让再让三，仅允监国。迨臣民伏阙屡请，始以十五日正位南都。从前凤集河清，瑞应非一，即告庙之日，紫气如盖，祝文升霄，万目共瞻，欣传盛事。大江涌出楠梓数十万章，助修宫殿，岂非天意也哉！越数日，遂命法视师江北，刻日西征。忽传我大将军吴三桂借兵贵国，破走逆贼，为我先皇帝发丧成礼，扫清官阙，抚辑群黎，且罢剃发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举动，振古铄今，凡为大明臣子，无不长跪北向，顶礼加额，岂但如明谕所云“感恩图报”已乎！谨于八月，缮治筐篚，遣使犒师，兼欲请命鸿裁，连兵西讨。是以王师既发，复次江淮，乃辱明诲，引《春秋》大义来相诘责，善者言乎！推而言之，然此文为列国君薨，世子应立，有贼未讨，不忍死其君者立说耳！若乎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宫皇子，惨变非常，而犹拘牵不即位之文，坐昧大一统之义，中原鼎沸，仓卒出师，将何以维系人心，号召忠义？紫阳《纲目》，踵事《春秋》，其间特书，如莽移汉鼎，光武中兴；丕废山阳，昭烈践祚；怀愍亡国，晋元嗣基；徽钦蒙尘，宋高缵统。是皆于国仇未翦之日，亟正位号，《纲目》未尝斥为自立，率皆以正统予之。甚至如玄宗幸蜀，太子即位灵武，议者疵之，亦未尝不许以行权，幸其光复旧物也。

本朝传世十六，正统相承，自治冠带之族，继绝存亡，仁风遐被，贵国昔在先朝，夙腐封号，后以小人构衅，致启兵端，先帝深痛疾之，旋加诛戮，此殿下所知也。今痛心本朝之难，驱除乱逆，可谓大义复著于《春秋》矣。若乘我国运中微，一旦视同割据，转欲移师东下，而以前导命元凶，义利兼收，恩仇倏忽，奖乱贼而长寇仇，此不惟孤本朝借力复仇之心，亦甚违殿下仗义扶危之初志矣。昔契丹和宋，止岁输以金缯；回纥助唐，原不利其土地。况贵国笃念世好，兵以义动，万代瞻仰，在此一举。若乃乘我蒙难，弃好崇仇，规此幅员，为德不卒，是以义始而以利终，为贼人所窃笑也。贵国岂其然乎！

往者，先帝轸念潢池，不忍尽戮，剿抚互用，贻误至今。今上天纵英武，刻刻以复仇为念，庙堂之上，和衷体国；介胄之士，饮泣枕戈；忠义兵民，愿为国死。窃以为天亡“逆闯”，当不越于斯时矣。语曰：“树德务滋，除恶务尽”。今“逆贼”未伏天诛，谍知卷土西秦，方图报复。此不独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贵国除恶未尽之忧。伏乞坚同仇之谊，全始终之德，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共枭“逆贼”之头，以泄敷天之忿。则贵国义问，照耀千秋；本朝图报，惟力是视。从此两国世通盟好，传之无穷，不亦休乎？至于牛耳之盟，本朝使臣，久已在道，不日抵燕，奉盘孟从事矣。法北望陵庙，无涕可挥，身蹈大戮，罪该万死。所以不即从先帝于地下者，实为社稷之故。传曰：“竭股肱之力，继之以忠贞。”法处今日，鞠躬致命，克尽臣节而已。即日奖率三军，长驱渡河，以穷狐兔之窟，光复神州，以报今上及大行皇帝之恩。贵国即有他命，弗敢与闻，惟殿下实昭鉴之！

弘光甲申九月十五日。

【译文】

大明国督师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史可法顿首谨启大清国摄政王殿下：

前一时，在南方听到了好消息，可法随即派遣使者去向吴大将军问候，不敢贸然向殿下致意。并不是将殿下的情谊搁在一旁，只因为大夫之间不能有私交，是《春秋》大义。现在国务繁忙之际，忽接殿下的华章，真象是从天而降。大函已反复拜读，其中情意恳切。讲到“逆贼”还迟迟不能讨伐击溃，使贵国为此而烦恼，可法是既感激，又惭愧。只恐殿下的左右不明真情，说南方的大臣与百姓偷安于江南，竟然忘却皇室的仇敌，因此，可法特地向贵国详细陈述一下情况。

我们的先皇帝敬畏天神，遵守祖先法制，勤于政事，热爱百姓，真是尧舜一样的圣君。只因臣下昏庸而误了国事，以致发生了三月十九日的惨变。可法位居南都要职，不及带兵北上救援，军队刚抵淮河边上，已收到先皇帝殉国的凶讯。可法得此消息，真如天塌地裂，无限震惊，无限悲痛。唉呀！哪个人没有君王呢！就是把可法在街市上砍首示众，作为耽误救援君王的臣子的榜样，也怎么能让地下的先皇帝原宥我滔天的大罪啊！

那时候南方的臣子百姓，听到凶讯，人人哀伤痛哭，犹如丧失了父母，莫不捶胸切齿，要求倾东南的军队，立即去歼灭万恶的敌人。但是几位老臣，说际此国破家亡之时，应以国家为重，共同商议迎立当今的皇上，以使内外人心安定。当今的皇上不是别人，是神宗之孙，光宗之侄，先皇帝之兄。名正言顺，天神所赞许，人心所归向。五月初一，大驾到临南都，百姓夹道欢呼，声闻数里。群臣劝请皇上登位，皇上悲痛万分，一再谦让，只答应称“监国”。群臣百姓齐集宫门，反复跪请，方于十五日在南都即位。在此之前，凤鸟飞集，黄河水清，吉祥征兆不止一件。在祝告祖庙那天，空中出现如伞一样的紫云，祝文烧化即飞升上天，众目共睹，人人欢欣，传为喜讯。大江上涌出楠木梓木几十万根，用以修造宫殿，这难道不是天意么！几天之后，就命令可法督师江北，限期西征。忽然消息传来，说是我国大将军吴三桂向贵国借兵，攻进京都，赶走了反叛的匪徒，又为我先皇帝按礼节发丧，清除宫庭里叛徒的残余，公告安民，并且废止了剃发的命令，用以表示不忘大明。这类行动，真是古今所未有，凡是大明的臣子，没有一个不是向北跪拜致礼，以手加额，表示庆幸与感激，岂只是如来示所说“感恩又没法报答”而已！因此，特在八月份，整治了薄礼数筐，派遣使者前往慰劳贵军，同时又想请尊意裁决，一起联合发兵，西讨叛逆。为此我大军开拔，又至江淮一带，却收到大函教诲，引用了《春秋》大义来责问，话说得多么得体啊！可是进一步探讨一下，就知道所引《春秋》一段史实，是春秋列国时国君逝世，诸侯的长子虽然应该继位，但弑君之贼尚未讨伐，心里不肯承认国君巳故的一种说法。若是天下都拥戴的皇帝，为国殉难，宫中的太子，遭到了非常的惨祸，而还拘泥于什么“不得书即位”的死条文，恰恰丧失了《春秋》“大一统”的主旨。国内纷乱无主，匆促出兵，将用什么来团结民心，号召忠君爱国？朱熹夫子编著《通鉴纲目》，效法《春秋》笔法，书中大书特书的，有王莽篡位之后，光武帝起兵将他推翻，重建汉朝；曹丕废汉献帝，刘备在成都称帝；西晋怀、愍二帝被害国亡，元帝司马睿继位，建立东晋；宋徽、钦二帝被敌掳去，高宗赵构承接大统。这些史实，都是说在国仇未报的时候，先有人继承帝位，《通鉴纲目》并没有责斥为自立皇位，而全都看作是正统。甚至唐玄宗逃至蜀地，太子李亨在灵武自立为帝，论史者都以为是错误，但也未尝不赞许他能行权宜之计，庆幸他能恢复唐代的王朝。

本朝开国以来，传代有十六位圣君，代代以正统继承，统治天下大小官吏，扶植名门望族，仁爱之风，远达四疆。早在前朝，贵国数次受封，后因为小人挑起事端，以致引起了战争。先皇帝对此非常痛恨，后来就把好人杀死，愿与贵国交好，这件事，是殿下所知道的。现今贵国为我朝遭难而痛心，助我驱除乱臣逆贼，真可说《春秋》大义，再见于今世了。如果乘我国内不靖，把我皇朝看作割据，并且要移军队南下，还把叛臣做先锋，既要获利，又要强词夺理，思仇关系，转眼颠倒，长了造反贼人的志气。这种做法，不但辜负了我朝借兵复仇的苦心，也违背了殿下当初出于义愤、扶助危亡的心意了。古时候宋朝与契丹讲和，只是每年送给金银绸绢；回纥出兵帮助唐朝平乱，并不要求割让土地。何况贵国为了与我朝世代友好，为道义而出兵，这一举动，能使万代传颂。如果乘我危难，与我为仇，企图占领我朝领土，好事不能彻底完成，这样以道义开始却以获利终结，不为贼匪之徒暗笑吗！贵国难道会这样做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