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海瑞传范文

时间:2023-03-14 10:49:50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明史海瑞传,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有的人说,郭沫若的悲剧在于“治学与为官的错位”。我认为郭沫若与吴晗的悲剧,不在于错位与不错位的问题,而是研究学术与从政为官二者不能兼得。治学与为官各有各的一套路数,它们是两股道上跑的车,相去甚远。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处理方法各异,治学要冷从政要热,忽冷忽热,难以适应。就拿治史来说罢,历史学家要想有成就,必须潜身史海,钩校史料,独立思考,严肃认真,挖掘史料深层的内涵,发现前人所未发现的史见,探寻历史发展规律,探索人物的历史作用,以史实为依据,按迹循踪,不能稍加穿凿,方能见出史学家的史胆、史识、史德、人格与个性。

从政为官者,其职能是夺取政权后,千方百计地巩固政权,维护本阶级的利益。政界习惯于紧跟照办,政治运动一个紧接一个,运动一来各级领导必须表态,然后全身心地投入运动,不得有半点犹豫。这是对各级官员的起码要求,必须做到的第一步。

“反”一开始,吴晗就积极参战,猛烈开火。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开成了一个反的大会,在会上吴晗高喊着:“我愤恨,我控诉”,走上了大会主席台,批判说:“章伯钧、罗隆基的主义活动是一贯的,有组织、有计划、有部署、有策略、有最终目的,并且还和各方面的分子有配合,异曲同工,互相呼应,妄想钻党的空子,夺取党的领导权,把今日人民的天下,变为‘章罗同盟’的天下,把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的国家,变成资产阶级的劳动人民受压迫、受剥削的资本主义的国家,实际上是美国式的国家。他们的言论行动是破坏民盟盟章的,是违反宪法的,是反对全国人民的,也是反对民盟的多数盟员的。我愤恨,我控诉。”在批判罗隆基时,吴晗一口气点出了张东荪、曾昭抡、潘光旦、费孝通等十七个人的名字:由此可看出吴晗响应号召,积极投入反运动斗争洪流中。

吴晗是著名的明史专家,早在40年代他写了一本人物传记,第一个本子叫《明太祖传》,出版于1944年6月;第二个本子叫《朱元璋传》,1949年4月出版。随着阶级斗争的调门越唱越高,对农民起义军的评价日益升温,再加之对《朱元璋传》提出了修改的意见,吴晗就一改再改。在1964年版本的《朱元璋传・自序》中说:“第一二个本子内容都有许多错误,有些地方甚至犯了严重的错误……。”我们拿来第一二个本来和1964年版的《朱元璋传》一比较,就看清楚了吴晗所说的严重错误是什么了。他将朱元璋嗜杀成性、狠毒无比的内心世界的刻画删掉了,将青年史学家出于正义激情对朱元璋阴险心态描述删除了。这样删削的目的是为了给出身农民的朱皇帝涂脂抹粉。但却减弱了《朱元璋传》里的才气豪情,丢失掉了不少青年史学家独具慧眼的历史穿透力。就因为配合政治斗争、适应时代的需要,把一本好端端的人物传记,改得面目全非了。

吴晗的官越做越大,国内的政治运动越来越多,吴晗紧跟运动,忙于表明态度。1959年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学习海瑞的刚直不阿的精神。吴晗不久写出了《海瑞骂皇帝》。一发不可收,于是又写出了《论海瑞》,写好后把稿子交给胡乔木过目,胡忙于到庐山开会,此稿未发出。等胡回京后,告吴晗说在会上提倡“左派”海瑞,不是“”海瑞;是真海瑞,不是假海瑞。吴晗根据此话,将《论海瑞》进行修改,加上了这样一段话:“有的人自命海瑞,自封‘反对派’,但他们同海瑞相反,不站在人民方面,不站在今天的人民事业――社会主义事业方面,不去反对坏人坏事……,说这个搞早了,搞快了,那个搞糟了,过火了,这个过直了,那个弄偏了,这个有缺点,那个有毛病,太阳里面找黑子,……在人民群众头上泼冷水,泄人民群众的气。这样的人……不但和历史上的海瑞毫无共同之点,而且恰好和当年海瑞所反对而反对海瑞的大地主阶级代表们的嘴脸一模一样。广大人民一定要把这种人揪出来,放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喝一声:不许假冒!”

篇2

用洗衣机洗土豆?那是顾客自己的错误,责任不在厂家,海尔本来完全可以置之不理。但海尔总裁张瑞敏听说后,不像常人那样“扑嗤”一声,喷饭喷酒,而是果断拍板:开发一种出水管子粗大的洗衣机,既可洗衣服,又可洗土豆和地瓜。几个月后,一款既可以洗衣服,又可以洗土豆地瓜的新型“多功能”洗衣机应时而生,宣传语恰恰就是“海尔洗衣机,无所不洗”。上市后,这款洗衣机很快成为畅销产品,受到抢购。张瑞敏有一句名言:顾客的需求创造产品的功能。这话说得真好。

美国人史瑞乔是一个小老板,经营着一家不大不小的殡仪馆。由于他踏实肯干,待人热情,诚信经营,很快就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同行是冤家,史瑞乔生意的火爆遭到了同城同行的嫉妒,尤其是斜对面那家,门可罗雀,生意冷清,老板心里就像猫抓一般难受。不管同行如何处心积虑地想要击败他,史瑞乔都对自己充满信心。但奇怪的是,没过多久,史瑞乔的生意越来越差,而对面那家的生意却越来越好。史瑞乔开始琢磨起来:难道他们的货更物美价廉?难道他们的服务质量有所提高?难道……史瑞乔百思不得其解,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一天,一个顾客上门投诉。史瑞乔很纳闷,因为没有给这家送过货。但客户坚持说买的是他的货。史瑞乔又是查阅电话薄,又是让客户辨认他的员工,没有结果。后来,事情终于水落石出。原来,电话局里的一个接线生得了斜对面棺材店老板的好处,把史瑞乔的业务全部接到对面去了。

幸运的是,史瑞乔没有去责难和报复对方,而是利用别人的错误和“暗算”来成就自己,给自己一个全新的事业通道。那时,电信管理水平很差,史瑞乔想:“要是能实现电话自动转接就好了。”史瑞乔很为自己的想法兴奋,并且说干就干。他查阅了大量的书籍,又虚心地请教这方面的专家,终于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自动电话交换机。它避免了人工接转的主观性,同时节省了劳动力,可以说是一项伟大的发明。正是因为这项发明,史瑞乔在科技史册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篇3

关键词:海瑞;海南文化;影响;清廉;《治黎策》;《淳安政事稿》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4)03-0150-06

海瑞(1514-1587),海南琼山人。嘉靖二十八年(1549)中举。嘉靖三十二年,出任南平教谕,三十七年,擢升为淳安县令。其在淳安、兴国为知县七年多内,因政声卓著,于嘉靖四十三年十月,调入朝内任户部云南司主事,为六品京官。四十五年二月,为“求万世治安事”,上疏嘉靖皇帝,被下“诏狱”。隆庆初复出,三年(1569)六月,升南京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总理粮储提督军务兼巡抚应天等处;四年二月,以原官总督南京粮储。四月上《告养病疏》,乞赐归田,上允其请。万历十三年(1585),乡居十六年之久的海瑞被再次启用。十四年二月,升为“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十五年十月,卒于任上,终年74岁。“诏予祭葬,赠太子少保,谥忠介”。

在其三起二落、前后19年的为官经历中,海瑞从未人流文官进入实际事权的县令,是个根本性转折;而由县令调入京官可以说是官场奇迹;由“诏狱”复出之后,官阶不断攀升,不能不令人惊讶;在其致仕之年,再次被委以重任,直至死于任上。纵观其仕途生涯,清廉、耿直是根本。这种可贵品格与其故土文化究竟有多大关联,海瑞又是如何对海南文化反哺的?本文就此论述,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一、海南文化是海瑞的智慧之源

(一)逐步完善的治黎思想

自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海南开郡以来,黎汉关系的调适,是历代王朝治理海南的主要着眼点。人明以后,治黎政策随着“抚黎知府”及“土官制度”置――废反复,使得“黎乱现象骤然放大,以剿代抚成为明代中后期治理黎乱的主要手段”。

1.海瑞治黎的基本思路

海瑞生活的时代,正是黎乱爆发时期。嘉靖二十八年(1549),“是年秋,公举于乡”。出于岛内长治久安的需要及实际问题解决,《治黎策》是海瑞考举人时所作的对策。其中,重点阐述了“开通十字大路”、“迁良民之无田者佃其中”、“不宜剿灭者迁其外”的主张。“此策出,传诵一时。其生平经济,留心时事即于此见之”。次年,海瑞以“广东举人”身份,重申前说,上《平黎疏》。鉴于“黎歧中盘,州县滨海旋于外”之实情,海氏认为:黎歧心腹,州县四肢,黎歧为寇,是心腹之疾也。心腹之疾不除,必将浸淫四溃,而为四肢之患,州县无久安之理。

同时,《上兵部图说》,阐述其具体操作方案。王国宪《年谱》曰:“时以疏下兵部议覆,卒不施行”,海氏的主张并没有得到官方认可,因而此议未行。

2.对前人治黎成果的吸收

显然,开通十字路并非海氏发明。入明以后,“黎歧中盘”和瘴疠盛行使得“开通黎路”甚为流行。然而,该提案因多种原因而被搁置。

(1)“生黎直路”。洪武五年(1372),指挥张庸建言开通生黎直路获准:“自定安县至儋、万、崖三州,开通中路,宽阔平坦,贯络驿道,以便往来”。从其设计来看,这条以琼州府为起点,经由定安至儋州和万、崖二州的通黎直道,事实上是由通往东部万州、西部儋州和南部崖州三条路线组成。这项庞大工程,在瘴气盛行、人力财力匮乏的明初海南实行,其结果不难预见。“动兴数年,失于区画,未成。十一年戊午,指挥蔡玉建议罢之”。

尽管如此,开通生黎直路的呼声不断:“成化(1465-1487)间,副使涂方议开辟,辄以事阻”;弘治(1488-1505)末年,刑部主事文昌人韩俊建议,“以前挫由处置欠宜,况今军民谙练黎俗者众,乘南蛇平后,复建议开中路”,该建议因副使王所阻再次停顿。

(2)十字路。明中叶后,随着军事势力的不断推进,对通黎道路有了新的认识。最早设计者为俞大猷(嘉靖二十九年(1550),朝廷任命“钦州守备署都指挥使俞大猷,充右参将,往守琼崖”,就开通道路而言,俞大猷认为:自琼州至定安县-大坡头营-磨赞村-凡阳峒-崖州城。“此南北径直道路,所宜开通,迁立驿递,以便官民往来者也。”

“自沙湾新设城起,西由临高黎峒行,由催抱、古镇州、罗活、领脚各新立之城经过,由万州、乐会、定安等黎峒,复回沙湾,此周流于黎峒之中。”

在俞氏的规划中,包含着二方面的含义:一是横穿五指山腹地,建立一条真正沟通琼州府城与南部崖州的通夷道路;二是在五指山建立一条环状通道,对于此内的生黎采取“每年各巡一次,渐使归化”的措施,将生熟黎割裂开来。

海瑞在俞大猷的基础上,明确了“十字路”的具体方位,即:从琼州到崖州的南北路线以及自万州至昌化县的东西路线。这两条沟通南北、连贯东西的十字路设计,目的就是通过道路建设,将五指山“黎峒中盘”的局面彻底瓦解。

“开通黎路”在不断反复的过程中,其性质也产生了变化:前期以王朝经略为重要目标,到符南蛇之乱被平息之后,则有明显的巩固军事成果的取向,在嘉靖之后表现得更加明显。俞氏五指山环状通道,旨在对生黎以抚为主的政策,经过海瑞修改成十字路,这本身就表明抚黎政策的变化。

(3)治黎政策上的联系与差别。俞大猷的《处黎》一文,是其对海南进行实际考察之后而作的解决黎族问题的主要著作。主要论及:“罗活宜立参将府”、“抱显宜立县”、“古镇州立屯城”、“催抱村宜迁巡检司”、“开通道路”等七方面内容。海瑞在其《平黎疏》中,就黎族问题的解决指出了自己的主张,即:“招民”、“置军”、“设里”、“建学”、“迁创县所”、“屯田”、“巡司”、“驿道”七条。

该主张在其《上兵部图说》中有着具体的阐述。其中:“奏疏、图说中,间用参将俞虚江《处黎》图说语,盖虚江守备琼崖日久,熟于黎事,其语不可易也”,道出了二者治黎措施中的关联性。

当然,二者之间的差别也十分明显。在俞氏的七件事情中,设参将府和立屯城,可以看做为“置军”;设置三个“巡司”;“设县”以及“开通道路”等四大方面内容。就“立县”而言,海瑞认为黎族“村峒可立县者甚多”,如:崖州罗活峒抱显村、感恩县古镇州、陵水县郎温峒、琼山县大坡头营、儋州七坊峒四个县以及“凡阳、磨赞二村之间”建一大县。如此,环绕五指山周边以及在五指山内建县的策略,远非俞氏抱显一县可比。

至于“参将府”,应建立在五指山核心地带的“凡阳、磨赞二村之间”,将位于琼州府城的海南卫、兵备道、参将府迁入其中。之所以如此,海瑞认为该处可以震慑东西南北之“黎岐”,且与新设四县互为军事犄角,相互应援。所谓“设里”有二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将黎区可开垦的山林之地“招方外无业民耕作”,并将这些“无业民”结为里社;二是加强归化之黎人的行政管束,“编其峒首、村首为里长,所属之黎为甲首”。如此,黎汉错居,相互约束。这是二者之间最大的不同。治黎手段之一的“建学”,缺少细节性的论述。毫无疑问,以王化为旨归,是著者的根本追求。据此可以看出,俞的方案是巩固军事征讨之后的社会局面,临时性明显;而海瑞立足于岛内长治久安,故而其主张更具有全局性。

(二)海南入觐金处理方式

外地官员进京朝觐,以金钱打通关节,是明代中后期官场的一大弊政。海南因地方经济水平低下,府职官员不得不将此项额外负担分解于其所属州县。至迟在正德时期,“朝觐旧例千金”之习浮出水面。最早对此进行质疑,并加以拒绝的是嘉靖初年的定安知县鄢高。《万历府志》如是说:时,郡守以入觐常例索属邑。高(鄢高)日:“剥民以媚上,吾弗为也。”遂见忤,己丑(嘉靖八年,1529)考察,竞以不及改教。这位改任潮州教授,在其离开之前曾赋诗一首,日:“世路人情蜀道难,几回飞梦绕乡关。一肩行李梅花瘦,万里冥鸿任往返。”

鄢高以自嘲的方式,指出“世道人情”之难,算是道出了其中些许无奈。与“旧例”进行较量的第一回合,是以鄢高的“考核不及”并改任而结束。至嘉靖间第八任知府张俊,采取措施,朝觐旧例才正式退出历史舞台。毫无疑问,为官海南者所做出的努力,对海瑞施政提供了成功的先例。

自淳安县令始,海瑞便在革除此类弊政上做出积极努力。当时社会风气为“外官入京有交际”,满朝贿赂公行,上官经常到淳安县征金以作贿赂之用。对此,海瑞指出“尽天下而不为上官之赂也,岂尽不迁!又尽天下而惟上官之赂也,岂尽不黜!安可自以其身甘沟壑也!”因之而开罪于上司,海瑞说:“充军、死罪,宁甘受,安可为此穿窬举动耶?”这充分表明了海瑞革除弊政的决心。

(三)海南文化对海瑞品格的塑造

明代是历史上海南文化发展高峰时期。有明一代,海南士人中举人数为586人,其中中进士者60人。对这一群体进行研究,可以发现清廉和耿介是他们的基本特征。海南文人的性格特征,为海瑞的品格形成,提供了可以效法的榜样。

1.清廉生活

邢宥,正统十三年(1448)进士,为官三十余年:“清谨廉介,不事华靡;两典剧郡,皆有政声;及巡抚,声名稍损,然能急流勇退,士夫尤有取云。至于其11年的乡居生活,丘溶曰:“晚年家居,尊翁逾八秩,公奉养备至。友爱诸弟,其田产多以让之。足迹未尝至城市,凡一切外务,略不介意,暇日杖藜徐行田圃,自乐而已。”

丘溶,景泰五年(1454)进士。《明史》对其清贫生活如是说:“溶廉介,所居邸第极湫隘,四十年不易。”这为位极人臣的“理学名臣”在其辞世南归之际,“除钦赐白金绮币外,囊无赢资,行装惟图书数万卷而已”。

至于海瑞的清廉,史料多有记载。为淳安知县时,“布袍脱粟,令老仆艺蔬自给”。万历初年,张居正令巡按御史对闲居琼山的海瑞的廉洁程度进行察访,“御史至山中视,瑞设鸡黍相对食,居舍萧然”,乃至御史叹息离开。在其辞世后,“佥都御史王用汲入视,葛帷敝k,有寒士所不堪者。因泣下,醵金为敛”。三组生活片段,足以说明海氏一生基本生活状态。

2.耿介性格

嘉靖四年(1525),朱厚熄以外藩人继大统后,下令讨论崇祀乃父兴献王朱v杭典礼之事。君臣之间,围绕着该事件而形成了“护礼派”和“议礼派”,两派间进行了长达十多年的争论――“大礼仪之争”。与海南相关的二位士人参与此次争论,皆为“护礼派”。

廖纪,弘治三年(1490)进士。嘉靖四年五月,吏部尚书廖纪鉴于“世室之议久而未定”,从“亲”“孝”“礼”等出发,上书反对议礼,为嘉靖所拒。

嘉靖五年,世庙成,“大礼仪之争”告一段落。嘉靖十七年(1538)六月,致仕扬州府通判同知丰坊之奏后,“帝欲祀献皇帝明堂,配上帝”,争论再起。

唐胄,弘治十五年(1502)进士。《明史》为之传云:“胄耿介孝友,好学多著述,立朝有执持,为岭南人士之冠。”他通过对《孝经》的解读,指出“后世祀明堂者,皆配以父,此乃误识《孝经》之义,而违先王之礼”,进而强调明堂之建,不合古制。此番言论,深为世宗所不满。是日,“定明堂大飨礼,下户部侍郎唐胄于狱”,其“耿介”之性格由此可见。

就争论的本身而言,“意义并不重大,不过是礼文末节。但其背后,却隐藏着大臣们的争权夺利,对于当时的政治有着不小的影响”。诚如斯言!但是,这些海南籍朝官数量少,难以结党营私。对廖纪、唐胄敢于直谏可能的解释为:一是对古代圣贤之训的执着追求;二是那种来自海南初民社会的质朴性格,使得他们成为坚定的“议礼派”。

顾可久,直隶无锡人,明武宗正德九年(1514)进士。正德皇帝“南狩”之际,“与其僚伏死而谏。诏:‘廷杖之’。濒死,降秩国子监学正”。在嘉靖“大礼仪之争”中,“引《礼》不合”,挺而劝谏,“复廷杖之”。他是饱受二朝二次廷杖之苦的耿直之臣,于嘉靖十四年(1535),以“整饬琼州兵备广东按察使副使”身份,执掌海南。有趣的是,他与海瑞有着师生之谊。

海南文化中,士人的“耿介”究竟对海瑞品格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两朝崇祀庙谟新,抗疏名传骨鲠臣。志矢回天曾叩马,功同浴日再批鳞。

三生不改冰霜操,万死常留社稷身。世德尚余清白在,承家还见有麒麟。

此乃海瑞隆庆复出之后,拜谒乃师顾可久祠时所作,诗中充分流露出著者对“骨鲠之臣”那种“三生不改冰霜操,万死常留社稷身”价值追求的肯定。

嘉靖后期一意“玄修”,不理朝政。海瑞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二月,以户部云南主事的身份,上疏“直言天下第一事”(又曰“治安疏”):陛下则锐精未久,忘念牵之谓神仙可得,一意玄修,竭民脂膏,侈兴土木,二十余年不视朝,纲纪弛矣。数行推广,事例名爵滥矣。《治安疏》中,充分透露出海瑞对纲纪、国运的担忧,其过激的言辞以及备棺上疏的举动,激怒了嘉靖皇帝,因之而“入诏狱”。《治安疏》将海南士人的“耿介”发挥到极致,海瑞及其刚正不阿的形象,至今仍为传诵。

二、对家乡的贡献

海瑞对海南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二个层面:一是自隆庆四年(1570)的罢官至万历十三年(1585)复出的海南闲居时期内,对岛内民生的关注;二是前后三次为官履历中,一以贯之的“清廉”、“耿直”品格,将海隅士人的形象放大,从而成为后世推介海南最有力度的名片。

(一)醇正乡风民俗的努力

1.蒙德范事件

海瑞在其罢官居乡期间,琼山县龙岐村人秀才蒙端(字德范),于隆庆五年(1571)三月,海寇犯村,举村外逃之际,拾得村人余达之妻遗失的包袱裹银四十两,数日后完璧奉还失主。余达欲分金酬谢,蒙端拒绝接受。海瑞得知这一事迹后,特撰《赠蒙生德范还遗金序》一文:只今财帛世界,居财帛世界之中,独能自脱于财帛世界之外,义利之辨别不爽,屋漏之昭监如见,有之乎?不复有斯人也,而今或有之!并指出:“攘攘利往,天下皆然也,而谁与易之?”针对世风日下的家乡,海瑞正好抓住了蒙德范拾金不昧的典型,进而予以表彰。这可以说是为了挽救日益败坏的家乡风俗而作出的努力。

2.矫正妇女“负贩”积习

海南“女劳男逸”现象由来已久。从明代的海南方志风俗篇中可以看出,女子从商集中分布在本岛西部和东南部的二个地方。儋州“女子负贩”的角色分配由来已久,而陵水的“妇女贸易”,似乎在明代中后期才逐渐放大。与此同时,这一现象大有全岛蔓延之势,乃至政府不得不动用行政力量加以干涉。万历初年,金坛(今江苏省金坛市)人贺邦泰为琼州知府,甫一上任便出台了《禁妇女出街市行走买卖》。赋闲在家的海瑞对此做出积极回应,与“乡士夫、亲友诸先生”约定:本府约束其差使,往来亲友家及资生大小买卖,各以男子充之。妇女只做门内工,不外出。

在海瑞看来,行走贩卖的妇女,亦往来闺阁之中,她们善于家长里短、拨弄是非,对于“悠闲贞一”的妇德是一个严重挑战。为“严肃闺门之计”,并“济官法之所不及”,以达到“焕然礼别之俗”之目的,于是上有知府之禁、下有海瑞与乡士夫之约,试图以此对女子负贩加以禁止。

(二)关注岛内民生

1.奏考回琼

所谓科考,即是由“各省直提学官主持的确认应试生儒乡试资格的考试”,始于正统九年(1444),科考合格的生员才能应本省乡试。广东辖地辽阔,山水之隔使得海南与之往来十分不便。显然,广东一名提学官是无法及时组织海南的科考的。作为变通,提学官于雷州对海南生员实行“行文吊考”。然而,过海翻船事件屡见不鲜,从而严重影响了王朝治化在本岛的推进。所以解决海南生员的现实问题,尤显重要与迫切。鉴于海南儒生的实际情形和朝廷对于甘肃科考之先例,海瑞大约在其闲住期间,给广东巡按御史龚懋贤(号怀川)去信提出,请让海南得“比甘肃事例”,或者请龚氏“倡先题请”,使提学御史“一年一至(海南)”。但是,这一提议并没有得到落实。

2.田地丈量

万历初,朝廷清丈田亩,推行一条鞭法。海瑞总结自己各地为官经验,归纳“当行事款”、“不可行事款”等事项,并以“流水鱼鳞图”的方式,将田亩分为上中下八个等级。各田地数、收粮情况,田地四至、户主相关信息等进行登记,“使人照此如式”一一填写。“丈田无虚粮、虚差”,但是,在丈田过程中,由于“书生平日不知有此”、“贪毒之人”多借名取钱,致使“朝廷美意,宁知今日反成毒害”。海瑞《拟丈田则例》,事实上是规避丈田中的种种弊端。此外,海瑞对以文昌县尹罗近云在文昌、定安两县丈量土地获得成功,予以肯定,树立典型,以此推动海南丈田。

3.兴修水利

琼州府东南官隆因农田缺水,农夫“耕而不获”,赋闲在乡的海瑞领乡民凿沟引山中泉水灌溉。官隆田沟,“自昌华桥长坡前,至鸡头墩,逶迤十余里,灌田千百顷,民到于今受其赐。”此为嘉庆二十五年(1820)二月,琼山举人王承烈所撰、纪念海瑞为乡人修建水利的文字。“今日去公之世三百余年,遗泽之在人亦三百有余年。”“公之广兴水利,有益于天下者,人尽皆知。至有益于乡里者,人不能尽知之。”是故,官隆一里乡民创建“海忠介公庙”,以纪念其造福乡里。

4.治理倭寇海盗

隆庆六年二月,倭寇三百余人自廉州抵澄迈,夜至定安,攻定安县城,掘钟芳墓,掠石门等处,海南局势危殆。海瑞就“官军不能平寇”等直言不讳:“急则治其标,今日所言所望,标之标事也。标中之标且不能矣,他尚何望?”为民请命,充分体现出一个“赋闲”士人浓浓的家乡情结。

(三)对海南文化的创新与提升

嘉靖之后走入仕途、以“清廉”“耿介”而著称的海瑞,在宦海中几经沉浮。其在为官中诸多施政理念及其逐步形成的个人品格,是海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海瑞因而成为海南的一张重要名片。

1.革新仕宦文化

(1)施政理念。《淳安政事稿》完成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是海瑞在淳安县的施政总结。为革除弊政、以苏民困,制定《兴革条例》,并围绕着参评对象的职责、管理权限、目标、责任等事项及奖惩办法等,制定了《参评》标准,以此监督知县、县丞、主簿等相关人员。可以说,《条例》是目标,《参评》则是手段。这一施政理念,为其在巡抚江南十府时所使用。

隆庆三年六月至次年二月,海瑞在整合其南平教谕、淳安县令、兴国县令等时期的诸方案基础上扩充而成三十六款《督抚条约》,旨在“斥黜贪墨、搏击豪强、矫革浮淫、厘正宿弊”。为弥补《督抚条约》不足,海瑞以《续行条约册式》等内容加以完善。海瑞从官员的德、能、绩方面着手,开具考核项目,让官员“按季申报”,并以之作为属内官员升降的标准。这些“册式”,对整顿吏治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2)洁己洁人。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发展,官员奢腐现象严重。盐法都御使鄢懋卿所至郡县,“招权吓财,叱咤风生”,极具代表性。海瑞对此风进行严厉抵制,于是便有与鄢氏之间的较量。海氏廉洁自处,在前文已有述及,如何“洁人”?海瑞在巡抚江南时期,就自己在按临各地时的宿、食、行等方面进行规定。住宿,“止随原有公所,就中择其可者奉本院暂居,不许改修”;饮食,“止鸡、肉、鱼、小瓶酒等件,不用鹅及金酒。物价贵地方费银不过三钱,物价贱地方费银二钱,烛柴俱在内”;交通,“驿送,县不许送,不携家行别有牌减数”。这种以行政命令方式、从自身做起的设计,显然是“洁己洁人”在制度上的安排。

(3)不畏权贵。在江西兴国处理原南京兵部尚书张鳌之侄、土豪大户张魁、张豹“欺骗买木银两,返触打抢”案件中,海瑞指出:“系南昌人氏,非化外之民,王法度不相及也。上司职重在除强抑暴。本县权微,专牧养、理幽抑,视民冤而不为言,知奸发而莫以告,上慢残下,可以为民父母哉?”

江南地区“赋甲天下,京边咸取给焉”,既为国家赋税主要来源,又是“仕宦之渊薮”,包括首辅徐阶在内的豪族大姓林立。于是,抑制权贵、平均赋役,成为巡抚江南时期的海瑞与权贵斗争的焦点。徐阶在海瑞上《治安疏》时为内阁首辅,曾有恩于海瑞。但是徐家“产业之多,令人骇异”,海瑞认为“若不退之过半,民风刁险可得而止之耶!”至于徐阶之弟徐陟“武断残民”的罪行,海瑞“辄逮治如律,尽夺还其侵田”。正是其努力,“小民始忻忻有更生之望”。

对兴国张氏兄弟及江南徐陟的严惩,充分表现其不畏权贵的一面。而对徐阶的退田,则充分反映出海瑞公私分明的可贵品质。

2.提升海南的美誉度

篇4

关键词:唐代;铜镜;葡萄纹;瑞兽葡萄镜

中图分类号:K8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30-0078-01

一、瑞兽葡萄镜及其纹饰的特点

“海兽葡萄镜”之名出自清代梁诗正等奉敕纂修的《西清古鉴》。另外,亦有少部分学者称之为“葡萄瑞兽镜”、“葡萄海兽镜”、“葡萄天马镜”、“葡萄鸾兽镜”、“瑞兽葡萄镜”。本文将引孔祥星先生所称“瑞兽葡萄镜”之名。

(一)葡萄纹

葡萄是西来的,但多子多福的思想是中国的。葡萄早在汉代就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种在上林苑。而“葡萄”一词也是外来语的音译,《史记》、《汉书》中均称“葡萄”,《后汉书》中称“蒲萄”,后来才逐渐使用“葡萄”一词。我国封建社会经济文化高度繁荣的唐朝,中原地区葡萄种值业和酿酒业得到大发展。《太平御览》卷844中记载,唐太宗“及颇高昌,收马如葡萄于苑中种之,并得其酒法。上自损益造酒。酒成,凡有八色。芳香酷烈,味兼醒盎。既颁赐群臣,京师始食其味。”这是我国史书上第一次明确记载内地用西域的方法酿造葡萄酒。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虽然葡萄早已在汉代就经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但是在唐代,葡萄的种植才得以普及。而铜镜作为日常生活所用之物,所选用的花纹的初始意图定然会采用当时较为普遍流行之物,因此将其纹样铸于铜镜之上也就是当然的了。

(二)瑞兽纹

铜镜中瑞兽纹的发展经历了“禽兽--神兽--瑞兽(海兽)”这样一个过程,可以说兽的形象是西来的,但是兽的意向是中国的。在汉代的铜镜中,大量的出现禽兽纹,此时的“兽”,大多受到以前青铜器纹饰的影响,饕餮纹、蟠螭纹数量庞大,也被引用到了铜镜的装饰中,这被视为是符号化了的兽的形象,是凶猛的禽兽。而随之将中国古代传统的四大瑞兽的造型引入到铜镜纹饰中,兽的形象开始神秘化,成为“神兽”的代表。而到了隋唐时期,这些神秘的,符号化的神兽逐渐演变为代表祥瑞吉利,造型也不如先前那般凶恶,极富有人性化的“瑞兽”。而在唐代的瑞兽葡萄镜中之所以有“海兽”这一说法,是因为古时我国素有“海内”、“四海”的称谓,在缺乏知识的愚味时代,中国人将从遥远的地方引入的东西都冠以“海字”,以表示不是中国本土所产,比如:海棠、海石榴等等。瑞兽葡萄镜也被称为“海兽葡萄镜”、“海马葡萄镜”,并非这种兽就一定是海上的物种,或者就是海马,只是表明这种造型奇特的“兽”不是本土所产的物种。那么究竟这种兽是哪种动物的原型,历来都是众说纷纭。有人说是狮子,也有说是狐狸、马,还有说是鹿、虎,其实这些都是可以认可的,因为“瑞兽”本来就是一种图腾崇拜的文化现象,就和中国传统的龙一样,是很多种动物的综合体,那么,对于唐代瑞兽葡萄铜镜中出现的瑞兽形象,被认为是狮子为原型的动物可靠性最高。因为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在铜镜上出现过,又称“狻猊”(传说是龙的第四个儿子,形如狮)。中国大陆的狮子都是西域等国贡品,并且随着佛教艺术的传播发展,狮子被再次神化,与中国传统的龙图腾结合在一起,“狻猊”,(就是传说中龙的第四个儿子,形如狮,好吐烟,常立于香炉坐之上)。而且佛教壁画中也有文殊菩萨骑狮子的题材。因此我们可以看出,狮子是真实存在的,是西来的,但是狻猊是不存在的一种神化了的意向,人们普遍认为狻猊就象征吉祥威严,也能辟邪。而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镜子除了可以照面饰容之外,也常被用来置于宅中辟邪照妖,因此,将这样的瑞兽纹饰铸于铜镜之上,就理所当然的了。

二、产生的时代背景与流行原因

(一)唐大开国门,受外来文化冲击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经济文化高度繁荣的时期,由于经济发达,文化在当时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与世界许多国家的文化交流非常频繁。虽早在汉代就有在纺织品、建筑构件上使用过葡萄纹的记载,但都只是少数,而在古波斯、拜占庭帝国等西域地区,葡萄纹广为流行。唐时,这些国家频繁与中国贸易往来,基于对外交往和文化交流的活跃,工匠们也巧妙的把中国传统的瑞兽纹与葡萄纹结合起来,并大量的运用到铜镜纹饰中,这是唐文化兼收并蓄特点的一个真实写照。不仅瑞兽葡萄镜在当时备受中国统治阶级与百姓的热棒,远在日本(图一)伊朗(图二)等海外国家也是极盛一时。曾被日本学者称为“凝结了欧亚大陆文明之镜”。是东西文化艺术融合的产物。

(二)唐王室血缘关系,进一步冲破民族文化习俗的壁垒

唐朝的社会文化之所以充满开放气魄和创造精神,客观方面是源于适逢外来文化冲击和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背景;主观原因在于李唐王室因血缘关系进一步冲破了民族文化习俗的壁垒,同时也淡化了中外文化的界限。对于异族和异国文化元素,不是采取故步自封的态度或者排斥手段,而是以一种有取舍的选择性吸收,将外来文化“取我所需,尽我所用”从这一点就很有力的说明了为什么在唐代,才将葡萄纹,这种来自于西域的纹饰与中国传统意向的瑞兽纹结合一起,铸造于人们整冠易装的铜镜之上。瑞兽葡萄镜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不仅传承了古老华夏的传统特质,与此同时又吸收与借鉴了外来文化的精华,在唐朝出现并盛行。

(三)重佛抑道使之流行

上文中已经提及,瑞兽葡萄镜在武则天时期最为流行,无论从出土器物的数量以及纹饰、铸造工艺都进入了鼎盛时期。这是因为,在武则天时期正好是唐代三百年来唯一一段崇佛抑道的时期。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以来,历经魏晋南北朝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续高僧传》卷二十五,《慧乘传》记载,武德八年,李渊正式颁布《先老后释诏》:“老教孔教,词土先宗,释教后氽,宜崇客礼,令先老、孔次、末后释。”明确规定道教在佛教之上,制定了有唐一代奉道教为皇家宗教的崇道政策。唐明开国以来,前三位皇帝对道家的优厚都达到了无以厚加的地步,但继武则天取李唐而代之,则极力推崇佛教,打击道教,借佛僧法明之口,广造舆论:“武后为弥勒佛转生,当代李唐为天子。”在其执政的几十年岁月中,大肆营造佛教寺庙,并以皇家之力开窟造像,尽力扶持佛教,在其影响下,社会各行业也必然受到佛教文化的影响。

三、结语

综上所述,瑞兽葡萄镜因其独特的历史地位成为唐代众多铜镜中的一枝奇葩。独特的瑞兽与葡萄纹相结合,不仅传递出了多元文化相交融的信息,同时也见证了唐代中西文化的交流。成为研究唐代中国与外国文化交流的重要历史见证物,更是唐代断代的最佳物证。作为一面历史的镜子,它映照出了唐,这个强大帝国的侧影,历代,也只有唐朝才能配得上如此铺张华丽的纹饰,后世各朝铜镜均不能出其右。所以瑞兽葡萄镜被称为唐镜的代表、唐代手工艺的奇葩,试想,如花般娇艳的女子坐在梳妆台前,对着这样一面精美的瑞兽葡萄镜轻描娥眉,梳理云鬓,该是怎样一副惹人爱怜的画面啊!

参考文献:

[1]孔祥星、刘一曼.中国古代铜镜[M].文物出版社,1984.

[2]徐殿魁.唐镜分期的考古学探讨[J].考古学报,1994(3).

篇5

清官海瑞逝世,好友为其敛葬,发现只有俸银八两,葛布一匹,破旧衣服数件。为官30年,做到二品相当于现在正部级官员的海瑞,也就这些遗产,别说荫庇后人,要是没有好友的资助,能否有一个稍微体面一点的下葬,都成问题。清官海瑞的身后事,让后人叹息千年,惋惜千年,然而比照一下美国总统林肯的身后事,我们无疑感到海瑞的“幸运”。

林肯是继华盛顿以来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他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领导美国人民赢得了南北战争的胜利,然而自己却被不甘失败的南方势力刺杀,林肯死讯传出后,天下识与不识,莫不举哀。然而,林肯的家人,在林肯去世后却倾家荡产,连林肯的一个烟斗都保不住。虽然林肯是伟大的总统,受到大多数美国人的尊敬,但这并没有阻止债主们向其遗孀的讨债。由于林肯家无余财,林肯夫人不得不运用林肯的名人效应变卖了他生前所有的遗物,连一件衣服,一个烟斗都没有留下,但依旧无法还清债务。林肯夫人被逼债逼得疯疯癫癫,语无伦次,最终精神失常,没有多久就死在了疯人院里。

同样清廉的林肯,同样受万人敬仰和爱戴的林肯,在其身后,却没有海瑞般的幸运,在其家庭如此没落,如此潦倒之时,他的故交,他的挚友乃至被他关心和帮助过的千千万万人,竟然没有一个,向他濒临绝境的家庭提供一丝一毫援助,眼睁睁看着未亡人悲惨的死去,没有丝毫的同情和怜悯。林肯身后的悲惨遭遇,让我们对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社会人际关系的冷漠、文化基因中人文关怀的缺失有了切身的体会。我们在感叹扼腕这种冰冷的同时对中华文化传统中的扶助孤寡,同情帮助弱小,扶危助困的温情而感到无比自豪。对比林肯的遭遇,海瑞无疑是幸运的,他幸运的出生在中国,浸染在这种和谐温情的文化氛围中,虽然因清廉而连体面下葬的余财都没有,然而,纵观海瑞的一生,骂皇帝而不死,一人和整个腐朽体制对抗仍能从举人出身(海瑞没有考取进士,以举人身份一般只能做到县一级的低级官员)而官居二品,身后有至交好友的真诚帮助,这和林肯为美国居功至伟却死于非命,遗孀也不得善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但是,从林肯的身后事中,我们也应该看到西方文化中的法制精神,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无论是居功至伟的林肯,还是贩夫走卒,概莫能外,法制大于人情,即使冷漠甚至冷酷,即便酿成悲剧,也毫无例外。所以,林肯时代的美国,虽有贪腐,虽有违法乱纪之事,志士仁人,决不会一个人战斗。而看似“温情脉脉”的明代,海瑞虽正,但他却是一人之力,去努力扛起整个体制的没落,就像是一只蚂蚁却要扛起整个被子,始终游离于体制之外,得不到重用,成为另类,悲壮、努力但没能挽救明王朝的没落,让后人扼腕叹息。从国家的层面讲,身后的海瑞是不幸的,而再造了一个强大美国的林肯却是是幸运的。

反腐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世界性话题。反腐需要法制,但反腐也受制于文化。在反腐倡廉的伟大进程中,我们要宏扬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让海瑞精神发扬光大,让海瑞式的坚定反腐者越来越多,同时要去其糟粕,把传统文化中封建的没落的毒素剔除出去。要开放我们的文化体系,吸收借鉴融入西方文化传统中的法制精神。任何时候都不能走极端,避免一提倡传统文化,就对传统文化的一切都推崇备至,不加区分,对西方文化嗤之以鼻,不屑一顾。一讲到借鉴西方,就搞狂飙突进,认为传统文化一无是处,把一切挫折失败和弊端都归结于传统文化,认为西方的月亮比中国圆。我们既需要人文关怀,也需要法制精神,因此,任何时候都要开放的看,辨证的看,全面的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才能将二者结合起来,做到博采众长,才能为我们改革开放,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伟大事业指引方向,排除障碍,推向前进。

篇6

【关键词】皮锡瑞;《经学历史》;研究

皮锡瑞(1850-1908),湖南善化(今长沙市)人。字鹿门,一字麓云。清末著名今文经学家。《经学历史》是其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此书对经学及其历史作了简要、清楚的介绍与评价,内容涉及经学史中的重要典籍、各种流派和代表人物。现代经学史家周予同先生又为此书作了详细、精当的注释,举凡典籍、人物、典章制度、生词僻义,均一一引征文献、详加阐发,为原书增色不少。

此书成为普及性极高的一部著作,对其的研究虽然并谈不上如火如荼,但稍加留意,还是有不少学者关注于此。主要吴仰湘、马少甫、张国华、潘斌等人,并且,这些人当中也不乏对皮锡瑞或《经学历史》进行过综述性的研究,但可能尚存有可补缺指出。检索并研读近十年来的论文研究,笔者认为,对《经学历史》的研究,大致可从以下几方面概括论述。

一、对该书作者的研究

该书既出自皮锡瑞之手,则必然要考察作者的诸多方面,不仅包括了个人的独特经历,也必然要关涉到个人所处的社会大环境。所以,对作者的研究也就包括了不止单一方面的内容。

1.生平

周予同在其《经学历史》注释本的序言中对皮锡瑞的传述只寥寥数笔带过,并说:“我很惭愧,我所得皮氏的生平,仅仅简略如。他的生卒、他的师友、他的学术的传授,我竟无法查考。我曾辗转地询问过几位湖南的学者,但不是没有回音,就是以‘不知’答。” 对此,吴仰湘的解答是,1938年,皮锡瑞之孙皮名振继发表《皮鹿门先生传略》(附有详尽的《皮鹿门先生著述总目》)之后,接着又出版了《皮鹿门年谱》。此书大致描绘出皮锡瑞生平和学术的粗糙轮廓,为后人了解和研究皮锡瑞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吴仰湘认为此说可信性已极高。关于皮氏的生平,诸位学者之间也便不存在有多大的出入。潘斌《皮锡瑞经学研究综述》即言“吴仰湘先生所著《通经致用一代师——皮锡瑞生平和思想研究》一书对皮锡瑞的生平多有研究”。

2.思想

对作者思想的研究,多是由《经学历史》一书中探析而来的,既有学术思想,又有政治思想(变法思想),此工作做的较为出色的可谓是马少甫和吴仰湘二人。“皮氏学术思想中‘通经致用’与实学考据的并存,反映在《经学历史》中便是书中虽能客观如实地叙述经学在传统社会中发展演变的表现,但对经学发展过程中许多重大环节的却有偏颇。” 马少甫把《经学历史》与皮氏本人相统一而论,是对皮氏思想进行解读的做好方法,并且,他的这种观点在他的其他著作或论文中也总是多有涉及。吴仰湘对此的研究也更多地是综述了前人的成果,张舜徽特别推崇皮氏的“通人之学”,说:“我们认真考虑到皮氏学术成就的全貌,实是通学门庭,在许多问题上,能见其大,能观其通。近人只把他看成专治今文家言的经师,那就太缩小他的作用了。他在清末,实是一位极其博通的学者,论其造诣,远远超过了王?运和王先谦。” 另外,杨向奎也认为皮氏的治学态度极其严谨“皮氏说较谨严”。

关于皮锡瑞的政治变法思想,学者们都在各自的学术研究中多有论述,在此鉴于重点在于《经学历史》一书的研究,故略去对皮氏政治变法思想的阐述。

二、对文本本身的研究

1.编纂体例

对《经学历史》编纂体例做出比较的多研究的当属马少甫和张国华,二人在此问题上并无太大的出入。并且,查看对此方面的研究,研究者们都有比较一致的看法,即肯定皮锡瑞著《经学历史》在其编纂体例上的开创性,“该书不仅从时间的跨度和内容的广度继承和发展了传统经学史的编纂特点,且吸收了西方史学的章节体体例,将经学在传统社会的发展史用一主题思想贯穿起来,从而成为第一部完整意义的经学史,并对近代的经学史研究产生一定的影响。”马少甫认为,《经学历史》的体例区别于以往的任何一种,非传记体,非书志体

,非学案体,这是《经学历史》在编纂上最大德不同,具有极大的开创意义。众多者也承认此说。

例如,1936年,马宗霍作《中国经学史》,马氏在自序明谓:“晚世有皮锡瑞的《经学历史》,始自具裁断”,肯定了皮氏在经学史研究的首创之功,体例上,马氏在书中史论结合,在章节体已走向普及的时期(马氏书成于1936年),仍然与皮氏之书的形式无大改动,足见马氏是在纠正皮氏,同时也看出其受皮氏影响之深。

在近十年内,对《经学历史》的校对纠误工作虽为不多,但还是有的,这与皮著、周注的严谨治学态度有关,但若仔细推敲的话,可能错误还是难免的。在此方面做出一定贡献的有宋立林、王亚婷等人。宋立林指责皮氏门户之见,“如对三国王肃,皮氏即大加鞭挞,将之与刘欲并称为“经学之大蠢”,指责其伪造群书诸注,所论似甚痛畅。近因研究《孔子家语》,重读此书,居然发现皮氏在此却出现低级谬误,而周注更错上加错。读之愕然。”由此可见,具有对经典的质疑精神非常重要。

再者,王亚婷在吴仰湘老师的指导下完成了对《经学历史》的较为全面的一次点校纠误工作,包含了断句之误、校勘之疏、分段之失及可据初稿本补正的部分。其针对周注本的点校,提出了具体可行的修改意见。

三、对文本内容及相关延伸的研究

1.具体内容及对其评价

在《经学历史》的具体内容研究方面,主要包括对此书中关于中国经学史分期的问题及对此书内容的评价问题。马少甫特备推崇皮氏在《经学历史》一书中的观点和看法,并据此规定《经学历史》乃“第一部完整意义上的中国经学史著作”。

吴仰湘从《经学历史》的实际内容出发,通过具体的分析得出“《经学历史》并非经学史著作的结论”,“《经学历史》的‘十个时代’一直被学术界视为皮锡瑞所分中国经学史的‘十期’,并因此将《经学历史》视作中国第一部经学史著作。然而细读《经学历史》,可见书中分十个时代所作的论述,并非是对经学史的分期与评述,而是着力宣扬‘尊孔’、‘崇经’的思想,体现出皮锡瑞‘信古’、‘崇汉’、‘主郑’的经学取向。”

吴仰湘的论述也借助了其他学者的评论:周予同“就史学说,他这本书就不免有宣传的嫌疑了”;杨向奎则反对此说,认为皮氏的思想具有时代的特点,无可厚非;田汉云则比较客观冷静地对皮氏《经学历史》做出了评述。他认为,皮锡瑞还是用比较简单明了的文字论述了中国经学史的大致脉络,勾勒了经血发展、演变的主线,特别是对经学史“十期”的划分,“这种思维方式和划分阶段的方法,显然得力于公羊朴素进化观和西方进化论。尽管皮氏的划分和概括未必十分恰当,但毕竟第一次做到了按照经学发生、发展、演变的过程,分析其阶段性特点,把它视为其中包含有进化嬗变之理的客观研究对象,并且提出了自成系统、自有见地的看法,因而明显地具有学术近代化的特征。”此对《经学历史》之内容和评价可谓是较为可取的。

2.特点

《经学历史》一书,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结构上,其最大的特点莫过于其会通性、宏观性。这里的“通”,包括时间跨度、内容的广度,同时也指皮氏写作思想的一致性。皮锡瑞以前的历代学者,他们对经学的论述都还称不上一部“经学史”,他们也没有用“经学历史”冠名其著述的明确意识。在《经学历史》一书中,皮氏从孔子删定六经述起,以儒家经典在春秋时期的流传为上限,而以清代今文经学的兴起为终结,对前经学时期以及经学独尊以后的各个阶段都有涉及,与经学发展始终的轨迹基本吻合,反映了经学从始到终的全部历程,既是对传统经学史的发展,又是经学发展的一个全过程的总结。因此,从时间跨度来讲,《经学历史》一书是第一部完整的中国经学史。

另外,《经学历史》一书的另一个较为明显的特点还表现在该书的编纂体例上。此点在以上部分已略有提及。《经学历史》在述论经学发展的过程时,将经学史划分为十个时期。每个时期的标目实际上也就是该时段的特点。在讲述每一时段的经学发展时,皮氏从制度、经籍、人物等几个方面展开论述,皮氏中间还插有皮氏之评论,夹叙夹议,“史”“论”结合,这种撰述方法既注意到了经学发展过程中“面”上的表现,又注重“整体”与“局部”的统一。

最后,写作特点上,《经学

历史》一书表现出了作者个人强烈的主观情感色彩。“皮氏虽然学出今文,门户之陋习固不可免”③;吴仰湘在其论文著作中也多次指出皮锡瑞著《经学历史》时所表现出的浓郁的个人评判特点。并且,学人们在研习《经学历史》时基本上都能够注意到这点,而是自己站在较为客观的立场之上。

四、对未来研究的期望及建议

此项研究多数学者没有明确主要地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只有较少的学人对此提出了具体的期望和建议。吴仰湘认为目前对皮氏《经学历史》的研究正处于起步阶段,欠缺较多,提出在以后的研究上期望能够向系统化、全面化、深刻化的方向努力。

马少甫认为应将其置于时代的背景下,“《经学历史》作为时代的产物,它在反映皮锡瑞的治学观的同时也折射出了某些时代的特征。将<《经学历史》置于时代的大背景下予以考察,自能从中透视出‘皮锡瑞式’的知识分子在近代中国面临千古未遇的大变局时价值取向、治学路径,这样,《经学历史》便有了其超越自身的‘坐标’的意义”。

就目前来看,对《经学历史》研究,有了一定的成果,但是,总的来说还是存在着许多不足指出有待进一步的研究,要努力从更多的层面、更广的角度、更深的维度去对其形成系统的不断改进、并联系当下的深入研究。

注释:

①周予同,《经学史与经学之派别——皮锡瑞<经学历史>序》,载上海《民铎》第九卷第一号,1928年.

②潘斌.皮锡瑞经学研究综述[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2(2)

③马少甫.《经学历史》与皮锡瑞学术思想初探[j].北方丛刊,2006(4).

④张舜微.皮锡端[a].清儒学记(卷七)[m].齐鲁书社,1991:358-364.

⑤杨向奎.鹿门学案[a].清儒学案新编(卷四)[m].齐鲁书社,1994:341.

⑥马少甫.皮锡瑞《经学历史》编纂特点[j].史学史研究,2003(2).

⑦宋立林.皮著、周注《经学历史》纠误[j].文献季刊,2008(1).

⑧吴仰湘.皮锡瑞《经学历史》并非经学史著作[j].史学月刊,2007(3)

⑨吴仰湘.大陆皮锡瑞研究述评[j].船山学刊,2005(2).

⑩田汉云.中国近代经学史[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348-365.

⑾张国华.读皮锡瑞《经学历史》[j].华夏文化,2004(4).

【参考文献】

[1]皮锡瑞著,周予同注.经学历史[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马宗霍.中国经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

[3]皮名振.皮鹿门年谱[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9.

[4]朱维静,周予同.经学历史论著选集[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5]杨向奎.鹿门学案·清儒学案新编(卷四)[m].济南:齐鲁书社,1994.

[6]田汉云.中国近代经学史[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

[7]吴仰湘.大陆皮锡瑞研究述评[j].长沙:船山学刊,2005(2).

[8]马少甫.皮锡瑞《经学历史》编纂特点[j].史学史研究,2003(2).

篇7

关键词:缪天瑞;温州音乐

中图分类号:J6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0-0114-01

浙江作为沿海富庶之地,历来人才荟萃。尤其在近代,浙江音乐家不仅在浙江音乐发展的过程中起到引领潮流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走出家乡、立足全国、放眼世界,活跃在中国近代音乐史的舞台上,作出了许多的贡献。缪天瑞老先生作为中国近代音乐史上地位颇高的泰斗级人物,近年来关于其人生轨迹的研究已经数不胜数。然而,有关其在家乡——温州的活动轨迹却不太受人们的关注。而本文就是对缪天瑞老先生在浙江温州期间的主要活动进行的考察。

缪天瑞(1908-2009),别名穆静,浙江瑞安人,著名的音乐教育家,音乐理论家。

缪天瑞出生于浙江瑞安莘塍镇南镇村的缪家老宅。缪家是瑞安的名门望族,他的母亲是温州著名教育家刘绍宽先生的外孙女。缪天瑞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他由祖父和叔叔带大,因此祖父对他的影响很大。祖父擅长吹奏洞箫,爱好音乐,经常会组织一些业余乐手在家中合奏,这深深地影响了年幼的缪天瑞。1914年,6岁的缪天瑞就读于他祖父创办的莘塍聚星小学。学校教音乐的是钟老师,性情温和,教唱歌,教弹琴,使得缪天瑞在学校里接受到了良好的音乐启蒙教育,培养了对音乐的兴趣,为日后走上音乐道路埋下了伏笔。

1920年,缪天瑞进入县立瑞安中学读书,住在他的叔叔家。他的叔叔缪晃毕业于日本千叶医科大学毕业,回国后在瑞安城内开设诊所(医院)。叔叔有过留学经历,学习现代文化,思想开明,非常支持缪天瑞学习音乐,并从学校借风琴给他弹奏,从日本购乐谱给他练习。祖父也经常来听缪天瑞的风琴弹奏。当时瑞安中学提倡学生课余组织一个兴趣小组,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支持素质教育,缪天瑞便选修了京胡和二胡。当时瑞安城内郑剑西先生拉京胡出名,唱戏的人都找他伴奏。缪天瑞请郑先生教他拉琴。缪天瑞在郑先生的指导下,受到较为严格的音乐训练,进步很快。后来郑先生把他自己拉奏的北京制造的京胡送给缪天瑞,缪先生走到哪里带到哪里。瑞安中学音乐教师段江尘见缪天瑞天赋异禀,非常适合学习音乐,推荐他考入上海师范专科学校音乐科(后改名为上海艺术师范大学,学制三年)。在校期间,他师从吴梦非、丰子恺、宋寿昌、钟慕贞、毛月娥等,主修钢琴,为日后的专业教学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毕业后,缪天瑞回到温州,在温州中学附属小学担任音乐老师。1927年,缪天瑞与同学王公望、陈垂平、吴成均,同乡金作镐、侯宗谷等人在温州自办温州艺术学校,担任教务主任,并兼教乐理、钢琴。由于经费问题,这所学校仅仅维持一年就停办了。温州艺术学校虽然仅仅办了一年,却是温州近代最早的艺术院校,也培养出了一些艺术人才,这其中就包括后来在音乐界颇有名气的作曲家、音乐教育家陈田鹤。

抗战期间,他曾于1938年和1945年先后二度执教于平阳郑楼省立温州师范学校。据他的一名学生回忆,“1938年的缪老师30刚出头,个子不高,留着长发,远看象个年轻女郎。他喜欢游泳,常见他身穿游泳衣从学校的“天然游泳池”里上来,全身湿漉漉地赤着脚走回自己的寝室。缪老师上第一节音乐课,每个学生必须经过他的听音检查,发现个别“单音”的同学,要他坐在音乐室的另一端听课,以免唱歌时影响整体。他上课时一边弹琴,一边示唱,声音特别圆润响亮,即使跟学生一起唱,也能清楚地听到他的声音。当时他教的都是聂耳、冼星海、吕骥、贺绿汀、陈田鹤等人创作的歌曲。他那和蔼亲切的教态,浑润的音色、深入浅出的乐理传授,赢得了同学们的尊敬和爱戴。”

缪天瑞生在温州,长在温州,可谓土生土长的温州人。他日后从事音乐道路与其在瑞安成长期间所接受的音乐启蒙教育是分不开的,这也反映在他日后关于这段时期的回忆录中。而缪先生自上海艺术专科学校毕业之后,亦在温州执教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分别任教于温州师范附小、温州艺术学校、温州师范学校,受到学生的爱戴,为温州培养了一大批的音乐人才,促进了近代温州音乐教育的发展。可以说,温州乃至浙江近代音乐历史的发展,跟缪老先生是分不开的。我们应该铭记这段历史,对这位音乐家为我们浙江音乐教育所做的贡献怀有一份感恩之情。

参考文献:

[1]向延生.中国近现代音乐家传[M].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

篇8

【关键词】戏剧;时代;呼应;共鸣

中图分类号:J8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08-0042-01

琼剧的音乐唱腔可分为两大类:前期为“曲牌体”,并有帮唱。如《琵琶记》、《槐荫记》、《蟠桃宴》、《八仙贺寿》等一些剧目,唱词均有牌子,有的还采用一些大字牌子和小曲。后期则演化为“板腔体”。原有的曲牌体和帮腔逐渐淘汰,现在只在某些戏或“程途”、中板等板腔中能够找到痕迹。板腔体分中板、程途、苦叹板、腔类、专腔专用类五种板式。还有一种专门操台(即闹台)的锣鼓谱。

琼剧是海南的地方戏,拥有三百多年的历史,被誉为南海珊瑚。很多年来,琼剧是海南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食粮。不仅在海南岛,南粤地区甚至东南亚等国都有琼剧的足迹和风采。它已经成为了琼岛与海外琼籍华侨华人联系乡音乡情的纽带!琼剧唱腔用海南话演唱,唱腔音乐的旋律构成,与海南地方语言音调有着密切的关系。琼剧,又称琼州剧、海南戏,是中国海南省的地方民间戏曲艺术。琼剧是南方戏剧的其中一个支系,主要以海南话为戏曲语言,因此流行地域亦仅限于海南岛及两广之间。琼剧是当地的本土文化象征之一,相信已有一段颇长的历史。

然而,随着我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往市场经济社会的转型,戏曲文化受到了新兴娱乐文化的冲击,琼剧与其他剧种一样,陷入危机,让众多琼剧人为前途忧虑。这种忧虑是因为琼剧上座率普遍下降,观众日渐减少。其中有很多因素,但琼剧剧目难推陈出新也是其主要原因。老是才子佳人、新婚洞房、喜中状元……如不好好解决这一问题,琼剧很可能走向衰落,并被时代所淘汰。

由于戏曲艺术形式的制约,琼剧反映现实生活的题材的确有不少困难,这就是它反映现实生活不能及时,也就与时代有了一定距离,如何让去解决这个问题,通过多年参加琼剧几个精品和新戏的排演过程,深切感受到戏剧与时代呼应的重要性。

2012年,剧院创作排练了新编历史琼剧《海瑞》,琼剧《海瑞》讲述的是明代清官海瑞反对明朝时期官员及家属出行接待铺张浪费,与朝廷官员进行生死较量的故事,与胡宗宪、鄢懋卿、徐阶三人的矛盾冲突,对人物的精神世界开掘十分深入,展现海瑞清正廉洁、刚正不阿的品格。在当前,中央到地方,对反腐工作更加的重视,出台了一系列的规定,反对铺张浪费、公款消费。在反腐倡廉的大好形势和背景下,《海瑞》一剧的题材与当代反对铺张浪费和反腐倡廉的主张不谋而合。海瑞一剧在海南各市县巡回演出,场场爆满,引起观众强烈反响。身为演员的我,被剧场演出时观众的几十次掌声感动,这是琼剧观众肯定的互动。在海瑞拒绝给鄢懋卿暗示送金银珠宝斗争的时刻,观众们齐声叫好,掌声喝彩,恰恰因为海瑞一剧反映的主题思想符合当代人民群众所期待的正能量。所以《海瑞》一剧无论走到哪里,都深受欢迎。并且在第十三届中国戏剧节,作为我省参评的新编历史琼剧《海瑞》大放异彩,一举夺得戏剧节大奖――优秀剧目奖和优秀音乐奖、优秀编剧奖、优秀表演奖三个单项奖。这是琼剧历史上获奖项最多的参赛剧目。

篇9

宋朝包拯是一个刚正不阿的清官,赴任扬州天长知县时写诗自勉:“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他一生敢于犯颜直谏,不谋私利,执法如山,铁面无私,不畏权贵,不循私情,为民除害,成为百姓心中的“包青天” 。

海瑞,字汝贤,号刚峰,海南琼山(今海口市)人。明朝著名清官。海瑞一生,经历了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四朝。

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海瑞参加乡试中举,初任福建南平教渝,后升浙江淳安和江西兴国知县,推行清丈、平赋税,并屡平冤假错案,打击贪官污吏,深得民心。历任州判官、户部主事、兵部主事、尚宝丞、两京左右通政、右佥都御史等职。他打击豪强,疏浚河道,修筑水利工程,力主严惩贪官污吏,禁止徇私受贿,并推行一条鞭法,强令贪官污吏退田还民,遂有"海青天"之誉。

万历十五年(1587年),海瑞病死于南京官邸。获赠太子太保,谥号忠介。海瑞死后,关于他的传说故事,民间广为流传。

(来源:文章屋网 )

篇10

[关键词]海瑞;荒政思想;主张;兴修水利

[作者简介]蔡小平,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硕士研究生,江西南昌330022

[中图分类号]D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1)01-0111-04

一、“以工代赈”的荒政思想

隆庆三年(1569年),海瑞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十府。应天十府包括现在江苏安徽两省大部分地区。也就在他出任应天巡抚时,江南遭受严重水灾。这场灾害持续的时间之长,受灾面积之大,实属罕见。正如海瑞自己所讲的那样:“今年水灾实是异常。往年霪雨为害,霜降后水渐消涸,今大不然。江南地气湿热,冬至后不能播麦种,播亦不生。今距冬至九月耳常年播麦之地,尚十有五六淹深水中,来夏麦秋预绝望于今日矣。且灾止一方,犹有转输可望,今则北之淮、扬、徐、邳,南而浙东西,西而应天、太平、广德等府州,莫非水灾之地。”如此严重的水灾造成了“旁郡无可转输,本地无可借贷”的局面。江南大面积田地被淹,从而造成灾区粮价上涨,农民缺粮逃亡的情况十分的严峻。面对这次自然灾害,海瑞亲自勘查,并指出了这次水灾发生的重要的原因,除了夏秋雨水多之外,更为重要的是水利设施的荒废。他说:“事起近年以来,水利臣旷职不修,抚按也不留心。”为了排除洪涝,海瑞决定大修水利。

为了更好地了解和指导三吴地区的治水,海瑞广泛阅读了古往今来的水利文献,为江南治水起到了很好的理论指导作用。苏轼曾在奏疏中指出:“水道松江宜加迅驶,然后官私出力,以浚海口。海口既浚,而江水有力,则泥沙不复积,水患可以少衰。”归有光也曾说:“水全则势壮,故水驶而常流,力分则势弱,故水缓则易淤,此禹时之江所以能使震泽底定,而后世之江所以屡开屡塞也。”从这也理论出发海瑞认识到“三吴水利,当浚之使入于海,从古而然也。娄江、东江系是人海小道,惟吴淞江尽泄太湖之水,由黄浦入海。……日至潮泥,日游积累,日月继嗣,通道填淤,虽日水势就下,而无下可为就也矣,时遭久潦,震荡太湖,因之奔腾四溢,势所必至,为害之大”。因而他认为“若内水急流,则是以冲荡潮泥,免于淤塞”,宜采用以清荡浊的方法。然而救灾的钱粮成了海瑞治理灾害的障碍。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想出了实施“兴工赈济”、标本兼治的方法。海瑞大胆地将治理三吴水患与赈济灾民有机结合起来。他下令对太湖人海的主流吴淞江加以修浚,劳动力来源于那些需要救济的灾民,按工发给他们银米。正如他所在《开吴淞江疏》中所讲:“饥民动以千百,告求赈济,臣已计将节年道河夫银,臣本衙门脏罚银两,各仓储米谷并溧阳县乡官太仆寺少卿史际义出赈济谷二万石。率此告济饥民,按工给与银米。”同时提出“兴工之中,兼行赈济”。由于饥荒,灾区的粮价上涨,有钱可能还买不到粮,在这种情况之下,海瑞再次上疏朝廷,要求将苏、松、常三府的漕粮二十万石“照前旨银数改折”,“留米以济江南之饥,折银以济诸员役之用”,这种方法极大地调动了饥民的积极性,使得吴淞江的水利工程在一个多月就完成。从而达到“一举两利”。开通吴淞江之后,海瑞听常熟受灾百姓反映常熟一带的县分也受其害,来吴淞江赴工的饥民只是很少的一部分,“若是兴工之中,兼行赈济,一举两得,当开白茆”。因而海瑞再次上奏朝廷,要求按照修吴淞江的方法来修白茆河,这样可以将修吴淞江剩余的银两用在这里。不久白茆河的修浚同样获得成功。海瑞也认为这次水利的修浚“分毫无取于民,而一则可以济目前之饥,一则可以兴百年之利”。《明史・海瑞传》这样评价:“海瑞锐意兴革,请浚吴淞,白茆,通流人海,民赖其利。”海瑞以“以工代赈”的思想为指导,找到了治水的症结,同时利用了商品经济的价值规律,发挥经济杠杆的作用,利用灾年工价低的有利条件,进行水利建设。既有力地防止了灾年饥民流窜,造成的社会的不稳定,又解决了粮食的运输问题,保证了灾区粮食的供应,提高了灾民抗击灾害的能力。这种富有时代特色的荒政思想,大大丰富了我国水利史和荒政史。

二、民本、重农的思想

农桑为国家之本,农业是社会生产的重要的部门,是传统社会的主要经济来源。中国自古就以农业立国。因而历代稍有作为的统治者都会将农业摆在社会经济的首位,推行劝课农桑的政策。海瑞认为足民利国的根本途径就是重视农业的发展。因而他指出:“农桑耕织,衣食之源,四民首务,而所当知。丈夫当年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饥,妇人终岁而不织,天下有受其寒。假使尔民尽耕,尔妇尽织,则尔众之衣之食,当有取之无尽,用之不竭矣。”他认为农业是“养老、慈幼、赡生、祭往之需”的物质基础。倘若“耕或不勤,织或若懈,则无衣无食”。为了保证农业的发展,他长期实施劝课农桑的政策,给没田的农民分给荒地让农民去开垦,并借贷耕牛和种子给他们。更为重要的是,海瑞还“特设立劝农老人,为尔农人之倡”,鼓励农民努力生产,“相土之宜”,勤劳务农。这是海瑞重农务本、务本则足民思想的重要体现。

为了减少灾害对农业的破坏,海瑞还注重灾害的预报。海瑞在《兴革八例・吏属・阴阳官常例》以及《阴阳官参评》都提到了关于灾情预报的思想。他指出:“阴阳官,测日晷星候,别昏小雨肠,早晚气节,以占一邑之祥而决趋避焉。”接着又说:“有平子之推算而后浑天之说行,有苏子容激水转轮之智而后知星辰之躔次。”如果阴阳调和,则国家之福。

明中期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土地的兼并现象也更加严重,为保障农民的利益,海瑞勒令豪强退还占夺的民田。“素疾大户兼并,力摧豪强,抚穷弱。贫民田入于富室者,率夺还之。”不过海瑞所实行的这些措施都是在明朝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的。《明律》中明确规定:“若将互争及他人田产妄作己业,朦胧投献官豪势要人,与者受者,各杖一百,徒三年。”因而海瑞在苏淞地区逼乡官大地主退田,就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这使他的措施有法可依。土地的高度集中,严重地降低了百姓在灾害面前的抵抗能力。其危害也十分明显。正如海瑞所说:“一遇灾旱,而民之辗转沟壑,白骨遍野,平时则奸伪朋兴,有故则群横寇盗。”常此以往,国家将不可安定。他向豪强夺田,上至原来的内阁首辅,下至地方上的大地主,只要他们非法占夺百姓的土地,都要归还。他在《复李世麓阁老》说:阁老“产业之多,令人骇异。亦自取也。若不退之过半,民风刁险可得而止之耶!为富不仁,有损无益,可为后车之戒。公非如此如此呀。诸凡言不及尽,高明察之。”海瑞的做法遭到以吏科给事中戴凤翔的官僚集团的反对,认为海瑞的做法是“沽名乱政”,为此海瑞进行了考察,并给予坚决的回击。

他说:“臣于十二月内巡历松江,告乡官夺田产者几万人,向府县官问故,群举而告日:‘民今而后得反之也’。”海瑞又问一些生员,得到是相同的回答。最后他问地方上比较贤明的人,他们回答说:“二十年以来,府县官偏听乡官举监嘱事”,致使乡宦大肆侵吞百姓田产,导致“民产渐消,乡官渐富,再后状不受理,民亦畏不告诉,日积月累,致有今日事”。海瑞听后感到“为富不仁,人心同愤”。“不知乡官二十余年为虎,小民二十余年为肉,今日乡官之肉,乃小民原有之肉。先夺之,今还之,原非乡官之肉。况先夺其十百,今偿其一,所偿无几。”所以海瑞认为,让豪绅退田,实质是使物归原主,根本不是夺富民之田以给贫民。

在救济灾民的过程之中,看到灾区的米价过高,海瑞要求将输往北京的贡米几十万石留给饥民,而将改折的白银上缴国家,这样就使灾区的米价得以平抑。

在灾害面前,海瑞要求实施民间自救,但他反对并下令禁止富民放高利贷盘剥贫民:“今本县细访得各都图富积谷粟之家,每每乘荒岁勒措贫民,质物典当,倍约利息,其贫甚虑无可偿者,虽倍约亦固吝不与。”他认为不管是“贫民富民,均一天地所生之民也”。因而富人应该为穷人着想,心存恻隐。海瑞要求富人大户“量将所积谷粟,借贷贫民,不许取利。……如仍前略无侧隐,倍称取利,许贫民指告以凭重治”。并且“借贷应付,不特增利苦害”。凡典借银谷多取利息者,许被害人告治。荒年借贷,尤不宜多取利”。

三、提倡节俭。反对侈靡的思想

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海瑞提倡节俭,反对侈靡,尤其反对统治集团奢侈浪费、挥霍民财。当时的封建统治者挥霍无度,上行下效,蔚然成风,社会的风气日趋奢靡。这样就必然导致封建地主阶级加强对百姓的剥削,掠夺也就会更加的频繁。海瑞特别尖锐地批评了嘉靖皇帝奢侈浪费的罪行:“富有四海,不日民之脂膏在是也,而侈兴土木”,“上之内仓内库,下之户工部,光禄寺、诸厂藏段绢、粮料、珠宝、器用、木材诸物,多而积于无用,用之非所宜用亦多矣,诸臣必有为陛下言者。诸臣言之,陛下行之,此则在陛下一节省间而已。京师之一金,田野之百金也,一节省而国有余用,民有盖藏,不知其几也。而陛下何不为之?”主张最高统治者皇帝带头节俭,从而以约束臣下。“凡属侈靡,法当严禁。”海瑞还坚决反对修道事佛,反对冠婚丧祭大操大办。“江南喜修道事佛,甚至迷惑不返,糜财破产,比比有之。民愚无知,上人莫为之禁,不行申明晓谕使然也。”他甚至斥责嘉靖皇帝“今赋役增常,万方则效,陛下破产礼佛日甚,室如悬罄,十余年来极矣。天下因即陛下改元之号,而亿之日: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他要嘉靖能“翻然悔悟”,下诏“驱缁黄游食使归四民”。他在任地方官时规定:“各府州县境内有寺观庙宇庵堂等项,查非额设,系是淫祠,即行改毁。”同时强调“禁通县人民不许设斋醮祭佛,致费财用,不许竖造佛庙,违者里老人等劝谕之。谕之不从,许诸人告治。”还规定“丧事不许请僧道设佛,婚礼不许多用盘盒猪羊糖饼,不许厚礼物谢媒。媒人索取谢礼者,赴官告知”。对于官员去地方上视察,海瑞认为官员下乡不但没有给人民带来好处,反而增加了人民的负担。因而他在《督抚条约》特别提出,“官吏不许出城郭迎送”。《海瑞集》海瑞为自己规定:“本院到处下程,止鹅、肉、鱼、小瓶酒等件,不用鹅及金酒。物价贵地方费银不过三钱,物价贱地方费银二钱,烛柴具在内。驿送,县不许送。”本院所至“各官参见手本,用价廉草纸,前后不着壳,后不留余纸,别事具本亦然,凡册用稍坚可耐久而价廉纸,不许如前用高价厚纸”;“不用鼓乐,止伞,不用看伞”;“本院经过并住扎,俱不用铺陈”;“本院凡巡历,所在县驿俱不许铺毡结彩,拜席等用,止用本地方所出稍软厚草席,百凡家火一从朴素,有用银箱锤筋并华美物件,言之不从,是阿谀小人也。剥民媚人,不独丧己”。海瑞一生是倡导节俭的一生,也在实际生活中处处作出表率。

除此之外,面对“内之宦官官妾,外之光禄寺厨、役锦衣卫恩荫诸衙门带俸,举凡无事而官亦多矣”的情况,海瑞要求进行裁官,以节约国家的经费开支。他在《兴国八议》中的最后一条就提出了“革冗员”,他说:“半里一二三分里分为多。先年设清军县丞一员,管粮主簿一员,又捕盗主簿一员,典史一员无所事。四十二年巡按陈考察日,卑职曾以捕盗事归典史,裁革主簿申详,今未示下。查得四十一年刑科侯给事奏请裁革,四十二年礼科邓给事奏裁革,款开一切人浮事者可兼可并。非冲要而设驿递,非要害而设巡捡者,皆可裁革。查得兴国无大清军事务,主簿一人,清军管粮兼之,事未繁琐。又儒学生员止七十余人,教谕一员,训导一员,似亦冗矣。其一员当裁革。……夫有一官,则有一官之费,若一官不安其分。则又有一官需索之扰,一官之费,分也,理也,于民不无所妨。一官需索之扰,时变然也,通弊也,于民则为大害。昔人谓宽一分,民受赐一分,窃谓捕盗责之典史,主簿一员当革;清军并之管粮主簿,县丞一员当革;儒学当革训道一员。衣锦巡检司巡检一员,回龙巡检司巡检一员非要害,均当才革。”

这里其实讲的很明白,就是要裁减冗员,精简机构。在海瑞看来,多一个官员就多一份俸禄,更为严重的是这些人浮于事的官员给人民带来的是更多的纷扰。这种裁员既有利于政府的积累,也有利于减少对人民的剥削。

四、“均赋役”的思想

在税收方面,海瑞提出了“均赋役”的思想。海瑞认为,造成赋役不均的原因是地方豪富及豪强勾结官府,隐占土地,造成百姓的土地越来越少。但百姓的赋税却没有丝毫减少。这就会造成在灾害来临时,百姓的抗灾能力非常的弱小。“无一亩田,输七八十亩粮有之。”因而海瑞感叹:“富豪享三四百亩之产,而户无分厘之税。贫者产无一粒之收,虚出百十亩税差,不均之事,莫甚于此。”为了减轻灾民的负担,必须实施均徭。他说:“徭而谓之均之,谓均平如一,不当偏有轻重也。然人家有贫富,户丁有多少,税有虚实。富者出百十两虽或费力,亦有从来。贫者应正银致变产,致典卖妻子有之。若不审其家之贫富,丁之多少,税之虚实,而徒日均之云者,不可谓之均也。均徭,富者宜当重差,当银差;贫者宜当轻差,当力差”,同时“不许照丁均役,仍照各贫富各田多少,贫者轻,富者重,田少者轻,然后为均平也。”这是完全按照经济能力和人丁的多寡来征收赋税的思想,显然是进步的;也有利于百姓积累更多的财富去抗击自然灾害。后来海瑞实施了“一条鞭法”,这与上面所讲的内容具有若干相似之处,海瑞认为一条鞭法是“一时良法也”。这种相对均平的服役,使小民一般不至于破产流离,是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的。

五、“本草救灾”的思想

在整个明朝,自从有了周定王朱槁的《救荒本草》问世以后,在灾荒年间,利用野生的植物救灾

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现象。海瑞在南方主持救荒的过程中,也吸收了以往草本救荒的思想,为饥民介绍了一些可食用的野生植物用于提高人们的生存自救能力,将其所食部位及食用之法告诉灾民。由于海瑞是生活在南方,且在南方主持救灾,他给饥民介绍的那十几种野生植物在朱楠的《救荒本草》中并没有收录。这无疑又是对我国本草植物救荒的一个贡献。他对那些植物的文字描述非常的简练,做法也非常简单。如:

葛,掏碎用水洗出澄粉,甘味胜蕨。

绿葱根,有臭气,须换水浸洗七十二次,不然毒人。

布谷柴子,舂成米煮粥。

蕨根,洗净掏碎,用水澄粉,自九月至三月粉多,至四月初抽青粉多,兼食嫩茎,即蕨菜。

松花,用熟水或饭汤调食,比米面诸谷反能久而不饥。和米麦面蒸食之亦可。然止三月四月有。三四月,正饥时也。味胜蕨,但不可多得。

海瑞所介绍的野生植物虽然不是很多,但是由于《救荒本草》等救荒的植物学著作在当时已经广泛流传,海瑞也就不作详实的介绍。从这可以看出海瑞的草本救荒的思想是在前人基础上的发展,并在实践中加以应用。

六、灾后重建,安抚流民

对于灾后的重建,海瑞主张安抚流民。在海瑞就任浙江淳安县知县的1558年,淳安县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受灾的百姓生产资料受到了重大破坏。更为严重的是,百姓虽已受灾,却还要承担繁重的虚税,即原有田亩的赋税。这些地还是在洪武时期丈量,但经过长期演变,很多的土地已被人欺占。而百姓还是要按原有土地进行缴纳赋税。从而造成了“富豪享三四百亩之产,而户无分厘之税。贫者产无一粒之收,虚出百十亩税差,不均之事,莫甚于此”。百姓困苦不堪,最后不得不逃亡,这些“皆虚税所压为之”。百姓的逃亡是虚税所造成的。为了使流民回到家园,恢复灾后的生产,海瑞首先在灾区告示,招抚灾民。指出灾民之所以离开家园,“盖因不能(目八皮)?钱粮。些小产业,贱卖与富家者再无可卖,或本身、或男女,写作奴婢于富家者再无可写”。使百姓“苦恼万端”,而“官府刑征犹不息”,百姓真是“吁天无路”,“所以含泪逃流他方,以求衣食,以避繁刑”。他向灾民表示:“丈量田山,必有一亩收成者,方兴一亩差税,无则除豁。自此以后无赔贝皮,无虚粮钱,尔等可回还原籍,赴县告查迷占产业,取赎男女。”没有田地的灾民,允许他们去开垦荒田,并且给耕牛和种子。“凡尔新回之人,给与执照,待三年之后,生理充足,然后科派尔等本身身役。”从而达到了社会稳定的目的。安抚流民,进行灾后重建,海瑞在兴国时采用了相似的方法。在《兴国八议》中他提出了“地利”这一“议”。他指出:

昔人谓江右有可耕之民,而无可耕之地;荆湖有可耕之地,而无可耕之人。盖为荆湖惜其地,为江右惜其民,欲一调停行之也。兴国县山地,全无耕垦。姑置勿计。其闲地可田而未垦及先年为田近日荒废,里里有之,兼山地耕植尚可万人。岁入所资七八万人,绰绰余裕也。……不数年间,南赣无余地。村居联络,可以挟制诸巢之寇。吉安等府无余民,衣食不窘,可无为逃流为盗贼之忧。一举而合省之民均有利焉,是亦抚绥一盛举也。

通过这一措施,即使农业生产得以恢复,同时也安抚了流民,减少了社会的动荡,提高了农民的抗灾能力。所以海瑞也无不骄傲地说:“一举而合省之民均有利焉,是亦抚绥一盛举也。”这种评价虽有溢美之词,但也可以看出海瑞的这一措施确实起到了很好效果。

[参考文献]

[1][清]张廷玉.《明史》卷226[M].北京:中华书局.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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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明]海瑞.备忘集[A].《钦定四库全书》[c].

[4][明]归有光.三昊水利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