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亚子诗词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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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亚子诗词

柳亚子诗词篇1

关键词:柳亚子;南社;诗文;革命;文献;贡献

中图分类号:K82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20-0178-02

南社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以封建统治为宗旨的革命文学团体,以诗文为革命的号角和武器,与顽固的封建专制及封建旧文化进行顽强的搏斗。柳亚子是南社的主要代表人物,南社的革命豪情和英勇斗争精神鼓舞培育了他,同时他也是南社革命精神的坚持者和发扬者。

一、以诗文号召社员宣传革命

柳亚子一生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三个时期,诗词作品近万首,其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诗作,大都是号召民众、宣传革命、宣传民主的政治抒情诗,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深远的影响。

1903年,16岁的柳亚子写下了近百行的五言古诗《放歌》,批判封建专制制度,揭示祖国面临严重的危险;得知秋瑾牺牲的消息后写的《吊鉴湖秋石》悼念诗,诗歌沉痛哀悼秋瑾被杀,赞扬她坚强的革命意志。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大搞独裁专制,1915年复辟称帝。是时,柳亚子写下《孤愤》一诗:“岂有沐猴能作帝,居然腐鼠亦乘时。宵来忽作亡秦梦,北伐声中起誓师。”诗中愤怒地斥责了袁世凯的盗国行径,无情地抨击拥戴袁世凯称帝的趋炎附势者倒行逆施的行径,表达了诗人极大的愤怒和战斗的渴望。

柳亚子在上海《天铎报》工作期间,以“青兕”为笔名,撰写社论,排斥议和,旗帜鲜明地在报刊上发表28篇反袁檄文。他还到上海任《太平洋报》《民声报》等报馆主笔,以“愤民”等署名发表诗文,鼓吹革命,猛烈地抨击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军阀割据,竭力拥护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讨袁护国”等革命活动。他歌颂明末抗清的张煌言是“起兵慷慨扶宗国”,赞扬夏完淳是“悲歌慷慨千秋血”,以激发南社社员的斗志,社团亦更有凝聚力,从而涌现出了不少民族英雄。

辛亥革命前夕,武装起义中牺牲的战士,柳亚子则表示深切哀悼。他长歌当哭,写下《哭威丹烈士》《吊刘烈士炳生》《哭熊本根烈士》《宋遁初烈士》等诗篇,不仅哀悼勇士的遇害,而且对革命失败原因进行了理性的思考,如《哭宋遁初烈士》云:“不用吾谋恨,当年计已迂。操刀悭一割,滋曼已难图。”南社的全盛时期,是辛亥革命前夕与民国成立初年。“诗坛请自今日始,大建革命之旗”(宁调元《太一诗存》)――它在革命旗帜下,团结了一大批爱国诗人,培养了一大批时代歌手,在反清、反袁斗争中发挥了宣传鼓动的战斗作用。许多著名的南社诗人在柳亚子的影响下也形成各自的风格,如黄节的恻怆,陈去病的激昂悲郁,苏曼殊的清丽婉转,宁调元的慷慨激昂等等。

南社时期柳亚子的诗文创作思想,代表了南社的革命航向。他的诗文,在反清反袁反封建的政治斗争中,以及在和晚清“同光体”诗派的斗争中,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以结社团结社员壮大南社

南社的活动中心在上海,它的宗旨是配合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以诗文“鼓吹新思潮,标榜爱国主义”,宣传清王朝,为实现民主共和国而斗争。柳亚子是实际工作做得最多的人,在社友中最有威望。他是南社中的激进派,在较多场合下,坚持了南社和南社文学的革命倾向性。1911年,在绍兴、沈阳、广州、南京等地相继成立越社、辽社、广南社和淮南社。社员从最初成立的17人,到后来积极发展到1 183人,遍布大江南北各个领域,辐射了大半个中国的文化精英,极为壮观。

当时主要的革命报刊几乎都由南社社员主持笔政,如《民报》马君武;《江苏》高燮;《国粹学报》黄节;《中国白话报》林白水;《民立报》宋教仁;《太平洋报》苏曼殊等。柳亚子也先后在《天铎报》《太平洋报》《民声报》等主笔持政。后来,柳亚子和人开玩笑说:“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南社之天下。”

柳亚子在南社大本营――吴江,不忘发展类似于南社的支社,如酒社、销寒社、销夏社,而同邑范烟桥、黎里南社社员顾悼秋则受其影响分别在同里、上海组建了同南社和云社,其他南社社员也纷纷响应成立了南社支社鸥社(胡朴安发起)、正始社(王大觉发起)等等。浙江省嘉善与吴江的地理位置均处于“吴根越角”的风华宝地,吴江黎里和嘉兴西塘,更是唇齿相依的毗邻。从1907年至1947年的四十年间,柳亚子先后5次去嘉善各镇活动。据《南社纪略》记载,单嘉善就有38人参加南社。其中西塘17人,魏塘和其他镇为21人。开创嘉善少年吟咏诗词的新,与他们之间唱酬的诗词达数百首之多。

1947年10月柳亚子应何香凝、李济深的密召,第二次前往香港,积极投身建立民主派联合组织的同时,组建了扶余诗社,旨在海外推进民主运动。他表示,组织这诗社有两个目的:在政治方面,是要“扬张抑李”,反对两千年来封建主义在中国的“流毒”;在文学方面,是“以推动新诗、解放旧诗为职志”。扶余诗社的成立,实是柳亚子在新的历史时期,重整南社旧业的一次尝试。

三、以诗界革命发扬南社文化

前期南社的进取精神与后期南社的保守倾向导致了南社发展的不平衡性,尤其是后期不少南社作家深厚的复古倾向和对同光体创作风范的认同,与这一时期文学的近代化趋势背道而驰,但我们也必须看到,以柳亚子、高旭、苏曼殊等为代表的革新锐志的南社诗人,其诗体革新之路,竟与梁启超“诗界革命”的节奏相一致,也经历了一个从“新学之诗”“新派诗”到“新体诗”和“白话诗”的演变过程。

柳亚子13岁开始学习写诗,直到14岁那年,“读了梁启超《新民丛报》内的《饮冰室诗话》和《诗界潮音集》,热心于诗学革命,便把以前所作的东西,付之一炬”。他诗学龚自珍,如他自己所说:“我亦当年龚定庵。”(《海上赠刘季平》)。他的诗亦如龚自珍豪情满怀,如《闻万福华义士刺虏臣王之春不中感赋》:“一椎未碎秦皇魄,三击终寒赵氏,愿祝椎埋其努力,演将壮剧续樱门。”极富感染性和鼓动性。他的七言绝句流转明快,最为后人称颂,如《论诗六绝句》之一:“郑陈枯寂无生趣,樊易淫哇乱正声。一笑嗣宗广武语,而今竖子尽成名。”这诗他批判遗老郑孝胥、樊宗祥等僵化无聊的诗作。

“思想界中初革命,欲凭文字播风潮。”柳亚子的作品不再是“堆积满纸新名词”,而是努力熔铸新语句、新意境入旧风格。《怀人诗》有云:“摆伦亡国哀希腊,亭长何年唱大风。右手弹丸左,聆君撞起自由钟。”他追求“以新思想溶铸入于旧风格之中”,正是体现了梁启超诗界革命对柳亚子的影响。长期从事旧诗创作的人,不习惯写新诗,但他这种支持、扶植新诗的精神是可贵的。在他的倡导下,南社诗人高旭、马君武、于右任等在“新体诗”的创作上也多有建树,高旭的《爱祖国歌五首》《女子唱歌》等,马君武的《中国公学校歌》《惜离别》等,于右任的《从军乐》《吊李和甫》等诗词语言通俗明快,颇具歌谣之风。

早期南社充满着强烈民族意识和革命激情的诗歌,吹响了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战斗号角,特别是南社诗人柳亚子等继承并发展梁启超所倡导的“诗界革命”,在诗体变革中做了有益的探索,为中国诗歌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转型做出了贡献。

四、以搜编文献纪念南社业绩

辛亥革命后,不少南社社员抱残守缺,反对新文化运动,终使南社成为保守团体。甚至极少数败类拥袁称帝、参加曹锟贿选、投靠南北军阀。但这些南社的污点,并没有掩没它早期历史上的光荣。

1915年,柳亚子与社友自费编印千册《郭灵芬手写徐江庵诗》一书,分发给南社社员阅览、收藏。“狂胩乡邦文献,购书万余卷”“柳生爱书不爱钱,道逢故籍口流涎”等诗句正是柳亚子当时收编文献的真实写照。1918年,柳亚子回到黎里,致力于搜集和整理南社文集与乡邦文献,将精力更多地集中在搜集、整理地方文献和历代吴江名人的作品上。家有旧藏的亲朋好友,纷纷给予支持,其中多为南社社友赠书;或借得稿本,柳亚子亲笔缮写;亦有雇人抄录,并亲自校对。那时,柳无忌、柳无非年龄虽小,但也尽力协助父亲抄书,柳氏藏书才逐渐颇丰,故吴地有“松陵文献,尽在柳氏”之称。

南社和新南社的许多人怀念南社的革命历史,柳亚子等社员就多次组织集会、举行纪念活动。柳亚子对于南社早期的革命文学,更加珍视。于是他决心花数年的功夫,“按以人存文,以文存人”的原则,对22集南社社刊严格审定,出版了一套选集。南社纪念会后,由柳亚子主编,社员高尔松、高尔柏在1936年将社刊的全部文字,编入《南社诗集》《南社词集》和《南社文集》,惜《南社文集》没有实现出版。

1940年,柳亚子离开沦陷的上海南渡香港之前,为了纪念南社的业绩,将他在上海养病期间陆续写成《我和南社的关系》长文和另外几篇文章编为《南社纪略》出版。这两套文献的出版,标志着柳亚子主帅的南社几十年活动的历史终结,同时也标志着他的革命生涯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回顾柳亚子的一生,他始终践行南社成立的初衷,自始至终投身在爱国救亡的热潮前列。可以说没有南社就没有柳亚子,没有柳亚子也就没有南社,郭沫若曾评价他的诗文以及他与南社的关系时有云:“亚子先生今不朽,诗文湖海同长久……南社结盟曾点将,四方豪俊唯君望。”可见柳亚子在南社中是一个“不可无一,不可有二”的顶尖人物,是南社重要的标志性人物。总之,柳亚子在南社中的作用是巨大的,永远值得我们缅怀与纪念。

参考文献:

[1]柳亚子.柳亚子文集:自传・年谱・日记[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2]柳亚子.柳亚子文集:磨剑室诗词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3]柳亚子.柳亚子文集:磨剑室文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4]柳亚子.柳亚子文集:南社纪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柳亚子诗词篇2

“进攻共产党只能削弱抗日力量,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正是日本帝国主义想做而无法做到的事,今日敌人既濒败境,惟欲我抗战实力之削弱,以至于崩溃,于是惟欲我发动剿共,以酿成无限制之内战。而在我痛心敌人以战养战之阴谋,应从扶植沦陷区域各种抗日实力入手,力避敌人以华制华之毒计,我当保障国内绝不酿成分裂开端,盖已成为无可争辩之关键……”

宣言最后强烈要求:

“遵守总理遗训,力行吾党国策,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种抗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

宣言正待由国新社发到各大报馆发表时,军长叶希夷于12日与上官云相谈判时被扣,副军长项英等遇害,新四军被迫解散,抗日军队力量受到惨重损失。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后,为了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混淆视听,蒙骗百姓。同时,又通过时任赈济委员会常委和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实际是驻港的人杜月笙劝柳亚子不要发表宣言,并威胁说如发表将对叶希夷军长不利。柳亚子虽心中不服,但考虑到希夷的安危,也只得同意不发表宣言。

1月18日,杜月笙又将柳亚子“请”到了杜公馆。到了杜公馆门口,杜月笙出来迎接,不待寒暄,就迫不及待地说要保全希夷性命宣言万万不能发表。柳亚子就说:“我和廖夫人不是已经答应了你们吗?现在,是我们应该要求你们履行保证释放希夷诺言的时候了。”这时守候在电话机旁的黄定慧插话说:“各家报馆都已疏通好,没有问题,就是《星岛日报》的金仲华不好办,他强硬得很,还没有答应不发表呢。”话还没说完,电话铃响了,她拿起电话说:“不发表宣言,是廖夫人和柳先生的意思,现在柳先生就坐在我旁边,我还能骗你吗?”电话就断了。柳亚子明白了,原来他们把他叫来是为了对付金仲华的,心中非常生气,正要发作,恰好一个不识相的家伙捏造了一些新四军莫须有的罪状,又说廖夫人受人利用了。柳亚子站起来,猛拍了一记桌子,大声骂道:“我今天的让步,答应不发表宣言,完全是为了你们以释放叶希夷为条件而答应的,我现在来这儿,也是为此,难道是为了听你这种三等狗的教训而来的吗?”杜月笙怕把事情弄僵,就把那家伙喝住,和柳亚子客气了一番后,把柳亚子送回了家。

在宣言发表受到重重阻挠的同时,柳亚子等人写信给重庆要人,竭力营救叶希夷军长。是时,重庆《新华日报》作出了响应,他们顶着报馆被查封的危险,于元月18日毅然刊出同志的亲笔题字:“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题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柳亚子读报后热血沸腾,以楚神话中后羿射日的典故,将香港九龙的柯土甸道107号寓所命名为“羿楼”,表明了柳亚子对不屈服和坚持抗日到底的信念,足见其嫉恶如仇的革命情操。

此后,柳亚子又与宋庆龄、何香凝、彭泽民还有张一麟等在香港发起抗议运动,于元月26日和29日两次致电,强烈要求当局悬崖勒马,释放叶希夷及有关人员。然而,当局没有兑现承诺,长期扣押叶希夷不放,柳亚子满腔愤怒就像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随时都将喷涌而出。

1941年3月24日至4月2日,当局将在重庆召开中央五届八中全会。会前,开始将魔爪伸向柳亚子,想借机邀柳亚子赴渝出席会议,企图软禁柳亚子。2月初,皖南事变余波未平,有人以叶楚伧的名义电邀柳亚子出席会议。为重申自己坚定的立场,柳亚子于2月10“日亲笔拟定一份《为皖南事变发往重庆的亲笔代电》,交在港代表俞鸿钧发出。柳亚子一腔怒火终于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了,电文有云:

“……谓当开诚布公,天下予以共见,严惩祸首,厚抚遗黎。然后公开大政,团结友党,涤宦海之颓波,驱禺夷于穷岛,庶几还我河山,成功有日。余虽无状,要当抠衣扶杖,乐观太平耳。否则,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西山采蕨,甘学夷齐;南海沉渊,誓追张陆,不愿向小朝廷求活也。临电陈词,刀锯待命,总理在天之灵,实昭鉴之,匆匆不备。”

阅后,怒形于色,只因柳亚子远在香港,拿他没办法。又命令中央秘书长叶恭绰发函催促,并且派海外部长吴铁城拉上杜月笙去面促施压,邀柳亚子出席会议,以达到其软禁柳亚子的目的。但柳亚子对惯用的伎俩早有洞察,是决不可能上当的。那天,柳亚子将前来说服的吴铁城、杜月笙两人给骂得个狗血喷头,他拍着桌子义正辞严地说道:“我宁可像史量才那样被他(指)暗杀,也决不参加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会议。你们给我出去!”

直到五届八中全会的最后一天柳亚子仍然没有赴会,当天恼羞成怒的诬称柳亚子擅自离沪到港,并发表种种反国策言论,遂以“违反国策”罪,开除了柳亚子的党籍。柳亚子对此早有预料,所以并没有感到多少失落。相反他却泰然处之,并说道:“出卖的就是他们(指一伙),我还是而且始终是一个真实的党员,奉行三民主义、三大政策。”

4月16日,共产党人吴玉章、林伯渠、张署时等自延安致电勉慰柳亚子;廖夫人何香凝女士也为此事愤怒地发表了谈话;同志还特写《沁园春・慰柳亚子》一词赠于柳亚子,词有云:

“妙用斯文,鞭笞权贵,南杜,历四番变革,独标文采;两番争战,抗日情高。傲骨峥嵘,彩毫雄健,总为大众着意雕。堪一笑,尽,万古云霄。

服务人民娇,是真正英雄应折腰。看新型政治,封建;新型军队,杀敌腾骁。更有同仇,民主联合,屹立神州举世骄。抬望眼,料乾旋坤转,定在今朝。”

“土到危时方见义”,共产党人对柳亚子的信任和鼓励,更坚定了他抗日爱国的信念。于是他奋笔疾书,写就了大量的文章和诗词,纷纷投寄许多进步刊物,诸如茅盾主持的《笔谈》、邹韬奋主持的《大众生活》、梁漱溟主持的《光明报》等等,发表他的抗日救国言论,声讨当局的逆流。是年11月,柳亚子赋七律一首《寄毛润之延安,兼柬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董必武、张署时诸公》,诗云:“弓剑桥陵寂不哗,万年枝上挺奇花。云天倘许同忧国,粤海难忘共品茶。杜断房谋劳午夜,江毫丘锦各名家。商山诸老欣能健,头白相期奠夏华。”诗中柳亚子真诚地表示了愿和共产党人一起团结奋斗、振兴华夏的殷切愿望。“皖南事变”使柳亚子彻底认清了的真实面目,坚决地走上了与共产党合作的道路。

柳亚子诗词篇3

胡适与若即若离,其实是依附的。但他总是撒点娇,使点小性子,用季羡林的话,说是“挑点小毛病,闹点独立性”,却很得父子青睐,当过驻美大使,死时给他送挽联,写的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评价到顶了。

还有柳亚子,自持很高,以为“是中国第一流政治家,毛先生()也不见得比我高明多少,何况其他?”(柳亚子《从中国民主派谈起》)又与有23年的旧交,诗词酬唱,关系非同寻常,心想:新中国成立后总会给一官半职的。可他到北京七天了,还没接见他,等了多天了,还没给他一个位置,连李济深都要当国家副主席了,连不想当官的黄炎培都当部长了,他就急了,就发牢骚打骂门卫、管理员,还写了一首诗呈。诗中有“无车弹铗怨冯鹱”,“分湖便是子陵滩”句。一看,这不是老诗人撒娇吗?赶紧回一首诗劝他“牢骚太盛防肠断”,“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又在中央人民政府和人大常委会里给他安排两个委员。终于,柳老转嗔为笑,写诗给说:“倘遣名园长属我,躬耕原不恋吴江。”

会撒娇,无论男女,只要拿捏得当,是有好处的。不过男人撒娇还有风险,要看对象。就如晴雯对宝玉撒娇可以,对王夫人撒娇就被视为“狐狸精”赶出去、死于非命一样。历史上就有二例:一是孟浩然,一是柳永。

作为社会闲散人员,孟浩然有一次跑到当官的王维办公室去玩。不巧皇帝来了,孟浩然赶紧躲到椅子下面。皇帝问:椅子下躲的是谁啊?王维说是诗人孟浩然。皇帝说出来吧,念首诗给朕听听。孟浩然一心想做官没做上,心里酸溜溜的,曾做过一首使小性子的诗。就念道:“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皇帝一听不爽,说:“卿不求仕,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拂袖而去,孟浩然因此继续闲散。柳永的撒娇却是填词。柳永多次参试都没考中进士,他有点牢骚了,就跑去妓院,搂着小姐,喝着小酒,填词说:“且把浮名,换了低酌浅唱。”说归说,考试柳永还是要考的,后一回竟考中了进士。皇帝一看名单,说:这不是那个要把浮名换了浅唱的柳永吗?且填词去!于是,柳永那眼看要烧熟的鸭子飞掉了。

就因这些教训,一般男人就不敢撒娇了,撒娇就成了女人的专利,这就是《辞海》里把撒娇解释为“女性化表现”的原因。

柳亚子诗词篇4

篆刻是中国艺术的细胞,它集书法、绘画、雕刻艺术于一身,方寸之间,气象万千,品之每令人感慨于吾国传统文化艺术之尽精微,致广大。我国的印章艺术发端于殷商,鼎盛于战国秦汉,转型于隋唐,至宋元由不自觉的印章艺术更进化为自觉的篆刻艺术。而流派篆刻的第一枝报春之花即是明后期绽放于苏州的“吴门派”,扛此大旗者即是吴门画派大师文徵明之子文彭(1498~1573年)。他曾首先发现和使用灯光冻石刻印,真正拉开了石印时代的大幕。周亮工《印人传》赞曰:“印之一道,自国博(文彭)开之,后人奉为金科玉律。”其后吴地大有“家家仓籀(创立文字、篆书的仓颉、史籀),人人斯邕(篆隶书法鼻祖李斯、蔡邕)”之势。清末篆刻大师吴让之、吴昌硕也都曾在苏州生活多年。

清代古印收藏极受重视,向有书画篆刻传统的苏州自然成为印章收藏的重镇,其中吴云、吴大澂堪称一代古印收藏翘楚。吴云(1811~1883年),清咸丰间曾任苏州知府,斋号两罍轩、二百兰亭斋(现址为苏州市庆元坊12号)等,吴让之、吴昌硕在苏州时即受雇于他。依所藏古印,著有《二百兰亭斋古印考藏》《二百兰亭斋古铜印存》《两罍轩印考漫存》。吴大澂(1835~1902年),吴县(今苏州)人,曾任陕西学政、广东、湖南巡抚,晚归故里(现址为苏州市凤凰街219号)。光绪十四年(1888年),由篆刻大师黄牧甫襄助,将自藏古印2012方辑成《十六金符斋印存》。

然而晚清以降,国家多难,苏州旧藏家收藏的印章多已星散,鲜为人知。此次《苏州博物馆藏玺印》的整理出版,让我们可以重温苏州罕有其匹的印章收藏传统。《苏州博物馆藏玺印》共收录印章511方,主要由何氏灌木楼旧藏,陈侃如所捐古印,杨澥篆刻(图1),柳亚子、吕凤子自用印(图2),以及现代名人印章(图3)组成,个别为现代考古发掘所得。从其构成,不难发现民间收藏对形成国家收藏的可贵贡献。在附表中,作者详注印章来源,看到一串串“何泽瑛捐”“陈侃如捐”(图4、5)字样,我们感受到苏州博物馆对捐赠者的尊重,而直到现在,许多博物馆陈列或出版受赠文物时,并不提及捐赠文物者的名字,这种懈怠、轻慢和冷漠是令人心寒的。细细品读苏州博物馆藏玺印(图6),如同在翻阅一部三千年中国印章艺术史,美不胜收。

苏州博物馆藏玺印以战国古玺最为精湛。其中“启”印(图7),出土于苏州真山战国墓,印章风格接近楚玺,对研究战国苏州地区与楚文化的关系、战国玉印的钮式、印文的砣制,都有重要意义。

其他100方战国古玺绝大多数为何泽瑛捐赠的何氏灌木楼旧藏(图8、9)。灌木楼主人何澄,字亚农,号真山,1880年出生在山西灵石县两渡镇一个已经累世五代的“科举旺族”。1902年,何澄自费东渡日本留学,为同盟会最早的成员之一。1907年,毕业回国。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何澄自京城南下,协助陈其美谋划光复上海,任沪军第二师师参谋长。1912年8月,退出军界,回到苏州定居,在十全街建造了自己的第一所私宅“二渡书屋”。1915年,他开办了益亚织布厂。1946年病逝。

笔者从事篆刻创作和印章研究30年,只是早年听说苏州曾发现何澄藏多方田黄印章,翻检韩天衡《中国印学年表》,也只知在1912年何澄辑有《两渡村人藏印》。而《苏州博物馆藏玺印》的出版,使我自叹孤陋寡闻,惊讶于何氏藏古玺印文之精美、保存之完好。

原来苏州的南园宾馆亦曾是何澄故居,1956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南园宾馆的灌木楼发现了何澄秘藏的包括古印在内的大批珍贵文物。何澄女儿将其悉数捐献给苏州博物馆。在苏州博物馆50年来收到的5000件藏品中,仅何氏姐妹就捐赠了近1000件藏品,是最大一笔捐赠。“何氏三姐妹”何怡贞、何泽慧(钱三强夫人)、何泽瑛皆为一代女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活跃于固体物理学、高能物理学、原子物理学以及植物学领域,为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诸多难能可贵的贡献。谛审着一方方灌木楼旧藏玺印,我们不仅倾倒于何亚农的博雅与精审,更感慨于何氏家风之淳厚。

苏州博物馆藏“柳亚子印章”部分,收录柳氏印章95方。柳亚子(1887~1958年)名弃疾,字安如,号亚子。1909年创办近代大名鼎鼎的文化社团“南社”,作诗有“推倒一世豪杰,开拓万古心胸”的气概。1945年,抗战胜利,飞抵重庆与谈判,柳亚子诗赠,称赞有“弥天大勇”。赠送手书《沁园春·雪》,并附信说:“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填过一首词,似与先生诗格略近,录呈审正。”1950年国庆观剧,柳亚子即席赋《浣溪沙》,“因步其韵奉和”,写下著名的《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其中名句“一唱雄鸡天下白”在中国百姓中可谓耳熟能详。

品读苏州博物馆藏柳亚子印章,我们可以更为细致地了解柳亚子先生的渊雅。其印可分为:

姓名印。如:柳亚子、亚子、柳去疾、字曰安如、松陵柳氏、吴江柳氏、江南柳大。

别号印。如:磨剑室主、颐和园主、金镜湖寓公、诗坛草寇。

斋馆印。如:箫心剑态楼、鸭滩小筑、剑庐、羿楼。

收藏鉴赏印。如:曾经柳亚子披览、柳亚子藏书、曾经芬湖柳去疾过眼、亚子过目、松陵柳去疾藏书之印。

创作纪年印。如:亚子五十后作、亚子六十后作、柳亚子六十后作、柳亚子六十五岁后歌咏之记。

闲文印。如: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前身陶彭泽后身韦苏州。等等。

其印材有上乘的昌化鸡血石、寿山芙蓉石、青田封门青,还有木、水晶、铜、牙等别致材料。印章钮式则有动物钮、瓜果钮,有的还施以薄意。

柳亚子印章不少出于名家之手,从中我们可以欣赏到寿石工的平和淡然(图10)、谈月色的雅洁工致、曹立庵的古意斑斓(图11)、金铁之的老苍圆厚、徐星州的老到质朴、唐醉石的工丽典雅,环肥燕瘦,各有擅场。特别有趣的是有一方“亚子”朱文印(图12),较为稚嫩,署款“无忌刻”清浅而乏金石气,应是柳亚子先生一时兴来的习作。

品读柳亚子自用印,我们看到了旧时知识分子与篆刻艺术的不解之缘,不禁感慨于传统文人的“郁郁乎文哉”。

柳亚子诗词篇5

奇、怪、痴,在苏州人眼里,朱梁任真是一个反常个性的典型。这是怎么来的呢?

朱的父亲永璜秀才出身,又考得武举人,官至常州府守备、苏城五路民团总领,他文武并举教育儿子。因此梁任自幼读书习剑,成年后,常携一杆十几斤重的铁杖穿行于苏州街头。清末社会的黑暗与反清思潮,使梁任从少年时代起就立志反清,他不愿参加科举考试,更不肯做大清顺民。一次仗着酒意,撕毁了他父亲奉为至宝的清廷授任诰封,说:“这胡儿之赏有什么用!”父亲大怒,举棒追打,梁任连忙逃窜,从此父子俩20余年不相见。后梁任东渡日本,在那里,他接受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加入了同盟会。

当然,这只是封建家庭的叛逆,谈不上什么社会影响,光绪二十九年发生的两件事,可就不同了。

1903年11月19日(农历十月初一),朱梁任带领包天笑、苏曼殊、祝心渊等17人,拿着招魂幡,带了一支后膛枪,登上苏州西郊狮山,为国招魂。招魂幡是朱设计的:上面绘一头威武怒吼的雄狮,以草书写了“魂兮归来”四字,年月日书为“共和纪元第四十六癸卯十月辛亥朔”,署名“黄帝之曾曾小子”。朱梁任还作有《招国魂幡》一首:“归去来兮我国魂,中原依旧属公孙。扫清膻雨腥风日,记取当时一片幡。”他们先行拜祭,接着纵酒高歌。朱梁任又吟诗一首:“十月之交招国魂,曾曾小子拜轩辕。黄河两岸遗民族,赤县千里奉至尊。纵有胡儿登大宝,岂无豪杰复中原?今朝灌酒狮山顶,要洗腥膻宿世冤!”最后,朱梁任向着北方鸣枪。后来有人问及狮子山招魂事,朱梁任郑重回答:中国是一头睡狮,应该醒了,鸣枪意在惊醒睡狮,更是向北示威。6年之后,也是17人,在苏州虎丘成立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先进文化团体南社,朱梁任也是17位成员之一。

还是1903年,朱梁任穿上丧服,来到苏州地方当局为慈禧太后举办生日庆典的现场,大哭不止,接下来满口“痴”话:“黄帝子孙甘心做奴隶吗?”这可是大逆不道,必遭大辟之罪的呀。不过,他被清吏抓进去后,被当作痴子放了出来。从此,“朱痴子”出了名,他的言谈举止也更多的奇、怪、痴。

民国年间,有好几次古建筑被拆,朱梁任都奋起抗争。苏州填塞锦帆河,拆除夏侯桥,朱挺身而出,抱着桥柱,放声痛哭,誓与石桥同存亡,最终硬是被人抬下桥面。为了拓宽观前街,将要拆除牌坊,他控告苏州市府,邀集了很多人签名,进而他要求市县合并,强烈要求彭国彦重新出任县长。

有一年,苏州疫病流行,满城惊惶,谣传闾邱坊妙严公主墓前的水潭有仙水,可以治病,顿时涌来了大批求仙水的人。一个浅水潭,马上就水浑见底了,可还有更多人正往这里赶。朱梁任决意劝阻,他站到水潭边发表演说:此水不卫生,治病反以招病。朱的演说,市民不以为然,再说,他患有口吃,心急口吃更厉害。求水人十分反感,不少人开始恶毒地咒骂,有的干脆扔来砖头石块。于是,苏州一带尽人皆知朱痴子。

朱痴子的“痴”,当有表面与实质之别。表面的痴,可同于“疯”,实质的痴,则是他的痴情与执着。

他的痴情、执着,主要表现在对历史文化的热爱。白天,他常在冷旧书铺淘购书籍碑版,夜则挑灯校读,在天文、乐律、小学、金石、书法诸领域都有相当深的造诣,尤精于甲骨文字研究。他学问渊博,才华奇绝。1915年至1917年,他到上海,任职于《商务报》和《民国新闻报》;1921年回苏州,任《正大日报》社社长;1924年,任南京东南大学教授;1927年,受聘为苏州美专校董并主金石讲座;1930年,任上海持志大学教授期间,受聘为江苏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为了研究、保护苏州历史文物,他走遍苏州城坊,寻碑访古。1917年,南宋绍定二年(1229)的《平江图》碑,字迹已经漫漶模糊,朱梁任与叶德辉一起斥资深刻,使古碑得以留存至今,有右下附书为证:“丁巳秋八月郡人叶德辉朱锡梁督工深刻。”

他抱桥痛哭,反对拆除观前牌坊等等,都是深爱苏州历史文化的表现。就连他的死,也与热爱苏州历史文化密切相关。

1932年11月12日,朱梁任与儿子朱世隆一起乘船去吴县甪直镇,参加保圣寺唐塑罗汉陈列馆落成典礼,中途船翻,父子双亡。世隆随父自小习武,身手敏捷,本已逃出沉船,为救被船扣在水下的父亲再次下水,不幸遇难,孝行感天,年仅30岁。南社社友陈去病、柳亚子等40人在平门报恩寺治丧,在《为朱梁任先生父子发丧启》中,对朱梁任的评价是:“吴县朱梁任先生早岁奔走革命,著声南社,学术湛深,品节端粹。”据小王山金云良先生介绍,朱梁任父子之墓由李根源先生经手营造于岳峙山,颇有规模。建有一座碑亭,碑上刻有治丧委员会名单,还有捐款人名录,其中列于首位的蒋中正,捐款200元。碑亭的石柱上,刻有张仲仁先生撰写的对联:“乃翁因罗汉捐躯,载酒谁过扬子宅;有儿与曹娥比烈,看山常伴赵王墓。”儿子朱世隆墓前竖有“舍生殉孝”石刻。2009年,南社成立一百周年纪念,吴江几位南社研究成员前往寻觅朱梁任踪迹,遗憾至极的是,别说碑亭,就连坟墓也都荡然无存。

柳亚子诗词篇6

一曲传世的歌舞

“火树银花不夜天,弟兄姊妹舞翩跹。歌声唱彻月儿圆。”这是柳亚子先生1950年国庆期间,观看了哈萨克族舞蹈《圆月》后,欣然写下的诗章,同志还写诗奉和,一时传为佳话。

作为伊犁州歌舞团的传统节目,《圆月》一直保留至今,阿娜尔・苏云拜从1980年开始,至今仍担任这个舞蹈的领舞,每年都要演出。

在伊犁,没有其他任何一个歌舞能如此被关注,并能数十年被传承和改编发展。哈萨克族歌舞《圆月》从1950年轰动中南海、响彻海内外开始,直到现在仍然生机无限,成为舞台表演场次最多的哈萨克族歌舞。

轰动中南海

1950年10月3日,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新中国的缔造者们在兴致勃勃地观看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当来自新疆伊犁的11名哈萨克族演员登台表演时,场上气氛更是热烈,舞蹈演员巴黑的单人歌舞《圆月》在演员们的传统乐器伴奏下婉转、翩跹,高兴地让身边的柳亚子赋诗词以纪念这一盛况。柳亚子即赋赠《院溪沙》一首:

十月三日之夕于怀仁堂观西南民族文工团、新疆文工团、吉林省延边文工团、内蒙古文工团联合演出歌舞晚会,命填是阕,用纪大团结之盛况云尔!

火树银花不夜天。

弟兄姊妹舞翩跹。

歌声唱彻月几圆。(新疆哈萨克民间歌舞有“圆月”一歌云。)

不是一人能领导,

那容百族共骄阗:

良宵盛会喜空前!

也唱和一首:

1950年国庆观剧,柳亚子先生即席赋浣溪沙,因步其韵奉和。

长夜难明赤县天,

百年魔怪舞翩跹,

人民五亿不团圆。

一唱雄鸡天下白,

万方乐奏有于阗,

诗人兴会更无前。

随着这两首诗词的传播,许多人知道了哈萨克族有一首著名的歌舞叫《圆月》,表演歌舞的演员也成了那个时代的“明星”,有的还留在了中央民族歌舞团学习,跟随国家领导进行慰问演出。然而,就是这样一曲美丽的歌舞,在”十年浩劫”中却一样遭到了摧残和禁锢,在重大场合的演出停演了许多年。

“新生”从1979年开始

粉碎“”后不久,1979年,在全国文艺复苏的土壤里,歌舞《圆月》也重新焕发了生机。伊犁州歌舞团将这个歌舞重新创作编排,从单人歌舞扩展为女子集体歌舞,当年参加了自治区北疆片文艺汇演,1980年被自治区文化厅确定为重点节目,赴北京参加了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人民大会堂的隆重演出受到首都各界人士和同行们的一致好评并获得优秀奖。

1980年后,《圆月》以其优美的旋律、丰富的歌词内容、绚丽的舞姿成为伊犁州歌舞团的传统保留节目。第一个将《圆月》演唱并推出盒带的是演员夏库拉,她在著名作曲家温中甲的帮助下,将《圆月》的词曲做了进一步的修改和编排,“朦胧胧的沙光,朦胧胧的笑口,朦胧胧的夜里,你在陪伴着我,如果没有你陪伴,我会多么寂寞,如果美丽太苦,我会陷入孤独。你像圆圆的明月,照亮我的希望……”。现在的歌舞《圆月》一般由33个穿着13个民族服装的男女演员表演。舞蹈着重表现明月当空,伊犁各族人民在草原上载歌载舞,欢聚一堂的景象。结束时,13个民族手挽手,肩并肩做出圆月的舞蹈造型与夜空里的明月遥相呼应,体现了伊犁各族人民友好团结、和睦相处、共同建设伊犁的动人场面。

1989年,在首届新疆天山之秋艺术节开幕式上,哈萨克斯坦功勋歌唱家茹扎,俄日拜瓦的演唱,则再次使《圆月》广为人知。

1990年,第十一届亚运会火炬传递时,在伊犁,60名身着鲜艳民族服饰的哈萨克族儿女也表演了歌舞《圆月》。

1992年,在昆明举行的第三届中国艺术节上,《圆月》获得优秀奖。

1993年,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上,《圆月》演出。

至此,哈萨克族歌舞《圆月》达到了她的艺术顶峰,经过内容、形式、旋律上的大胆创新,成为接待国内外嘉宾和欢度节假日的必演节目。

表演《圆月》25年

阿娜尔・苏云拜是伊犁州歌舞团团长努尔兰・坎吉哈里的爱人,1980年开始担任《圆月》的领舞至今,演出了数百场,这也成了她最钟爱的节目。

同样是舞蹈演员出身的努尔兰,坎吉哈里认为,《圆月》的最早创意应该是取自民间,哈萨克族人民长期从事放牧生活,在夜晚的月光下会自娱自乐,后来经过不断编排,形成现在的样子。他认为,《圆月》有雄厚宽广的音乐,欢快动人的旋律,载歌载舞的舞蹈情绪,小伙子的动作有力,姑娘们轻巧,如月光式的柔美旋转,给人温柔的视觉享受。舞蹈最大的特点是运用月亮造型的舞蹈动作比较多,手拉手,肩并肩,象征着各族人民大团结。

阿娜尔・苏云拜说,这些年表演《圆月》到底多少场,自己也说不清楚了,反正是感觉已经很难舍弃了。参加过1950年怀仁堂演出的老人们大多都已经不在人世了,但这个美好的歌舞却越传越广,成了哈萨克族舞蹈的代表。每当看到自己影集里那些泛黄的老照片、每当和爱人一起沉浸在对往事的追忆的时候,她都会不由自主地翩翩起舞……

前不久,伊犁州歌舞团在欢庆五十周年的晚会上,《圆月》又一次隆重上演,许多老演员都落泪了。多少年了,一曲不舍的歌舞连起了多少人的情感,大家商议着,要赋予这个歌舞更多的时代气息,让它继续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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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亚子诗词篇7

一、和柳亚子“诗见”不合起争执

成舍我(1898—1991)原籍湖南湘乡,出生于南京下关。他本名成平,“舍我”是投稿时的一个笔名,语出《孟子》“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豪气干云,目空一切。

民国初年,成舍我来到上海,因向《民国日报》投稿,得到该报负责人叶楚伧的赏识。不久,他被揽入报馆做校对和副刊编辑。当时,他已加入柳亚子等人组织的文学团体南社,便经常在自己编辑的副刊上发表南社社员的诗作。不料,因南社内部成员思想和文学观念的不同,引发了崇敬宋体诗的“同光体”诗派与崇敬唐体诗的现实主义诗派之间的激烈论战。1916年4月28日,《民国日报》副刊发表南社成员吴虞的《与柳亚子书》,点燃了南社内部论诗的导火索。

南社领袖柳亚子素恨“同光体”诗派中的清朝遗老,因而对诗坛中那些不问时事、逃避现实的人极为鄙视。战火一开,柳亚子等人就对南社里支持“同光体”诗派的闻野鹤、朱鸳雏等排炮齐轰。接着,双方在成舍我主持的《民国日报》副刊上唇枪舌剑,争论不休。爱好宋体诗的成舍我并不同意柳亚子等人的观点,而且对柳以势压人的做派尤其反感,因此在编发稿件时不免有点偏向朱鸳雏一派,这引起柳亚子的不满。柳亚子写信给叶楚伧,认为这场风波与成舍我出任副刊编辑有关,要求叶制止成编发朱、闻的作品。叶楚伧不敢怠慢,遂指示成舍我不要再刊发双方的诗文,以平息已延续几个月的论战。成舍我碍于叶楚伧的情面,不再在副刊上编发南社成员的稿件,但受好友吴稚晖所托,牵线将朱、闻等人的诗文介绍到吴主编的《中华新报》上发表,其中朱鸳雏的诗句里夹有不少人身攻击的词句及未经核实的传闻,这大大地激怒了柳亚子。于是,柳亚子一气之下,以南社主任的名义发出一份布告,开除朱鸳雏的社籍,并要求叶楚伧在《民国日报》副刊上全文刊登,“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叶楚伧将柳亚子的布告交给成舍我去办理,年轻气盛的成舍我忍无可忍,随即草拟一则公告,认为南社社章中没有驱逐社员的规定,柳亚子个人也无权开除社员,“似此专横恣肆的主任,自应急谋抵制”。公告最后号召全体社员起来主持公道,将柳亚子驱逐出社。当成舍我伏案撰写这则公告时,叶楚伧恰好从旁边经过,见成脸色异样,便好奇地凑上前去,读罢文稿,勃然作色,便一把抢过稿纸,当场将其撕得粉碎。成舍我见状,与之发生激烈争吵。待叶楚伧一走,成舍我重新拟好公告,并用典当衣服所得的钱款作广告费,亲自送到中华新报馆刊发。与此同时,他收拾好个人物品,主动向报馆辞职。面对成舍我的反抗,柳亚子如法炮制,也照处理朱鸳雏的做法,下令把成舍我驱逐出社。

二、以两百大洋起步打造报业王国

成舍我注定是办大事的人。他精明能干,目标远大,很早就确立了办一张为老百姓说话、扬善抑恶的民间报纸的志向。机会终于来了。1924年初,26岁的他从北京《益世报》辞职,从此结束了为人打工的日子。报馆念他多年的贡献,赠送大洋200元。这笔钱对办报来说太少,可成舍我却很满足,决心以此起步,大干一番。他着手考察北京报业状况,发现晨报市场竞争激烈,晚报类尚有空间。于是打算先从晚报入手,逐步建立自己的报业王国,他给自己未来的第一张报纸起了个响亮的名字——《世界晚报》。

经过一番努力,《世界晚报》创刊号于同年4月16日出版,报馆公布了四条办报宗旨,即言论公正、不畏、不受津贴和消息灵确。成舍我不愿依附军阀、领受补贴,力争说自己想说的话,于是只有在“消息灵确”上下工夫。那时军阀纷争,烽烟四起,民不聊生,人们关心的最大新闻就是战争对自身生活的影响。普通报纸拿了别人的津贴,又怕得罪一方,对打仗的消息或尽量不登,或为东家多说好话,久而久之便失信于读者。成舍我看准这个空隙,格外关注战争新闻。创业初期,报馆设于西单手帕胡同三十五号成舍我的家中,他集记者、编辑和老板于一身,十分辛苦,往往清早出门,去国会和各部院采访,有时还去鸦片馆、饭馆、酒店打探消息,总有独家新闻被他访到,下午就可见报发行。报社外勤记者龚德柏利用懂日文的优势,每天都跑到东交民巷日本公使馆闲坐,与馆中人拉近关系。日本在中国各重要商埠都设有领事,每天必向公使馆报告地方上发生的各种事件。龚德柏以所得的消息,加上自己的推测,编成重要新闻。这样就避免了别的晚报“炒冷饭”的做法,每天都有独到的消息,受到读者的极大欢迎。

同年秋天,盘踞关外的梦想入主中原,掌握朝纲,第二次直奉大战爆发。曹锟不甘心放弃花大把银子买来的总统宝座,命令直系军阀吴佩孚立即出兵,将奉军阻在北京城外。吴佩孚满脑子迷信思想,行军打仗都要翻黄历决定进退。他从开封调来一名叫张福来的大将,充当前敌总指挥,出征迎敌。他以为张的名字吉利,定能旗开得胜。《世界晚报》获此消息,马上拟好新闻标题“前敌总指挥张福来今早出发”。那天中午外交部有个记者招待会,而中午又是报社最忙碌的时候,要定稿子、改标题、看大样。龚德柏对成舍我说:“外交部开会的时候快到了,可能有重要报告,你赶快去开会,今天的大样由我来看,有什么关系呢?”成舍我嘱咐一句“你要当心啊!不可错字”,便匆匆离去。会议结束,用过午餐,成舍我乘人力车回报馆。途中他见报贩已在沿街叫卖《世界晚报》,便买了一份在车上浏览起来,一看头版标题“前敌总指挥张祸来今早出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刹那间如五雷轰顶,两眼直冒金星。尽管千叮咛万嘱咐,龚德柏还是出了差错。成舍我深知这“福”字误植“祸”字,岂不让吴佩孚火冒三丈,杀人泄愤!他急速回到报馆,将错字指给龚德柏看,然后吩咐龚赶紧整理贵重物品,雇车逃往东交民巷六国饭店,暂且保住性命要紧。果然,成、龚逃掉不久,报馆就被宪兵和警察包围。由于没有抓到当事人,警察便在大门上贴了封条,以待处理。

天无绝人之路。正当两人在六国饭店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乱转时,战局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直系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趁吴佩孚、大战于山海关一带,迅速率部回京,软禁了总统曹锟,并将末代皇帝溥仪赶出皇宫,完全控制了北京城。《世界晚报》不仅无过,而且有功,被允许即日复刊。更令人意外的是,该报因“祸”得“福”,复刊当天销量由过去的3000份一跃过万。成舍我也由此名声大噪,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重要谈资。

成舍我没有停步不前,正当《世界晚报》办得红红火火时,他又酝酿新的计划,准备一举杀进报业主战场,创办一份《世界日报》。1925年2月10日,北京西城石驸马大街的一所大房子门前挂起了“世界日报馆”的招牌。办报经费短缺不要紧,精明的成舍我以《世界晚报》做抵押,通过财政总长贺得麟的关系,从东陆银行贷款3000元(银元),预付了房租,购置印刷设备,人员仍是晚报那一套。《世界日报》为对开8版,第5版是每月一期的石印“世界画报”。半年多后,成舍我又将这画报单独列出来,出版了《世界画报》。至此,他的“世界”报系形成格局,成为名副其实的报业王国。

三、敢于说话而险遭不测

成舍我敢于说话,也善于审时度势,对当时社会政治颇有研究。但毕竟生逢乱世,新闻记者是风险很高的职业,军阀混战,风云变幻,谁也无法做到总是游刃有余。

1926年夏天,直奉大战结束,冯玉祥败走西北,、张宗昌拥戴段祺瑞重新上台,组成新的北洋政府。、张宗昌以“讨赤”的名义,先后屠杀了主持正义的著名报人邵飘萍和林白水。8月7日凌晨,宪兵司令部奉张宗昌命令,派兵包围世界日报馆。成舍我看完报纸大样刚睡下,大门被“哗”的一声推倒,“来了一屋子的枪兵”,传令“宪兵司令部王司令(王琦)请你谈话”。成舍我情知不妙,只好老老实实跟着走。临出门时,他迅速抓过一张纸,匆匆写下“找孙宝琦求救”几个字,留给了家人。

成舍我被抓后,宪兵司令部宣布其三大罪状:恶毒反奉;和冯玉祥有密切勾结;替广为宣传,最近还接受广州方面10万大洋之宣传费等。

当晚,夫人杨璠看了成舍我留下的字条,立即找到他的把兄弟孙用时,由孙带着去见其父孙宝琦。成舍我夫妇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孙氏父子身上。原来,几年前,时任国务总理的孙宝琦和财政总长王克敏大闹意见,反对派收买报馆,在报上大肆围攻孙,成舍我认为这样做有失言论公正,便常在《世界晚报》上著文“打抱不平”,还在副刊编发打油诗,讥讽孙宝琦的死对头王克敏,一时流传很广。孙宝琦派儿子孙用时送给成舍我200大洋,表示感谢,成舍我坚决拒绝,并说支持孙宝琦是出于道义,如果想收钱,王克敏愿意出十倍、百倍。孙宝琦闻讯,对成舍我的为人大加称赞。孙用时还写信给成舍我,主动表示和他“义结金兰”。

那天走进孙府,杨璠便“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请求孙宝琦出面营救。孙宝琦急忙扶起她,说:“成先生对我有恩,如今遇到危险,我定当尽力而为。”杨璠听他这样说,连声说“谢谢,谢谢”。孙宝琦见事情紧急,天一亮便赶到石老娘胡同张公馆,就宪兵司令部对成舍我所列的三大罪状,一一进行辩驳,商请缓颊行事。张宗昌正想拉拢孙宝琦这位北方政界的元老,便答允考虑,绝不重办,保成舍我一条命。孙回来后,嘱咐《世界日报》同仁和杨璠,尽快收集一些证明材料,由他附信送给张宗昌过目。张回信称:“本应立予枪决,此承尊嘱,已改处无期徒刑。”孙宝琦丢下信,再次赶到张公馆,说如果没有成舍我接受宣传费的确凿证据,就应该立即放人。张宗昌见此情形,料定孙宝琦和成舍我关系非同一般,加上几天来已有多位名流写信或登门为成舍我求情,于是答应判刑一事暂缓。

成舍我被捕的第四天下午,一名副官将他叫到宪兵司令部,王琦在办公室里客气地对他说:“这次很对不住,委屈了你好几天,现在督办(张宗昌——笔者注)已有命令,叫我将你送交孙慕老(孙宝琦字慕韩——笔者注),你现在就可以走了。”说完,王琦派副官陪同成舍我收拾好随身物品,乘车来到永康胡同孙宝琦借来避暑的一处私人花园。副官拿出一张大卡片,上面写着:“兹送上成舍我一名,请查收。”孙宝琦也写了一张回片:“兹收到成舍我一名,谢谢。”

俗语云,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北伐胜利后,各地军阀土崩瓦解,张宗昌也逃亡日本。后来,应张学良之召,张宗昌回到京城,寓居铁狮子胡同,常独自去公园散心。成舍我每天等《世界晚报》印完,也多半要去中山公园走走,在来今雨轩休息片刻。有一天,两人在公园不期而遇,成舍我提起往事,张宗昌依然记得,并且说:“那次真对不起,以后请你多帮忙。”两人“狂笑”一阵,各自回家。想不到当年不可一世的军阀已变成失意下野的寓公,成舍我感慨万千。

四、为坚持“言论公正”而得罪权贵

1934年5月,成舍我在南京办《民生报》,有名记者采访到一条新闻,说国民政府行政院盖大楼,建筑商贿赂政务处长彭学沛,给他修了一座私人小洋房,以致主体建筑偷工减料,而且屡次追加预算,超过原计划一倍以上。这名记者知道彭是成舍我的亲戚,拿不准能否见报,于是拿着稿子去问成舍我,不料成舍我当即说:“既然确有此事,为什么不刊登!”这则新闻发表后,《民生报》又作了跟踪报道,还载文说某日如厕也被关在门里出不来,以证明建筑商以次充好、偷工减料和彭学沛收受贿赂确凿。这件丑闻迅速传播开来,彭学沛被迫提出辞呈,十分恼火。《民生报》仍穷追不舍,在头条刊登“某院、某处、彭某,因涉嫌贪污案请辞职”的标题文章,认为这是对他的重大冒犯,于是以该报“肆意造谣、不服检查”为名,责令停刊3天。

与此同时,在的授意下,彭学沛向南京地方法院提出诉状,控告成舍我及《民生报》诽谤罪。开庭那天,旁听者云集,成舍我亲自上阵,运用大量事实材料,严厉驳斥彭学沛的指控。南京各报争相报道,此案被炒得沸沸扬扬。为避免事态扩大,彭学沛被迫撤回控诉,案件不了了之。

以堂堂行政院长之尊与民营小报斗法,却落了下风,岂肯善罢甘休。同年7月,《民生报》和其他报纸一样,刊发了一条军事消息,以为有机可乘,不与别的报馆计较,独以“泄露军情,鼓动政潮”的罪名,向申请“查封《民生报》,治罪成舍我”,老蒋令南京宪兵司令谷正伦查办。谷正伦得令,立即派人查封《民生报》,逮捕成舍我。这一次成舍我被宪兵司令部关押了40天,最后因外交部次长唐有壬等人说情才被释放出来。事后唐有壬要成舍我写一封信给,表示拥护之意,这样不仅可以办报,还可以做官,名利双收,成听后断然拒绝。唐又劝告道,新闻记者怎能和行政院长作对,无疑要头破血流的。成舍我当场说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不可能一辈子做行政院长,我却能做一辈子新闻记者。”

柳亚子诗词篇8

【关键词】:植物词汇;文化负荷;语言;联想意义

1. 引言

语言是由词汇组成的。一个词汇包含有很多意思,如概念意义,内涵意义等。概念意义可以从词典中查到,是一个词相对公开,客观的意义。但是随着文化的发展,人们在实践中不断地给词汇加入新的意义。所以除了概念意义外,一个词还可以有其他的扩展意义,也就是语言学家利奇所说的联想意义。相对于词汇的概念意义而言,联想意义只对特定的人或者文化有效。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想要了解一种语言就必须了解运用语言的文化。约翰.利昂曾经说过:"一个社会的语言是其文化的组成部分。每种语言的词汇差异很明显地反映了语言所处的社会在传统,风俗上的独特的文化特征。"(Lyons, 1968:30) 因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和价值观,对于同样一种事物的看法也会有所差异。特别是深受儒教,道教和佛教影响的中国文化,与以基督教和希腊神话为蓝本的西方文化有着巨大的差异。在学习英语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了对西方文化的学习。

同样是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两门语言,植物词汇在中英文里都有着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植物在人们眼中有其鲜明的个性,人们往往托物言志,将植物与各种社会现象联系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植物作为象征已融入了文化的精髓。由于不同的社会风俗,文学传统和美学兴趣,相同的植物在中英文中有着不同的联想意义,在文章中将从语义学角度分析中英文植物词的联想意义差别。

2. 语意差别

在语言形成之初,世界各地的民族在封闭的条件下发展出独有的语言。这些语言带有独特的环境,动植物品种,地理天气特征。作为交流工具,语言还被赋予了历史文化的内涵和寓意。就拿"早餐"一词来说,对中国人来将早意味着稀饭馒头,而西方人则往往会想到牛奶面包。虽然人们很努力地想要寻找两种语言中的对等词,但出于传统文化和历史的影响,完全意义上的对等词是不可能存在的。词汇是语言中最活跃的成分,社会价值观,生活方式,科学技术的进步,任何一点点变化都会为我们的语言注入新的词汇。宗教也是文化联想的重要来源。很多英语的典故就是出自圣经和希腊神话,并与西方人的日常生活和信仰息息相关。

这些细微的联想意义差异需要我们小心对待。文章将重点分析三种语意差别,并对每种差别给出两种代表植物。

2.1 联想意义完全相反的词汇

2.1.1 红豆

2.1.1.1 西方含义

在西方文化中红豆是贬义的,象征着为了眼前的微小利益牺牲重大利益。西方人对红豆的厌恶源自圣经中一碗红豆汤的故事。在《圣经·旧约》《创世纪》(25: 29-34)中,以扫为了一碗红豆汤把他的长子权卖给了他的兄弟雅各。现在人们多用一碗红豆汤来指为了一些微小的利益而放弃更重要的东西的人。

2.1.1.2 东方含义

红豆在中国文化中是一种很讨喜的植物,又被人们称作相思子,是爱情的象征。上到王公贵族,文人墨客,下至平民百姓,都有收集红豆送给爱人,朋友和亲戚的习惯。从唐代始,人们就以红豆喻相思,更是留下"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的名篇。

2.1.2 荷花

2.1.2.1 西方含义

在西方,荷花的联想意义深受希腊神话和荷马史诗的影响。著名的罗马诗人奥维德在他的长篇叙事诗《变形记》中揭示了荷花的起源,关于宁芙洛提斯的悲剧。她为了逃脱普里阿普斯的追求,企求神将她变成了荷花(Zimmerman, 1985:159)。

荷花在英语中还有忘忧果的意思,此意源于荷马的《奥德塞》中的"吃忘忧树的人"。在从特洛伊返回的路上,奥德修斯和他的随从来到了一个岛上,岛上的居民只以忘忧树的果实和花为食物。这种神奇的植物拥有魔力,谁只要吃了它,就会忘记往事,而陷入恍恍惚惚的昏睡状态,失去回家的动力(159)。

2.1.2.2 东方含义

荷花在中国文化中一向以君子的形象出现,并反复运用于建筑,雕塑,文学和绘画中。宋代词人周敦颐曾盛赞荷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在中国,荷花是高贵,隐士的象征,爱情和吉祥的代表。在中国传统里,并蒂莲常作为美好的祝福献给恋人(包惠南、包昂,2004)。因其出淤泥而不染,荷花又被看作佛教和道教的圣物。释迦牟尼和观音都以高居莲座的形象示人。观音手持白莲花,指引着信徒远离尘世的纷扰,进入那开满纯洁莲花的净土。

2.2 联想意义部分相反的词汇

2.2.1 柳

2.2.1.1 西方含义

柳树在西方代表着悲伤和哀悼,多与死亡相关。在经历了巴比伦之囚以后,犹太人把马头琴挂在柳树上,寄托他们对耶路撒冷的思念(Psalm 137:2)。柳树更加常见的寓意为失去恋人。在斯宾塞的《仙后》中就已经出现"柳树也为孤独的恋人而憔悴" (Spenser, 1965:Book One Canto One ix)。在一些文学作品中,柳树也代表着失恋。 如《威尼斯商人》中就有"在这样的夜晚,迪多手持柳枝站在海边,等待着她的恋人重回迦太基。"(Shakespeare, 1991: Ⅴ.ⅰ)

2.2.1.2 东方含义

在中国柳树也喻悲伤,但这种悲伤却与死亡和失去恋人无关,而是指离别的痛苦。由于"柳"与"留"同音,在离别时古人有折柳送别的习俗(许丽娜, 2005)。唐代大诗人王维在送好友元二出使安西的时候,也留下了"客舍青青柳色新"的佳句。人们希望友谊如柳条般长,还愿如绦的细柳能缠绕住将远行的旅人,羁绊住时间与世间美好的事物。但更多时候这只能是美好的愿望而已。丝丝柳条恰如离愁,剪不断理还乱,只愿那绵绵柳絮能将人们的思念带去,带给那远方的亲人好友。

2.2.2 百合

2.2.2.1 西方含义

百合是纯洁神圣的代表。关于百合的来历众说纷纭,最著名的就是百合是由夏娃的眼泪所化成(代彭康、陈邦俊, 1989:84)。在亚当和夏娃被上帝逐出伊甸园时,夏娃流下了悔恨的眼泪,从这些眼泪中开出了百合。在基督教的信仰中,百合也是纯洁,贞操和无邪的象征。基督教评论家趋向于把百合洁白的花瓣看作圣母玛利亚的纯洁高贵,而把金灿灿的花蕊比作圣母光辉四逸的灵魂。因此洁白的圣母百合是复活节上献给圣母的最好赞礼。

百合的名字还有着更古老的源泉,来自希腊文leirion和罗马文lilium。希腊人相信百合花是天后赫拉的乳汁浇灌下生长出的,罗马人则将百合与婚姻和家庭的守护神朱诺联系在一起。因此百合在西方传统中又被赋予母性的光彩。

2.2.2.2 东方含义

在中国百合是好运的代表,百合的名字中就蕴涵了万事顺心的美好祝愿,因此逢年过节互赠百合是中国人所喜爱的传统。日百合还是母亲的象征,又被看作是送子仙,在新房中常常出现。在中国的传统婚礼上 ,新人们需要吃百合,枣,花生,桂圆,莲子等,寓意百年好合,早生贵子,因此百合也成为美好婚姻的象征。

2.3 仅在一种文化中有内涵的词汇

2.3.1 中国特有的文化意象

菊花因其品性高洁而深收大众喜爱。中国人尤爱菊,更将其推为四君子之一。屈原在他的大作《离骚》中就记载了人们喜食菊瓣的风俗:"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菊盛放于深秋,在大多花朵因严寒而凋谢的时候,傲立于寒风中。它的不张扬和坚强使其成为十月的代表花。在百花竞艳,争相色放的时候,菊花仍旧保持一身无瑕的黄,不勉强自己随波逐流。

在文学史上也很早就出现了菊花的身影,盛誉君子的高洁品格。晋代诗人陶渊明就钟爱菊,留有诗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在他的《九日闲居》序中也记载到:"余闲居,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 空服九华,寄怀于言。"可见其对菊的钟爱,也从中看出从晋朝始就有以菊花酿酒的风俗。

2.3.2 西方特有的文化意象

苹果

西方人钟爱苹果,在希腊罗马神话里苹果代表着爱情,美貌,好运等。金苹果作为礼物出现在赫拉的婚礼上,还于许多关于爱情,阴谋和诱惑的故事联系在一起,最著名莫过于引发了特洛伊之战的苹果的纷争。连一向以哲学家面孔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柏拉图也写过:"我把苹果抛给你,假如你真心爱我,就收下它,并像情愿的少女,献出你的贞洁。"对于柏拉图来说,苹果比玫瑰更好的表达了他的爱情。

苹果还与基督教密切相关。虽然在《创世纪》中没有明言,但基督教徒都相信苹果是导致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的罪魁祸首(石坚、林必果、李晓涛, 2003:244)。从此,苹果又被赋予了新的含义,成为了原罪的象征。

3. 结语

正如摩根所言:"词语没有固定的意义,他们会随着文化和语境而改变。"(Morgan, 1999:497)中英文中植物词汇的内涵差异因归咎于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随着语言的发展,这种差异也会越来越明显。因此我们在做文学研究或是跨文化交流的时候还应特别注意语言所处的文化和社会背景,力求找出语言所带的文化含义,避免交流中的失误。

参考文献

[1] Lyons, John. Semantics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8.

[2] Morgan,C. Culture in B. Spolsky Concise Encyclopedia of Educational Linguistics[C]. Elsevier.1999.

[3] Shakespeare. William. Merchant of Venice (notes by Declan Kiberd) [M]. Beijing: World Pub. Co. 1991.

[4] Spenser, Edmund. BooksⅠand Ⅱ of the Faerie Queene: The mutability cantos, and selections from the minor poetry[M]. New York: Macmillan. 1965.

[5] Zimmerman, J. E. Dictionary of Classical Mythology [M]. Bantam Books. Inc. 1985.

[6] 包惠南, 包昂. 中国文化与汉英翻译[M]. 外文出版社. 2004.

[7] 代彭康, 陈邦俊. 圣经词典[M].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9.

[8] 石坚, 林必果, 李晓涛. 圣经文学文化词典[M].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3.

柳亚子诗词篇9

我清晰地记得二十几年前第一次电话中与他预约采访,我表示与他这样一位学贯中西、精通古今的老前辈对话,实在感到“书到用时方恨少”。文老抛出一串响亮的笑声:作为女人,“略输文采”没关系,不可“稍逊”……直惊得我半晌说不出话来。心想,不幸而言中,这位屡遭磨难、锐气不减的老先生的确口无遮拦。

也许是文怀沙祖籍湖南,浸润三湘灵气,沿袭文氏家族的世代书香,他20多岁就以飞扬的文采崭露头角。

抗日战争时期,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就已明确,他反对独夫政治,抨击恶浊、腐朽的反动统治,用他那支注满热血的笔去参加战斗。他与许多进步人士呼吁废除,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并在《新华日报》头版的《对时局宣言》上签了字,因而被学校解聘。失业后,文怀沙就住进重庆城里焦菊隐临时租赁的小屋里,两人挤一张小木板床,两人分吃只够一人充饥的一日三餐。虽然焦菊隐在欧洲留过学,回国还办过戏校,但抗战期间,这位大戏剧家生活极为困苦。但焦菊隐那时与文怀沙相濡以沫的友情很是感人,曾有朋友在那空空荡荡,没一样值钱东西的屋里,见到焦菊隐留给文怀沙的字条:怀沙,抽屉里还有×元×角,你拿去买“锅盔”吃……

重庆的夏天又长又热,夜晚经常停电,文怀沙在黑暗的小院中,远眺江对面住所彻宵不灭的灯光,愤笔写下一首充满愤恨的小诗发表:“残山星月黯,剩水漏更长。隔岸繁灯火,光辉不渡江。”

“光辉不渡江”,高度浓缩的5个字,在诗人中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柳亚子先生也从心里喜爱文怀沙这首诗,但他实在为这鲁莽青年担忧。柳亚子当时住在儿子柳无忌家里,他特地把文怀沙请到沙坪坝,劝他斗争要讲策略,要善于保护自己。因为他知道文怀沙曾因写反对腐败的文章在皖南被捕,出狱后到重庆,他仍然是满腔怒火,无论在酒馆茶楼都敢破口大骂。柳亚子为他的侠肝义胆和他的铮铮正气所感动,满怀深情地为文怀沙写下一首诗:“抱石怀沙事可伤,千秋余意尚旁皇,希文忧乐关天下,莫但哀时作国殇”。诗中告诫文怀沙,不仅要抛弃一切属于个人的忧乐,而且要学会机智,牺牲也要有价值。寥寥28个字,寄托了他对文怀沙的不尽深情。

抗战后期,郭沫若先生也住在重庆,当时郭老50多岁,文怀沙30出头。郭老没架子,喜欢年轻人,他们可以平等地讨论时局,研究诗文,探讨个人的感情世界。郭老对文怀沙十分关心,无论在旧社会找工作或后来走向革命,郭老都热情而又责无旁贷地充当文怀沙的介绍人。

在文怀沙心目中,郭老是师友中谦虚的典范。郭老给文怀沙写字、写信一律称“怀沙兄”。1951年文怀沙的《屈原九歌今译》出版,郭沫若将“怀沙兄嘱题”作为题词写在卷首。而今,文老为了怀念他的这位敬爱的师长,把五十年前――也就是郭老作《甲申三百年祭》那年写赠文怀沙的精品横幅醒目地高悬于中堂,朝夕晤对。

文怀沙是略具魏晋遗风的文化人,他似乎是很受嵇康的影响,所以他始终备受争议。尽管如此,文老先生从不“为尊者讳”的傲骨赢得不少人称道。

1993年2月,文老去香港讲学,期间去看望少年时代就认识的刘海粟大师。老友相见,兴奋的泪水还没抹去,海老就取出自作七律递给文怀沙。老人眼神里没有一丝的“自我陶醉”,而是恳切地请这位诗词专家指教。文怀沙一见到诗词格律之类的文字,职业病大发,他在海老身侧摇着头踱着步反复吟咏。然后挥笔进行“剜心”――把律句改为绝句。显然,这意见过于严苛,举止过于唐突,旁观的朋友们一时不知所措,但海老无愧大家风范,他沉思良久后,喜上眉梢,同意照改不误。海老的谦逊使文怀沙突感内疚惶恐。文老对我说,那时他忽然感到自己变得非常渺小。

知情人都知道文怀沙“惜墨如金”。近年来他给“皇帝陵”、“炎帝祠”题过字,一字万金,他却分文不取,悉数捐助政府。可是有人发现北京东四北一间铺面不大的餐馆是他题写的匾额。

原来文怀沙与这家餐馆的小老板有一段感人肺腑的奇缘。文怀沙一生浪迹天涯,临财廉,事亲孝。“”蹲了“班房”,出来后老母溘然长逝,妻离子散,生活无人料理,便常常到街上吃馆子。一次他在住家附近找了一间小餐馆,照例要了一个红烧肘子解馋。谁知文怀沙越吃越觉奇怪:这红烧肘子不仅香嫩松软,而且色香“似曾相识”,就像母亲当年亲手烹制的一样。

文老越吃心事越重,便召来小老板问掌勺师傅是何方人士?小老板笑答:本人亲自掌勺,师傅只有一位――文婆婆。文怀沙大惊,这不是母亲楼下那间副食店的小朱吗?不由涕泗滂沱,老泪长流,挥毫题匾,并题句曰:“大嘴吃八方还是这里香,小口细品尝谈笑吐芬芳”。

文老先生银髯飘拂,儒雅绝俗。一支拐杖,两轮破车,“三千银丝”,半儒半仙,浪漫飘逸,名片空旷旷总共7个字:“述而不作文怀沙”。

文老有两个他视作珍宝的本子。一个日记本,仅有巴掌大,破旧发黄,那是他在数不清的寂寞日子里,追忆自己曾经淋漓尽致地挥洒过的感情。他一生经历过5次婚姻,这在芸芸众生中,是没有多少人具有这份勇气的。小日记本里记述了他对每位夫人曾付出过的真爱,他离异的妻子和妻子的丈夫都依旧是他挚诚的朋友,都能得到他亲切的关怀。

文老每年三月三日都要面壁禁食一天,这个自定的祭日他已经坚持了几十年,原因是为了一个曾在这天为他殉情的姑娘。

文老现在的夫人徐嘉秀与他相伴30载,他年年三月三如此,夫人亦年年三月伴在侧,侍茶弄水……夫人戏称“我们家是文豪与文盲的组合”。文老却说,我的日籍夫人虽已失“昭君之貌”,却有“昭君之怨”,“我们是爱国主义的结合”。

他珍藏的另一个本子精美绝伦,这是他想留给旅居国外的女儿文都的“遗产”。本子里面的每一段文字皆当代英隽的亲笔墨迹,都是尊敬文老热爱文老或文老尊敬文老热爱的人给文老所作的“鉴定书”。他认为这是他一生能留给女儿的最宝贵的财富,比任何财产都更具价值。

柳亚子诗词篇10

首都博物馆收藏一件金代“萧何月下追韩信”长方形枕,出土于北京房山区金陵遗址。枕长42厘米,宽20厘米,高13厘米。枕面呈前高后低的坡面,中间略凹,四壁均留有数量不等的气孔,下部不上釉。枕以黄、绿、白、褐等彩釉装饰,清新美观,制作精细。枕面图案由三部分组成,两侧为竖形条幅,内绘折枝牡丹花叶,白花绿叶,鲜艳夺目。中间为主题图案,画面正中为一株弯曲的老柳树,两位骑马人分置柳树两侧。韩信置于柳树的左侧,他身穿对襟长衫,以巾束发,身背宝剑,手持马鞭,身骑黄色快马驻足回望。萧何内穿直领中单,外罩圆领宽袖长衫,头戴展角璞头,身骑白马,身体伏于马背上,正挥鞭跃马,紧追不舍。两者一弛一张,对比强烈,两匹奔马,一白一黄,形成色彩上的对比。故事的背景为山石、瀑布和朵云,表示萧何不惧山高水险,求贤若渴的心情。枕的四壁上部饰二方连续叶形花纹。

画面表现的是楚汉之争时,萧何慧眼识英雄的故事。秦末农民起义时,韩信投身项羽的西楚军,多次向项羽献策,均未被采用。于是弃楚归汉,与刘邦的重要谋士萧何相识,萧何曾几次向刘邦推荐,但刘邦对此不置可否。韩信感叹自己怀才不遇,便骑马逃离了汉军。萧何听说后骑快马追赶,跑出一百多里,把韩信追了回来。后来韩信得到刘邦重用,果不负众望,攻取关中,平定三秦,后又背水一战,攻占赵地。公元前202年与刘邦会合,一举灭掉了项羽。

河南博物院收藏的一件金代婴戏傀儡纹长方形枕,于1976年出土于济源县勋掌村的古代瓷窑遗址。高13厘米,宽18厘米,长48.8厘米。枕面的两侧绘折枝花纹,枕面中间为婴戏傀儡纹图。右边一童子坐于绣墩之上,身子前倾,左手按膝,右手执提线木偶进行表演,其余的两童子则配合演奏,一童子席地而坐,击鼓伴奏,另一童子边吹笛边舞蹈。三童子稚趣可爱,表情生动,配合默契,生动地再现了民间流行的提线木偶表演艺术。枕的前后立面均绘莲瓣纹。画面以绿色为主调,施绿、黄、褐红、黑、白诸种色釉,刻划填彩,线条流畅。

首都博物馆收藏一件金代“闺怨”诗配画长方形枕,河北观台窑烧造。高9.4厘米,长30.2厘米,宽15厘米。瓷枕通体以绿釉为主,枕面以双线为边框,开光内刻绘人物图案,一位深居闺中的正临窗而立,身后是一字排开的木格门窗和放着茶壶杯盏的案几,面前是一簇簇翠绿的柳条。两边的竖形条幅内刻划唐朝王昌龄的七绝诗《闺怨》:“闺中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落款为“隆兴纪元春二月张冲珍玩”,底有“张家造”窑戳。这首诗写春日登楼,看到眼前美好的春色,幡然醒悟,悔恨自己因教丈夫觅封侯,而失去了青春的快乐。枕面上的画作,满脸愁绪,与明媚的春色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格调素雅,准确地表达了诗词的内蕴。

河北磁县磁州窑文化创意园收藏一件金代“庄子试妻”长方形瓷枕,枕的前后立面饰二方连续叶片纹,形成叶脉连绵的装饰效果。两端开光内为绿叶扶白花。枕面以黄绿两道宽幅为边框,形成长方形开光,两侧的竖形条幅内为绿叶黄花,中间为主题图案,画面上一位妇人正手持团扇在煽坟,前面隆起的坟堆上写有“正男”二字。妇人的身后站着一位身穿长袍的道者,后面还有一位侍者骑马伫立。这幅画表现的正是“庄子试妻”的故事。一天庄子在外出回家的路上,看到一名妇人浑身缟素,坐在新坟前,拼命地扇扇子。庄子感到很奇怪,便下马前来询问。妇人回答说:坟中葬的是他丈夫,丈夫临终遗言,要等坟土凉干后,她才可以改嫁。她想让坟土快点干,好早点嫁人。庄子回到家后,把这个故事讲给妻子田氏,妻子听了愤愤地说:“天底下竟有如此薄情的妇人!我是绝对做不出这种事的!”几天后,庄子患病不治,他的妻子无比悲伤,庄子生前的好友纷纷前来吊唁,其中有位来自楚国的年轻才俊,长得英俊潇洒,一表人才。他见田氏新寡,楚楚可怜,顿生爱怜之情。田氏也怦然心动,两人产生了爱慕之情。一天两人酒酣耳热之际,年轻人突然心脏病发作,命在旦夕,田氏吓得惊慌失措,不知道如何才好。年轻人忍着痛楚说,只有用人的脑浆才能缓解病症。田氏想了一阵,拿着斧头,劈开丈夫的棺木,准备取出脑浆做药。不料劈开棺木,庄子居然复活了。他从棺木中跳出大声责骂田氏,田氏羞愧难当,自尽而死。庄子看透了人生,打碎了瓦盆,烧毁了房屋,狂笑着隐入了山林。明朝小说《警世通言・庄子休鼓盆成大道》和戏剧《大劈棺》反映的就是这个故事。

日本九州岛中国陶瓷美术馆旧藏拍卖专场有一件金代诗配画长方形枕,长38.6厘米,高11厘米。枕体硕大,色彩艳丽,堪称金代三彩枕中的精品。枕的两端壁面用叶片组成菱形图案,枕前立面为模印花卉,翠绿的荷叶托着洁白的莲花。枕面以绿釉和黄釉组成两条边框,两边的竖形条幅内刻划唐朝严维《酬刘员外见寄》中的诗句:“柳塘春水漫,花坞夕阳迟。”开光内绘主题图案。一位书生依在一棵古树的折弯处,正凝神欣赏着四周的景色。头上是茂密的树冠,眼前是高山飞瀑,身后是绿草丛生的旷野。这里的刘员外是指著名诗人刘长卿。诗意是说春水渐渐地涨满了杨柳围着的池塘,夕阳缓缓地从长满桃花的山坳中隐去。诗句为我们描绘了桃花坞里,杨柳围塘,春水渐涨,夕阳返照,风光旖旎,组成了一幅醉人的春晚山色图。

金代“刘殷行孝”长方形枕,私人收藏。河南济源勋掌窑产品。枕长45厘米,宽19厘米,高12厘米。枕的前立面为连绵的三角形绿叶,枕面为双层的菱形开光,枕的四角为缠枝花卉,绿叶红花,相得宜彰。双层开光之间为黄釉波浪纹,开光内为主题图案,左边一位宽衣长袍的道人,正脚踏黄毯飘飘欲仙,另一男子头戴幞头,身穿粗衣,站在一株大的繁茂的古树下,正向道人躬身施礼,画面中间有一株茂盛的堇菜破土而出。画面以黄绿白三色为主调,色彩绚丽,人物传神。

“刘殷行孝”是著名的“二十四孝”故事之一,讲的是刘殷七岁丧父,从小便承担起家庭的重负。他的曾祖母王氏想在隆冬时节吃堇菜,而堇菜生于春季,隆冬季节却无法生长。无奈之下年幼的刘殷只好跑到水塘边痛哭,正在这时忽然听到有人与他说话,刘殷止住哭声,往四周一看,只见半空一位仙人飘然而去,再往地上一看,只见水塘边长出了绿油油的堇菜。他欣喜万分,于是挖满了一筐跑回家去。此枕的主题画面正是刘殷与仙人相见的情景。

广东省博物馆藏金代婴戏长方形枕,前高10厘米,后高11.6厘米,长45厘米,宽17.6厘米。枕的前立面用连绵的柳叶纹装饰,三角形的叶片之间填画红色的圆点。枕面采用填彩与剔花结合的工艺,用双线纹和黄、绿釉装饰边框。开光内一童子身穿长袖衫和花裤,手持花束,在充满春意的小径上戏耍。小径上布满了丛生的野草、花卉、芭蕉叶和太湖石,画面以绿色为底,填白描红,艳丽多姿。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金代“连生贵子”六角形枕,由山西晋南窑烧造,其主要特征是以六角形为主,以黑彩作底釉。枕长37厘米,宽15.5厘米,高9.7厘米。前立面为模印菱形纹上施绿釉。枕面用黄釉勾勒出六角形开光,开光内以黑彩为底,剔刻出主题图案。一童子身穿圆领衣衫,腰系肚兜,身子前倾,双手各持一枝带叶莲花,奔跑嬉戏。莲与童子的画面寓意“连生贵子”。器型以绿、白、黑、黄等色彩来装饰,黑白对比强烈,给人以沉稳大气的艺术美感。

广州南越王墓博物馆收藏金代婴戏三瓣花形枕,山西晋南窑烧造。长26.2厘米,宽11.9厘米,高8.2厘米。枕的前立面为模印锦纹,施黄釉。枕面以双线勾勒边框,施黄釉。开光内以黑彩为底釉,剔划婴孩,身披飘带,脖带项圈,腰系肚兜,手持宝器,如飞天一般在空中翱翔。绿色的飘带和稚嫩的肤色相映成趣,线条明快,笔法流畅,充满了童趣和动感。

广州南越王墓博物馆收藏一件金代执戟郎腰形枕,河南焦作窑出产。长26.1厘米,宽15.9厘米,高9厘米。枕的立面施薄绿釉,枕面则黄绿釉间杂。枕面以双线为边框,刻划有一位半身执戟郎形象。执戟郎为汉唐宫中负责宿卫殿门的武官,脸型宽阔,笔直的鹰勾鼻梁,似胡人形象。他腰身笔挺,头戴发冠,身着盔甲,左手持戟,面向右侧而视。飘带在肩部和盔甲上环绕,两侧还有祥云飘拂,其威风凛凛的姿态跃然而出。

广州南越王墓博物馆收藏一件金代六角形诗文枕,山西晋南窑烧造,长25.6厘米,宽11.8厘米,高8厘米。瓷枕呈六角形,通体施绿釉。前立面为模印菱形锦纹,枕角饰竹节形立柱。枕面边框施黄釉,两侧剔刻对称的花叶,中间长方形框内刻写一首五言绝句:“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行草饱满流畅,富有张力。

这是一首唐代很有名的绝句,作者为中晚唐诗人张祜,他也因此诗而声名四弛。《何满子》是唐代的一种曲名,据说唐玄宗时有一位沧州的歌者,名叫何满子,临刑时献歌,声词哀惋,在宫中广泛流行,后《何满子》成为宫词中的曲名。这首诗是反映唐代宫女生活的佳作,宫女的故乡远在三千里之外,已深居宫中达二十年之久,她唱着哀婉的《何满子》曲调,想到自己悲惨的身世,禁不住黯然泪下。短短二十字,一唱三叹,将宫女内心的凄楚,描写得淋漓尽致。

作者 张祜,字承吉,清河(今属河北)人,其诗作长于律绝,以山水诗及宫词而着称。他性情傲岸,落拓不羁,命途坎坷,在这首诗中通过描写幽居深宫女子的哀怨,抒发了自己的情怀和遭际。唐武宗病重时,侍奉他的孟才人为其歌此诗,当唱到“一声《何满子》”时,竟然气绝而亡,展现了诗作撼人心扉的艺术感染力。

日本白鹤美术馆收藏一件金代书页形诗文枕,河南当阳峪窑烧造。高13.6厘米,长49.5厘米,宽19厘米。枕形硕大。由于枕面上的诗文均为缠绵悱恻的情诗,说明它为“同床共枕”的夫妻枕。枕的四壁和枕面的边框剔刻着连绵的绿叶纹,线条流畅素雅。绿叶围合的两片白色书页形开光内分别写有两首《中吕宫・七娘子》词:“月明满院晴如昼,绕池塘,四面垂杨柳。泪湿衣襟,离情感旧,人人记得同携手。从来早是不即溜,闷酒儿,渲得人来瘦。睡里相逢,连忙先走,只和梦里厮驰逗。”另一首为:“常记共伊初相见,对枕前,说了深深愿。到得而今,烦恼无限,情人觑着如天远。当初留意非情浅,奈好事,间阻离愁怨。似捎得一只珠,珍珠米饭,嚼了却交别人咽。”根据曲牌的规定,59字至90字为中调,《七娘子》有两体,一为58字,一为60字,此诗为后者,所以为中调。诗描写了刻骨铭心的爱情,表达了相爱不能相守的思念之情。因是写在双人共享的枕上,更增添了漫漫长夜的惆怅之感。

内蒙古锡林浩特盟蒙元文化博物馆也收藏一件金代书页形诗文枕,河南当阳峪窑烧造。它与日本白鹤美术馆收藏的金代书页形诗文枕为同类产品,无论是造型还是诗文如出一辙。只是品相上略显粗糙,在装饰上也用刻划的三角形取代了剔刻的卷草纹。

首都博物馆收藏一件金代三彩划花亚腰形枕,形如银锭,河南窑口烧造。高13.3厘米,长25.5厘米,宽13.5厘米。瓷枕两端面为正方形,中央各有一气孔,饰白色五瓣花朵,周围饰黄地绿叶。枕体四面均为黄地、白叶、绿色花蕾纹带,中部束腰处为绿地,刻行书北曲小令四首。第一首为《词寄・庆宣和》:“人生百岁七十多,受用了由它。捻指数,光阴急如梭,每日个快活。”第二首为《词寄・落梅风》:“生辰日,酒满怀(杯)。只吃得玉楼沈醉。落梅风,将来权当礼,每一字满寿千岁。”第三首为《词寄・庆宣和》:“寒山拾得那两个,风风磨磨,拍着手,当街上笑哈哈,倒大来快活。”第四首也是《词寄・庆宣和》:“荣华富贵我不知,来提。每日醒醒沈,只不谈岁非。”

河南洛阳博物馆也收藏一件金代划花亚腰形诗文枕,长25厘米,宽14厘米,高14厘米。1969年于洛阳东郊出土。瓷枕同首都博物馆的那件如出一辙,不仅造型、装饰相同,甚至四首词曲中前三首完全相同,第四首为《词寄・赏花时》:“一曲延(筵)前奏玉萧,五色祥云朱顶鹤,长生不老永逍遥。”

保利香港2013年春季拍卖一件金代豆形诗文枕,河南当阳峪窑烧造。长40.5厘米,宽16厘米。瓷枕光泽温润,色彩华丽而不俗艳,给人以气质高贵之感。枕的四壁施绿釉,枕面用两条细线勾出豆形边框,细线内剔刻花卉纹一周。豆形开光内左右刻两朵莲花,上面敷施绿、黄二色;枕的中心为椭圆形花口套正方形,内用行草刻有王维《田园乐》诗之六:“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朝烟。花落家僮未扫,莺啼山客犹眠。”其意是说,桃树的花瓣上还含着昨夜的雨珠,雨后的柳树一片碧绿,笼罩在早晨的烟雾之中。家僮还未清扫满地的落花,隐居山庄的人还在梦境中。描写了田园新雨后,柳绿花红,寂静无声的意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