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居入伙十篇

新居入伙篇1

1、阳光明媚，东风送情，喜迁新居，德昭邻壑，才震四方！

2、“良辰安宅，吉日迁居”，幸福的生活靠勤劳的双手创造！

3、吉日迁居全家平安 良辰进宅诸事顺心

4、莺迁仁里，燕贺德邻，恭贺迁居之喜，室染秋香之气； “良辰安宅，吉日迁居”，幸福的生活靠勤劳的双手创造！

5、鸟枪换炮，新居报到，挥手作别老宅，好友亲朋齐欢笑！新新的房，新新的墙，还有美丽小新娘。幸福搬，快乐搬，健康和谐一起搬，良辰吉日庆乔迁！

6、一家和和睦睦，一年开开心心，一生快快乐乐，一世平平安安，天天精神百倍，月月喜气扬扬，年年财源广进。

7、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黄道吉日乔迁真是好时候；你迁向福源地，会越过越富有，福旺财旺人气旺，健康平安乐悠悠。搬新家，好运到，入金窝，福星照，事事顺，心情好，人平安，成天笑，日子美，少烦恼，体健康，乐逍遥，朋友情，忘不了，祝福你，幸福绕。

8、生活精彩常常有，换个地方喝小酒，不同风 景都来瞅，乔迁大喜热闹守，平安幸福 紧紧搂，送完祝福不想走。乔迁大喜呀！

9、鞭炮响，锣鼓闹，吉日良辰已来到；好朋友你搬家了，发条短信祝福到：新天新地新福绕，新宅新院新财罩，新邻新友新吉兆，欣欣向荣新面貌！

10、法拉利飞驰，玛莎拉蒂飞奔，马路 杀手如此多，大凡都是富二代。科学家们，可否研究富二代探测仪？珍惜生命 ，远离富二代！

11、迁入新宅吉祥如意，搬进高楼福寿安康。乔迁喜天地人共喜，新居荣福禄寿全荣。

12、蜜蜂筑了新巢，酿了一罐甜甜的蜂蜜；燕子垒了新窝，孵了一群可爱的小燕；蚂蚁挖了新洞，备了一仓过冬的粮食；你也搬新居了，一定能够赚取大把的钞票。

13、吉星高照； 福地呈祥。 水如碧玉山如黛； 凤有高梧鹤有松。

14、山色上红楼 莺歌大地春 五福齐临康乐家

15、生活精彩常常有，换个地方喝小酒，不同风景都来瞅，乔迁大喜热闹守，平安幸福紧紧搂，送完祝福不想走。乔迁大喜呀！

16、房子换新的了，心情也变得更好，孩子学习成绩更高了，夫妻便得更恩爱，工作更加顺心，那就祝贺你万事随心意吧！

17、春风迎绿树 燕报重门喜 三星拱照平安宅

18、门户纳千祥 新居气象新 春山绿映门 春风及第先

19、喜闻您乔迁新居，今日特发条短信表示祝贺，房子换新的啦，家 具也可以换新的啊！但媳妇还是不要换新的了，因为糟糠之妻不下课嘛！这个可是必须的！

20、搬新家，好运到，入金窝，福星照，事事顺，心情好，人平安，成天笑，日子美，少烦恼，体健康，乐逍遥，朋友情，忘不了，祝福你，幸福绕。

21、乔迁新居贺词，乔迁祝福阳光 明媚，东风送情，喜迁新居，德昭邻壑，才震四方！

22、新居迎百福 好地风光好 华屋辉生壁 旭日临门早

23、语燕啼莺入世家 喜气长留俭朴家 莺迁乔木日初长

新居入伙篇2

2、“良辰安宅，吉日迁居”，幸福的生活靠勤劳的双手创造！

3、吉日迁居全家平安 良辰进宅诸事顺心

4、莺迁仁里，燕贺德邻，恭贺迁居之喜，室染秋香之气； “良辰安宅，吉日迁居”，幸福的生活靠勤劳的双手创造！

5、鸟枪换炮，新居报到，挥手作别老宅，好友亲朋齐欢笑！新新的房，新新的墙，还有美丽小新娘。幸福搬，快乐搬，健康和谐一起搬，良辰吉日庆乔迁！

6、一家和和睦睦，一年开开心心，一生快快乐乐，一世平平安安，天天精神百倍，月月喜气扬扬，年年财源广进。

7、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黄道吉日乔迁真是好时候；你迁向福源地，会越过越富有，福旺财旺人气旺，健康平安乐悠悠。搬新家，好运到，入金窝，福星照，事事顺，心情好，人平安，成天笑，日子美，少烦恼，体健康，乐逍遥，朋友情，忘不了，祝福你，幸福绕。

8、生活精彩常常有，换个地方喝小酒，不同风 景都来瞅，乔迁大喜热闹守，平安幸福 紧紧搂，送完祝福不想走。乔迁大喜呀！

9、鞭炮响，锣鼓闹，吉日良辰已来到；好朋友你搬家了，发条短信祝福到：新天新地新福绕，新宅新院新财罩，新邻新友新吉兆，欣欣向荣新面貌！

10、法拉利飞驰，玛莎拉蒂飞奔，马路 杀手如此多，大凡都是富二代。科学家们，可否研究富二代探测仪？珍惜生命 ，远离富二代！

11、迁入新宅吉祥如意，搬进高楼福寿安康。乔迁喜天地人共喜，新居荣福禄寿全荣。

12、蜜蜂筑了新巢，酿了一罐甜甜的蜂蜜；燕子垒了新窝，孵了一群可爱的小燕；蚂蚁挖了新洞，备了一仓过冬的粮食；你也搬新居了，一定能够赚取大把的钞票。

13、吉星高照； 福地呈祥。 水如碧玉山如黛； 凤有高梧鹤有松。

14、山色上红楼 莺歌大地春 五福齐临康乐家

15、生活精彩常常有，换个地方喝小酒，不同风景都来瞅，乔迁大喜热闹守，平安幸福紧紧搂，送完祝福不想走。乔迁大喜呀！

16、房子换新的了，心情也变得更好，孩子学习成绩更高了，夫妻便得更恩爱，工作更加顺心，那就祝贺你万事随心意吧！

17、春风迎绿树 燕报重门喜 三星拱照平安宅

18、门户纳千祥 新居气象新 春山绿映门 春风及第先

19、喜闻您乔迁新居，今日特发条短信表示祝贺，房子换新的啦，家 具也可以换新的啊！但媳妇还是不要换新的了，因为糟糠之妻不下课嘛！这个可是必须的！

20、搬新家，好运到，入金窝，福星照，事事顺，心情好，人平安，成天笑，日子美，少烦恼，体健康，乐逍遥，朋友情，忘不了，祝福你，幸福绕。

21、乔迁新居贺词，乔迁祝福阳光 明媚，东风送情，喜迁新居，德昭邻壑，才震四方！

22、新居迎百福 好地风光好 华屋辉生壁 旭日临门早

23、语燕啼莺入世家 喜气长留俭朴家 莺迁乔木日初长

新居入伙篇3

1、沧海桑田无限诗情画意,春风秋雨几多古往今来。

2、树雄心创伟业为江山添色,立壮志写春秋与日月增光。

3、燕报重门喜; 莺歌大地春。旭日临门早; 春风及第先。

4、阳光明媚,东风送情,喜迁新居,德昭邻壑,才震四方。

（来源：文章屋网 ）

新居入伙篇4

“从古到今，都不是每个人都会老老实实按部就班地结婚、生子地过完一生。在国外，同居现象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而普遍存在。在国内随着观念的开放也越来越多。” ——著名婚姻法专家 巫昌祯

一、 “新同居时代”现象及成因

无论人们是否承认，“新同居时代”给社会带来的冲击波都是法律不可能回避，也是不应当回避的，最近由新浪网站发起的以“新同居时代”为标题的专题讨论引起社会强烈反响就是明显的例证[1].读者自己如果要阅读与“同居”有关的新闻，只需要在网络中收索，就可以发现无数的例子与观点。

“同居”其实是一个概念非常模糊的词语。在改革开放之前，人们一提到“同居”，就自然联想到“非法同居”[2] 或者“非婚同居”。可见，当时的社会道德观念是极力排斥同居的。如果追溯到古代，“同居”更是大逆不道，暂且不说可能要面临重刑，就凭社会道德的惩罚，已经足以使同居者望而生怯。

然而到了今天，人们对同居多了一点点宽容，起码是一点点。我国婚姻法学者巫昌祯教授指出：“从古到今，都不是每个人都会老老实实按部就班地结婚、生子地过完一生。在国外，同居现象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而普遍存在。在国内随着观念的开放也越来越多。”[3].在大学校园内外，大学生自己租房同居的，已经是既成事实。在流动全国的打工大军中，同居更是累见不鲜了。然而真正主导“同居潮流”的，也许当属新兴的白领阶层。上述的同居现象说明，同居跟人的职业、收入和所受的教育程度没有必然的联系。此外，也不能以为，同居现象是年轻人的专利。其实在丧偶的老年人当中，“夕阳红同居现象”仍然是存在的。

包罗万象的“新同居时代”形成的原因很多。有人在网上进行“同居的经济学分析”，大概是说同居可以“节约成本开支”，“提高经济效率”等等。这个，笔者不懂经济学，暂且不谈。至少目前还没有那位经济学家专门研究“同居与国民经济增长点”关系之类的课题。但是至少有一点，同居现象，的确跟经济有关，但又不仅仅与经济有关。同居现象涉及到的，还包括人之初的原动力，这个，读者只要想象亚当跟夏娃的经典故事就知道了；也可能包括婚姻因素，例如人们所说的“试婚”；还可能涉及到社会因素，例如老年人的孤独与同居现象；甚至也涉及到市场经济中的“交易”（例如金钱换青春的“包二奶”现象）；不胜枚举。

二、 “同居”的分类以及现有的法律规定

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对“同居”进行不同的分类。例如纯粹为了节约住房开支或者结交一般朋友的“合租合住”就不是本文讨论的问题。法律也不能对一切同居现象作一概的对待。本文尝试按照下列标准进行分类，并分别说明现有法律的处理办法。

1.不涉及婚姻的同居与涉及他人婚姻的同居

（1） 不涉及婚姻的同居，一般称为“未婚同居”。

顾名思义，就是同居的双方在同居期间都没有结婚，或者已经离异。新的《婚姻法》既没有明确规定“未婚同居”合法，也没有明确规定不合法。虽然《婚姻法》第25条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但是也不能说明法律就禁止未婚同居或者承认未婚同居，因为该条的目的在于保护未成年人，而不在于保护生育该未成年人的未婚同居者。同样，《继承法》第10条的规定的立法目的，也是如此。正因为如此，才使得在实践当中，对未婚同居者的执法非常混乱。

首先，过去的司法实践保护“事实婚姻”，也就是长期的未婚同居关系。但是现在，司法实践不再提“事实婚姻”，也就是未婚同居关系不再受司法实践的保护，但也不进行制裁。

其次，未婚同居者成了部分违法执法者的牺牲品。在实践当中，未婚同居者，尤其是那些没有固定的同居场所的未婚同居者被少数治安执法人员以“扰乱治安秩序”等名义“棒打鸳鸯”、甚至罚款、治安拘留的事件时有发生。应当承认，未婚同居的确也可能带来一些包括治安在内的社会问题，但是不能假定一切未婚同居者都扰乱了“社会治安”。然而在法律没有明确承认“未婚同居”者的法律地位之前，这样的执法现象仍然将存在。

第三，鉴于“未婚同居”还可以进行更为详细的法律划分，下面将专门讨论。

（2）涉及他人婚姻的同居。

它是指在同居期间至少有一方存在与他人的婚姻关系的同居，也可称为“婚外同居”。其表现形式多样，例如“包二奶”、“婚外一夜情”等等。

对涉及他人婚姻的同居，应当说我国法律有明确的规定。《婚姻法》第4条规定了夫妻之间的忠实义务。第3条更是明确规定“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实践当中，对涉及婚姻的同居，主要是规定了有过错的一方在离婚时对受害一方的损害赔偿责任，也就是民事责任（见婚姻法第46条2款）。

对同居者之间的法律责任，婚姻法并没有规定。不过，对无过错一方的同居者，可以赋予其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例如，已婚的甲隐瞒自己的婚姻关系与未婚的乙同居，如果这种同居关系给乙带来精神损害，则乙可以提出证据，向法院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还应当指出，涉及婚姻的同居与刑法规定的有关犯罪是有区别的，不能混淆。刑法规定的各种与性有关的犯罪，都不是直接争对涉及婚姻的同居的，尽管有些特殊的涉及婚姻的同居可能构成刑法上的与性有关的犯罪。可见，涉及他人婚姻的同居，在一般情况下只承担民事责任，例如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2.长期固定的同居与临时不固定的同居

长期固定的同居与临时不固定的同居在法律上的处理可能有很大的不同。对涉及他人婚姻的同居而言，无论是长期固定的同居（例如“包二奶”），还是临时不固定的同居（例如“一夜情”），法律一律予以禁止。因此，同居关系的时间长短并不影响其违法性质，只是在承担民事责任方面，可能有所不同。

但是，对“未婚同居”而言，同居时间的长短，则可能具有重大的法律意义。对临时的且不固定的未婚同居（如“一夜情”）来讲，只要双方成年且自愿，也未造成对他人的任何损害与妨碍，尤其是在不违背社会公共秩序的前提下，应当属于不在法律禁止之列，但也不属于法律积极鼓励的对象；而对长期的未婚同居来说，情况就不一样了。长期的未婚同居，是指，未婚男女双方彼此有维持长期同居关系的意愿，而且对外公开以同居者（包括“朋友关系”）的身份，长期地生活在一起，这种同居者一般还有固定的同居场所，例如同居一方的住所或者共同购买或者租赁的住所。有的甚至生儿育女，尽父母的职责。这种长期的而固定的未婚同居关系，在过去被称为“事实婚姻”，国外叫“无结婚证的同居”。现在，司法实践以及新《婚姻法》都不提“事实婚姻”，因此本文有必要重点地探讨一下长期而固定的同居关系的法律地位。

三、“无结婚证的长期未婚同居”带来的法律问题

只要看看报纸跟新闻媒体的报道，就知道无结婚证的未婚同居现象有多么普遍。根据新快报的报道，按照广东省民政厅有关部门的调查，在全省1976万多个家庭中，有将近1/10的“家庭”，即200万个“家庭”由于种种原因，夫妻没有结婚证，不被法律所承认[3].仅广东一个省就是如此，如此，全国的情形如何，可想而知。

虽然法律赋予了非婚生子女的法定权利以及生父生母的法定义务，但对“事实婚姻”本身，我国的婚姻法是不保护的。这主要体现在同居者彼此无继承权，法律也不承认同居者彼此有抚养对方的义务，至于无过错的同居者一方因为同居遭受的物质与精神损害，同样也没有法律规定。

在现有的法律状况下，同居者如果要保护自己，而且又不愿意选择领取结婚证的话，可以采取书面约定的方式。例如可以约定彼此的忠实义务，共同生活期间的费用分摊，以及因为对方的过错给自己造成物质或精神损失时的损害赔偿办法。还可以约定女方在怀孕以及产后一定时间内不得提出解除同居关系等等。至于女方生小孩之后，男方不支付给小孩的抚养费用的问题，婚姻法第21条其实有明确规定，因为该条规定了“父母”与“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这里的父母，不仅仅是“已婚父母”，这里的子女，也不仅仅是“婚生子女”。

唯一的问题就是，在未婚同居者彼此之间没有约定彼此的权利义务的情况下，法律应当作何处理的问题。由于婚姻法不承认“事实婚姻”，或者“无结婚证的长期同居关系”，因此，在对这类“亚婚姻”、“准婚姻”或者“类婚姻”进行立法之前，只能依靠法律的一般原则（例如诚实信用原则与善良风俗原则）与有关的司法解释来解决。

第一个问题：同居关系是否合法？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12月25日的《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5条2款规定，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后，男女双方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在案件受理前补半结婚登记；未补办结婚登记的，按解除同居关系处理。该司法解释事实上承认了“同居关系”合法性。按照“法律无明文规定者不违法”的基本法律原则，既然我们的宪法，婚姻法都没有明确规定“同居关系”违法，就只能认为，至少法律是默认同居合法的。

第二个问题，同居者之间到底有无法定的权利义务？从法理上说，“无结婚证的长期同居关系”本来就是建立在诚实信用原则与意思自治原则基础之上的。换句话说，如果同居者之间彼此缺乏诚信，这种关系是无法长期维持的。因此，本文认为，处理这类纠纷，仍然应当立足于诚实信用原则。最高法院在进行司法解释时，仍然不能仅仅因为长期同居关系没有结婚证，就一律不保护同居者彼此之间的权利义务。虽然最高法院的上述司法解释没有对同居者之前是否有无法定的权利义务作出回答，但并不等于说，同居者之间就没有任何权利义务关系。这是因为该解释首先是一个“婚姻法”解释，而不是“同居权利义务”解释。如果同居者符合婚姻的实质要件，那么就应当比照婚姻法的有关规定来明确同居者之间的权利义务。这应当是一个原则。

在国外，例如德国，长期的生活伙伴关系比较普遍。笔者曾经有一位德国同事，他跟他的女友共同生活在一个小镇有十多年了。两人感情一直很不错，不仅彼此尽忠实义务，而且对对方的父母，也是相互照顾。我问他为什么不选择结婚。他回答说，他们在事实上就是夫妻，之所以一直没有进行结婚登记，领取结婚证（Trauschein），是因为他们认为没有必要。他还说，这种“无结婚证的同居”（Zusammenleben ohne Trauschein）一般都维持到小孩出生的时候。如果看看每天的大量报道，中国的情形也跟国外接近了。

四、“生活伙伴”- 西方法律中的新名词

长期而固定的同性同居者，在国外一般称为“生活伙伴”，德语叫“Lebenspartner”，英语可以叫life‘s partner 或者可以叫 living partner.

生活伙伴具有如下特征：首先，生活伙伴之间必须是长时间在一起生活，相互照顾，相互尽忠实义务，这与婚姻中的夫妻没有区别。其次，生活伙伴之间对外公开生活伙伴的身份。这与夫妻对外公开自己的身份也没有区别。第三，生活伙伴有共同的比较固定的住所。这与夫妻之间通常也有居家也没有区别。唯一的区别在于，这里的“生活伙伴”可以是指异性伙伴，而是同性伙伴，或者叫同性恋者（homosexuals），例如英文中的男同性恋者（gay）以及女同性恋者（lesbian）。

同性恋其实是人类早已有之的现象。人类社会对同性恋的态度，也经历了漫长的转变历程。在古代，同性恋者被不但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而且有可能被科以刑罚。在当代西方国家，同性恋者逐渐得到社会的宽容，也渐渐地被法律所承认。以德国为例子。当今德国社会的同性恋者的分布，呈现多元化趋势，跟职业、收入和社会地位没有必然的联系。例如，除普通职业阶层外，歌星、体育明星甚至职业的政治家当中，都有同性恋者。柏林的显任市长就是公开的同性恋者。有必要指出，同性恋者所占人口总数的百分比，毕竟是极少数。

在上述情况下，德国联邦议会前不久颁布了“生活伙伴法”（Lebenspartnergesetz），该法承认了同性恋者作为生活伙伴的法律地位。换言之，同性恋者可以与异性恋者一样，只要经过了“登记”，彼此之间就有了法定的义务，而且受到法律保护，不受第三人干涉，也不得受到歧视。根据笔者所了解，在实践中承认同性恋者法律地位的西方国家，并非德国一个。

至于西方国家为什么会承认同性恋者作为“生活伙伴”的法律地位，总的来说有如下原因。首先，同性生活伙伴既然是社会的现实，法律就不能回避，就必须进行回答。反之，我国的婚姻家庭法至今回避这一问题，这与社会道德以及法律的价值取向有关。其次，同性生活伙伴虽然属于“少数群体”，所占总人口比例非常低，但是在当代西方国家重视人权的背景下，尤其是强化“少数群体”保护的情况下，承认同性生活伙伴的合法地位，就在情理之中了。第三，女性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和女权运动的兴起，也是同性生活伙伴关系得到法律承认的一个重要原因。第四，明确地承认同性生活伙伴的法律地位，也有助于解决一些社会问题，例如有利于强化对同性生活伙伴的必要的管理与监督，有利于社会稳定等。

至于我国将来要不要从法律上承认同性生活伙伴的合法性，以及同性生活伙伴之间具有何种权利义务，则要看社会的发展以及社会道德的演变而定。

五、同居与人权

法律应当保护合法的婚姻，这个原则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都是不能动摇的，因为婚姻依然是社会的基本单元，依然是小孩成长和人类自我延续的必不可少的组织。在这个前提下，法律也同样应当保护长期的“同居关系”以及“生活伙伴关系”。

有必要强调，合法的同居，其实也是人权的体现。法律应当保护那些建立在诚实信用基础上的，不违背善良风俗的长期的未婚同居关系。尽管法律可以为了稳定婚姻家庭而赋予夫妻之间更多的权利与义务，例如夫妻之间的继承权，但是起码也应当对同居者提供最低程度的法律保护，例如保护同居者之间的合法权利不受第三人的干涉，尤其是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行政权力（例如公安、治安机关等）不得擅自对同居者罚款，甚至处以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

本文认为，法律明确承认合法的同居者的法律地位，利大于弊。这不但有利于同居者之间明确自身的权利义务，尤其是忠实义务，从而有利于新的善良风俗的形成；而且也有利于社会稳定。在目前同居者的身份没有得到法律明确承认的情况下，同居者面临的压力比夫妻面临的压力大，而且在就业等方面甚至受到歧视。可见，如何处理好同居者的法律问题，其实关系到社会的稳定。

新居入伙篇5

因为年轻，因为没有钱，也因为想更贴近地享受两人世界，我和老公不约而同地爱上了精致的小户型楼盘。这里所有的房子都不会大出100平方米，社区住户大多是年轻人，彼此没有年龄的隔阂，容易亲近。所谓物以类聚，我和老公都认为，要跟自己相像的人生活在一起，才会产生共同的磁场。因此，在这样的小区居住，邻居们都有共通点，彼此认识起来简单容易。

当我们住进这样的小区后，与邻居们化陌生为朋友的行动便即时开始，不但生活热闹有趣便捷，钱也是大大地节省了。

搭伙吃饭

天天在家安心煲汤过日子的年轻人还真不多见，有这些闲工夫，还不如到健身房练练身材或者上上网。所以从房子装修开始，我和老公就不自由主地跟邻居们在楼下快餐店碰面了。

时间长了大家很容易就相熟，互相就会在吃饭时有个照应，比如主动告诉对方，不要点宫爆鸡丁了，味道太不正宗，不如糖醋排条做得地道。有时候自己一个人吃饭，一盘菜份量太多，甚至可以大方地邀请邻居过来一起分享。

渐渐的，大家开始痛陈楼下餐厅的不是，欺负我们好吃懒做，因为价钱太贵，味还不正宗。这时候，在大家的共鸣之下，开始觉得有必要改革改革小区的餐桌内容了。

我老公建议说，不如咱们合起来请个钟点工吧，这样既方便又便宜，想吃什么都可以。大家齐声拥护，可是，谁家的新装修会肯让出来给大家做公共食堂呀？楼下餐厅更是不可能了，老板一听说我们要改革，早就气得好几天没好脸色了。邻居们你一言我一句，最后终于“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制定了一套可行性极强的“法则”，搭伙吃饭的生涯由此展开：

1、出愿意搭伙的家庭和人数，每月依次选定一位“家长”做搭伙组织者，并贡献其家为食堂；

2、“家长”必须由常食人口担任，偶尔搭伙者没有升任“家长”之权限；

3、常食人口每人每月预交300元，临时搭伙者150元，由“家长”管理伙食费，交给钟点工买菜和付工资，并保证吃好吃饱，钱款多退少补。“家长”就每天的人数做好记录，以便每月分摊费用；

4、 时搭伙者由于不参与管理，因此轮流洗碗打扫战场，保证后勤工作不会出现故障；

5、如果“家长”有事不能回来，必须提前通知“预备家长”，安排饭局，其它常食人员若请假必须于每天六点前，相反临时搭伙者要参与饭局也必须在每晚六点前通知“家长”；

6、不能把食堂当自己的家，吃完饭后，若无“家长”的挽留，必须于晚八点前离开“家长”家，以保证“家长”的个人生活不受打扰。

“法则”制定好的第二天，我们便物色了能干的钟点工，把我们的要求告诉了她，当天晚上便有了热菜热汤。由于这项活动由我老公发起，因此他荣升了第一任“家长”。第一个月下来算一笔账，大家每人比在餐厅吃饭节约了约200元钱。而且，最重要的是，邻里关系十分融洽，再不是进屋就关门的那种“文明”住户了，生活过得无比热闹、舒服。

搭伙坐车

住在我们小区的人，别看买的房子都不大，可是并不见得没有钱，况且新鲜时尚人士大有人在，因此奥托、宝来这一类汽车品牌是我们小区里的常见车型。有了搭伙的基础，邻里间相互比较熟悉，因此每天的出行之事，也很快顺理成章地进入了我们的商议内容。

刚开始，大家的约定极不规范，有时就是搭搭顺风车，也没人给钱这样“见外”的事。但是后来有搭不了便车，上班又相对很近的几个人，就开始合起来打车上班了。他们与一个出租车司机约好，每天车子会定时来接上下班，有意外就及时通知司机。这样，大家就涉及到了钱的问题，AA也就不再有不好意思的了。“搭车的人要负担一定的油费”就成了一个约定俗成，如此一来，两相心安，出行上班都比坐小区的交通车方便多了。如果是周末或者节假日出门旅行，大家自由组合好去一个目的地，算好人头，车主就不用管所有的过路过桥费和汽油费了，所有的出行支出都由随车人员分摊，这样子大家玩也玩尽性了，彼此都用很少的费用提高了生活质量，又有了很多投缘的伴，比过去自己租车开车出去玩，反而有了新的味道。这也是活力小区生活的一大省钱招数吧。

这样的小区内，运动场、网络社区、游戏室、设备齐全的洗染房、快餐酒吧一律通吃，这些年轻人中意的玩意儿也不容忽视。

这种理财方式比较新，而且可操作性也很强。

下期预告:

新居入伙篇6

全面管理 高位办学扬帆启

教育集团成立后，面对在校师生人数多、覆盖学区广、校区跨度大等实际情况，学校依托多年办学实践，改革创新，全面贯彻落实教育方针和各项政策、法规，系统总结出“一三四教育”的特色办学理念，即夯实“一切”学生和谐发展基础的办学思想；教学生“三年”，想学生一生，思国家千秋的育人理念；培养具有健全的人格魅力、扎实的基础学力、深厚的发展潜力和坚强的适应能力的“四有”优秀人才。这些纲领性的发展理念，渗透在学校以“人本教育”“超越教育”为核心的学校管理文化之中，具体转化为“三互、三态、六体现逐渐形成”的“三三六”办学举措。

在全市推行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形势下，学校全体教师励精图治，图强思变，学校教育质量得到整体提升。2006年以来，学校中考成绩稳居市区前茅，多位和平区中考状元诞生我校。其中，在2006年中考中，一三四中学获全市第一名；2010年，在生源全部是学区学生的情况下，一三四中学以总分高于第二名学校10.8分的绝对优势，居全区第一名、全市第二名。在2011年中考中，成绩在700分以上的学生人数比2010年提高了4.27个百分点，化学、历史成绩再次位居全市第一，各科满分共计279人。考入实验、二中、育才四中等省级示范高中人数再度增长。真正发挥了名校引领示范作用，彰显着一三四中学鲜明的办学特色、教学风格和育人风范。

伙伴模式 特色办学铸品牌

加强队伍建设，实施“伙伴式”管理，为学校优质发展提供强劲引擎。学校从制度入手，对各部门实行“块块管理，条块结合”的“伙伴式”管理模式，落实“行政提速、服务提质、工作提效”的“三提精神”，做到工作到位不错位、不缺位，形成整体的“伙伴式”综合管理模式，成为和平区的一个品牌。

实施“互动式”伙伴校本培训，促进教师完成传统教师向专家型教师的转变，为学校发展进入科学轨道、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打下良好基础。

坚持德育为先，完善“伙伴式”德育工作体系，为学生全面发展提供高品质环境。学校构建了“以常规为基础、以特色为亮点、以静态为修身、以动态为养德”的全新德育工作体系。实现“伙伴式”合作，每周的伙伴式优胜小组量化考核选拔、班内小组的竞争、小组内互评的展开，使学校德育工作真正成为学校生存发展的灵魂，把学生培养成为具有一三四中学特质的优秀人才，成为促进和平发展的栋梁之才。

进一步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构建“六学一案”的伙伴式课堂教学模式，为全面培养高素质人才创设有效途径。实施以学生小组为主体的“伙伴式”课堂教学模式，是实现高效教学的有效途径。这一模式建立的目的和意义主要在于构筑新型的师生关系，创建适合学生发展的教育，促进学校质量整体高位攀升。沈阳市第一三四中学的“伙伴式”课堂教学模式有以下特色：模式特色是六学一案五点化；管理特色是突出六体现，小组团队评价与互访互学制相结合；课型特色是三课一赛，即常态化的求知课、规范化的求学课、体系化的活动课和伙伴式小组擂台赛。如今，学校的“伙伴式”课堂教学模式取得了丰硕的阶段性成果，切实提高了课堂教学效率。

国际视野 开放办学思路广

从整个和平区看，沈阳市第一三四中学是和平区南部学区大学校，创建了具有特色的大学区管理模式及与农村辉山学校建立教育发展共同体托管校。

从全国看，学校现为中国西部教育顾问单位，青海、新疆等地区骨干教师每年约有200余人来学校参观学习。2011年9月，吴艳校长被云南省教育厅聘为云南香格里拉第二中学的荣誉校长。

新居入伙篇7

（一）、有限合伙制度探源

如果说普通合伙渊源流长的话，那么有限合伙则可谓是历史悠久，从溯本求源的角度讲，有限合伙孕育于中世纪产生的康曼达契约（Commenda）。

在中世纪早期，欧洲大陆各国莫不将教会法顶礼莫拜为自己国家奉行的主要法律。教会法极端仇恨商业投机和放贷生利，在教会法看来，商业投机和利息代表着罪恶，因而从很早的时候起就禁止教士放款取息。到了9世纪。教会也禁止俗人放款取息，而把放款取息交给教会法律来裁夺。

客观地讲，放款取息的禁止并非对当时社会的发展毫无益处，恰恰相反，放款取息的禁止对中世纪早期农业社会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它使中世纪早期的农业社会免除了古代世界因消费债务而遭受的严重痛苦。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禁止放款取息制度却逐渐由进步走向了反动。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提一提十字军。在11世纪前，西欧人大都过着一种农村生活，每一地区和它的邻近地区分隔着，他们同教徒很少发生关系，除非遇到他们的侵入或者冒险的基督徒参加对东方的战争。教徒所占领的是那些保存最高度的古代文明、工艺和科学的地区。地中海地区和西部亚洲的教国家走在西欧基督教国家的前面。10世纪阿拉伯文明在东方和在西班牙发展的最高峰，正是西欧最野蛮又最贫困的时期。由于东西方贫富的强烈反差，于是便有了。从经济社会史的观点来看，它既是欧洲国家第一次向欧洲境外的扩展，是欧洲人在外国土地上和外国人中最早一次向外殖民的试验，但它同时又是一次庞大而又复杂的商业冒险活动。十字军刺激了商业的发展，因为它开辟了新的贸易通道，并使眼光狭隘的封建主义欧洲接触到东方的财富。十字军是抱着战无不胜的宗教信念出发远征的，而在回来的时候却认识到了在贸易、工业、作战和道德等许多方面，中东的文化都比他们优越。这种文化对比的结果，削弱了欧洲的宗教约束，唤起了人们的探索精神。新的贸易和商业精神在封建主义的土地上出现了。“贸易的发展既使古老的城市得以复苏，又使一些成为贸易中心的新城市得以诞生，到了11、12世纪，商业的繁荣与复兴及流动资本生产力的出现，引起人们无法圆满解决的一些问题。当时，放贷取息仍然是被禁止的，亚历山大三世在1176年给热那亚城天主教的一项训谕里，禁止高利贷。一方面是商业的繁荣和城市的复兴需要大量资本，一方面却是严禁放贷取息，现实与教规发生了剧烈的撞击，商业实践与教会道德之间产生了尖锐的矛盾，二者势均力敌，谁也不能占上峰，但是，善于捕捉商机的商人不甘近在咫尺的商业机会成为过眼烟云，于是，经济利益的驱动促使他们不再坐等商业实践与教会道德之间的争斗此长彼消，便采用一些妥协的办法和权宜之计，来逃避这些矛盾。

以“委托”形式出现的合伙制或合资制就是逃避教会禁令的产物。“这样的一个团体可没有什么灵魂，因此，一个人怯于教会处罚而不敢做的许多事，它却可以公然行之。它来源于阿拉伯人，在时代它就存在了。当时，麦加富商为了逃避伊斯兰教法律中禁止放债生息的规定，创造了这一合伙形式，随着伊斯兰教的征服，这种组织从阿拉伯半岛迅速传遍了整个地中海世界，而且在中世纪的商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15世纪，它几乎是全世界的典范。“

帕尔格雷夫在他的《政治经济学词典》中曾给这种合伙制下了一定义：一个不予限定责任的实际经营的合伙人，与一个以一笔确定数额为保险金的投资合伙人，所结成的一种业务关系。“

如果说这种以“委托”形式出现的合伙制的作用仅仅是逃避高利贷禁令，那么，随着15世纪不准谋取利息的禁令的被冲破，该制度应该“寿终正寝”了，然而，直到今天，这种制度还在为人们所津津乐道，许多商人仍然采用这种古老的制度从事现代企业（如辛迪加）的经营管理，这说明，以“委托”形式出现的合伙制，除了作为逃避高利贷禁令的一种狡计外，还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后果。这种合伙制为商业冒险开创了另一块用武之地，它把那些囊中充盈，然而对商业事务几乎一窃不通或极不热衷的人都吸引到一起。一个商人（举荐者），一般来说不可能伴随他的商品到买主那里去，而他又不愿意仅仅派一个仆人去照看，于是他就与某人（管理者）合伙，那人将处理有关业务，作为回报，那人获得一定比例的利润。这才是这种“委托”合伙制历经沧桑而不衰的生命力所在。

时至11世纪，随着地中海沿岸海上贸易的迅猛发展，这种“委托”合伙制也得到了长足发展并为航行贸易所广泛采用。在意大利、英格兰和欧洲的其他地方，它逐渐演变为一种新型的商业经营方式───康曼达（Commenda）。起初，康曼达是中世纪一种最普通的商事合同之一，一个商人（stans）待在家中，将自己的货物、货币交付给另一个去海外从事交易的人（tracdator）；或者一个专事海上贸易的商人从待在家中的商人处借得资金，用以从事贸易，作为回报，他要向借钱给他的人支付部分利润。同时，由于借用人贩运货物于海上，从事航行，作为完成艰难而危险的航行的报酬，从事航行的商人通常获得四分之一的利润。伦敦1391年法令清晰地表明这种为获利而借贷的关系。按照法令，如果出借资金伴有风险，出借人将不被视为放高利贷者并受处罚，航海人偿付给出借人的也就不是放贷利息，而是对将钱借给他人所可能遭至的损失的补偿，如果出借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基于康曼达合同获得偿付，他将会被视为放高利贷者而受到法律的处罚。“这种经营方式虽然好像是不公平的，但在12、13世纪，生命是廉价的，资金则非常短缺。”

康曼达合同产生之初，康曼达人（出借人）总是提供资金，后来，出借人和借入人都提供资金。起初，康曼达合同都是临时性的，只用于一次航行，通常是来回航行于中东，非洲或西班牙之间，后来，康曼达合同发展成为一种定期或不定期的关系。最后，大约在15、16世纪，在意大利出现了Commendatores或Commendatarii，前者是资本丰厚的资本所有者，他向商业投资，并且不对投资以外的债务承担任何责任，同时他也不参加经营，后者往往是投资的管理者，从事经营，并以个人财产对经营所欠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由此可见，康曼达组织实际上是借贷与合作的交结。有资本者既想得利，又不愿意亲身去冒险，依靠康曼达组织，资本所有者以分享企业利润的条件，将资本预付、委托给船舶所有者、独立的商人或他人，由他们去经营。资本所有者只对预付或委托的这部分资本负责，负有限责任，不负连带责任。在康曼达中，资本所有者的地位类似于隐名合伙人或隐名股东。随着时间的推移，康曼达又逐渐发展到陆上贸易，最终演变成为法国的两合 公司。19世纪末，这种制度传到英美国家。20世纪初期，英美等国借鉴在法、德等国普遍流行的两合公司制度，并加以改造，进行了有限合伙立法，确立了英美法系的有限合伙制度。

从中世纪有限合伙的起源到19世纪初叶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里，有限合伙从初始走向了辉煌，以15世纪为界碑，我们可以将有限合伙的发展分为两个历史时期：中世纪到15世纪，这是有限合伙的前身康曼达同教会抗争创设康曼达组织时期；15世纪到19世纪初，是有限合伙发展至巅峰时期。19世纪以后，伴随着有限责任公司的诞生，有限合伙逐渐失去了光芒四射的耀眼光辉。

就19世纪以前的有限合伙发展来看，它具有以下的特点：

1、没有明确的有限合伙法律规范

对有限合伙进行法律规范乃是19世纪以后的事情，1822年美国第一部有限合伙法在纽约诞生，1907年英国有限合伙法制定。在此以前，世界上并没有法律对有限合伙进行规范。其实这不足为怪，在15世纪以前相当漫长的一个时期内，由于有限合伙是作为教会法的对立物存在的，教会法不可能赋予有限合伙以法律地位，更不可能用法律规范来调整有限合伙，有限合伙只能作为一种吸纳资本的筹资工具而在民间广泛存在。15世纪以后，有限合伙快速发展，并且逐渐由一种临时性的合同关系演变为一种稳定的融资组织，尽管其团体性加强了，但对有限合伙经营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当事人订立的有限合伙合同，而此时，反对专制，崇尚自由，追求个性解放的理念深入人心，合同自治原则贯穿于各类合同，于此大环境下，利用法律规范有限合伙，未免有限制合同自治之嫌。应当说，19世纪以前，有限合伙处于自由发展时期，是当事人的意思而不是法律最终决定有限合伙的存废。

2、投资的短期性

此时的有限合伙往往是为了一次交易或几次交易，或为了每次航海筹集资金，合伙经营，当这种交易、航海等完成后，参与者往往就收回股本和利润，因此，有限合伙具有投资的短期性这一特点，同20世纪开发石油、天然气，不动产等的长期有限合伙不可同一而语。

3、规模的有限性

这一点是与有限合伙投资的短期性特点紧密相联的，由于有限合伙的投资多具有临时性、短期性，由此决定了有限合伙不可能、也无必要吸纳数以百计、千计的人投资，有限合伙能够筹集到资金，但资金数量有限，因此，有限合伙的规模不可能很大。

4、数量上的巨大性

尽管迄今为止我们没有确切的统计数据来说明有限合伙发展中的数量，但从已有的资料和当时海上贸易的发达程度看，至少可以肯定一点，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有限合伙在数量上是巨大的，它在当时已成为大量的、普遍的，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组织形式。对此，伯尔曼曾经评论道：另外，还存在用以形成其他类型商业联合体的其他种类的契约。然而，康曼达和陆上合伙却是主要的模式。

诚然，19世纪以前的有限合伙具有如此多的原始性，但是，它却为19世纪后有限合伙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没有康曼达和原始有限合伙的发展，就没有近代和现代有限合伙。

（二）、有限合伙立法例考察

──-以英美有限合伙立法为中心

从上文对有限合伙的探源我们了解到，有限合伙作为一项古老的制度，虽然历史悠久，但有限合伙立法却是近现代的事情，而且颇令人玩味的是，在有限合伙的发祥地，直至今天，也没产生一部有限合伙法（虽然这些国家在公司法中规定了两合公司，但实际上，两合公司并不完全等同于有限合伙），相反，有限合伙法却率先在英美国家诞生。巧合的是，在今日之世界，有限合伙在英美等普通法系国家得到了长足发展，而在其发祥地却日益变得默默无闻，这是否是在向人们昭示着什么？

1、美国

在美国法上，有限合伙（Limited Partnership）是指由两名或两名以上的人根据本州法律成立的，拥有一名或一名以上的普通合伙人（General Partner）和一名或一名以上的有限合伙人（Limited Partner）的合伙。依照各州相关的法律，有限合伙至少要有一名普通合伙人和一名有限合伙人。普通合伙人负责合伙事业的经营与管理，并且对合伙债务负无限连带责任；而有限合伙人的地位类似于公司的股东或投资人，他们不参与合伙的经营与管理，对合伙债务也仅以其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

前文我们谈及，有限合伙作为一种经营组织体，虽然自中世纪以来就在欧洲大陆盛行，但是，在英国和美国，中世纪并未出现有限合伙。英美法中的有限合伙起源于1807年通过的法国商法规定的一种类似的组织-两合公司，它最初是由路易斯安那州和佛罗里达州的法国探险者及殖民者带入美国的。1793年，在沃尔夫诉卡维界标案中，法院判决认为任何一个实际分得了一个企业利润的人，都应当对企业未清偿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这一判决遭到了反对。后来，在公众的要求下，立法者对债务人提供救济以减轻债务责任，最初提供的救济方式就是有限合伙，但是，普通法一直不接受这种企业制度，有限合伙在17、18世纪的美国依然是一项相当陌生的制度。在许多人看来，有限合伙是一个陷井。1822年，纽约州制定了全美第一部有限合伙法，随后，肯塔他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分别于1822年和1836年制定了有限合伙法。以后，各州陆续跟进，相继制定了各州的有限合伙法。当时，由于有限合伙的法律地位很低，许多法院对有限合伙法规进行严格设计，有限合伙的地位往往会因为细小的技术上的缺陷尤其是出现于登记陈述中的缺陷而被否定。“判例法上，对于有限合伙，相关法规依然采取严格解释。”

尽管各州司法实践对有限合伙严格解释，低调处理，但是，当时美国社会的经济、法律环境，却促成了有限合伙的成长、壮大。

17、18世纪的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开始发展，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尚未发育成熟，信用制度不发达，资本市场未充分发展也是不争的事实。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方面要求大量的资本，而这些数目庞大的资本仅靠与商品经济低度相容的独资企业的原始积累是远远不够的；另一方面，对资本的有效需求，又大大刺激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商人的投资欲，无论采用哪一种组织结构，商人或者投资者总是试图以最小的投资风险获取最大的利润，获取最大利润而承担最小的债务责任更是每一个商人或投资人所梦寐以求的。在当时，逃避个人债务责任的最有效方式就是法律所规定的有限合伙，虽然有限合伙是由普通合伙演变而来，但它强加了某些限制给一些合伙人，使这些合伙人免负其出资以外的债务责任。

对公司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18世纪的美国，公司已经出现，规范公司的法律也随之产生。但是，由于美国判例法上对于有限责任制度采取不信任的态度，美国的公司立法便对公司的设立采取严格的限制标准，实 行核准设立主义原则，这导致公司营业执照的申请十分不容易，而社会生活中又急需吸引投资，于是有限合伙这种企业形态便应运而生。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美国公司法对公司设立的严格规定，为有限合伙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法律契机。因此，有限合伙在美国出现、发展绝非偶然，乃是经济和法律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916年，为了使有限合伙这种组织在社会中普遍适用，也为了调适各州对有限合伙的严格解释，美国“全国州法统一委员会”（the National Conference of Commissioners on Uniform State Law ，以下简称“委员会”）通过了《统一有限合伙法》（Uniform Limited Partnership Act，以下简称为U.L.P.A）；1976年以前，除了路易斯安那州因其法律渊源的原因未采用U.L.P.A外，其余美国各州均采用了U.L.P.A，虽然若干州议会对于委员会所通过的原法案做了若干修正，但各州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差距。但从70年代初期开始，若干州议会开始对U.L.P.A做出更多的修改，其修改的内容主要在给予有限合伙人在合伙事业的经营与管理上更多的权限。U.L.P.A把有限合伙设计成少数的有限合伙人，简单的经济安排和地方营运的合伙，因此，70年代以前，有限合伙规模都很小，而且仅有数量很少的几个有限合伙人。进入70年代以后，大型有限合伙日渐风行，它们规模较大，有相当数量的分布广泛的投资者，许多有限合伙从事石油，天然气开发及不动产经营等项目。尽管这种有限合伙的发展吸引了大量的投资，但这种大规模的、跨州的现代有限合伙已远非U.L.P.A所能包容，大型有限合伙极大地加重了所建立的组织结构的负担。U.L.P.A也无法完全解决有限合伙在投资与企业界广泛使用后所产生的新问题。这些缺陷，促使委员会于1976年修正并颁布了《修正统一有限合伙法》（Revised Uniform Limited Partnership Act，以下简称R.U.L.P.A（1976））。到1990年，美国共有15个州采用U.L.P.A，其中不含“哥伦比亚特区”和美属维京群岛，34个州采用R.U.L.P.A.R.U.L.P.A（1976）的序言表明，R.U.L.P.A（1976）“试图在保留有限合伙不同于公司的特殊性的同时，使先前的统一法更具现代化。”R.U.L.P.A（1976）适应有限合伙的蓬勃发展，设计成有限合伙人数量巨大、经济安排复杂和跨州营运的合伙。1985年，委员会在R.U.L.P.A（1796）的基础上，又对其进行了修正，以进一步改进统一法。这就是 [Revised Uniform Limited Partnership Act （1985），以下简称为R.U.L.P.A（1985）]，与U.L.P.A和R.U.L.P.A（1976）相比，R.U.L.P.A（1985）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降低了有限合伙人参加有限合伙管理的风险；二是通过修改使有限合伙向公司模式迈进。目前，已有36个州采用R.U.L.P.A（1985），有几个州部分采用R.U.L.P.A（1985），其他的州采用U.L.P.A和R.U.L.P.A（1976）。有意思的是，尽管后法是在前法的基础上修正的，但后法并未完全取代前法，相反，三部制定于不同年代的法律在今天仍然被不同的州采用，同时生效。

有限合伙在美国发展的最初目的，乃是为了补救公司设立申请的不易，期望利用这种企业形式吸收资本。同时清除投资人所可能必须负担的连带责任。但在今天，有限合伙已经被证明是一种广泛筹集资金的吸引力极强的工具，有限合伙并未因公司的普遍存在而日渐衰落，它以公司所不能替代的优点而成为一种被经常采用的组织形式，且在规模上有不断扩大的趋势。

2、英国

在英国，有限合伙作为合伙的一种特殊类型，是由1907年制定的有限合伙法引进的。之所以引进有限合为制度，乃是为了弥补1890年制定的《合伙法》的某些不足。

1890年，《英国合伙法》颁布、施行，该法第3条在适用中所发生的问题，致使立法者们决定制定《有限合伙法》来补充《合伙法》第3条适用所造成的立法空白。《1890年合伙法》第3条规定：某人借钱给从事营业的个人或企业，如果出借人根据营利状况分享利润或以一定比率收取利息，并且有由当事人本人或其人签字的书面合同存在，出借人并不能被自然地视为合伙人。然而，如果出借人参与了合伙的经营，他就会被认为是该合伙的合伙人。但是，这样的行为并不必然导致其成为合伙人，因为当出借人的金钱在企业资产中处于危险境地时，他享有作为出借人应当享有的法定权利，因而这样的行为是合法的。结果，处于这种情况下的出借人会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困惑，他要保护自己的资金，却又不能决定他应该介入企业经营的程度。如果他越过了未被清晰、严格设定的界限，他就会被认为是借入企业的合伙人，对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责任，在理论上，贷款给某个企业与投资于该企业是完全不同的，而在实践中却总是难以清晰区分。有些人乐于享有合伙带来的利润，却又想只作纯粹的投资者，不参与合伙的经营，也不愿意承担无限责任。于是，为了改变上述情况下这类投资者的模糊地位，1907年，在公司法修改委员会（Company Law Amendment Committee）的大力倡导下，英国终于引进了当时在法国、德国等地盛行的两合公司制度，进行了有限合伙立法。根据《1907有限合伙法》的规定，有限合伙由至少一个普通合伙人和至少一个有限合伙人组成，普通合伙人对有限合伙债务负担无限连带责任，有限合伙人仅以其出资为限对有限合伙债务承担有限责任。

同美国有限合伙法相比，《英国有限合伙法》与之有两点主要的不同：

1、有限合伙的人数

依照美国有限合伙法的规定，美国法仅对组成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的最低人数作以规定，即至少一个普通合伙人和一个有限合伙人，而对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的最高上限则根本不予规定，正如此，美国的有限合伙得以向大型化方向发展，甚至许多有限合伙通过上市出售股票来筹集资金，由于法律不对有限合伙的最高人数加以限制，致使有限合伙的筹资渠道相当广泛，大型有限合伙不断涌现。“从80年代开始，若干股份在证券市场上公开交易的有限合伙，亦开始取代公司而开始经营大规模企业，并且，那些股份在证券市场中公开交易的大型有限合伙恐怕成为以后有限合伙发展的主流。”而英国1907年有限合伙法不仅对有限合伙组成人数的最低下限予以规定，而且还对其最高上限加以限制，根据《1907年有限合伙法》的规定，在英国，有限合伙的最高人数不得超过20人，只有在下述三种有限合伙中，其人数可以超过20人；（1）土地勘测员、拍卖商、价格核定人、地产经纪人、地产商以及地产管理人组成的合伙，但是，①合伙成员中，英国皇家特许土地勘测员机构（Royal Institution of chartered Surveyors）或者非法人的价格核定人和拍卖人协会（Incorporated Society of Valuer and Auctioneers）的成员不少于四分之三，并且②有限合伙人不超过四分之一。（2）保险经纪人合伙也可以有20个以上的合伙人，但是每个合伙人都需要是注册保险经纪人，如果是公司的话，需是《1977年保险经纪人（登记）法》（Insurance Brokers Act 1977）中定义的登记的法人团体。（3）伦敦股票交易所的成员商行或者作为伦敦股票交易所的成员商行从事经营的合伙，其人数同样可以超过法定数额。有限合伙人数上限的规定，致使英国的有限合伙规模都比较小，筹资功能的发挥也较有限，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有限合伙的发展。

2、有限合伙人的撤资

依据英国有限合伙法的规定，有限合伙人不得在经营期间撤回任何一部分出资，如果其直接或间接撤回出资，他要对等于其撤资额的有限合伙债务承担债务清偿责任。相比之下，美国法的规定更加灵活，R.U.L.P.A （1985）规定，有限合伙人可以随时或在合伙协议中以书面确定的事件发生时撤资。如果协议没有书面指明时间或有限合伙人可以撤资的事件或合伙解散和歇业的具体时间，有限合伙人应至少提前6个月书面通知至在本州的有限合伙营业地保存的每一位合伙人的地址，然后可以撤 资。同时，任何撤资合伙人有权按照合伙协议得到由于撤资应收的分配，并且，如果协议没有其他规定，他在撤资以后的合理时间内有权收到他在有限合伙中按其股权公平价值在撤资日应享有的分配额。U.L.P.A则认为，除非在有限合伙人提出撤资要求时，该合伙除了偿还有限合伙人的出资外，尚有足够财产清偿所有第三人和有限合伙人的债务，否则，既使有限合伙人要求返还他的出资，合伙也不可以将其出资返还，以保障合伙债权人的利益。

经过近百年的变迁，有限合伙在英国远没有在美国幸运，它一直是在有限责任公司的排挤和许多立法者的非议的夹缝中生存的，1907年，《有限合伙法》颁布之初，曾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甚至有的评论家评论道：这一法律的影响有可能引起商界的一场小型革命。……毫无疑问，自此几年后，整个联合王国会大量采用这种有限合伙制度。“然而，第二年颁布的《有限责任公司法》使刚刚诞生的有限合伙黯然失色。其原因在于有限合伙不具有法人资格。有资料表明，有限合伙并未向人们所希望的那样放射出耀眼的光辉，它失败了，在英国，仅有屈指可数的几万家有限合伙，而有限责任公司则数以万计，法院也鲜有关于有限合伙的判例被报导。有限合伙更适合于电影制作类的特殊风险投资项目。有限合伙不敌有限责任公司是不言而喻的，设立有限合伙与设立有限责任公司相比，几乎没有优势可言，这不足为奇，因为没有多少商人愿意向普通合伙人那样努力从事有限合伙经营并且要在有限合伙经营不善或濒临倒闭破产时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而且，有限合伙人总是不免要担心，如果有限合伙未按照1907有限合伙法的基本要求从事交易，那么有限合伙人就要失去该法的保护。关于小企业法改革的提案认为未来有限合伙体制上的改革应当放在首位，一份立法杂志建议有限合伙既使在现在的机制下，它也可以在以积累财富为目的的合资项目中发挥作用。这一预言还有待于证实。

当然，有限合伙未成为英国企业的主流形态并不意味着有限合伙在英国碌碌无为，上述学者的评论也未免太过悲观。因为多年以来，有限合伙在英国土地租赁中还被广泛采用，在财政、金融部门中作为某项投资基金的媒介，有限合伙还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有限合伙并不被作为纳税主体，这种税收上的优待鼓励了大量投资基金以有限合伙方式建立，并引发了规范这种合伙的法律文件的大量细致的改进。因此，有限合伙并未象评论者期望的那样成为流行的商业中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一概念本身存在着本质缺陷，更恰当地说，是有限责任公司普遍流行的反映。……将来，在这一法律领域可能会有更大的发展。

（三）、简短的结论

相同的时代背景，相同的制度设计，因为所处国度的不同，有限合伙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却大相径庭。这应验了中国的一句俗话：“桔种淮南则为桔，桔种淮北则为枳”，我们无意否认这样的事实；有限合伙不论是在英国，还是在美国，都不是主流的企业模式，但有限合伙作为一种重要的企业模式，确有其他主要企业模式所不可替代的优势，一项法律制度（包括有限合伙法律制度）能否充分发挥其作用，固然离不开其所在国的国情，但同时，立法者对某一项具体法律制度的价值取向时常左右着法律制度的效应的发挥。从功利主义观点出发，某一企业法律制度是否有价值，关键看其能否与一国的国情高度相容，是否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提高生产力。如果一项制度不与本国国情相容，那么既使它是最先进的制度如股份有限公司，也难以根植于一国。因此，如何借鉴有限合伙制度在英美国家发展的经验、教训，结合我国国情，以决定有限合伙制度在我国的取舍，乃是我们面临的实际问题。

二、有限合伙基本问题研究

-以美国法律为中心

有限合伙由普通合伙人（一般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组成，其中，普通合伙人与普通合伙中的合伙人没有什么区别，有限合伙人的存在才是有限合伙的特别之处。正如此，有的学者认为“除了有限合伙人仅以其投资为限对有限合伙承担有限责任外，有限合伙具有普通合伙的许多特征，它结合了合伙和公司的优点，并且被用作吸引拥有财产、想投资却又不愿承担风险的人投资，通过有限合伙人有限责任的规定，保护投资人（有限合伙人）的利益。由于各国法更强调有限合伙是是一个从事经营的组织体，因此，各国均从组织体的角度出发对有限合伙加以规制，特别是在有限合伙的设立等制度的设计上远比普通合伙严密，许多规定更趋科学、合理。

（一）、有限合伙的设立

1、有限合伙证书

有限合伙证书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有限合伙章程，依照《美国统一有限合伙法》的规定，有限合伙必须有一个符合各州有限合伙法律规定的书面有限合伙证书，并且该证书必须经过主管营业所所在州的州政府正式登记，该有限合伙方为成立。易言之，具备一份经州务卿办公室备案批准的证书，是有限合伙得以设立的法定条件，缺少这一条件，有限合伙将不得设立。如果将《美国统一有限合伙法》和《美国统一合伙法》作以比较，我们不难发现，《美国统一有限合伙法》对有限合伙设立的法定条件的要求要比《美国统一合伙法》对普通合伙设立的法定条件的要求更加严格，在美国，普通的合伙可以采取书面、口头或者其他非正式的方式设立，甚至可以依当事人之间通常的行事方式来加以认定。而有限合伙的设立，则必须具备书面有限合伙证书，且该证书须经州政府批准备案方可设立，美国有限合伙法之所以对有限合伙的设立规定了较为严格的程序，主要目的在于保护有限合伙债权人的利益，由于有限合伙人仅以其出资额为限对有限合伙的债务承担有限责任，因此，法律要求有限合伙具备有限合伙证书，这一方面使有限合伙承担了书面告知义务，即告知交易第三人（债权人），使他们了解交易对象的身份与法律性质以及资本额，这就促使交易第三人在与有限合伙进行交易之前慎重考虑交易的可行性和安全性。“有限合伙证书提醒债权人注意：这个合伙是有限合伙，要查明普通合伙人的身份。另一方面，通过有限合伙证书，可以确定有限合伙成员的身份、地位，借以明确地表明哪些人在什么时间成为有限合伙人或普通合伙人，这样有利于划清不同合伙成员的不同责任，防止发生纠纷。而且，政府主管登记机关可以根据登记备案的证书检查是否有欺诈情况发生。因此，美国统一有限合伙法规定，一个有效的有限合伙必须真正地，善意地依照法律的登记要求设立。

有限合伙证书标志着有限合伙成立，自有限合伙证书经州务卿登记之日起，有限合伙方可以以有限合伙的名义进行交易，如果有限合伙证书未经州政府批准，该有限合伙即从事营业行为，而债权人（第三人）又能够举证证明他之所以与该合伙进行交易，乃是因为信赖该合伙为普通合伙，那么该有限合伙则会被法院视为自始不成立，有限合伙的成员将要承担相当不利的法律后果，法官将会判令所有的合伙成员对合伙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正如美国学者所指出的：如果有限合伙证书未经登记批准而合伙先营业，则有限合伙人立即成为普通合伙人对合伙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有限合伙法律对有限合伙证书所应记载的事项规定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依照《统一有限合伙法》的规定，有限合伙证书必须记载的事项达14项之多，具体包括；所有普通合伙人的姓名与住所；有限合伙人已提供的出资；有限合伙所提供的资本是否会在日后归还，以及归还的时间；有限合伙人分担盈亏的比例等；而《修正统一有限合伙法》规定有限合伙证书只须记载下列5项内容即可：有限合伙的名称；营业地和人的名称和地址；每一个普通合伙人的名称和业务地址；有限合伙解散的最后日期；任何普通合伙人决定章程中应包括的其他内容。由此看出，《修正 统一有限合伙法》要求有限合伙证书中载明的事项要比《统一有限合伙法》中要求的要少得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有限合伙人的姓名不再被要求列于证书之中，这是因为，进入本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有限合伙在经济生活中的广泛应用，有限合伙日趋向大型化方向发展，有限合伙人的数量与日俱增，在有限合伙规模无限扩大的情况下，有限合伙证书中已无法一一列明每一个有限合伙人的姓名，而且有限合伙的债权人也不可能通过有限合伙证书去了解每一个有限合伙人。不一一列出有限合伙人的姓名，更利于节省时间和金钱。实际上，有限合伙证书登记事项的减化，反映了有限合伙证书在有限合伙中的作用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有限合伙证书属于一种对外的文件，其目的只不过在于使交易对象和主管机关了解有限合伙的有关信息而已，它并不直接规定各合伙人的权利、义务关系，人们愈来愈承认这样的一个事实，有限合伙协议，而不是有限合伙证书，对大多数有限合伙来说已经成为权威性的，详尽的文件。合伙的债权人和合伙潜在的债权人只能而且应当通过合伙协议和合伙直接给他们的其他资料，而不是通过有限合伙证书获得关于合伙资本和财务及其他有关事项的真相。事实上，是有限合伙协议，而不是有限合伙证书，对有限合伙更重要、更权威，虽然法律并不明确要求有限合伙有一个合伙协议，但很多有限合伙都有合伙协议，有限合伙的潜在的债权人应当要求查看合伙协议，而不是有限合伙证书，去获得有限合伙的资信情况。当然，从保护债权人利益和维护交易安全角度，有限合伙证书仍然是不可缺少的。

有限合伙成立以后，在其存续期间，一旦其组织机构发生变化而使原登记证书内容不符合有限合伙的现状，则该有限合伙必须将原登记证书内容加以变更，以便正确反映各合伙人间的新协定，以及合伙的新情况，为第三人提供正确的信息。此外，有限合伙证书也可能因普通合伙人决定的任何适当的目的而修改。通常情况下，当下列事项发生时，有限合伙证书必须修改：（1）任何合伙人出资的数额或种类或者任何合伙人提供出资的义务的变化；（2）新合伙人的加入；（3）合伙人的退伙。上述事项发生时，有限合伙必须在事件发生后的30日内，将反映该事件发生的有限合伙证书的相应修改递交有关机关备案。此外，普通合伙人得知有限合伙证书在制作时是虚假的或者任何安排或者所描述的其他事实已经改变，使得有限合伙证书在任何方面不准确时，应迅速修改证书。

为了维护交易安全。保护有限合伙债权人的利益，各国有限合伙法均规定有限合伙成员负有保证有限合伙证书所载内容真实、可靠的义务，并对有限合伙成员违反这一义务所应当承担的责任，予以明确规定。例如，美国统一有限合伙法及修正案均规定，如果有限合伙证书或者证书的修改或者注销包含虚假陈述，并使信赖此陈述的人遭受了损失，那么有限合伙要承担虚假陈述的责任，具体讲，受有损害之人可向下述人员要求损失补偿；（1）任何签署文件或者让他人以其名义签字并在当时知道文件存在虚假陈述的人和任何在签署文件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文件存在虚假陈述的普通合伙人；（2）任何事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证书中描述的任何安排或者其他事实已经变化，使得证书在任何方面不准确，在该陈述被合理地相信之前足够的时间内未能通过修改或者注销证书，或者提起（司法）修改或者注销证书诉讼的普通合伙人。

2、有限合伙协议

众所周知，民法上所说的合伙，具有双重属性，其一是指合伙人之间的内部契约关系，其二是指合伙组织，是合伙人组成的能以自己的名义对外为民事法律行为的组织体。其中，合伙协议是合伙组织体存续的前提和基础。有限合伙作为合伙的一种也概莫能外，其存在的基础也是全体合伙人共同的意思表示-有限合伙协议。尽管许多国家的法律并未将具备一份有效的有限合伙协议作为有限合伙的成立要件，但是，不存在有限合伙协议的有限合伙是难以想像的。在实务中，有限合伙成员之间常常订立一份合伙协议来规范、界定合伙成员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自从1985年美国有限合伙法修正案精简有限合伙证书的内容以来，人们愈来愈相信：是有限合伙协议，而不是有限合伙证书，已经成为有限合伙的权威性、详尽的文件。这一方面是由于有限合伙证书并不规定合伙成员的权利、义务，甚至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借助于有限合伙证书无法知悉有限合伙人有哪些，一旦发生纠纷，很难根据有限合伙证书确定合伙成员的责任；另一方面是因为有限合伙法的规定多为补充性规定，只有当合伙成员未对合伙事项约定或约定不明时方适用有限合伙法的规定，这便决定了有限合伙协议的重要性。正是基于上述原因，在美国许多州的实务上，有限合伙的设立，除了必须要有有限合伙证书外，更要有一份由多个合伙人所订立的合伙协议，由于合伙协议是合伙成员在自愿协商的基础上达成的，充分体现了当事人的自由意志，因此，除非合伙协议违反公序良俗或者法律的强制性规范，否则，法律将尊重当事人的意愿，设法维持合伙协议的有效性。

合伙协议的作用主要是用来规范合伙人之间的内部关系，通常包括合伙名称、存续期限及开始时间、出资的形式及责任、合伙人的权利义务分配及责任的承担、盈亏分摊、入伙、退伙及解散等事项。合伙协议是有限合伙的灵魂，而有限合伙证书是有限合伙成立的标志。应当说，二者都是有限合伙不可或缺的要件，缺一而不成其为有限合伙。由于一个有限合伙的设立要同时存在有限合伙证书和有限合伙协议，因此，如果有限合伙协议的订立的时间不同于有限合伙证书的登记时间，那么在实际生活中必然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合伙在什么时候成立？有限合伙协议订立以后，但在有限合伙证书送交登记并获批准之前，如果该合伙从事经营活动并同他人发生了债权债务关系，那么有限合伙应当承担什么责任？这些问题都是法律必须回答的问题。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在国外存在着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如果将有限合伙视为各个合伙人因为彼此的合意而组成的团体，则它的成立日期应为合伙契约的订立之日；另一种观点认为，有限合伙的成立必须符合统一有限合伙法的规定，而统一有限合伙法以证书的登记为有限合伙成立的必要条件，因此应视有限合伙于证书登记之后才成立。

我们认为，各国法将有限合伙的证书之登记作为有限合伙成立的要件，究其目的，乃赋予有限合伙证书以公示的效力，借以明示地向有限合伙的相对人表明有限合伙的性质，以保护合伙相对人的利益。由于合伙协议是合伙人的内部契约，不具有公示力，如果将合伙协议订立时间作为有限合伙的成立时间，这对合伙债权人的保护将是十分不利的，因此，以有限合伙证书登记备案之日为有限合伙的成立日较为妥适。

就第二个问题而言，通说认为，有限合伙的有限责任应自合伙协议订立时起，以符合他们的期待利益。因为有限合伙人既然不参与合伙事业的经营，他自然可以合理地认为证书已按时送交登记，如果有所延误，责任应由普通合伙人负责。在美国，这种说法似乎合乎统一有限合伙法的本意，因而统一有限合伙法第11条规定，当有限合伙人知道有限合伙证书并未办理登记，他必须主动放弃他在合伙事业中的利益，以避免因为被视为普通合伙人而必须对债权人负连带责任。我们认为，有限合伙人应自有限合伙证书登记之日起负担有限责任。

法律将有限合伙证书的登记作为有限合伙的成立标志，这意味着有限合伙的成立是一种行政行为，只有经行政机关批准，有限合伙方被赋予有限合伙资格，有限合伙方能以有限合伙的名义同他人进行交易。登记前，由于其不具有有限合伙的资格，其所实施的交易，自然不能被法律承认为有限合伙所为。合伙协议的订立，只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它只是表明缔约人具有成立有限合伙并从事交易的共同意愿而已，并不能表明其真正具备有限合伙的资格，在未被批准以前，该合伙未取得有限合伙资格，则表明合伙人之间所订立的协议只不过是一个普通合伙协议而已，在批准日以前，尽管该合伙协议已经生效，但有限合伙未被法律承认，因为欠缺法定成立要件而被视为未成立，因此，该合 伙将被视为仅是依照合伙协议成立的一个普通合伙，有限合伙人对合伙债权人仍然要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由有限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这是否会加重有限合伙人的责任呢？我们认为不会。

第一，有限合伙证书未经批准、登记，则表明有限合伙不成立，该合伙以有限合伙名义同相对人所为的交易行为自然不生法律效力，但是，有限合伙证书登记与否，只是涉及该有限合伙的外部关系的效力，有限合伙证书的登记，只是具有公示，公信作用，使相对人知悉并相信该合伙是有限合伙并与之从事交易，决定有限合伙与相对人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但无论如何，有限合伙证书登记与否不能成为约束有限合伙内部关系的规范，须知道，是有限合伙协议，而不是有限合伙证书规范着合伙成员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有限合伙证书和有限合伙协议在有限合伙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前者用以处理有限合伙与相对人间的外部关系，有限合伙协议用以处理合伙人的内部关系，有限合伙协议在有限合伙未成立之时，其对相对人虽不生约束力，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但其对合伙成员仍然具有约束力，只要该协议的订立出于当事人的自愿协商，又不违反法律规定，则协议中关于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责任分担的规定对合伙成员当然适用，因此，一旦有限合伙人因有限合伙未成立而被法院判令承担普通合伙人的无限连带责任，在履行了清偿责任后，有权按照有限合伙协议内部责任的约定要求其他合伙人偿还超过自己出资额部分承担的清偿责任。这对有限合伙中的普通合伙人也并无侵害，因为不论有限合伙成立与否，他均应对合伙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由于自己的过错未及时办理登记而导致有限合伙人对相对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则表明普通合伙人未适当履行自己的义务，对自己不适当履行义务给有限合伙人造成的损失，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 普通合伙人未办理有限合伙证书登记，有限合伙便依合伙协议从事营业，有限合伙人也并非束手无策，坐等向普通合伙人一样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免受不测之损害，有限合伙人完全可以通过采取主动放弃他在合伙事业的利益的措施以避免因为被视为普通合伙人而必须对债权人承担的无限连带责任，这对有限合伙人利益的保护也并非无效。

（二）、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

1.有限合伙人的权限与责任

有限合伙人是指向有限合伙出资并分享利润，但不参与有限合伙的经营且仅以其向有限合伙的出资为限对有限合伙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的人。在美国，任何个人、公司、合伙（包括有限合伙）或其他组织，甚至信托都可以成为有限合伙人，但是，信托、合伙、公司等团体加入合伙的目的必须要符合它本身的商业性质，或得到董事会的授权、或其章程中许可。

有限合伙人不得参与有限合伙的经营管理，普通合伙人负责有限合伙的经营、管理，因此，有限合伙人仅以其出资额为限对有限合伙的债务承担有限责任。但是，如果有限合伙人实际参与了有限合伙事业经营的控制，那么有限合伙人就有可能对合伙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因此，如何认定有限合伙人实际参与了有限合伙事业经营的控制，就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在英美法系国家，如何认定有限合伙人实际参与了有限合伙事业经营的控制，成为法官面临的一个比较棘手的难题，而且各州法律、判例与联邦法律、判例的结论也往往大不相同，在林林总总的有关判例中，下面的一个著名案例对我们正确理解有限合伙人实际参与合伙事业经营的控制会有所启迪。

洛马斯建筑公司是一家从事居室建筑的有限合伙，米歇尔。C.洛马斯（以下简称米歇尔）是该有限合伙的唯一的普通合伙人，波特曼则是该有限合伙的两个有限合伙人之一。由于米歇尔具有不良的信用历史，他无法从银行获得或借得有限合伙维持营业所需要的资金，波特曼在弗兰戈银行有一笔存款，于是，波特曼同弗兰戈银行的经理莫尔取得了联系，并以洛马斯有限合伙的名义从弗兰戈银行获得了贷款，后来，洛马斯有限合伙未能在规定的期限内偿还贷款，于是，弗兰戈银行波特曼，要求波特曼因参与了有限合伙的经营而对有限合伙的欠债承担普通合伙人的无限连带责任。弗兰戈银行的依据是R.U.L.P.A.（1985）第303条的下述规定：（b）一个有限合伙人并不因其从事下列一种或一种以上行为而对合伙实施了（a）项所说的控制：……（3）作为有限合伙责任的担保。初审法院在听取了证据后，认为波特曼为使有限合伙获得贷款以合伙的名义贷款，实际参与了有限合伙的经营管理，因弗兰戈银行有理由信赖波特曼的加入而对合伙产生信任。据此，波特曼应当对随后发生的合伙贷款负偿还责任。波特曼认为他同弗兰戈银行的关系符合“避风港”条款，他还主张他与弗兰戈银行并没有就偿还合伙的贷款达成书面协议，因此，根据反欺诈法有关担保规定，他不应承担债务承担责任。

弗兰戈银行认为初审法院证据充足，而且，反欺诈法不适用，因为法院判决不是以他和波特曼之间的协议为基础做出的，而是根据R.U.L.P.A.（1985）第303条的规定，波特曼失去了作为有限合伙人的地位。

上诉法院法官认为，“控制”一词在《布莱克法律词典》中被定义为“管理、指导、监督、限制、规制、统治或监察的一种力量或权威，就本案而言，证据表明波特曼为了使合伙获得贷款而代表合伙向弗兰戈银行贷款。初审法院本应从此证据中发现波特曼通过获得合伙得以生存的贷款-基于信用而提供了购买建筑材料的来源而参与了对合伙的经营。尽管没有这种证据曾向初审法院做出，我们注意到并没有证据表明当波特曼同弗兰戈银行接触时向有限合伙债务担保人那样行事，相反，唯一合理的推论是波特曼从来未试图为合伙债务承担责任。初审法院的证据证明波特曼通过使合伙获得生存的资金而参加了合伙的管理，因此，初审法院的判决应当维持。

可见，初审、上诉法院对有限合伙人波特曼责任的认定乃在于对有限合伙人实际参与合伙经营控制的尺度的把握上。在上诉审法官看来，有限合伙人实际参与合伙经营控制，必须是其对有限合伙事务享有决定权，仅仅一般意义上的说情、建议，不算作实际参与有限合伙的经营控制。一个有限合伙人可能积极地参与合伙事务的日常运作，如果他不负责对合伙业务作出最后决定，他就不会丧失有限合伙人的地位，因此，判定一个有限合伙人是否参与了有限合伙的实际经营管理，关健不在于有限合伙人是否向合伙提供了建议和向普通合伙人进行建议、咨询，而在于实际上当有限合伙对某一事项作出决定时，他是否向普通合伙人一样具有最终决定权。在下面的案例中，有限合伙人则更难咎其无限连带责任之责。

哈坎达农场是由普通合伙人埃卡米拉，有限合伙人吉姆、安德鲁组成的有限合伙，从事农作物种植。因经营不善宣告破产，但破产地产的受托人向法院，认为吉姆、安德鲁在合伙期间参与了合伙的经营和控制，应作为普通合伙人承担债务责任。埃卡米拉向法院提供了如下的证据：

问：你们种植什么？

答：我们种西红柿等。

问：在决定种植西红柿时你同吉姆、安德鲁商量过吗？

答：商量过，我们总是讨论，并经大家同意才决定我们要种的农作物。

问：谁最后决定种西红柿的？

答：安德鲁。

问：谁决定种植谷物的？

答：我们三人。除了第一批谷物是我个人种植的作为我向有限合伙的出资外，以后每次种植谷物都是大家同意的，所有种植的种类都由我们三人讨论协商。

埃卡米拉进一步证实：吉姆、安德鲁一星期来农场两次，商讨农作物的种植，埃卡米拉不想种植球形蔬菜和胡椒、西瓜，但是吉姆、安德鲁要种，于是埃卡米拉照办了。吉姆和安德鲁曾要求埃卡米拉辞去经理一职，埃卡米拉也照办了。此外，哈坎达农场在两家银行开立有帐户，有证据证明：三个合伙人中的两个人在支票上签名便可 提取存款，如果两个有限合伙人之一不在支票上签名，普通合伙人埃卡米拉无法用支票提取存款。

法院基于上述事实认为，在没有普通合伙人埃卡米拉签名的情况下，两个有限合伙人仍然可以提取有限合伙的存款，这表明吉姆或安德鲁完全可以通过拒绝在支票上签名来限制埃卡米拉对有限合伙的管理，吉姆、安德鲁还插手日常农场的种植计划，最终有权否决埃卡米拉的经营计划，决定所种植农作物的种类，他们还要求埃卡米拉辞去经理职务并选好了继任者。足见吉姆、安德鲁已实际参与了有限合伙的经营控制，吉姆、安德鲁已成为该有限合伙的普通合伙人，应对合伙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上述判例充分地说明了判定有限合伙人是否实际参与合伙事业的控制问题的复杂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美国修正《统一有限合伙法》 作了卓有成效的尝试，为了解决《统一有限合伙法》中对于有限合伙人在何种情况下丧失有限责任之不清楚的规定，《修正统一合伙法》用两种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

首先，根据《修正统一有限合伙法（1985）》第303条（a）项的规定：如果有限合伙人的确参与合伙事业经营权的控制，他并不一定会因此而丧失了对合伙债权人仅负有限责任的保障，而必须要视与合伙进行交易的债权人，在与合伙事业进行交易之时，是否因为有限合伙人的行为，而合理地相信他是普通合伙人。如果债权人在进行交易时并不相信，或并没有产生合理的相信，则有限合伙人便不会因为参与了合伙事业的经营之控制，而对该合伙债权人负连带责任。

其次，《修正统一有限合伙法（1976）》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特别规定了“避风港” 条款（“safe harbor”）其中明确规定有限合伙人在合伙事业内实施下列行为，不算是参加了合伙事业的管理：

（1） 、担任有限合伙或普通合伙人的受雇人、人或委任人，或者成为作为普通合伙人的公司的董事、股东、高级职员；

下面这个案例表明有限合伙人怎样涉及合伙的管理而又没有承担普通合伙人的责任：

原告弗瑞达销售公司同一个名为商业投资人的有限合伙订立了合同，被告罗纳德和布鲁斯是该合伙的两个有限合伙人，同时，二被告又是该有限合伙的唯一普通合伙人──联合财产公司的董事和高级职员。被告控制联合财产公司，并通过对该公司的控制，控制管理着有限合伙。后来，有限合伙违反合同，原告被告和联合财产公司。初审法院认为，被告并不因他们控制商业投资人（有限合伙）而承担商业投资人的普通合伙人的责任。原告不服上诉，上诉审法院维持了原判，原告上诉至华盛顿高等法院。

法官Hamilton认为，原告以被告作为有限合伙的一般合伙人的董事、高级职员，因而其应承担连带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不可否认，被告是作为一般合伙人的公司的董事，并且参加了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并通过对公司的管理而管理了有限合伙，但是，该有限合伙是被联合财产公司管理控制的，该公司是一个独立的法人，它并不为被告所控制。

原告从未相信被告在超过公司行为之外有任何个人行为对有限合伙管理，各方也规定被告从未以个人身份参加合伙的管理，作为一个公司的董事、高级职员，有责任将公司的事务与个人的事务分开，并且不会对与公司有交易的第三人做欺诈，明显不公平的举动，公司的独立人格应当得到尊重。

我们在判定被告是否承担连带责任时不应当忽视联合财产公司作为独立法人的存在，因为当时原告是知道被告同联合财产公司有关系的。事实上，毫无疑问，被告控制了公司，但他们仅仅是以一般合伙人（公司）的委托人的名义从事了活动，虽然公司是法人，它只能通过公司董事、职员、人实施行为。原告是同有限合伙订立合同，被告是以公司（一般合伙人）的董事、高级职员的身份订立合同，从法律角度出发，是公司──一个独立的法人，同原告订立合同并管理有限合伙。

进一步讲，由于被告审慎的将代表公司所为行为同个人行为分开，原告从未错误的假设被告是一般合伙人，他知道公司是唯一的一般合伙人，原告并不因其认为被告是一般合伙人而信赖被告对公司的控制，如果原告不相信公司作为一般合伙人有偿付能力，他应当坚持要被告以个人名义提供合同履行的担保，由于原告知道公司是唯一负连带责任的一般合伙人而与之订立合同，从法律规定上看，是公司，一个法人，控制了有限合伙，没有理由要求被告承担一般合伙人的责任。

（2）、向普通合伙人建议或者咨询涉及有限合伙的业务；

（3）、作为有限合伙的保证人，或者担保或者承担有限合伙的一项或者多项特定义务；

（4）、参加法律要求或者允许采取任何属于有限合伙的权利派生出来的诉讼；

（5）、要求参加合伙人会议；

（6）、通过表决或者其他方式建议，赞同或者不赞同一个或者数个以下事项；

a，有限合伙的解散和歇业；

b，出租、交换、出售、抵押或者其他转让有限合伙的全部或者实际全部财产；

c，在非正常业务过程中有限合伙所发生的债务；

d，改变业务的性质；

e，普通合伙人的接纳或者免除；

f， 有限合伙人的接纳或者免除；

g， 在普通合伙人与有限合伙或者有限合伙人之间有利益冲突的交易；

h， 有限合伙协议和有限合伙证书的修改；或

i， 与有限合伙业务有关的而未在上述条文中列明的，但在合伙协议中以书面表明应由有限合伙人通过或者不通过的事项。

（7）、根据歇业条款有限合伙的歇业；

（8）、行使按照有限合伙法允许的但上述条文未列举的有限合伙人的权利。

根据“避风港”条款的规定，有限合伙人实施了上述行为，并不改变他们的有限合伙人身份，他们并不当然地对合伙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客观地讲，“避风港”条款的规定，一方面保护了债权人的权益，维护了交易安全，一方面，也避免了不适当地加重有限合伙人的责任。

有限合伙人虽然不参加合伙的经营，但是由于合伙经营的盈亏同其有直接地经济利害关系，而且普通合伙人独自从事合伙的经营，有可能损害有限合伙人的利益，为了保护有限合伙人的利益，美国统一有限合伙法律赋予有限合伙人一定的权利，例如查阅和复制权；获得、检视合伙财务表报、帐册、纳税单权。由此观之，法律赋予有限合伙人的权利是有限的，其原因在于有限合伙人有限责任的承担是以其不参与合伙的经营管理为代价的，不参加合伙的经营管理，则表明有限合伙人在有限合伙中只不过扮演一个单纯投资人的角色，仅仅是一个投资人，自然不需要享有普通合伙人的权利，因此，赋予有限合伙人这些权利，目的主要是为了使有限合伙人对有限合伙经营状况有全面、完整的了解，以保护自己投资。此外，有限合伙人还享有利润分配权，即有限合伙人在合伙资产大于负债时，有权从合伙事业中收取利润和约定的其他收益，除非合伙章程或者合伙协议另有规定，通常情况下，利润分配应按照出资比例进行。

有限合伙人对有限合伙负有按照有限合伙协议的约定交纳他已经承诺的出资一项义务，各国法律对有限合伙人的出资的规定并不相同，英国有关有限合伙的法律规定：有限合伙人只能以现金或财产（有形财产和无形财产） 出资，不得以劳务出资，并且出资的财产要进行公正的评估。Wright 在Rayner and Co. V. Rhodes中说：“法律（指《英国有限合伙法》-作者注）所期望的，就是不论是实际的金钱或与金钱等值的财产，都应该真正交付给公司（有限合伙）以发挥其作用。”在美国，《统一有限合伙法》第4条规定：有限合伙人的出资可以是现金、财产，但不能是劳务。但在修正《统一有限合伙法》时，提案对此问题作了重大改变：合伙人的出资可以是现金、财产、已完成的劳务、本票或者其他有约束力的提供现金或财产或履行 劳动的合约。这一提案得以正式通过并载入1976年及1985年的《修正统一有限合伙法》中。此外，关于合伙出资的交付时间，美国有限合伙法律也不要求合伙人在设立之时立即交付全部出资。有限合伙协议可以约定，有限合伙人得以在有限合伙设立后的某一个指定时间、或某个特定事件发生时缴纳；如果所规定的事件一直没有发生，则有合伙人可以完全不需要缴纳他所承诺的出资。有限合伙人还可以分期缴纳投资，但有限合伙有权追讨其实际缴纳与登记证书中所记数额之间的差额。

依有限合伙协议缴纳出资是有限合伙人的一项法定义务，即使有限合伙人在其同意入伙以后、缴纳出资之前因为死亡、被宣告为无行为能力或者任何其他原因而无法履行出资义务，那么有限合伙仍然有权要求有限合伙人或者他的遗产管理人、监护人履行出资义务；如果有限合伙人所承诺的出资是实物、知识产权及其他无形财产或者劳务，但其不能以上述约定的财产和劳务出资时，他仍然不能被免除出资义务，在这种情况下，他应当依照有限合伙的优先权，按相同的价值以现金履行尚未完成的出资义务。

2，普通合伙人的权利和义务

普通合伙人是在有限合伙中负责合伙事业的经营管理并对合伙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人。他同样可以由自然人、合伙（有限合伙）、公司、信托等担任。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由于有限合伙向大型化方向发展，普通合伙人的无限连带责任日趋加重，为了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尽可能地减轻普通合伙人的责任，美国在有限合伙实务中普遍采用由公司承担普通合伙人的方式，这是因为，公司仅以其全部财产承担债务清偿责任，一旦作为普通合伙人的公司的财产完全用来支付有限合伙的债务以后，既使有限合伙的债权人没有得到全部的清偿，普通合伙人仍然不需要负责任。

由于普通合伙人从事有限合伙经营，因此，普通合伙人所享有的权利要比有限合伙人大得多，普通合伙人对于有限合伙享有全部的经营权利，他所享有的权利同普通合伙人中的普通合伙人所享有的权利完全相同。并且，这些权利不会因为有限合伙的解散而消灭，必须要等到有限合伙完成了清算程序之后才消灭。概括而言，普通合伙所享有的权利可以分为二大类：

（1）经营权：普通合伙人有权代表合伙事业在合伙协议约定的范围内从事有限合伙的经营管理。

（2）缔约权：在合伙协议约定的范围内，普通合伙人有权代表合伙以合伙的名义同他人订立合同，而且该合同对整个合伙事业均具有约束力。

由于普通合伙人拥有有限合伙经营的全部权利，如果任凭普通合伙人任意行使这些权利，很有可能会给有限合伙人的利益造成损害，为此，美国的有限合伙法律也对普通合伙人的权利的行使规定了诸多的限制条款。美国有限合伙法律明确规定：在下列事项上，除非得到所有有限合伙人事前的同意或者事后的追认，否则，普通合伙人无权：

①从事有损合伙事业及经营的行为；

②在合伙事业正常业务范围之外，占有、转移合伙事业的财产；

③接纳普通合伙人入伙或者违反章程及协议的约定，接纳新的有限合伙人入伙。

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美国有限合伙法在赋予普通合伙人全部生产经营权利的同时，也规定了普通合伙人应负的与该权利相适应的责任，就是普通合伙人要对有限合伙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普通合伙人对有限合伙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规定是强制性法律规范，当事人不得通过协议改变该责任条款的规定，如果各普通合伙人之间对于合伙债务规定了清偿比例，这个比例对于该有限合伙的债权人不发生法律效力，换言之，任何一个普通合伙人仍然负有以自己的全部财产（不仅以他们对有限合伙的出资额为限）偿付全部合伙债务的义务；债务清偿比例的约定，只在各普通合伙人内部发生效力，即待有限合伙的全部债务清偿完毕以后，普通合伙人之间可以按照事先约定的债务清偿比例分担债务，承担合伙债务超过自己应当承担的数额的普通合伙人，有权依照债务清偿比例向他人求偿自己多承担的那部分债务；如果普通合伙人没有约定债务清偿比例，则应当按照各普通合伙人的出资比例来分担企业债务。

与传统合伙法基本原则不同的是，美国有限合伙法对普通合伙人死亡、退伙或者丧失行为能力问题作了与传统合伙法基本原则不同的规定，为了保证有限合伙的长期稳定性，避免因普通合伙人的变化而给有限合伙造成不应有的损失，美国统一有限合伙法特别规定，当普通合伙人死亡、退伙或者丧失行为能力时，如果合伙章程中明确规定或者所有合伙人都同意，那么该合伙事业可以不解散而由其他普通合伙人继续经营；如果没有其他的普通合伙人，可以由全体有限合伙人在上述情况发生后90天之内接纳新的普通合伙人入伙从事经营，由此可见，当这类事件发生时，有限合伙是否解散，其决定权由全体合伙人行使，法院并不加以干涉。

按照英美国家学者的观点，普通合伙人与有限合伙人之间是一种信托关系（fiduciary relationship），普通合伙人对有限合伙人有信托义务（fiduciary duties），这类似于公司董事对股东所负的义务。普通合伙人负责合伙的经营，他们对于有限合伙人具有特殊的托管财产的义务，而且必须保护有限合伙人的利益。普通合伙人负有的这种信托义务对于有限合伙人来说极端重要，因为有限合伙人不得参与合伙的经营、控制，普通合伙人必须以良好的诚意做出合理的经营决定。与信托义务一样，法律也并没有区分普通合伙人对普通合伙所负的注意义务和普通合伙人对有限合伙所负的注意义务。这来自于《美国统一合伙法》的规定：“本法适用于有限合伙、除非它与规范此类合伙的相关法律相违背”。此外，普通合伙人还要受竞业禁止义务的约束，即不得从事与有限合伙相竞争的营业。一般而言，普通合伙人或其所属的公司，都可以直接与有限合伙进行交易，但必须在有限合伙协议中有特别说明 ，并取得所有合伙人同意的条件下方可以进行，普通合伙人在没有取得其他合伙人同意的状况之下，不可以将属于合伙业务范围内的商业机会挪为个人私用，而必须交由合伙讨论，如果合伙表示无意利用，他才可以用个人的名义利用该项商业机会。为了解决类似问题，在实务上通常会将有限合伙协议中合伙经营目的与业务范围，尽可能地以较为严格、明确的方式予以描述。

（三）、合伙人撤资和合伙权益的转让

美国有限合伙法律规定，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均有权撤回资金，普通合伙人可以随时以书面通知其他合伙人从有限合伙撤资，但是如果此撤资违反了合伙协议，有限合伙可以就违反合伙协议撤资的合伙人所造成的损害从其应当得到的分配中扣除相应数额获得补偿；有限合伙人可以随时或者在合伙协议中以书面确定的事件发生时撤资，如果协议没有书面指明时间或者有限合伙人可以撤资的事件或者合伙解散和歇业的具体时间，有限合伙人应当至少提前6个月书面通知至在本州的有限合伙营业地保存的每一位合伙人的地址，然后可以撤资，该法同时还规定，任何撤资合伙人有权按照合伙协议得到由于撤资应收的分配，并且，如果协议没有其他规定，他在撤资以后的合理时间内有权收到他在有限合伙中按其股权公平价值，其在撤资日应享有的分配额。

根据美国有限合伙法律的规定，除非合伙协议另有规定，合伙权益（无论是普通合伙人还是有限合伙人的财产）可以全部或者部分自由转让，转让合伙权益是合伙人的权利，除非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合伙人因转让其全部合伙权利而终止合伙人的身份，但是，受让人是否在受让财产时就必然取得合伙人的身份？美国有限合伙法规定，原有限合伙人转让他的出资与身份的权利必须在合伙协议中规定，受让人合伙人身份的取得，依其协议的规定，如果合伙协议协议中未规定有限合伙人转让他们出资与身份问题，那么，只有当得到全体合伙人同意后，受让人才能取得有限合伙人身份。从应承担的责任方面讲，转让人并不因为出资与身份的转让而完全免责，他对于在转让之前尚未完全缴纳的投资或者债务，仍须承担责任，而受让人一旦取得了有限合伙人的身份，他必须承担所有原有限合伙人所负的责任，但是他不对在受让成为有限合伙人时不知道的责任承担义务。

三、有限合伙价值论

（一）、有限合伙制度的法律价值

1、有限合伙-有限责任制的修正者

一个世纪以前，美国学者巴特勒曾说过这 样一句话：“有限责任公司是当代最伟大的发明，其产生的意义甚至超过了蒸汽机和电的发明”。巴特勒对公司的这种评价，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恰如其分。公司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正如美国学者罗德尼。克拉克曾指出：公司所做的一切，比如其开办或关闭工厂的决策，其经营的成功或失败。都具有政府不可忽视的后果，政府必须努力促成或限制这种后果。正是公司制度使人们能够聚集起对这个大陆（美国-作者注）进行经济征服所需要的财富和智慧，使得公司一种最普遍、最重要的企业组织形式，也使得现今的资本主义经济社会获得了“公司的世界”的称号。

公司的产生为社会化大生产提供了适当的企业组织形式，而公司的发展和公司制度的完善又极大地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从而使资本主义在短时期内创造出了比以前所有社会都大得多的生产力。为什么公司和公司制具有如此重大的作用呢？一般说来，公司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主要是通过公司人格独立-有限责任制度发挥的，公司法的许多规则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该制度决定的。“有限责任是基于商业目的而产生的最有限的法律上的发明。”有限责任改变了整个经济史。

有限责任是现代公司最本质的属性之一，它是在商品经济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逐步确立的，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有限责任作为西方国家公司的主要责任形式在公司立法中最终被确立。有限责任之所以能冲破重重束缚得到最终确立，是因为它适应了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商品经济对企业组织形式的客观要求，有效地实现了资本的联合与集中，降低了企业组织成本，它引发了企业制度的一场革命，成为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石。

有限责任作为公司法的基石，其对世界经济的发展所起的巨大推动作用是有目共睹的。然而，任何一项法律制度或一种体制并非都是完美无缺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公司问题”逐渐浮出水面并在全球蔓延，有限责任的正义性和存在价值正面临着现实经济生活的严峻挑战，公司有限责任制度的负面效应也日益显现出来，并且其严重性日益加剧。对有限责任制度的负面效应，我国学者多有精辟论述，归纳起来，有限责任制度主要有四项缺陷：

首先，有限责任对债权人来说有失公平。从法律上看，公司股东作为出资者按投入公司的资本额享有所有者的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的权利。不管个案的实际情况如何，至少在理论上股东是公司的最终所有者，享有对公司的经营管理权，他还能够获得往往超过其全部投资总额的股息或红利。而公司独立人格-有限责任制的介入则将股东意识到的投资风险限制在其出资额范围内，并可能将其中一部分转嫁给公司外部的债权人，使股东享有的权利与承担的风险失去均衡。相反，债权人作为公司重要的外部利害关系人，通常无权介入公司内部的管理过程，甚至可能对公司的内部管理一无所知，缺乏保护自己的积极手段。在股东仅负有限责任的体制下，一旦公司因经营管理不善等原因造成亏损，必将蒙受重大损失。可见，公司人格独立-有限责任制注意了对股东的保护，却对债权人有失公正。有限责任对公司债权人利益的这种不公正如果长期持续下去，将会造成道德公害。

其次，为股东特别是董事滥用公司的法律人格提供了机会。公司的运作是靠人来实现的，每一个公司背后站立的都是个人，在某些情况下，董事可能利用公司的人格从事各种欺诈行为，并为自己谋取非法所得，而即使出现此种情况，由于有限责任的存在，阻碍了债权人要求董事负责的请求。还有一些董事常利用公司的人格从事各种隐匿财产、逃避清偿债务的责任等行为。在集团公司中也可能出现此种情况：集团公司中的附属公司可能并没有财产，而只是被母公司用来作为欺诈他人、规避法律的工具。而有限责任的存在，阻止了债权人对董事直接提出的请求。

最后，成为规避侵权责任的工具。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不但出现了高度危险来源，而且产品致人损害的侵权行为日益普遍，任何不特定的当事人均可能因此种侵权行为遭受损害，成为非自愿债权人，他们在与公司之间的“交易”中往往没有机会讨价还价，采取保护自己利益的积极措施。在公司侵权场合，有限责任制度常常使受害人得不到足额赔偿，外化了一部分因公司的冒险行为造成的损失。这样，公司及其股东从公司的冒险行为中获益，但却将损失转嫁到受害人和社会身上，这种转稼损失的能力促使公司及其经营者不顾后果，热衷于冒险，因此，公司人格独立-有限责任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侵权行为法作用的发挥，甚至会沦为规避侵权责任的工具。

正因为有限责任制度存在如此缺陷，因此，学者在肯定有限责任制度在历史上曾经起到过的作用的同时，也认为有限责任制度已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有限责任与自由市场行为是不协调的”。据此，许多学者正在从事改造有限责任，重构公司类型的选择。在众多改造方案中，学者们大都看好“刺破公司面纱原则（Lifting the veil of Incorporation），并且对刺破公司面纱原则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但在笔者看来，”刺破公司面纱“原则对保护债权人的利益，维护社会正义无疑具有重大意义，但其作用比较有限，不能完全克服有限责任制度的缺陷，如果引入有限合伙制度。其将比”刺破公司面纱“原则更能发挥作用。

所谓公司面纱，即公司作为法人必须以其全部资产独立地对其法律行为和债务承担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公司与其股东具有互相独立的人格，当公司资产不足偿付其债务，法律不能透过公司的这层“面纱”要求股东承担责任。而所谓“刺破公司面纱”，是指在特定情况下，法律不顾公司的特性，追溯公司法律特性后面的经济实情从而责令特定的公司成员直接承担公司义务和责任。换言之，当某些特定情况发生时，公司的股东要向公司的债权人直接承担责任。“剌破公司面纱”原则不仅在英美存在，而且德国、日本也有之，只不过德国称其为直索责任，日本称其为“透视”理论。

按照英美法学者的理解，“刺破公司面纱”主要有两项内容，即确认某个公司与其成员、董事为同一人格、确认某个集团公司为一个单纯的商业实体。“刺破公司面纱”的重要目的是执行成文法关于“刺破面纱”的特殊规定，防止欺诈、防止通过使用公司形式而逃避法律义务。

按照我国学者的观点，适用“刺破公司面纱”原则应符合下列四个条件：

（1）、公司设立合法有效且已取得独立人格；

（2）、股东客观上滥用对公司的控制权；

（3）、股东的控制权滥用行为，客观上损害了债权人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

（4）、股东不能为自己的利益而主张否认公司人格。

此外，学者还根据各国法院做成的判例，归纳总结出适用“刺破公司面纱”原则的几种具体类型，包括：

（1）、规避法律型：即利用公司回避合同或其他规定，如避税。

（2）、回避合同型：即利用公司形态以回避合同或其他义务。

（3）、回避侵权债务型；

（4）、逃避强制执行型：即投资者另行新设公司，将可以用于清偿到期债务的财产，移转于公司名下，利用公司的独立人格，逃避强制执行的行为。

（5）、一人公司与公司人格否认：包括资产不足与一人公司人格之否认和人格混同与一人公司人格之否认。

（6）、母子公司与公司人格否认；主要是指一个公司对另一个公司通过控制而实施了不正当的、甚至非法的影响。

实事求是地讲，“刺破公司面纱”原则在保护债权人利益，维护社会正义方面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该原则自身独具的特点又决定了其上述作用的发挥具有较大的局限性：

首先，“刺破公司面纱”原则适用的前提条件决定了该原则适用的有限性。

无论是英美法的“刺破公司面纱”原则，还是德国的“直索”理论及 日本的“透视”理论，其适用的前提条件必须是具有脱法行为或股东滥用公司人格而损害债权人的利益，舍此条件，“刺破公司面纱”原则将失去其适用的前提基础，这意味着如果一个公司和它的股东未实施脱法行为或滥用公司人格行为，“刺破公司面纱”原则将无以适用。但事实上，在公司和它的股东未实施脱法行为或滥用公司人格谋取私利的情况下，有限责任制对债权人的保护仍然是十分薄弱的。众所周知，有限责任制的最大功能就是减少和转移风险。正如波士纳所言：股东对公司债务的责任仅限于其股份的价值[有限责任（limited liability）].由于一个公司中的股东权益被分散在价值相对小的股票中，使它能在公司较大的情况下在有组织的市场上进行交易。公司组织形式使投资者能进行小股本的投资，通过投资多样化而减少风险和迅速廉价地转移其投资。应注意的是，如果没有有限责任，那么非经其他股东同意就不能由任何股东出售其股票，因为如果他将股票出售给比他更穷的人，其他股东的风险就会随之增加。由此可见，有限责任制确实能减少和转移风险，但是，有限责任并不能消灭风险，它不是一种消除企业失败风险的手段。它只是将风险从公司股东的身上转移到了公司自愿或非自愿的债权人身上，作为一种标准契约公司，只不过是通过法律赋予其的法人人格，借助于有限责任的规定，将本应由公司股东承担的投资风险和无限责任转嫁给公司的债权人，有限责任可以使企业将其失败风险外在化，这是有限责任制的本质属性，也是有限责任制与无限责任的差异所在。舍其本质，有限责任将不复存在。由此可见，将股东的风险外在化并转移给公司的债权人是有限责任制的天职，对公司债权人利益保护不利乃是有限责任制本质所使然，“刺破公司面纱原则”适用者主张该原则可以有效地解决有限责任制对债权人保护不利的问题，乃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上：有限责任制是公平保护股东和债权人利益的，之所以出现债权人利益受侵害的情况，乃是由于公司或股东的违法行为和滥用公司人格，只要适用“刺破公司面纱”原则，债权人利益受到侵害的问题便迎刃而解了。可是，由于假设前提的错误，解决问题的方式便不会正确。换言之，当公司或它的股东实施脱法行为或滥用公司人格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情况发生时，债权人尚可求助于“刺破公司面纱”原则寻求法律救济，当公司或它的股东未实施脱法行为、也未滥用公司人格侵害债权人利益的情况下，债权人对有限责任制给其造成的损害却束手无策。因此，“刺破公司面纱”原则并不能从制度层上根除有限责任制度的固疾，它只能在特定条件下发生作用，周密地保护债权人的利益。

其次，“刺破公司面纱”原则具体制度的设计，也决定了其功能对债权人利益保护的局限性。

“刺破公司面纱”原则尽管经过百余年的演进，但直到目前，它还未抽象升华为一项制定法的原则而仅仅作为一项判例法的规则被法官适用。判例法的法官“习惯于具体地而不是抽象地观察事物，相信的是经验而不是抽象概念；宁可在经验的基础上按照每个案件中似乎正义所要求的从一个案件到下一个案件谨慎地行进，而不是事事回头求助假设的一般概念；不指望从被一般公式化了的命题中演绎出面前案件的判决……”。因此，判例法法官常循于公平、正义理念，采用“个案甄别”的方法来运用“刺破公司面纱”原则，由此也决定了在是否运用“刺破公司面纱”原则上法官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在这种情况下，法律“机制”是法官的主要选择，即：把一种对法律实质性改变，隐藏在原有法律的躯壳之内。考虑到有限责任制是公司的基石，法官为了平衡公司债权人的利益，采用法律“拟制”的传统方法来解决难题，否认公司人格无疑是必要的，然而，采用“个案甄别”的方法否认公司人格也暴露了法律“拟制”固有的局限性。与其说是法官通过判决而解决了问题，不如说是回避了本来应当得到回答的法律问题（如：以有限责任制将股东风险化解给债权人是否合理？）；与其说是法官是严格地按照立法意图在解释和适用法律，不如说法官是在用法律术语表述他事先形成的内心确信。

因此，“刺破公司面纱”原则作为判例法的产物，其独特的“个案甄别”方式对保护公司债权人不无意义，但其自身的局限性也不可能彻底解决有限责任制的弊端，在我们看来，有限合伙制度倒可以有效地解决公司有限责任制的弊端。

有限合伙的最大特征就在于责任的混合制-有限责任和无限责任并存于一个有限合伙之中，这一可比优势决定了它不同于普通合伙和有限责任公司的独特魅力。

人们在将普通合伙与公司加以比较时，常常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一方面，普通合伙可以由任何合伙人解除，而且合伙人的死亡就将导致自动解除。这种契约关系安排的非永久性可能会妨碍人们向一家将冻结好几年的企业承付巨额款项。另一方面，“在合伙制中，每个合伙人都对厂商的所有债务负有完全的责任。现有假定乔。史密斯和他的合伙人阿尔弗雷德。琼斯一起做生意，他们每人各拿出2.5万美元，同时一起借入20万美元。当饭店破产后，如果阿尔弗雷德没有房子，也没有其他形式的财富可以用来帮助还清债务，乔会发现，他们得为20万美元的债务负完全责任。应当承认，上述结论是切合普通合伙的实际的，也是对其弊端的正确评估。但是，有限合伙制度的出现，却弥补了普通合伙的这些缺陷，首先，有限合伙由于是一种组织体，因而各国有限合伙法律均对有限合伙的成立及解散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以保持有限合伙的长期性、稳定性。例如：在美国，有限合伙的解散分为非司法解散和司法解散两种。司法解散又称判决解散，在有限合伙没有实际地按照合伙协议营业时，应合伙人的申请，法院可以判令其解散。非司法解散是指有限合伙基于下列情况的发生而解散；①有限合伙证书所规定的时间届至或事由发生；②全体合伙人书面同意；③普通合伙人退伙，但以下情况除外，退伙时尚有至少一个其他合伙人，并且合伙协议书面允许由剩余普通合伙人继续有限合伙的业务，并且该合伙人继续了合伙的业务，该有限合伙不因任何退伙情况为理由而解散或被要求歇业。此外，传统合伙法中有一项基本原则，一旦任何合伙人死亡、退伙或丧失行为能力，则合伙便要解散。这一原则并未当然地适用于有限合伙，有限合伙人的死亡、退伙或丧失行为能力并不会导致有限合伙解散，而普通合伙人的死亡、退伙或丧失行为能力也并不会使有限合伙当然解散。美国U.L.P.A别规定，当任何普通合伙人死亡、退伙或丧失行为能力时，如果合伙证书中有明确规定，或所有合伙人都同意，则该合伙可以不解散，而由其他合伙人或新加入的普通合伙人继续经营。R.U.L.P.A.（1976）规定，如果任何普通合伙人退伙、死亡或丧失行为能力，若合伙证书中有明确规定，则该合伙人可以不解散，但必须是要该合伙仍然有其他普通合伙人，以便继续经营；如果没有其他的普通合伙人，则所有的有限合伙人可以在上述状况发生后90日之内，全体决定继续经营合伙事务，并且吸收到新的普通合伙人。R.U.L.P.A（1985）则规定，关于有限合伙在面临普通合伙人死亡，退伙或丧失行为能力的状况时，是否继续经营的问题，不需要规定在有限合伙证书中，而只需要规定在合伙协议中。由法律的上述规定可见，有限合伙的解散与公司的解散原因基本相同，不存在有限合伙不稳定和短期性的问题。对稳定经营和债权人的保障已比较周全。

至于普通合伙合伙人的无限连带责任，由于有限合伙采取混合责任制，这也使普通合伙人的无限连带责任部分得以减轻。有限合伙人承担有限责任的规定，既吸取了公司有限责任制的长处，拓宽了融资渠道，又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投资人的投资风险。而一般合伙人无限连带责任的规定，又能强化合伙人的激励机制，促使合伙人精心经营，使有限合伙具有稳定性，安全性，特别是混合责任的规定，使各合伙人间的利益紧密相联，一荣皆荣，一损皆损，合伙人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利用有限合伙从事旨在使合伙债权人权益受损的不法行为，从而有效地保护了债权人的利益。

也许有的学者会担心，有限合伙的混合责任制虽然能防止公司有限责任制的某些弊端，但因其独具的人资两合性质会导致其规模有限，从而无法向公司那样广泛地筹集资金，这种担心不无道理，因为公司作为一个开放的体系，其确实具有广泛筹集资金的功能，但对此也要具体分析，在我国，公司分为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两种，就股份有限公司而言，其筹集资金的功能在所有企业形态中是最强的，有限合伙尽管已呈大型化发展的趋势，甚至在美国有限合伙也可以上市交易，但其与股份有限公司的融资功能相比， 只能是望其项背，企图用有限合伙全盘取代公司制，特别是取代股份有限公司发挥作用，这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但是，就有限责任公司而言，有限合伙的融资功能，与其相比，只能算是势均力敌。众所周知，有限责任公司是一种封闭性的公司，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份不能向社会公开发行并上市交易，只能由作为发起人的股东自行募集，而且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本也不能自由转让，由此决定了有限责任公司的资本集聚作用有限，加之有限责任公司规模大多较小，多为中小企业，这两个特点决定了有限责任公司的功能完全可以由有限合伙替挥，有限合伙既具有有限责任公司的融资功能，又能克服有限责任公司有限责任制带来的种种弊端。因此，它是一种值得引进的企业形态。对此，有的国家的立法已开始考虑用有限合伙制度替代有限责任公司。例如，在英国，由于有限责任公司数量庞大，而其登记手续与资本、财务规则过于严格，致使有关成本过于高昂，公司和政府不堪负担。自八十年代开始，执政的保守党政府为了促进小企业的组建和经营、发展，简化有关管理手续，节约企业和政府的开支，于是便对合伙制度进行全面的改革，改革的设想之一便是通过允许有限合伙人参与管理，增强有限合伙的吸引力，使大量的有限责任公司改变为有限合伙。“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公司制已成为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模式。当前，借鉴外国先进经验，吸取其公司发展中的教训，享受后发性利益，不走或少走弯路，对我国的市场主体框架的构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国立法规定有限合伙制度，不仅仅是为了使我国的企业形态更加丰富多彩，而是为投资者，经营者增加一种选择，以同生产力的发展相契合。

2、 有限合伙制度-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市场主体的需要

众所周知，有限合伙起源于16世纪地中海沿岸的卡曼达契约（commarda），由于当时教会禁止利息，出资者便采取这种契约形式与航海人（商人）合伙，出资人负有限责任，航海人贩卖货物于海外，他负全部责任，获利后分配于双方，卡曼达组织后来向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资本所有人对外不公开（隐名），对第三人不负任何责任；另一个是资本所有人与经营人使用共同商号，经营人对第三人负无限责任，沿前一个方向发展的结果形成了后来的隐名合伙，沿后一个方向发展的结果形成了后来的两合公司。两合公司就其法律性质而言就是有限合伙，只不过是两合公司被法、德等国赋予了法人资格而规定在商法典中，而英、美等国的公司法不承认两合公司，而是以有限合伙代替之发挥作用，但有限合伙并不具有法人资格。如果抛开两合公司是法人这一点，有限合伙与两合公司是完全相同的企业形式。我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时期，我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离不开市场主体的参与，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主体，必然适应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摈弃长期以来形成的以不同所有制、不同地域、不同行业、不同部门归属划分企业形式的计划经济模式，代之以依财产关系归属、责任承担和组织形式划分为公司、合伙、独资三种市场主体的现代企业模式，三种市场主体的确定，需要有《公司法》、《合伙企业法》和《独资企业法》来规范调整。1993年颁布的《公司法》迈出了我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第一步，为以后进行的市场主体立法指明了方向。我国传统上属于大陆法系国家，但在公司立法上却并没有拘泥于固有传统，传统大陆法系国家一般规定四种公司类型，即，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无限公司和两合公司。而我国《公司法》却仅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两种形式，于是，无限公司和两合公司的立法取舍成为众说纷纭，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一问题在制定《公司法》的过程中便已初露端倪。制定《公司法》时，争论比较大的一个问题也就是我国公司法是否规定无限公司和两合公司，最后我国公司法只规定了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而未规定无限公司和两合公司。虽然法律对其他公司形式未作规定，并不意味着不能设立，可以在实践中进行摸索，有必要时再对公司法进行补充。但是，实践中负无限责任的出资人与负有限责任的出资人的出资人共同经营的经营方式已经存在，且不说公司法的修改尚需要经过一个很长的时期，即使修改公司法，是否要将无限公司和两合公司纳入公司法调整范围仍是一个十分值得研究的问题。前面我们谈及，两事公司就其实质来说就是有限合伙，两合公司与有限合伙本来就是一步之遥，两者的实质内容和内外法律关系几无差别，甚至有的国家的法律明文规定两合公司内部关系适用合伙的有关规定，区别只在于两合公司具有法人人格，而有限合伙则不具有之，而这种人格的获得只不过是履行一种简单的注册登记程序而已，两合公司之有法人资格，有限合伙之无法人资格，实在仅仅是形式上的区别，与其在公司法中规定名义上是两合公司，实质上是有限合伙的企业形式，倒不如在合伙法中直接规定有限合伙取而代之。在市场经济运作过程中，作为实行无限连带责任和有限责任相结合，普遍合伙人参加合伙管理，有限合伙人不参加经营。出资者得保持紧密人身信任关系的有限合伙企业形式，不仅为商业经营活动所必需，而且也是市场主体立法所必须予以承认和调整的，我们否定无限公司、两合公司的形式，但并不意味着否定它们的实质，已颁布的合伙企业法用普通合伙代替了有限合伙，从而为无限公司取舍问题划上了句号，而两合公司的取舍仍是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们认为，通过制定有限合伙法将会最终解决两合公司的取舍问题。在我们看来，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由公司法调整，无限公司和两合公司企业形式由合伙企业法和有限合伙调整，将是我国市场主体立法最为科学的布局。在这里，美国的市场主体立法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

（二）、有限合伙价值的经济分析

1、有限合伙-中小企业发展的有效模式

近年来，在所有发达国家都出现了小企业的复兴。大多数发达国家中在小企业里工作的人约占工作人口总数的6%-15%.对英国来说，这个比例意味着在大约2700万工作人口中有340万左右的人在小企业里工作。英国的小企业用工超过工商业用工总数的一半。而意大利90%的公司是小企业，这些小企业中的从业者占就业总人口的84%.丹麦92%的制造公司是小企业，用工数高达劳动力的43%.而在美国，截止于1990年底，有155万家合伙企业。这个数字将近占美国营运的全部商事企业的7%.合伙遍散美国经济的各个角落-金融、保险、不动产、职业人员的或普通的服务行业、批发与零售、农业及渔、牧相关的行业，独资企业数目更大，1990年有1400多万非农场的独资企业，占美国企业的近73%.统计数字是枯燥的，但其却最能说明问题，通过上述统计数字的简单列举，我们不难发现：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中小企业的数量占全部企业总数的比例均在80%以上，从单个个体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看，其作用几乎微不足道，无足轻重，但是从中小企业整体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看，其发展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具有重要作用。它独具的灵活多变、革新之源、创造就业机会的优点奠定了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并导致在美国、日本、意大利、韩国等经济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少数大型垄断性企业和大量中小企业同时并存局面的形成。正如此，国际经济界普遍认为，21世纪是中小企业的世纪。

在市场经济国家，中小企业一般是资本和销售额较小、员工人数较少的企业，其组织形态大多是合伙企业，独资企业和规模较小的公司企业。这一划分标准同我国的划分标准基本上是相同的，自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我国中小企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在800多万家企业中，中小企业占企业总数的99%，在我国工业总产值中，中小企业的产值就占了69%.职工人数占全国职工总人数的75%，出口额在出口总额中也占有很大比重。正是由于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我国将大力发展和壮大中小企业作为发展国民经济的一项重要方针，提出在抓好大的（大型国有企业）的同时，放活小的（中小型企业），以促进经济 的发展。

虽然我国为中小企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宽松的政策环境，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其他国家中小企业发展所面临的诸多难题，其中，资金短缺就是其中最大的难题，它已成为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

筹集经营企业的资金并非易事，在我国，企业筹集资金的渠道有两条-贷款和发行股票、债券。

（1）、贷款

在股票、债券等资本要素产生以前，贷款是企业融资的唯一手段，但是，在我国，由于法律禁止银行以外的企业、个人成为贷款人，因此，企业贷款，只能向银行申请。尽管向银行贷款是企业融资的最主要途径，但是，对中小型企业而言，向银行贷款可谓难上加难。

在我国，从事贷款业务的银行从性质上讲属于自负盈亏的企业，任何一家银行在向外发放贷款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贷款能否如期收回，如果不能如期收回，这将意味着银行要承担风险，甚至亏损，因此，银行总是要求他们的贷款要有充足的资产做担保，并希望到期还本没有问题，而且，我国金融业务法规也要求银行发放的贷款要有担保，这无可厚非，因为银行既然把自己定位于企业，那么盈利和杜绝亏损就是其追求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银行总是要把贷款资金的安全放在首位。对于大型企业而言，由于其资产雄厚，提供贷款担保不成问题，再加之政府的资金政策也往往向在国民经济中起支柱作用的大型企业倾斜，因此，大型企业获得贷款的机率要比中小型企业高得多，而中小型企业由于经营规模、资本规模的限制，在资金借贷市场上通常处于劣势，由于其担保能力较弱，银行出于营利及资金安全的考虑，不愿意为中小型企业提供贷款。反过来说，既使从银行贷得资金，这类资金将来某一天总要偿还，利息率再加上分期偿付，将使中小型企业在一开始就要承担很高的固定成本，这将增加企业失败的危险。基于上述原因，中小型企业能够从银行获得贷款的，数量少得可怜。

（2）、发行股票、债券

近年来，随着我国资本要素市场的逐步发展，股票、债券市场有了相当的规模，于是乎，股票，债券被炒作得沸沸扬扬，仿佛中国的企业一夜之间暴富，再也不必为融通资金发愁了。其实，冷静观察，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对于绝大多数企业来讲，通过发行股票、债券融资只不过是“水中月，镜中花”。

就发行股票而言，如果认为中小企业可以通过发行股票融资资金，这无疑是天方夜谭。目前，我国对股票发行的条件作出具体规定的法律主要是《公司法》，根据《公司法》第2条的规定，《公司法》仅适用于依照该法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在《公司法》之前取得法人资格的企业，继续适用原来的法律。而依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1994年统计资料。1994年，中国的企业法人为405.6万户，其中公司150万户，而适用《公司法》的企业至多是25800户，这就是说，在我国，能够通过发行股票融通资金的企业至多有25800户，而且在这些公司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不能公开发行股票的有限责任公司，如果从25800户公司中再扣除有限责任公司，那么完全符合《公司法》发行股票条件的公司是相当稀少的，由于《公司法》的上述规定，我国99%的企业将无缘以发行股票的方式融通资金。

如果说《公司法》上述关于适用范围的规定仅仅是从量上决定了发行股票融资的企业的资格，那么，《公司法》中关于发行股票公司所应具备的条件的强制性规定则从质上决定了发行股票融资的企业的资格，根据《公司法》第152条的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股票上市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便是公司股本总额不少于人民币五千万元，五千万元，对于占全国企业总数的80%的中小企业来说，不啻是一个天文数字，仅此一项条件，便会将99%以上的企业拒之于证券市场门外，《公司法》对股票发行作此严格限制无可厚非，因为证券生意是一种风险极高的投机生意，如果不对上市公司的资格严格限制，一旦发生不法炒作和欺诈行为，那么受损害的就不仅仅是股市了，甚至会引起社会的动荡。既使在股票市场相当发达的美、英、德、日等国，能够通过发行股票筹集资金的企业也不超过企业总数的10%.从《公司法》的上述规定看，我国99%的企业要想通过证券市场融资真可谓是痴人说梦。

或许有人会说，虽然中小企业不能依照《公司法》发行股票筹集资金，但是这些企业可以发行债券筹集资金。但实际上，我国对企业债券的发行同样做了严格的规定，根据《企业债券管理条例》第2条、第12条的规定，在我国，发行债券的企业必须是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同时企业规模达到国家规定的要求并且所筹资金用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这些限制性规定，实际上是表明只有那些从事国家基础建设的大型企业方有资格发行债券。根据上述规定，由于合伙企业和独资企业均不是法人，因此它们不能发行企业债券，除此以外的具有法人资格的中小企业，因其企业规模达不到国家规定的要求或者所筹资金用途不一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也与发行企业债券无缘。可见，中小企业借发行企业债券筹集生产建设资金也是好梦难圆。

一方面是银行等金融机构不愿意贷款给中小企业，另一方面是中小企业又无法以发行股票、债券的方式筹集生产、建设资金，求生的欲望逼迫着中小企业最后只好铤而走险，向民间拆借资金。于是，巧立名目的集资和高利贷便在许多地方盛行了，乱集资和高利贷是不法行为世人皆知，它往往会使企业陷入高负债的困境，并且，它的泛滥还会破坏国家的经济管理秩序。但是，乱集资和高利贷在许多城乡大有市场也是一个见怪不怪的事实，许多政府部门乃至执法部门为了解决中小企业的生产建设资金，甚至对企业非法集资、借贷的行为不闻不问，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往往是在乱集资、高利贷引发、激化社会矛盾时方予以取缔、查处。乱集资、高利贷等不法行为实际上向我们敲响了警钟：在银行信贷和证券资本市场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情况下，或在银行信贷、证券资本市场作用不到的领域，应当及时拓宽融资渠道，特别是寻找一条吸引民间游资的渠道以解企业发展资金不足的燃眉之急。事实上，有限合伙不仅仅是一种企业制度，更是一种融通资金的有效模式，它在帮助中小企业融通民间游资方面很有作为。

在实行有限合伙制度的国家，有限合伙是中小企业乐于采用的组织形式，“在中小型商业领域内，有限合伙非常普遍，因为他们在因开业或拓展规模而筹集资金方面，是非常好的方式。”通过设立有限合伙，中小企业作为普通合伙人从事合伙的生产经营管理，同时又获得了有限合伙人的资金，解决了企业资金短缺的问题，而出资人作为有限合伙人，虽然不参与合伙的经营，但其却分享了利润，即使经营失败，有限合伙人也仅以损失出资额为代价。有限权利、有限风险，无限权利、无限风险的原则在有限合伙中得以充分体现。在有限合伙中，由于有限合伙人是以分取合伙利润作为其出资的条件，其取得的利润取决于企业的经营状况，利息率已内化在合伙人以其缴入必要资本交换所取得的任何未来利润的份额之中，其已经没有必要计算清楚了，这就可以有效地防止高利借贷的发生。

在我们看来，在我国经济要素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还比较脆弱，融资渠道单一的情况下，有限合伙是解决我国中小企业资金短缺问题的有效方式，有限合伙可以使资金供应者（有限合伙人）与资金需求者（普通合伙人）供需见面，达到资金在供求间的直接融通，减少了投资的中间环节，增加了投资的透明度，克服了其他融资方式的缺陷，使中小企业能够在短期内吸收大量资金，增加资本含量，另外，企业在利用吸收到的资金从事生产经营获得利益的同时，也使出资人获取投资收益的要求得到了满足，可谓各得其所。

在我国，有限合伙制度的作用不仅体现在中小企业融资方面，也体现在我国中小企业改革目标模式的选择上，创造性地、多样性地推行有限合伙制度对中小企业改革十分有益。

从有限合伙的自身特点看，有限合伙的混合责任制吸收了普通合伙和公司的优点，扬弃了其缺点，它一方面使有限合伙能适应不同主体的条件和需要，使资金、资产、资源与技术、管理、劳务等诸要素的拥有者基于自己的意志通过有限合伙合同以无限责任和有限责任两种形式 协调地组成一个整体，互相取长补短，优势互补，以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和最佳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有限合伙能适应不同市场条件的需要，它的有限责任形式，在广泛吸纳各种投资者的同时，又能使之具有安全感和稳定感，从而使有限合伙能较长时期地存续；它的无限责任形式，虽然加重了合伙人的财务负担，但同时却又成为一种激励机制，将投资风险转化为竞争的动力，并促使有限合伙积极有效地运作。有限合伙的这些特点是单一责任制的普通合伙或公司不能同时具备的，这是有限合伙历经百年不衰的关键所在。在过去20年中，我国不少地区进行的企业改革的实践，实际上已经具有了有限合伙的萌芽。例如，在我国广大农村盛行的集资入股办企业便是有限合伙形式，农民向村办（乡办）企业入股，但不参与企业的管理，企业仍由村、乡选定的经理经营，盈利时，农民按投资比例分红，亏损时，农民仅以其投资承担债务责任。再如，在许多城市曾经盛行的企业全员风险抵押承包等形式，也与有限合伙十分近似。当然，同国外的有限合伙相比，这几种形式还不十分规范，还停留在初级水平上。如果我们引进有限合伙制度，这对现有的中小企业改革有利而无害，具体操作办法是，首先将国有中小企业的国有资产进行评估，科学定价，定价后，将这部分财产作为有限合伙人的财产投入到有限合伙中，交给普通合伙人经营，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作为国家-有限合伙人的代表，行使对有限合伙的监督检查权，收取利润。一旦经营失败，国家也仅以投入有限合伙的财产承担有限责任，而有经营兴趣和经营能力的人，在独立经营的同时又能有效利用国有中小企业的厂房、设备等固定资产，可谓一举两得。

2、有限合伙的建立有利于培育健全的金融市场体系。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符合其要求的金融市场体系也逐渐形成，我国的融资渠道不断拓宽，计划经济体制下单纯依靠居民储蓄存款获取生产建设资金的格局已逐渐被融资方式多元化的事实所打破，资本市场即股票、债券市场有了很大的发展，储蓄存款、购买股票、债券已成为融通资金的重要渠道。事实上，投资渠道与融资渠道就如同硬币的正反两个面一样，总是以不同面目展示于人，但却又是相伴相生的，按照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的观点：“对经济学者来说，投资总是意味着实际资本形成-存货的增加量，或新生产的工厂、房屋或工具。对大多数人们来说，投资往往意味着只是用货币去购买几张通用汽车公司的股票，购买街角的地皮或开立一个储蓄存款的户头”。而融资无非是资金需求者如何筹集到所需要的资金。没有投资者的投资行为，那么资金需求者的融资行为也就成了无源之水。同样，如果投（融）资渠道短缺或不畅，那么投资者和融资者缺乏联系的媒介或桥梁，投资和融资行为也就无法完成，因此，研究融资，离不开投资。

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经济发展是由投资推动的，而在由人组成的社会中，最终的投资主体只能是居民，社会需要居民做何种投资选择，居民对自己拥有的资金做出怎样的投资安排，利益是基础，在一定的制度安排下，居民的利益驱动和政府或货币金融当局根据客观经济目标确立的利益导向所形成的合力，对居民投资形式的选择，包括影响居民在金融资产和实业投资问题的取舍，都有重大的作用。

从投资经济学的角度讲，居民投资可以有多种分类方法，其中最基本或者说较有现实意义的一种分类，是从持有的资产形式的角度，将其粗分为金融投资、实业投资。

金融投资就是购买金融商品，拥有金融资产，凭以获得收益。金融投资是自然人居民投资的主要的一种形式，金融投资又可分为直接金融投资和间接金融投资两类。间接金融投资通常称之为间接融资，是指居民在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储蓄存款。金融直接投资也被称作直接融资，主要是居民购买股票、债券。实业投资又叫做产业投资，其实质是居民的货币不通过中介机构转化，而直接投资于扩大再生产。在我国现行金融体制下，居民投资的主要形式是金融投资，金融投资的实质，实际上是用钱生钱，M-M，即马克思讲的生息资本的运动形式，居民投资的资本是货币资本。金融投资在我国金融市场和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是无庸置疑的，它确实可以融通资金，实现价值增值，但金融投资的两种形式也存在着一定的弊端。

就储蓄而言，虽然其具有投资风险小、保险系数大、收益稳定的特点，但储蓄如同其它经济变量一样，不是越多越好。从市场出清的意义来说，如果储蓄处于长边，就使投资和其它一些经济变量处于短边，难以协调经济增长的系统。应当说，过度储蓄并不是对经济发展有利的，在某种特定条件下，过度储蓄构成经济的一种潜在威胁甚至现实扭曲。

首先，如果居民把所持有的货币都存到银行，就等于把整个社会的投资风险转化为银行的投资风险，一旦银行经营失败，必将导致社会的动荡甚至危及整个社会的稳定。现在企业对银行的高负债、硬负债现象已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这并非危言耸听，持续至今的亚洲金融危机，其始作俑者，就是银行的不良债务。日本、韩国等国银行经营失败，导致经济崩溃、低靡的教训借得我们汲取。就我国而言，短短一年之间中国人民银行连续三次下调银行存款利率，其目的就在于通过利率杠杆的作用降低银行储蓄存款的总额度，减轻银行的经营压力，以促使储户提款投资它业拉动经济。退一步讲，既使银行经营不失败，过度储蓄也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因为过度储蓄会给商业银行造成巨大的利息负担，不利于信货质量的提高。目前在银行界已有不少文章在发问：我国银行储蓄是否过多？这个问题难以三言两语回答得清楚，也许，这个问题的提法本身就值得商榷。1996年末，我国金融机构的居民储蓄近3.9万亿元，绝对额是较高的，但相对于我国历来存在的投资饥渴来说，这个数量并不高，问题的关键在于，银行资金难以贷出去，存贷比的差距过大。这其中的原因或是由于银行贷款的效益不好（呆账、坏账过多），或是由于没有畅通的贷款渠道（金融工具效率不高），或是宏观调控政策的限制（受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控制），最终导致大量居民存款躺在银行。银行既不能将居民储蓄拒之门外，也不能一味降低利息以抑制储蓄和鼓励贷款，最后只能使银行存款过量，每年银行要为此付出大量的利息，若按3万亿元的储蓄存款余额计算，银行一年要支付2000亿元左右的利息，而银行一年收回的利息却大大低于这个数量，一批银行就是这样发生亏损的。据此，在银行与企业关系未能理顺和贷款效益不高的前提下，过度吸储确实为一件弊大于利的事情。

其次，过分强调储蓄的作用，其负面效应不仅仅涉及银行业，而且还给市场造成巨大的货币压力，容易推动实际的通货膨胀或形成隐蔽型通货膨胀；或者相反，容易加深经济的不景气状态。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资料；1994年我国居民的储蓄存款已达2.15万亿元，1996年更达3.85万亿元。储蓄多，表明中国人的收入多，可以变消费基金为生产基金，这无疑是好事，但在我国商品市场还不是十分丰裕，许多商品仍然是卖方市场，短边规则使得市场经常处于供不应求的非均衡状态下，储蓄过多会对社会和市场的安全造成潜在的威胁，居民的存款在储蓄状态中，不会形成购买力，市场上的供给与需求也处于平衡之中，如果有大量资金从储蓄状态中转变为消费基金，市场上的供给不可能随时相应增加，需求就会大大超过供给，市场就会紧张，物价就会猛涨，直至这部分由储蓄转来的消费基金在市场上消耗完毕为止。1988年的高通胀就是由居民大量动用存款抢购商品引起的，由消费资料的价格上涨再带动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从而使市场物价全面上涨。我国学者对我国居民巨额存款历来有“笼中虎”之说，认为这笔资金因为没有消费用途，始终处于储蓄状态，一旦市场发生变化，居民开始大量提款购物，这笔资金涌向市场如同老虎出笼一般，对市场形成巨大冲击，对整个经济和社会都会造成相当大的负作用。所以，居民储蓄固然是个“储水池”，但运用不好，就可能变成“溢水池”或“死水池”。当前迫切需要的是树立“大投资、小储蓄”的观念和格局，改变居民投资过分向储蓄倾斜的结构，创造条件优化使用居民的投资资金，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使居民投资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支撑点。

正是由于过度储蓄的上述负面效应，为了分散储蓄巨款，有的学者提出以证券投资作为融资和减轻银行巨额储蓄的新的投资热点，应当说，这一主张不失为解决银行过度储蓄，拓宽融资渠道的十分有效的途径，但是，证券所固有的投机属性，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作用的发挥。就购买股票而言，虽然有可能在短期内收益巨大 ，但其具有极大的投机性和风险性，当经济周期走向繁荣时，股票价格上涨，可能会收益颇丰，当危机发生时，价格低落，可能连股本金都无法收回。另外，股票价格不仅受经济而且受政治因素的影响，波动性和风险性极大，这也正是我国的股票市场虽有了很大发展，但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的市值占整个金融资产价值的比例尚小的原因，在中国股市暴升狂跌，长期低迷，中小投资者亏大于盈的背景下，证券投资也不可能成为多数人的资金使用热点。

当然，作者在这里提出过度储蓄和股票债券市场的负面效应，绝不是要否定金融投资这种方式，而目的在于指出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仅仅依靠储蓄和股票市场来发展经济是远远不够的。我国资本市场上仅有金融投资这种方式，未免太过单一，融资渠道类型的丰富多彩应成为我国金融资本市场发展所追求的目标，在这其中，实业投资的方式应当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居民实业投资又称产业投资，其实质是居民的资金不通过中介机构转化，而直接投资于扩大再生产，它不同于金融投资之处在于投资者与资金需求者直接供需见面，无需求助于银行、证券交易所等中介机构，因此，其投资成本较低。它不同于政府的实业投资之处在于居民不直接面向市场正式经营，甚至并不直接参加生产活动。

在改革开放以前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居民基本上不存在实业投资，80年代以来，居民的实业投资逐渐兴起，集资创业、入股兴业都是居民实业投资的方式，90年代以来，由于正规渠道借贷不易和民间游资充裕，居民实业投资热在中国南北东西都长盛不衰，各种投资方式在工农商学兵及各个行业中都很流行，正如此，有的学者预言：在居民的投资结构中，实业投资的地位将上升，实业投资是居民可以选择利用的重要投资方式。“

在形形的居民实业投资形式中，有一种普遍被采用的投资方式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

由于企业向国有或其他性质的银行借款不易，企业为了吸引居民的闲散资金，于是便发明了这样一种融资形式，即企业不仅以较高的盈利水平吸引集资，而且还以其他分红增大吸引力。按出资数额给予一定比例的利润，在1992年至1993年“下海热”时，不少机关单位筹办公司，请求本单位的职工解囊“集资”，不仅付给利息，而且参加年终分红，这种“集资”实际上是以居民作为投资主体，并允许他们拥有了公司一份实业资产。至今在各地城乡仍然流行着这种创业意味十足的“集资”行为，如农户几家联合集资购买汽车、渔民们集资购机帆船、干部集资盖商店、工人集资盖新厂房、牧民集资盖奶油加工厂……此类事例不胜枚举。这种实业投资具有如下特点：第一，出资主体仍然是居民，但这种集资活动中的出资人被缩小到更小的范围，如同一单位的职工、家族中的各方面亲友、同一住地的邻里，等等。集资的社会性要弱些，但集资的凝聚力却是更强了。第二，居民投资报酬的盈利动机稍微淡化，但投资形成实业的要求比较强烈。居民希望集资形成的实业能够带来更大的盈利，而不是满足于按集资份额获得固定的利息收入。换句话说，这种集资具有长期收益的预期和确实享有。第三，出资人和融资方仍然保持着资金所有者与资金经营者的分离状态，出资人并不能对经营事务详细过问和干涉，但是出资人对形成的实业有较具体的利益，将会更热心的地关注实业的成败，在某种程度上，出资人已具有了“股东”的雏形。第四，出资人和融资方对于双方的权利和责任有更详尽和更完整的契约性约束。由于这种集资活动不仅牵涉到按资金投入的利息支付，而且涉及到按资金投入给予红利分配，经营状况将会向出资人作更详细的报告。第五，这种集资活动形成了一项实业，但任何单个居民都无法根据自己出资份额任意处理这部分财产，也不便提早退回集资款。

新居入伙篇8

关键词： 风险投资 农村经济 农业

一、农村经济现状及风险投资参与状况

2009年，我国东部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为6742.8元，年均增长9.5%；中部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为4864.8元，年均增长10.6%；西部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为3685.6元，年均增长10.5%。在看到农村经济获得发展的同时，不可忽略这样一组数据：2009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3566美元，按当时汇率计算，折合人民币24320元，依据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比值为0.45，得出年人均纯收入约为10944元。这一数据是东部地区农民纯收入的1.6倍，中部地区的2.3倍，西部地区的3倍。即使是经济最发达的上海市，2008年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34倍，分别为26690元和11400元。

上述数据表明，虽然长期以来国家给予农村经济发展以大力支持，但由于受经济基础、自然条件、受教育水平等因素的制约，农村经济依然相对落后，发展农村经济依然需要长期的努力。

风险投资在中国经历了20多年的发展，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到2008年，中国风险投资机构管理的资本总额已达1455.7亿元。如果能够将风险投资的部分资金引入农村经济体系，必定会对农村经济的发展产生积极的作用。事实上，风险投资机构已经关注到了农村经济发展中的商机，也在相关的农业企业中投入了一些资金。根据china venture旗下数据库产品cv source统计，截至2010年4月12日，农林牧渔行业共发生投资案例87起，涉及投资金额 10.59亿美元，但平均到每年的投资额占风险投资总投资额的比重较低，且投资总额极不稳定。

二、风险投资对农村农业投入过少的原因分析

（一）农村地区居民创业意识不强

从目前的农村现实来看，农村居民整体创业意识不强、创业率低。大多数农村居民过着靠手艺吃饭的生活，青壮劳力大多外出务工，一年中难得回来几天，加上长期受小农经济思想的影响，易满足现状，很难产生回乡创业的思想。另外，外出务工所获得的收入大多用于建房、子女教育及生活开支，使得即使有创业想法也缺乏必要的创业资金。同时，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使得农村居民创业时有很多后顾之忧，抵御风险的能力极低，在一些创业想法面前畏缩不前。

思想意识的局限与客观条件的限制，使得农村潜在创业主体无法产生创业理想，因而风险投资寻找不到创业项目，从而限制了风险资金进入农村农业经济体系。

（二）农村地区创业成长性较差

较低的创业率，并不意味着在农村地区就没有创业。事实上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创业也有过几次高潮，其中也不乏成功的案例。

但在新的时期，上世纪80、90年代的创业路线显然是行不通的。从目前农村创业现实来看，大多仍然延续了过去的创业模式，依靠技能或有限的资本开家小店小厂，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好的最多解决一家的发家致富，很难获得太大的成长；或者照搬先进地区容易模仿的创业模式，成长空间也不大。

由于受到受教育水平等限制，这些类型的创业一般没有高科技作支撑，也很少有富有成长空间的独特创新包含其中，创业时也没有系统的发展规划，很难获得风险投资的青睐。

（三）缺乏信息交流平台

在农村地区尤其是落后的农村地区，对外信息交流很困难。报纸送不进来，信件寄不出去，现代网络设施铺设不到或使用率极低，有的地区甚至手机信号都没有。这使得这一地区的创业者很难与外界的风险投资机构联系，推销自己的创业项目，有的甚至都不知道风险投资的存在。风险投资机构也没有一个获得农村创业项目信息的有效平台进一步筛选，投资更是无法开展。

三、增强风险投资对农业农村投资力度的措施

软环境是指物质条件以外的外部条件和因素的总和，如政策、文化、制度、法律、思想观念以及政府的行政能力和态度等。在基础设施及条件日益趋同的今天，软环境对投资的影响越来远大。要吸引更多的风险投资资金进入农村，软环境方面的建设显得越来越重要。

（一）提高创业意识

在经济落后的农村地

区，由于生产力不够发达，以及几千年封建思想对人们的影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仍然占据一定的地位，相关政府机构的工作人员官本位思想浓厚,甚至存在 凭手艺做工养家糊口的心态。

体现在创业方面，主要表现为，无法发现创业机会、把握不住创业机会，创业时困难重重、成功率低，创业规模层次低等。从而造成经济规模上不去，产业结构升级缓慢乃至停滞，一定区域内投资项目偏少，无法吸引风险投资关注。思想上的落后成为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所以，从政策导向上看必须尽一切可能解决思想上的落后问题。

1.加大基础教育投入。受教育程度低是农村居民的一个显著特征。要改变农村居民思想落后的状况，必须强化基础教育，加大基础教育方面的投入。提高农村适龄人口的入学率，降低失学率。不仅要推进免费的义务教育，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建议延长至12年），还要从失学的原因入手，建立普惠制的入学奖励制度和特惠制的优学奖励制度，促使更多的农民子弟能够享受教育福利。并且要在义务教育阶段，增加创业教育的环节，提高农村居民的创业意识与能力。

2.加大网络建设，降低使用成本。这里所说的网络包括交通网络、电视网络、电信宽带网络等。这些网络的建设与使用方便相对封闭的农村地区与外界的接触，从而改变传统的思维习惯，生活方式，激发新的人生追求与理想，进而逐渐改变整个农村的精神面貌，塑造创业精神。同时，这些网络可以提供大量的信息，包含创业致富的信息，可以为农村创业，提供项目、创意参考。

（二）降低创业阻力

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创业活动都受到了高度的关注，政策上也给了很多的支持，但在农村农业方面的创业需要更多的支持。

1.土地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自1999年1月1日生效，2004年又进行修改。我国在土地使用上实施了严格的管理，县及以下行政单位没有土地使用指标。这一规定的积极意义不容忽视，在此不做讨论，但给农村创业的土地使用问题带来了难题。应该在农民创业活跃的区域设置农民创业园区，以满足农村创业的土地需要。当然，在园区土地使用上要建立一套完善的制度。

 2.企业组织形式。农村创业者在资金上、风险承担能力上都是脆弱的。为保障农民的创业积极性，保障创业失败后农民的正常生活，需要在企业的组织形式上进行适当的创新。如有限合伙制，一般情况下其合伙人可分为两类，一类合伙人作为真正的投资者，投入绝大部分资金，但一般不参与日常经营管理，并且只以其投资的金额承担有限责任，称为有限合伙人；另一类合伙人作为真正的管理者，只投入极少部分资金，但全权负责经营管理，并要承担无限责任，称为普通合伙人，亦称一般合伙人或无限合伙人。就风险投资而言，风险投资机构一般是有限合伙人，而创业企业家是无限合伙人。为促进农村农业的创业行为，在法律上可允许农民创业家以有限合伙人的身份参与创业，以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另外，在合作制股东限制上，在有限责任公司最低资本额的限制等方面都可做适当的调整，以促进农村创业，并吸引风险投资的加入。

（三）建立农村地区科技服务体系，提高创业项目技术含量

调查显示，进入21世纪以后，农民回乡创业步伐明显加快，回乡创业农民占外出农民的3.68%。但其中很大一部分的创业项目集中在传统的农业或养殖业项目上，这些项目收益不高，发展潜力不大，只能保障创业者自身的生活。因此，这些项目很难获得风险投资的关注。

要想吸引风险投资对农村创业项目的关注，必须提高农村创业项目的科技含量，提高创业项目盈利水平。建立新型公益性农业科技推广组织，扶持盈利性农业科技推广企业的建立与发展，构筑一套完善的科技服务体系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以无偿服务为先导，以有偿服务为补充，逐步建立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型农业科技推广体系。

（四）新建农村地区融资服务体系

中小企业融资难在我国是一个长期问题，农村的中小企业融资难度更大。最近一段时间，我国在解决农村金融问题方面做出了很多尝试。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机构，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村金融环境。但对不断繁荣的农村创业而言，远远不能满足需要，特别是创业初期的资金需求。数据显示，自2007年之后，投资于早期项目的风险投资机构越来越少，更多的投资机构选择了扩大基金规模，进入中后期投资领域。

因此，为支撑农村农业的创业行为，需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重构农村信用体系，强化小额信贷机制和建立农村居民征信系统，构建新型农村信用担保机制。二是构建农村风险投资体系，建立政策性保障性风险投资机构，服务于传统型农村创业；建立风险投资引导机制，引导风险投资进入农业农村领域；推动微型风险投资基金模式，适应农村创业资金需求特征。

（五）搭建信

息交流平台

数据显示，2004-2008年，“政府部门推荐”一直是风险投资机构获得项目信息最主要的来源。但农村相关行政机构在创业项目的推介上显然做得不够。同时，在广大的农村创业者中，对风险投资也是知之甚少。在农村经济的发展中，必须构建一个多层次的信息交流平台，为风险投资机构和农村创业者牵线搭桥。

搭建风险投资机构与农村创业项目之间的信息交流平台，解决投融资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吸引风险投资对农村农业项目关注，是信息交流平台的首要功能。辅导农村创业者提高创业水平及管理水平，帮助创业者完成高质量创业计划书，是该平台的另一重要功能。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 济调查司.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2009-2010）[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2]上海市统计局.上海统计年鉴2009[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 社，2009．

[3]王元等.中国创业风险投资发展报告2009[m].北京：经济管 理出版社，2009.

新居入伙篇9

产业投资基金(industrial investment fund或IIF)作为新型的金融投资工具，在我国尚处于不断完善之中，它是一种借鉴国外规范的创业投资基金运作形式，对未上市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和提供经营管理服务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集合投资制度。

我国境内产业投资基金的探索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但直到2006年产业投资基金才有较快的发展。1998年1月国内第1只中外合资产业基金中瑞合作基金在北京成立；2003年5月中国一东盟中小企业投资基金由国家开发银行作为发起人之一，代表中国政府参与发起成立；2004年11月中国一比利时直接股权投资基金在北京注册成立。这些中外合资产业投资基金的建立为我国产业基金的新发展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此后，2006年－2008年国家发改委分三批共特批了10只产业投资基金，具体设立情况(见下表)。在这三批产业基金获批后，主管部门国家发改委决定在《产业投资基金管理办法》出台之前，将不再推出新的产业试点基金，而是调整监管思路，将股权投资基金的设立由审批制变为核准制，核准制下更有利于体现企业的能力，这对于促进股权投资基金的发展壮大意义重大。

二、新形势下发展产业投资基金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

(一)新形势下发展产业投资基金的必要性分析

1、产业投资基金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途径之一。当前我国中小企业发展面临严峻的经济形势，由于经济过热，物价增长过快，央行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不断提高贷款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这对于本就存在巨大融资缺口的中小企业来讲更是雪上加霜，其发展遇到了极大的挑战。产业投资基金可以通过参股的方式，为中小企业尤其是那些新兴产业的中小企业提供资金的帮助，使其更快更好的发展。同时，也有利于这些企业完善治理结构，促使其规范运作。

2、产业投资基金是现代新技术、新产业发展不可或缺的推进器。由于现代高科技企业风险性高，并且存在一个收益与风险不对称问题；由于市场性强，政府直接投入难以建立起有效的投资风险约束机制，而产业投资基金通过与高科技企业建立起一种“收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市场化运作机制，能够为高科技企业提供相对长期的有效资金支持。

3、产业投资基金可以拓宽居民投资渠道、优化资本市场结构。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居民日益富裕，投资理财需求增大。但目前我国金融市场上，投资理财工具缺乏；产业投资基金可以将广大居民手中的小额资金汇集起来投资于实业，并由专家进行管理，使得广大居民无论资金数额大小均可参与实业投资，并通过专家管理获得较高的投资回报，从而拓宽居民投资渠道，丰富投资理财品种，完善资本市场结构。

4、产业投资基金可以优化产业结构、调整经济结构。我国目前的产业结构不甚合理，一些基础产业生产能力严重不足，企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步履艰难，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发展。而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和区域发展战略的需要，有选择地引导设立较大规模的产业投资基金，可以起到带动引导社会资金的作用，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二)新形势下产业投资基金进一步发展的可行性分析

1、从国家政策层面来看，我国已经将产业投资基金的发展纳入宏观规划。2006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的“十一五”规划提出：“发展创业投资，做好产业投资基金试点工作。”这明确了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产业投资基金的政策取向。

2、从法律制度层面来看，首先，国家正在加紧制定《产业投资基金管理办法》。2008年8月份，国家发改委产业投资基金试点工作指导小组召开第五次工作会议，会议主要传达国务院对下一步产业投资基金试点工作的指示，研究起草《产业投资基金管理办法》有关事宜。其次，制约我国产业投资基金的法律障碍正在清除。《公司法》已取消了公司对外投资额度的限制。新修订的《合伙企业法》为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基金的设立提供了法律依据，具有拓宽私募股权基金募资渠道，提高私募股权基金运作效率的作用。发改委今年特批的第三批产业基金有可能率先采取有限合伙制，将为我国产业基金的发展做出有益探索。

3、从经济环境层面来看，首先，我国经济处于不断发展阶段，很多具有发展潜力的行业面临资金短缺的瓶颈，从而可以为产业投资基金提供更多的投资机会；其次，我国机构投资者的增加为产业投资基金提供了顺畅的资金来源渠道。产业投资基金投资期限长，并且要求基金管理人对企业经营具有较为专业的知识，这一特点决定了产业投资基金的主要资金源于机构投资者。社保基金从资产配置和提高收益的要求考虑，希望介入产业投资基金。2008年4月份经国务院批准，全国社保基金可将不超过总资产10％的资金用于投资产业基金和股权投资基金。商业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从探索综合经营提高竞争力的角度考虑，也希望介入产业投资基金。

三、内蒙古区位及资源优势的现实化需要产业投资基金支持

内蒙古自治区位于中国北部边疆，西北紧邻蒙古和俄罗斯，在国家向北开放战略中占据重要地位，是拥有我国陆地口岸最多的省区，共有边境口岸18个。同时，内蒙古是我国跨经度最大的省级行政区，内蒙古东部与东三省毗邻，南部、西南部与河北、山西、陕西、宁夏四省区接壤，西部与甘肃省相连。内蒙古国际国内区位优势明显，与周边国家、地区资源和产业互补性强。

内蒙古已探明矿藏60余种，稀土、煤、银等储量巨大，其中稀土资源储量居世界之首，已探明的稀土氧化物储量占世界稀土总量的76％，铬铁矿探明储量180万吨，居全国第2位；煤炭资源尤其丰富，内蒙古含煤面积达10万平方公里，已查明和预查煤炭资源储量达到6583.4亿吨，超过山西省，居全国第1位；风能储量2.7亿千瓦小时，占全国总储量的1/5，居全国首位，是中国风力发电量最大的省区；同时，内蒙古天然气、石油等资源亦是储量巨大。

内蒙古“十一五”发展规划中提出，要充分发挥资源和区位优势，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展大产业，培育大集团，建设大基地，形成大集群。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效率，发展循环经济，延伸产业链条，促进产业升级。巩固和提高能源、化工、冶金建材、农畜产品加工、装备制造和高新技术等特色优势产业的主导地位，积极发展非资源型等其它产业。这使得内蒙古将在长期内保持旺盛的产业资本需求，但是毕竟内蒙古是欠发达地区，存在巨大的资金缺口。我们在采取传统的筹措资金手段之外，可以考虑产业投资基金这一新型金融形式，发挥直接股权投资的优势。同时，就经济运行实践看，机电、石化、能源、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均有良好的资本增值潜质，可以成为产业投资基金的优质投资对象。所以，内蒙古要将固有的区位资源优势发挥出

来，必须积极发展产业投资基金。

四、内蒙古产业投资基金组织形式的构想

产业投资基金是中国特色的基金，它在试点之初一直处于不断完善之中，经过多年的探索和我国社会法制的健全，本文认为在新形势下内蒙古产业基金管理机构的组织形式应鼓励采取合伙制或有限合伙制形式。合伙制基金由于具有“组织机构简单而运作效率高”的优势，在国外尤其是美国是产业投资基金的主流，而契约型较少采用(主要用于证券投资基金)。在有限合伙制下，基金管理公司可以凭借卓越的投资管理能力和较高信誉作为普通合伙人承担无限责任，掌握管理和投资等各项决策权，通常只需对基金资本的10％进行出资。基金投资者作为有限合伙人主要承担出资义务，不承担管理责任，而只有以其出资额为限的有限责任。有限合伙企业对于投资人来说进出灵活，增减资本不需要烦琐的程序，合伙人可以根据协议的规定进行分红，这有利于基金经理和投资人之间灵活分配投资收益。

产业基金在我国毕竟是刚刚起步，在各项相关法律法规不尽完善、外部监管体制尚不成熟健全，证券和资产管理机构处于创业阶段的情况下，产业基金采取合伙制形式，具有许多优点：第一，合伙人承担无限责任，违法违规成本较高。因此证券及资产管理机构的合伙人自我约束和风险防范意识比较强，一般都能遵纪守法、规范经营；第二，有利于赢得客户信任，从而有利于这类机构品牌的创立和信誉的提升；第三，由于出色的业务骨干具有被吸收为合伙人的机会，合伙制可以激励员工进取并对公司保持忠诚，有利于吸引人才，培育高水平的投资管理专家团队，增强其核心竞争力，等等。

另外，就我国产业基金的试点实际来看，我国第1只中资大型产业投资基金――渤海产业基金的组织方式相当独特以契约型为主，兼有公司和合伙制的特征。这是由于该基金在设立的时候我国尚未完成的《合伙企业法》修订工作，采取这种形式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该基金也兼有合伙制的特征。当前我国修订后的《合伙企业法》已经于2007年6月1日，该法引入了有限合伙制，这就为有限合伙型基金的设立创造了法律条件。

五、内蒙古产业投资基金运行机制的构想

(一)筹资机制的构想

产业投资基金的筹资机制，包括基金的资金来源、募集和发起以及募集操作等。内蒙古在发展产业投资基金时，为了控制风险影响的范围，募集方式应以私募发行为主，发行对象为大型机构投资者。主要可以考虑以下五类主体：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以及其他金融机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及社会保障基金或企业年金进行投资的法人受托机构或投资管理人；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要资金来源的企事业单位；发改委规定的其他特定机构投资者。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募集方式以私募发行为主，并不排斥公募方式，发展较好的私募产业投资基金发展到一定的规模时，可以在公开市场上市，募集资金。

(二)投资机制的构想

产业投资基金的投资方向必须是经济发展中最需要的行业及在经济发展中具有中长期生命力的行业。内蒙古发展产业投资基金设立的基本出发点是利用集中的资金去发展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内蒙古急需发展的产业，并解决企业亟待解决的问题。所以，在投资时应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和内蒙古功能定位的要求，将投资方向定位于交通、能源、化工、冶金建材、农畜产品加工、装备制造和高新技术等项目。在具备一定的运作经验和取得一定的成效之后，投资基金选择投资对象的范围可以拓展到区外。因为我们要看到当前产业投资基金运作具有投资对象的多样化及投资领域多样化的新特点：产业投资基金的投资对象主要是未上市的股权，但也有上市的股权，还可以进行夹层投资；产业投资基金已主要投向不是高科技企业，据相关统计，70％的私募基金投资到了传统行业。

(三)退出机制的构想

新居入伙篇10

这5个团伙主要由安徽省临泉县和毗邻的河南省新蔡县农民组成，团伙主犯均为成年人，在当地以到城市鞋厂打工、卖吊床等为由，将同乡、亲属等熟人的孩子骗出，专门教唆他们入室盗窃技术，自己则遥控指挥。抓获的25名犯罪嫌疑人只有5人16岁以上，最小的仅12岁。

犯罪团伙的规律及特点

骗招儿童，突击培训。据抓获的王子北为首的盗窃团伙成员交待：今年2月，王子北等主犯在临泉、新蔡两县骗招少年儿童近30人，分成3伙，每伙由一成人带领，作为“老板”。他们合伙租车由临泉县到唐山，并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培训”。每个“老板”根据自己情况亲自教授盗窃技术。同时，还传授了被抓后如何抗拒审查的经验。“培训”时，团伙“老板”采取不给饭吃和殴打等手段逼迫他们尽快掌握盗窃“技能”，殴打时还不准哭出声音，直到熟练掌握盗窃“技能”为止。每个团伙始终保持在10人左右，对“碍手碍脚”的孩子淘汰回家；衣物统一由“老板”发，每人还给一个双肩背的小书包，内装一些城市的市区导游图、小手电和撬开门锁的废旧电话IC卡、小钢钩。

集中住宿，分组作案。据调查，这些盗窃团伙都是近两年流窜到沈阳市的，每年年底回家，春节后再出来。第一次到沈阳市时，团伙头目以做买卖为名由“房屋信息站”中介租借房屋。每个盗窃团伙的孩子都集中居住，为了掩人耳目，还专门在屋内放置一些简易吊床。白天身背吊床走街串巷叫卖，以此作掩护寻找目标为作案踩点，选准地点后用圆珠笔标在导游图上。每次盗窃得手后，再将图上标记勾掉。他们作案采取组合分工的方式，每天深夜12时后出去，一般为两人一组，当房主和邻居问起时，均回答是到市场上货。“老板”自己另住一处，暗中用手机遥控指挥。一般每天上午来收取盗窃来的钱物，送伙食费和外出盗窃打车费用，团伙中很少有人知道其确切行踪。

作案目标集中，手段简单。这几个团伙在沈阳市作案的足迹遍布市内五区，集中活动于一环路和外环路之间，目标都是一些老式民宅，作案手段一般是白天踩点后，晚间乘出租车直接到达地点。撬开房门入室后，从钱物到食品，无所不盗。

团伙有较严密的“组织纪律”。在团伙内部，除了头目外，一般是年龄大的管年龄小的，与头目关系近的管关系远的，一级服从一级。另外，在团伙中还规定了严格的内部纪律，如在住宿上规定，不准与其他团伙人员串屋，不准私自外出，不准相互交谈盗窃情况，不准与家中联系，不准与房主和其他居民接触；在盗窃行动上规定，深夜12点以后出去，早上4点至4点30无论得手与否都必须回来，如有一人没有按时回来，则同窝点其他人员马上离开窝点，如一天不回来，就另租房住；在赃款、赃物的处理上，规定所有孩子每天晚上盗窃来的物品必须在早晨全部上缴给团伙头目，凡隐藏不交者严加惩处；在盗窃数量上规定，每人每天必须盗窃钱物在500元以上，凡不能完成“任务”，轻者不给饭吃，重者打骂。为保证孩子们守“规矩”，团伙头目暗中专门安排人进行监视。据犯罪嫌疑人张某交待，有一次偷着出去买东西，被人告诉了“老板”王子北，王对其进行毒打，直到打昏才停手。对于完成“任务”比较好的，“老板”也会施以小恩小惠，或奖以小礼物、或发给少许奖金、或领出去改善生活。每年10月份根据孩子们的表现发放“工资”，一般2000元到4000元不等；在抗拒公安机关打击上规定，每个人都事先编好5个以上的假名字，年龄都说到16岁以下，都说是山东人。被抓到时不准供出其他同伙及窝点。否则，不但年底分文不给，而且威胁把他老家的房子拆了。

犯罪团伙频频得手的主要原因

一是个头小，隐蔽性强。外表上看，这些孩子都比城市同龄孩子长得矮小，不容易引起注意，这些犯罪嫌疑人，多数都被公安机关抓获过，最多的达5次之多。

二是年龄小，处理难。我国刑法明确规定，不满14周岁的人，无论犯何种罪，一律不负刑事责任。已满14周岁未满16周岁的人，除犯特定的8种严重犯罪外，其他不负刑事责任。这些犯罪嫌疑人在刚被抓获时都说年龄在16周岁以下，而且都没有证明年龄的证件，加之其家乡路途遥远偏僻，很难开展调查核实工作。

三是出租房管理不力。这些盗窃犯罪团伙常年租住民房，而且有的头目还时常与孩子同租住一个出租房内，但是，直至发案前也没能引起居住地公安机关的注意，不能不说我们在外来人口和出租房管理上还存在着薄弱之处。

四是群众的防范意识和与犯罪分子作斗争的意识不强。这些未成年人盗窃侵害的目标均为地处敞开式小区、楼道内缺少门窗、缺少照明设施、门窗破旧的简陋民宅，很少安装防盗门。个别曾被盗的居民，至今仍未采取“亡羊补牢”的措施。这些犯罪嫌疑人每每深夜外出作案和清晨归来都是“打的”，众多出租车司机对此表现得十分麻木，无一向公安机关反映情况。

五是公安机关一些基层领导和民警缺乏敏感性。许多民警在处置这些案件时只是就案论案，缺乏向深层次思考的意识。有人认为，既然教唆犯抓不到，孩子又处理不了，只好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草草结案，致使幕后的主犯迅速隐藏起来。

打击与控制此类犯罪的对策

着眼于案情变化，加强有关问题的研究。要把“幕后”组织指挥的“老板”做为打击的重点。要加强与检、法的沟通协作，积极研究打击处理少年儿童犯罪的对策，协调有关部门健全完善帮教机制，对犯有严重罪行的以及累犯、首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依法严惩。要大力加强流动人口管理工作。要加强对偷盗专业化和地域性等特点、规律的研究，有针对性地加强防范工作。

适应动态治安环境，加强社会治安的群防群治。要充分发挥社区、广大居民的作用，加强社区的防范，及时发现各种违法犯罪活动。要对出租房加强管理，必须从严落实暂住人口和外来人口租赁房屋等有关规定，依法使其规范经营。要加强社会宣传，增强广大群众自我防范意识和与违法犯罪作斗争的意识，扩大信息来源渠道，及时防范和发现各种违法犯罪活动。

加强复杂场所的巡逻守候工作。一些大都市，地形复杂，人员流动大，大街小巷阡陌纵横、密集交错，极易成为一些犯罪分子的作案目标。犯罪嫌疑人犯罪后即使被发现，也很容易在夜色和复杂地形的掩护下迅速逃离现场，给侦破工作带来相当大的难度。因此，必须有针对性地加强对复杂场所、重要路段的巡逻防控，特别是夜间巡逻守候工作。沈阳市第一个打掉这类盗窃团伙的派出所，就是针对发案实际加大了夜间巡逻守候的力度。他们将原来的每晚一班两名民警带两名民兵改为每晚两班，每班由一名所领导负责，增加一名刑警，增大了巡逻密度，在雨夜中将犯罪嫌疑人现场抓获。

加强区域性合作，形成打击流窜性犯罪的整体机制。犯罪的流窜性决定了犯罪分子在甲地作案而有可能在乙地被查获。而犯罪分子为逃避打击，往往避重就轻只交代查获地的犯罪事实。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应充分利用信息网络收集一切相关的信息线索，总结“网上追逃”、“网上指纹比对”的成功经验，及时串案、并案，切实做到信息共享，提高打击处理的效能。

短评

关爱与管理并重

本期刊发的两篇稿件，读之使人心情格外沉重。无论是那些参与盗窃团伙的少年儿童，还是因为缺少家庭温暖而企图毒死父亲的小峰。他们同样也是受害者。

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颁布实施已有较长时间的今天，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是，各相关部门共同参与的、防范青少年违法犯罪的体系如何更牢固、更有效。

辍学、流动的青少年成为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主力军”，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这些孩子的流出地往往是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他们因为种种原因，义务教育权并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而他们的流入地，多是经济发达、繁华热闹的大都市。由于农村的贫困，既然在流出地不能好好控制他们的辍学，但当他们流入到城市后，我们能否做更多的工作？城市里有各类健全的机构，如团组织、妇联、关工委等社会团体以及公安、劳动、教育等行政部门。对流入城市的孩子进行关爱与管理并重，这个问题应该可以得到起码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