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父亲的口信十篇

给父亲的口信篇1

可是父亲非常喜欢读书，在这座闭塞的小岛上，他总能找到一些书回来，点着油灯一直读到深夜。

父亲走的时候对夏尔说，地球很大很大，比我们想象的大得多。人不能一辈子生活在一个小岛上。孩子，爸爸先出去闯荡，等挣足了钱，一定带你去周游天下，见识见识小岛以外的世界。

夏尔记住了父亲的话，父亲走后，他每天都在盼望父亲的消息，希望父亲能早点挣到钱，早点回来接他出去。大约一个月后，夏尔终于收到了父亲的来信，他迫不及待地打开。父亲告诉夏尔，他在宾塞港奔波了好多天，现已找到一份海员的工作，马上就要随波塞冬号海轮出海。“我已经拿到了第一份工资了，”父亲说，“你要照顾好你妈妈，要不了多长时间，我就会回去接你们的。”

父亲的第二封信只隔了一个星期，他们的航船已经启程，第一个抵达的港口是巴塞罗那。

“巴塞罗那是一座美丽豪华的城市，古色古香的哥特建筑，庄严优雅的国王广场，沿街排满商店、艺廊和酒吧，尤其是由西班牙伟大的建筑师高迪建造的圣家赎罪教堂矗立在湛蓝的天空下，四座100多米高的彩色尖顶直插云霄，令人震撼不已……”

从此以后，父亲每个星期都会给家中寄一封信，把它在航海中的见闻告诉夏尔。

“庞特鲁镇是一个港口小镇，在这儿，家家户户的房子都用石头砌成，这些石砌的房子就在一片朝海的山坡上铺展……”

“夏尔，你还记得吗，你很小的时候，爸爸曾给你讲过美人鱼的故事，现在我来到了美人鱼的家乡，我的身边就是美人鱼的塑像……”

读着这些信，夏尔恨不得立刻就飞到父亲身边，随他一起旅行。

父亲一走就是3年。这座远离陆地的海岛，每星期只有一趟邮轮从宾塞港驶来，在码头上停靠片刻，卸下一只邮包。3年中，每一趟邮轮都会给夏尔带来惊喜与快乐，甚至连邮差都嫉妒夏尔了，他给夏尔送信时总是说，在这座岛上，你收到的信比镇长收到的还要多。终于有一次，夏尔没有收到父亲的信，邮差也有些奇怪，他把邮包翻了又翻，还是没有。

“夏尔，大概是你父亲的信没赶上这趟邮船，说不定下一次能收到两封呢！”看着一脸失望的夏尔，邮差安慰他说。

然而，下一个星期仍然没有父亲的信，再下一个星期也没有。那些日子，夏尔就像丢了魂似的，吃不下，睡不好，也没有心思和伙伴们玩耍，除了坐在海边怔怔地凝望大海，盼望邮船到来之外，他什么也做不了，什么也不想做。

这一天突然传来噩耗，岛上的一位官员来通知夏尔的母亲，说是夏尔的父亲因为肺病在宾塞港去世了，让家人赶快去料理后事。

夏尔跟随母亲来到宾塞港，在一所小旅馆阴暗的客房中看到已经病逝的父亲。父亲躺在一张小床上，显得那么瘦弱，那么苍老，离开家人才3年，好像已经老了30岁。夏尔还注意到，在床边的一张旧木桌上，有两封已经写好的信。很显然，这是给夏尔的信，但是父亲已经病得无法起床去寄发了。

旅馆女主人告诉夏尔母子，夏尔的父亲来到宾塞港以后就一直住在这儿，他没有固定工作，只是靠在码头上打点零工挣钱，日子过得很艰难。

“怎么会呢？”夏尔说，“爸爸告诉我们，他在一艘远洋轮上当海员。”

“海员？你爸爸那样的身体哪个船长会收他？”女店主说。

“他还从世界各地给我寄来许多信，每周都有一封呢！”

“我不知道你爸爸写了些什么，但是，他所有的信都是在这儿写的。”女店主指指父亲床边的那张小木桌。

料理完父亲的后事，夏尔和母亲在宾塞港住了两天，夏尔也弄清楚了，原来父亲从来就没有出海航行过，他只是每天晚上都去海员酒吧，和海员们聊天，然后把听来的那些海员的见闻，再写信告诉夏尔。而他对夏尔的承诺，看来只能是一个美妙的梦幻了。

夏尔回到岛上，常常把那些旧信翻出来看。每次，夏尔都会入迷，都会像第一次读到时那样兴奋不已。

夏尔18岁那年的一天，他拿着父亲的信读着读着就想，这世界上还有多少孩子像我这样生活在封闭的小岛上，如果他们能读到这些信也会得到快乐吗？夏尔忽然萌生出一个想法，能不能把这些信印成一本书呢？他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把150多封信打成一个邮包，寄给了伦敦的一家出版社。很快，那家出版社就回复说会尽快出版。

半年之后，夏尔收到出版社寄来的一包样书，还有一大笔稿费。这些书印刷得非常精美，编辑还特意挑选了许多父亲描述过的城市和港口的照片，图片和文字搭配在一起，更加让人爱不释手。那一晚夏尔彻夜未眠，他想起了父亲躺在宾塞港小旅店中的身影，也想起了父亲离开家乡时对他的承诺：夏尔，等我挣足了钱，一定要带你周游世界。第二天，夏尔对母亲说，他想拿一部分父亲的稿费出去旅行。

“去吧，”母亲说，“这也是你父亲的愿望。”

夏尔带着父亲的书上路了，他沿着父亲信中描述的路线，从巴塞罗那开始，一个港口一个港口地旅行，每到一地，他走下轮船后总是重复那句话：

“爸爸，我来看哥本哈根了！”

给父亲的口信篇2

吃个药怎么这么麻烦？有病不吃药能好吗？我有点急了，年纪大了还不重视身体，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怎么越老越像孩子了呢！想到“孩子”这两个字，正欲发火的我突然愣住了，也在瞬间释然――母亲现在的表现可不就是我小时候的样子吗？她是在对我撒娇呀！想到此，我在母亲身边坐下，笑着说：“吃了药才能好呀，这样就有力气跳广场舞了，咱加把劲儿，争取夺得广场舞皇后的称号，让我爸有点危机感。”看到母亲忍不住笑了起来，我继续说：“来，我帮你倒杯水，赶快好起来给我做好吃的，我最喜欢你做的饭菜了。”母亲点点头，接过药吃了下去。我不知道那药是不是真的很苦，我只看到母亲脸上露出了满足幸福的笑容。

有一次父亲做了一个小手术，出院后在家休养。想着父亲已经痊愈，再加上我工作忙，直到半个多月后才来到父母家。一见面，父亲就跟我说：“我的伤口还是疼。”我顿时紧张起来，难道伤口发炎了？没愈合好？父亲掀起衣服给我看他的伤口，伤口愈合得很好，连针眼都快看不见了。“恢复得很好，没事。”放下心的我松了口气说。

过了一段时间，父亲又跟我说：“伤口有时还是会疼，不会有什么事情吧？”父亲的话让我有点哭笑不得，伤口缝合处只剩下一条浅浅的印痕了，能有什么事情呀。“我爸这是怎么回事，没事老盼着自己有问题干吗！”一转身，我悄悄对着母亲抱怨。“越老越矫情，别理他。”母亲笑了笑说，“不过，你爸说他很享受你紧张地帮他查看伤口时的样子。”

母亲的话一下子提醒了我。父亲是多么坚强的一个人，长这么大，我从来没见父亲喊过一次痛。记得有次父亲带我和哥哥上山玩，哥哥因为调皮，差点从山坡上滚下去，父亲及时拉住了哥哥，自己却扭伤了脚。等到家时，父亲的脚面已经肿得很高了。我和哥哥都很内疚，父亲却说一点都不疼，还笑着逗我们玩。而现在父亲却在我面前“示弱”，这不是另一种撒娇吗？他是想得到女儿的关心和照顾呀！

给父亲的口信篇3

“爹，别送了，回去吧。”他回头看了一眼父亲。父亲没作声，继续跟在他后边。“爹，你回去吧，我一个人能行。”他催促着父亲。父亲含混地应了一声，停下了脚步。

“凡事小心点，多留个心眼。”父亲又叮嘱了他一遍，然后扭头蹒跚地往回走。父亲年轻的时候开山炸石，一块石头砸在了他的脚背上，留下了残疾，走路一瘸一拐的。

望着父亲逐渐远去的背影，他心里酸酸的，不是滋味。这次去大学报到，本来，父亲说好了要去送他的。然而，临行的时候，父亲还是变了卦。也许，父亲太在意他的跛足，怕自己的形象给上大学的儿子丢了人。

“小二，你等等。”还没走出多远，父亲在背后喊他。不知道什么时候父亲又转身回来了，看上去很着急，走路的姿势摇摆得像一架风车。

“爹还是不放心你的学费。”他下意识地摸了摸缝在衬衣口袋里的钱，鼓鼓的，也硬硬的。这些学费，都是父亲东挪西借筹来的。就为了这几千块钱，跛足的父亲，走村串乡，不知道跑了多少山路，说了多少好话。

“这钱，装在口袋里，爹还是不放心。要不，咱换个地方？”父亲像是和他商量，又像在自言自语。“那……放在哪儿好呢？”他有些迷惑。因为在他想来，实在没有什么更好的地方能妥善地藏了这比命还重要的钱。

“要不，把钱塞进袜子里，这样，穿在脚底下，是不是更安全？”父亲眼中跳跃着兴奋和喜悦，仿佛一颗忐忑的心，就要藏在一个最安全的地方了。

父子俩坐在山路上，小心翼翼地拆开缝在衬衣上的密密麻麻的针脚，把钱分成两堆，极认真地塞进袜底，然后，再慢慢地穿上鞋，系紧鞋带。父亲看了一眼他的鞋，说：“这回，该没事了。”也许，父亲是真的放心了，额上的皱纹一道一道舒展开来，蓄积在其中的汗水，没遮拦地滑了下来。

与父亲再次分别之后，没走多久，他便觉得脚底疙疙瘩瘩的，不舒服。这段山路虽然只有12里，但他不知道是不是能坚持到镇里的车站。因为，他觉得脚底下又滑又湿——钱大概已经被汗水浸透了。

找了一个山头，他坐下来，慢慢脱下鞋，又小心地褪下袜子，他吓了一跳：由于汗水的浸泡，再加上脚底的磨蹭，上面几张钞票已经严重变形，而且，图案也变得模糊不清了。他慌了，赶紧脱下另一只鞋，迅速扯下袜子，抽出里边的钱。也许，那一刻，他吓坏了，慌得有些手忙脚乱，这时，一阵风刮来，一沓钞票，像平地里惊起的一群蝴蝶，飘飘扬扬，四散飞了起来——他脑袋里“轰”的一声，一刹那，天塌地陷。

一张张的钱，就像四散了的魂魄。

他赶紧四下里寻找。石头下、草丛间、树坑里、远处、近处、高处、低处，他都找遍了。他一边找，一边哭，不敢回去告诉父亲，怕父亲承受不住这个打击。一直找到下午，仍然有500元钱，不见下落。放弃寻找后，他果断地把剩余的钱重新装进那个衬衣口袋里，然后，抱得紧紧的，奔向镇里的车站——也许，他能做的，他该做的，只剩下这些了。

一直到学校，他都紧紧地抱着那件衬衣，以及衬衣口袋里的钱。交了学费，他已经没有一分钱过生活了。他没把路上发生的事告诉学校，只是说，自己家庭困难，需要勤工俭学。系里很爽快，除了在餐厅给他找了份工作，还减免了他的部分学费。

开学典礼后，他给父亲写了封信。信里说，一路上，乘汽车，换火车，都很顺利。大学不错，系里的老师对他也不错，一切都好，希望家里不要挂念他。

给父亲的口信篇4

之前我对亲生父亲完全没有了解。我不知道父亲还健在，母亲(崔秀英)也没跟我讲过。因为当时中国大陆的形势，我想，母亲可能是为了保护我，没告诉我真实情况；再一个，好像我母亲也不知道父亲在什么地方。

突然出现的父亲

以前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后来从父亲的回忆录里看到：我父亲、母亲和我，一家_一口回到我姥姥家河南息县，后因城门关闭，他就没带我们走。当时自己很小，对父亲没什么记忆。现在父亲常跟我讲，他走时我只会拍着凳子叫“爸爸，坐”。后来我读到这段回忆录时，心里很难受。

1976年母亲就去世了，病逝之前，母亲没跟我说什么，她始终没跟我讲亲生父亲。我母亲是很好面子的人，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不讲，她不想让我知道这么多。

因为我压根不知道我父亲在哪，所以在当时那个“要向组织忠诚”的年代，我倒没因为父亲而吃苦。

1984年底，我父亲把信写到河南息县台办，息县有位乡亲通过很多关系最后找到我。因为父亲当时非要确认，经过来来往往，我拿到信件已到1985年初。看到这封信，我搞不清楚怎么回事，很意外。信上署名也不是“柏杨”，是父亲原来的名字“郭立邦”(此为柏杨最初的名字，后改名郭衣洞，笔名柏杨)。

我有个姑姑，就是我继父的妹妹，姑姑跟我母亲的关系较好，我母亲有些话会跟她讲。后来我回家问，我继父、我姑姑他们都知道，才把一些情况告诉我，说真有这事，而且姓、名都对。“郭立邦”，我继父、我姑姑都知道；“柏杨”，他们反而不知道。我才知道我还有一个父亲。

后来父亲的信转给我，我看那个信笺上头有行字，我就想，怎么是用美国的公司信笺写的信?也搞不清楚，稀里糊涂的。因为父亲那封信上写有美国地址，我就把回信寄到美国。

后来才知道，当时我父亲到美国参加爱荷华大学写作会，他利用那个时间写信回来，开完会后他又回台湾。但这个信当时不能直接寄到台湾，是通过美国他的朋友转的，所以我们每次把信寄给美国朋友，美国朋友把信拆开、重新写信封，再寄回台湾，然后父亲再这样寄回来。

在河南息县和武汉时，我都跟母亲姓崔；到西安后，我改随继父姓张，叫张渝生。1984年底，我父亲寄信到河南，河南有位乡亲找到我后建议我说：“父亲在外这么多年，失去妻子，再失去女儿，他心里会很难过，你还是恢复原来的名字比较好。”我接受了他的建议，恢复到原来的姓，姓崔。

第一次见面在香港

1986年7月，我和父亲柏杨在香港第一次见面。当时我们一家四口都去了，也见了张香华阿姨。当时去还是“特批”的。父亲说“你们全家都来”，发有邀请信，我报了4人，后来西安市没批，说最多只能去两人，我把两个孩子撤了下来。过了几天，陕西省公安厅有个女同志到我单位，说我们属于特殊情况，“你们什么时候想去、去几人都可以”，叫我赶快把两个孩子报上去，这样，就一块去了香港。

事先父亲有照片寄给我，所以在香港火车站下车后，我们很快认出了他。可能还是血缘关系吧，没感到陌生。我站到他面前，他说：“你是毛毛吧?”然后一把把我搂在怀里。

我河南的姐姐冬冬先到香港，我第二天到。父亲告诉我，我有个姐姐冬冬。这时我才知道，也蛮吃惊的。

在香港，我们只待了4天。这4天里，父亲让我们住最好的、吃最好的，每天都和我们在一起。我之前也没去过香港，在那个年代，好像做梦一样。

珍藏43年的老照片

1988年底父亲到了西安，当时我家很小，4口人住30多平方米的房子，当时那房子相当不错了。父亲住的是宾馆(西安人民大厦)，他只是到我家去了一下，他把我的床揭开看一看、用手摁一摁，我们那时没有床垫，铺的是木板，木板上铺棉絮。他又打开冰箱看了一看。但他什么话都没讲，就坐在那一言不发。我也不知道他心里想什么。

他在宾馆时，从自己贴身的口袋里取出一个钱包，从钱包里取出一张照片，给了我，说：“这是爸爸保存下来的，送给你吧。”这张照片，是在我百天时，我母亲抱着我在重庆照的。我是在重庆出生的，所以叫渝生。这是黑白照片，一点都没皱，平平整整的。当时我没讲话。我确实感触很多。

父亲的经历确实很坎坷，他离开我们，又到了台湾，在台湾两度进监狱，家庭变故……经历了这么多事，他却能把这张照片一直保存着。我不知道他怎么保存下来的，而且保存得这么完好。我心里非常激动。我就想，不管怎么讲，他心里还是有我们的。临去香港前，他寄来照片，我觉得他生活得挺不错。也不能说我心里没怨恨，我也想起我们的生活，我那时就跟要饭小孩一样，生活非常不好。我看到这张照片后，所有的怨恨都没有了。我觉得，在当时，出于那样的社会环境，父亲也是身不由己。

我去过台湾好几回。1996年，我和我先生第一次去台湾，那时父亲伏案工作时间很长，和我们聊天或出去的机会很少，他好像还在写书。

2000年我父亲80大寿时，我们五姊妹第一次团聚。那时父亲状态还好，能行走，他还出去演讲，但他这时的身体和我们前几年见他时相比，当然差一些。

给父亲的口信篇5

声声泣血，我母亲叫着我父亲的名字疯了

父亲母亲相识于东北，那里，离俄罗斯一河之隔。

我父亲是上海人，叫戴建国。1970年，18岁的他初中一毕业，便去了黑龙江逊克县“下乡”。不仅自己去了，他还自任“团长”，给那个偏远边区带去一个80来人的“赴北”兵团。

那个叫“边疆公社下套子屯”的地方土地贫瘠，西伯利亚的寒流长驱直入，条件极端恶劣。一群上海小青年，天天干着从没干过的农活，特别辛苦。可是同样的活，到我父亲这里却变得“轻松”：他要锄的地，总有人帮着锄：要轧的农作物，也有人帮着他轧完。

谁在暗暗帮忙?我父亲悄悄观察，终于发现，那人是屯子里最漂亮的姑娘程玉风。而这位程玉风，也就是10年后把我带到人间的母亲。

这份爱先天就有距离。但是劳作的辛苦、离家的孤单，加上青春对爱的本能渴望，让我父亲没有拒绝。深夜，大东北高远而迷离的月光下，屯子边河流的低吟浅唱声中，我母亲低头递上一包用手绢包着的带有体温的花生，我父亲则抱紧了我母亲。

“我们能不能这样在一起，永远不分开呀?”我母亲问。

“永远不分开，我们生死与共。”父亲答。

我母亲突然就哭了：“我也一样。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

不过是十七八岁的大男孩，我父亲的话也许只是情到浓时脱口而出，但很快，生活真要掂掂他诺言的分量了。

父亲与我母亲的亲密接触被人撞见了，村子里闹腾开了。对我外公外婆来说，他们只有一个闺女，哪能嫁给一个什么农活都干不了的上海人?他们还担心，戴建国从上海来，说不定哪天拍屁股就走人了，那女儿怎么办?于是，1971年冬天，趁着我父亲回上海过年，他们决定把我母亲嫁给邻村一个男子。

可是因为父亲随口而出的那句话，我母亲心里早容不了别人。面对突然而至的婚事，我母亲誓死不从，将送来的彩礼丢到门外。外婆束手无策，便说家里收了人家300块钱聘金，如果你不嫁，就找上海人要300块钱退给人家。这话让我母亲看到了希望。她匆匆赶到百里之外的城里，找到邮局发电报给我父亲，要我父亲速寄300块钱为她赎身。

如果我父亲相信了这一切，并按照母亲希望的做了，后来的事就不会发生。可是我父亲没有。也许是他对这电报半信半疑：也许是以他当时一天两毛钱的工资，根本弄不到3∞块钱；也许是他尚未真正想过娶她为妻。总之，我父亲接到了电报，却没有寄钱，也没有回复。

这可害苦了我母亲。她天天站在家门口等，从早晨站到晚上，等父亲的身影出现，哪怕是邮递员的身影也行啊。但是，十天过去，半月过去……直到对方迎亲的日子到了，她什么都没等到。

我母亲心如死灰。她认定自己是戴建国的人，绝不能让其他人碰，于是出嫁前夜。她逃出了家门。外公外婆急坏了，找来一大群人打着火把寻找。大雪漫天纷飞，我母亲又饥又冷，不知跑了多远，终于再无气力，昏倒在地。天亮了，屯子里的人找到她时，她已冻得半死。

即便这样，婚事也没延期。为防她再逃，外公外婆将她绑了，用被子包着抬往男方家。一路上，我母亲一声声哭喊：“戴建国，我被卖了!卖给别人当媳妇了……”“建国，你还不来，我就不是你的人了!”“戴建国，快回来救我呀!你不救谁救呀!……”路有多长，我母亲就哭了多久。最后，看到站在门前迎亲的新郎，我母亲突然口吐鲜血，发出一声凄厉的大笑。

我母亲就这样疯了。据我父亲回忆，当时他正在上海的外滩，与一群“团友”高谈“在农村广阔的天地，与天奋斗其乐无穷”。

留下来娶我，是男人就别无选择

第二年春，我父亲回屯了。“你可回来了!”有乡亲拦住他，“你知道不?小风疯了!出嫁那天，喊着你的名字疯的……”

我父亲头顶仿佛响起一声惊雷。问清事情原委，他傻了：“怎么会这样?小风，我害了你，害了你啊!”

可是，我母亲已经疯了，事情无法逆转。我父亲打听到我母亲进了北安精神病院治疗，想尽千方百计好不容易进去过她的病房，但我母亲已经不认识他了。

到了1975年上半年，当地学校招考教师，父亲毫无悬念地成了当地村小的一名老师。

而此时，我母亲已经被婆家退了回来。

后来才知道，即使嫁了过去，我母亲也死活不让当时的丈夫挨近身子，如他动用武力，我母亲挣扎不过，就会喊“建国!建国!”连那人用手指头碰她一下，她也一阵尖叫，叫得对方心里发疹。对方终于忍无可忍，跟她离了婚。

我母亲回到娘家，我父亲与她的命运再度交集。因为我父亲去村小学上课，会经过我母亲的娘家，常会看到她。起初，她蓄着长辫，疯劲一来，她就用长辫勒自己的脖子。后来，她被剃了光头。春天里，瘦得皮包骨的她光着头在村子到处乱晃。见到人，她要不就是傻笑，要不就是狂吐唾沫，村里的人都厌恶极了。

唯独父亲不会。这是他曾经爱过的姑娘，而且，她是因他而疯的。谁都可以厌恶她，唯独他不可以。

1978年，动乱结束两年后，各地掀起知青返城潮。上海家中，我的爷爷奶奶也一月几封信催我父亲回城。我父亲犹豫过，可是想到我母亲已不认识他了，留下来也毫无意义。最终决定走。

那天一大早，他准备去县城坐车到市里，再转火车回上海。谁知，正当他背着包从村前路口经过时，却惊讶地看到，平日疯疯癫癫的我母亲就站在村头树下，不哭，不笑，不闹，只安安静静地盯着他，任他从她身边走过……

我父亲的脚步，哪里还迈得动?

为了她受的伤害，也为了自己的良心，我父亲选择留下来。课余时间，他开始主动往我母亲家里跑。说来奇怪，自村口送别那一幕发生后，再见到父亲，我母亲就会安宁许多。我父亲开口说话，她就不打不闹，安稳地坐着听。这让父亲看到了希望。到1979年上半年，他终于下了决心：娶她为妻。

无论于谁，这都是一场地震。听说我父亲要上门来提亲，我外公正卷草烟的双手颤抖着，怎么卷也合不了口：我外婆先是瞪大眼，继而号啕大哭。而上海这边，我的爷爷奶奶、叔叔伯伯都在骂：“你是不是也疯了?”

我父亲不管。“我说过，永远不离开她；她也说过，生死都是我的人……让我们一起过吧!说不定，真有奇迹发生。”

给父亲的口信篇6

长大后，我要去外地上大学，临走时，父亲千叮咛万嘱咐，让我每月给家里写一封信，不为别的，就算是报个平安。在父亲期盼的眼神里，我爽快地答应了。

在学校，我保持着良好的习惯，像写短篇小说一样给家里写信，写关于校园的生活，写城市里的丰富多彩，最后我会告诉父亲，梦中我能闻到母亲做菜的香味。父亲回信了，总是四五千字的样子――对于他的儿子，他从不吝啬自己的笔墨。信里多是些家乡的变化和风土人情，最后父亲说：“我喜欢坐在阳光下看你的来信，阳光很暖，身上也很暖。”

父亲温暖的话语转化成一种动力，让我更加刻苦，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后来，我留在城市里，由于工作忙，总是忘了给父亲写信，而父亲的信却从未间断过。我怕他累得慌，便让人在家里装了电话，父亲很高兴，常拿起电话打个没完。有时我接完便让儿子接，他一口一个“乖孙子”地叫着，我心里有一种温暖的满足感。

可后来一次，母亲突然来电话说，父亲让我还是写信吧，邮资便宜，电话太贵了，而家信更能表达内心的感受。挂了电话，我有些不解父亲的想法，现在生活发展得多快呀，全部信息化了，还让我用笔来写字，这不是浪费时间吗？

我开始用敷衍的信搪塞父亲，父亲却一如既往地认真回信。

那一年回家时，我远远地看到父亲正在阳光下看报纸，我老远就喊他：“爸，我回来了！”我儿子也手舞足蹈地叫“爷爷”。父亲却依然不动的样子，好像没有觉察我们的到来。

母亲出来了，对我说：“你爸老了，去年耳朵突然聋了，这也是他让你写信的原因。他在电话里听不见你们的声音，他急呀。”

刹那间，我所有的自私在阳光的照耀下变得支离破碎。隔着岁月的小窗，我仿佛看见一位老人坐在满院的阳光下，他的手里拿着儿子写来的家信，正津津有味地品读着。

给父亲的口信篇7

我知道父亲一定是想我了，便撂下手头已经办得差不多的工作，向单位请了几天年假赶往长沙，想在临行前再陪父亲聊聊天，散散步。

跟父母一起住了三天，我对父亲说：“爸爸，我得回北京了。出国前医学会要召开全国第二十次会员代表大会，我负责大会文件和会务组织；另外，也还有些工作要交代。”

没想到父亲居然一反常态，执意不让我走，竟说：“开会的人多得很，不缺你一个嘛!”转而问我：“你去过广西没有？”

我怔怔地回答：“80年代初去过一次。”

父亲笑了：“噢，那还是好几年前的事了，现在广西变化大得很，一起去看看嘛！”

其实，我又何尝不想多陪陪他呢！于是我和父亲商量，到南宁的当天下午我就走。

父亲一愣，诧异地问：“这么急？”他停了一下，又说，“好嘛，好嘛，要走就走吧！”

在火车上幸福地和父母晃荡了一天，到南宁已经是次日中午。看着大家安顿好都住下后，就到了向他们告别的时间。

至今我仍清晰地记得，那天父亲穿着深驼色的中山装，外面披了一件藏青色的呢子夹大衣。他和母亲一起出来送我，走在母亲和一群工作人员的前面。我们俩并排走着，他右手指间夹着香烟，无语地一直把我送到宾馆外院的汽车旁。一路上他都在微笑着，可眼神儿里却漾出我从未见过的伤感。就在这一刹那，我似乎感应到了某种无法诠释的人体信息，体内随之旋起一股黑色的悸动。在这股无形的力量推动下，我不由不自地转过身搂住父亲的脖子，当着那么多认识和不认识的工作人员的面就哭了起来，泪水像溪水般不停地流出。

父亲静静地搂着你，一只手轻轻地拍着我的背，任时间分分秒秒地流逝，一句话也没说。

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克制住自己，哽咽着，不知为什么突然冒出了一句话：“爸爸……你，你可一定……一定要等着我回来啊！……”

父亲慈爱地：“当然嘛，当然嘛！”

他看着我泪流满面地上了车，直到汽车开出很远，还在向我挥动着手臂。

突然间，我发现父亲苍老了许多，慈祥的脸上似乎有一丝抹不去的惆怅，单薄的身躯显得那样凄凉，流逝的岁月无情地蚕食了父亲那生动的表情和不倦的身影。随着汽车渐渐远去，我极力在视野里寻找着他，可离别竟是那样迅速。我暗下决心，一定要想办法尽快买一台摄像机，记录下日常生活中真实、热情和充满活力的父亲。没有想到的是，这样一个小小的心愿，竟没有在父亲在世时实现。

回到北京，我仍无法摆脱那种被称作心灵感应的阴影，它使即将在我面前展现的未知的西方世界变得兴味索然。出国前几天，我絮絮叨叨地挨个儿找工作人员以及有关的医护人员谈话，向他们介绍父亲的生活习惯、性格脾气和身体状况，拜托他们替我好好照料父亲。我甚至还特意叮嘱母亲和兄嫂们，要他们注意留心父亲的身体和起居，千万千万别大意……

至今我们还无法解释第六感，也无法破译这种人体信息，它实在太神秘，神秘得连它的存在都变得可疑。但我确确实实地感知到了，而且相信，我那位在老家当了一辈子农民的伯伯胡耀福也感觉到了。

在我去长沙之前的一个月，伯伯拎着一个装满父亲爱吃的红南瓜和干茄子皮、干苦瓜条、干刀豆条的尿素袋，从浏阳赶到长沙看望父亲。他怕给接待部门添麻烦，在九所住了五天就走了。

临别时，我那浑身泥土般朴实的伯伯肯定也是感应到了某种信息，像怕失去什么似的突然拽住父亲的胳膊，一任老泪纵横。他们兄弟俩这辈子多次聚合离散，从来没有这样动过感情。父亲一时也很难过，声音有些哽咽地劝道：“哥哥，不要这样，有什么话慢慢说。”

伯伯眼泪汪汪地望着父亲，难过地说：“我们都是七十好几的人喽，老啦，恐怕难得再见面了哇！”

父亲握着他的手，一再地说：“再见不难嘛。你想见我，随时可以去北京！”

伯伯却伤心地说不出话，只是摇头，一路抹着眼泪走出父亲的视野，如同我黯然神伤地飞向了大洋彼岸，却把一颗心沉甸甸地坠在了中国。

我在1989年3月3日抵达美国西北部的海滨城市西雅图，如约到健康和医疗服务中心进修。

当地时间4月7日晚上，我忽然心绪烦乱，整晚都坐卧不安，神不守舍，惶惶然似不可终日。当我神情恍惚地回到自己住的房间，进屋还没坐下，电话就响了。

我爱人操着尽可能平静的语调从太平洋彼岸告诉我：“爸爸病了，现住在北京医院。”我马上截住他的话，急切地问：“是心脏病吗？是不是需要我马上回去？”

他没有正面回答我，只是说：“现在平稳多了，妈妈说，要你相信组织上会安排好父亲的医疗，好好学习，不要急着回来。”

或许是怕我再追问下去，他匆匆挂断了电话。我放下电话，急匆匆提笔给家里写信，我趴在台灯下一口气写了五四张纸，直到夜深人静。

第二天一早家信发出后，我的情绪平静下来，直至14日黄昏。

那天，我像往常一样，饭后沿着湖畔散步。可是走着走着，那似曾相识的烦躁不安，竟鬼使神差地又出现了。我两腿酸软，顺势坐在草地上，泪水泉涌般夺眶而出。

好容易平静下来，刚回到宿舍，我爱人的电话又来了。他急火火地说：“妈妈要你马上赶回来！”

当时正是晚上9点多钟，后来我换算了一下西雅图与北京的时差，那会儿正是父亲的心脏猝然停止跳动的时候。

我怀着一线希望，紧张地试探：“爸爸……他……还活着吗？”

电话另一端闪烁其词：“你马上和旧金山领事馆联系，想一切办法尽快赶回来。外交部可能已经通知他们帮助你了。”

西雅图4月风雪初霁的夜晚，白雪茫茫，寒气沉沉。已经就寝的嬷嬷们一个个从床上爬起来，穿着睡裙，趿着拖鞋，三两相伴地来到我房间安慰我。她们又把住在湖边的医疗服务中心主席莫妮卡・汉斯修女找来。

莫妮卡轻轻扶着我的肩膀，柔声细气地对我说：“亲爱的，别难过，你需要回家就跟我说。你需要钱买机票，我可以借给你……你是这么好的一个人，我相信你的父母一定也都是好人。上帝一定会保佑你们。”

终于在一位公派常驻当地的西安的朋友帮助下，用他的信用卡帮我买了回家的机票。

……

接下来是长达17个小时的漫漫航程，也是我人生旅途中最难熬的一段路途。

就在这时，汽车上的收音机传来一阵哀乐，接着我听到了父亲逝世的讣告。尽管一路上已经有了思想准备，可是听到讣告时，我仍然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播音员的声音使我脑子里顿时一片空白，无声的泪水似乎洗掉了所有的一切。

回到北京，我才搞清父亲从发病到病逝的全过程。

3月下旬，父亲从南宁返京参加六届人大五次会议。许多人都知道了他在湖南生病的事，而且注意到他很消瘦。

因得知一些本已脱贫的地区近期又有吃不上饭的情况，父亲心情一直不好。

4月7日晚父亲有些不舒服，中央政治局的会议通知送来时，母亲劝他不要去了，大家也都希望他在家休息。可是父亲还是拔出笔来，一声不响地在会议通知单“到会”一栏里打了个钩。

8日这天，父亲差5分钟9点进入会场时，所有与会人员已到齐。父亲走到后排坐在副总理田纪云和国防部长秦基伟中间。父亲坐定，会议随即开始。草案40分钟读完，教委主任李铁映首先发言。

这时，父亲突然感到胸痛难忍，呼吸困难。他知道自己撑不住了，一边站起来，一边向主持会议的举手说：“紫阳同志，我请个假……”

坐在他对面的政治局委员们都看到他面色苍白，有人问：“耀邦同志，是不是不舒服？”

父亲身子摇晃着说：“是呀！可能不行了。也许是心脏的毛病……”

坐在父亲旁边的秦基伟和闻讯赶进来的服务员刚扶住父亲，父亲就不由自主地跌坐下来。

政治局常委胡启立忙说：“耀邦同志，别动！”同时吩咐，“马上找医生来，快叫救护车！”

大声问在座的人：“谁带了急救盒？”

坐在父亲对面的上海市委书记连忙往口袋里摸，回答说：“我有。来北京前医生给了我一个盒子，可是我不会用。”

有人接过药盒，把一片硝酸甘油放到父亲口里，嘱咐他吞下。

坐在父亲后面参加汇报的教委秘书长朱育理对身旁的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小声说：“这药吃下去可能要很长时间才能起效！”

阎明复着急地说：“那你赶快上啊！”

朱育理三步并作两步走到父亲右边，接过药盒，拿了一支亚硝酸异戊酯吸入剂捏碎，迅速捧到父亲面前，对已经不能说话、双目紧闭的父亲说：“耀邦同志，快吸气，大口吸气！”

大约过了两三分钟，父亲的脸色开始恢复，并深吸了一口气。他勉强睁开眼睛，艰难地说：“我……想吐……”

朱育理手疾眼快，转身拿起桌上的一条毛巾，往自己手上一摊，说：“来，就吐在我手上。”

他话还没有说完，父亲就再也控制不住，吐出了两大口。

这两大口呕吐物，干得出奇。朱育理捧着没有怎么湿的毛巾，愣了：耀邦同志的早饭怎么吃得这么急，这么马虎！

大约十多分钟，中南海的医务人员赶来了，就地组织抢救。又过了十几分钟，北京医院的医护人员也赶来了，迅速加入了紧张的抢救。

随后，政治局扩大会议改到中央书记处办公的勤政殿继续进行，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留在怀仁堂指挥抢救。

会议结束前，来到会场，向与会人员报告对父亲的抢救和诊断：心脏下壁和后壁大面积梗塞，病情危重。下午3点多钟，父亲病情基本平稳，即被转入北京医院，同时通知了家属。

历史的巧合竟是如此奇妙，父亲被安排在当年总理临终住院治疗的同一间病房里。党和国家的一些领导人纷纷到医院探视。4月15日，父亲大面积急性心肌梗塞发病的第七天。即将度过危险期的父亲，这天清晨醒来心情特别好，笑着问秘书李汉平：“外面情况怎么样啊？”看到秘书不说话，父亲又打趣地说，“不要对我封锁消息嘛。”

父亲看到即将下夜班来查房的医护人员，又提起要下床活动的要求。医护人员认真地说：第一个七天虽然快过去了，但危险期还远没有过去，还要注意，最好不要下床。父亲有些不高兴地说：“你们怎么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呢？”

看见父亲情况不错，家里人帮他在床上洗了脸、漱了口，还喂他喝了些西瓜汁。父亲静静地斜倚在床上，等着吃早饭，等着母亲来看他。这些天他一直被困在床上，也没有吃过什么东西，又饿又乏。

几分钟后，守护在父亲身边的三哥德华，发现心电监护仪上绿莹莹的心电图波形突然急促地跳动起来，心率从每分钟60次一直往上升，70、80、90……三哥慌忙叫来值班医生。医生看了看心电监护仪，不经意地说：“没事儿，以前也有过这种现象。”

三哥不敢相信，仍然目不转睛地盯着监护仪。果然，当每分钟达到110次时，心率开始逐渐减慢，一分钟后恢复到60次。可还没等三哥和紧张得也凑过来察看的李秘书松口气，峰谷状的心电波形作了一个短暂的停顿，忽然耀眼地一闪，便冰雪消融般地坍塌下来，化作一条碧绿晶莹的水平线，向无极的空间延伸而去。与此同时，只听见躺在床上的父亲痛苦地大叫一声：“啊！――”他那只被李秘书握着的手突然松脱，头部猝然转向一侧。

等医护人员赶来急救时，一切都已经无济于事了，父亲再也没有醒来。

给父亲的口信篇8

父亲已推上了坡顶，我盼着父亲来接应我，哪怕帮我推一步也好。可父亲坐在路旁，正大口大口地吞着从路旁菜地里弄来的白菜。

“加油，孩子，只有30米了。”他想过来帮我，但我知道，他的身体不允许。

“我，实在推不动了。”我咽下了口水（其实，根本没了口水），全身都在发抖。

“10米哦，还有10米，孩子，你能坚持得住。”他嚼着另一块菜帮。

“不，一步也不行了！”我的双腿在发软，随时都有倒下去的可能，沉重的煤车分明在向下推我。

“你能行！”父亲说，“不能停，危险！”

我有些狠我的父亲。我真想扔下车子不管，但是我不能。我若是稍一松劲，车子肯定会立刻滑下坡去，并把我撞翻（我连躲闪的力气都没有了）。我只好竭力蹬着发烫的石子路。

父亲仍在大声喊叫着“加油”。

终于，我把车子推上了破顶。我倒在了车旁，一股酸楚，从心底涌上，我委屈地哭了。

“当你遇到了困难很不幸，孩子，要相信，你能行，你一定能坚持住，”他把一块菜帮递到我的嘴边，“假如再有10米……”

“假如再有10米你也不来帮我，我自己也能把它推上破，对吗？”我回敬父亲。

“是的，孩子。”他抚弄着我蓬乱的头。

我不想说话。我尽可能让四肢舒展，放松。我把父亲的话和他递来的菜帮一起咀嚼，吸吮着。渐渐地，我终于明白了父亲的用意。

给父亲的口信篇9

书籍是最有耐心、最能忍耐和最令人愉快的伙伴。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时刻，它都不会抛弃你。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父亲的拥抱阅读答案，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父亲的拥抱①那天，我和一个朋友去北京开会。

②他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事业有成，爱好写作，我们都很羡慕他。但是他说，他有一个不听话的儿子，儿子十八岁了，学习不好，打架斗殴，而且从来不和他进行交流。一路上，他说的都是他儿子的不好。

③但我知道，他的儿子就在北京，在一家体校里学习武术，他说，没有办法了，只好选择一个他喜欢的东西让他学习，他一直说自己的儿子大脑简单四肢发达，还说自己常常对他拳打脚踢，甚至，他觉得儿子不是他的儿子，没有给他带来应有的骄傲。他就这样不停地说自己儿子的缺点，到最后，我都认为他儿子就是一个“孺子不可教”的男孩了。

④开完了会，我们要往回走，他问我：“你不想在北京转转?”

⑤那时已经下午了，我们赶回去天也差不多应该黑了，何况，我不想一个人逛商场。

⑥“商场好多名牌都打折呢，你们女孩子不是最爱逛商场吗?”他一直劝我。

⑦我不明白他什么意思，司机开着车在北京兜着圈子，我看着反光镜中他平静的脸，不知道他为什么一直坚持让我去逛商场?突然，我一下子明白了，

⑧我说：“我们去看看你儿子吧，既然到了北京，看看他有什么需要的?”

⑨“看他做什么?”他还嘴硬着，“反正他又不想见我。他最烦我了。”

⑩他的司机说话了：“老总，你说得可不对，前几天孩子还给嫂子发了一条短信，在短信中嘱咐你少喝酒呢，嫂子念给你听的时候我看你挺高兴的。”

?他嘴软了，还是坚持，“他小子从来不给我打电话发短信。”

?“去吧去吧。”我说，“我也想看看他。”其实，我是要给他一个台阶下。

?他掏出手机，给他儿子打电话，用很严厉的口气说：“你出来一下，在大门口等我，我有点东西给你。”

?“东西?”我没看到他有什么东西啊?接着，他把自己西服上的领带解了下来，然后回头说：“我儿子十八了，也是个大人，给他条领带如何?”

?我笑了，此时，他在我面前像个没主意的孩子。

?终于到了，早早地就看到校门口有一个在风中站着的少年，又瘦又高的。车到了门口，他下来，走向儿子，儿子低着头，像犯了什么错，突然，他做了一个让我们都想象不到的动作，他过去，拥抱了他的儿子一下，然后把领带给了他!

?然后他转身上车，说：“走!”

?回过头，我看到站在风中的儿子泪流满面，他没有回头，但从反光镜中，我看到他的眼角流出了眼泪。他不好意思了，呆了好久对我说，其实，他小时候和他儿子一样不听话。我没有笑他，假装没看到他流眼泪。我知道，那个父亲的拥抱，胜过了所有的万语千言。

1.父亲在路途中一直在不停地说儿子的缺点，你怎样理解这一点?(4分)

2.根据上下文，在选文中第⑦段横线上填补两句适当的句子。

(4分)

3.结合全文分析，第?段儿子即将面对父亲，为什么“低着头，像犯了什么错”?(4分)

4.第?段中写到了父子两人流泪，试揣摩父子二人此时的心情。

(4分)

5.选文结尾写道“那个父亲的拥抱，胜过了所有的万语千言”，结合全文分析一下父亲想通过这个拥抱表达哪些意思。

(4分)

6.你喜欢这位父亲吗?为什么?(3分)

父亲的拥抱答案：

1.父亲一直不停地说儿子其实正是父亲惦念儿子、思念儿子的表现(2分)，说儿子的缺点其实也是恨铁不成钢，是父爱的另一种形式的体现(2分)。

2.他的儿子在北京!(2分)他要去看他儿子，可是，他又不好意思开口!(2分)大意对就可得分。

3.因为选文第③段父亲“还说自己常常对他拳打脚踢，甚至，他觉得儿子不是他的儿子，没有给他带来应有的骄傲”，从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非常严厉、粗暴、对儿子期望比较高的父亲(3分)。

儿子的表现正是对上文父亲的话的照应。(1分)

4.儿子：对父亲拥抱和礼物的感动、激动(1分)，也有父亲认可自己成人、找回父子间亲情感觉的喜悦(1分)。

父亲：对儿子长大懂事的欣慰，见到儿子的喜悦，(1分)也有对儿子的想念和不舍(1分)。

5.表达对儿子的思念、牵挂之情(1分)，对儿子懂得关心父母的欣慰之情(1分)，对儿子过去的理解和宽容(1分)，对儿子的祝福(1分)。

6.喜欢不喜欢都可以，没有统一答案，但一定要结合选文中父亲的形象来谈，谈出一点即可。

给父亲的口信篇10

父亲患糖尿病二十多年了。这些年来我们全家为给他治病想尽了一切办法，我的书橱里关于糖尿病防治的书有十几本。俗话说“久病成医”，因为父亲的病，我对糖尿病的用药、饮食及防治等方面的知识掌握了很多，我知道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因防治不当引发糖尿病并发症，而防治糖尿病的关键在于控制饮食。可是控制饮食对于曾经做过厨师，对美食有特殊嗜好的父亲来说是很残酷的，需要禁忌的东西太多，父亲爱吃的食物大多在禁忌之列。后来父亲干脆就什么禁忌都不顾了，用他的话说：“一个人连自己想吃的东西都不能吃了，那还活个什么劲儿？”

因为饮食问题，我经常和父亲发生激烈的冲突，任凭我耐心解释或哭着哀求都无济于事，父亲最后用“不让我吃，干脆让我饿死算了”来结束我们的争执。面对父亲痛苦而愤怒的样子，我宽慰自己说“百孝顺为先”，还是顺着父亲吧。

每次看着父亲大口大口地吃西瓜、甜点等这些对糖尿病患者来说无异于慢性毒药的食物，我都忍不住想流泪。父亲的病情在药物控制和饮食影响下忽高忽低，给他的身体带来了极大的危害，眼睛因为血糖长期不稳定而出现了眼底出血、视网膜脱落等并发症。看着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我的心在痛和恨中备受煎熬。

父亲在饮食上不节制，但在用药上却费尽心思。他不肯去大医院治病，却总是偏听偏信那些广告上宣传的药或打听来的偏方。每次我劝他，他不是说“偏方治大病”就是说“没吃怎么知道好不好”。再急了就说是我们当子女的怕花钱。“病急乱投医”，我理解父亲的心情，怕惹他生气，也只好依着他。

有一次，父亲听说省城出了一种新药可以根治糖尿病，就一定要去买。我劝他：目前世界上还没有根治糖尿病的良方，这药肯定是骗人的，非但治不好病，说不定反而有害健康。他不听，执意要去，我只好陪他去了省城。我有个堂姐在省医大附属医院，我和父亲先去了她那里落脚。听说我们是来买根治糖尿病的药，身为教授的堂姐当时就把我拉到一边，生气地说：“老人不懂，你知书达理的也不懂？这种骗人的东西你也信？！”我一下子委屈得哭了：“我没办法呀，劝也劝过了，他就是不听，只能依着他了。”

堂姐给父亲做了全面检查，开了药，并劝父亲不要听信那些骗人的广告。堂姐还从一个医生的角度从理论上为父亲解释了糖尿病的成因及防治，父亲当时很信任地频频点头。我也暗自高兴，以为父亲听了堂姐的话，回去后就不会再那么固执了。没想到，第二天我们正要坐车回家的时候，父亲又执意要去买那药。我拗不过他，最终还是花了一千多块钱买了回来。

古人说“孝之道在于顺”，可是我不知道：我对父亲的“顺”是不是孝？这种“顺”会不会成为伤害父亲健康的一把刀？固执的父亲啊，我到底该怎样孝顺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