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志者事竟成的名人例子十篇

有志者事竟成的名人例子篇1

从古至今，每位名人何尝不是从小就立下远大的志向，并且努力奋斗，年复一年，最终获得成功，还为我们后人树立了一个好的榜样，相反，如果一个人没有了志向，一生碌碌无为，那么他的一生终究会一事无成。记得古时候有位很聪明的孩子，五岁就能作诗，他就是方仲永。由于他父亲的贪婪，“日扳仲永环谒于邑人，不使学。”导致这么聪明的孩子最终“泯为众人”。所以这件事反映了人的一生要脚踏实地，不能为了一时的贪欲而放弃了志向，浪费了自己的青春年华。

在我们身边有很多的成功人士，他们并不是天生就这么地有才华，而是经过许许多多的刻苦专研和不为人知的艰苦才赢得了大家的肯定和敬佩。我们熟悉的张海迪姐姐，虽然她残疾了，但她拥有一颗上进的心和坚定的志向，自学了多种语言，还学会了针灸，正因为她对自己要求严格，永不放弃的精神让她的“志”最后“成”了。“有志者，事竟成”的人还有很多，例如外国的爱迪生，如果没有他百折不挠的精神，哪来今天的灯泡使我们在黑暗中得到光明。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他们的一生最终都是有所作为的。

通过我们身边的事例可以让我们更懂得“有志者，事竟成”的真谛和重要性，如果人没有志向，那么就会像断了线的风筝，在空中随风飘荡。然而有了志向的人，做什么事都能有坚定的目标，向着自己的目标不懈努力，最终驶向成功的彼岸。

有志者事竟成的名人例子篇2

【关键词】公函；规范使用

今年1月，一名怀有7个月身孕的产妇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经抢救无效不幸母子双亡。事后，一份盖有“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公章的红头公函，在网络上广为流传，使此事件迅速发酵。

公函称，中科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科技骨干杨冰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产科住院，于2016年1月11日上午抢救无效，突然离世。希望该院本着尊重生命、实事求是的原则，对杨冰同志的离世原因作出公正、透明、翔实的调查，给出一份真实、完整的结论，给杨冰同志及家属一个明白、公正、合理的交待。

公函发出后，立即引起舆论一片哗然。众多媒体纷纷质疑，该研究所因个体私人事件而出具盖有单位公章的公函，其行为是否妥当？

无独有偶，类似这样的事件还不少。2009年，湖南省石门县委宣传部以公函的形式，向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中国妇女报》等单位发文，谩骂记者×××是一条披着羊皮的狼。2010年，太原市古寨村因一起违法强拆事件导致一村民被强拆者棒击致死，太原市当地法院审理该案时，事发地政府向两级法院发函恳请“慎重量刑”。2013年，四川省眉山市委宣传部发函给东坡区教育局，请求妥善安排该部某干部子女到东坡中学就读。2013年，湖南省麻阳县两名官员因贪腐案件被抓后，涉案单位麻阳县文化局竟向法院出具公函，请求法院对其从轻判决。

笔者认为，以上案例中，情节各不相同，但都犯了同样一种错误，即乱用公函。

分析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弄清楚，究竟何为公函呢？函有正式公函与便函的区分，公函是《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中15种法定公文中的一种，适用于不相隶属机关之间商洽工作、询问和答复问题、请求批准和答复审批事项。函的使用范围很广，可以广泛用于公务联系的各个领域，加之函本身灵活简便，所以成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普遍使用的一种公文，使用频率很高，但是上述诸多案例表明现实生活中乱用公函的现象也是屡屡发生的。

那么以上案例中，究竟公函乱用的问题出在哪？笔者认为：

一是违背了公文的基本性质。公文，是公务组织反映公务、处理公务的重要工具。据考证，“公文”最早出现于陈寿的《三国志・赵俨传》，“公文下郡，绵绢悉以还民。”它的出现，即直接与公务息息相关。因而，公文姓公，是公器，绝对不可私用。不管是中科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的“为职工维权函”，还是“为贪官求情函”“为子女求读函”“谩骂记者函”等都是属于典型的用公文办私事的现象，无疑与公文的基本性质相去甚远。

二是违背了公文的基本目的。公文写作，是为了实施领导、履行职能、处理公务，因而公文要重效力，讲求实用，这是传统作文与公文写作的主要区别之所在。也就是说，写作公文的最终目的是解决实际问题。上述公函的写作，不但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反而还干扰公务、扰乱司法，影响办事效率。以中科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的“为职工维权函”为例，对于这起医疗事故应该由专门的医疗调解部门来调解，如果调解不成，还可以走司法程序。作为死者职工单位而言，出具的这份公函对解决纠纷问题完全没有实际作用，反而进一步激化了医患双方的矛盾，使得事情愈演愈烈。

有志者事竟成的名人例子篇3

人生正因为立下了志向，朝这个方向前进，才会做出一番番大事。人生的道路是坎坷的，是凹凸不平的，每一步的前进，都需要极大的勇气和动力。而这些勇气和动力来自哪里呢？来自于人们所定下的目标。“有志者，事竟成”这句话告诉了我，人生的每一个闪光点都不惜经过不懈的努力将它发掘出来。反之，一个人胸无大志，即使他再聪明，连简单的事也不尽人意。翻开历史的画卷，每一位伟人的每一分成功亦是如此。

还记得放牛娃出身的朱元璋吗？他从小连私塾都没有念过，但是他聪颖过人，勤学好问，终于成为建立明朝的开国皇帝。就是因为他定下了自己的目标并努力去完成，所以，历史上才出现了明朝。

还有，明代杰出的地理学家、旅行家徐霞客年轻时就立下“探奇于名山大川”的宏愿，他拒绝了安逸的生活，行走于祖国的壮丽河山间，多次遇险，几乎丧命，但他始终没有放弃，最终留下了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徐霞客游记》，为后人立下了榜样。如果没有徐霞客立下的志愿，今天就不会有《徐霞客游记》。

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小时候面对“没有数学头脑”的斥责而确立志向，虽然连初中毕业文凭都没有，但最终成为数学领域的巨人。

不仅如此，国外也有许多这样的例子。

例如爱迪生为了发明电灯，以极大的毅力和信心试验了1600多种材料都以失败告终。但是他心底的声音告诉他，人类需要电灯。所以，面对他人的冷嘲热讽，他没有退缩，历经13个月终于制成了人类的第一盏电灯；瑞典化学家诺贝尔为了减轻工人们挖土时繁重的劳动决心发明炸药。为了发明炸药，在整整四年中，不在乎别人对他的欺辱，忍着因研究而失去父兄的亲痛毅然决然投入发明的行列中，甚至险些丧命。正因为被这样一种崇高的精神鼓舞，坚持不懈，最终发明了炸药。

有志者事竟成的名人例子篇4

7月25日，世界首例试管婴儿——英国女子路易丝·布朗将迎来她34岁的生日。1978年的这天，路易丝·布朗在英国以剖腹产形式诞生，标志着人类在胚胎学上的划时代进步，也是现代医学技术的里程碑。

首例试管婴儿在非议中诞生

40年前，英国一位名叫莱斯利·布朗的女士，由于她的输卵管阻塞，导致她与丈夫婚后9年未育。1976年，布朗夫妇找到了英国知名生育专家罗伯特·爱德华兹，这也是一名充满争议的生理学家，他们希望借助体外受精这个当时还在试验阶段的技术，能够孕育出新生命。

上个世纪50年代，美籍华人生物学家张民觉成功结合黑色兔子后的和卵子，并将发育的胚胎，植入一只白色兔子的子宫内，最终产下一窝黑色幼崽。爱德华兹敏锐地意识到，体外受精或许是治疗人类不孕症的良方，于是开始了他穷极一生的研究。但研究一开始就遭遇了难题。

在宗教色彩十分浓厚的欧洲，人们认为上帝创造了人类，用人类胚胎做实验不道德；另外，从人类的卵巢内取出卵子细胞，需要进行创伤性的手术。在这种情况下，想要从社会上找到愿意提供卵子的志愿者，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更糟糕的是，研究遭到科学界同行的严厉批评，诺贝尔奖得主、DNA结构发现者之一詹姆斯·沃森认为这是在“杀婴”。1971年，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停止了对爱德华兹的资助，医院也认为他占用了资源，不再提供房屋和设施。

不过，爱德华兹并没被困难压倒。他的助手为其提供了卵子；而戏剧化的是，这项有关生育的研究经费，是他以避孕的名义向私人基金会申请的。

当爱德华兹的实验经历101次失败后，1976年，布朗夫妇走进了他的诊所。爱德华兹成功从莱斯利体内取得卵子，并放入培养皿，与其丈夫约翰的结合，发育成胚胎，最后植回子宫。一个月后，莱斯利成功怀孕，而她顺利诞下女儿路易丝·布朗那天，也成为一个在人类历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

毕竟没有遵循自然竞争法则，试管婴儿是否健康？能否持续成长？可不可以繁衍下一代？这成为关注的问题。2007年，28岁的路易丝·布朗通过自然怀孕，顺利产下一男婴后，打消了人们的重重疑虑

中国试管婴儿艰难起步

在中国，古人有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孕与不孕通常是无数家庭喜与悲的分水岭。1984年，当路易丝·布朗6岁时，中国也成立了培育试管婴儿的小组。

研究经费与供体志愿者，同样成为中国生育专家的难题。上世纪80年代初，计划生育政策正在全国如火如荼地执行，由于担心背负“对着干”的“骂名”，研究只能打着“优生”的旗号进行着。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提供了研究经费，技术负责人是该院的妇产科主任张丽珠。

为了获得试验的机会，只要遇到需做妇科手术的患者，张丽珠就会尝试与她们沟通，耐心地讲解试管婴儿的技术原理，希望在给她们做手术的同时，能从卵巢中提取卵液泡，以便获得里面的卵子。

当时的科研条件可谓是“一穷二白”，设备简陋、技术不成熟。来之不易的卵泡液只能放在保温盒里，兑入37℃的水保存，再一路小跑送到附近的北京医科大学实验室。由于谁也没接触过人体的卵细胞，一开始连找都找不到。

经过不断的探索，张丽珠摸索出不同于国外的取卵方法。那时的成功案例，均通过腹腔镜观察卵巢，看其表面是否有卵泡。但张丽珠调查发现，中国的不孕患者，尤其在北方，31.3%的症状表现为盆腔粘连，在这种情况下，通过腹腔镜根本看不到卵巢表面。于是，张丽珠决定，在盆腔疾病手术的同时，进行开腹取卵。

1987年的夏天，来自甘肃的39岁乡村女教师郑桂珍，找到了张丽珠。郑桂珍婚后20年一直未孕，经过检查发现，她双侧输卵管堵塞，还患有结核性盆腔炎。张丽珠在为其治疗的同时，进行了开腹手术，共取得4个卵子，体外受精成功后，又亲手植入郑桂珍的子宫。1988年3月10日，随着“哇”的一声响亮啼哭，我国第一个试管婴儿诞生了。婴儿取名“郑萌珠”，“萌”取萌芽的意思，“珠”则是对张丽珠的感谢。如今，24岁的郑萌珠在北京一家医院工作，过着简单而平静的生活。

第一代试管婴儿技术，为那些因输卵管堵塞、子宫内膜异位的女性不孕患者，带来了福音。

试管婴儿引发的伦理乱象

1993年，第二代试管婴儿技术在比利时实验成功。通过人工辅助，科学家成功将注入卵子，使之发育成胚胎，解决了男性因少精而不育的问题。然而，从第一个试管婴儿诞生的那天起，就充满着质疑和争议。随着技术、设备的日趋成熟，试管婴儿的成功率在提高，但质疑和争议并没有得到平息。

在1980年至90年代，美国一个名叫白涛德(Todd Whitehurst)的穷大学生，几乎每个礼拜都会到斯坦福大学去捐精，每次可获得50美元的报酬，如此持续了大约3年。十几年过去了，已成为医疗工程师的白涛德，无意中收到一封电邮，寄信者自称是他的女儿。此后不久，陆续有9名子女联系上了他，而生物遗传学家表示，从统计学上说，白涛德可以有42～60个孩子。而资料显示，美国弗吉尼亚州的“超级老爸”，竟然有129名子女。这在美国引起了轩然大波，人们担心，这些同父异母的兄弟姐们，很可能会在不知情的状况下发生。

在英国，人工受孕也频频曝出丑闻：加的夫市的一家生育诊所，将一对夫妇最后一个可用胚胎，竟然误移植到另一女子体内；而一对英国白人不孕夫妇接受试管受精手术时，由于医生的大意，竟错将一名亚裔男子的，跟白人妻子的卵子结合，导致他们生出一对褐色的双胞胎。上述情况都是捐精不规范、缺乏监管所造成的后果。

另外，如果捐精者或供卵者携带遗传疾病的基因，比如地中海贫血，这种情况下孕育的试管婴儿，也必定是不健康的。然而，要在胚胎移植前就明确有无缺陷，并非一件易事。因此，针对此问题应运而生的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虽然早在1989年就取得成功，但真正应用还是在2000年以后。而全世界有4000多种遗传性疾病，目前能诊断的只有十几种。

“试管婴儿”亟须伦理规范

7月2日，欧洲人类生殖与胚胎学学会在第28届年会上宣布，试管婴儿技术已经给人类增添了500万人，现在每年通过培养皿孕育的婴儿约为35万。英国顶尖不孕症专家西蒙·费舍尔说：“试管婴儿突破500万大关，这足以平息所有法律和道德上的争论，平息所有伦理和社会许可方面的争论。”

事实上，试管婴儿商品化的倾向不容忽视，有人甚至将或卵子的买卖当作了产业。2011年的广州“八胞胎事件”，敲响了代孕乱象的警钟。

有志者事竟成的名人例子篇5

有些人只会用实际行动去实现他们的目标，而且还可以把自行车的规矩倒背如流，这种人只会墨守成规，不会炫耀自己。例如：有些人他骑车子得了冠军，但他不炫耀自己，这种人充分做到了，有志者，事竟成的这句名言警句。

我在寒假中学习了一项体育项目，它—就是滑冰。

开始，我不会滑，总是摔跤。有人笑话我，我有点气馁了，然后爸爸对我说：“慢慢来！有志者，事竟成。”

从那时侯，我的心里默默地想：一定要学好这项体育项目，让笑话我的那个人看看。从此，我每天来冰场的时间都很早，老师看见我这么愿意学滑冰，就教我要领。我又大胆练习，我超过了和同学们学习的过程，每次练习的时候我都练习比他们更难的动作，有一次我的屁股摔青了，爸爸劝我，不要去练了，我说：“不行，我必须滑出成绩来，那天，我和爸爸依然很早来到冰场，那天寒风刺骨，冰场上都是雪，老师又教我掂步，我一心一意看着老师，然后，我上去试试，我刚上去，刚转弯，哎哟！只听到我的一声叫，爸爸急忙过来看我，问我：“儿子你行不行，不行回家吧。”我说道行，然后我又练起来，一转眼1小时过去了，我摔了30个跟头，那时候我想：不要灰心。梦想就在眼前了。又1个小时过去了，我摔了10跟头，又是1个小时过去了，我居然没摔跟头，而且把掂步练会了。

老师过来和我说：“你已经会滑冰了，回家养两天吧：”听完老师的话，我的金豆差点又蹦出来。

但是那天，我还是来冰场练习了，老师叫我和别人一个个的比试，我把大部分的人都胜过了，没胜过的，我又虚心向他们学习。我又和以前笑话我的那个人比试了一场，那个人也没滑过我。我和他说：“以后不要笑话人了，这样不好，只会伤人自尊心。”他只得向我道歉。

“虽然我很厉害，但我从不骄傲，我认为我做到了有志者，事竟成这句警句。”

有志者事竟成的名人例子篇6

2009年11月30日，因作伪证而被监禁六个月的前世界女子短跑冠军马里昂・琼斯被曝将在圣安东尼奥银星队主教练丹・休斯的协助下打磨球技，准备改行成为一名W-NBA球员。事实上，田径和篮球本身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琼斯也曾是北卡篮球队中的风云人物。甚至就连短跑名将卡尔・刘易斯也曾在1984年的选秀大会上被公牛队用第十轮第二号签选中。

然而，与从田径转行打篮球的可行性相比，另一个问题的探讨似乎更能引起球迷们的注意――WNBA球员会跳槽到NBA吗?

“当然，完全有可能。”NBA总裁大卫斯特恩给出了肯定的答复。事实上，斯特恩认为，NBA从来没有任何一条规定限制女球员参加比赛，而他本人更是不愿意担上性别歧视和低估WNBA球员实力的骂名。不过，从他的语气中也可以看出，他并不十分渴望这一情况的出现。

斯特恩的远见和野心无人可比，自上任以来，他始终致力于NBA的全球化。在斯特恩看来，当全世界的女球迷看到有女球员能和詹姆斯、科比等人同场竞技时，其反响将是空前的意义也绝不亚于1947年黑人球员杰克罗宾逊打破棒球大联盟的种族壁垒，这将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体育成就。不过，斯特恩似乎还有一些疑虑：“我相信它可能性的存在，但我不想与球员或是教练发生任何有关于此的纷争。”

斯特恩的意思很明白，NBA是否会出现女球员，主要看球员、教练以及球队高层的意思。那这些人对此会有怎样的看法呢?

“公众的反响一定会很强烈。”网队总经理兼主教练范德维奇说，”不管你在中国、欧洲或者非洲，篮球都是共同的语言。女球员若能成功登陆NBA，必定会吸引大批新的观众。”

网队总裁索恩和凯尔特人队主教练道格里弗斯也有着和范德维奇相同的看法，“球迷们一定会想：‘我还从来没有看过男女球员同场竞技、我一定要看看……”’索恩说，“如果她表现稳定，球队肯定会因此而受益。”“问题只是，她究竟是要上场比赛还是仅仅成为球队中的一员。”里弗斯说。

单从商业的角度来看，女球员的加入的确会起到吸引眼球的效果，尤其是像网队这种战绩糟糕，票房惨淡的球队，她必然会增加球队的人气和收入。但如果这名女球员总是上不了场，或者球队的战绩始终无法提高，那么，球迷的这种热度不会持续太久。其实，这种哗众取宠的事，当年的华盛顿子弹队早就干过了。不到一个赛季的时间，马努特波尔和马克西博格斯这对当时联盟身高差距最大的组合很快就让球迷们产生了审美疲劳。毕竟，篮球是一项体育运动，获胜才是赢得票房的关键。

事实上，阻碍女球员进入NBA的并不是性别歧视，而是她们的能力是否能够达到NBA的要求。就像诺维茨基在接受采访时所说的那样：“从技术层面上看，没什么问题。但从身体的角度来讲，很困难。毕竟，就连联盟中的小个子们也都个个体壮如牛。”

诺维茨基承认，女球员在基本功上并不逊色，当WNBA的顶级精英和NBA的巨星们同时站在罚球线上时，她们获胜的机会更大。但是，想想NBA的体力和力量女球员恐怕承受不了那样的身体冲撞，速度更是难以跟得上男运动员。一个例子似乎能够说明这一切：田纳西大学的著名女篮教练帕特萨米特为她的球员聘请了一些男陪练，因为她希望自己的球员在训练中适应那样的高强度。显然，萨米特认为男球员的对抗能力要高过自己球队中的替补。这种聘请男陪练的方法在美国女子篮球界十分盛行。

不能否认，诺维茨基的怀疑的确是有道理的，但与此同时，人们必须注意到，女子体育的水平已经实现了飞跃。看看田径赛场上的世界纪录，再看看WNBA的命中率和传球。事实上，网坛小威廉姆斯的发球速度已经超过了一些男子顶尖选手，但人们始终觉得她无法与男运动员相抗衡。以现在女篮的发展速度来看，谁都不敢保证在四五年内，田纳西或者康涅狄格大学不会出现一个女版的勒布朗詹姆斯。究竟谁会成为第一位加盟NBA的女球员?是菲尼克斯水银队的黛安娜陶乐丝?她虽然只有1.83米，但却曾率队勇夺2009年总冠军并得到MVP或许是洛杉矶火花队的坎迪斯帕克，这位2008年的状元秀堪称当今WNBA的第一女飞人，还有一个“SheBron(意为女篮中的“LeBron”)”的雅号，又或者 事实上，不论她们中的谁进入了NBA，也只能是历史第二人了。因为早在三十年前，就已经有一名女球员登陆了NBA。

安梅耶斯德莱斯黛尔，WNBA水银队的总经理，她就是迄今为止惟一一位与NBA球队签约的女球员。就读于UCLA的德莱斯黛尔曾三次入选全美阵容，1979年，她与步行者队签约，但遗憾的是，她在赛季开始前被放弃了。

“此前媒体一直很喜欢我、但当我和步行者签约后，一切都变了。”身高1.75米的德莱斯黛尔说，“记得在会上，我被媒体肆意攻击，‘你在干什么，你在抢男人的饭碗，你不能比赛，你太慢了，你肯定会受伤的，你太矮了。’诸如此类的话，那一刻，我毫无尊严可言。”

不过，现在已经不同了，如果哪名女球员加入了NBA，媒体绝不会出现三十年前一边倒的言论了。因为WNBA的快速发展已经让她们得到了更多的尊重。

“如果她是一名真正的球员，而不是现代版的埃迪盖德(美国五大联赛历史上最矮的球员，身高1.09米，他能签约完全是球队为了取悦观众)，她一定会得到尊重。反之，球员们就会讨厌她抢了别人的位子。”小牛队老板马克库班说，“女子运动和男子运动间的差距越来越小，一些前NBA教练开始执教WNBA球队，两个联盟的相似处很多她们已经具备了进入NBA的一切要素。我想，在我死之前，应该能看到女球员驰骋在小牛队的球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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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志者事竟成的名人例子篇7

读过贡布里希《名利场逻辑》一文的人都知道，并不是任何事情都能构成“两极分化”之争的起因。蔡志松的雕塑作品“故国”系列能在公众中掀起这么大的波澜，引起两极之间激烈的纷争，恐怕是很难被提前预料的。平心而论，蔡志松的这组作品，非但不算什么惊世骇俗之作，简直可以说是非常学院化、非常正统的，它所获得的法国巴黎秋季沙龙泰勒奖，也是一个相当学院化的奖项。

法国印象派开展时，我也曾去凑过热闹，摆放在美术馆草地上的那组雕塑，给我的印象是有几分独特之处，但也不算太新奇。在我看来，它大致属于那类能让一般观众看懂的作品，清晰明确的人物形象，浅显易懂的标题，对举世闻名的秦汉陶俑形象的借用，虽然没有直白到一览无遗，但对于任何稍有耐心的观众来说，都不致于完全看不出所以然来。仅仅根据两座雕像“一个佝胸塌背，一个低首下跪满脸恍惚，虽然两人都是男性，但毫无阳刚之气”，就断言作者借此丑化中国人，仅仅因为它们获得过国际奖项，就断言这是在跪着讨好洋人，这种读法的确也够怪的。

在这一明显的误读中，取得胜利的自然不是断章取义的观众，而是背上莫须有罪名的艺术家。据说，蔡志松听说此事后爽朗地大笑说，“其实，每个走过它面前的人都感受到了‘他们’的特别，‘他们’的状态，从这个角度来说，作品已经取得了成功，但只不过被少数热情的观众误读了”。误读的观众毕竟没有完全“误读”，将春秋战国、秦皇汉武时的英姿飒爽与现代人的困顿尴尬做对比，不正好是作者放置在作品中的“构思”吗？蔡志松不无幽默地指出，即便是那些对它抱有最大敌意的观众也以某种方式感受到了作者试图加以表达的东西，哪怕是――将它拼入了一幅错误的图画。wWw.133229.cOm其实，跪着的“古人”那像翅膀一样渴望飞翔的手臂，标题中“故国”二字的沉重，不是早就道出了它的批评者们所期待的那种爱国主义结论吗？难道作者的立意，不正好隐隐指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吗？

我想，如果观众对作品本身再耐心点，对作者本人的构思再尊重点，他们还会得出那些风马牛不相及的结论来吗？我更愿意相信，观众并不是没有理解作品的智力，只是不太愿意去运用这种智力罢了。其实，在“下跪的中国丑男人”这一误读事件中，最能引起我兴趣的，倒不是观众对作品的这一种或哪一种误读，而是他们“解读”作品的那种方式。也许，“解读”这个词用在这里都是不恰当的，因为我怀疑他们根本就没有准备去读。

在网上读到许多朋友对这一事件的评论，我感到他们对该作品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敌意，既不是对某一新风格的拒绝，也不是对某一新艺术形式的拒绝，而干脆是对艺术这一形式的陌生和排斥。“野兽派”刚出现时，曾让巴黎的公众感到震惊，感到陌生，但这仍然是一种有准备的陌生――说到底，马蒂斯的绘画是从文艺复兴到印象派这样一路发展过来的。然而，在眼下这一事件中，由一堆莫名其妙的解读所体现出来的那种疏离感，却是一种对艺术全无准备的陌生。事情的真相或许是，观众们距离作品太远，并没有真的去读作品，所以很自然，他们留给作品的那一堆貌似尖锐的批评也就成了无的之矢。

（二）

一位朋友在网络上就蔡志松事件进一步评论说，“艺术首先来源于生活，应该被广大人民认同，不是极少数或不怀好意的‘高水准’专家说好说全是好的，那还需要什么展览，就让几个专家看看算了”。我完全赞同他的意见。观众的确有权按照他的观点和立场去看待作品，哪怕他的解读在“内行们”看来是一种误会。但是，我想先请那位朋友同我们一道坦诚地、认真地思考一下，在我们生存的世界中，究竟有没有“雕塑”的位置？或进而言之，不管是蔡志松代表的那种学院艺术、纯艺术，还是行为艺术家代表的那种前卫艺术、边缘艺术，总而言之，在普通中国人的生活中，“艺术”这东西到底占不占比重，占多大比重？

今年11月份，赵汀阳在“哲学节在中国”的开幕式上发言时指出，在当代，人民的精神生活全部被娱乐占据，另一方面，哲学固守在学院中，成为与生活无关的知识生产，因此，哲学有必要回到古希腊和先秦的伟大传统，回归苏格拉底和孔子式的开放性的对话，从而重新占据精神生活的重要位置。我想，“艺术”在今天正面临着与哲学类似的尴尬处境。

敏锐的读者可能会想到，蔡志松所选择的艺术形式（“西式雕塑”），原本是与中国人无关的舶来品，因此观众弄不懂也不算什么罪过，至于说到全中国泛滥成灾的城雕和罗马柱，那也是食洋不化的结果，原本与我们的品位无关。那好，我就举一个中国雕塑的例子。众所周知，在西式雕塑传入中国之前很久，中国的石雕已经取得了像汉代石雕那样辉煌的成绩。嘉祥是汉画像石的集中产地，今年夏天我和学生们去那里考察时，除了去博物馆看当地的画像石，还特地到一个远近闻名的石雕场参观，站在尘土飞扬的石雕场，依稀还能听见汉代工匠叮咚的斧凿声，可那里出产并行销各地的龙柱、石狮子和传统浮雕画，其品质和当地大量出土的汉代石雕基本上不存在可比性。我们又往山东各地的农村走，哪里都像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既无传统，也无地方特色，既找不到一件像样的家具，也找不到一所像样的老宅子，从吃饭穿衣到过年过节，一切都是那么的粗率，那么的不讲究。不难想象，当代表“现代生活”的各种廉价产品决堤而入时，类似鲁锦、蓝印花布、面花、泥玩具这些民间工艺，是怎样毫无遗憾地被当地人舍弃的。

也许，只有在这样一个艺术于其中几乎不占位置的日常生活图景中，我们才能最终理解，为什么像“故国”这样的作品会落得一个读不懂的骂名，为什么既不极端也不前卫的它竟能成为一个引发极端言论的话题。

网友a：不要跟精神病们过意不去——“艺术家”们最喜欢标新立异，大众越是看不懂的东西，他们越是感觉达到了登峰造极的艺术境界，这种境界就是以丑为美，正像他们留的鸟巢般的长发，除了自我欣赏，还有百姓喜欢吗？

网友b：厚颜无耻！啥子叫文化？难道不为人理解就叫文化？外国人“赞赏”那是因为外国人认为中国人自己在丑化自己！恬不知耻到如此地步！

网友c：几件国人下跪的艺术作品就被国人叫骂。现实生活中，国人给上级，给外国人，给有钱有势之人献媚下跪却有谁站出来叫骂了？

网友d：难道艺术就是让人看不懂？那么多向上、美好的题材不选，为什么偏偏选择这样的题材？

网友e：中国美术的悲哀！！！

网友f：兵马俑个个威武雄壮，拿这些个破砖烂瓦和国宝比，唾弃！！！！

…… （三）

观众对于艺术作品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从星星画会，到85美术运动，热情的观众几乎伴随着中国现代美术发展的全过程。那是一个渗透着历史自觉和历史反省的时代。观众所困惑的，恰好也是画家所困惑的，画家所渴望突破的，也恰好是观众想要打破的。所以，当专家们抱怨看不懂画布上的实验时，观众却懂了，他们用自己的脚投了票。

一战时期的达达主义者无所不用其极地反对艺术，知青一代人倾其所有追求艺术，这两者并没有什么矛盾，都是对于自己时代问题的解决。杜尚惊世骇俗的现成品，堂而皇之成了美术馆里的正经藏品，同样是在美术馆，蔡志松的一组普普通通的雕塑，却引起了类似当年朦胧诗那样的争鸣，我想，这两者之间同样也没有矛盾。艺术的体制化，艺术家与观众的制度性隔离，这在中国和在欧美，都隶属于同一种命运。在这里，即使我们不去追问究竟是哪些社会因素使得中国的艺术家和观众在短短的十年间变成了形同陌路的关系，也能通过我们对现实的观察体会到这一命数。

没有努力追求艺术的观众，也就没有艺术家有意义的艺术追求。在这一点上，中国和西方面临的困难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是，西方的艺术是在“历史终结”、“艺术终结”这一痛苦的哲学沉思中死去的，而中国的艺术，却在一派莺歌燕舞中自然消亡。

我不知道，在今天怀念那些艺术曾经在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的时代是否合乎时宜，但是唐诗宋词，敦煌壁画，水墨山水，白话文运动，知青文学，陕北民歌，毕竟存在过，而且标志了一个高度。

（四）

法国哲学家萨特曾经问过这样一个问题，一件作品什么时候才算做完？这不算一个哲学家的蠢问题，这是因为，如果世上只有艺术家，那么他将永远面临着做出新筹划的可能，永远会有在作品上添加一笔或减少一笔的可能。

一件作品什么时候算完？一个答案是，做到作者满意时为止。这是假设作者成为自己的读者，享受自己劳动的“果实”。另一个答案是，当作品提交给公众时。作者永远有权修改自己未发表的习作，但是对于那些已发表的作品，作者和读者的地位是平等的，他们都有权对作品提出自己的阐释和理解。

艺术作品归根结底是提交给公众的。我们可以设想作者和读者永远是同一个人的情况，但我们不能设想，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艺术起源之处，艺术还会不会发生。宽泛地说，艺术家就是用特定的技艺在特定的媒介上制造特定的艺术效果的人。如果这一效果只对他一个人有效，这还不能构成一件完成了的艺术作品。事实上，创作一幅红外线绘画和谱写一首超声波歌曲是同样没有意义的。梵高把天空画得卷曲，并不是因为他的眼睛生得和我们有两样，而是因为这就是他想要表达的效果。

艺术家经常抱怨观众误解了他们，殊不知作品只有在观众的眼睛中成象，才有可能被完成。文艺复兴时期的写实主义大师把画布当作通往世界的一扇窗户。在普通人的眼中，窗外的风景是在玻璃背后的，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不“真实”的视觉习惯。画家克服了这种视觉习惯，他们注意到普通人看到的风景实际上是落在玻璃上的光斑，因此研究出一套办法专门画出这种“光斑”，于是便在不透明的画布上制造了透明的效果。画家的眼睛固然比普通人敏锐，但如果没有普通人“模糊”、甚至是不“真实”的视觉习惯，画家即使在画布上画出了光斑，也没有办法形成有深度的错觉。这个例子形象地说明了，在绘画的产生过程中，观众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画家可以分析、解构观众之眼，但是他最终只有在完整、混沌的观众之眼上成象，才可能完成一幅幅逼真生动的画作。

在认识到“观众之眼”是创作过程中一个最基本层面的同时，我们也得意识到，这是一个事后抽象出来的层面。事实上，“观众之眼”不得不存在于每一个具体的、行动着的人身上。因此，观众之眼不是一面光滑的镜子，而是夹杂着理解、畏惧和希望的整体。这一事实导致的一个必然结论是：不同的人对同样的视觉效果会有不同的反应和解释。

事实上，要求所有的观众对同一部作品做出同样的反应是荒谬的，而幻想所有的观众每次都能对作品做出正确的反应，也同样是一幅不合情理的画面。观众生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他才没有时间去琢磨什么艺术技巧和艺术史，只有批评家才会努力站在艺术家的角度想艺术家之所想，也正因为如此，批评家还只是个半吊子观众。

在我的美学词典中，有可能对作品做出不恰当反应的观众被描述为“天真的观众”。天真的观众是在世界中摸爬滚打的人，他们总是站在各自的生活立场上去“片面”地感知艺术作品。第一个观众热情似火，第二个观众恶心恼怒，第三个观众视若无睹。一个完整的艺术生态圈少不了天真的观众，也最需要天真的观众。如果容我选择的话，我宁可选择他们，而不要批评家、策展人和学院教授。

有志者事竟成的名人例子篇8

穷蛤蟆想吃唐僧肉

奥运会降临中国，以活生生的事实告诉我们：唐僧和唐僧肉这种事那可并非妖言惑众。自2001年7月13日北京成功申奥以来，奥运会就像是佛法无边，上可通达九天、下可普度众生的唐僧。它不仅到那而都会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而且引无数企业竟折腰。

可唐僧肉并不是你像狼一样瞪了血红的双眼，流了一地口水就能吃到的。你必须多金，而且是巨多金，才能成为赞助单位，才能堂而皇之地享受这长生不老之物。若是穷蛤蟆，或者不穷但却交不起、或不想交赞助费的家伙也要强行吃唐僧肉，则会被奥组委这个势力无边的“齐天大圣”，以金箍棒撵出十万八千里去。

2006年9月18日，蒙牛集团、国家体育总局社体中心和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联合举办的“蒙牛城市之间”的活动，因在广告中使用了类似奥运五环的图案等，被第29届奥运会组委会市场开发部叫停。

2007年9月26日，鸟巢业主——国家体育场有限公司诉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在内的10家企业侵权。因为他们在刊登户外广告和做影视广告中使用“鸟巢”建筑形象作为广告宣传背景。

2008年3月安利公司因在广告中使用了鸟巢形象涉嫌侵权，而不得不将电视及平面广告上的鸟巢换成了长城。

2008年4月28日为了表达支持北京奥运的态度，家乐福北京各分店为员工更换了印有中国国旗的上衣和带有奥运标识的帽子。由于帽子上印奥运标识属于侵权行为，奥组委联合有关部门以行政指导的方式叫停了家乐福的做法。

……

现实是如此残酷。商业时代穷蛤蟆想吃唐僧肉，纯属痴心妄想。可难道落选的“穷蛤蟆”们就只能这样被“侵权”这支金箍棒阻挡在外，眼巴巴看着“唐僧”全被“巨多金”们独享吗？

奇瑞五娃偷食奥运始末

总有不死心的穷蛤蟆。

2008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的机会，奇瑞五娃就成功的玩了一把偷食唐僧肉的把戏。

让我们的记忆回到4月20日的北京车展上。此次车展共有2100多家企业，890多款汽车参展，奇瑞公司共有29款汽车参展。其中有五辆车在同一级别的车型中，成为全场瞩目的焦点。它们分别是：BB、JJ、HH、YY、NN。它们共同的名字是：Faira（奇瑞五娃）。

看到这组名字，大家可以惊奇的发现，这些名字与奥运五福娃：贝贝、晶晶、欢欢、迎迎、妮妮的名字是何等的相似，甚至就是奥运五福娃名字拼音保留第一个字母的缩写版！ 而且奇瑞五娃的外形和颜色也和五福娃的色系基本一致。

隐隐约约中，2008北京奥运会的吉祥物——福娃，竟然成了奇瑞五娃的隐形代言人！

2008年4月20日，奇瑞五娃在车展上一亮相，便得到了众多记者的关注。奇瑞五娃在展出后不久，便被《京华时报》、《华商报》、《南方都市报》、《南方日报》等20多家国内一流媒体及搜狐、新浪、网易三大门户网站竞相报道。几天后，奇瑞五娃参展的从同类型轿车中脱颖而出，被100多家媒体网站争相报道，成为同时参展的890款汽车中被媒体报道率最高的汽车之一。如今，在百度输入“奇瑞五娃”等字，就会出现多达718000千篇涉及相关内容的网页，而且数目还在不断的扩大中。

令人惊讶的是，各种媒体的报道竟将“奇瑞五娃”与奥运，紧紧地搅和在一起，让人浮想联翩，此起彼伏。如《最奥运：奇瑞“五娃”车展“最”字惹人醉》、《奇瑞五娃系列亮相北京车展 为奥运助威》、《奇瑞“多彩五娃”：可爱的“奥运宝宝”》等等。甚至在有些报道中，直接将“奇瑞五娃”变成了“奥运五娃”。

在奇瑞新闻会现场，一位记者更爆出惊人之语，“如果我有钱，就把这五款小车都买了，从周一到周五分别开不同的车，就当是为奥运做贡献了。”这位傻记者，已然将买奇瑞五娃视作如同支持奥运——我们可别了，奇瑞并不是奥运会赞助单位。

好明显，奇瑞五娃正在大口大口地偷吃“奥运会”的唐僧肉。我们不经要问：“齐天大圣”的金箍棒哪儿去了？奥组委为什么不以“侵权”之名将奇瑞送上法庭呢？

“奇瑞五娃”究竟有没有侵权？

一切要看奇瑞五娃是否侵犯了奥运会的相关合法权益。

2002年国务院颁布的《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明确指出，受法律保护的奥运会标志有：(1)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奥林匹克五环图案标志、奥林匹克旗、奥林匹克格言、奥林匹克徽记、奥林匹克会歌；(2)奥林匹克、奥林匹亚、奥林匹克运动会及其简称等专有名称；(3)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名称、徽记、标志；(4)北京2008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申办委员会的名称、徽记、标志； (5)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组织委员会的名称、徽记、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吉祥物、会歌、口号、“北京2008”、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及其简称等标志；(6)《奥林匹克宪章》和《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城市合同》中规定的其他与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有关的标志。

比照《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我们可以判断：

(1)奇瑞五娃除了与奥运吉祥物有些暗示性的联系外，没有明确涉及到其他任何受法律保护的奥运会标识。

(2)奇瑞五娃与奥运会吉祥物的联系，是通过产品的名字、车型的组合、专用颜色等相似，使人产生和奥运五娃高度相关的联想。它并没有直接使用奥运五娃的形象和名称。

因此，我们可以判定：“奇瑞五娃”借势奥运会不够成侵权行为。

正如一位资深律师在展会现场所说出：“奥运会吉祥物福娃作为一种受法律保护的特殊形象标志，所有使用该形象的商品包括使用范围、使用时间等都要经过奥组委正式授权，并且需要交纳不菲的授权费用。但是奇瑞绝对没有侵权，他们顶多算是打擦边球。”

穷蛤蟆如何成为奥运会的赞助商

君子故穷；君子勿呆。

奇瑞囊中羞涩，或不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正式赞助单位那样慷而慨之。但奇瑞不呆，它不仅利用奇瑞五娃的创意，让社会大众把它和奥运会的赞助商混为一谈，而且也不像其他穷蛤蟆那样给奥组委留下确凿的侵权依据，让我们不得不赞叹奇瑞作为“神偷”的精湛技艺。

结合更多“偷食”、“打擦边球”的案例和实践经验，笔者拱手托出如下“神偷”基本法：

“神偷”基本法第一条，避免明显的侵权行为，杜绝与法律的直接对抗。

非奥运会赞助单位若想搭乘奥运营销的快车，最关键的就是不要使用受法律保护的奥运会标志、标识和相关知识产权元素。明确受法律保护的标志仅仅供奥运会赞助单位以及非盈利性机构享有，而对于非奥运会赞助单位来说，则是一片“雷区”。触及“雷区”的结果只有一个，便是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轻则招人耻笑，重则死无葬身之地。

如某所民办学校在招生简章中使用“到北京求学，看奥运盛会”来吸引学生报名，由于未得到奥组委授权，该学校的行为已经构成奥标志侵权并被处罚2万元。还有的餐馆广告中使用了中国印图案等，或打出该企业“预祝2008奥运会圆满成功”字样。经北京奥组委法律事务部认定，这一侵权行为也被叫停并处罚。引得教育界同行一片唏嘘，其学校的老师出门见人都得耷拉着脑袋，一看就是相当羞愧的样子。

反观奇瑞五娃在整个推出的过程中，自始至终都没有涉及“奥运”“福娃”等敏感性词语，因此就不会有侵权的行为。可以“厚颜无耻”地坦荡做人，完全不用上街被人吐口水。

“神偷”基本法第二条，制造与奥运相关、相似或容易引起高度关联性联想想的概念、形象和元素。

非奥运赞助单位如果不提及与奥运相关的词语，就会显得与奥运的距离很远，没有达到借势奥运的目的。但若提及相关词语，则会进入“雷区”。

因此，想搭乘奥运营销快车的非奥运赞助企业，就需要塑造出一些与奥运相关或相似的概念和形象，利用社会大众下意识的联想，让它们通过这个形象或概念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奥运。从而加深对产品及品牌与奥运会的关联性印象，最终消费大众的脑海中刻上“奥运”赞助商的烙印。

比如Google偷食奥运会，几乎成为习惯。

2000年悉尼奥运会期间，Google的营销“神偷”技能即开始显山露水。当时网民们发现，不知怎么地，它的标识上就多了一只举着火炬的袋鼠。2006年都灵冬奥会期间，Google更让其出色的的Logo图案与冬奥会的赛事保持惊人的一致。当冬奥会主项目是滑雪时，Google上就一定会出现滑雪的卡通人物。当冬奥会主项目是跳水时，Google上就一定会出现跳水的卡通人物等等。随奥运会而改变标识的创意，让数以亿计的网民想不误认Google与冬奥会存在合作关系都难。简直堪称营销神偷界的经典楷模。

第三条，利用新闻和广告做误导性传播，“诱导”消费者产生相关联想。

奥运营销的最终目的，是要让人们在关注奥运会的同时，能够关注并记忆与奥运相关的产品和品牌。“巨多金”的奥运会正式赞助商们，可名正言顺、堂而皇之地宣告这种关联性。而囊中羞涩的穷蛤蟆们则不能。它必须在塑造完与奥运相关的形象或概念后，进行快速的、大量的以新闻为主的关联性传播工作，以达成无名有实的关联性认知效果。

奥运营销史上恰恰有很多这种“地下情人”赛过“正房太太”的现象。

1992年法国阿尔贝维尔举办的冬季奥运会期间，联邦快递在阿尔贝维尔市竖起了大量的广告牌，并且通过媒体进行了高密度的广告轰炸。这使得61％的观众认为联邦快递公司是冬季奥运会指定的赞助商。而其“明媒正娶”的合法赞助商却是美国邮递服务公司。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美国邮递服务公司因为忽视了对市场传播的投入，几乎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最终仅有13％的观众认为它是赞助商。

这就好比一个财主，用贵重的彩礼娶回来了美妻，在洞房之后却对之吝啬之极，冷淡之极。但凡遇有偷心技艺高超的菜花大盗，被人抄了后路，落得个美妻跟人私奔，还卷走了满屋的金银财宝。所谓人财两空是也。

君子神偷而不为窃

可见，奥运会并非只是“巨多金”们的推广天堂。“穷蛤蟆”们只要有那份营销智慧，掌握上述“神偷基本法”，也可大显身手。

很多的“巨多金”企业的营销主管相当鄙视像奇瑞五娃的打奥运会擦边球的企划。他们习惯了扛着银行的保险柜来做事，不习惯动脑筋做事，也不习惯省钱做事，甚至都羞于在世界500强以外的企业里做营销。拼命三郎爱成的认识却绝然相反：有钱做营销和会做营销是两码事。君子故穷，穷而不志短。君子故聪，聪而不呆。君子神偷，神偷而不为窃。

有志者事竟成的名人例子篇9

关键词： 蒲松龄； 《聊斋志异》； 科第观

科第观是对科举制的一种主观认识及评判。蒲松龄的科第观有着不同于一般士子的 显明特点，他对科举的评判与认识受其经历、心理及多种因素的影响。笔者以 为，运行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不仅是一种制度文化的体现，还与官吏士子、情感纠葛、 人生命运等联系在一起，通过它可以分析社会众生生活，也可通过官吏士子的人生命运反观 科举制及科举考试。本文试图从历史文化的角度，通过蒲松龄科第观的分析，还科举制以历 史的真面目。

1

科举成就了一批春风得意的学子，也冷落了一些郁闷与激愤的士子。在对待科举的态度上， 蒲松龄与众多士子的心态差异是显著的。

从当时的社会心理来看，科举制度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思想和主要内容，儒家“学而优则仕” ，“学也，禄在其中矣”的积极入世的思想强烈地影响着广大士子。读书应举、入仕做官已 成为读书人的必然选择，功名利禄、悲欢荣辱皆系于科举成败。蒲松龄自幼接受系统的儒家 教育，与众多士子一样对科举 钟爱有加，不能脱俗。他在《咏史》中言道：“高士卧隆中，畴乃知其名？从容起南 阳，谈笑魏吴惊。男儿事蚕桑，后世有何称？”他认为科举是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 抱负的有效途径。蒲松龄这一认识的形成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方面蒲松龄出身于没落的书香 门第之家，功名利禄的希望与家族振 兴的责任压在他的身上，所以他以赞许的态度肯定士子孜孜不倦的苦读精神。这一点在其小 说中也屡有表现。如《聊斋志异》褚生“攻苦讲求，略不暇息”；郎玉柱 “不治生产，积书盈屋。昼夜研读，无问寒 暑”。蒲松龄不但写清贫文人的苦读，还让他笔下的落魄文人皆高中榜首，入官作相。如《 青梅》中寒士张生官拜侍郎；《封三娘》中穷秀才孟生位居翰林；《姊妹易嫁》的毛公更是 一路高升做到宰相；《白于玉》中吴青庵之子梦仙“聪慧绝伦， 十四岁以神童领乡荐，十五岁入翰林”。另一方面他久居乡间，困于场屋，恬淡清 贫的农村生活强化了他对功名富贵的艳羡心理。乡间各种怪异传闻以其神秘虚幻的特征极大 地丰富着蒲松龄的想象空间，使他在作品中借虚幻的鬼狐与人妖故事，满足功名富贵、羽化 成仙的欲望，并借助小说主人公的飞黄腾达去品味科举成功的喜悦。如作品《王子安》中的 王子安困于科场，一日醉后，竟产生幻觉做了翰林就是显著的表现。

蒲松龄虽少年童生科场得意，但随后的乡试却屡试屡败，“三年复三年，所望竟虚悬” ［1］，有着“数卷残书，半窗寒烛，冷落荒斋里”的感受。科场的屡次失意郁结在蒲松 龄的内心，形成他愤懑不满的另一面。他把心中的怨气发向考官，并斥责老天的无情、不公 ：“天孙老矣，颠倒了天下几多杰士？蕊宫榜放，直教那抱玉卞和哭死！”［1］《大 江东去• 寄王如水》同时他又感慨自己的蹉跎与时运不济：“皤然六十一衰翁，飘骚鬓 发如枯蓬。骥老伏枥壮心死，贴耳嗒丧拚将穷”［1］《自嘲》。他甚至幻想阴间有 个公平的科场，在这里人们能各尽其才。尤其是他放弃应考后，竟把未竟的愿望寄于后人， 对后人取得功名很是赏识：“垂老逢场意气生，喜看年少占时名。一门康了无生色，喜尔刚 沾化雨荣”［1］《示箬》。可见，蒲松龄无论经历了多少坎坷和不幸，无论胸中郁 结着多少悲痛和激愤，都化解不了心中久存的科举情结。［2］

如果说明清著名小说家、戏曲家汤显祖、孔尚任科举之路坎坷，后来总算“遇”了；吴承恩、冯梦 龙虽未中举，可毕竟有过小“遇”。那么惟有蒲松龄 ，一生汲汲于科举仕途，很想“遇”却又不得遇。如果说，别人的不“遇”还都只是“适度 失意”，蒲松龄则属于“过度失意”，这正是他在作品中把科考弊端作为发泄孤愤的重要对 象的深层原因。这也使他对科举形成了自己视角的一种认识。

2

蒲松龄的科第观在《聊斋志异》中有其表现方式。凡是涉及科举的篇章，描写最多的是名士的怀才不遇。这些故事总给人留下才华横溢的名士往往 中不了举，皆屡困科场，抑郁身亡。如《叶生》中叶生“文章辞赋，冠绝当时”却不免失败 科场抑郁而亡的惨痛；《素秋》中的俞恂久为“十九岁老童”，参加科试亦取得“邑、郡、 道皆第 一”的佳绩，但仍不免悲剧命运。《三生》写千万个被黜而死的佳士，在阎罗前状告试官。 在蒲松龄笔下，仿佛“科举无法选拔真才”，从而造成“陋劣幸进而英雄失志”的现象， 倒是那种“戏于落卷中，集其冗泛滥、不可 告人之句，连缀成文”却“竞中经魁”。如《贾奉雉》中的贾奉雉以平日粗烂不堪之言竟中 经 魁。《司文郎》篇嘲笑余杭生，文章令人“咳逆作恶”。《仙人岛》篇嘲笑王勉，诗句“潴 头鸣格磔(鹧鸪鸟叫声)；《嘉平公子》借人鬼相恋讥讽“风仪秀美”而别字连篇的秀才，发 出“有婿如此，不如为娼”的嘲讽。两类人物在《聊斋志异》中形成强烈对比与反差。

另外，蒲松龄在《聊斋志异》里对怀才不遇士子的描写局限于乡试层面上。如《叶生》中的 叶生，《素秋》中的俞恂九，《褚生》中的褚生，《于去恶》中的方子晋，《书痴》里的郎 玉柱 等士子虽皆贫而好学，聪颖有才，却难脱科举失败的情结，困于乡试。

八股取士是否造就了儒生普遍怀才不遇和空疏无学？我们以为并非如此。

儒家传统文化所倡导的学而优则仕，“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科举制的政治 指导思想和存在的重要原因，因而选拔治国经邦的贤能是科举制的目的。据统计，清代的114名状元中，仅2人有过受贿的处罚，其他均为官清廉。这说明，科举出身 的官员之中，贪官污 吏和平庸之辈比通过其他途径做官的毕竟要少得多。［3］从历史上看，科举史上曾 选拔了一大批有着高度文化素养的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学家和行政管理专家。 当然，任何一项制度也有待完善，其中的疏漏会被人利用，表现在科举上往往会使一些庸碌 之人中举，使有才华者不得志。由于蒲松龄只识其一面，而不识其全面，所以把科第失败的 原因归罪于有眼无珠、贪婪无耻的乡试考官。［4］

可以说，蒲松龄的科举心态决定了他对人才观有着鲜明的个人特点，也带有相当的地域局限性，所塑 造的众多怀才不遇的士子形象显得偏激而夸张，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其对科举弊端的深刻批 判性。

3

八股取士是清代科举考试的主要方式。蒲松龄对八股文体一方面表现为赞同与认可，如在《 新郑讼》中为八股文章辩护道：“谁为文章无经济哉？”另一方面他又对八股文痛心疾首。 如《贾奉雉》中他借贾奉雉之口，讽刺考试 违背“代圣贤立言”的本旨和初衷，力主文章“贵乎不朽”，不愿以烂八股苟合取荣。他还 借郎生之口言“帘内诸官，皆以此等物进身，恐不能因阅君文，另换一副眼睛肺肠也”，讽 刺之情溢于言表。这些都显示出蒲松龄试图指出八股形式束缚士子才情，考试内容与实际生 活严重脱节，摧残人才的弊端。我们以为，对蒲松龄所言八股文之利弊应辩证地看待。

首先，科举考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儒家文化的繁荣，造就并形成了中华民族特定 的政治文化心理与价值，它使中国人重视儒家知识与伦理，重视以儒学为基础的教育。同时 ，儒家以圣贤为理想的人格模式，成为士子乃至一般民众的理想人格模式。另外，儒学文化 的普及 ，加强了国内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为维护国家统一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推动了中华文化 向 东亚和西方国家的传播。其消极作用是儒家思想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历来成为统治阶级教化 与控制读书人心灵的工具，对传统教育与民族文化的发展曾产生过种种阻碍作用。它以入仕 为教 育的惟一目标，不仅牢笼士人于儒家经典的狭窄思想范围内，导致封建文化专制的加强，而 且扭曲了学校的育人功能，使各级官学与书院最终沦为科举的附庸，［5］并使个体 意识的倾向更加集体化，制约了个性的独立发展和主体意识的扩张。

其次，清初的科举考试主要是问经史、时务、政治，考试内容有其合理性:“夫先之以经义 以观其理学，继之以论以观其器识，继之以判以观其断狱，继之以表以观其 才华，而终之以策以观其达乎时务。”［6］八股文其实有别于古代的贴经墨义，有 别于当代那种死记硬背、有标准答案的知识性测验，它主要不是考死的知识，不是考“记性 ” ，而是考“悟性”，考“慧根”与“文才”。费孝通、潘光旦曾言：“八股主要不是一种知 识的测验，而是一种能力的测验”。［7］ 然而许多论者混淆了科举制与八股文的 区别，对 八股文的批判等同于对科举制的批判。蒲松龄及其后人为批判科举而将八股文连带科举制说 得一无是处，带有特定时代背景下严重的情绪化倾向。［8］

4

乡试考官的腐败使蒲松龄质疑科举的公平性，但作者对乡试考试批判较多，而对童生试和会 试则较少批判。蒲松龄以夸张、嘲讽的言辞把矛头指向不学无术“师旷式”的盲试官。《司 文郎》一个瞎眼和尚能够以鼻嗅出文章优劣，而秀才王平子的好文章却被考官罢黜；《贾奉 雉 》中贾奉雉才华横溢，却屡试不中；《考弊司》管辖秀才的考弊司，厅堂上书“孝悌忠信， 礼义廉耻”，可秀才初见即割下髀肉，作为“成例钱”；《辛十四娘》中的楚银台公子因其 父 在朝廷为官，便以劣文章轻易中第一名；《素秋》篇中韩侍郎之子为娶美妾竟公然向堂姐夫 “许为买乡场关节”；《于去恶》中说：“数十年来游神耗鬼，杂入衡文，吾辈宁有望耶？ ”《三生》中落第名士于唐在阴司将乡试考官告了，纠合众冤鬼要求将考官“掘其双眼，以 为不识文之报”。这样的抨击、嘲骂对沦落不遇的士子来说极其解愤，但这种对考官个人的 人身攻击却较少批判的深度，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批判的力量。

蒲松龄一生在科场的磨难，并未降低他对科举的热情，并未使他忘情于科举中第的荣 耀。他没有从根脉上对科举制产生过深深的怀疑，批判的只是科举管理运行中所暴露出的腐 败、受贿等弊病与失误。但蒲松龄在《聊斋志异》把乡试官员的腐败与整个科场监考官员相 提并论，有以偏概全之嫌。

实际上，公开、公平、公正选拔人才是科举考试所蕴涵的文化精神所在。清朝比之明代，科 举条件进一步放宽，科举考试和程序更加严密和完备。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考试面前人人平等。清代规定除“娼、优（戏子）、隶、皂（衙役）”等所谓“下贱 ”门户及罪人子弟不许参加考试外，其他人均可报考，且不受年龄、出身、资历等方面的限 制。其二，考试程序科学、公正。“清代于科场考试，也如明代，防范极严。其条例之密，处罚 之重，较之前代，犹且过之。……每次试官、考生因株连而骈诛、流放、罢废者，累累相望 。”［9］可以看出在科举制全面推行的 清代，也是吏治相对清明的时期，科举制无论形式还是内容，从选才形式到实质均具有平等 精神。考试选官可以澄清吏治与杜绝私人，防止在官场中结党营私，［10］打破了世 袭制和等 级制的垄断，使除少数受限制的家庭出身者外，无论贫富贵贱都有参加考试的资格，给读书 人 科举入仕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并使学而优则仕制度化，促进人才的合理社会流动， 对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具有一定贡献。可以说，科举考试所创设的公平竞争机制及其彰显的平 等精神，是科举文化的精华所在。

许多学者把清代科场上的作弊如挟带、替考、贿赂考官、通关节等说成是科举制的弊端，认 为科场作弊是利举制的黑暗。这就容易给人造成错觉，好像“科举”是一个贬义词，科举制 是与封建制度联系的一种腐朽落后的、扼杀人才的取士制度。实际上从严格的科场条规来看 ，作弊是人的问题，而不是制度本身的问题。因为科举制将个人和集团的政治权利、经济利 益和社会地位的竞争，集中到考场上的智力水平和文化知识的竞争中来，因此，许多人会挖 空心思企图破坏这一公平的制度，期望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挤入仕途。但我们不能因为考试作 弊现象就怪罪考试制度本身。此外，在中国封建社会，宗法关系强大，人际关系复杂，无论 采取何种 取士制度，都可能出现舞弊现象。相对其他制度而言，科举考试是最为刚性的选才制度，把 科举与落后腐朽的封建制度生硬联系的作法是缺乏客观与理智的。将清末官场腐败归罪于科 举制也可说是本末倒置，其实是官场黑暗与政治衰败才导致科举的穷途末路。［10］ 如果没有科举这一道关口，清末官场不知会更腐败多少倍。

对此，一些学者已有清晰认识：“科举制是一项集文化、教育、政治、社会等多方面功能的基本建制，上及官方之政教，下 系士人之耕读，使整个社会处于一个良性循环流动之中。1905年建立的新学制对贫寒而向学 之家的子弟有所排斥，导致乡村读书人数量日益减少，平均识字率逐渐降低。……乡村读书 人流向城市发展，心态开始转变，厌弃固有生活，轻视农民，……城乡疏离”［11］ 此种评析从另一方面肯定了科举制在当时的存在意义。

综上，蒲松龄的科第观可作如下总结：一是对科举缺乏深刻的理性认识。作为一介平民，蒲松龄的作品所取材的“鬼狐史”来源于 乡野民间。蒲氏于道旁设烟置茗，“见行道者过，强执与语，搜奇说异，随人所知。渴则饮 以茗，或奉以烟，必令畅谈而已”［12］，博取民间志怪传闻。这种文人兼农民的双 重视角，使得蒲松龄的科举观存在一些夸张，对科举制度的思考、质疑也就缺乏深刻性与理 性［13］。

二是对科举制的评价心态失常。蒲松龄案牍劳形，皓首穷经，数十年在科场上奋争。因而当 他科举失意时就会产生激愤之情，口出偏激的“疯狂”之语。

三是蒲松龄在作品中表现出了封建末世落魄文人普遍的悲剧心态，对科举既欣羡热望，又怨 恨诅咒。与其说他是揭露科举制的弊端，不如说他的心中明显带有恶意贬低、嘲骂考官的主 观情绪更为准确。

制度不等同于现象，个别区别于整体，蒲松龄的科第观带给不同时代的人们对科举制的不同 认识。在文化视野下辩证地、历史地与客观地评价蒲松龄的科第观，对我们重新认识科举制 有很好的启示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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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何怀宏．传统社会的进身之道——八股取士的重估［j］.战略与管理，1996(4):35 ．

［8］ 刘海峰．为科举制平反［j］.书屋，2005(1):4－10．

［9］ 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1984：65，45．

［10］ 刘海峰：多学科视野中的科举制［j］.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 2(6)：19－21．

［11］ 罗志田．科举制废除在乡村中的社会后果［j］.中国社会科学，2006(1):191．

有志者事竟成的名人例子篇10

成功的人是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而那些离成功很远的人则是被命运主宰着自己。

贝多芬这位音乐巨人就是一个例子，他扼住命运的喉咙！一个音乐家却双耳失聪等于是废了，但他向命运展现出了自己的决心，他绝不放弃。最终，他完成了名作《命运交响曲》，举世闻名！他成功了！这告诉了我们要学会反抗命运的不公。

每个人的命运都不一样成大事者，都是能吃苦的，而且是常人所不能想象的苦。

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