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花岗烈士事略序十篇

黄花岗烈士事略序篇1

关键词：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陵园 建筑文化 近代陵墓

黄花岗公园原名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园，面积12.9万平方米，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11年农历三月二十九日，由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在广州发动了推翻清政府的武装起义，又称“三。二九之役”，起义失败，收敛烈士共计72具，营葬于黄花岗，“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以此得名。后由国民党政府及海外华侨国民党80多个支部捐建陵园，至1926年竣工，有墓亭、墓（现有56座）、祭台、纪功坊和龙柱、牌坊、默池、四方池等多处大型建（构）筑物，并镌大量的石刻碑文、名人墨宝，孙中山先生、林森、吴景濂等手植树，至今都一一保存完好。整个墓园犹如一本实物教科书，既是民主革命一段历史的生动写照，也是一百年前广州精湛建筑工艺和丰富文化艺术的真实缩影。本文要探讨的正是这些近一个世纪前建造，至今仍保存完好的具有西方、东南亚等风格的建筑及其文化艺术。建筑文化的挖掘和开发问题近年来引起了社会和有关部门的重视，黄花岗公园内大量保存的建筑物，尤其是有一定规模、形式风格不一的近代陵墓群，既具有西欧、东南亚等异国风情的建筑特色，又具有浓郁中国岭南园林建筑特色，可以称得上是中国近代陵园的代表，对研究二十世纪初中外建筑文化有很高的价值。

一、黄花岗公园现存建筑价值分析

1、历史价值

建筑是“石头写成的史书”，是凝固的历史，欧洲一些国家（特别是德国）的许多同时代典型建筑，或毁于二次大战的战火，或毁于站后的大规模重建，现在已很难看到，这使得向来重视城市建筑风貌保护的欧洲人懊悔不已，中国大地上至今完好保存的诸多流派西洋建筑，则自然成为吸引他们前来怀旧寻踪的历史文物。像黄花岗公园这种近代纪念性公园所保存的建筑就十分值得挖掘内涵和开发，公园内的中西近代建筑以其活生生的物质实体和多种多样的造型风格，揭示了当时的革命历史背景，也体现了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各种审美追求和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主题，给人以强烈的直观感受，是我们现今考察世界近代建筑史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史不可多得的极好佐证，也是后人难以忘却的重要近代革命史迹，其巨大的历史价值是显而易见的。

2、文化价值

建筑向为文化的产物。现存的近代建筑作为一种物质和精神的载体。既放映了中华民族的勤劳智慧和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又反映了中西文化的互补和交融，体现着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当人们徜徉其间、观赏其貌时，既可以从中领略西方各国建筑文化的独特风采，又可以寓求知于观光消遣之中，在对世界的认识上开拓广阔的视野，从而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和旅游欣赏水平。黄花岗公园的整体建筑规划带有浓厚的中国传统陵园文化概念，但在个体上又采用了西方近现代的建筑手法和形式，表现了当时在兴起学习西洋文化历史背景下形成的独特建筑文化。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墓道门口（南门）和纪功坊采用的巴洛克式建筑风格，两边起高基座，一边台基上立8柱，以4柱成一组，两组柱上承额饰，柱为塔斯干式，两边16柱上承拱形门额，上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道”10个大字，这些都表现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风格。还有仿希腊科林斯柱式的邓仲元墓，也可以体现当时的文化。

3、艺术价值

中外古典美学家历来都把建筑列入艺术部类的首位，将它与绘画、雕刻合称三大空间造型艺术。在建筑史上，建筑风格是建筑演进中最触目、最敏感的现象，而建筑风格的变化，又往往反映了一代社会的审美倾向。公园内多处构筑物新奇独特，既有西方建筑艺术特色，又有传统的陵墓格式，包括墓道、祭台、墓碑、墓圹、亭坊等，各有新奇独特之处。

墓园主景，从黄花广场“浩气长存”牌坊到默池、祭台至墓碑、墓圹及纪功坊以及青石碑等景物，在建造当中充分利用了地形地貌步步升高，科学设置，合理布局，井然有序，层次分明，形成一条长达230 米的轴线，使墓园显得非常庄严肃穆，气势磅礴，如此科学建造手法在广州范围内，都属罕有；园内景物搭配巧妙、寓意深刻，有严密的科学构思和丰富的艺术内涵，如主墓道中段默池，桥面刻意铺砌齿状凿石，人们经过，自然是低头慢走营造了“默哀先烈，泪流成河”的哀悼气氛效果，又如七十二烈士墓碑，亭顶为大钟造型，与纪功坊上手执火炬的自由女神遥遥相应，寓意“自由之钟长鸣，革命到底”，墓圹盖顶为正锥形，配合石柱铁链围栏，别具一格，墓碑为四方尖顶石柱，并配有精工巧匠石砌碑亭，合为一体，异常奇特，有别于传统圆座圆项长方墓碑的陵墓造型，可谓独一无二，而墓区众多墓群，也是形态各异，颇具匠心，实属珍奇。还有，纪功坊为石砌建筑，首层具有休息亭功能，在二层安放前后各72块连州青石，呈金字塔形，寓意“七十二烈士”。叠石表面刻着80多个海外捐资建园的国民党支部铭名，塔顶屹立自由女神像，这一坊亭结合的奇特建筑是世上绝无仅有。

二、 开发建筑文化的作用

把近代建筑作为旅游资源加以大力开发，对增强其旅游业发展后劲至少有三大作用：①可以开发求保护，用发展旅游所带来的收入帮助其长久保持独特的传统建筑风貌，突出人文景观特色，构建鲜明的旅游形象；②可深入挖掘其历史文化内涵，充实和丰富游览内容，改善旅游产品结构，提高旅游者欣赏品位，从而有效延长游客逗留时间和增加旅游经济收益；③可充分发挥其自身优势，提高知名度和增强其旅游吸引力，促进它们旅游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三、建筑文化开发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1、认识滞后

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一些地方都未能充分认识到系统地将近代建筑作为旅游资源加以开发利用的重要性，例如一些纪念性地方虽然有很多特色建筑文物，但多以宣传革命历史及其教育意义为主，很少挖掘建筑本身的文化内涵，游人亦因对其建筑风格、历史沿革和文化内涵不甚了解而兴趣索然，其巨大的旅游价值和开发潜力亦长期得不到充分挖掘，造成宝贵资源的白白闲置和浪费。黄花岗公园内有大量不同特色的建筑，却没有系统地研究和挖掘，园内也没有关于建筑的说明碑，公园也很少作这方面的宣传，由于对此并不了解，进园参观的游客多以拜祭和休闲为主，很少是建筑爱好者，是非常可惜的。

2、历史的原因使许多近代建筑资料流失

但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文化大革命使国民时期的许多东西都被毁，黄花岗公园内的大部分文物都是20世纪初由国民党出资建造的，同样也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庆幸的是，大部分的景物能基本保持原样地留下来，可相关的资料却大量流失，尤其是园中建筑的资料更十分缺乏，这给公园挖掘和开发近代建筑文化带来了困难。

四、黄花岗建筑文化的挖掘与开发方略

1、转变观念，重视挖掘建筑文化内涵

今天，当我们从沉重的历史步伐中走出来时，就更应具有正视历史、正视外来文化和消化外来文化的气魄。我们研究近代建筑非为历史而历史，而是为了建设今天，展望明天。所以，我们，更要培养新的时空观念，追寻近现代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轨迹，并以此作为中国新建筑的广阔背景和中国旅游活动的博大舞台，充分认识中国现存近代建筑的巨大旅游价值和开发意义，真正把它们当作一种不可多得的宝贵旅游资源来对待，切实重视其开发利用问题。目前，广东省要建设文化大省，充分利用这些珍贵的文化资源，把纪念性公园中的建筑文化和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展示和宣传，是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

2、全面调查，收集现存建筑的历史资料

由于资料的流失对建筑文化的开发造成一定的困难，所以一定要面对社会各界人士全面调查，追索历史，找出各自的建造年代、历史沿革、建筑风格、保存过程发生的事迹和美学价值等等，让游客们对此更加了解，增加游览兴趣。

3、邀请专家，认真系统地研究园内各种建筑物

邀请一些建筑史专家来园指导，对公园内所有建筑，特别是陵墓建筑进行研究调查，对其特色进行系统归纳分类，整理成宝贵的资料。

4、发挥优势，着力开发特色旅游产品

特色向为旅游产品的生命和灵魂，如今一方面是旅游消费心理日趋成熟，对旅游产品的要求愈来愈高，另一方面则是现有旅游产品不断老化，难以长久吸引游客的严酷现实，黄花岗公园近代建筑的旅游开发要想取得成功和占领市场，就必须发挥优势，选择典型的单体建筑如纪功坊等，深入挖掘其历史文化内涵，重新包装组合，着力开发一批丰富多彩而又颇具文化底蕴、且能适应市场需求和产生轰动效应的特色旅游产品。

黄花岗烈士事略序篇2

辛亥革命是在1911年中国爆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目的是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挽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和富强。它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

在我们的初中、高中的历史书中，我们都学过这些基本的知识，但我们没有关注过其中的细节，得到更深刻的感悟。而我认为其最重要的是辛亥革命揭示了一个真理：历史的潮流浩浩汤汤，不可阻挡，顺其者昌，逆其者亡。在我们幸福生活的今天，我们更应该学会反思历史，反省自身。

众所周知，革命并非易事。

还记得电影《辛亥革命》开场的第一幕，是沉重的铁链发着“叮叮哐哐”的响声，紧接着是宁静所饰演的同盟会员的秋瑾拖着沉重的枷锁走向人群，走向刑场……

她说：“我此番赴死，是为革命。中国妇女还没有为革命流过血，当从我秋瑾始。纵使世人并不尽知革命为何，竟让我狠心抛家弃子。我此番赴死，正为回答革命所谓何事。革命是为给天下人造一个风雨不侵的家，给孩子一个宁静温和的世界，纵使这些被奴役久了的人早已麻木，不知宁静温和为何物。”

她的眼里没有犹豫，坚定的走向前去。环顾四周，有位母亲在给她的孩子喂奶，她的眼中顿生暖意。当行刑的人拿着她与她的孩子的照片对她说：这两个孩子将失去母亲。她却微笑着说：我的死是为了所有的孩子！

她说：“我此番赴死是为革命，死并非不足惧，亦并非不足惜。但牺牲之快、之烈，牺牲之价值，竟让我在这一刻自心底，喜极而泣。”

回想当今社会，有多少人真正关心天下的孩子，有多少人真正关注过孩子们的成长。“科教兴国”，教育是国家强盛的关键。作为我们学习教育学专业的当代大学生，我们更应该关注教育。学好自己的专业的知识，多阅读相关书籍，拓展自己的知识面。学以致用，关注孩子们的成长，关注孩子们的教育。

然而，这只是电影的开始。《辛亥革命》这部电影，以秋瑾的牺牲拉开序幕，从第一个镜头就给我们一种沉重的画面。然后就是1911年4月27日，黄兴等人领导的广州起义。起义队伍与清军展开激烈巷战，但最终因力量不敌而失败。后收殓到72具烈士遗骸，合葬于黄花岗，由此建成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但此次起义中牺牲的起义军则不止此数。

每一次的战斗都有牺牲，每一次的战斗都会给活着的人以伤痛和对生命、生活的反思。特别是电影中的青年林觉民，他的那封“与妻书”，他的那句“我们一同举事，一同赴死。大清索我的命，我诛大清的心”，真正的震撼了我。在战斗的前一刻，他还在海边奔跑、追逐打闹、嬉笑；在战斗后他不顾一切奋战，却不幸被俘，被抛入海中。前后的场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一刻给了我震撼，使我感动。中国的人民应该有着一颗为国奋斗的心，中国的年轻人也应如此，他们有着年轻的面容，年轻的体力，更有着年轻的思想！我们，不应畏惧。

革命并非一朝一夕便可完成，革命并非个人能够完成。革命的路途遥远，但途中总有那么几个能够感动、能够领导人们的人。

国内武昌起义成功了，举国震惊，消息传到美国，孙中山和同盟会的成员欢心鼓舞。孙中山在危急关头，认识到要想推翻清政府就得先断了他的经济来源，他奔赴海外，力排众议，最终说服西方列国财团，不再借贷款支持清廷。而后，孙中山带着所有人民的希望回国了，我还记得那个把所有华侨希望托付给孙先生的时候说：“我们这些代华侨，总是要落叶归根的，但清王朝不是我们的家”、“ 革命要是不成功，你欠我们几代人的”。

家啊，人民要得是一个真正的家！ 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今天有个幸福的家。落叶归根，不论身在何方，家总是你最温暖的港湾。国家，是我们行在任何地方的最终避风港。因此在面对钓鱼岛等关于国家主权的问题上，它们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将始终维护它们。

“雅安不哭，四川加油！”不论是2008年的汶川地震，还是现在的雅安地震，当国家出现危难之时，它的子民总会挺身而出。捐款、捐物……一切可以给予帮助的方式我们都会尝试。不光光是它本土的子民，身处异地的华侨同胞也总会在第一时间帮助它的祖国母亲。

一部好的电影，总能够在它的细节之处给人启示，让人感动。《辛亥革命》正是如此。虽然主题在于讨论“革命为何”，但是我认为其更多的是在探索革命的路途之中，使我们有所信仰、不懈前进！

黄花岗烈士事略序篇3

顺利穿越日伪军封锁线

1938年5月18日，日军侵占宿县地区后，把津浦路当作贯穿南北的交通命脉，加以严密控制封锁。宿县县城东有日军金子联队驻防；固镇、曹村等大小车站都有日军中队或小队设防。每个铁路道口都修筑了碉堡，由日伪军日夜站岗把守，盘查过往行人，铁路两侧挖有两丈宽一丈深的封锁沟。铁路沿线集镇和较大村庄都设有日伪军据点，从宿县县城到固镇津浦路两侧25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安插日伪军据点30多处，从宿城到宿东大店不到30公里，设有5个日伪军据点，驻防的日伪军时常外出烧杀抢掠，残害百姓。

面对日军的暴行，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宿东人民，在中共宿县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纷纷组建抗日武装，打击日本侵略者。随着宿东各地抗日武装的发展壮大，宿东抗日游击区粗具规模。

1941年5月，新四军四师在豫皖苏边区完成3个月反顽斗争任务后，奉命向皖东北抗日根据地转移。时任四师参谋长的张震，协助师长彭雪枫组织指挥四师近万名官兵、豫皖苏边区3000余名地方党政干部、数百名伤病员和大批军用物资，分期分批穿越日伪军严密封锁的津浦路，跨越50多公里敌占区，顺利到达皖东北地区。为此，宿东抗日游击区党政军民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先后7次有组织、有计划地掩护新四军四师官兵和豫皖苏边区干部安全通过日伪军封锁线。

5月5日，彭雪枫、张震按照事前组织确定的行军路线，率部在宿县城南集结。这里是皖六区抗敌第六支队的防区，支队长王峙宇在中共宿县地方组织的帮助和影响下，积极抗日，同新四军保持着良好的统战关系。当晚，在四师敌工部长刘贯一和中共宿（县）南工委负责人的陪同下，王峙宇亲自到四师集合点，准备好茶水，热情接待新四军人员；在门东李车站，敌工人员组织反正的伪军以请客的名义，将负责看护铁路的3个日军灌醉，控制了岗楼和铁道口；在津浦铁路东，宿东独立团团长沈联成和爱国民主人士、清末秀才李文宗组织人员，严密控制门东李车站和部队转移路线两侧，严防死守，确保安全。5日晚10时，彭雪枫、张震率部登程，王峙宇一行一直送到门东李车站过路口。

在此次穿越日伪军封锁线的过程中，张震第一次到宿东，耳闻目睹了宿东抗日游击区军民爱国拥军的热情，亲眼见证宿东地区党政领导干部在开展统战工作、敌伪军工作、政权建设、群众工作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感到十分满意和欣慰。

主持召开宿东小秦家会议

新四军四师顺利转移到皖东北后，派出了一大批干部和部队前往宿东地区，先后建立了宿东地委、宿东游击支队等组织，使宿东地区的革命力量得到了加强和发展。

随着宿东抗日游击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在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和当地政府之间也出现了一些误会和分歧。1941年11月中旬，中共淮北苏皖边区党委决定，委派张震到宿东检查指导工作。张震到宿东后，通过听汇报，个别交谈，听取群众意见等形式调查了解情况。11月17日，张震在宿东小秦家主持召开有宿东地委、宿东游击支队、宿东独立团、宿东大队和联庄会等参加的联席会议，并邀请宿南王峙宇参加会议。会上，张震首先代表区党委和四师首长向大家问好，充分肯定各部坚持抗日斗争的成绩，然后分析了全国和淮北地区抗日战争的形势，指出了宿东抗日游击根据地的重要战略地位和作用，提出了具体工作意见和要求。大家联系实际，踊跃发言，交流思想。由于在有些问题上分歧较大，反复比较多，会议开了两天两夜，一直没有休息。经过张震积极做说服调解工作，直到18日夜晚，联席会才基本达成一致意见。最后，由张震提议:“以姚运良部、沈联成部和郑良瑞部编成3个大队，同意陈凤阳、余筱仙部仍以联庄会名义开展活动。”组建宿东游击支队和宿灵地区行政工作委员会，由四师联络科长、原宿县县委书记李时庄任主任，负责组织协调军队和地方的关系。张震强调指出，宿东是顽军进犯皖东北的必经之地，是保卫根据地、阻顽东进的西大门，也是将来收复豫皖苏边区的前哨阵地，坚持巩固宿东地区意义重大 。目前的困难和挫折都是暂时的，希望大家在宿东地委的统一领导下，在共同抗日的大目标下，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团结一致，共同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重任。大家纷纷表示，坚决克服困难，努力完成任务，不辜负区党委和师首长的期望。

小秦家会议，是巩固发展宿东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一次重要会议，较好地解决了当时宿东地区急需解决的一些问题，进一步加强了宿东地委的领导，密切了军政、军民关系，有力地推动了宿东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健康发展。

盛圩子反“扫荡”中安全转移

张震一行到宿东检查指导工作，宿东地区党政军领导干部的频繁活动，引起了日军的注意。1941年11月18日，驻守宿城、固镇的日军300多人，分乘13辆汽车，向宿南蕲县集、刘村镇一带“扫荡”，妄图南北夹击，一举歼灭宿南抗日武装。面对强敌，宿南抗日部队稍作抵抗后，迅速在当地群众掩护下，撤离战斗，分散隐蔽。日军“扫荡”计划落空后，又由西向东搜查，并穿过津浦铁路，在花庄一带寻找抗日游击队，直到黄昏宿营在门东李车站。

就在这天晚上，小秦家会议结束后，宿东地方干部分别返回工作岗位。宿东游击支队长姚运良考虑到在小秦家住久了易遭敌人袭击，报请张震同意后，组织机关和部队向盛圩子转移。由于天黑路不熟走错了方向，先后两次叫门请向导带路，引起沿途各村的狗狂叫，导致本来只有10公里的路程，却走了4个小时。半夜12时进入盛圩子后，喊门找房子又足足费了半小时，直到19日凌晨1时，才全部宿营休息。大家由于日夜操劳，很快就入睡了。

盛圩子距门东李车站日军宿营地只有5公里，附近各村狗的狂叫声，以及盛圩子农家越来越多的灯光被日军所察觉。19日拂晓，日军分3路乘车向盛圩子袭来。姚运良于19日凌晨2时接到报告称，有日军部队于18日黄昏后停留于门东李车站，便在拂晓前派人侦察。探明敌情后，他急忙跑到张震窗前，大声喊道：“104快走，敌人来了！”104是张震的代号，张震开始还以为是开玩笑，没有答应。姚运良看着日军一个个跳下汽车，急得跺着脚喊道：“敌人到门口啦！快走呀！”张震这才发觉情况不妙，立即边指令姚运良组织部队掩护机关突围，边翻身起床拿起枪，叫参谋张文秀带上皮包和望远镜，同警卫员一起冲出门外。刚出门，只见几个日军端着枪，大声喊叫着冲了过来，相距只有几步之遥。张震来不及还击，急忙在房东大嫂的指引下，翻过一道矮墙，避入小巷。张震一行沿小巷跑出村后，同姚运良派来接应的通信班汇合后，率部边打边走，向北撤退。

为掩护机关首长和部队主力突围，警卫连长李明德率领一个班端着一挺机枪，向日军猛烈扫射，副连长石绍亮也带领通信员全力射击日军。日军一时攻击受挫。宿东游击支队主力和宿东地委书记谢邦治、四师联络科长李时庄等机关人员乘机突围，沿沱河向北转移。后在日军疯狂围攻下，石绍亮等人在突围中壮烈牺牲。为吸引日军主力，李明德率领加强班沿沱河向西边打边撤，日军沿沱河向西追击，一直追到3公里多远的地方，将李明德等人包围。李明德组织战士奋勇抵抗，终因众寡不敌，全部壮烈牺牲。

盛圩子反“扫荡”战斗，是在成倍于我的日军突然袭击下进行的，我军以小部兵力阻击引诱敌人，掩护机关和主力部队突围，安全转移，并取得了毙伤日军10多人的战绩。但我军为此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连长李明德、副连长石绍亮和排长以下24名官兵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盛圩子反“扫荡”战斗中，宿东抗日游击支队参议李文宗，听到枪声，急忙带领警卫员冲向门外，正碰上迎面杀来的日本兵，李文宗与敌奋起搏斗，壮烈殉国；年仅22岁的女共产党员、医务员何如顺，在奋勇抢救伤员时，被日军击中，英勇牺牲。

撰写《论宿东游击战争经验》

在宿东检查指导工作的日子里，张震耳闻目睹宿东抗日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面对日伪军的不断“扫荡”，据点林立的严峻形势，奋勇战斗，不怕牺牲，前仆后继抗击日本侵略军的英雄业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从中受到了启示：“宿东的游击战争，在我个人经验感觉，应该是不同于华中某些地区的，有它特殊情况，起码是与苏皖边其他地区是有分别的。因它在军事上、政权形式上，甚至在党的工作上，是一种半公开以至完全秘密的状态，是敌伪力量占优势的，因此在斗争方式上同样有它不同的特点。”

1941年12月中旬，张震奉命返回新四军四师司令部驻地半城。当时，新四军代军长正在四师检查指导工作，听了张震汇报宿东抗日游击根据地建设和盛圩子反“扫荡”的情况后，非常重视，要求张震赶快写出来。按照的嘱托，张震认真总结了宿东坚持抗日游击战争的经验：一是由于敌伪据点林立，交朋友工作便成为主要的形式，依靠我们交朋友工作来争取伪军，使之成为革命的两面派或守中立或孤立之。二是依靠广大群众。因为在平原地带，在此错综复杂情况之下，改造地形又不可能，那么，只有依靠人山人海来隐蔽我们。这里就需要有严明的纪律，真的做到秋毫不犯，态度和蔼，与群众如家人一般。三是依靠地方干部。因为地方干部是土生土长的，与当地群众有血肉不可分的关系，易于存在。只要有坚强的地方干部，组织地方性的武装，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可以坚持的。因此，大批培养、大胆提拔地方干部是开展敌伪区工作与巩固敌点线附近阵地之主要前提。四是依靠我们党的公开工作（武装政权）与秘密工作相互配合，使我们处处光明，临敌虽如此近，而敌人则处处黑暗。这是坚持敌伪据点间工作的主要因素。五是依靠我们党培养的干部。在游支（宿东抗日游击支队）来说，环境是相当困难的，我们的干部从支队到连的同志，大家都无时无刻不是在紧张的局面当中，毫不松懈地负起了自己的责任，要对付敌人又要对付伪军，对付朋友又要说服反动者，虽然局面不大，然而军事的、政治的、财政与外交的，均须有新的、单独的一套。对于盛圩子反“扫荡”，张震从军事理论的高度上，也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

初稿写成后，张震送交阅示。从实践和理论相结合的高度，提出了修改意见和要求。按照的指示，张震进行了认真的修改和补充，撰写成《论宿东游击战争经验》一文，于1942年2月15日发表在《军事杂志》第17期上。张震的这篇论文，充分肯定了宿东党政军民开展抗日斗争的成绩，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建立并巩固发展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基本经验和做法。这篇文章的发表，有力地推动了淮北抗日根据地周边地区，乃至全军各抗日根据地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

始终忘不了宿东这块地方

全国解放后，随着国家和军队的发展，张震的职位越来越高，但他始终忘不了抗日战争时期，同宿东抗日军民共同生活、并肩战斗结下的生死之情。“六抗”六支队长王峙宇拥护共产党的主张，一直率部在宿南坚持抗战。1941年5月，新四军四师穿越津浦路向皖东北转移时，他全力掩护，热情迎送，妥善安置伤病员，这一切都被张震记在心上。1942年3月，由于亲近新四军，王峙宇被李仙洲部诱捕杀害。1979年7月10日，由时任中国人民总后勤部部长的张震提出建议，组织上批准追认王峙宇为革命烈士。在盛圩子反“扫荡”中，宿东抗日游击支队参议李文宗壮烈牺牲。这位清末秀才，为国毁家，弃教从军，多次组建武装，奋勇抗日的动人事迹，给张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40多年后，担任国防大学校长的张震，亲笔书写“李文宗烈士之墓”的碑名，以寄托哀思。

1981年八一建军节前夕，时任中国人民副总参谋长的张震到宿县地区检查指导工作。一到宿城，他顾不上休息，就在中共宿县地委副书记郑英保等人的陪同下，驱车直奔盛圩子，祭扫在反“扫荡”中英勇牺牲的战友。一路上，看到当年硝烟弥漫的宿东大地上，到处是新建起的煤矿，绿油油的大豆秧苗、生长旺盛的玉米，农家的茅草屋正在换成砖瓦房，张震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到了盛圩子，张震一行在当地干部和房东的陪同下，来到烈士墓前，只见座座烈士墓由东向西一字排开，犹如一位位威武雄壮的战士列队迎接老首长的到来。但是由于地势低洼，连日降雨，烈士墓周围满是积水。见此情景，张震眼含热泪，心痛地说：“现在我们都享福了，烈士们还躺在水里。”说完，他庄严肃立在烈士墓前，向烈士们致哀，久久不愿离去。

黄花岗烈士事略序篇4

蒋翊武是革命团体文学社的负责人，在武昌首义前夕被推为起义总指挥，为辛亥武昌起义的成功作出杰出的贡献。作为湖南常德人，蒋翊武深受湖湘文化的濡染熏陶。他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精神、敢为人先、敢于担当的实干精神、成仁取义的牺牲精神，既体现了湖湘文化精神，又进一步弘扬了湖湘文化精神。

关键词：蒋翊武；湖湘文化精神；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时期，湖南涌现了一大批革命志士，蒋翊武就是其中杰出代表。他虽年轻，却被推为辛亥武昌起义的总指挥，为辛亥武昌首义作出贡献。蒋翊武（1884―1913），作为湖南人，也是湖湘文化的孕育产物，体现了湖湘文化的精神。本文试图从湖湘文化的角度，来考察蒋翊武所体现了湖湘文化精神。

一、以天下为己任之爱国精神

以天下为己任，是湖湘文化精神基本精神之一，体现的是湘人的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蒋翊武成长的年代，正是中华民族危机深重的年代，西方列强圜视，瓜分之说喧嚣。同时，也是中国进步人士探索民族独立、国家富强道路的年代。在他的少年时期，康有为、梁启超掀起的维新思潮风起云涌，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也已此起彼伏。这一时代的特色，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蒋翊武的成长，成为他爱国思想形成的源泉。

蒋翊武“少倜傥有大志”①“资性敏捷，读书过目不忘，工诗善饮，骨嶙嶙不苛吝，喜为人鸣不平。幼读王船山黄梨洲诸书，即抱种族思想。后于坊间购得《嘉定屠城》《扬州十日》等记，阅未终卷，愤然曰：‘自古夷狄入主诸复，岁不满百。今神州陆沉，二百余载

矣。胡尚无兴t民伐罪之师者也！’”②。显然，在少年时代，通过阅读具有反清思想的读物，萌生了传统“华夷之辨”的种族思想，这是从汉族主义出发的爱国思想。

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是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深重，蒋翊武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认识逐步加深，并且逐步开始认识到清政府卖国投降的本质。1900年“庚子义和团之变，联军陷北京，国势岌岌，哭泣累日，谓中国欲图自强，首当倾覆清廷，建设新政府”③，这体现了蒋翊武的爱国思想已经由传统的“华夷之辨”发展到了具有反帝反封建的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特色的爱国思想了。

1903年，蒋翊武就读于位于常德的湖南西路公立师范学堂。在这里，蒋翊武一方面更方便和广泛地阅读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宣传读物，另一方面结识了一些革命派人士，接受了他们的影响并投身于实际的革命运动，这使得他的爱国思想进一步升华，融入20世纪初年的资产阶级爱国思潮之中。

蒋翊武在湖南西路公立师范学堂就读期间，经常光顾附近的“启智书局”，在这里，他读到了《猛回头》《警世钟》《革命军》《新湖南》《中国魂》《浙江潮》《湖北学生界》《伤心人语》以及一些西方社会和自然科学著作，④大大开阔了他的视野。同时，蒋翊武结识了林伯渠、刘复基、宋教仁等革命党人，深受其爱国思想的影响。在实际活动方面，蒋翊武和林伯渠等人还发起成立了“新知学社”，组织进步同学阅读进步刊物，探讨形势，寻求救国道路。华兴会成立后，特别是在策划武装起义的过程中，蒋翊武参加了常德一带的发动、联络工作。因此，到1905年，蒋翊武与其他资产阶级革命志士一样，其爱国思想具有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意x。

蒋翊武的爱国思想，具有鲜明的特色。这就是他视爱国为“天职”的使命感。正如他在《中华民国鄂豫招抚使蒋翊武布告》中所宣布的那样：“须知高贵军人，爱国实具天职。”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都有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蒋翊武的少年时代，是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边疆地区进行侵略、蚕食，并最终导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和八国联军侵略中国，造成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期，同时他又成长于湘西北这一具有爱国主义传统的地区，这些因素使得少年蒋翊武通过阅读进步书刊、结交进步人士以及耳闻目睹国势阽危、人民痛苦的情况下，萌发了强烈的爱国情怀，并在革命的实践中不断地得到升华。从最初的反对满族专制的“种族”爱国思想，发展到反对袁世凯窃夺革命果实、以专制自为的思想，正是他视爱国为天职的体现。正因为他以爱国为天职，就以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为奋斗目标，而不以推倒清政府为唯一目的。当一些革命党人在清帝逊位、民国成立后，认为大功告成，革命目的已经达到，或退隐江湖，革命意志消退，或热衷于争权夺利，甚至为了一官半职，不惜与袁氏勾结，对昔日的革命同志迫害杀戮。蒋翊武则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不为袁世凯的高官厚禄所动，所关注者，乃国家的建设事业，他向袁建议要“实行征兵、移民、殖边、统一币制，兴办实业等项政事”⑤，表现出他期望国家强大的拳拳爱国之情。当袁世凯表面应承而实际毫不热心时，蒋翊武敏锐地意识到“袁氏野心，无意民事，恐其帝制自为，专横恣睢，宜早防止，免为民害。”⑥果然，袁世凯为实现个人的野心，肆意践踏约法，镇压民主势力，特别是暗杀宋教仁，暴露了专制的面目。蒋翊武激于爱国大义，毅然响应孙中山“二次革命”的号召，出任中华民国鄂豫招抚使，率湘鄂联军第三军、湖南讨袁军第一军驻岳阳，讨袁檄文，以保“国家以永宁”，使人民“共享自由幸福”为号召，激励革命志士“联翩奋起，慷慨同仇”，袁世凯的反动统治。表达了他“誓志杀贼，保障共和，否则不生还也”的强烈的爱国热忱。⑦

蒋翊武在就义前，慷慨赋绝命诗四首，其中一首云：“斩断尘根感晚秋，中原无主倍增愁！是谁支得江山住？只余有哀逐水流。”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依然是蒋翊武对祖国前途的深深忧虑，“中原无主倍增愁！” 二次革命失败了，中华大地又将成为专制统治的天下，

袁氏暂时取得了胜利，更增添了他的忧愁，但是，“是谁支得江山住？”此刻在蒋翊武的心中， 仍然是对祖国命运的担忧，其情也真，其忧亦切，似水长流，永存人间。

二、敢为人先、敢于担当之实干精神

近百年来，敢为人先、敢于担当是湖湘文化的精神特质。从魏源第一个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到曾国藩首倡近代企业、派遣留学生出国留学，从而开洋务运动之先河；从“我自横刀向天笑”、为维新变法慷慨就义的谭嗣同，到为民主共和而奋斗的辛亥湖南志士，无不体现了湖南人敢为天下先的革命精神。蒋翊武作为辛亥湖南志士的杰出代表，表现了敢为天下先的彻底的革命精神。

成长在民族危机深重的19世纪末，蒋翊武目睹清政府的残酷统治和西方列强的侵略，从小就萌生了反抗不平等现象的思想，“骨嶙嶙不苛吝，喜为人鸣不平”，正是这种富有反叛的精神，使他在接触到革命思想时，能迅速理解接受并成为坚定的革命者。他在私塾读书时，即因“言论维新，颇遭世忌”。维新运动的失败，使他认识到改良之路不能达到救国的目的。

1903年，蒋翊武到西路师范以后，读了《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等书后，更加深了对清政府卖国投降的认识，逐步形成了满清王朝的革命思想。他认为，“满夷侵夏垂三百年，而女贞酋首，为觊觎中原，竟不惜遗弃其先人故园，使广袤北漠沦为熊罴盘据之地。……诚为我中华民族亘古以来最大之不幸。”因此，“居今日而言改革，应以种族革命为手段，以政治革命为目的。否则虽掷尽志士之头，终无丝毫裨益也。”⑧故在西路师范，“倡言革命，毫无顾忌”，“某日清吏祝寿，劝诸生攘斥洪杨，效法曾左。公大声疾呼曰：‘洪杨民族功臣，曾左民族罪人，岂有攘斥功臣而效法罪人者乎！’清吏瞠目而视者久之，终不敢对外声张，其革命精神有如此。”⑨日俄战争爆发后，时任西路师范校长的熊希龄曾命题《中国如何自强》，请学生大胆写出自己的想法，蒋翊武则在作文中公开提出“革命排满”的政治主张，要求封建专制统治，表现了他坚定的革命立场。

与此同时，蒋翊武积极投身实际的革命斗争中。20世纪初年，以黄兴、宋教仁为代表的湖南革命党人，为清政府的统治，相继从海外回国，在湖南进行实际的革命斗争。黄兴在长沙创建了华兴会，策划武装起义，广泛联络革命党人、会党、学生，制定了长沙、常德、岳州、衡阳、宝庆分五路同时起义的计划。常德一路，由宋教仁负责发动。蒋翊武与其他进步学生一起，积极参加到宋教仁领导的活动之中。在蒋翊武等人的发动、组织下，西路师范学堂成了华兴会起义西路的据点。但是，由于长沙方面消息的泄露，起义失败。蒋翊武等人被开除学籍。自是，蒋翊武成为了职业革命家。在随后的一年多时间里，蒋翊武“与刘尧j（复基）奔走于沅、湘间，招纳会党，晓以复汉大义，……得死士数百。”⑩并建立了革命机关。

1905年，蒋翊武来到了上海，本想去日本留学并进一步了解留日革命情况，因日本政府颁布了歧视中国留学生的规定《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留日学生纷纷回国，陈天华愤而蹈海抗议，蒋翊武未能如愿。在刘复基的介绍下，他加入了同盟会，不久入中国公学读书。在此期间，他积极投身革命活动，不但参加了《竞业旬报》的编辑工作，宣传革命，而且实际参加了萍浏醴起义的策划，他以同盟会会员身份与他们一同前往湖南，在长沙水陆洲约集革命志士，策划起义方案，蒋翊武负责策动新军工作。

当此之时，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但这些以会党为主要力量的起义基本上以失败告终。革命党人特别是湖北革命党人开始谋划策动新军，他们认为必须掌握军队，起义才有可能成功，而新军是文化程度较高的军队，科举制废除后，大批知识分子投入军队，国内军事学堂毕业生和国外留学生也在新军中充任各级军官，与旧式防军不同，新军官兵易于接受革命思想。在这种情况下，蒋翊武接受组织建议，决定进入新军，以策动革命。应当说，蒋翊武是较早关注新军中的革命力量的人之一。

1909年秋，蒋翊武经人介绍，投第二十一混成协四十一标三营左队充正目，并参加了新军中的革命组织群治学社。不久，群治学社的活动就受到了挫折，1910年9月改组为振武学社，推杨王鹏为社长。但振武学社也为清政府所不容，杨王鹏、李六如等被迫离去。随后，1911年1月30日，振武学社改名“文学社”，以“联合同志研究文学”为名掩护革命活动。1911年3月15日，文学社在武昌召开成立大会，蒋翊武被推为社长。

文学社成立后，积极扩大组织，开展活动，在新军中积极发展会员。不久，新军各标、营都有了文学社的成员和组织。当时，武汉的新军共计1.5万人，文学社成员竟占1/5以上。经过蒋翊武等革命党人的艰苦工作，文学社成了一个坚强的革命团体，为反清武装起义聚结了一支人数可观的战斗力量，成为武昌首义的基本队伍。蒋翊武在新军中的开创性工作，为武昌起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充分体现了他敢为天下先的精神。

1911年4月，黄兴领导的黄花岗起义失败。“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B11因此次起义，准备甚久，经费由海外华侨募集而来者，为数甚钜。较之以前各次起义，力量最为雄厚，而结果精锐干部大半牺牲，黄兴也在此役中受伤，革命党内悲观情绪弥漫。在此时刻，蒋翊武毫不气馁，一方面派代表往上海与宋教仁、黄兴、谭人凤等人联系，一方面积极筹划在武昌发动起义。9月24日。文学社与共进会召开联席会议，决定于10月10日发动起义，蒋翊武被推举为起义总指挥。就在一切准备妥当后，10月9日，孙武等人在汉口宝善里制造起义用的炸弹时，不慎爆炸，孙武虽被救出，但起义用的旗帜、名册、印信和各种机密文件被俄国巡捕抄走。面对这一突发状况，蒋翊武再次表现了他敢于担当的精神，毅然决定当晚举行起义。他当即起草了起义命令，分头送出。虽然后又因突发事件，蒋翊武避走他乡，但甫闻首义爆发，即赶回武昌，投入战斗。在黄兴指挥的阳夏战争失利后，蒋翊武又毅然接替黄兴，出任战时总司令，直到南北议和。可以说，在人生和革命活动的关键时刻，蒋翊武都以敢为人先、敢于担当的精神，践行着湖湘文化的精神。

三、成仁取义之奉献精神

1921年，胡汉民在蒋翊武就义处纪念碑碑文中写道：“蒋公翊武，澧县人。笃志革命，辛亥武昌发难，以公功为冠。以武昌防御使守危城，却强敌，事定即引去，道麋以官爵不受。癸丑讨袁，将有事于桂，至全州为贼将所得，贼酋阿袁氏旨，遂戕公于桂林丽泽门外。……公之死事与瞿、张二公不同，而其成仁取义之志则一也。”B12“成仁取义”可以说概括了蒋翊武不计名利、不图虚名、不怕死的奉献精神。

蒋翊武矢志革命，短暂的一生完全献给了民主革命事业，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我们知道，辛亥武昌首义，固然是以同盟会为主体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长期推动的结果，但就具体原因而言，确是文学社致力于在新军中的组织、发动的结果，正如李六如所说，“就其领导成分说，是由新军一部分知识青年，借研究军事学术为掩护，组织了各标、营、队的士兵来发动的。至于与同盟会，只是在武昌首义快要发动之前不久，才开始发生联系，受其领导。起义后，文学社社员全体加入了同盟会。”B13正因为如此，蒋翊武才以文学社长的身份被推为起义总指挥。虽然因为突发事件，蒋翊武离开了总指挥岗位，但以熊秉坤等为首的革命士兵们仍然按照起义总指挥蒋翊武的的命令，于第二日（10月10日，原定10月9日晚12时）9时发动起义，揭开了武昌首义胜利的序幕。由此可见，武昌首义的成功，是与蒋翊武等起义策划者分不开的。但是，蒋翊武为代表的文学社成员，以新军为主体，“惯于秩序之生活，意志极为纯洁，不识权利为何物”，B14并不计较个人得失。首义之后，蒋翊武返回武昌，虽未担任任何职务，但“日以联络军事为己责。及汉口战事发生，集同志多人组织督战队” ，“以粮食弹药接济前方，故士饱马腾，咸能勇敢作战”B15。在推举都督时，有人提议由蒋翊武担任，认为“文学社人数最多，蒋同志既为文学社首领”，当为都督，但蒋认为“在湖北起义，自以湖北人为首领为适宜”，加以推辞。这种看法，虽反映了革命党人政治上的认识局限，但却体现了蒋翊武胸怀坦荡的气魄。由于各方面的原因，特别是革命党人内部的分歧与争权夺利，湖北军政府成立后，作为起义总指挥的蒋翊武被安排为军务部副部长，而起义参谋长、共进会的孙武则任军务部部长。但蒋翊武不计较，仍以大局为重，投入起义后的各项工作中。他说：“革命团体很多，以前有日知会，以后有共进会、群治学社等等，里面的首脑人物如孙武、刘公、季雨霖等都可以推为都督。不过革命党人素不争权夺利，宁可互相退让，以免将来发生裂痕。”B16

黄兴来武汉后，被推为临时总司令，主持汉阳保卫战。蒋翊武协力帮助，“其军事设施，多出之蒋翊武之策划”。B17汉阳失守后，黄兴离职赴沪，在此危机关头，蒋翊武毅然接受了战时总司令一职，担负起艰巨的责任。时人回忆说：

“蒋翊武于创巨痛深、危机存亡之际，继黄兴出任战时总司令之职，设司令部于洪山，整理部，严密布防。……蒋翊武独支危局，矢志死守。”B18对于稳定汉阳失守后的形势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及至南北议和开始，一些党人出于私利，极力反对蒋翊武继任总司令。蒋翊武坦然对前来游说的覃振说：“此实非吾所愿。前日武昌危机时，无人负责，为维持大局，故遵督都令权理其事，今已停战议和，自无设置战时总司令之必要，且有人负责，余可早卸仔肩。”B19随即辞职，接受了黎元洪的敌军招抚使的名义。

从武昌起义前夕的发动新军，筹划起义，到起义后的政权建设和军事斗争，蒋翊武始终是以专制、建立共和为职志，只要有利于革命事业，他从来不计较个人得失，从来不在乎职务高低，不争权夺利，体现了革命党人的奉献精神，这是当时很多革命党人做不到的。武昌起义后，特别是南北议和成立后，很多革命党人认为革命成功，热衷于权力名利，革命意志衰退，革命精神丧失，或成为袁世凯专制的帮凶，屠杀同志；或认为功成名就，接受袁世凯的收买拉拢。蒋翊武对袁世凯日渐暴露的专权野心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在袁招他去北京前，召开最后一次文学社会议，宣布全体加入同盟会，表示了追随孙中山民主革命的决心。到北京后，他拒绝了委任的高等军事顾问、授勋二位、陆军中将加上将衔的荣誉，他逐步看出了袁氏野心。为此，蒋翊武积极投身筹建工作并任参议兼汉通部长，为宋教仁的主张奔走宣传。宋案发生后，他响应“二次革命”号召，任中华民国鄂豫招抚使，檄文，表示了反对专制、成仁取义的决心：

“乃袁世凯以无赖之小人，握全国之政柄。国人方推诚相与，冀促进于共和。袁贼竟阴谋背叛，敢实行其专制，……竭国民之生命财产，成一人之子孙帝王。逆迹显然，无可掩讳。诸将士昔年辛苦之所祈，尽属子虚；今日灿烂之民国，等诸梦想。人之欲善，谁不如我？仗义执言，敢忘初志？

“诩武本拥护共和之心，掬忱陨泪，告我军人：责任所在，义不容辞。尚望当日同志，共鉴此心，联翩奋起，慷慨同仇。……庶几国家以永宁，共享自由幸福。”B20

但是，“二次革命”很快失败了，蒋翊武扼腕叹息之余，反对专制的革命决心不改，在谭延]取消湖南独立之后，他前往广西，试图说服广西都督陆荣廷反袁，但不幸在全州被捕，不久被杀于桂林。蒋翊武临刑前对围观群众慷慨陈言：

“予死固所甘，请悬予首北门，以观袁氏之盗国，天下后世必有知予得死所者，且此次失败，为国尽忠者寥寥，翊武请先君等拼为之！”B21

“翊武请先君等拼为之！”这是多么熟悉的声音，十多年前，湖南维新志士谭嗣同在维新运动失败时，坚辞不避，慷慨陈言：“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湖湘志士多慷慨。蒋翊武以其年轻的生命实现了满清、建立民国的成仁取义之志，体现了他不争权、不怕死的奉献精神。这也是辛亥湖南革命志士共同的精神，陈天华蹈海赴死，禹之谟慷慨就义，他们共同的选择，成就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功业和精神财富。

辛亥革命已经百年了，蒋翊武英勇就义也已经百年。百年来，以天下为己任之爱国精神、敢为天下先之革命精神和躬行实践之实干精神以及成仁取义之奉献精神的“翊武精神”，激励了无数湖湘儿女为民族、国家英勇奋斗，无私献身，也成为追求中华民族复兴与进步的志士仁人的精神力量，积淀为中华民族精神特质，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 注 释 】

①张难先：《蒋翊武事略》，《张难先文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4页。

②龚霞初：《开国元勋蒋上将翊武事略》，《澧州文韵》第5期。

③张难先：《蒋翊武事略》，《张难先文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4页。

④周星林：《蒋翊武评传》，光明日报出版社2007年版。

⑤⑥⑦⑧⑨龚霞初：《开国元勋蒋上将翊武事略》，《澧州文韵》第5期。

⑩《张难先文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4页。

B11孙中山：《“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事略”序》。

B12胡汉民：《蒋翊武就义处纪念碑碑文》。

B13B15B19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三联书店1952年版，第1―2、1―2、66页，李六如“序”；第59页。

B14B17B18《辛亥首义回忆录》第3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0―62、60―62、60―62页。

B16《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23页。

黄花岗烈士事略序篇5

《山水梅花图》册，共11幅，纸本、墨色，各纵22厘米，横14厘米，其中山水9幅，梅花1幅，另有题跋1幅。10幅画均无款，分别钤“渐江”朱文连珠印、“渐江”白文印、“弘仁”篆书朱文圆印。取景清新，用笔秀挺，具有伟峻沉厚的质感。所写的层崖陡壑，势壮雄险，柱石峰峦，奇诡尽变，比自然界更富有生意。他用简练的线条、明洁的笔墨、谨严的组织，放射出寒风瘦劲的画风面貌，使人俗虑尽消。从此图册中可以看出，画家的构图用笔尤为稳定，而且谨严精细，持重沉着，一丝不苟。画面朴素、简洁，几乎没有皴擦和墨的变化，具有瘦削、纯静、精细、幽深峻远之美，而且又能于瘦削处见腴润，于精细处见苍劲，于简洁处见伟厚，于纯静处见刚正，生动地表现出作者所特具的清远秀逸的画风情调。

下面说一下其中的两幅画，一是山水，一是梅花。《山水梅花图》册之四，乍看起来似乎平淡无奇，但细细品味，图中所绘峰峦高耸入云，确具有新颖别致之处。画面朴素自然，萧疏淡雅，意境悠远，洋溢着浓郁的山野气息。山谷平台上，茅屋数间，方境之渲处，杂草丛生。秋林饮霜，翠竹变色，木叶微脱，岩壑露骨，悬泉飞漱崖间，远际山影绰约。整个画面画得特别宁静，但在静寂中又显示出一种刚正之气和不屈的精神，观之不觉心怡神爽，仿佛涉足这绝少尘踪的环境，置身于静美而又动美之中，这正是隐者卜居之地，从这幅图中隐约透露出画家生活的影子。图之十是梅花，图中老干半截斜出，生出两三枝条，其上花开几朵，清淡秀雅，瘦劲姿媚，给人一种疏影潇洒、冷香四溢的感觉。清代文学家龚自珍说过：“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欹为美，正则无景……”渐江画梅真可谓“信于拈来自有神”，使我们看到了他画梅的独特风格。渐江一生爱梅画梅，颇有成就，与其说他表现的是梅花，莫如说是他心境的表露――空清、高洁、冰心。他去世后，友人根据他生前喜爱梅花的习性，在他的墓地种梅数百株，故渐江死后又有“梅花百衲”之称。

《山水梅花图》册最后1幅是作者题跋：“学人顿巾钵于阜，维时大雪弥漫，舟车胶涩，藉芘苏生居士寓斋，僵仆之困，庶几免焉。顷将荷担还山，临岐呵冻率涂，遂成十册，用以投教，又当博居士一朵颐耶？戊戌嘉平月，渐江弘仁谨识。”钤“弘仁”朱文圆印和“渐江”白文方印。“戊戌”为清顺治十五年，即公元1658年，作者时年49岁。该图册距今已有350余年历史，传承有序，保存完好，十分难得。

渐江出生于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他的祖上原为歙县的大家族，但因他父亲早逝，家道中落，在家境贫困的情况下，母亲仍然为他求师进学，勤奋攻读，习举子业，终成明末秀才。清军入关，南京陷落，渐江抱着一线希望，自负卷轴，投奔当时称帝于福建的唐王政权，继续从事抗清复明的斗争。唐王失败后，渐江怀着亡国之痛，上了武夷山，削发为僧，法名弘仁。他本姓江，名韬，字六奇、渐江，号无智、渐江学人。在福建期间，他云游山野，力攻诗画，以发泄遗民壮志未寂的情怀。多年后他回到了老家歙县，住在城西郊披云峰下太平兴国寺。歙县离黄山、白岳（齐云山）很近，都是国内名山，他便时时往来其间，他的画上钤有一印“家住黄山白岳间”，既已出家做了和尚，黄山、白岳也就成了他的家了。弘仁对于黄山胜景，极为熟悉，体念很深，因此在他的作品中写黄山景色者为多，而且最为精彩，如故宫博物院藏弘仁《黄山图》册，图册共60幅，纸本，有水墨，有设色，各纵21.2厘米，横18.3厘米。凡60图，遍写黄山胜迹，构图奇倔，笔墨劲洁，幅幅不同，各具面貌，可谓费心之作。下面就《黄山图》册中的两幅画，略加介绍，以见一斑。

故宫博物院藏《黄山图》册之七的天都峰，基本是以真景写生而加夸张。天都峰为黄山著名山峰，其险为黄山之冠。尤为精彩的是南京博物院藏渐江《黄山天都峰图》立轴，它是一幅大中堂，纵3米多，横约1米，作者用方直线空勾出无数大大小小的几何体，组成了天都峰奇绝险峻之势。评论家陈传席先生说：“这一画法在渐江之前是不曾有的，它正是来自黄山真景的启示，是渐江绘画的典型风格。”黄山属花岗岩石质，天都峰图，写家乡景物，得黄山神韵。再欣赏《黄山图》册之一“桃花溪”图。在这幅画中，渐江先用长线条勾出山石的大体，形成几个大的几何体，再在这大而空的几何体中，衬以小而密的几何体，使疏密得宜，自然成趣。尤其溪水中以方折线条绘就的大小石块，更具有强烈的装饰趣味。长者桥上行，祥云山间浮，山光水色，章法很不一般。查士标曾称渐江的山水画“入武夷而一变，归黄山而益奇。”

渐江一生热爱黄山，善写黄山真景，他曾写诗道：“坐破苔衣第几重，梦中三十六芙蓉。倾来墨沈堪持赠，恍惚难名是某峰。”这首诗深刻地表达了作者对黄山独有情怀。墨沈即墨汁，这第三句是说作者独特皴法的黄山之作，是能够送给亲朋好友的，接下第四句是说，不必提出其为某山某峰的形象。因为他是创造性地写生，描绘的是黄山神韵。渐江作山水“初师宋人，为僧后为元人一派，于倪黄两家尤为擅长。”明末清初篆刻家、鉴定家周亮工曾说渐江“喜仿云林，遂臻极境”，渐江自作诗云：“疏树寒山淡远姿，明知自不合时宜。迂翁（即倪云林）笔墨予家宝，岁岁焚香供作师。”可见在他秀峭简淡的画风中，有着先人的遗意，特别是受倪云林、黄公望的明显影响，借古开今，为己所用。

天津艺术博物馆收藏渐江的《山水图》册，另有一番情趣。图册纸本，共8开，其中墨笔6开，每开各钤“弘仁”、“渐江”印，无款，各纵24.5厘米，横22厘米。构图简练，意境清新，每开均有查士标对题。这里择该图册之三、之四和查士标对题诗，供鉴赏。

渐江治学严谨，作画精益求精，每每作画之前都周密酝酿，再三推敲，从不草草下笔。“画成未肯将人去，酒热茶温且自看。”从他的诗句可以看出，他认为自己不满意的画，决不轻易与人。渐江在画坛的地位很高，而在其家乡徽州一带，影响最为深远。他的画，在他生前就已很贵重，当时“江南人以有无渐江画定雅俗”。他还兼工诗书，楷书学唐代颜真卿，行书学元代倪云林，被誉为诗、书、画三绝的画僧。近人黄宾虹、贺天健等都认为渐江的画是“新安派中的佼佼者”、“弥足珍贵的艺术品”。

黄花岗烈士事略序篇6

［关键词］红四方面军；经济供给；探析

［中图分类号］F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22-0129-02

红四方面军(包括其前身红一军)是红军的三大主力之一,从起初的几百人发展到几千人,再到后来的8万多人,彰显了旺盛的生命力,为中国革命军队的建立、发展和壮大,作出了不可磨灭的突出贡献。这样一支英雄的红色力量,是如何解决自身经济供给问题,不断发展壮大的呢？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研究成果并不多。基于此,本文拟就这一问题作为切入点,按照红四方面军革命历程的逻辑顺序,分为三个阶段展开。以期借此抛砖引玉,推进对红四方面军史,乃至红军史的更深入、全面的研究。

1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时期――经济供给的探索阶段

从大别山工农武装割据到第四次反“围剿”失利,被迫西行转战三千里,是为鄂豫皖时期。这个时期,属于红四方面军的草创阶段,斗争条件极为艰苦。经济供给问题极端的艰难,其显著的特点是：前期主要是前线供给后方,根据地群众的支持起辅助作用；后期主要靠根据地经济供应前方,对敌作战缴获和打土豪起辅助作用。

1.1 打土豪分浮财是红军生活供给的重要来源

通过打土豪、分浮财,筹集钱粮是当时红军解决生活问题的主要渠道。《金寨县党史》记载：红三十二师成立后,“首先把队伍分散,四处打土豪,发动群众,以巩固后方……到一处,就消灭该地地主武装,没收地主的粮食财产分给贫苦农民,并向富户派款,筹划革命经费”。1929年12月12日,鄂豫边第一次全区代表大会通过军事问题决议案,其中涉及经济问题的两条：①豪绅地主的商店不没收,采用估价罚款的办法。②由斗争中夺取经济。“南路诸同志自告奋勇出发,经桃花区至八里区烧了几家土劣的房子,并且捉了一个大土劣家属男女老少七人,没收了三四千块洋钱,当即解回县城。”

1.2 缴获战略物资是红军军需供给的主要来源

革命初期,军队刚刚成立,条件非常的艰苦,战士手中的武器有限,很多战士仅有大刀、长矛等原始武器,军中的枪支有限,并且很多是些土制的鸟铳等简陋武器,战斗力很弱,基本是在打游击。这种情况下,要想在敌人的不断围剿下生存,只有“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传》中记载：“经过短暂休整的红三十一师……先后在长岭岗、柿子树店、姚家集、河口镇等地,消灭和击溃敌四个民团,缴获枪百余支。”“袭击花园,又是一次出色的漂亮仗,这一仗全歼敌军一个团1400余人,缴获重机枪8挺、迫击炮5门、枪800余支和大量的物资、弹药……从此,鄂豫皖红军开始有了自己的炮兵。”当地的群众曾编的歌谣充分反映出缴获战略物资对于红军发展的重要作用：平汗游击五十天,三战三捷三扩编。红军声势震武汉,革命烽火遍地燃。可见战争的缴获是这一时期红军军需供给的主要渠道。

1.3 根据地的经济发展是后期经济供给的主要渠道

1929年9月,中共中央将黄安、麻城、黄陂、罗田等八县划为豫鄂边特区(鄂豫皖根据地的前身)。当时指出：“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在这一根据地经济建设思想的指引下,在根据地革命家群体的努力下,以黄安为中心的豫鄂边特区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逐步得到发展。中共鄂豫皖特委曾提出“粮食为苏区主要生产,千万农民生活所赖,亦为红军力量根本来源”；在工业方面，当时的军需工业主要有：1930年春光山县护尔寺的鄂豫皖边区军委兵工厂(亦称红军兵工厂)；陂安南县兵工厂；黄安县被服厂；鄂豫边缝纫厂；此外还有制鞋、染坊、铁木加工、印刷、造币等工厂。此外,民用个体手工业也得到蓬勃发展,为我军民的生活提供了很好的保障。个体手工业的发展,既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又满足了部分军用物资的需求。在农业方面，1931年,时任中共陂安南县县委书记并兼任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的李先念,及时抓住一切有利时机积极开展农业生产,一方面,发动政府人员和党团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业生产；另一方面,通过制定合理的税收政策,增加根据地政府的税收,大大改善了根据地的困难经济局面。

2 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经济供给的开拓阶段

为避开军的第四次“围剿”保存革命实力,红战千里开辟了川陕革命根据地,此时的红军已经发展壮大起来,既有良好的军事斗争经验,又有娴熟的经济工作策略。根据地建立以后,很快就把经济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这时红军的经济供给的特点是：根据地经济建设是红军经济供给的主要渠道,战争缴获等起到辅助作用。

2.1 战争的缴获仍然是改善红军装备的重要途径

由于红军第四次反“围剿”的失利,红军被迫转往川陕边境,处境非常艰难。战争的缴获重新成为红军解决供给问题的暂时主要渠道。《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中记载“从刘存厚手里,我们还夺得很多东西……特别是搞了个兵工厂,我们用它自造手榴弹、子弹,修理枪炮,对后来打刘湘起了很大作用”。就是通过这样的很多次战役,红军逐渐摆脱了被动的军事局面,同时还把过去在鄂豫皖时期的兵工厂等一些后勤机构搬到了新的根据地,为红军解决经济供给问题打下良好的基础。

2.2 打土豪筹款子仍然是川陕初期经济供给的一个重要渠道

红军进入川陕革命根据地时,经济供给问题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由于刚刚建立根据地,这时打土豪,破仓取粮是解决经济供给的当然选择。同时还派出人马到白区购买粮食等物资。红色理财家郑义斋这时曾建议红四方面军总分指挥部和工农民主政府采纳实行的四条解决经济供给问题的建议,其中第一条就是打土豪,破仓取粮。可见这条渠道是当时红军解决经济供给问题的必然选择的权宜之计。

2.3 经济建设是解决根据地经济供给的根本途径

在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初期,红军进行了一系列的对敌斗争,既要和尾随的正规军交战,还要打击地方的地主武装等反动势力。经过一系列有力的对敌斗争,根据地逐渐稳固下来。红军这时开始注意经济建设。一是协助地方苏维埃政府,发动军民开荒种田,毁烟(鸦片)种粮，增加粮食产量；二是在苏区号召群众捐助粮食,并派人到白区采购粮食；三是实行计划供粮,坚持勤俭节约,部队用粮,按实际需要和筹粮情况,定量配给；大米主要保障前方作战部队,后方多吃杂粮。红军还利用收缴地方武装的兵工厂,利用缴获的被服制造设备建起了被服厂,还建起了一个小型的造币厂,制造根据地通用的钱币,建立了红军自己的银行,解决敌人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通过这些途径,红军的后勤保障实力不断雄厚起来,甚至到后来的长征出发前,还把大批的粮食、钱财等分给根据地乡亲们。

3 长征时期――经济供给的挫折阶段

1935年,红四方面军被迫离开根据地,进行军事战略转移。离开根据地,红军也就离开了经济供给的后方保障。经济供给问题更加凸显、艰难和尖锐。在那段经济供给极其困难,物资极度匮乏难熬的长征时期,红军不但担负着对敌战斗的任务,还要和恶劣的自然条件斗争。“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就是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这支人民的军队克服种种经济困难,终于走出了草地,胜利到达目的地。

3.1 出发前的物资筹备

红军出发前,西渡嘉陵江作战取得胜利,获得大量的人力、物力补充。同时,在嘉陵江以西的广大地区内,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和群众武装组织,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受到广大劳苦大众的热烈欢迎。他们筹粮筹款,运送物资,踊跃参加红军,支援红军作战,这也为红军长征做好了充分的物资保障。出发前,每个士兵都分得一些任务,但毕竟是战略转移,还要甩掉尾随追击的敌人和随时要和敌人进行战斗,所以带的东西不能太多,因此,所带的物资很快也就消耗殆尽了。

3.2 人民群众的支持是解决生活资料供给的主渠道

红军离开根据地后,就像没根的浮萍,粮食供给问题特别突出,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正好经过茂县、理番等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实行了一系列有效的民族政策和惠民政策,赢得了少数民族地区群众的大力支持和拥护。“分得土地的群众,纷纷把自己的财务捐献出来,使部队在短时期内就筹到了羊毛、羊皮、牛羊、盐巴、茶叶等大批物资”。这些都很好地解决了红军的生活物资供给问题。

3.3 缴获战略物资是军需补充的重要途径

长征时期,红军边走边打,进行了一系列有效的对敌斗争,在当时的文献资料中都做了详尽的记录。“1935年3月,苍溪、仪陇地区作战,歼灭了田颂尧、李家钰、罗泽洲6个团的全部或大部,俘敌官兵4000人,缴长短枪5000余支……”1935年9月,红四方面取得包座战斗的完胜,“包座战斗,共毙伤敌师长伍诚仁以下4000余人,俘敌800余人,缴获长短枪1500余支,轻机枪50余挺，电台一部,还有大批牦牛、骡马、粮食、弹药等军用物资,使北上红军得到很大的补充”。这些都是选取其中的一些例子,这样的战例还很多,说明在长征途中,红军的对敌战斗缴获战略物资也是很重要的自我供给的途径。

3.4 挑战生命极限渡过难关

长征中,红军不断地对敌斗争,军用物资极度匮乏,所带的粮食很快就没有了,剩下的日子对于长途跋涉的红军战士来说是相当难熬的,在没有进入草地之前,红军还可以向所经之地的群众筹借或购买一些粮食。进入草地后,情况急剧恶化,同时,又由于当时红四方面军负责人奉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军阀作风,企图分裂中央,导致红四方面军两过草地,人为的增加了红四方面军过草地经济供给的困难。粮食供给尤为艰难,战士一多半路程靠吃野菜、草根、树皮充饥,有的有毒,吃了就死。后续部队甚至连野菜也吃不上,就将皮带、皮鞋等皮具煮着吃。没有水喝就喝人尿、马尿。英勇的红军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以英雄的革命精神挑战生命极限、渡过难关,赢得了长征的最终胜利。

参考文献:

［1］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红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上),湖北特委通告(第二号)(1927-12-13)［G］.北京：出版社,1993.

［2］ 传编写组.传［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 安徽省财政厅，安徽省档案馆.安徽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选(一)鄂豫皖中央分局通告联字第一号――关于春耕运动的事(1931-6-4)［G］.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

［5］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选编(川陕时期)(上)［G］.北京：出版社,1993.

黄花岗烈士事略序篇7

[关键词] 江西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女性形象；女性叙事

“任何文本的阐释都是两个时代、两颗心灵的对话和文本意义的重释。”①历史不可逆、不可再生，影视剧再现的历史，是创作者对历史的理解和解释。以往史册中或忽略或遮蔽的女性形象、女性故事，遂成了当今文学艺术发掘的对象。从有影响的江西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来看，无论是早期的电影《翠岗红旗》（1951）、《党的女儿》（1958）、《冬梅》（1960）、《杜鹃山》（1974），还是新世纪出品的20集《那时花开》（2007）、26集《杜鹃山》（2009）、30集《党的女儿》（2011）、29集《兴国，兴国！》（2011）、32集《我的传奇老婆》（2012）等，女性形象女性叙事都是影视剧的叙事主体；只是红色老电影于有意无意之间，而新世纪此类电视剧则是有意为之的浓墨重彩，或许，不乏文化产业商业运作，但也是女性意识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观念的认同，红军长征后留在苏区的女人们的故事，其女性叙事遂成为别样视野中的红色惊艳。

一、银屏女性：巾帼英雄与伦理女性的重叠

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江西革命历史题材电影的镜头就没忘却女性。如《上饶集中营》（1950）表现了关押在上饶集中营的新四军将士英勇斗争的史实，而该片最感人的是施珍。蒋匪军在皖南事变战场上竟骇人听闻地了她！称施暴者为蒋匪帮，倒是名副其实的。作为叙事符码，施珍不只是一个新四军女战士，而且是一个被蹂躏的纯洁美丽高贵的女性。押到上饶集中营时，她已卧病不起，特务们以“只要自首就给治病”为条件诱逼她，但是她凛然坚拒。她对小学女教员苏琳的帮助在信仰、同志情之外，还渗透着女性之间的姐妹情谊。

《翠岗红旗》（1951）镜头聚焦主角向五儿，她是红军北上后留在赣南的普通农村妇女的缩影。当新婚丈夫江猛子随部队长征后，怀着身孕的她接着遭遇的是父亲和妹妹被敌团长萧镇魁杀害，无家可归的她只有隐姓埋名流落他乡，生下孩子小鸿，为了生存不得不去到地主封之固家当奶娘。但她的心永远向着共产党，多次送出情报给游击队。1949年解放赣南时，萧镇魁负隅顽抗，向五儿母子也被抓上翠岗，但她机智地让小鸿下山接应，将敌军一举歼灭，却原来师长就是她的丈夫江猛子！向五儿作为妻子、母亲、女儿、姐姐等伦理关系中多重符码与革命女性符码重叠，主旋律与伦理泛情化叙事结合，其真实感、亲和力，贴近生活，催人泪下。影片在大获好评时仍遇到非难，指责者认为该片没有突出党的领导，过多展示了敌人的残暴，没有写出“老苏区的人民的斗争”等，幸亏伟大的拍案而起：“《翠岗红旗》这部影片使人很受感动，有的地方催人泪下。向五儿在白色恐怖如此严重情况下，依然坚强不屈，等待红军归来，这怎么不是英雄形象呢？”他还对该片主演于蓝说：“和我一起看了三遍，主席很称赞，并嘱咐干部不要忘记老苏区人民。”这部影片外的真实事件，比影片本身更发人深省。

《党的女儿》根据王愿坚的短篇小说《党费》改编，但《党费》的故事发生在山东老区，然而，影视剧皆将故事的发生地改变到赣南，留在原中央苏区的女性，其符号化的作用和意义都更深。影视剧皆没改变原著的故事情节和催人泪下的高潮。这就是原著的题目——党费！故事临近结尾处，玉梅不仅将自己仅存的一块银元交了党费，而且给山里缺盐的游击队筹集了一篮子咸菜作为党费，久未吃盐的女儿妞妞偷偷拿了一根咸菜，被她发现一把夺了过来！在女儿的抽泣和玉梅的眼泪中，观众读懂了作为母亲的玉梅和作为党员的玉梅内心的纠结，在骨肉亲情和游击队同志情之间，亲情必须让位。苏区女人对党和同志的赤诚，在今天也许会认为不可思议，但是回到那个年代，如果人人都亲情第一，那还有什么革命？至今玉梅的形象仍让观众接受，说明了作为大写的人的价值观并未完全解构颠覆。

同样，《闪闪的红星》中与潘冬子相依为命的母亲，在丈夫北上后，将革命和家庭重担一肩挑，等待着红军归来，最终英勇牺牲，她们是普通又特殊的女人群，多重身份符码的重叠，已于不知不觉中将“家庭叙事”与“革命叙事”合为一体。这类叙事模式与删除家庭背景和人伦亲情相比，不仅真实还原了当年苏区普通人的生存现状，而且让当今和平年代的观众产生心理共鸣。

这些影片的导演绝大多数是男性，他们当然没有女性身体体验，也可能没有自觉的深省的性别意识形态内涵，但是，他们在叙事主题、主体对象和内容情节方面却是明白无误地选择偏向女性，印证了歌德所言：伟大之女性，引领我们飞升。②

二、女性叙事：主旋律高扬与民间传奇缝合

女性意识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性别意识，标识着社会对女性的态度。1989年始，以沃霍尔发表《介入的性别化差异》为标志，开始聚焦于叙事话语的性别含义。凯斯认为男性、女性叙事者都可能采用“女性叙述”。

电影《杜鹃山》将主旋律与民间传奇相结合——被视为山里土匪的雷刚义劫法场，为的是从枪口下抢一个共产党当他们的党代表，以指引航向。这个被抢下的共产党员是女性柯湘，“家住安源萍水头，三代挖煤做马牛”——柯湘原来是江西安源妹子。

电影《井冈山》（1993）让贺子珍的形象正面进入观众的视野，而新世纪金韬的“红色三部曲”长篇电视剧中的贺子珍，其形象作为一个红军女战士、妻子、母亲的宽阔的胸襟和倔强的个性，皆得到了丰满充实和立体化呈现。

29集电视连续剧《兴国，兴国！》，女性形象处理更为圆熟，女性叙事也从辅助成分到与男性叙事平分秋色，该剧虚构与纪实相结合，从北伐写到五次反围剿，史诗般的壮阔，高扬的是主旋律，但又有名副其实的民间传奇贯穿其间，更兼多种情感纠结跌宕起伏。三妹夏冬笑本与男主角谢勋东定了亲却有名无分，父亲之命偏偏让二姐夏迎秋嫁给了谢勋东，夏迎秋心仪的却是革命者陈云甫，于是碰撞出许多故事，但是两人在腥风血雨的战场上，在盘根错节的人际纠葛中，反而越走越近，心心相印。后成为叛徒的黄石则倾心夏冬笑，这又勾出恩怨情仇，故事复杂但经络分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谢勋东战死。夏迎秋带着他们的女儿金穗在如血残阳中回首，悲壮又荒凉。女性的见证伴随男英雄的成长，英雄的形象赢得女性永恒的回眸。同时，夏家二妹夏迎秋和三妹夏冬笑之间的姐妹反目和终难割裂的姐妹情谊做到了有张有弛，一波三折。女性叙事溢于声画，尽管编导皆为男性。

《兴国，兴国！》的编剧刘奎序再接再厉又写出32集《我的传奇老婆》，极力渲染的是“传奇”，这当为了吸引观众眼球，与娱乐化消费相吻合。与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一以贯之的严肃作风相比，不能不说是一次小心翼翼的试探。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依然是红军北上后的赣南故事。该剧仿佛将《杜鹃山》中的男女主角性别对调，“火凤凰”正是土匪的美丽女儿，郝山水则是革命烈士之子，又有留洋学音乐的经历，为继承烈士父亲遗志上山，却错接“火凤凰”，“火凤凰”并未将错就错，而是将他送到苏区。红军长征后，“火凤凰”劫郝山水上凤凰寨，终被郝山水以坚定的信仰改造成了革命者，并且演绎出一段回肠荡气的传奇爱情。剧名调侃般为《我的传奇老婆》，很是合情合理，也不出格。男主角的名字可能也是编剧几度来赣南的真情实感——好山好水，加上传奇老婆，就是“好山好水好女人”！女性叙事中到底是男性的视角男性的叙事。

三、寻找历史纵线与现实生活横线的交叉点

在“历史”和“现实”的关系上，王愿坚早就有自己清晰的阐释：“有了当代意识就像有了一把特殊的雕刻刀，使我们能够对历史进行艺术创造，历史的纵线和现实生活的横线，一定有个十字交叉点，谁找到了这个交叉点就找到了当代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的共振点……就真正如黑格尔老人说的：你找到了，你就永恒。”③

巾帼英雄与伦理女性符码重叠，革命叙事与伦理叙事交融，这无疑是现代性改造的合理路径。因为“家”始终是一个维系中华民族文化血脉，塑造民族共同情感记忆的核心角色。家承载着中国百姓特有的文化心理积淀，在文艺作品中，“家”既是情感和精神的归宿，又是深受百姓认同并富有消费情趣的象征形式，女性叙事将严酷的斗争冲突与伦理化、家庭化叙事缝合，以“小家”折射阔大的社会历史空间。

然而，过度的现代性改造往往会适得其反，如20集《那时花开》。以“那时花开”命名者，早有流行歌、时尚舞和现代电影，该剧将三个加入红军的少女定位于“那时花开”，如若演绎成功，将历史与现实对接，能取得载道与商业双丰收，遗憾的是该剧尚欠火候。三个女主角全然符号化定位：望郎媳谢琴英苦大仇深，后成长为红军宣传队歌手；本土商人的女儿柳月雯本是追逐爱情来到苏区，却被爱人——特科系主任陈少卿蒙骗控制，在威胁利诱中不得不为；上海地下党烈士夫妇的女儿黄丽丽在送往苏区时几经坎坷，后成为中央苏区的舞蹈明星；在情感纠葛方面，谢琴英与长生是一根藤上的苦瓜，在误以为长生牺牲后，与山歌团长相恋，而政委欧阳剑也爱她，后来她的这三个恋人和顾岩的妻子梁娟都相继牺牲，谢琴英在历经思想斗争后嫁给了已成为红一团政委的顾岩；特派员顾岩原忠于左倾路线，在事实面前终于清醒后，主动请求假叛变打入特务组织，因要保密，这又引起了谢琴英的误会和蔑视……无论是情节还是情感皆盘根错节扑朔迷离，但过度的天马行空，所向披靡，生死酷烈加时尚浪漫，所谓的红白之间的秘密交通线说开辟就开辟，说破获就破获，一派虚拟，这就是缺乏生活结出的涩果，仿佛成了《碟中谍》和《无间道》的红色本土版。作品的质量和厚重并非与时间的积淀、年纪的大小成绝对正比，但是，纵览新近的江西革命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好莱坞类型片的流水制作已然形成雏形，类型化的故事、符号化的人物、流畅生动的叙事和制作过程。这是好事抑或隐藏着一种忧虑？

随着女性主义批评和女性主义叙事学的西风东渐，无论是从叙事内容还是从叙事形式进行探讨，显然还有一个本土化的过程；从江西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的历史与现状来看，关注女性叙事情节结构、女性叙事话语、叙事形式对性别的建构等，并非水土不服，相反，探索女性的历史记忆，有益于这类影视剧的健康发展。红色革命历史是五千年中华文明和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我们必须有鲜明的价值取向和健康的审美观，必须拒绝迷离和流失，坚守精神家园，传承革命精神。

注释：

①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65页。

黄花岗烈士事略序篇8

从长安城到长安街，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矢志不渝地追求着长治久安。

长城屡毁屡筑，皇宫屡废屡建。巍峨的华表、昂扬的雄狮，吞云吐雾、张牙舞爪的巨龙，它们在过去的许多个世纪无不向海内外昭示：这是一个唯我独尊的天朝，这是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大邦。

曾几何时，中国龙佝偻了脊骨，东方狮垂下了头颅，列强的旗帜一面一面地遮蔽华表。在坚船利炮的冲撞轰击下，长江和长城忍屈受辱，黄山和黄河蒙羞含垢。

然而，国魂不散，民心不死。在苦难深渊中挣扎的华夏儿女一次次燃起足以溶化岩浆的奔突地火，掀起倒海翻江的狂飚巨澜。

于是，亚细亚的太阳在黑暗的东方喷薄而出，在东方的中国冉冉上升；

于是，五千年文明和四万万同胞孕育的“革命”，在母腹中躁动了半个多世纪之后，带着祖国撕心裂肺的产前阵痛，带着志士仁人汩汩流淌的殷殷鲜血呱呱诞生了！

这是20世纪的第一个辛亥年，古老的“辛亥”纪年因为革命的洗礼而万古流芳；人们同时记住了公元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在这个风雨之夜，打响了埋葬封建王朝的第一枪。

风雨中，“共和万岁”的口号像迅雷炸响，大清帝国的黄龙旗被炮火洞穿，象征着关内18省铁血抗争的18星战旗高高飘扬。

“平均地权，建立民国”不再仅仅是同盟会的鼓动口号，湖北军政府一帜独树而八方响应。

现在，当我们站在当年炮轰湖广总督府的黄鹄矶上，看大江从过去流来，向未来奔去，一段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章节便在时间的长河中浮现。

由辛亥上溯，到1840年以降，悲剧一幕一幕地在这片土地上演：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海战，八国联军入侵，每次战争的结局都是割地赔款。天朝脸面丧尽，民心失尽。随之而起的是来自人民大众和知识阶层的救亡图存：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维新，义和团，自立军，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旗帜下的一次又一次的武装起义。

封闭与开放、侵略与反侵略、反抗与维护、激进与保守、腐朽与新生，全方位的对垒与碰撞构成了辛亥革命前夜中国社会舞台的大合唱。

由辛亥前行，到1949年以迄，这是一些腥风血雨与热风暖雨交织的岁月，是旧民主主义与新民主主义对接的时期。共和方生，继之专制还魂，民国嬗变，引发激越悲歌；“五四”运动，举起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南湖航船，引领中国前进的方向。此后是土地革命，国共逐鹿，八年抵御倭寇，三年解放战争，在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中，我们终于盼来了一个扬眉吐气的时代。

1949年10月1日，一代伟人在天安门城楼上亮开历史的巨嗓：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百年沧桑，一朝耻雪。

耸立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昭告万国衣冠、百代子孙：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今天，让我们定格人民英雄纪念碑上这幅属于辛亥武昌首义的浮雕，并虔诚地面对这个历史之环的重要节点告慰先烈：中华民族任人宰割的时代早已结束，伟大复兴的号角正在吹响，一颗永远火热的太阳在东方的天幕上光芒四射，一面永不褪色的旗帜指挥着亿万同胞引吭高歌伟大的祖国：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胜利歌声多么嘹亮。

歌唱我们伟大的祖国，

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回望百年，黄龙旗灰飞烟灭，五色旗昙花一现，辛亥铁血十八星留在记忆里的是残缺，青天白日满地红制造过太多、太多的苦难。

瞻望前程，热血染红、烈火炼煮的五星红旗正召唤着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推动历史的进步，开拓辉煌的未来。

第一章 死水狂澜

中国封建专制制造的一潭污浊死水在曹雪芹的《红楼梦》中被渲染得淋漓尽致。就在这部旷世巨著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付梓后不久，英国人瓦特发明了蒸汽机。这一划时代的发明将黄河、长江浇灌出的农耕文明抛到了近代化的背后，而且越拉越远。

在美洲，乔治・华盛顿取得胜利，一个独立的美利坚合众国向世界宣布：“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

在法国，爆发了大革命，继英国之后，资产阶级带着《人权宣言》在这个国家也登上历史舞台。

而在中国，一代一代的皇帝依然在紫禁城中昏睡，从乾隆到嘉庆、从道光到咸丰，他们无法看到也不想了解外部世界的突飞猛进。

工厂、火车、电灯、电报，这些新文明时代的产物被挡在天朝的门外，而一种既掠夺白银、又麻醉肉体和精神的“鸦片”却在坚船利炮的护卫下冲破了这个泱泱大国的国门。

妥协大有人在，投降大有人在，抵制也大有人在。民族的悲哀、国家的不幸和人民的希望一度牵系于禁烟的决心和成败。

1839年，虎门。从6月3日开始，到6月25日，湖广总督林则徐收缴的2,376，254斤鸦片整整烧了22天。

冲天一炬，未能点亮封建统治者的黑暗心地，也阻止不了罪恶鸦片的继续输入。

共产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在1858年评价这一事件时说：

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依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列强排斥于世界联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

――马克思《鸦片贸易史》

这个苟活着的天朝在它的大门被轰开之后再也无法合拢，继英国之后，美国、法国，甚至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时、普鲁士、意大利、荷兰等国也像苍蝇一样逐臭而来。

19世纪后60年的一系列来自海外的侵略将中国贫瘠的肌体一刀一刀地凌迟切割。1840-1841年的鸦片战争的结果是《南京条约》的签订；1856-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相继产生了《天津条约》、《瑷珲条约》、《北京条约》；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换来的是天津《李福协定》和《越南条约》；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留下一册《马关条约》；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侵略者沾满鲜血的双手索取了《辛丑条约》。

一个个条约，就像一根根绳索，套在中国的脖子上，套在中国人民的脖子上。

所有的条约都涉及割地、赔款，还包括开放口岸、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等不平等事项。

当时的爱国志士绘就了一幅时局图，以鹰、犬等动物踞坐中华领土各处，象征英、法、日、俄、美等帝国主义列强对我国的瓜分状况。爱国知识分子黄遵宪在上面题诗：

沉沉酣睡我中华，那知爱国即爱家。

国民知醒宜今醒，莫待土分裂似瓜。

凄风苦雨笼罩神州。我们从当时诗人的笔下依然能够强烈地感受到丧权辱国条约对于人民精神的重压和折磨。

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

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

――丘逢甲《春愁》

世间万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

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谭嗣同《有感一章》

台湾岛四百万人的哭，大中华四万万人的泪，血与泪滴落在死水一般的社会，发酵出阵阵涟漪和波澜。

中国封闭的外壳被打破之后，一些比较进步的士大夫开始睁开观察世界的眼睛。以帆船、鸟枪对抗过坚船利炮的林则徐，从两千多士兵、几艘战舰就能在中国横冲直撞的事实面前，看到了外夷的强大实力，因而极力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并主编了《四洲志》。曾到浙江前线参加过抗英战争的地方知州魏源则主编了《海国图志》。

中国要了解世界，中国必须走出国门。林、魏之后，中国的官员、知识分子开始有意识地走向世界，一股西学东渐之风由此刮起。

19世纪后半叶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已然显示出这个国家进入苏醒状态。

1860年，北京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1862年，发行报纸，设立同文馆；

1863年，制定国旗；

1864年，设江南制造局，开始自制现代化武器；

1868年，向英国购买军舰；

1872年，派出第一批留学生；

1873年，皇帝首次接见外国驻华使节；

1875年，建立北洋舰队；

1876年，始有铁路，始有驻外使节；

1879年，架设首条电报线路；

1880年，设立军官学校；

1890年，在湖北设冶铁厂和兵工厂。

然而，回放这段历史，总难免令人悲怆。一个五千年文明的国家，竟如一个小女人双袖掩着羞面、足蹬三寸金莲蹒跚踱步，去追赶蒸汽机驱动的舰船、火车。

1895年，由统治集团操纵的历时36年的洋务运动被滞后8年开始“明治维新”的东邻日本在甲午海战中冲击得支离破碎，整个北洋舰队淹没在黄海殷红的血沫里。

洋务运动的失败，让一批知识阶层的精英们另寻出路。19世纪末叶的中国社会舞台上，康有为、谭嗣同和梁启超等怀着强国之梦、接触过新思想并热心于政治的士子在光绪皇帝载的支持下进行了一场短命的百日维新。此前，康有为曾聚集18省1300多进京赶考的举人，要求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承天下之志。”

然而，皇帝的权力受到一位名叫叶赫兰儿的女人和顽固势力的挑战。名义上至高无上的载于1898年9月21日被幽禁，康有为、梁启超相继逃亡。变法宣告流产。

9月28日，谭嗣同、康广仁、刘光第、林旭、杨锐、杨深秀六位变法志士伏尸于北京菜市口。此时，距6月11日光绪皇帝“明定国是诏”仅仅110天。

改良救不了中国，维新也救不了中国，惟有革命才能救国于危难，救民于水火。

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的第10年，洪秀全便与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石达开等举起了太平天国革命的旗帜。他们靠着一部来自香港的《劝世良言》，将西方的耶稣和中国的上帝相结合，造出一批“上帝的孩子”，展开原道救世的大行动。

手持三尺定山河，四海为家共饮和。

擒尽妖邪归地网，收残奸宄落天罗。

――洪秀全《吟剑诗》

两年之后，太平军攻下长江中游的重镇武昌，随后，破浪东下，于1853年3月19日占领南京，洪秀全宣布在此建都，改南京为天京。

太平天国未能完成封建王朝的重任，他们的目标和实际的操作也仅仅局限于建立另外一个王朝。但他们在湖广、在江浙以及更广泛的区域内的活动，毫无疑义地为20世纪初的新时代的革命播下了绵延不熄的火种。

中华民族奋发图强的精神之链不会断缺，封建的黑暗，列强的欺凌终将迫压出地底的岩浆。就在太平天国浪平波息的1866年，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诞生在洪秀全的故乡，太平天国革命的策源地广东。

死水已经搅动，狂澜开始掀起，五千年不屈的国魂在孙中山等革命先驱者的奔走呼号下日渐复苏。一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崭新革命在19世纪与20世纪交接的当口蓬蓬勃勃地酝酿着。

第二章 碧血黄花

当20世纪的第一轮朝阳冉冉升起时，亚细亚这块板结的冻土开始疏松。被列强和封建野火一次次熏烧的离离小草，在春风的吹拂下顽强地挣扎出生命的绿色。

最先让列强感受到中华强大民族精神力量的是以赤手空拳抵抗“洋鬼子”的义和团。他们在甲午海战之后为了生存而在山东一带抱成团体，现在，他们靠着一种“刀枪不入”的宗教信念和自发的民族情感，对外国人和他们的中国奴才进行坚决的对抗。

这个团体像历次农民起义者一样，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他们迷信于“法术”，以为凭着“法术”可以杀光天下所有洋人；他们愚昧，让统治者和野心家玩弄于股肱之上，以致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帜；他们甚至见着洋人便起杀心，连带“洋”字的物品一起焚烧。

一个特定的时代产生一个特定的群体。不过，他们的过激举动比起侵略者的残暴来逊色得太多。

像清王朝一样腐朽和老态龙钟的叶赫兰儿一边向全世界宣战，一边向各国致歉，并随时作好出逃的准备。

视中国为野蛮的一群所谓文明人组成八国联军，再次践踏中国的领土，疯狂蹂躏中国的首都。

义和团们的血肉之躯和大刀、长矛、棍棒无论如何抵挡不住近代机器武装起来的西方强盗，但数十万条生命的牺牲明白无误地告诫列强：现在中国人“大梦将觉，渐有‘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之思想” 。

――英・赫德《中国实测论》

百日维新时的残余火种也在20世纪的第一年冒出一丝微光。亡命日本的康有为、梁启超一派以“保卫光绪皇帝”为号召，派出“精于中西史乘”的唐才常在上海组织数百人的“国会”，并秘密建立自立军，决定以武汉为中心，在湖北、湖南、安徽、江西四省同时发动起义。

这次起事刚刚开张就被垂死的王朝给扼杀了。唐才常、林圭、傅慈祥等起事首领在武昌大朝街天府庙等处遇难，各地先后被砍头的自立军志士不下千人。

殷忧耿耿在神州，时事如斯孰与谋？

南海行踪空想象，中原大局半沉浮。

满朝旧党仇新党，几辈清流付浊流。

千古非常奇变起，拔刀誓斩佞臣头。

――唐才常《戊戌八月感事》

义和团杀不绝洋人，洋人反而像一群疯狗撕咬着中国；唐才常斩不了佞臣，反而被佞臣砍下了头颅。

挽救中国的重任历史地落到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斗士的肩上。

出生于南海边的孙中山少年时代便感受到大海的阔大宽广。

1879年，在一艘开往檀香山的二千吨级英国轮船上，十三岁的孙中山“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

这是孙中山人生的一大转折，“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多少年后，他在回忆最初的寻求救国道路时说：

予自乙酉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由是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借医术为入世之媒，十年如一日。

――孙中山《革命原起》

在甲午战争的惨痛失败面前，孙中山毅然放弃医生职业，由医人而转向医国。

1894年，孙中山上书北洋大臣李鸿章，第一次提出富强治国的大经大本：“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

在封建的土壤里开不出这些绚丽的花朵。于是，决定中国命运的重要一步在这一年由孙中山迈出，他奔赴檀香山，纠合华侨，创立兴中会，翌年，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部，明确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目标。

这些革命的目标由无数革命者的热血书写。陆皓东，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部第一年与孙中山、杨天衢、陈少白、郑仕良等筹划广州起义，因事机不密，起义未果而遭逮捕。在审判台前，他慷慨陈词：“今事虽不成，此心甚慰，但我可杀，而继我而起者，不可尽杀。”

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为民主革命挥洒热血的英雄。

五年之后，兴中会又组织了惠州之役。起义失败，民主革命的又一健将史坚如壮烈牺牲。

20世纪初叶的中国，孙中山等点燃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火就这样蓬蓬燃烧。

革命家陈天华以火一般的爱国热情，敲响警世钟：

长梦千年何日醒，睡乡谁遣警钟鸣？

腥风血雨难为我，好个江山忍送人！

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呼天吁地、破嗓裂喉以鸣于同胞：

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我中国今日欲脱满洲人之羁缚，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强国、地球上之主人翁，不可不革命……

革命的声威唤醒国之迷梦。“儒士欲投笔，闺人欲负戈。”（秋瑾《感事》）经学大师章太炎著《书》、写政论，与保皇派论战；鉴湖女侠秋瑾创办《中国女报》，号召国人：“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秋瑾《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

革命团体在一系列流血的事件和一声声带血的呼唤中破土而出。湖南诞生了华兴会，湖北成立了日知会，江浙组织了光复会，在日本的留学生中出现了青年会。1905年，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以他们领导的兴中会、华兴会为基础，联合光复会等革命团体，在日本组建同盟会，推举孙中山为总理，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第一次阐释了“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的主张。

同盟会的成立，为革命风潮鼓荡全国奠定了组织上和思想上的基础。此后六年，同盟会及其他革命团体先后发动了一连串的武装起义，一波接一波地冲击封建王朝的腐朽堤岸。

1911年暮春，孙中山亲自策划广州起义，这是孙中山一派革命党人的第10次起义。是年4月27日，起义总指挥黄兴率领160多人袭攻两广总督府衙。由于势单力薄，留给大地的依然是斑斑血痕，七十二位为革命而献身的勇士，合葬于广州白云山下的黄花岗。

“行人风雨岗前立，指点黄花是血花。”（潘达微《时事画报》题句）黄花、血花里透露出这些革命先烈对国家、对民族的深沉的爱、博大的爱。

敢死队员林觉民在一张手帕上给妻子写下这样的遗书：

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吾此心，於啼泣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

孙中山后来在评价这次起义说：

是役也，集各省革命党之精英，与彼虏为最后之一博，事虽不成，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轰轰烈烈之概，已震动全球；而国内革命之时势，实以之造成矣。

――孙中山《革命原起》

孙中山屡败屡战，革命者前赴后继，另一场更大规模的起义在烈士墓地开遍秋日黄花的季节，在长江中游的湖北武昌爆发了。

第三章 武昌惊雷

让我们将搜索历史的镜头转向1911年的武汉。

这是一座畸形的近代化城市。三镇之一的汉口1861年被迫开埠后，先后有十多个国家在这里圈定租界，他们建立银行、控制海关、开办工厂，他们的商船和舰船在江上横冲直撞。在武昌，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洋务“新政”继北洋水师覆没后一帜独树。

“新政”的核心内容是：兴厂矿、办学校、练新军。在腐朽土地上生长出的这些带有近代文明气息的事物日渐改变着原有土地的性质。

与手工作坊迥异的新式厂矿的出现，催生了新的生产关系，虽然这种带有官僚、买办性质的工厂主还未能形成与封建专制相抗衡的足够实力，但资产阶级的一些进步的思想和观念毕竟从林立的大烟囱里突冒而出。

学校方面，由于改革、改良力量的推动，已不再仅仅关注《四书五经》、科举八股，而是偏重于“经世致用”，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学子们的眼界大开，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从沉迷中觉醒。

练新军是湖北武汉洋务运动的重要一翼，这支以西方新式武器装备和建制、操练方法建立起来的近代化军队，朝着统治者所希望的相反方向迈进。

新的阶层诞生，新的知识风行，新的军队出现，它们同时受到同盟会新的思想的导引和一次次起义的激励，一场让封建王朝寿终正寝的大行动在湖北武汉扎扎实实地开展起来。

开湖北近代革命之先河者是曾留学日本士官学校的吴禄贞。早在1900年，他便秉承孙中山的指令，秘密回国，参加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义。起义失败后，他辗转日本，继续深造。不久，再次返回国内。1903年春，吴禄贞在武昌花园山设立革命秘密机关，联络军界和学界进步青年，倡言革命，启迪民智。

这粒革命的胚胎繁衍出一批革命的组织。

1904年5月，吕大森、胡瑛、宋教仁等创建科学补习所于武昌；

1905年春夏之交，汉川梁大有等结纳军界人士成立群学社；

1906年2月，刘静庵任总干事，辜天保、李亚东任干事的日知会成立。不久，群学社全体加入，声势日壮。

（日知会）每星期日，公开演讲，阐述世界大势，本国危机，及现今救亡之道。……凡来听讲者，多醉心革命，执守不惑矣。

――张难先《日知会始末》

同年九月，“日知会丙午之狱”事发，刘静庵、张难先等九人下武昌狱。但“救亡”已深入人心，革命自是生生不息。日知会后，武汉地区革命小团体竞相破土，诸如同兴俱乐部、集贤学社、军队同盟会、种族研究会、中华铁血军、群治学者、振武学社等累计有30多个，辛亥前夕，他们融合成两个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

这些革命团体不竞声华，坚韧实干，他们加入新军、运动会党、深入下层、策动民众，到1911年，仅武汉新军所属一镇一协中就拥有五千多名革命党。湖北各地参与者众。

1911，旧历辛亥，中国大地波翻浪涌。广州黄花岗烈士们播洒的火种在四面八方漫延，山东莱阳掀起了上万人参加、持续半年之久的抗捐暴动；川、鄂、湘、粤爆发了震动全国的保路风潮。同盟会方面，在上海设立第一个国内机关――中部同盟会；在统治阶层，“皇族内阁”被戳穿，许多立宪派人士逐渐清醒转而倾向或同情革命。

经过多年积蓄的暴风雨就要压向封建的城头了，一声惊雷就要在武昌炸响了！

5月11日、6月14日、9月14日，武汉地区的文学社和共进会三次召开联席会议，酝酿一场扭转乾坤的起义。他们在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推动下实现了联合，并成立起义组织领导机构，制定了比较周密的起义计划。

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当年就读于武昌中等工业学校的17岁的赵师梅等从共进会领导人刘公那里接受了绘制革命战旗的任务。据回忆，刘公阐释的战旗图案含义是：

红底和黑九星象征“铁血”，就是说革命必须使用武力，以热血“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在黑九角星内、外角上共有18颗金黄色的圆星，代表关内18个行省，黄色表示为黄帝子孙，意味着这是一次民族大团结的革命。

――赵师梅：《亲手绘战旗，首竖武昌城》

这面“铁血十八星”注定要用革命者的鲜血染红。

10月9日，革命党领导人之一的孙武，在汉口俄租界保善里14号共进会机关内装制炸弹，不慎燃爆，孙武被灼伤。革命党的有关文件、书信、名单被抄。同天晚上，武昌小朝街起义军总指挥部遭袭，起义临时总司令蒋翊武躲避新沟。10日凌晨，先后被捕的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壮烈牺牲。

烈士的纪念碑上应该刻上这段气壮山河的供词：

审讯者（陈树屏）：汝何苦一定要造反而不惜头颅乎？

彭楚藩：你真糊涂已极！你不想，何所谓革命乎？就是先将此头颅作为代价，且掷我一人头颅而获四万万同胞之幸福，予复何惜也。

彭、刘、杨三位烈士牺牲的这一天，成为了一个新的历史年代的开端，也正是像他们一样的许许多多以头颅作为代价来换取四万万同胞之幸福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才有了随之而来的滚滚惊雷。

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风声鹤唳，空气中弥漫着“如有附和革命者，杀无赦”的训令。“与其就缚，不如今晚一齐动手，还可以死里求生。”革命党人下定背水一战、奋而举义的决心。晚7时左右，首义第一枪穿过黑暗的夜空庄严鸣响。

枪声来自武昌新军第八镇工程营，金兆龙、程定瀛等士兵击毙了企图阻挠起义的值星排长陶启胜，随后，他们在革命党营代表熊秉坤的率领下呼啸出营，潮水般涌向楚望台，打开军械库，直奔中和门，接应南湖炮队、马队进城，混成协的炮、工、辎重队许多士兵也积极响应，参加到起义队伍中来。先后汇集的两千多战士在工程营左队队官吴兆麟和蔡济民、熊秉坤等人的指挥下，投入进攻湖广总督衙门的战斗。

一夜浴血，通宵激战。

曾经煊赫一时的总督府现在变成了一片废墟，湖广总督瑞等清朝官吏惶惶如丧家之犬，狼狈逃命。

翌日清晨，铁血十八星战旗取代了黄龙旗。朝阳照耀下的古城武昌，行进着革命的队伍，飘扬着革命的旗帜。

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的斗争结出了第一颗胜利的果实！

大清王朝统治中国近300年的腐朽历史就要结束了！

秦始皇立国以来长达两千二百五十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土崩瓦解了！

欢呼吧！这是革命的胜利，人民的胜利，中华民族的胜利！

飘扬吧！这是民族的旗帜，民权的旗帜，民生的旗帜！

无论黑暗还能挣扎多久，曙光毕竟已经君临大地；

无论距离最后胜利的路还有多长，辛亥志士已然走出了成功的第一步。

第四章 山河鼎沸

武昌红楼。湖北省咨议局旧址。

1911年10月11日，出生入死的武昌首义勇士将新军21混成协协统黎元洪胁迫到这里，给他披上了一件革命的红袍，使之摇身一变而为中华民国军政府鄂省都督府都督；另一件红袍披到了湖北省咨议局议长汤化龙的身上，他在这一新生的地方革命政权中主持民政工作。

同盟会和武汉地区革命派主要领袖缺席，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它使新生的革命政权赖以撑持起一个民族希望的形象。

参加过武昌首义的共进会会员喻育之回忆说：

辛亥武昌首义时，孙中山先生正为革命奔走海外，未能亲临其境。但这次起义决不是无源之水，实质上是在孙中山先生长期领导国民革命、坚持奋斗、久经酝酿的条件下爆发的。

――喻育之《忆在武昌第一次见到孙中山先生》

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学说，是这次起义的灵魂；他的革命宗旨，是这次起义的行动纲领；他直接培育和联系的革命同志，是这次起义的主干力量。而黎元洪、汤化龙等在“民族的革命”这一方面与革命派保持着基本的一致，成为革命的盟友。

这一反清同盟决定了湖北军政府与随后由上海赶来的同盟会军事领袖黄兴一道坚决地与清廷鹰犬袁世凯旗下的清军展开一系列保卫胜利成果的浴血奋战。

其他各个省份都从武昌的革命实践中看到了曙光，他们迅速行动，纷纷响应。

湖南革命军占领了长沙并立即派兵援鄂；

广东革命军组织了敢死队；

上海革命军攻占了江南制造局；

江浙方面的革命军夺取南京城。

不到两月，全国先后有13个省举起十八星旗，宣布独立，脱离清廷统治。

清廷严密控制下的直隶、山东、河南和东北三省以及内蒙、新疆、甘肃等地新军、会党和各族人民也都不同程度地开展了反清斗争。

新的纪元，在母腹中躁动，统一的中央革命政权呼之欲出。

1912年元旦，从海外归来不久的革命元勋孙中山将中国历史翻开崭新的一页。此前，他在全国17省代表会议上以16票的绝对优势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现在，他面对辛亥首义者和无数志士仁人鲜血染红的旗帜宣誓就职。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了，国号中华民国。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存在过的，唯一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政府，这是中国封建专制两千多年来第一次对君主立国的异动。

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

――摘自《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国家的真正主人。这一最基本的认知，在中国经历了太长时间的折磨；而人民“一律平等”概念的诞生，比西方世界落后了几百年之久。

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一群先进的中国人毕竟觉醒了，中国毕竟开始觉醒了！

几万万被压迫的、沉睡在中世纪停滞状态的人民觉醒过来了，他们要求新的生活，要求为争取人的起码权利，为争取民主而斗争。

――列宁《亚洲的觉醒》

一切外在的陋习遭到革命政府摒弃：禁烟、禁赌，禁止称呼“大人”、“老爷”，劝止妇女缠足，剪掉男人辫子，废止跪拜之礼，改行三鞠躬。还有禁止刑讯，禁止买卖人口，实行男女平权等等。

一项十分关键的事件也在1912年2月12日发生，清廷以隆裕太后的名义宣布了退位诏书，六岁小儿爱新觉罗・溥仪告别了他的皇帝宝座。

皇权已经终结，反封、反帝的任务并未完成，这场革命“所能实际表现者，仅仅为民族解放主义”。革命的其他一些目标，诸如民权、民生、“平均地权”对于大多数民众来说是如此遥远，也是如此奢侈；他们被拒之于革命的门外，因而有着足够的愚昧以醮着革命者鲜血的馒头来治疗“痨病”；他们从革命中未能取得土地，未能得到解放，他们依然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临时政府的先天不足，决定了它的迅速夭亡。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在临时参议院正式辞职，让位于袁世凯。

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

袁世凯，这位清朝的内阁总理大臣，曾经派兵镇压辛亥首义的干将，现在也成为民国的临时大总统了。

首倡共和者继续为共和流血。

袁世凯披上“共和总统”外衣不到四个月，便与傀儡副总统黎元洪狼狈为奸，以“破坏共和，图谋不轨”的罪名杀害了武昌首义的功臣张振武和方维。翌年3月，另一位民主共和的斗士，执掌新成立的党务的宋教仁被暗杀于上海车站。控制的国会由此风飘云散。6月，袁世凯又下令罢免的江西都督、广西都督胡汉民和安徽都督柏文蔚。

南北议和前后一度未能认清袁世凯口蜜腹剑真面目的孙中山这时率领成立不久的人奋而应战，与黄兴等老牌革命家发动了“二次革命”。

“二次革命”未能挽救革命，北方军队的强大压力使军人和其他派系控制的长江流域及南方各省反袁联盟迅速瓦解。

孙中山、黄兴等告别他们几十年奋斗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再次流亡海外。随行的流亡者何遂回忆这难以回首的一幕时写道：

当轮船缓缓地开出吴淞口外，我回首遥望苦难深重的祖国，依然是风雨如晦。多少年梦寐系之的一次革命，就这样失败了。

――何遂《辛亥革命亲历纪实》

前途渺茫，一时找不到一条救亡图存的道路；满腔苦闷，忍看山河破碎，金瓯残缺，这“正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所无法逃避的悲哀！”

中国再次背上封建统治的重负踽踽蹒跚。中华民国在1915年那个寒气逼人的冬天竟然被袁世凯更名为“”。但历史前进的车轮已经朝着正确的方向开行，皇帝的美梦只如一枕黄粱。

流亡日本的孙中山发表《反袁宣言》，表示“誓死戮此民贼，以拯吾民”。一度与孙中山分道扬镳的黄兴等人也通电讨袁，派人回国发动起义。

由改造而来的“中华革命党”以同盟会元老居正为总司令在山东攻克十余座县城。

各派力量凝聚在反袁的旗帜下。

云南宣布独立；

贵州宣布独立；

广西宣布独立。

辛亥革命后成为云南都督的蔡锷等率先发起的“护国运动”惊破袁世凯称帝的心胆。这位洪宪皇帝的“登极大典”一直没敢举行，不得不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

袁世凯死了，黎元洪做起了中华民国的总统；段祺瑞、冯国璋、徐世昌、王士珍这些军阀犹如历史的过客一个个粉墨登场。期间，封建余孽张勋还带着他的辫子军演出过一场让溥仪复辟的丑剧。

苦难，深重的苦难，人民承受着，祖国承受着。

鼎沸的山河，什么时候波平浪息？

古老的中华，什么时候实现伟大的复兴？

四万万人盼望着，无数真正革命的同志努力着。

第五章 谁主沉浮

中国的封建专制像一株老树枯而难死，从它的根部一度孽生出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毒芽。之后，北洋军阀政府甚至连民元约法也公开废弃了，辛亥革命留给中国社会的唯有“中华民国”这个空洞的招牌。

1917年，广州。孙中山发表演讲：

中国共和垂六年，国民未有享过些共和幸福。非共和之罪也，执共和国政之人以假共和之面孔，行真专制之手段也。

经历了一连串的失败之后，孙中山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今日变乱，非帝政与民政之争，非新旧潮流之争，非南北意见之争，实真共和与假共和之争。”

在封建专制壁垒上碰得头破血流的孙中山再次聚集力量，发动护法运动。1917年秋，他在广州召集“非常国会”，成立军政府，担任大元帅，与北方段祺瑞政府分廷抗礼。虽“艰难支撑一年之久”，但“孑然无助，徒为亲厚所痛，仇雠所快，终至解职以去。”（引自孙中山“致港商陈赓如函”）

这不仅仅是“护法”的失败，也意味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走到了穷途末路。

中国向何处去？“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沁园春・长沙》）爱国志士在思索，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在思索，新生的力量，将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群体中的优秀分子更在思索。

让我们来听听几位先驱者的心声：

五月七日，民国奇耻。

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1915）

壮别天涯未许愁，尽将离恨付东流。

何当痛饮黄龙府，高筑神州风雨楼。

――（1916）

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1917）

内忧外患交迫，如惊涛拍岸般在进步的知识阶层中产生巨大回响，他们不甘心中国的四分五裂和个人生命的沉沦暗淡，苦苦追寻着救国救民的道路。

《新青年》在袁世凯涂抹帝制脸谱的1915年9月应启蒙之运而生。急进的民主主义者陈独秀是这个刊物的主编，他在创刊号上向青年提出六点希望：

自主的而非奴隶的

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实利的而非虚文的

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这是思想革新的宣言书。陈独秀、们以民主与科学的精神，毫不留情地轰击着专制主义和封建道德的城墙。

中国旧社会崩坏的时候，正是《新青年》的诞辰。于此崩坏的过程中，《新青年》乃不得不成为革命思想的代表，向着千万重层层压迫中国劳动平民的旧文化，开始第一次的总攻击。

――瞿秋白：《新青年》之新宣言

与此同时，世界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未散，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惊天动地，欧洲许多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高潮迭起，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闪射出社会主义新纪元的曙光，并开始照耀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

孙中山致电列宁，“希望中俄两国革命党团结一致，共同奋斗。”

满怀信心地预言：“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不过，中国人民距离扬眉吐气的日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新的屈辱在1919年春召开于巴黎凡尔赛宫的“和平会议”上降临。

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与会的中国，未能挣脱列强在华的一切特权，大战期间被日本夺去的原来德国在山东的各种权益依然照旧。北洋政府关于取消“二十一条”的要求让那些满口“正义”的强盗抛到了和会的门外。

强权取代公理，民族危机加剧。时机已经成熟，火山终于爆发！

5月3日，北京大学法科礼堂。新闻界知名记者、北大讲师邵飘萍振臂高呼：

现在民族命运系于一发，如果我们再缄默等待，民族就无从挽救，而只有沦亡了。北大是全国最高学府，应当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学发动起来，救亡图存，奋起抗争。

满腔的热血沸腾了，中国大地沸腾了。

5月4日，北京13所高校的3000多名学生汇集天安门广场，以蔽日的旗帜和震天的呐喊拉开了这场已经铭刻在史册的“五四”爱国运动的大幕。

不到一个月，这场汹涌澎湃的浪潮在全国20多个省份，150多个大中小城市激荡。

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斗争的直接胜利是北洋政府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而它最深远的影响则在于爱国运动与先期开展的新文化运动合流，推动着中国革命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在北京大学当过图书管理员的在“五四”运动爆发的历史当口发动组织了湖南学生联合会。

这年7月，创办并主编了《湘江评论》，在《创刊宣言》中他写道：

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

奔腾澎湃的何止湘江两岸！一个幽灵，这时已从上个世纪中叶的欧洲徘徊到了中国。

只要是进步的、先进的思想就一定能够穿透历史的时空。

1845年，马克思、恩格斯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建立了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75年后的1920年8月，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组建，小组成员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全译本）也在当月出版。同年10月，发起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辛亥首义的武汉，在黄花岗起义的广州，在诞生过黄兴等多位辛亥领袖的湖南长沙，在中华革命党浴血战斗过的山东济南，共产主义小组也相继诞生。

11月7日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三周年纪念日，一份名为《共产党》的月刊在上海创刊，这是中国树起的第一面“共产党”的旗帜。它宣称：

要想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产阶级，跟着俄罗斯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不可。

1921年7月23日。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在这个平凡的日子发生。

这一天，代表着全国53个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的12名代表汇集上海；

这一天，12名代表在秘密状态下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这是一张发黄的历史档案，今天读来，依然能够感受到它的千钧重量：我们的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

我们党的纲领如下：

（1）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援助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的时候；

（2）直到阶级结束为止，即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时为止，承认无产阶级；

（3）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

（4）联合共产国际。

我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以社会革命为自己政策的主要目的。

中国从来没有过的政党诞生了！

中国从来没有过的旗帜飘扬起来了！

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瞿秋白在《赤潮曲》中对这一最新、最先进的历史动向热情讴歌：

赤潮澎湃，

晓霞飞涌，

惊醒了

五千余年的沉梦。

远东古国，

四万万同胞，

同声歌颂

神圣的劳动。

在救国救民的道路上奋斗了几十年的孙中山，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炮火中，从“五四”爱国运动排山倒海般的气势中，尤其是从中国共产党人掀起的大潮大波中，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并重新振作起来，确立了新的革命坐标。

1924年1月20日，珠江南岸，国立高等师范学校礼堂。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

这次会议在孙中山思想发展史上是一座值得永远纪念的丰碑，中国所能达到的高度没有前例，也没有后继。

会议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对三民主义重新进行了解释；同时，改组了；实现国共第一次合作。

不幸的是，孙中山先生未能看到、更未能品尝革命之花结出的胜利之果，1925年3月12日9时30分，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一代伟人孙中山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中国近代史上一颗最亮的星陨落在寒气袭人的早晨。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孙中山遗嘱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孙中山的遗愿和他的未竟事业未能由他亲手缔造的中国来实现，而他引以为友的中国共产党则在一系列血与火的斗争中逐渐发展壮大，最终铸就了三座大山，解放全中国的丰功伟业，并将中国带入了实现伟大复兴的现代化征程。

终曲 庄严祭奠

100年前，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发动了震惊世界的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国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100年后的今天，海内外中华儿女深切缅怀孙中山先生等辛亥革命先驱的历史功勋，激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的豪情壮志。

在首都北京，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发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号令：

回首中华民族百年奋斗历史，我们无比自豪。展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光明前景，我们信心百倍。我们呼吁，全体中华儿女携起手来，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努力作出无愧于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无愧于我们伟大民族的贡献，在时代进步洪流中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在当年武昌首义打响第一枪的地方，近5000名海内外中华儿女参加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缅怀英烈祭奠仪式。

湖北省暨武汉市人民谨奉酒醴，致祭辛亥首义英烈之灵：

百载前溯，九州板荡，湖广志士，亟谋更张；

中山纲领，同盟会章，际会风云，运筹汉上。

……

中华奋起，开来继往。文明大国，雄峙东方。

值兹百载，奉献尝。英烈九泉，伏惟尚飨。

辛亥革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一座巍然屹立的里程碑！在辛亥革命百年之际，让我们放声高歌：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胜利歌声多么嘹亮。

歌唱我们伟大的祖国，

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让我们奉献最洁白的鲜花、最虔诚的心花祭奠1840年以来，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

让我们用辉煌的成就和灿烂的前程告慰中山先生，告慰辛亥先烈：

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

黄花岗烈士事略序篇9

关键词：南岳衡山；抗战山水文化；旅游资源

中图分类号：F59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05-0065-03

所谓山水文化，即指人们以“大自然”的山水为基本素材而创造出来的一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成果，是中华民族在长期认识和改造自然世界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1]而抗战山水文化一般理解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名山秀水之间因抗战文化活动而形成积淀的山水文化。作为“五岳独秀”南岳衡山，一度成为了全国抗战统师部的指挥中心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及其下属各部机关的驻地。而其时的抗日统帅部统师在这里召开过四次全国抗战军事会议（统称南岳军事会议）、国共两党合作举办的“南岳游击干训班”也办在这里，并有为纪念抗战阵亡将士而修建的宏伟祠墓――忠烈祠，还在这里发生过很多抗日文化活动大事件，从而积淀了厚重的抗战山水文化。

一、南岳衡山抗战山水文化旅游资源形成的历史地理环境背景

（一）五岳独秀的自然山水

在五岳名山中，独南岳衡山地处长江以南的江南内陆腹地，“五岳独秀”是南岳衡山自然山水优美的真实写照。南岳衡山总计有大大小小的山峰1000多座，其中以72峰最为知名。尤其是其最高山峰祝融峰，海拔1300.2m，平地拔起于衡阳丘陵盆地之中，并屹立于湘江之滨，拔地通天，气势雄伟。加上邻近它的40多座海拔800m以上的山峰，总体上构成花岗岩雄景峰林地貌景观。在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环境下，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山间终年云雾缭绕，清泉涌流，瀑布跌水棋布，河水四季丰盈。并有烟云异彩、雾凇冰雪、日出奇观、海市蜃楼等特色天象景观。森林植被覆盖率94%，构成特有的“林海”、“竹海”、“花海”奇观，还保持着多处寺庙周围的原始次生原始森林景观，古树名木，奇花异草，随处可见。并有金钱松、绒毛皂荚、银杏、红花油茶、云锦杜鹃、白玉兰等特有珍稀品种。还有“锯齿龟吃蛇”、“群蛙朝圣”等生物奇观。清代著名学人、湖南永顺知府张修府在其《游南岳记》中评价其山水风景名胜：“追数生平游记，艳冶如西子湖，幽邃如七里泷，奇秀如黄山、白岳，雄厚古劲如桃源及溪州诸山，惟南岳无所不备[2]，这便是南岳衡山孕育爱国主义文化的物质基础。

（二）淀积深厚的爱国主义精神文化

纵观横览南岳衡山文化，其精髓是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主义精神在南岳衡山产生和发展，有其必然社会基础和历史因素。因为它曾是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三次南渡 （晋室南渡、宋室南渡、南明王朝南渡）引发的中原人民大规模南迁而形成的一个文化、政治、军事中心地域， 当然也会是产生爱国思想的重要社会土壤。其时的南渡官吏、流离文人、乃至高僧名道，登临南岳， 北望中原，那家国之思，山河之恋，何能自已？南宋著名诗人张孝祥《谒南岳》诗云：“泰华嵩岱拱神州， 玉帛闲来四十秋。却到朱门北回首， 忧时泪作九江流”；爱国诗人戴复古《登南岳诗》也有“五岳惟今见南岳，北望乾坤双泪落”的苍凉慷慨句子；曾监南岳大庙的宋龙图阁大学士刘克庄也有：“中原昔分裂，五岳仅存一”的忧思；南宋另一著名爱国诗人刘过吊张虻母盖渍趴J云，“背水未成韩信阵， 明星已殒武侯军。平生一段不平气， 化作祝融峰上云”。张浚是宋代著名抗金将领， 曾因主战而由相国数度被贬， 死时对张蚝图胰嗣撬担骸拔页⑾喙不能恢复中原， 既死不能葬我先人墓左， 葬我衡山祝融峰下足矣。”其掷地铿锵的临死遗言，便是湖湘学派知识分子们的爱国思想的强烈表露。综观《南轩学案》 及《岳麓诸儒学案》以及南岳胡氏《春秋》之学， 那爱国思想的火花， 往往迸发于字里行间， 令人感奋。这种思想影响到后来更表现在南宋末年李芾的死难潭州 （今长沙） 和岳麓书院诸生死守潭州， 与城共存亡等可歌可泣的壮烈史实中。清初伟大的朴素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夫之满怀爱国豪情， 前后十八年居留南岳莲花峰续梦庵，其意就是续他复国之梦。其方广举旗起义， 更是震撼山河。[3]这些深深渗透在南岳衡山山水之中的爱国主义精神历代传承，经久不衰，对抗日战争时期的爱国志士必然会产生巨大的感召力。

（三）全民族同仇敌忾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宏观大背景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反侵略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在国共两党合作基础上所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全国各界民众以不同形式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投入了全民抗战。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人士积极投入抗日洪流；民族工商业者踊跃为前线捐钱捐物，甚至不避风险将工厂迁入大后方；各派一致拥护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宋庆龄还接受中共中央建议，从上海移居香港于1938年6月成立“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呼吁世界人民援助中国抗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各少数民族和汉族人民一起以各种方式投入抗日战争。如马本斋领导的冀中回民支队，在河北一带开展抗日作战数百次，歼敌3.76万人；“湘西苗民抗日革命军”奔赴抗日前线，参加大小战斗10余次；台湾高山族等台湾同胞坚持不断地发动抗日暴动，组织抗日义勇军。香港、澳门同胞积极支持内地抗战，有的还到内地组织抗日武装。海外华侨始终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以各种方式支援祖国抗战，八年抗战捐款14亿元法币。大批爱国华侨青年回国参军参战，仅粤籍归侨回国参军就4万多人，其中不少是爱国知识分子有技术的热血青年。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军参战和支前，抗战期间总共动员壮丁1400万，征集军粮大米5300万包、小麦2800万包、面粉1500万袋。[4]国共两党领导的军队共同打击日本侵略军，形成了战略上相互配合的两个战场。一个是主要由军队担负的主战场，并集中主力兵团同日本侵略军展开了大规模厮杀，消耗敌人；另一个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为主负担的敌后战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发展人民武装力量。两个战场两支军队的广大爱国官兵抱着与国存亡，“一寸国土，一寸血肉”的牺牲精神，英勇杀敌，这便是南岳衡山抗战山水文化产生的动力源泉。

二、南岳衡山抗战山水文化旅游资源的类型

（一）抗战山水诗词

抗战志士面对秀丽多彩的南岳山水风光，深感保卫中华神圣国土的责任感和自信心。这其中最为突出的一是，他于1939年2月作为南岳游干班的副教育长率中国共产党教官团队来南岳，满怀激情给学员们作报告，满怀激情为南岳佛道救难协会会员作《普度众生，要向艰难的现实敲门》的演讲。其时他登祝融峰顶揽胜，北望中原，河山破碎，奋然命笔赋诗《登祝融峰》：“四顾渺无际，天风吹我衣，听涛起雄心，誓荡扶桑儿”，表达了其抗战必胜的决心。其次是田汉，以少将军衔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和第六处处长的身份来到衡山，其《赠南岳佛道救难协会》诗：“锱衣不着着锦衣，敢问人间惹是非。独惜潇湘春又暮，花前跌坐竟亡归。”这是对充满南岳爱国僧徒道士抗战之举的歌颂和激励； 1938年11月9日正值衡山县城和南岳古镇相继被日机轰炸后，他登上了南岳七十二峰之一的巾紫峰，眺望山川，衡山县城残破，百感交集，即兴赋诗两首：“巾紫峰头一振衣，松涛如吼白云飞。衡山万户人民在，忍见名城毁敌机”，“巾紫峰上彩霞飞，万壑千峦足指挥。风急天高一舒眼，茶花插得满头归”，反映了田汉对日本侵略者抵抗的必胜信念和乐观主义精神，鼓舞劫后的南岳衡山人民，重建名城的期待；1939年6月，田汉离开南岳去南宁昆仑关前线慰问浴血奋战的将士又吟出了《咏昆仑关之战》：“一树挑花惨淡红，雄关阻塞驿楼空，倭师几处留残垒，汉帜依然卷大风……”反映昆仑关的险峻和激战的惨烈场景，但显示出我军的胜利姿态，极具教育性。三是其时作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厅长郭沫若，其《题南岳》诗：“中原龙战血玄黄，必胜必成恃自强。暂把豪情寄山水，权将余力写肝肠。云横万里长缨展，日照千峰铁骑J。犹有邺侯遗迹在，寇平重上读书堂”，多么豪迈自信、令人振奋。抗战时期由南开、清华和北大临时组建的长沙临时大学的文学院迁南岳，一时著名教授云集，其时教授们抗日激情高昂，诗兴大发，纷纷赋诗表达抗战情怀。哲学家冯友兰偕师生到方广寺“嘉会堂”游览，联想到金兵入侵，宋室南渡的千年悲剧，愤懑之情油然而生，赋出了“题二贤祠”二首：“二贤祠里拜朱张，一会千秋嘉会堂。公所可游南岳耳，江山半壁太凄凉”、“洛阳文物一尘灰，汴水繁华又草莱。非只怀公伤往迹，亲知南渡事堪哀”，也别具风韵。南岳游干班学员作为即将学成被派往抗日前线为捍卫祖国大好河山之际，对祖国大好河山更是情有独钟。游干班学员张怒就有《南岳之游四首》。如其一：“镇日盘旋到上封，名山千古啸天风。艰难国事统谁挽，都在同胞奋斗中”，其忧国忧民之心和抗日之决心与南岳衡山山水融为一体。抗战骁将杨森将军在湘北三次会战中英勇善战，作为第27集团军司令兼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亲临前线指挥，尤其是在影珠山战斗指挥自己的次子杨汉烈率领其骑兵连全歼日军敢死队战后赋诗：“登临影珠山，举目望峰烟，长沙歌大捷，湘北凑凯旋，困兽作狼奔，残敌如鼠窜。意欲乘风去，补天此燎原” [5]大灭了日军威风，令人鼓舞。

（二）抗战志士名言与题词

1938年同志接见南岳爱国僧道人士时，巨赞法师请其题词，同志欣然提笔写下“上马杀贼，下马学佛”八个字，并解释：“阿罗汉的第一个汉释就是杀贼，不杀除烦恼之贼，就成不了阿罗汉。我写的是‘杀贼’，不是杀人，这个贼当是指佛教中不能容忍的歹徒。现在日本强盗正在大批杀我同胞，我们不把杀人的贼杀掉，怎么普度众生？杀贼，这是善举，是为了爱国，也是为了佛门的清净。因此，抗战就是杀贼，杀贼就是抗战救国。”从而为南岳佛道救难协会的抗战活动指明了方向。巨赞还曾在诗中云：“不婚不臣情如洗，独往独来无所求。收拾乾坤在眼底，一肩担却古今愁”；他在1938年的南岳讲经时说：“佛门弟子并不是超然世外的，应当爱国卫国”。日寇的凶残已到了人神其愤的地步。既然恶魔已降，终生受苦，佛门岂可袖手旁观，自当全力以赴，哪怕“有汤火之难，刃毒之害”，“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并正言：“佛本慈悲，但当今天妖孽横行，日寇逆天行道残害生灵。佛亦要作狮子吼，降魔无邪，以正天理”，“念佛不忘救国，念佛不忘济民”；其后《》中指出：“第一要知道人生和最大的目的不是为了肉体保养，而是要借肉体以完成精神的永生。抗战是用肉体锻炼精神的洪炉，持久则是永生的左卷。……牺牲小我而为国家尽忠，为民族尽孝乃是最上等的事业。”南岳僧众道徒的抗战活动保持着我国宗教的爱国传统，出家不出国，自觉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6]抗日战争中广大爱国官兵，其高度的爱国热忱和决心，也表达在他们的豪言壮语中。其时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面对“弃守长沙”的命令而坚定地表示：“不守长沙，军令职责何在？作为军人，当效命沙场，守土卫国”，“我已下定决心，第九战区誓与湖南共存亡”。很好的挖掘了“将在外，军令可有所不从”的优秀传统，对长沙会战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7]南岳衡山的抗战山水楹联主要集中于抗战期间国民政府为纪念抗日阵亡将士而修建的“忠烈祠”，如何应钦的74军公墓联：“湘水忠魂齐永葬，衡岳正气共长存”，董煜的60师公墓联：“集百千骸以茔封，一寸山河，一腔血泪；振亿万年之国运，永怀壮烈，永奠精忠” [8]，其盛赞当之无愧。

（三）抗战山水摩崖石刻和名人题刻

名山胜水间名人摩崖石刻和名人题词，多具有勉励自己、激励后人的作用。抗战时期抗战志士在全国各地留下摩崖石刻极为罕见，在南岳衡山却成群集性分布。其中最具特点的如抗战名将宋哲元于1938年所刻的“诚真正平”“卧虎”“不教胡马度衡山”，表达了其对和平的向往而又抗战到底、战胜日本侵略军的决心；五位师一级的将领吴奇伟、罗卓英、刘膺古、肖懋芸、王东原，于“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后的1932年春，所刻狮子岩石上的“登峰造极”，表示其远大抱负，在抗战中他们都成了战功卓著的高级将领。如吴奇伟、王东原曾分任过湖南省主席，罗卓英为赴缅远征军副司令。其石刻大约为1932年随从第一次来南岳会晤其时的湖南省政府主席何健之作。而何健作为其时湖南省政府主席可能也感到备战抗日责任之重大，特在天柱峰石壁上大书“南天一柱”四字，每字高4.88m、宽4.5m、笔划宽70cm、刻深20cm，楷书竖刻，成为至今南岳衡山石刻之最，也表达了题刻者保家卫国的决心。1932年一群青年军官如罗奠中、罗芳、周临之、郭振声等13人，在开云亭侧石壁上所刻“乃登灵台”，所注明为登游极峰（祝融峰）留记，这是其准备献身抗日的誓言。其中的罗芳为湖南衡山人，抗战时期中国四大名团长之一（另三团长为陈锡联，谢晋元、吉星文），于台儿庄战役中为国捐躯追赠少将，入祀南岳忠烈祠。“大好河山”“万方多难此登临”等摩崖石刻也无不怀有同类情感。在众多石刻中以刻于开云亭侧石壁上的“雍容大雅”四字最为注目，每字约60cm见方，楷书竖刻，有小序：“今春小居嵩山，顷漫游九华、匡庐而至南岳，觉其俊奇秀美，诸山各有大观，雍容大雅，唯南岳是以当之”，款属民国二十六年（1937）夏邹鲁题。邹鲁为中央委员，曾任过中山大学校长，其“雍容大雅”四字，不仅极山河之胜，抑且为南岳的文化作了精当概括，表达了其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无限热爱之情。在南岳衡山名人对抗战先烈的题刻最为集中的仍然是忠烈祠，如“浩气长存”（）、“碧血忠魂”（陈城）、“生而为英，死而为灵”（邹勇）、“转战六省，气壮山河；名垂青史，功在卫国”（吴奇伟），这些都代表着国家和民族的声音，极富感召魅力。

三、结论

南岳衡山的山水抗战文化是中华山水抗战文化的缩影，一直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1984年5月24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专程到南岳衡山视察，入住当年办公和住宿的磨镜台南岳宾馆，参观了忠烈祠，并指示：“有的人为国家为民族牺牲了，应该重视，应该纪念”。2003年9月3日，其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及国家主席的来到南岳，并参观了忠烈祠和设在磨镜台宾馆的抗战纪念室，对为抗日捐躯的张自忠、佟麟阁、戴安澜等国民革命军高级将领给予了很高评价并说：“抗日英雄可歌可泣，我们要学习他们的伟大精神，南岳忠烈祠已誉满海内外，你们要管好他，爱护好他，使之成为一座教育人们爱国爱民族的基地”。2005年8月18日海峡两岸炎黄子孙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胜利60周年，在南岳忠烈祠举行了“中华儿女公祭抗战民族忠烈大典”，以祭奠抗日先烈，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祈愿世界和平[9]；以为首的新一届党和政府领导人，在2013年全国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议上表决通过了将每年的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战胜利纪念日、每年的12月13日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10]，2015年9月3日还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和阅兵式。中国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第一次彻底打败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选集》第二卷，1991年版474页）。但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牺牲，我们不能忘记历史，要珍惜抗日先烈用热血换来的和平、捍卫和平。抗战山水文化遗产资源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旅游价值和爱国主义教育功能，是宝贵的红色旅游资源。抗战名将杨森在岳阳大云山上的“三战三捷”摩崖[11]，为抗日战争“长沙保卫战”留下了历史的记忆，并于2013年被列入了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南岳衡山的抗战山水文化旅游资源品位很高，其中不少同样达到了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水准，应该进一步发掘整理、保护和开发利用。

参考文献：

[1]唐凤鸣.山水文化――山水城市的核心精神[J].湘南学院学报，2004 （06）：82-85.

[2]南岳志编篡委员会.南岳志[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

[3]康华楚.辉煌的南岳文化[J].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4（01）.50-54.

[4]楚云.中日战争内幕全公开[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5.

[5]李桂龙.三战三捷――传奇上将杨森将军[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

[6]唐林生.南岳佛道抗战与启示[J].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1（05）：103-108.

[7]余求校.评抗日战争时期军在湖南的抗战[J].武陵学刊，1995（06）：39-42.

[8]李岳平.衡阳抗战铸名城[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

[9]邓蓉.南岳万人公祭抗战英烈[N].潇湘晨报，2005-18-19：8.

黄花岗烈士事略序篇10

2.对曹操的"奸雄"之论应予以淡化李殿元，LiDianyuan

3.刘秀和公孙述关于"正统"的争斗王正义

4.士大夫与居士佛教谢芳琳

5.漫谈清前期的知识界杨畅，YangChang

6.《修齐文粹》序何崝

7.中国历史上的"才女"之叹李祥林

8.脍不厌细:中国古人食脍习俗小考王若涵

9.诗三百"思无邪"臆说向熹，唐智燕

10.蕙质兰心才调尤佳——蜀中女诗人薛涛小识张伟

11.从热闹到沉寂——张恨水人生剪影徐志福，XuZhifu

12.信息动态

13.沙博理与《中国文学》何琳，赵新宇，HeLin，ZhaoXinyu

14.伍瘦梅:诗情浓郁的画家王灭，WangMie

15.谨掬诗心瞻瘦梅康济民

16.刘咸炘《弄翰余沈》及其书学实践杨代欣，王珏

17.寻觅张大千的足迹——赴台日记选录(中)汪毅

18.学堂乐歌《苏武牧羊》的历史和艺术陈向蓉

19.川籍台湾人物小传(四)文史杂志 李永晖

20.丘濬及其身后的"丘濬"赵玉田

21.杨遇春:一位值得敬重和纪念的乡贤杨正苞，钟梅

22.与清华大学赵英秀

23.三星堆遗址铜"龙柱形器"应是"羊柱形器"钱玉趾

24.巴国入秦李家驹

25.方孝孺精神与历史转折的拐点赵映林

26.方孝孺之女殉节于宁海淮河薛家栓

27.近代中国最早的博览会——成都商业劝工会孙跃中，黄敏，SunYuezhong，HuangMin

28.涪江古镇话"目连"——青堤古镇探访记何云，青城，HeYun，QingCheng

29.电影《峨眉山下》与以后75年杨泽平，YangZeping

30.关于"鸟媒"徐康

31."鬼车"及其别名小考马启俊，MaQijun

32.趣谈古代扇子的功用杨祥民，YangXiangmin

33.《乌将军记》与《玄怪录》岂能并称范崇高

1.以人为本以德服人——浅谈"仁学"与"德治"在当代的运用杨倩丽，罗曲，YangQianli，LuoQu

2.中华蚕桑丝织起源多元论李绍先，LiShaoxian

3.大禹治水是疏导还是规导周述椿，ZhouShuchun

4.西高穴大墓"魏武王常所用"之我见陈仕益

5.对诸葛亮"鞠躬尽瘁"精神的再认识刘光利，LiuGuangli

6.民心向背问张营——张献忠帝蜀实情考之六冯广宏

7.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的爱国主题蓝强，LanQiang

8.洪度芳名传海表花旗才女仿涛笺张正则，季国平

9.《西游记》蓝本之争子岚

10.言简意赅的苏轼短文徐康

11.从新时代高度论东坡精神王世德，WangShide

12.文史杂志 赋之"古"、"律"何易展

13.从《虎符》看历史的真实与学术的真实冯异，FengYi

14.状元题材戏曲作品的"虚"与"实"萧源锦

15.勇士的情结艺术的张力——俄罗斯油画《搏斗》与中国同类题材作品之比较李一帅，LiYishuai

16.张大千首游峨眉山时间考熊锋

17.寻觅张大千的足迹——赴台日记选录(上)汪毅，WangYi

18.川籍台湾人物小传(三)李永晖

19.郭君穆先生二三事陆原，朱谱绚

20.华尔功成烈与阿坝藏区冯汝涵

21.读盛光伟日记(下)何崝HtTp://

22.大禹出生地新证阿波，ABo

23.巴蜀先民的竹木工艺与竹木建筑碧莲

24.四川百年历史的活化石——浅谈安仁镇的公馆建筑吴宏远

25."僰人悬棺"定名无误——兼析川南悬棺葬的族属问题邓沛

26.信息动态

27.中国人过中秋节的历史江玉祥，JiangYuxiang

28.漫谈诸葛亮的"生不逢时"黄志英

29.北宋皇帝的谶纬迷信青子衿

30.太平天国天王陵寝考述黄玲，张铁宝

1.儒家是否属于宗教谢桃坊，XieTaofang

2.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民间佛教子规，ZiGui

3.现代中国"布衣圣人"张澜邓经武，DengJingwu

4.卢作孚:从商只为济苍生梁凌

5.略说杨正苞先生的杂学钟梅

6.川籍台湾人物小传(二)李永晖

7.读盛光伟日记(中)何崝

8.论曹操的汉室情结李殿元

9.说收藏曹公度

10.张家长和张家短——张献忠帝蜀实情考之五冯广宏

11.钓鱼台、、钓鱼城及其他徐登明，XuDengming

12.西蜀画坛遗事文史杂志 江苹，JiangPing

13.《南溪县志》考证残联胜成

14.人朴德厚艺臻化境——邹文正先生的书画艺术陈沫吾

15.巴渝地区民间吹打乐之面面观肖岗

16.观班禅画师尼玛泽仁诸君创作巨幛蜀山岷水图感赋任杰

17.渝东、湘西的"阳戏"与面具杨铭，袁钧

18.抗战时期的防空学校黄辛建，王建国，HuangXinjian，WangJianguo

19.抗战剧坛轶事:《野玫瑰》主演秦怡等"罢演"始末徐志福

20.赵熙与"兜售"文史成

21.忘不了贺绿汀的《保家乡》蜀之鄙

22."卅载辛勤真译匠":杨宪益与《中国文学》何琳，赵新宇，HeLin，ZhaoXinyu

23.曹植"七步诗"及其他沈金亮，ShenJinliang

24.胜利在何时积多

25.清代的文禁肖燕，XiaoYan

26.还它原貌益明其妙——试说特殊情况下使用繁体字曾任教

27.令人费解的古语称谓谢志杰

28.文史杂志 "很如羊"新解郗文倩

29.虎年过半再说虎徐康，XuKang

30."耽于女乐"与"寡妇守节"管墨

31.漫谈中华菜名文化及其翻译梁聪，LiangC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