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财奴的故事十篇
时间：2023-03-23 21:21:34
守财奴的故事篇1
关键词:看钱奴;佛学思想;新解
在我国古代十大喜剧中,《看钱奴》是唯一的一部以讽刺艺术为主来描写人情世态的剧作,也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讽刺喜剧。它的故事本于晋代干宝《搜神记》中的“张车子”故事,后流传了几百年,到了元代,由剧作家郑廷玉增饰演绎,遂成了《看钱奴买冤家债主》,简称《看钱奴》。
故事剧情大致如下:贫民贾仁平时以挑土筑墙为生,偶然挖到周荣祖家藏在墙下的祖产而致富,周荣祖夫妇则因此落魄。贾仁虽有了万贯家财,却无儿无女,命坐馆先生陈德甫替他买一个儿子,恰巧买了风雪之中走投无路的周荣祖夫妇卖的儿子长寿。二十年后,长寿长大成人,贾仁财富越聚越多,却吝啬成性,拥有“鸦飞不过的田产”,却因一抹油指头被狗所舔而气急致死。周荣祖夫妇乞讨至东岳庙中,遇到长寿,发生冲突,后经陈德甫说明实情,一家人才得以重聚,贾仁二十年前无意中得到的财产又原封不动的归于周家,而自己只是替别人做了二十年的看钱奴。
作为我国古代十大喜剧之一,《看钱奴》应该在我国戏剧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但事实上,它却远没有《西厢记》《墙头马上》《风筝误》等才子佳人剧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那样高。有不少论者认为此剧“宣扬了神佛的威力和因果报应、富贵在天的思想”,因而斥其“思想上并无可取”,并大大削弱了它在文学史上的价值。这一点看似中肯,却也不无偏见。《看钱奴》中的佛教思想,其实有着更深层次的内涵,只有弄清了这些,我们才能真正的读懂《看钱奴》,读懂一切以佛教为手段来进行创作的文艺作品。本文就是想通过对《看钱奴》佛教思想的解读,来对其做出一个较客观的评判。
一、借佛家观念来表现儒家道德规范
佛教自汉代传入我国后,为了适应我国的国情,在历经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后,与我国已有的儒家,由最初的相互冲突逐渐发展到相互融合,在隋唐时期已经发展成为了中国文化重要的一部分。到了元代,在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我国的佛教已经有很多儒家的思想掺杂在里面。佛教的中心思想讲究“因缘生法”“因果相续”“因果报应”,而儒家则提倡正心诚意、止恶向善和修身养性。仔细阅读剧本会发现,在《看钱奴》里作者真正要表达并宣扬的,不是佛教富贵在天,因果报应的宿命论思想,而是以这些思想为中介,去劝诫人们要积善行德,修身养性的,这正是儒家思想的宗旨。剧本中有好多描写都可以说明这一点,如楔子里,(仙吕赏花时)一段:“也曾将释典儒宗细讲习,无非是积善修心为第一”,明确指出佛家与儒家的宗旨就是为了“积善修心”;第一折里,“便好道:不孝谩烧千束纸,亏心空k万炉香。神灵本是正直做,不受人间枉法赃”,教导人们要遵守孝道,纯净心灵;另第一折(混江龙):“你休要虚贪声价,但存的那心田一寸种根芽。不肯道甘贫守分,都则待侥幸成家。自拿着杀子杀孙笑里刀,怎留的好儿好女眼前花”,劝诫人们要保持善心,甘贫乐道;同一折(那吒令)里,“你前世里造下,今世里责罚。前世里狡猾,今世里叫化。前世里抛洒,今世里饿杀”,则是劝诫人们要积善行德,爱惜粮物的。
孔子说过:“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讲的就是儒家对财富的态度:就是以道义为前提。贾仁通过不正当的途径来把周家的财产据为己有,最后只能落得物归原主,人财两空,作家这样写,看似佛家“因果报应”之结果,实则是儒家“以德致富”思想之体现。在这里,对佛教思想的宣扬并不是作者的宗旨,而是成了一种中介,用它来表现儒家思想道德规范,这也是作者至善至仁宗教观的体现。
二、将佛教思想作为小说创作的艺术手段
在元杂剧中,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要想突出中心,就必须以最简练的手法,来达到最佳的艺术效果。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在有限的形式下表现出无限的内容,就要求作家在戏曲的结构设置与内容安排上,尽量做到详略得当并合情合理。《看钱奴》的故事时间跨度二十年,从天上增福神赐福,到人间周荣祖卖儿;从看钱奴贾仁吝啬守财,到庙里老叫化挨揍;从周氏父子相隔冲突,到最后的财归原主……仙境与凡世,朱门与贫户,人事相互交错驰骋,令人目不暇接。这些非常态的夸张的剧情,正是有了佛教思想的参与,才使读者看来十分清晰自然。贾仁由最初贫穷到一夜之间暴富,将周家的财产转为己有,看似荒诞,但作者将其原因归结为周荣祖的父亲拆了寺院,于是灵派侯令增福神将他家财产赐予贾仁二十年,一方面为这一事件找到了看似合理的理由,另一方面,也为贾仁成为看钱奴做了铺垫;贾仁虽得到了周家“鸦飞不过的财产”,却无子嗣,周荣祖雪夜流浪至酒店,又将儿子卖与贾家,如此巧合的事情,正是顺应了上仙把周家福分借给他二十年,是以后他替人守财结局的先兆;长大成人的长寿为了替父许愿还愿,在庙中与亲生父母巧遇、冲突,到最后的父子相认,人财终归原主,看起来太过于顺理成章,而却顺应了作者在开头“灵派侯将周家财产赐予贾仁二十年,二十年后物归原主”的设置。这些变幻莫测,夸张虚妄的故事情节,正是因为有了神佛的参与,才会变得井然有序,合情合理。佛学思想不仅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而且扩大了戏剧舞台的表演空间,并给以故事一个完满而又合情合理的结局,可以说,这是《看钱奴》中佛教思想发挥作用的又一个重要特征。
三、借佛教思想表现现实人生
对佛教思想的宣扬,成为《看钱奴》被后人所诟病的原因,但《看钱奴》却与那些直接宣扬佛教教义的宗教宣传品并不相同。纯粹的佛教宣传品一般只宣扬佛教教义,而往往忽略现实人生,极容易走上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道路,而《看钱奴》却不相同,它里面的佛学思想与现实人生是紧密相连的,可以说是为现实人生来服务的。
首先,作者的出发点是现实人生。在剧作里,作者没有从虚妄的世界出发,而是立足于现实社会,立足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在阐述自己的观点时,作者也没有摆出一些枯燥抽象的说理,更没有在作品中大肆列举佛家的思想道义,而是紧扣现实人情来循循善诱,这些通俗易懂的道理必然给人以启示,也更能被世人所接受。
其次,作者反映的也是比较真实的世态人情。例如对贾仁吝啬刻薄嘴脸的刻画,正是当时许多为富者都普遍存在的一个特征;渴望一夜暴富,也是许多不愿付出,贪图享受之人共有的一个愿望;希望有子为自己传宗接代,更是中国封建社会所固有的一个传统观念;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也正是所有人指导自己为人处事的一个行为准则。
守财奴的故事篇2
所谓“一词经纬”，是一种写作、构思的方法，指的是用一个关键的词去谋划写作的方案、营造文章的结构、突出文章的主旨、抒发作者的情感等。例如《口技》中从“口技表演”的角度，一字立骨——“善”；《出师表》从“品读”的角度，一点深入——“情”，即“报先帝”的怀念之情、感恩之情、复汉之情，“忠陛下”的忧患之情、委婉之情、期待之情；《谏太宗十思疏》中紧扣一“思”字做文章；《三国演义》“失街亭”中马谡的“三笑一哭”等，就是作者用来结构全文，表现全文精髓的一个经纬之词。现在我们把“一词经纬”借用到单篇课文的整体阅读教学设计上，指的是一种教学设计艺术，这种艺术的特点就是巧妙抓住一个词（或一个短语）去设计教学方案，力求用这一“词”（或这一个短语）去纵横连贯全课的教学内容，带动对全篇课文的阅读品析。
我们抓住的这个“词”，可以是贯穿全文的关键字眼，如教学《林黛玉进贾府》一文，可选择一个“真实的细节”，也就是对于林黛玉的到来，贾府人物上自贾母下至丫环，都表现了一种共同的表情——笑。以此为教学切口，我们就能更便捷地窥探到人物的身份地位、性格特征和内心世界。
心悲而哭，心喜则笑，这本是人之常情，但在《林黛玉进贾府》一文中就显得非同一般了。在文章多达26次“笑”中，我们可看到黛玉凄楚谨慎的笑，贾母喜悦满足的笑，王熙凤泼辣放纵的笑，王夫人讨好可心的笑，邢夫人仁慈随和的笑，贾宝玉真诚自然的笑，探春真率会意的笑，丫环附和应酬的笑，林林总总，“一笑传神”，这些笑或浓墨重彩，或轻描淡写，或先声夺人，或反复亮相，通过这些不同身份、不同辈分的人的笑，反映了人物鲜明的性格特征，展示了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凸现了人物微妙的情感变化。这26次笑，使我们对贾府有了一个总的印象：礼仪之家，但如果再结合人物的语言细细品味，又会得出，这些人物的笑并非都是发自内心的欢笑，通过这些“笑”，又会使人看到贾府的另一面：虚伪之家。在这26次“笑”的背后，正潜伏着它日后不可避免的衰落。可见，在这里抓住一个“笑”字，就能有效地串起了课文的教学内容，使我们较全面较准确地把握了人物的性格特征，认识人物形象的社会意义以及当时社会的内存真实。
当然“一词经纬”式的教学设计艺术，我们抓住的这个“词”也可以是从课文内容中提炼出来的主要特点。如《守财奴》这篇课文，从结构分析上看，处处体现一个“三”字。
从全文来看，可分为“三财”，爱财——骗财——守财。
第二部分从矛盾缓和到紧张有三变：缓和（向儿女屈服）——紧张（发现金梳妆匣）——缓和（太太昏死涉及继承权）。
守财奴发现了金梳妆匣后有三个动作：发现（瞪眼）——抢夺（一个“扑”字）——交回（讲和）。
为了说明守财奴的心里只有金子，有三不顾：不顾儿女爱情——不顾妻子的痛苦——不顾佣人的劝说。
第三部分为了骗取继承权有三个过程：提出——诱骗——骗到。
为了骗到继承权守财奴有三招：撒谎——施小惠——掩盖事实真相。
第四部分写守财奴的三阶段：还算硬朗时（教给女儿以吝啬的作风）——风瘫时（给女儿做誓守财产的榜样）——临终时（留给女儿以守财的遗言）。
《守财奴》的“三”字，就是对课文内容写法的一种提炼。其中有守财奴个性化的语言，有个性化的动作，有传神的细节描写，使我们如闻其声，如见其形，如窥其魂，一个贪婪吝啬、狡诈、卑鄙、爱财如命，至死不变的吝啬鬼形象就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们眼前，使我们更加认清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
“一词经纬”式的教学设计艺术，在柳宗元的《愚溪诗序》一文中，也有突出特点，针对这篇课文内容，可以选取课文写作上最有特色的一个点——“愚”来设计教学：首段叙述作者以“愚”获罪，谪于潇水，为爱此溪，遂家于斯，鉴于这条溪的溪名定不下来，干脆改称之为“愚溪”；第二段交代愚溪周围的环境，旁有愚丘、愚泉、愚沟、愚池、愚堂、愚亭、愚岛等等，原来都是“山水之奇者”，“以予故，咸以‘愚’辱焉”；第三段说明此溪水位甚低，无法灌田，又不利航行，它的“无以利世”是与我一样的，所以称其为“愚”也不算辱没它；第四段议论自己生于“有道”之时却违背道理，不通世事，真是没有比自己更“愚”的了，因而这条愚溪“予得专而名焉”；末段慨叹愚溪固然“莫利于世”，然“清澈如镜”“善鉴万类”，自己虽亦“不合于俗”，却胸有万象，无所顾忌，且能以吟咏自娱，于是“以愚辞歌愚溪”，独乐而不求人知了。此文以“愚”字贯穿全篇，先自嘲，继解嘲，最后以且嘲且慰作结，所嘲所慰都不离一个“愚”字，突出了“愚”者乐“愚”、不改其志的立意，给读者以相当深刻的印象
守财奴的故事篇3
俗话说的好：“有钱能使鬼推磨。”有了钱，就可以买自己想买的东西；有了钱，就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有了钱，就可以去自己想去的地方。
上个星期天，我在家看了一本书，叫做《欧也妮。葛朗台》。在看完这本书后，给了我很大的启示。
故事是说了：老葛朗台的独生女儿，天真美丽的欧也妮爱上了破产落魄的表弟夏尔。为了资助夏尔，她将父亲给自己的金币全部赠给了他，这一举动激怒了爱财如命的老葛朗台，父女俩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一向胆小而娴熟的母亲因此一病不起，而欧也妮这个痴情的姑娘，最终等到的却是发了小财的负心汉。
守财奴的故事篇4
一、边防政策
两汉王朝和北方游牧民族的斗争最为持久。《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云：“四夷之暴，其执互强矣。匈奴炽于隆汉，西羌猛于中兴，而灵献之间，二虏(指乌桓、鲜卑——笔者)迭盛。……其陵跨中国，结患生人者，靡世而宁焉。”因此，两汉边防重心在北方，“西边、北边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燧”①。构成两汉时期的重要防线。
由于边防形势不同以及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两汉王朝相应地采取了不同的边防政策。
西汉经历了和亲防御到积极进攻的转变。
早在汉高祖践祚之初，就曾有图匈奴之举。汉高祖亲率32万大军北伐匈奴，但因准备不足，被困平城白登山，损失惨重。由此，刘邦不得不采纳娄敬的建议：“天下初定，士卒疲于兵革，未可以武服也。”②对边防采取防守政策，史称“坚边设候，结通和使”③。
“坚边设候”：就是在边境地区设立关卡，建烽燧，布置边防力量，加强防御能力。如高祖二年(前205年)“兴关中卒乘北边塞”④；文帝时实行削藩、收边郡措施，在北方边胡之燕、代国更置缘边郡，“燕、代虽有旧名，皆亡南北边矣”⑤；并令军分屯于飞狐、句注、上郡、北地以及长安附近之棘门、霸上与细柳“以备胡”；同时，采纳晁错的建议，“徙民塞下”，充实边境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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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卷六九《赵充国传》。
② 《汉书》卷四三《娄敬传》。
③ 《汉书》卷四《文帝纪》。
④ 《汉书》卷二四《食货志》。
⑤ 《汊书》卷九四《匈奴传》。
“结通和使”：就是与匈奴和亲。高祖九年(前198年)取家人子为公主妻于单于，使娄敬往和亲约；惠帝三年(前192年)以宗室女为公主嫁匈奴单于；景帝元年(前156年)遣陶青至代下与匈奴和亲，希望通过和亲来减缓匈奴人寇频率。
汉初这种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和周边民族的大规模军事冲突，对医治战争创伤、稳定政治局势、恢复和发展生产起了积极作用。然而，匈奴游牧经济的不稳定性，“宽则随畜田猎禽兽以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①。使其一直没有放弃对边地的掠夺。《汉书·晁错传》云：“汉兴以来，胡虏数人边地，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自吕后六年(前182年)至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年)卫青败匈奴右贤王子河套以北止，共58年，匈奴入寇约有29次之多，平均每两年就有一次大规模人寇。其入寇兵力每次由三四万骑至二十万骑不等；其入寇地区，或专掠一郡，或分掠数郡；杀戮边地人民，自太守、都尉以下，每次都是数千乃至数万。其入寇地点，涉及狄道、陇西、朝那、朔方、云中、定襄、雁门、代郡、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几乎包括汉朝北疆数千里，成一方大患。
汉武帝时期，经过汉初70年的休养生息，国家经济实力空前雄厚，“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②；加上国内诸侯王问题已得到解决，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大大加强，使汉王朝与北方民族关系的优势转到西汉一方。边防政策也由汉初之防守转为积极进攻。武帝曾对卫青说：“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③自武帝元光二年(前133年)“王恢谋马邑，匈奴绝和亲”，开始了大规模战略进攻，对北部进行了积极经营。
元朔二年(前127年)，卫青、李息出云中，至高阚，败白羊、楼烦二王，“收河南地”，而置朔方、五原郡。
元狩二年(前121年)，霍去病出陇西，进攻河西走廊，大破匈奴，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后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元狩四年(前119年)，卫青、霍去病率1O万精骑，“私负从马凡一十四万匹”，出征漠北。击溃匈奴单于及左贤王，“匈奴远循，幕南无王廷”，由是，“汉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④。并于“河南”地沿边五郡塞外置五属国以处匈奴降者。
汉武帝实行积极拓展的边防政策，取得了“斥地远境”的作用。但由于连年大规模攻伐，亦使“海内虚耗，户口减半”⑤。《汉书》云：“汉(武帝时)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费多，财用益屈。”武帝晚年“悔征伐之事”，下轮台诏与民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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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治通鉴》卷二二，征和二年闰月条。
② 《史记》卷三0《平淮书》。
③ 《汉书》卷九四《匈奴传》。
④ 《汉书》卷一四《诸侯王表》。
⑤ 《汉书》卷一《高帝纪》。
昭、宣之世，边防政策也由汉武之时的积极拓展而转为相机攻伐。如宣帝时，匈奴遭天灾，丁零攻其北，乌桓人其东，乌孙击其西，汉也于本始二年(前72年)和地节二年(前68年)两度出兵攻击匈奴。其后，匈奴内乱，五单于分立，互相攻击，来降者前后踵继。汉王朝对来降归义者实行招抚。甘露元年(前53年)，呼韩邪单于遣子入侍，自是以后“单于守藩”，“北边晏然，靡有兵革之事”①，使得边境安宁60余年。
东汉边防大体经历了消极防御到“以夷制夷”政策的转变。
东汉之初，经过长期战乱，“海内人民，可得而数，裁什二三。边垂萧条，靡有孑遗”②，“城郭皆为丘墟，生人转于沟壑，今其存者，非锋刃之余，则流亡之孤，迄今伤痍未愈，哭泣之声尚闻”③。东汉政权出于“长治久安”的政治需要，采取了恢复生产、安定社会秩序的措施。在边防指导思想上也以“保境安民”为宗旨，主守而不主攻，即所谓“闭玉门以谢西域之质，卑词币以礼匈奴之使”④。实行收缩边防的政策，主要表现在：
其一，罢亭候吏卒。光武针对“边垂萧条，靡有孑遗，障塞破坏，亭燧绝灭”的局面，于建武二十三年(47年)“诏罢边郡亭候吏卒”⑤。
其二，内迁边民。因河东地区屡遭匈奴袭扰，“中国未安，米谷荒贵，民或流散”⑥，刘秀被迫内迁边民。建武十五年(39年)，大司马吴汉迁徙雁门、代郡、上谷三郡吏民6万余人，置常山关、居庸关以东“以避胡寇”。
其三，放弃西域。建武期间，西域诸国“皆遣使求内属，愿请都护”，光武“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竟不许之”，同时表示“如诸国力不从心，东西南北自在也”⑦。
其四，引匈奴、乌桓入居边塞。建武二十四年(48年)，南匈奴归降，设匈奴中郎将，“自是以后为常，乃悉缘边八郡……皆领部众为郡县侦罗耳目”⑧；光武二十五年(49年)设乌桓校尉，“封其渠帅为侯王君长者八十一人，皆居塞内，布于缘边诸郡，招来种人，给其衣食，遂为汉侦候，助击匈奴、鲜卑”⑨。
光武帝的边防举措，奠定了东汉一代边防政策的基础。明、章之际，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天下安平，人无徭役，岁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披野”⑩，曾一度伺机出击北匈奴，而取伊吾庐地，同时复置西域都护。但这种积极进攻政策并未维————————
① 《汉书》卷八(宣帝纪)。
② 应劭：《汉宫仪》。
③ 《后汉书》卷二三(窦融列传)。
④ 《后汉书》卷一八《臧宫列传》。
⑤ 《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
⑥ 《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
⑦ 《后汉书》卷八八《西域列传》。
⑧ 《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列传》。
⑨ 《后汉书》卷九《乌桓鲜卑列传》。
⑩ 《后汉书》卷二《明帝纪》。
持多久。自和帝以后，尤其是安、顺以降，外戚、宦官交替掌权，吏治腐败，国家无暇边防建设，遇有寇掠，只得引用夷兵，以夷制夷。所谓“夷胡相攻，无损汉兵者也”①，“以夷伐夷，国家之利”②。
综观两汉时期，西汉边防表现得更为积极。西汉对边防局势的把握，显得游刃有余，开边拓土，扩大疆域，奠定了我国疆域的基础。当然，这与西汉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有密切关系。相形之下，东汉边防则显得比较消极。其放弃对边防之积极经营；“以夷制夷”在执行过程中往往又失去对少数民族的羁縻控制，并有意无意地制造民族混乱；加上入居边塞之边疆民族不时挑起民族纷争，相互攻伐，酿成长期边患。据粗略统计，自安帝至东汉末季，匈奴大规模犯边有20余次，羌人犯边近40次，乌桓、鲜卑犯边达30余次。东汉衰亡，祸起于边。
二、边防武装力量建设
由于边防政策不同，两汉在边防武装力量建设上也经历了一个调整和变化过程。
西汉王朝根据边防形势的发展，相应地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边防武装力量体系。主要包括：
1．边郡兵
西汉极为重视北部边郡的军事力量建设。“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马为务”③，军事优先于民政，因此，西汉边郡拥有一支具有相当实力的常备军。卫宏《汉旧仪》称：“边郡太守各将万骑，行障塞烽火，追虏”。由于边郡地域辽阔，交通不便，战争又比较频繁，因而边郡除太守设置幕府，以长史佐辅领兵外，在各要塞，往往置若干部都尉，具体负责各屯区的军事安全。《汉书·冯奉世传》注引如谆《汉仪注》云：“边郡置部都尉、千人、司马，皆不治民。”经查《汉书·地理志》等有关资料，西汉北部边郡共设有55个部都尉，平均每郡2．5个，为内郡之2．5倍。
2．将屯兵
西汉边郡兵虽然较为完善，但其单独抵御游击性很强的游牧民族尚有一定难度。作为佐辅力量，西汉在边郡又置“将屯兵”，即由中央派将率领，屯驻于边郡的防御作战部队。它作为中央派驻军，虽然驻扎在边郡，但和边郡太守所辖的边郡兵属于不同的统属系统。④如《汉书·赵充国传》记载，宣帝时，匈奴发10万骑欲人为寇，汉廷“遣充国将四万骑屯缘边九郡”。师古注：“九郡者，五原、朔方、云中、代郡、雁门、定襄、北平、上谷、渔阳也。四万骑分屯之。而充国总统领之。”就是针对缘边九郡力量较弱，中央增派赵充国率领将屯兵加强防务。西汉将屯兵没有固定屯期和屯戍点，是因时因势而设，事迄则罢。然而，由于边防形势动荡不定，西汉屯兵始终存在，是边防武装力量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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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后汉书》卷四一《宋均列传》。
② 《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列传》。
③ 《后汉书》卷二八《地理志》。
④ 参见陈晓鸣《汉代将屯考略》，《秦汉史论丛》第6辑。
3．屯田兵
屯田兵，又称“田卒”或“戍田卒”，是指“以兵营田”，且耕且守的武装力量。屯田之设，始自武帝。《汉书·百官表》云：“农都尉，属国都尉皆武帝时置”。武帝时，经过几次和匈奴大规模战争，占有“河南地”、河西走廊，而且也占领了漠南地区。“汉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①自此以后，西汉军屯得以推广，北部的朔方、五原、北地郡有军屯；河西走廊之令居、番和、居延、敦煌、酒泉、武威有军屯；西域之轮台、渠犁、伊循、车师、赤谷有军屯；河湟、陇西等地也有军屯。所谓：“边郡置农都尉，主屯田殖谷。”②屯田兵不仅分布地区广，而且规模很大，极盛时曾达“六十万人”③。
4．属国兵
西汉置属国的设想始自晁错和贾谊。贾谊曾云：“将必以匈奴之众为汉臣民，制之令千家而为一国，列处之塞外，自陇西延安至辽东，各有分地以卫边，使备月氏、灌窳之变。”④其战略思想到汉武帝时得以实施。《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载：元狩二年秋，浑邪王来降，“乃分徙降者边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为属国”。西汉从元狩二年始，至昭帝时期，至少设置了安定、天水、上郡、西河、五原、张掖、金城等七个属国。《盐铁论·诛秦篇》载：“置五属国以拒胡，则长城之内，河山之外，罕被寇菑”，说明属国兵在西汉边防上的重要作用。
东汉，由于边防政策趋于保守，其对边防武装力量结构亦做了适度的调整。主要体现在：
1．削弱边郡兵的力量
鉴于新莽之乱、太守拥兵割据之局面，光武帝于建武六年(30年)“罢郡国都尉官”⑤，削弱郡级武装力量。这项举措，同样行之边郡。以后，尽管在陇西、金城、辽东、乐浪、居延等地偶有都尉之复置，然皆时置时废，它已非西汉之通行之制。时人应劭说：“每有剧贼，郡临时置都尉，事迄罢之。”⑥经查《续汉书·郡国志》，北部边郡确已鲜有部都尉之设，亦无部都尉之治所的记载，足见“罢郡国都尉官”亦行之北部边郡。削弱边郡兵的另一项举措，是“罢边郡亭候吏卒”，即罢省了西汉以来的边郡候望系统，以南匈奴、乌桓、鲜卑为侦候耳目而已。东汉对边郡部都尉和候望系统的罢省，大大削弱了边郡武装的力量，使其单独抵御寇乱的能力大为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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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卷九四《匈奴传》。
② 《后汉书》卷三八《百官志》。
③ 《史记》卷三《平准书》。
④ 贾谊：《新书》卷四《匈奴》。
⑤ 《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
⑥ 《后汉书·百官志》注引应劭曰。
2．对屯田兵的压缩
由于边郡兵被削弱，其后勤供应相对减缓。对且耕且守之屯田兵也进行了压缩。这不仅表现为戍耕点远不及西汉之多，屯田兵数量也较西汉为少，一般一地仅“数百人”，多者亦不过千人左右；同时，就领导体制而言，无单独完整的管理系统，大致仅为营、部一类的组织，如玄菟郡有屯田“六部”，金城郡有屯田“三十四部”，组织上远不及西汉完整。
3．对将屯兵的调整
东汉对将屯兵的调整突出在两个方面：首先，针对不同的边防对象，增设将屯兵。马端临《文献通考·兵考》云：“于是北胡有变，则置度辽营，……羌犯三辅，则置长安、雍二尉；鲜卑寇居庸，则置渔阳营，……置屯多矣。”其次，东汉将屯兵由西汉的临时陸设置逐渐变为边境上的长期屯兵。如光武帝时设黎阳营，明帝时设度辽营，安帝时置长安营、雍营、渔阳营等，都变成了边郡“屯列坐食之兵”①。
4．增强民族兵在边防中的地位
东汉时边防武装力量最大的调整是增强民族兵在边防中的地位。
首先表现在增设属国。西汉原有的一些属国，如定安属国、西河属国、上郡属国、金城属国、张掖属国等仍然继续存在或复置。且自安帝以后，在北部边郡还增设了广汉、辽东、酒泉涿郡、辽西等新的属国。②属国不仅增设多，而且其权限也较西汉属国为大。在西汉，属国“分郡离远县置之，如郡差小，置本郡名”③，地位似乎比一般边郡太守要低；而东汉则“稍有分县治民比郡”④，地位等同边郡太守。
此外，扩大了民族兵的使用范围。使护匈奴中郎将、护羌校尉、护乌桓校尉等已成为东汉王朝在边境的封疆大吏，在边防作战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以夷制夷”，成为东汉边防战略的重要措施之一。民族兵，亦在东汉边防武装力量中占有突出地位。
总之，两汉边防武装力量构成大体相同，但其侧重点则不甚一致。西汉以边郡兵作为边防主体，辅之于屯田兵、属国兵，彼此之间不相统属，各司其职，对小的寇掠作防御性应付；而遇有大的寇掠，则临时增派将屯兵，或协助边郡太守、农都尉、属国都尉屯边戍守，或辖领他们出击作战，边防各武装力量平衡发展，体制较为健全。东汉，由于边郡兵力削弱，地位下降；屯田兵戍耕范围缩小，人数减少；在边防上则多倚重将屯兵和民族兵。而将屯兵由于防区限制，运转颇不灵便，民族兵又“骄横难制”、羁縻失当、叛附无常。故此，东汉一代，边防武装力量虽然贯彻了“居重驭轻”的建设方针，但是对于边防作战、兵员调动却是捉襟见肘。因此，从边防整体实力而言，东汉远不及西汉之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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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后汉书》卷六五《皇甫规列传》。
② 分别见《续汉书·郡国志》、《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后汉书》卷八五《东夷传》。
③ 《后汉书》卷三八《百官志》。
④ 《后汉书》卷三八《百官志》。 三、边疆经济开发
西汉由于采取了积极进取的边防政策，在边疆经济建设上亦花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点。
1．大规模徙民实边和军事屯垦
实边、屯垦在汉武帝时表现得尤为突出。考诸史实者有：
元朔二年(前127年)，“募民徙朔方十万口”①。
元狩二年(前121年)，“徙关东贫民所夺匈奴河南地新秦中以实之”②。
元狩四年(前119年)，“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口”③。
元狩五年(前118年)，“徙天下狡猾吏民于边”④。
元鼎六年(前111年)，“分武威、酒泉地置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⑤。
元封三年(前108年)，“武都氐人反，分徙酒泉郡”⑥。
至于军事屯田，规模巨大，已如前所述。
2．加强边郡城防和道路建设
汉武帝在新拓展的边郡地区，进行了大量的工程建设。《史记·平准书》载：元鼎六年“又数万人渡河筑令居”。《后汉书·西羌传》：“初(汉武帝时)开河西，列四郡，通道玉门，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于是障塞亭燧出长城外数千里。”又《史记·匈奴传》云：“汉使光禄勋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余里，筑城障列亭至庐朐……使强驽都尉路博德筑居延泽上。”据陈梦家先生考证：“汉武帝由于防御匈奴与西羌，开发西域，在河套以西，用了短短12年时间，兴建了规模巨大的三四千里障塞亭燧”⑦；同时还修筑了固阳道，沟通天山南北与中原的联系；修“回中道”，北出萧关。初步完善了北部长城沿线及其以外的交通体系。
3．加强马政建设
为适应对北方游牧民族作战的需要，西汉大力组建骑兵，加强马政建设。早在文帝时，采用免役的办法鼓励民间养马。至景帝时，开始在北部畜牧业区开设牧马苑“益造苑马以广用”⑧。据《汉仪补注》云：“太仆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边、西边，以郎为苑监，官奴婢三万人，分养马三十万头。”武帝即位以后，“为伐胡，盛养马”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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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卷六《武帝纪》。
② 《汉书》卷九四《匈奴传》。
③ 《史记》卷三0《平准书》。
④ 《汉书》卷六《武帝纪》。
⑤ 《汉书》卷六《武帝纪》。
⑥ 《汉书》卷六《武帝纪》。
⑦ 陈梦家：《汉武边塞考略》，《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19页。
⑧ 《史记》卷三《平准书》。
⑨ 《史记》卷三《平准书》。
在景帝马政基础上，又“令民得畜边县，官假母马，三岁而归，及息什一”①。马匹数量大增。《玉海》卷148引魏王郎云：“雄卫霍张皇之师，羁兵塞上，厩马有四十万匹。”汉武帝时期，大力发展骑兵与马政建设互为促进，二者均达到了当时所能达到的高度。其时养马、用马规模之大和范围之广都是空前的。
西汉为巩固边防而进行的大规模突发式经济开发，产生了明显的效果。
首先，徙民实边、军事屯垦，不但增加了北方边郡地区的人口，使农耕经济不断北移，中原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也随之传人北方游牧区，而且政府鼓励性的组织管理形式也为边郡地区经济形式的转换奠定了必要的基础。同时，屯田本身也取得了“内有亡费之利，外有守御之备”②的功效。
其次，马政建设，亦使长城沿线出现过畜牧业繁盛之局面。《盐铁论·西域篇》载：“长城以南，滨塞之郡，马牛放纵，蓄积布于野”。《汉书·地理志》也载：河西地区“地广人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
复次，边郡城防体系的建立和交通之开凿，加强了中原与边郡以及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所谓“通关市，饶给之，往来长城下”③；“商胡贩客，日款塞下”、“殊方异物，四面而至”④；“西北外国使，更来更去”⑤，充分体现了当时经济、文化交流的盛况。
当然，西汉边疆经济开发成果的取得，是以国家巨大的财政支出为基础的。史谓“边郡诸官请调度者，皆为报给，损多益寡，取相给足”⑥。如徙民实边“衣食皆仰给县官，数岁，假予产业，使者分部护之，冠盖相望，其费以亿计，不可胜数。于是县官大空”⑦；屯田卒的生产工具、耕牛诸项也由国家供给。应劭说“武帝始开三边，徙民、屯田皆与犁牛”⑧。故陈直先生认为：屯田“不是裕财，而是消费”⑨。至于城防工事及交通的建设更是如此，仅筑朔方城“费数十百钜万”，而汉武所筑三四千里障塞亭燧，其费用之巨是可想而知了。故此，汉武帝大规模开发边疆之措施并未持续多久，因“财用益屈”而下轮台诏与民休息。
东汉采取收缩边防的政策。相应地，放弃了对北部边疆的经济开发，主要表现在：
1．内徙边民
东汉内徙边民较为频繁。考诸史册者有：建武十年(34年)“徙定襄”⑩。建武十————————
① 《汉书》卷二四《食货志》。
② 《汉书》卷六九《赵充国传》。
③ 《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
④ 《汉书》卷九六《西域传》。
⑤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
⑥ 《后汉书》卷三六《百官志》。
⑦ 《史记》卷三《平准书》。
⑧ 《玉海》卷一七七《食货·屯田》。
⑨ 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陕西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74页。
⑩ 《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
五年(39年)“徙雁门、代郡、上谷三郡民，置常山关、居庸关以东”①。永初五年(118年)，羌人寇河东、河内“百姓相掠，皆奔南渡河。……遂移陇西徙襄武，安阳徙美阳，北地徙池阳，上郡徙衙”②。永和五年(140年)，“徙西河治离石，上郡治下阳，朔方治五原”③。
如此大规模徙民于内郡，使北部边郡显得意外萧条；同时，民间自发的、零散的、渐进式的移民内郡，更使得边郡人口锐减。把《汉书·地理志》所记西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户口统计与《续汉书·郡国志》所记顺帝永和五年(140年)户口统计作一比较，可以看出其耗减量十分惊人。
平帝元始二年，西汉北部边郡有1151828户，而到东汉顺帝永和五年锐减至320469户，仅为西汉平帝时户数的27．82％；西汉平帝时北部边郡有5114887口，而东汉有1399131口，仅为西汉口数的27．35％。在农业社会，人口是衡量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人口锐减，其经济衰退之程度是不言而喻的。
2．少数民族大量入居塞内
伴随着徙民于内郡，则是少数民族大量入居塞内。建武十三年(37年)“匈奴左部遂复转居塞内”；建武二十四年(48年)南匈奴内附，“南单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诸部王，助为扞戍。使韩氏骨都侯屯北地，右贤王屯朔方，当于骨都侯屯五原，呼衍骨都侯屯云中，郎氏骨都侯屯定襄，左南将军屯雁门，粟籍骨都侯屯代郡”；北匈奴亦“款五原塞降”，后来又战事不断，而“诣云中、五原、朔方、北地降者”，遂“以分处北边诸郡”④。此外，又有窜逃人塞者络绎不绝，而乌桓、鲜卑亦相继人塞，交错分布于边郡。
少数民族入居边郡，固然有助于加强民族融合，但对东汉王朝边防而言，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首先，原来的牧马区或多或少地变成了战场，政府无法在宜牧区牧养马匹，而使东汉王朝逐渐放弃了北部边郡的苑马牧养。如和帝永元五年(93年)，“诏有司省减内外厩及凉州诸苑马”⑤。其次，使屯戍区大为缩小。原来两汉常置的屯田机构亦日渐废去，使戍耕点越来越少，游牧区不断南移。复次，使政府负担不断增加。《后汉书·袁安列传》载袁安言：“且汉故事，供给南单于费直岁一亿九十余万，西域岁七千四百八十万”。《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也载：“于是鲜卑大人皆来归附，并诣辽东受赏赐，青徐二州给钱岁二亿七千万为常”；同时对乌桓也“给其衣食”。
综上所述，西汉由于不惜成本地大力从事边疆经济开发，使北部地区的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从而有相当的经济实力支撑强大的边防武装力量之存在，边防也相对巩固，有效地保证了中原地区人民的和平生产与生活。而东汉，由于对边疆经济开发不力，使边疆地区经济极度衰落而缺乏足够的经济实力去维持强大的边防武装力量，导致“边郡守御之兵不精”⑥，边防军事实力不强，而寇乱迭起，“岁无宁日”。其结果却是筹边之费增加，动辄“八十亿”甚至“二百四十亿”⑦，以致“官负人债数十亿万”⑧，加重了国家财政负担，这是严重的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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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
② 《后汉书》卷五《安帝纪》。
③ 《后汉书》卷八《顺帝纪》。
④ 《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列传》。
⑤ 《后汉书》券四《和帝纪》。
⑥ 陈傅良：《历代兵制·东汉》。
守财奴的故事篇5
--------人不该是钱的奴隶
《欧叶妮·葛朗台》是《人间喜剧》中“最出色的画幅之一”，也是巴尔扎克的代表作之一。小说通过描写葛朗台的家庭生活，塑造了一个狡诈、贪婪、吝啬、残忍的暴发户葛朗台的形象，揭露了那个时代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中学时度过，现在我又从新读了一遍。感慨很多，但和之前的感悟又有很多的不同。
故事讲述守财奴葛朗台这个精明的箍桶匠靠投机和算计聚敛了百万家产，然而非常吝啬，妻子和女儿因此备受折磨。格拉森和克吕旭两家为了争夺葛朗台的独生女儿展开了尖锐的斗争，老奸巨猾的葛朗台决定利用女儿“钓鱼”。葛朗台的侄儿查理从巴黎来投奔叔父，不久与堂姐欧也妮产生了爱情，天真美丽的独生女儿，不惜倾囊赠予全部私蓄，从而激怒爱财如命的父亲，父女间发生激烈的冲突，吓得胆小而贤淑的慈母从此一病不起，查理被葛朗台送往印度……；可是在期待中丧失父亲、损耗青春的痴情姑娘，最终等到的却是发财归来的负心汉。
读完此文我感到老格朗台吝啬爱财如命,他所有的乐趣都集中在积聚财物上，死时留下一份偌大的家私，却无补于女儿的命运。葛朗台是一个典型的吝啬鬼形象，圣洁和美丽格朗台小姐的善良慷慨。圣洁的价值观在金钱统治的社会只有遭到无情的蹂躏，格朗台太太临死时胸怀坦荡，因为死对她意味着苦难的终结，她只心疼从此抛下女儿一人在世上受苦。在这阴暗的小天地中，欧叶妮的形象显得特别美丽明亮，但是这颗明星注定要黯淡下，我为她感到悲哀。
现在我们的价值观真随着”钱”的方向走.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想当第二个守财奴葛朗台.美丽格朗台小姐已是牺牲品了我们没与必要再作无谓的尝试了。，钱也许可以使你生活富足些，但钱不可以左右你我的生活。更不可以遮盖我们的人生目标，，我们是有思想的人，我们都渴望有一个纯洁，宁静的社会环境来过生活，钱给我们的快乐不是长久的，我们心田渴望的是真甜；家庭的甜美，成功的甜美，施恩的甜美。这种甜才是值得久久回忆的甘甜。人不该是钱的奴隶钱不是万能的。把握自己，人才是万物的主宰。
守财奴的故事篇6
关键词：岳麓秦简；隶臣妾；刑徒；官奴
中图分类号：K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6）01-0153-13
DOI：10.13644/31-1112.2016.01.015
自20世纪70年代云梦秦简刊布以来，国内外学界掀起了一股研究秦史的浪潮，其中尤以“隶臣妾”问题最为引人关注。这是因为“澄清‘隶臣妾’的法律地位不仅与时代的划分有重大关系，而且也是判断刑法方面究竟有无刑期这一问题的关键”。因此，学术界对秦“隶臣妾”的法律地位和社会作用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但迄今为止，学者们对秦“隶臣妾”身份的认识歧义较大，大致有三种不同意见：一是官奴说；二是刑徒说；三是刑徒和官奴说。可见，学界在秦“隶臣妾”诸多问题上仍未取得一致的看法。庆幸的是，2013年公布的《丘麓书院藏秦简（叁）》中出现许多有关“隶臣妾”的新史料，这为我们重新认识这些问题带来了新的契机。本文拟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结合传世文献、云梦秦简和湘西里耶秦简等材料仅就秦隶臣妾“刑徒”说、“官奴”说和“刑徒和官奴”说等问题作一分析。不妥之处，敬请师友不吝赐教。
一
何谓“刑徒”？《说文》云：“刑，罚皋也。”清代段玉裁解释说：“谓有犯五荆之皋者则用刀法之。”所谓“徒”者，《新唐书》卷五六《刑法志》载：“徒者，奴也。盖奴辱之。《周礼》曰：其奴，男子入于罪隶，任之以事，置之圜土而教之，量其罪之轻重，有年数而合。”所以，学界一般认为，刑徒就是指“由于触犯刑律而被司法机关判处刑罚的罪犯”。李学勤在分析里耶秦简中的“徒隶”问题时曾断言：“徒隶就是隶臣妾、城旦舂、鬼薪白粲。这些，从汉代观念看，都是刑徒，其罪名由政府判加，人身为政府所拘管。”林剑鸣也认为，秦“‘隶臣妾’同其它刑徒的区别，仅在于被刑轻重不等，这不仅不能说明‘隶臣妾’不是刑徒，而只能说明他（她）们是一种被刑较轻的刑徒；但‘隶臣妾’同‘臣妾’的区别，则在于能否屠杀、买卖和有无独立经济，这种区别不仅说明‘隶臣妾’同‘臣妾’有本质的不同，而且证明‘隶臣妾’绝不是奴隶。‘隶臣妾’不是奴隶，也不是严重的罪犯，只是一种十分普遍的刑徒，这也就是他（她）们被称之为‘隶臣妾’的原因”。持“刑徒”说的学者还有张政娘、刘泽华、徐鸿修、张金光、汤蔓媛、杜正胜、钱大群和栗劲等先生。难道秦所有的“隶臣妾”都与“城旦春”、“鬼薪白粲”一样是刑徒吗？最新刊布的《丘麓书院藏秦简（叁）》为我们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我认为，秦“隶臣妾”刑徒之说不能成立。请看如下简文：
1.视狱：十一月己丑，丞暨劾曰：“闻主市曹（简064）臣史，隶臣更不当受
列，受官列，买（卖）。问论。”更曰：“芮、朵谓更：‘棺列旁有公空列，可受，欲受，（简065）亭佐驾不许芮、朵。更能受，共。’更曰：‘若（诺）。’更即自言驾，驾鼠（予）更。更等欲治盖相移，材争（简066）弗得。闻材后受。（简067）它如劾。（简068）”（《岳麓书院藏秦简（叁）》“芮盗卖公列地案”）
以上就是《丘麓书院藏秦简（叁）》有关秦“隶臣妾”之史料。这些史料不仅为我们重新分析“刑徒”学说提供了依据，而且还为我们正确认识秦“隶臣妾”在社会中的作用提供了鲜活的第一手材料。前引例1中的“隶臣更”并非“由于触犯刑律而被司法机关判处刑罚的罪犯”，而是行动自由，且可以竞争商铺经营权的责任者。甚至公卒“芮”和士伍“朵”在承租权上反而不如“隶臣更”，亦即“亭佐驾不许芮、朵。更能受，共”。因此，“芮”和“朵”就想与隶臣“更”合伙经营这家店铺。同样，例4和例8中的“隶臣哀”和“隶臣毋智”也不是“刑徒”，而是在狱史或令史的管辖下负责一方平安的社会治安执行者。因为“田”和“市”通奸被抓而触犯了法律，企图贿赂“隶臣毋智”，其后因惧怕法律追责“隶臣毋智”“恐吏智（知），不敢自言。环（还）钱”（简193）。我们再看看“狱史相”（简192）之证言，如《岳麓书院藏秦简（叁）》“田与市和奸案”载：
女子为隶臣妻，有子焉，今隶臣死，女子北其子，以为非隶臣子殴（也），问女子论可（何）殴（也）？或黥颜颜为隶妾，或日完，完之当殴（也）。（《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简174）
⑦・39：余彻酒二斗八升卖于隶臣令史监。
⑧・1716：四斗半于隶臣徐所取钱。
上引云梦秦简说明了以下几个问题：一是“隶臣”可以组织家庭；二是“隶臣”之妻可以为自由人；三是“隶臣”之子仍然为“隶臣”。试问，“隶臣”所组织的家庭如果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能养活一家人吗？简・39中的“余彻酒”意为祭祀先农后的剩余之祭品，这些祭品往往卖给“隶臣”等身份低贱者。这两枚里耶“祠先农”简为秦“隶臣妾”拥有私人财产提供了新的证据。所以，依附于官府名下行动自由之“‘隶臣妾’除服役劳作时外，其衣食之费用是靠自己解决的。若否认他们――也包括他们的家庭拥有财产或生产数据，则是无法想象他们是如何生活下去的”。
接下来的问题是，这类行动自由之“隶臣妾”的经济来源为何？笔者以为，上引“隶臣妾”的经济来源大致分为两部分：一部分“隶臣妾”“从事公”（即从事官府杂役工作），领取一定的报酬；另一部分“隶臣妾”则独立经营产业以获取收入。
首先看看秦“隶臣妾”“从事公”而获得收入的情况，如《睡虎地秦墓竹简・仓律》简49：“隶臣妾其从事公，隶臣月禾二石，隶妾一石半；其不从事，勿禀。”可见，秦“隶臣妾”有‘似事公”和不“从事公”两种。当“隶臣妾”为官府服役时，官府必须发放“隶臣月禾二石，隶妾一石半”，而“其不从事”者则“勿禀”。那么，如若官府“勿禀”，“隶臣妾”就只有自己解决口粮问题。前引例4和例8中的“隶臣哀”和“隶臣毋智”或许就是“从事公”者，他们主要依靠“从事公”而获得收入来源。与前引例4和例8中的“隶臣哀”和“隶臣毋智”一样负责侦查和缉捕罪犯等“从事公”的“隶臣”还有如下例子，请看《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如下记载：
告子爰书：某里士五（伍）甲告曰：“甲亲子同里士五（伍）丙不孝，谒杀，敢告。”即令令史已往执。令史己（简50）爰书：与牢隶臣某执丙，得某室。（简51）贼死爱书：某亭求盗甲告曰：“署中某所有贼死、结发、不智（知）可（何）男子一人，来告。”即令令史某往（简55）诊。令史某爰书：与牢隶臣某即甲诊，男子死（尸）在某室南首，正偃。（简56）经死爰书：某里典甲曰：“里人士五（伍）丙经死其室，不智（知）故，来告。”・即令令史某往诊。・令史某爰书：与牢（简63）隶臣某即甲、丙妻、女诊丙。（简64）
穴盗爰书：某里士五（伍）乙告曰：“自宵臧（藏）乙复（复）衣一乙房内中，闭其户，乙独与妻丙晦卧堂上。今旦起启户取（简73）衣……来告。”・即令令史某往
诊，求其盗。令（简74）史某爰书：与乡隶臣某即乙、典丁诊乙房内。（简75）
以上就是云梦秦简所见几例有关“隶臣”在“令史”管辖之下负责侦办案件和缉拿罪犯的简文。简50和简51是说，由于儿子“丙”不孝，请求官府将之处以“谒杀”之刑，令史“己”爰书说，他与分管牢狱的隶臣前往捉拿“丙”，并已擒获。在简55和简56中，某亭求盗“甲”发现有名男子在其辖区内被杀，命令“令史某”前往调查案情。“令史某”即和分管牢狱之隶臣到现场核实具体情况。简63和简64大意是说，里人士伍“丙”因上吊死于其屋内，命令“令史某”前往调查，于是，“令史某”带领“牢隶臣某”进行了实地勘察。简73至75大意是讲，有一个盗贼挖洞盗窃了一件“农”，命令“令史某”侦查此案件，并拘捕窃贼。“令史某”爰书说，他与隶臣已经前往调查。毋庸置疑，这些行动自由之隶臣“‘事公’期间的口粮供给标准，也略高于实际的消费额。对隶臣每月供应‘禾二石’即为二百四十斤，隶妾为一石半即一百八十斤……在本质上与‘居作’类似，具有劳动报酬的性质”。由此可见，这些行动自由的“隶臣”正如前引《岳麓书院藏秦简（叁）》例4和例8一样，主要“似事公”，并以此获得经济收入。
另一方面，若“隶臣妾”不“从事公”，而官府又“勿禀”，那么“隶臣妾”就只有从事生产和经商等工作。如前引《丘麓书院藏秦简（叁）》中例1就是一份秦王政二十二年（前225年）的奏谳文书，它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丞“暨”的检举揭发，二是隶臣“更”的供述。其大意是讲，丞“暨”从主市曹臣“史”获悉相关事实并举劾说，“隶臣更不当受列”，但“隶臣更”确实有一处摊位，并已将之售出，请问该如何判决？结果，由于“亭佐驾不许芮、朵。更能受”（简066）。由此可见，此处的“隶臣更”并非刑徒，而是一位与普通百姓一样具有竞争铺位权力的人。
因此，上引例1、例4和例8中“隶臣更”、“隶臣哀”和“隶臣毋智”皆非刑徒，持秦“隶臣妾”刑徒说者显然不能自圆其说。
其它秦简中也有因犯罪而被判为“刑徒”的材料，如《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当耐司寇而以耐隶臣诬人，可（何）论？当耐为隶臣。[当耐为侯（候）罪诬人，可（何）论？当耐为司寇。（简117）当耐为隶臣，以司寇诬人，可（何）论？当耐为隶臣，有（又）彀（系）城旦六岁。（简118）”所谓“耐”，《说文》云：“Y，罪不至髡也。”又，《汉书》卷一《高帝纪》载：“……令郎中有罪耐以上，请之。”应劭注曰：“轻罪不至于髡，完其形鬓，故曰形。古耐字从乡，发肤之意也。杜林以为法度之字皆从寸，后改如是。言耐罪已上，皆当先请也。”所以，“耐”为一种刑罚，然“耐之罪轻于髡”。其实，此处“耐为隶臣”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因犯罪而判为“耐”刑；二是身份为低贱的“隶臣”。
在此有必要补充说明的是，汉初的“隶臣妾”与秦有所不同，“汉初在继承秦律的基础上，对秦的刑法也有所改置”，特别是文帝刑法改革以后，“隶臣妾”逐渐刑徒化，最后成为了罪犯的代名词，直至“隶臣妾”名称的消亡。
张家山汉简显示，汉初“隶臣妾”的身份逐渐与秦依附于国家名下因犯罪而“以为隶臣妾”者相似，如《二二年律令》载：
斗殴变人，耐为隶臣妾（简31）。
殴兄姊及亲父母之同产，耐为隶臣妾（简41）。
诸当坐劫人以论者，其前有罪隶臣妾以上及奴婢，毋坐为民，为民者亦勿坐（简70）。
有罪当耐，其法不名耐者，庶人以上耐为司寇，司寇耐为隶臣妾（简90）。
以上所列举之典型材料仅为有关汉初因触犯法律而以为“隶臣妾”者。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因打架斗殴而致使别人流产和殴打“兄姊及亲父母之同产”者，皆“耐为隶臣妾”；简70中的“隶臣妾”指的是一种罪行，与秦依附于国家名下因犯罪而“以为隶臣妾”者是相同的，这一类型的“隶臣妾”其实就是刑徒；简90明确说明了“有罪当耐”，意即司寇如果触犯了法律，必然“耐为隶臣妾”。很显然，这些材料无一不是因触犯法律而“以为隶臣妾”者，传世文献也进一步印证了这一推断，如史书记载：
（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奏言）……罪人狱已决，完为城旦舂，满三岁为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岁，为隶臣妾。隶臣妾一岁，免为庶人。隶臣妾满二岁，为司寇。司寇一岁，及作如司寇二岁，皆免为庶人。
四是还有一种来源比较特殊，即因户主被抄家而沦为官府名下之“隶臣妾”者，如《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记载：“封守乡某爰书：以某县丞某书，封有鞫者某里士五（伍）甲家室、妻、子、臣妾、衣器、畜产。・甲室、人：一（简8）字二内，各有户，内室皆瓦盖，木大具，门桑十木。・妻日某，亡，不会封。・子大女子某，未有夫。（简9）・子小男子某，高六尺五寸。・臣某，妾小女子某。・牡犬一。（简10）”从这一案例来看，官府查封了身份为“士伍”的名日“甲”的所有家庭成员和财产，其中就包括查封和收押“甲”家庭中的“臣、妾”，甚至其小孩“妾小女子某”也不能幸免。可见，这也是国家名下“隶臣妾”的一个重要来源。当然，还有因为犯罪而被处“以为隶臣妾”者，在前文已作了分析，此不赘述。
总之，依附于官府名下有行动自由的“隶臣妾”有如下几点需要注意：一是不能立户，只能依附于官府名下；二是行动自由；三是有财产支配权；四是为官府服役，并以此获取经济收入。那么，官府是如何管理这些“隶臣妾”的呢？据秦简记载，依附于国家名下之“隶臣妾”统一由官府登记造册和管理；而私人“隶臣妾”则依附于户主名下，只有得到户主的放免后，才能成为具有独立户籍的编户齐民。
官府名下之“隶臣妾”主要由各级地方政府登记和管理，如《里耶秦简牍校释》载：
卅二年五月丙子朔庚子，库武作徒簿：受作徒薄受司空城旦九人、
鬼薪一人、舂三人；受仓隶臣二人。・凡十五人。Ⅰ
其十二人为舆：奖、庆忌、、、船、何、狻⒔弧Ⅱ
徐、娃、聚；Ⅱ
一人试：。Ⅲ
二人捕羽：亥、罗。Ⅳ8-1069+8-1434+8-1520
卅二年五月丙子朔庚子，库武敢言之：疏害作徒日薄（簿）一牒。
敢言之。横手。Ⅰ
五月庚子日中时，佐横以怼/醢l。Ⅱ8-1069背+8-1434背+8-1520背
廿九年八月乙酉，庳守悍作徒薄（簿）：受司空城旦四人、丈城旦一人、舂五人、
受仓隶臣一人。・凡十一人。A Ⅰ
城旦二人缮甲。AⅡ
城旦一人治输。AⅢ
城旦人约车：登。AⅣ
丈城旦一人约车：缶。BⅠ
隶臣一人门：负剧。BⅡ
舂三人级：娉、、娃。BⅢ
廿廿年上之C8-686+8-973
八月乙酉，库守悍敢言之：疏书作徒薄（簿）牒北（背）上，敢言之。逐手。Ⅰ
乙酉旦，隶臣负解行廷。Ⅱ8-686背+8-973背
以上就是两则典型的有关秦仓分派“隶臣妾”和司空分派“刑徒”的日作簿。这些材料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城旦”等刑徒归“司空”管辖。“司空”主要“掌管工程，因当时工程多用刑徒，后逐渐成为主管刑徒的官名”，因此，“由于触犯刑律而被司法机关判处刑罚的罪犯”当然就由司空统一管理。二是仓负责管理“隶臣”，因为粮食等属于国家重点保护物资，粮食的搬运和发放等工作不可能由罪犯“刑徒”来完成。在简8-688和简8-1434中，明显将管理刑徒的“司空”和分管“隶臣妾”的“仓”区分开了。之所以“仓”会按要求分派“隶臣”前往“库”处工作，正是因为秦隶臣还具有监领“城旦”等刑徒劳作的职责，如《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简116：“隶臣将城旦，亡之，完为城旦，收其外妻、子。”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简8-686和简8-073中的“隶臣妾”主要从事治安和邮驿传送工作，如上引“受仓隶臣一人”来看，这位名叫“负剧”的隶臣就是负责看守大门的，而文书末尾有位叫“负解”的隶臣却担任文书传送工作。
接下来的问题是，这类“隶臣妾”如何取得“户籍”？第一个条件就是要成为“庶人”。秦律规定：“隶臣欲以人丁粼者二人赎，许之。其老当免老、小高五尺以下及隶妾欲以丁粼者一人赎，许之。（简61）者皆以男子，以其赎为隶臣。女子操红及服者，不得赎。边县者，复数其县。（简62）”可见，两个壮年男子可以赎一“隶臣”，而免老隶臣或身高五尺以下及“隶妾”仅需一位壮年男子就可以赎之。其次：“隶臣妾”赎身以后，户籍必须“复数其县”，亦即返回原籍所在地。
秦简显示，通过“冗边”也可以赎“隶妾”，如《睡虎地秦墓竹简・司空》载：“百姓有母及同牲（生）为隶妾，非适（谪）罪殴（也）而欲为冗边五岁，毋赏（偿）兴日，以免一人为庶人，许之。”简文说明，“百姓”可以“冗边五岁”，就可“以免一人为庶人”，但不能计算该“百姓”之徭役时间。
而私人拥有的“隶”、“臣”和“妾”也没有立户的权利。这类“隶”、“臣”和“妾”必须依附于户主之名下，他们在放免之前是没有财产支配权的，首先请看《里耶发掘报告》所记载的有关秦普通家庭蓄养“臣妾”的史实，如户籍简（K27）载：
第一栏：南阳户人荆不更蛮强
第二栏：妻曰
第三栏：子小上造
第四栏：子小女子驼
第五栏：臣曰聚
伍长。
此户籍显示，爵位为“不更”的户主“蛮强”，身为“伍长”，却蓄养了臣“聚”。再如里耶秦简中户籍简（K30/45）：
第一栏：南阳户人不更彭奄
弟不更说
第二栏：母曰错
妾曰
第三栏：子小上造状。
这条简文说明，爵位为“不更”的户主“彭奄”蓄养了一名“妾”。可见，秦在登记户口时，除了记录家庭成员外，还必须登记“臣、妾”的情况。在《岳麓书院藏秦简（叁）》刊布以前，出土之秦简牍及传世文献仅记载了“臣”或“妾”，故而有不少学者认为，“隶臣妾”为刑徒，而“臣、妾”就是奴隶；另一些学者则认为，“隶臣妾”和“臣、妾”的区别仅为官私奴隶之别。但笔者以为，“隶臣妾”全部为刑徒之说不能够成立，而“臣、妾”皆为私奴隶也不正确，请看如下简文：
“有投书，勿发，见辄燔之；能捕者购臣妾二人，段（系）投书者（氵+I）之。”所谓者，见书而投者不得，燔书，勿发。（《法律答问》简53）
隶臣、下吏、城旦与工从事者冬作，为矢程，赋之三日而当夏二日。（《工人程》简108）
廿七年，上郡守越，漆工师遗，永恢，工隶臣。（故宫博物馆藏“二十七年上君守
戈”铭文）
上引《法律答问》简53说明，倘若发现投匿名信者，见匿名信后不应该拆阅，应立即烧毁，如果有缉捕投匿名信者，则“购臣妾二人”，亦即奖赏臣妾二人。毫无疑问，此处之“臣妾”显然为“官奴隶”，而非刑徒。其电《工人程》简108和“二十七年上君守戈”中的“隶臣”显然具有刑徒之身份。因此，杨升南先生说：“在秦简中两种身份的‘隶臣妾’由于它们的名称相同，何者为奴隶何者为刑徒，骤视似不易区别，但是我们只要把握了奴隶和刑徒是能够区别的。在来源上，刑徒的来源是本人犯罪而被判处为有一定期限的人。奴隶则不同，其来源要复杂得多。”至于“奴隶”的六个来源可以参阅高敏先生的《关于（秦律）中的隶臣妾问题质疑》一文。笔者以为，秦“隶臣妾”应分为两种：一种为行动自由之隶臣妾，另一种为触犯法律而沦为“隶臣妾”者。
那么，“徒”、“隶”和“臣”有何区别？正如杨升南先生所言，‘徒指刑徒，隶指奴隶”，但“隶”中也存在刑徒。里耶秦简中就出现“徒隶”之记载，如“徒隶牲畜死负彘卖课、徒隶牲畜=死不请课（简8-490）”、“徒隶死亡课（简8-495）”、“徒隶产子课（简8-495）”、“徒隶行课（简8-495）”和“徒隶徒（简8-1719）”等。至于“臣、妾”，在秦简中指的是“男女奴婢”，它分为国家名下之“臣”和私人名下之“臣”两种。
可喜的是，《岳麓书院藏秦简（叁）》又披露了“隶”为私人拥有的史料，这些简文不仅证明“隶”依附于私人名下，不得立户，而且也说明了私人之“隶”或“妾”在放免之前是不拥有财产支配权的。如前引《丘麓书院藏秦简（叁）》中的例3，其大意是讲：“识”“自小为沛隶”。大夫“沛”后来为“识”娶了上造“羽”之女“黔”为妻，上造“羽”要求大夫“沛”“以布肆、舍客室鼠（予）识”。后来‘铈”还“为识买室，分识马、田”，免“识”为庶人，并为其立户。也就是说，在大夫“沛”放免隶“识”为庶人之前，隶“识”是不可能拥有财产权的。再如里耶秦简云：
可见，上引简文中的“南里小女子苗”被徙放为“阳里户人大女婴”或“阳里户人大女子婴”的隶妾。不难看出：“南里小女子苗”显然是依附于私人名下的“隶妾”，其财产权归户主所有，衣食当然由户主提供。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有关秦“隶臣妾”既是“刑徒”又是“官奴”的学说自然也就不能成立了。
三
2013年刊布的《丘麓书院藏秦简（叁）》较为全面地记录了有关秦“隶臣妾”从事商业活动和负责治安等工作的新史料，这为我们重新认识秦“隶臣妾”的社会身份、法律地位和历史作用提供了新的证据。
守财奴的故事篇7
由此，人们皆为李广可惜：历文、景、武三朝，战功无数，却无法晋爵，一生都在太守一职徘徊。仍然是唐人王勃，评价李广时，写下了这样16个字：“时运不济，命运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字里行间，盛满了惋惜之情。真相果真如此吗？历代文人骚客笑谈英雄时，难免带些感彩和个人偏执。其实，李广将军是真英雄不错，而没有封侯晋爵，又未必只是皇帝的错。
我们先说一个故事。
一次与匈奴作战，遭遇埋伏，李广被俘。他虽然设计逃了出来，但却是损兵折将了。按照当时朝廷的规矩，李广破了钱财，留下了人头，却贬为了庶民。几年里，如闲云野鹤一般，隐居山野，饮酒狩猎。曾有一次，李广从南山回到霸陵亭，时值深夜，城门已关。亭尉官大声喝斥，阻拦李广。李广随行说：“这是前将军李广！”亭尉官说：“今将军尚且不能夜行，何况是前将军！”亭尉官虽是饮酒了，但也算忠于职守，便留李广在霸陵亭留守一夜。不久，匈奴又犯汉朝边境，杀了辽西太守，败了戍边将士。情形紧急，皇帝再次起用李广，任右北平太守。李广立即请霸陵亭尉跟他一同前往，到了军中，便将亭尉斩于刀下……
李广身居高官，却记睚眦之怨，且用杀身之祸报于人，可见气度之小了。而如此气度，又怎能不会在疆场上骄纵傲慢呢？事实上，李广抗击匈奴，一生累有七十余仗，但小仗多，大仗少；战场上勇猛有余，战略上却难有可圈可点之作。如在雁门被俘一仗，便是轻敌所至，其结果被贬为庶人；再如北漠决战，单于逃脱，从表面看来，迷路是其原因，其实，骨子里还是李广不满卫青让其侧路进攻所至。一个将军不顾大局，不听指挥，其结局岂能不惨――最终不得不带着终身未能封侯的遗憾，以及“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的感叹，引刀自刭。
无疑，李广一生爱国，也一生悲壮；无疑，李广也一生仕途坎坷，一生壮志未酬。究其因果，难说不与他的小气度大骄纵有关。李广曾问史学家王朔：“是不是我相貌不配封侯或者是命中注定不能受爵？”王朔反问：“将军自审，平生是否做过违背良心的事？”李广答：“过去镇守西陇，我用诈术让羌人受降，后又将这800羌人坑杀。”王朔说：“最大的罪，莫过于用诈术；最大的祸，莫过于杀降者。这恐怕就是将军终不能封侯的原因吧。”其实，往直白里理解王朔的话，无非也是两层意思：你不能宽恕降者，这是气度问题；你坑杀降者，这是违背国家典章的问题，你还能要什么结果呢？
守财奴的故事篇8
【摘 要 题】古代经济史研究
【关 键 词】汉代/北部边郡/西南边郡/经济开发
【 正 文】
汉代北部边郡与西南边郡，在时间上，是继踵而设；在治理上，北部突出战略防御，西南重在政治治理，由此导致汉王朝对其经济开发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和运作方式，这些不同，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其居民族属不同，在国家边防战略的地位不同以及民族治理的政策不同。
一
北部边郡的设置，经过战国时期“边胡之国”——秦、赵、燕之初创，到秦统一后，“筑长城，因地制形，用险制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千里”，[1]将原有秦、赵、燕之长城连贯为一，初步完善了北部边郡体系。计有：陇西、北地、上郡、九原、云中、雁门、代郡、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等12个郡。这些边郡的设置，使上述地带第一次置于统一国家政权管辖之下。至汉武帝时期，在北部大规模开边拓土“取河南地”、夺河西走廊、逐匈奴于幕北，“幕南无王庭”，[2]对北部边郡分拆组合，新增了朔方、西河、安定、天水、金城、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定襄等10郡，加上原有12郡，共计22郡，布于长城沿线，史称“北边22郡”。它们分别隶属于凉州、并州、幽州监察区。东汉以后，“州”成为地方最高行政区划，“三州”（幽、并、凉三州）成为北部边郡之总称。
西南边郡属益州。它是以秦以来的“巴蜀四郡”（汉中、巴郡、广汉、蜀郡）为基地逐步经营完善的，其大规模拓展是在汉武帝时期。武帝分别派唐蒙、司马相如等人对西南夷进行经营，先后建立了犍为、牂柯、越隽、沈黎（前111—前97），文山（前111—前67），武都、益州等七郡。东汉以后，又别出“治民比郡”之蜀郡属国、犍为属国、广汉属国，同时增设永昌郡，最终形成12个郡国，完善了西南边郡（国）体系。
北部的自然地理环境较为复杂。从大的方面而言，除黄土高原西部以外，主要的地理特征是干旱荒漠。居民以畜牧业为主，部落种群规模较大，主要有：匈奴、西羌、乌桓、鲜卑等诸多部族。
由于游牧经济的不稳定性，“宽则随畜田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攻以侵伐”[3]，北部羌胡成为汉王朝最主要的边患。正如《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所云：“四夷之暴，其执互强矣，匈奴炽于隆汉，西羌猛于中兴。而灵献之间，二虏（乌桓、鲜卑，笔者案）迭盛……其陵跨中国，结患生人者，靡世而宁焉。”西边、北边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燧”，[4]构成两汉时期的主要防线。
西南边郡，地处高原，崇山峻岭，河谷纵横，居民族属众多。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自大；其西靡莫之数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魃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揲榆，名为隽、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长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笮以北，君长以什数，徙、笮都最大；自笮以北，君长以什数，冉尨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尨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
从司马迁这段论述中我们可知：西南夷种族群落较多，规模较小。其经济形式有农耕者，有半农半牧者，有游牧者。然其为患，却远不及北部游牧民族。《后汉书·西南夷列传》云：“其凶勇狡算，薄于羌狄，故陵暴之害不能深也。西南之徼，尤为劣焉”。
由于北部边郡与西南边郡在汉王朝边防战略的地位不同，导致汉王朝对其治理与开发政策产生差异。
二
北部边郡，面临羌胡等游牧民族，是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交互作用的主要地带，对于防御武备有着特别重大之关系。“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马为务”[5]治军甚于治民。因而，北部边郡太守拥有一支相当实力的常备军。卫宏《汉旧仪》称：“边郡太守各将万骑，行障塞烽燧，追虏”。不仅如此，汉王朝为了加强边郡的防守，先后在边郡地区增设了农都尉、属国都尉、将屯将军等机构分别率屯田兵、属国兵、将屯兵协同边郡太守，加强边郡地区的防御。使边郡地区通常保持30万左右的常备军。[6]
为了维持在边防军事上的优势地位，汉王朝在后勤供给体制上花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其中，汉武帝时期不计成本地对边郡进行大规模的突发式经济开发就是集中体现：
（一）加强边郡城防和道路建设 汉武帝在新拓展的边郡地区，进行了大量的工程建设。《史记·平准书》载元鼎六年“又数万人渡河筑令居”。《后汉书·西羌传》：“初（汉武帝时）开河西，列四郡，通道玉门，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于是障塞亭燧出长城外数千里。”据陈梦家先生考证：“汉武帝由于防御匈奴与西羌，开发西域，在河套以西，用了短短12年时间，兴建了规模巨大的三、四千里障塞亭燧”；[7]同时还修筑了固阳道，沟通天山南北与中原的联系；修“回中道”，北出萧关。初步完善了北部长城沿线及其以外的交通体系。
（二）大规模徙民实边 徙民实边，在汉武帝时表现得尤为突出。据《汉书·武帝纪》等资料记载，从元朔二年（前127年）至元鼎六年（前111年）17年间，先后六次大规模迁徙居民充实边防，最盛时一次竟达“七十余万口”。大规模徙民实边，充实了边郡人口。《汉书·地理志》云：“定襄、云中、五原。本戎狄之地，颇有赵、齐、卫、楚之徒”；“（河西四郡）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抱怨过当，或以悖逆亡道，家属徙焉”。
（三）开创军事屯田 屯田之设，始于武帝。《史记·匈奴传》载：元狩四年（前119年）“匈奴远循，而幕南无王庭。汉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汉书·食货志》称：“初置张掖、酒泉，而上郡、朔方、西河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自此以后，军事屯田成为汉代定制，得到推广。如北部的朔方、五原、北地郡有军屯；河西走廊之令居、番和、居延、敦煌、酒泉、武威有军屯；河湟、陇西等地也有军屯。所谓“边郡置农都尉，主屯田殖谷”。[8]
（四）大力发展马政建设 为适应对北方游牧民族作战的需要，汉代大力组建骑兵，加强马政建设。早在文帝时，采用免役的办法鼓励民间养马。至景帝时，开始在北部畜牧业区开设牧马苑“益造苑马以广用。”[9]据《汉仪补注》云：“太仆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边、西边、以郎为苑监，官奴婢三万人，分养马三十万头。”武帝即位以后，“为伐胡，盛养马”。在景帝马政基础上，又“令民得畜边县，官假母马，三岁而归，及息什一。”[10]马匹数量大增。《玉海》卷148引魏王郎云：“雄卫霍张皇之师，羁兵塞上，厩马有四十万匹。”汉武帝时期，大力发展骑兵与马政建设互为促进，二者均达到了当时所能达到的高度。其时养马、用马规模之大、范围之广都是空前的。
汉武帝时为巩固北部边防而进行的规模巨大的突发式经济开发，产生了明显的效果。就边防而论，城防工事与交通的开凿，完善了边郡防御体系。所谓“建障徼，起亭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然后边境得用稍安”；[11]大规模徙民实边，充实了边防人口，增强了边郡的防御能力；屯田之设，取到了“内有亡费之利，外有守御之备”[12]的功效；马政建设，也为汉武帝组建大规模的骑兵，对边防军兵种的调整奠定了基础。
就经济发展而论，其短期效益也十分明显：首先，徙民实边，军事屯垦，增加了北方边郡地区的人口，使农耕经济不断北移，中原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也随之传入北方游牧区；政府鼓励性的组织管理形式也为边郡地区的经济形式的转换奠定了必要的基础。《汉书·地理志》就称凉州地区：“谷价常贱，少盗贼，有和气之应，贤于内郡”。“金城湟中，谷斛八钱”。[13]同时，屯田本身也取到了“益积谷，省大费”[14]的功效。
其次，马政建设，亦使长城沿线出现过畜牧业繁盛之局面。《盐铁论·西域篇》载：“长城以南，滨塞之郡，马牛放纵，蓄积布于野”；《汉书·地理志》也云：河西地区“地广人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
复次，边郡城防体系的建立和交通之开凿，加强了中原与边郡以及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通关市，饶给之，往来长城下”；[15]“商胡贩客，日款塞下”、“殊方异物，四面而至”；[16]“西北外国使，更来更去”。[17]盛行于汉唐时期的“丝绸之路”充分体现了其对内对外的经济、文化价值。
然而，汉武时边防经济开发成果的取得，是有赖于国家巨大的财政投入为基础的。史谓“边郡诸官请调度者，皆为报给，损多益寡，取相给足”。[18]如徙民实边，兴建居民点，要为其建置房宅，“一堂二内”，[19]而且“衣食皆仰给县官，数岁，假予产业，使者分护之，冠盖相望，其费以亿计，不可胜数，于是县官大空”；[20]屯田卒的生产工具、耕牛诸项也由国家供给。应劭说：“武帝始开三边，徙民、屯田皆与犁牛”。但是，西北干旱荒漠，降雨年平均不足250毫米，屯田亩产远远低于内郡，仅为0.7石左右，[21]按“田事出，赋人二十亩”[22]计算，一个屯田卒仅能生产14石粮食，而其一年所食当在24—30石左右，耕不偿食。故陈直先生认为：屯田“不是裕财，而是消费”。[23]至于城防工事及交通的建设更是如此。仅筑朔方城“费数十百钜万”。而汉武帝所筑三、四千里障塞亭燧，其费用之巨是可想而知了。故此，汉武帝大规模突发式开发北部边郡之举措并未持续多久，就因“天下费多，财用益屈”[24]而不得不下“轮台诏”与民休息，标志着边郡大规模开发告一段落。由于缺乏持续性的资金投入，北部边郡逐渐步入衰落状态。经新莽之乱以后，“边陲萧条，靡有孑遗”。[25]
东汉政权建立以后，面对“障塞破坏，亭燧绝灭”的局面，采取了收缩边防的政策。“闭玉门以谢西域之质，卑词币以礼匈奴之使，”[26]相应地，放弃了对北部边郡的经济开发。
一方面，大规模内徙边民。从建武十年（公元34年）至永和五年（公元140年）东汉王朝分别迁徙定襄、雁门、代郡、陇西、上谷、安阳、北地、上郡、西河、朔方等郡之民于内郡。如此大规模徙民于内郡，使北部边郡显得意外萧条；同时，民间自发的、零散的、渐进式的移民内郡，更使得边郡人口锐减。把《汉书·地理志》所记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户口统计与《续汉书·郡国志》所记顺帝永和五年（公元140年）户口统计作一比较，可以看出其耗减量十分惊人。平帝元始二年，西汉北部边郡有1151828户、5114887口，而到东汉顺帝永和五年锐减至320469户、1399131口；分别仅占西汉平帝时户数的27.82％和27.35％。在农业社会，人口是衡量社会生产力的重要标志之一。人口锐减，其经济衰退之程度是不言而喻的。时人王符曾云：“边郡千里，地各有两县，户（财）[才]置数百，而太守周迥万里，空无人民，美田弃而莫垦发”。[27]
另一方面，则是少数民族大量入居塞内。从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起，南匈奴、乌桓、鲜卑相继入塞，交错于边郡。
少数民族入居边郡，固然有助于加强民族融合。但对东汉王朝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首先，原来牧马区大多变成了战场，政府无法在宜牧区牧养马匹，使东汉王朝逐渐放弃了北部边郡的苑马收养。如和帝永元五年（公元93年）：“诏有司省减内外厩及凉州诸苑马”。[28]其次，使屯戍区大为缩小。西汉常置的屯田机构亦日渐废去，使戍耕点越来越少，游牧区不断南移。加上东汉王朝对入居少数民族羁縻失当，致使边乱十分频繁，据粗略统计：自安帝至东汉末季，匈奴大规模犯边达20余次，羌人犯边40次，乌桓、鲜卑犯边达30余次。如此频繁边乱及边郡战争，使得北部边郡经济一落千丈，史称“边地遂以丘荒，至今无人”。[29]“边民死者不可胜数，并、凉遂至虚耗”。[30]东汉衰亡，祸起于边，三国两晋南北朝“五胡乱华”与东汉放弃边郡开发不无关系。
三
西南边郡，由于居民种族群落较小，“其凶勇狡算，薄于羌狄，陵暴之害不能深也”。汉王朝对其统治有异于北部边郡，而以政治治理为主，采取了灵活变通的统治政策，实行郡县、土长并重的双轨制统治方式。既设郡县，任命太守、令、长执行大政方针，有又任命大小部落首领为王、侯、邑长，“以其故俗而治”。郡县守令治其土，王、侯、邑长治其民。
在经济开发上，也相应地采取了因地制宜、循行渐进的方式运作。主要表现在：
（一）实行“初郡无赋”的优惠政策。《汉书·食实货志》：“汉连出兵三岁，诛羌，灭两粤，番禺以西至蜀西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无赋税”。“以其故俗治”，其经济上的意义是承认边郡民族的特殊性，在不强行改变边郡民族社会结构、生产方式及生活方式的前提下，对边郡民族实行相对宽松的经济政策。
“无赋税”，即对边郡民族实行免征或少征赋税。它是由于边郡民族地区生产力水平低下，生产方式各异且发展极不平衡所决定的。两汉在西南设治之初，一度做到了免征或少征赋税。如西汉平南越、西南夷，于其地置17初郡，郡县吏卒的给养和车马，均由旁郡供给。即使在有些地区征税，也因民族之差异，不与内郡一样按田亩交纳租税，而只象征性的交纳土贡。如东汉且永昌郡，太守郑纯与哀牢人相约，“邑豪岁输布贯头衣之领、盐1斛以为常赋，夷俗安之”。[31]
封建统治者强调统治方式和治理措施的灵活性适应了西南边郡地区所存在的民族复杂性、多样性和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对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是有利的。
（二）因地制宜，发展农业和畜牧业。西南边郡民族，生产方式多样，大体分为“魋结，耕田，有邑聚”的农耕文化型；“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的游牧型文化；还有“或土著，或迁徙”的半农半牧文化型。两汉政府在“以其故俗”的前提下，因势利导地进行了适度开发。如西汉末年，“以广汉文齐为（益州）太守，造起陂地，开通灌溉，垦田二千余顷”；益州如此，西南边郡其他宜耕地区也多有用于灌溉的水利工程。《太平御览》卷791引《永昌郡传》说到犍为南部今云南昭通一带“川中纵广五六十里，有大泉池水，楚名千顷池。又有龙池，以灌溉种稻”。《后汉书·郡国志》犍为条注引《南中志》曰：“（朱提）县有大渊池水，名千顷池”。此外，在今四川西昌、云南呈贡、大理等地，都出土了东汉时期的陂池和水田模型，陂池与水田间有沟漕相连，足证内地农田灌溉技术已传入西南边郡地区。一些地区粮食丰裕，以致“米一斗八钱”。[32]
在宜牧地区，东汉时也设立了牧马苑。安帝永初六年：“诏越隽置长利、高望、始昌三苑，又令益州郡置万岁苑，犍为置汉平苑”。[33]在西南地区开辟了新的牧区养马。和当地畜牧业相互促进，并举发展。因此，西南边郡畜牧业量动辄几万几十万头，[34]亦说明当时畜牧业发展之状况。
（三）注重发展当地矿产业和特色手工业。西南地区矿产资源丰富。据查《汉书·地理志》和《续汉书·郡国志》可以发现，该地不仅采冶金属种类多，而且生产工场分布广泛：益州郡的滇池县产铁，俞元县出铜，律高县出锡、银铅、贲古县产铜、锡、银、铅，来唯县出铜，双柏县出银，羊山出银和铅；犍为属国的朱提县产银、铜，堂琅县出银、铅、白铜，武阳县和南安县出铁；永昌郡的不韦县出铁，博南县产金和光珠（宝石）；越隽郡的邛都县产铜，台登县和会无县出铁，蜀郡临邛出铁。汉王朝通过对该地区丰富矿产资源的渐次开发，使得中原金属冶炼和铁器制造技术传入西南边郡广大地区。西汉前期，西南夷地区还不会冶铁，使用少数的铁器均来自蜀地。东汉时期，滇池、不韦、台登、会无诸县均有产铁记载。
不仅矿冶业得到很大发展，西南边郡地区其他手工业产品亦得到较快发展。《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说：永昌郡“知染彩文绣，有兰干细布”。《华阳国志·南中志》亦说：永昌郡“有梧桐木，其华柔如丝，民绩为布，幅广五尺以还；洁白不受污，俗名曰桐华布，以覆亡人，然后服之卖与人”，＠①柯郡也出产梧桐布。[35]此外，光珠、琥珀、水精（水晶），琉璃，轲虫，蚌珠，翡翠等待色产品也通过朝贡、纳赋以及商业交流流入中原。班固说，汉武以后“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36]《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亦称：“藏山隐海之灵物，沉沙栖木之玮宝，莫不呈表怪丽，雕被宫帏焉”。可知西南夷与汉朝之间贡纳、馈赠往来之盛；同时也说明汉代以来，西南边郡地区特色手工业发展的基本状况。
（四）发展交通，加强交流。汉朝为加强对西南地区的经营，在武帝时期相继开凿了三条道路：一是南夷道，亦称夜郎道。元光五年（前130年），汉廷“发巴蜀卒治通，自楚道指＠①柯江”，[37]此道由今宜宾通北盘江。二为西夷道，又称零关道。《史记·司马相如列传》：“除边关，关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①柯为徼，通零关道，桥孙水，以通邛都”，此道由今成都至西昌。三则是南夷道。《华阳国志·南中志·永昌郡》载：“孝武时通博南山，渡兰沧水、溪，置 唐、不韦二县”。联通今云南永平、保山和施甸。
道路的修通，既是郡县设治的基础；也是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工具。它以郡县治所为中心，以邮亭、驿站为网络，深入民族聚居地，通过“交往效应”，把西南边郡连为一体。同时，又通过经济较为发达的巴蜀，北上关中联系中原；东通汉水，连接江南之荆、扬地区；南向以南方丝绸之路为纽带勾通岭南、缅甸、印度等地。使西南边郡和全国乃至域外联系起来。由此，带动人流、物流、资金流的交往，促进西南边郡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史记·货殖列传》：“巴蜀亦沃野，……南御滇楚、楚僮。西近邛笮，笮马，旄牛。……栈道千里，无所不通”。《盐铁论·通有篇》载：“徙邛笮之货致之东海”。学者研究表明，汉朝“建立益州等郡后，四川盆地和云贵高原的交通基本畅通，中原先进的冶铁技术传入和四川盆地铁器大量运入，云贵高原才开始使用铁器。”[38]也使云南地区具有和内地相同的文化面貌。
总之，两汉对西南地区近三个世纪的渐进式开发，使西南社会经济得到缓慢而长足的发展，到东汉末年，西南边郡的社会情形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首先，在郡县治所及其周围地区，汉族移民的影响明显增强，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大姓地方势力。《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载：“公孙述时，（＠①柯）大姓龙、傅、尹、董氏，与郡功曹谢暹保境为汉，乃遣使从番禺江奉贡’；〈华阳国志·南中志〉载：朱提郡有“大姓朱、鲁、雷兴、仇、递、高、李、亦有部曲”；永昌郡有“大姓陈、赵、谢、杨氏”。这些大姓主要来自汉族移民，他们成为受官府支持的势力，是东汉以来汉族移民在南中影响进一步扩大的反映；同时说明，他们在传播中原文化取到了积极的作用。
其次，西南边郡地区人口不断增加。为说明问题，我们同样以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和东汉顺帝永和五年（公元140年）的户口作一比较。西汉元始二年，益州刺史部户口为972783户、4608654口，到东汉永和五年增至1525257户、7242028口，分别增长了56.79％和57.14％；而且，从同期所占全国人口比例来看，增长尤为明显。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全国共有人口为59594978，益州刺史部占7.73％，而到东汉永和五年全国人口49150220，益州刺史部占14.73％，翻了近一番。
其三，西南边郡地区也成为蜀汉政权巨大的财富来源之地。《三国志·诸葛亮传》说：“亮率众南征，其秋患平。军资所出，国以富饶”；《三国志·李恢传》云：南征之后，蜀汉“赋出叟濮，耕牛、战马、金银、犀革，充继军资，于是费用不乏”；《华阳国志·南中志》也载：南中诸侯“出其金、银、丹、漆、耕牛、战马，以给军国之用”。出产于汉嘉的金，朱提的银，在当时享有盛名。刘禅时，南中开采的银窟有数十座，“岁常纳贡”。
由于西南边郡，尤其是西南夷地区社会经济的长足进步，到东汉末年，它已经成为全国重要经济区之一，与中原、江南经济区三分天下而有其一，最终支撑了蜀汉政权，而成三国鼎立之势。
四
综合本文，我们可以得出几点启示：
（一）国家政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风向标，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具有指导意义。政策的优劣直接关系到经济发展的成败兴衰。
（二）社会经济按其自身发展规律运行，强有力的政府行为，可以成为经济起动的催化剂，在一定时期内产生明显效果。但是，经济要稳定、持续的增长，还需要根据其地理、人文环境而因地制宜地渐进式发展。
（三）加强交流，是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基础。在自然环境相对封闭，经济文化被分割成彼此相对独立的群体而难以融合时，交往就成为其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机制。这种交往，无论采取何种社会形式，对经济文化发展都是极其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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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M].
[32]华阳国志·南中志[M].
[33]后汉书·安帝纪[M].
[34]并见华阳国志、汉书·昭帝纪、汉书·西南夷传[M].
[35]太平御览卷956木部第五[M].
守财奴的故事篇9
——读《穆斯林的葬礼》有感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有些人拥有信仰——理想的更高境界，理想可以支撑人的奋斗，是人劳动的动力。《穆斯林的葬礼》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得到不同的启发和感悟，我仅从奇珍斋历史的角度出发，思考两代人的故事。
第一代人梁亦清是勤劳朴实的玉匠，他像中国无数勤劳的农民，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地为自己的事业奉献光阴和艺术。他热爱琢玉，沉醉于琢玉，他的手艺高超但秉性木讷、不擅言辞，所以只能养家糊口，成不了大富大贵，钱也并非他的信仰，梁先生是位穆斯林，在他眼中钱财只不过是浮云、粪土、是凡夫俗子恋恋不舍的累身之物，最后他为他的艺术而倒下了。和妻女安安稳稳地生活在北京，用自己所热爱的技艺吃饱穿暖，他是幸福快乐的。梁亦清在看到女儿买了樱桃吃得很高兴的情景，他想到了玉，于是全身的疲劳消除，到三个月琢出了栩栩如生的樱桃，他的生活与生命与玉连在了一起。
第二代人韩子奇的人生应了那句“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大起大落的人生，从一无所有到荣封“玉王”再到一无所有。记得韩子奇说过：“事业的追求，并不一定要什么头衔和称号来满足，你爱上了一种东西，愿意用全部心血去研究它，掌握它，从中得到了乐趣，并且永远也不舍得丢弃它，这就是事业心，是比什么都重要的……”我认为韩子奇对于玉的疯狂热爱，造成了他命运的悲剧，最终身败名裂、错过真爱。他为中国玉文化的流传无意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原本并非他的本意，让人想起《断魂枪》中的沙子龙，任凭孙老者使出浑身解数，他都不愿意传授断魂枪而一意孤行、抱残守缺，断了民族文化之魂。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无价之宝，韩子奇每一块玉都可遇而不可求。二战爆发时，法国向德国宣战，巴黎的人们把巴黎卢浮宫的收藏品分散宣布该市为不设防城市，宁可发起国家也要保护文化，可见文化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我不认为韩子奇是个守财奴，因为他拥有这些不是为了钱，他的快乐不在于发财，他第一次出现时“身穿灰布长衫，脚穿青面布鞋，头戴礼帽，身材虽然高大，却显得瘦弱；面色黧黑，宽脑门儿，中分头，眉弓略高，双眼微微内陷，黝黑闪亮，炯炯有神，一副精明、干练的模样儿。”侦缉队长一瞥，认为他是小职员、教书匠之类，充其量不过是个账房而已，可见他不喜欢“炫富”，他的快乐在于他获得更多的稀世宝玉，他的快乐在于他是“玉王”，他不会主动的用他的珍藏去换钱，因为他是他的生命，他的信仰是玉。韩子奇也是玉的奴隶，他说“事业的追求，并不一定要什么头衔和称号来满足，”但他却放不下“玉王”的名号，他爱玉胜过爱自己，以至于梁君壁为了留他锁住了玉也锁住了他的身，让韩子奇放走了真爱，放走了幸福，留下默默相思和悔恨。
守财奴的故事篇10
前两天《红山晚报》刊登了一组日本鬼子侵华的照片，大部分是日军军官在支栋楼前的合影。支栋楼是赤峰第一楼，日本人侵占赤峰霸占了支栋楼。支栋虽然是赤峰的大地主，但还不是最富有的。听老人讲，解放前赤峰有“一朱二杨三哏子”之说。朱家除了广有良田之外，在头道街、二道街都有商铺、作坊、银号，属工商地主。杨家有官家背景，做过县长，在北京还有当官的家人，属官僚地主。哏子姓李，没有前两家显赫，属“土包财主”。
李哏子的“土包财主”可谓名声远扬，祖上勤勤恳恳的遗风传到他那里被他发扬光大，几百亩耕地扩充到上千亩良田。可能是感觉创业的艰辛、守业的不易，他为人特别低调。虽有良田豪宅，家人仍不能懒惰，女眷在家缝缝补补，男劳力要和长工一样劳作，且同吃同住。他本人袭一身烂衫，每天晨起检粪拾柴。据传伙食甚是简单，哏子好喝两口烧酒，取一咸鸭蛋，用洋钉子剜一下嘬一口，权当下酒菜。此事真假无从考证，但有一事确有记载，一天早晨有一伙土匪遇见在路口拾粪的李哏子，问：李哏子家在哪儿？李哏子看来者不善，胡乱指了一通，马上跑到警察局报警，果然是计划绑架他的土匪，李哏子靠机智和破衣烂衫躲过了一劫，此事过后李哏子“土包财主”的名声传得更远了。斗转星移好日子没过几年，李哏子一生聚敛的财产被土改的大潮冲的一干二净，子女继承的是地主分子的帽子和无休止的批斗、羞辱。所幸的是李哏子在大潮临近的时候寿终正寝，只留下人们对他一辈子没有享到福的唏嘘。至于李哏子为什么会成为守财奴，人们归结为没有文化、孤陋寡闻、聚财不易、痴情儿女、不会享受……
李哏子的故事是当时人们茶余饭后的消遣，但囿于当时的手段传播终究有限。不似当今的媒体可以把世界任何角落发生的任何事情顷刻传得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特别是微博、微信两大媒体以实时、快捷、移动、广泛著称，功能强大无比。这不，今天微信又爆出新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被带走时家中被搜出一亿元人民币现金。
一亿元人民币直观感受是怎么样的，恐怕只有造币厂的人才能有感觉。我们在电影中看见的手提箱里、大卡车里全是钱的场景，几百万的现金交易、几千万的银行抢劫之类的情节中呈现的成捆成捆的钱都是道具，估计是不能流通的。我等小民，很难想象一亿元现金堆在一起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视觉冲击。
还是网络善解人意，马上就有网友发帖：一张一百元的钞票长155毫米，宽77毫米、厚0.1毫米，重约1.15克，价值亿元的百元大钞堆积起来大约长1.55米，宽0.77米，高1米，重量达到1.15吨。这些人民币铺开有1.17个足球场大。又有网友计算一亿元人民币可以装满32个20寸的拉杆箱，单张摞起来的话就有100米高，相当于33层楼房的高度……
网络又爆：魏平时生活简朴，经常骑旧自行车上班，丝毫看不出家藏万贯……他穿的衬衣、裤子一看就是地摊货，开会或考察时身处各界精英之中显得很“土气”……他不是裸官，孩子在国内工作……他不善言辞，但工作非常认真，经常加班加点。在网上搜索与魏鹏远有关的新闻，大多是魏在各地煤矿调研视察，并指示企业要加强瓦斯治理，提高安全管理水平云云。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到了李哏子——又一个活生生“土包财主”、守财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