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子春秋十篇

晏子春秋篇1

作者简介：韦春喜（1976-），男，山东苍山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博士后，文学博士，北京，100732。

摘要：国家财富观是晏子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财富的获取方面，他反对过分聚敛，提出“取下节”思想，主张适度使用人力资源，合理适时开发自然资源，反对通过战争掠夺财富。在用财理念上，反对奢侈，注重节俭；尊重民意，提倡财以利民；注重功效，以国事大小、利益轻重作为对用财目标、重点进行选择的依据。其分配理念从“幅利论”思想出发，反对藏财，提出了“权有无，均贫富”的思想理念和国家财富分配原则，国家财富分配应向下层民众倾斜，特别强调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救助。从本质上讲，其国家财富观是道德伦理型财富观，在一定程度上能超越本阶级与时代局限，在人道主义和民本哲学思想指导下，表现出对弱者生存权利的关注和对强者权利意志的约束，具有一定的科学色彩。

关键词：晏子；《晏子春秋》；国家财富观

中图分类号：B223.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4-7387(2012)02-0098-05

财富观是先秦经济、文化思想的主要组成部分。这在先秦诸子的相关著述、言论中有鲜明表达与体现。在当时的条件下，财富的占有主要集中于国家与个人手中，因此先秦诸子也相应地形成了国家与个人财富观。其中，春秋时，齐国杰出的政治家晏子的国家与个人财富观是很值得关注的。就目前研究现状而言，学界对晏子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其生平考证、政治思想等的论述，而对其财富观尤其是国家财富观关注较少。基于此，本文试图就其国家财富观略作探讨。

晏子( ? -前500 年)，名婴，谥平仲，莱州夷维(今山东高密县) 人，历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三君，前后从政五十余年，“三世显名于诸侯”［1］，是春秋时期著名的历史人物。作为齐国的执政大臣，他从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出发，在处理齐国的政治、经济问题时，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国家财富观。由于其言论主要保存于《晏子春秋》，基于此，本文着重以这一典籍作为文本对象分析其国家财富观。

一、国家财富的获取理念

一般认为国家财富是指一国所拥有的生产资产、自然资产、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本的总和。［2］这是一个现代学术概念。就春秋时期而言，国家财富应当是一个国家所拥有、支配的物质财富、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等的总和。它是维护一个国家存在与发展，维持国家机器运转的必要基础与因素。如何去获取财富对国家而言，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

春秋时期，国家财富的获取主要依靠田赋、关市之征以及盐铁国家专卖等。此时，诸侯国为了争霸或维护统治者的经济利益，纷纷加重对农工商阶层的剥削。这在齐国有充分反映。《左传·昭公三年》载：“民三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3］《昭公二十年》载：“县鄙之人，入从其政，偪介之关，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强易其贿。布常无艺，征敛无度。”［4］可见当时齐国对田赋、关市等的赋敛、剥削是很严重的。对此，晏子非常反对，认为“重敛于民”（《晏子春秋·内篇谏下》。本文所用版本为卢守助《晏子春秋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凡此书引文，以下只标篇名），“藉敛殚百姓”（《内篇问上》），会导致百姓过度贫穷，加重公室与百姓间的阶级矛盾，致使“怨聚于百姓”（《内篇谏下》）。认识到这点后，晏子提出了自己的国家财富获取观。他在回答齐景公“贤君之治国若何”的问题时，认为贤君治国表现在四个方面：“其政任贤，其行爱民，其取下节，其自养俭”（《内篇问上》）。在此，他提出了“取下节”的国家财富获取观。另外，他所说的“苟所求于民，不以身害之”（同上）、“俭于藉敛”（同上）、“节取于民”（同上），表达的意思差不多。“取下节”理论具有重要意义。在晏子以前，人们对国家应采取何种方式获取财富已有一定的认识。《国语·周语中》载：“王(按：指周襄王)曰：‘利何如而内，何如而外？’对（按：指富辰）曰：‘尊贵，明贤，庸勋，长老，爱亲，礼新，亲旧。然则民莫不审固其心力以役上令，官不易方，而财不匮竭，求无不至，动无不济，百姓兆民，夫人奉利而归诸上，是利之内也。’”［5］《楚语下》载斗且之语曰：“夫古者聚货不妨民衣食之利，聚马不妨民之财用。” ［6］这些言论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国家财富获取方式的思考，但缺乏理论认识的高度和深度。而晏子则针对春秋中后期赋税日趋严重的趋势，较早提出“取下节”思想，并把它作为与“任贤”、“爱民”等春秋时所公认的治国理念相提并论，对于后世主张薄税、反对重敛思想的形成有理论先导作用。

春秋时期，以庶民为主体的劳动人民还必须为国君、国事无偿服劳役、力役。作为人力资源，他们的劳动及劳动创造的财富，也是构成国家财富的来源。“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条件下，财富的创造只能依靠体力的支出，财富的尺度也只能是劳动的时间。”［7］因此，为获取更多的国家财富，满足国君或统治集团的欲望，统治阶级往往极力加强对劳动人民的役使与剥削。对此，晏子认为毫无节制的役使会让百姓陷入了“尽力不能周役”（《内篇谏上》）的境况之中，“民之力弊矣”（《内篇杂下》）,让民众疲惫不堪，耽误农时，造成“下之疾其上甚矣”（同上）的矛盾状态，引发社会斗争。在这种情况下 ，他认为在通过劳役获取国家财富时，应坚持以下的基本原则：“不从欲以劳民”（《内篇问上》），不能“夺民农时”（《内篇谏下》），“作工不历时，使民不尽力”（《内篇问上》），“使令不劳力”（《内篇谏上》）。也就是说，不能因个人私欲以役使百姓，过度使用人力资源，纵使是为国家所需的劳役，也要坚持适度原则，不能与农时相违，妨碍粮食生产，不能超过规定的时限，过度压榨其劳动力。可以说他的主张是比较适中辩证的。

劳动固然创造财富，但一些产自于自然界中的自然物，因自身的使用价值，也被视作财富。《国语·周语上》云：“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8］《楚语下》云：“山林薮泽足以备财用，则宝之。”［9］这些资料就说明了上述观点。为了增加国家财富，自西周以来，国家都派官员守护管理山林川泽，视其中的自然资源为国家之宝，开发利用，谋取专利，形成了国家特权财富收入。当时的齐国的主要措施是“官山海”,即矿产、水产等由国家经营，实行盐铁国家专卖。但过度的开采必然会破会自然生长规律，引起资源的枯竭或无法再生。晏子在继承齐国早期“山泽各致其时，则民不苟”［10］思想的基础上，认为“大宫室，多斩伐，以逼山林；羡饮食，多畋渔，以逼川泽”（《内篇问上》），必然会导致“民神俱怨，而山川收禄”（同上），即会引起老百姓与神灵的怨恨，山川会收回自己的财富。国家应当“节宫室，不敢大斩伐，以无逼山林；节饮食，无多畋渔，以无逼川泽”（同上），这样才能够“山川纳禄”（同上），即山川献出财富。这种观点实际上涉及到了现代财富理念中的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与增加国家财富之间的关系问题，反映了晏子对二者关系的认识已达到了一个比较理性的水平。这在先秦时期是非常难得的。另外，晏子还反对国家对自然资源的专利，提出了“山林陂泽，不专其利”（同上）的主张，认为山林池泽应向百姓开放，不独占财富，这样能够达到“民亲”的政治效果。

除此以外，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频繁，其中的一个目的就是侵占别国的土地、财产，获取财富。为了维护国家的政治利益，晏子反对“以兵降城，以众图财”（《内篇谏下》）财富获取方式，提倡“不侵大国之地，不秏小国之民”（《内篇问上》），“地博不兼小，兵彊不劫弱”（《内篇问下》），“不以威彊退人之君，不以众彊兼人之地”（同上）。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够使“诸侯皆欲其尊”（《内篇问上》），“外归其义”（《内篇问下》），使本国“长保威彊”（同上），也就是说能够为诸侯国所尊，树立国家的政治道义，长期保持国家的强大。可以说，这一观点在当时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反映了晏子国家财富追求应服从于国家政治利益的经济思想。

二、国家用财理念

所谓国家用财理念，是指国家基于当时的政治、经济境况与形势，在使用、消费国家财富时，所应遵循、坚持的基本原则与指导思想。在先秦时期，不少思想家对这个问题有一定的认识。其中晏子是比较值得注意的。他身为国相，执掌国政，对齐国的经济形势、财政收入等问题自然了解得比较全面，在处理国家经济问题的长期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用财理念。

第一，反对奢侈，注重节俭。在自然经济时代，国家财富的生产与创造毕竟是有限度的。在财富供给量为既定的条件下，以国君为代表的统治阶级的消费水平过高的话，必然会引起国家财富分配链中的失衡，使另外一方财富占有不足，必然会引发社会经济、政治矛盾。对此，晏子有较深的感悟与体认：“厚身养，薄视民，……灾害加于诸侯，劳苦施于百姓，故雠敌进伐，天下不救，贵戚离散，百姓不兴。”（《内篇问上》）

“消费有示范效应，而示范效应是社会性的。……社会风气的形成同消费行为有密切联系。”［11］由于诸侯是国家的代表，其消费自然也就不是纯粹的个人消费，而是国家消费的反映，必然会对整个社会消费产生导向作用。而“奢侈性消费是不合理的消费行为中的一种，它同样会对社会风气产生消极影响。”（同上）可以说，晏子很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说：“钟鼓成肆，干戚成舞，虽禹不能禁民之观．且夫饰民之欲，而严其听，禁其心，圣人所难也。” （《内篇谏下》）“（景公）惟图耳目之乐，不修先君之功烈，而惟饰驾御之伎，则公不顾民而忘国甚矣。……夫驾八，固非制也，今又重此，其为非制也，不滋甚乎！且君苟美乐之，国必众为之。”（《内篇谏上》应当说，在春秋时期，晏子是最早认识到以国君为代表的国家消费与社会风气关系的第一人。

在上述认识下，晏子认为国家财富的消费必须以节俭作为基本原则，并把它作为贤君治国四大策略之一：“其政任贤，其行爱民，其取下节，其自养俭”（《内篇问上》）。可见，晏子是把节俭上升到一个治国理念角度进行认识的。所以他积极提倡国君向古代圣王学习，节制日常生活消费。“今君欲法圣王之服，不法其制，法其节俭也，则虽未成治，庶其有益也。”（同上）“为君节养其余以顾民，则君尊而民安。”（《内篇问上》）国君应通过自身的“土事不文，木事不镂”的节度消费，“示民知节”（《内篇谏下》），积极发挥社会示范效应，来引导社会风气。

第二，尊重民意，财以利民。晏子是民本主义思想的提倡者，看重“民”在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谋度于义者必得，事因于民者必成”（《内篇问上》）。即谋划事情时考虑符合道义就一定能够有所得，做事情在注重民意的基础上必然能够成功。在这种政治观点之下，国家财富的使用、消费等作为国家政治、经济大事，必然也要听取、注重民意。为此，他提出“用财之费顺于民”（《内篇谏下》），即国家财富的使用、消费在一定程度上要顺应民意的先见卓识。从实质意义上，国家财富的使用、消费与分配等，不是个体，而是国家、社会。既然如此，国家财富的消费决策不能仅仅取决于统治阶级，应当有更广泛的社会群体参与，才能显示出它所具有的社会性。应当说，这是一个富有现代国家财富理念的问题。关于此点，晏子已表现出一定的认识。

在民本思想基础上，晏子还认为国家财富的使用要给下层人民带来利益：“利多则民欢。”（《内篇问上》）“明君必务正其治，以事利民。”（《内篇谏下》）“安仁义而乐利世者，能服天下。”（《内篇问上》）认为人对利益、财富都有天然的追求欲望，利益多就会高兴。在这种情况下，统治阶级若要在政治上治理好国家，获得天下认可，就必须采取包括运用国家财富以利民的策略。显然晏子的财以利民观念是从维护齐国公室统治的角度进行思考的。

第三，注重功效，以国事大小、利益轻重作为对用财目标、重点进行选择的依据。《内篇谏下》“景公为履而饰以金玉晏子谏”条记载了一位鲁国工匠为齐景公制作衣服鞋子，花费很大，但非常不实用。晏子认为其罪有三，其中一条是“用财无功，以怨百姓”。意即耗费了很多钱财，结果没有功效，招致百姓怨恨。又，同篇“景公登路寝台不终不悦晏子谏”条载，晏子批评景公修建路寝台，景公检讨自我“费财劳民，以为无功”，实际上也是晏子思想的反映。国家财富的使用有其目的，必须有实际功效，否则就是变相地浪费国家财富，引发社会矛盾。上述两则资料就说明了晏子的这种认识。

国家财力毕竟是有限的。如何在有限的条件下，进行财政支出，以服务于国家与民众，谋取利益，是富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对此，晏子提出了创见：“事大则利厚，事小则利薄，称事之大小，权利之轻重，国有义劳（按：当作“羡荣”），民有如（按：当作“加”）利，以此举事者必成矣。”（《内篇问上》）意即衡量事情的大小，权衡利益的轻重，使国家增加荣誉，百姓增加利益，凭着这些来做事的，一定能够成功。这实际上反映了晏子在有限的国家财力之下，以国事大小、利益轻重作为标准与依据，有重点地选择财政支出目标进行国家建设的思想理念。

三、分配理念

《内篇杂下》载，庆封逃亡后，齐景公把他的食邑分给晏子，晏子不受。他说：“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为之制度，使无迁也。夫生厚而用利，于是乎正德以幅之，使无黜慢，谓之幅利，利过则为败，吾不敢贪多，所谓幅也。”在此，晏子提出了著名的“幅利论”，认为人都有追求财富的欲望，但过于满足欲望必然会招来灾祸。因此，需要对追求财富的行为加以限制，在端正道德的基础上，使之处于正当适宜的范围内。此论谈的虽然是个人财富观，但国家作为一个获取、占有、使用、消费的社会主体，它同社会个体一样，都具有对财富的追求欲望。在这种情况下，统治阶级对待国家财富也必须持有“幅利”观念。

在此观念基础上，晏子反对国家“藏财”，即反对国家过度集中财富，不进行社会再分配，提倡“府无藏，仓无粟。”之所以如此，他有自己的思考。《内篇问上》载其论云：“府藏朽蠹，而礼悖于诸侯，菽粟藏深，而怨积于百姓”《内篇杂上》又载云：“量功而不量力，则民尽；藏余不分，则民盗。”社会财富过度积累、集藏于以公室为主体形象的国家当中，必然意味着社会下层群体的过度贫穷。在强烈的贫富两级反差、对比中，社会不安定因素必然产生，引发公室政权灭亡。可见，晏子是站在政权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藏财弊端的；也可以看出他主张国家财富再分配的积极态度。

国家掌握财富目的是什么，国家又该如何实现财富的再分配。对先秦时期而言，这是富有挑战性的经济问题。对此，晏子是进行回答的历史第一人。他在回答景公“古之盛君，其行何如”的问题时说：“其处上也，足以明政行教，不以威天下；其取财也，权有无，均贫富，不以养嗜欲。”（《内篇问上》）可以看出，前句是说国君身居君位，可以使政治清明，教化得以推行，不以权势威迫天下人。这是就国君的政治作用而言。而后句则是从经济角度指出国家掌握财富的功能与目的：不是为了统治阶级的嗜欲，而是为了平衡社会物质、财富占有的有无，使贫富平均。在此，晏子不仅首次提出了“权有无，均贫富”的思想理念和国家分配原则，而且从经济角度回答了国家掌握财富的目的：调节社会各阶层的财富差距，使社会在经济上达到一种和谐而非两级贫富对立，实现在封建等级秩序下财富占有的相对公平，表达了当时人们对美好而理想的社会经济财富分配平等状态的诉求。

毫无疑问，在封建等级经济秩序中，公室贵族是财富占有链中的受益者，而下层民众则是受压榨者，在财富占有上处于劣势。在“权有无，均贫富”理念指导下，晏子在国家财富的分配上，反对“厚藉敛不以反民”（《内篇谏下》），积极提倡向下层民众倾斜，发挥国家在改善社会各阶层经济关系的调控作用，达到国家主导下的财富分配、占有的均衡，发挥、实现国家财富的社会价值和政治作用。他说：“节取于民，而普施之，府无藏，仓无粟。”（《内篇问上》）“为君节养其余以顾民，则君尊而民安。”（同上）“领民治民，勿使烦乱，知其贫富，勿使冻馁，则民亲矣。”（同上）只有如此才能化解因贫富极度反差而产生的各种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富民，实现社会经济关系的和谐，维护社会安定。

在向下层民众倾斜的国家财富分配中，晏子特别强调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救助，表现出对弱者生存权利的关注。在民本思想和人道主义精神基础上，他鼓励统治阶级去了解社会贫困情况，根据弱势群体的具体情况及时进行贫困救助。《内篇问下》载：景公出游，询问应当如何作为才能效法先王的巡游时，晏子说：“春省耕而补不足者谓之游，秋省实而助不给者谓之豫。”并批评他“贫苦不补，劳者不息”。在这种情况下，齐景公“命吏计公掌之粟，藉长幼贫氓之数。吏所委发廪出粟，以予贫民者三千钟，公所身见癃老者七十人，振赡之，然后归也。”再联系《内篇杂上》所载：“景公游于寿宫，睹长年负薪者，而有饥色．公悲之，喟然叹曰：‘令吏养之！’晏子曰：‘臣闻之，乐贤而哀不肖，守国之本也。今君爱老，而恩无所不逮，治国之本也。’公笑，有喜色。晏子曰：‘圣王见贤以乐贤，见不肖以哀不肖。今请求老弱之不养，鳏寡之无室者，论而共秩焉。’公曰：‘诺。’于是老弱有养，鳏寡有室。”可以看出，晏子具有明确的运用国家财富进行弱势群体救助的理念与具体措施；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在政府运作下，国家财富应发挥社会救助方面的功能与作用；在国家发生灾难的情况下，政府应运用国家财富进行救灾救荒，在正常条件下要了解弱势群体情况进行救助；要了解救助对象的不同情况，进行个性化的国家经济救助。

四、关于晏子国家财富观的思考

在晏婴所处的时期，齐国以陈（田）氏为代表的私门同公室间的经济、政治矛盾已比较尖锐。由于陈氏在经济上采取了比较适中惠民的新经济策略，因此政治上很得民心，大有取代姜齐政权之势。对此晏子有清醒的认识，他说：“公弃其民，而归于田氏。”“齐为田氏乎。”（《内篇问下》）反映了他对当时政治局势的敏锐把握。如何去挽救姜齐政权，成为他执政的主要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倡导、采用新的国家经济策略，打破传统的代表宗室、贵族利益的经济剥削、占有方式，成为适应政治、时展的必然。他的国家财富观就是这种必然的产物。

春秋时期，随着新的生产关系的产生与先进生产工具的使用，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创造的财富越来越多。一种新的问题也随之产生：个体与国家究竟该如何去追求与占有财富？问题的提出反映了先秦人对纯粹经济行为的伦理关怀与构建财富价值理念的时代思索。早在西周时代，芮良夫已表现出对此问题的思考：“夫王人者，将道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今王学专利，其可乎？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12］批评周厉王的专利是不义行为，透露出一定的伦理色彩。到了春秋时期，随着“义”观念的深入人心，人们便把相关的财富活动与它紧密结合起来，使此时期的财富观带有强烈的道德伦理色彩：“德、义，利之本也。”［13］“夫义者，利之足也；贪者，怨之本也。废义则利不立，厚贪则怨生。”［14］其中，晏子是重要代表，认为“义，利之本也。蕴利生孽”［15］，“义厚而利多”（《内篇问上》）。不过与春秋其他人物相比，由于身处执政之位，致力于政治、经济问题的解决，因此其道德伦理财富观更具体现实，更富有实践性，而不是空洞的理论主张。他的国家财富获取观、用财观、分配观实际上多是这种道德伦理财富观的具体化，实质上是用道德伦理的原则约束统治阶级的占取和消费财富的行为，同时实现一种具有浓厚道德伦理和谐色彩的财富分配，达到社会的和谐而非矛盾斗争。

虽然在政治立场上，晏子维护公室统治，但是道德伦理不同于阶级意志。从哲学层面上，“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16］，是对人的生存方式及社会关系是否具有合理性的追问，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超阶级性。这使他的道德伦理（“义”）性国家财富观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本阶级与时代局限，在人道主义和民本哲学思想指导下，表现出对弱者生存权利的关注和对强者权利意志的约束（如反对过分聚敛与奢侈逐欲，主张减轻稅敛与节俭），“以避免由于满足强者意志而牺牲弱者利益所出现的社会冲突和对抗状况”［17］。这也使其国家财富观更富有价值与意义。

晏子能在国家财富的获取、使用、消费、分配等不同层域，表现出自己的思考与认识，这说明其国家财富观已有一定的体系性。这在春秋时期是很难得的。特别是他的一些理念，诸如主张对自然资源合理适时开发，尊重民意，财以利民，注重功效，以国事大小、利益轻重作为对用财目标、重点进行选择的依据等，都具有一定的现代财富科学色彩，对当代国家财富思想的构建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134页。

［2］高敏雪：《国家财富的测度及其认识》，《统计研究》1999年第12期。

［3］［4］［13］［15］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235、1417、445、1317页。

［5］［6］［8］［9］［10］［12］［14］徐元诰：《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8、521、12、527、227、 13-14、290页。

［7］丰子义：《关于财富的尺度问题》，《哲学研究》2005年第6期。

［11］厉以宁：《经济学的伦理问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38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5页。

晏子春秋篇2

大家好！我叫晏婴，“晏子”是别人对我的尊称。我生活在春秋时代的齐国，做过齐国灵公、庄公、景公三朝国君的相国。我个头矮小，其貌不扬，为此没少受人嘲笑，不过后人认为我相国做得还算称职，就搜集了我的一些传闻轶事，编成《晏子春秋》。

知识链接：《晏子春秋》大约写成于战国末期，是后人假托晏婴的名义所作。该书经过汉代学者刘向的整理，分为内、外八篇，收集了215个关于晏婴的传说故事，其中很多是晏婴劝告君主不要贪图享乐，应爱护百姓、任用贤能、虚心纳谏的事迹。

您太谦虚啦，您爱护百姓、劝谏君主的事迹有口皆碑，连孔子都夸您是君子呢。您劝说他人的口才和智慧，留给我们后人许多启迪。

过奖过奖，那是我应该做的。我生活的时代，齐国已从诸侯的老大――盟主的地位上跌落，外有秦国楚国虎视眈眈，内有天灾人祸频频侵扰。我辅佐过的三位国君呢，又个个好吃贪玩不爱工作，我能不像个老保姆一样成天盯着管着唠叨着吗……

额，晏相国注意形象啊。要不，您给大家讲讲您和国君的那些事吧。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人一上了年纪就喜欢发牢骚，同学们别见怪。下面我讲两个故事好了――

智救养鸟人

齐景公很喜欢鸟。有一次他得到了一只漂亮的鸟，就派一个叫烛邹的人专门负责饲养。可没过几天，那只鸟逃走了，齐景公气坏了，要杀烛邹。站在一旁的晏子忙说：“先让我宣布烛邹的罪状吧，然后您再杀他，也好让他死得明白。”齐景公答应了。

于是晏子板起脸，严厉地对被捆绑起来的烛邹说：“知道吗？你犯了死罪，罪状有三条：第一条，国君叫你养鸟，你却不留心让鸟飞走了；第二条，你让我们的国君为一鸟杀人；第三条，如果其他诸侯知道了这件事，会认为我们的国君只看重鸟而轻视老百姓的性命，从而看不起我们。因为这三条罪状，所以现在要杀死你。”说完，晏子回身对齐景公说：“请您动手吧。”

齐景公听了这番话，明白晏子是在委婉地批评自己不该重鸟轻人，不好意思地干咳一声，说：“算了，把他放了吧。”接着他走到晏子面前，拱手行礼说：“多谢相国。若不是您的开导，我险些犯了大错误呀！”

挂牛头卖马肉

齐灵公有个怪癖，喜欢看女子穿男装，于是齐国的妇女中流行起了穿男人的服装。齐灵公觉得让别国的人看到了挺丢脸的，就下令禁止：“一旦发现穿男装的女子，就撕破她的衣服，扯断她的衣带！”并派出很多官吏在街头巡逻执法。然而奇怪的是，虽然满街都有违令的女子被官吏撕破衣服、扯断衣带，但女扮男装的风气却依然盛行不衰。

齐灵公沮丧地问晏子这是为什么，晏子回答说：“您仅仅禁止宫外的妇女穿男装，却放纵宫女嫔妃这样做，这就好比卖肉的铺子在门口挂上牛头卖的却是马肉。您为什么不先禁止宫内的女子这样做呢？那样平民妇女们就不会穿男装了。”齐灵公照办了，之后没到一个月，全国的女子就都不再穿男装了。

本期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同学们喜欢吗？喜欢的话请在“‘造粉’召集令”中投本栏目一票。接下来请晏相国为大家布置本期的国学任务。

下面是几个出自《晏子春秋》的成语，请同学们根据释义将它们补充完整。全部答对的同学就能获得精美奖品哦！

1.圣人千虑，必有（ ）（ ）；愚人千虑，必有（ ）（ ）：圣明的人考虑事情再周密，千百件事中总会有一两件有疏漏；而愚笨的人经过反复思索研究，千百件事中总会有一两件做法可取。比喻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晏子春秋篇3

地点：楚国城门外

人物：晏子。接待的人

【春秋末期，一次，楚王知道晏子要来，便想侮辱晏子】。

【楚王知道晏子身材矮小，就叫人在城门外开了一个五尺来高的洞。让晏子进去】。

晏子（睁大眼睛）城门怎么不打开来呀？我可是要来你们国家的，还不快打开城门迎接我呀！

接待的人（冷笑的看了他一眼）告诉你吧，我们大王让你从这进去（便指着那个洞）

晏子（大吃一惊）这又不是城门，这是个“狗洞”，是狗钻的洞。难道你们这里是“狗国”吗？如果你们这里是“狗国”，那我也没办法。那就钻吧。（说完弯下腰正要往洞里钻）。

接待的人(赶紧)等等！先别钻，等我进去问问咱们大王，再听听他的意见。（说完急忙跑进去禀告他们大王）

晏子（笑嘻嘻）哼！想侮辱我侮辱齐国，门都没有。

【过了几分钟】

接待的人（从里面喊出来）大王有令，大王有令，打开城门迎接齐国的晏子。

晏子春秋篇4

二桃杀三士是中国古代一则历史故事，最早记载于《晏子春秋》，后演变成成语，表示用计谋杀人。晏子，字仲谥平，原名晏婴。春秋时齐国夷维人，齐国大夫。他是一位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以有政治远见和外交才能，作风朴素闻名诸侯。他爱国忧民，敢于直谏，在诸侯和百姓中享有极高的声誉。公元前556年，其父晏弱后，继任齐卿，历任灵公，庄公，景公三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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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子春秋篇5

关键词： 晏殊 珠玉词 生命意识

一、关于生命意识

当我们提到某件文学作品具有生命意识其实是指它拥有一种眼光――即将自我乃至整个人类置于宇宙、自然的大背景下，并藉由此产生的时空中的渺小感为动机对本体生命进行本质的内涵观照。《文心雕龙・物色》有言：“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盖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微虫犹或人感，四时之动物深矣。若夫圭璋挺其惠心，英华秀其清气，物色相招，人谁获安？”自然万物中本就沉淀着强烈的生命内蕴，常人尚不可免于兴叹，更何况“灵犀一点”的诗人。

晏殊词脱胎于五代词，特别是冯延巳的作品，这是确凿无疑的。但仅因为这一点而将晏殊词与五代词混为一谈是有失偏颇的。在前代的词论中多有言及《珠玉》、《阳春》蔽于绮丽浮靡、流于声色，其实非然。“转烛飘蓬一梦归，欲寻陈迹怅人非，天教心愿与身违”（《阳春集・浣溪沙》）。人生恰如飞蓬转烛，飘忽一梦，物是人非旧迹难寻。这正是对人生短促恍惚的喟叹，如何可以无病简单敷衍之？晏殊词亦然，当他问出“夕阳西下几时回”一句之时，一种对于为生的强烈关怀就已然融浸在字句中了。这样随处可见的对于时空中动静交错的思考与把握自然不是“绮丽轻靡”几字所能涵盖的。

然而，《珠玉词》虽则承继《阳春》之风，境界却又远在其上，正如王国维所说：“晏词出《阳春》，别有开发，情中有思，理性反省。为移情提供一入口。”下面即将对晏词的别有开发做进一步的分析与探讨。

二、《珠玉词》生命意识的表达及其审美效果

与冯延巳一样，晏殊一生身处高位，与大多数文人相比仕途顺利，故后世多称其为“太平宰相”。然而这样的身世并未造成其作品艺术性的削弱，相反，其特殊的生活背景与处世方式使得他的作品具有了许多特异之处，在生命意识的维度上亦是如此。下面本文就对此从表达方式与审美效果两个方面做具体的探讨。

（1）生命意识的表达

提到生命意识的表达，最先关注到的就是与之相关的意象。首先是花草：“残，梨叶堕，可惜良辰虚过”（《更漏子》）；“春花秋草，只是催人老”（《清平乐》）；“樱桃谢了梨花发，红白相催”（《采桑子》）。在这些句子中，花草的生长凋零，衍衍相替恰代表了人生之盛衰浠，且以其色彩形态之美丽终不免毁败创造了一种悲剧美感，使得感染力大大增强。其次是燕子的意象：“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浣溪沙》）；“燕鸿过后莺归去，细算浮生千万绪”（《木兰花》）。燕子的特异之处就在于它是候鸟且往往与象征青春时光的春天联系在一起。王欣新曾专门分析过晏殊词中的燕子意象，她认为燕子是晏殊生存反思的感性载体，与其惜春、思人、惜时中的生命思考密切相关，这是不无道理的。最后当然还有传统惜时诗歌中最常出现的流水意象：“绿水悠悠天杳杳，浮生岂得长年少”（《渔家傲》）；“人面不知何处，绿波依旧东流”（《清平乐》）。一方面，水的流逝与时光的流逝紧密相合，正是“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另一方面，水流的长久不停不变恰象征了一种永恒性，作为“物是”与“人非”进行了鲜明的对比。总得说来，不管是花草、燕子还是水流都具有鲜明的时间属性，这些意象使得生命意识的表现与转移成为可能。

除了意象之外，《珠玉词》在承载生命意识的主题上亦有特异之处。

首先要提到的是叙述方式的变化。较于诗而言，词作为一种偏于抒情的文体一般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出发审视世界，抒发自我的主观感受。然而面对生命这一宏大主题，作者的视角上升到了更为广阔的维度。他企图通过词客观地描述世界，展现生命，并对读者有所劝解。实际上劝解之语亦是其生命感怀的一部份，有所劝解即有所回转，避免了“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般情绪的倾泻。譬如《清平乐》：“秋光向晚，小阁初开宴。林业殷红犹未遍，雨后青苔满院。萧娘劝我金卮，殷勤更唱新词。暮去朝来即老，人生不饮何为。”上片描述了雨后初秋傍晚的情景。林叶未红，积水映苔，一切的景物都是让人心生愉悦的。加之下片中提到的歌妓敬酒，更唱新词，则情境变得更加完美。然而这一切的美好都是暂时的，“暮去朝来即老”，于是前面的描写都成为了一种铺垫，越是美好在此处就越显现出生命演替的残酷。然而并没有就此沉下去，作者在最后一句劝道“人生不饮何为？”虽说有这些许无奈，但到底是从面对生命时的手足无措中挣扎上来。先以美好事物为铺垫，然后一语点破其中的幻灭性，并加以劝戒，这样的模式在《珠玉词》中被广泛应用着。《赤壁赋》中有言“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珠玉词》中一直具备这样一种“自其变者而观之”的眼光，通过变与不变者的对比，显示出无常的生命本质，从而更增加了感发力量。“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变与不变交错，晏殊真实地将生命的真相展现出来，不隐瞒也不消沉。

（2）生命意识的审美效果

自古就有词之为体，要眇宜修，适于言情，而不适于说理的界定。然而晏殊的特异正在于以诗境为词。较早提出这一点的是顾随先生。在众人皆视晏词轻薄之时，他却认为晏词有哲理之思，后为叶嘉莹先生进一步阐述：“他将理性之思致，融入抒情之叙写中，在伤春怨别之情绪内，表现出一种理性之反省及操持，在柔情锐感之中，透露出一种圆融旷达之理性的关照。”晏殊作品的哲思与魏晋刻意说理的玄言诗不同。《珠玉词》的哲思出于不经意，往往在于抒感时的一种自然的流露。在这里，“情”与“理”并不是对立的两个极点，而是互相涵括的圆融心念。这也是为何其能做到“不必言情而自足于情，一字一句，落落大方，能得天籁”的境界。譬如《谒金门》一词：“秋露坠。滴尽楚兰红泪。往事旧欢何限意。思量如梦寐。人貌老于前岁。风月宛然无异。座有嘉宾尊有桂。莫辞终夕醉。”上阙写深秋时节怀念旧日美好生活，感觉如梦一场的伤感。而下阕进一步以生命意识点明这一场梦寐的实质，“人貌老于前，风月宛然无异”。这样一种强烈的对比使得人命运的单薄与幻灭直扑眼前，当读者沉入华年不再的深重伤感时，作者却展现出“座有嘉宾尊有桂”的现况，并以“莫辞终夕醉”作结，劝诫人们享受当下的生活。虽然有着些许的无奈，但毕竟是脱离了绝望。这就是生命意识的节制表达。王国维曾经说到：“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晏殊正是凭着这样一种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的心性达到了珠圆玉润、含蓄圆融的审美效果。

然而也有人对此提出异议，他们反对晏殊关于及时行乐的宣扬。的确，及时行乐的思想广泛地渗透在《珠玉词》之中，但这并不表示晏殊的生命意识所表现的是一种消极低沉的审美效果。恰如《古诗十九首》中所言：“生年不满百，长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及时行乐的目的是为了超脱苦难，避免彻底陷入因人生短暂而产生的虚无主义的绝望中。面对残酷的现实，痛苦既然无益，不如及时行乐。“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这正是通彻生命后的超然与渴望。

除了这一层意义，《珠玉词》里生命意识的审美效果还表现在其力度。对于此，最为人熟知的莫过于那句：“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王国维更是将它作为成大事者、大学问者必经的三种境界之一而倍加推崇。深秋时节，西风摧尽碧树，一下子天地变色，然而此时，诗人却是独上高楼。在这样冰冷无色的背景下，视野一下子变得广大了，人成为画中飘摇不定的蒲草与芥子。以俯视的视角看“尽”天地，一种生命的悲壮感油然而生，这句话也因此在瞬间获得了一种审美力度。正是这样的审美力度，使得感发与共鸣变得强烈。

哲思与情感完美融合的生命意识，澄明有力的气韵，强烈的感发力量和共鸣性使得《珠玉词》拥有了别具一格的审美效果。如果说《花间集》的贡献在于发现了美，那么《珠玉词》的功绩就是对美进行了深化，使得它变得有血有肉且别具一格。

三、《珠玉词》生命意识的形成原因

前文已经分析了《珠玉词》中强烈生命意识的表现及其达到的审美效果。事出必有因，出现在《珠玉词》中的这一特异之处并非空穴来风。很多时候，晏殊的生命意识表现出的是一种空幻情节。例如“人面不知何处，绿波依旧东流”（《清平乐》），又如“劝君看取利名场，今古梦茫茫”（《喜迁莺》）。在晏殊眼里，眼前的一切好景似乎都逃不过“长于几多时，散似秋云无觅处”的命运。这与宋初佛教流行，儒释互补的社会背景有极大关系。宋真宗曾经说：“三教之设，其旨一也，大抵皆劝人为善，唯识达之士能一贯之。”帝王对于“通识”的倡导无疑对仁宗时的“旧学之臣”晏殊产生很大影响。加之晏殊乃博闻强识，乐善好贤之人，佛教的要义法门他自然不会陌生。在《试论晏殊词的空幻情节》一文里，复旦大学的王丽洁对这一点做出了很中肯的论断：“晏殊词中所体现的圆融，是知见空幻法并能够圆满地照见，随顺缘起，照破对象的因缘聚散离合，证知其非有非空非非空的实相之后的圆融，是诸法的了无分别及情与理的不隔。”

除此之外，北宋初期享乐主义风潮的影响亦不可忽略。早在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时就有言：“人生驹过隙尔，不如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以终天年。君臣之间，无所猜嫌，不亦善乎？”中央集权的加强使得位列高职的官员们为了避免猜嫌纵情于宴饮游乐之中，长此以往，这几乎成了一种社会风尚，晏殊出任宰相这一显职自然也不可能免俗。生活在特务机关的严密监视与同僚妒忌的眼光中，生活在这样一种集权的背景下，有所作为显然是不现实的。“劝君莫作独醒人，烂醉花间应有数”（《木兰花》）。于是无论是作为一种自我保护还是作为一种排遣胸中块垒的心理平衡，歌舞宴饮的生活都是不二的选择。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来源于词人本身。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总是“文章憎命达”，似乎只有经历了坎坷悲惨的命运才会写得出绝妙的作品。固然，坎坷的命运会激发对人生世事的感怀而产生动人的作品，但这毕竟不是必要条件，更不能因此而评判一个作者作品的好坏。其实，晏殊平坦富贵的生活不仅没有阻碍其词的感染力，反而大大促进了晏词生命意识的形成与表现。正是因为富贵，才更加洞悉其空幻，以至于作为空幻的一部份为那逃不脱的结局而担忧。有了眷恋与爱所以其词情深；有了洞悉与思考所以其词意丰；有了关怀与悲悯所以其词圆润而有力。高尔泰先生说：“所谓诗人，正是那种对忧患特别敏感的人们。他们能透过生活中的暂时的和表面的圆满看到它内在的和更深刻的不圆满，所以他们总是从欢乐中体验到忧伤。”因此，并非是无忧患者辞不工，也许正相反，是“太平宰相”成就了《珠玉词》的生命意识及其独特的审美魅力。

晏殊《珠玉词》中的生命意识是宋代词人忧生之嗟的源起，在长期的传承与演变中逐渐成为宋词的一大特异点亦魅力所在，因此实在不容忽视。其次，其生命意识对词这一文学体裁中美的深化意义亦不可低估，这也为后来欧阳修对美力度的塑造与苏轼对美范畴的延展奠定了基础。正如李春丽在《晏殊词的理性》一文中提到的：“珠玉虽小，但光辉照人。”

参考文献：

［1］刘扬忠.晏殊词新释辑评［M］.北京：中华书局，2003.

［2］柏寒.二晏词选［M］.山东：齐鲁书社，1985.

［3］唐圭璋.唐宋词简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4］叶嘉莹.唐宋词名家论稿［M］.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晏子春秋篇6

关键词：《珠玉词》 圆融思致 生命意识 诗情体悟

作为宋初词坛“四大开祖”之一，晏殊无疑为北宋词风的发展与壮阔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晏殊工诗善文，尤擅小令。《珠玉词》共收得晏殊一百三十多首词作，词作短小，格调淡雅，内涵蕴藉，由此奠定了晏殊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晏殊也因而被称作“导宋词之先路”的“北宋倚声家初祖”。

叶嘉莹在其《大晏词欣赏》中提及，晏殊《珠玉词》有如下四点艺术特色：情中有思的意境；闲雅的情调；伤感中带有旷达的怀抱；写富贵而不鄙俗，写艳情而不纤佻。①此语诚可谓得晏同叔词作之精要。

一、“情中有思”的生命意识

晏殊词作，既包含由客观变化所引发的感性情致，也蕴含自身对于周遭体察的细致思辨，可以说，是一种融合了感性与理性两方面的圆融思致。如《浣溪沙》词：“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词人以宏阔的气象构建起深广的时空背景，以健笔抒写闲情――繁花易凋零，风雨更摧折，纵是春光无限，亦不过匆匆逝去。伤春悲秋的情怀在中国文人传统中历来就是一个亘古不变的主题，在晏殊的作品中也尤为常见，无论是《踏莎行》中的“春光一去如流电。当歌对酒莫沉吟，人生有限情无限”，还是《玉楼春》里的“绿杨芳草长亭路，年少抛人容易去”，抑或是《采桑子》中的“梧桐昨夜西风急，淡月胧明，好梦频惊，何处高楼雁一声”，无不是词人对于自然界季节更替所产生的感怀。但是与以往诗词作者不同的是，晏殊在对于时序更迭的慨叹中寄寓着更深层次的人生哲思。满目山河何处，落花风雨何年，眼前又是何人，词人均未作出交代，实在是因为晏殊所要写的并非一时，所感叹的也并非一事。这是经由作者人生观的一个维度来展开的：悲年光之有限，叹世事之无常，时间与空间在人类历史中所显现的的巨大鸿沟难以逾越，对已然消逝之美好事物的追寻不过是徒劳无功，唯有词人独自在风雨飘摇中一边嗟叹一边进行对人生哲理的探索。②

正是因为有着这样一份高度自觉的生命意识，使得词人在创作的同时不自觉地融入了自己对于生命本真的思考，对生的探寻，对死的思量，掺杂着过往生活所遗留的回忆，晏殊笔下的词作与他的文化人格达至了高度的契合。

如《木兰花》：

池塘水绿风微暖，记得玉真初见面。重头歌韵响铮琮，入破舞腰红乱旋。

玉钩阑下香阶畔，醉后不知斜日晚。当时共我赏花人，点检如今无一半。

《词林纪事》曰：“东坡曰‘尊前点检几人非’，与此词结句同意。往事关心，人生如梦，每读一过，不禁惘然。”所谓惘然者，既有感于词人于《木兰花》中所透出的伤逝悼亡情绪，又情难自禁于此词在生命意识层面所引起的感怀。③

“当时共我赏花人，点检如今无一半”，虽然这是晏殊的个人生命体验，但是却在人类生命史的进程中带有普遍性意义，从个体扩延至整体，从当时当境到超越了时空，词人在人生体悟的意义上引起了读者的共鸣，更予以人灵魂一击。这一声叩问轻微而缓缓，却坚毅而有力，死亡的忧患心理即刻蔓延，而生的渴望也遍布流转，生死的矛盾与辩证之道在晏殊处被转化为一种诗情的消解。词人以感性的描摹展现理性之思，对生死的焦虑意识固然可怖，然晏殊以人生体验与个人修养对情感加以节制，反而使情感升华为一种操持的力量。④

二、“e淡雅致”的诗情体悟

《宋史》称晏殊“文章赡丽，应用不穷。尤工诗，闲雅有情思。”清人王灼以为晏殊之长短句“风流蕴藉，一时莫及。而温润秀洁，亦无其比。”

晏殊写词给人以闲雅恬适之感，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词人本身诗资上佳。晏殊敏于时序迁移，善于景物描写，外界的细微变化都能被其一一捕捉融于诗中。如《少年游》中“霜花满树，兰凋蕙惨，秋艳入芙蓉。胭脂嫩脸，金黄轻蕊，犹自怨西风”两句，又如《清平乐》中“林叶殷红犹未遍。雨后青苔满院”之语。

晏殊对“渐变”的精准感悟和细致描绘是以他对生活的体察和用心感受为前提的，而这种敏锐的感悟能力也正是上天赐予一个诗词作者最好的礼物。

其次，词人的闲雅格调与其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晏殊亲历真宗、仁宗两朝太平盛世，虽则历经宦海沉浮，然总体来说，清越富贵是晏殊生活的主基调，他也因文采出众被奉为文坛耆宿。闲适的生活状态和士大夫文人的心理特征造就了晏殊清丽淡雅的词作风格。吴处厚《青箱杂记》载：“晏元献虽起居田里，而文章富贵，出于天然，尝见李庆孙〈富贵曲〉云‘轴装曲谱金书字，树记花名玉篆牌’，公曰‘此乃乞儿相，未尝谙富贵者。故余每吟富贵，不言金玉锦绣，而唯说其气象’。”⑤晏殊不喜以铺排金玉之举刻画富贵景状，而独独看重诗词作品中的意境气象。所谓气象者，不单是作者在作品中呈现的景致与气度，更是其生活品格与精神面貌的真切反映。《浣溪沙》词“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句，寥寥数语，却于天然混成中寓以工巧之妙，于闲情雅意中托世事苍茫之叹。又如《清平乐》：

金风细细，叶叶梧桐坠。绿酒初尝人易醉。一枕小窗浓睡。

晏子春秋篇7

时间：春秋末期

地点：楚国

人物：晏婴接待人楚王大臣武士罪犯

第一幕

画外音：春秋末期，齐国和楚国都是大国，齐正派大夫晏子出使楚国。晏子来到楚国城下，只见城门关着，在城门旁开了一个小洞——。

晏子：这是个狗洞，不是城门。

卫兵：我国大王说了，你人矮，只配从这小洞里钻进去。

晏子：只有访问“狗国”，才从狗洞进去。你去问问你们大王，楚国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国家？画外音：卫兵向楚王报告了晏子的话，楚玉只好吩咐大开城门迎接晏子。士兵：大开城门，有请大夫！

（晏子大步走进大厅，与楚王并排而坐）

楚王：（冷笑地）难道齐国没有人了吗？

晏子：（严肃地）这是什么话？我国首都临淄住满了人。大伙儿都把袖子举起来，就能够连成一片云；大伙儿都甩一把汗，就能够下一阵雨；街上的行人肩膀擦着肩膀。脚尖碰着脚跟。怎么说齐国没有人呢？

楚王：既然你们齐国有这么多人，为什么打发你这么一个人来呢？

晏子：（为难地）您这一问，我实在不好回答。撒个谎吧，怕犯了欺君之罪；说实话吧，又怕大王生气。

楚王：实话实说，我不生气。

晏子：（拱了拱手）敝国有个规矩，访问上等的国家，就派上等人去；访问下等的国家，就派下等人去。我最不中用，就派到这儿来了。

第二幕画外音：一天，楚王安排酒席招待晏子，在他们吃得高兴的时候，有两个武士押着一个囚犯，从堂下走过去。

（犯人被武士押上）

楚王：那个犯人犯了什么罪？他是哪里人？

武士：犯了盗窃罪，是齐国人。

楚王：（笑嘻嘻地）齐国人怎么这样没出息，干这种事情？（众大臣及武士等哈哈大笑）晏子：大王难道不知道吗？淮南的柑桔，又大又甜。可是这种桔树一种到淮北，就只能结又小又苦的枳。同样的道理齐国的人在齐国能安居乐业，好好劳动，一到楚国，就做起盗贼来了，也许是楚国的水土容易使人做盗贼吧！

楚王：唉，我原来想取笑大夫，没想到反让大夫取笑了。

（楚王唉声叹气的说）

晏子春秋篇8

晏子两次“恕不从命”，理由很简单也很充足，他认为自己虽然在齐景公驾下为臣，但做的不是“奉馈（侍奉用膳）之臣”、“茵席（起居铺席）之臣”。这类侍奉君王生活的私事不属于丞相的职责，完全有权拒绝不做。然而，理虽如此，但他面对的毕竟是一国之君，或许会有人觉得，为举手之劳的小事而怠慢自己的顶头上司，这位晏丞相是不是太较真太傻帽了？

历朝历代都有“拜官公朝，谢恩私门”的通病，不少官员得到了朝廷的任命，却上某某私人家门拜谢，原因是自己的提拔晋升得力于这某某的“提携之恩”。所以，拜官者往往都要感谢自己的“恩公”“恩师”，因而官场上溜须拍马者繁衍而不绝种。尤其是对君王这样的顶级铁腕人物，巴结尚且来不及，谁不甘愿效犬马之劳？《汉书书邓通传》记载：“文帝尝病痈，邓通常为上嗽吮之。”汉文帝痔疮发作，疼痛不已，深受皇帝宠幸的邓通为了“谢主隆恩”，竟然趴到文帝的屁股上，接连几次为他吮吸脓血，奴颜婢膝，谄媚，真是令人作呕。可叹这个邓通，虽然身为上大夫，但除了会侍奉主子之外，治国安邦一无所能，徒留下“吮痈舐痔”的历史笑柄。

反观晏子，他虽然受到景公赏识重用，但他不像有些人那样，谁给官帽就拜谁，更不会丧失人格尊严和节操，去向其主子献媚讨好。齐景公没想到晏子会拒绝自己，尴尬之余禁不住问他：“那你是干什么的呢？”晏子说：“婴，社稷之臣也。”景公又问他，什么是社稷之臣呢？晏子回答道：“就是立于朝堂之上，掌管大政方针，能够安邦治国之臣……”在晏子看来，“社稷之臣”应当效命于国家，而不属于某一位君王，就是说，社稷的利益高于君王的利益，臣子可以为社稷苍生尽忠，而不必为君王私事效力。用现在的话说，“社稷之臣”是国家的“公仆”而不是某个上官的“私仆”。在等级森严的时代，晏子能够突破君臣间的人身依附关系，提出“社稷之臣”的理念，殊属难得。

晏子宁可辞官不做也要为民请命，宁可得罪君王也要劝谏尽责，他内心充满着爱民报国的一片丹诚。有一年，17天淫雨不停，许多地方灾情严重，可齐景公却不闻不问，通宵达旦地饮酒作乐。晏子多次请求“发粟于民”都没得到允许，就先把自己家里的粮食分给老百姓。然后，他徒步去见景公说：“现在四处闹灾荒，我身为国家大臣，却使百姓饥饿贫困，求告无门；使大王贪恋酒色，失去民心，我的罪过实在太大了，愧对国家和百姓！”于是，他拜了两拜，毅然挂冠而去。景公醒悟过来后，追悔莫及，立刻派人把晏子请了回来，下令立刻开仓，赈济百姓。

晏子春秋篇9

关键词：珠玉词 隐秀 寻绎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 C 文章编号：1672-1578（2015）04-0268-01

《珠玉词》是晏殊令词创作的结集，是我国词学史上的一部重要作品。本文对《珠玉词》的隐秀风格进行了简析。

“隐秀”不是一种单一的风格类型，而是由“隐篇”和“秀句”两部分组成。所谓“隐”，从审美意义上来说，是指审美意象的多义性，即审美意象所蕴含的情意不是单一的，而是丰富复杂的。至于“秀”，一是指超出一般卓绝即“秀出”，一是状溢目前的“秀丽”，是对审美意象的一种规定，要求审美意象鲜明生动，能给人以直接的感受。下面我们来寻绎一下《珠玉词》在创作过程中是怎样体现这种“隐秀”风格的。

由于社会、生活环境的限制，晏殊的视线只能囿于他生活所能接触到的天地范围之内，使得他文学创作的生活基地，必然相应地显得狭窄。《避暑录话》载：“晏元献喜宾客，未尝一日不宴饮。见每有宾客必留……亦必以歌乐相佐，谈笑杂出，数行之后，案上已粲然矣。稍阑即罢，遣声伎曰：“汝曹呈艺已毕，吾亦欲呈艺”。乃具笔札，相与赋诗，率己为常”。自然由于这样的生活氛围，歌儿的形象，便成了晏殊较为突出的审美对象之一。

〔更漏子〕华浓，山翠浅。一寸秋波如剪。红日永，绮筵开。暗随仙驭来。遏云声，回雪袖。占断晓莺春柳。才送目，又颦眉。此情谁得知。

〔浣溪沙〕淡淡梳妆薄薄衣。天仙模样好容仪。旧欢前事入颦眉。闲役梦魂孤烛暗，恨无消息画帘垂。且留双泪说相思。

晏殊写男女情爱，真挚感人，歌儿，清新动人，晏殊为人们描画的是经过净化和升华的女子形象，他轻轻地用笔勾勒：如剪的秋波、轻舞的雪袖、淡落的罗衣，意境的渲染代替了纯客观的描绘，让人在意中体味。他将笔放了又放，充其量不过是“淡淡梳妆轻结束。无意与，脸红眉绿”（《红窗听》）“宿醉醒来长瞢松”（《木兰花》）“春葱指甲轻拢捻，五彩条垂双袖卷。寻香浓透紫檀槽，胡语急随红玉腕。”（《木兰花》）晏殊始终奉行的是淡妆、优雅、平易，显出一份秀洁的美质、庄严的美感，使人直接感受到形象的鲜明生动，而隐藏在形象背后的是词家生活的一幅幅画面，是词人真实情感的流露，甚而至于可以说是一个社会气象的缩影。这所有的感受，通过“才送目，又颦眉，此情谁得知？”“恨无消息画帘垂”这些句中表达得淋漓尽致。正是这样，在创作过程中，《珠玉词》总是借物寓人，托物寄志，景多情少，景显情隐，有一种在词外的余蕴，而这种余蕴又不是单层涵义的，而是多层次的，多重意义的。我们看《渔家傲》十三首咏荷词，一气呵成，细细读来，“荷”这个具体可感的审美意象，一方面寓意着眼前人容态之美：“脸傅朝露衣剪翠”“粉面啼红腰束素”，真是“人貌与花相斗艳”。令人感到感官的愉悦，引起了对美的无限联想，可晏殊创作过程中追求的是更深隐的情致，荷美喻人美，是一层联想，由此延伸开去，荷之资质，不也同样寄托了人物高洁之志么！而荷之飘零，不正暗示着人物命运的不幸么？“飒飒风声来一饷。愁四望。残红片片随波浪”，正是说有情人难成眷属，却如残红片片，随波而逝，这是有情人遭到挫折时发出的哀怨，或是风烛残年之人的一种恐惧和惆怅。“秋气逼。盘中已见新莲”，秋风严霜相逼，婀娜的莲蓬，被人摘折，成为盘中之物，尽管“欲落又开”顽强地抗争，终拗不过无情的秋风。一“逼”字，倾注了词人多少丰富复杂的内心观照，透露出词人多少恐惧和怜悯。这在相似情趣、相似经历的心房中引起相似的共鸣，获得长久地美感享受。

〔采桑子〕时光只解催人老，不信多情，长恨离亭，泪滴春衫酒易醒。梧桐昨夜西风急，淡月胧明，好梦频惊，何处高楼雁一声？

晏子春秋篇10

二桃杀三士是中国古代一则历史故事，最早记载于《晏子春秋》，后演变成成语，表示用计谋杀人。

典故原因为春秋时代齐景公帐下有三员大将公孙接、田开疆与古冶子，他们战功彪炳，但也因此恃功而骄，晏子为避免造成未来可能的祸害，建议齐景公早日消除祸患。

后人以二桃杀三士一词表示运用计谋杀人的涵义，但在原文之中，还可以发现一些古代权力分配与君王杀功臣的斧凿。

（来源：文章屋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