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子之御十篇

晏子之御篇1

越石父贤，在缧绁中。晏子出，遭之涂，解左骖赎之，载归。弗谢，入闺，久之。越石父请绝。宴子然，摄衣冠谢曰：“婴虽不仁，免子于厄，何子求绝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闻君子诎于不知己而信于知己者。方吾在缧绁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寤而赎我，是知己；知己而无礼，固不如在缧绁之中。”晏子于是延入为上客。

晏子为齐相，出，其御之妻从门间而窥其夫。其夫为相御，拥大盖，策驷马，意气扬扬，甚自得也。既而归，其妻请去。夫问其故。妻曰：“晏子长不满六尺，身相齐国，名显诸侯。今者妾观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长八尺，乃为人仆御，然子之意自以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后夫自抑损。晏子怪而问之，御以实对。晏子荐以为大夫。

太史公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

管仲世所谓贤臣，然孔子小之，岂以为周道衰微，桓公既贤，而不勉之至王，乃称霸哉？语曰“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岂管仲之谓乎？方晏子伏庄公尸哭之，成礼然后去，岂所谓“见义不为无勇”者邪？至其谏说，犯君之颜，此所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

（选自《史记・管晏列传》，有删改）

阅读上文，回答下列各题。

1.下列各句中黑体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

A.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名词作动词，穿丝绸衣服）

B.既而归，其妻请去（离去）

C.管仲世所谓贤臣，然孔子小之（形容词的意动用法，“认为……小”，即小看的意思）

D.其夫为相御，拥大盖（印章）

2.下列各组句子中，黑体词的意义和用法全都相同的一项是（ ）

A.以节俭力行重于齐/以此三世显名于诸侯

B.解左骖赎之/久之，越石父请绝

C.知己而无礼，固不如在缧绁之中/晏子怪而问之，御以实对

D.晏子于是延入为上客/其夫为相御

3.下列语句分别编为四组，分别表明晏子“求贤”“礼贤”和“荐贤”的一项是（ ）

①既相齐，食不重肉，妾不及帛②晏子出，遭之涂，解左骖赎之，载归③晏之于是延入为上客④晏子怪而问之，御以实对⑤晏之荐以为大夫⑥方晏子伏庄公尸哭之，成礼然后去

A.①④⑤ B.②③⑤ C.②③④ D.③④⑥

4.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作者抓住车夫妻子从门缝里窥视的细节，来揭示一个女子的内心隐私。从瞬间的窥视到提出离婚，御妻的神色、姿态、心理已然活现，不仅闪耀着个性的光芒，也表现了她的心计、意念和独特的看人标准。

B.作者写石父、写御妻、写御者，是为了写晏子。这种借宾形主的手法，使晏子的形象更加丰满。

C.司马迁赞美晏子，慨叹自己未遇解骖赎罪的知己。所以，他在赞语中说：“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

D.一个身为囚犯的石父，晏子却解救他，尊重他；一个地位卑贱的车夫，晏子却提拔他，荐为大夫。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显示晏子的国相风度。

5.把文言文阅读材料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1）夫子既已感寤而赎我，是知己；知己而无礼，固不如在缧绁之中。

译文：

晏子之御篇2

虽然来到的只是一个小地方，但晏婴很想证明自己的能力，所以工作起来十分卖力，起早贪黑，一干就是三年。没想到，有一天，齐景公突然召他入朝，拿出一大堆举报信，责备他说：“你看，我几乎天天接到反映你胡作非为的信，你说说看，这是怎么回事？”

晏婴没有为自己辩解，上前谢罪说：“臣已经知道自己的过错了，请再给臣一次机会，让臣重新治理东阿，三年后臣保证让您听到赞誉的话。”

晏婴的态度让齐景公很满意，于是同意给他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

三年之后，齐景公再次召见了晏婴，这回他的脸上布满了笑容，高兴地说：“我现在耳朵里听到的，都是对你的赞扬之声，知错能改，不失良臣。”说完，下令重赏晏婴。

然而，晏婴说什么也不肯接受奖赏。齐景公很奇怪，问他说：“有过则罚，有功则赏，奖赏是你应得的，为什么不肯接受呢？”

晏婴回答说：“臣三年前治理东阿，尽心竭力，秉公办事，得罪了许多达官贵人。这些反对臣的人一齐散布臣的谣言，大王听后自然对臣不满意。而后三年，臣便反其道而行之，那些原来说臣坏话的人，自然开始夸奖臣了。臣以为，前三年治理东阿，大王本应奖励臣，反而要惩罚臣;后三年大王应惩罚臣，结果却要奖励臣，所以臣实在不敢接受。”

齐景公一听，恍然大悟，知道是自己错怪了晏婴。晏婴进谏的方式，更让齐景公感叹，于是他把晏婴留在身边，用之为相，齐国由此大治。

北宋熙宁年间，名臣范仲淹的儿子范尧夫任职庆州。

有一天，范尧夫坐轿在街上行走时，突然几个遭押解的囚犯拦轿喊冤，他很奇怪，就把他们带到了衙门。细问之下才知道，这几个都是羌人，曾在环州种古手下做事，种古有违法之事，他们几个是知情人，为了避罪，种古来了个先下手为强，将他们以强盗罪名逮捕，判决后流放南方。

照理说范尧夫犯不上趟这浑水，一来环州并不在他的管辖范围内，二来种古是名将种世衡的儿子，种世衡是他父亲范仲淹的老部下，两家可谓世交。然而正直的他还是向朝廷检举了此事。

种古闻讯大怒，立刻也举报范尧夫未经中央批准，私自开仓放粮，收买人心。果然，皇帝亲自下诏，派出御史坐镇宁州，调查审理他们各自的问题。案子很快就审清，种古以诬陷罪流放远方，但范尧夫也遭到贬职，调往偏僻的地方。

元v三年，范尧夫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登上宰相之位。因为有过去的结子，人们都以为种古倒霉的日子到了，可让人们想不到的是，范尧夫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推荐种古为永兴军路钤辖，并任隰州知州。

面对人们质疑的眼光，范纯仁解释说：“种古天性不错，当初他应当以他父亲的军功授官，他却推让给了弟弟，有‘小隐君’之称。种古也很有军事才能，在抵御羌族入侵中立有战功。他虽然犯过错误，但不能一棍子打死，应该给他改过的机会。至于他与我个人的恩怨，我时常反省自己，先辈与种氏上世有很深的情谊，如今引起种氏子孙讼告，是因为我不肖，哪用去讨论其中是非曲直啊！”

晏子之御篇3

平民女性,指出身于平民的女性,其中包括帝王、诸侯、大臣家为人作奴仆杂役者,和没有封地的小官的女儿。《史记》平民人数不多,约有25人。因平民女性和政治事件关联较少(医官女儿缇萦除外),不宜按政治分类。按个性精神风貌可划分为小市民妇媪、高义母、孝顺女等。太史公塑造的平民女性个性突出,带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一、小市民妇媪形象分析

《史记》中有很多小市民特色的平民女性。她们为《史记》人物画廊增添了许多滑稽和幽默的亮色。所谓小市民特色,从《史记》人物看,比较倾向于指势利、实利、虚伪、狭隘自私的一类市民风格。《史记》涉及的小市民妇媪很多,有王媪、武负、刘邦嫂、淮阴亭长妻、苏秦嫂等。

着名的势利人物是苏秦嫂。苏秦落魄而归,其嫂挖苦嘲笑;苏秦衣锦还乡,富贵而来,嫂子恭敬侍侯,不敢仰视。当苏秦打趣地问她为何前倨而后躬时,嫂子回答:“见季子位高金多也。” 话语单纯、直率、粗俗得可爱。俗话说:丑到极点就是美。苏秦嫂可谓美。

还有一种势利是小气中带着实利。以刘邦嫂、淮阴亭长妻为代表。当刘邦未发迹时,游手好闲,时常带人来大嫂家吃饭。时间一长,大嫂就不耐烦了。当刘邦再次带人来时,大嫂用勺子故意将锅底刮得啵啵响,刘邦只得走开。他记恨大嫂,后来当了皇帝,故意不为大嫂的儿子封侯,经太公请求,才特意封为羹颉侯。无独有偶,淮阴亭长妻对前来白吃饭的韩信颇不耐烦,故意一大早就吃饭。当韩信赶来,锅里已经没有饭了。刘邦嫂和亭长妻的小心眼举动,充满了山野村妇的朴实可笑。这种实利的乡土女性,太史公写得素朴可爱。

刘邦故里小酒店主王媪和武负的势利,则透出一股趋炎附势的世故气息。

(刘邦)“好酒及色。常从王媪、武负贳酒,醉卧,武负、王媪见其上常有龙,怪之。高祖每酤留饮,酒雠数倍。及见怪,岁竟,此两家常折券弃责。”

王媪和武负是两个小酒店主。太史公虽然写刘邦为真龙附体而生,但决然不会相信刘邦当真是真龙天子转世。但太史公用一本正经的语言,不经意间揭穿了刘邦自己刻意编织的神话。武负、王媪“见”刘邦头上“常有龙,怪之。”奇怪的方式当然就是大呼小叫,逢人便说。刘邦为真龙天子的神话便广为传播,于是 “高祖每酤留饮,酒雠数倍。”也就是说,自从“见怪”以来,高祖每次喝酒,都给武负、王媪酒酬数倍。两人年末虽“折券弃责”,实际上得到了很多好处。在这部小小的戏法里面,刘邦是个导演者,王媪武负二人便是演员。

二、高义母形象分析

在平民女性里面,还有一组光辉感人的平民母亲形象,学术界称之为高义母。有春秋时期介子推母,战国吴起卒母、和秦末汉初的漂母。

首先是大义从子志的介子推母。介子推追随保护晋文公有功,晋文公论功行赏,却忘了介子推。介子推心有怨言。《史记?晋世家》记载了他们母子的一段对话:

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谁怼?”推曰:“尤而效之,罪有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禄。”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对曰:“言,身之文也;身欲隐,安用文之?文之,是求显也。”其母曰:“能如此乎?与女偕隐。”至死不复见。

俗话说,母以子贵。没有一个母亲不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富贵的。然而介子推母为了儿子高洁的志向,慨然提出入山隐居,直至烧死,也不肯出来见晋文公。正是因为有如此深明大义的母亲,才有介子推如此狷洁之士。

吴起卒母,战国魏文侯时人,军事家吴起士卒之母。吴起在为将带兵时,爱兵如子,与士兵同甘共苦。士兵争为其效命,万死不辞。吴起为一个皮肤生疽的士卒吮吸伤口。士兵的母亲听说了这件事,哭了起来。请看太史公的感人记载:

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卒母闻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将军自吮其疽,何哭为?”母曰:“非然也。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战不旋踵,遂死於敌。吴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

别人以为:名将吴起为一个小小的士卒吮疽,这应该是士卒和其母的荣幸。为何卒母还要哭呢?卒母的回答让人感叹不已:“往年吴公为丈夫吮疽,结果丈夫拼命战死沙场。而今吴公又为儿子吮疽,不知儿子又将死于何方?!所以大哭。”对此,台湾蔡师信评论说:“卒母前有丧夫之痛,后有失子之忧,也都毫不怨尤,而连称‘吴公’两次,以示衷心尊崇,该多不易。” 卒母深明大义,明白吴起爱兵是报国,而士卒拼死是报吴。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吴起卒母能够从大义出发,忍痛割爱,夫死子继,可谓高义。

秦末漂母,慈善仁爱。当韩信面有饥色,钓于城下。漂母见而怜惜,一连几十天都来河边漂洗,次次给韩信带来饭食。韩信表示将重报。漂母却大怒:“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 施之不图报,这就是朴素而真挚的平民女性。明钟惺对此评论说:“信喜而言报,母怒。此一怒,何其有品也。”漂母之怒,怒在韩信把她同一般施恩图报之人那样看待。何其高义和高洁的村媪、再者,或许漂母慧眼识人,看出韩信不是等闲之辈,便极力相助。漂母的关爱给了韩信极大的奋斗勇气,当韩信被封为楚王之时,最先想起的是回报漂母、后人记住了漂母的慧眼识人,和那份雪中送炭的温暖。当寒门士子怀才不遇,倍感孤独和苦闷时,禁不住怀念漂母。唐人崔国辅有一首专门吟咏漂母的五言排律近体诗《漂母岸》:

泗水入淮处,南边古岸存。秦时有漂母,于此饭王孙。王孙初未遇,寄食何足论。后为楚王来,黄金答母恩。事迹遗在此,空伤千载魂。茫茫水中渚,上有一孤墩。遥望不可到,苍苍烟树昏。几年崩冢色,每日落潮痕。古地多圮,时哉不敢言。向夕泪沾裳,遂宿芦洲村。

体现了一种对漂母的缅怀和怀才不遇的孤寂。李白更是大声直呼:“沙丘无漂母 ,谁肯饭王孙”他深念漂母,在《宿五松山下荀媪家》,《赠新平少年》《猛虎行》等七首诗中都用了漂母饭信的典故,呼唤一种温情和相知。漂母的形象已成了深邃识人、和智慧慈祥的母亲代名词。

三、贤明妻形象分析

平民女性中,司马迁还塑造了一位贤明睿智的妻子形象,那就是《管晏列传》中晏子御之妻。《史记》记载如下:

晏子为齐相,出,其御之妻从门间而窥其夫。其夫为相御,拥大盖,策驷马,意气扬扬,甚自得也。既而归,其妻请去。夫问其故。妻曰:“晏子长不满六尺,身相齐国,名显诸侯。今者妾观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长八尺,乃为人仆御,然子之意自以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后夫自抑损。晏子怪而问之,御以实对。晏子荐以为大夫。

晏子御之妻是一位贤明的女性。首先,她有一双慧眼,能够从丈夫的驾车姿态表现能看出其浅薄和洋洋自得,能从晏子的谦卑平凡看出其志念深邃。其次,身为人妻,她能当机立断,请求离去,激夫励志上进。使丈夫不断自新,提升人格,从一个平凡的车夫成长为一名大夫。晏御之妻,其贤明胜过男儿。《史记》中这样的平民妻虽只此一人,但光彩夺目。

四、孝顺女形象分析

平民女性中,还有一个孝顺而勇敢的才女,就是缇萦。缇萦,汉文帝时太仓令淳于医之女,事迹见于《孝文本纪》和《扁鹊仓公列传》。文帝十三年五月,淳于医因行为不慎,触犯法律,按规要去长安处以肉刑。汉代肉刑断损肢体,轻者致残,重者会死。五个女儿在后边嘤嘤哭泣。太仓公将行,骂其女说:“生子不生男,有缓急非有益也!”小女缇萦自伤泣,于是随父到长安,上书汉文帝说:“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复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由也。妾愿没入为官婢,赎父刑罪,使得自新。”书奏天子,天子怜悲其意,下诏废除肉刑。

缇萦上书,陈述肉刑之过,甘愿入官府当婢女,替父赎罪,求让父亲能有改过自新的机会。情、理俱在,感动孝文,从而使肉刑废除,父刑得免,并为一朝百姓造福。缇萦可谓一位急智勇敢的孝顺才女。正如太史公所称赞:“缇萦通尺牍,父得以后宁。”

司马迁还塑造了一批极有个性平民女子:卓文君夜奔相如,大胆当炉卖酒,可谓勇敢叛逆;聂荣为了扬弟大名,义奔韩市辨认聂政,铿锵有力,高呼苍天,悲恸而死,可谓勇敢刚烈。

太史公还怀着赞叹和敬意,记载了两位能干的女性商业家。四川寡妇清,经营祖传丹砂矿业,得秦始皇尊重,为其筑女怀清台,礼抗万乘,名显天下,被太史公称为素封。妇人陈君夫,以相马闻名天下,可称女中伯乐。

太史公还满怀同情,记载了为贵族做杂役而饱受压榨的女性,如汉济北王府中侍者韩女,和高级技工女子竖。女子竖是汉济北王买来的高级技工,被剥削压榨,日夜辛苦劳作,最后累得吐血而死。

晏子之御篇4

一次，曾子的妻子要到集市上买东西，小儿子哭喊着也要去。她对孩子说：你好好在家等娘，娘回来叫你爹杀猪娃给你吃。孩子不闹了。当她从集市回来，曾子正在磨刀，准备杀猪。她急忙对曾子说，猪娃不能杀，我是哄孩子玩的。曾子说：大人怎能对孩子无信呢？母亲不守信用，孩子便会失信于人，答应孩子的事是不能反悔的。曾子的妻子点头称是，和曾子一起杀了猪娃。

诚实守信的几则小故事

诚实，就是忠诚正直，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守信，就是遵守诺言、不虚伪欺诈。“言必信，行必果”、“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这些流传了千百年的古话，都形象地表达了中华民族诚实守信的品质。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人们不但为诚实守信的美德大唱颂歌，而且努力地身体力行。

孔子早在2000多年前就教育他的弟子要诚实。在学习中，知道的就说知道，不知道的就说不知道。他认为这才是对待学习的正确态度。

曾子也是个非常诚实守信的人。有一次，曾子的妻子要去赶集，孩子哭闹着也要去。妻子哄孩子说，你不要去了，我回来杀猪给你吃。她赶集回来后，看见曾子真要杀猪，连忙上前阻止。曾子说，你欺骗了孩子，孩子就会不信任你。说着，就把猪杀了。曾子不欺骗孩子，也培养了孩子讲信用的品德。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一向重诺言，讲信用。人们都说“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这就是成语朋友的帮助，才幸免于难。而有信，自然会得到大家的：

旧时中国店铺的门口，一般都写有“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八个自古在商品买卖中，就提倡公平交易、诚实待客、不欺诈、不作假的行业道德。

在当代中国，诚实守信的美德也得到了发扬光大。这种美德表现在工作和学习上，就是专心致志，认真踏实，实事求是；表现在与人交往中，就是真诚待人，互相信赖；表现在对待国家和集体的态度上，就是奉公守法，忠诚老实。

百折不挠

东汉官员桥玄品行端庄，嫉恶如仇。有次，一伙强盗绑住他十岁的儿子，带进他家，要正在病中的桥玄立即拿钱赎取，遭到桥直的怒斥。不多时，官兵包围了桥家，因怕强盗会杀桥直的儿子，迟迟不敢动手。这时桥玄愤怒地喊道：“我难道能因为儿子的生命而放了这伙坏人吗？”催促官兵们赶快动手。结果，桥玄的儿子被强盗杀死了。人们称赞桥玄“百折不挠”，始终保持节操。折：挫折。挠：弯曲。

百折不挠：形容不管经受多少挫折，决不屈服、退缩。

激夫获贵

眼看丈夫满为御

害羞感叹求离去

夫惭恳解竟提升

不逊乐妻贤内助

晏婴，战国时齐景公之宰相，体躯短小，惟才干超人，名闻诸侯，而其御者(车夫)体甚魁梧，却为俗子。一日御者挥马鞭过其门，意气扬扬，状甚自得，其妻窥状，至为感叹，是夜求御者离去，夫闻其故;答以:宰相身高不及六尺(约今之四尺二寸)，名闻天下，备受诸侯敬仰，尚能谦虚，而君身高八尺，为晏婴驱车，竟扬眉得意，前途岂有可为!御者愧甚，从而改变，谦虚和谒，晏婴称奇，追问其故，乃告以受妻激之实情，晏婴以知过能改，遂提升御者为大夫。

敬亲感贼

能事严亲值佩钦

请看龎氏奉姑心

寄邻纺织犹怀敬

感动赤眉不敢侵

汉朝姜诗，事母至孝，其妻庞氏，敬顺尤笃。母好饮江水，龎氏每天必往六七里程外取水，煮羹烹茶奉姑，一日因遇强风迟归，母因渴甚，而有微词:姜诗大怒，遂离弃得，庞氏寄住邻家，日夜勤苦纺织，以所得微资，经常买佳肴，托邻妪转给其姑，经久，邻妪始以实相告，其姑惭愧，即令其回家团聚，姜诗夫妻之孝行，因而名传四方。时有赤眉贼路过该地，贼首呼喊:惊大孝者触鬼神之怒，众贼未敢抢刧而过，其孝感岂不大乎。

古代美德故事：贤妻分家劝夫的故事

同胞手足莫伤情

善劝夫从忍不争

美德荫其三桂子

名题金榜显华荣

明朝常州吴子恬妻孙氏系一贤妇。子恬之继母唐氏对侍子恬苛刻异常，子恬难忍，孙氏屡次劝慰，阻其犯上，迨父殁，继母私藏千金，悉交其亲生子，并将良田分给其子，子恬仅分得少许坏田，子恬愤懑，与弟争论，孙氏力劝其夫，勿因分产忤逆母亲，家虽贫，如肯勤耕当能生活，其后子恬茹苦含辛，努力耕耘，不出十年，家财大发，而其弟好赌，田产变卖一空，无法过日，孙氏再劝其夫，迎继母与舍弟合家生活，孙氏因有贤德，所生三子皆学业成功，金榜题名。

刻木事亲

丁兰，相传为东汉时期河内（今河南黄河北）人，幼年父母双亡，他经常思念父母的养育之恩，于是用木头刻成双亲的雕像，事之如生，凡事均和木像商议，每日三餐敬过双亲后自己方才食用，出门前一定禀告，回家后一定面见，从不懈怠。久之，其妻对木像便不太恭敬了，竟好奇地用针刺木像的手指，而木像的手指居然有血流出。丁兰回家见木像眼中垂泪，问知实情，遂将妻子休弃。

谦虚礼貌

中国素称“礼仪之邦”。“礼”作为一种具体的行为来讲，就是指人们在待人接物时的文明举止，也就是现在所说的礼貌。而礼貌的本质是表示对别人的尊重和友善，这种心理需求，是超越时代的，是永存的。然而，一个人如果只懂得礼貌的形式，却没有谦让之心，那么，他不会真正懂得礼貌，谦让也是谦虚、平等的表现，是礼貌的重要内涵。谦虚礼貌包含着我们的祖先对自然文化的骄傲和自豪，是中国人之所以成为中国人的根本特征之一。

晏子之御篇5

关键词：史记 平民女性 人格

《史记》不仅是一部历史巨著，更是一部文学巨著，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在文学史上，她突出的文学成就在于“寓论断于叙事”之中的人物描写与刻画。司马迁在写人时，又严格遵循着“实录”的原则。他笔下的人物，既是历史人物的真实，又具有撼动人心的艺术感染力。读《史记》，我们看到的不是木乃伊，也不是寺院庙宇里的泥塑像，而是跃动在各自“历史舞台”上有血有肉、有灵有感的活生生的人。且不论帝王将相、诸侯大臣，即或是其中的几个女性形象也很出色。 女性，是人类永远不衰竭的话题。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女性历来处于从属的卑微地位。从《诗经》中的“赫赫宗周，褒拟灭之”开始，女性大多被定位为：传宗接代的工具和倾国倾城的祸水。尤其在以男权为中心的封建社会里，更是造就了不少关于女性的历史谎言。但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女生的描写还是比较公正的。不论是《殷本纪》中“洗澡时因吞吃燕子蛋而生契的简狄，还是《周本纪》中外出见巨人脚印因心爱踩之而生弃的姜原，虽然有些离奇，但那是本着”契“和”弃“都是奉天意而诞生的这个意图而引用《诗经》上的传说罢了；不论是《周本纪》中“奔密康公”的三个女子，还是《吴太伯世家》中为争抢采摘桑叶而使楚吴相互攻杀的少女们；不论是《秦本纪》中释放三囚的文赢，还是《外戚世家》中的后妃和妃殡们……总之，司马迁对她们的评价还是比较公平的。尽管对她们的描写着墨不多，且大多是只述其事而不记名，但在这众多的女性中却有几个个性鲜明、令人难以忘怀的女性形象。

平民女性，指出身于平民的女性，其中包括帝王、诸侯、大臣家为人作奴仆杂役者，和没有封地的小官的女儿。《史记》平民人数不多，约有25人。因平民女性和政治事件关联较少（医官女儿缇萦除外），不宜按政治分类。按个性精神风貌可划分为小市民妇媪、高义母、孝顺女等。太史公塑造的平民女性个性突出，带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一、小市民妇媪形象分析

《史记》中有很多小市民特色的平民女性。她们为《史记》人物画廊增添了许多滑稽和幽默的亮色。所谓小市民特色，从《史记》人物看，比较倾向于指势利、实利、虚伪、狭隘自私的一类市民风格。《史记》涉及的小市民妇媪很多，有王媪、武负、刘邦嫂、淮阴亭长妻、苏秦嫂等。

著名的势利人物是苏秦嫂。苏秦落魄而归，其嫂挖苦嘲笑；苏秦衣锦还乡，富贵而来，嫂子恭敬侍侯，不敢仰视。当苏秦打趣地问她为何前倨而后躬时，嫂子回答：“见季子位高金多也。” 话语单纯、直率、粗俗得可爱。俗话说：丑到极点就是美。苏秦嫂可谓美。

还有一种势利是小气中带着实利。以刘邦嫂、淮阴亭长妻为代表。当刘邦未发迹时，游手好闲，时常带人来大嫂家吃饭。时间一长，大嫂就不耐烦了。当刘邦再次带人来时，大嫂用勺子故意将锅底刮得啵啵响，刘邦只得走开。他记恨大嫂，后来当了皇帝，故意不为大嫂的儿子封侯，经太公请求，才特意封为羹颉侯。无独有偶，淮阴亭长妻对前来白吃饭的韩信颇不耐烦，故意一大早就吃饭。当韩信赶来，锅里已经没有饭了。刘邦嫂和亭长妻的小心眼举动，充满了山野村妇的朴实可笑。这种实利的乡土女性，太史公写得素朴可爱。

刘邦故里小酒店主王媪和武负的势利，则透出一股趋炎附势的世故气息。

（刘邦）“好酒及色。常从王媪、武负贳酒，醉卧，武负、王媪见其上常有龙，怪之。高祖每酤留饮，酒雠数倍。及见怪，岁竟，此两家常折券弃责。”

王媪和武负是两个小酒店主。太史公虽然写刘邦为真龙附体而生，但决然不会相信刘邦当真是真龙天子转世。但太史公用一本正经的语言，不经意间揭穿了刘邦自己刻意编织的神话。武负、王媪“见”刘邦头上“常有龙，怪之。”奇怪的方式当然就是大呼小叫，逢人便说。刘邦为真龙天子的神话便广为传播，于是 “高祖每酤留饮，酒雠数倍。”也就是说，自从“见怪”以来，高祖每次喝酒，都给武负、王媪酒酬数倍。两人年末虽“折券弃责”，实际上得到了很多好处。在这部小小的戏法里面，刘邦是个导演者，王媪武负二人便是演员。

二、高义母形象分析

在平民女性里面，还有一组光辉感人的平民母亲形象，学术界称之为高义母。有春秋时期介子推母，战国吴起卒母、和秦末汉初的漂母。

首先是大义从子志的介子推母。介子推追随保护晋文公有功，晋文公论功行赏，却忘了介子推。介子推心有怨言。《史记晋世家》记载了他们母子的一段对话：

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谁怼？”推曰：“尤而效之，罪有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禄。”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对曰：“言，身之文也；身欲隐，安用文之？文之，是求显也。”其母曰：“能如此乎？与女偕隐。”至死不复见。

俗话说，母以子贵。没有一个母亲不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富贵的。然而介子推母为了儿子高洁的志向，慨然提出入山隐居，直至烧死，也不肯出来见晋文公。正是因为有如此深明大义的母亲，才有介子推如此狷洁之士。

吴起卒母，战国魏文侯时人，军事家吴起士卒之母。吴起在为将带兵时，爱兵如子，与士兵同甘共苦。士兵争为其效命，万死不辞。吴起为一个皮肤生疽的士卒吮吸伤口。士兵的母亲听说了这件事，哭了起来。请看太史公的感人记载：

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卒母闻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将军自吮其疽，何哭为？”母曰：“非然也。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战不旋踵，遂死於敌。吴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

别人以为：名将吴起为一个小小的士卒吮疽，这应该是士卒和其母的荣幸。为何卒母还要哭呢？卒母的回答让人感叹不已：“往年吴公为丈夫吮疽，结果丈夫拼命战死沙场。而今吴公又为儿子吮疽，不知儿子又将死于何方？！所以大哭。”对此，台湾蔡师信评论说：“卒母前有丧夫之痛，后有失子之忧，也都毫不怨尤，而连称‘吴公’两次，以示衷心尊崇，该多不易。” 卒母深明大义，明白吴起爱兵是报国，而士卒拼死是报吴。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吴起卒母能够从大义出发，忍痛割爱，夫死子继，可谓高义。

秦末漂母，慈善仁爱。当韩信面有饥色，钓于城下。漂母见而怜惜，一连几十天都来河边漂洗，次次给韩信带来饭食。韩信表示将重报。漂母却大怒：“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 施之不图报，这就是朴素而真挚的平民女性。明钟惺对此评论说：“信喜而言报，母怒。此一怒，何其有品也。”漂母之怒，怒在韩信把她同一般施恩图报之人那样看待。何其高义和高洁的村媪、再者，或许漂母慧眼识人，看出韩信不是等闲之辈，便极力相助。漂母的关爱给了韩信极大的奋斗勇气，当韩信被封为楚王之时，最先想起的是回报漂母、后人记住了漂母的慧眼识人，和那份雪中送炭的温暖。当寒门士子怀才不遇，倍感孤独和苦闷时，禁不住怀念漂母。唐人崔国辅有一首专门吟咏漂母的五言排律近体诗《漂母岸》：

泗水入淮处，南边古岸存。秦时有漂母，于此饭王孙。王孙初未遇，寄食何足论。后为楚王来，黄金答母恩。事迹遗在此，空伤千载魂。茫茫水中渚，上有一孤墩。遥望不可到，苍苍烟树昏。几年崩冢色，每日落潮痕。古地多圮，时哉不敢言。向夕泪沾裳，遂宿芦洲村。

体现了一种对漂母的缅怀和怀才不遇的孤寂。李白更是大声直呼：“沙丘无漂母 ，谁肯饭王孙”他深念漂母，在《宿五松山下荀媼家》，《贈新平少年》《猛虎行》等七首诗中都用了漂母饭信的典故，呼唤一种温情和相知。漂母的形象已成了深邃识人、和智慧慈祥的母亲代名词。

三、贤明妻形象分析 平民女性中，司马迁还塑造了一位贤明睿智的妻子形象，那就是《管晏列传》中晏子御之妻。《史记》记载如下：

晏子为齐相，出，其御之妻从门间而窥其夫。其夫为相御，拥大盖，策驷马，意气扬扬，甚自得也。既而归，其妻请去。夫问其故。妻曰：“晏子长不满六尺，身相齐国，名显诸侯。今者妾观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长八尺，乃为人仆御，然子之意自以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后夫自抑损。晏子怪而问之，御以实对。晏子荐以为大夫。

晏子御之妻是一位贤明的女性。首先，她有一双慧眼，能够从丈夫的驾车姿态表现能看出其浅薄和洋洋自得，能从晏子的谦卑平凡看出其志念深邃。其次，身为人妻，她能当机立断，请求离去，激夫励志上进。使丈夫不断自新，提升人格，从一个平凡的车夫成长为一名大夫。晏御之妻，其贤明胜过男儿。《史记》中这样的平民妻虽只此一人，但光彩夺目。

四、孝顺女形象分析

平民女性中，还有一个孝顺而勇敢的才女，就是缇萦。缇萦，汉文帝时太仓令淳于医之女，事迹见于《孝文本纪》和《扁鹊仓公列传》。文帝十三年五月，淳于医因行为不慎，触犯法律，按规要去长安处以肉刑。汉代肉刑断损肢体，轻者致残，重者会死。五个女儿在后边嘤嘤哭泣。太仓公将行，骂其女说：“生子不生男，有缓急非有益也！”小女缇萦自伤泣，于是随父到长安，上书汉文帝说：“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复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由也。妾愿没入为官婢，赎父刑罪，使得自新。”书奏天子，天子怜悲其意，下诏废除肉刑。

缇萦上书，陈述肉刑之过，甘愿入官府当婢女，替父赎罪，求让父亲能有改过自新的机会。情、理俱在，感动孝文，从而使肉刑废除，父刑得免，并为一朝百姓造福。缇萦可谓一位急智勇敢的孝顺才女。正如太史公所称赞：“缇萦通尺牍，父得以后宁。”

司马迁还塑造了一批极有个性平民女子：卓文君夜奔相如，大胆当炉卖酒，可谓勇敢叛逆；聂荣为了扬弟大名，义奔韩市辨认聂政，铿锵有力，高呼苍天，悲恸而死，可谓勇敢刚烈。

太史公还怀着赞叹和敬意，记载了两位能干的女性商业家。四川寡妇清，经营祖传丹砂矿业，得秦始皇尊重，为其筑女怀清台，礼抗万乘，名显天下，被太史公称为素封。妇人陈君夫，以相马闻名天下，可称女中伯乐。

太史公还满怀同情，记载了为贵族做杂役而饱受压榨的女性，如汉济北王府中侍者韩女，和高级技工女子竖。女子竖是汉济北王买来的高级技工，被剥削压榨，日夜辛苦劳作，最后累得吐血而死。

除了以上贵族、平民两大类外，还有的女性充满神秘色彩，所以归入他类女性，共有三人：白帝子母，黑夜田野哭子。西王母，周缪王见之而“乐之忘归”，应该是一个长生不老的美貌妇人，而到了司马相如的笔下，西王母已“皬然白首”而穴处，是一个能够使唤三足乌的白发老妇。素女，神秘而幽怨。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素女鼓瑟，音悲而幽怨，太帝不忍闻，禁令停止，素女不听，太帝将其瑟断为二十五弦。后世李商隐的《无题》诗，就以素女之幽怨和叛逆而起题：“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总之，《史记》中的女性形象，贵族女性形象复杂多变，平民女性个性突出，充满了社会生活气息，可以说是《史记》伟大而成就的一部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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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子之御篇6

关键词：晏几道;纳兰性德;女性形象;比较

描写女子、为女性写词，是古代词人作品的一个主要内容。北宋著名词人晏几道和清初三大词人之一的纳兰性德的词作中更是不乏这类作品。二人生活的时代相隔六百余年，却在家世、禀赋、才情、风格、价值观等方面有着极多的相似之处，的确算得上是一个历史的巧合。我写作这篇论文的初衷，便是希望通过对两位词人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进行一番详细的比较，以小博大，来感受两位词人不朽的文心。

在比较研究开始之前，有必要说明一下我的研究范围。

晏几道的存世词，当以吴林抒先生在其《小山词（校笺本）》中收录的共53调257首词最为权威。纳兰性德的词作，一般认为张草纫的《纳兰词笺注》是较全的版本，其中共辑词101调347首。在对两位词人的作品进行比较研究时，我分别以吴本和张本为依据，本文中引用的原词举例均出自这两本书。既然是对两位词人词作中的女性形象进行研究比较，重点研究的题材自然是二人作品中的言情词部分。晏几道作品中，言情篇共189首。纳兰性德作品中，言情篇共184首，其中悼亡词32首。这一部分言情词中对女性形象的描写，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内容。

以下，我将从四个方面对两位词人词作中的女性形象进行研究比较。

首先，二人笔下的女子几乎都是年轻貌美、温柔贤淑、才华出众的。二人都受花间艳词的影响颇重，喜用作词的方式表达出对女子的喜爱之情。然而，仔细研究比较就会发现，二人又有颇多不同之处。

晏几道词中描写的女子多是歌儿，因受花间艳词的影响，词风远比纳兰性德丽。他作词也特别注重对女子的容貌、身形体态、才艺的描写，其词当得起“香艳”二字。试举几例：

脸红凝露学娇啼，霞觞熏冷艳，云髻袅纤枝。（《临江仙》）

香莲烛下匀丹雪，妆成笑弄金阶月，娇面胜芙蓉，脸边天与红。（《菩萨蛮》）

御纱新制石榴裙，沉香慢火熏。越罗双带宫样，飞鹭碧波纹。（《诉衷情》）

楚女腰肢越女腮，粉圆双蕊髻中开。（《鹧鸪天》）

明朝毛晋曾评论：“独小山集直逼花间，字字娉娉袅袅，如揽嫱、施之袂，恨不能起莲、鸿、O、云，按红牙板唱和一过。”①这个评价是极恰当的。

纳兰性德的词中是没有这么多的香艳词藻的，其艳词中的女性形象也鲜有针对性。纳兰性德注重的是对场景的描写、对女子动作神态的细致刻画。它的词，少了几分丽，却能呈现一种意境。试举几例：

夕阳谁唤下楼梯，一握香荑。回头忍笑阶前立，总无语，也依依。（《落花时》）

翼云松，红玉莹，早月多情，送过梨花影，半晌斜钗慵未整，晕入轻潮，刚爱微风醒。（《鬓云松令》）

春浅，红怨。掩双环，微雨花间画闲。无言暗将红泪弹。阑珊，香销轻梦还。（《河传》）

这里例举的每一首词，都像一幅画卷。第一例中，女子“一握香荑”“忍笑阶前”可爱动人;第二例中，“早月多情，送过梨花影”意境温情动人。不难看出，相比晏几道词的香艳，纳兰性德的词倒是显得清新自然。

其二，两位词人所描写的女性类型有很大不同。晏几道的言情词多写歌妓，其大量作品是在与歌女们的交往中创作完成的。对歌妓的赞美、爱慕、甚至怀念成为晏几道言情词的主要内容。他的词中，往往会直接提到歌妓的名字。试举几例：

小琼闲抱琵琶。雪香微透轻纱。（《清平乐》）

记得小O初见，两重心字罗衣。（《临江仙》）

问谁同是忆花人，赚得小鸿眉黛、也低颦。（《虞美人》）

所举三例中提到的小琼、小O、小鸿，便是晏几道词中经常出现的歌妓名字。此外，他的词中经常出现的歌妓的名字还有：玉真、小莲、朝云、念奴、小苹、师师等。可以说，晏几道笔下的女性形象明显地具有同一性，他描写和塑造的是歌妓的整体形象。

相比之下，纳兰性德笔下的女子类型要丰富许多。他关注的是贵族男女、宫廷女子的爱情生活。贵族少女、宫女、词人的恋人，甚至画上的女子都是他描写的对象。纳兰性德极少涉足风月之地，他的词集中表现的，往往是贵族青年男女的爱情。试举几例：

相逢不语，一朵芙蓉著秋雨。小晕红潮，斜溜鬟心只凤翘。待将低唤，直为凝情恐人见。欲诉幽怀，转过回阑叩玉钗。（《减字木兰花》）

是伊缘薄？是侬情浅？难道多磨更好？不成寒漏也相催？索性尽荒鸡唱了！（《鹊桥仙》）

重道旧时明月，袖口香残，心比秋莲苦。（《蝶恋花》）

天然绝代，不信相思浑不解，若解相思，定与韩凭共一枝。（《减字木兰花》）

以上四个例子中，第一例写男女初次见面，一见钟情。第二例写爱情受阻之后的愤懑之情。第三例写别后相思之苦。第四例则是表达自己对爱情的坚贞不移。纳兰性德言情词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词人往往会集中笔墨写自己对妻妾、情人的相思之情。与晏几道相比，纳兰性德用情更专一一些。

其三，纳兰性德的言情词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写给妻子的，尤其是他创作的32首悼亡词，表现出对亡妻卢氏的悼念之情。如：

三载悠悠魂梦杳，是梦久应醒矣。料也觉、人间无味。不及夜台尘土隔，冷清清、一片埋愁地。（《金缕曲・亡妇忌日有感》）

最忆相思，娇讹道字，手翦银灯自泼茶。（《沁园春》）

在这些悼亡词中，词人将妻子温柔貌美的形象以及自己对她的喜爱思念之情写入作品，刻画出一个温柔娇美、弱不禁风、可亲可爱、情意绵长的年轻女子形象。而这一切，都是晏几道词作中没有的。可以说，晏几道多情常惹相思，纳兰性德则人生坎坷，爱情多苦。

最后，两位词人的作品都有对女性命运的同情和关怀。这一点在晏几道的词作中表现的更为明显。叶嘉莹认为，晏几道词作对女性的态度和描摹有“一种诗意和善感的欣赏”②事实上，如果不是词人对歌妓真情相待，也不会有那么多的绝妙好词。

总之，晏几道与纳兰性德都是多情之人，而且都能站到一个较为平等的地位看待和描写女性，才使得他们词作中的女性形象生动感人。

晏子之御篇7

春秋时期的齐国丞相晏婴，曾经辅佐齐灵公、齐庄公、齐景公三朝，历时40年。他廉洁从政，清白做人，主张“廉者，政之本也，德之主也”，从不接受礼物，大到赏邑、住房，小到车马、衣服，都一一辞绝，曾3次谢绝齐景公赠送的一千两黄金、豪车宝马以及豪华府第。不仅如此，晏婴还时常把自己所得俸禄送给亲戚朋友和劳苦百姓。

故事二：子罕弗受玉

春秋时期，宋国有个人得到了一块玉石，把它献给主管建筑工程的大臣子罕。子罕不肯接受。献玉的人说：“我已经把它给加工玉石的匠人看了，玉匠认为它是珍宝，所以才敢献给您。”子罕说：“我把不贪财作为珍宝，你把玉作为珍宝；如果给我，我们都丧失了珍宝，还不如各人持有自己的珍宝。”于是，留下了“子罕弗受玉”的美传。

故事三：杨震暮夜却金

东汉名臣杨震50岁时到州郡任职，当他前往郡里路过昌邑时，从前他推举的荆州茂才王密正任昌邑县长，前去看望杨震，晚上欲送杨震黄金十斤。杨震说：“老朋友懂你，你为什么不懂老朋友呢？”王密说：“现在是深夜，没有人会知道。”杨震说：“天知、神知、我知、你知，怎么说没有人知道呢？”王密抱起黄金惭愧地离开了。

故事四：羊续悬鱼明志

东汉时期，庐江太守羊续施政清平，为人俭朴，素有穷官之称。有一次，羊续的属下给他送了一条活鲤鱼，面对这条“礼鱼”，他收下后让人把鱼挂在庭檐下，没过几天，就成了一条枯鱼干，在屋檐下飘来荡去，羊续也不让人取掉，以此表达自己不收礼的决心，留下“悬鱼太守”的美名。

故事五：钱清江的来历

东汉末年贤臣刘宠，官至司徒、司空、太尉，一生“清约省素，家无货积”。他在担任会稽太守时，扶持农桑，兴修水利，革除苛政，轻徭薄赋，改善了百姓的生活，而且微服私访，体察民瘼，公正廉洁，禁止扰民，赢得了百姓的信任。奉调离开会稽时，五六位龙眉皓发的老农，各捧一百文钱，行至跟前，双手置顶，俯身恳求道：“我乃山里野民，不懂官场，往日当官的时常来乡下扰民，鸡犬不宁，夜不得安。您上任之后，百姓安居乐业，见不到贪官恶吏，狗也不叫了。活到这把年纪能遇到您这样的好官，三生有幸啊！万望您收下这一点点心意！”躬谢再三未果，刘宠只好各取了一文，行至江边，恭敬地将钱抛入江中，以明其志，江水顿时清澈如碧、荡漾东去。当地百姓为了纪念他，将这条江起名为“钱清江”，江旁建一亭，名曰“钱清亭”。

晏子之御篇8

关键词： 晏殊婉约词 悲情书写 北宋文人文化 历史文化语境

寒士的悲苦有生活根源，艰辛的生存决定他们的生命意识里储存着先天的忧伤。在那些朝代更迭频繁的时代，朝不保夕，为全身远祸而焦虑，为报国无门而愤懑，为生活难以为继，如此等等都迫使他们去思考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由之产生的人生空漠感自然是深沉的、浓烈的。在北宋建国后，经历很长时间的太平岁月，加之文人的生活优裕，应该说有宋一代文人是舒服的、滋润的，可文学史现实恰好相反：北宋文人“道貌岸然”的表象之下是挥之不去的悲情意绪，在大多数文人的心底里都有一股冷气在袭着他们，尤其是高官文人。

以晏殊为例。少年时以神童招试，赐进士出身。宋仁宗时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政事兼枢密使。当时名臣范仲淹、富弼、欧阳修和张先等均出其门。晏殊《珠玉词》凡134首，多感时伤事之作。从《珠玉词》来看，晏殊婉约词书写的愁苦悲情亦普遍而浓烈。再看其门下的范仲淹、欧阳修、张先的词里那些大量存在的惆怅悲情，虽无泛滥之势，但也涓涓长流。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

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范仲淹，《苏幕遮》［1］

《水调》数声持酒听，午醉醒来愁未醒。送春春去几时回？临晚镜，伤流景，往事后期空记省。

沙上并禽池上暝，云破月来花弄影。重重帘幕密遮灯，风不定，人初静，明月落红应满径。――张先，《天仙子》［2］

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无重数，楼高不见章台路。

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欧阳修，《蝶恋花》［3］

这些被延续了的悲情书写，我们不排除人生挫折感的根由，而是要寻找有没有除此之外的缘由。上面列举实例只是对这种词风书写存在的一个证明，这里还是解决比较源头性的晏殊的婉约词里的这些内容的问题。

刘《中山诗话》谓：“晏元献尤喜江南冯延巳歌词，其所自作，亦不减延巳。”［4］论起与南唐宰相冯延巳的词风渊源，应该是不难的：同为高官，位及宰相，生活优裕，仕途宏达，都写怅然若失、无由解脱的愁苦之情，都不失富贵气。论起时代条件，可谓优越，人生又无大挫折，词作里的那种感时伤事悲情书写源泉在哪里呢？冯延巳的南唐和晏殊时代的真宗、仁宗两朝比起来，真可谓天上人间。晏殊的时代在北宋开国后的“太平日久”的时期，这是冯延巳所没有的历史境遇。

我们不妨先看文学史的结论。

第一种解释儒家的“达则兼济天下”的责任意识与“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忧患意识。《孟子・离娄下》：“禹思天下有溺者，犹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犹己饥之也。”宋代士大夫的国家主人公意识十分强烈，他们以国家天下为己任，密切关注国家的隐患。“心忧天下”的风范为他们所崇尚。这是中国传统士大夫文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加之，宋代的国势已远不如盛唐，开国之初，北方被石敬瑭割让出去的燕云十六州仍然在辽人的统治下，南方曾为唐代流放罪人之地的O州一带已属越李朝的版图；被辽和西夏两强敌威胁，文人治兵的制度使得宋代的军事孱弱。惧内强烈，战事败多胜少，对外的巨额岁币和对内的冗官冗费，内忧外患的现实让有识之士忧心忡忡。

第二种解释就是宋代对佛教的保护和鼓励政策。［5］佛家的出世思想和对彼岸世界的关注，这对中国文人是个提醒：从充实现实人生转而开始关注后世，这本是个古老的话题，可没有像佛家那样认真严肃地理性思考过。孔子说：“不知生，焉知死。”在儒家那里是回避死亡话题的，死是被搁置了起来的一个思考命题，尽管可能很有价值，并且直接面对每一个生人。而佛家的重新出场会直接地唤起北宋文人的这种“空观”意识，人生里的那些往日镜像带上伤感的色调与心底的那种人生空漠的悲情意绪在这个层面讲应该是合理的存在。

我们要是细心思量，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是不是少了一个反面，如果辩证地看，决定事物存在的可能性因素都该不止上述几点的。一味地从悲苦的角度思考悲苦，这种思维惯性是不是让我们忽略了什么？比如，人生大致通达、身居高位、一生亨通，生活的时代又是太平盛世，那么这些因素有没有对这些人物的心底的悲情意绪产生过影响？

有人认为，晏殊在富贵气下的怅惘之根源，是宗法伦理在文人性格构成中有先天规定性的压抑性存在，是抒情主体的思想体系和个人人格的一种裂变，由之形成的一种处理美的冲突的思想方法。［6］也有人提出说，一部《珠玉词》，既是晏殊对人生、生命进行思考、探求的心路历程的艺术再现，又是人类面临生死问题时的焦虑挣扎的真实记录。［7］这样的界定是粗放的、暴力的、不说明根由的。一个时代的某种情绪不能简单地在一个时代的作品里找缘由。说晏殊生性敏感，有比常人更深重的时间紧迫感和危机感，这是个不是结论的结论，也是个定论，适用于任何时代的任何诗人。要说身居高位的晏殊的理性呢？这样的前提下，只能在“诗余”的词里表达更方便和随意，这不更能说明问题吗？一个时代的繁华难道只供物质的丰腴而不对一个时代诗人的心灵产生影响，连潜移默化的、隐性的都没有？这是个大问号。

讲到宋代文人性格的形成与构成，都得谈到儒释道的融合对其的影响性构成，都得讲到孔孟思想对文人士大夫的人格结构的先天性影响。有宋一代的繁华，从物质和娱乐角度客观地讲，一点不比盛唐逊色。宋初百余年，国内安定，生产持续发展，经济高度繁荣。宋代城市经济繁荣，北宋的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南宋的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以及建康、成都等都是人口达十万以上的大城市。宋代还逐渐取消了都市中坊和市的界限，不禁夜市，为商业和娱乐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环境。［8］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里对当时的生活盛况有详细的记载，城池规模、市井分化、节日宴游、杂耍、婚丧嫁娶等都在列：“灯霄月夕，雪季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9］这样繁华的都市，提供的生活的丰富程度是不难想象的，创造的娱乐空间和形式应该是丰富多样的。享乐之风的盛行除却了皇帝的提倡之外，这样富足的环境自身也能孕育出。“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10］在娱乐中度过悠闲的日子该是那些都市人的基本生活方面。而宋代文人的消费能力和参与娱乐的热情根本就不用怀疑。再就“词”这一文学体式本身而言，其为“艳科”或“诗庄词媚”的先天规约，就与娱乐有着不可断绝的因缘。

这里我们该珍视一个简单的现象：商业时代的更迭速度。商业时代的最大的特点是变化太快。城市的繁荣和娱乐业的兴盛，普遍的不受重伤的悲欢离合是频繁的。人口的剧增、流动也是必然的。从人的心理上，在大都市里，生人最多，熟人最少。这是个基本事实。在这样的环境里，人的那种陌生感的激化和加强是预定的。“人生百岁，离别易，会逢难”（晏殊，《拂霓裳》），在人际交往上是这样，熟悉的一转身就消失在了茫茫人海中。面对离别，“美酒一杯留客宴，拈花摘叶情无限。争奈世人多聚散，频祝愿，如花似叶常相见”（晏殊，《渔家傲》），只能以此安慰自己。在这样的时代里，因之而生的这样一种涌动的底层情绪逻辑上说是普遍的。

繁荣的城市经济生活和丰富的娱乐生活，这是北宋晏殊时代的基本日常。当然，繁荣的城市经济生活应该是丰富娱乐生活的一个前提。本文在这里试图分析娱乐作为北宋文人工作之外的基本生存内容，找寻一种时代生活语境对时代人物的心理影响。这既是个外因的考察，又是从心灵内部进行探寻。

美国人尼尔・波兹曼揭示了娱乐的一种影响规律：不管是什么内容，也不管采取什么视角，一切都是为了给我们提供娱乐。正因为这样，所以即使是报道悲剧和残暴行径，结束了都带有“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式的邀请。所有刚才的一切在上演中都被不当真了对待，［11］所有一切都被当成一种事来对待，而不再成为一种必然的担当，这是娱乐时代给人的最大的影响，应该说，“拿别人说事”成为娱乐时代人的一种生活惯性，一种不自觉。而对北宋那些高官文人来说，存在这样的可能性么？他们不会像普通人一样，在勾栏瓦肆里流连而忘返？他们对一个时代的不断变化是不会没觉察和感知的，尤其是作为父母官，这样的眼光和关注是少不了的，也是其职业修为内定的。这是常理。晏殊的“闲愁”“清泪”的自然书写就很恰当地印证了这样一种时代人的心理特征。那样的婉约书写是轻描淡写的，不伤及肺腑的，但也是绵长的。叶嘉莹在《大晏词的欣赏》提出“理性诗人”一说，解释晏殊词“情中有思”之特色，分析晏殊作为“成功型”诗人一类是为其根源。［12］这一的解说很有价值：成功词人的婉约词书写中理性因素的加入，凸显了晏殊词的个性与不同，同时开辟了从反面思考的新途径。

这个逻辑上，我们再回来看，晏殊作为高官文人的心底的那些悲情忧伤的基因，在变化面前，在涌动的陌生潮流里，沉淀在心底的还能藏得住么？所以晏殊会在《浣溪沙》里自然地吟出“小园香径独徘徊”的忧伤。那是一种面对变化的时代带来的陌生随之涌起的孤独，一位不会伤及心脏的，无大碍的，可以感染人的，继承了前辈文人传统的“哀而不伤”忧伤的雅致。这是我们诗歌传统里的一道美丽的风景，它在晏殊的时代里有了晏殊独有的个人特色，也是被延续着的一种诗歌命脉。

北宋晏殊时代的娱乐文化为文人增加了一条舒展的渠道，为宋代文人的情感的正常抒发提供了真实的可能。也是北宋浓厚的娱乐氛围造就了晏殊婉约词的特质。它与文人遗传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佛学对死亡的激发等一同铸就了有宋一代在晏殊时期的历史文化语境，铸就了晏殊独特而不俗的婉约词书写。

参考文献：

［1］朱东润主编.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 第二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3.

［2］朱东润.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 第二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7.

［3］朱东润.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 第二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11.

［4］朱东润.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 第二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4.

［5］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版）（第三卷）［M］.北京:高教出版社，1999：6-7.

［6］孟楠.小园香径独徘徊――论晏殊词作中富贵气下的惆怅之情［J］.文教资料，2007，7，（21）.

［7］田干生.人类灵魂的焦虑与挣扎――论晏殊《珠玉词》的生命意识［J］.江淮论坛，2002，（5）.

［8］漆侠.宋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及其在中国古代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J］.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1）.葛金芳.宋辽夏金经济研析［M］.武汉：武汉出版社，1991.

［9］［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2.1，序.

［10］［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2.1.

晏子之御篇9

[关键词]春秋；赈灾

一、《春秋》中记载的灾害情况

《春秋》记载了有关齐桓公跟股肱大臣管仲之间关于灾害认识的对话：“善为国者，必先除其五害，其水为一害也；旱为一害也；雹霜为一害也；病为一害也；虫为一害也。五害之属，水为最大。五害己除，人乃可治”。齐桓公和管仲都认为水、旱、冰雹风霜、疫病、害虫等这五种灾难是对当时以农耕为主的社会威胁最大的灾害类型，而其中最严重的就是水灾，《管子・度地》中记载在春秋时期，旱灾跟水灾这两种天灾类型为主要灾害占灾害总量的比例超过百分之四十，而水灾、旱灾以及害虫灾害都直接和粮食收成有关系，直接关系到农业生产，而粮食歉收又往往造成粮食短缺，进而造成饥荒的出现，大量消耗劳动生产力，因此饥荒又是仅次水旱灾的次生灾害，统计资料表明其比例超过百分之十，虫灾一般位列于五害之一，它是农作物歉收最大的生物类型灾害，在《诗经》中说，“去其螟，及其蟊贼，无害我田稚”，后郑玄注释，螟是一种吃植物心的害虫，是一种吃植物叶的害虫，蟊则是吃植物的根，贼则以植物的节为食。螟蟊贼都是祸害植物的害虫，其中危害最大的实际上也就是蝗虫灾害，蝗虫过境，蔽空遮日且家禾尽毁，古代人们几乎对这种天灾毫无治理能力，就只能借助于天神的虚无，在所有灾害中，虫灾的出现比例超过百分之十，除了主要的灾害以外，还有所谓雪雹灾、风霜灾等，其统计比例超过百分之五，风雾雹霜主要影响的还是农业，对粮食的收成影响较大。《春秋》中记载，在鲁僖公29年，出现过一次雹灾：“秋，大雨雹”。后来做注的《左传》上面有强调，这次大雨雹是一次自然灾害，通常而言，《春秋》这部书对灾害的记载主要坚持“不为灾，则不书”的指导原则，此次的灾害在《左传》中又补充说其为灾害，由此可见其灾害的程度极大。

二、《春秋》中的赈灾思想及措施

这些来自各个阶层的主张促进了救灾思想的完善，概况而言，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主张。

2.1将天灾视为上天的惩罚，以祈祷的方式进行救灾

朴素的祈祷思想实际上跟落后的社会生产力有关系，就是所谓的“天命主义禳弭思想”。早期人们的生产过于依赖大自然，对自然界的适应能力极差，同时又无法科学地认识到自然灾害的本质，人们对自然的掌控能力极为薄弱，古代朴素的唯心主义认为“万物皆有灵”，这就使得人们产生了早期的崇拜。在进入到阶级社会以后，人们逐渐认识到了支配统治的确立，自人类社会推到自然界，人们就想当然的认为在自然界同样存在一个主宰，也就是所谓的天帝。认为天帝操纵着自然界的一切风云变幻，所以，早期人们在灾害发生以后，敬天的祈求仪式就成为主要行为，在此基础之上朴素的灾害禳弭思想便逐渐派生，最终形成较早的灾害救助思想。西周时，朴素的禳弭思想在灾害救助中几乎占到了统治地位，在“敬天”的基础之上产生了所谓“巫术”，到了春秋时期，古代朴素的禳弭思想依然极大地影响到各国的灾害救助思维，祭祀禳灾的救灾措施在大范围内实施。然而伴随生产力发展，人们也逐渐对于自然现象加深了认识，春秋后期，人们对救灾的观念有了新的发展，同时也更加注重人力救助。甚至对禳弭出现了怀疑，不过百年的传统思维在春秋时期还是无法彻底摆脱，禳弭思想在大多数时候还影响到了救助实施，《春秋》记载，齐景公想要祭祀山川、河伯以达到禳弭旱灾，但是晏子反对，然而实际上晏子依然没有摆脱禳弭思想，当齐景公再问怎么办时，晏子说：“今诚避宫殿，暴露于灵山，与河伯共忧，其幸而雨乎”。实际上禳弭依然是其主导思维。

2.2重视农耕

在《尚书》中记载，周始祖好耕农，以及相地事宜，因此被亮举荐为农业之师，是最早教百姓耕种之人。尽管可能存在传说，但是夏商以来逐渐形成了通过统治者组织农业生产抵御灾害的传统。《周礼》中记载，其中设有专门负责农事管理的官职叫做大宰，而大司徒职责之一也就是教授嫁接耕种的技艺。到了春秋，统治者实际上更加重视以大力发展农业来抵御灾害的威胁。同时，诸子百家的社会理论中也有阐述，强调农业生产的重要性，《春秋》中也表明，重农思想已经成为这一时期统治者的思想共识。

2.3以节俭赈灾

一般在大的灾害发生之后，统治集团都会实施相关爱惜物力的节约措施以达到缓解灾后物资短缺的情况，也就是所谓的省用度灾。不过相对来说，这种形式是一种暂时性的方针，只能达到解决一时之困的目的，而无法从根本上或者长期解决灾害的发生和预防。春秋时期，各种灾害经常对人们生活造成威胁，为治理国家，很多救灾的思想家提出的方略之中，都有强调节约。在春秋战国时，诸子百家中也有许多的大贤们以其高度的社会责任意识想让全社会各个方面来呼吁节约，这就形成较为清晰的节约思想主张。

三、结束语

社会的稳定及繁荣是每个统治者追求的目标，一旦发生灾难，可能会出现各种不利于统治的问题，甚至颠覆政权，所以对自然灾害的救助是每个社会的永恒关注点，在我国春秋时期，有朴素的禳弭思想，也有有效的重农思想以及积极的节约思想来对灾害进行救济，《荀子》中说：“故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其源，而时斟酌焉”。在春秋时期，灾害救助的思想已经形成了重农到节约到储备再到灾害救助之间的有效结合。

参考文献：

[1]杨德春.论《春秋梁传》的农业经济思想[J].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3

晏子之御篇10

摘要：金初由宋使金被留而仕于金的士人，在特殊的社会环境中，有着相同的“故国之思”心态。反映在词的创作上，体现出婉中有悲的特色。最具代表性的是吴激。其《人月圆》以小令而具“排荡之势”，具有撞击人心的一种力：它的“化用前人诗句”能在“堆砌”的同时，全以己意出之；其词本身多为短语，形成一种近乎哽咽的语调，排荡有力；在词史上使小令重放异彩。吴激是金初词坛的领军人物，他的悲婉相济、笔力排荡词风已被当时词人所认同，形成了一个创作群体。

金代是我国历史上与南宋相对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朝代，起于公元1115年，存在了120年之久。金入主中原以后，对北宋的高度文明表现出积极的认同感，他们对中华文明的接收不仅是精神的和物质的，还有一个最简洁的办法，“借才异代”，直接把辽宋的人才为我所用。早在天辅二年（1118年），金太祖就下诏曰：“图书诏令，宜选善属文者为之。其令所在访求博学雄才之士，敦遣赴阙。”①因此金初从辽和宋仕于金的士人非常多。这批人的仕金，固然对金社会的稳定，金统治集团的汉化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如当时借鉴辽宋的典章、制度等等均是在这批人的参与甚或主持下逐步趋于完善的；同时由宋仕金的这些人物，文化底蕴较深厚，他们在宋时本身已具有较高的文学创作水平，尤其是对于曲子词来说，更是当时士大夫们经常欣赏并参与创作的文学样式。仕金以后，在特殊的社会环境中，出于特定的审美趋尚的影响，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了一个词人的创作群体，包括宇文虚中、高士谈、刘著、蔡松年、吴激等人。

这些仕金的“人才”虽然身在金朝，但他们有着相同的一种“故国之思”心态。反映在词的创作上，他们既对晚唐五代北宋的柔婉词风有所继承，又吸取了苏东坡词抒发士大夫逸怀志趣的特色，词风已明显体现出婉中有悲的特色。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吴激。

吴激（约1092-1142），字彦高，道号东山散人，建州（今福建建瓯）人，宋宰臣吴拭之子，著名画家米芾之婿，工诗能文，字画颇有其岳丈笔意。激早年仕宋，历任清高显贵之职，奉命使金，以知名被扣留，后仕金为翰林待制。皇统二年（1142）出知深州（治所为静安，在今河北深县南），到官三日而卒。

吴激的词作精妙凄婉，气韵天成，故国之思恻然动人，当时曾在南、北两朝广为传诵。这里有一个问题我们想先讨论一下：吴激、宇文虚中、蔡松年等人既然有着深沉的故国之思，又为什么能够仕于金呢？这一个矛盾是如何在他们的心理上获得平衡的呢？

其实对于这样看似矛盾的情况，并不是吴激、宇文虚中他们首次遇到的。历史上这样的情况曾经有过。比如庾信的仕西魏和北周。从庾信本人的角度看，他在《特命至邺祖正员》一诗中对东魏祖琏说“我皇临九有，声教洎无堤”，显然也是以梁有九州、为正朔所在自居的，正因为北方本属于“我皇”所有的九州范围，因此在特定的情况下而仕于北方也仍然是在我华夏文明的范围之内的。他就是这样获得了心理上的平衡。而后来的史评家们，也都没有将庾信的屈仕北方看作是叛国仕敌，而仅仅是一个不能为梁国守节的问题。

上述情况，为吴激他们树立了一个现成的示范。在他们已经看到确实是回宋无望的情况下，再加之金朝多次的以官职相诱，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屈身事金便是唯一的选择了。况且在掌握了一定职权之后，还能为民尽力（如蔡松年曾解救出数千无辜的百姓），甚或促使金统治者向汉族文明、汉族的封建统治方式转变呢？（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

当然，从理性上看是一回事，而从感情上看，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从心理角度来看，人们往往对已逝去的时光会产生一种留恋的感觉，过去了的旧情旧景难以再现，这本身就令人惋惜不已了，如果再加上沉痛的身世之叹与故国之思在里边，这对于情感世界极为丰富的文人来说，只能是诉诸曲词，来抒缓心中的悲怨难抑之情了。

据刘祁《归潜志》等书记载，某一天吴激、宇文虚中等人相约来到北人张侍御的家中聚会，由南宋使金被羁留的洪皓等人也在座。席间有一歌伎竦眉秀目，身上穿的依旧是“宣和妆束”。在座的诸公大都是由宋入金的，与这位歌伎真可谓“同是天涯沦落人”了。有感与此，宇文先赋一阕《念奴娇》：

竦眉秀目。看来依旧是，宣和妆束，飞步盈盈姿媚巧，举世知非凡俗。宋室宗姬，秦王幼女，曾嫁钦慈族。干戈浩荡，事随天地翻覆。一笑邂逅相逢，劝人满饮，旋旋吹横竹。流落天涯俱是客，何必平生相熟。旧日黄华，如今憔悴，付与杯中醁。兴亡休问，为伊且尽船玉。

宇文以宋朝大臣，出使到遥远的北方金国，被留于金而不回，词中所表达的感情是极为复杂的。

紧接着吴彦高作《人月圆》就，词曰：

南朝千古伤心事，犹唱《后庭花》。旧时王谢，堂前燕子，飞向谁家。恍然一梦，仙肌胜雪，宫髻堆鸦。江州司马，青衫泪湿，同是天涯。

清人陈廷焯认为此词应在宋金十大名曲之列，其《白雨斋词话》卷三曰：“余独爱彦高《人月圆·宴张侍御家有感》……感激豪宕，不落小家数。洪景庐(洪迈)云：‘先公在燕山，赴北人张总侍御家集，出侍儿佐酒，中有一人，意状摧抑可怜，叩其故，乃宣和殿小宫姬也。坐客翰林直学士吴激，作词记之，闻者挥涕。’”②

金亡之后刘祁作《归潜志》，在卷八中也记道：“次及彦高作《人月圆》词云（略），宇文览之大惊，自是，人乞词，辄曰：当诣彦高也。”③

此词好就好在它能以小令而具“排荡之势”④，有撞击人心的一种力。之所以有这种效果，可以从下面几点分析来看出：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化用前人诗句”问题。融化前人诗句或直接隐括前人的诗篇（主要是唐诗）为词，这是作词中常用的方法，不过最初晏几道、苏轼、王安石等人多为偶尔用之，到了贺铸，尤其是周邦彦时，已成为一刻意为之的词法。分为二种情况：一是借用前人诗作辞藻，即所谓“炼字面”，二是用前人诗的意境加以点化，造出新的意境，为新的内容服务。其中尤以第二种情况为清真词的特技。不过这种特技在吴激的身上同样用得很精彩。“南朝千古伤心事，犹唱后庭花”，是融合了杜牧、王安石诗词的句意，字面上虽说的是南朝，但其暗喻宋金时代是很明显的。开头即把那种身经离乱、悲恨相续的气氛烘托出来了。后边三句借刘禹锡《乌衣巷》诗意，既是喻写宫姬的流落，更是哭自身的漂泊。身世之感与家国之思一泄无余，淋漓尽致。下片：所幸，岁月的变迁，还没能改变你的容貌（仙肌胜雪），今天，我们还能在这里相逢，这难道在是梦中吗？丈夫有泪不轻弹，但是，今天，你就让我的泪水尽情地流吧，江州司马的青衫不是也曾经湿透了吗？（青衫泪湿）

你看，他这里化用了这么多前人的诗句，整首词几乎全是，可抒发的却是自己当时的心境。金末刘祁在《归潜志》卷八中说：“彦高词集篇数不多，皆精微尽善，虽多用前人诗句，其剪裁点缀若天成，真奇作也。先人尝云，诗不宜用前人语。若夫乐章，则剪截古人语亦无害，但要能使用尔。如彦高《人月圆》，半是古人句，其思致含蓄甚远，不露圭角，不尤胜于宇文自作者哉？”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彦高词中的这种化用前人成句的方法在贺铸、周邦彦等人的基础之上又有新拓展，贺铸、苏轼等人大多还是偶尔用之，到了周邦彦虽使用渐多，但到了吴激词中却达到了“堆砌”的地步，这里“堆砌”并不是贬义。他能在堆砌的同时，全以己意出之，剪裁点缀巧若天成。这样的堆砌反而成了一种优点。它可以强化气氛，增强抒情效果。（在后来辛弃疾的词作里面对这种“堆砌”的手法运用得更为纯熟。）

吴激对清真的作词手法运用得可真是青出于蓝了。可是，如果细加品味，便可看出，彦高词所体现出的并不仅仅是婉，他的感情一泄无余，有一种力犹如成排的巨浪连续地拍打着人们的心扉，他能使人哭，使人叹，这些都是清真词所没有的，而这可以说是苏词“以诗为词”影响的结果。苏词的旷达，那种直抒胸臆的风格，吴激在这里毫无痕迹地化用过来了。也只有运用这种婉与力两相结合的手法，才能完完全全地把前人成句中的意境重新点化，造出新的意境来，从而抒发出当时独特的心理感受。

其次，《人月圆》以令体而具排荡之力，震撼人心，还在于这个曲调本身语句的形式多为短句，形成一种近乎哽咽的语调。词牌《人月圆》下片原本可以是七五四四四的句型，但七字句五字句由于字数较多，不易于反映情绪激动时的短语、哽咽状态，因此吴激便将下片写为四四四四四四的连续短语句型。想必与此种句式相配的音乐曲调也肯定是急促、繁复的，一气呵成，一气流转，一气贯注，一直把感情推上最高峰。这样势必会造成撞击心扉的效果。在这时如果再把那种单纯的悲欢离合之情注入家国之思、沧桑之叹的境界描写，就使得作品更具有一种深远的历史题材所独具的美学意蕴在其中，其审美涵盖面的广泛可以使所有的读者（或听者）产生共鸣，不由自主地跟随着乐曲和节奏一齐澎湃，动荡……

再次，我们来论证一下吴彦高的这首小令《人月圆》在词史上的意义。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认为自柳永苏轼等人把长调慢词推向极致以后，小令的创作就再也没有上乘表现了，比如有论者曾说过：小令发展到了小晏，就没有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专家了，由此以后的作者，都兼写长调慢曲，风格视各人的思想环境而有所不同……对于这种看法，从总体上、宏观上看自然是不错的。不过在小晏之后，就小令的创作来看，也还是有一些比较出色的作品的。笔者觉得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看：

其一，对小晏以后的令词史还可以更全面思考，比如周邦彦，就可认为有着和小晏相媲美之处。

其二，“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虽说很有概括性，但是金元时期的词（及其以后）也仍然有很精彩的表现，比如吴激的令词，他的《人月圆》在词史上使小令重放异彩。

固然，花间词派、晏欧江西词派是小令的黄金时代，尤其是小晏在令词中所表达出的那种感伤哀怨、婉曲幽峭的风格，真切地体现出了他的那种独特的生命意识在其中。但是，后来的周邦彦，在令词的写作上又有新的开拓。他往往在令词的抒情过程中又纳入较多的叙事成分或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描写。通过叙事性描写来抒发感情，这真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吴激在小令的写作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他综合了小晏、清真等人的诸多优点，又全面吸收了苏轼“以诗为词”的美学观念，使得小令的创作又表现出了与前人均不相同的风格体貌，以小令而能具“排荡之势”，其艺术感染力与后起的慢曲长调相比并不多让，而我们今天却对其评价明显偏低了。当然，在慢曲兴盛之前，小令一花独放，颇为壮观，长调兴起后，其光环被遮去一部分，但这并不能说小令就此便无足轻重了。

吴激《人月圆》写出之后，对后世影响很大，均以此为正体。如元朝倪瓒所写的《人月圆》云：

伤心莫问前朝事，重上越王台，鹧鸪啼处，东风草绿，残照花开。怅然孤啸，青山故国，乔木苍苔。当时明月，依依素影，何处飞来？

其意境、构思上明显有受吴激词影响的痕迹。元朝时从高丽来华，曾任西海道安廉使的李齐贤也写有《人月圆》“马嵬效吴彦高”一阕，句法多有效吴激之处。

又《居易录》载：“高丽宰相李藏用，字显甫，从其主入朝于元。翰林学士王鹗邀宴于第，歌人唱吴彦高《人月圆》、《春从天上来》二曲。藏用微吟其词，抗坠中音节，鹗起执其手，叹为海东贤人。”于此可见吴激令词《人月圆》影响之一斑。

由此也可见出吴激实为金初词坛的领军人物，悲婉相济、笔力排荡是其词的突出风格，我们再来看一首吴激的令词《诉衷情》：

夜寒茅店不成眠。残月照吟鞭。黄花细雨时候，催上渡头船。鸥似雪，水入天，忆当年。到家应是，童稚牵衣，笑我华颠。

确是一洗脂粉气，（金）元好问《中州集》卷一评曰：“乐府‘夜寒茅店不成眠’”，“自当为国朝第一手。”

这种局面在吴激的中长调曲词上也同样是如此，像吴激的《满庭芳》（千里伤春）：

千里伤春，江南三月，故人何处汀洲。满簪华发，花鸟莫深愁。烽火年年未了，清宵梦，定绕林丘。君知否，人间得丧，一笑付文楸。幽州。山偃蹇，孤云何事，飞去还留？问来今往古，谁不悠悠。怪底眉间好色，灯花报、消息刀头。看看是，珠帘暮卷，天际识归舟。

结尾“天际识归舟”化用的是柳永《八声甘州》里“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的词句，从家中妻子的角度来着笔，表现一次次的盼望、期待落空时那种失望、怅惘的心绪。同时也与首句的“千里伤春，江南三月，故人何处汀洲”遥相呼应，使全篇弥漫着对人生遭际的感叹和强烈的故乡情思。

还有《春从天上来》：

会宁府遇老姬，善鼓瑟，自言梨园旧籍，因感而赋此。

海角飘零。叹汉苑秦宫，坠露飞荧。梦里天上，金屋银屏。歌吹竞举青冥。问当时遗谱，有绝艺、鼓瑟湘灵。促哀弹，似林莺呖呖，山溜泠泠。梨园太平乐府，醉几度东风，鬓变星星。舞彻中原，尘飞沧海，风雪万里龙庭。写胡笳幽怨，人憔悴、不似丹青。酒微醒，对一窗凉月，灯火青荧。

会宁府故址在今黑龙江省阿城县南的白城。原先是北宋汴梁城中的梨园弟子，如今却远离故国而漂泊在异邦他乡的会宁府，因此开头一句“海角飘零”，既与词前小序自然衔接，又规定了全篇的意脉主题。

金代元好问《中州乐府》曰：“好问曾见王防御公玉说，彦高此词，句句用琵琶故实，引据甚明，今忘之矣。”由此记载可以想见出这首词在当时的流传与影响。这首词不仅仅在金国产生了影响，还同时传播到了南宋。以下两条资料反映出了《春从天上来》在南宋的接受史：

清代沈雄《古今词话》下卷引《燕古剽闻》曰：“吴彦高在会宁府，遇老姬善琵琶者，自言故宋梨园旧籍，有感而赋《春从天上来》云（略）宁宗庆元间，三山郑中卿，从张贵谟出使北地，有歌之者，归而述之。”⑤

清代叶申芗《本事词》卷下评《春从天上来》“有故宫离黍之悲，南北无不传诵焉”⑥。

由于时代风会的影响，金初吴激等人的词出现了新的审美风尚，与此前北宋时期的词已有了很大的不同，因此也就具有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前人论词多以北宋词和南宋词为例，对金初往往较少谈及，从实际状况来看，金词是有许多可资称道之处的。我们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金代初期吴激的词确已形成了悲婉相济、笔力排荡的词风。在“苏学行于北”、苏轼“以诗为词”观念影响下，这种悲婉相济、笔力排荡的词风已被当时词人所认同，形成了一个词人群体。

我们看金初词人刘著的一首词。元好问《中州集》卷二记载：刘著舒州皖城（今安徽潜山县）人。归金朝后碌碌州县，年六十余始入翰林。终于忻州刺史。皖城有玉照乡，号玉照老人，示不忘本云。其词《鹧鸪天》曰：

雪照山城玉指寒，一声羌笛怨楼间。江南几度梅花发，人在天涯鬓已斑。星点点、月团团。倒流河汉入杯盘。翰林风月三千首，寄与吴姬忍泪看。

此处不论“吴姬”是虚是实，而词中的家国之思已跃然纸上。陈廷焯评此词“风流酸楚”⑦，所论甚当。这里既有“婉”，更有“悲”，一种悲愁交加、撞击心扉的“排荡之力”。

① 《金史》卷二《太祖本纪》，中华书局，1987年点校本，第32页。

② 钟陵编著：《金元词纪事会评》，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9页。

③ ［金］刘祁：《归潜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3页。

④ ［清］沈谦：《填词杂说》，钟陵编著《金元词纪事会评》，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8页。

⑤ 钟陵编著：《金元词纪事会评》，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