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名言十篇

尼采名言篇1

1、对自己的害怕成了哲学的灵魂。

2、如果没有音乐，生活就是一个错误。

3、人们必须在心中怀着混乱，为了能够创造一个舞动的新星。

4、那些没有消灭你的东西，会使你变得更强壮。

5、世界弥漫着焦躁不安的气息，因为每一个人都急于从自己的枷锁中解放出来。

6、敏锐而明快的作家的不幸是，人们以为他肤浅，因此不在他们身上下苦功；晦涩的作家的幸运是，读者费力地读他们，并把自己勤奋的快乐也归功于他们。

7、在认识一切事物之后，人才能认识自己，因为事物仅仅是人的界限。

8、最危险的健忘-刚开始他们忘记去爱别人，最后在他身上再也找不到值得去爱的地方了。

9、迟到的青春是持久的青春。

10、别理会！让他们去唏嘘！夺取吧！我请你只管夺取！

11、接受一种信仰，仅仅因为它是习俗。这无非意味着:不诚实、胆小、懒惰！那么不诚实、胆小、懒惰是伦理的前提吗？

12、历史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出现一些对过往的伟大事物进行反思的人，他们从中获取力量，常常感受到人类生命的辉煌灿烂。

13、诚然，人是条污秽的川流。要容纳一条污秽的川流而不被污染，除非你是大海。听哪！我教你们以超人，他就是这大海，在他里面你的大轻蔑将被融入。

14、人是一根系在动物和超人之间的绳子。也就是深渊上方的绳索。走过去危险，停在中途也危险，颤抖也危险，停住也危险。

15、人类的生命，不能以时间长短来衡量，心中充满爱时，刹那即为永恒！

16、我已经写够了这个世界，现在让这个世界来写我吧！

17、一个人在本性的驱使下，会力图控制自己的习惯或竭力为自己的习惯辩护，或尊重，或责备，掩饰自己的习惯。 具有相同本性的两个人，很可能会追求根本不同的目标。

18、自由的保证是什么 是对自己不再感到羞耻。

19、谁终将声震人间，必长久深自缄默；谁终将点燃闪电，必长久如云漂泊。

20、在极端痛苦中，一个灵魂为了承受这份痛苦，将会发出崭新的生命光辉。就是这股潜力在新生命里的发挥，使人们远离在极端痛苦时燃起的自杀念头，让他得以继续活下去。他的心境将别于健康的人，他鄙视世人所认同的价值观，从而发挥昔日所未曾有过的最高贵的爱与情操，这种心境是曾体验过地狱烈火般痛苦的人所独有的。

21、出于爱所做的事情,总是发生在善恶的彼岸。

22、今天，我执笔的这一瞬间，我展望自己的未来-就像平静的海面，没有任何希求能骚扰那完全的宁静。我一点都不期望任何东西或不同于它现在的情况，也不希望自己有所改变。

23、只有在这块土地上，在这块对人类和教士的生存来说基本上是危险的土地上，人才能够发展成为一种有趣的动物。只有在这里，人的精神才更高深，同时也变得更凶恶了——正是这两个原因使得人迄今为止优越于其它的动物。

24、你的良知在说什么？——你要成为你自己。

25、一个伟大的人往往受到排挤、压抑、甚至被人斥为哗众取宠而陷于孤独中。

26、人是一根绳索，驾于超人与禽兽之间。

27、我向后回顾，再向前瞻望，我从未在刹那间看到这么多美好的东西。今天我埋葬了我的四十四个岁月，并非没有意义;我有权利来埋葬它-凡有生命的事都保留下来，永垂不朽。

28、倘若你想追求心灵宁静和幸福，那么请信仰吧，倘若你想做一个真理的追随者，那么请研究吧。

29、乐观主义，为了重建的目的，为了什么时候能被允许再次成为悲观主义者。

30、受苦的人，没有悲观的权利。一个受苦的人，如果悲观了，就没有了面对现实的勇气，也没有了与苦难抗争的力量，结果是他将受到更大的苦。

31、愚昧无知是一切痛苦之源。

32、当某一动物, 某一种族或某一个体失去其他种种本能时，当它选择以及当它偏爱对它不利的东西时，便称它为堕落。

33、没有思想的愚蠢不存在于人类之中。

34、所有的精神最终都变成了在肉体上清晰可见的东西。基督教汇聚了无数渴望被征服的人以及所有那种卑恭而虔诚的高级或低级的放弃了所有行动的人的整个的精神。

35、其实人跟树是一样的，越是向往高处的阳光，它的根就越要伸向黑暗的地底。

36、凡具有生命者，都不断的在超越自己。而人类，你们又做了什么？

37、所有那些现代作家都是曾经幻想过要做画家的人。

38、你遭受了痛苦，你也不要向人诉说，以求同情，因为一个有独特性的人，连他的痛苦都是独特的，深刻的，不易被人了解，别人的同情只会解除你的痛苦的个人性，使之降低为平庸的烦恼，同时也就使你的人格遭到贬值。

39、人生是一面镜子，到它里面去寻找我们自己，便是我们应当努力的第一目的。

40、那个游历过诸多国家和民族以及更多的地区的旅行者，在被问及他到处都重新发现了人们的什么属性时说：人们都有一种懒惰的癖好。

41、如果我们整天满耳朵都是别人对我们的议论，如果我们甚至去推测别人心里对于我们的想法，那么，即使最坚强的人也将不能幸免于难！因 为其他人，只有在他们强于我们的情况下，才能容许我们在他们身边生活；如果我们超过了他们，如果我们哪怕仅仅是想要超过他们，他们就会不能容忍我们！总 之，让我们以一种难得糊涂的精神和他们相处，对于他们关于我们的所有议论，赞扬，谴责，希望和期待都充耳不闻，连想也不去想。

42、最大的痛苦乃精神的最后解放者，由于这个痛苦，我们才得以了解事物最后且最深的真理。

43、我感到难过，不是因为你欺骗了我，而是因为我再也不能相信你了。

44、这个时代的特性是——分裂——这个时代再也没有真实感了。人们再也无法找到自信以立足于这个世界。每个人都活在明天里，然而这些人再也没有明天。

45、谦逊基于力量，高傲基于无能。

46、大多数思想家写得拙劣，因为他们不仅要传达自己的思想，而且要传达思考的过程。

47、白昼的光，如何能够了解夜晚黑暗的深度呢？

48、千万不要忘记：我们飞翔得越高，我们在那些不能飞翔的人眼中的形象越是渺小。

49、只爱一个人是一种野蛮的行为，因为其他人就因此而牺牲了。对上帝的爱也是这样。

50、最深沉的精神也必须是最轻佻的，这几乎是我哲学的公式。

51、在他们（介壳类）身上，咸的泡沫代替了灵魂。

52、人可以控制行为，却不能约束感情，因为感情是变化无常的。

53、当我们勇敢的时候，我们并不如此想，我们一点也不认为自己是勇敢的。

54、人类唯有生长在爱中，才得以创造出新的事物。

55、理想主义者是不可救药的：如果他被扔出了他的天堂，他会再制造出一个理想的地狱。

56、没有真理，只有解释。

57、我走在命运为我规定的路上， 虽然我并不愿意走在这条路上， 但是我除了满腔悲愤的走在这条路上 别无选择。

58、无选择的求知冲动，犹如无选择的性冲动一样——都是一种下贱的本能！

59、基督教的“教”字只是一个误解，实际上只有一个基督徒，而他已在十字架上死去了。

60、平淡的生活，往往是最危险的

61、要破坏一件事，最刁钻的办法是：故意用歪理为这事辩护。

62、一个勤奋的人虽然会因为他的勤奋而损害到他的见地或者精神上的清新与创意，但是他依然会受到褒奖。

63、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曲折地接近自己的目标，一切笔直都是骗人的，所有真理都是弯曲的，时间本身就是一个圆圈。

64、假使有神，我怎能忍受我不是那神，所以没有神！

65、不要停在平原，不要登上高山，从半山上看，世界显得最美。

66、对他人是快乐的人，对自己是睿智的人。

67、如果人们将极端行为归咎于虚荣，将中庸行为归咎于习惯，将小题大作的归咎于恐惧，那是很少会有错的。

68、真正的思想家最最向往的是闲暇。与此相比平凡的学者却回避它，因为他不知道如何处理闲暇，而此时安慰他的是书籍。

69、许多人浪费了整整一生去等待符合他们心愿的机会。

70、灵魂的下水道-为了洗涤人类那肮脏的灵魂，一定要有下水道才可以。具有这种下水道功能的，对于那些高傲的伪君子而言，就是上帝了。

71、道德有两种：有独立心而勇敢者曰贵族道德；谦逊而服从者曰奴隶道德。

72、想在善和恶中作造物主的人，必须首先是个破坏者，并砸烂一切价值。也就是说，最大的恶属于最高的善。不过，后者是创造性的善。

73、一切荣耀、尊敬、智慧、感谢、赞美和力量归于我们的上帝，永永远远！

74、常常谈论自己的人，往往只是为了隐藏自己。

75、痛苦的人没有悲观的权利。

76、对待生命你不妨大胆冒险一点, 因为好歹你要失去它。如果这世界上真有奇迹，那只是努力的另一个名字。生命中最难的阶段不是没有人懂你，而是你不懂你自己。

77、人是在动物和超人之间一条绷紧的绳子一条越过深渊的绳子

78、强烈的希望，比任何一种已实现的快乐，对人生具有更大的激奋作用。

79、坚信比谎言更是真理的敌人。

80、因为一切话语中最悲惨的那一句：“我的上帝，你为何离弃我！”若从最深刻的含义上理解，如同它可以被理解的那样，便是对他终生幻觉的彻底失望和觉醒的证词；他在最痛苦的瞬间看清了自己。

81、你今天是一个孤独的怪人，你离群索居，总有一天你会成为一个民族！

82、对于那些无法对自己诚实的“伟人”，我一点都无法承认他们的伟大，自欺的人，令我感到作呕，无论他们曾做了何种伟大的事业，我给他们的评价还是零分。

83、在所有的禁欲道德里，人把自己的一部分视为神，加以崇拜，因此被迫把其他部分加以恶魔化。

84、唯有戏子才能唤起群众巨大的兴奋。

85、当心！他一沉思，就立即准备好了一个谎言。

86、在需要面前，一切理想主义都是虚伪的。

87、当你凝视深渊时，深渊也在凝视着你。

88、我把上帝丢出窗外之后，又努力要让他经由我生命的后门进来，无神论是一种苦酒，需要强有力的胃来容纳。

89、生命僵死之处 必然有法则堆积。

90、当女人爱时，男人当知畏惧：因为这时她牺牲一切，别的一切她都认为毫无价值。

91、自从我厌倦了寻找，便学会了找到。

92、人生没有目的，只有过程，所谓的终极目的是虚无的。---人的情况和树相同。它愈想开向高处和明亮处，它的根愈要向下，向泥土，向黑暗处，向深处，向恶---千万不要忘记。我们飞翔得越高，我们在那些不能飞翔的人眼中的形象越是渺小。

93、希望是最大的灾难，因为他延续了人的苦难。

94、诚实是一座阶梯，也是达到认识之前的手段之一。

95、人类伟大之处在于它是桥，而非目的。人值得被爱——在于他是过渡，是没落。

96、多数思想家都写作的很差。因为他们不但向我们传达他们的思想，而且还传达思想的思想。

97、要么庸俗，要么孤独。

98、理解力迟钝的人以为迟钝是知识的本质。

99、伟人对我毫无意义，我只欣赏自己理想中的明星。

100、所谓高贵的灵魂，即对自己怀有敬畏之心。

101、强烈的希望是人生中比任何欢乐更大的兴奋剂。

102、宗教上最深的误解——认为坏人没有宗教。

103、要真正体验生命,你必须站在生命之上。

104、女人忘记如何妩媚动人的速度越快，学会憎恨他人的速度也就越快。

105、对真理而言，信服比流言更危险。

106、人才出于贫寒家庭，莲花开在死水。

107、创造了这个有价值的世界的是我们！

108、谁有能力，（他问，承受这个）高于所有感觉的感觉？显然只有一位诗人：诗人总是懂得安慰自己。

109、生命没有了音乐，就如同是一场错误。

110、如果将来智慧竟舍弃了我：——唉！它是喜欢逃遁的！——至少我的高傲还可以和我的疯狂继续同飞吧！

111、害虫叮人不是出于恶意，而是因为它们要维持生命。批评家也一样他们需要我们的血而不是痛苦。

112、聪明的人只要能掌握自己，便什么也不会失去。

113、人生乃是一面镜子。 在镜子里认识自己， 我要称之为头等大事， 哪怕随后就离开人世。

114、疯狂对于个体，只是相对罕见的事情——而国体、政党、民族、时代的疯狂，那就是规则。

115、那不能杀死我的，使我更坚强。

116、男人骨子里坏，女人骨子里贱。

117、你们尊敬我，但要是有天你们的尊敬倾倒了那又怎要？不要让一座雕像砸了你。

118、你们所能体验到的最伟大的事情是什么？那便是非凡的轻蔑。是时，你们甚至会对自己的幸福感到厌恶，而理智与道德亦然。

119、征服我们的人是强大的；升华我们的人是神圣的；让我们有预感的人是深刻的。

120、啊!伟大的星球，假如没有你所照耀的人们，你的快乐何在？

121、要提高别人，自己必须是崇高的。

122、我站在赤裸的危岩上面， 黑夜的衣裳将我裹住， 从这光光秃秃的高处， 我俯瞰一片繁盛的国土， 我看到一只鹰在盘旋， 鼓着青春泼辣的勇气， 一直冲向金色的光芒， 升到永恒的火焰里去。

123、完全不谈自己是一种甚为高贵的虚伪。

124、最好的作者，是那羞于成为作家的人。

125、我祈祷我的高傲陪伴我的智慧！

126、最轻蔑人类的人，即是人类的最大恩人。

127、如果你想走到高处，就要使用自己的两条腿！不要让别人把你抬到高处；不要坐在别人的背上和头上。

128、一棵树要长得更高，接受更多的光明，那么它的根就必须更深入黑暗。

尼采名言篇2

德里达认为，自柏拉图以来的西方理性主义有一个根本的错误，即都在寻找某些“超验所指”（在任何语言中的任何时间都表达同样概念的所指），并以它们为中心，建构起具有等级秩序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要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必须先解构其赖以生存的“可译性”基础。这样，解构问题转化为翻译问题。翻译，特别是语际翻译，见证、展现和诠释了能指与所指的分裂、所指/概念/意义自身的分裂、语言的（内部的和外部的）分裂以及文本的（内部的和外部的）分裂。在这一切发生的同时，翻译也撕裂了自身。它不再担“翻译”的名，而蜕化为无限暧昧的“变形”（transformation）概念，德里达用莎士比亚名剧《威尼斯商人》中的一句话“when mercy seasons justice”（情理兼顾）揭示了其内涵。

【关键词】 德里达/文本/翻译/解构

德里达是作为一名译者步入学术圈的，他的第一部作品是译作，翻译的是胡塞尔的《几何学的起源》。在以后的学术生涯中，德里达始终把翻译当作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来思考，他的一些重要概念都与翻译问题高度相关。某些研究者注意到了语内翻译（同一种语言内的重新措词）对于理解“解构”的价值，但并未注意到，或至少未充分注意到，语际翻译对于理解该“概念”的重要作用。德里达提醒我们：“……如果要我给‘解构’下个定义的话，我可能会说‘一种语言以上’。哪里有‘一种语言以上’的体验，哪里就存在着解构。世界上存在着一种以上的语言，而一种语言内部也存在着一种以上的语言。这种语言的多样性正是解构所专注与关切的东西。”（注：德里达：《书写与差异·访谈代序》，张宁译，三联书店，2001年，第23页。）与语内翻译相比，德里达认为，语际翻译更好地演示了解构的运作，更有力地批判了形而上学。

一、巴别与债务

《圣经·创世纪》有个著名的故事：闪族人来到示拿平原，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通天塔，并且给自己起个名字（to make for ourselves a name），以便把闪的后裔召集在一起。耶和华担心，如果塔能够建成，那么，“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于是，他圣驾亲临，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把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上帝把那城称作“巴别（Babel）”。

专有名词通常被认为充分体现了语言的命名性质——字和符号同所指的事物一一对应，而德里达认为，专名“巴别”恰恰解构了这个假设。“上帝，作为命名者，处在语言的起点上，但是，通过强加他的名，上帝进入了语言中。在语言之中，他立刻远离了自己，这显示了语言‘混乱’的不可避免性。如是理解，这段圣经故事并非要说虚构的普遍语言的堕落，而在于演示语言没有纯粹的起源，没有指向自身以外的超验所指。”（注：Kathleen Davis， Deconstruction and Translation，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p.12.）

上帝变乱闪人的语言，不仅是因为它们要造一座通天塔，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要为自己命名——而这本来是上帝的专利。上帝把自己的名给了这座城，悖论的是，它一旦进入闪人的语言，即从专有名词（城市之名和上帝之名）“堕落”为普通名词（混乱）。巴别一开始便有的双重含义表明：语言的源头并不是一个点，而是差异。作为解构主义者的上帝，在解构了那座塔和统一语言的同时，也解构了自己。“巴别”不仅代表了语言的多样性，也暗示了某种建构或完整的不可能性，同时说明了翻译的必要性和困难性。“‘巴别塔’不纯粹是形容语言之不可简约之多样性的；它展示一种不完整性，对建筑体系、建筑说明、系统和建筑学等加以完成、总体化、渗透、完善的不可能性。众多习语所实际限制的不仅是‘真正的’翻译，一种透明的、充分的相互表达，还有一种结构秩序，一种连贯的建构。那么（让我们翻译吧），就存有一种形式化的内在极限，结构的一种不完整性。”（注：德里达，“巴别塔”，陈永国译，见郭军、曹雷雨编：《论瓦尔特·本杰明：现代性、寓言和语言的种子》，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3页。）

上帝是矛盾的，他一方面禁止翻译，而另一方面鼓励翻译。禁止翻译是为了阻止人类的联合，而如果不翻译，上帝的律法便不能为人类所知晓。

翻译开始，债务产生了。

首先是原文负债于翻译者，上帝负债于翻译者，因为他们都要求翻译（译者并不对作者负有债务，因为，作者即便活着，但由于其文本具有一个生存结构，他也等于死了）。“原作要求翻译，哪怕没有翻译者，哪怕没有人适于执行这个命令，但原作的结构中同时存在着要求和欲望。这个结构就是生命与生存的关系。”（注：德里达，“巴别塔”，陈永国译，见郭军、曹雷雨编：《论瓦尔特·本杰明：现代性、寓言和语言的种子》，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9页，第61页。）无论是对于德里达还是本杰明，“原文”不过是它自身生存的一个阶段，就被翻译的可能性来讲，它是未完成的，即使有了译文，原文仍然是敞开的。原文召唤翻译，希望在译文中延长自身的生命以及重新获得生命。“没有比翻译更严肃的东西了。我倒希望表明这样一个事实，即每一个翻译者都有资格谈论翻译，他所处的不是第二或次要的位置。如果原文的结构要求翻译，那就已经定下了这样一条法则，即原文一开始就负债于翻译者。原文是第一个负债者，第一个请求签名者；它从一开始就缺乏什么，就请求翻译。”（注：德里达，“巴别塔”，陈永国译，见郭军、曹雷雨编：《论瓦尔特·本杰明：现代性、寓言和语言的种子》，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9页，第61页。）

其次，是翻译者负债于原文，负债于上帝，因为翻译者许下了“忠实”的诺言，就像夏洛克发誓要忠实于契约，从安东尼奥身上取一磅肉一样。夏洛克一开始相信，存在“一磅肉”和“钱”的对应，存在商品和一般等价物的转换，翻译（肉和钱的交换）是可能的。况且，法律要求忠实于契约，要求实现这种翻译和转换。但是，夏洛克失败了，他败得是那样惨：失掉了财产，失掉了宗教，甚至失掉了生命。他失败的原因仅仅在于“忠实”——他不能保证从安东尼奥身上割肉的时候，不留一滴血。所以，忠实是一个陷阱，翻译包含了一个无法偿还的债务。

犹太人夏洛克要求的是“公正”（公道/justice），基督徒一方（鲍西亚，公爵、安东尼奥等）坚持的是“仁慈”（慈悲/mercy）。鲍西亚试图向夏洛克说明，仁慈是一种高于公正的美德：“慈悲不是出于勉强，它是像甘霖一样从天上降下尘世；它不但给幸福于受施的人，也同样给幸福于施与的人；它有超乎一切的无上威力，比皇冠更足以显出一个帝王的高贵：御杖不过象征着俗世的威权，使人民对于君上的尊严凛然生畏；慈悲的力量却高出于权力之上，它深藏在帝王的内心，是一种属于上帝的德性，执法的人倘能把慈悲调剂着公道（when mercy seasons justice），人间的权力就和上帝的神力没有差别。”（注：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第四幕第一场，朱生豪译。） 德里达相信，这里的“公正”可转喻为“忠实”与“可译”，“仁慈”可转喻为“不忠实”与“不可译”，以仁慈调剂公正，实际上是以“不忠实”调剂“忠实”，以“不可译”调剂“可译”。只有这样，才能完成翻译和转换。

保罗·德曼注意到，德里达对本杰明“翻译者的任务”的解读是以法文本为基础的，而冈迪拉克的这个译本却将结尾一段话中的“可译”译作了“不可译”，德里达对此浑然未觉，仍以“不可译”和“不可译性”来解读这篇文章。即使德里达意识到了这种“区别”，又能怎么样呢？对德里达十分了解的保罗·德曼大胆地推测道，“我相信德里达的解释可能是‘可译’与‘不可译’在此没有什么区别”（注：保罗·德曼，“‘结论’：瓦尔特·本杰明的‘翻译者的任务’”，陈永国译，见郭军、曹雷雨编：《论瓦尔特·本杰明：现代性、寓言和语言的种子》，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92页。）。

德曼或许是对的，因为德里达的确说过，“事实上，我相信任何东西都是可翻译的，以及不可翻译的。”（注：Jacques Derrida，“What is a‘relevant’translation?”trans. Lawrence Venuti， Critical Inquiry 27， winter 2001.） 现实的翻译，无论怎样好与差，总是处于理论上的好与差的中间。

正是这种双重立场，很好地展示了一个解构主义者的姿态。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绝不能简单地把它们理解为语言学和翻译学的概念，它们根本就是哲学概念，甚至可以说，隐藏着解构的全部秘密。“哲学说什么？我们设想一下在什么情况下才可能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哲学说什么？当一个哲学家作为哲学家时他说什么？他说：重要的是真理或意义，既然意义在语言之前和之外，那么它就是可译的。意义发号施令，要求翻译，而我们也必能够确定其单义性，或者在任何情况下掌握其多义性。如果这种多义性能够被掌握，那么，作为向另一种符号形式进行语义内容传输的翻译，就是可能的。除非多义性的翻译是可能的，否则便没有哲学。因此，哲学的论题即是这种普通意义上的可译性，它说的是，意义或真理在语言之间传递时，不会受到本质的伤害……既然哲学的原点是翻译或可译性论题，那么可以说，翻译的失败就是哲学的失败。”（注：Jacques Derrida etc.， The Ear of the Other， trans. Peggy Kamuf， Lincol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5，p.120.） 解构哲学，实际上就是解构（没有任何丢失的）可译性。在这个意义上，翻译并不是解构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是全部，不是各种问题中的一个，而是问题本身。翻译作为解构主义，暴露了概念的自我分裂，令所指无限推迟，揭示了意义的不在场，证明了形而上学的失败。

二、延异、播撒及其他

既然翻译不可能做到忠实，那它就不是接受，不是交流，不是再现。是什么呢？

1.延异（différance）　德里达相信， 自柏拉图以来的西方理性主义有一个根本的错误，即都在寻找某些“超验所指（在任何语言中的任何时间都表达同样概念的所指）”，并相信它们能够提供最终的意义。不管这些超验所指是存在、本质、真理还是别的什么。围绕它们，或者说以它们为中心，具有等级的结构被建立起来，或者说，逻各斯中心主义被建立起来。

要破除这种逻各斯中心主义，首先必须破除所指的超验性。德里达诉诸于意义的“延异”活动：“根据这种活动，语言，或任何符码，任何一般性指涉系统，都被‘历史地’构成为差异的编织物。”（注：德里达，“延异”，汪民安译，《外国文学》2000年第1期。）

法语中的动词defférer有两个意思，大体相当于英语中的to defer （延迟）和to differ（差异）。名词différence只保留了“差异”的意思，而缺少了时间方面的感受。德里达从现在分词différant中拿来字母a，造就différance一词，以补充丢失的时间感。法语中的-ance词缀也意味着“在主动和被动之间无法确定”，所以différance既非主动语态，也非被动语态，而让人想起某种“中间（时）态（middle voice）”的东西。另外， “这个术语也提醒人们注意起源于现在分词différant的动名词，它在如今的法语中并不存在。 这样德里达就在一个动词和一个并不存在的名词中间设计了一个非术语（non-term），暗示主语和宾语之间的一个动词/名词，一个在语言的发展过程中丢失了的（或被抑制的）某物。”（注：Edwin Gentzler，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p. 158—159.）

différance的构词法巧妙地展示，西方形而上学在发展过程中， 它的一些主要概念的意义并非一成不变的，一定在时间的推延中产生了差异，一定丢掉了某些东西。这种变化是悄无声息的——a代替e，可以被辨识出来，书写出来，但不能被听出来，如同金字塔一般（A在字形上也很像），是一座无声的坟墓。

语际翻译就是延异活动：首先，翻译是差异中的延迟和延迟中的差异。翻译推迟了所指的出场。当一个所指被翻译时，差异发生了。在原文中，能指与所指的结合是紧密的，就像果皮与果肉的关系。经过翻译之后，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变得松散，就像满是皱褶的皇袍裹着皇帝的身体。翻译使所指离开了能指，使语言变成了一系列最终没有所指的能指的自由嬉戏。其次，“际”是中间，相互。“际”（inter-）发生在两个时间之间，原文和译文对应着两个时间；发生在两个空间之间，原语和译语对应着两个空间。语际翻译将时间空间化，将空间时间化，连接了它们，又分开了它们。“际”作为“相互”还意味着既非主动也非被动的“互动”，不确定，没有本质。再次，翻译是丢失。在原文中，词是一个统一体，它包含若干意义，而翻译打破了这个统一体，只传递单一的意义（“播撒”进一步揭示了这种性质）。

因此，“所指概念决不会自我出场，决不会在一个充分的自我指涉的场中出场，从本质和规律上来说，每个概念都刻写在链条和系统内。其中概念通过系统的差异嬉戏，指涉它者，指涉其他概念。”（注：德里达，“延异”，汪民安译，《外国文学》2000年，第1期。）“不会有独一无二的名称，即使它是存在之名，我们不应当带怀乡之情，也就是说，我们应当在纯粹的父系语言或母系语言组织之外，在迷失的思想故乡的神话之外，来对此进行思考。”（注：德里达，“延异”，汪民安译，《外国文学》2000年，第1期。）

转贴于 2.播撒（dissémination）　播撒是意义的游戏，像延异一样，它本身不能作为一个概念被定义。德里达不断警告，如果我们说播撒是“这”或“那”，我们就保存了它的意义，就凝固和中止了它自身的播撒。假如播撒、种子的延异不能被概括成一种精确的概念意义，这是因为它分裂的形式和力量“破除”了语义学的视界，从而彰显出一种不可简约的和“有生殖力的”多元性。

在语言的整体中，能指以各种方式联结起来，表面上平静的，但其下的所指暗流却在不停的涌动。你在某一时刻打开一个能指，其下是这样一些所指，当你在另一个时刻打开同一个能指，其下又是另一些所指。所以，播撒不同于一词多义。一词多义盛在容器里，播撒漂在河流里，既是，又是，既非，又非。“所有的意义表示都必然是模棱两可的”（注：德里达：《多重立场》，佘碧平译，三联书店，2004年，第21页。），模糊性是原初的和无可置疑的，而同一性是强加的并和其他可能性相排斥的。

在原文中，词是一个统一体，而经过翻译，词的统一体爆炸了，弥散了，繁衍了。新的语境带来新的意义，同时，一些旧的意义丢失了。

意义不能在另一种语言中重建。把修斯（Theuth）所说的“pharmakon ”翻译成英语中的remedy，不可谓不准确，但这个翻译抹掉了原词的“魔力”色彩，而带上了“理性”色彩。（注：Jacques Derrida， Dissémination， trans. Barbara Johnson，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1，p.97.）（这让我们想起了汉语中的“丹药”，但是埃及神仙怎么会炼中国神仙的丹药呢？）

意义之间的价值关系也不能在另一种语言中重建。比如，pharmakon与pharmacia、pharmakeus、pharmakos的价值链条在翻译之后就完全被破坏了。在汉语中，这些词可以翻译成“药”、“泉水”、“魔术师”、“替罪羊”，但已经完全看不到原有的价值联系。

因为pharmakon有许多分歧的意义，所以在翻译时需要不断地加括号， 以指出其中的转渡关系。“这样，我们希望用最令人震撼的方式演示那经常的、有规则的意义分歧。在没有误译的情况下，通过偏斜、不确定化或过度确定化，这种分歧允许同一个词传递‘治疗’、‘处方’、‘毒药’、‘麻醉药’、‘春药’等各种意思。我们同样还可看到，这个概念的可塑的统一性，或者说它的规则和把它与其他能指连在一起的奇怪逻辑，在何种程度上被驱散、遮蔽、抹消以及几乎变得不可理解……”（注：acques Derrida， Dissémination， trans. Barbara Johnson，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1，第71—72页。）

文本被印刷出来之后，便开始了没有回头路的播撒旅程。它可以被理解为阉割的一种形式，隐喻了不再回到父亲的东西。它是反还原的，所以没有文本的考古学，没有回译。播撒摧毁了文本的唯一性，它的霸权主义的中心性；播撒把文本带进文本性（textuality）中，带进起源的复数性之中。

对文本的每一次阅读使新的意义成为可能。每一次阅读都把文本放进了一个新的语境。语境是开放的，它从不把解释固定下来，也不在这些复杂的解释之间划出界限。由于这个原因，一个文本不可能被消耗殆尽，总是可以说出关于它更多的东西。它允许截然相反的意义和解释存在。文本永远在进行意义的加减游戏，不稳定，不关闭。

3.印迹（trace）　德里达明确反对语言中存在什么深层结构，更谈不上去翻译或再现这个深层结构。对德里达而言，真实存在的，是意义之间的不同链条，是原文和译文之间的共生关系。所谓译文与原文的一致（sameness），是根源于本质主义的一种幻象，是试图在变中寻求不变的一种徒劳。当人们试图追求意义的稳定性并试图谈论、再现它们的时候，它们却在流动、在玩耍、在跳跃、在逃避。意义之链可以无限地回退，文本是“更早的文本”的译本，译本是“更早的译本”的译本，译本的词汇是“更早的词汇”的译本……

文本没有开端，它的开端在它以外早就开始了。一个文本是由各种印迹织成，这些印迹又来自其他的印迹，并且向其他的印迹开放，它们涂抹掉其他的印迹，然后等待被别的印迹涂抹。“在场者变成符号的符号，踪迹的踪迹，它不再是每一次指涉归根到底所指涉之物。它变成一个普遍化的指涉结构中的功能，它是一个踪迹的踪迹，是抹擦踪迹的踪迹。”（注：德里达，“延异”，汪民安译，《外国文学》2000年，第1期。）印迹是其所是，又是其所不是。是其所非，非其所是。既在场，又不在场，超出了对立的或辩证的二元逻辑。“现时的在场素也使自身保留过去因素的标志，它已经通过表明与未来因素的关系让自己变质，这就构成了踪迹，此踪迹同未来、同过去有同等的相关性，且通过和他者的相关性构成了所谓的现时在场者，此他者乃现时在场者绝对的他者，甚至不是过去和未来的修改过的在场者。”（注：德里达，“延异”，汪民安译，《外国文学》2000年，第1期。）“如果在延异的踪迹中有某种漫游的话，这种漫游不再遵循哲学的逻辑话语线索，也不遵循一种对称和内在的反向的经验—逻辑话语线索。嬉戏概念使自身超越了这种对立，它处在哲学的前夕且超越了哲学，它表明了无尽的运算中必然和偶然的统一。”（注：德里达，“延异”，汪民安译，《外国文学》2000年，第1期。）

注意印迹，也就是注意互文性（intertextuality）。要言之，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原文”，“原文”实际上已经是译文。

4.增补（supplément）　德里达和本杰明都把翻译和阐释看作语言的补充模式，即一个文本补充另一个文本的模式。译文与原文之间的关系最终是一种语言与另一种语言之间的关系，它们在性质上互补，就仿佛是一个更大（语言）整体的各个碎片，又好比同一个所指的不同意义。“当翻译和原文结合碎片时，二者不管多么不同，也相互结合，相互补充，从而在生存过程中构成了一个更大的语言，也改变了它们自身。如我们所看到的，翻译者的母语也改变了……本杰明说得很清楚，在翻译中，原文扩展了；它扩展自身而非繁殖自身——我还要加上一句：像孩子一样，无疑是它自己的孩子，但却有自己独立说话的权力，这样，孩子就不是屈从于繁殖法则的一个产品。”（注：德里达，“巴别塔”，陈永国译，见郭军、 曹雷雨编：《论瓦尔特·本杰明：现代性、寓言和语言的种子》，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8页，第79页。）

翻译扩展了原文，使语言发展、扩大、成长、增加。译文是原文成长过程中的一个时刻，原文在扩大自身的过程中完成自身。“可以说，每一种语言都在孤独中萎缩、贫瘠、停滞、病态。由于翻译，即由于这种语言的互补性，一种语言给予另一种语言它所缺乏的东西，而且是和谐地给予，语言间的这种交叉保证了语言的成长，甚至‘神圣语言的成长’，‘直到历史的最终得救’。所有这些都是在翻译过程中宣告的，通过‘语言的无限再生’宣告的。”（注：德里达，“巴别塔”，陈永国译，见郭军、 曹雷雨编：《论瓦尔特·本杰明：现代性、寓言和语言的种子》，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9页。）

如果译文和原文之间是相互补充的关系，那么，这种关系在性质上就是对称的，它们相互需要。而且，由于“增补”自身的逻辑，译文要高于原文。“替补既是不必要的附加物，又是基本的补充：附加在一个已经完成的整体上并完成未完成的事物。被描述为补充的特征却变成了构成的，在这一点上替补是一个‘危险’的概念，因为它的（不合）逻辑不仅掩盖而且揭示它所补充的事物的不足和失败。”（注：克里斯蒂娜·豪威尔斯：《德里达》，张颖、王天成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97页。）

上述四种翻译（解构）策略是“非同义的同义语”，它们相互说明，共同解释了翻译中的“情理（法）兼顾”（when mercy seasons justice）原则。

德里达没有用雨果的tempérer/tempers 翻译season ， 而用了另外一个词，relever。这样，when mercy seasons justice就变成了quand le pardon relève la justice（ou le droit）。他认为，relever能够体现出译文进入原文而又提升原文、保持原文而又取消原文的意思，其三重含义刻画了译文对于原文的三种姿态：

第一，调味，提味。“mercy保持了justice的味道而又影响了、改善了、增加了它的味道，mercy类似于justice，但是它从别处来，属于不同的命令，同时又修正了justice，它离开、调节和加强了justice，改变了它而又没有改变它，转变了它而又没有转变它，增益了它，提升了它。”（注：Jacques Derrida， “What is a‘relevant’translation?”trans. Lawrence Venuti， Critical Inquiry 27， winter 2001.）在译文中，原文保存了它的味道，它的意义，但是，又有了更好的味道。

第二，上升，升华。mercy把justice提到一个更高的位置。它鼓舞、拉动justice到一个更高的位置，比皇权、王冠、节杖都要高的位置。由于宽恕， 由于仁慈，justice获得了比自身更丰富的含义，它超越了自己，圣化/升华了自己。

第三，扬弃，更替。上升的同时伴随着更替，德里达认为这就是黑格尔的著名概念“扬弃”（Aufhebung）的真义。把拒绝和摧毁的东西保存下来， 包含在自己之中。“最重要的是，我们发现了对于扬弃（Aufhebung/relever）的同样需要，它处于‘mercy’的黑格尔式的解释的核心， 特别是在《精神现象学》中：它是朝向哲学和绝对知识的运动，伴随着基督教真理穿越仁慈经验的过程。”（注：Jacques Derrida， “What is a‘relevant’translation?”trans. Lawrence Venuti， Critical Inquiry 27， winter 2001.）仁慈是一种升替，它是扬弃的本质，是上帝的本质，是基督徒的本质。

用relever翻译season，最关键的一点还是用它去附会relevant（以及relevance）。Relevant在英语中的基本义（翻译成汉语）是“相关的”、“贴切的”，在词形上与relever有相像之处。德里达认为，如果把这个词“法语化”（frenchification），就可以把“贴切的”翻译解释为“调味，提味”，“上升，升华”，“扬弃，更替”，就可以解释本杰明所提出的原文的幸免：延长生命及死后再生。 三、尼采的签名与整体性

意义总是旁逸斜出，作者控制不了它。文本总是支离破碎，（那个整体的）尼采不能签名。

海德格尔的《尼采》建基于这样一种指导思想之上：尼采的著作中虽然存在着“模棱两可和有缺陷的东西”，但在克服了它们之后，一个整体性的尼采就会出现，我们就能把握住尼采本人想要表达的中心思想。尼采虽然想摆脱关于存在整体的思想，但是他失败了，所以仍然是一个“形而上学家”。比如，他提醒我们，不能把尼采的“权力意志”和“永恒轮回”看作是两个互不相容的概念，而应该看作同一概念的两个方面，“尼采形而上学中的权力意志代表着存在，而永恒轮回则代表着存在者的多样性”（注：恩斯特·贝勒尔：《尼采、海德格尔与德里达》，李朝晖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1页，第189页。）

德里达对海德格尔把尼采搞成一个形而上学家哪怕是最后一个形而上学家的企图嗤之以鼻：海德格尔所说的这种整体性根本不存在。他举出了两种情况。第一是在尼采的文本中存在意义相互反对的段落。比如，尼采在一个地方说，生应该从死的角度来思想，而他在另一个地方又说，从生开始思考“存在”这个词，而不是相反。（注：恩斯特·贝勒尔：《尼采、海德格尔与德里达》，李朝晖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1页，第189页。）第二是某些语句与相邻的语句在内容上毫无关联，可以任意解释。比如，尼采未刊手稿中那句被放进引号中的孤零零的话“我忘记了我的雨伞”便是如此。德里达认为，这句话的令人感兴趣的特点在于其语词是完全可转译的和毫不含糊的，但是其解释却是完全不确定的。“也许是一个引用。它可能是从某个地方摘来的一个例子，或者是在哪里无意间听到的一句话。或者是对将要在某处写下的一句格言所做的注解。没有可靠的方法得知这个例子的来由，以及它要嫁接到什么上面。当他写下这些字的时候，我们不能肯定尼采要说什么和做什么，甚至不知道他确实想了什么。”（注：Jacques Derrida， Spurs: Nietzsche's Styles， trans. Barbara Harlow，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9，p.123.）这种不确定性使解释逃离了解释学循环，亦避开了想把一个本文置入整体性读解的企图。

在德里达的眼中，尼采作为西方形而上学的背叛者，是坚决反对整体性的。如果说他的确肯定了某种东西，那也不是“整体性”，而是它的反面“中断性”。这是一种“尼采式的肯定”：“它是对世界的游戏、生成的纯真的快乐肯定，是对某种无误、无真理、无源头、向某种积极解释提供自身的符号世界的肯定。这种肯定因此规定了不同于中心之缺失的那种非中心。它的运作不需要安全感。因为存在着一种有把握的游戏：即限制在对给定的、实在的、在场的部分进行替换的那种游戏。在那种绝对的偶然中，这种肯定也将自己交付给印迹的那种遗传不确定性，即其播种的历险。”（注：德里达：《书写与差异》，张宁译，三联书店，2001年，第523—524页。）尼采不仅不相信任何有关“整体性”的思想，他甚至挫败了对整体性、也就是对种属关系加以预测的一切尝试。德里达对尼采的思维方式的总结是，“在那里，对立或矛盾并不构成一种对思想加以限制的规律。它们也不构成辩证法”（注：恩斯特·贝勒尔：《尼采、海德格尔与德里达》，李朝晖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89页。）。

尼采追求的就是那“模棱两可和有缺陷的东西”——文本的不确定性以及异质性，表现在写作风格上就是“马刺”（spurs）。“马刺”这个词的意象是反对在场、隐蔽的本质、意义和真理时的穿透力（当然，弗洛伊德会做出不同的解释）。同时，马刺作为复数，也隐喻了尼采风格的多样性（文本的片段性）。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这样概括“片段写作”的特点：“片段写作是对体系的摒弃，是对不完整的东西的热情，是对未完成的思想运动的追求。它并不停留于自我满足，把一切片段都视为一次思想的历险，不再追求同一性。片段写作也不在乎矛盾，更积极地说，它表达的是多样性，当然，它采取的不是辩证法的方式，而是无限的差异的方式。差异是多元主义的一种特殊形式，它既不是多样性也不是统一性，而是由某种非连续性所统治。”（注：恩斯特·贝勒尔：《尼采、海德格尔与德里达》，李朝晖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前言”，第19页。）

尼采的签名并没有把他的思想连接成为一个整体，而是打散了它们。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尼采不止有一个名字。海德格尔的错误恰恰在于他相信尼采只有一个名字，他惟有一次命名了自己，认为每一种伟大的思想都是一个统一体，这个统一体同时还是它的惟一性，它的独特性。德里达质疑这种“西方形而上学的一般读物的整个基础”，他反问海德格尔，“难道尼采不是除克尔凯郭尔之外少数几位把自己的名字多重化，并且玩弄签名、身份和面具的大思想家中的一员吗？难道他不是那个多次、并且以多名来命名自己的人吗？”（注：德里达，“善良的强力意志（Ⅱ）——对签名的阐释（尼采/海德格尔）”，孙周兴译，见伽达默尔、德里达等，《德法之争：伽达默尔与德里达的对话》，孙周兴、孙善春编译，同济大学出版社，第63页。）

虽然伽达默尔自作多情地认为自己和德里达是“海德格尔原创思想的两个独立的发展者”，但德里达本人无疑认为自己离尼采更近一些。事实上，他心目中的尼采毋宁说是解构主义的先行者，而海德格尔则是旧的形而上学体系的顽固捍卫者。“在阅读海德格尔的尼采读物时，要紧的事情可能在于，少去怀疑一种阐释的内容，而要更多地怀疑其前提预设或者公理系统。也许那就是形而上学的公理系统，只要这种形而上学本身追求或者梦想或者设想它自己的统一性。一个奇怪的循环——一种阐释必须据以完成的公理系统在一种思想周围聚集起来，而这种思想本身使一个惟一的文本，说到底就是表示存在、表示存在之经验的惟一名字统一起来。以这个名字的价值，这样一种统一性和这样一种惟一性相互依靠，以防播散（Disseémination）的危险。”（注：德里达，“善良的强力意志（Ⅱ）——对签名的阐释（尼采/海德格尔）”，孙周兴译，见伽达默尔、德里达等，《德法之争：伽达默尔与德里达的对话》，孙周兴、孙善春编译，同济大学出版社，第63页。）一个名字并不对应着一种思想，一个名字底下可以有不同的思想，一个思想也可以对应不同的名字。名字和思想之间那脆弱的连接断了。名字和思想各自破碎了，混同着别的名字和思想，播撒开来……

尼采名言篇3

但尼采不是一位形而上学家、道德学家、神学家，在这些词的通常意义上也不是虚无主义者。他的思想力度已经穿透并超越了那些构成宗教、道德和哲学传统的价值、观念；同时，他又开启了一种思考和评价的新方式。尼采哲学与其说主要是在致力于构造一个完美的思想体系，并加以不断的修正、补充和捍卫，倒不如说是一个生命的自我超越（self-overcoming）的过程。正如尼采借查拉斯图特拉（或译苏鲁支）之口所说的：“这便是生命亲自说给我听的秘密：‘看呵’，他说，‘我便是那必须时常超过自己的东西。……’”[3]

弗里德利希·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生于普鲁土萨克森州一个乡村牧师家庭，但他自幼对家族中流传的远祖是波兰贵族的传奇深信不疑，为自己的高贵血统而自豪，虽然这一故事并不可靠。尼采自幼身体孱弱，但勤奋好学，极具语言和天赋，且生就了特立独行的性格和浪漫主义的气质。1865年，转入莱比锡大学攻读古典语言学的尼采，与叔本华的《作为表象和意志的世界》一见如故，并为之倾倒。叔本华的思想可以看作尼采哲学思考的起点，但叔本华是从生命意志（will to live）走向了虚无，而尼采却是把权力意志（will to power）塑造成超人。

1869年，年仅25岁的尼采被聘为瑞士巴塞尔大学古典语言学教授。这在别人看来自然是功成名就的开端，但这时尼采却已不再钟情于语言学，而是开始步入哲学的殿堂了。他也没有像别人想像的那样发表一部才华横溢的语言学著作，而是于1872年出版了《悲剧的诞生》。在这部伟大的作品中，尼采批判了西方理性和思辨传统之父苏格拉底，因为苏格拉底所代表的纯粹学者的节制与欢愉是希腊衰颓的开端，它使昔日表现于马拉松的雄壮体魄和心灵，被多疑寡断的文明所凌夷，体力和心力一天天趋于贫弱了。然而，《悲剧的诞生》不但是他反叛生涯的诞生之日，也是他人生悲剧的发端之时。

大失所望的学术界保持了克制的沉默，但尼采所崇拜的大音乐家瓦格纳（Richard Wagner，1813—1883）却对此书赞口不绝，而尼采也喜爱瓦格纳音乐中所体现的狄奥尼索斯（酒神）精神和革命气质。他们开始了信任、欢愉而深沉的交往。但亲密的友谊不久就出现了裂痕。尼采与瓦格纳的关系是思想史上的一桩公案，但关系破裂的基本原因却不难索解：尼采的批判锋芒和超越精神一天天锐利起来，而瓦格纳却向尼采所鄙视的一切东西一天天沉沦下去。在瓦格纳宣布自己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之后，尼采无法忍受这种堕落，在《人性的，太人性的》（1878）一书中毫无掩饰地批判了瓦格纳。不过，这时尼采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对教授生涯也厌倦了，遂于1879年辞去了巴塞尔大学的教职，开始了十年的“漫游者”生涯。

在这十年中，他游历了温暖而美丽的意大利，经历了爱情的欢愉和失恋的打击，同时也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创作热潮。1883年，他仅用10天时间就完成了《查拉斯图特拉如是说》的第一部分。1888年，他用半年的时间完成了《瓦格纳事件》、《偶像的黄昏》、《反基督徒》、《看哪这人！》和《尼采反对瓦格纳》等五部重要著作。

尼采名言篇4

“搭便车去法国，是我的主意”

李尔尼要和男友一起搭便车去法国的新闻一经媒体爆料，各种各样的声音出现了：有赞成都妹子勇气可嘉的，有单纯表达羡慕嫉妒恨的，有把话说得很“酸”的——李尔尼的欧亚大陆之旅之所以能成行，是因为她有一个法国男友。

面对最后一种反应，李尔尼有点生气：“为什么因为托马是个法国人，整件事就在一些人看来变得这么古怪?大家总对我的男友是法国人这件事有很多‘偏见’，‘偏见’恰恰是促使我们做这件事的原因。能不能不骄不卑地去接受这个世界的不同?”对于旅途中结识的两人而言，一直在旅途中，是他们最好的相爱方式。

搭便车去法国，在李尔尼看来，是旅行，更是“项目”。在创意圈知名的国内创意支持网站“点名时间”上，李尔尼早已了自己的计划，以征集经费支持。她对记者算了笔账，从成都到北京的机票两张、穿越西伯利亚的火车票两张、旅游保险两份、相机三脚架一个、一个月的伙食费，再加机动费用，一共需要20800元。在征集到6000元时，李尔尼和托马已经出发，目前，“点名时间”上的项目处于持续的状态。“既然这是个项目，那么还包括行程结束后的视频剪辑与整理书稿。”2013年9月，这是李尔尼给自己定下的出书时间。

对于审慎的潜在支持者而言，李尔尼的“简历”颇有说服力——她既在印度农场当过农民，也在以色列卖过画，在丢失行李时用借来的煤油炉、不锈钢饭盒煮过咖啡。但最打动人的，是她在“点名时间”项目描述里附上的图片，那并不是到此一游的典型游客照，照片里，她和瑜伽修行者、公益组织志愿者在一起，每张照片下面都有她对相中人的采访。“我为什么要旅行?因为世界不只是媒体给出的片段，不是新闻里短暂的几分钟报道，不是杂志里的几页照片。我要采访在旅行中，在路上，在世界尽头与我相遇的人，写这个大大世界里小小的自由。”

考上法国北方美院联合会的研究生后，李尔尼决定把自己的“旅行采访事业”继续到底。

生命万岁

在“文艺”正变得略带贬意的时代，李尔尼在朋友们看来是相当的文艺。读艺术专业的李尔尼，是踊跃的创意市集卖家，她发起过成都艺术联盟，同时也是自由撰稿人，更不必说她总是在旅行的路上。

李尔尼的性格中，有种满不在乎的洒脱，这让她总是能在想做什么的时候径直去做，而不易受到各种声音的左右。当她和男友的旅程作为一个项目，必须摆在公众面前征集经费支持时，李尔尼把质疑的声音看得很淡。即便是在独自出游遭遇意外时，她依然可以在和路人合影时做鬼脸。“文艺不文艺，随便吧，我有我的事要做。”

这不是一趟只为图高兴的旅行，在路上，李尔尼和男友的每一天都是繁忙而充实的，甚至有时候充实得有点过头——因不准备沿途入住旅馆，两人需要在抵达每个“下一站”前，找到愿意接受两人“蹭住”的当地人。用李尔尼的话来说：“只需要借他们家的沙发一夜。”与此同时，两人还得一路拍摄纪录片，用文字和影像纪录沿途见闻。“我计划用一年的时间，整理和编辑这些东西，最终集结为文字。”然而不时有突发事件打乱两人的计划，如事先联系好的房主变卦，或者搭不到顺风车。于是，两人挤进住着102人的大帐篷对付了一夜，在路遇的陌生车主家对付了一夜……

有一次，搭不到车的两人走到了一个不知名的小城，生病、晒伤，外加暴雨劈头盖脸。“那时我好想大哭一场啊!”李尔尼对记者说。然而就在绝望地等了5个小时后，一辆车突然停在她的面前，李尔尼迅速从痛苦里重生了，她立刻恢复成那个在照片里与陌生人一起做鬼脸的女孩。

尼采名言篇5

还是来说说米奇尼克吧。在西方世界里，米奇尼克与米兰，昆德拉和哈维尔齐名。他们都被冠以”民主斗士”的称号，三人有着共同的社会背景，也有着共同的信仰和目标。然而在追求信仰的途径上却并不十分相同。

米奇尼克有一本著作，叫《通往公民社会》，这本书是在他为推动波兰民主而经历了数次牢狱之灾后写下的。书中最著名也最具有启发性和争议的正是那句：“金色的妥协，灰色的民主”。当人们看到他的这个观点之初误以为这是一个斗士的失节与投降，对于被压抑和有着不满情绪又没有勇气投入反抗的人们而言，乃至那些过于安逸而感到生命无聊的人而言，他们内心都渴望看到民主斗士与极权者的激烈冲突，以死亡和鲜血来提振一下自己已经完全消沉的意志，或者就像看一部大片，娱乐一下平淡的时间。

在写这本书之前，米奇尼克也像个荧幕英雄那样慷慨无畏地去战斗过。米奇尼克出身于波兰的一个老革命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个崇尚暴力革命的人，在父亲的感召下米奇尼克冲入了阵地，然而他后来发现暴力革命最终会导向新的极权主义，所以他做出了另一个妥协的选择。

米奇尼克说：“我的妥协图景是以现实主义作为一个起点。它建立在我的一种确信之上，多元化的民主必须面对错综复杂的现实并与之妥协。妥协哲学是一种认可犹豫的哲学。相比之下，激进主义的、革命的、煽动的和暴力的哲学，采取了更为简单容易的途径，正如我已经解释过的，它导向断头台而非民主。”

妥协的前提是对对手的理解与信任。米奇尼克终于伸出手来向当年波兰军管会主席雅鲁泽尔斯基寻求妥协，要求进行没有敌意的对话，而不是向后者投降。历史的惯性证明，执政者在寻求妥协方面，似乎更难作出决断，特别是在时机的把握上心存疑虑，他们害怕后退会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或者招致对手的进一步施压，不相信民主程序能约束每一个人的行为，所以一次次地坐失良机。在他们自认为有力量的时候，他们还想获得更多的东西；可当他们失去力量而不得不忍痛丢掉一些东西的时候，危机已经爆发了。

尼采名言篇6

尼日尔是不能作主把铀卖给它喜欢的人的。

今年七八月间，随着美英两国曝出“情报门”事件，有关伊拉克试图从非洲国家尼日尔购买铀原料的情报也被证明是伪造和虚假的。美国总统布什7月30日曾公开表示，他本人对今年年初《国情咨文》中有关伊拉克从非洲购买核原料的情报负责。那么，在沸沸扬扬的“情报门”事件中，“铀原料出口”一案究竟是怎样被炮制出笼的？非洲小国尼日尔的铀矿情况又怎样？

“铀原料出口”的以讹传讹

人们现在都已知道，是一名尼日尔前驻意大利使馆的低级外交官出于赚钱目的，在2001年捕风捉影地编造了萨达姆政权正试图从尼日尔购买数百吨铀矿石的“情报”。虽然这些情报看上去漏洞百出，也有人指出这些文件纯属伪造，但却使正竭力找寻萨达姆生产核武器证据的美英政府如获至宝。据此，美国总统布什在今年1月28日的《国情咨文》中信誓旦旦地告诉美国人民，“根据英国政府的情报，萨达姆政权试图从非洲国家尼日尔购买核原料铀”。接着，尼日尔这个非洲小国，非自愿地与伊拉克问题挂上了钩，并在今年七八月间成了各大新闻媒体关注的头条。

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很多关于尼日尔向伊拉克出售铀的传言。9．11事件后，美英政府处心积虑地寻找萨达姆政权生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这使得前文提及的那位尼日尔驻意大利使馆外交官看到了赚钱的机会，因此“通过对关于伊拉克核计划的传言乱上加乱的手段，来获得一笔小钱”。据透露，这份假情报的“硬伤”主要有两处：一是关于尼日尔向伊拉克出口铀矿的数量。据意大利《共和国报》7月16日发表的两封据说是来源于尼日尔总统府和外交部的信函复印件，尼日尔与伊拉克签订的是“每年向伊拉克提供500吨铀”的协议。“500吨铀”这个大数目占尼日尔铀矿年产量的1／6，明眼人一看就会怀疑这份文件的真实性。二是文件上的落款签字。这份所谓2000年10月10日签署的协议议定书，落款签字居然是尼日尔外长哈比卜的名字。而尽人皆知的事实是，哈比卜从1989年起就不再担任尼日尔的外长了。

富有铀矿的非洲小国

尼日尔位于非洲中西部、仅有1000多万人口，虽然自认是“世界上第二个最不发达国家”，需“依赖国际援助才能生存”，但却是仅次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世界第三大产铀国。尼日尔的铀矿品质优良，可供开采的储量为21万吨，储量居世界第五。20世纪70年代末期，由于国际铀价上涨，市场扩大，尼日尔铀矿业也发展迅速，成为国家经济的关键部门。1997年，铀矿出口占尼日尔出口收入的70％。

尼采名言篇7

在1960年代早起，坦桑尼亚摆脱殖民通知实现了独立，当时的经济处在很低的水平。本研究旨在探讨在坦桑尼亚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驱动力。目前人们普遍认可外商直接投资对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有着重大的贡献（Ngowi，2000）。

此外，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由于采用的经济自由化政策，国家和政府把私有领域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坦桑尼亚经济有着巨大的变化。为了实现这一改变的核心，需要资本和科学技术来注入这些领域使其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1997年晚些时候，依据1997年《坦桑尼欧亚投资法案》26号成立了坦桑尼亚投资中心（TIC），这是一家主要用于促进政府部门合作，鼓励和促进投资，对政府部门在投资以及相关问题上给予建议（坦桑尼亚投资中心投资报告，2009）。

坦桑尼亚投资中心确定的有限投资领域有：旅游、基础设施建设、航空、农业、建筑业、制造业和金融服务。然而，其他领域的投资也不受限制。此外，外国所有权和控制权不受到限制，土地的所有权仍然是受到限制的。尽管各项规定的费用外国公司比国内公司要高，但坦桑尼亚投资中心对国内外投资者的服务没有差别。

这项研究的重要性是由于它能帮助东非国家确定外商直接投资在东非的重要性，指出这些国家在吸引更多外商直接投资上的困难点和国家为实现既定目标而作出的努力和给出的方案。

坦桑尼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现况

在坦桑尼亚外商直接投资仍处于初级阶段。在这样一个以社会主义为导向的国家，在近几年以前，这还是一个新兴的概念。坦桑尼亚政府在过去的时间里做出了许多的努力来吸引更多外国的投资。实际上早在1963年，政府的意图就有所显现。在新的独立地区坦噶尼喀通过了外商投资法案来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然后在1964年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岛联合成了现在的坦桑尼亚。（Green，1982）但在1967年以前，政府依据阿鲁沙宣言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来发展经济，然而这些努力都因为某些原因以失败告终。fNgowi，2002）.阿鲁沙宣言宣布了国家将走社会主义的道路。1967年，根据产业（收购）法第5号的要求下达了部长级的命令，要求国内所有的跨国公司和在坦桑尼亚本土的坦桑尼亚大型私有企业要以坦桑尼亚政府为其多数股东。大多数的跨国公司和在坦桑尼亚当地运营的大公司都完成了国有化。1969年公共企业法第17号创立，使得所有的国有化企业受制于政府的管控之下。（（Ngowi，2002））1985年，随着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复苏的到来，也发生了一些其他的事情，坦桑尼亚发现其无法应付一些失调和管理不善的公共企业和公司。深思熟虑以后，经济自由化的政策开始发起和实施。金融机构、公共领域和行政部门进行了改革并且仍在改革之中，对国家对于外商直接投资吸引进行调整。1997年，国际投资法通过，以促进本地和外国投资。（Ngowi，2002），2000-2001年度世界经济论坛和哈弗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共同的非洲竞争力报告中指出，在一项对为改善经济和投资环境作出努力的非洲国家的调查中，近年来坦桑尼亚的初始经济环境修正指数在24个国家中位居榜首。报告还指出，在非洲大陆未来增长乐观趋势排名中，坦桑尼亚位列尼日利亚之后，排名第二。然而，有必要强调的是，除了改善初始环境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外。

对于投资所作出的努力仍显缓慢，要使得投资物尽其用从而获取发展，仍然还有很多有待改善的地方。（坦桑尼亚投资政策，1997）。

坦桑尼亚FDI的来源

调查显示，2012年流入到坦桑尼亚的大多数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来自10个国家。自2011年起，来自发达国家，即英国、加拿大、瑞士、美国和卢森堡的资本流入达到了15.861亿美元，其中英国的资本流入量最多。来自这些国家的大部分投资资本流入了采矿和采石业、制造业、金融业、保险业、批发和零售贸易以及信息和通信业。

来自新型经济体的资本流入主要集中在南非和巴西，而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入主要集中在肯尼亚和博茨瓦纳。然而，曾在2011年外商直接投资资本流入排名第二的南非在去年仅排名第五，这是由于在去年，其他国家在电力和天然气行业投资的数额庞大。

坦桑尼亚利用FDI的方式

《坦桑尼亚投资法案》提供了如下三种项目所有权。一个投资项目可能为坦桑尼亚或为外国投资者单独所有，也可以为坦桑尼亚和外国投资者共有（合资企业）。根据坦桑尼亚投资中心2005至2011年注册的项目，坦桑尼亚在建立投资项目中扮演主导角色，而其次是盒子企业，最次是外国投资商。

FDI在坦桑尼亚的地区与产业投向

1.外商直接投资产业投向

外商直接投资资本流入分布积极持续但却不近均匀。年内，采矿和采石业吸引资本8 893亿美元占据首位，紧随其后的是电力和天然气业，吸引资本6.183亿美元，这个数字大约是2011年的三倍之多。在过去的近几年问，这个行业经历了资本流入的急剧增加，而其在2008年的资本流入仅为1.0百万美元。这种发展离不开在坦桑尼亚天然气和石油行业的大量投资。

2.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分布

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主要集中在达累斯萨拉姆地区，占据了2012年外商直接投资存量数额的49.5%。大部分的外国投资都集中在达累斯萨拉姆，原因很简单，达累斯萨拉姆是坦桑尼亚的商业和金融中心，有着相对发展完善的基础设社，是各种经济活动的有力支撑。姆万扎和希尼安加地区也是外商直接投资的首选，因为哪里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尤其是矿物资源。此外，姆万扎有着最大的渔业资源，吸引了许多外国投资商。阿鲁沙也因其商业和旅游活动吸引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资本流入。这个地区有利的天气条件也为从事各种农业活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然而，由于这样的分布，国家仅仅只有一小部分地区从持续增长的外商直接投资资本流入中直接获益。政府有必要指定一些具有投资潜力但外商直接投资资本流入较少的地区，并且改善其社会和经济基础设施建设。

FDI对坦桑尼亚经济发展带来的正面影响包括

资本形成，技术，示范效应，技能和管理，收入，贸易的影响，人力资本贡献，溢出效应，竞争水平，管理实践。

主要研究结论

尼采名言篇8

时间已经过去了二十余年，长命的伽达默尔先生也已经仙逝，但这场被称为“德法之争”的曾在的争论依然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依然有重演、回复的必要。

我们先把争论过程和文本情况简介如下：

伽达默尔首先在会上作了一个题为“文本与阐释”的主题报告。该报告经会后增扩，长达31页，译成中文大约有3万字了，我们现在差不多可以把它视为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一个总结性文本（该文后来也被收入伽达默尔：《文集》第二卷，即《真理与方法》第二卷）。在次日的圆桌讨论中，德里达向伽达默尔提出了三个问题，作为他对伽氏报告的反应；而伽达默尔也作了答复。之后，德里达在会上作“对签名的阐释（尼采／海德格尔）”的报告，不算短，印刷页码约有16页，其中集中讨论了两个问题：尼采这个“名字”；“整体性”概念。

以上文本为伽达默尔－德里达这次争论的全部材料。完整文本首先于1984年在慕尼黑出版德文本，题为《文本与解释：德法之争》。五年以后有英文版（纽约1989年）。我们依照德、英文版的办法，把争论文本辑为“巴黎对话”。

事后几年里，伽达默尔对他与德里达的这次巴黎论战一直念念不已，又相继作了“致达梅尔的信”（1984年）、“解析与解构”（1985年）和“解释学与逻各斯中心主义”（1986年）三篇文章，意在重梳他与德里达的异同，进一步回应来自德里达的对解释学哲学的解构论挑战。不过，在德里达方面，似乎没有迹象表明他对此事件有进一步的反应。尽管这两位思想家之间还有过第二次“交锋”，即1988年2月由德国海德堡大学法语系组织的会议，但这次会议设定的主题是“海德格尔与政治”，应该比较热闹，而对于“解释学与解构论”这个课题并未形成更深入的探讨。

关于伽氏－德氏巴黎论战，有多个国家的各路哲学家进行了评论（英文版收集了有关评论文章共计15篇）。主流的意见大抵是：这是一场“不可能的对话”。我们在此只能选译两篇文章，一是英文版《对话与解构》一书的编者米歇尔菲尔德（Diane P.Michelfelder）和帕尔默（Richard E.Palmer）为该书撰写的“导论”，其中对“伽氏－德氏之争”以及学界代表性观点作了一番简明扼要的介绍；二是德国波恩大学哲学教授约瑟夫?西蒙（Josef Simon）的“求理解的善良意志与强力意志——评一次‘不可能的争论’”一文。它们与上述伽达默尔的三篇后续文章一起，构成本书第二部分，我们立题为“不可能的对话？”

作为战后欧洲大陆哲学的两大主流思潮，解释学与解构论有着许多共性，特别是在对现代性危机的体认，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基础主义、主体主义的批判上，两者是有一致之处的。按照德国哲学家曼弗雷德?弗兰克（Manfred Frank）的总结，解释学与解构论之间有五个重要的“共同因素”：一是作为一种理论基础的“语言学转向”；二是“贯穿于现代思想的危机批判”；三是对一种“绝对精神”或无时间性的自我在场的拒绝以及一种对有限性的确认；四是两者都回到尼采和海德格尔对“西方理性主义”的诊断及其终结这一论题上；五是两者都强调审美现象的原初意义，特别是文学与文艺批评。

于是我们要问：既然有如此之多的共同点，为什么人们还能把伽达默尔－德里达的这次巴黎对话称为“不可能的对话”？

实际上，如果把伽达默尔的理解要求彻底化，那就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对话。伽达默尔认为求理解的善良意志是自然的。人只要加入对话，为的就是理解和被理解。你德里达既然与我坐在一起了，而且也参与了讨论，而且也向我提出了问题，回应了我的演讲，当然就已经服从了求理解的善良意志。对话中理解的善意与被理解的愿望本身就构成了对话的前提和基础。在两人的辩论中，伽达默尔总是以“善良意志”勾引着德里达，偏偏这位德里达是一个“刺青”，不领伽达默尔的情，时刻保持着一个解构论者的警觉。伽达默尔的善良意志与德里达的解构警觉之间，构成巨大的张力。 转贴于

看起来，伽达默尔的辩证法式的“狡猾”可能是有一点点讨厌：喏，你只要和我坐在一起，哪怕是一声不吭，跟我翻着白眼，也已经落入我的“善良意志”的同一性圈套中了！不过，正是这样一种稀松平常的诘难触着了德里达解构论的一大“软肋”：主张非同一性和差异化的解构论如何反身面对自己，如何要求自己的主张？非同一性的诉求本身是不是一种要求理解和认同的同一性诉求？伽达默尔不无刻薄地指出：德里达对自己“不公”。

事情的关键在于同一性形而上学及其批判。因此两人的讨论势必演变成一场哲学史的论辩。伽达默尔认为他与德里达都是以海德格尔思想为出发点的，并且把自己和德里达称为“海德格尔原创思想的两个完全独立的发展者”。德里达大概也会同意这个说法。德里达在会上的专题报告显然也是有备而来，题曰：“对签名的阐释（尼采／海德格尔）”。

战后欧洲大陆哲学各路向可以说都带上了海德格尔的“签名”。海德格尔思想在法国知识界获得了某种激进化的推进和发扬，而在其本土德国则似乎构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界限。美国哲学家约翰?卡普托（John D.Caputo）认为，德里达的解构论构成“海德格尔主义”的“左翼”，而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则成为“海德格尔主义”的“右翼”（参看《对话与解构》，第258页以下）。这个意见虽然过于简单化，也容易被简单化，但基本上还是可以成立的。如果说伽达默尔强化了海德格尔思想的“向心”方面，那么，德里达则发展了海德格尔思想的“离心”方面。

伽达默尔自以为得了海德格尔的真传，而且特别强调自己是以后期海德格尔思想为主要背景的。这话似乎不可全信。无论就思想高度还是就课题范围来看，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对话解释学、辩证解释学）未能超越前期海德格尔的“此在解释学”，充其量还是对后者的一种内在化拓展，也就是说，伽达默尔并未真正跟随海德格尔实施思想的“转向”。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伽达默尔“延续了海德格尔解释学的中断”（中文研究可参看张志扬：《门，一个不得其门而入者的记录》，1992年，第118页）。

德里达的一些基本思想和观点或明或暗地承继着海德格尔。他的基本词语，诸如“解构”、“涂抹”、“踪迹”、“分延”、“游戏”等，多半是从海德格尔那里发挥出来的。德里达的“解构”（deconstruction）一说就是对海德格尔的“解析”（Destruktion）思想的一个发展。海德格尔在前期哲学中提出了对传统存在学（本体论）进行“现象学的解析”的任务，其目的却是积极的，是要标明存在学传统的各种积极的“可能性”，即“标明存在学传统的限度”（《存在与时间》，第23页）。尽管海德格尔后来也讲“克服”和“经受”形而上学，但他讲的“克服”（überwinden）或者“经受”（Verwinden）也不是纯粹消极的、否定性的，而倒是一种“原始的居有”。

与海德格尔的“解析”、“克服”或“经受”相比较，德里达的“解构”似乎更为激进、更带有“暴力”性质。在德里达那里，所谓“解构”首先是一种“策略”，意在颠覆传统形而上学的等级制度，摧毁“在场的形而上学”和“逻各斯中心主义”。虽然德里达对海德格尔多有承继，但他仍指责后者在形而上学批判上的不彻底性。在德里达看来，不仅前期海德格尔以“此在”为中心的“基础存在学”奠基，而且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等后期著作中海德格尔对人道主义或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都仍然是“一种对人的本质和尊严的重估或重获”。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思，存在的真理之思，虽则名义上是对人道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划界，但依然脱不了是一种“人之思”（德里达：《哲学的边缘》，英文版，第128页）。德里达还以“声音中心主义”来攻击海德格尔，认为后者的语言观仍然是强调“说”（声音）而贬抑“写”的。尤其是，在德里达看来，海德格尔所思的“亲密的区分”和“二重性”的“本有”（Ereignis）都还有成为一个形而上学的具有本源意义的“终极能指”的危险，而他自己的“分延”（difference）则是“非完满的、非单一的，有结构的和区分化的差异之源。因此‘本源’这个名字就不再适合于它了”（《哲学的边缘》，第11页）。

德里达清楚地意识到，他的解构论与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的基本分歧也在于形而上学批判，而就形而上学批判来说，焦点恰恰在于尼采和海德格尔，更具体地讲，在于海德格尔在战乱中集十年之功形成的尼采阐释。正因为这样，德里达才把自己的报告题目设定为“对签名的阐释（尼采／海德格尔）”。该报告表面看来犹如空穴来风，与会议主题毫不相干，实则不然。温柔敦厚的伽达默尔屡屡声明，他对海德格尔的尼采阐释持毫无保留的信服态度，与之相反，德里达则认为这种阐释是大成问题的。德里达的思路可谓清清楚楚，直击两点：“名字”（专名）与“整体性”。

德里达认为，虽然海德格尔试图摆脱人们对尼采的心理学－传记式的误读，但他坚持尼采哲学的系统性，为尼采加上了一个人名的统一性，努力把“尼采这个名字或者‘谁是尼采？’的问题还原为西方形而上学的统一性，其实就是还原为在这种形而上学的极顶上的一种边界境况的惟一性”。德里达这个责难尖锐有力。这个尼采，这个惟一的尼采“专名”，被海德格尔树立在整个西方形而上学史的完成（终结）点上，成为“最后一个形而上学家”。而在德里达看来，尼采实在要比海德格尔更具解构性，更不形而上学。德里达问：“难道尼采不是除基尔凯郭尔之外少数几位把自己的名字多重化，并且玩弄签名、身份和面具的大思想家中的一员吗？难道他不是那个多次、并且以多名来命名自己的人吗？”（参看《文本与阐释》，德文版，第68－72页）。非形而上学的尼采不是单数的“尼采”（Nietzsche），而是复数的“尼采们”（Nietzsches）。

进一步，德里达关于“整体性”问题的讨论触及到了海德格尔的尼采阐释、乃至于海德格尔在《尼采》书中阐发出来的整个形而上学观的核心。海德格尔认为，“本质”（Essentia）与“实存”（Existentia）是形而上学的两个基本问题，“本质”回答的是存在者整体的“什么”问题，“实存”回答的是存在者整体的“如何”（实存方式）问题。而“强力意志”和“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就是尼采提供出来的关于“本质”和“实存”的形而上学规定。德里达分析了海德格尔引用过的两段尼采原文，表明尼采的“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并不像海德格尔所主张的那样，是关于“存在者整体”之实存方式的规定。由此，德里达得出结论：海德格尔“把尼采搞成一个形而上学家，哪怕是最后一个形而上学家，也许就过于匆忙了”（《文本与阐释》，德文版，第76页）。

尼采名言篇9

1974年出生的舒勇近年来一直活跃在当代艺术界，是中国著名的当代艺术家之一。其艺术创作涉及行为艺术、雕塑、油画、国画、装置、新媒体等诸多领域。他追求艺术的社会，中国现实社会是其艺术实验场。他说：“我从不将作品的艺术价值和艺术性放在首要位置，我更重视作品的社会价值和历史价值。采用通俗、简单的艺术语言来引导大众进入我设定的语境，让观众主动参与并成为艺术的一部分。”2009年，他从国际当代艺术领域中的上万名艺术家中脱颖而出，成为亚洲荣获“佛罗伦萨国际当代艺术双年展终身成就奖”的第一人。2010 年，他的雕塑作品“CHINA 功夫”轰动上海世博会，是世博会中数千件艺术作品唯一获颁国际展览局银奖的作品，同时获得俞正声与联名签发的荣誉证书。

威尼斯双年展参展之后，舒勇第一时间接受了本刊编辑的采访。

采访者：舒老师您好，这次参加威尼斯双年展有什么感受？

舒勇：这次参展的七位艺术家都是不同领域中的代表性艺术家，把大家放在一起很有意思，完全突破了以前威尼斯中国馆的格局。形成了一个包容、多元、开放式的格局，很好地呼应了威尼斯总主题“百科殿堂”。

采访者：能否具体地谈谈到了威尼斯之后对双年展的感受？

舒勇：首先我真切地体验到威尼斯双年展作为百年老牌的意义和魅力。说真的，刚到中国馆很失望，因为要穿过破旧的小巷，步行二十多分钟才能到达我们的展览现场，很难想象观众会走这么长的时间到这里看展览。馆内黑暗的空间让我感觉这与威尼斯双年展的盛名不相符合，但中国馆一开幕，人就从各个角落潮水般涌来，原先清冷的场面顿时变得热闹非凡，艺术界很多重要的大鳄们都隐藏在人群中。

采访者：媒体报道说，泰特现代美术馆馆长克里斯、森美术馆馆长南条史生、德国路德维希美术馆馆长比亚特、纽约现代美术馆策展人芭芭拉·伦敦、澳大利亚美术馆馆长莫尔西亚、博洛尼亚当代美术馆联盟主席洛伦佐、古根海姆艺术总监等都参观了中国馆和你的作品；批评家、策展人、教授、艺术家、收藏家更是络绎不绝，他们积极地与策展人、艺术家进行交流，令你们应接不暇。这与巴塞尔艺术博览会有什么不同吗？

舒勇：最大的区别就是，这里没有巴塞尔艺术博览会裸的买卖关系，不以价格论价值高低。大家都真诚地来交流讨论艺术。尽管我和助手英语都不够专业，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之间的交流：一位美国藏家在现场与我逐字逐句地念古歌砖上的词，并与我一起翻译。最后他说，先用英文给我写信，然后用谷歌翻译成中文之后再寄给我，看来他真的读懂了这件作品。来参观的艺术家们也很真诚，甚至提出用他们的作品来交换我的古歌砖。中国当代艺术最重要的西方收藏家希克先生在人群中悄悄地拿了我作品的介绍画册，认真地欣赏作品。来自香港m+艺术博物馆的总监李立伟，曾经是泰特现代艺术馆馆长，他在作品前与助手一遍遍阅读着古歌砖上的文字。这些国际艺术界的重要人士在作品前都十分谦逊。看作品绝不走马观花，他们会尽可能的与艺术家交流作品的创作背景，通常会多次来展览现场。中国馆开展几天就有数万艺术界人士来看展览，其实威尼斯的盛况如果不亲身体验，是无法全部感知它的魅力和意义的。没能来威尼斯的中国艺术家们，有机会应该亲身感受一下这个盛会，我相信不管有没有作品参展威尼斯，大家都会有意外的收获。

采访者：古歌砖在威尼斯受到追捧，一百多家海外媒体专题报道，就连双年展主席保罗·巴拉特也选择在您的古歌墙前接受记者的采访。意大利驻华大使丁伟与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先生也都给了不错的评价。范馆长评价您的作品采用了既是中国的也是国际的语言，具有非常鲜明的当代性。全球化影响了中国社会进程，也改变了人之间的交流方式。网络语言成为一种大众心领神会的语言。您选择的这1500个网络热词，虽然不一定出现主流媒体上，但还是代表了中国的社会。他觉得您采用谷歌软件来翻译转换很有意思，因为翻译结果并不准确，但它反应了国际社会理解中国的一个视角。所以全球化不仅对中国是一种影响，对各国都是一次洗礼。而谷歌又是全球文化传播的权威。他认为您抓住了文化交往的矛盾性。如果每个翻译都是规范的准确的那就少了很多意思。正是在文化传播转译的过程中往往有误读，他还认为古歌砖给大家提供了理解的契机，但真正理解它还需要深入的了解。古歌砖不是呈现一种已有的，而是呈现一种发展中过程中，一种可能相互误读的一个文化现象。这就是艺术家的机智与智慧。您怎样看待范馆长的评价？

舒勇：范馆长用非常专业的学术语言向海外媒体推介我的作品，这让我感动和温暖。经过范馆长的专业推介，媒体对古歌砖有了深入地理解。真的非常感谢范馆长精准地解读。他的解读拓宽了古歌砖的意义，对我本身也是一种启示。

采访者：您的古歌砖有1500块，据说有二十几吨，布展的时候有难度吗？什么事最让您担心？

舒勇：布展没有太多的困难，最担心的就是怕古歌墙倒塌。刚到威尼斯那几天，海风刮得极大，让得我整夜无眠，总担心古歌墙会被风吹倒。很多人都问我，为什么不搭一个更稳健的造型，非要弄一个看起来危险的墙。其实墙在这件作品中具有隐喻性意义。也是不可或缺的观念语言。我将谷歌翻译的并写成书法的各种文字词汇定格，铸进透明的砖里，形成特指的古歌砖，再用古歌砖砌成一道墙，意在打造一个具有视觉冲击的文化景观，让它出现在威尼斯艺术双年展现场，展现给世界观众一种熟悉的陌生，并在这种陌生中，让观众体验到最熟悉的无趣和无助，甚至莫名其妙。让观众猛然发现很多结果一开始就已注定，比如，在这个表面越来越一体化的世界里，技术日益发达，沟通越来越顺畅的时代中，各种鸿沟与墙依然无时无刻出现在我们的身边，而我们却束手无策。“防火墙”“墙”都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事实上这道墙客观呈现了中国与世界的各种各样的微妙关系：即世界需要深度了解中国，而不能只是流于表面。中国融入世界更需要智慧，中国的智慧和文化艺术要在世界以及全球互联网世界里生效，这是我们要面对的重要课题 。

采访者：您的作品中有探讨东西文化错位之意，如今不少艺术家以出征“威尼斯”为荣，那么出征“威尼斯”是否是中国当代艺术从业者与西方艺术话语之间的“错位”？

舒勇：威尼斯艺术双年展是世界艺术竞技的最高平台，就像奥林匹克运动会。我想世界上不仅是中国，绝大部分国家的艺术家都会以在这个平台上竞技为荣，渴望参展是人之常情。我觉得不存在所谓的中国艺术从业者就因为参展威尼斯而与西方艺术话语错位。当然因为能站在这个平台竞技的艺术家非常少，致使参展艺术家及没有参展的艺术家都异常关注。上一届是这样，这一届是这样，下一届还会是这样。除非威尼斯这个平台被其他平台取代，否则不渴望参展，不关注才显得有些矫情。

采访者：作为佛罗伦萨双年展终身成就奖的获得者，您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你这次的作品灵感来自哪里？

舒勇：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它就是一道天然的鸿沟，因此，我特想做一件反映这方面的作品。我经常会收到老外的英文信件，看到这些英文就头疼，但又想知道信件的内容，于是就条件反射的用谷歌进行翻译，然后就知道了一些大概信息，但如果想更深一步准确地了解的话，就出现障碍了。其实，西方人收到中国邮件或看到中国新闻时，他们也是第一时间通过谷歌来翻译，前几天碰到《非凡之旅》的创始人，他说他在跟中国做生意，也经常收到中文信件，他的第一反应也是拿谷歌来翻译，虽然翻译的内容不完善、不完整，但他朦胧中能猜到一些信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用这种方式第一时间来获得信息的，这种共同的经历是我创作的源泉。 在威尼斯呆了十几天后，我更精准地触摸到了创作的源头，因为我对这个美丽梦幻的水城开始熟悉。也不再像观光过客。初始对异域风光的热情开始转向对威尼斯当地人的世俗生活及文化，但语言始终是无法逾越的墙，将我阻挡在威尼斯本地主流文化生活之外。片段的、不流畅的、失语的各种体验让自己无可奈何。而无可奈何之后，就是害怕和懒得交流。最后永远只能是一个简单看看城市外观的初级观光客。这也是我每次出国交流后最大的感受， 这种感觉也是我参展威尼斯双年展作品古歌砖的创意源头。从古歌砖本身来说，它也给观者制造了各种障碍。要彻底读懂它，必须能阅读中英文，还需要了解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否则必将似懂非懂、片段、不流畅，但这正是我创作的本意，我希望用古歌砖这件作品来还原这种体验。并让大家重视和面对它。事实上，我还希望通过这种体验让大家知道语言可以直译，语境却不好翻译，甚至无法翻译，但恰恰是语境决定了语言的意义与指向性，让语言具有了力量，成为各民族各国家之间的桥梁。

采访者：在阳光下，古歌砖里的泡泡格外引人注目，这些泡泡是偶然的效果，还是制作效果上的失误呢？

舒勇：这是大家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其实是我刻意为之。古歌砖采用的是水晶胶材料，因此有很多工艺限制。怎样防止书法作品不被高温烧掉，并出现自然气泡，是经过了数百次试验才完成的。因为工艺复杂，每天只能生产几十块，而这都不算什么，最要命的是习惯了流水线和标准化作业的工人们，在效果试验的前提下无法干活。他们看了我制作的样版后，都认为是不合格产品而拒绝照样板制作。找了好多工厂没人愿意干，直到我在合同上注明保证收货且不追究责任，才有工厂最终同意制作。古歌砖里的每一个泡泡都是精心安排并制作的结果，并且每一个都不相同。泡泡元素一方面与我之前的作品有一个延续和呼应，更重要的是为作品营造一种特殊的效果，让作品的可解读空间变得更多元。在这里每个泡泡都象征着一个生命，象征着新的可能，同时也想通过泡泡来阐述某种瞬间与永恒 。

在威尼斯的天空下，阳光将古歌砖里的泡泡变成透亮的银白色，与被砖封存的黑色书法形成一种非常有趣的视觉效果，使得1500个社会热词在它们聚集之后更能整体的反映中国社会生活现实以及文化，也微妙的呈现了中国政治与世界文化、生活的关系。这就是被我用透明材料封存的历史现实，泡泡为这种现实披上一层梦幻的外衣。砖上的英文是我用谷歌直接翻译后，再用毛笔来书写，在这里运用谷歌来直译后通过书法来转化是作品的关键，而泡泡与书法融为一体，也瞬间提示了我们在超现实的环境下阅读由谷歌翻译出来的，浓缩中国智慧及社会现状的文字词句，是一个在世界文化背景中对中国文化重新解构与建构的过程，生涩、碎片化、似懂非懂，甚至啼笑皆非。整个阅读过程中让我们真切地体验到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泡泡成为在这件作品集中呈现并放大这种差异的重要元素。若干年后，我们再看这些一块块透明带有泡泡的古歌砖时，或许发现它就是世界一体化过程中分泌物的透明结晶体，就像琥珀一样被松油裹在历史的瞬间里，相对于历史的长河，我们翻天覆地变化的当代社会，就是一个瞬间，一个片段，一个幻影。各种误读或者障碍乃至冲突，都是在历史这个时间盒子中见证历史发展的被泡泡包裹的一只美丽苍蝇。

采访者：这件作品区别于你之前的作品，它更倾向表达一种观念。

舒勇：这件作品的确更倾向于观念的表达，是要站在一个国际化平台上来实现与世界观众的互动，我将阅读放大成为一种互动方式，让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阅读中去探索作品本身的意义。真切地体验到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我希望古歌砖可以成为一个特指的观念名词。代表东西文化差异的图腾。

采访者：我们前面谈到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你也谈了作品的呈现方式。从西方阐释学理论来讲，由于构成词汇的 “所指”是通过一系列“能指”来揭示的。阅读活动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误读，从绝对意义上讲，完全“如实”的理解是不可能存在的，任何理解都必然包含着某种程度的误读，文化上的差异可以说是构成误读的因素之一。下面，我们来谈下你作品中的社会性，社会性应该也是你这次威尼斯中国馆作品的一条主线。

舒勇：刚才我已经讲到社会性是我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直观的来看，我会调动一切的社会力量让大家互动地参与我的作品，以增强作品的社会性。社会性是我用来直面当代社会的一种最有力量的方式，也是我用来解构作品艺术性的一种有效方式。事实上，这么多年来，我一直都在质疑作品的艺术性，因为所谓的艺术性一直都在消解作品的力量。

采访者：在古歌墙的醒目位置里有一块“中国梦”的古歌砖，你怎样理解中国梦？

舒勇：选择“中国梦”是因为它是当下最热的词。对它没有深入和特别的理解。“古歌砖”完整呈现以后，我用一整天的时间来拍摄。才发现不同时间段效果都不一样。这道墙完全是一件变幻莫测的作品。尤其是到了傍晚的时候，阳光从斜上方照过来，居然将整道墙变成阴阳面，一边金光灿灿，一边深咖啡色，层次分明而绚丽，显得极其梦幻。平日里刺目的阳光被透明的古歌砖分解成五颜六色的光斑。这时看到古歌砖上的“中国梦”，恍如穿越时光隧道，进入另一个世界。突然明白，每个中国人都有一个自己的中国梦，中国梦就是个体以国家为平台对未来的美好想象，我的中国梦很简单，就是永远可以像小孩一样无忧无虑的生活与创作。

采访者：对这次展览，你有什么特别的期待？

尼采名言篇10

论文关键词：博洛尼亚进程；俄罗斯；高等教育；国际化

一、博洛尼亚进程对俄罗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要求

博洛尼亚进程最早起源于1999年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市召开的欧洲高等教育会议。本次会议结束之后，在与会参与国的共同努力下公布了《博洛尼亚宣言》，该宣言的签署及公布标志着“到2010年，在全欧洲范围内建立一个统一的高校区域”计划的正式提出，被公认为是博洛尼亚进程的纲领性文件。《博洛尼亚宣言》的核心内容是重新部署高校结构，将高校学制分为学士和硕士两级，引入高校学分转化制度，便于不同国家间的课程得到互认，促进欧洲各国间的科研人员、教师、学生的学术交流和流动。2011年，博洛尼亚进程的影响力在欧洲进一步扩大，以区域合作形式进行的高等教育改革措施深入推行，并始终对其他非成员国家开放，成为了教育领域的欧洲的“联合国”。

1.俄罗斯加入博洛尼亚进程

俄罗斯最早于1999年就开始谋求加入博洛尼亚进程，但是一直到2003 年9 月，俄罗斯才在时任俄联邦教育与科学部部长菲利波夫的积极倡导与努力下，在柏林召开的欧洲国家教育部长会议上签署了《博洛尼亚宣言》，并正式加入博洛尼亚进程。

此外，在俄罗斯的带动下，前苏联国家和独联体国家也纷纷加入或正在准备加入博洛尼亚进程。如2005年，乌克兰教育部长也在卑尔根签署了《博洛尼亚宣言》。2010年3月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决定接收哈萨克斯坦加入博洛尼亚进程。2010年7月，白俄罗斯又成为加入博洛尼亚进程的第8个独联体国家（第10个前苏联国家）。

2.俄罗斯应对博洛尼亚进程而进行的改革

博洛尼亚进程一项最重要的目标就是整合欧洲的高等教育资源，打通欧洲各国高等教育原有的的体制壁垒，确定欧洲范围内高等教育系统的框架。加入博洛尼亚进程标志着俄罗斯成为了欧洲高等教育区的新成员。博洛尼亚进程将有助于密切俄罗斯国家教育体系和欧洲高等教育体系的联系，提高俄罗斯国家科学、教育领域的一体化水平，提高俄罗斯高等教育体系对外国留学生的吸引力。此后，在参与博洛尼亚进程的过程中，俄罗斯高校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以促进博洛尼亚教育标准在俄罗斯高校的落实。

首先是改革学制结构和学位制度。为了提高俄罗斯国家在国际教育劳务市场上的竞争力，并能与欧洲及与国际接轨，以适应社会对各种不同类型人才的需求，俄罗斯对2004年的多学位制度的法律草案进行了进一步改革深化，并于2007年10月通过了《高等教育实行“学士—硕士”两级学制法》，开始实行双学制，仍然保留了5年制的俄罗斯传统大学学制，即人们常说的高等教育双轨制。

其次是改革高等学校的管理层次，重新给高校定位，并实行新的高校分类。如俄罗斯研究型大学、创新型大学和联邦大学的积极评选与创建。2008年10月，俄罗斯总统又签发了总统令《实施建立国家研究型大学的计划》，计划建立一批具有世界水平的研究型大学，旨在提高俄罗斯的科研水平和研发实力，建立高水平的人才培养基地。为落实俄联邦《教育体系改革主要任务》，建立高效的教育创新体系，俄罗斯教育科学部于2006年颁布了创新型大学评选标准。评选的对象包括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医学和农业等具有优势资源的学科领域。

上述措施的实施都是俄罗斯为了获得欧洲认同和世界认同而在高等教育领域内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但高等教育国家化道路并不仅仅局限在这几方面。针对世界上不同的地区，俄罗斯还做了一些其他有益的尝试。

二、俄罗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探索

俄罗斯在其高等教育国家化的进程中，针对欧洲做出的调整是其工作的中心和重点。但是，除了针对欧洲，在针对独联体国家、远东地区国家及世界其他地区也分别采用了不同的国际化合作方式，进行了诸多不同但是同样有益的尝试。

1.针对独联体国家

由于俄罗斯与独立国家及其他前苏联国家有着历史的渊源，因此在包括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教育体制等诸多领域内都有着太多的相同点，因此在俄罗斯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中，与独联体国家的合作及交流就更显容易而且手段较多。

（1）直接开办大学分校。由于历史的原因，前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继承了大部分前苏联的遗产，在教育领域也不例外。体现在高等教育体统内，就是俄罗斯继承了几乎全部前苏联的优秀大学，如莫斯科国立大学、圣彼得堡大学、友谊大学，等等。而其他加盟共和国在前苏联解体后基本都面临着高等教育系统的重建或提高高等教育水平的问题。为此，借用俄罗斯的高等教育资源，借助俄罗斯优秀高校的力量，在本国建设联合分校成为了一条有效的捷径。于是，一时间，各个独联体国家都开始谋求与俄罗斯合作，也给俄罗斯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带来契机。以哈萨克斯坦为例，该国教育部部长阿布杜扎鲍尔·拉赫莫诺夫2010年4月12日在首都杜尚别召开的新闻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从2010年9月的新学年开始，设在杜尚别的莫斯科国立大学分校将会开设两个新的系，并在此后不断增加合作范围。在谈及塔吉克斯坦目前赴国外留学的大学生时，拉赫莫诺夫说：“有超过5000名塔吉克斯坦大学生选择了到俄罗斯学习。而选择到其他国家的大学、学院、中等社会学校学习的塔吉克克斯坦学生数量则不多，即便是选择人数较多的美国和中国，也只是分别有1500多名和200多名塔吉克留学生，而选择留学马来西亚（60名）、瑞典（15名）、比利时（15名）和德国（10名）的数量更是稀少。”转贴于 由此可见，俄罗斯的教育服务对塔吉克斯坦学生来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但是在世界教育服务市场的国际竞争中，俄罗斯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明显处于劣势和边缘地位。另据拉赫莫诺夫介绍：目前就读于杜尚别的莫斯科国立大学分校的学生只有45人，分布于数学系和国际关系系。现有的专业设置已经满足不了塔吉克斯坦学生的需求，因此建议再增加开设几个新专业，如地质和地质勘探学以及语言学。目前塔吉克斯坦已经与莫斯科国立大学校长维克托·萨多夫尼奇达成了谅解和共识，从2010年9月塔吉克斯坦的新学年开始，设在杜尚别的莫斯科国立大学分校将会开设两个新的系，在满足学生需求的同时加强两国的教育合作。

（2）直接扩大留学生招生规模。俄罗斯教育科学部部长安德烈·富尔先科在杜尚别参加独联体成员国教育部长会议时表示，在过去10年中就读于俄罗斯大学中的独联体留学生数增加了10倍，为了进一步实施国际人才交流，俄罗斯还将继续扩大对独联体国家的留学生招生规模。富尔先科说：“早在2001年，俄罗斯分配给独联体国家留学生的招收定额只有535人，而到了2011年，这个数字已经增加到了5000人。”他还表示：“目前在俄罗斯学习的独联体国家留学生总计有7万人，其中2万人的费用支出由俄联邦政府承担。另外，富尔先科还表示：“目前我们（俄罗斯）正打算进一步扩大（与独联体国家的）留学生、研究生还有教师的交换规模。我想这将成为我们进一步实施国际人才交流最重要的途径之一。”

2.针对远东地区国家

在远东，俄罗斯主要针对中国、韩国、日本开展高等教育领域的合作。针对不同国家，采用的方式也略有不同。

（1）主要坚持与中国的合作，以上海合作组织大学为龙头，开展联合办学。2010年3月10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在北京召开了有关教育领域合作的专家工作组会议。会后，俄罗斯联邦教育科学部新闻局在11日的新闻稿称，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五国表示，上海合作组织大学将在2010年9月招收首批硕士研究生。上海合作组织大学建立的倡议是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弗拉基米尔·普京于2007年8月16日在比什凯克上合组织峰会上提出的，其目的是为了有效地整合该组织成员国主要大学的能力。之后又于2008年10月23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召开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教育部长会议。会后，计划签署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教育部部长在成立该组织网络大学方面进一步合作的议定书，并通过上海合作组织教育部部长宣言。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博拉特·努尔加利耶夫表示，上海合作组织大学将在两年内开学。根据规定，上海合作组织大学分别来自五个国家，由51所院校参与组成，它们中包括隶属于俄罗斯外交部的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塔吉克斯坦的国立法律、商业与政治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奥什阿德舍夫技术大学与哈萨斯坦萨特帕耶夫国立技术大学；其学生将在被上海合作组织大学选定的本国高等院校中学习，所学专业（培养方向）包括生态、能源、纳米技术、地区学与信息技术，共计五个，而汉语和俄语将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大学的基础语言，硕士研究生在毕业时将获得两份文凭——本人就学所在高校的文凭与上海合作组织大学的证书。为此所有法律规范基础已准备就绪。

（2）选择性地开展与日本、韩国的合作。俄罗斯尽管将在亚洲和远东地区的主要合作伙伴定位于中国，但是始终没有放弃与韩国和日本的高等教育领域合作。但是，由于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关系的缘故，俄罗斯与这两个国家的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也更多地局限于经验交流，在高精尖端科技领域合作更是凤毛麟角。在吸引留学生层面，俄罗斯对日本及韩国的留学生开放的专业仍较为保守，还以经济、社会、哲学等专业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