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的选择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唯一的选择，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父母都有着一颗“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但是,父母都没有想过这样会给儿女压力.使儿女对学习失去可信心,总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行.这就是因为压力,才会变成这样.还有的后果更严重.

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真情故事:"父母非常希望他们的女儿能考上重点大学.而他们的女儿在班上的成绩只能算中等.但她也很努力地在学.可是,不管她怎么努力.成绩总上不去.她的父母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整天逼着女儿要考上重点大学.到最后,女儿离家出走了两个月才找回来.父母问她:"你为什么离家出走.?女儿回答:"因为我自己学不好,怕辜负了你们对我的期望....这就是压力造成的后果,大家都看见了吧!

父母希望儿女考上重点中学是对的,但也不是唯一的选择.儿女有什么兴趣就让他们去学,这才能学好,不会有压力.如果逼着自己的儿女一定要考上重点中学,那是行不通的.虽说上可重点中学等于迈进了重点大学的大门.但那也要你学得上去.没有必要逼.

天下的父母们,请不要给你们的儿女压力.考上重点中学不是唯一的选择.做不到就不要逼!逼出来的并是好结果.

篇2

它不愿意发芽，不愿意继续这悲惨生命的延续，每天它躲在暗处，伤心的哭泣。虽然它的种皮已经软化，但它迟迟不肯钻出来，它痛恨生命，也害怕过着这种生活，对它来说，生与死的区别不大，所以它想长眠在这里。

时间如流水般流过，它已经快腐烂了。对生命的渴望也不再有了，它委屈的想，凭什么花儿能不付出什么却能得到人们的爱，而我怎样努力也改变不了命运，难道我的生命就如此的没有价值吗……“不”！它突然间醒悟了，“大地孕育了我，我也是自然之子！我也要活下去，这是我唯一的选择，也是必须的责任！”

它开始拼命吸取养分，虽然是从混沙土中吸取极小的养分。经过不懈的努力，它终于发芽了，并且钻出来墙缝。

但命运并没有就此忘记它。狂风、暴雨放肆的攻击它，幸运之神也慢慢的离它而去，它已被折磨的奄奄一息，绝望再次袭上心头，它已无力抗争，它想不如就这样，结束了。但，一种生的渴望却在它的身上流淌，如同最好的养分。它默念着：“要活下去，要活下去！”终于，它突破了生命的局限，开始与命运抗争。它以惊人的力量，在土墙上生活着。因为，它有着不灭的心，有着对生的渴望，这颗心告诉它，要好好活下去，要顽强活下去，为了自己！

篇3

营收尚好，盈利不佳

从4大家电企业的营业收入看，业绩还算理想，营业收入或多或少有所增长。这里我们没有用彩电企业这个名称，是因为它们或多或少的在向多元化的方向迈进。

长虹：营收增长，源于手机冰箱

2008年1～6月，长虹营业总收入1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3％，但增长主要来源于手机和冰箱业务，其中，手机收入174亿元，同比增长104％，冰箱收入22.1元，同比增长61.9％，彩电仍然是长虹的最主要业务，收入为48亿元，占长虹营业总收入的34％，但同比下降1.8％。

TCL：营收增长，重在海外业务

TCL营业收入105亿元人民币(117亿港元，按1港元=0.9元人民币换算，下同)，同比增长23％，其中，彩电业务收入91亿元人民币(105亿港元)同比增长11％，导致TCL营业收入增长较快的主要动因是海外市场，以液晶电视为例，2008上半年，海外销量同比增长599％(国内销量同比增长49％)。

海信：营收增长，来自海外业务

2008年1～6月，海信营业总收入61.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4％，其中，彩电收入555亿元，同比增长17.7％，从营业收入看，海信的主战场在国内，近80％的收入来自国内市场，但从增长情况看，主要源于国外市场，国外市场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80％，而国内市场则下降8.6％。

康佳：营收持平，彩电仍是主导

2008年1～6月，康佳营业总收入56.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0.1％，彩电业务仍然是康佳的主要收入来源，为康佳做出了70％的贡献，2008上半年，彩电收入40.5亿元，同比下降0.45％，而冰箱、手机业务的规模相对较小，营业收入分别为7.2亿元、手机为5.3亿元。

从4大企业的财务表现看，可以归纳出下述几大特点：

1、营业收入基本处于上升势头，海信和康佳略有增长，长虹和TCL大幅度增长。

2、海外市场是重要的收入增长来源，对TCL来说，海外业务已经成为主业，对海信来说，虽然主战场仍在国内，但海外市场的增长远快于国内市场。

3、国内彩电业务相对来说都不尽如人意，或者出现下降态势，或者增速较低。

GtK点评：

4大家电企业的收入增长态势还是可以的，但在国内彩电市场仍面临巨大的挑战。更重要的是，4大家电企业的盈利水平还是非常低的。最好的企业，净利润率不过1.5％。如何面对彩电市场／行业的挑战，如何提高盈利水平，是家电企业将要面对的难题。

与众不同，唯一选择

那么，如何面对国内彩电市场／行业的挑战，如何提高盈利水平呢?我曾经发表过题目为《逆势而动，中国平板电视市场新出路》的文章，阐述了中国平板电视市场上“逆势而动”的两个案例(实际上还有不少类似的例子)，我认为，“逆势而动”确实是挑战对手的一个重要策略。当然，它不是唯一的选择。我认为，面对国内市场如此血腥、激烈的竞争，“与众不同”则是企业唯一的策略抉择(我们又提出了一个大家都熟知但又很难真正做到的“课题”)。

很令人欣慰的是，今天的企业，已经向“与众不同”的策略选择方向迈进了。

以海信为例，坚持“技术领先”的道路，今年2月推向市场的“真冠”系列，融合了1080p和120Hz两项鼎级显示技术，近期还要推出以LED为背光源的液晶电视。可以看出，通过采用各种领先的技术方案，海信走的是“突出平板电视性能提高”的方向。

再看创维：开创“多媒体娱乐”电视的道路，2006年9月将“酷开”电视推向市场，强调播放网络下载电影(酷影)、家庭卡拉OK(酷K)、音乐随身播放(酷乐)，今年5月上市的酷开L08系列，又增加了直接联通网络、无线Wi-Fi等功能。可以看出，通过强调“多媒体娱乐”，创维走的是“突出平板电视功能差异”的方向。

我们还可以看到，长虹在等离子面板和电视方向、TCL在外观造型方向、康佳在中小尺寸液晶电视方向、海尔在流媒体电视方向等等，都体现了国内彩电企业在策略选择向“与众不同”方向迈进的趋势。

定位大师杰克．特劳特(Jack.Trout)说过：“什么是战略，战略就是与众不同”，不管对战略的解释和定义有多少，“与众不同”是战略的最核心之处。从国内企业的产品和宣传卖点看，确实显示了“与众不同”之处。但是，在中国消费者心目中，我们的国内企业在品牌形象和产品形象，是否存在“与众不同”呢?通过消费者调查，我们发现，这种差异化不是十分明显。

篇4

资源、环境、经济三个基本要素决定一个城市的资源环境效率和绿色经济发展水平。《中国300个省市绿色经济指数》(CCGEI2011)报告数据显示，中国273个城市名义GDP总量从上年的317884亿元人民币增加到354692亿元人民币，平均经济增长11.6％。同期，273个城市工业废水排放总量从2287302万吨下降到2228037万吨，下降2.6％；工业烟尘排放总量从6073080吨下降到5409164吨，下降10.9％。受到经济危机和节能减排的双重约束，虽然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但同时资源环境消耗水平大幅下降，使得资源环境效率提高，资源环境效率平均达到1.05元／立方米，比上年0.83元／立方米平均提高了27.2％，排名第一和第二的海口市和深圳市资源环境效率分别为41.50元／立方米和26.71元／立方米，273个城市资源环境效率的平均值为1.05元／立方米，多数城市的资源环境效率水平偏低，很多都达不到1元／立方米(见图1)。

在内地273个城市中，海口超过三亚成为资源环境效率最高的城市，每立方米水气创造的GDP为41.50元人民币，是273个城市1.05元／立方米平均值的40倍，深圳、三亚、厦门、广州、北京、绥化、南充、惠州和温州排在前10名。相比之下，中卫市每立方米水气创造的GDP仅为0.04元，排在273个城市中的最后一名，其他依次为伊春、池州、大同、贵港、石嘴山、白山、金昌、阜新、三门峡(见图2)。如果按照各地水价计算，有些城市的水资源收益已经低于经济成本，失去继续生产的经济合理性。事实表明，目前没有效率、和谐、持续为目标的中国经济增长资源环境浪费巨大。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效率差异巨大，资源不合理使用问题普遍存在。

31个省市及自治区经济增长率为11.64％，地区生产总值从327219亿元增加到365304亿元。同期，工业废水排放2416511万吨下降到2343858万吨，下降3.0％；工业烟尘排放总量则从6707466吨下降到6043631吨，下降9.9％。31个省市及自治区资源环境效率从上年的0.72元人民币／立方米上升到0.91元人民币／立方米，比上年提高26.3％，略低于内地273个城市的水平(见图3)，表明31个省市及自治区的资源环境效率更低。其中，北京的资源环境效率最高，每立方米水气创造的地区生产总值为5.09元，凸显北京服务经济的神奇效率。超过上海列在第2位，其次为海南、福建、广东、天津、浙江、江苏、山东，山西排在最后一名。

数据显示，31个省市及自治区平均资源环境效率仅相当于国内基准城市北京资源环境效率的17.8％，山西省每立方米水气资源环境消耗创造的GDP只有0.13元人民币，低于水价，其经济收益难以弥补资源环境成本，经济增长已经失去经济合理性。

二、苏杭沪渝工业污水“甲天下”

《中国300个省市绿色经济指数》(CCGEI2011)报告数据显示，中国资源破坏、环境污染相当严重，“南方污水多、北方烟尘重”的特征没有改变，同时出现东西南北全面扩散的趋势。

1、工业废水污染四面扩散

《中国300个省市绿色经济指数》(CCGEI2011)报告数据显示，中国工业废水排放最多的10个城市全部来自南方(见图4)，集中在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杭州成为中国工业废水排放的典型城市，根据最新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2009年杭州统计人口870万，排放工业污水79959万吨，人均排放工业污水91.9吨。数据表明，杭州、苏州、无锡、上海、重庆以往生态良好、环境优美“甲天下”，如今工业废水“甲天下”。杭州、漳州、常州这些城市工业污水排放量在经济危机时期继续增加，令人担忧。

值得警惕的是，随着中国西部全面承接东部污染产业，工业废水污染已经从沿海地区深入到内陆地区，工业污水排放第3名的重庆地处长江上游，其工业废水中相当一部分要排放到长江，顺流而下，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污染已经不可避免。

31个省市及自治区污水排放最多的地区同样主要集中在南方，其中江苏省仍然是全国工业废水排放的冠军省份，苏州、无锡、常州、南京是江苏省工业废水排放的四个主力城市。浙江、广东、山东、广西、福建、河南、河北、四川、湖南名列工业废水排放前10名(见图5)。

目前，工业废水排放污染已经由南向北全国性蔓延，湖南、河南、四川、河北、山东工业废水排放量进入全国前10名，中西部地区全面承接东部污染产业的同时，污染在全国范围内扩散。四川作为内陆省份，工业废水排放量进入全国前10名，值得警惕。

2、工业烟尘污染由北向南扩散

在中国工业污水排放从东向西、由南向北扩散的同时，工业烟尘污染则由北向南扩散。数据显示，工业烟尘排放主要集中在中国北方，重庆、唐山、洛阳、大同、长春、三门峡、曲靖、临汾、天津、贵港等城市名列工业烟尘排放量的前10名，重庆已经成为西南方工业烟尘污染的代表城市，云南的曲靖市和广西的贵港市工业烟尘排放量首次列到前10名，主要集中在北方的工业烟尘污染开始向南扩散(见图6)。

值得注意的是，重庆成为工业烟尘排放全国第一名，工业废水排放全国第3名。

在全国31个省市及自治区中，河南、山西、辽宁、河北、内蒙古、黑龙江、山东、江苏、吉林、湖南等地区排在全国工业烟尘排放的前10名，其中江苏、湖南、河南、河北这些省份是工业废水、工业烟尘排放的双料污染大省(见图7)。

《中国300个省市绿色经济指数》(CCGEI2011)报告数据显示，中国资源环境污染已经东西南北全面化，除了、新疆以外，中国工业废水和烟尘污染呈现东西南北四面扩散之势(见图8)。

三、绿色经济指数全国普遍偏低

由资源、环境、经济三个要素形成的资源环境效率指数水平决定绿色经济指数水平。《中国300个省市绿色经济指数》(CCGEl201 1)报告数据显示，中国273个城市绿色经济指数平均值为0.2062，比上年提高了4.8％，中国资源环境效率水平较低(见图9)。

分析表明，273个城市绿色经济指数水平较低的主要原因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不同城市之间绿色发展水平差距巨大，排在第一名海口市的绿色经济指数为8，15，是最后一名中卫市的绿色经济指数0.01的815倍；二是绝大多数城市的绿色经济指数水平偏低，221个城市绿色经济指数低于0.2062的平均值，占80.9％。排在绿色经济指数最后10位的城市分别是中卫、伊春、池州、大同、贵港、石嘴山、白山、金昌、阜新、三门峡，大致与上年排名相同。排在绿色经济指数前10位的城市分别是海口、深圳、三亚、厦门、广州、北京、绥化、南充、惠州、温州(见图10)。玉溪、上海已退出绿色经济指数前10名。排名前

1 0的多数为沿海城市，北京、绥化、南充等内地城市名列前茅表明绿色经济发展与地域没有必然联系。同样，其中既有北京、深圳这样的大城市，也有三亚这样的小城市，表明城市绿色经济指数与城市规模大小无关。

在统计的全国内地273个城市中，深绿体系的城市有5个，分别是海口、深圳、三亚、厦门、广州，占1.8％；绿色体系的城市有1个，占0.4％；浅绿体系的城市有2个，占0.7％：黄色体系的城市有3个，占1％；橙色体系的城市为9个，占3.3％；红色体系的城市有36个，比上年增加了3个，占13.3％；黑色体系的城市有215个，占273个城市总量的79％，较上年80.2％减少1.2个百分点(见图11)。总的来说，2011年黑色体系的城市数量减少了4个，其它颜色体系的城市数量相应有所增加，整体绿色经济指数水平有所提高。

同期中国31个省市及自治区的绿色经济指数平均值为0.1790，比上年的0.1716提升了4.3％，略微进步。其中，北京绿色经济指数为1.0000，继续排在31个省市及自治区的首位。山西绿色经济指数仅为0.0264，排在31个省市及自治区的末位(见图12)。

四、中国绿色经济增长潜力巨大

在《中国300个省市绿色经济指数》(CCGEl2011)报告中，名义GDP乘以绿色经济指数形成绿色GDP，即绿色GDP=∑名义GDP×绿色经济指数。逻辑表明，绿色GDP受到名义GDP和绿色经济指数双重影响，一个地区可以通过增加名义GDP和提高绿色经济指数两个途径增加绿色GDP。

2009年受全球经济危机影响，273个城市平均经济增长11.6％，名义GDP总和为354692亿元。绿色经济指数平均值为0.2062，同比上升4.8％。按照绿色GDP=∑名义GDP×绿色经济指数公式计算，同期绿色GDP总量为137042亿元，比上年增加了13.6％。其中，有16个城市绿色GDP增加比例超过100％，占城市样板总数的5.9％。总的来说，基于统计数据的中国绿色经济发展水平在上升。然而，273个城市平均资源环境效率只相当于国内基准城市北京资源环境效率的20.6％。换句话说，这些城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多消耗了79.4％的资源环境，存在着巨大的资源环境浪费。如果其他城市都能达到北京的资源环境效率水平，中国可以再增加79.4％的GDP。

目前，基准城市北京的资源环境效率与国际先进城市相比仍有提升空间，中国绿色经济发展空间巨大。分析表明，在中国273个城市中只有海口、深圳、三亚、厦门、广州、北京等6个城市绿色GDP大于等于名义GDP，其余城市绿色GDP较名义GDP存在不同幅度缩水(见图13)。目前，中国绿色经济指数偏低的主要原因是工业经济结构，大量消耗资源环境。中国持续强化的工业经济结构表明，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间内，中国城市绿色经济指数仍将保持在较低水平。

同期，中国31个省市及自治区名义GDP总和为365304亿元，同比增长11.6％，绿色经济指数平均值为0.1790，比上年提高74.3％。同期，绿色GDP总量为67310亿元，比上年增加了10.6％，增长平均水平总体略低于273个城市的平均水平。分析表明，在中国31个省市及自治区中，北京绿色GDP等于名义GDP，其余省市及自治区的绿色GDP较名义GDP均存在不同幅度的缩水(图14)，平均缩水82.1％。其中，山西缩水97.4％，宁夏缩水97.3％，青海缩水96.9％。

分析表明，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效率极低。按照273个城市计算的绿色GDP只有137042亿元人民币，仅仅相当于名义GDP354692亿元人民币的38.6％，还有至少61.4％的提升空间。同样，按照31个省市及自治区计算的绿色GDP67310亿元，只相当于其名义GDP365304亿元人民币的18.4％，还有至少81.6％的提升空间。事实表明，中国提升绿色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巨大，这是中国大力发展绿色经济的基本逻辑和客观基础。

五、经济结构决定绿色经济水平

《中国300个省市绿色经济指数》(CCGEI2011)报告数据显示，三亚、厦门的绿色经济指数较上年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这意味着这些城市的资源环境效率在下降。

结构主义哲学和逻辑表明，要素形成结构，结构决定机制，机制决定行为，行为决定后果。数据显示，一个地区资源环境效率、绿色经济指数水平与经济结构紧密相关。在多数情况下，资源环境消耗主要来自黑色工业经济，资源环境消耗与工业经济增长同步(见图15)。

近几年来，中国政府加大节能减排政策力度，资源环境水平消耗似乎有所下降。根据国家环保部《2010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数据，2009年全国工业废水排放量234.4亿吨，比上年减少3.0％。工业烟尘排放量604.4万吨，比上年减少9.9％，减少的幅度都不大，表明在中国工业经济结构和粗放增长方式下，中国资源环境并没有根本改善。

以人力资本为主的服务经济几乎没有资源环境消耗。数据表明，目前，中国273个城市经济结构总体比较落后，服务产业占GDP比重平均只有36.82％，不到美国平均水平76％的一半，这是中国资源环境效率和绿色经济水平低下的主要原因。排在绿色经济指数前10名的城市，服务产业占GDP平均值也仅为53.29％。相比之下，排在绿色经济指数最后10名的城市服务产业占GDP平均只有33.62％，二者相差18.67％(见图16)。这些绿色经济指数排名靠后的城市经济结构大多是初级农业和低级工业经济，既缺乏很高的经济效率，同时又大量消耗资源环境，这是中国落后地区资源环境消耗过大、绿色经济指数水平较低的主要原因。逻辑表明，经济结构决定发展水平和资源环境消耗水平，提升中国服务产业占GDP比重是减少资源环境消耗的根本途径，也是中国未来提高资源环境效率的基本方向。数据表明，由于世界经济危机、中国经济增长下滑，工业增长更是大幅度下滑，具有刚性的服务产业继续保持较快增长，273个城市经济结构出现好转的趋势，服务产业占GDP比重比上年平均上升了7.8％。数据表明，同期31个省市及自治区服务产业占GDP比重为41.6％，比上年38.8％上升了7.2％，这意味着服务业比重的上升和经济结构的优化改善，这些地区的资源环境效率和绿色经济指数水平将有所上升，服务产业占GDP较高的省市及自治区也排在绿色经济指数的前列(见图17)。

六、生态环境污染威胁中国

中国白色农药、白色化肥、白色农膜形成典型的白色农业。2010年中国化肥产量6619万吨，相当于粮食产量54690万吨的12.1％，化肥成为中国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主要的重要来源，正是化肥的大量使用才解决了中国的粮

食问题，白色化肥对中国农业不或缺可。同时，2010年中国生产消耗农药234万吨，人均3.5斤。中国黑色煤炭、黑色石油、黑色冶金为代表的工业生产产生大量黑色污水、黑色烟尘和黑色垃圾，形成典型的黑色工业。2010年中国生产消耗煤炭32.4亿吨、石油4.5亿吨、钢铁7.7亿,吨，全国31个省市及自治区合计工业废水排放2343858万吨，工业烟尘排放总量6043631吨，巨量污染物排放带来破坏性后果。

民间流行的顺口溜形象地反映了中国生态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的历史：“六十年代淘米洗菜，七十年代引水灌溉，八十年代水质变坏，九十年代鱼虾绝代，到了今天癌症灾害。”中国正面临一场生存危机。

1、生态全面污染破坏

白色农业、黑色工业造成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根据国家环保部《2009年环境保护公报》数据，2009年全国203条河流408个地表水断面中，Ⅰ～Ⅲ类、Ⅳ～Ⅴ类和劣V类水质的断面比例分别为57.3％、24.3％和18.4％。其中，珠江、长江水质总体良好，松花江、淮河为轻度污染，黄河、辽河为中度污染，海河为重度污染。2009年流入长江的各种有毒物质高达11489515吨，只是由于长江水流量较大，水质污染尚未出现危机。根据中国国家海洋局的报告，2009年中国污染海域面积减少，较清洁海域面积增加，近岸局部海域水质略有好转。然而，事实数据恰恰相反，中国近海已经全面污染，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见图18)。全国主要河流入海污染物总量监测结果显示，2010年由长江、珠江、黄河和闽江等入海河流排海的CODCr、油类、氨氨、磷酸盐、砷和重金属等主要污染物总量为1445万吨。其中，CODCr1357万吨，约占总量的93.9％；氨氨5.1万吨，约占0.35％；磷2.5万吨，石油76318吨，重金属36216吨，砷3725吨(见表1)。这些化学污染物增加与扩散，不但严重污染了生态环境，同时也影响了人类健康。

2、珠江三角洲全面污染

根据中国海洋局《2009年南海区海洋环境质量公报》，南海海域未达到清洁海域水质标准的面积为30750平方公里，较上年增加21.3％。其中，较清洁海域面积19870平方公里，轻度污染海域面积2 880平方公里，中度污染海域面积2780平方公里，严重污染海域面积5220平方公里。严重污染海域主要分布在珠江口以及江门、阳江和湛江等城市近岸局部水域。海水中的主要污染物为无机氮、活性磷酸盐和石油类。严重污染海域主要分布在珠江口、粤西、北部湾、南海岛，其中珠江口属严重污染海域。珠江口海域水体富营养化严重，无机氮的含量普遍超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

3、长江三角洲全面污染

根据中国国家海洋局《2009年东海区海洋环境质量公报》，中国东海区未达到清洁海域水质标准的面积为91950平方公里，其中较清的洁海域面积40120平方公里，轻度污染的海域面积1460平方公里，中度污染海域面积13800平方公里，严重污染海域面积21570平方公里。东海区超标污染物分别为无机氮、活性磷酸盐，近岸海域超标污染物还包括铅和汞。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超标站位分别占总监测站位的67.4％和55.1％，严重污染海域主要集中在射阳河口、长江口、杭州湾、舟山群岛、乐清湾等海域。铅的超标区域主要集中在海州湾、长江口和杭州湾局部海域；汞的超标区域主要集中在海州湾和长江口海域。数据表明，长江三角洲内陆地区面临同样污染。其中，太湖水质总体为劣Ⅴ类。在21个监测点位中，Ⅳ类、Ⅴ类和劣Ⅴ类水质的点位比例分别为14.3％、23.8％和61.9％，湖体处于中度富营养状态。主要污染指标为总氮和总磷。

七、中国未来绿色经济潜力巨大

篇5

关键词：适应选择论；翻译；“三维”转换；围城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7-0308-02

一、翻译适应选择论概述

翻译适应选择论是由清华大学教授胡庚申提出来的翻译理论，是关于“谁在译”的宏观理论思考。该理论将达尔文“适应/选择”学说引入翻译学研究，认为翻译中也存在大量自然界的“适应”“选择”“保留”“淘汰”等现象。该理论强调译者的中心地位，将翻译定义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翻译生态环境指的是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它所提倡的翻译原则可概括为“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原则上在翻译生态环境的不同层次、不同方面上力求多维度地适应，继而依此作出适应性的选择转换。它所认为的最佳翻译是“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翻译，所谓“整合适应选择度”，是指译者在产生译文时，对语言维、交际维、文化维等“多维度适应”的程度，和对其它翻译生态环境因素的“适应性选择”的程度。在一般情况下，某译文“多维度适应”和“适应性选择”的程度越高，它的“整合适应选择度”也就越高。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只有尽力做到“多维”的适应和至少“三维”的选择转换，才有可能作出最佳的译文。

二、语言维上适应性选择转换

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指的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它是在不同方面、不同层次上进行的，例如词汇选择、修辞风格、音韵层和结构层等等。在此，结合《围城》英译本，我们来探讨此维度上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原文（1）：辛楣笑道：“这是董斜川想出来的，他说，同跟一个先生念书的叫‘同师兄弟’，同在一个学校的叫‘同学’，同有一个情人的该叫‘同情’。”

译文：Hsin-mei said with a grill，“That’s something Tung Hsieh—ch’uan thought up. He says people who study under the same teacher are called classmates，and people who go to the same school are called schoolmates，so people who are in love with the same girl should be called lovemates.”(Kelly，J. & Mao，N.K. 2003：121)

文中的“同”字是“一起”的意思，所以，“同情”并不是指“sympathy”，而用“lovemates”一词则能十分贴切地表达此意。不光如此，英译本中三个单词的后缀“mates”和原文中三个词语的“同”字都各自形成了押韵的结构。译者在词汇和音韵层面上的选择转化体现了较高的“整合适应选择度”。

原文（2）：“告诉你罢，这是第一次，我还对你发脾气，以后我知趣不开口了，随你出去半夜三更不回来。免得讨你们的厌。”

译文：“Let me tell you something.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ve been mad at you. From now on I’ll be more discreet and keep my mouth shut even if you stay out till the small hours of the morning. That way I won’t annoy you.” (Kelly，J. & Mao，N.K. 2003：287)

“免得讨你们的厌”是中国人的表达习惯，英语中没有这样的结构表达，因此翻译成英文时不能逐字翻译。译者从整体上把握，改变了原文的词序，适当增加了词语，使得篇章紧凑，符合外国读者的语言表达习惯，在语言维的结构层面上作了适应性选择转换。

三、文化维上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文化内涵的传递和阐释。由于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在性质和内容上存在着差异，因此为避免读者从译语文化观点出发对原文意思产生曲解，译者需要适应该语言所属的整个文化系统，进行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在此，结合《围城》英译本，我们来探讨此维度上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原文（3）：你们男人坐，可以，你们这位太太坐，那不行！这是米，吃到嘴里去的。

译文：If one of you men sits there，fine，but for the lady to sit down，that’s out of question! This is rice. It goes into the mouth and is eaten. (Kelly，J. & Mao，N.K. 2003：168)

Note：To many superstitions people，a woman is considered ‘unclean’ and hence woman should not sit on any food that goes into the mouth. (Kelly，J. & Mao，N.K. 2003：369)

在中国旧社会的封建思想中，妇女被认为是“不干净”的，因此，她们不能坐在任何食物上，而男人可以。但对外国读者来说，这是他们所不了解的文化思想。因此，为了使译语文化读者能更好地理解，译者采用了直译加注释的方法，使得文化信息的交流得以顺利进行。

原文（4）：辛楣一肚皮的酒，几乎全成酸醋。

译文：The wine in Hsin-mei’s stomach turned to sour vinegar in his jealousy. (Kelly，J. & Mao，N.K. 2003：96)

中国人习惯用酸或醋来表达嫉妒的意思。如果将“酸醋”直译成sour vinegar（醋酸）的话，对英语读者来说，恐怕只能读得云里雾里，难以达到交际目的。而若把“酸醋”意译成“jealousy”（嫉妒）的话，读者虽能理解其意思，却不能欣赏到汉语中这一特殊的语言表达方式，失去了文化传递的价值。因此，只有译文中的这种二者结合的翻译才既能传递中国文化又取得良好的交际效果。

四、交际维上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交际意图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它要求译者除语言信息的转换和文化内涵的转换之外，把选择转换的侧重点放在交际的层面上，关注原文中的交际意图是否在译文中得以体现。在此，结合《围城》英译本，我们来探讨此维度上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原文（5）：女人涂脂抹粉的脸，经不起酒饭整出来的汗气，和咬嚼运动的震掀，不免像黄梅时节的墙壁。

译文：The women’s rouged and powdered faces，unable to withstand the perspiration steamed out by the food and wine and the vibrations from the exercise of chewing，resembled the walls during the rainy season.

“黄梅时节”是中国人很熟悉的一种地方天气特征。在中国淮河、长江流域一带春末夏初正是梅子黄熟季节，此时这一带多阴雨天气，空气潮湿，衣物等容易发霉，所以人们将这一时期称为黄梅时节。若在翻译中对其加以注释的话，反而显得啰嗦。或者按字面将其直译成 “plum season”,读者也不知所云的。但译者直接将其简化为通俗易懂的语言，就使读者易于理解，达到了交际的目的。

五、结论

通过对《围城》英译本的分析，可知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进行“三维”适应性选择转换，但是这种转换不是各自孤立的，而是各维度各因素综合考虑的，因为在具体翻译中，语言的、文化的、交际的等等因素往往相互交织，互联互动，很难截然分开的。只有提高译文的“整合适应选择度”，才能提高译文的质量，这同时也恰恰体现了翻译适应选择论“译者为中心”的核心理念。

参考文献：

［1］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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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江苏 无锡 214028）

摘　要：如何降低物流成本是许多企业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在企业不断地寻求更好的解决途径时，物流外包的出现为企业提供了有效的方法。本文以无锡DN微电子有限公司为例，分析企业选择物流外包的对策和作用。

关键词 ：物流外包；选择策略

中图分类号：F27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772（2014）25-0107-02

目前，我国制造企业物流业务选择已成为企业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之一。从现有物流运行的情况来看，越来越多的企业关注并青睐于选择专业性很强的第三方物流公司承包企业的物流工作。物流外包已成为制造企业降低物流成本、提高物流流通速度的首选。

一、企业物流外包的现状

物流外包是企业通过合同的方式将其物流业务委托给专业的物流公司（3PL）来运作，目的是企业为了集中资源、节省管理费用，增强核心竞争能力。据智研数据研究中心调查显示，2005年，全球物流市场（合同物流）总规模为7200亿欧元，到2010年已达8600亿欧元，年均增长7%以上，高于同期全球GDP增幅。其中外包合同物流的市场规模由2005年的1730亿欧元增加到2010年的2500亿欧元，外包比例由24%增长到29%。另据欧洲发达国家的统计调查显示，欧洲目前使用第三方物流服务的比例为76%，美国约为58%，且其需求仍在增长；欧洲24%和美国33%的非第三方物流服务用户正在考虑使用物流业务外包。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正在将更多的业务转向中国，并试图通过外包方式来降低供应链成本，而国内企业面临更为严峻的竞争挑战想方设法降低成本、提高核心竞争力也将大大地增加对物流外包的需求。越来越多的制造企业已经接受或开始选择物流业务外包服务，认识到物流外包对于企业发展的重要性。

二、企业实施物流外包的对策

无锡DN微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DN”公司）是一家生产二极体、晶片的半导体器件零配件的企业。该企业通过采用物流业务外包方式，大大压缩了物流成本费用，把节省的费用更大限度地用于新产品研发，以增强企业在电子半导体器件行业中的竞争力。该企业采用物流外包还能使企业的风险性得到分散，企业只负责把货物包装后直接交物流外包单位，而不必花费较多的精力在物流配送上，也减少了企业对物流配送的管理。

（一）精选最佳物流外包供应商

随着物流业日新月异的发展，制造企业大部分都会选择一家或多家优秀的物流外包公司为自己服务。虽说物流是企业的辅助工具，但也是企业发展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优秀的物流服务会给客户留下好的印象。

DN公司根据客户的地区、需求和费用选择合适的物流外包公司，从而达到及时、方便、成本低的效果。在选择过程中，不仅比较成本费用，还要考察物流外包公司在运输航线取得的价位是否最优惠，其仓库驻地是否在保税区内，公司整个物流设备硬件是否齐全，物流操作员是否专业，能否提供及时的信息和数据。在此基础上就相关事宜签署合同，明确双方权责。当然DN公司在选择物流外包企业时，不单一地确认一家物流外包公司，而是备选相当资质和能力的第二家物流外包单位作为后备军。这样可以防止因为某一家物流公司的原因导致企业整个物流链断裂的情况。

（二）建立有效的考核评估机制

企业物流业务外包以后，需要对其进行全面考核。DN企业建立等级制的考核标准。按物流外包公司得分比率确定不同等级，得分比率在96-100%为优等，86-95%为甲等，71-85%为乙等，61-70%为丙等，60%以下为丁等。

只有物流外包公司经评估等级在乙级及以上者方能列入合格备被选名单。如对某物流外包公司的评估为丙级，则需提交改进报告于一个月内改善完毕，由企业和客户的反馈信息来确认该公司的改善措施是否有效。如在预评估该物流外包公司等级为丁级者，则直接取消其合作机会。

以DN公司2012年8月份对某物流外包公司的考核评估为例。考核评估的项目分别是交货准时率、包装破损率、货物丢失率、信息反馈率等四项。某物流公司的考核得分情况是：交货准时率为86%，包装破损率为95%、货物丢失率为0%、信息反馈率为98%，综合得分比率为92%，评为甲等，企业下月可以继续与其合作。（在考核评估中也同时注明影响考核的因素，如交货准时率为86%是因为8月份受台风原因，部分货轮无法按时出港，导致货物延期到达。）通过每月的考核不断完善了物流外包服务质量。

为更好地与物流外包公司保持良好的合作，每年度企业还可以根据物流公司的客户服务满意度评定优秀物流外包公司，对评出优秀物流外包公司以奖牌、e-mail等方式给予表扬，进一步增进双方合作友谊。

（三）采用先进的现代信息技术

DN公司与物流外包公司合作大部分的信息是采用网络传输的方式。企业只需把要报关的相关信息通过网络传送给物流公司，物流公司通过网络收取这些信息后转至海关报关，并安排取件员取件。如：FEDEX以前用手写填运单，现在采用网络传输信息的方式，只要把当天需要出货的信息填写在FEDEX的专门系统内，就可以自动生成运单号码，到时就有取件员过来取货，避免了以前电话联系的现象，也减少了整个运转时间。

三、物流业务外包对公司发展的作用

1、降低运营成本

企业在采取自营物流方式时，物流成本比采取物流外包要高出很多。这也是制造企业在核算成本后积极采取物流外包的原因。

企业的自营物流运作成本一般包括：运输成本（主要是从事货物运输业务的人员成本、运输工具燃料成本、维护成本以及各种管理费用等）、仓储成本（主要是仓储管理人员的费用、保管费、仓储设备的折旧费、修理费、仓储损失及其他管理费用等）、包装成本（主要是包装人员人工成本、包装材料成本、机械成本、技术成本以及包装标记设计、印刷等辅助费用）、装卸搬运成本（包括装卸搬运人员费用，装卸搬运设备费用、维修保养费用等）、流通加工成本、物流信息成本（包括物流信息系统的硬件费用、软件费用、维护费用以及信息人员费用）和物流管理成本（具体包括管理人员工资、津贴、福利等，办公费、会议费、出差费、设备折旧费以及税金等）。

企业采用物流外包方式，只需支付运费和杂费等，其物流成本仅为自营物流成本的60%-70%，极大地节省了费用开支。

2、加速商品流通

物流外包不仅可以减少企业运输、仓储、包装成本以及自建或租用仓库等费用，更重要的是企业生产的商品不会积压在仓库，造成库存严重、占用空间的现象。DN公司的原材料以及成品进出全部采用物流外包方式，当接到客户订单时，企业立即通知原材料供应商供货，原材料到厂后立即对原材料进行质量测试，检测合格后投入生产线生产。加工完的成品质检通过后，通知物流公司安排出货、运输、报关，整个过程企业几乎没有仓储环节，节省了人力、物力、财力，加快了商品的循环。

3、提高竞争优势

企业的良性发展需要内部各个部门的通力合作和齐头并进，如果企业生产、营销能力很强，但其自营的物流系统相对“短板”，那么企业唯一的出路就是采用物流业务外包，优选专业化的物流供应商。通过物流外包，企业把非特长的经营活动交给专业公司完成，使企业的运作方式在空间上是顺序的，在时间上却是并行的，提高了企业的反应速度，有利于形成先动优势，增强竞争能力。

参考文献：

[1] 王淑云、孟祥茹.物流外包与管理[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4-5.

[2] 姚建风.企业物流外包的风险及其应对策略[J].物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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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从浩，中南民族大学学院副教授，教育学博士。（武汉/4

>> 数据依赖约束下的任务调度资源选择算法 审视现代大学分层现象:基于资源诉求的大学行为分析 现代大学制度下的教师教学行为失范问题研究 繁荣社会主义文化视域下的大学行为文化建设研究 艺术教师课堂教学行为的选择 大学英语教师的课堂教学行为探究 新课程理念下的教学行为转变 新课程理念下教师教学行为的改变 多元智力理论下物理教学行为的探讨 新课程改革下的教师教学行为 新课程下教师的教学行为浅识 新课程下教师教学行为的转变 浅谈教师在新课程下的教学行为 新课程理念下教师教学行为的转变 谈新形势下的教师教学行为 整合环境下改进教学行为的策略探究 新课程理念下的无效教学行为 新课改背景下的教学行为反思 对新课改背景下某些教学行为的反思 课改理念下的教学行为反思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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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择就业岗位期望值不要过高

选择就业岗位的期望值是指一个大学毕业生要获得的职业岗位对其在物质和精神生活上的需求满足程度，比如经济待遇、工作环境以及个人优势的施展等等。一个人的择业理想能否实现，除了个人素质、专业、社会需求、机遇等条件外，主要决定于自己对择业的期望值。如何把握好择业的期望值，就成为关系到大学生的择业理想能否实现的关键。正确地把握期望值，必须注意几种心理：

1.图名心理。由于虚荣心的原因，一些毕业生选择职业时不顾客观条件的限制，只想找一份让周围人们羡慕的职业，至于是否适合自己，能否发挥自己的特长都没有考虑。其结果有二：一是无法胜任工作，二是工作平平淡淡。所以单纯追求“名望高，名誉好”单位的心理是不正确的。

2.图乐心理。优越的待遇与条件对大学生具有很大的诱惑力，同时也是最容易使毕业生导致择业不成功的误区之一。随着科学的进步，社会经济的发展，一种职业的社会声望越来越多的与经济收系在一起，这一现实反映在大学生就业的心理上就是好的单位，特别是收入较可观的外企，目前已成为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热点，这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你到好的单位就业，其岗位能否胜任，能否发挥其特长，如何进入就业角色，实现自己的职业理想，还在未知之列。所以只图经济条件好、环境好、收入可观的心理也是不现实的。

3.图安逸的心理。所谓安逸心理是指在选择职业时从职业的稳定性出发而选择那些各方面相对稳定的单位，这种心理常常体现在受传统文化影响较大的求职者身上，例如选择机关高校、科研单位的人，这种心理是害怕艰苦，不愿到生产一线与艰苦的地方就业，这也是导致毕业生择业出现偏差的重要原因之一。有耕耘，才有收获，不付出辛勤的劳动，便无法得到收获。事实上，即使在环境较好的岗位上，只图安逸也是行不通的，因为任何一个单位的良好的办公与生活条件，都来自良好的经济效益，而单位的经济效益又来自全体职工的辛勤劳动，图安乐的心理是错误的。大学生毕业在选择就业岗位时正确把握期望值是成功的关键，山东省贸易职工大学的毕业生普遍受到用人单位的好评，2008年，餐旅管理系、机电技术系、经营管理系毕业生全部落实了工作岗位，就是正确把握期望值的结果。

二、注重个人优势的发挥

一个毕业生在选择就业岗位时，应综合个人的素质情况，根据自身的优势选择岗位，有利于在就业岗位上更好地完成工作，有利于尽快地打开工作局面。选择就业岗位之所以注重个人优势的发挥是因为：

1.有利于创造性的工作。毕业生对一项工作有兴趣，就会自行投入较大的精力，甚至全部精力，就容易克服工作中的困难，成就一项事业。随着工作时间的延续，有了工作经验和工作能力，加上个人刻苦努力钻研，就可能产生创造性的发现或发明。要客观地认识自己，充分发挥个人优势，避个人短处。首先要发挥专业优势。大学毕业生经过大学阶段的学习，不仅具有较扎实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技能，还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近几年的高职高专毕业生在实际操作、动手能力方面已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因此在选择就业岗位时，大学毕业生一定要从所学专业特点出发，争取做到专业基本对口，这样，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特长，在就业岗位上发挥自己的优势。山东省贸易职工大学餐旅系毕业生全部选择了酒店管理岗位，机电技术系毕业生大多选择了日照钢铁厂和江苏沙钢集团，由于专业对口，为今后创造性的工作创造了条件。如果专业不对口，学非所用，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要想创造性的工作是有困难的。其次要发挥能力优势。大学毕业生由于个人性格不同，同一专业的毕业生能力就产生了差异。根据不同性格、不同能力选择就业岗位，是充分发挥个人优势的最佳体现。在大学毕业生中，有的语言表达能力较强，善于讲演，适应教学、宣传工作；有的不善言语，但研究能力较强，适应科研工作；有的文字表达及写作能力较强，适应从事文秘，编辑等工作。根据自己的性格及能力选择工作岗位，既是胜任工作的需要，也是发挥个人优势及最大潜能的需要。

2.有利于毕业生自身的发展。对于大学毕业生来讲，任何一项工作都是实实在在的实践活动，而实践的好坏与毕业生个人素质有着直接的关系。一个单位，同样的条件，全体职工素质较高，其发展就会快一些，反之就会慢一些。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一个人的主观体验感到满意时，就会情绪饱满，信心充足，反之就会情绪低落，信心不足，意志消沉。因此，一个毕业生从事的工作岗位正是其特长和优势所在，就会比其他人更容易完成本职工作，就会受到同事及领导的肯定，从而激励其更加努力完成工作任务，在完成工作任务的同时，既提高技术能力水平，又从中感到价值实现的意义，从而不断提高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自身素质的提高。

三、主动搜集人才供求信息

大学毕业生选择就业岗位，就要主动搜集人才供求信息，哪些单位的岗位需要人才，什么类型的大学毕业生受用人单位的欢迎等等。

1.用人单位欢迎的毕业生。从近几年毕业生就业情况看，下列几种类型的毕业生最受欢迎：一是思想政治素质较高的毕业生，如省级优秀毕业生、毕业生中的党员、学校学生会成员、学生班干部、学生团干部等等；二是有事业心和责任感的大学毕业生。企业需要的大学毕业生不仅要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要求毕业生有与企业共甘苦、同患难的企业精神。具有较强的事业心与责任感，一心一意干事业，是目前用人单位对大学毕业生的基本要求；三是有吃苦精神的毕业生，企业要发展，就需要能吃苦、踏踏实实干工作的毕业生；四是基础扎实，知识面宽，外语水平较高的毕业生。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企业对毕业生的外语水平有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是非外语专业的毕业生；五是懂专业、会管理的毕业生。这是因为大学毕业生适应能力强，适应工作快，发挥作用明显。可见，主动搜集人才需求信息，有的放矢地选择工作岗位有着重要意义。

2.主动参与职业岗位竞争。目前，竞争机制已经渗透社会的各领域和人生的整个过程。国与国之间有竞争，同行业之间有竞争，竞争冲击着人们的事业和生活。作为大学毕业生一定要强化竞争意识，在正确自我评价的基础上，充分相信自己的实力，敢于通过竞争达到理想的目标。同时要正确对待挫折，在竞争中没有获得理想的目标，也不要丧失信心，要从中找出没有成功的原因，调整好目标，争取新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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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策工具；选择；收益；群体行为

中图分类号：G301 文献标识码：A DOI： 10.3969/j.issn1003-8256.2013.03.004

政策正在日益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最大外生变量。任何政策的制定都关涉两个系统层面的基本问题：表层系统，指涉了国家目标与资源配置模式；深层系统，指涉了价值分配与群体认同。国家目标的实现，需要政策能够提供有效的激励机制：正向激励（鼓励）与反向激励（惩罚）。在这个基础上，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以及社会认同度的最大化。政策的价值内涵提供了社会的黏合剂，通过特定价值系统规训群体行为。一项好的政策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实现这些政策目标。仅就科技界而言，中国科技的诸项指标如投入、产出、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等指标，已经位于世界前列，早已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科技大国，但还不是科技强国，造成这种局面的众多原因还有待梳理，但与主要发达国家的差距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科技政策质量不高。影响科技政策质量的因素很多，抛开其他因素不谈，仅从政策工具的选择与群体心理的角度，就可以发现一些影响科技政策质量而又长期被忽视的深层次问题。

1 政策工具的界定与梳理

一提到工具，我们通常会想到那些有形的器具，利用它们可以帮助我们有效地实现某些个人目的。但是，还有另一类无形的工具，它是以制度、规则等概念化形式存在的工具，这类工具通常是实现群体目标的有效手段，比如我们熟悉的科研系统中的奖励制度就是这类工具。所谓的政策工具，按照美国政策专家迈克尔·豪利特的观点就是：政府赖以推行政策的手段。通俗地说，任何政策的运行都需要一些工具来传达，这种工具就被称作政策工具。据已有资料介绍，最早尝试将政策工具进行分类的工作是由20世纪60年代的德国经济学家基尔申和他的同事们开展研究的。“基尔申调查研究了是否存在一整套贯彻经济政策的手段，这些手段可以引导适宜的政策结果。为此，基尔申得出了64种类型的政策手段，但没有系统地阐明这些手段，也没有建立关于政策手段的起源或其影响的理论体系。”[1] 基尔申的工作是开创性的，但是，他关于政策工具的分类标准比较混乱，有些分类根本用不着。政策工具，就其本质而言，旨在通过某种方式和手段，解决某一特定社会领域中的问题，以便有效地对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施加积极影响。政策工具不仅仅是传达政策内容的一种手段，而且起到把目标与结果连接起来的桥梁作用。政策工具的分类方式多种多样，考虑到与政策受众的群体心理反应的关系，我们根据政策工具所暗含的强制性程度作为分类的标准，这种分类模式是由加拿大公共政策学者 Howlett 和 Ramesh 1995年提出来的，他们将政策工具分为自愿性工具、强制性工具和混合型工具三类。这种分类形式对于我们了解政策受众的群体心理行为很有帮助。由于中国是一个长期奉行计划经济的国家，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治理惰性，过分迷恋权力的强制性，导致我们的政策工具选择模式从骨子里喜欢采用强制性的力量，因而为了实现国家目标，很少考虑受众的心理感受；相反，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社会，其政策工具选择大多倾向于选择自愿性与混合型的工具模式，希望通过市场机制，实现人、财、物的最优配置，以及价值观的潜移默化的输入，给予政策受众充分的选择自由，从而实现国家的目标。两种体制下的政策工具选择模式与相应的群体心理反应，决定了两种选择模式带来的政策效率损失问题。因此，揭示政策工具选择模式、成本与收益的社会分配，以及由此而来的政策受众心理与行为之间的内在机制，恰恰是提高政策质量的关键举措。

2 政策工具的选择与成本收益的计算

任何一项政策的运行都需要选择相应的政策工具，而不同政策工具的选择运用对于政策质量产生两个方面的影响：首先，政策的成本—收益的社会分配问题；其次，政策受众的群体心理与行为模式的塑造。关于政策被受众接受的成本收益问题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借鉴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加里·贝克尔（Gary Stanley Becker，1930-）的一个思路，即行为准则影响偏好的分析模型，即“U=U（X，N，Y），其中，U为下层阶级成员的效用函数；X为参加礼拜可获得的私人商品，N为参加礼拜时所创建的规则，Y为别的商品。”[2]把贝克尔的说法简化就是：只有在能够获得额外收益时，我们才准备接受一项准则，毕竟接受一项政策对于个体而言意味着效用的变化。政策制定本身就是多种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对于制定者而言希望付出越少越好，而政策受众则希望通过接受一项政策，收益越多越好。用公式表示就是S（N）-C（N）≥0（其中，S（N）为每个政策受众接受一项政策的收益，而C（N）则代表接受一项政策带来的损失）。由此可知，在一个民主机制比较健全的国家，一项政策被接受的临界均衡点是收益与成本相等。由此可假定政府推行一项政策的总体收益G（N）≥【S（N）+K（N）】L（其中，S（N）为接受一项政策个体的收益，K（N）表示向每个政策受众传达政策N的成本，L代表政策受众的人数）。由此可知，任何政府在骨子里都希望以最低的成本贯彻自己的政策，这种心态在不同的社会里借用不同的政策工具会有完全不同的表达方式。但政府的底线是政策的运行带来的收益至少与成本持平，否则一项政策也没有必要出台，政治人在政治市场中同样追求利益最大化。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把三种政策工具在成熟的市场经济社会中各自指涉的成本与收益的社会分布进行一些简单的拓展。对于自愿性政策工具而言，政策受众接受一项政策的收益最高，用公式表示就是S（N）≥C（N），政府让渡了自己的一部分利益；混合型政策工具，由于采取了自愿与强制的折中，政策受众的收益与政府推广成本接近持平；而强制性政策工具，则是政策受众收益最小，成本最高，政府则正好相反，其收益最高。按照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的解释：“当上层阶级使用强制手段时，其他阶级成员的处境可能会恶化，因为上层阶级没有‘购买’这些会产生负面效应的行为准则。强制手段的使用节约了上层阶级必须用于购买下层阶级同意的资源。但是，由于获得并使用这种权力去强迫其他阶级参加学校的课程以及其他活动同样是高成本的，所以对于上层阶级而言，为了让其他阶级遵守这些特定的准则，采取购买的方式也许要比采取强迫的方式更加便宜。”[3]

政策作为制度的产品，它的运行与政治架构有直接关系。由于我国长期奉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的最大特点就是迷信理性建构主义。按照经济学家哈耶克的说法就是：理性的自负。这种制度架构的先天缺陷，导致政府习惯于采用强制性政策工具，从而剥夺了政策受众接受规则时的收益与效用。时至今日，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也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其深层原因也正在于此。

3 政策工具的选择与群体行为的塑造

不同的政策工具选择对于政策目标的实现具有不同的收益率。经济学家布莱恩·史盖姆斯认为：“如果一个策略的收益可以用达尔文适合度（即后代的平均数）来衡量，那么博弈是在决策者自己的动态中进行的。假设U（A）为策略A的平均适合度，U为群体的平均适合度，那么它们之间的比率是进行判断的决定性数量，即U（A）/U。假设策略A的平均适合度大于群体的平均适合度，那么选择策略A的群体比例上升。如果A的平均适合度小于群体的平均适合度，那么选择策略A的群体比例下降。”[4]在这样的思路下，史盖姆斯分析了博弈规则的动态演化模式，其实很好理解，即我们每次的选择要尽量保证超过平均收益率，否则这种选择会被淘汰的。对于政策工具的选择，同样遵循这种潜在的博弈规则。如果一种政策工具总是使政策受众的收益低于制定者的收益，那么这种政策工具迟早会被淘汰，即便短期内无法取消这种工具，也会由于受众的强烈抵制，导致此项工具的运行成本快速上升，或者波及到对政策内容的抵制与认同度的降低，从而这部分成本或者损失会冲减掉该项工具所带来的收益。如果推广成本为大于该工具的收益，那么这种工具就会被放弃，对于博弈双方来说这种选择都是不划算的。这是政策工具选择的硬性约束条件。从社会心理角度来看，工具选择不当其后果影响也是很复杂的。按照美国组织行为学家弗雷德·卢森斯（Fred Luthans，1939-）的沮丧模型（The frustration model）观点：“在一个人接近欲求目标时动机驱动被阻止，这时就会出现沮丧情绪。对于个人而言，沮丧激发了各种防御机制。在一个光滑连续的需要-驱动-目标循环中，就会出现如下群体心理反应：需求（不足）——驱动（方向不明确）——障碍（明显的与隐藏的）——出现沮丧（沮丧有四种防卫机制：1侵略性、2撤出、3固着、4妥协）——目标（刺激：驱动力的下降和不足的满足程度）。有些沮丧实际上会转变成真实的组织成本。”[5]从卢森斯的观点出发，我们需要分析沮丧出现时的四种表现形式与工具选择模式之间的关系：当政策工具与受众的认同处于完全对立状态时，此时就会出现侵略，即个体依据自身条件从多个角度攻击工具，并抵制政策内容。生活中常见的“拆迁现象”就充满侵略性，受众经常会采取各种极端的抵制措施；当个体感觉自己无力抵抗时会采取相对温和的撤出行为来避免激烈冲突，以示抵制，比如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下底层民众的“超生游击队”现象以及精英到海外生孩子，都属于温和的撤出型；而固着（fixation）状态可以理解为固执，这是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方式，是一种内在的反抗，比如对于不喜欢的政策工具采取我行我素的做法。毕竟这三种防御机制对于个体来讲成本太多，因而日常生活中我们常见的情况是妥协。所谓的妥协，就是一种被动的部分接受，其余的部分仍然按照固着方式行事。由于沮丧导致的多种形式的反抗，在造成政策效率损失的背景下，也敲响了改革的钟声，它对于政策工具选择模式的改变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正如美国社会学家彼得·布劳所认为的：“反抗是一种再生性的社会力量。它起着一种反对制度性僵化的抵消力量的作用，并且对社会变化和再组织起着一种催化剂的作用。”[6]其实，这里还需要考虑另一个问题，即抛开群体心理状态层面不谈，沮丧情绪也会给个体在做决定时带来严重的心理成本问题。哈佛大学的女社会心理学家詹妮弗·S·勒纳（Jennifer S.Lerner）把这种现象叫做“短视的痛苦”（myopic misery），她认为忧伤（sadness）会给决策者带来两种问题：“首先，忧伤会改变个体财务选择后果，导致个体更喜欢选择当下的回报，即便这种回报比长期回报明显少。和正常状态相比，忧伤者增加了对未来的贴现率；其次，忧伤加剧了个体的不耐烦性情。基于此，忧伤使人更容易处于短视状态，因而 愿意放弃较大的未来收益以获得当下的满足。”[7]其实，这种由忧伤带来短视的痛苦，更是加剧了个体判断的扭曲，从而导致对未来的主动放弃，在这种心态下政策工具的运行效率大为降低，甚至有可能使政策工具长期锁定在无效率状态。

基于上述考虑以及目前的研究结果，可以清晰看到：强制性政策工具的运行成本是最高的，它遭遇的阻力也最大，政策内容受到的影响最多。因为为了实现既定政策目标，需要附加诸多的强制性辅助条件，如执法机构与人员设置，这些都是需要花费成本的。工具的强制力越强，则花费的成本也越高，这势必造成政策的收益随着工具成本的增加而递减；反之，政策工具的强制力越弱，比如自愿性工具，那么工具成本就比较低，如果政策目标运行顺畅，那么政策总体收益也就比较大。现在的问题是，政策受众的心理反应直接决定了政策工具的选择与收益的分配模式，换言之，如果政策目标与政策受众的心理偏好一致，那么工具的选择倾向于非强制性的，这种选择让政策收益与社会福祉都得以提高。如果政策目标与政策受众的心理偏好严重不一致，那么，政策运行就会遇到很大的阻力，此时，政府就会倾向于选择强制性政策工具，从而导致政策总收益和社会福祉快速降低。这里的边界条件是：当政策收益与政策运行成本相等的时候，政策运行就处于停滞或者完全失灵状态，我们把这条边界线称作政策收益止损线。为了防止出现政策失灵现象，政府将仔细选择适当的政策工具，以此避免产生群体的沮丧情绪以及高抵触状态下的政策运行成本，尽量保持政策收益的最大化。促成政策工具选择的最大外部驱动因素是：政策制定者的利益与政策受众的利益的比较。制定者当然希望通过政策工具的选择，尽量压低政策内容的赎买成本，实现利益的最大化。然而这种最大化会遇到强大的阻力，从而在政策制定者与政策受众之间很难达成平衡。它的潜在危害是这种以牺牲政府公信力与信誉为代价的短期收益长此以往会危及到政府的政治合法性根基。究其原因，这是由于特定群体心理偏好不一致造成的。关于一个特定社会背景下的群体心理偏好的状况，可以分为三种情况：其一，群体心理偏好高度同质化；其二，群体心理偏好高度异质化；第三，群体心理偏好处于离散状态。众所周知，群体心理偏好的形成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各种因素通过文化的黏合剂，发生互动作用缓慢形成的结果，一旦形成就具有比较强的稳定性。当一个社会处于高度同质化的背景下，标度社会质量的公平与正义原则得到很好体现的时候，群体心理偏好趋于高度一致，政策工具的选择倾向于自愿模式为主。如果社会公平与正义程度较低，贫富差距较大（可以用基尼系数来衡量），那么这时社会的心理偏好就是高度异质化的，此时，政策工具的选择倾向于以强制性为主，以此保证政策制定者的收益最大化；当社会群体心理偏好处于高度离散的状态下，社会共识比较少，混合型政策工具可以保证政策收益最大化。中国社会是一个以儒家文化为主的社会，在核心价值与规范层次上，具有高度趋同的特性，但是在制度层面由于缺少必要的公平与正义原则为社会秩序护航，导致社会贫富差距加大，社会群体在物质层面又处于分裂状态，从而又有高度异质性的特点。结合这两种从物质到精神层面的心理矛盾来看，中国社会的政策工具选择应该偏向于混合型工具。根据已有的研究可知，现行的三种政策工具模式下，强制性政策工具的运行成本最高，自愿性工具运行成本最低，混合型居中。因此，未来政策工具的选择目标还是应该向自愿性政策工具为主的方向靠拢，这也是当下降低日趋紧张的社会矛盾的一种方式。

现在的问题是，不同的政策工具选择模式，会给群体的心理带来怎样的变化？换言之，当某一种政策工具开始运行时会产生怎样的群体心理反应？这是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问题。在分析政策工具与群体心理反应之前，需要明确，政策质量对于整个社会发展意义重大。按照经济学家帕伦特的说法：“最大化产出不仅仅取决于给定的技术约束，而且取决于有关技术应用的政策约束。虽然各国拥有相同的技术水平，但各国的总生产函数会因政策差异而不同。因此，在我们的理论框架中，政策会影响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主要通过对技术是否可用以及如何应用的问题强加或者引致约束而实现。”[8] 然而，政策质量本身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简言之，可以分为两部分内容，即政策内容与政策传递模式。高质量政策在宏观上的表现就是通过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促成社会收益与福祉最大化，这种政策的价值目标要通过适当的政策工具传递，从而达到在群体心理层面上的认同与降低抵制情绪，这样政策的目标才能实现。政策作为一种利益分配原则，它必须在两个维度上体现作为正义的公平原则，即物质层面的公平与精神层面的公正（个人尊严的实现）。按照政治学家詹姆斯·马奇的观点：“决策过程中的象征性手段还承担着更深远的社会愿景。理性选择是现代意识形态中的核心理念，政治制度是为这种生活愿景所需而存在的。……决策仪式带给参与者很容易接受的对社会安排的美好感觉。他们赋予常规事件以关于事物本质的信念。”[9] 政策作为制度的产品，它必须体现政策受众对公平与尊严的诉求。如果一项政策，在内容与传递手段上都与受众的心理偏好严重背离，甚至根本不考虑受众的感受，那么，政策自出台之日起便已经处于被抵制与效率损失阶段。英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威尔金森认为：“物质不平等是实现广泛的人类和谐和全人类友谊的障碍。不平等具有分裂作用，极小的差异甚至可能造成重大的不同。……不平等程度和信任水平的变化都在同步发展。不信任与不平等之间相互促进。正如托克维尔所说，人们与非同一阶层的人共鸣减少，物质的差异使人们在社会中发生分裂。”[10] 其实这里涉及到一个隐藏的公正链条：即公平导致信任，信任催生认同，而认同则是心理偏好的整体反应。对于功利主义盛行的中国而言，除了要通过恰当的制度安排保证利益分配的公平之外，也许更为困难的问题是，政策的价值与意义框架如何与政策受众的价值观与意义系统相契合，这是一个政策工具需要解决的深层次问题，也是我国在政策工具选择中很少考虑到的维度。只有拥有相同的价值与意义系统，政策传递的心理阻力才会降为最小。

最后还要谈谈政策工具在运行过程中所遭遇到的政策受众的盲从现象。由于政策受众大多是普通人，很多人并不具备专门的政策制定知识、以及对政策内容的准确解读能力，这就导致他们经常会受到权威或谣言的误导，而呈现出大范围的盲从现象。按照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的研究，个体行为的选择受三个要素影响：“不单只是特质和情境，系统也必须纳入到复杂行为模式的考虑之中……有权设定这些界限的权力精英，通常就在玻璃帷幕之后规划许多‘我们’日常生活的情境，人们就在他们打造的社会结构下日复一日地生活。这些权势精英所处的社会地位，让他们得以轻易胜过我们任何人，他们可以决定许多重要议题并且产生重大结果。只是，他们关键性的地位，远比他们属下的决策更有巨大的影响力，错误的行动，远远比错误决策更严重。”[11] 由此，就出现了津巴多所谓的“路西法效应”（the lucifer effect），即好人变成了恶魔的演变路径。在个体行为转变的三要素中，情境与系统的力量要比个体特质更为重要。受众对于政策工具选择过程中出现的抵制与顺从反应，体现了多种心理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可以把这种情形分为两类：其一，源于自身的无知与担心利益受损造成的对政策工具的抵制；其二，迫于情景与系统的压力所产生的顺从与从众行为。关于第一种情况比较好理解，不再赘述。困难的是第二种情况，即顺从与从众行为。所谓顺从一定与权威有关系，按照美国心理学家戴尔·米勒的观点：“顺从就是这样一种将个人行为与政治目的相联系的心理机制。它具有将人与权威系统连在一起的基本倾向。”[12] 顺从作为个体的根深蒂固的心理习惯，本身无好坏之分，区别在于所顺从的对象。对于邪恶的顺从酿成了人类历史上的诸多惨剧。由于顺从心理与权威机制的密切联系，在当代这种顺从心理会带来很多问题。如果我们承认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的说法是正确的，那么维系当代社会运行的两套权威机制就是：专家系统与象征标志。因此，对于专家的盲从与对机构的盲信或敌意，都会影响政策工具的运行质量。我们常见的各类专家解读政策，无非是通过利用其权威身份来传递政策内容，并降低公众对于政策工具的抵触与误解。由于专家观点本身的客观性无法得到有效保证，现在权威机制的声誉在公众面前几近崩溃。作为象征标志的制度机构的公信力也在快速下降，导致促成顺从的渠道变窄，当下仅剩下惩罚与威胁。这种变化对于政策工具的选择来说是不利的。如果说顺从在心理上多少还是有些被动的话，那么从众则是个体的比较主动的选择。从众心理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当个人信念与群体信念相违背或冲突时，因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或受到群体压力时，而迫使自己的行为和认知与群体保持趋同的一种社会心理现象。之所以会出现从众现象，据心理学家的研究显示：“多数人对那些表达偏常看法的人的反映，通常会有两个阶段。一开始，多数人都会试着说服偏常者改变其做事的方式或抱持的信念。如果这一尝试不起作用，多数人都会认为其想法是不现实的而将其排斥在外，或是惩罚他们。”[13] 人是社会性动物，害怕被群体孤立或者隔离，所以从众心理是很难克服的。再加上我国政策制定过程的高度不透明性，导致政策利益的分割是不透明的。如果政策的制定是根据多项议案选择而来的话，那么根据策略性投票与简单多数性原则，中位者最偏爱的政策总能成为均衡的结果。如果两个政策议案Pa与 Pb都不是端点政策（即Pmin与Pmax）而是内点政策，那么“每个投票者从Pa与Pb中选择其偏爱政策的行为就是理性的策略反应。获得多数投票者支持的政策成为最终的胜者。”[14] 长久以来，我们的政策太多偏向于利益集团，已经成为实际的端点政策，而端点政策大多喜欢依靠强制性工具来保证预期收益，这样一来，公众的利益很少得到补偿，不满情绪早已显现。为了争取利益分配的均衡化，群体抗争的意向就渐趋强烈。在群体心目中就无法容忍某些未来利益的搭便车者，即不参与群体的抗争，也无权享受群体努力的收益。由此，就加剧了整个社会的从众心理。另外，从众心理也是集体无意识的一种表现，它可以克服个体的渺小感与无力感。在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看来，群体不善推理，却急于采取行动。道理很简单，“在集体心理中，个人的才智被消弱了，从而他们的个性也被消弱了。异质性被同质性所吞没，无意识的品质占了上风。”[15] 另外，以乌合之众形式呈现的从众心理，增加了个体的力量感与方向感。这也是长期处于被遮蔽状态的大众一直渴望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政策工具的不当选择，恰恰是群体从乌合之众演变到狂热分子的导火索。在从众背景下，政策质量与后果很难得到真正的控制与纠偏。

4 结 语

研究表明，从众率与群体的规模成正比，影响源群体增大迫使从众压力增大，导致更多的从众现象。如果政策制定过程中存在高度的信息不对称，导致信息拥有量处于劣势地位的个人为了避免被群体孤立带来的恐惧感，将趋从于处于优势地位的个人或群体。也许更为基本的原因是，如果政策工具的选择从起点处就缺少基于公平的利益与价值的分享意愿，那么在强大的群体行为扭曲的压力下，政策运行会出现严重的困难，甚至出现政策失灵现象。

参考文献：

[1] 迈克尔·豪利特、M.米拉什.公共政策研究：政策循环与政策子系统【M】..庞诗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142.

[2] [3] 加里·贝克尔.口味的经济学分析【M】.李杰、王晓刚译.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297、299.

[4] 布莱恩·史盖姆斯.社会契约演化论【M】.申海波、杨培雷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2.63.

[5] Fred Luthans.（1995）Organizational Behavior.7th ed. McGraw-Hill， Inc New York，.270-272.

[6] 彼得·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M】.孙菲、张黎勤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356..

[7] Jennifer S.Lerner，Ye LI，Elke U.Weber.（2013） The Financial Costs of Sadness.Psychological Science，Vol.24.No 1，7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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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理查德·威尔金森、凯特·皮科特.不平等的痛苦：收入差距如何导致社会问题【M】.安鹏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51-55.

[11] 菲利普·津巴多.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M】.孙佩妏、陈雅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8-9.

[12] [13] 戴尔·米勒.社会心理学的邀请【M】.汪丽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48、53.

篇10

我轻轻地开了门，一股温暖的气息扑面而来，我换下鞋子，走进了屋里。

“妈，你在干什么呢？”我轻轻敲了敲母亲的房门，走了进去，妈妈正在织围巾，衣针上下欢快的舞动着，不知疲倦的舞动着……

妈妈抬起头，对我微微一笑：“回来啦！洗洗手，吃饭吧”

“嗯。”我点了点头。

我伸了个大大的的懒腰，疲倦的揉了揉眼睛，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气，一看钟，哎呀，已经11点了，我整理好东西准备睡觉。却发现妈妈的房间里灯依然亮着……

第二天上学时，我特地多穿了几件衣服，但一打开门，一股寒气就冲了进来，我缩了缩脖子，咬着牙走了出去，风像刀割一样划在我的脸上，我禁不住道倒抽了一口气。在商店买的围巾好看却不保暖，冷飕飕的风从缝隙中钻到衣领中，使我浑身直打寒战。

一连几天，我仍旧顶着寒风上学，而每天晚上，灯光下的妈妈，也仿佛不知疲倦的忙碌着，起初，我以为妈妈是在为奶奶或者外婆织围巾，直到那天早晨。

那是一个狂风呼啸，雪花漫飞的早晨，阴沉沉的乌云覆盖了整个天空。如墨一般的颜色，仿佛让人窒息。

匆匆吃完晚饭，我背上书包准备上学，这时，妈妈叫住我，我回过头来，一条浅黄色的围巾绕在了我的脖子上，绒绒的毛线在我的脸颊上摩擦，格外的温暖。浅浅的黄色如初生太阳的阳光般使人倍感温暖。

我抬头望了望妈妈，她的眼圈发黑，唇边绽放出一抹慈爱的微笑，宛如天使步入凡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