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者救公主十篇
时间：2023-03-14 14:16:08
勇者救公主篇1
关键词：社会保障制度／见义勇为人员/救助机制
根据法学专家的阐释，见义勇为是指非法定职责或义务的人员为了保护国家、集体利益或他人人身、财产安全，不顾个人安危，同违法犯罪作斗争、排除治安灾害、抢险救灾、救死扶伤的合法行为。其中，事迹突出的人员被称为见义勇为人员。在实施见义勇为的过程中，见义勇为人员存在着人身、财产等受损甚至牺牲生命的巨大风险。但我国至今没有关于救助见义勇为人员的单独立法，也未明确将见义勇为人员列为社会保障与救助对象。
见义勇为人员因见义勇为而遭受损失的利益理应得到赔偿或补偿，不能让“英雄流血又流泪”。从法律角度看，见义勇为涉及到见义勇为人员(受害人)与加害人、见义勇为人员与受益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现实生活中加害人、受益人对见义勇为人员的正当利益的赔偿或补偿，因为法律条文的适用问题，加害人、受益人不良的经济状况等原因，常常难以得到真正的落实。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根据见义勇为所带来的社会效益，救助见义勇为者的责任首先应该是国家和政府承担。对于因见义勇为受伤而丧失劳动能力或牺牲而造成家庭生活困难的，政府应该为见义勇为人员及其家人提供完善的社会保障，使其过上正常的生活。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见义勇为人员往往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社会救助。
1 社会保障制度的空白
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指国家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与再分配的基础上，通过立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权利，以调适人们的社会关系的一种制度，主要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优抚与社会安置等内容。有资料表明，在现实生活中三分之一的见义勇为人员牺牲或受伤丧失劳动能力后，家庭生活便陷入困顿。本应受到社会“厚待”的英雄，却因无法得到实际救济而陷入“流血又流泪”的窘境。我们认为，这主要是因为现阶段我国还没有明确将救助“见义勇为人员”列入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缘故。
现阶段我国实行的社会保障制度，以选择主义为主要价值取向，其救助的对象主要是因自然灾害、意外事故等而陷入生存困境不能维持最低限度生活水平的社会成员，为其提供暂时性、补偿性和紧急性的社会救助。由于见义勇为人员是主动介入这些意外事件，即其行为具有见义勇为性质，可能获得受益人或加害人的民事方面的补偿、赔偿，可能不致“陷入生存困境”，受选择主义价值取向的制约，他们因此很难被纳入社会救助对象之中。
在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中，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优抚与社会安置等，都没有救助见义勇为人员的条款项目。在实际工作中，对见义勇为人员的救助主要是参照保障制度中的相关内容与项目进行，如比照社会保险项目中的《工伤保险条例》，对见义勇为人员的伤残治疗费用等进行报销；或者比照社会优抚中的《革命烈士褒扬条例》，追认见义勇为牺牲人员为烈士。我国没有明确将见义勇为人员列为社会保障与救助对象，社会保障制度缺乏明确针对见义勇为人员的救助服务项目与内容。
部分省市地方人大对救助见义勇为人员提出了一些具体办法，多数地方省市政府颁布了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的相关条例。如对于见义勇为牺牲人员，重庆市的条例规定给予一次性不少于20万元的奖励，而有的地方仅有5000元。这样的奖励保护措施的适用地域性强，具有明显的暂时救助特征，难以真正解决其实际困难。
2 救助工作的实际难题
(1)管理部门不确定。过去，对于见义勇为的界定主要针对同违法犯罪作斗争，在治安事件中实施的合法援救行为，公安部门也就自然成了见义勇为事务的主管单位。近年来，见义勇为界定范围逐步扩大，由同违法犯罪作斗争、排除治安灾害扩大到抢险救灾、救死扶伤等，多数省市将该事务的管理归口于综合治理办公室。目前我国见义勇为事务的管理部门主要存在4种情形：一是政府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二是公安部门，三是民政部门，四为见义勇为基金会，前两种情形占大多数。在实际管理与救助工作中，由于没有明确统一的主管部门，没有明确的责权利规定，以及受管理该事务的相应机构的人员编制、办公经费、工作任务繁重等因素的影响，管理、救助见义勇为常被视为这些部门的附带职能，工作难免懈怠，从而影响工作成效。
(2)多元执行主体。在见义勇为人员的行为事迹与性质的认定和奖励等工作中，多个部门、同一部门不同级别的单位参与其中，出现了多元执行主体。而实际工作中不同主体之间职责不明晰、协调性不够、工作随意性大等问题，也使得救助迟迟难以到位。如公安部门对与治安有关的见义勇为事件负有法定责任，可以对当事人行为是否属于见义勇为的性质进行鉴定，但是对于非治安事件的行为事迹及其性质的认定由哪个部门认定就没有统一的规定。又如，事发之时见义勇为人员严重受伤，面临生命危险而被送进医院，但身无分文，医院是否有必须施救的法律责任，认定机构能否在事发后最短时间内掌握充分的材料认定行为的见义勇为性质，并提供救治费用或开通紧急救助通道，民政部门、劳动保障部门、基层政府相关部门等在整个救助过程中如何协调彼此的工作，以及时有效解决当事人的具体困难等等。
(3)善后工作不尽如人意。全国没有统一的见义勇为人员救助标准，但目前救助水平偏低是基本事实。从见义勇为人员获得救助的方式来看，主要是被授予相应级别的荣誉称号和数量不多的一次性的物质奖励。这样的奖励只能解决一时之痛，对于受伤致残、无生活来源的见义勇为人员及其家人来讲，其生活就得不到应有的保障，继续治疗费用往往也没得到有效的解决。对于见义勇为人员事后长远的善后工作，如致残人员的再就业、子女的入学就业、对见义勇为牺牲人员家属的慰问等问题，普遍关注不够。
(4)救助经费不足。调研表明，救助见义勇为人员的经费来源主要有二：一是财政拨款；二是社会捐助。管理见义勇为事务的行政机关可以获得一笔数额不大的办公经费，这笔经费通常就用于奖励、救助见义勇为人员，如召开表彰大会和给见义勇为人员发放奖金。有的省市在保护奖励见义勇为的条例中规定，设立见义勇为基金或见义勇为专款，基金与专款主要来自社会捐助。目前来自社会的捐助，多在见义勇为行为发生当时，或见义勇为人员生活特别困难而被媒体报道之后，平时向见义勇为基金库捐资的还比较少。另外，街道、镇政府的基层综合治理办公室，往往通过年初对辖区内的单位征收一笔经费用作奖励见义勇为人员的经费，数额也十分有限。
3 建立救助见义勇为人员的社会保障运行机制
为了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要鼓励更多的人将见义勇为的美德发扬光大，就绝不能让见义勇为的“英雄流血又流泪”。为此，必须将救助见义勇为人员纳入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并建立起有效的运行机制。
(1)纳入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突破现阶段社会保障制度选择主义理念的制约，将救助见义勇为人员纳入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之中。在目前一些省市颁行的条例基础上，制定全国统一的见义勇为专项社会保障制度及保护奖励见义勇为人员法律法规，明确对见义勇为人员的精神鼓励、物质奖励和社会保障的具体措施，明确对因见义勇为而产生的一切后续事宜如伤残救治的资金出处、再就业、子女人学就业、生活困难的救助标准、定期慰问见义勇为人员及其家庭等救助项目和救助标准。要妥善合理有效处理好事中、事后、近期与长远的善后与长效保障工作，一定要让见义勇为人员无后顾之忧，并深切感受到政府对其无微不至的关怀。
(2)加强舆论宣传。要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奖励、保护和鼓励见义勇为社会风尚，舆论宣传是重要途径。首先，要大力宣扬奖励、保护、救助见义勇为人员是政府对公民应尽的责任，鼓励公民见义勇为，大力宣传政府对于救助见义勇为人员的各种具体的社会保障措施，大力宣传热爱公益事业的社会人士，鼓励他们奉献爱心为见义勇为基金募集资金。其次，对于见义勇为事件个案，要大力宣扬见义勇为行为人的感人事迹，要对见义勇为人员及其家庭的奖励、救助和个人发展情况进行跟踪宣传。
(3)明确主管部门的责权利。针对目前不同省市见义勇为事务的主管部门多样化，国家应通过颁行法规明确见义勇为事务的主管部门，明确其管理职责权限，解决好相应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编制、办公经费等问题。鉴于见义勇为界定范围的扩大，为便于工作的顺利开展，我们认为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是最为合适的主管机构，若能归口管理并解决好该机构及其编制问题，明确其工作职责，将十分有助于提高救助工作的实效。
(4)建立救助联动机制。针对存在多元执行主体问题，为避免彼此推诿，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建立起救助见义勇为人员的联动机制。由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牵头协调各部门的关系，妥善处理见义勇为人员的救助工作。事发之后，每一部门包括医院、110、民政、劳动保障等都应该以最短时间迅速参与救助，形成一条救助见义勇为人员的绿色通道，以保证见义勇为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建立起由公安、民政、财政、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教育、卫生等部门和社会团体参加的见义勇为者的认定、表彰、评烈评残、抚恤等工作机制。
(5)建立稳定充足的救助基金。从发生的可能性来看，见义勇为具有不确定性；从受助者的情况来看，不同见义勇为人员由于致伤致残情形不同，也十分复杂，因此仅靠财政拨款难以保证救助资金的足额到位，必须建立救助基金。救助基金可由财政拨款、社会(包括公民个人)捐助等组成，各级财政应将救助见义勇为资金列入预算，并保证资金划拨到位。同时，通过大力宣传，鼓励境内外企业或人士捐资。为了保证资金的合理使用，还应成立专门的基金管理委员会，负责对基金使用情况的监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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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者救公主篇2
[关键词]见义勇为；权益保障；地方立法
[中图分类号]D9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11X(2011)06-0051-05
见义勇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语出于《论语・为政》中的“见义不为，无勇也”，意为看到合乎正义的事便勇敢地去做。见义勇为行为体现出见义勇为者个人的高尚品德和社会的良好风尚，自古便作为英雄壮举受到我国社会的大力提倡与褒奖，在当代依然具有广泛的思想基础和现实意义，是政府倡导的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见义勇为的伦理基础逐渐动摇，支配见义勇为的道德观念受到挑战。现实生活中，见义勇为引发的各种纠纷日渐增多，见义勇为人员因保护他人利益致使自身遭受损害却无以弥补等现象已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毫无疑问，见义勇为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应当获得包括法律层面的最为充分的鼓励和保护。为在全社会彰显见义勇为行为、切实保护见义勇为人员的权益，构建见义勇为权益的法律保障制度势在必然。
一、见义勇为权益保障的立法现状
现代伦理的立法方式是一种依靠国家权力解决社会道德问题的方式。见义勇为需要国家用法律制度的形式加以保障，赋予其“具有强大力量的强制性质”，才能真正实现弘扬社会主义公民道德、营造公平正义社会环境的目标。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中，民法、刑法、行政法、社会保障法等各部门法大多有调整见义勇为行为及其法律关系的相关内容，然而由于各部门法自身的局限致使充分保障见义勇为的社会效果难以完全实现。就目前而言，呼声日盛的见义勇为统一立法尚待出台，现行法律法规没有见义勇为的专门规定，没有明确见义勇为的社会保障权益和具体救助内容。鉴于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无法全部由全国人大立法解决，地方的先行立法将为国家立法提供宝贵的经验，并摆脱某些社会生活领域无法可依的困境。在国家需要用法律规范调整见义勇为行为，但因立法条件不成熟、法律尚不能及时出台的前提下，及时进行见义勇为的地方立法就显得尤为重要。
我国地方立法机关根据《立法法》第六十四条所规定的“国家尚未制定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根据本地方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可以先制定地方性法规”，陆续制定了各种地方性见义勇为保障法规与规章。至今已有31个省级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护的相关条例颁布实施，并辅以大量的规范性文件。地方性见义勇为法规与规章的出台，是对道德领域的美德予以法律上的确认，是我国见义勇为立法发展的重要表现。这些地方立法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见义勇为概念的界定、见义勇为行为的申报与确认、见义勇为人员的奖励与保障、见义勇为基金的筹集与管理、相关的法律责任等方面，其核心在于鼓励见义勇为行为、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对处理见义勇为事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实现了国家对见义勇为统一立法之前的先行保护。
然而见义勇为地方立法的层级较低、水平参差，所设置相关见义勇为的行政确认、后续保障、责任追究等规范制度并不健全。在最为基础的见义勇为行为认定上，各地方性法规亦存有极大的差异，以致“这种现状直接引发了实践中对见义勇为者资格认定的不规范”。如对见义勇为的非义务、非约定对较少。
(六)基金运用不合理。见义勇为基金的设立一般由地方立法来明确，但在有的地方有此立法规定、有的地方却无此立法内容的现状下，见义勇为基金就难以使见义勇为人员得到同等保护。而许多地方的见义勇为基金功能单一，主要支出是一次性表彰、奖励、抚恤见义勇为人员和对生活困难的见义勇为人员及其家属发放慰问金，缺乏应有的持续救助项目。资金管理制度不完善实际上是法律责任不明确的充分体现，从而也进一步弱化了国家和社会对见义勇为者权益切实保护的力度。
三、完善地方立法的价值取向和内容要求
地方立法是我国立法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立法的必要补充，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地方立法的首要任务，就是以立法的形式创造性地解决地方可以自行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当前国家立法难以有效或有针对性解决的当地实际问题。见义勇为地方立法的完善应体现与时俱进的要求，以解决见义勇为权益保障的现实问题为归依，根据本地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而推进。
在见义勇为的法律保障过程中，“如何认定和对待见义勇为行为不仅事关道德困惑和法律纠纷，而且会直接衍生社会问题”。“见义勇为”之“义”体现在没有职责约束或外力压迫前提下对道义的自觉追求，“勇”体现在面对已然发生或可能发生的危险仍选择利他的行为。见义勇为权益保障的地方立法需要给予见义勇为行为的含义与范围以合理的说明，既表明“义”的主观追求，又具备“勇”的具体表现。由此，见义勇为当以没有约定或法定义务为前提，其范畴不应局限于与违法犯罪作斗争的行为，防止或减少自然灾害与意外事故所造成损害的行为同样呈现出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价值观，亦应得到法律的肯定与保护。见义勇为地方立法还需谨守“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的公论。见义勇为的内涵应避免“挺身而出”、“不顾个人安危”这样具有道德强制意味的标准，而体现出保障人权的原则和生命至上的人文情怀。同样，见义勇为概念本身不应包含诸如贡献突出、表现突出、事迹突出等要素，对见义勇为的认定不宜采用过高的人性标准或“以成败论英雄。归纳地方立法经验和已有的研究，见义勇为在法律意义上可以界定为没有约定或法定义务的自然人为使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的人身财产利益少受或免受不法侵害、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造成的损失，积极实施救助的合法行为。
一个社会，当它不仅被设计得旨在推进它的成员的利益，而且也有效地受着一种公开的正义观管理时，它就是组织良好的社会。完善见义勇为地方立法的意义不仅在于使见义勇为人员的个体权益得到保护，更重要的是通过保护个体权益来提升社会正义感和增强社会安全感，进而彰显见义勇为传统美德的精神力量。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对政府的基本要求。地方政府应当主动履行保护见义勇为的职责，对见义勇为受损者的正当诉求做出及时的回应。这是由于政府担负着维护社会秩序的法定责任，而在某种意义上，见义勇为行为是对政府责任及时、必要的补充，延伸履行了政府对社会秩序及公共利益的管理职责。如果政府既大力提倡见义勇为以实现公共行政目的，又不主动、积极、充分地履行行政义务，就有悖于行政权责一致的基本原则。社会
主体帮助国家实现既定目标，国家亦应对这种行为予以奖励与保护。由此，政府理应积极主动地维护见义勇为人员的合法权益，及时确认见义勇为行为，充分表彰、奖励见义勇为人员，并给予因见义勇为遭受损害的人员以行政补偿。
见义勇为的合法权益包括见义勇为行为获得政府确认、表彰和奖励，见义勇为负伤者获得医疗部门即时救治，见义勇为负伤、致残、牺牲者的医疗、生活、家庭赡养抚养等获得充分的经济救助和补偿，见义勇为人员及其亲属不受不法侵害等内容。目前，地方立法都侧重于对见义勇为实行奖励，但是奖励既不可能针对所有的见义勇为人员，又往往难以弥补见义勇为的实际损失。见义勇为地方立法的重点是对见义勇为人员法定权益的保障，不能简单地将行政法意义上的见义勇为行为作为奖励的对象，而应当比照国家职责行为给予其充分保护。见义勇为权益保障的地方立法在进一步完善的过程中必须体现责任政府的内核，形成以政府为主导的见义勇为偿付体系。行政补偿的实质在于政府对维护公共利益而蒙受损失的见义勇为人员给予经济上的弥补，以平衡公共利益和个体利益的关系、实现法律上的公平正义。对见义勇为人员的行政补偿，是见义勇为人员受损权益补救的重点。地方立法应形成和完善见义勇为的行政补偿制度，明确规定行政补偿的义务机关、行政补偿的范围、标准、方式和程序。
四、地方见义勇为权益保障机制的构建
近年来，见义勇为引发的纷争日见增多，凸显出现有的救济途径已难以适应当今实行市场经济并蕴含多元价值观的社会现实。地方政府承担起倡导与性质的确定上，北京、湖北等地方法规都没有相应规定，云南条例只是将“职务上负有特定义务的人员履行职责的行为”排除在外，黑龙江规定则排除了“法定职责、法定义务、约定义务”行为，但大多数地方立法都没有完整关注到职务之外的法定义务行为、合同约定义务行为或由先前行为引发的义务行为等特殊情况。随着见义勇为保护和奖励工作的开展，法律规定的内在缺陷逐步显现出来，部分地方立法机关由此对见义勇为规范进行了一系列修改。但立法理念和内容的差异并未得以消弭，各地的见义勇为立法呈现出发展不平衡的状态。
二、见义勇为权益保障地方立法的局限
见义勇为地方性法规或政府规章的出台，使得对见义勇为人员的保护与奖励有法可依、于法有据，为见义勇为人员的权益设立了基本保障体系。但是，见义勇为地方立法由于其地域立场而呈现差异，在对见义勇为行为的定性、构成要件、认定条件、审批机关、奖励保护措施等方面的规定各不相同，其结果是给予见义勇为人员有关物质与精神方面的待遇差别极大。而且，此类地方立法往往存在认识上的误区和制度上的缺陷，其部分内容尚不规范，尤其缺乏长期救助的硬性规定，无法全面和持续地保障见义勇为人员的切实利益，以至于见义勇为人员常陷入所谓“流血又流泪”的困境中。
(一)基本内容不统一。对于何种行为才构成见义勇为，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中的解释差异甚大。有的以“挺身而出”或“不顾个人安危”为核心来定义见义勇为行为，有的则不设定见义勇为人员的行为程度以规避过高的人性标准。个别条例将“救死扶伤”列为见义勇为行为，而其余多数则没有确认“救死扶伤”为见义勇为的行为内容，其结果造成同一行为可能在甲地被认定为见义勇为，而在乙地就无法得到承认。相似于见义勇为行为确认标准与内容的不一致，在见义勇为的申报主体、申请程序、时限要求、评定细则等方面，各地立法同样存在着较大差异，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地方立法观念的参差不齐。
(二)政府认识有偏差。在对见义勇为人员所受损失的补救途径上，地方立法所规定的解决方式是见义勇为人员的医疗、护理、交通、误工、丧葬等费用，依民法规定由侵害人承担；侵害人无力承担的，由受益人适当补偿；补偿不足或无力补偿的，由单位支付；无单位或单位无力支付的，由核定划拨的政府财政专项资金予以解决。政府站在最后端的救济方式，表明了地方立法者没有认识到，无论是“与犯罪分子作斗争”或是“救灾抢险”都是政府不可推卸的法定责任。见义勇为行为实质上代为实现政府管理职能，亦应得到政府的回馈与补偿。地方立法所隐含的政府责任缺位，造成见义勇为人员的合法利益诉求难以实现，因见义勇为行为所遭受的损害无法得到应有的弥补。
(三)部门协调无依据。地方立法一般规定见义勇为奖励和保护的相关工作涉及公安、民政、劳动保障、卫生、财政等行政管理部门。多个部门或同一部门不同级别的机构参与见义勇为工作，容易出现职责不明晰、协调不充分的弊端而使得救助行动被迫迟延。如公安机关对与治安有关的见义勇为事件负有法定责任，可以对当事人行为是否属于见义勇为性质进行认定，但由哪个部门承担非治安事件的见义勇为行为定性则没有统一的规定。又如见义勇为人员身受重伤、面临生命危险但无钱支付医疗费用，有关部门能否在最短时间内掌握充分的材料认定见义勇为行为性质、提供救治费用或开通紧急救助通道，民政、劳动保障和其他相关部门如何协调解决当事人具体困难等类似问题，在多数地方立法中没有明确依据。
(四)善后工作不充分。由于没有统一的基本救助标准，目前见义勇为人员权益的后续保障效果并不理想。从各地政府对见义勇为人员的救助方式来看，主要是在授予一定荣誉称号的同时给予金额并不算高的一次性物质奖励。这样的奖励只能解决一时之苦，对于受伤致残或无生活来源的见义勇为人员及其家属来讲，今后的生活并不能得到足够的保障，后续治疗费用也没得到有效的解决。有关规定对见义勇为行为引发的善后安置工作，如致残人员的再就业、子女的入学就业、见义勇为牺牲人员家属的抚慰等问题没有予以应有的关注。
(五)经费来源不稳定。救助见义勇为人员的专项经费主要来源于财政拨款或社会捐助。在全国大多数地方，见义勇为的经费筹措仍面临着财政拨款不足、社会捐赠有限的难题。见义勇为事务的政府管理部门可以由财政拨款获得用于奖励、救助见义勇为人员的经费，但数额较之实际需要明显不足。见义勇为地方立法大多规定设立以社会捐助为主要来源的基金与专款。而来自社会的捐助往往发生在引发舆论关注的见义勇为行为发生时或见义勇为人员生活特别窘迫的情形下，平时持续稳定的捐助相保护见义勇为的责任，通过行政立法来创设保障机制，是落实见义勇为权益保障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注重见义勇为权益保障机制的运行效益，提高见义勇为地方法规制度的执行效率，应该成为见义勇为地方立法特色的内在追求。
(一)地方政府先行补偿
在现行法律体系下，见义勇为可以通过侵害人赔偿、受益人赔偿或者给予补偿、政府行政补偿这三个途径获取经济上的权益补救。现实生活中，见义勇为人员所期待的经济弥补，可能由于侵害人或受益人不愿意或者没能力承担而无法实现。在此情形下，地方政府实施先行救济理所当然地成为及时保
障见义勇为人员权益、有效解决见义勇为权益补救困境的根本方式，这是由于政府负有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定责任，应给予虽无义务却见义勇为的高尚行为以切实保障，承担见义勇为行为因维护公共秩序与安全、保护他人合法权益所支付的代价。具体来说，见义勇为者在实施救助行为中为维护公共利益而支出的费用应由国家财政负担，见义勇为者在见义勇为中的实际损失也应由国家财政负担。见义勇为权益保障费用由国家财政负担并通过政府专项基金先行支付，可以使见义勇为人员及时获得精神上的安慰和经济上的弥补。在先行补偿之后，地方政府可行使代位权向侵害人或受益人提起追偿，从而完整地达到公平正义的法律效果。
(二)落实社会保障制度
我国目前实行的社会保障制度，主要针对暂时或者永久性失去劳动能力以及由于各种原因陷入生存困境的社会成员提供应急性、暂时性和补偿性的物质帮助，包括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社会保险、社会优抚与安置等内容。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没有涉及见义勇为的直接规定，而且因为见义勇为具有获得侵害人或受益人在民事方面赔偿、补偿的可能性，见义勇为人员在理论上有获偿途径、不致生活困顿而排除在救助范围之外，政府是见义勇为人员权益保障中最具决定意义的主体。为褒扬见义勇为行为、解决见义勇为人员的后顾之忧，地方立法应当突破现阶段社会保障体系的制约，确立政府救助见义勇为人员的责任与内容，使见义勇为人员获得基本的生活保障与政府的全面救济。落实救助见义勇为人员的社会保障制度，就必须明确对见义勇为人员实行经济补偿、精神奖励和物质帮助的具体措施，明确因见义勇为引发的如医疗费用的来源、就业安置的方式、生活困难的补助标准、定期慰问见义勇为人员及其家庭等后续事宜，真正使见义勇为人员依靠社会保障机制获得物质帮助与政府福泽。
(三)建立救助联动机制
目前，我国各地政府处理见义勇为事务的日常管理机构主要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公安机关、民政部门、见义勇为基金会，前两种情形占大多数。在实际工作中，由于没有明确主管部门和职能责任，并受处理见义勇为事务有关机构的人员编制、办公经费、任务繁杂等客观因素的影响，见义勇为救助常被视为这些机构的附带职能，以致影响见义勇为工作的现实效果。针对执行主体多元化的现状，地方政府应整合见义勇为管理职能，在现有管理部门的基础上建立救助见义勇为人员的联动机制。各地方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具有组织、指导、协调、检查各单位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职责，由其为主处理见义勇为事务较为适宜。现实可行的救助联动机制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负责牵头处理见义勇为人员的救助工作，协调医院、公安、民政、劳动和社会保障等部门以最短时间迅速参与救助，开辟救助见义勇为人员的绿色通道，并形成由公安、民政、财政、教育、卫生、劳动和社会保障等部门或社会团体参加的见义勇为人员认定、表彰、抚恤等工作的连续处理机制。
(四)妥善运用救助基金
勇者救公主篇3
【关键词】见义勇为 民事免责 法律保护
见义勇为行为及其影响因素
见义勇为，语出《论语·为政第二》—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多指普通人救危解难的主动行为。欧美西方社会称其为“好撒玛利亚人行为”，来源于圣经中的一个故事，也叫“无偿施救”。《山东省见义勇为保护条例》第二条则将见义勇为行为定义为“非因法定职责或者约定义务，为保护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不顾个人安危，与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或者抢险救灾的行为”。
据此定义，构成见义勇为行为须满足四个条件：一是有益他人或社会。这是“义”，“见义”而为，无义不为。二是无救援义务，可做可不做。同是遇到抢劫，警察救助是责任所使，普通人去救即为见义勇为。三是救援有风险。无风险则属于一般互助，不属“勇”为。四是救助行为不求回报，之后任何时候也不接受受救者任何形式的回报。
对见义勇为者的法律保护
民事主体从事任何民事活动，应当保持合理、理性的谨慎，这是一项基本义务。我国《民法通则》中明确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里的过错，就是指行为人未履行合理、谨慎的注意义务，主观意志麻痹或任意，造成他人利益损害，要负法律责任。据此，见义勇为者在救援行为中未尽到合理、谨慎义务而导致受救者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也要承担责任，并不因其行为正义而自然免除，受救者追究其责任于法有据。但这显然对见义勇为者不公平。
见义勇为，为人褒赞。社会对其的支持形式无非两个方面：一是精神层面的支持，进行宣扬表彰；二是物质层面的支持，对见义勇为却自身受伤或遭受财产损失的，由社会给予治疗或补助。在欧美许多国家还普遍实行一项法律救济制度，给予见义勇为者相应的“民事责任豁免”，通常称之为《好撒玛利亚人法》（Good Samaritan laws）或《无偿施救者保护法》。
免责依据与相关限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了“紧急避险”与“正当防卫”两项制度。这两项规定的共同特征是，行为人确属“故意”采取行动，损害了他人人身、财产，但其目的在于保护更大的利益或为了制止他人对自己的不法侵害，属于行小害而保大利，法律豁免其本应承担的责任，前提是情况紧急、无法采取其他措施、有明确规定：见义勇为与上述行为相似，区别在于，前者是避险或避害，后者是救险，都是处于紧急状态下，但见义勇为者无偿出手援救，是将“避险或避害”变成了“救险”，是额外增加了义务、承担了风险。
个人不顾安危，制度应当保护，权利与义务相对应是法律的基本原则。对见义勇为者在施救过程中的非故意行为所造成的损害，豁免其民事责任，等于给其一项额外的权利，不仅符合法律原则，更支持着公民舍身忘我之行为，彰显出惩恶扬善的基本立场，十分必要。
当然，豁免也有一定限度，它只针对一般合理谨慎义务。若过失损害大于救助行为所产生的“收益”，就失去了鼓励的意义。如何划分未尽一般合理谨慎义务与严重过失？美国第一个制定《好撒玛利亚人法》的佛蒙特州对急救行为中的过失有一个可参考限定。急救行为应当以救人者自己处于同样境地时可以得到的，没有危险又不妨碍他人履行其重要职责那样的方式实施。超过这个限度的过失或错误，免责就会慎重，需根据具体情况具体裁量。
过失免责制度的激励效应
人是社会动物，行为互相影响。我们所做的每个决定都是针对相关反应的“最佳决策”，这个决策过程被称之为博弈。假设某人因某种突况陷于危险境地而无力自拔，恰好有旁观者（无关者）在场或遇见，此时双方处于一种互动态势。旁观者是否愿意援助？受援者如何反应？都是未知数，都可能因对方的反应而变化，双方的抉择就是一局“效用最大化”的典型博弈。博弈的参与方分别为见义勇为者（简称勇为者）和受救助者（简称受救者）。为便于分析，简化其他情况，假设勇为者的选择只有两个—或出手相救或不救；受救者的反应也只有两个—对勇为者在救助过程中因自身过失产生的额外损失，追究其责任或不追究。双方的“损益”表示如图1。
图1 见义勇为行为的损益对比
受救者：得不到救助，只有损失记为﹣A；得到救助，挽回的损失记为A，若再向勇为者的救助过失要求损害索赔还会有收益PH，总收益记为A+PH。
勇为者：因为没有救助义务可以不出手相助，不出手，无论受救者如何反应，均既无收益也无损失，总收益记为0。若出手相救可能出现被受救者追责、不追责两种结果。其中，被受救者追责，会产生出手施救的成本C（误时、误事等）、承担的直接风险Y（损财、受伤甚至死亡）和间接风险H（因施救而引来的受救者损失索赔），风险的发生概率为P，预期总风险为P（Y+H），总收益为净付出，记为﹣（C+PY+ PH）；受救者不追责，则预期风险只有Y，总收益为﹣（C+PY）。现将这一个博弈局势置于两个不同的法律规定之下进行分析。一是过失有责制，即勇为者在施救过程中如果有失误，造成被救者一定损失允许被救者追索民事责任；二是过失免责，即勇为者在施救过程中如果有失误，造成被救者一定损失不允许被救者追索民事责任，强制豁免。双方损益对比如图2。
图2 两种法律规定下的见义勇为行为损益对比
图2中左图实际与图1吻合，表示常规过失有责制度下的双方损益。受救者没有选择余地，其是否收益及收益多少均取决于勇为者。勇为者有选择救或不救的主动权：相救导致双方产生不可分割的利害关系，并使受救者有了对救助过失追究责任或放弃追究的选择权—追究则让受救者有“A+PH”的收益，伴之勇为者有-（C+PY+PH）的损失；放弃追究，受救者收益为A，勇为者损失为“-（C+PY）”。若勇为者选择不相救，则无论受救者作何反应，结果都是勇为者无增无损，收益为0；受救者则遭受损失-A。所以，在这种形势下，受救者选择追究责任是其相对优势策略，勇为者则选择不救作为优势策略最终不会伸出援手。
图2中的右图是对勇为者实行过失豁免的损益对比。在这种制度下，勇为者的过失责任PH被法律豁免后，无论受救者作何反应，不再担心施救后的额外索赔风险，其施救成本始终为“-（C+PY）”，抉择容易倾向于见义勇为。
实际上，见义勇为就是一种受人尊敬的自我牺牲行为，“C+PY”是其甘愿承担的损失与风险，可以视为0。因此，出手相救与己无损，与他人和社会有益；不相救，与己虽也无损，但与他人和社会有损。一件无损自己又利他人和社会的事情，为什么不做呢？说明民事责任豁免制度能使不公平风险最小化，具有激励见义勇为行为的内在制度倾向，如图3。
图3 民事责任豁免制度的激励效应
勇者救公主篇4
见义勇为，《汉语大词典》中解释为：看到合乎正义的事便勇敢地去做。最早出现于《论语·为政》：“见义不为，无勇也”。《宋史·欧阳修传》中载有：“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机阱在前，触发之，不顾，放逐流离，至于再三，气自若也”。可见，在我国古代，见义勇为是人们所追求的道德标准。
在学术界，有学者从民法角度上进行分析，认为“见义勇为的概念应表述为：为了使国家的、集体的或者他人的利益避免或者减少损害而做出合乎正义的行为”。有学者从正义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见义勇为应是指公民为防止、制止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他人的人身及财产遭受侵害，奋不顾身，勇敢地做出的正义行动”。[7]也有学者从更行政法的角度认为：见义勇为行为是行政协助行为。一方面是因为见义勇为者在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合法权益正在遭受违法犯罪活动的侵害或自然灾害的损害时，没有对其进行维护的义务。另一方面，国家有义务保护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合法权益免受侵害。[8]
笔者以为，从见义勇为的本意出发，见义勇为的概念应该是：不负有特定义务的自然人为使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的人身财产利益免受或少受损失，冒着较大的人身和财产危险而作出的行为。
见义勇为的构成要件应该包括：第一，主体是不负有特定义务的自然人。首先，必须不负有特定义务。众所周知，国家为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处理自然灾害等紧急情况，需要设立一定的专门机构来应对，常见的有公安局和消防局等。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人民警察的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保护公共财产，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三条规定：“消防工作由国务院领导，由各级人民政府负责。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消防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保障消防工作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第三十二条第四款又规定：“消防队接到火警后，必须立即赶赴现场，救助遇险人员，排除险情，扑灭火灾。”另外，企业为维护正常的安全经营秩序也会聘请一些工作人员，如商场的保安、游泳池的救生员等。根据国家法律的规定或者劳动合同的约定，他们对违法行为有制止义务、对违法行为的受害人有救助义务、对特定主体在特定情况下负救助的义务。由此可见，他们虽然实施的“见义而为”的行为，但是基于职务和义务上的原因，是不得不为，不能构成见义勇为。其次，必须是自然人。法人或其它组织不能成为见义勇为的主体。因为构成见义勇为的基础或前提必须是有“义”的存在，而“义”是指社会正义，当然也包括法律正义。社会正义的实现依赖于人的“良心”，而“良心”则只能专属于自然人，因此，法人或其它组织不可能成为见义勇为的主体。第二，行为人主观上必须具有基于内心‘良心“的驱使而为使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人身财产利益免受或少受到不法侵害、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造成的损失的意图。第三，行为人客观上实施了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人身财产利益的行为，如抢险救灾、制止违法犯罪或者协助有关机关打击违法犯罪等。第四，行为人的行为一般是在危急和急迫情况下做出的，一般情况下要冒着较大的人身或财产危险。因此要与一般的好人好事和助人为乐（一般的好人好事和助人为乐不需要冒着较大的人身或财产危险）区别开来。
二、设立“见死不救罪”的冷思考
在了解见义勇为的概念和构成要件之后，我们继续探讨关于应不设立见死不救罪的问题。
笔者虽然赞同在“利益多元化和价值标准多元化的条件下，个人的道德责任感和社会舆论的强制力不足以防止反道德行为的发生”，“利用法律手段使部分道德义务上升为法律义务，并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予以强制执行是维护社会基本秩序的必须手段。这个由道德转化为法律的过程就是道德法律化过程”。[10]但笔者认为：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因此，我们不能把具有较高要求的道德法律化，我们不能用法律制裁的方式去惩罚那些违反具有较高要求的道德恶行。我们应该在道德与法律之间寻求完美的和谐与平衡。所以，笔者不赞同设立“见死不救罪”。具体理由如下：
第一，设立“见死不救罪”缺乏足够的法理基础
美国著名法学者波斯纳在其著作中对道德与法律理论作了精辟的论述。在谈到道德的约束力时，他认为，道德确实是一种社会控制制度，是一套对于他者（others）的义务，而不是他人对我们的义务。道德需要人们自觉遵守。现代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人物，美国著名法学家富勒（Fuller）在其名著《法律的道德性》（theMoralityofLaw）一书中也专门就法律与道德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他把道德区分为“愿望的道德”和“义务的道德”。他认为前者是人们对至善的追求。若某人在追求“愿望的道德”方面取得了进步，则会受到人们的赞赏；若不去追求“愿望的道德”，也不会受到人们的谴责。按照富勒的说法“愿望的道德”是不能转化为法律。[12]美国学者博登海默认为，在道德价值这个等级体系中，可以区分出两类要求和原则。第一类包括社会有序化的基本要求比如避免暴力和伤害、忠实地履行协议、协调家庭关系。对群体的某种程度的效忠，均属于这类基本要求。第二类道德规范包括那些极为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和增进人与人之间的紧密联系的原则如慷慨、仁慈、博爱、无私等价值都属于第二类道德规范。博登海默认为两类道德中，第二类是不能转化为法律规则的。[13]见死不救行为显然属于富勒所说的“愿望的道德”和博登海默认为的“第二类道德规范”。
因此，笔者以为设立“见死不救罪”缺乏法理基础。设立“见死不救罪”必然会使道德“法律泛化”，使每个人陷于自卫之危险境地。那样的法律必然会是独裁与专制的法律，那样的法律也必然是自然主义法学派和实证主义法学派所争论的“恶法”，而为执政者所不采。
第二，设立“见死不救罪”的立论依据具有较大的负面效应
设立“见死不救罪”的立论依据是道德法律化，而道德法律化具有较大的负面效应。主要表现在：首先，道德法律化有可能对道德建设造成负面影响，如果通过道德法律化过度地、强行地赋予“社会法”以“国家法”的意义和角色，则极易把市民社会自决、自律的较高标准，不当地上升为他律的强制的国家标准。因此，虽然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要把国家和社会生活纳入法制轨道，且立法要遵从基本伦理价值取向，精神文明建设也需要法制保障，但绝不可强制推行道德法律化，否则后果是严重的。其次，道德法律化可能弱化人们守法的道德基础和道德上的自律能力，而且在实践上，极易产生道德泛化，不适当地跨越道德与法律的界限而将理想性的或较高标准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规范转化为国家法律，这不仅损害了道德，也违反了法律的基本属性。因此，道德法律化很难成为改善社会道德状况的一剂良药。[15]
第三，设立“见死不救罪”会增加公民的义务，给公民带来额外危险
现代法治理念要求公民的行为只要不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国家利益和公共秩序，就有其天然的存在合理性；只要不妨碍他人自由，就不应该受到限制，即所谓“法不禁止即自由”。设立“见死不救罪”显然违背了这一法治理念，会给公民增加额外义务并可能把他人造成的危险转嫁给见义勇为人或第三人。而我们所追求的现代法治理念则是一种融合了现代意识，符合时展的理念。这样的社会要求我们各司其职、分工明确。它的一个明确特征就是：全社会的各事项都有明确的准则和规范，而这与随意、体现个人主观意志的的人治社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我们应该“把恺撒的东西还给恺撒，把撒旦的东西还给撒旦”。作为个人，应行使其法定权利，履行其法定义务；作为国家及其机关，应行使其法定权利，履行其法定义务。我们不应该额外增加公民个人的义务。惟其如此，才能真正实现我们所追求的现代法治理念。
第四，设立“见死不救罪”会违背现代法学所普遍认同的道德理念
前文已经述及，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二者在有些方面或许是重合的，但现代法学理念则倾向于使道德标准和法律标准相对分离的理论，而绝不会全方位地确认和推行道德。“法律与道德代表着不同的规范性命令，其控制范围在部分上是重叠的。道德中有些领域是位于法律管辖范围之外的，而法律中也有些部分几乎是不受道德判断影响的。但是存在一个具有实质性的法律规范制度，其目的是保证和加强对道德规则的遵守，而这些道德规则乃是一个社会的健全所必不可少的。”由此可见，“转化”意味着对某些道德上的自由施予法律上的强制，以主体在道德自由上的克制和缩减为代价，且强制可能引来国家暴力的运用或导致一定的物质结果。所以，设立“见死不救罪”会违背现代法学所普遍认同的道德理念——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
第五，设立“见死不救罪”不符合法律的成本收益分析
根据法律经济学的观点：我们对法律要进行法律的成本收益分析。波斯纳认为，在人多的时候，人们越不会见义勇为，因为见义勇为带来的回报太低。通过对见义勇为行为的分析，我们发现，追求崇高精神的代价可能是终身的残疾或者是生命的丧失，换来的收益却是荣誉、称号或不成比例的物质补偿等，相比较而言，收益明显不成比例。如果设立“见死不救罪”显然不符合法律的成本收益分析。
第六，设立“见死不救罪”是对人权的漠视
《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2条规定：人人有资格享受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等有任何差别。由此可见，人权是人类社会最高形式和最具普遍性的权利。人权作为对人的一种终极关怀，在所有的权利类型中应当具有最高形式的地位，故而被视为人类之圭臬。而现代法治社会的核心理念是以人为本，也就是鼓励公民以法律作为衡量事物和处理事务的标准，以法律作为保护自己，尊重他人的工具。其核心是：对人的尊重才是对法律的尊重，对人的保护才是对国家和集体的保护。宪法的最新修正案中更是对人权的保护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与人权理念不谋而合。而在见义勇为行为中，行为人一般要冒者较大的人身和财产风险，有可能是终身的残疾或者是生命的丧失。如果设立“见死不救罪”显然是对人权的漠视和对人权的粗暴践踏。
第七，设立“见死不救罪”，不符合现实要求
从现实来看，并不是每一个见义勇为者均具有见义勇为的行为能力，如日本的志愿者要受过一定的专业训练，拥有一定的工具、具备一定技能，才去做些见义勇为的事。而在中国鼓励未成年人见义勇为受到普遍的质疑。如2002年底，广东省明确规定：严禁动员中小学生参加救火。从2003年2月17日起，北京则首先开始实行新制定的中小学生守则和行为规范。新的中小学生守则和行为规范将“勇于斗争”和“见义勇为”等字眼取消，而以“及时报告”代替，在教育学界引起了普遍的认同。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规定，儿童有四项权利：生命权、受保护权、发展权和参与权。其中最重要的生命权则包括生存权和健康权。上文已述及：在见义勇为行为中，行为人一般要冒者较大的人身和财产风险，。如果设立“见死不救罪”，显然会对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的造成巨大的损害，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漠视。
三、结语
见义勇为行为虽然是我国传统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现代法治理念下，我们应该对见义勇为行为进行新的思考与诠释，而不是走向现代法治理念的反面——设立“见死不救罪”。这种用最严厉的刑法手段来强制人们进行见义勇为的举措，也许会在一定程度上和一段时间内发生效用，但如果成为执政者所采用的一种常制，则会祸国殃民！而我们所追求的现代法治理念将会成为永远束之高阁的一句空话！
「摘要设立“见死不救罪”存在着种种不足：缺乏足够的法理基础、立论依据具有较大的负面效应、会增加公民的义务、违背现代法学所普遍认同的道德理念、不符合法律的成本收益分析、是对人权的漠视、不符合现实要求。因此，不应该设立“见死不救罪”。
「关键词见义勇为，现代法治理念，法律和道德，“见死不救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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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者救公主篇5
关键词：见义勇为行为；民法学；法律性质
见义勇为行为在民法学中，属于紧急无因管理行为。在如今的社会发展中，虽然有少部分人存在道德问题，而不是没有见义勇为行为，但更多的人主要是由于利益得不到保障，而对见义勇为产生抵触心理。如今我国法律对见义勇为行为没有法学理论的支撑，主要是属于无因管理。
一、见义勇为行为的定义及特征
见义勇为在文意方面的解释为“看到正义的时间奋勇地去做”，其在民法学视野下，主要是指自然人在没有义务的情况，为了保护国家、社会及他人的利益，在紧急情况下，实施的危难救助行为。见义勇为具有非义务性的特征，虽然见义勇为行为在法律问题上存在一定的争议，但其非义务的特征却受到高度认同。美国学者富勒将愿望道德和义务道德作为人类对道德的最高境界和对地限度，其中义务道德是维护社会秩序的主要因素。因此见义勇为行为属于道德素养的表现，难以采用法律进行见义勇为的强制。见义勇为行为还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其与普通的助人不同，其是危难救助行为，因此在行为中存在一定的危险性。
二、见义勇为者的费用求偿权和报酬请求权
由于见义勇为行为具有非义务性的特征，致使见义勇为者的利益难以得到法律的保障。如见义勇为者在救人过程中，失去了自己生命，该种案件会引发费用求偿权和报酬请求权的问题。
对于见义勇为者的费用求偿权，目前我国有法律支持。根据我国民法相关规定，见义勇为者有权对其在管理活动中所指出必要费用向受益人请求偿付。不同的人对费用求偿权的责任和范围具有不同的看法，有学者认为，第三人在侵权行为中，见义勇为者对其进行制止，此时见义勇为者出现损失，则需要第三人进行见义勇为者的赔偿，如果第三人不具备赔偿能力，或者没有第三人的存在，则需要结合受益人的收益范围和实际经济情况，对见义勇为者进行补偿。另外还有学者认为，对于见义勇为者的补偿，应当以受益人的收益范围为标准。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要求，见义勇为者实行救助行为后，受益人如果进行相应的补偿，则可以体现道德与法律的良好结合。然而在实际见义勇为行为中，如果出现救助行为没有达到效果的情况，则会有人拒绝补偿，然而见义勇为并非普通的助人行为，其需要在一定危险情况下进行救助，因此无论见义勇为是否救助成功，都具有费用求偿权。目前我国费用求偿权的请求权基础是基于民法理论中的公平原则，然而该原则使见义勇为者不能得到全部的补偿，不过目前在我国法律中，依然主张公平原则。
根据我国法律救济机制，见义勇为者具有必要费用请求权、适当补偿权及奖励申请权等，但并没有报酬请求权。根据见义勇为行为的背景，见义勇为者在冒着人身危险的情况下，进行救助行为，此时其是否具有报酬请求权存在争议。一部分学者认为，为了使见义勇为者的利益得到保障，其应当享受适当的报酬请求权。另外一部分学者则认为，见义勇为者享受报酬请求权需要满足相应的条件，如其行为是国家、集体或他人的财产和安全至少部分免于危害，此时其具有报酬请求权。还有一部分学生认为见义勇为者不应当具有报酬请求权，其主要是认为报酬请求权回到见义勇为行为变质，其应当抱着没有任何利益的心理，进行救助行为，才能符合道德的要求。本文主张报酬请求权是受益人对对见义勇为者的感激和鼓励，代表着受益人的主观意识，如果将其法定化，则会使其变质。
三、第三人的赔偿责任
当在第三人侵害下，见义勇为者产生救助行为，此时见义勇为者出现利益损害，则需要第三人进行赔偿。在此种情况下，见义勇为者的利益损害，主要是由第三人的行为造成，因此见义勇为者与第三人在民法上，存在侵权关系，需要利用侵权之债进行调整。如果见义勇为者在防止和制止第三人的请改行为时，出现损害，且第三人具有过错，需要第三人承担见义勇为者的全部赔偿责任。在赔偿责任顺位中，第三人属于第一顺位，受益人则属于第二顺位，当第三人不具备赔偿能力时，需要受益人承担一部分的责任。本文认为，民事上的赔偿责任主要是针对财产损失，如果见义勇为者出现人身安全，需要采用刑事法律进行追究。另外，如果第三人存在下落不明的情况，则此时应当由受益人暂时垫付赔偿，待第三人出现后，向第三人追偿。
当在第三人侵害下，见义勇为者产生救助行为，此时见义勇为者没有出现利益损害，只有受益人出现了利益损害，此时见义勇为者是够具有请求赔偿的权利存在一定的争议。本文认为见义勇为行为使见义勇为者一定危险情况下，实行的救助行为，即当见义勇为者在面对第三人侵害受益人中，实行救助行为时，此时其财产、人身都具有危险性，第三人已经威胁到见义勇为者，因此即使见义勇为者没有出现损失，但其权利受到侵犯，因此见义勇为者具备请求赔偿的权利。因为第三人的赔偿责任，是以是否具备侵害行为为标准。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见义勇为行为在道德层面中属于高尚行为，然而在实际见义勇为行为中，见义勇为者的利益难以得到全面的保障，因此需要从法律层面保障其的利益。通过上述分析可知，见义勇为者应当具有费用求偿权，而不具有报酬请求权，另外无论第三人是否对见义勇为造成利益损害，第三人都具有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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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者救公主篇6
「关键词见义勇为；道德法律化；立法思考
近年来，频频见于报端的见义勇为行为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见义勇为是人类社会的高尚义举，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一直受到人们的普遍赞赏。当今社会勇斗歹徒、救灾抢险的英雄事迹层出不穷，但同时又引发了许多问题。如，见义勇为者保护了他人利益，自己受到很大伤害却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与奖励。对待此类问题我国法律并无十分明确的解决办法，理论上的研究也不够深入。鉴于此，本文试从立法的角度来探讨如何保护见义勇为者的利益。
一、见义勇为的概念分析
见义勇为，《汉语大词典》中解释为：看到合乎正义的事便勇敢地去做。最早出现于《论语。为政》：“见义不为，无勇也”。《宋史。欧阳修传》中载有：“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机阱在前，触发之，不顾，放逐流离，至于再三，气自若也”。在我国古代，见义勇为一直是人们追求的道德标准。时至今日，见义勇为作为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更具有广泛的思想基础和现实意义。然而，“见义勇为”作为一个专门的法律概念，理论上的研究并不多见。不过，现在已颁布的一些保护见义勇为的地方法规对此有界定。有的规定，见义勇为是指“公民在法定职责之外，为保护国家、集体利益和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不顾个人安危，同违法犯罪作斗争或者抢险救灾的行为‘’。①也有的规定”见义勇为是指不负特定职责的公民，为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的利益，置个人的安危于不顾，挺身而出，与违法犯罪作斗争的行为“②还有的地方规章，如《山西省保护和奖励见义勇为人员规定》将”协助公安司法机关和保卫部门抓违法犯罪分子的行为；检举、揭发犯罪行为；提供重要线索的罪证，协助公安司法机关破获重大犯罪案件的行为“也归为见义勇为。通过对这些地方法规的比较分析，分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见义勇为是否仅限于与违法犯罪作斗争，抢险救灾是否属于见义勇为。重庆市的何某为勇救落水儿童而献身，然而根据《重庆市鼓励公民见义勇为条例》的规定，何某的行为却不能评作见义勇为，因为该条例限定见义勇为必须是”与违法犯罪作斗争“抢救落水儿童，”显然不在此列“。二、见义勇为是否一定要事迹突出。如《云南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公民条例》规定”见义勇为是指不顾个人安危，保护国家、集体利益和他人生命、财产安全，事迹突出的“。
笔者认为，见义勇为应当是：不负有法定或约定救助义务的公民，为使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人身财产利益免受或少受到不法侵害、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造成的损失，冒着较大的人身危险，挺身而出，积极实施救助的合法行为。要构成见义勇为应当符合以下几个条件：
（一）见义勇为的主体是不负法定或约定救助义务的公民。负有法定救助义务的公民实施救助行为，其实是其执行职务的必需（如警察抓捕犯罪分子），不履行法定救助义务便可能构成失职。应当说明的是，“负有法定义务”，是指这一义务与其所实施的救助行为是相适应的，否则，便无所谓“法定义务”。如，消防员负有灭火抢险的义务，却不负有抓捕罪犯的义务。虽然不负有法定救助义务，却负有与被救助对象约定的义务的人，其实施救助行为，即是履行约定，亦不是见义勇为。
（二）见义勇为者救助的对象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的人身、财产利益，并且这些利益正在或将要遭受到不法侵害、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见义勇为救助的不应当是自己的利益，救助自己的，构成自救，这与见义勇为的要求不符。
（三）主观上，见义勇为者必须有使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利益免受或少受损害的目的。见义勇为者是在这些利益面临危险时，出于崇高的精神而实施的救助行为，其受到社会的褒扬之处也在于此。据此，行为人虽然实施了危难救助，但主观目的却是为了获得报酬，不能构成见义勇为。
（四）客观上，见义勇为者面临较大的人身危险而积极实施救助。见义勇为获得社会所褒扬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见义勇为者实施救助时都冒着较大的人身危险，要实施救助很可能遭受巨大伤害，如伤残，甚至献出生命。然而就是这样，却置自己的安危于不顾，挺身而出。与一般的助人为乐相比，体现出见义勇为者崇高的思想境界，应该将它们区别开来。值得注意的是，救助应该是以积极的方式表现出来，消极不作为不构成见义勇为。要指出的是，有些地方法规规定，见义勇为必须事迹突出。笔者认为有不妥之处，见义勇为者面对危险，挺身而出，实属难能可贵。事迹突出，可作为奖励大小的条件，但不应该作为认定见义勇为的条件。况且对事迹突出，并没有很好的界定。难道一定要见义勇为者把命搭上，才能评上见义勇为吗？
二、见义勇为立法的法理思考
当今社会见义勇为层出不穷，这是值得称颂的，但见义勇为者“流血又流泪”的尴尬局面却让人痛心。人们普遍认为这与我国法律对见义勇为没有明确的规定有关，对见义勇为进行立法的社会呼声很大。实际上，我国许多省、市相继制订了或正在制订相关的法规来保护见义勇为。然而对见义勇为进行立法在法理上有很多值得思考的地方。
见义勇为可以说由来已久，一直为我们的社会道德所鼓励与称颂。见义勇为基本上是一个道德概念，法律上几乎不存在这一概念，因此见义勇为立法在法理上首先要思考的问题是道德法律化。
法律是一套行为规则体系，通过规定一定的行为模式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对人的行为、活动有着直接的效力。而道德主要用于调整人的观念，并通过调整人的观念来影响人的行为，因而道德对于人的行为的效力是间接的。但不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作用于人的行为，道德与法律都具有调整功能，这就决定了道德与法律之间有着共性。其一，它们各自通过自己的方式作用于人的行为，对人的行为发生影响，因此它们都属于社会规范体系，具有规范属性。而社会规范的特征之一就在于普遍适用性。道德与法律都普遍适用于社会上的人（这就是法治社会而言的），道德的普遍适用意味着道德通过观念调整人的行为，会随着社会生活的积累而固定下来，形成一定的行为规则来调整人的行为，“道德可加以普遍化的特征内在地要求把人人能够做得到的道德法律化。”③即道德有可能法律化的。其二，道德与法律的调整对象在内容上有交叉重合之处，即有些对象既受道德的调整，也受到法律的调整。当然这就存在着一些社会关系只受到道德的调整，而法律对此没有调整，这就为道德法律化提供了空间。
道德与法律不仅在规范性上有着共性，而且在深层次上也有密切联系。道德与法律作为社会规范都有阶级性，主要体现和反映着社会中统治阶级的意志，用于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可以说，道德与法律都是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社会手段。而统治阶级总是采用对自己有利的手段，当统治阶级认为在某种社会关系上采用法律比道德更为有利，便会进行立法加以调整。这就决定了道德法律化有着必然性因素。当然立法者也会顾及整个社会对这种道德行为的认识程度与接受程度。
一直以来，我们的社会道德对见义勇为都是持鼓励、称颂的态度。道德对见义勇为的肯定态度，影响到人们的行为，促使人们去见义勇为。然而法律对见义勇为却没有十分明确的态度，也没有相应的行为规则。可以说，见义勇为受到道德的调整，并未受到法律调整。见义勇为立法就是将见义勇为行为纳入法律的调整范围，对鼓励见义勇为的道德加以确认，实现道德法律化。见义勇为立法在当今社会有着如此迫切的需求，是有一定社会原因的，因为在当今，我国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不完善。人们片面地追求经济利益，一度忽视了社会道德利益，致使社会道德水平有所下降。另外，我国没有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使得见义勇为者得不到应有的保护。见义勇为者“流血又流泪”的遭遇不但影响到见义勇为者个人利益，而且还使得社会上许多人社会安全感的缺乏，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秩序。道德的调整只是间接的，并无强制力，加上社会各界人士对见义勇为立法的呼声高涨，促使立法者必须将见义勇为纳入法律的调整范围。当然，道德法律化并不是说立法者仅仅将道德规范“翻译”为法律规范。道德鼓励见义勇为，而且还将其作为一种道德义务，而“法律只是最低限度的道德”，立法者不可能将有着较高要求的见义勇为规定为一种法律义务。法律的合理作法是让见义勇为行为有着合法依据，重点是保护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
见义勇为立法的意义不仅在于使见义勇为者个人合法权益得到保护，而且通过保护个人增强人们的社会安全感。有了安全感，必须更能够见义勇为，这样的良性循环应是我国法律追求的目标。
三、我国古代见义勇为相关立法的评价与思考④
我国古代虽然没有对见义勇为作出单独的立法，然而在历史记载中我们发现古代统治者对见义勇为都有相关的立法。经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古代对见义勇为的立法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立法的主要内容有：对见义勇为者的法律保护，对见义勇为者的物质奖励及严惩见义不为者。
古代对见义勇为的保护与鼓励，是通过正当防卫的规定反映出来的。最早的规定见于《易经。蒙上九》“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也就是说，凡攻击愚昧无知的人，是寇贼行为，会受到惩罚；对于抵御或制止这种寇贼行为的人，应受到支持或保护。《周礼。秋官。朝士》记载“凡盗贼军、乡、邑及家人，杀之无罪。”盗，指盗取财物；贼，指杀人。当这两种人危及军人或乡邑百姓及自家人安全时，将其杀死无罪。这明显鼓励人们与违法犯罪作斗争，鼓励见义勇为；同时，又通过免责的规定保护了见义勇为者。唐代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法律制度成熟的阶段，在《唐律疏议》中可以找到对见义勇为的记载，“有人殴击他人折齿、折指以上，若盗及，虽非被伤、被盗、被奸家人及所亲，但是旁人，皆得以捕系以送官司。‘捕格法，准上条’，持杖拒捍，其捕者得格杀之；持杖及空手而走者，亦得杀之。”可见唐律中给予见义勇为者更加宽泛的权利，以利于其维护自身安全。唐以后各代基本沿袭了唐的作法。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古代也有对见义勇为者进行物质保护的内容，如，清康熙二十九年刑部规定“其犯罪拒捕拿获之人被伤者，另户之人照军伤，头等伤赏银五十两，二等伤赏银四十两，三等伤赏银三十两，四等伤赏银二十两，五等伤赏银十两。”
古代立法不仅对见义勇为者合法权益予以保护，而且还有相应的奖励措施。唐玄宗二十五年，唐政府正式颁布了对见义勇为捕获犯罪分子者予以奖励的法令，“诸纠捉盗贼者，所征倍赃，皆赏纠捉之人。家贫无财可征及依法不合征倍赃者，并记得正赃，准五分与二分，赏纠捉之人。若正赃费尽者，官出一分，以赏捉人”。这一规定开创了国家对见义勇为者给予物资奖励的先河。唐以后也有类似的规定，如，《大清律例刑律贼盗中》记载“如邻佑、或常人、或事主家人拿获一名者，官给赏银二十两，多着照数给赏。”除了这些规定外，还规定了对见义不为者的惩罚。《唐律疏议》规定“诸邻里被强盗及杀人，告而不救者，杖一百；闻而不救者，减一等。力势不能赴救者，速告附近官司，若不告者，亦以不救助论。”
古代这些规定对于惩治犯罪，稳定社会秩序，巩固封建政权都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很显然，这些规定对于提高当时的社会道德水平及将这种美德传延下来都是大有裨益的。这为我们当今见义勇为立法起着一定的借鉴作用。当然，封建法律制度有其固有的缺陷，在封建社会对见义勇为行为奖励“从未与个人权利有过任何联系，只是为了满足统治秩序所给予的恩赐。在不尊重、不推崇权利的社会中，虽然也能达到秩序的稳定，实现表面上的互助友爱，但却忽视了人性的本质和对人性的尊重，隐藏着深刻的社会危机”。⑤
四、我国当今见义勇为相关立法的评价与思考
（一）对刑法上相关规定的评价与思考
我国刑法上并没有见义勇为这一概念，但是刑法上的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却与见义勇为有着密切关系。
正当防卫是公民为了使合法利益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对不法侵害者作出反击。我国1979年刑法第十七条规定“为了使公共利益、本人或他人的人身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正当防卫行为，不负刑事责任。”这一规定排除了正当防卫的违法性，保护了防卫人的利益。由于见义勇为的特点，见义勇为者在排除不法侵害的时候处于防卫人的地位，其实施的见义勇为行为可以适用正当防卫的规定，排除行为的违法性。这样也就保护了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同时也起到了鼓励见义勇为的作用。“为了保护被害人的利益，鼓励见义勇为，草案中增加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绑架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正当防卫，造成不法侵害人死亡和其他后果的，不属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⑥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增加的这一相对无限防卫的规定无疑更加有利于防卫人进行正当防卫，同样极大鼓励了见义勇为。刑法上的紧急避险制度可以排除避险人的刑事责任，也同样鼓励了见义勇为。
应该注意的是，见义勇为与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并不是等同的。首先，它们的侧重点并不同。正当防卫、紧急避险侧重于防卫行为、避险行为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排除防卫人、避险人的刑事责任；而见义勇为并不一定会产生刑事责任。其次，从行为的对象看，正当防卫、紧急避险是为了排除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与危险；而见义勇为包括排除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和抢险救灾。从行为的目的看，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可以是为他人利益的，也可以是为自己利益的；而见义勇为都是为了他人的利益。
在处理与见义勇为有关的案件时，可以适用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的规定，以排除见义勇为者的刑事责任。基于此，可以说我国刑法已有了见义勇为的相关规定，这对整个见义勇为立法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二）对民法上相关规定的思考与评价
刑法通过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来排除见义勇为者的刑事责任以达到保护和鼓励见义勇为的目的。同样，民法上也有相关的规定来调整见义勇为。见义勇为行为引起的民事法律主体一般有三个，即见义勇为者、侵害人和受益人。在没有侵害人的见义勇为（如抢险救灾）中，则只有见义勇为者与受益人。不同的主体产生不同的民事法律关系，受到不同法律制度的调整。
1、见义勇为者与侵害人之间
我国民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见义勇为，但对公民的防止侵害和紧急避险行为持肯定态度的。公民在实施防止侵害和避险行为时造成侵害人或第三人损害的，《民法通则》第128条、第129条分别规定了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制度，使正当防卫人、紧急避险人的防卫行为、避险行为合法化，不负民事赔偿责任或者只在防卫过当、避险过当时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这样，见义勇为者在实施见义勇为行为造成侵害人或第三人的损害，可以免除或减轻民事责任，相应地保护了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
见义勇为者在实施见义勇为时自身很可能受到伤害，根据《民法通则》第109条“因防止、制止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他人的财产、人身遭受侵害而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害人承担赔偿责任，受益人也可以给予适当的补偿。”侵害人造成见义勇为者受到伤害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2、见义勇为者与受益人之间
见义勇为者与受益人之间存在的是何种民事法律关系，人们有所争论，但主要的是从无因管理的角度来阐发的。主张见义勇为者与受益人之间存在无因管理关系的人认为，见义勇为具备无因管理的全部构成要件。无因管理的构成要件包括：主体是不负有法定或约定义务的人，主观上管理人有管理意思即为他人谋利益的意思，客观上实施了处理他人事务的积极行为。见义勇为不仅具备此要件，而且还有更高的要求。见义勇为是无因管理的类型之一，两者的关系是种属关系。另外，二者都是受到法律肯定的合法行为，立法的宗旨在于倡导互助友爱的道德风尚。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笔者认为，见义勇为者与受益人之间存在无因管理关系的主张是妥当的。
见义勇为者与受益人之间的无因管理关系产生了两方面的后果。其一、排除了见义勇为者涉入他人事务的不合法性，肯定了其行为合法性。其二、受益人对见义勇为者存在一定的补偿义务。基于无因管理关系，本人（受益人）负有的义务主要有：偿还管理人为管理事务而支出的费用；清偿管理人为管理事务而以自己名义向第三人负担的必要债务；赔偿管理人为管理事务而受到的损害。⑦《民法通则》第93条规定“没有法定的或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进行管理或服务的，有权要求受益人偿付由此而支付的必要费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32条进一步解释“民法通则第九十三条规定的管理人或者服务人可以要求受益人偿付的必要费用，包括在管理或者服务活动中直接支出的费用，以及在该活动中受到的实际损失。”受益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有着实际的意义。一方面可以体现公平与正义。现实中见义勇为者为了受益人的利益挺身而出，自身利益遭受损害，而受益人却溜之大吉，不愿承担任何责任。要求受益人承担一定的责任，在我国已有这样的司法实践。发生在浙江上虞市的全国首例见义勇为损害赔偿案第一审判决认为“见义勇为者（蔡某）的行为符合法律上的无因管理，且其有为受益人（杨某）谋利的意图，因此受益人应当承担8.5万元的责任”。⑧另一方面要求受益人承担相应责任，有利于减轻国家的社会保障压力，也有利于给予见义勇为者更多的保护。
我国现有的民事规定对于调整见义勇为引起的民事法律关系有着重大的作用。民法的相关规定不但起到了排除见义勇为者的民事责任，鼓励见义勇为的作用，而且对于处理见义勇为引起的纠纷，稳定社会秩序，维护社会公平有着极大的意义。另外，民法上的相关规定构成了整个见义勇为立法的一个部分。应该注意的是，在现实情况下，由于没有侵害人或侵害人根本无力承担赔偿责任，而受益人也往往无力提供补偿时，见义勇为者的利益很难较好的保护。单纯依靠民法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进行专门的见义勇为立法尤为重要和迫切。
（三）对见义勇为专门立法的思考与评价
见义勇为与一般的助人为乐不同之处在于见义勇为者在面临着较大的危险时挺身而出，显示出一身正气。正是由于见义勇为者面临较大危险，使得其自身往往容易受到人身伤害，如致残，甚至献出生命。见义勇为者的行为令人敬佩，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流血英雄”却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交不起医药费或是生活没了来源。中国人的传统观念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言利为小人所为，为世人所不齿。这种传统观念是一种很高的道德要求，但对于保护见义勇为者的基本权益是不利的。见义勇为者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会引起人们对自己行为的安全感的缺乏，出现道德危机。鉴于此，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呼吁我国尽快立法以保护见义勇为者。马克思说过“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⑨恩格斯说：“市民社会的一切要求（不管当时是那一个阶级统治着），也一定要通过国家的愿望，才能以法律形式取得普遍效力。”⑩
勇者救公主篇7
河北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条例全文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弘扬社会正气，维护见义勇为行为人合法权益，鼓励见义勇为行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见义勇为是指在法定职责、法定义务之外，为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的行为。
第三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见义勇为行为人的确认、奖励和保护。
第四条 对见义勇为行为人的奖励和保护，实行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精神鼓励与物质奖励相结合、抚恤优待与社会保障相结合的原则。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见义勇为行为人的奖励和保护工作。
县(市、区)以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构(以下简称综治机构)负责见义勇为行为人的确认、奖励和保护的组织协调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民政、财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住房和城乡建设、卫生和计划生育、司法、教育等行政主管部门及工会、残疾人联合会等社会团体，按照职责分工，做好见义勇为行为人的确认、奖励和保护等相关工作。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保障见义勇为相关工作经费的支出，并在本级财政预算中安排见义勇为专项资金，用于下列事项:
(一)对见义勇为行为人的救治、表彰和奖励;
(二)对见义勇为先进事迹的宣传;
(三)对见义勇为行为人及其亲属进行抚恤、补助、资助和慰问;
(四)国家和本省规定的其他事项。
见义勇为专项资金应当按照规定用途使用，依法接受财政和审计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七条 全社会应当支持见义勇为行为，尊重和保护见义勇为行为人。
鼓励具有相应能力的公民对正在实施见义勇为行为的行为人给予积极援助。援助行为可以确认为见义勇为行为的，适用本条例。
第八条 新闻媒体应当及时宣传和客观报道见义勇为先进事迹，倡导见义勇为行为，并免费相关公益性广告。
第九条 鼓励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见义勇为基金会(协会)、见义勇为行为人及其家庭提供捐赠和志愿服务。
第二章 确认
第十条 在法定职责、法定义务之外，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确认为见义勇为行为人:
(一)制止正在实施的危害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妨害社会秩序或者侵害国有财产、集体财产和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的;
(二)主动抓获或者协助有关国家机关追捕犯罪嫌疑人、罪犯，并做出重要贡献的;
(三)在抢险、救灾、救人活动中表现突出的;
(四)其他能够确认为见义勇为行为人的情形。
第十一条 见义勇为受益人应当主动申报见义勇为行为。知情的见义勇为行为人所在单位及行为发生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村(居)民委员会，也应当主动申报见义勇为行为。
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和刑事案件时发现见义勇为行为的，应当通报当地县(市、区)综治机构。
见义勇为行为人和其他知情人也可以申报见义勇为行为。
第十二条 申报见义勇为行为应当在见义勇为行为发生之日起一年内，向行为发生地县(市、区)综治机构申报。申报时应当提供下列证明材料:
(一)见义勇为行为发生地公安机关、民政部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有关人民团体或者村(居)民委员会的证明材料;
(二)见义勇为行为受益人、见证人的证明材料;
(三)其他能够证明实施见义勇为行为的材料。
县(市、区)以上综治机构应当公开申报见义勇为行为的联系方式。
第十三条 县(市、区)综治机构收到申报材料后，对事实清楚、材料齐全的，应当进行调查核实，自收到申报材料之日起十五日内提出拟确认为见义勇为行为人的意见。对事实不清、材料不全的，申报人应当补齐材料，对情况复杂、争议较大的，还应当组织由有关部门、专家和群众代表组成的评议委员会进行评议，并在收到申报材料之日起六十日内，提出拟确认的意见。
第十四条 县(市、区)综治机构应当将拟确认为见义勇为行为人的事迹，通过报刊、广播、电视和政府网站等媒体向社会公示。公示期不少于十五日。
第十五条 公示期满没有异议或者经审查异议不成立的，县(市、区)综治机构应当以书面形式作出确认决定;不予确认的，应当自作出不予确认决定之日起三日内向申报人作出书面说明。
第十六条 申报人对不予确认为见义勇为行为人的决定有异议的，可以自收到书面说明之日起十日内，向设区的市综治机构申诉。设区的市综治机构应当自收到申诉之日起三十日内完成调查核实工作，并将核实结果书面告知申报人和县(市、区)综治机构。
第十七条 综治机构对见义勇为行为进行调查核实时，见义勇为受益人以及其他知情人应当予以协助，如实提供有关证据。
第十八条 对于无申报人或者未主动申报的见义勇为行为，县(市、区)综治机构可以自行组织调查、核实和确认工作。
第三章 奖励
第十九条 对事迹特别突出，在本省范围内有重大影响的见义勇为行为人，由省人民政府授予河北省见义勇为英雄荣誉称号，并给予十万元以上奖励;对事迹突出，在本省范围内有较大影响的见义勇为行为人，由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认定为河北省见义勇为模范，并给予六万元以上奖励。
对事迹突出，在设区的市范围内有重大影响的见义勇为行为人，由设区的市人民政府认定为见义勇为模范，并给予五万元以上奖励。
对事迹比较突出，在县(市、区)范围内有重大影响的见义勇为行为人，由县(市、区)人民政府认定为见义勇为先进个人，并给予一万元以上奖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表彰或者认定的英雄、模范、先进个人，符合条件的，享受同级劳动模范或者先进工作者相应待遇。
第二十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可以对本单位的见义勇为行为人予以适当奖励。
第二十一条 奖励和宣传见义勇为行为应当公开进行。但见义勇为行为人及其近亲属要求保密或者因其他原因需要保密的除外。
第四章 保护
第二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维护见义勇为行为人的合法权益，对见义勇为行为人及其直接供养人按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在基本生活、教育、就业、医疗、住房等方面给予优惠待遇。
第二十三条 县(市、区)以上综治机构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健全对见义勇为行为人的长期跟踪服务和权益保障制度，协调有关部门和单位落实对见义勇为行为人的各项优惠待遇。
第二十四条 公安机关对人身、财产安全需要保护的见义勇为行为人及其亲属，应当依法采取保护措施。
第二十五条 见义勇为行为人因实施见义勇为行为负伤的，在抢救、治疗期间，有工作单位的，其工资、奖金和福利待遇不变;符合享受工伤保险待遇条件的，依法享受相应待遇。
医疗机构对因实施见义勇为行为负伤的见义勇为行为人，应当按照先救治、后收费的原则组织救治，不得拒绝、推诿或者拖延。当地综治机构应当负责协调抢救和治疗费用。鼓励医疗机构、康复机构减收或者免收相关抢救、治疗和康复费用。
见义勇为行为人因实施见义勇为行为负伤致残的，其工作单位应当根据情况调整其工作岗位，非因法定事由，不得将其辞退或者与其解除劳动合同。符合残疾人标准的，由残疾人联合会核发残疾人证件，享受残疾人优惠待遇。
第二十六条 见义勇为行为人因实施见义勇为行为死亡并依法被评定为烈士、属于因公牺牲或者视同工伤死亡的，其近亲属按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享受相应待遇。不属于以上情形的，按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向其近亲属发放一次性补助金。
第二十七条 见义勇为行为人因实施见义勇为行为负伤、致残、死亡的，其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疾生活辅助具费、残疾赔偿金、丧葬费、死亡赔偿金以及其他财产损失，由责任人、加害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没有责任人、加害人，不能确定责任人、加害人，责任人、加害人逃逸或者无力赔偿，且负伤、致残、死亡的见义勇为行为人符合社会保险法律、法规规定的支出情形的，按照规定从社会保险基金中支付。采用以上办法仍未解决的费用，由见义勇为专项资金支付。
第二十八条 见义勇为行为人因实施见义勇为行为造成家庭生活困难，符合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还可以向民政部门和综治机构申请相应的专项救助和临时救助，确保其家庭生活水平不低于当地居民平均标准。
第二十九条 见义勇为行为人因实施见义勇为行为造成就业困难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就业困难人员予以援助和扶持。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开发的公益性岗位，应当优先安排符合条件的见义勇为行为人。
第三十条 见义勇为行为人及其家庭符合住房保障条件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纳入城镇住房保障范围，在配租、配售保障性住房时按照规定予以加分，同等条件下优先安排。
对符合农村危房改造条件的见义勇为行为人家庭，县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优先予以安排。
第三十一条 见义勇为行为人因实施见义勇为行为死亡的，其家庭致孤成员按照规定纳入城市社会福利机构或者农村五保供养范围，致孤儿童纳入孤儿保障体系。
第三十二条 见义勇为行为人因实施见义勇为行为死亡或者致残造成生活困难的，其子女在入公办幼儿园时，同等条件下优先接收;义务教育阶段，按照就近入学的原则优先安排在公办学校就读，在农村寄宿学校就读的，纳入国家补助寄宿生生活费资助范围;在报考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时，给予适当降分录取。
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以上人员统筹纳入国家教育资助体系，优先享受国家助学金资助，各级见义勇为专项资金应当对以上人员给予适当资助。
鼓励公办高中阶段学校和省属及以下高等学校免收以上人员就读期间的学费。
第三十三条 见义勇为行为人及其亲属所得抚恤金和补助金等不计入家庭收入;所得奖金和奖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免征个人所得税。
第三十四条 见义勇为行为人因实施见义勇为行为遭受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申请法律援助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依法予以相应援助。
第三十五条 实施见义勇为行为造成他人财产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由见义勇为专项资金给予适当补助。
第三十六条 见义勇为受益人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对见义勇为行为人进行救助、帮扶和慰藉。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七条 综治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在见义勇为行为申报、见义勇为行为人确认工作中不按照规定程序办理或者弄虚作假的;
(二)因泄露见义勇为行为人及其近亲属要求保密的信息造成人身伤害、财产损失的;
(三)贪污、挪用见义勇为专项资金的;
(四)其他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行为。
第三十八条 有关部门、单位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对人身、财产安全需要保护的见义勇为行为人及其亲属不依法采取保护措施的;
(二)对因实施见义勇为行为负伤的人员拒绝、推诿或者拖延救治的;
(三)不按照规定为见义勇为行为人及其亲属办理相关待遇或者补助、资助等事项的;
(四)不按照规定为遭受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见义勇为行为人提供法律援助的;
(五)其他侵害见义勇为行为人合法权益的行为。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弄虚作假，骗取见义勇为荣誉称号、奖金、相关优惠待遇或者补助、资助的，经综治机构核实，由人民政府或者有关部门撤销其荣誉称号，取消相关优惠待遇，并追缴发放的奖金和补助、资助等款项;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条 对见义勇为行为人及其亲属进行打击报复，造成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四十一条 本省户籍的人员在本省行政区域以外实施见义勇为行为并被确认的，适用本条例第四章的有关规定。
第四十二条 本条例自20xx年1月1日起施行。20xx年11月27日河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的《河北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条例》同时废止。
见义勇为的形成条件见义勇为的法律特征主要有：
1、见义勇为的主体是非负有法定职责或者义务的自然人。负有法定职责或者义务的主体，在履行法定职责或者义务时，不能成为见义勇为的主体。
2、见义勇为所保护的客体，是国家、集体利益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公民为保护本人生命、财产安全而与违法犯罪做斗争的行为，不能认定为见义勇为。
3、见义勇为的主观方面在于积极主动、不顾个人安危。
4、见义勇为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在国家、集体利益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遭受正在进行的侵害的时候， 义无反顾地与危害行为或者自然灾害进行斗争的行为。
形成条件
一是以保护国家、集体的利益和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为目的;
二是具有不顾个人安危的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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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情与法
过去的2011年或许是中国现代法制历史上"情"与"法"交锋最为激烈的一年，前有刑法修正案八75周岁免死，后有广东佛山市的"小悦悦"事件所催生的"见死不救"入刑都在全国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尤其"小悦悦"事件更是在全国引起了轩然大波，路人的冷漠引起了一场关于国人道德素质的大讨论。由于南京"彭宇案"的影响使得"小悦悦"事件的影响力瞬间波及全国，"道德滑坡"和"世风日下"等批评言论铺天盖地，在一片谴责之声中法学界很多专家学者提出主张，建议将"见死不救"入刑，借以维护社会的稳定，道德的丧失。本文将浅析"见死不救"入刑所面临的问题及探讨解决此类问题的方法。
关于"见死不救"犯罪化的问题，很多国家都有相关规定。例如，《德国刑法典》：意外事故、公共危险或困境发生时需要救助，根据行为人当时的情况急救有可能，尤其对自己无重大危险且又不违背其他重要义务而不进行急救的，处1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又如美国华盛顿州《列维克法案》：不救助身体严重受伤的人视为犯罪，对违反者处1000美元以下的罚金，90天以下的监禁或两者并处。
相较于法治发达国家的刑罚，我国刑法对于"见死不救"的规定则要"谦逊"上很多，在刑法典中并无相关罪名，在司法实践中也仅对一些特殊主体进行惩处。而由此造成的后果便是公民亟待效仿外国将"见死不救"入刑，以达到"激活"国人良心，改善社会风气的目的。所以早在2001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就曾有32名代表提出议案，建议《刑法》增加新罪名"见危不救和见死不救罪"。
但是"见死不救"入刑并非增设刑法条文这般简单，法律和道德是治理国家不可或缺的两种方式，法管外在行为，道德调整人的内心。法律是所有的调整手段中最坚硬的部分，但法律的强制手段并不是一副包治百病的神药，一个国家不能任何事情都通过法律的强制力量来治理。作为维护社会秩序最强力也是最终的手段，法律并不能解决生活中的所有的问题，更多的时候需要通过道德的约束才能更加符合社会所需的公序良俗。如果一味地强调"见死不救"入刑而忽视道德建设，那就会出现一人有难，众人为了不受法律追究而纷纷逃离的情况。这不仅有违立法的初衷，也必然造成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混乱，届时社会矛盾会更加尖锐。
就目前来说，我国将"见死不救"入刑的时机尚不成熟。主要存在下列情况。
首先，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并无关于"见死不救"的相关规定。由于"见死不救"行为的特殊性，在举证、质证方面与普通刑事案件有着很大的不同，相较于普通刑事案件"见死不救"行为的举证更加困难。如果此时贸然将"见死不救"入刑，那么在举证、质证上将出现很多难题。例如，一个人摔倒之后，从他身边路过的人是否发现了伤者，对此的举证是相当困难的，甚至可能根本无法举证。如果必须对此进行举证则诉讼的成本将会大大提高，这将消耗大量的社会资源。众所周知，诉讼的社会代价是巨大的，即便一些法治相当发达的国家真正走上法律程序的也只占较小的一部分。
其次，"见死不救"入刑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难以保证刑法公平公正地适用。平等地适用刑法是刑法的三大基本原则之一，它要求在刑法面前人人平等，根据犯罪事实追究其刑事责任。那么试想下这种情况：一个人摔倒之后，在不同的距离有多个人没有实施救援，那么此时应该追究谁的责任？是距离最近的人？还是追究所有的人？如果追究距离最近的人的责任，那必然造成前文所述的不平等。同样的行为主体，由于同样的不作为而违法，但最后只追究距离最近的人的刑事责任，这完全有悖公平。如果追究所有人的责任，这必然造成社会的混乱，每当遇此情况，人们必会掩面而逃，唯恐承担法律责任。那么这样的立法就变得完全没有效果。
再次，呼吁"见死不救"入刑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公民的道德觉悟，从而杜绝类似"小悦悦"悲剧的再次上演。从这一方面来讲"见死不救"入刑是值得肯定的。但这种将法律定义为道德底线的行为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法律和道德对人们的行为都有着指导的作用，但是他们的调整范围和力度却有着很大的差异。法律的强制力并不能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更不可能使人们产生见义勇为的动机。相反地，在法律的"逼迫"下，人们会产生逆反心理，加之不能确保公平公正地适用，最终会使此项立法沦为"恶法"。
最后，整个社会的稳定和长治久安不可能完全靠每个公民自发的或者被法律所"逼迫"的见义勇为行为来维持。见义勇为本身就是一种较高的道德标准，在日常生活中并非人人都能达到这种思想觉悟。有些见义勇为行为可能会危害到当事人的人身安全，例如在发现盗窃、抢劫甚至凶杀案件时，由于普通人不具备专业水平，在和此类有计划的犯罪做"斗争"中往往处于劣势，此时的见义勇为行为可能严重威胁到其人身安全。如果我们用法律的强制力"逼迫"公民超越自身能力去见义勇为，这完全是给公众提出了一个不可能达到的过高标准，让公众"不顾个人安危"去事实这种"英雄行径"，不仅不能有效地制止犯罪，相反还可能让犯罪行为的危害性的进一步扩大，造成不必要的损害。这更加无利于公民在遭受危险时的自保和对生命的珍惜。
综上所述，"见死不救"入刑现阶段并不符合我国国情，那么怎样杜绝这一现象呢？下面我们来展开详细分析。
全国各地出现的"见死不救"现象的源头在哪里？是如今公民道德的普遍丧失？还是由于外部环境的影响？其实我们从司法实践中科窥见一斑。2006年11月在南京发生的"彭宇案"和2009年10月在天津发生的"许云鹤案"可能是当今社会"道德丧失"的源头所在。在"彭宇案"中，在案件没有确实充分的证据情况下，主审法官运用"主观推断定罪"的方法，认为不是被告将人撞伤就不应该去救助，最后判定被告承担刑事责任。此举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社会舆论一致站在被告一边，不仅主审法官受到质疑，连作为受害者的原告也受到社会舆论的严厉指责。
首先来说，法律作为解决纠纷的最终手段，充当这最终裁判的角色，根据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来讲，必须严格按照案件客观事实和法律程序来作出。反之得出的结果必定不能为人所信服。因此，在以后的法律实践工作中务必严格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来进行判案。这不仅是维护客观事实的要求，也是维护法律尊严的要求
其次，当今社会出现如此多的见死不救行为，很大程度上是见义勇为的代价过于高昂。我国现在缺乏健全的见义勇为保障机制，很多见义勇为的人到头来身陷泥潭官司缠身，这从根本上阻却了人们见义勇为的积极性。因此，健全见义勇为的社会保障机制是当务之急。见义勇为行为在现实中遇到的主要问题是赔偿方面的问题，很多见义勇为行为由于没有充足的证据证明从而导致见义勇为者陷入民事纠纷而涉及到赔偿问题，如果我们能够建立见义勇为基金，免去见义勇为行为的后顾之忧，不让"英雄流血又流泪"的悲剧上演，这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善我国见义勇为的现状。
综上来说，尽管对见义勇为者的保障，在现实生活中还存在着诸多的不足。但是，我们可以确信，在一个有着几千年见义勇为传统的国家，随着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我们的见义勇为保障机制也必将日趋完善，希望我们的工作对此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张明楷：《法益初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4月修订版
[2][日]大冢仁著、冯军译《犯罪论的基本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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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道德；立法保护；司法保护；法律责任
哲学家康德说：“世界上有两件东西能够深深地震撼人们的心灵，一件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准则，另一件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道德不仅可以调节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也可以引导人们追求至善，催人奋进。不仅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平衡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国务院总理强调要以“道德力量”应对现代社会危机。
目前，一些人盲目追逐物质利益，忽视精神价值追求，道德失范现象时有：对自我缺乏道德自觉与自省意识，放弃自我约束与良心叩问，呈现道德虚无感；人与人之间关系冷漠、疏远，呈现出道德观念扭曲状态；在人与社会方面，在许多层面和领域中，出现诚信与廉耻缺失，责任感与道义感松懈，道德淡化现象。那么，谁来保护美好而脆弱的善良呢？
上海大学教授顾俊认为，不能继续停留在道德谴责层面，而必须上升到法律层面。“如果大家都觉得我可以随便欺骗人、坑害别人，而不用承担法律责任，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会陷入恶性循环。”法律自然不能与道德混为一谈，但是法律的制定和执行，对道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虽然不能用法律强制道德，但法律的主旨是惩恶扬善，惩治了恶，也就张扬了善。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就无异于鼓励了非道德。以此，要提倡乐善好施的社会风尚, 就有必要解除救助人的这种法律风险。本文将就道德的法律保护谈几点粗浅看法。
首先，立法保护。制定明确的法律条文，规定公民的救助义务，对具有高尚道德，实施了救助行为的人进行立法保护。
众所周知，2011年10月13日在广东佛山市南海区黄岐广佛五金城，年仅两岁的女童小悦悦走在巷子里，被两辆车碾过。七分钟内在女童身边经过的18个路人对此不闻不问，导致小悦悦经抢救无效死亡； 2010年12月，在山东济南长途汽车总站一辆由济南开往菏泽的长途汽车上，两名男子没买票，却非要硬闯长途车，还在车上蛮横地翻乘客的行李，司机李国强上前阻止却被歹徒连捅五刀，车上乘客无一伸出援手；2009年4月20日，广州花都区一辆大货车疑拐弯车速过快与一辆摩托车相撞，一女子拼死用身体护住怀里的孩子，路人为救伤者连拦五辆车，其中包括一辆巡逻治安车尽皆不顾而去，事故导致3死3伤；2011年8月5日晚，打工仔小曾受伤的右手，被武汉市第三医院医生缝了针，因医疗费交纳不足，又当场拆掉了线……。
公民的救助行为既是我国宪法和法律对公民的道德要求,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体现。为了保证救助者的合法权益,应该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保障救助行为的合法性，并对在救助行为中受到损失的公民予以补偿的制度,使救助行为更加法制化、规范化和具体化。这样，在法律上就可以给予救助者一定的支持和帮助，降低救助行为的法律风险，使善良和正义得到维护和保障。相信这样一定会有更多的人伸出道德、善良和正义之手，去救助那些需要救助的弱者。
一些西方国家在使救助行为法制化、规范化，减轻救助者责任方面，出台了相关的法律规定。英美法系国家有一种法则被称为“好撒玛利亚人法则”，即在紧急状况下，行善者即使造成一定后果，也可以减轻或卖出他们的民事责任。欧洲共有41个国家和地区，据学者统计，有超过20个国家规定了见危不助罪。如法国刑法典规定：任何人对于处于危险中的他人，能够个人采取行动，或者能唤起救助行动，且对其本人或第三人均无危险，而故意放弃给予救助的，处五年监禁并扣7.5万欧元（50万法郎）罚金。德国刑法典规定：意外事故、公共危险或困境发生时需要救助，根据行为人当时的情况急救有可能，尤其对自己无重大危险且又不违背其他重要义务而不进行急救的，处一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意大利刑法典规定：对气息仅存或受伤或危急之人，疏于必要的救助或未即使通知官署者，处一年以下徒刑或处2500欧元以下罚金。美国有两部法规是要求和鼓励人们助人为乐的，分别是《救援责任法》和《善行法案》。在新加坡，见义勇为已经借由道德法律化上升为公民的一项法律义务。此外，日本、埃及等亚非国家，也同样在刑法典中设有类似罪名。
目前，我国一些省份也出台了相关的实施办法。如：为弘扬助人为乐美德,保护救助人的合法权益,广东省深圳市法制办和市综治办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联合起草了《深圳经济特区公民救助行为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短短1100多字，涵盖了免责原则、举证规则、人身损害待遇、救助行为确认、法律援助、鼓励作证、惩戒措施、政府慰问等主要内容；江西省人民政府颁布的《江西省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办法》规定，因见义勇为负伤的人员，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及时救治，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诿、拒绝或者拖延；《福建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条例(修订草案)》中规定，为了解决有些见义勇为伤残、牺牲人员家庭没有住房的问题，修订草案拟规定，见义勇为牺牲人员的配偶、生前抚(扶)养的其他家属或者见义勇为伤残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员，没有住房的，当地人民政府应当为其提供减免租金的租赁用房；还有浙江、重庆、安徽、宁夏等地，均出台过保护和奖励见义勇为行为的条例和通知。等等。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救助者面临的法律困境是全国性的,并非一省一市独有,因此最好能够全国统一立法。对于救助行为应法制化要求,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公民救助行为奖励和权益保障法,或由国务院制定公民救助行为奖励和权益保障条例。在此基础上,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实施办法。以上各省所制定的实施办法为我国日后统一立法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奠定了理论及实践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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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见死不救 道德 法律 正义
“小悦悦”的死，让国人对“围观”的祸害之认识有了些许深入，从而促使法律界对“见死不救”行为的再一次讨论和反思。十八个人竟然不醒于淋漓的鲜血，对一个垂死挣扎而又即将逝去的生命，没有做出任何的表示，哪怕是哀悼。他们都走了，一个也没有留下来，带着他们的冷漠，自私和对生命的无视走了。那么我们究竟如何公正的评判这十八个路人“见死不救”的行为呢？所有的观点可以概括成两类：一是“见死不救”属于道德问题，由道德规范调整；另一类是“见死不救”应该纳入法律范畴，对该类“围观”的路人课以法律责任。
一、见死不救“德治”还是“法治”
道德规范是由一定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以善恶为评价的，依靠人们的内心信念、社会舆论和传统习惯来维系的，调整个人与个人之间及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原则和规范的总和。[1]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同属于社会行为规范，都是统治阶级的意志体现及上层建筑的构成部分。二者之间的区别在于道德规范调整的内容侧重于行为主体的内心世界，通过对其思想的调整而影响、纠正其外部行为，最终实现社会控制；而法律则是直接对外部行为发出指令，要求主体调整其行为。
1、法律与道德本质上的联系。从本质上看法律和道德存在着必然的联系，这种联系是指如果法律违背了主流道德观念，那么其就会因丧失了法律的本质而不再是法律，也即“恶法非法”。“见死不救”问题讨论的核心内容是指不具有法定救治业务而有能力救治垂死者的任何人，其不作为而故意放任对方死亡的行为是否应当承担法律责任。众所周知，见死不救是非善的，不道德的。《孟子》云：“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即不忍人之心，即不忍心别人受害之心；《孟子》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其意思也正如西方《圣经》所示：天下的子民都是兄弟姐妹，要相互亲仁友爱。但是我国现行的法律并没有规定路人的法定救治义务，相反由于法律规范的不完善，致使许多履行道德救治义务的人其行为未得到法律的支持反而被法律课以责任。
2、道德与法律在内容上的关系。波斯纳在谈到道德规范强制力时，认为道德规范属于社会控制的手段，道德是一套“我们对于他人，而不是他人对于我们”的义务规范，道德义务是在没有强制力的条件下靠人的自觉履行。[2]自然法学派代表富勒在《法律的道德性》一书中开篇就对两种道德做了区分并进行了深入探讨。富勒认为“义务的道德”和“愿望的道德”是道德两种显而易见的区分，前者是从社会契约的最低点出发，它确立了使有序社会成为可能或者使有序社会得以达致其特定目标的那些基本规则。后者则是人们对至善的追求，愿望的道德仅仅一般性地描述了我们应当追求的完美境界。[3]那些努力去实现“愿望的道德”的人们，会得到赞许；而不追求“愿望的道德”的人也不会遭到谴责。因而富勒的观点是认为“愿望的道德”是不能转变为法律的。博登海默也同样认为道德规范可以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包括社会有序化的基本要求，比如避免暴力和伤害、忠实的履行协议、协调家庭关系等；另一类道德规范包括那些极为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和促进人与人之间紧密关系的原则，如仁义、慷慨、博爱等。博登海默同时认为第二类规范是不能转变为法律规则的。[4]
3、道德与法律在功能上的关系。法律与道德都是实现社会控制的手段，两者在功能上具有互补关系，相辅相成。庞德指出法是依照一批在司法和行政过程中使用权威性的法令来实施的高度专门形式的社会控制。[5]而道德是在社会生活中以建议性或倡导性的形式来实现社会控制，其具有柔性非强制的性质。社会规范的功用在于减少暴力、偏执等伤害社会的事件和行为，维护社会的安全和秩序。善的本质就是满足各类主体的各种需求。当一个人处于危险或者濒临死亡的状态，那么他的需求就是维护他的生命权。他的这种生存需求首先由造成他处于此危难处境的主体来满足，肇事者必须承担施救义务。现行法律也明确了此类肇事者的侵权责任和刑事责任。正是“见义勇为”得不到受害人的感恩，反遭诬陷，同时法律也无支持“见义勇为”的规定，使得“见死不救”成为许多人在他人危难时的行为规范。
许多评论认为道德规范已经失去规范作用，必须将见死不救行为纳入法律规范的范围，甚至成立“见死不救”这样一个罪名，让具有强制性的法律来实现社会控制。自古以来，法律与道德共同维系者社会的秩序，使见义勇为成为常态；见死不救作为一种非常态的现象其必有一定原因。要让社会回归常态，就必须找到产生非常态的根源，而不是简单的成立一个罪名来以暴制暴。见死不救的根源在于法律制度的不完善，法律在行为人见义勇为而被冤枉的时候无能为力。在司法实践中，法官以法律事实来决断案件，对于客观事实法律只能无限的接近，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不一致的情况常有发生。所以，完善相关见义勇为者保护的法律制度是维护社会安全的有效方式。
综上所述，法律与道德是社会中不同的控制规范，二者调整的范围有重合，也有各自专属的调整对象。见死不救专属于道德范畴，人们对这种行为可以从道德上进行非难。见义勇为这种高尚的道德义务是不能转变为法律义务，不能追究见死不救者的法律责任。
二、道德规范“见死不救”以实现正义价值
“正义变换无常、随时可以呈现不同形状并具极不相同的面貌”，博登海默认为正义的内涵不是单一的，其具有多方面、多层次的规定性或含义。苏格拉底认为正义是“各得其所”，每个人做其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正义。在一个国家中，智慧者治理国家，勇敢者守卫疆土，普通百姓有节制而不逾矩，这种和谐的状态就是正义。
1、人性恶为基础的正义观容忍“见死不救”。西方法律文化是以人性恶为基础的，基于人性恶的假设，人们都好利恶害、都是利已主义者。现代法治理念要求公民的行为只要不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国家利益和公共秩序，就有其天然的存在合理性；只要不妨碍他人自由，就不应该受到限制，即所谓“法不禁止即自由”。现代社会，调节人们行为的规范主要有两种手段：道德和法律。道德以利他为原则，采用说服教育的方式规范人们的行为，道德能产生作用必须以人具有高尚情操为前提。按照人性恶的观点，既然人生来就是恶的，高尚道德之人自然是不存在的，依靠道德这种自我调节的方式就很不现实，不足以制止社会的混乱，因为一旦这种方式对自己的利益造成威胁时，性恶之人将对之置之不理，因此道德规范对人们行为的约束力很弱。所以为了防恶，维持社会的存在，必须人为的制定一些条条框框，而且必须采用强制手段规范人们的行为，这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法律。既然人都是自私自利的，那么其见死不救之行为就称不上不正义，是合乎人之天性的。而且如果法律引导得当，人是会自觉的遵守见义勇为的道德规范，救他人于危难之中。
2、见死不救罪不符合保障人权原则。现代法治国家纷纷将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原则，我国也不例外。法治的精神要求惩处恶的程度不得超过恶本身的程度，也就是要符合“比例原则”，否则就是滥用刑罚。当一个人处于危难之时，首先应承担责任的必当是导致危险的人。造事者或者通过承担民事责任，或者承担刑事责任的方式，使社会恢复正常秩序。见死不救者的救助义务是道义上的，是补充性的，只有在第一责任人不履行义务的条件下，其出于对同类的同情和对自己相同境遇的被救助期待而自觉的救助对方。在造事者这第一责任人没有履行救助义务造成他人危险的情况下，其他人只有道德救助义务。因为生命或者自由对于每个人都是第一重要的，而且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我”怎么能为别人“行为”而承担如此严重的责任而被剥夺自由。每个人当且应当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如果出于过失原因不作为，再加上他人现行加害行为共同作用而危及他人生命，其承担的责任也只能是道德责任而不能严重至涉嫌“见死不救”罪。笔者认为刑法惩处的是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对于见死不救这种间接行为，不宜入罪。见死不救入罪，首先其就违反了保障人权原则，会侵害第三人的相关基本权利。
三、完善现行法律法规以规范“见死不救”
笔者认为虽然“见死不救”不入罪，但是法律也不能坐视不管。法律与道德具有共同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应当通过完善社会法律制度来有效地提高整个国家的道德水平和维护社会秩序。
1、将见死不救行为纳入治安处罚法的范围。刑法规范的是严重违秩序的行为，治安处罚法规范那些情节轻微，尚不够刑事处罚的行为。见死不救这种行为虽然是不道德的，但是我国的法律也应旗帜鲜明的反对，应当以某种形式来否定这种不道德的行为。我国治安处罚法的立法目的是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公共安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那么处罚见死不救行为就是应有之意。治安处罚责任形式有警告、罚款、行政拘留等四种，笔者认为只要对见死不救的行为人进行警告就可以到达其弘扬道德的立法目的。但是同时也要通过其他立法以强化“警告”的效果。
2、在社会征信法律制度中规定将个人“见死不救”的行为记录纳入征信数据库。所谓“社会征信制度，是指征信机构，依法将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各种主体的信用信息，进行采集、 加工、储存，形成信用数据库，以便为需要相关信息的交易对象提供信用记录档案服务的管理模式和制度。据了解，在美国， 人一出生便给予社会安全号，该号终生不变。美国人几乎人人都要和银行打交道，而任何银行、公司或业务对象在与对方进行 商业往来之前，都必须要求对方提供一份资信公司做成的信用报告，一旦你有不良信用的记录，将在7年内不得在报告中抹去，这会对其贷款和生意带来极大的障碍。因此，人们视信用如生命。我国目前由于没有建立社会征信法律体系，给一些道德不良者提供四处行骗之机，而使正常的商业活动步履维艰。
3、法律保护见义勇为者，倡导社会公德。首先，司法实践中应该严格把握证据标准，对于在民事赔偿案件必须严格坚持“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原则和优势证据标准。在原告方没有充足证据的条件下，不能反过来让见义勇为者来证明其没有实施侵权行为，因为法律不得要求行为人自证其罪。同时在证据制度中应该明确规定救助行为不能作为救助方承担赔偿责任的证据。[6]实践中，救助人垫付医药费等类似救助行为，不应该认定为是侵害被救助者的证据。如此，救助方就不会因为担心被反诬而放弃实施救助行为，法律则鼓励了社会救助。其次，应该保护受到伤害的见义勇为者。“英雄流血又流泪”这种悲剧多有发生，没有法定义务的救助人出于公益心而伸出援手，结果导致自己伤残。由于救助别人可能带有一定的风险，而这种风险却要由自己承担，这样我们就会因为成本太高而不再愿意伸出援手。那么国家可以建立一种可以分担风险的见义勇为基金制度，通过这样一种社会保障制度使救助者在实施救助时无需考虑风险。另外应当立法保障见义勇为者可以向被救助人请求一定的补偿。我国民法中的无因管理虽然被赋予了此类功能，但是由于我国道德规范一直提倡无偿救助，使此制度在保护救助者问题上爱莫能助。可以在见义勇为立法中详细规定无因管理制度的具体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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