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阳语录十篇
时间：2023-04-09 22:50:07
刘易阳语录篇1
1、宝贝，不是，媳妇儿，不是，臭妞，你听我说，姑奶奶，祖宗……
2、有童佳倩的地方，才是我的家！
3、刘易阳他爸端起酒杯：“来小子！”刘易阳：“来，老子！”
4、童佳倩，我求求你嫁给我，虽说我没钱，没车，没房，没钻戒，但是我有一颗陪你到老的心，等你老了，我依然背着你，我给你当拐杖，等你没牙了，我就嚼碎了再喂给你吃，我一定等你死了以后我再死，要不把你留在这世上没人照顾，我做鬼也不放心。童佳倩，我爱你，嫁给我吧！
5、老婆，我已经洗香香啦！
6、童佳倩：“我特别佩服你，你爸在里边搞大的，你居然在里边洗脸。”刘易阳：“习惯了，我们家哪像你们家呀，三口人，俩厕所，资产阶级生活呀，腐败啊”
7、您这孙媳妇儿，天庭饱满，人中平直，准给您生个大胖小子。
8、刘：“夸我俩句，足智多谋的我。”童：“老公你就是一只狡猾狡猾的猪。”
9、说话你小同志要注意啊！
10、我就觉得我挺失败的，让自己媳妇儿为钱着急，挺不爷们儿的。
11、刘：“这不有我呢么”童；（经典台词 ）“哪都有你，你以为你是银行，你爸是李刚？”
12、我告诉你，只要是从你童佳倩肚子里掏出来的这个，这个肉，即便是超出了你给我这俩选择，我也喜欢。
13、刘易阳凄惨状（童佳倩回娘家住几天）：老婆，我好想念你呀，你看这边上空荡荡的，我只能把你的照片放到这儿，搂着你的照片睡觉。
14、冬瓜：那你打算借多少啊？刘：“五万。”冬瓜：“五万，你够瞧得起我的，你瞧我这身肉值不值五万敛吧敛吧都给卖了。”
15、钱这东西本来就不干净。
16、别拍了，再拍就扁了。
17、娇娇对黄黄：你怎么就那么喜欢拈花惹草呢，你们家开花园的，你是园丁啊！
18、老婆永远是对的；第二，老婆就是错了，遵循第一条执行。
刘易阳语录篇2
[关键词] 抄本 出版 《世说新语》 传写
[中图分类号] G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2013） 01-0098-06
抄本，专指以手工抄写而成的书籍或文章。在中国的简牍时代，人们将文字抄于竹简、木板或缣帛上。公元105年，东汉和帝元兴元年，蔡伦发明“蔡侯纸”，自此以后，中国社会迅速迈入纸的时代。雕版印刷普及之前，大致自汉末至北宋初年，近一千年的时间，文字作品大都是以纸抄本的方式在社会上流通。从出版学观点看，汉唐时期属于名副其实的抄本出版[1]。
在出版实践上，汉唐时期的抄本出版，与宋至清代的刻本出版，与晚清以来的现代出版，差异很大。本文拟以《世说新语》在抄本时代的出版与传播过程为例，分析抄本出版的主要特征，包括书籍的出版传播方式、著作权、编辑、书商等问题。
1 《世说新语》的出版与传播（抄本时代）
《世说新语》是一部记录魏晋时期文人名士言行的小说，成书于5世纪上半叶（南朝刘宋时期）。书中所记人物自秦末至刘宋初年[2]，大致自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5世纪初，以晋代（3—4世纪）的人与事所占比重最大。这本书写成后，流传很广，深得历代读者的喜爱，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经典著作。
今人对《世说新语》产生与流传的了解，除相关史书外，主要来自宋代汪藻《世说叙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晚清王先谦《世说新语考证》、近世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杨勇《世说新语校笺》等书籍和文章。《世说新语》在抄本时代的出版与传播情况，笔者主要基于上述论作，并参考相关考辨文章（包括硕士、博士论文）。对一些不清楚的问题，笔者力求综合考虑各方观点，结合原始资料，给出相对客观的答案。
1.1 书名不一
今天，书名《世说新语》是共识。这一共识始于宋代[3]，宋以前，这本书称作《世说》或《世说新书》。
宋以前有关《世说新语》的史料，主要见于《南史》《隋书》《新唐书》《旧唐书》《初学记》《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史通》《酉阳杂俎》《通典》，在这些书中，大都记载为《世说》，只在《史通》《通典》《酉阳杂俎》等少数几部书中出现过《世说新书》的名字。北宋末年，黄伯思第一个指出，书的本名是《世说新书》[4]。四库馆臣最早注意到这一资料，也完全认同黄伯思的观点[5]。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支持四库馆臣之说（其实是黄伯思之说），也推测此书本名是《世说新书》。
对《世说新书》之论，余嘉锡以后的学者——徐震堮和杨勇均不认同。徐震堮“颇疑此书本名《世说》”[6]。杨勇更指《世说新书》之论为“妄自测猜也”[7]。 徐震堮、杨勇认为，书的原名应为《世说》。
书的原名到底是《世说》还是《世说新书》，两方各执己见。以笔者来看，书的原名或以《世说》为宜。一来《世说新书》之论大都基于推测，二来，宋以前，所有正史的记载均为《世说》。在无明确书证及出土文献证明前，正史中的明确记载是应该认真考虑的。至于《世说新书》，当是传抄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抄本，应该是在《世说》写成后不久，大约梁陈之际就出现了[8]。《世说新语》的名字则要到五代宋初才出现[9]。
基于上述情况，本文行文中使用《世说》为书名。
1.2 编撰者与编撰过程
《世说》的署名作者为刘义庆。刘义庆（403—444）是刘宋王朝的开创者——宋武帝刘裕的侄子，袭封临川王[10]。自《南史》至《四库全书总目》，历代公私著录，对作者均无异议。直到20世纪上半叶，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才提出质疑，认为《世说》“或成于众手”[11]，此论一出，得到广泛认可，余嘉锡、徐震堮、杨勇等均表赞同。曹之更在其《中国古籍编撰史》中专辟一节“世说新语的抄撰者”，对刘义庆的作用和“成于众手”之说进行了全面论证：“首先，刘义庆是一个组织者，他把一大批‘文学之士’从各地招来，并为他们编撰《世说新语》提供了各种方便，厥功甚巨。其次，由于地位和学识的关系，刘义庆当参与了《世说新语》的策划、谋篇等工作，也不排除他在听政之余亲自参与抄撰工作的可能性。这样，刘义庆作为《世说新语》的‘主编’应当是当之无愧的。”[12]以笔者所见，曹之所论综合已有研究，最为详尽可信。
至于《世说》的成书过程，鲁迅提出，《世说新语》“纂缉旧文，非由自造”[13]。当代研究基本认同此论。该书主旨鲜明——魏晋清谈和人物言行；体例明晰——分门录事、以类相从，说明编辑意图明确。从编撰过程看，编撰者们对已有资料进行了不少剪裁与加工，属于以编为主，以自撰为辅[14]。
1.3 注本的出现
《世说》成书于何时？学界尚无定论。杨勇定于宋文帝元嘉十六七年之间（439 — 440），曹之则认为要到元嘉二十一年（444）始成书[15]。两者相差不大，可笼统表述为五世纪上半叶。以此为基准，大约在《世说》成书三四十年后，南齐人史敬胤[16]为该书做了注解。在史注后二三十年，梁代的刘孝标又为《世说》作注，注本共十卷[17]。刘孝标的注文十分丰富，引书400余种[18]。刘孝标注本面世后，很快取代了史注，并和《世说》原本一起流传。原书与注本起初是分开流传的，到唐代，二书合并，通行为十卷本[19]。
1.4 抄本类型多样
《世说》面世后，宋以前，一直以抄本的方式在社会上流通。梁代刘孝标的注文中有“诸本”“众本”等语[20]，可知当时《世说》已流行有多种不同类型的抄本。但这些抄本均已亡佚。存世的抄本实物只有19世纪下半叶发现于日本的唐代抄本《世说新书》残卷[21]。要了解《世说》抄本的情况，只能通过文献记载。除隋志、两唐志等的官方记载外，较多可信记载来自南北宋之交汪藻的《世说叙录》。汪藻是北宋至南宋时人，他写的《世说叙录》一书，最早记录了《世说》自诞生到北宋时期的流传情况。
汪藻除著录隋志、两唐志的《世说》抄本外，还记录了十余种宋及宋以前的私家藏本，有李氏本、颜氏本、晁文元本、钱文僖本、晏元献本、王仲至本、黄鲁直本、章氏本、张氏本、赵氏本、陈扶本、激东卿本、邵氏本等。汪藻所著录的这些抄本大都因收藏于某家而得名，这些抄本内容大致相同，但书名、分卷、篇第乃至具体文字均有不同。书名有《世说》《世说新书》和《世说新语》，前文已述。至于卷篇问题，汪藻认为，《世说》最初究分几卷，已不可知。据汪氏总结，有两卷、三卷、八卷、十卷、十一卷等数种分卷系统，在篇第上，也不尽一致，有36篇、38篇、39篇的分别，此外，即使同为十卷，具体的分卷方式也不相同[22]。
其中，十卷、36篇的刘孝标注本最为常见，是《世说》抄本系统的通行本。
2 抄本时代书籍出版的几个特征
现代出版包含编辑、复制、发行三个要素，基于这三要素，可以描述出书籍由作者到读者的过程：作者写出书稿，投到出版社，出版社的编辑把关（阅读、修订），形成定稿，出版机构将这一定稿印刷（大量复制），投放到以书店、报亭、网络为代表的书刊市场上，供读者自由选购。这一过程中，书籍大都通过市场自由流通，各类出版机构和书店（包括网上书店）等是读者获取书籍必不可少的中介，出版社、作者、书店一般都会获得相应的经济收益。以此来看宋以前《世说》的出版，会发现很多与今天完全不同的现象，如作品面世后，书名不一、卷数不一、篇第不一，流传过程中，出版社、书店乃至经济收益均无任何记载。从出版学角度，这些现象涉及作品如何面世、读者如何获取书籍、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中介等问题。《世说》的出版与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汉唐抄本出版的面貌与特征。这其中，最为核心的问题，是书籍的传播方式——读者传写[23]。这也是抄本出版与印刷出版的最大差异。由于书籍传播模式的不同，抄本时代，著作权的主张、定稿的处理，读者获取书籍的途径，中介、出版效益等，均呈现出独特的面貌。
2.1 读者传写是抄本书籍公众传播的最主要方式
《世说》在抄本时期的传播方式是读者传写。所谓读者传写，指的是读者从市场上购买纸笔等书写材料，自己或雇人抄写（佣书），来复制文本，供读者自己使用。汉唐史料中常见“传写”一词，此类事例更是俯拾皆是，读者传写在汉唐时期是文本传播的主要方式。
尽管在有关《世说》的记载中，没有明确指明它的传播方式，但与它差不多同时代、同类型的书籍——《语林》就是通过读者传写传播开来的：“裴郎作《语林》，始出，大为远近所传。时流年少，无不传写，各有一通。”[24]可以确定，《世说》的流行必也如《语林》一般——“无不传写”。
读者传写的主动权完全在读者，读者始终掌控着书籍的流传。只要读者喜欢，不需经作者同意，也无需支付作者报酬，只需自己掏钱购置纸笔墨，自己抄或雇人抄，抄几本随意。从出版学角度看，读者传写是抄本时代书籍面向公众传播的最重要方式，也可以视作一种复制发行模式，这种模式在中国持续了一千多年。
2.2 编撰者不经中介，直接向社会公众提供定本
在现代出版观念中，作品的定稿问世属于出版机构的业务，出版机构中的编辑一般会对作者书稿提出意见，与作者协商修改后，排定版式，最终确定为定稿。换言之，作者完成作品后，如果不经过中介机构，特别是出版机构编辑的认可，就无法作为定稿向社会公众传播。以此来看《世说》，会发现，在作品面世的过程中，既不见出版机构或书商，更无出版编辑的身影。《世说》完成后，作者刘义庆并未交付任何出版机构，而是直接向社会公众提供了定稿。这种现象实是抄本时代的常态。西晋陆云为其兄陆机编定文集问世[25]；梁代诸葛璩的文集由其弟子刘皦编定问世[26]；唐玄宗为上官婉儿编定文集[27]；白居易自己编定文集，送到江州东西二林寺、洛城香山圣善等寺，作为定本，让天下人传写[28]。抄本时代，在作品问世过程中，几乎看不到中介的身影，大都是作者或编撰者，直接向社会提供定本。
2.3 读者传写会形成不同的抄本系统
抄本时代，作品通过传写的方式流传开来。传写如链环一样，每一个传写者面对的底本都是上一个传写本，直接面对原本的极少，这样的结果，就是极可能形成不同的读者圈和不同的抄本系统。之所以会出现《世说》《世说新书》《世说新语》等书名，“李氏本”、“颜氏本”、两卷本、三卷本、十卷本、十一卷本等十数种不同的抄本类型，原因就在于读者传写。汉唐时期，越受读者欢迎的作品，传写的抄本系统就越多。如陶渊明的集子，由于传写的风行，梁、隋、唐官府所藏陶集抄本就有数种类型[29]，民间收藏的抄本类型与官方又不相同[30]。到北宋初年，陶渊明集已存在数十种不同的抄本。
2.4 读者传写秩序的形成：维护署名权、自发评论、自发校勘
作者向社会公众提供了定本，随着传写的开始，抄本的多样化不可避免。多种抄本的出现似乎表明定本的困难。汉唐时期的人们如何对待这种现象呢？仔细考查资料，会发现，在这种貌似无序的传抄系统中，存在着一种自发形成的秩序。
《世说》原书八卷，是刘义庆提供的定稿。梁代之前，《世说》以八卷本面貌传抄，梁代刘孝标的十卷注本出现后，八卷与十卷同时在社会上流传，到隋唐之时，社会上广泛传写的就是十卷刘注本了。很显然，尽管抄本类型多样，但在《世说》流通过程中，始终存在一个通行本。通行本的遴选过程，完全基于读者的自觉选择。以注本为例，史敬胤、刘孝标注《世说》，均为个人行为。他们的最初身份都是读者，为《世说》作注，完全是出自个人喜好。刘注本面世后，读者在传写过程中，逐渐体会到其注本的优秀，从而自觉淘汰了史注，确立了刘注本的权威性，使之成为《世说》的通行本。通行本的出现充分说明，读者传写过程中存在着一种读者自发维持的秩序和规范。具体表现为三个特征：读者自觉维护作者的署名权；读者自发评论；读者自发校勘。
2.4.1 读者自觉维护作者的署名权
汉唐时期，无论何种抄本系统，读者都会自觉维护作者的署名权。以《世说》为例，卷数、篇第、文字等均可能因为传抄，不可避免地出现不同，但作者从未出现变化，书名也始终保证最核心的《世说》名称不变，从而维系了作品与作者关系的可靠性。刘孝标注本出现初期，原本、注本分行，后合并，这一过程中，一直清楚地标明刘义庆撰、刘孝标注。说明读者心目中，著作权的归属是十分清楚的。书籍面向公众传播后，署名权就变得尤为重要。作品署上作者之名，充分表明作品的归属，读者传抄过程中自觉维护作者的署名，既能保护作者的权益，亦能推动作者创作的积极性，更是书籍公众流通的标志和重要保证。
2.4.2 读者自发评论
读者传写培养出了大批的当世读者。魏晋南北朝时期频现“纸贵”之事，如左思、谢灵运、谢庄、邢邵、徐陵、庾信等，作品一经问世，立即被读者传抄，声名远播。作品在当世即拥有了大量读者，文人相互品评作品之风也随之兴盛。魏晋以后，读者评论蔚为风气[31]。在品评之风盛行的环境中，《世说》的读者选择过程完全有可能伴随各类品鉴，包括口口相传、书信往来乃至意见领袖的推重等。这种读者自发形成的品评是确立权威抄本或通行本的一种重要方式。
2.4.3 读者自发校勘
读者传写有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传抄错误。书名不一，卷数不一，篇第不一，都是传抄的结果。错字、漏字、改字等异文现象更是常见。《世说·赏誉138》：“简文云：‘刘尹茗柯有实理。”刘孝标注称：“柯，一作朾；又作仃；又作艼。”[32]这三字字形相近，明显是传抄之误。现存唐写本《世说新书》残卷，与离其时间最近的现存宋刻本对照，就有数十字不同，且多出了五百余字，更有部分文字，其他存世刻本均无[33]。
既然差错不可避免，校书就成为必需。自汉至唐，校勘在藏书或阅读中十分常见，对传写起着一定的规范作用。政府制作或复制书籍，常规做法都是先校书，再复制[34]，这一规矩早在西汉刘向校书时即已形成[35]。隋唐官府所藏《世说》，同样也会走这样的流程。校勘并不仅是政府行为，民间同样如此。最早为《世说》作注的史敬胤就是第一个认真的校勘者，刘孝标在作注时更是“广校众本”[36]。梁陈以来，在《世说》的传写过程中，读者中的有心人一直都在自觉地进行校勘。自刘孝标、顾野王至汪藻、黄伯思，校勘的工作一直没有停止过。
从出版学观点看，在面向公众传播的过程中，著作权的归属、定本的提供都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在读者传写中，如无一定规范，极有可能造成作品传播的混乱。但事实是，汉唐时期的读者通过对署名权的认定、自发的评论和校勘，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作品的有序传播。
2.5 著作权：独重署名权
《著作权法》明确规定，著作权包含两个部分：人身权和财产权。署名权属于著作权法中的人身权，最为重要。没有署名权，就谈不上财产权，可以说，署名权是著作权的基础与核心。作者出售他的作品，有权获取报酬，他人要想复制和使用，既应取得作者的同意，也应支付相应的报酬。这些观点，在今天的人看来天经地义。但在中国的抄本时代，公元3—11世纪，人们对著作权的看法与今天有很大不同。简言之，无论作者或读者均只有署名权观念，没有财产权观念。
读者传写过程中，《世说》原本和注本的署名均明确标为刘义庆和刘孝标。《世说》自面世始，就广受读者欢迎，传抄者众多，但作为作者的刘义庆以及作为注者的刘孝标，却从未获得到过任何经济上的利益。没有人支付给他们稿费，更无版税。这种现象在抄本时代十分正常。中唐时期，白居易、元稹的“杂诗”十分流行，扬州、越州一带，有人复制他们的作品并售卖[37]，元、白二人与这些售卖者全不相识，也未从其手中获得任何收益。白居易更认为他们私自售卖的那些作品，讹误频频，于是自己抄写复制了几份文集定稿，放到几处佛寺中，任人传写，目的完全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名声，而不是要从中获取经济收益。
抄本时代，作品完成后，主要通过读者传写传播开来，作者要的是名声，而非金钱。在著作权领域中，作者独重署名权，漠视财产权，这种观念直至刻本时代依然占据主流。
2.6 书商参与程度低
研究出版，需要考察出版机构或书商。那么，抄本时代的书商是何种状况？《世说》在抄本时代是一本热门书，传抄者众。以现代出版眼光看，这种热门书必会成为出版社或书商争抢的对象。但在《世说》的出版过程中，却找不到书商的身影。刘义庆直接向社会提供了定本，读者自己买纸抄写书稿，这其中均不需要书商。书商有可能参与抄写复制，但也找不到任何资料证明。可以说，《世说》的出版，从现有资料看，书商几乎零参与。那么，抄本出版中，书商处于何种地位？当今学界常常引用北朝《阳五伴侣》和唐代元白诗作之例，说明书商售卖书籍。但我们注意到，在这两个例子中，书商与作者根本不产生如今天那样的出版关系，元稹、白居易与售卖者毫无关系。北朝有书商抄卖阳俊之的《阳五伴侣》，书商当面见到阳俊之，却不认识，且称其书的作者名阳五，是“古之贤人”[38]。在这两个例子中，《阳五伴侣》、元白诗作均为当时的热门作品，但书商与作者全不相识，均为私下复制售卖，作者未获任何收益，而且，作为作者，白居易对书商明显持反感态度。这些情况，至少可以说明，在创作领域中，书商没有什么地位。在读者领域或书籍流通领域中，由于读者传写的盛行，书商的作用也不会大。以此我们大致可以推断：抄本时代，书商在书籍出版传播领域中的参与程度比较低。
3 结 语
书籍的公众传播方式是出版活动的核心问题。抄本时代，书籍的主要传播方式为读者传写，以此为基点，才能真正理解中国抄本出版的独有特征。
从现代出版观点看，读者传写就是复制，由于传写不需经作者同意，也不给作者报酬，算得上是一种盗版行为，但处于抄本时代的汉唐人，无论作者还是读者，均视此现象为当然。抄本时代的作者重名不重利；作者直接向社会提供定稿；读者自行传写；自觉校书；书商参与度低……这些都是中国抄本出版的特有现象。同样，传抄极易造成定本的不确定性，出现书名不一、卷第不一和异文现象等。作品面世后，如果是热门书如《世说》，较之一般书籍，由于抄写复制的本子多，卷次不清和异文现象会更为突出。如果不是热门书，则通过传写方式能保存下来的抄本就较少，极端者，书籍的亡佚会不可避免。这些都是读者传写不可回避的问题。
研究中国古代出版史，最困难的是理解并还原当时的历史境况。对于抄本，书籍史、文献学界均不陌生，但抄本出版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原因概在于：汉唐时期抄本书籍的出版情况与宋以后的出版，与西方抄本时代的出版均有很大差异。也正因为此，2003年，出版学家林穗芳先生就指出：“有关古代抄本出版的情况我们目前所知甚少。”[39]时至今日，已有不少出版史论作论及到了抄本出版问题，也取得了一些进展[40]。但总体来看，多数研究囿于文献学和书籍史视角，侧重于罗列书籍种类和版本流传，或者抛开出版流程，单纯谈论书籍的编辑，读这样的论作，总有隔靴搔痒之感。笔者着力梳理《世说》的出版传播过程，目的就是想证明，我们可以拿现代出版的观念来看古代，但一定要实事求是，尽量还原当时的历史状态。《世说》并非偶然和个例，抄本时代处处存在读者传写现象，只有承认这一现象，才能真正触摸到抄本出版的内核。
注 释
[1][39]“西方学者一般把古代出版史划分为抄本出版和印刷出版两个时期。” 林穗芳.有关出版史研究的几个问题[J].出版史料，2003（2）：107，112
[2][3]“《世说》所录人物，以秦末陈婴母（《贤媛一》）入之篇，次以武帝时之郭舍人（原作东方朔，误。《规箴一》），次以元帝时之京房（《规箴二》）、王昭君（《贤媛二》），次以成帝时之班婕妤（《贤媛三》），下至宋初谢灵运（原作傅亮，误，《言语》一0八）而止。”“（《世说新语》之名）极盛于宋代。”杨勇.世说新语校笺（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6：“再版序”13 （笔者按，各类《世说新语》笺注及相关研究文章中，以杨勇的统计最为仔细）；“卷前”1
[4]“《世说》之名肇刘向，六十七篇中已有此目。其书今亡，宋临川孝王因录汉末至江左名士佳语，亦谓之《世说》。梁豫州刑狱参军刘峻注为十卷，采摭舛午处，大抵多就证之，与裴启《语林》相出处，皆清言林囿也。本题为《世说新书》，段成式引王敦说澡豆事以证陆畼事为虚，亦云‘近览《世说新书》’，而此本谓之《新语》， 不知孰更名之。盖近世所传。” （宋）黄伯思.东观余论[M]. 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106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 儒家”：《刘向所序》六十七篇，《新序》《说苑》《世说》《列女传》颂图也。张舜徽认为，这六十七篇是刘向“所自为之书”。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123-124
[5]“黄伯思《东观余论》谓，世说之名，肇于刘向。其书已亡。故义庆所集，名《世说新书》。段成式《酉阳杂俎》引王敦澡豆事，尚作《世说新书》可证。不知何人改为《新语》，盖近世所传，然相沿已久，不能复正矣。” 四库全书研究所.钦定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97：1836
[6]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1984：“前言”1
[7][24][32][33] 杨勇.世说新语校笺（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6：“卷前”1，248，435，“卷前”4
[8]（梁陈之间）的顾野王：“凡号《世说新书》者，第十卷皆分门。” （汪藻《世说叙录》）。 世说新语（影印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613 “《新书》之名，当起自梁、陈之间。” 杨勇.世说新语校笺（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6：“卷前”1
[9]日本学者神田醇基于汪藻的《世说叙录》，判断“世说新语”之名可能出现于五代宋初。见罗国威.《世说新语》辞典序[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3）：75
[10]刘义庆本是宋武帝刘裕之弟长沙王刘道怜的儿子，13岁时被封为南郡公，后过继给叔父临川王刘道规，因此袭封为临川王。 宋书（卷51）[M].北京：中华书局，1974：1474-1475
[11][13]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0：53，53
[12]曹之.中国古籍编撰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112
[14]曹之.中国古籍编撰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108-110；张叔宁.“纂缉旧文”与“自造”新文[J]．明清小说研究，2003（4）：5；刘强认为，《世说》有虚构和杜撰，是在文献可征基础上的“二度创作”。见刘强.《世说》学引论[D].上海：复旦大学，2004：19-21
[15] “《世说》成于众手，刘义庆出刺江州之时也。即元嘉十六、十七年之间（438、439）。” 杨勇.世说新语校笺（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6：“卷前”3 “刘义庆率一大批‘文学之士’从元嘉十年开始抄撰，直到元嘉二十一年（444）去世。”曹之.中国古籍编撰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112
[16]周祖谟为《世说新语笺疏》所作“前言”中认为，史敬胤为南齐人：“汪藻在《考异》中所录敬胤书共五十一条，其中十三条无注。案敬胤事迹无考，据‘王丞相云刁玄亮之察察’一条注文，知与卞彬同时，当为南齐人。”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2007：“前言”1，杨勇在“自序”中认为，史敬胤为齐梁间人。在“卷前”中，引刘兆云之说，定史注成书时间约在齐永明中。当在公元485、486年间。见杨勇.世说新语校笺（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6：“自序”6；“卷前”3
[17]赵建成.刘孝标《世说注》撰著时间考[J].古籍整理学刊.2009（1）：19-21
[18]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2007： “凡例”2；另据赵建成统计，刘孝标《世说注》共征引古籍475种。见赵建成.刘孝标《世说注》考略[D].哈尔滨：黑龙江大学，2003
[19]“八卷、十卷分行，至于唐世，遂二书合行，通为十卷。”见杨勇.世说新语校笺（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6： “卷前”1
[20]《世说·文学57》“僧意在瓦官寺”条刘孝标注：“诸本无僧意最后一句，意疑其阙，广校众本皆然。唯一书有之故取以成其意。” 见杨勇.世说新语校笺（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6：221
[21]唐写本《世说新书》残卷，日本明治十年（1877）发现于京都东寺，后割裂为五，分藏五人。罗振玉设法使分者复合，并于民国五年（1916）影印。该残卷起于“规箴第十”，终于“豪爽第十三”。其中，“规箴”24则，“捷悟”7则，“夙惠”7则，“豪爽”13则，共51则。
[22]世说新语（影印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613-617
[23]“读者传写”观念最早由刘光裕先生在2004年提出。详见刘光裕《抄本时期书籍流通资料》，宋原放.中国出版史料[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25]陆云《与兄平原书》：“前集兄文为二十卷，适迄十一。当黄（潢）之。书不工，纸又恶，恨不精。”见郁沅，张明高.魏晋南北朝文论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171
[26] “诸葛（璩）所著文章二十卷，门人刘曒集而录之。”梁书（卷51）[M].北京：中华书局，1987：744
[27][28] “上官昭容名婉儿，西台侍郎仪之孙也。……婉儿常劝广置昭文学士，盛引当朝词学之臣，数赐游宴，赋诗唱和。婉儿每代帝及后、长宁安乐二公主，数首并作，辞甚绮丽，时人咸讽诵之。……玄宗令收其诗笔，撰成文集二十卷，令张说为之序。” “居易尝写其文集，送江州东西二林寺、洛城香山圣善等寺，如佛书杂传例流行之。”旧唐书（卷51； 卷166）[M].北京：中华书局，1975：2175，4358
[29]梁有《陶潜集》五卷，隋有《陶潜集》九卷，唐有《陶渊明集》五卷，《陶潜集》五卷，《陶潜集》二十卷。分别见《隋书·经籍四》《旧唐书·经籍下》《新唐书·艺文四》。
[30] 宋刻递修本《陶渊明集》十卷有宋庠（996-1066）所作序录，序录中，宋庠指出：“今官私所行本，凡数种，与二志不同。”他自己就藏有数十家陶集的本子，且搞不清楚哪一种是原本：“卒不知何者为是。”宋庠语见胡旭.先唐别集叙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377，378
[31]陈静.抄本传播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作者、读者和作品[J].出版科学，2010（2）
[34]“隋开皇三年，秘书监牛弘，表请分遣使人，搜访异本，每书一卷，赏绢一匹，校写既定，本既归主。” 隋书[M]（卷32）.北京：中华书局，1973：908 “贞观中，令狐德棻、魏征相次为秘书监，上言经籍亡逸，请行购募，并奏引学士校定，群书大备。” 旧唐书[M]（卷46）.北京：中华书局，1975：1962
[35]陈静，刘光裕.刘向校书对古典出版的贡献[J].出版史料，2004（1）
[36]《世说·文学57》“僧意在瓦官寺”条，刘孝标注曰：“诸本无僧意最后一句，意疑其阙，广校众本皆然。唯一书有之，故取以成其意。”见杨勇《世说新语校笺》（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6：221
[37]元稹《白氏长庆集序》：“至于缮写模勒炫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扬越间多作书模勒乐天及予杂诗，贾于市肆之中也。）”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中国文学资料丛刊[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11
[38]“（阳）俊之，位兼通直常侍、聘陈副、尚书郎。当文襄时，多作六言歌辞，而拙。世俗流传，名为《阳五伴侣》，写而卖之，在市不绝。俊之尝过市，取而改之，言其字有误。卖书者曰：‘阳五，古之贤人，作此《伴侣》，君何所知？轻敢议论！’俊之大喜。” 北史（卷47）[M].北京：中华书局，1974：1278
刘易阳语录篇3
一、《史记疑问》提要曰：“班固尝议其宗旨之乖，刘知几颇摘其体例之谬。至其叙述之罅漏，先儒虽往往驳正，然未有专著一书，抉其疏舛者。（邵）泰衢独旁引异同，而――断之以理。”
案：《晋书・司马彪传》云：“初，谯周以司马迁《史记》书周秦以上，或采俗语百家之言，不专据正经，周于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凭旧典，以纠迁之谬误。”是书今佚，然《隋志》有著录而置于《史记》之后，《汉书》之前，则此书是专为《史记》而作。又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宋倪思《迁史删改古书异辞》十二卷，曰：“以迁史多易经语，更简严为平易体，当然也。然易辞而失其义，书事而与经异者多，不可以无考，故为是编。经之外与他书异者，亦并载焉。”提要云“未有专著一书，抉其疏舛者”，是疏于查考矣。
二、《汉书》提要曰：“是书历代宝传，咸无异论，惟《南史・刘之遴传》云：‘鄱阳嗣王范得班固所撰《汉书》真本，献东宫皇太子，令之遴与张缵、到溉、陆襄等参校异同。之遴录其异状数十事。’以今考之，则语皆谬妄。据之遴云：‘古本《汉书》称永平十年五月二十日乙酉郎班固上，而今本无上书年月日子。’”
案：《梁书・萧琛传》曰：“始琛在宣城，有北僧南度，惟赉一葫芦，中有《汉书序传》。僧曰：‘三辅旧老相传，以为班固真本。’琛固求得之，其书多有异今者，而纸墨亦古，文字多如龙举之例，非隶非篆，琛甚秘之。及是行也，以书饷鄱阳王范，范乃献于东宫。”则是书乃萧琛得诸南度北僧，而献诸鄱阳嗣王范。另，中华书局本《南史・刘之遴传》曰：“案古本《汉书》称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乙酉，郎班固上，而今本无上书年月日子。”《提要》脱“六”、“一”两字。
？、《南史》提要曰：“宋人称延寿之书删烦补阙，为近世佳史。顾炎武《日知录》又摘其李安民诸传一事两见，为纪载之疏。”
案：此提要原稿为邵晋涵所撰，作“近人复有摘其李安民诸传一事两见”云云，《四库提要》谓摘李安民诸传一事两见者为顾炎武《日知录》，是误解顾炎武之意矣。《日知录》有“《北史》一事两见”条，摘李延寿之书一事两见者为《北史》，《四库提要》以为《南史》，误矣。李安民诸传之事见此条之后“宋齐梁三书南史一事互异”条。
四、《周书》提要曰：“贞观中修梁、陈、周、齐、隋五史，其议自德狈⒅。而德弊领《周书》，与岑文本、崔仁师、陈叔达、唐俭同修。……今案其文义，粗寻梗概。则二十五卷，二十六卷，三十一卷，三十二卷，三十二卷俱传后无论，其传文多同北史，唯更易《北史》之称“周文”者为“太祖”。……刘知几《史通》曰：“今俗所行周史，……寻宇文开国之初，事由苏绰。……”
案：唐修五史经三次乃成，德狈⑿奘分议在武德五年，同修《周书》者令狐德菜、陈叔达、崔仁师、庾俭（提要作“唐俭”，误。）贞观三年复修《周书》，同修者令狐德菜、岑文本、崔仁师，提要混言之矣。详两《唐书》德菜本传。又二十五卷传后有论。《史通》原文作“寻宇文初习华风，事由苏绰。”
五、《游城南记》提要曰：“宋张礼撰，礼字茂中，浙江人。元占元年与其友楚人陈微明游长安城南，访唐代都邑旧址，因作此记，而自为之注。”
案：“微明”当作“明微”。丛书集成初编据明宝颜堂秘笈本排印之《游城南记》本云：“宋，浙右张礼茂中撰，元v改元季春戊申，明微茂中同出京兆之东南门。”又书末有康跋曰：“余得观于张华原兄之家，甚爱焉，遂自录一过。后考他书，始得著述者姓氏，明微姓陈，西楚人，茂中姓张，名礼，浙右人，博学好奇，有足多者。”然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云：“《游城南记》一卷，右皇朝张礼撰。礼，秦人，元v中，与陈明微自长安城南，探奇访古，以抵樊川，因次之为记。跋谓礼为浙右人，不知所据。
六、《晏子春秋》提要曰：“《汉志》、《隋志》皆作八卷，至陈氏、晁氏《书目》乃皆作十二卷，盖篇帙已多更改矣。”
案：《隋志》作七卷，新旧《唐书》同。《崇文总目》已作十二卷。
刘易阳语录篇4
刘旭阳是个闲不下来的人,就算做音乐占去了他四分之三的时间,他还是会掰手指一般地把可怜的闲暇时光安排得有声有色。无论在路上安静踱步、篮球馆里挥汗如雨,还是KTV里唱到青筋暴跳,他总能找到享受生活的最惬意途径。
大学时光:闲来比比赛
刘旭阳可谓根正苗红的科班出身,打小就痴迷音乐的他大学时如愿进入了全国最高学府――中央音乐学院,从此与音乐密不可分。那时的校园生活没有现在这样忙碌,又因着学业本就是喜好,于是他课里课外的时间便都被音乐塞满了。“那时候最爱听歌写歌,每天泡在音乐的世界里很快乐”。参加学校里的各种音乐会和校园原创歌曲的比赛是他“最认真的消遣”,也正是因为一次全国原创歌曲大赛的获奖让他成为了环球唱片的专署词曲作者。“不断的积累,不断的写歌就是从大学时陪伴我到现在的一个习惯和爱好”,回忆起那时的快乐时光,他一脸美好。
散步与捕捉灵感
休闲放松的方式有很多种,要说既简单易行且全民热爱的,一定是散步。这也是刘旭阳结束工作后的“休闲功课”。“散步是一种很好的放松方式,可以消除疲劳、镇静情绪,所以在长时间的脑力劳动后我很喜欢一边散着步,一边听听音乐”,他说,“比如班得瑞和恩雅,都是放松心情的最佳选择,不过自然界的声音则永远是最舒服最动听的,随时能触发我的音乐灵感。以前散步时我习惯戴着mp3,现在只需要一个功能完善的手机就能满足听音乐和作记录了。”不论花开微声,还是清风拂耳,一路所听所见,都会流入到他涌动的思绪。
篮球拯救了久坐的我
谈到纯粹运动的休闲方式,他明显开始兴奋。先是一阵抱怨:“在录音棚里编曲录音,工作进了状态就出不来,经常是一天一夜的。总是坐着不动,屁股都长到了椅子上”,继而语速加快:“所以只要有时间有精力,我一定会和朋友去打篮球”。“NBA赛季直播也是我休闲生活的一件大事,每季必看”。超爱休斯顿火箭队的他非常欣赏姚明的勾手和转身跳投,“太阳队史蒂夫・纳什的助攻也堪称完美!”说起自己最拿手的中距离跳投,他更是陷入了无比享受的感觉之中。大汗淋漓后他喜欢听上一段节奏很High的HipHop,他说:“身体好像重生了一样,那种感觉简直太棒了!”
刘易阳语录篇5
关键词：《世说新语》；志人小说；佛教人物；僧传
魏晋南朝时期，除了志怪小说以外，还有一种小说被鲁迅称为“志人小说”。这类小说以《世说新语》为代表，“是成就和影响最大的一部”。《世说新语》在历代文献总集中，多被归入子部小说类，如《唐书·艺文志》、《通志》、《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文献通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这表明了后代编纂者对《世说新语》小说特征的统一看法。《世说新语》产生于南朝刘宋时期。这一时期，作为一种外来宗教文化的佛教，首次跃入了中国精神思想文化的主流行列，直接参与着国家的政治教化和指导着人们的精神信仰。民众和知识精英对佛教的依赖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世说新语》的主编临川王刘义庆(403－444)，就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他所主持编纂的志怪小说《幽明录》和《宣验记》，就用大量的文学故事宣扬佛教教义，尤其是后者，被鲁迅称之为“释氏辅教之书”。《世说新语》由于受到文体方面的限制，不可能像志怪小说那样接受印度佛教文化的诸多原型，但并不是说它与佛教无缘。《世说新语》与《幽明录》、《宣验记》不同的是，它的旨趣并不在于宣扬和展示佛教的种种教义和佛法的广大无边，而是重在记录和重现时人的品貌、风采，特别是时人的一些充满睿智的精彩话语，颇类今日盛行的“段子”。其中所涉及到的重要人物不下五六百人：上自帝王卿相，下至士庶僧徒，都有不同程度的记录。这样，《世说新语》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佛教输入中国后中国人接受佛教以及中国僧人言行的一些情况，对研究当时佛教传播的状况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同时，它还为文学园地塑造了一批生动、具体、可感的人物艺术形象，颇具文学审美价值，为后来的小说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一
从文学上讲，佛教为《世说新语》提供的最具文学审美价值的是一批富有人物个性的僧人形象。据初步统计，《世说》所记的僧人(包括刘孝标注)大约有40余人，其中记录最多的僧人形象主要有释道安(312—385)、竺法深、竺法汰(320—387)、康僧渊、支愍度和支遁(约314—366)，尤以支遁为多，竟达53条，这是一般名士和帝王所不能比拟的。由此看出，作者们对佛教的崇信和对僧人的偏爱。这些具有鲜明个性特色的僧人形象，不仅丰富了整部著作的群像，而且还为塑造其他人物形象提供了描写经验。如：
支道林常养数匹马。或言：“道人畜马不韵。”支曰：“贫道重其神骏。”支公好鹤，住剡东山印山。有人遗其双鹤，少时翅长欲飞。支意惜之，乃铩其翮。鹤轩翥不复能飞，乃反顾翅，垂头。视之，如有懊丧意。林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养令翮成，置使飞去。
褚季野语孙安国云：“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答曰：“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支道林闻之曰：“圣贤固所忘言。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曰。”
支道林初从东出，住东安寺中。王长史宿构精理，并撰其才藻，往与支语，不大当对。王叙致作数百语，自谓是名理奇藻。支徐徐谓曰：“身与君别多年，君义言了不长进。”王大惭而退。
谢公云：“见林公双眼黯黯明黑。”孙兴公“见林公棱棱露其爽。”
王长史尝病，亲疏不通。林公来，守门人遽启之曰：“一异人在门，不敢不启。”王笑曰：“此必林公。”
从上引诸条文看出，支遁作为僧人形象，从相貌、语言、品性、思想等都十分鲜明和富有个性化。除此，还有其他人物：
郗嘉宾钦崇释道安德问，饷米千斛，修书累纸，意寄殷勤。道安答直云：“损米。”愈觉有待之为烦。
远公在庐山中，虽老，讲论不辍。弟子中或有堕者，远公曰：“桑榆之光，理无远照，但愿朝阳之晖，与时并明耳。”执经登坐，讽诵朗畅，词色甚苦。高足之徒，皆肃然增敬。
殷荆州曾问远公：“《易》以何为体?”答曰：“《易》以感为体。”殷日：“铜山西崩，灵钟东应，便是《易》耶?”远公笑而不答。
道壹道人好整饰音辞，从都下还东山，经吴中。已而会雪下，未甚寒，诸道人问在道所经。壹公曰：“风霜固所不论，乃先集其惨澹。郊邑正自飘瞥，林岫便已皓然。”道安的睿智幽默，慧远的勤奋精进，道壹的审美情怀，等等，这些对僧人形象的文学白描，在整部《世说》中已是相当成熟了。尤其是写道壹和尚，寥寥数笔，即将其不顾行脚疲劳、雪中欣赏自然美景的神态刻画得栩栩如生。当然，上引条文有作者们对这些僧人形象的遴取、提炼、加工，但是，首先是这些僧人为《世说》的作者们提供了极为丰富、可写可塑的生活原型。如果没有这样生动的生活原型人物，《世说》的作者们即使写作水平再高，恐怕也只能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这也可以说是佛教对《世说新语》的一个礼赠。
《世说新语》还描绘了一批深受佛教影响、与僧人交往密切的名士形象。如：
王逸少作会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孙兴公谓王曰：“支道林拔新领异，胸怀所及乃自佳，
卿欲见不?”王本自有一往隽气，殊自轻之。后孙与支共载往王许，王都领域，不与交言。须臾支退，后正值王当行，车已在门。支语王曰：“君未可去，贫道与君小语。”因论《庄子·逍遥游》。支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王遂
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王逸少者，王羲之(303—361)是也，东晋名士，尝作《兰亭序》而著称于世。他初见支遁，并不把支遁放在眼里，甚至不与之语，表现出名士的孤傲之气。然而，当支遁引论一番《庄子·逍遥游》后，王羲之便放下了名士的架子，遂即折服。支遁论《逍遥游》，自然不会是再用玄学那一套论调，而是以佛解庄，故能“卓然标新理于二家之表，立异义于众贤之外，皆是诸名贤寻味之所不得”而成为“支理”。这一段话，是否有夸张的成分，已无从考证。但它表现出了名士与名僧、玄与佛合流的一种倾向：主要是佛教向玄学名士的渗透和靠拢，而不是玄学名士主动缴械。从文学角度讲，这种展示佛教活动的文学描绘，颇富审美意味。其动作、语言的描写，虽简单明了，却能刻画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如王羲之听了支遁的高论之后，“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这一简单的动作描写，便使得王羲之的那种茅塞顿开、豁然醒悟后、不顾名士风度的神态跃然纸上。
二
《世说新语》作为志人小说，虽然是以人物的言行为主，但也不乏对某些事件的简略叙述。就佛教而言，它以文学的语言简略叙述了北方僧人过江、南下的佛教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可谓是了解东晋末刘宋初佛教状况的重要材料。虽然它们不能被我们视为直接的史料，但至少可以说它反映出了编纂者们对佛教的态度。如《假谲篇》说支愍度创立“心无义”不是为了弘扬般若学，而是为了适应江南清议之风，“权救饥尔”；《文学篇》说康僧渊初过江，“未有知者，恒周旋市肆，乞索以自营。”这二则，显然带有几分嘲讽之意，但寥寥数语，倒也勾画出了佛教僧人在永嘉之乱后，初过江南的艰辛与坎坷。即使到了东晋中后期，佛教在官方的眼里似乎依然并不神圣。《世说》艺术地描述了这一情况。如：竺法深在简文坐，刘尹问：“道人何以游朱门?”答曰：“君自见其朱门，贫道如游蓬户。”
庾公尝入佛图，见卧佛：曰“此子疲于津梁。于时以为名言。
简文，即简文帝刘昱(320—372)；刘尹，即刘惔(314—349)，时为丹阳尹；庾公，即庾亮(289—340)，时为太尉。这三人的几句对话颇有几分机锋：法深为简文皇帝的坐上客，反映了佛教僧人的地位于此时在帝王心目中似乎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是，文人、名士依然可以嘲弄僧人。在刘惔看来，法深和尚即为出家人，为何要攀附于帝王呢?而法深的回答却极为巧妙：世俗把帝王处看得高不可攀，而和尚却把它们看成是茅草房。这里，法深明明有攀附帝王的动机，却要表白自己并不把帝王当回事。而庾亮则拿卧佛开玩笑，说佛陀卧着，是因为渡人太多而劳累得躺下了。这则故事生动、诙谐地反映了当时帝王达官们对佛教还缺乏一种敬畏、神威、神秘的心理。
佛教在东晋帝王、名士精神世界中的升温是与其过江后的无奈、苦闷的心态有着直接关系。其时，南下的士族普遍有一种故国之思：
过江诸人每至美曰，辄相邀新亭，藉卉饮
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相视流泪”，正形象、具体地刻画了名士们流落异乡的失落感。不只是名士，就连刚过江的东晋元帝司马睿(276—322)也常有寄人篱下之感：“寄人国土，心常怀惭。”故土沦陷，时乱离弃，人生无常，命如草芥，加上士族内部的纷争倾轧，更让士人们感到前途未卜，希望渺茫。现实的种种苦难，社会的处处矛盾，给过江士人的心里投下了太多太多的阴影和创伤。而正始以来的玄学清谈，在这新的严酷的现实面前，显得过于苍白无力，难以带来往日的那种精神上的满足和潇洒。士人们过江后的清谈内容和水平无论如何也超不过西晋，“逮江左群谈，惟玄是务，虽有日新，而多抽前绪矣。”而这时的道教，曾在汉末黄巾起义遭到镇压后，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和限制，一时还缓不过劲来。于是，外来的佛教以它那博大深邃的哲理、丰富奇特的想象、庄严隆重的仪轨、各具神态的群像、绚丽斑斓的色彩、神秘莫测的祈祷向士人们提出了三世(前世、今世、来世)的人生观、查根究柢的六道轮回和西方极乐净土世界的美好希望，填补和慰藉了过江士人们正感苦闷的心灵。东晋初期兴起的般若学讲的“空无”与玄学说的“虚无”旨趣相投，极容易适应和满足士人们惯于清谈的习气。这样，佛教这种外来的宗教文化未经本士文化的多少抵制，便轻而易举地赢得了王室和门阀士族的青睐。尤其是一些在政治上失意、遭贬甚或被废的士人，更容易接受佛教。这一历史事实，在《世说新语》中得到了艺术的反映：
殷中军被废东阳，始看佛经。初视《维摩诘》，疑《般若波罗密》太多；后见《小品》，恨此语少。
殷中军被废徙东阳，大读佛经，皆精解。惟至事数处不解，遇见一道人问所签，便释然。
殷中军读《小品》，下二百签，皆是精微，世之幽滞。尝欲与支道林辩之，竞不得。今《小品》犹存。
殷中军即殷浩(?—356)，乃东晋中前期人，“善《老》、《易》，能清言”，乃清谈名士。被废之前，殷浩从不看佛经，被废之后，思想发生巨变，“大读佛经”，而且“皆是精解”。这说明，佛教是慰藉士人苦闷心灵最好的灵丹妙药。不仅士族大兴佛教，就连东晋帝王，如明帝司马绍(299—325)、成帝司马衍(321—342)、哀帝司马丕(341—365)、废帝司(海西公)马奕(342—386)、简文帝司马昱(320—372)等均好佛学，尤其是成帝时又开了沙门不跪拜王者之先例，为佛教势力的迅速膨胀添加了催化剂。正是在这样一种崇尚佛教的氛围下，北方的“义解”高僧纷纷南下，为南方寡而无味、了无新意的清谈注入了一股新鲜空气，改变和重塑了南方的学风，使其焕发出了新的生机。
三
据梁慧皎(497～554)《高僧传》载，两晋及晋宋之际，北方南下的高僧几乎遍及“译经”、“义解”、“神异”、“习禅”、“明律”、“诵经”、“兴福”、“经师(转读)”“唱导”等各个方面，其中以“义解”高僧的人数最多。两晋时期南下的著名僧人有：康僧渊、康法畅、支敏度，“晋成之世，(康僧渊)与康法畅、支敏度等过江。”竺法潜，“晋永嘉初，避乱过江。”于法兰，“后闻江东山水，剡县(今浙江嵊县)称奇，乃徐步东瓯(温州)，远瞻周嶿嵊，居于石城山足，今之元华寺是也。”于道邃，“后与兰公俱过江，谢庆绪大相推重。”释道宝，“晋丞相导之弟。弱年信悟，避世辞荣，亲旧谏之，莫之能制。”释道安，后赵之乱，“与弟子慧远等四百余人渡河”，“达襄阳，复宣佛法。支僧敦，“少游汧陇，长历荆雍。妙通大乘，兼善数论，著《人物始义论》。”竺法汰，少与道安同学，“与道安避难行至新野”，“泣涕而别。乃与弟子昙壹、昙二等四十馀人，沿江东下”，“下都止瓦官寺，晋太宗简文皇帝深相敬重。”释僧先，“与道安相遇于逆旅”，“乃与汰等南游晋平(土)，讲道弘化。”竺僧辅，“道振伊洛，一都宗事。值西晋饥乱，辅与释道安等隐于洪濩泽”，“后憩荆州上明寺。”竺僧敷，“西晋末乱，移居江左，止京师瓦官寺，盛开讲席。”释法遇，“事(道)安为师”，“后襄阳被寇，遇乃避地东下，止江陵长沙寺。”，随道安南下至襄阳。又遇苻秦攻襄阳，乃别道安，“与弟子数十人，南适荆州”；又经“浔阳，见庐山清净”，遂入山。这些著名高僧的南下或过江，虽时间、地点不同，个人的具体处境和情况也不尽相同，但总起来讲，对南方佛教乃至整个南方思想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四
《世说新语》以诙谐、轻松的笔调叙述了上述南下、过江僧人及受其影响的南方僧人的佛教活动，可以归类、总结出以下一些特点：其一，南下过江的僧人并非都是一帆风顺，但他们凭着自己对佛教义理的深刻理解和掌握，使名士们不得不刮目相看。
愍度道人始欲过江，与一伦道人为侣，谋曰：“用旧义在江东，恐不办得食。”便共立“心无义”。既而此道人不成渡，愍度果讲义积年。后有伦人来，先道人寄语云：“为我致意愍度，无义那可立?治此计，权救饥尔，无为遂负如来也。
康僧渊初过江，未有知者，恒周旋市肆，乞索以自营。忽往殷渊源许，值盛有宾客，殷使坐，粗与寒温，遂及义理。语言辞旨，曾无愧色。
领略粗举，一往参诣。由是知之。支愍(敏)度创立“心无义”并非其本意，而是“权救饥尔”。可见支愍度初过江时，连肚子都填不饱。康僧渊初过江时，也是乞食为生。按说，忍饥挨饿、乞食糊口，对于僧人来说那是极其平常的事，尤其是以禅定(dhyana—samadhi)、头陀(dhnta)为高的僧人，更是要专门经受乞食为生的磨练。而支敏度、康僧渊都是以“义学”为高之僧，是吃不下“头陀”之苦的。所以，他们就得发挥其特长，以“义理”来赢得江左王室和士人们的关注和赞赏。这种以“义理”来迎合士族们的清谈口味，实际上改变了士族们清谈的内容，突出和扩大了般若学的地位和影响。其二，这些南下名僧不仅在玄、佛的义理上与名士相契，而且在清谈的言语和机锋上同样具有名士们的那种简约、隽永、机敏、诙谐的特色。
康僧渊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调之。僧渊曰：“鼻者面之山，目者面之渊。山不高则不灵，渊不深则不清。”
竺法深在简文坐，刘尹问：“道人何以游朱门?”答曰：“君自见其朱门，贫道如游蓬户。”
支道林常养数匹马。或言“道人畜马不韵。”支曰：“贫道重其神骏。”
由上看出，名僧与名士之风格何其相似!故孙绰才有“丛林七僧”与“竹林七贤”之相比附。孙绰的比附，表面上看起来是以名僧来附会名士，实际上，他已经看到了佛教急遽增长的势头。这就表明，东晋的世家大族从单纯的玄学清谈中跳离出来而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到了佛教上面。其三，南下或过江僧人多精熟“三玄”(《易》、《老子》、《庄子》)，他们在对“三玄”理解的深刻程度上，丝毫不逊色于清谈名士。特别是他们在谈玄时的杂入佛理，使名士们常有耳目一新之感。
《庄子·逍遥游》，旧是难处，诸名贤所可钻味，而不能拔理于郭、向之外。支道林在白马寺中，将冯太常共语，因及《逍遥》。支卓然标新理于二家之表，立异义于众贤之外，皆是诸名贤寻味之所不得。后遂用支理。
王逸少(王羲之)作会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孙兴公谓王曰：“支道林拔新领异胸怀所
及乃自佳，卿欲见不?”王本自有一往隽气，殊自轻之。后孙与支共载往王许，王都领域，不与交言。须臾支退，后正值王当行，车已在门。支语王曰：“君未可去，贫道与君小语。”因论《庄子·逍遥游》。支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王遂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支遁解《逍遥游》居然能作数千言，足见其对《庄子》的理解何等深刻。这种理解恐怕更多地是站在佛教的角度，故而能有新见，令名士“留连不能已”。其四，南下、过江僧人并不是一味地去迎合名士们的玄学清谈的口味，他们初期的迎合只是为了站稳脚跟，一旦其地位得到了确立，他们就会创立自己的佛学思想体系。据汤用彤考证，这一时期创立的般若学派有支敏度立的“心无义”，道安、慧远立的“本无义”和支遁立的“即色义”等六家七宗。这些不同学派的形成，乃是由于运用了一种叫“格义”的方法。有学者认为此时般若学者用“格义”方法乃是迎合、附会玄学。从过江的初期来看，不乏“迎合”因素，但从佛教的传播来看，是不得已而为之。道安早就认识到了“格义”方法的不足，他说：“先旧格义，于理多违。”但不用格义的方法，中国人就难以理解和接受佛教般若学。特别是在般若类经和大乘中观学派理论尚未全面译介出来之前，这些般若学者本身也有一个学习、理解和发挥的过程。般若学思想体系的建立，自然不满足于对玄学的依傍，除了般若学各派的争论外，还开始对玄学的命题发起攻击。
僧意在瓦官寺中，王荀子来，与共语，便使其唱理。意谓王曰：“圣人有情不?”王曰：“无。”重问曰：“圣人如柱邪?”王曰：“如筹算，虽无情，运之者有情。”僧意曰：“谁运圣人邪?”荀子不得答而去。
圣人之有无喜怒哀乐，乃是曹魏正始清谈主要议题之一。王荀子主圣人无情说，却被僧意抓住破绽，直问的“不得答而去”。这种咄咄逼人的质问显然在过江的初期是不可能的，它只有在佛教取得较为稳固的地位后，才有可能对玄学进行发难。这也同时表明，般若学与玄学有着根本的区别：“般若学是一种以论证现实世界虚幻不实为目的出世间的宗教哲学，而魏晋玄学则是一种充分肯定现实世界合理性的世俗哲学。”其五，南下、过江僧人在南方社会中的地位确立后，便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了。由此对士族乃至王室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道安至襄阳，就得到习凿齿、谢安、郗超等名士的礼敬和供养；支遁则与“王洽、刘恢、殷浩、许询、郄(郗)超、孙绰、桓彦表、王敬仁、何次道、王文度、谢长遐、袁彦伯等，并一代名流，皆着尘外之狎。王羲之、王修亦对支遁钦佩之至。在庐山“三十馀年，影不出山”的慧远，除了刘遗民、雷次宗、周续之、宗炳、张莱民、张季硕、谢灵运等名士为人室弟子外，还受到了陶侃、桓伊、王谧、王默、殷仲堪、桓玄、何无忌等名士和重臣的钦慕和致敬。竺法潜，“中宗元皇，及肃祖明帝、丞相王茂弘、太尉庾元规，并钦其风德，友而敬焉。”竺法汰，“下都止瓦官寺，晋太宗简文皇帝深相敬重。”这么多的名士和帝王敬重名僧，自然不能不受其影响。名士谈佛、讲佛已渐成风气，且其义理水平日益提高。
支道林、许掾诸人共在会稽王斋头。支为法师，许为都讲。支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抃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
名士不只是一般地以清谈点佛理而点缀门面，而是充当起“义解”僧人的职责，真正宣讲起佛教般若学来了。像孙绰的《喻道论》、郗超的《奉法要》调和儒、佛，其对佛理理解之深刻，盖非西晋清谈士人所企及。于此可见此时名士通达佛理。
《世说新语》在以上五个方面，艺术地再现了当时佛教的活动状况，为我们了解和认识东晋佛教与政治、思想文化的关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世说新语》虽然记录了这么多的佛教活动和僧人的言行举止，但因其书的性质为笔记小说，非实录史料，故其所记佛教活动能否反映当时佛教的实际状况，还需要进一步寻找旁证材料来佐证，否则，就会把小说当作历史来看，陷入虚构艺术(ficfionfl an)的历史陷阱之中。需要指出的是，多部闻名遐迩的中国哲学史、思想史和佛教史等著作，都不约而同地直接引用了《世说新语》中的材料，不作任何考辨，就将其作为反映当时历史状况的史料，忽略了其笔记小说的性质。这不能不令人遗憾。五
《世说新语》作为文学作品不只在文学领域产生巨大的影响，同时它对佛教的《僧传》写作也有着重要的贡献。以往我们研究佛教与文学的关系，多从佛教对文学的渗透和影响着眼，忽略了文学对佛教的渗透，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尽管佛教与文学的相互影响的程度并不是相等的，佛教对文学的影响远远大于文学对佛教的影响，但文学毕竟还是以它的人物塑造、情节描述、审美趣好等，对佛教尤其是《僧传》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譬如，《世说新语》就以其成功的人物塑造为梁代慧皎撰写《高僧传》提供了成熟的人物素材和写作经验。如《世说》写支遁的好马、放鹤以及王羲之的“披襟解带”，便成为《高僧传·支遁传》的绝妙素材：
人尝有遗遁马者，遁爱而养之，时或有讥之者，遁曰：“爱其神骏，聊复畜耳。”后有饷鹤者遁谓鹤日：“尔冲天之物，宁为耳目之甑乎?”逐放之。
王羲之时在会稽，素闻遁名，未之信，谓人曰：“一往之气，何足言。”后遁既还剡，经由于郡，王故诣遁，观其风力。既至，王谓遁曰：“《逍遥篇》可得闻乎?”遁乃作数千言，标揭新理，才藻惊绝。王遂披衿解带，流连不能已。仍请住灵嘉寺，意存相近。又如竺法深，《高僧传》的材料也汲取了《世说新语》：
潜(法深)尝于简文处，遇沛国刘忮，忮嘲之日：“道士何以游朱门?”潜曰：“君自规其朱门。贫道见为蓬户。再如康僧渊，
刘易阳语录篇6
她是才女，也是美女，曾在各种钢琴比赛中获奖并留学海外，无论在同学同事还是朋友那里都备受宠爱。然而，一直引人注目的她突然离奇失踪了……
真相大白之日，事情的原委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
留学德国却是事出有因
对刘馨媛的父母来说，女儿是毫无征兆地突然在人间蒸发的，时间是2006年5月4日。在此之前，刘馨媛刚从德国留学回来，担任常州一所国际私立学校的钢琴教师。良好的人际关系，谦虚的为人，令同事和朋友对26岁的刘馨媛的失踪非常诧异。
“究竟在那一天发生了什么？”在寻找女儿的几个月中，年迈的父母总要不停地重复着这句话。
刘馨媛出生于湖北襄樊市的一个音乐世家。自幼聪明伶俐的刘馨媛极具钢琴天赋，在父亲的指导下，她2岁练琴，14岁便考取了钢琴10级。
1997年，刘馨媛已出落成了一名清秀靓丽、身材颀长的美少女。那次，凭借骄人的实力，刘馨媛从数万名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成为武汉音乐学院仅录取的20名公费大学生之一。大学四年中，刘馨媛精湛的琴艺和出众的容貌倾倒了许多爱慕者，尚未毕业，便有人高薪聘请她到外校任教。可是，毕业后的刘馨媛却对父母说，自己要去德国深造。
对于女儿的决定，父母向来是百依百顺的，当即筹备了20多万的留学费用。父亲非常看好自己的女儿，对女儿说：“你将来一定会成为钢琴大师的，要努力啊！”当然，父亲也有些不解，女儿走向机场的步伐透着无法形容的冷酷和决绝，不明白是为了什么。
其实，在刘馨媛的内心里，埋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
刘馨媛早在大二就已心有所属，对方是一位英俊帅气的小伙子。可这段感情属于朦朦胧胧的暗恋，双方都非常矜持。突然有一天，刘馨媛发现对方已经“移情别恋”了，和一个长相一般的姑娘打得火热。刘馨媛内心沮丧又失落。
那年暑假，母亲带刘馨媛一起到常州舅舅家探亲，在那里，刘馨媛意外地发现了一双和自己心上人一样热情、明亮的眼睛，那就是自己的表哥史海阳。表哥史海阳在当地科技城做电脑生意，高高的个子，儒雅的风度，让刘馨媛生出莫名的好感。
“海阳哥，你可真行，都做电脑行的老板了！”
“我这不算什么，小意思。媛媛更不简单呢，已经拿了好几个钢琴大赛的一等奖了！”
一番热情的寒暄，一下子拉近了这对五六年未见的表兄妹的距离。那些天，同样喜爱音乐和钢琴的史海阳，整日缠着刘馨媛，让她弹奏美妙无比的钢琴名曲，还常常情不自禁地赞叹：“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啊。”看到表哥如此欣赏自己，刘馨媛先前那颗失落的心一下子得到了慰藉。两个月一晃而过，待到分别的时候，两人的眼中都有些依依不舍。当刘馨媛得知表哥还没有女友后，表现更是主动了许多。回去后她经常给表哥写信，而且把自己弹奏的钢琴名曲录制成光碟，给表哥寄去。
这样快乐的日子持续了半年，史海阳突然冷淡了下来，甚至连接刘馨媛电话时都表现出了勉强。第二年暑假，刘馨媛接到了表哥的来信，信中说：“媛媛，大概我对你的赞美让你误会了，其实我们都应有各自的生活和未来的路，毕竟，我们是表兄妹。多保重吧！” 史海阳的话虽然说得很含蓄，但刘馨媛已经听明白了。“难道自己真的这么令人讨厌？如今连唯一一个能说说心里话的知心人都开始躲避远离我。要是我们不是表亲就好了……也许我娴熟的琴艺只有导师才会欣赏……”
就这样，自以为感情再次受挫的刘馨媛，心灰意冷，决绝地去了德国留学。
表兄妹孕育畸恋之花
2004年秋天，刘馨媛从德国卡斯鲁厄音乐学院学成归国。这时，从常州舅舅那里传来一条消息：常州一所私立的国际学校正在招聘钢琴教师，待遇非常优厚。舅舅说：“这边的家长非常注重儿女才艺的培养，媛媛业余时间再带些学生，一个月收入至少万把块呢！”舅舅的话打动了刘馨媛，这个懂事的女孩深知父母为自己学琴留学已欠下了许多外债，做女儿的该为父母分担家庭重任了。于是，她毫不犹豫地去了常州，并成功应聘那所私立学校。
女儿远在异地工作，母亲自然要拜托哥哥一家关照她。于是，刘馨媛成了舅舅家的常客。此时的史海阳由于生意需要，已经在外租房居住，也许是意识到自己一年前的态度深深刺伤了表妹，所以他一直很自责。这次，刘馨媛来到常州工作后，史海阳尽量弥补以前的冷淡，抽出时间帮她找房子，办暂住证，带她去各个景点游玩。刘馨媛接受了表哥的这番好意，兄妹俩渐渐和好如初。
由于刘馨媛的海归背景和她无可挑剔的琴艺，很快就成了学校里的重要骨干，很受校方器重。同时，业余时间，也有十几个孩子在家长带领下慕名前来拜师。刘馨媛变成了一只快乐的陀螺，收入节节攀升。但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刘馨媛还是能感觉到自己内心的空虚，25岁的她竟然还没有品尝过爱情的滋味。刘馨媛一直有记日记的习惯，在初到异乡的日子里，她一直用英文和德文记录自己的心声。
那年寒假期间，刘馨媛又新招了几名弟子。可是在一天下课后，她却遭到了一名大个子男生的非礼。情急之下，刘馨媛打电话叫来了表哥。对方一看老师搬来了救兵，当即吓跑了。受到惊吓的刘馨媛伏在表哥的怀里，痛哭起来。“媛媛，有我在，别怕！”那个晚上，史海阳一直陪在战栗不止又忧伤委屈的表妹身旁，两人细声慢语地聊着心里话。朦胧中，两人的眼神都出现了复杂的内容。
这次深聊之后，史海阳便顾及表妹的安全，经常隔三岔五地前往刘馨媛的住处。对此，刘馨媛表现得很高兴。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对不善交际的刘馨媛来说，表哥是她唯一愿意交流的人。有几次，史海阳看见刘馨媛在用英语写日记，非常钦佩，说：“媛媛，我跟着你学英语吧。我们公司正在开发新软件，以我目前的英文水平，搞这个真是很吃力。”“好啊，没问题，这事包在我身上。”
这以后，史海阳便每晚准时出现在表妹住处，而刘馨媛送走学琴的孩子后，便教表哥学英语。史海阳学得很认真，刘馨媛教得也很卖力。有时，天太晚了，史海阳干脆就住在了表妹家里。
那段时间是刘馨媛最快乐的日子，她每天早早地下班，买好菜，烧好饭，等待史海阳下班前来。有时刘馨媛在这个房间教孩子上课，而史海阳就倚在门边听表妹上课，如果碰上刘馨媛演奏曲目，史海阳更是一眼不眨地沉醉其中。大概史海阳痴迷的目光打动了刘馨媛那颗矜持的心，有一天晚上，她别有意味地和表哥谈起了红楼梦。“其实宝黛的感情真的让人羡慕……” 史海阳的内心激烈地碰撞着，但近段时间来的生意受挫和感情彷徨，让此时的他欲言又止。说心里话，表妹如果是自己的心上人那该多好啊！她温柔、时尚，善解人意，还才貌兼备。可自己前后谈了两个女友，皆因自己经济窘迫而告吹。因念及自己尴尬的处境，史海阳干脆捧起了酒瓶，拉上表妹一起狂饮。酒终究是喝多了，兄妹两个摇晃的身影一起倒在了那张大床上……
当黎明的霞光照进房间的时候，刘馨媛看见了表哥因尴尬而抽搐的脸。“媛媛，我――我――该死。” 刘馨媛也把昨晚的一切回忆起来了，由于害羞，她披上衣服飞快地冲进了另一个房间。门外，史海阳哀求着，恳请她原谅，说：“媛媛，其实我早就爱上你了，但我们是兄妹，我不敢爱你，也不可以爱你。而且，你是那么优秀，我配不上你。但我会对你好的，爱情是不必顾忌世俗的眼光的，也不需要所谓的结果……”
刘馨媛心里其实也是非常喜欢这个帅气的表哥，当即开了门，扑进表哥的怀里，说：“什么都不要说了，今生我就和你在一起。”这对表兄妹之间的情天欲海，就这样拉开了序幕。世上的一些爱情往往是非理智的，两人不想管那么多，只是享受着眼前的新鲜和快乐。
日子在挣扎的快乐中递进。半年后，刘馨媛贷款购买了一套65平方的商品房，一是准备将来接父母一起来住，最主要的是，这套装修精致的房子，成了她和表哥频频幽会的场所。两人之间的感情日渐升温，刘馨媛完全沉醉在甜美的爱情之中。
肉欲沉沦却是噩梦的开始
史海阳的电脑生意一直没有起色。自从得知表妹刘馨媛年收入高达十几万后，史海阳那颗活络的心就打起了主意。那次醉酒失态、生米煮成熟饭后，他更变得无所顾忌起来，经常三天两头以生意为由向表妹借钱。而刘馨媛深爱表哥，对其所提的要求总是有求必应。但同时，史海阳也很清楚，自己和表妹的恋情是没有结果的，而且如果这段恋情被曝光，自己将无法在这个城市和亲人间生存。
2006年春节期间，史海阳一反常态地催刘馨媛回家过年，他这举动让刘馨媛很诧异。接着，开学后，刘馨媛发现表哥来自己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了。终于，刘馨媛发现表哥和其手下的一名女业务员打得火热，甚至，听他单位的员工说，两人马上就要结婚了。对此，刘馨媛怒不可遏，找来史海阳大声责问：“我难道是你的玩偶？你对我的誓言全都是假的？骗子！流氓！你给我说清楚，你和那个女人究竟是什么关系？你把我放在什么位置？” 刘馨媛发疯似撕打着史海阳，可对方一言不发，挣脱后摔门而去。
巨大的打击让刘馨媛一下子病倒了。远在湖北的母亲得知女儿生病后，还托哥哥去探望，但母亲和舅舅却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儿女间竟藏着这么一段丑陋的孽情。
无边的痛苦折磨着刘馨媛纤弱的身体，那些日子，她只能在日记上诉说哀伤。也许投入的感情太深了，刘馨媛觉得自己不能这样悄无声息地退出，这太便宜那个负心人了。
这边，史海阳在紧锣密鼓地筹备婚礼，那边，刘馨媛对他下了最后通牒：“你玩弄了我，休想就这么轻易地抛弃我！咱们分手后，我会在你结婚的那天，当着众人的面亲口说出你我之间的私情，让你一辈子也别想堂堂正正地做人。”
“你敢！你说说看，看最后谁最丢人，你妈妈会被你气死的。” 史海阳也不示弱。
“那咱们就走着瞧！” 刘馨媛撂下这句话就走了。史海阳顿觉一股凉气沿着脊背爬遍全身。史海阳深信性格刚烈的表妹一定会说到做到。“完了，这下怎么办！？如果她将事情抖出去，不但婚结不成，父母也一定不会饶了我啊……自己决不能坐以待毙啊。”
夏日的一个夜晚，史海阳再次约表妹出来谈判。这次，他不仅答应偿还先前借的3万元钱，还给刘馨媛买了许多礼物。“媛媛，我错了，你原谅我吧。来，我帮你把这条项链带上。” 刘馨媛还以为表哥回心转意了，微笑着，闭着眼睛把脖子凑过去。史海阳丢掉项链，双手直接就卡住了刘馨媛的脖子。“表哥，你――”，还未等刘馨媛喊出声，史海阳一用力，就结束了表妹26年的韶华青春。怕事情败露，史海阳残忍地碎了尸，装在10余个袋子内，趁着茫茫夜色，分别抛于树林、河道等隐蔽处。
就这样，刘馨媛在众人的眼中消失了。出事后，史海阳还煞有其事地去通知姑姑姑父，还陪着姑姑在电视、报纸、网络上登了寻人启事。谁也没看出史海阳的异样。
刘馨媛仿佛在人间蒸发了，没有丝毫音讯。
刘馨媛的父母在女儿居住的小屋四处翻查，把翻到的女儿的日记本交给了警方。警方很快锁定了“头号”嫌疑犯――史海阳。
刘易阳语录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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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苗族歌棒的历史渊源和音乐文化内涵李琼，胡菲莉，李友玲，颜家佳，LIQiong，HUFei-li，LIYou-ling，YANJia-jia
25.对当下高校音乐教育的美学思考曾卫星，WEIXing
1.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努力构建和谐校园蒙秋明，MENGQiu-ming
2.谈王阳明的启蒙思想——兼及与"五四"启蒙文学的联系刘晓华，LIUXiao-hua
3.贵州高校学生公寓社会化改革研究周贵发，ZHOUGui-fa
4.依法治校是构建高校和谐校园的基石唐海清，阮朝辉，杨正华，杨扬，TANGHai-qing，RUANZhao-hui，YANGZheng-hua，YANGYang
5.探索高校生态道德教育何志玉，HEZhi-yu
6.谈"辩"论"当"——墨家辩学与现代论辩理论刘宗棠，LIUZong-tang
7.行政许可性质之法理学分析甄永丽，ZHENYong-li
8.诚信与成本丁作枚，DINGZuo-meiHttP://
9.中国近代公司制形成的经济学分析肖良武，XIAOLiang-wu
10.抗日战争时期四联总处在西南地区的工业投资王红曼，WANGHong-man
11.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制度经济学解读胡春生，HUChun-sheng
12.发展循环经济的主要着力点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郝继明，HAOJi-ming
13.中小企业实施电子商务的策略分析李秀丽，LIXiu-li
14.发展优势产业,实现贵州经济跨越性发展赵忠璇，ZHAOZhong-xuan
15.对贵州小城镇发展制约因素与对策的思考刘晓辉，LIUXiao-hui
16.简论秦汉会计发展的主要特征朱卫华，ZHUWei-hua
17.论席勒美论的独特角度及价值黄健云，HUANGJian-yun
刘易阳语录篇8
关键词：东晋； 周易； 文学； 艺术
the spreading of zhouyi in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and its influence on literature and art
abstract: in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317—420）, zhouyi was directly spread mainly by ways of teaching at school, passing down privately, and philosophical disputing (among the literati）. in addition, divination by zhouyi also put forward the spreading. influences of zhouyi on literature and art are mainly manifested in words, images, styles, conception, criticism and novels, etc.
key words: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zhouyi; literature; art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历史时期，各种学术思潮异常活跃，在新的时代环境中异彩纷呈。《周易》在获得两汉经学的青睐后，又开始经历魏晋玄学的洗礼。玄学化的《周易》学派蔚然兴起，脱颖而出；同时，由于动荡社会的现实需要，依托《周易》的卜筮也广为传播，向社会作立体化、多方位的渗透。东晋是一个玄学兴盛、文艺繁荣的时代，全面考察《周易》的传播及其对文学艺术的影响，对于丰富易学史研究、加深对东晋文艺的理解都是不无裨益的。
主要传播方式
通过官办学校讲授是《周易》直接传播的主要方式。王弼易学在东晋受到推崇并广为传播。《北史·儒林传序》云：“江左，《周易》则王辅嗣。” ［1］(卷八一)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云：“江左中兴，《易》唯置王氏博士。”［2］东晋初建，元帝修复学校“公卿子弟，并入国学” ［3］ (殷茂《上言宜令清官子侄入学》)；“简省博士，置《周易》王氏……郑《易》皆省不置。” ［4］（《荀崧传》）荀崧为此曾上疏力争将郑玄易学置博士一人。元帝令臣下博议，臣下皆以为可，元帝准奏。但“会王敦之难，不行”，不了了之。查《晋书》不见有再置郑玄《易》为博士的记载。因此，很可能直到梁、陈时代才有“郑玄、王弼二注列于国学”［5］（《经籍志一》）。王弼《易》注既然列于国学，当然也就成了学生的考试科目。据《晋书·孔坦传》，东晋建立三年后，针对各地举荐上来的秀才、孝廉，晋元帝“申明旧制，皆令试《经》”，后听取孔坦建议，仅定孝廉四年后试《经》，秀才则仍依旧制。
除了国学，地方学校也是《周易》传播的重要场所。《通典》卷五三云，征西将军庾亮在武昌时，开办官学，“近临川、临贺二郡并求修复学校。”［6］可见，地方官学随着局势的稳定，也逐渐得到恢复或新建，包括《周易》在内的儒家经典自然成了主要科目。在地方上办学影响最大的当数豫章太守范宁，他“在郡大设庠序”，“远近至者千余人”，“并取郡四姓子弟，皆充学生，课读《五经》”。［4］（《范宁传》）这些学校培养了一大批精通《五经》的学生。如《宋书·周续之传》云：周续之“年十二，诣宁受业，居学数年，通《五经》并《纬》、《侯》”。［7］《晋书·许孜传》称许孜“师事豫章太守会稽孔冲，受《诗》、《书》、《礼》、《易》及《孝经》、《论语》”。当然范宁允许讲授的极可能不是王弼《易》学，因为他宗尚传统儒学，痛恨浮虚玄风，并认为这种学风“源始于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于桀纣”［4］，作专文驳斥王、何“游辞虚说” ［4］（《范宁传》）。
私人传授也是东晋《周易》直接传播的一种重要方式。私人办学卓有成效和声名的是范宣，《晋书·范宣传》称“江州人士并好经学”的原因就是由于范宣的讲习之功。他“博综众书”，所著《易论难》流传当时。据《晋书·郭璞传》，郭璞受业于“客居河东”的郭公，郭璞也曾私人授学，因此本传称郭璞“门人赵载尝窃《青囊书》”云云。被列入《晋书·艺术传》的东晋术士，多有学于私门或私人授徒者：
步熊，字叔熊，阳平发干人也。少好卜筮术数，门徒甚众。
杜不愆，庐江人也。少就外祖郭璞学《易》卜，屡有验。
韩友，字景先，庐江舒人也。为书生，受《易》于会稽伍振，善占卜。
《周易》传播所及，不止限于儒生，佛教徒也莫能例外。如竺法太的弟子“昙一、昙二，并博练经义，又善《老》、《易》，风流趣好，与慧远齐名” ［8］（《晋宗师瓦官寺竺法太传》）。慧远一代宗师，“少为诸生，通《六经》及《三藏》” ［8］（《晋庐山慧远传》），精通《易》理。僧 “通《六经》及《三藏》” ［8］（《晋长安大寺释僧 传》），现存支遁诗文中多次使用《周易》概念语词。僧人接受《周易》主要不是阐发易理，而是与佛理相印证，或者以易解佛。如释道立“以《庄》、《老》三玄，微应佛理，颇亦属意焉” ［8］（《晋长安覆舟山释道立传》）。支遁作《释迦文佛像赞序》云：
冲量弘乎太虚，神盖宏于两仪；易简待以成体，太和拟而称邵；圆蓍者像其神寂，方卦者法其智周。［3］
这哪里是释迦大佛，实在是《周易》太极的神像。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序》云：“岂独以圣人在位，而比称二仪哉！”［3］于《出家二》云：“故凡在出家，皆遁世以求其志……遁世则宜高尚其迹。”［4］这是借时人熟悉的《周易》之理为佛教徒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追求作论证。由此足见僧人中的贤智之士于《周易》修养之一般。
清谈是《周易》在上层名流中传播的一种重要方式。作为“三玄”之一，《周易》是东晋名士的案头必研书，通易理是风流拔俗的基本标志。《晋书·王湛传》载：
（王）济尝诣湛，见床头有《周易》，问曰：“叔父何用此为？”湛曰：“体中不佳时，脱复看耳。”济请言之。湛因剖析玄理，微妙有奇趣，皆济所未闻也。济才气抗迈，于湛略无子侄之敬。既闻其言，不觉栗然，心形俱肃。遂留连弥日累夜，自视缺然，乃叹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济之罪也！”
《周易》是王湛的“床头”书，其侄王济“何用此为”的问句，于嘲笑中透出这样的信息：只有名士才读《周易》。王济于王湛处“留连弥日累夜”，清谈《周易》义理当是重要话题。
清谈《周易》，有时是一人清言，如上段引文中王湛“清言”，即自己一人阐述《易》理，因此说“济所未闻也”。《世说新语·文学》云：
宣武集诸名贤讲《易》，日说一卦。简文欲听，闻此便还。曰：“义自当有难易，其以一卦为限邪？”［9］（第217-218页）
桓温说卦是一人讲，众人听。因讲法呆板，引来简文帝讥诮。有时为两人问答。如同书云：
殷荆州问远公：“易以何为体？”答曰：“易以感为体。”殷曰：“铜山西崩，灵钟东应，便是易耶？”远公笑而不答。［9］（第240页）
有时候是众人共坐，听两人拈题论难。如同书云：
殷中军、孙安国、王、谢能言诸贤，悉在会稽王许。殷与孙共论《易》象，妙于见形。孙语道合，意气干云。一坐咸不安孙理，而辞不能屈。会稽王慨然叹曰：“使真长来，故应有以制彼。”既迎真长，孙意已不如。真长既至，先令孙自叙本理。孙粗说己语，亦觉殊不及向。刘便作二百许语，辞难简切，孙理遂屈。一坐同时拊掌而笑，称美良久。［9］（第238页）
清谈促进了《周易》的传播，更加深了对易理的探讨和理解。同时也表明易学派别之间存在着论争。殷浩、刘惔属于继承王弼以玄解《易》新方法的玄学派，《晋书》本传说他们都好《老》、《庄》。孙盛则是传统派的支持者。从他们之间辩论的现场看，东晋名士多赞赏王氏易学，否则“一坐咸不安孙理”、“一坐同时拊掌而笑”就无从解释。简文帝是刘惔的岳丈，王、谢家族的代表人物王羲之、谢安等名士皆好老庄，生活方式和人生态度明显倾向于老庄。元帝立《周易》为博士，首先考虑的是王弼易学，而不是郑玄易学，也很能说明当时名士对于玄学派的格外青睐。刘义庆《幽明录》和殷芸《小说》都记录了这样一则耐人寻味的传说：
王辅嗣注《易》，辄笑郑玄为儒，云：“老奴甚无意！”于时夜分，忽然闻门外阁有著屐声。须臾进，自云郑玄，责之曰：“君年少，何以轻穿文凿句，而妄讥诮老子邪？极有忿色，言竟便退。辅深生畏恶，经少时，遇厉疾卒。［10］（第165-166页）考虑到记录这则传说的刘义庆是离东晋最近的南朝宋代人，这一传说应当在东晋就已经存在，其贬王褒郑的情感倾向显示了新旧易学派别之间的矛盾。
易卜也是《周易》传播的特殊而重要途径。东晋时期方术活动非常兴盛，出现了一大批通晓《周易》卜筮的术士，他们对《周易》的传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易》卜是用《周易》来占卜，东晋时依然用《易》卜决策和预测过国家事务。《晋书·郭璞传》载晋元帝初镇建业，郭璞应王导之命卜筮，遇《咸》之《井》。《晋书·五行志中》载：王敦反，温峤、庾亮欲往征讨，令郭璞卜筮，卜云：“元吉。”《搜神记》卷二称有人得伤寒病，“垂死，令璞占之，不吉。”郭璞以厌胜之术保其无恙。庾阐著《蓍龟论》云：“蓍龟之运，亦所以感兴卦兆，求通逆数”，《易》卜实际上并不一味迷信卦兆，往往贯彻人的意志。《晋书·郭璞传》云：
（王）敦将举兵，又使璞筮。璞曰：“无成。”
《晋书·五行志中》载：
昔温峤令郭景纯卜己与庾亮吉凶，景纯云：“元吉。” 峤语亮曰：“景纯每筮是，
不敢尽言。吾等与国家同安危，而曰‘元吉’，是事有成也。”
郭璞卜筮的结果也代表了他个人的政治倾向，非仅为卜筮而卜筮。其实令人卜卦的人，除了无知的庸人，大多借以自造舆论。统治者尤其如此。上引卜例中多有个中信息。因此《晋书》卷七六《王廙传》载王廙《奏〈中兴赋〉疏》云：“郭璞云必致中兴。璞之爻筮，虽子房、管辂不过也，明天下之历数在陛下矣。”
与借卜筮表达政见相通，东晋时期，精通《周易》的臣下，还时常借易理立论进谏，这也促进了《周易》的传播。郭璞感于“刑狱繁兴”［4］（《郭璞传》），曾上《省刑疏》、《日有黑气疏》二疏，引用易理分析卦象和自然现象，表达减省刑狱的政见。《晋书·蔡谟传》载蔡谟上疏谏止征西将军庾亮移镇石城，开篇即云：“时有否泰，道有屈伸”，依《易》立论，最终说服了庾亮。《晋书·江逌传》载江逌为谏止穆帝将修后池起阁道上疏云：“致饰则素，故《贲》返于《剥》；有大必盈，则受之以《谦》。”引《易》卦以明理，增强了说理效果。
对诗文小说的影响
由于经典教育的传统得到延续和普及，东晋士人大多或多或少地得益于《周易》方面的修养。东晋文人也是如此。在东晋著名文人中，受《周易》影响最显著的是郭璞和干宝。在郭璞的诗文中有近十题明显带有《周易》的印记，干宝的志怪小说《搜神记》所受《周易》影响已略如前论，此外其《晋纪总论》中也明显闪烁着《周易》的魂灵。其他作家像湛方生、陶渊明、刘琨、王廙、王胡之、孙绰、顾恺之、戴逵、支遁、慧远等人或多或少于诗文中留有《周易》的影子。如陶渊明“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 ［11］ （《饮酒》二十首之十六），很早就接触到《周易》。
《周易》对东晋诗文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以《周易》的概念范畴如乾、坤、阴、阳、否、泰、太极等入诗：
厄运初造，阳爻在六。乾象栋倾，坤仪再覆。（刘琨《答卢谌诗》）［12］（第851页）
茫茫太极，赋受理殊。（孙绰《丧哀诗》）［12］（第897页）
若乃太阴下沦，少阳上升，蜇虫将起，动灵先应。［3］（第2235页顾恺之《雷电赋》）
乐哉一生，无泰无否。［3］（第2270页湛方生《北叟赞》）
这些被引入诗文中的《周易》概念范畴加强了诗文的玄理意味，但多缺少形象，难免生涩。不过，也有些概念范畴由于已化入日常口语，引入诗文后避免了这种缺憾。如“损益”：刘毅《请移江州军府于豫章表》开篇依《易》立论云：“臣闻天以盈虚为道，治以损益为义。”下文便紧扣“损益”立论。《全晋文》卷一二七丁谭有《上书陈时事损益》，表明“损益”在当时已成为日常用词。又如“三才”，语出《周易·说卦》天、地、人总谓，在东晋变为成语，陶渊明《形影神·神释》云：“人为三才中。”［11］（第36页）支遁《八关斋诗》三首之三云：“达度冥三才，恍惚丧神偶。”［12］（第1080页）
《周易》是玄谈的基本读本，染指玄理极深的玄学诗人创作的诗歌往往杂有《易》理。如孙绰《与庾冰诗》云“昏明相错，否泰时用。数钟大过，乾象摧栋。”《赠谢安诗》云：“藏器掩曜，涉易知损。”王胡之《答谢安诗》云“泰不期显，在悴通否。”都明显杂有易理。旧论玄言诗多侧重于其老、庄、佛三家义理，而实际上《易》理也是玄言诗要表达的主旨之一。
第二，以《周易》所取之象入诗文。如：
砰棱震雷咤。［12］（第858页李颙《百般日诗》）
大象内，照曜实显影。［12］（第949页张奴《歌》）
踟蹰观象物，未始见牛全。［12］（第1080页支遁《咏怀诗五首》之一）
乘乾因九五，龙飞兜率天。［3］（第2370页支遁《弥勒赞》）
乾光坠影……龙德时乘。［3］（第2152页郭璞《客傲》）
进则保龙现，退为触藩羝。［12］（第865页郭璞《游仙诗》之一）
大象运四时，功成者自去。［11］（第128页陶渊明《咏二疏》）
与直接以概念入诗不同，用易“象”入诗很好地契合了诗的形象性特点。在诗中“易象”由于同情理结合紧密，便成为具有审美意味的意象，“象”实现了由哲理向诗意的转化。如郭璞《游仙诗》“进则保龙现，退为触藩羝”就是很好的例子。《周易·乾》云：“见龙在田，利见大人。”［13］《大壮》云：“羝羊触藩，羸其角，不能退，不能遂。” ［13］郭璞这两句诗是说：出仕固然可以为君所用，如见龙在田，会有所作为；可若想再从仕途退向山林，则如公羊触藩，进退不能。这里既引入易理，又引入《易》象，使诗意的表达不显干枯，具备了意与象交融的审美意味，这类诗就避免了直接以概念入诗带来的生硬阻隔。
第三，《周易》句式、形式对东晋诗文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如《周易·系辞下》云：“昔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12］“仰俯”句式在东晋诗文中屡屡出现：
仰望碧天际，俯磐绿水滨。［12］（第895页王羲之《兰亭诗》）
仰观大造，俯资时物。［12］（第899页孙绰《答许询诗》）
俯挥素波，仰掇芳兰。［12］（第916页徐丰之《兰亭诗》）
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11］（第133页陶渊明《读山海经》十三首之一）
“仰俯”句式在此已不仅仅是句式，而且是有意味的形式，其中意味如动作的节律化、时间的瞬变、天人合一的玄同等等，无不如丝如缕地氤氲着《周易》的气息。
说到诗的形式，东晋时女子苏若兰的《璇玑图诗》不能不称为天下一绝。它又称《织锦回文诗》，据说纵横推求，可得七千余首三至七言诗。《旋玑图诗》诗歌形式回环往复，阴阳运行，如神龙见天，无首无尾。意旨所归乃在情之太极。《易》以八卦而六十四卦，以六十四卦而变化无穷，阐幽探微，窥视太极。《周易》变化无穷的卦象正如《璇玑图诗》回还往复的诗语，《周易》所求太极之理，正如《璇玑图诗》所抒刻骨之情。《璇玑图诗》这种有意味的形式真是得《周易》之壸奥！
第四，《周易》万物迁化、乐天知命等观念深深地渗透进诗文情思之中。《史记·太史公自序》云：“《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14］（卷一三）又云：“《易》以道化。”［14］（卷一三）《周易》长于应变，其中大化运转，万物迁流的观念是一大特点，故《周易·系辞》倡导“乐天知命故不忧”。魏晋时期，天下板荡，人事乖变，白云苍狗，生命无常。东晋文人于此感触良深。但由于玄理浸染，他们普遍追寻一种与化流迁的人生境界：
恢心委形度， 亹亹随化迁。［12］（支遁第1081页《述怀诗》二首之二）
大矣造化功，万物莫不均。群赖虽参差，适我无非新。［12］（第895页王羲之《兰亭诗》）
资清以化，乘气以霏。遇象能鲜，即洁成辉。［9］（第216页羊孚《雪赞》）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11］（第37页陶渊明《形影神》）
乐夫天命复奚疑。［11］（第162页陶渊明《归去来兮辞》）
这是诗性心灵感悟宇宙奥理后的自觉解脱，当然其中离不开《周易》哲理的深刻启示。
第五，《周易》立象尽意的观点深深影响了东晋文论。王弼“得象而忘言”的观点，经荀粲、欧阳建等人的辨析，成为易学哲学的特色问题之一。至东晋尚余嗣响，《世说新语·文学》载“旧云王丞相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9］（第211页）东晋文艺重写意，玄言诗如此，陶渊明的田园诗如此，东晋书法也是如此。表现在文论上即倾向于赞同言意之辨中的重意派，推崇超越形式的文艺境界。当然同时也不舍弃形象与形式。陶渊明诗文中追求去除伪饰的自然真境，他的诗虽名为田园诗，但客观摹象非其宗旨，由象得意，抒写胸怀，进入真境，才是根本目的。因此他说“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11］（第89页）《饮酒》二十首之五“好读书，不求甚解”，“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11］（第175页）《五柳先生传》《晋书·陶潜传》称他“性不解音，而蓄素琴一张，弦徽不具，每朋酒之会，则抚而和之，曰：‘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4］（卷九四）在陶渊明这儿，“言”、“书”、“弦”都不是心之所在，心之所在是“意”、“得”、“趣”。他要追求和体悟的是超于形、象的意境。但纯粹的哲思又非诗人所为，所以他说：“夫导达意气，其惟文乎？”［11］（第145页）《感事不遇赋序》“伊怀难具道，为君作此诗。”［11］（第112页）《拟古》九首其六“关梁难亏替，绝音寄斯篇”，［11］（第120页）《杂诗》十二首之九还是要借助“文”、“诗”、“篇”以导达“意气”，抒发“伊怀”，寄托“绝音”。又《世说新语·文学》云：
庾子嵩作《意赋》成，从子文康见，问曰：“若有意邪，非赋之所尽；若无意邪，复何所赋？”答曰：“正在有意无意之间。”［9］（第256页）
文康的“赋不尽意”观正是“言不尽意论”的翻版，而子嵩“有意无意之间”的回答则是对借言、象尽意论的巧妙运用。《世说新语·文学》又记：阮孚读郭璞诗句“林无静树，川无停流”后，感慨道：“泓峥萧瑟，实不可言。每读此文，辄觉形超神越。”［9］第257页郭璞诗句所传达之意，只可意会，“实不可言”，但郭璞确实又借言传达了此“意”，致使阮孚“形超神越”。对于读者阮孚来说，他感动的不是语言，而是“形超神越”的境界，但又是借助郭诗。不论就作者还是读者，东晋文人更推赏脱略形迹的意境，但同时不否定文学语言形式，而是以之作为进入化境的凭借。这些都打上了易学言、意、象关系之辩的印记。
《周易》，特别是京房易、费直易、管辂易，连同当时郭璞等人的占筮易在东晋广泛流传，不仅影响了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直接影响了志怪小说的产生和繁盛。东晋许多志怪小说实际就是《易》卜应验事实的记录。现存干宝《搜神记》460余条中就有80多条写术士筮例或者引《易》类著作中的话语以验证怪异现象的“合理性”。其中写到的术士有管辂、淳于智、郭璞、隗炤、费孝先、韩友、严卿等，被引用的《易》类著作几乎全是京房《易传》，此外京房《易妖》、《周易》原文各有两三处。据干宝《搜神记序》，这些志怪小说有的承于历史典籍，有的“收遗逸于当时”，后来多被《晋书》、《宋书》中的《五行志》等采用。除了《搜神记》外，梁代就已署名陶潜撰的《搜神后记》、刘宋刘义庆撰的《幽明录》、无名氏的《录异传》等还记有吴猛、郭璞、杜不愆、隗炤等易家术士的怪异传说或卜验筮例。志人小说中也有不少与《周易》相关的篇章。如《世说新语》中有郭璞逸事六条，所记人物不少提到他们的《周易》修养。但总的看来，志人小说没有志怪小说与《周易》关系直接而密切。
参考文献： ［1］李延寿.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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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8.
［7］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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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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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95.
刘易阳语录篇9
论著。其代表性著作是齐梁时刘勰的《文心雕龙》。在体例、框架、结构、论述的完整性、系统性上，可以说前无古人，后乏来者。它是经过刘勰的缜密构思所完成的，总结了自先秦到齐梁时代文学美学史发展及其现状的丰富经验，回答了文学美学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
论文。其代表作是西晋陆机的《文赋》。《文赋》的最大理论贡献是完成了文学审美的的根本性转化，特别是其中论述“诗缘情而绮靡”，把诗与情相连结，规范了诗的审美性质是“缘情”、言情，这就从根本上对“诗言志”的传统论述作了颠覆。由此，奠定了《文赋》在中国文学美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序跋。为某一书、文(或自己，或他人)所写的序文、跋文，从而表达做序跋者的美学思想，例如南朝萧齐诗美学家钟嵘的《〈诗品〉序》。该序文建构了以情气为本源、以感荡心灵为方式、以悲怨为内涵的诗美学本体论，从而刷新了中国诗美学理论史。
他还建构了以“滋味”的审美感觉为中心的审美创作和鉴赏论，代表了那个时代文学美学的高峰水平，对后代的影响很大。南朝萧梁时昭明太子萧统《〈文选〉序》认为文学“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提出的是审美标准。“综辑辞采，错比文华”，有美的文辞，文学应具有形式美感特征。
谈话。儒家美学的奠基作《论语》，是由孔子几乎全部用谈话方式表达的。例如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的美学论，“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诗性特征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审美理想论，“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到南宋，朱熹所谈更广，辑有集大成式的《朱子语类》，其中涉及文道论、审美化育论、审美人格论、审美平淡论等。
通信。信函是中国文学审美论的重要载体。西汉司马迁《报任安书》，提出文学审美中“发愤”说。魏代曹丕《与吴质书》，可看成是《典论·论文》的姊妹篇。曹植《与杨德祖书》成为表述其文学美学思想的现存唯一资料。西晋陆机的弟弟陆云《与兄平原(陆机)书》提出“清省”论，“清”乃洁，“省”乃约，以此作为审美标准;“尽定昔日文”，考量过去的文章。
刘宋时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提出当时文学美学界最需要解决的“文”“笔”论。白居易《与元九书》是唐代论述文学美学最重要的书信。韩愈《答李翊书》、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为唐宋古文运动铺垫了文学美学的理论基础。其他，宋代的欧阳修《答吴充秀才书》，苏轼《答谢民师书》，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等书信都有很高的文学审美价值。
以诗论诗。所谓以诗论诗，就是用诗歌形式，主要是绝句论说诗歌美学。唐代诗人杜甫开论诗绝句之先河，写有著名的《戏为六绝句》，涉及一系列诗歌领域，回答当时诗坛的重大问题，诸如诗美学的借鉴和吸受：“转益多师是汝诗。”诗美学史的气度和胸怀：“不薄今人爱古人。”诗歌语言美感：“清词丽句必为邻。”富于历史感的宏观评价态度：“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在杜甫论诗绝句的影响下，产生了南宋戴复古《论诗十绝》、金代元好问《论诗三十首》、清代王士祯《戏仿元遗山(元好问)论诗绝句四十首》、袁枚《仿元遗山论诗三十八首》等。
诗话。这是中后期中国文学美学的主要存在形式。
诗话始于宋代，清代沈涛在《〈匏庐诗话〉自序》中指出：“诗话之作起于有宋。”宋诗话又始于欧阳修，成为诗话的开山祖，以《六一诗话》最著名。欧阳修自号“六一居士”，因此命名《六一诗话》。他曾说：“(六一)居士退居汝阳，而集以资闲谈也。”是一种集录，实际上是对诗歌见解的语录体纪录。诗话自欧阳修开创以来，以其新颖的形式而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宋代司马光有《温公续诗话》。明代诗话是一个发展高峰，清代又是一个高峰。近年来相继出版了《宋诗话全编》700多万字，辑录诗话562家;《辽金元诗话全编》300多万字，辑录诗话420家;《明诗话》800多万字，辑录诗话720家。如此惊人的字数、卷帙，就足以显示中国诗话的盛况了。诗话涉及中国诗歌包括诗美学的所有问题。
词话。词学大师唐圭璋先生有《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第1版)，收辑宋代至近代词话专书85种，340万字，可谓集其大成。
词话的论说形式跟诗话有相同之处，是诗话的派生。北宋时杨绘的《时贤本事曲子集》是第一部词话，借鉴唐代孟棨《本事诗》的批评方式，做实证性的掌故、逸事的揭示工作，属于溯源式研究。初期的词话在审美学上比较粗糙，后来审美因素逐渐加重，例如王灼的《碧鸡漫志》、沈义父的《乐府指迷》、张源的《词源》、况周颐的《蕙风词话》到近代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将词话发展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上。《人间词话》的话语形式虽是传统的，但内涵却有很大的发展，特别是融入了西方传进的文学美学理论，富于时代特点和论述深度。
评点。评点来自东汉以来的人物品赏，《世说新语》多有记载。品赏后来又称之为批点、评点。就小说而言，首创者是宋代刘辰翁的《世说新语》评点。后来者有明代叶昼托名李贽的《〈忠义水浒传〉回评》，更有清代金圣叹评点《水浒传》、毛宗岗评点《三国演义》等。其方式是在扣合小说文本的基础上，用简洁的话语表达评点者对评点对象的体察、认知和评价。“点”是体认方式，“评”则表明体认态度。评点涉及小说的意义、人物、情节、结构等诸多方面，有总批、夹批、眉批。
性格，作为一个明确的中国小说美学的概念，最早是金圣叹在评点《水浒传》中提出的。他说：“《水浒传》写一百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八个样。”毛宗岗评点《三国演义》，就历史小说创作、人物形象塑造、情节结构处理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富于小说美学意义的见解。他在小说评点上有方法论意义上的突破，不限于单个性评点，而是联系式评点(比照、连接)，具有整体性。
戏曲评点。金圣叹的《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其戏曲评点的成就突出。金圣叹以最鲜明的判断立场，指出“《西厢记》断断不是淫书，断断是妙文”。他提出了石破天惊的文学主张，斩断《西厢记》的第五本，反对大团圆。
综上所述，中国文学美学存在的主要形式—— 论著、论文、序跋、谈话、以诗论诗、评点等，其论述范围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戏曲四大文体，文学美学的发展历程、理论纷争、文本解读、审美主张、文学现象、范畴形态等领域和问题，记录了文学美学的当时状况和演变历史，是了解和研究文学美学状况及其发展的宝贵资源。
刘易阳语录篇10
文中涉及到的中国商人舆情指数是中国企业舆情研究院华声IM舆情监测系统，参考包括中国商人杂志在内的纸媒、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报道量，网络媒体新闻转载、量总和加权得出。本期舆情监测时间为1月1日到1月25日。
中国商人舆情关注榜第一名：刘强东
中国商人舆情指数：95分
角色：京东商城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语录：京东要做国民企业。我们定义国民企业，不是在某个时间节点是市值最大的企业，而在任何时候，都为社会创造最大价值的企业，才有资格称中国国民企业。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民企业，永远不是把假货、水货不仅卖到了全国，还在俄罗斯、巴西、全球进行假货输出的企业。
中国商人舆情关注榜第二名：陈春花
中国商人舆情指数：91分
角色：六和集团CEO
语录：如果我是董明珠，我的回答就是“雷军我要跟你合作”，我要出一个小米格力洗衣机，或者小米格力空调。
中国商人舆情关注榜第三名：李开复
中国商人舆情指数：90分
角色：创新工场CEO
语录：滴滴打车和快的打车在过去一年烧掉24亿元人民币，听起来可能有点疯狂，或许两家会死一家也不一定，但在非常巨大的市场，领跑者的优势非常显著和巨大，所以砸钱是一个值得的赌注。
中国商人舆情关注榜第四名：潘石屹
中国商人舆情指数：88分
角色：SOHO中国董事长
语录：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非常多的财富，这些财富我们从心里面觉得不是我们的财富，是这个社会信托给我们的财富，要让这些财富用到该用的地方去，教育就是值得花钱的地方。
中国商人舆情关注榜第五名：张朝阳
中国商人舆情指数：87分
角色：搜狐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语录：进入移动互联网，众多新的维度产生了，例如用户的历史阅读信息、位置信息等等，大数据匹配下的参数计算，比搜索引擎要更有效，推荐内容和结果更有优势，可以实现比关键词更好的商业模式。按照这个模式，门户的广告收入将实现与搜索引擎一样的速度增长，创造一个新的盈利中心。
中国商人舆情关注榜第六名：董明珠
中国商人舆情指数：86分
角色：格力电器董事长兼总裁
语录：小米在互联网领域可以说是个赢家，但是在我眼里，小米就是个做手机的。我今后不可能与雷军合作，也不会学习小米模式。我要做手机，分分钟，太容易了，做手机肯定会超过小米。小米号称（估值）450亿美金，不知道什么东西值？而格力市值一千多亿元是看得见的。
中国商人舆情关注榜第七名：冯仑
中国商人舆情指数：85分
角色：万通控股董事长
语录：生意这件事情就是跟人打交道的过程，最重要的是人和人的沟通。在生意场上，如果能够有很好的沟通，大家的生意就能够顺利进行，所以领导力当中考核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沟通能力。我一做生意就研究这些企业家的成败得失，后来我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危险，就是靠山就是火山，靠着的时候是山，出事了就是火山。
中国商人舆情关注榜第八名：王兴
中国商人舆情指数：83分
角色：美团网创始人兼CEO
语录：一家公司上市后将不得不被每个季度的财报所牵制，对一家有雄心的本地生活服务平台而言，则意味着其在业务的扩张上不得不收敛，可能会市场份额拱手让人，并在一些必要的投资上收敛。而目前这个行业还是跑马圈地的阶段，不进则退。美团面对的市场是个至少几万亿规模的市场，2015年美团的目标是全年交易额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
中国商人舆情关注榜第九名：任志强
中国商人舆情指数：81分
角色：原华远地产董事长
语录：褚橙火爆？他们火是因为他（褚时健）被关起来了，他要不被关起来大家不关心他。都替他抱怨，很多人是赞的买。一个老头橙子种得再好，他要不被关起来你能认识他吗？你不会理他的。
中国商人舆情关注榜第十名：罗永浩
中国商人舆情指数：79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