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西行十篇

陇西行篇1

［关键词］陇西；佛教传播；佛教文化；

［中图分类号］B9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12-0052-02

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并和中国本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佛教在中国形成了大乘和小乘佛教以及其他许多支派，对中华文明的影响异常深远。

陇西地处丝绸之路重镇，外商、梵僧来华多从此经过。故佛教传入陇西较早，历史上早就寺院林立，高僧辈出，佛教风靡，臻于极盛。清乾隆《陇西县志》载：“陇人好佛而喜施，故寺多于观。”清同治以前，城郭内外寺庙建筑规模宏伟庞大。在弘扬佛法的过程中有不少学者、高僧至今为世人所敬仰。一些中国佛教信仰者西行求法，主要有三国的米士行、晋朝的慧睿，都是从四川西南出发，翻山越岭经陇西西行，一直到达南天竺。他们回长安后与鸠摩罗什一块译经，并著有《游历各国传》、《十四音训叙》。西方高僧及翻译家也东行我国弘传佛法，最早的是公元初年从印度来的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译有《四十二章经》。从此之后，中国正式有佛教、寺院、佛像和经典译出。佛教传播无论是西游还是东行，主要行程路线都历经丝绸之路。炳灵寺石窟开凿于西秦建弘元年（420），麦积山石窟开凿于北魏景明三年（502），后秦发基于陇西，姚兴请鸠摩罗什到长安传经必经陇西。所以，佛教传入陇西最晚也是在东晋南北朝时期。

唐时，佛教在陇西大为盛行，仁寿山“十方禅院”就始建于唐代，孟家栋《重修天竺寺碑》记载：“有唐观音院……后元帅汪公奉敕命于僧雪庵时易今额曰‘敕建西天竺寺’。”元代建造万寿禅寺、宝庆寺、天竺寺也得以重建。此时，陇西地区佛寺渐多如大城有钟灵寺、青龙寺、妙华寺、卧龙寺、宝光寺、兴陇寺、积庆寺，北关有报恩寺、大雄寺、香山寺、普济寺、普陀寺，东关有佛慧寺、蟠龙寺，南门外有仁寿寺、妙光寺等20多所寺院。还有文峰镇的暖泉寺、卧龙寺，三台乡的赤岩寺，碧岩乡的碧岩寺等，都是以供佛为主的寺院，主要供奉如来、观音、菩萨、韦陀、弥勒、四大金刚、四大天王、十八罗汉等佛教神像。所以说元代是佛教在陇西的鼎盛时期，而出土于陇西的元代舍利塔即为实物见证之一。

“舍利”是梵语音译，意为人的遗骨。古印度时，人死后存在埋葬与火葬两种葬俗，埋葬的遗骨称全身舍利，火葬的残骨称随身舍利，佛骨称法身舍利。据说，佛舍利都晶莹洁润，焕发着神异的光彩。而佛身所化形成大小不等的许多颗粒，被称为舍利子。舍利塔即供奉法身舍利的覆钵式陶塔。塔本为敬存佛骨而建，是佛教特有的建筑形式，佛寺必有塔，故亦称塔为“浮屠”。《魏书・释老志》云：“佛既谢世，香木焚尸。灵骨粉碎，大小如粒，击之不坏，焚亦不焦，或有光明神验，胡言谓之舍利。弟子收奉，置之宝瓶，竭香花，致敬慕，建宫宇，谓之塔。塔亦胡言，犹宗庙也”。塔因此而成为佛教的象征。

陇西县博物馆现收藏元代舍利塔五座，除三座素陶外，其余两件均采用琉璃烧制，造型精巧，极为珍贵，属国家一级文物。此塔于1984年4月出土于巩昌镇头坪山北坡。红陶质地，高90厘米，底径33厘米，由塔刹、塔身、底座三层叠合而成。塔座为正方形束腰须弥座，座四角有承托力土。塔身施白色，局部施绿黄琉璃釉。正面中间为佛龛，龛内一佛像结跏趺坐。塔身上部为束腰多角台阶；中部饰狮首衔串珠璎珞，雕琢最为精美；下部饰琉璃束腰仰腹莲一周，使全塔华丽生辉。塔刹顶为葫芦形宝珠，下部为下大上小的圆锥体十二相轮。整座陶塔线条流畅，色彩鲜明，古朴庄重。据考证，这种覆钵式陶塔在宋代墓葬多有发现。琉璃舍利塔的出土为研究14世纪中叶陇西地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证据。佛像呈现于塔身，使此塔成为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一个缩影。

释迦牟尼是佛教的创始人，相传他29岁出家修善，在深山密林中历尽艰辛，静坐苦修六年方悟道成佛。他随后到各地传播佛法，建立僧团，成为信徒非常敬重和崇拜的智者和觉者。

甘肃省陇西县博物馆还藏有一尊释迦牟尼佛像，高90厘米，系檀香木雕刻镏金而成，整体为释迦牟尼结跏趺坐于莲花台之上，两手搭膝上仰，双指相扣作禅定形象。佛像头顶饰螺髻，身披锦袈裟，宽额圆脸，两耳悬垂，修眉慈目，含笑下视，端庄而雅致，刚毅中流露慈祥。整座佛像制作工艺精湛、灼灼放彩、肃穆典雅。

关于这尊释迦牟尼佛像“落户”陇西，还有一段奇巧的故事。清代康熙年间，有一位高僧名比丘无达，朝拜浙江东海普陀山后，以募资奉请了释迦牟尼、韦陀、关公和观音四尊檀香木佛像，用一条扁担肩挑这四尊佛像，发愿要徒步万里，沿丝绸之路西行去西天。他沿途募化，风餐露宿，历尽艰辛。由于长途跋涉，朝夕沿途化斋，他的身体日渐消瘦，于康熙七年（1668）抵达丝绸之路南路重镇陇西翔秦门时，竟倒地不起，恰遇一位胡姓居士相救，将其搀扶回家歇息医病。比丘无达和尚终因劳累过度而逝世，临终之前托付胡居士将释迦牟尼、韦陀、关公和观音四尊佛像留在陇西建寺安座。胡居士遵嘱与陇西众佛教信徒集资于陇西北关建起一座宏伟的补陀西院（俗称普陀寺）。大殿坐西朝东，始建于清康熙七年（1668），进深12米，高10米，32朵斗拱，歇山屋顶，飞檐翘角，檐下共施32朵斗拱。殿顶九脊十鸥吻，角科为如意斗拱。殿前有明廊，石砌台基。内部为九檩八椽三架梁结构，造型十分精美。这尊檀香木释迦牟尼佛像与其他三尊佛像才在陇西“安家落户”，接受众僧俗的礼拜，为文化古城陇西增光添彩。清咸丰七年（1858），对普陀寺又进行了维修。现为陇西县级文物保护单位。300多年过去了，这尊精美的檀香木释迦牟尼佛像依然端坐在莲花台之上，含笑俯视今日之盛世美景，永远流露着智慧与关注的目光。

明末清初的陇西书法家王了望晚年也信佛，与游方高僧敏和尚结为诗友，相互吟唱，钻研佛经。杨凌霄集志碑文记载，清康、乾年间，城关各寺院常住有名僧，而当时佛寺的增充和修葺，全由僧众苦行募化承担。陇西天竺寺有不少砥节励志的高僧，先有福贤承担修复大任，后有若石创建水陆圣殿，殿堂楼阁，亭台廊房多达百栋以上，故民间有“天竺寺，门儿多，进了庙门摸不着”的口歌。陇西寺庙建筑规模之雄伟、雕塑工艺之精巧，堪与中国著名佛寺相提并论。特别是千眼千手佛、南海观音塑像，据传出于西来匠师之手，工艺价值极高，在全国亦属罕见。

陇西佛教的派系大多属于北传佛教（即大乘派）系统，有的则属于藏传佛教的格鲁派（俗称黄教）。格鲁派大约于明永乐七年（1409）传入陇西，是年皇上下令重建天竺寺，并给住守藏僧赐有诰文。清代也给该寺赐有帖文。可见该寺已成为全国性寺院，来往挂锡的高僧也颇有其人。如高僧雪岩老人，俗姓米，陇西人，宋咸淳二年（1266）剃度于万寿寺，精修戒律德。德佑元年（1275），他去河南白马寺传讲《华严经》而名声大震，后游至京，赴万僧会讲《维那经》。他声音宏亮、辩才无碍，授“广辩大师”之号，在 “万僧会”名居第三。明代高僧答黑麻失里，受到明宣宗褒奖。镇智，字东辉，俗姓赵，陇西人。幼业儒，有离尘志，出家妙华寺，明万历十三年（1585），讲法于山西五台山，颇有名声，皇上赐给紫衣、帽、履，善写诗，有“石竹无心招玉凤，秋波落日浴金鹅”之句传世。清代释性昭，人称僧和尚，勤于典籍，学识渊博，云游浙、闽、江、淮，康熙二十八年（1689）来陇西，住邑东郊蟠龙寺七年，善诗，著有《九疑集》四卷。达捷扎世喇嘛，陇西人，俗姓邓。出家于天竺寺，尊亦世达捷为师，后听讲于洮阳（今卓尼）禅定寺，诵阅经卷百余。

铜雕造像艺术是藏传佛教的特征之一。陇西县博物馆收藏的释迦牟尼铜像是清代文物。头顶螺簪，须弥座，左臂弯曲，左手放在足上，右手抚膝，作说法印；高鼻深目，双眉高挑，两眼微合下视，着斜肩大衣，结跏趺坐。整尊佛像造型洗练，说明清朝时期佛教文化在陇西盛行。陇西县博物馆收藏的一佛二弟子铜像、菩萨铜像、药师佛铜像等文物充分反映了佛教文化在陇西的传播和盛行已达到了鼎盛时期。

陇西行篇2

阴云凝朔气，陇上正飞雪。四月草不生，北风劲如切。

朝来羽书急，夜救长城窟。道隘行不前，相呼抱鞍歇。

人寒指欲堕，马冻蹄亦裂。射雁旋充饥，斧冰还止渴。

宁辞解围斗，但恐乘疲没。早晚边候空，归来养羸卒。

陇西行篇3

［关键词］陇西；古城城墙；文化遗产

［中图分类号］K928.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10-0026-02

陇西古城地处渭水之滨，因在陇山之西而得名。坐东北朝西南，南北两山遥相对峙，西河、南河、渭河三水环绕城郭，整座城池规模弘大、气象雄伟。作为省级历史文化名城，陇西拥有悠久的文化传统和丰厚的文化资源。陇西是华夏民族远古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也是秦文化、唐文化的发源地，承载着2000多年厚重的人文历史，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春秋时，陇西为“西戎之地”。秦昭襄王三十五年（272），始设陇西郡，郡治狄道（今临洮县）。西汉初期，陇西郡辖11县，其中襄武、首阳两县在今陇西境内。东汉灵帝中平五年（188），陇西郡增设南安郡，郡治豲道（今陇西县城东5里）。东汉后期，陇西成为历代的西陲重镇。隋文帝开皇十年（590），改武阳县为陇西县，县名沿用至今。唐置渭州，州治襄武，宋设通远军，金正太六年（1229），立巩昌府和陕西路巩昌总帅府，元时改陇西为巩昌路便宜都总帅府，隶属陕西行省，巩昌帅府辖五府二十七州，地域西至兰州，东至陕西、四川的部分地区，成为历史管辖最广泛的时代。金、元以降，陇西是巩昌府的所在地，一直相沿至清末，民国二年（1913），废府存县，陇西均为封建王朝在甘肃境内设置的较高行政建置地区，还曾一度成为陇右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

陇西古称襄武，也称南安和巩昌，历史上的陇西古城因其建置的变化几易其址。据乾隆年版《陇西县志·建置志》卷3记载，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上柱越国公汪达镇守陇右，驻襄武，顺山川地势，以四隅为正，将县城移筑于今县址。宋仁宗皇佑五年（1053），古渭州归宋后，遂在原城址修筑古渭砦；哲宗元元祐三年（1090）置陇西县时，以古渭砦为县城。金统治时期，城池规模不大。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都总帅汪世显父子重筑巩昌城，城池向东扩张，规模开始增大。明清时的巩昌城由大城、北关、东关和西关四部分组成，北关为大城的两倍，东关濒临南河，西关靠近西河。明太祖洪武十二年（1379），巩昌卫指挥使刘显，为了便于防守，重筑大城，城高4丈1尺，壕深3丈7尺，阔3丈，城墙上建城垛，筑有四座城门，东面永安门、南面武安门、西面静安门、北面清安门，城门上层楼高耸，四门皆有月城。月城是建在城楼前的小城堡，也筑有四门，东面迎晖门、南面来薰门、西面柔远门、北面镇朔门。月城四角又建有角楼，翼然立于城上，城墙四周通饰以砖。明宪宗成化五年（1469），因河套鞑靼部南侵，参政杨仕敏商请知府李钺、知县修筑北关城垣。武宗正德十三年（1518），巩昌知府朱裳增筑长方形东西二关，至正德十六年（1521）完工。神宗万历三年（1577），分守陇右道参议李维祯因北郭居民多于大城，依旧基扩筑北关，城高壕深与大城相同，而面积倍于大城。新筑北关城设有五门，北面保昌门，东面翊秦门（俗称何家城门），西面镇羌门（俗称小西门），通往东、西两关，又各有东顺门（通往东关）、西顺门（通往西关）。其中前三门皆有月城、戍楼、角楼，与大城的建筑相呼应。整座城市如以大城为身，北关为尾，东西两关为翅，如同一只展翅欲飞的凤凰，所以巩昌城又有“凤城”的美誉。600多年来，巩昌十里城郭，群楼重叠，殿宇嵯峨，金碧辉煌。以明代建筑威远楼为中心，街道交错，市肆繁华。明清时期，北关是最繁盛的商贸市区。清咸丰十一年（1861），西南河暴涨冲毁了东西关，同治五年（1866），回军陷城，陇西人口锐减，经济严重受挫。民国年间，军阀割据，土匪横行，曾为陇上都会的巩昌城更趋衰落。

昔日雄伟壮观的陇西古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因城市扩建，平田整地，居民取土，水淹倒塌等因素，城垣逐渐被蚕食殆尽。境内现存的古建筑、古遗迹见证了陇西古城的辉煌历史。残留的城墙遗存为明代建筑，古城城墙当时主要是防止北方少数民族南侵而筑建，后经历代补修，至民国时期大城、北关城墙还完好，大量毁坏则是在解放后。根据实地调查，包括大城、关城现共有7处明代城墙遗存，其中4处遗存较多，南门靠西段城墙、陇西师范段城墙、西关城城墙、北关城城墙，以北关城遗存最长，大约2公里。其中尤可辨认出的城墙遗存有大城北关的月城城墙，北关城的东城墙的零星遗存，还有些被利用为农户庄墙或仅存一个土堆。现将其残存较多的四处城墙遗存的调查情况作一阐述。

南门靠西段城墙为大城城墙残留段，东西走向，靠里保存较完整，靠外取土严重，南、北两边均为民宅。斜高11.5米，底宽约20米，城墙最宽处10米，断断续续长约200米，夯土层厚约7厘米，并有一段14米长的向外比城墙凸出约4米的墩台。墩台宋代称“马面”，明代称“墩台”，为古代城墙的组成部分之一，城墙外侧每隔一段距离垒砌延伸出一墩台。墩台呈方形或矩形，其一面与城墙外壁连为整体，三面突出于城墙之外，外侧墙与城墙外侧平行，左右侧墙与城墙垂直，高度与城墙相同，从上向下俯视，城墙有如锯条，墩台有如锯齿。墩台是增强对外作战能力的设施，除像城墙一样可防御正面来犯之敌外，还可以左右防御来犯之敌。据调查，陇西大城及北关外城原有墩台30座，东、西、南三面墩台间隔90米，惟独北面墩台间隔为200米，是渭河的天然屏障。

师范学院段城墙位于原陇西师范校园后侧，此段城墙为陇西大城城墙现存最长一段，东西走向，长约300米，高约7米，顶宽约10米，现保存较完整。

陇西行篇4

［关键词］陇西古城；微缩模盘；文化意蕴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14-0063-02

陇西是甘肃省历史文化名城，有着2000多年的筑城史。据考，古城址在今陇西县文峰镇渭河北岸，原三台王家新庄以东的二级台地，这是陇西古城肇始之地。

声闻四达的陇西威远楼一楼置放有一座“陇西古城微缩模盘”，体现了康乾盛世时期陇西城的整体风貌，它是根据《巩昌府志》和《乾隆县志》所载，运用传统工艺制作而成，作者是老艺人县琳。此微缩模盘根据陇西古城位于南北二山之间，在渭河上游的河谷台地而制作，由大城、北关、东关和西关四部分组成，形态犹如一顶官纱帽。外廓城墙高耸，雉堞起伏，上设28座城楼、角楼、箭楼，数十里外便可看到古城气势，反映了陇西古城发展的兴盛状况。

古代城池的设计主要是为了军事防御的需要。这座模盘大城周长9.3里，筑有四个城门楼和四个瓮城。威远楼雄踞大城中心，周围官衙、学府围绕，寺庙错落其间。“城门不相对，道路不直通”，东、南、西、北四条街都是丁字路。丁字路口多有利于城内部署兵力御敌，敌人进入城中时就容易阻截。瓮城和箭楼、角楼的设立更是为了军事上的需要，这是古人在城池设计上的高妙之处。

据清乾隆年《陇西县志》载：“始建于唐贞观十四年（640），越国公汪华之子袭封上柱国越国公汪达镇守陇右徙筑。今城依山川势，以四隅为四正。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都总帅陇右王汪世显拓其直东地筑入城， L其下以石。”乾隆《陇西县志》载：“明太祖洪武十二年（1379）指挥刘显重修，周九里一百二十步，高四丈一尺，壕深三丈七尺，阔三丈。门四：东曰永安、南曰武安、西曰静安、北曰清安。月城门四：东曰迎晖、南曰来薰、西曰柔远、北曰镇朔。皆复议层楼、角楼四、戍楼四。窝铺砖堞各若干。宪宗成化五年（1469），知府李钺、知县、致仕参政杨仕敏、城北郭提学伍福有记。明武宗正德年间，巡按御史罗玉潘、许翔凤相继檄知府朱棠，增东西二郭至十六年讫工。世宗嘉靖初总制唐龙重葺大城暨三郭。神宗万历五年（1577），分守陇右道参议李维祯，以北郭居民倍于大城，市肆咸集，垣低堑狭不称保聚，恢扩旧基筑之，期年而竣，高深匹大城，而广阔过之，可兼容二郭之民。北癖门曰：保昌；东曰：翊秦；西曰：镇羌。通东西二关，又各有门曰：东顺、西顺楼，橹铺堞毕备（有角楼28个），严严翼翼与大城相犄矣。熹宗天启元年（1621），知府刘文琦重葺大城及东西二郭。顺治十五年（1658），巡按御史金鼎、镇守总兵官柏永馥、分守陇右道参议王纪、署府通判谢鉴、知县许上通再修大城，砖堞女墙焕然一新。旧制大城属卫，三郭属县。顺治十八年（1661）裁卫，城郭均属县。”又载：“东郭城楼，雍正十一年（1733）知县鲁廷琰新建。西郭城楼，雍正十一年（1733）知县鲁廷琰新建……”这次新建包括东西顺门在内的古城九门，在原基础上相继修缮了城楼、城门、瓮城、角楼。砖石和黄土筑就的城池在建造者看来就是铁打的营盘，在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冷兵器时代可谓固若金汤。

城门是包括城楼、瓮城、箭楼、角楼等在内的一组建筑，兼备出入通道和对外防御功能。一般来说，城池的东、西、南、北四面都有城门，具体开多少座城门，则根据城市规模、城内道路、交通状况和军事战略地位而决定。

城楼也叫城门楼，是城门的标志。由城台、城楼和城门洞口三部分组成，城台是基础部分，全是砖砌，宽40米，顶宽36米，进深22米，高12米，与城楼相连，较之略高。城楼建在城台上，东西为三层五开间，南北为二层三开间，砖木结构建筑，楼和台通高40米，为歇山顶式单檐或重檐，屋脊上望兽和脊兽一应俱全。所有砖构皆染以朱红色，梁枋和斗柱则施以绿色、蓝色的条纹和别具一格的彩画，古色古香，端庄典雅。

城门洞开在城台下面。最早的城门洞为圭角型，宋代以后发展为券门，明代陇西古城城门就是券门。门洞高6米，宽3～4米，两边各有一扇铁皮包的对开式门，日出而开，日落而关。

瓮城是建在城楼前的小城堡（陇西俗称“月城”或“翁圈子”），与城楼左右墙体连为一体。其墙高、宽与城墙基本一致，四隅均为抹角，长80～120米，宽60～80米，平面形状呈半圆形、长方形或月牙形。闸楼通常修在瓮城的左拐角或右拐角处，其门洞与城楼的门洞不能相对直通，一般呈直角。

箭楼筑在瓮城上，与城楼相比，箭楼是一座形似城堡的简朴建筑，位置和城楼相对，其下台略高于翁城墙。面阔三至五间，朝向城外的三面每层都辟有对外攻击或防御用的箭窗，箭窗的数目少则数孔，多则十数孔。防御时，箭楼站在整个城门系统的最前端，进攻火力集中于此。

闸楼是瓮城门洞为核心的建筑，三面都有箭窗，形似箭楼，只是规模稍小。闸楼的门洞没有门扇，取而代之的是可以吊起或放下的千斤闸，控制机关在闸楼内。瓮城上闸楼的位置或左或右，也有左右都有的。

看到这座陇西古城微缩模盘，可想象明代陇西古城的宏大、雄伟、壮观。清同治初年的兵燹中，古城同居民一道遭受无法估量的破坏和损失。今陇西县仁寿山碑林馆存放的清安门石碑，就是现存惟一比较完整的陇西城门（巩昌城）门额，长方形，为青石质，横长2.04米，纵高0.98米，厚0.02米。四周线刻连枝万寿菊、牡丹、荷花等纹饰。中正双勾镌刻“清安门”三字。因长期雨淋日晒，多次移动，其断裂为两截。该石刻对于考证陇西古城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弥足珍贵。

昔日雄伟壮观的古城，20世纪60～70年代因城市扩建、平田整地、居民取土、水淹倒塌等因素，逐渐将城垣蚕食殆尽，现仅剩大城西北一隅，且已破坏为南北两段，南段城墙保存较完整，北段已残垣断壁，断面呈梯形。实测现存城墙约1公里，基宽约6米，顶部宽约4米，斜高7米。板筑夯土，夯土层厚0.15～0.2米。2009年10月30日，陇西县人民政府公布其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此地光照充足，气候温暖，平均气温在6.5～8.5℃之间，平均年降水量400～500毫米，无霜期150天左右，适宜农作物生长。城墙内外现为蔬菜耕地，墙体内测保护完整，外侧取土较严重，附近住有几户人家，城墙西面是自西南向东北流淌的西河。西河距陇西城西1公里，西支出崛头山，东支出药铺山，向北流汇为菜子河，再东流经城西北隅北流入渭河，流长30公里。渭河是黄河的主要支流，属黄河水系，发源于渭源县鸟鼠山，沿途汇集各水至三合口流入陇西县境内，再向东南流。北面汇入秦祁河、鱼家峡沟河；南面汇入莲峰河、科羊河、西河，至县城再东向偏南流。北面汇入大咸河、妙娥沟河、波龙沟河、麻沟河；南面汇入南河、锁峪河、蓼西河、曲家沟河、暖泉河、鄂窑沟河，至距县城20公里处垭儿峡口流入武山县。境内流长46.1公里，流域面积约2.4平方公里。从历史记载看，渭河是一条有名的河，由于水源充沛，背风向阳，在距今约5000年的远古时期，周人在这一带依河而居、繁衍生息。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灭商建立西周后，陇西属西周国，西周国其西面边界是在渭河的上游今陇西县和渭源县。陇西县境内的西周文化在西河滩遗址，出土的大量文物带有西周特点，是周人留下的生活痕迹。

该遗址位于陇西县县城西郊西河西北面的一级台地上，1965～1966年曾先后两次进行局部发掘，发现有墓葬、窑址和灰坑，出土器物有泥质灰陶罐、灰陶鬲、盆、罐、骨、石器等，为西周文化遗存。但十分可惜的是，“”中资料失散，研究中断。据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的发掘者回忆，该遗址曾发现16座墓葬，均系仰身肢葬，出土器物和陕西关中的西周器物相同，是典型的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社会。到西周晚期，陇西被戎族占据，李氏家族部分迁播河南、河北、陕西等中原地区。再次是公元前121年，西汉初年匈奴占据今甘肃河西地区，“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1万多人的军队从陇西出发，其中陇西李氏占1/4，经青海，越过焉支山（今甘肃山丹东南），取得了空前大捷，汉朝控制了河西地区，截断了匈奴和羌人的联系，后又同李广一起出兵，彻底打开了内地通往西域的道路，武帝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并称“河西四郡”。

陇西行篇5

开工奠基仪式上的讲话

同志们，朋友们：

在定确立了建设“特色文化大省”的奋斗目标，定西也确定了建设“陇色文化”的目标，在市委、行署的领导下，定西的文化事业发展有了很大的进步，书画艺术享誉省内，群众文化基础雄厚，文化活动阵地形成规模，艺术创作不断繁荣，文化资源非常丰富，马家窑文化国内盛名，所有这些特色文化资源构成了陇中独特的文化底蕴。尽管定西是经济欠发达地区之一，但定西市委、行署非常重视文化工作，克服困难加大对文化建设的投入，先后建成了一批多功能的公益文西撤地设市的喜庆气氛中，定西文化界又迎来了“陇中文化城”建设的开工奠基，这不仅是定西文化发展中的一件大喜事，也是我省进行“特色文化大省”建设中的一件盛事，在此，我代表省文化厅党组，对“陇中文化城”建设的开工奠基表示最热烈的祝贺！也向多年来一直关心支持定西文化事业发展的市上领导和社会各界人士及今天出席奠基仪式的各位嘉宾表示衷心的感谢！

陇西行篇6

[关键词]丝绸之路；边塞诗；唐代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20-0034-04

西汉时期，汉武帝凭借统一王朝的强大力量，开通丝绸之路，首次把河西走廊纳入中原王朝的版图之内，河陇一带从此变为东西文化交流的必由之路，此后的漫长岁月中，河陇以及遥远的西域与中原王朝的命运休戚相关。正如清代著名学者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卷63所论：“昔人言，欲保秦陇，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三者关系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大凡强盛的王朝，无不视河西为伸向西域的臂膀而锐意经营。而河西至西域一线到唐代亦进入繁盛期，无数唐代文人或游边、或入幕、或奉使，行进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上，写下了壮丽多姿的边塞诗，构成了盛唐之音最华丽的乐章。

一、唐代丝绸之路的繁荣与文人的边塞情结

从东北辽水到西北的河陇西域一带，唐王朝漫长的北部边疆，烽火连天，战事频仍。而陇西作为最重要的边防地区，比之其他方向，腹地最为辽阔，用兵亦最频繁。唐代经营陇右，比之前朝亦更为重视。唐代陇右一带，少数民族势力异常活跃，在河陇一带的南北之地，北之突厥、南之吐蕃成为最大的边患。为对付这些势力，唐王朝在陇右屯驻重兵。开元、天宝年间，全国边地共设十节度，其中安西、北庭两节度驻西域，河西、陇右两节度使分驻鄯州和凉州，以隔断羌胡，朔方节度使驻灵州，遥为策应。可以说陇山以西地区集结了全国最雄厚的兵力。正如陈寅恪先生所指出的“李唐承袭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全国重心本在西北一隅”。①作为全国的战略重心，经过长期的经营与开发，至天宝末，陇右至西域一带渐为富庶，司马光《资治通鉴》载“是时中国强盛，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②正是当日丝绸之路繁荣景象的真实写照。在这种时代精神的激励下，立功心切的唐代士人从长安出发，踏上了西征大漠的丝绸之路，去边塞寻求自己的人生理想。

初唐杨炯的名篇《从军行》表达一代文人的价值选择：“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西京”和“牙璋”的意象，表征着长安是兵发边塞、剑指龙城的出发点，出征塞外目的在于回到长安建功封侯。“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不仅可看作杨炯的人生宣言，实亦为众多唐代文人的人生取向，“投笔从戎”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标签。边塞诗人高适在《塞下曲》中亦高唱：“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立功异域、封侯拜相可谓意气风发的唐代诗人的醉心向往。岑参《题虢州西楼》慷慨放言：“天子不召见，挥鞭遂从戎。”在长安求仕无门的情况下，策马赴边无疑是人生的不二选择。其《送李副使真诚碛西官军》写道：“脱鞍暂入酒家垆，送君万里西击胡。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在送别的氛围中激励自己，充满了唐代诗人特有的英雄豪情。一生不遇的李贺亦曾言：“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南园三十首》其五）此诗凭空寄慨，于峻急中作回荡之姿，于豪情中见愤然之意。从反面着笔，以怀才不遇的愤激情怀，衬托投笔从戎的必要性。

唐代的西域，地处丝绸之路中段，是中华文明与西亚的波斯文明、南亚的印度文明、欧洲的希腊罗马文明接触融汇的最重要舞台，成为一个多元文明融合的文化符号。在吐鲁番文书、北庭旧址、龟兹遗址、伯孜克里克和吐峪沟石窟中，都可以看到各种文明冲撞融合的痕迹。多元并包的文化环境，给唐代边塞诗歌提供了异样的素材。唐代西部辽阔的疆域，也给唐代诗人行旅天下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与中原相比，边塞奇丽而苦寒的自然风光，紧张而动荡的军旅生活，以及多彩多姿的异域风土人情，激发着唐代诗人激扬自我、感发生命。边地的苦寒，严酷的自然环境，更成为行进途中挥之不去的情绪记忆，众多唐代诗人心中横亘着时代特有的边塞情结。

二、唐代诗人笔下的丝路风情

从长安通向西域的漫长道路上，奔竞着无数的骚人墨客，他们伴随着丝路驼铃，感受着大漠风霜，一路行旅，一路吟唱，写下了大量吟咏丝路风光的边塞诗。从陇头到凉州，从阳关到轮台，丝绸之路的主干道上留下了大量边塞诗。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丝绸之路不仅是商贸文化的交流之路，也是一条诗歌之路。

从长安西去踏上丝绸之路的第一道自然屏障即为关陇之间的陇山。陇山不仅是自然地理的分界线，隔断了秦陇两地，分开了渭河平原与陇西高原，而且是一道文化分隔线，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分界线，是诸夏与犬戎的分界线，更进一步而言，又是一道心理分界线，是京畿内地与边关塞外的分界线。陇西之地虽然不是“平沙万里绝人烟”、“西出阳关无故人”的荒寒之境，然心理上的荒寒亦呈现为文人墨客伫立陇头、瞻顾四望而油然生悲的情结。对于那些远走塞外的行客而言，陇山的艰险与崎岖，承载着太多的悲苦和无奈。离开“秦中自古帝王都”的长安，潺潺的陇头流水好像幽咽断肠之声，寄托着行人无尽的思绪和悲愁。尤其是来自东南一带“烟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的文人，边地的风霜令人触目惊心。因而，从汉代陇头歌古辞开始，千百年来，关于陇关的感发汇成不绝如缕的歌声，飘荡在古老的关山之间。

作为盛唐最负盛名的边塞诗人，岑参曾两次出塞出使西域，写有多首关于陇头的诗篇，其中既有陇头悲思的延续，又有慷慨激昂的英雄情怀。其《送人赴安西》：“上马带胡钩，翩翩度陇头。小来思报国，不是爱封侯。”此诗反映的是诗人的报国雄心与赴边壮志。又如《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写道：“十日过沙碛，终朝风不休。马走碎石中，四蹄皆血流。” 这是诗人第一次赴边初过陇山的切身感受，诗中所写当是诗人的耳闻，却也透露出对边塞奇异风光的心理感受与无限遐想。而《经陇头分水》所吟“陇水何年有，潺潺逼路傍。东西流不歇，曾断几人肠”，则延续出历来陇水诗歌的悲情意蕴，并给这一陇水悲凉抒情模式渗入了悠长的历史意识。

高适的陇头诗歌则多写得慷慨激昂，如《独孤判官部送兵》：“出关逢汉壁，登陇望胡天。亦是封侯地，期君早着鞭。”征人登陇而激发封侯万里的英雄豪情，表露出悲壮的美感。再如《登陇》：“陇头远行客，陇上分流水。流水无尽期，行人未云已。浅才通一命，孤剑适千里。岂不思故乡？从来感知己。”正如沈德潜所评论：“感知忘家，语简意足。” 诗中感情跌宕起伏，曲折多变，既有登陇思乡的幽情，亦有仗剑戍边的豪情；既有酬答知己的侠肝义胆，又有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高适早年仕途蹭蹬，不为世用，曾为风尘小吏，郁郁不得志。他正想借此荐举机会，入幕从戎，一展身手，实现他建功立业、报效国家的理想。

翻越陇头，经过南北两路皆可到达凉州，凉州自古以来为河陇重镇，西汉所置陇西四镇之一。初盛唐，凉州迎来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唐僧玄奘西行经过此地，看到的是“凉州为河西都会，襟带西蕃、葱左诸国，商旅往来，无有停绝” 。凉州的繁华亦屡见于唐诗，岑参、高适、王翰、王之涣、张籍等诗人都曾驻足于此，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如岑参《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弯弯月出挂城头， 城头月出照凉州。凉州七里十万家， 胡人半解弹琵琶。琵琶一曲肠堪断， 风萧萧兮夜漫漫。河西幕中多故人，故人别来三五春。花门楼前见秋草， 岂能贫贱相看老。一生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于凉州歌舞繁华刻画中见诗人豪情，夜宴场面更是写得兴会淋漓、豪气纵横。

河西走廊西端的阳关与玉门关，扼守丝绸之路要冲，也是唐代诗人着意刻画的西域门户。自汉代班超上疏曰：“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后汉书·班梁列传》）“生入玉门”，成为此后西出大漠文人的口头禅。如令狐楚《从军词五首》：“暮雪连青海，阴霞覆白山。可怜班定远，生入玉门关。”晚唐胡曾《咏史·玉门关》：“西戎不敢过天山，定远功成白马闲。半夜帐中停烛坐，唯思生入玉门关。”戴叔伦反其意而用之：“汉家旌帜满阴山，不遣胡儿匹马还。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塞上曲二首》其二）“阳关”作为一个意象，既是进入绝域的门户，又是联接中原与西域的枢纽，唐诗中送友人赴安西而作的诗中提到阳关的不少，如王维《送刘司直赴安西》有云：“绝域阳关道，胡沙与塞尘。”其名作《送元二使安西》中说：“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贺朝《从军行》：“自从一戍燕支山，春光几度晋阳关。”刘长卿《送裴四判官赴河西军试》：“阳关望天尽，洮水令人愁。”耿湋《陇西行》：“雪下阳关路，人稀陇戍头。封狐犹未剪，边将岂无羞。白草三冬色，黄云万里愁。因思李都尉，毕竟不封侯。”诗人借阳关古道，抒写了中唐以后唐王朝国力不振，吐蕃侵袭、河陇失陷后行人断绝的景象。

出阳关与玉门关，丝绸之路进入西域。在描写西域风光的诗人中，岑参最有代表性。作为来自南方的诗人，西域与内地迥异的自然风光引起诗人发自内心的惊叹，凝成壮丽奇伟的诗篇。除了著名的《白雪歌》写轮台风光之外，天山南北都留下了诗人足迹。唐代西州交河一带是唐代的军镇驻所，岑诗不止一次写到西州境内的交河与火焰山。如《经火山》写道：“火山今始见，突兀蒲昌东。赤焰烧虞云，炎氛蒸塞空。不知阴阳炭，何独燃此中。我来严冬时，山下多炎风。人马尽流汗，孰知造化功”。《使交河郡，郡在火山脚，其地苦热无炎雪，献封大夫》中写道：“暮投交河城，火山赤崔巍。九月尚淌汗，炎风吹沙埃。何事阴阳工，不遣雨雪来。”《火山云歌送别》写道：“火山突兀赤亭口，火山五月火云厚。火云满山凝不开，飞鸟千里不敢来。”这些诗篇极力渲染火焰山一带独特的自然风貌，语虽夸饰而迹近写实。

西州境内的交河城地势险要，安西大都护府最初即选择设在这里。这里是丝绸之路中道的交通要道，在不少诗人笔下，交河成为西域的代名词，交河冬寒，征戍之苦成为诗人常写的意象。如虞世南《出塞》：“凛凛边风急，萧萧征马烦。雪暗天山道，冰塞交河源。”骆宾王有《从军中行路难》诗云：“阴山苦雾埋高垒，交河孤月照连营。”杜甫《高都护骢马行》诗曰：“腕促蹄高如踣铁，交河几蹴曾冰裂。”又有《前出塞》诗曰：“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孟郊《折杨柳》“花惊燕地云，叶映楚池波。谁堪别离此，征戍在交河。”陈陶《水调词十首》：“长夜孤眠倦锦衾，秦楼霜月苦边心。征衣一倍装绵厚，犹虑交河雪冻深。” 交河已是边塞象征文化符号。

西域境内的铁门关也是诗人笔下常写的意象。铁门关襟山带河，位于南北疆交通的天险要冲，是丝绸之路中道咽喉，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新唐书》志第三十三下记载：“自焉耆西五十里过铁门关。”东晋法显和唐初玄奘西行时都经过此关，都写及铁门关两崖壁立、只露一线的险峻。铁门关亦常常出现在唐代诗人的笔下。由于安西四镇的设立，铁门关已有了唐朝军吏的驻屯管理，岑参行经此地，有多首诗写到铁门关，渲染关的险要。如《题铁门关楼》：“铁关天西涯，极目少行客。关门一小吏，终日对石壁。桥跨千仞危，路盘两崖窄。试登西楼望，一望头欲白。”《宿铁关西馆》：“马汗踏成泥，朝驰几万蹄。雪中行地角，火处宿天倪。塞迥心常怯，乡遥梦亦迷。那知故园月，也到铁关西。”《使交河郡，郡在火山脚，其地苦热无雨雪，献封大夫》：“铁关控天涯，万里何辽哉。烟尘不敢飞，白草空皑皑。”这些诗篇描绘铁门关一带的自然景观与诗人心中的主观感受，至今读来极具震撼效应。

至于轮台、北庭、焉耆、龟兹、疏勒、于阗等地，唐代边塞诗中亦多有描写，唐代西部的边塞诗歌，通过形象的诗歌语言勾画出丝绸之路的风土人情，可视为研究丝绸之路的感性资料。

三、丝路文化对唐代边塞诗的影响

唐代边塞诗形象刻画了丝路风光，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文学文献资料。同时，丝路景观也为边塞诗的写作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素材，成为诗人抒情的触媒。二者的关系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

其一，丝路文化影响了唐代边塞诗的精神风貌。丝路文化是唐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唐代中原文化输入了新鲜的血液。台湾著名学者傅乐成在论述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时，认为“唐代文化，上承魏晋南北朝。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化对唐代文化直接发生影响的重要因素，不外三端：即老庄思想、佛教、和胡人习俗。其中后两种因素自外族传入，而且是经历了数百年的流播而形成的。唐代对这三种文化因素的承袭，也以后两种为主” 。而后两种文化因素，则皆自丝绸之路传入，唐代“大体说来，唐代文化以接受外来文化为主，其文化精神与动态是复杂而进取的。”③

由此形成的唐代文化的包容性、复杂性与多元性，唐代蓬勃向上的政治局面与开放的思想文化环境，不仅孕育了唐人自信豪迈的性格，也激发了诗人奔赴边塞的入仕热情。唐代边塞诗人多有豪迈自信的英雄情怀，正如丹纳所谓：“个人的特色是由于社会生活决定的，艺术家创造的才能是以民族的活跃的精力为比例的。”④在盛唐这个赋予个体生命以理想色彩的时代，诗人们的思想行为大都带有鲜明的自我张扬特点。在唐代边塞诗中，固然多有绝域风霜、边地苦寒的描写，却掩盖不住其中渗透的理想主义与英雄情怀。王翰《凉州词》“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貌似感伤，却蕴涵着诗人坦荡通达的胸襟与豪迈劲健的气概。在丝路文化的影响下，唐代边塞诗集中体现了诗人昂扬奋发、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而这也是盛唐精神最值得称道的部分。

其二，丝绸之路为唐代边塞诗提供了一系列内涵丰富的文化符号。古人云：文学得江山之助。唐代边塞诗的繁荣也得到丝路之助。一方面，丝路上的自然景观在边塞诗中得到了全面翔实的刻画，大量的边塞诗叠加一起构成了丝路风光的全景图。另一方面，这里的文化景观已不限于自然地理意义上的写实，而上升为蕴涵着丰富历史与人文内涵的文化符号，前文分析的陇头、凉州、阳关、玉门关莫不如此，不仅丰富了边塞诗的题材与内容，也深深地影响了边塞诗的风格与意境。赴边途中的行役孤旅、边地苦寒、流水声悲、思乡情切，乃至于报国志雄、游侠气豪等复杂丰富的情感主题，无不呈现于唐代诗人的边塞诗中，其中既有绝域苍茫、大漠风急，戍边将士、老死疆场，骨横瀚海、魂逐飞蓬，行客衣单、孀闺梦残这些悲苦意象，也有游侠临边、重义轻生，猛将临关、抚剑壮歌的豪放意象，构成了丰富多姿的意象群。

其三，丝路景观作为触媒影响着边塞诗的情感抒发。大部分唐代人的地理知识比较薄弱，尤其是中原士人，对边塞的认识主要来自于前代诗歌和有关典籍，塞外的地理感知与先入为主的边塞想象结合在一起，使他们对边塞的概念极为敏感。在唐人心目中，边塞是中外华夷的分界线，也是文化、风俗与心理的分界线，以及家园与绝域的分界线。

因此，除了客观的写实，唐代丝绸之路上的边塞诗还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边塞成为借以抒情的文化符号。在这一诗性背景下，丝路风景只是激发诗思的触媒，只要举目一望，甚或仅仅转念一想，征戍之苦、思乡之切、报国之忠、立功之雄、边地之寒、思妇之泪等，无不浮现在眼前。从这个意义上说，丝绸之路可谓积淀了文人集体无意识的诗性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包含了人们情感的各个方面，真可谓思绪万千、万虑俱集。一方面，边塞严酷的自然环境冲击着人们的感觉；另一方面，边塞诗饱含的历史积淀又造成人们心灵的震撼，激发诗人对人生和历史作深入的思考与深沉的喟叹。古典诗歌常写的思亲念友、聚散匆匆，报国心切、岁月空老，人生苦短、功业难建，征戍无期、归家无计等，这些平常之情均在边塞背景下得到激发和强化，从而汇成丰富多彩的多元特色。因而，唐代边塞诗中蕴涵的情感如同西域美酒，显得更为浓烈，值得细细品味。

[注释]

①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30页。

②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16“天宝十二载”条，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919页。

陇西行篇7

满觉陇村位于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西南部的山林地带，毗邻龙井问茶和虎跑梦泉景点，是西湖新十景[1]之一——“满陇桂雨”所在地。规划总面积80hm2，工程从2007年起至2010年止，分三期完成。“满陇桂雨”为西湖著名赏桂之地，明代以后，满觉陇广植桂花，绵延不息，每当金秋季节，珠英琼树，香飘数里，故为“满陇桂雨”。此地赏桂已为西湖七大花事之一，每年九、十月间在此举办西湖金秋桂花节，吸引无数游赏桂品茶。满陇赏桂的民俗已申请杭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2区域特色挖掘

满觉陇村体现出自然景观与人文历史水融的突出特点。桂花、溪流、石洞、山林是其自然景观的特色，而佛教、清茶、造像、山地民居则是其人文历史的独特元素，二者交相辉映，体现出鲜明的区域特色。

2.1“桂－佛”：人文传统的由来

满觉陇桂花的历史由来已久，明以前即盛产桂花，为西湖著名赏桂胜地；而满觉陇名字的由来则可追溯到一个佛家的故事：五代后晋天福四年在这里建有圆兴院，北宋平二年改为满觉院，满觉意为“圆满的觉悟”，释迦牟尼的十二大第子就称为“十二圆觉”，满觉陇的地名即由此而来。“满陇桂雨”这一景点充分将自然的桂花与人文的佛教文化完美融合起来，体现出了深厚的历史底蕴。

2.2“泉－茶”：西湖双绝的汇聚

泉与茶被誉为“西湖双绝”，满觉陇村地理位置优越，位于西湖龙井茶基地的一级保护区内，又毗邻虎跑泉，双绝在这里得到了完美的汇聚。满觉陇村目前有700多亩龙井茶地，茶叶也是该村的主导产业。每年三、四月，举办“春茶会”满陇茶事旅游节，充分展现茶文化、茶工艺等特色。满觉陇村历来以种茶、炒茶为生，有着悠久的种茶、制茶历史，精湛的制茶技艺代代相传，诠释着满觉陇西湖龙井茶的悠久历史文化内涵。

2.3“洞－像”：佛教文化的传承

该区域有着独特的喀斯特地质地貌景观，形态奇特的地下溶洞众多，如石屋洞、烟霞洞、水乐洞等，洞壑幽深。而在洞中，又有多处精美的佛造像，为自然的溶洞增添了深厚的人文内涵。

2.4“山－村”：人居特色的展现

区域内大部分农居依山而建，层层叠加，点点穿插，步步升高，以青山为背景，形成了一个半掩半露，有极强层次感的农居形式，村落掩映在山林当中，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本地区历史上的民居建筑风格极具山地建筑特色，《浙江民居》[2]一书中收录了上、下满觉陇民居各一例。农家乐也是满觉陇村的一大特点，每到金秋花开时节，金桂飘香，道路两旁、缓坡、台地上，村民们摆满了临时搭建的茶座，供游人在此品茶赏桂，既提高了居民的经济收入，也形成了一种较有特色的休闲服务方式。

3主要存在问题

作为以整治为主的规划工程，规划首先注重现状分析考察，挖掘特色、发现问题，以“立足于保护基础上的改善和提升”为基本思考方向。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1）居民点布局混乱，密度过大，建筑形式多样，搭建现象严重，景观较差，存在一定安全隐患。2）道路系统不完善，通达性差，停车难问题严重。3）基础设施配套不足。4）村域内配套绿地不足，环境质量较差。5）沿主要景区干道建筑外立面形象及场地环境杂乱，影响了“满陇桂雨”一级景点的景区形象。6）特色景点、景物的保护和旅游开发有待提高。作为本区域最具特色的桂花、佛造像等特色的景点尚未进行统一而有力的保护和旅游开发。

4规划构思

作为西湖风景名胜区中的景中村，规划着重保留、并进一步突出其历史上形成的因山就势、错落有致的格局特色，保留原住民及其产权住宅，以传承村落的文化脉络和鲜活生动的生活场景，使村落成为景区中最具生命力和吸引力的有机组成部分。满觉陇村的整治规划根据其所处的优美山地环境、悠久的历史、以及西湖新十景“满陇桂雨”为特色展开。规划以突出“文化延续、山地民居、景点修复”为核心，通过历史文化的挖掘突出“满陇桂雨”的景观文化内涵；通过村域建筑环境整治突出依山而建的山地民居建筑风貌；通过景点、绿化、基础设施的综合规划建设优美的景中村。

5综合规划措施

规划具体通过修缮景点、整理溪流、保护茶园、整修民居、业态引导等多项综合规划措施，突出表现区域文化特色，延续文脉，重现区域的历史美景，形成村落与景区风貌相映生辉的美好环境，建立居民生活与旅游服务和谐发展的良性循环。

5.1修缮景点，改善游赏环境，突出著名景观景点的环境特色，展现“桂、佛、洞、像”的传统人文历史特色要素

满觉陇的桂、佛、洞、像是西湖风景名胜区内的著名景观，规划将对历史文化景点进行综合保护和规划整治，恢复部分历史景点，形成有地域归属感的独特环境，增加游赏吸引力，并强化游览线路组织，引导游人观赏历史文化景点，增加区域的人文历史游赏特色。区域内最为著名的水乐洞景点由于多年的村民违章搭建，被湮没在封闭的环境之中。规划首先拆除阻碍视线的沿路篷架，点缀尺度小巧的入口矮墙和门楼，改善入口环境，增强景点的标识性。其次，对周边的喀斯特地形风貌、洞内水乐音道、石崖题刻、植被等景观要素进行梳理整治，扩大游览面积，增加游览服务设施，提升游赏服务功能和环境质量，为游客提供欣赏文化景观和休息停留的充足空间。再次，新增游步道，加强与烟霞洞、千人洞、南高峰等风景点的游览线路组织，与西湖风景区内的其他洞、像景观形成完整的游赏网络。石屋洞是区域内的著名赏桂休闲景点，规划依照原有样式修缮景点中的园林建筑，整理绿化景观，将桂花林下水泥硬质铺装改为透水生态石板铺装，使桂花树得以更好的生长。石屋洞周边的桂花林设置林下休息茶座，进一步突出景点的赏桂品茶特色。满觉陇造像、莲华宝塔等景点体现出佛文化的历史沉淀，整治将美化周围环境、设置景点说明牌，完善景点功能。通过保护、整理建设相应的景点和设施，保护好桂花树，保护历史遗迹，区域内的文化特色得以彰显。

5.2保护茶园山林环境，整理溪流，表达“泉与茶”西湖双绝汇聚的文化特色

幽静的茶园，郁郁的山林是满觉陇山村环境的绿色背景，规划严格保护现有茶园山林。而潺潺溪流则为山林茶园增添灵动的魅力，历史上区域内的溪流串连了“烟霞三洞”、上满觉陇、下满觉陇、四眼井到虎跑路，现许多溪流已经被覆盖、占用，污染严重，失去了往日的景观。规划根据现有的溪流路线，对其沿线地带进行整治，贯通溪流水系，改善溪流水质，尽量恢复溪流风貌，对于违章建构筑物影响水系沟通的，予以拆除。贯通的水系即形成了优美的景观效果，也充分发挥自然水体的排水功能，为“满陇桂雨”增添新的亮点，而“泉”与“茶”的西湖双绝也在此得到再现。

5.3整修民居，拆除违章建筑和围墙，完善设施，增加绿化，重现优美的山地民居风貌

优美的山地民居风貌是满觉陇村的核心特色，由于人口扩张和违章搭建，村落原有风貌破坏十分严重。规划遵循恢复传统民居风貌与改善居住环境共举的原则，采取细致多样的设计手段，在使得山地民居风貌特色得到重现的同时，完善现代生活必须的基础设施和居住环境要求，使景区风貌与居民生活质量提升得到双赢。规划首先拆除违章建筑、构筑物，梳理以层层台地为主体的村落空间，因地制宜增加集中绿化、庭院绿化及道路绿化，尽量增加绿色空间，疏解过于密集的居住建筑密度，使村落肌理与绿色山地环境有机融合。其次，通过依山就势的层层台地的系统梳理和修葺，增加台地桂花种植、整治茶座场地环境、统一遮阳伞篷样式，使之成为赏桂、品茶的宜人场所，为村民农家乐经营创造良好的环境，激励村民积极配合参与整治。村落整体格局特色十分鲜明，但民居建筑的色彩、门窗、屋面等细节比较杂乱，破坏了村落的整体风貌。规划对建筑进行分类整治，分为沿路民居及其庭院、山地民居、公共建筑三个方面。民居及其庭院是规划整治的重点，方案提供了各有特色的民居处理方法，总体将保留现有的体量，对明显不协调的外墙和屋顶色彩进行改造，对于各有特色的素雅墙面、木板饰面等尽量予以保留，要求体现山地民居特色，风格雅致、立面丰富、材料自然、经济实用，居民可以根据喜好选择不同的整治方案。公共建筑体量较大，规划要求以粉墙黛瓦为主，达到整体风貌的和谐统一，细节处理根据功能要求分别体现各自的特色。最后，公共设施的完善是村庄整治规划的基石。规划着重完善区域的道路交通、市政基础设施、公共绿地三个重点要素的规划布局。完善健身设施、老年活动中心、医疗站、报警点等其他功能性设施，全面提升村落公共设施水平，提升居民生活品质。通过由表及里的多项综合规划措施，规划再现了村落掩映林中的如画风景，使历史悠久的山地村落焕发了新的生机。

5.4引导业态，突出赏桂品茶的休闲特色，体会传统文化韵味

针对区域现状业态发展情况及村落环境特色，规划对不同地块的产业发展进行引导。四眼井区块利用良好的山地村落环境和区位优势积极发展各具特色的青年旅舍，下满觉陇、上满觉陇则突出赏桂、品茶的休闲特色，传承春日品茶、秋天赏桂的民俗活动特色，进一步突出“满陇桂雨”独特的民俗文化内涵，实现景区发展与村落经济发展的共赢。

陇西行篇8

一、甘肃古代文学地域特色

反映独特的地域风貌和山川风物“边庭节物与华异，冬霰秋霜春不歇”（卢思道《从军行》）是西部典型气候的写照。“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胡裘不暖锦衾薄，将军角弓不得控”(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表现奇寒奇丽的景象；还有“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雄阔“，黄沙直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王之涣《凉州词》)的悲壮，“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李白《关山月》)的劲拔警策，“走马西来欲到天,辞家见月两回圆。今夜不知何处宿,平沙万里绝人烟”(岑参《碛中作》)的苍凉等。来济《出玉关》、卢照邻《陇头水》、王之涣《塞下曲》、薛逢《凉州词》等对“陇坂”、“沙塞”、“黄沙”、“九曲黄河”等甘肃特有自然风物的描写，准确捕捉到甘肃文化的精髓。㈡体现特有的地域物产甘肃自古是名马的养殖基地，马文化是独特的民族文化景观，如西汉的《郊祀歌·天马》、盛唐诗人张仲素的《天马辞》、晚唐诗人翁绶的《白马》等。还有苜蓿、石竹、鹦鹉、麝香、骆驼等陇物的记载和描写。

如“苜蓿随天马，葡萄逐汉臣”（王维《送刘司直赴安西》）、“麝香眠石竹，鹦鹉啄金桃”（杜甫《山寺》）、“羌女轻烽燧，胡儿掣骆驼”（杜甫《寓目》）。甘肃是葡萄、葡萄酒、夜光杯的主要产地，王翰的一首《凉州词》,不仅是其生动的记载,而且把边塞战士的豪放旷达之情渲染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甘肃各民族有着悠久的酒文化，每个民族都有他们的“酒歌”，并伴有优美的舞蹈，如元缜的《西凉伎》。㈢传达独特的地域人文景象和精神陇人在与大自然感应交流中积聚形成了陇人独特的精神气质和人格魅力，作为诗文则自然流露出独特地域特色。西部浩瀚的戈壁沙漠、连绵的群山培养了西部人豪放乐观、直爽简约、奔放流动、耿介正直、倔强顽强的品质；陇中陇东黄土高原积淀了陇人笃厚务实、和谐柔顺、韧性顽强的性格；蕴育出陇人热爱家园民族，关注民生疾苦的自觉而强烈的忧患意识。甘肃是古丝绸之路要塞，是东西文化交流碰撞之地和中西经济贸易黄金地带，使陇人胸怀天下、谦虚包容、处世不惊、关怀苍生的品格境界由是而生。

常年的民族战争炼就了英勇刚毅、尚武卫国的精神风尚，隐含的离别、望乡情感表达对和平的向往，令人荡气回肠。如朱庆馀《自萧关望临洮》、岑参《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权德舆《岭上逢久别者又别》等。又如赵壹《刺世嫉邪赋》、胡缵宗《白龙吟》《不寐》、张澍《天心篇》、任其昌《流民叹》等。㈣具有强烈浓郁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特色甘肃自古就是多民族聚集地，各民族既保留其文化独特性，又相互融合成多元交融的独特文化体系，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奇葩。所以一方面是“烽火照山燃，鼙鼓声不断”“、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葡萄入汉家”的战争惨状；另一方面是“多来中国收妇女，一半生男为汉语”、“洛阳家家学胡乐”(王建《凉州行》)等民族融合的胜景。“刀剑作锄犁，耕田古城下。高秋禾黍多，无地放羊马”(唐·刘驾《田西边》)是西部独特的民族人文景观的典型写照。现存最早汉字记录的少数民族歌谣《匈奴歌》“失我焉支山，令我妇女无颜色，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体现出浓郁独特的民族审美文化。诸如“西凉伎”“、胡腾舞”、“狮子舞”、“胡旋”等民族特有的歌舞，羌笛、琵琶、胡琴、画角等特殊的西域乐器演奏、急管繁弦的场面等，都是甘肃文学所特有的表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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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和身体健康舒适的认同感越来越强烈,社会对食用菌的需求也越来越大,菌类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首选,极大地促进了食用菌产业的发展[1]。据中国食用菌协会统计,2006年全国食用菌鲜产量达1 474.1万t,占全球总量的70%以上,产值达585.5亿元。同时食用菌又是我国重要的出口创汇农产品,2007年我国食用菌出口创汇14.24亿元,占全球食用菌出口量的40%以上[2]。食用菌产业作为21世纪的一项朝阳产业,将在振兴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近年来,陇西县在大力发展马铃薯、中药材、畜牧业等特色产业的同时,着力发展食用菌产业。目前,食用菌产业已成为该县新兴支柱产业,是农业种植结构调整、农民增收的又一亮点。

1产业发展现状

近年来,陇西县在农业种植结构调整中积极引导群众发展食用菌生产,全县已形成巩昌蹇家门、文峰安家门和渭源太白山基地等3个新品种、新技术生产示范及食用菌生产基地培训,拥有栽培大棚1 500多个。然而,还有大多数食用菌生产极其零散,许多农民只是在家中搭建一个小棚,或利用废旧房舍搞栽培,这些零散的生产户大多存在品种单一、缺少资金和技术等问题,形不成明显的产业优势。

2产业发展优势

2.1气候资源优势

陇西县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日照充足,气候温和,年平均降水量445.8 mm,年平均日照时数2 292 h。年平均气温7.7 ℃,无霜期平均146 d。极端温度季节可采用保护地栽培,能够适合绝大部分食用菌的适温跨度要求,可生产双孢菇、平菇、香菇、金针菇、草菇、白灵菇、木耳等多个种类。

2.2经济区位优势

陇西县地处交通要道,陇海铁路及316国道穿境而过,传统的货物集散优势加上现代化的交通信息条件,使陇西县成为甘肃有名的“旱码头”。近年来,陇西县坚持“基地标准化、加工精细化、市场开放化、服务一体化”的原则,着力构建特色产业发展体系,充分发挥“旱码头”优势,全面实施商贸兴县战略,形成以中药材、木材、马铃薯和蔬菜为主的专业市场,对发展食用菌产业起到明显的辐射作用和带动作用。

2.3其他优势

陇西县是全国闻名的“中药材之乡”,在开拓市场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发展食用菌产业市场体系时,可充分参考借鉴这些成功经验。食用菌产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而陇西县农村劳动力资源丰富,能为该县食用菌产业规模化生产提供充足的劳动力资源。

3产业提升思路

3.1整合相关资源,凝聚食用菌产业活力

要充分认识食用菌产业的良好发展前景及其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重视食用菌产业的发展,明确目标和发展方向,理清发展思路。食用菌产业的发展应在陇西县县委、县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形成以主管县长为领导、多部门联合组织体系,由相应部门专门负责食用菌产业,制定出明确的产业政策和中长期发展规划,以引导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3.2强化科技支撑,提升产业发展核心竞争力

科技是产业发展的关键所在,要实施“科技兴菌”战略。首先,要有一支能打硬仗的科技队伍,这支队伍不仅要具备很强的专业知识,而且要懂得如何从专业的角度建立产业发展体系。其次,要有一定的科研环境,按照“走出去、请进来” 的思路,和一些有实力的科研机构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邀请食用菌专家进行现场指导,解决比较棘手的问题;另外,可将科技人员送到条件好的地方进行参观和学习,拓宽知识视野,增强经验交流。

3.3优化菌种质量,提高经济效益

陇西县要发展食用菌产业,靠单一的品种肯定是行不通的,要积极引进优良的品种,引进不同的种质资源,丰富食用菌产业市场,满足不同的市场需求。更重要的是,科技人员要不断地进行菌种改良,筛选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菌种,提高经济效益,并增强陇西县食用菌产业的知名度,实行品牌战略[3]。

3.4树立循环经济的思想,建立环境友好型产业

发展循环农业是大势所趋。发展食用菌产业,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各种秸秆资源,变废为宝,同时将食用菌进行深加工,形成几种具有优势的竞争产品[4]。另外,可利用一些高秆作物田间郁闭度大、温度低、湿度高的特点,进行田间套种,提高资源利用率,提升产业效益,最终形成环境友好型产业链。

4参考文献

[1] 李玉.中国食用菌产业现状及前瞻[j].吉林农业大学学报,2008,30(4):446-450.

[2] 王传福,李淑珍.食用菌产业在现代农业中的战略地位及发展前景展望[j].河南农业科学,2008(9):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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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陇东革命 文艺戏剧 音乐教学

戏曲是中国文艺在二十世纪中叶以前的主要形式，也是中国革命根据地营造革命舆论的主要形式之一。陇东是中国革命最早革命根据地之一，陇东老区鉴于其特定的地域文化和群众环境，决定了文艺宣传及创作的形式与内容也必须走一条与地域文化相结合的道路。陇东的地方戏曲是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所以也就成了陇东革命根据地的主要文艺形式及政治宣传手段。当时活跃在陇东解放区的文艺队伍有三八五旅宣传队、庆环农村剧校、抗大七分校文工队和分校的各大队业余文工队，但始终扎根在陇东地区一步步成长壮大起来的是庆环农村剧校，也就是后来的陇东剧团、陇东文工团，它为中国革命在陇东地区的开展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一、陇东革命文艺戏剧的诞生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会合，粉碎了军队对陕甘宁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中央红军立足于陕北。随着根据地的迅速扩大，党中央决定将陕甘宁边区改建为陕甘宁省，组建了中共陕甘宁省委和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1936年7月初，陕甘宁省委和省政府从陕北洛河川的下寺湾迁到庆阳环县洪德乡的河连湾，李富春任省委书记、马锡五任省政府主席。“西安事变”后不久，陕甘宁省委和省政府从河连湾迁到曲子镇。1937年4月，省委和省政府撤销。1937年9月，陕甘宁省改建为陕甘宁边区庆环分区，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为了增强抗战力量，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1937年秋便在曲子成立了的陕甘宁剧社，1938年改为人民抗日剧社庆环分社，不久迁往延安。这个剧社在陇东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它为陇东的革命戏剧事业开了一个好头。受此影响1939年春，陇东特委在庆阳县曲子镇举办了一个戏曲训练班，庆环分区党委和专署抽调赵守一、墨遗萍、史虎臣等同志负责组织、领导工作。当时曲子镇商会有一副旧戏箱，还有西府艺人张云率领的一个秦腔戏班和流落到曲子的赵三、袁老五（袁兴贵）等7个老艺人，专署出面把戏箱和老人都接过来，使农村革命剧校有了一个雏形。1939年6月13日晚上，在分区所在地曲子镇北街的舞台上，陇东解放区第一个戏剧专业组织――庆环农村剧校举行了开学典礼。第一任校长史虎臣，副校长刘飞军。当地的商户和群众凑集一斗麦子作为经费，故又称“一斗麦剧团”。他们除了排演一些秦腔传统戏，同时还编写了一些新型秦腔现代戏，如《转变》、《送郎山前线》、《钟专员》、《张凤娇》等新戏，这些作品尽管没有出版刊印，没能流传下来，但在抗日战争乃至解放战争中，为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壮大都起到了积极的宣传鼓动作用。1940年8月庆环分区并入陇东分区，党政机关也由曲子镇迁到庆阳城，剧校也由曲子迁往庆阳东河湾改名为陇东剧团。1941年秋，陇东剧团整装徒步赴延安受训。抵延后，住城外的桥儿沟，与抗战剧团合并一起学习受训半年。接受博古、周扬、柯仲平、马健翎、赵守一、彭飞等人的报告、讲课、排练。1942年2月，陇东剧团圆满地结束了半年多的延安受训学习返回陇东，演职人员的业务能力和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在此期间先后从鲁艺、民众剧团、抗大七分校、陇东中学调来不少人才加入剧团，还吸收了一些秦腔艺人，大大提升了剧团演艺水平。1947年春，调集重兵向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胡宗南集结6个旅向陇东解放区大举进攻，陇东剧团随陇东分区党政机关撤离庆阳城，转移至华池悦乐、山庄等地。1947年底，陇东剧团回到分区机关所在地华池县元城子。1949年1月改称陇东文艺工作团，同年8月兰州解放后，陇东文艺工作团奉命随解放大军西进调赴兰州，9月中旬到达兰州改为甘肃省文艺工作团，1953年改为甘肃省话剧团至今。陇东革命文艺戏剧的诞生和发展体现了党对文艺宣传工作的重视，陇东戏剧始终把宣传抗日救国、揭露旧社会的黑暗和日本侵略者的罪行作为自己的宣传宗旨和职责，演出剧目内容以反映国统区的黑暗统治和解放区军民的新生活为主，陇东革命文艺戏剧不仅给庆环一带的群众和干部带来劳动工作后的娱乐，而且为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统一战线政策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二、陇东革命文艺戏剧活动的历史影响

（一）陇东革命文艺戏剧活动对中国革命的贡献

陇东革命文艺戏剧的工作者立足陇东，充分利用陇东群众所喜爱的秦腔、眉户等形式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和革命思想，对鼓动群众参加抗日救亡和民族解放运动起到极大的作用，从而对陕甘宁边区的建设发展和陇东地区的中国革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如墨遗萍于1939年创作的《送郎上前线》，表现得是年轻媳妇送丈夫参加抗日战争的故事，极大地激励广大群众参军的积极性。黄俊耀在1945年编写并执导的秦腔现代戏《阎王寨》，就是通过贫苦农民刘德全一家遭受人称活阎王的恶霸地主“何百万”残酷剥削迫害的悲惨遭遇。《阎王寨》的上演引起了空前的轰动，人们对这部新剧赞不绝口，分区的干部群众都没想到这部戏如此感人肺腑完全可以与《白毛女》相媲美。这部戏有力地鞭挞了地主阶级的残忍无道和反动统治的黑暗，从而激发了战士们英勇奋战的斗志。还有黄俊耀在1947年创作的眉户现代戏《再上前线》，通过表现一位受伤的战士要求二次参军、重上战场的故事，剧情有说有笑、热闹红火，以情感人让那些已在百姓家落户的复转军人从内心深处感到自己的责任与义务，毫不犹豫地拿起武器上了前线。在当时革命斗争环境下，陇东戏剧除了宣传抗日救亡的革命思想以外，还担任着两大动员任务――捐公粮和扩大新兵，如赵守一在1940年根据歼灭环县政治土匪赵老五的现实斗争素材，创作的秦腔现代戏《保卫边区》，以及陇东剧团依据群众热爱、建设、保卫边区的事迹集体创作的表演唱《保卫家乡》就是这样的内容，这两部戏的上演极大地鼓动了群众捐粮参军的积极性，有力地支持了中国革命斗争在陇东地区的开展。

（二）陇东革命文艺戏剧活动对陕甘宁根据地文化建设的作用和贡献

陇东地区是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陇东地区的文艺戏剧种类繁多，表演形式丰富，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陇东成为中共建立的陇东革命根据地。根据地政府为了宣传革命、动员民众，将陇东民间小戏利用并加以改造，成为影响陕甘宁边区民主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的主要舆论宣传工具。特别是1942年以后，陇东分区的文艺戏剧活动进入到新的阶段。革命秧歌、社火、道情、民歌等多种形式的活动在庆阳、环县、曲子、华池、合水、镇原等红色区域蓬勃开展起来，其中环县农民诗人孙万福在1943年11月29日参加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时，见到后即兴唱出的《咱们的领袖》，陕西富县逃荒落户到正宁马栏的木匠汪庭有依照《绣荷包》的韵律重新填词创作的《绣金匾》，1942年抗大七分校和七七0团的战士以庆阳打夯号子为基调、以轰轰烈烈大生产为背景编唱的《十唱边区》，后在路过庆阳的音乐家张寒晖的提炼修改下，正式定名的《军民大生产》。这三首民歌还唱红了整个边区，受到了边区领导的赞誉，成为唱红全国的艺术珍品，其文化性与艺术性经久不衰，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民众的民族意识，也调动了生产积极性，这为其他根据地的革命文化建设树立了榜样。

陇东革命文艺戏剧活动的发展不仅为革命队伍培养了大批文艺人才，也为中国的新文化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1943年马锡五同志兼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他在办理繁忙政务的同时，抽空成功地审理了华池县“封捧儿婚姻纠纷案” 轰动了陕甘宁边区，时任陇东中学的语文教师袁静以这个案例为素材，编写了秦腔剧本《刘巧儿告状》，对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的诞生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产生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宁县盘克塬社火头刘志仁以编演新秧歌而闻名遐迩，光荣地出席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被树立为“特等艺术英雄”，奖给“新秧歌运动的旗帜”锦旗一面。周扬称刘志仁为“群众新秧歌运动的先驱和模范”。1959年甘肃陇东道情剧团大型历史剧《枫洛池》，进京参加了国庆十周年献礼演出活动，总理、委员长、董必武副主席等领导人观看了演出，首都文艺界知名人士对道情剧的诞生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陇东剧团赴延安学习演出，接见并为其题词：“前进，勇往直前！”陇东社火“云朵子”，成就了我国著名舞蹈家陈爱莲……这些都是在陇东革命文艺戏剧活动造就的先进代表。陇东地区曾堪称是边区以至全国最民主和最进步的地方之一。

三、陇东革命文艺戏剧与当地高校音乐教学融合的途径与意义

（一）挖掘红色教育资源，开办“红色讲堂”

大学是一个求学问道、修身养性的绝好场所。读大学的主要任务是学习。通过大学的陶冶和培育，年轻一代不仅可以获得各种科学文化知识，而且可以逐步了解和掌握各种社会知识和传统文化。大学校区不但自身具有学术界备受认可的专业品牌形象，更坐拥文化地理的优势，是比较好的媒介传播途径，也是打造适合青年人宣传策略的最佳场所。陇东是一个有着光荣传统的革命老区，在中国革命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因为它是中国共产党在西北最早播下革命火种的一片红色热土，是西北红军的摇篮，是党中央和长征红军北上抗日的落脚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主力部队开赴前线的出发地，是陕甘宁边区模范抗日根据地的示范区和后勤基地，是形成和执行党的群众路线的模范地区，是、、、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战斗过的地方。在革命战争年代，陇东革命文艺戏剧工作肩负着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积极投入到伟大的抗日救亡和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重任，为建设、巩固、发展人民民主政权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所以陇东革命文艺戏剧也是带有浓厚革命色彩的“红色文化”，是对现代大学生进行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的最佳教育资源。在陇东的当地大学开办红色讲堂活动，挖掘研究陇东文艺戏剧不仅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而且也有着积极的学术研究价值。在这个活动讲堂上可以借用视觉资源，系统地展示陇东革命文艺戏剧文化的发展历史、成长过程、音乐文化成果，社会贡献等，也可以观摩和学唱陇东革命文艺戏剧，使当代大学生能够在亲身体验中感悟老一辈革命家的优良传统，自觉地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对激发大学生的爱国热情和集体观念，塑造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有着积极的意义，同时也便于学生了解陇东民间艺术的形式、内容、艺术特色等 ，从而更好地传播和科学研究它，全面充分体现它的人文历史价值、美学价值、学术价值和教育功能。

（二）引导学生学习研究陇剧艺术，完成相关论文写作

陇东革命文艺戏剧的产生主要是秦腔、眉户、道情秧歌为基础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在利用陇东道情进行宣传鼓动工作的同时，对陇东道情进行了初步搜集和整理，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陇剧。30多年来，陇剧在保持陇东道情独特风格的基础上，吸收秦腔、越剧、昆曲、黄梅戏、秧歌剧等戏剧之长，从音乐、唱腔、表演、舞台美术等方面作了大胆的创新，形成了节奏明快、曲调婉转动听、表演细腻优美、富有民间色彩的独特风格。随着陇东道情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后，曾远赴欧州参加文化交流演出，受到了国内外艺术工作者的重视。近年来不少艺术专业的大学生在毕业论文的设计中，涉及到了陇东道情等民间艺术形式的内容。这是一个好现象，指导教师要借此引导学生更进一步学习挖掘研究以陇东革命文艺戏剧有关的艺术，了解陇东革命文艺戏剧的基础艺术形式以及它产生、发展过程，使其得到很好的传承。

（三）将陇剧优秀经典唱腔融入课堂，取戏剧表演之长弥声乐表演之短

戏曲表演其实是一种程式化和戏剧化的歌舞表演，其不仅包括唱念做打，也融合了音乐、歌唱、舞蹈、武术、杂技和对白等多种形式的表演为一体。陇剧的声腔理论及形体表演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技巧经验，经过老艺人们的总结概括，已经形成了一套完善的表演体系，这些都是我们学习研究、继承发展传统民族声乐的资料，也是我们在从事民族声乐演唱和教学应该借鉴的教材。肉声、气声、圆声、情声是我国传统戏曲的演唱精髓，表演时先用气来统领肉声（自然声），然后用“圆”勾勒出声色线条，最后再用“情”唱出真情实感，使整个表演更加丰富和完整。因此，中国戏曲不仅要求字正腔圆，而且声情并茂也是它的的声乐艺术审美标准。陇剧和其它戏剧一样舞台表演方法不仅有唱（歌唱）、念（念白）、做（表演）、打（武打）的“四功”，也有手（手势表演）、眼（眼神）、身（身段）、法（方法）、步（台步）的“五法”。而这些都是声乐表演方面的弱项，声乐老师在高校的课堂上只是一味的注重声音的质量，普遍忽视了身段表情的表演，如果我们能够学习表演一些陇剧的经典唱段，尤其在表演方面声乐如果能够学习和借鉴戏曲表演方面的训练方法，让学生掌握戏剧的表演方法从而把它运用到自己的声乐表演中，一定将会使学生的演唱表演取得出神入化的效果。

总之，陇东革命文艺戏剧从诞生就始终把宣传抗日救国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它不仅给陇东革命老区一带的群众和干部带来劳动工作后的娱乐，而且也是宣传革命，动员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和宣传抗战救国思想的重要手段，所以陇东革命戏剧的发展历史本身就是一部最好的爱国主义教育的教材。同时陇东革命文艺戏剧音乐细腻、优雅、缠绵、抒情，演唱方式比较自由，曲调流畅，节奏明快，曲调悠长婉转，韵味浓厚，极富地方特色，研究陇东革命文艺戏剧不仅可以使它得到传承和保护，同时在当地高校开展学习与研究陇东革命文艺戏剧也有着极其重要的教育意义。

基金项目：

本文为2014年度甘肃省教育科学规划“十二五”立项课题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GS[2014]GHB1179。

参考文献：

[1]吕律.陇东革命文艺活动汇编[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

[2]王飞.论曲艺在抗战中的宣传动员作用――以陇东抗日民主根据地为例[J].陇东学院学报，2010，（04）.

[3]王飞.政治民间小戏乡村社会――论抗战时期陇东革命根据地的民间小戏改造[J].贵州文史丛刊，201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