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罗庚事迹十篇

华罗庚事迹篇1

说道金坛，人们总会提起华罗庚；说起华罗庚，人们就会谈起华罗庚纪念馆。

华罗庚纪念馆是我们金坛市的一座十分宏伟的建筑物。当然，华罗庚纪念馆也有十分悠久的历史，1985年6月12日华罗庚教授逝世后，人们为了纪念他，立刻在市中心的中山公园内兴建了一座设有3个展厅、总面积615平方米的华罗庚纪念馆。作为江苏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纪念馆每年接待中外参观者5万多人。多年来，华罗庚不仅没有被人们淡忘，反而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尊敬和怀念，随着参观者的增加，馆内设施日显陈旧，展厅面积也难以容纳众多参观者。在这种情况下，金坛市委、市政府决定迁建华罗庚纪念馆。把华罗庚纪念馆迁建到城南风景区，临近金坛博物馆、段玉裁纪念馆和市体育馆（也就是在我家的对面）现在的华罗庚纪念馆建筑面积达2000平方米，视线开阔，水陆交织，风景优美。新馆是一座纪念华老一生轨迹，反映华老一生事业与追求、体现华老精神，具有特定气质和魅力的建筑。

华罗庚的“心”是永远在他的故乡金坛的。不但从华罗庚纪念馆可以看出，还从他死去的躯体也会到了金坛可看出！

当2004年华罗庚的妻子吴筱元去世后，华罗庚的子女们想到了为父亲了却归乡心愿。于是，华老的子女向全国政协和民盟中央郑重提出骨灰迁移申请，很快得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同意批复。与此同时，华老的子女们还决定，将母亲吴筱元的骨灰也迁回故乡金坛。

华罗庚是我们金坛得骄傲，同时，金坛也是华罗庚的骄傲！

华罗庚事迹篇2

这篇文章说的是法国最伟大的作家福楼拜勤奋刻苦、反复推敲的故事，其中一句话让我感触最深：“在一个转折的地方，只有八行，••••••我却花了整整八天时间。已经快一个月了，我仍在寻找那最适合的四五句话••••••”八行字花了八天时间，四五句话花一个月的时间，这么呕心沥血地写作，福楼拜成为当时最伟大的作家也就不足为奇了。

古今中外，向福楼拜这样的人士太多太多，从宇航员到地面人员，从作家到发明发现家，他们都是勤奋的。举个例子：“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这句诗听说过吧！它的作者王安石最先是写了“春风又到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后来发现不妥，就改，一改就是十几次，最后才定为现在我们看到的“绿”字。还有，华罗庚都知道吧，被外国人称为“创造了中国数学”他还培养了许许多多的数学家，陈景润就是其中之一。可是有谁知道？华罗庚从金坛初中到清华大学正教授，只用了七年时间！这被人们称为奇迹，可奇迹是怎么来的呢？———勤奋。

去多名人名言都是谈勤奋的：“勤奋是幸运之母。———富兰克林”；“勤能补拙是良训，一分辛苦一分才。———华罗庚”；“天才，就是百分之一的灵感，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爱迪生”，而我呢？

学习上不勤奋，考试成绩总是中下水平。作文老是写不好。

今后，我一定学习勤奋，把考试考好。我相信我的成绩一定会好的

华罗庚事迹篇3

足足30平方公里,听了香港招商局副董事长袁庚和广东省的汇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用铅笔在地图上宝安县南头半岛的根部,用力划了两条线,“这个半岛,都给你。”

袁庚没敢要,他只要了半岛南端的蛇口,2.5平方公里,近300个足球场大小。这个形似蛇头的弹丸之地,被称作中国特区改革的试管。

聪明人袁庚

很多年以后,当人们开始梳理深圳的发展脉络,这个形似蛇头的弹丸之地,被称作中国特区改革的试管。

1978年12月26日上午,蛇口,停着一艘快艇,袁庚从这里上岸。

这是刚刚被交通部派到香港招商局担任副董事长的袁庚对蛇口的第一次考察,他需要个地方,建个拆船厂,作为开拓他61岁新事业的起点。

溜达了一上午,他只看到两排曲折、破败的红砖瓦房和嗡嗡作响的绿头苍蝇。在这个农民、渔民和蚝民共同居住的不足千人的小镇上,看不到男人,偶尔露脸的老弱妇孺都躲在墙角里,没有表情。

袁庚相中了这个地方。袁庚是个聪明的人,在李先念批给他的这块2.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他加了很多“价码”。袁庚说,对于蛇口,要参照“香港特点,照顾国内情况”进行管理,有关建设、生产上使用的物资进口及产品出口,要免税放行。

“好,我批。”李先念在写下“拟同意”三个字的同时补充说,“不给你们钱买船建港,你们自己去解决,生死存亡,你们自己管。”

袁庚动作很快,不到4个月,蛇口工业区基础工程破土动工,一个崭新的外向型工业区诞生。

邓小平盯上深圳

深圳和香港,在地理上只隔着一条宽不过30米的深圳河。

建国后,中英交恶,双方封锁边界,深圳河见证着两岸的变迁。深圳拥有和每一个大陆城市相同的记忆,、“”,而香港却在此间发展成亚洲四小龙。

于是,不断有人逃到对岸。官方有记载的3次大规模逃港,分别发生在1957年公社化、1961年自然灾害和1972年,累计外逃6万余人,参与者10万余人。

任何对深圳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不会否认1977年11月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一个人口不足3万的边陲小镇,首次闯入了邓小平的视野。邓把广东作为复出后首次视察全国的第一站,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与他同行。

因为深圳边防部队对愈演愈烈的逃港事件几乎无力防守,广东省主要领导把这作为恶性政治事件捅到了邓小平的面前。

然而令汇报者愕然的是,邓小平睿智的目光眺望着窗外烟尘蒙蒙的羊城街景,似乎对这个“惊天动地”的问题无动于衷。沉默了好一会儿,邓小平才背过身,十分肯定地说了两句话:

“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

“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

这两句话让广东的同志百思不得其解:说政策有问题,难道不准外逃的政策有变?说部队管不了,那谁又管得了?

高小林在他的报告文学《突破――中国经济特区启示录》中描述道:坐在一旁的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波听得非常清晰,他先是惊诧,继而疑惑……

省委领导的心掉进了云里雾里。直到10天后邓小平离穗回京,这两句话仍然没有揭开谜底。

不过,有一个人似乎悟出了邓小平的弦外之音,这个人就是后来奋力挑起广东经济特区改革大旗的吴南生。不久,吴南生带上秘书一竿子插到深圳田间地头进行实地调查。

吴南生发现了一件蹊跷的事:深圳有个罗芳村,河对岸的新界也有个罗芳村。不过,深圳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4元,而新界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000元;宝安一个农民劳动日的收入为0.70到1.20元,而香港农民劳动一日收入60～70港币,两者差距悬殊。

眼前的事实终于使吴南生恍然大悟,他这时才明白了邓小平的两句话。经济收入对比如此之悬殊,难怪人心向外了。更耐人寻味的是,新界原本并没有一个什么罗芳村,居住在这里的人竟然全都是从深圳的罗芳村逃过去的。

到此,邓小平留下的两个谜才真正解开。

邓小平回京后对深圳一直念念不忘,在中央会议上几次出人意料地点到了它,并迅即将它推向了改革的浪尖。

马万祺力推设立特区

“设立特区,打开了中国向世界开放的窗口,中央当时的决策是多么的英明!”追忆起设立特区前后的如烟往事,马万祺感慨万千。

1979年4月14日,马万祺率澳门工商界贸易团前往广州出席广交会。其间,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长和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广州市市长杨尚昆向他征询意见:“想在邻近香港澳门的地方,划出一块土地设立一个经济出口货物特区。马先生,你看是否可以呢?”

“这是一个好主意。”马万祺爽快作答:“我十分赞成。”

次日,马万祺和夫人罗柏心飞抵北京。老朋友廖承志把他们接到家里,叙过家常后,廖公说:“马先生,前些日子香港有人建议在国家领土上划出一个区,最好是同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在中央政府管辖下,鼓励港澳同胞和华侨回国投资定居。”

“廖公,我以为这个意见很好……”马万祺高兴地把昨日同习、杨二人会晤的情况说给廖公听。

廖公又说,马万祺的亲家荣毅仁前几天来找他。荣毅仁带来的是侄子荣智鑫所写的一份有关在深圳设立华侨投资区的建议。廖公说他看完荣智鑫的建议书,发现“和香港查济民先生的建议不谋而合!”对荣智鑫的建议,马万祺表示赞赏和支持,他说:“这个设想很不错,深圳和珠海可以考虑设立这样的出口工业特区,而且应早日设立。”廖公一听,连声说“好、好、好”,“这样的工业出口特区,要成立,宜早不宜迟。”

翌年8月21日,在邓小平的积极倡导下,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十五次会议批准在深圳、珠海等地成立经济特区,中国改革开放跃上了新台阶。

马万祺先生还追述了特区设立初期邓小平肯定特区的一件往事:那是1984年1月底,邓小平到广东视察,广东省长梁灵光陪同邓小平来到新落成的中山温泉宾馆,这是中国内地第一家中外合资宾馆,由霍英东、马万祺、何贤联合投资兴建。邓小平在此接见了马万祺、霍英东和柯正平。交谈中,邓小平问:“办特区是我倡议的,不晓得成功不成功?”马万祺、霍英东都回答说,试办特区是成功的。邓小平听了很高兴,说:“看来路子是走对了。”

深圳大事记

1979年

3月5日,国务院批复同意广东省宝安县改设为深圳市,受广东省和惠阳地区双重领导。11月,中共广东省委决定将深圳市改为地区一级的省辖市。

1980年

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中通过了由国务院提出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批准在深圳设置经济特区。

1984年

2月24日至26日,邓小平第一次视察深圳,为深圳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1988年

11月,国务院批准深圳市在国家计划中实行单列,并赋予其相当于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

1989年

12月1日,新中国第一个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诞生。

华罗庚事迹篇4

关键词：乡土资源；历史教学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4）18-045-01

一、利用乡贤事迹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爱国主义并非空泛的口号，爱国必先爱家，只有了解了家乡的历史和文化，才能热爱她建设她，进而热爱我们的祖国。

在讲述“建国以来的重大科技成就”时，我引导同学们分析：新中国肇始不久还没有自己培养的大量人才，所以这些成就大都是民国时期科学家的贡献。他们为什么愿意为新中国的发展做贡献？就在于他们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当时在海外学有所成的中国人有六千多，其中的四千多少人选择了回国效力，华罗庚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华罗庚教授不但有非凡的学术成就，更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新中国一成立，他就毅然放弃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终身教授职务，携全家回到北京。在归国途中，发表了《致中国全体留学生的公开信》，该信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后，影响非常大：……“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就是为了个人出路，也应当早日回去，建立我们工作的基础，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同学们被华老拳拳的爱国之情所感染，为自己是华罗庚的老乡而自豪。很好地实现了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

二、弥补教材不足，拉近学生与历史的距离

历史教科书由于体例、篇幅所限，注重宏观叙事，语言简洁。这使学生感觉历史与自已关系不大，影响了他们的学习兴趣。乡土资源能让学生感到历史就在身边，甚至触手可及，从而亲近历史，热爱历史。

比如在太平天国运动的教学中，我选择戴王府进行介绍。太平天国运动后期非常腐败，前前后后封了两千多个王，王与王之间不能协调统一领导，相互之间又互相猜忌，极大地削弱了太平军的战斗力。而且，所有受封为王的，不论等级，不分有职无职，一朝受封，立即修王府，选美人，办仪仗，出门时前呼后拥，盈街塞巷。王爷轿舆所到之处，小官和军民百姓都要回避，回避不及的要就地低首下跪迎送，如果不小心撞了仪仗，轻则杖责，重则斩首。因为当时王爷太多，百姓们迎不胜迎，遂有这样的民谣：“王爷遍地走，小民泪直流”。同学们一片惊叹。我继续讲，我们金坛这么小还有一个戴王府呢。戴王府就与我们学校隔一条马路，同学们平时没有关注过。现在时常看到有学生三三两两地往戴王府跑，这样就把历史教育延伸到了课外，老师很欣慰。

三、开阔学生视野，提高他们学习历史的兴趣

华罗庚事迹篇5

因素，实施德育于教学之中。

一、宣讲我国数学家的贡献，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1.开学初集中讲。学生刚人中学，对什么都有新鲜感。教师要抓住第一堂数学课的机会，生动、具体、真实地介绍我国古今数学成就，为学生学习数学营造良好的氛围。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文明古国，数学成就显著。计算圆周率，自西汉刘备、东汉张衡，三国时刘徽、直到南北朝祖冲之等多位数学家，为之进行艰苦探索，得出了当时世界上最为准确的圆周率。南宋数学家秦九韶1247年就编著《数学九章》，同代数学家杨辉揭示了二项式展开式系数的规律，比法国数学家早四百多年。祖冲之的儿子祖恒对求几何体积有独特创见，比意大利数学家早一千多年。近代的徐光启、李善兰及当代的华罗庚、陈景润，在他们所研究的

领域中都对数学做出了独特的贡献。通过宣讲，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热情。

2.组织讲座专门讲。对初一学生还可借助“华罗庚金杯赛”的机会，进行题为《如何自学成才》的专题讲座，介绍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的生平事迹。华罗庚学历是“初中毕业”，可他深钻细研，成为当代国内外闻名的伟大数学家。通过讲座，使学生懂得学习好坏关键在于本人的学习态度和努力，明白“外因是变化

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要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哲学道理。进而发奋学习，将来为国家做贡献。

二、结合传授数学知识，对学生进行辩证唯物主义教育

1.实践的观点。数学是从现实世界中抽象概括出来的科学，教学中要揭示数学本身的物质基矗如讲直角三角形“勾股定理”时，教师要说明早在公元一世纪，我国古代数学家在多次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出了“勾广三，股修四、经偶五”的规律（即勾三、股四、弦五），并且借助图形对该定理进行了两种巧妙的证明。让学生明确，任何一个定理、公式的形成均来自实践，“实践、认识、再实践、

再认识”是人类掌握自然规律的正确途径。从而培养学生善于从客观事物中发现、规律、掌握规律的能力。

2.辩证的观点。恩格期指出“数学是辩证的辅助工具和表现形式，连初等数学也充满着矛盾。”数学概念正数与负数、常量与变量等，都表现对立的形式，又各以它的对立而存在。在数学中要揭示这一关系。直线与圆的位置关系，当直线与圆心的距离小于圆半径时，直线与圆的位置处于两个交点状态（相交）；当距离与半径相等时，发生质变，直线与圆只有一个交点（相切）；当距离大于半径时，再次发生质变，直线与圆没有交点（距离）。讲这一关系时，要启发学生认识到“事物发展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数学中充满着辩证法，教师应不失时机地予以启示，加深学生对数学知识的认识，同时为学生树立辩证唯物主义

观点打好基础。

3.发展的观点。世上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的、静止的，它是在不断地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数学也是这样，整数到分数，有理数到无理数，实数到

负数，有限到无限等，都遵循着这一规律。在这个数学过程中，要使学生认识到一切事物都不是断发展变化的，培养学生超越旧事物，创造新颖，独特新事物的能力。

三、在数学教学中，培养学生严谨求实的作风

1.言位身教，从自己做起。数学是一门严谨的学科，数学教师首先要有严谨、负责的态度。进行概念数学时，要运用数学语言完整、精练地叙述；对公式所起的作用，要讲得确切；在板演过程中要有条有理，推理要步步有根据；书写

要规范，避免“圆”和“园”、“连接”和“连结”混用。时时事事给学生做出严谨求实的表率。

2.严格要求，从小事抓起。数学中，教师要有意识地培养学生言必有据、一丝不苟、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科学态度。不合格的作业，一定要令其重作，哪怕只是一个错字、一个小数点也要强调订正。要严格指出，在实际工作中点滴

华罗庚事迹篇6

关键词：肩水金关汉简;中国历谱;纪年简;月朔简;年代考释

中图分类号：K87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5）04-0106-05

A Chronological Study on the Dates of Thirty-Two Slips in the Han DynastyWooden Slips from Jianshuijinguan（Ⅲ）

LUO Jianjin GUAN Shouyi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Hohhot， Inner Mongolia 010022）

Abstract： In 2013the Han Dynasty Wooden Slips from Jianshuijinguan（Ⅲ）was published. This paper presents a chronological study on 13 calendar slips， 6 slips bearing dates， and 13 slips showing the first day of each month.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wooden slips numbered T26：178 and T26：218 belong to the same calendar dated from the sixth year of the Yuanfeng era（75 BCE）; T30：1， 2 and T30：218 slips date back to the first year of the Yuankang era（65 BCE）and were written by the same person; T26：87 should date back to the first year of the Heping era（28 BCE）， but was misinterpreted as the fifth year of the Heping era（24 BCE）. This paper focuses on a special rectangular calendar（T29：117A， 55 BCE）and on the division of“dog days”in the Han dynasty-in this way， the specific dates of half of the slips bearing the first day of each month can be determined.

Keywords： Han dynasty wooden slips from Jianshuijinguan; Chinese calendar; slips bearing dates; slips bearing the first day of each month; chronological study

2013年12月，甘肃简牍博物馆等编《肩水金关汉简（叁）》[1]出版，刊出了T24―T32共9探方的2056枚简。其中纪年简130枚，占总数的6.3%;约80%集中于汉昭、宣、元帝期间，即在公元前79年后的40年间（图1）。最早为元凤二年（前79），有3枚，如T26：16号，字迹清晰，书法优美（图2）;最晚为元始五年（5），即T24：616A。前后跨度84年，这构成对此批简牍年代的考释时限。9个探方出土的简牍年代相对集中，未见有后代简窜入，是一特点。故考释时限需要适当放宽至百年左右。本文主要依据陈垣《二十史朔闰表》[2]（下文简称“陈表”），在所考干支之后用小号数字标明其干支序号，为断简号。

纪年简记录年代，本无须考释，但因信息残失、原简书误或释文错讹，出现矛盾，有6枚年代需要说明;历谱散简8枚可考，本文按简号列成表1。简号皆省略73EJT，只留探方号。因为考释这两类简的年代相对简易，仅从14枚中选择6枚予以讨论，重点分析颇具特色的T29：117A号矩形年历谱的构成特点。

从表1中选择6枚考释如下：

第1枚T26：6

壬 壬 辛 辛 庚 庚

十六日 寅 申 丑 未 子 午

39 09 38 08 37 07

己 己 己 戊 戊 丁 丁

初伏 亥 巳 亥 辰 戌 卯 酉

36 06 36 05 35 04 34

据此13个月的十六日干支求出该年年朔序，即各月一日干支：

丁 丁 丙 丙 乙 乙 甲 一 日 亥 巳 戌 辰 酉 卯 申 24 54 23 53 22 52 21

甲 甲 癸 癸 壬 壬

寅 申 丑 未 子 午

51 21 50 20 49 19

查陈表：本始二年（前72）与此年朔序同。闰五月乙卯朔大，卅日夏至;夏至后第二庚即十六日庚午“初伏”，与后世以夏至后第三庚初伏不同。

第2枚T26：13

（上略）元凤四年闰月丙申守农令久左尻以付第五令史齐卒张外人

据陈表，元凤四年（前77）非闰年;而元凤三年（前78）闰十一月丁亥24朔，丙申33十日。按刘羲叟《长历》持第二种观点：闰十二月丙戌23朔。该简图版字迹可辨，释文正确，事实上提出了第三种说法，但无旁证。在未获新证据前，须依陈表。此闰存疑，留以待考。

第3枚T26：87

河平五年五月庚子朔丙午都乡守啬夫宗敢言之……五月丙午居延令（下略）

河平五年即阳朔元年（前24），陈表五月丁未44朔，不得有丙午43;而河平元年（前28）五月庚子37朔，丙午七日。查原简红外线图版：河平“元”字清晰可见，非“五”字。释文将此简推迟4年。

第7枚T29：117A

矩形年历，在232×92mm的一木牍上环列60干支（图3）。从甲子01开始，向左顺时针排列：左（原上）方6奇月朔、下（原左）方24干支节气、右（原下）方6偶月朔、上（原右）方26干支节气。其中甲戌11、乙亥12出现2次：

①干支相配计时，六十周而复始;干支环形排列，表示四季往复回环，时光周流不息。

②农历大小月相间，月份倒排，干支序数退行，奇偶月份分立，位于矩形相对的两边。

③按《太初历谱》的算法[3]：二月初五（4又2634/4617日）壬子49春分，三月廿二（22又1047/4617日）戊戌35立夏，五月初八（7又4077/4617日）癸未20夏至，六月廿四（23又2490/4617日）己巳06立秋，八月十一（10又903/4617日）乙卯52秋分，九月廿六（25又3937/4617日）庚子37立冬，十一月十三（12又3356/4617日）丙戌23冬至，十二月卅（29又759/4617日）壬申09立春。

④五月初八癸未夏至后第三庚庚戌47初伏。第五庚庚午07中伏，同宋《太平御览・阴阳书》[4]有别。通常后伏在立秋后头庚，则六月廿四日己巳立秋后头庚恰为庚午，而此简却称为中伏。这说明后代对伏天的划分与汉时不同。

⑤易于考出该历谱简属于五凤三年（前55）。排成矩形的年历十分罕见，彰显干支历特点，表现出构思的创意和深邃的哲理。

第11枚T32：5A

长 初元四年四月丙子朔戊午临莫隧

据陈表，初元四年（前45）四月己卯16朔，非丙子13朔，朔不合年，此其一;丙子13朔或己卯朔皆不得有戊午55，日不合朔，此其二。原简极清晰，显见为书简人笔误。

百年之内含四月丙子朔的，只有神爵二年（前60）和征和二年（前91），与该简无关。该年九月丙子朔，但月内仍无戊午日。该简年月日三不相合，“神来之笔”，错因难断。

第14枚T32：40

七月八日庚戌后伏

八月八日己卯秋分

九月廿三日甲子立冬

首先不难判定此简的年代为永光五年（前39），该年的简牍数量很多，我们所建秦汉历简数据库中就有14枚。其中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获敦煌汉简“永光五年历谱”，见罗振玉、王国维编著《流沙坠简》[5]，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敦煌汉简》[6]图版一四一第1560号简。该简对永光五年有关节气和伏日记载颇详，今转录如下：

五月甲辰朔小四日丁未夏至 六月癸酉朔大八日庚辰初伏十八日庚寅中伏廿一日癸巳立秋七月癸卯朔小八日庚戌后伏

再考释T32：40号简上信息：永光五年七月癸卯40朔八日庚戌47后伏，后伏在六月廿一日癸巳30立秋之后第二庚，比较T29：117A所记立秋之后头庚为中伏，两者不矛盾。而八月壬申09朔初八（7又915/4617日）己卯16秋分，九月壬寅39朔廿三（22又3945/4617日）甲子01立冬，诸本皆合。

下面考释月朔简和历谱残简，见表2。表2包括13枚月朔简和5枚历谱残简，后者所存信息量仅可求出月朔。“月朔简”即写有某月份和朔日干支、或该月朔可以推算出来的简，根据“同月同朔干支在26，31，36年（即315年）有可能重现”的周期性质[7]，当考释时限在百年内，就会出现两三种可能;用出土信息和简上信息排除掉后，保留一解、两解，其年代可考。解数多则无考释价值，T28：29，T30：167A和T31：69三枚月朔简均三解，故从略。在表2中列出两解，根据伴出纪年简的信息分出先后，前者概率较大。

以下，从表2中选择9枚分5批进行考释。

第16枚T26：86号

敢言之万年里男子乐意自言为家私（下略）

十月丁亥朔在考释时限内仅有阳朔四年（前21），百年唯一，但十月丁亥24朔则该月无己巳06，查图版，该简残失、扭曲严重，造成释文错误。

第18枚T26：178

六日庚辰

第19枚T26：218

廿一日 乙未

这两枚历谱残简（图4）都出自第26探方，而编号相离。但六日庚辰17和廿一日乙未32皆指向正月乙亥12朔，导出该年为元凤六年（前75），且考释时限内百年唯一，因此两简应属同册历谱。查红外线图版，两简实为同人所书。

第23枚T30：1

四月廿二日丙寅偃受长叔外长下四千

第24枚T30：2

三月一日丙子偃受长叔十六万五千（该简上部）

八月廿四日丙寅靳长叔入钱五千五百偃受（该简下部）

第25枚T30：145

八月廿四日丙寅李少兄入钱万九千九百

这3枚简（图5，中间两枚为T30∶2号同简上下截图）共有4个月朔，后两个相同。①由四月廿二日丙寅03导出四月乙巳42朔，属元康元年（前65），百年唯一。②由三月一日丙子13查出属元康元年。③由八月廿四日丙寅03导出八月癸卯40朔，有两解：元康元年和建昭五年（前34）。图版显示T30∶2与T30∶1为同人所书，内容都涉及偃和靳长叔，显然属同年，T30∶2可否定为建昭五年。但T30∶145号却有两解。当我们查图版，第3枚简也是同人所书，故可否定建昭五年，均为元康元年。由此可见，利用简上信息可以缩小检索范围，得出肯定的考释结论。

第26枚T30：66

七月乙卯尽甲申卅日积百廿人

第27枚T30：103

一人木工 七月乙卯尽甲申卅日积卅人

这两枚月朔简（图6）都出自第30探方，而编号相离。由七月乙卯52尽甲申21可知两朔：七月乙卯52朔和八月乙酉22朔，查陈表知此两简属地节三年（前67）或建昭三年（前36）。按T30伴出纪年简共21枚，其中前67―前62年的14枚，前49―前34年的4枚，前27年、前26年各1枚，所以T30∶66和T30∶103两枚较大概率属于地节三年，但不能排除建昭三年的可能，故有两解。查图版，实为同人所书。

第31枚T31：153

初元年十月廿九日 四月卅日

闰月卅日 五月廿九日

十一月廿九日 ノ亥 六月卅日

（上略）十二月卅日 七月卅日

此简上下两栏记载月份与日期。上栏可视为纪年简，已写明是初元元年（前48），所记与今历谱全合。问题是下栏四、六、七月3个大月，五月小月，却不属于初元元年。其实，简上并未说明上下两栏属于同一年。下栏应属于初元二年（前47）年：四月庚寅27朔，五月庚申57朔，六月己丑26朔，七月己未56朔，八月己丑26朔，与简记相合。

此简上下栏分属两年，在它左右原应有同册年历简，这种历谱制式较为少见。

综上，表2中有9枚月朔简在考释时限百年之内，其年代可以唯一认定。

参考文献：

[1]甘肃简牍博物馆，等，编.肩水金关汉简（3）[M].上海：中西书局，2013.

[2]陈垣.二十史朔闰表[M].北京：中华书局，1978.

[3]斯琴毕力格.太初历再研究：附录一太初历谱[D].呼和浩特：内蒙古师范大学.2004.

[4]李P，等，撰.太平御览：第1册：伏日[M].北京：中华书局，1985：147.

[5]罗振玉，王国维，编著.流沙坠简[M].北京：中华书局，1999：19-20.

华罗庚事迹篇7

我怀着好奇的心理踏上地毯。突然，地毯腾空卷起，我被卷进了舱里。我正犹豫着，蓦地从舱壁内传来说话声：“尊敬的地球小客人，我是特鲁路星智慧人，代号KBO。”话音刚落，一扇门打开了，走出一个胸前印有KBO的机器人。KBO掏出超薄型吸盘，把悬在壁上的椅子吸了下来，我坐上椅子，椅子便升到二楼平台上。上面坐着几个人，我仔细一看，啊，是力学家牛顿、发明家爱迪生、电学家法拉第、医学家斯蒂芬逊、数学家华罗庚。我惊奇地问：“咦，你们怎么聚到一起来了？”“哦，我们是地球人的复制品，欢迎你呀，真正的地球人。”

他们告诉我，地球离太阳1.5亿公里远，特鲁路星离太阳3万亿光年远。这时“华罗庚爷爷开腔了：“启宇，带你去我的家乡看看吧！”我奇怪地问：“爷爷，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嗳，地球上的事我都知道，现在你们地球人只能在太阳系内活动。”他顺手按动自己身上的一颗电钮，顷刻，舱壁上发出了红色的信号，一眨眼工夫，已经到特鲁路星了。

我们首先来到特鲁路城。城里楼房像埃及的金字塔，十分奇特。爱迪生爷爷告诉我，特鲁路人就生活在这些楼房里，采光充足，视野宽阔。使我惊奇的是，城里没有马路。斯蒂芬逊爷爷告诉我：“车子只能到博物馆里去看了，那是几万年前的玩意儿。你看——”我顺着他的指点看去：天空中许多人在飞行，自由自在，神奇极了。当我视线又落在马路上时，发现行人的腿并没有在动，而人却在前进。华爷爷笑着说：“这星上的人都有飞行器，快得很，可以超光速呢！”

接着我们又到了植物园。植物园是一个大的玻璃房，玻璃房顶上有小孔，在地上放着大大小小的盆子，盆子里只有湿润的泥土。我问：“这是什么呀？”爱迪生爷爷一按红色电钮，泥土松动了，一会儿便钻出一颗颗小苗，又一按绿色电钮，天上下起了倾盆大雨。雨停了，在美丽的彩虹下奇迹出现了：长出了碧绿的瓜、红红的桃……我尝了一个，好吃极了，但说不出是什么味道。

华罗庚事迹篇8

杨时端着一碗泡面，拐进学校附件的网吧，一边吃一边找，不幸发现机位已经满了。他在一大群打魔兽的男生背后转来转去，终于找到个在看“我的妹妹不能这么可爱”的，便走过去拍了拍那人的肩。

西瓜头男生转过来：“副部长！”

“这台电脑新闻部征用了，发新闻稿。”杨时把鼠标拿过来，凑过去压低声音，“悄悄跟你说，A校的数学天才方渐今天来我们学校交流，部长很重视，说谁要弄到他有爆点的照片，积分加50分，特许无视下限和节操！——不要跟部长说是我说的。”

新闻部是内部积分制，每十分可以换取部长私藏日系DVD和写真集随意借阅一次。西瓜头小部员欢呼一声，抓起书包冲进网吧外九月的阳光里。杨时在皮椅上坐下，把剩下半集“我的妹妹不可能这么可爱”看完，然后轻车熟路的登陆了一个叫数学帝国的网站，输入用户名“华罗庚二世”。

全国名校各有各的出名之处，有因为升学率，比如黄冈，有因为专出单科牛人，比如方渐所在的A校，杨时的学校出名是因为没有下限的新闻部。以本市为核心，辐射范围达省内，上至校长上厕所忘了带纸，下至校花换了一种风格的保险裤，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新闻部不敢写。只是谁也不知道，无下限新闻狗仔队领队，部副部长杨时同学，日常消遣是上一个数学网站，组队秒题。

如果有同学不慎在网吧里看见了，回去报告：“副部长不写新闻稿，在网吧算高难度数学题！”

部员们也会大笑：“哈哈哈哈怎么可能，我们部长数学不及格嘛！”

杨时登陆后，网页对话框就哔哔哔闪个不停，弹出个《死亡笔记》中夜神月的头像。“最爱夜神月”说：“老大老大，有两个消息，一个好的一个坏的！求我的话就告诉你！”

杨时敲字：“滚。”

最爱夜神月沉默一分钟，说：“好消息是我们小组拿到站内赛参赛资格了，坏消息是L也拿到了参赛资格。”

杨时登陆时，系统已经弹出提示：您所在的“宇宙华罗庚研究会”获得第三届数学帝国团体参赛资格。夜神月的第一个消息他一早就知道了，不知道的是L也入了围。在业余数学爱好者圈子里，数学帝国是个认可度很广的网站。这个网站每年会举办一次站内团体赛，每场比赛主办方给出三道题，最先解题的队伍晋级，一直到决赛。

获胜的ID将获得网站一年管理权限。

一般人会认为：“这种弱爆了的奖励谁会要啊！！！！”

但是很多人不会这么想，比方说我爱夜神月的反应就很激烈：“老大，可以发交友贴求妹纸然后在每个版块加精置顶吗！”

另一个华罗庚研究会会员抹茶饼干也很激动：“可以一年内让那个L上线时头上都顶着‘我是变态’这种封号吗！”

说到L，这是数学帝国网站的一个传奇。在这个网站，通常爱好者都是以团队合作的方式秒题，获得的网站币全队平分。积分影响团队的站内排名，杨时的宇宙华罗庚研究会在总榜上排名第二，死死压着他的第一名就是L。一个团队上限是十人，下限是一人，理论上说人越多越容易攒积分。杨时的小组核心成员是四名，这已经算是很少的了。而L，他至始至终都是一个人。

一个人接悬赏题目，一个人参赛，一个人秒光论坛上所有新题，一个人拉仇恨值——具体情况请体会打游戏被抢怪的同学们心情。

通常比赛中己方四个人，对手只有一个人，总会有胜之不武的错觉。但是杨时一听说L参赛，第一想法是再拉个高手组队。

“不如把A校的方渐拉过来好了。让新闻部PS个下限照片威胁他。”杨时想。

二

方渐来三中已经两天了。第一天和学校数学兴趣小组的人开交流会，从头到尾喝了一天的茶，第二天被邀请参观校园。接待老师打量这个男生，清清爽爽的T恤，寸板头，走哪里都拿着个笔记本。待人温和有礼，说话不温不火，完全不像是成天关在小黑屋里做题的理科宅男。

就是个乖孩子，连续拿了两次全国数学竞赛一等奖，据说下一步是保送清华。

乖孩子在图书室里翻书，扫了几眼封面，终于抽出一本影印本，站在书架边翻。同行的同学已经走到楼梯口了，直到老师喊他名字，他才回过神来。

方渐并没有把影印本放回去，而是一路小跑过去，特别有礼貌的请教：“张老师，您认识这是谁的字吗？”

他手上拿的似乎是一本年代久远的数学题集，叫《风间堂解趣》，字是繁体字和题是文言文。大概是几十年前繁体字还流行时，有人手写过这样一本题集，然后影印了数份，其中一份就放在这个书架上。没有作者的名字，也没有解题答案，不过在书架上占个位置充数而已。只是不知什么时候，有人从蒙尘里图书馆里把它翻了出来，做了里面的题，在页边上留下了狗刨一样的铅笔笔记。

领队老师当然是不知道是谁在乱写乱画，知道了他肯定把那学生叫到教导处，罚抄检讨一百遍。方渐却借了一个本校同学的借书证，把影印本借了出来，小心翼翼放在包里。

方渐注意这个影印本的前主人，并不是仅仅因为他和自己在做一套题。很多人不知道，但是他知道，《风间堂解趣》是解放前一位数学泰斗战乱中写的题集，只有题，没有解题方法。老先生打算将做出正确答案的学生收入门下，作为关门弟子。后来泰斗没熬到新中国便驾鹤西归，只留下七本题集的影印本。方渐没想到这所学校破旧的图书馆里竟然就有那么一本。更让方渐没想到的是，有人和他一样，做了里面的习题。狗屎一样笔迹的主人解题思路出乎意料的和自己接近。那些他以为只有自己才想到的灵感一闪，这个人似乎拿着支破铅笔勾勾画画，也轻而易举的写在书页边上了。

棋逢对手。

方渐想知道对方是谁，是怎样一个人，为什么有这样的实力却从未被听说过。

随后的一天，他做交流聊天时，会时不时拿出这个本子，问旁边的人谁能认得出这个笔迹。方渐问问题的时候总是笑，笑起来清新又爽朗，所以也没有人把他固执的好奇心当成一回事。一位高三前辈问他：“这本题集哪点不一样了，你宝贝一样抱着它？”

华罗庚事迹篇9

清华大学添设农业研究所

为推动高等院校参与复兴农村运动，1933年6月16日，国民政府教育部第5825号令，令清华大学添设农学院。

接到教育部命令后，清华大学认真进行了研究，仔细分析当时情势，一时颇为踌躇。

首先，清华大学对诸如添设院系等涉及整个学校体制、学制变化的问题历来主张稳妥、渐进地进行。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说，“研究事业特别在创始之际，规模不宜扩张，贵在认清途径，选定题材，由小而大，由近而远，然后精力可以专注，工作可以切实，至于成效，虽不可预期，然积渐积久，必有相当之收获也”。教育部5825号命令来得突兀，清华大学没有准备，且清华大学此时没有农学方面的系和所，一下子设立学院，也不合学科发展的一般规律。

其次，当时高校毕业的农科学生与农村复兴运动的实际要求差距很大。农业学科的学生就业时背离农业和从农者隔离农村的情况引起社会许多批评。况且，北平、保定已经有农学院，清华大学似不宜再添院设系。

第三，1933年清华大学经费发生困难，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由于20世纪30年代初时局动荡，从1932年3月至1933年2月，清华大学赖以办学的庚款停付一年。清华大学向财政部垫借100万，并向银行借部分款项，才能勉强维持。1933年度庚款又风闻停付，后虽未成事实，但经费仍不能按月拨付。至1933年9月中旬，只领到3、4、5月的庚款。1932年度庚款停付以及1933年庚款拖欠，给清华大学财政造成巨大困难。就在6月清华大学接到教育部关于添办农学院的命令前不久，梅贻琦还向教育部交涉，恳请政府照例拨付经费。二是为配合国民政府在高校重点发展理工的政策，清华大学于1932年成立工学院。工科各系实验室建设、设备购置等需用大量资金。工学院成立后，因为经费困难，许多设备、建筑尚未能进行，不可能腾挪资金添设农学院。

学校规模不断扩大，而总经费保持不变，因此在客观上清华大学无法再分太多资源发展农学院。这一点，在1981年出版的《清华大学校史稿》中有所揭示：“1933年教育部还曾命令清华添办农学院。清华当局认为与本校发展理工的方针相悖，同时也不具备条件……因此，清华当局只答应办了一个农业研究所，以敷衍教育部的要求。”因此，清华大学决定先办农业研究所与实验农场，缓办农学院。

清华大学勉强办理农业研究所，一方面由于“复兴农村”成为当时国内影响力很大的运动，加强农业研究，也是大学对社会应尽的一份责任；另一方面，据《清华大学校史稿》，当时教育部长王士杰曾威胁，如果清华大学不办农学院，则将挪用清华大学庚款在武汉大学开办农学院，而王士杰曾任武汉大学校长。

7月8日，清华大学复函国民政府教育部，表示遵行教育部注重农工、振兴实业命令，愿为国家做贡献。但是，添设农学院应该慎重。清华大学建议，应先对农业中迫切需要改良的各项问题详加研究，以期洞明真相，及研究稍有基础，然后按照需要设系招生，施以相当训练，学成后能在乡间作推广改良之实际工作，则效验可收，复兴可期。否则农科人才虽已养成，不能深入乡间，致于衰落之农村毫无裨益，则非国家提倡农业教育之本旨。

在报告中，清华大学提出，将圆明园划拨给清华，作为农学院实验农场。为此，清华大学做出三点承诺：第一，“该园址内所遗残物故物，有保存价值者，本校自当设法保存，勿使毁弃。”第二，“园内建有之‘三一八’烈士墓及十三师义冢各一段，约共占地数亩，本校可特为划出保存，或于其四周酌植林树，尤足用资纪念，藉垂久远。”第三，“有由经管人招人领垦者，本校可暂酌令原户领垦，或更减收其地租。惟于种植等事，应受本校指导，作为合作实验区。”另外，清华大学还提出，少部分土地为政府留置，接管后，应有按原价收回之权利。

这样，清华大学一面积极筹建农业研究所，一面开始与教育部、北平市政府关于划拨圆明园的交涉。

接收交涉一波三折

圆明园与清华紧相毗邻，始建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由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三园组成，占地350公顷(5200余亩)，是清朝在150余年间创建和经营的一座大型皇家宫苑。它既有中国传统园林的婉约多姿，又吸取了欧洲的园林建筑形式，各种不同风格建筑浑然一体，被誉为“一切造园艺术的典范”和“万园之园”。

不幸的是，这一世界名园于1860年10月惨遭英法联军野蛮的劫掠焚毁，后又经历了多次毁灭和劫掠，最终沦为一片废墟。但圆明园本身所具有的文化、政治象征意义，预示着将其划拨清华不会一帆风顺。

实际上，从1916年起，曹云祥、罗家伦等清华大学几任校长着眼于学校日后发展，曾多次努力，试图征用圆明园。但圆明园问题牵涉面实在太广，加之政局动荡、校长更迭等原因，征用圆明园一事毫无着落。

教育部接到清华大学7月8日复函后，与北平市政府及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孚进行沟通，转达了清华大学希望划拨圆明园作为实验农场的意见，教育部也请清华大学遣派干练办事人员与北平市政府就近接洽。

北平市政府对清华大学的请求反应消极，其回复教育部电称：“圆明园遗址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园内石柱太湖石亦有相当价值。上年七月间，本府为慎重保管古迹起见，经邀集本市文化各机关组织遗迹保管委员会，由该会负责保管并经议定整理保管方案，由府分令所属各局对于各项建设分别切实办理在案。一年以来，整顿设施，煞费经营，预期再有两年即可渐臻完善。该园既系旧都伟大古迹之一，且经该委员会实行保管，自未便再有变更，经希查照转知为幸，北平市政府艳印。”

清华大学在积极与教育部联系的同时，又想方设法打听北平市政府对此事的态度。在听说北平市政府的消极态度后，8月2日，梅贻琦立即致信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沈鹏飞，欲进一步探询北平市政府对教育部函电的意见，及教育部对北平市政府回电的态度。同时请沈鹏飞查阅，北平各文化团体会议议定保留古迹不作别用的决议案，是否在教育部备案。嗣后不久沈鹏飞即给梅贻琦复函，回函中抄录了北平市政府给教育部复电中有关的内容。

这样，清华大学在教育部7月25日正式转达北平市政府回电之前，提前摸清了北平市政府的态度。沈鹏飞还透露，教育部长王世杰原来以为圆明园归内政部管辖，只需通过行政院会议决议拨给清华即可。但根据北平市政府回电，圆明园归北平市管辖，则原先设想的通过行政院会议决议划拨清华大学的办法行不通。王世杰建议清华大学派遣熟人与北平市政府当面接洽。

8月25日，国民政府教育部高等教育司转来

北平市政府关于圆明园的意见。虽然北平市不同意将圆明园划拨清华大学，但国民政府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函中最后仍指出，“对于此事，仍拟设法交涉。尚希贵校将接洽经过函司备考为荷。”

面对北平市政府有意拖延，无奈之下，9月15日，梅贻琦致函王世杰，明确指出，所谓圆明园保管委员会是去年冬天圆明园中石件被经管人员凿毁引起社会批评后，北平市政府为减少压力而成立的一个机构，不过是一时权宜之计。成立一年来未再开会。另外，圆明园石件造破坏时，古物保管委员会曾函请清华大学出面设法保护圆明园遗物。但清华大学考虑到北平市政府没有表示，所以不便干涉。针对王世杰希望清华大学先行与北平市接触商洽的建议，梅贻琦提出：“倘由校方再与交涉，彼则一味以官话搪塞，殊难生效。惟有恳请钧座即在行政会议中提出决定。盖此种公地处置之权，当属中央，平市府不过负就地保管之责。而新组之圆明园保委会又系隶属于市政府，更非法定永久机关，自难争持。至经中央决定以后，市府于交割时，或不无留难之处，可再由校方设法疏通。因大问题既已定，则暂时啖口小利，必可就范。再中央于决议或命令中，可加入责成该校对于园中遗留古物设法保存等语，则平中文化机关亦不致藉口反对矣。总之，此事惟仗钧部支持转请中央决定拨给，则以后虽有小麻烦，校方自易解决。目前，本校对于农场经费及人选，均有相当准备，惟俟该园遗址问题解决后，一切即可进行。”可见，梅贻琦希望中央能通过决议，并以中央名义令北平市政府执行。

王士杰接受梅贻琦建议，在行政院会议上提出“责成该校对于园中遗留古物设法保存”的建议。在罗家伦等人支持下，此一建议获得通过。

1933年11月11日，教育部转给清华大学国民政府行政院5245号训令，训令转发国民政府第535号令：

准中央政治会议函开：本会议第三七七次会议讨论关于北平古物保管机关处分事宜一案，经决议：(一)古物与建筑应以分别处理为原则；(二)处理方法如下：……圆明园故址交清华大学，办农事试验场，原有古迹及石刻等应交该大学妥为保存，相应录案函请政府查照办理等由；准此，自应照办。除分令外，合行令仰该院分别转饬遵照办理，此令。等因；奉此，自应照办。除分令内政部、北平市政府暨故宫博物院遵办，并函达中央研究院查照外，合行令仰该部即便遵照办理。此令。

教育部奉此令，“除分函北平市政府查照将圆明园故址交该校办农事试验场，并将原有古迹石刻等一并移交，由该校妥为保存外，合行令仰遵照，并将办理情形具报。”显然，梅贻琦的建议起了作用。

11月14日，清华大学接到行政院训令后，立即组织了“圆明园遗址接收委员会”，负责筹备接收事宜，并派人与北平市政府商谈接管手续及移交日期。

在争议中接收

尽管行政院通过正式决议，但北平市仍蓄意拖延，始以尚未接到中央政府命令，继则须维持园内佃租利，再则因清册缮造未齐等为由搪塞敷衍。

行政院拨圆明园为清华大学实验农场消息传出后，引起园内佃户的不安，联名致信梅贻琦，强烈抨击清华大学接收圆明园之举。北平市农会也开始介入此事。这样，一面是北平市政府有意拖延，一面社会舆论纷纷扰扰，使清华大学异常被动。

面对困局，清华大学一面积极与北平市疏通，一面请教育部出面。12月5日，梅贻琦请教育部给北平市发电催促。同日，梅贻琦拟文请行政院饬令北平市政府移交，但考虑到与北平市政府的关系，此文并未发出。

12日，沈鹏飞回复梅贻琦5日信函。他从清华大学与地方政府关系的角度出发，明确表示，不赞成通过中央命令的方式迫使北平市政府移交圆明园，仍建议清华大学尽量与北平市政府疏通，“较诸用强硬手段易得圆满结果，且以后办事或需市府协助之处尚多。若用强硬方法，纵能接收，而感情破裂，则将来固难望其协助，且恐遇事从中再梗，亦殊不利。”显然，这也是教育部长王士杰的态度。

虽然不愿意，但北平市政府不敢公开违抗行政院决议，遂勉强同意将圆明园移交清华大学，但仍设置障碍。12月30日，北平市政府致函清华大学，提出三点注意事项：第一，园内租户有永佃权，清华大学应予维持；第二，园内佃户每年交纳2683元税收，清华大学应仍旧交纳；第三，园内建筑遗址经保管委员会保管在案，清华大学应予维护。

对这三项要求，清华大学一一回应，全部答应。对于园内佃户权益，清华大学表示：“原在该园领种各佃户之所有先行法律保障之权利，自不因之变异。本校除遵令负责保管园址及古迹外，对于佃租农民，当予以协助指导，藉促农业改进。将来本校有需用某部土地之必要时，亦当对农民应有之权益予以救济。”对于税收，清华大学表示，“本校极愿勉尽绵薄，暂纾贵府困难……拟自本校正式接收后，每年协助市府国币贰千陆百元，定以三年为期。”

清华大学提交回复后，北平市政府派颐和园事务所所长许保之来清华大学商洽移交手续，并由颐和园事务所呈复北平市政府。不料北平市又节外生枝，称“原议定协款每年贰千陆百元，系根据前次函达收租贰千陆百数十元计算。现查觉该项租金计算有错漏之处，实数应为叁千零数十元，兹特商请贵校改按此数，重定协款。”为避免夜长梦多，清华大学同意增加协款数额，每年3000元，为期三年。

1934年2月9日，北平市政府致函清华大学，表示遵行行政院令，将“保管委员会”撤销，废止其章程。4月2日，北平市政府发给清华大学251号公函，通知正式将圆明园移交清华大学，撤销圆明园保管委员会，该委员会组织章程废止。公函并提出四点声明：第一，圆明园图只有一份，清华欲取用，可以借绘。圆明园界址，以工务局此前测量时设立洋灰桩为准；第二，圆明园土地、遗物清册随文移交；第三，清华大学每年缴纳税款3000元，1933年以前欠款，清华大学代为催交；第四，园内砖石，在不妨害历史遗迹前提下，北平市政府随时商明清华大学酌量提用。对此，清华大学予以接受。

在接收圆明园交涉进行中，1934年3月，清华大学草拟《国立清华大学管理圆明园地亩办法》，秘书长沈履请法律系主任燕树棠详加研究，避免出现法律漏洞。同时，清华大学还查阅了晚清内务府的有关档案，以及一些有关土地官司的档案，以备接受时使用。应该说，清华大学为接受圆明园做了充分的准备。

华罗庚事迹篇10

最重要的继承是珍惜。春节台湾探访，在台北忠烈祠里看到辛亥义士林觉民的铜像，一下子就想起了中学课本里的《与妻书》。“吾作此书，泪珠和笔墨齐下，不能书竟……当尽吾意为幸!”。明白死的人才知道何为生!解放后，柳直苟烈士的遗孀李淑一给写信，引了一句“征人何处觅，六载无消息”。毛挥笔而就集书法、诗词和伟人情怀之大成的名篇――《蝶恋花・答李淑一》。我失骄杨君失柳……寂寞嫦娥舒广袖……吴刚捧出桂花酒……寄惜念于情感之句，天地为之感动。以至于后来请求父亲再书赠其留念，都没能如愿。对于由信仰和理想而牺牲的人来说，珍惜是极大的精神告慰。因为，这样的代价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和弥补的。

严谨思考和表达习惯。有一次小平同志要题词，其中有一句：做一名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云云。请教专家，名副其实是用“副”还是“付”字正确……事情虽小，反映伟人态度。“领袖”表态。影响官心和民心。云里雾里，朝令夕改，强词夺理不但会造成巨大的心理成本和管理代价，甚至动摇社稷根本。

“你”一旦成为公众瞩目人物，就不再属于自己。“你”所代表的利益越大，思考和表达就越应该是保护而非摧毁价值。但现实中的情况却恰恰相反。既有不熟练的缘由，也有私念作祟。

儒家文化之立世态度。《岳阳楼记》里脍炙人口是“忧与乐”千古名句。而“居庙堂之高则思其民，处江湖之远则思其君”，才是最明显带有旧儒家文化痕迹的哲理句。旧儒家文化的根本特点是良心文化!华侨领袖陈嘉庚捐建的厦门大学修造时。正好赶上“”的时代。有人建议陈嘉庚搞“多快好省”。陈嘉庚明确表示不可为!幸运的是莘莘学子，福报的是国家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