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思嘉十篇

田思嘉篇1

中国人民航天员大队航天员兼航天员教练员，中国首批14名航天员中的“老大哥”，曾以俄罗斯航天专家评委会“全票通过”的优异成绩，拿到了“国际宇航员”证书……作为航天员兼教练员这个身兼数职的角色，李庆龙一方面要确保自己的训练任务得以顺利完成，另一方面要毫无保留地向战友传授自己的学习心得，还要参加航天员训练大纲的制订、航天员教员资格认定等工作。虽然一次次准备，一次次落选，一次次的与太空失之交臂，但李庆龙和战友们对航天事业那份发自内心的热爱却从来没有降温。刻苦、认真、高标准、严要求的训练一天都没有停止，他们依然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脚踏实地地做着自己的本职工作，默默地当着一块小小的“天路基石”。李庆龙说：“我是军人，能上天，即使再危险我也会完成任务；上不了天，我会继续履行好自己的职责！”

点评：在全国人民将钦羡目光与掌声送给神舟十号上的三位宇航员之时，我们不能忘记在三位航天员背后的千千万万个长期默默奉献、牺牲，用汗水托举起中国航天事业的无名英雄们，李庆龙就是其中的一员。从入选航天员队伍第一天起，他就期待着飞向太空的那个时刻，同时也做好了献身的准备：“我是飞行员出身，对牺牲早已置之度外。我热爱这项事业胜过自己的生命，任何风险都影响不了我的选择和信念。”为此他经历了非常严格的训练，还曾被带到北极圈的一片雪野，在零下50摄氏度的低温中生存了48个小时。在俄罗斯加加林宇航员培训中心一年内学完了四年课程。在国际载人航天圈里，至今传颂着他创造的奇迹。但他始终作为备份，一次次把战友托举上太空。在航天事业中，他是令人尊敬的无名英雄之一，是站在宇航员身后的人，也应享有鲜花和掌声。

李勇枝：航天员的“贴身保姆”

“神十”安全落地，返回舱门打开，第一个进入舱内向航天员送上问候的就是航天医学的医监医保人员。医监医保系统从字面上理解，意思就是医学监督与医学保障，这个系统发挥着重要作用。它利用临床医学、预防医学、航空航天学、心理医学等相关科学，对航天员们进行医学检测、鉴定，为航天员的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对航天员进行医学遴选，从医学角度选出最优秀的航天员。李勇枝，中医女博士、医监医保研究室主任。气质优雅的她，1996年从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毕业后，开始从事航天医学工程研究工作。她曾在俄罗斯与同行一道参加了联盟TM号乘组航天员在飞向太空前、中、后期的所有医学检查保障活动，并进行了航天医学、失重生理学、航天消毒检疫、抗辐射和飞船的飞控监测与环控生保等飞船工程方面知识的系统学习。她参与了神五至神十载人飞船航天员的医监医保工作，为航天员顺利完成任务、健健康康地返回地球做出了贡献。

点评：自2003年以来，我国完成五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航天员一次次载誉归来，一次次成为我国载人航天的佳话。如果说航天员是太空舞台的明星，航天员医生便是明星背后默默无闻的奉献者。作为航天员医生的代表，李勇枝说：“我们是航天员的娘家人，是离航天员最近的人。航天员的医生们有最好的愿望，做最坏的准备，尽最大的努力。航天员上天前的一切医疗救护工作，都必须做到有十分的把握。”

每一个飞上太空的航天员都是金字塔的顶尖，可我们更应该看重金字塔的底座，正是底座坚实的支撑，才托举起塔尖的辉煌！神州十号的成功，凝结着几代航天人的研究成果，更凝结着数以万计航天人的智慧、汗水和辛劳。三位航天英雄的背后，是无数指挥人员、科研人员、保障人员经年累月的默默奉献。中国航天人，用默默耕耘、无私奉献的精神，铺就了长长的神舟飞天路！

田思嘉：在烈火中永生

2012年3月10日凌晨3时56分，凄厉的警报声划破夜的宁静。浙江省诸暨市消防大队接到群众报警，位于诸暨市艮塔东路与高湖路交叉口的义乌小商品直销连锁店发生火灾，现场有人员被困。消防官兵到达现场，发现一栋七层商住楼建筑起火，“把你的空气呼吸机给我，我先进去，你去拉水袋。”田思嘉那句响亮的命令，一直在消防战士刘林耳中回荡。随着火势蔓延，店内陈列的大量空气清新剂瓶在高温下发生爆燃。在房屋最里面的田思嘉、陶国杰、杨万东三人的呼吸机罩被冲击波击碎，三人因吸进大量高温有毒气体而倒下。虽然医院全力抢救，但田思嘉终因伤势过重光荣牺牲，他用生命换来了楼道内18户住户65名居民的安全撤离。公安部、，浙江省委、省政府、省公安厅相继批准追授田思嘉为烈士，授予他“青年五四奖章”、“优秀共产党员”、“人民卫士”、“浙年五四奖章”等荣誉。2013年6月，田思嘉被授予“中国十大最美消防员”称号。

点评：英雄之所以感人，在于他们无限忠诚的可贵精神：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党，忠于事业，这位80后消防英雄，这位恋爱报告刚刚批准下来的英雄，为了人民的利益，义无反顾。当浓烟扼住他的呼吸时，当巨大的爆炸吞噬他的生命时，他选择了舍己救人。他用悲壮的陨落，擎起他人的生命之舟；他用悲壮的义举，构筑时代的精神高地。“赴汤蹈火为人民，恪尽职守保平安”，这是一名80后优秀大学生消防战士向社会所作的庄严承诺。田思嘉用舍生忘死的壮举，践行了消防官兵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忠于职守，勇于奉献的精神，为新时代大力弘扬雷锋精神、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交上了一份出色的答卷。我国有17万消防官兵，每年承担着60余万起灭火和抢险救援任务，他们时刻面临生与死、血与火的考验，用汗水、鲜血乃至生命维护经济社会稳定，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田思嘉是他们中的代表，在我们心中，他无愧为最美消防员。

李顺辉：双臂托起最美正能量的快递哥

顺风快递宁波宁海分公司的业务主管李顺辉原本只是一名默默无闻的快递员，他每天早出晚归，按部就班。但这一切，都因为那天中午的一个本能的“伸手”动作而改变了。2013年6月20号中午11点左右，身为组长的李顺辉正在处理日常工作。忽然他听到了一个小女孩凄厉的哭声。顺着哭声一抬头，他顿时倒吸了一口冷气——对面五楼窗户上一个小女孩，双脚悬落在窗户外，两只鞋子先后掉落，紧接着，整个人掉了下来。此时，与李顺辉同时在场的还有8名快递员，危急时刻，离得较近的5人本能地迅速伸出手臂去接小女孩，只听“砰”的一声，小女孩砸在了他们的手臂上，巨大的冲击力导致两名员工当场痛得大叫。小女孩幸而获救，安然无恙。据悉，宁波市宁海县公安局已经准备为这8名快递哥申报见义勇为奖。

点评：快递哥救人的场景被附近的监控录像完整记录下来。救人过程虽然只有几秒钟，但却惊心动魄。8名快递哥勇救坠楼女孩的事迹一传十十传百，附近的人们纷纷跑到了位于桃源村街道隔水洋的顺风快递宁海分公司，想一睹快递哥们的风采。这下，奋勇救人的快递哥们开始有点不太淡定了。他们说救人只是本能，根本没想过出名。通过视频可以看到，救人时快递哥们没有任何犹豫，步伐、反应几乎完全一致，在生命与死神擦肩的数秒内，他们的双手不仅挽救了生命，还再一次闪耀出善良与美好之光，用实际行动传递了正能量。让我们记住他们，与死神赛跑托起生命的快递哥！这一次见义勇为，又让我们想起了两年前感动中国的“最美妈妈”吴菊萍，当年她奋不顾身用双手接住从10楼坠落的女童而身受重伤。与吴菊萍一样，这几位救人快递哥的壮举同样令人钦佩，让我们由衷地赞一声：好样的！

来茂德：与每个毕业生合影的大学校长

又到毕业季，大学校园里的毕业典礼成了主角。从校长手中接过毕业证书，和校长合影，大概是每个学子的梦想。在前不久中国药科大学举行的毕业典礼上，新任校长来茂德满足了每个毕业生的这个愿望。今年该校有近4000毕业生，从握手、发证书到合影，来校长全部亲力亲为，以平均每个人10秒钟来算，也要600来分钟。学校于是按院系分时段入场，记者在日程表上看到：上午是专科400多学生和药学院的1400多个学生；下午13：30，中药学院；14：50，生科院；15：50，商学院；16：55，社科部；17：00，理学院；17：30，外语系。一场接着一场，中间几乎没有喘息的机会。来校长始终保持着自然的微笑。有学生很感动，他们估算了一下：从早到晚，除去午饭时间，校长差不多要连续工作9小时，发证发到手软。据了解，来茂德是今年1月全球公选出来的校长，有海归背景，被师生们称赞“很接地气”。

点评：大学校长和毕业学生合影留念，对于学生而言，其意义远远超出了合影本身，更是寄托了对母校的一份最珍贵的情感。尤其在拍摄过程中，大学校长的叮嘱祝福、亲切关怀，对学生是一种无形的激励。走近学生，送别学生，与学生合影，在国外许多著名学府，是大学校长的本职所在，甚至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许多大学校长也乐于参与。但是，在国内教育领域，却存在学校领导对毕业生合影留念敷衍塞责的情况。前段时间，在杭州一所职业学校就出现过学生毕业照领导不参加，留下空位等最后“PS”上去的丑剧。“校长”这一身份，追本溯源，从中世纪大学开始就具有象征性的意义。能够利用学生毕业这样一个机会，给学生送上一份毕业祝福，是校长应有的责任。它的教育意义，和毕业典礼上的校长致辞一样，对毕业学生来说都是重要而珍贵的一课，甚至是学生一生引以为豪的财富。我们提倡更多的大学校长走近学生，握别学生，与学生合影，给毕业生的大学生活留下最后的也是最好的纪念。

张绍刚：“毒舌”主持人回归教师本行

田思嘉篇2

亮子家是村里严重的超生户,共兄妹五个,尽管父母种了50多亩地,一年到头在地里累死累活地干着,他们家仍是全村最穷的。兄妹几个都因营养缺乏,一个个面黄肌瘦,令人们满脸叹息和同情。

上初中时的亮子,是全班学习成绩最棒,个子最矮的一个,因而坐在第一排。刘嘉玲的父亲是小学教师,她学习也不错,比亮子高出一头,是他的同桌。瘦弱的亮子,总是穿着姐姐替下来的衣服,不伦不类的,有时是宽宽松松的“长袍”,有时是色彩斑斓的“时装”,亮子换一件“新’’衣裳,班里的同学就嗣过来大加品评。男同学说,亮子,你为什么总穿人家女孩子的衣服呢?女同学说,亮子,你喜欢当女的吧?走,出去跳皮筋吧……全班人就是一阵哄笑。亮子的脸青一阵紫一阵,紧咬着嘴唇,一言不发,双眼浸满了泪水,但他一次也没让它们溢出来。尽管他们给他起了个“假女儿”的外号,亮子也不想多去争辩,但他是男子汉,男儿有泪不轻弹嘛。他蜷缩在座位上,真的像个无用、可怜的弱女子。这时,刘嘉玲是决不会袖手旁观的,她杏眼圆睁,大声喝斥,为什么这样没教养,专拿别人的伤疤开玩笑?这些同学就一个个像做错了事一样,不再言语,灰溜溜地走开了。

无计可施的亮子对刘嘉玲充满了感激,又不知说啥来表示,只好报以一个真诚的笑脸。刘嘉玲若无其事地说,没什么,别跟这些没教养的家伙一般见识。亮子心里很是不平,他觉得惟有用更优异的成绩来为自己争同这口气了。渐渐地,他变得更沉默寡言了,整日埋在书本里苦读着。

亮子稳坐冠军宝座,尤其是作文,或短小精悍或洋洋洒洒,令人叫绝。连老师们都弄不懂,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文章为何这样老成,一副深谙世事的样子,有些不大相信。有一回上课,语文老师读完亮子的作文,又现场出题让亮子口头作文,不料平时木木纳纳的亮子却口若悬河,出口成章,在同学们羡慕、惊讶的目光中一气呵成,像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抗美援朝战士,在热烈的欢呼和掌声中热血沸腾、扬眉吐气了一回,找回了自我。刘嘉玲用一双一尘不染、万里无云的眸子盯着他。亮子早已感觉到了那火辣辣的眼睛,坐下来的时候,禁不住和她对视了一下,刘嘉玲的脸上飞起一团红霞,羞涩地把头扭向了一边,亮子心里一紧,渐渐地,一朵五颜六色的花儿在他懵懵懂懂的心里舒展着、飞扬着……

亮子作文写得好,和他喜欢读书密不可分。可是亮子贫困的家庭连给他们兄妹几个交学费都应付不过来,亮子根本没钱去另外买书,都是他东奔西跑,四处借来的。后来,刘嘉玲把家里的报纸、杂志、文学名著都无私地拿给他看,亮子把这份情叠了又叠,深深地埋在心底,他相信它们总会有出土、生根的机会的。

刘嘉玲是文艺委员。扑棱棱的大眼睛清泉似的,在毛茸茸的睫毛下荡漾着,羞中含笑,像镶嵌在粉嫩脸颊上的两块镜子,天生的美人坯子。她总是齐耳短发,身着干净的浅蓝色涤纶校服,秀气而庄重,而且写得一手漂亮的钢笔字,清秀有力,风骨尽然。班里的黑板报也大多出自她手,每一期下来都令人喷啧不已。她悟性很强,电视上的各种舞蹈动作学得入木三分,学校的文艺演出也总是出尽风头。每每看着刘嘉玲,亮子的周身就飞起无数毛毛虫。感激?羡慕?爱恋?他也说不清楚,反正和见其他女同学不一样。

初三的时候,后排坐着的那些不学无术的男同学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大堆武侠、言情小说,上课、下课或在宿舍休息时都有人在看,后来亮子也看了几本,这些书里的故事让亮子对男女之间的事有了朦朦胧胧的感觉。上课时,他一边看到刘嘉玲闪闪摆动的睫毛,一张一翕的酒窝,一边嗅着她淡淡的体香,就会情不自禁想起那些小说中靓女俊男呢呢喃喃的情语、缠缠绵绵的动作,周身涌起一阵阵莫名的冲动,有一段日子,刘嘉玲的影子总在眼前晃来晃去,梦里他们一起研究难题、聊天、郊游,亮子的心总是火火的。

终于,亮子大着胆,学着小说主人公的样子,给刘嘉玲写了个约会的条子,夹在她借给他的一本杂志里还了回去,然后忐忑不安地在月色朦胧中盼望着盼望着,连着两天也没见刘嘉玲的半个影子。想来想去,他明白了,刘嘉玲是什么家庭,人又那么漂亮,怎么会瞧得上自己这个其貌不扬、家境贫寒的龌龊小子呢?刘嘉玲好像不知道这回事似的,但是亮子却再也无法平静地面对那双晶莹剔透的眼睛,找了个借口坐到了教室后面的角落里。正赶上中考复习,谁也没在意他的举动。

亮子好不容易平静下来,苦苦学了两个月,以全县第五的成绩上了重点高中――一中,开始实现他上大学脱农皮的梦。

刘嘉玲也考上了一中,和亮子不一个班,她家也搬到了县城,亮子住校,见面的机会少了,亮子心里的火也渐渐温了下来。

高二已近尾声。亮子的语文在全校遥遥领先,他理所当然地选了文科,不曾想,分科时又和刘嘉玲分在一个班。

刘嘉玲已是婷婷玉立的大姑娘了,清澈的大眼睛更加迷人了,而且多了一些成熟,多了一些妩媚,额前的刘海自然卷曲,婉若一朵含苞欲放的牡丹,瀑布一样的乌发垂肩而下,一身水红的运动衣配上漂亮的灯心绒旅游鞋,朝气蓬勃,她迈着轻盈的步子朝亮子走来的时候。亮子有些头晕目眩了。

“老同学,还坐第一排,同桌!怎么样?”她甜甜地说。

亮子本来就不善言辞,面对袅袅婷婷的刘嘉玲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嘴动了半天也没发出个音,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又点了头,算是同意了。

原来忙忙碌碌中已过了两年,亮子除了书,好像什么也没有留意呀!自己也早不是小男孩了,尤其是站在身材窈窕的刘嘉玲面前,他明显感觉自己是个高大、厚实的男人了。姐姐嫁了个包工头子,给家里贴补不小,亮子的衣着不再那样寒碜,笔挺的西装把这个原本就挺英俊的小伙子打扮得多了几分帅气。尽管如此,他内向的性格还是没有改变多少,特别是见了刘嘉玲,总是很不自在。

刘嘉玲却是更加落落大方了,盯着他微笑着说:

“还是老样子。没变,就爱看书罗。”然后一蹦三跳地走了。

因为是毕业班,暑假就开始补课了。刚分了班,又是假期,县里开物资交流会,上完课,大家就在街上闲逛。亮子不喜欢在熙熙攘攘的人流里挤来挤去的,躲在书店看书,徜徉在自己美好的世界里。接着民主选了新班委会。班长张凯是个五大三粗的家伙,说话很横,听说家里挺有钱,开着网吧,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整天领着一群不学无术的家伙打篮球、下馆子,人缘很好,所以选上了。亮子和这种人合不来,但也投了他的票,他对这类“政治”,不太在意。

那天中午,张凯突然说要请亮子下馆子,这完全出乎亮子的意外,他们可不是一路人,何况自己既没招惹他也没有恩于他,看着亮子一脸迷茫的样子,张凯嘴一咧,大声笑着:

“喂,才子,请吃饭都怕呀,要不,你请我。”亮子慢慢地应了。

在校门口的一家小饭店,张凯像个社会大哥,席上除了亮子,还有两个同学,一个是全校赫赫有名的老大白清,亮子也认识,另一个好像也是刚分

进他们班的,亮子不大熟,也叫不上名字,那自清打架出了名,好几次受处分,是个人人怕惹的茬儿。亮子正想,莫非今天是鸿门宴?张凯看着他可怜的样子,给每人倒了一满杯白酒,带头喝了一大口,差不多是一半儿,然后硬是让亮子喝,亮子不会喝,可人家三个人都直直地盯着他,他只好呷了一小口,张凯又把剩下的一仰脖子全喝了,然后把事情说了出来。

原来张凯早就看上了刘嘉玲,追了两年,却越迫越远,刘嘉玲像躲瘟神一样躲着他,他知道亮子和刘嘉玲是老同学,让亮子从中帮帮忙,给刘嘉玲扇扇风,说点儿张凯的好话,那两个家伙也左一杯右一杯地强迫亮子喝。亮子在他们的强拉硬灌下竟然喝了一大杯白酒,他不敢不喝,因为他知道那个白清可不是个好惹的家伙,后来就迷迷糊糊地答应帮这个忙了。

那天晚上他们没有回学校,张凯一激动,把他们领进了自家开的网吧。因为是暑假期间,人还真多,在门口,亮子把刚才灌进去的东西都吐了出去,感觉清醒了许多。张凯一伙人玩网络游戏了,亮子第一次进网吧,他一直舍不得花钱,也没空闲时间,他胡乱地进了一些网站,看了看高考信息、招生信息,也没太大意思,后来就看了一晚上免费电影。

这几天,亮子一直想着嘱托的事。自己去当电灯泡,而且是给自己深爱着的刘嘉玲,这事如果按张凯说的做了,自己算是个人吗?何况刘嘉玲知道内情的话,那后果会怎样,将来人们会怎样对待自己,不做吧,张凯那边如何应付,自己真的有些懦弱,这点儿事也处理不了……

日子还得过着,亮子坐立不安。张凯又催了好几次,亮子很心虚,一次次搪塞着。大概张凯也不想让这种事公开,毕竟还是学生,他又是班长,所以每次只是简单问问,也不和亮子动硬的,亮子想,慢慢再说吧。

高三的学习本来就忙,那种从宿舍到教室、厕所的三点一线式生活管够你应付的,看吧,那些学生,甚至是老师,都像为参加南极科考做准备一样,从早上五点半一直忙到晚上十一、二点。亮子还得为张凯这点事烦恼着,竟然有些忘却了身边的刘嘉玲。

那天中午,亮子在食堂吃完饭,准备回宿舍午休,张凯又来了,他神秘兮兮地把亮子拉到僻静处,告诉了一件让亮子震惊不已的事:

有人见刘嘉玲常常在语文老师田东辉的宿舍,甚至还一起逛商场,传言他们的关系已超出师生界限了……

亮子匪夷所思地听着,忽然想起了那次在网吧看的韩国连续剧《罗曼史》,它讲述的是一个高中男生和女教师相恋的事,虽几经周折,受人谴责,但还是终成眷属。难道?……亮子还是不能相信。

张凯领着亮子去了田东辉的宿舍,毕竟是师生,二人准也不敢近前。但宿舍的门开了一半儿,田东辉和刘嘉玲正紧紧靠着坐在办公桌边,二人看样子都挺高兴。但听不清说什么,只看见田东辉兴奋地指着书,滔滔不绝地说着什么,刘嘉玲怎么那么自然,好像旁边坐着的不是她的老师……亮子真的看不下去了,他怕控制不住自己,做出什么冲动的事来,拉着张凯匆匆离去。

田东辉人长的挺帅,高高的个子,浓眉大眼,大学毕业没几年,学识渊博,有才华,口才又好,经常在各类报刊上发表文章,是全校上下公认的好老师。学生们都很佩服他。他的课贴近生活,课上的实践活动丰富多彩,比那些老学究枯燥的课有意思的多了。亮子语文本来就不错,他们班是重点班就选了田东辉教语文,这样亮子真是如鱼得水,可他就是改变不了农村人的小家子气,不敢和老师们多说话多接触。有一次课上,田老师对他的作文大加赞扬,末了让亮子朗读,亮子试了几次也没张开嘴,只好是田老师读了,亮子觉得自己真有点不识抬举,是上不了台面的阿斗,可今天亮子又觉得自己做对了,这家伙,还配当老师,他妈的……前一段日子亮子听说有一个女教师曾主动追求田东辉,这女老师亮子也常见,长发飘逸,秀气俊美,可最近在寝室,有人说田东辉没有接受那女老师,亮子想,看来刘嘉玲和田东辉的事的确是让人生疑了。

近来刘嘉玲真的像变了个人似的,不像原来那样活泼好动了,和同学们一起侃大山的时候极少了。甚至是亮子那样地沉默寡言,课上课下总是写呀、算呀。亮子细致地研究着,上语文课时,刘嘉玲很有精神,和田东辉配合得很默契,田东辉有声有色地表演着,刘嘉玲闪动着美丽的大眼睛,聚精会神地听着,不时翘起小巧的嘴,凸显出两个深深的酒窝,在脸上荡漾开来,形成一圈美丽的波浪,向四周扩展,扬起一层层粉色的霞光。恍惚间,亮子看见他和刘嘉玲正手拉手,欢快地在溪流边嬉戏,像电视里那些情侣一样,相依相靠,叙说着绵绵的情话……一种莫名的醋意飞人大脑。这几天亮子老睡不好,总梦见田东辉和他抢刘嘉玲,二人甚至大打出手,不过,让人解恨的是,每次都是他把姓田的打翻在地,田东辉伤痕累累地躺在地上,回味起这些的时候,亮子就像打败了日本鬼子的小八路一样痛快、舒畅。

“亮子,这节课我们总结了古汉语的几种词类活用规律,请你简单地说一下……”

亮子正得意洋洋地想着日本鬼子被打翻的场面,满脸阳光,忽然觉得大腿一阵生痛,这才回过神来,原来是刘嘉玲在用力掐他的腿,田东辉提问他了,亮子全然不知,一脸茫然地站起来,又连忙低下了头,因为田东辉正满脸怒色地盯着他。教室里哄堂大笑。

转眼就是冬天了,学校的供暖设备坏了,许多人冻得感冒了,刘嘉玲也病了。亮于思量再三,还是决定去看望一下她,无论怎样,在这所学校里,他们也是最久的同学,何况,他的心里时时刻刻都装着她,他要乘机去探探虚实,刘嘉玲和田老师的事总是让人难以置信的。

吃过晚饭,亮子出去买了两个罐头和五袋酸牛奶,为了这,他一天二三餐都没舍得买菜,躲在角落里干吃馒头。现在是晚自习时间,亮子借故头痛,带着这些东西去了刘嘉玲宿舍。

宿舍的灯亮着,静悄悄的,刘嘉玲睡在下铺靠窗户的铺位,面朝墙躺着,田东辉坐在旁边,双眉紧锁,神色凝重地盯着头顶上正在滴着透明液体的输液瓶,亮子看了片刻,血管里的血开始急促地淌流,进而沸腾起来,他想按压心中的愤怒和酸楚,可那潮水却不听他的,如奔腾的江流要冲跨一切堤坎,亮子猛地开了门,风一样闯了进去,刘嘉玲受到了惊吓,一个激灵,转过身来,差点儿把针,有些不知所措地看着他,满脸憔悴和惊慌,田东辉也从刚才的思绪中走出来,要说什么,亮子早已准备好的问候的话都随着心中汹涌的浪滔一泻而去,把手中的东西一古脑儿往桌子上一丢。风驰电掣般转身冲向了屋外的黑暗中,他想,此时大概只有那无尽的黑暗能抹杀这一切的急流,一切的伤心和怨恨,泪水也像心中的巨浪,在黑暗中奔腾……

那天晚上,亮子突发奇想。他要请全宿舍的人下回馆子。当亮子在宿舍门口大声宣布这一消息时,大家都在洗漱准备休息了,一个个瞪大眼睛停下手里的事,直愣愣看着亮子一本正经地说着,似乎在听说太阳从西边出来一样,不过,亮子一连说了三次,他们就半信半疑地跟去了。

亮子差不多喝了一瓶白酒,然后是高烧、感冒,

在宿舍了躺了一个礼拜,谁也弄不明白亮子到底吃错了啥药。

冬雪静悄悄地来了,就像亮子静悄悄地流泪、伤心一样,纯洁的泪水在雪地里风干着。刘嘉玲给亮子写了一个条子,约他在学校后面的小树林见面。一直以来,亮子是多么盼望着刘嘉玲给他写封情书,哪怕只有几个字,只要看见她那清丽的钢笔字,亮子就梦想这漂亮的线条变成爱的宣言飞向自己,可如今这一切变成现实的时候,亮子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而且有一些酸楚和痛恨。

在吱吱咯咯的脚步声中。亮子想着刘嘉玲可能要谈的内容,可平时开朗活泼的刘嘉玲似乎比他还要紧张,也是一言不发,想来想去,亮子还是鼓起勇气问:

“喂,你约我出来到底是想说什么?”

“我,我是想告诉你,我和田老师其实……”

“你们的事我早已清楚了。我知道我……我这样的人你是看不上的。所以我……”

“亮子,你大有希望考上一所重点大学的,不要过早地踏入男女之事,何况我……”

“你是承认你和田东辉的事了吧?”

“我们……我们是为了……”

“你不要说了,我知道了,知道我是自作多情……”

“亮子,我们是朋友,永远是好朋友……”

“朋友,什么样的朋友?你和田东辉也是朋友吧?”

亮子不知自己为什么这样激动,他为什么对自己喜欢的人说出这样带刺的话。

刘嘉玲哭了,很伤心,虽是抽泣,但在寂静的夜里深深敲打着亮子冰凉的心,可不久,他就又高兴起来了,他为刘嘉玲的哭而高兴,是的,她应该烦恼,不能只把伤痛让自己独自品尝,还有那个田东辉,道貌岸然,夺走他幻想的家伙。

月朗星稀,微风飘飘,开阔的草地上空飞扬着一团团朦胧的焰火,四周人影散乱。一群意气风发的高三学子围着星星点点的篝火举行他们的毕业晚会,酒杯碰撞声,舒缓的轻音乐,篝火的爆烈声此起彼伏。押韵成一支动人心弦的歌,大家脸上荡满了激动和幸福的花儿,有人翩翩起舞,有人放声歌唱,有人诉说着意气风发的未来……刘嘉玲和田东辉相依相偎,在音乐中陶醉着,漂浮着,惟独亮子孤单地蹲在一旁,猛烈地喝着苦涩的啤酒,眼球里唢发着愤怒的火,直冲向含情默默的田东辉,田东辉脸上飘动着幸福的光芒,又向亮子投来一丝讥讽的微笑,亮子真的发疯了,跳起来,冲了过去,可他们狂笑着飘走了,亮子发疯地追赶,二人还是在空旷的视野中消失了,脚下是迷茫不清的云海,亮子把手中的酒瓶用力一抛,紧跟着纵身跳了下去……

梦醒的时候,亮子发现自己泪眼迷离。这些天来,他心中痛恨的烈焰一直熊熊燃烧着,亮子无法控制,任由它炙热地升腾着。是的,他要报复,报复那个可恨的田东辉。他算什么老师。那次在网吧看韩国片《罗曼史》时,亮子深深地为那个高中男生和女老师纯真的爱感动着。眼眶里充满了同情的泪水,可如今他是无论如何也宽容不了田东辉的。可人家是老师,自己是一个软弱的学生。如何去对付这个比自己强大的敌人呢?亮子苦思冥想,终于,他想到了张凯。他不是对刘嘉玲很感兴趣吗?他要借张凯的力量对付田东辉,这家伙一定有办法。

张凯爱理不理地听亮子述说着。他正在解一个代数题,始终也没有抬头。说实在的,那个题亮子也不会,他琢磨了一节课也没理出个头绪,亮子弄不明白这家伙为什么也变得这样专注于学业了,难道狗也改了吃屎的毛病了?离高考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不管是学生还是老师,都是形色匆匆,似乎都要开赴抗美援朝战场,一个个雄纠纠气昂昂的,而自己却像一条游累的鱼,躺在沙滩上,大口地喘着气等死……

这次月考亮子的成绩糟透了,连一向遥遥领先的语文也败下阵来。同学们都用惊疑的目光瞅着他,亮子无法解释,只能像喝辛辣的白酒,把苦楚深深地渗入骨头里。田东辉当众批评了他,这让亮子心中的怒火更汹涌了,都是他让自己这样的,这个可恶的家伙,他一定要报仇。

亮子总去田东辉的宿舍外窥视,这几天一直没见刘嘉玲的身影。午饭后,他又禁不住去了。透过玻璃,屋内的一切尽收眼底:初春的阳光暖暖地洒进宿舍里,里面静悄悄的,只听见田东辉微微的鼾声,办公桌上整齐地摆放着几摞书,田东辉确是有着知识分子的高雅气质,连睡着了也是英气勃发,是个地道的美男子。如果没有他和刘嘉玲的事,亮子肯定对这个才华横溢、教学方法灵活多样的年轻老师刮目相看,可他为何要放下和他挺般配的那个女老师,和自己争抢刘嘉玲呢,正所谓夺妻杀子之恨谁能坦然放下,因而,这一切都变了,他是亮子的敌人,而且是最令人可恨的那一种。亮子心中的怒火一刻也不曾熄灭,尤其是此刻,看着他心安理得地睡着。突然,亮子看见了桌子上的那部手机,他灵机一动,机会终于来了,他一定要解这心头之恨,对,把手机藏起来。门虚掩着,他猫一样地走进去,田东辉大概正做着美梦呢,丝毫没有觉察。亮子迅速地拿起手机,飞也似的逃了出来,周围的一切好像都死去了。亮子只听见自己猛烈、急促的心跳声。他慌里慌张地扫视着四下,还好,没有人,心里便顿时泛起一阵阵快意。

亮子急匆匆向教室走去,教学楼里,一些放弃午休,苦读迎战高考的学子们进进出出,刘嘉玲正抱着一摞作业本下楼呢。她是语文科代表,一定是去田东辉那里交作业,万一这事牵连到她,那该怎么办呢……亮子脑子里一片凌乱,他不敢往下想了。

这一夜,亮子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无法入睡。先是想着田东辉发现手机丢了会如何生气,想着他发疯般地叫喊,真是太痛快了,亮子竟然高兴地笑出了声,弄得几个在床上背书的舍友莫名其妙地盯着他看了好大一会儿。后半夜,大家都睡着了,亮子瞪大了眼睛,独自和昏暗的房顶对视着,在这寂死的夜里。他开始害怕,万一被查出来,后果会是怎样呢?是不是该主动坦白,不,那样自己的一切想法就会公布于天下。那他如何面对人们的讥讽呢?田东辉会不会怀疑是刘嘉玲,如果怀疑别人那倒是挺不错,可不能是怀疑她呀,她不能让自己的爱人为自己背这样的黑锅……

亮子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校内到处传扬着刘嘉玲偷了田东辉的手机,二人发生了争执。亮子很难受。时刻注意着事态的发展,可上课时,田东辉好像还是那样兴致盎然,一点儿也看不出发生了什么事,刘嘉玲似乎还是投入地听着,微笑着,美丽的大眼睛颇有灵气地闪动着。十分动人。亮子却一直在担心和后怕中苦苦地挣扎,大家都在拼命地学习着,连张凯那样的也没太在意这事,传言很快过去了,一切恢复了平静,亮子万万没料到,自己盼望和担心的结局这样闪电般飘逝了,他似乎更加痛苦、难捱了。

终于,亮子又找了个机会把手机偷偷放了回去。

高考如期结束了。考砸了是亮子意料中的。刘嘉玲上了一所重点大学。亮子躲在角落里抹了一把眼泪,只剩下满腔的痛和恨,恨自己,更恨田东辉,这个衣冠禽兽,魔鬼,亮子愤愤着……

家人没有多言,姐姐答应出钱供他补习。亮子心里已是一团乱麻,木木地应着。还好,听说田东辉已离开了一中,原因却不知道,亮子真想找他出出心中的闷气,唉,就是见了他又能怎么样呢,刘嘉玲也不在了,无论怎样也没有太大意义了,还是多想想未来,静下心来读读书吧,亮子反复告诉着自己。

又是仲夏。太阳炙烤得人心里毛毛的。张凯也来补习了,亮子坐在教室的角落里独自发呆,张凯突然兴冲冲地跑进来,不由分说拉着他往外走,一面大声说请他下馆子,亮子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刘嘉玲已经走了,张凯还要干什么,他想不明白。

田思嘉篇3

【关键词】 《白鹿原》；改编；时间叙事；革命叙事；神性消逝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小说《白鹿原》曾一度引起学界对于民族、革命、百年中国农村秘史书写批评的热潮，现在导演王全安将之搬上大银幕，是一种有益的努力，但必然会对原著做减法，依循自己对于原著的理解进行二度创作。从这部电影，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观看期待，革命与历史鏊子般的吊诡，子一辈的弑父行为，以及中国农民在历史中的无奈与隐忍。电影《白鹿原》就像它的结尾被迫戛然而止一样，它叙述的只是革命的一半状态，想在政治话语缝隙中寻找农民最真实与最象征的一种生存状态。

一、两种观影期待和时间叙事

《白鹿原》有两种观众群体和两种观影期待：一种是看过小说《白鹿原》从而带着阅读期待看电影者，一种是没有看过小说，是奔着王全安导演，冲诸多像张丰毅、刘威、吴刚这样的老戏骨，以及张雨绮、段奕宏这些影星而去观影者。带着阅读期待观看电影的受众，感觉电影中涵盖的内容太少，略显单薄和突兀，骨头嶙峋而之肉过于丰满。没有看过小说的受众，则又无法理解电影的剪辑以及故事的戛然而止，觉得支离破碎跳跃过快。这两种观感，都来自于导演王全安对于这段历史和故事的理解。他想把庞大驳杂的小说内容梳理为一个枝干分明的革命叙事和时间逻辑。

时间的跳跃和画面的剪辑，在王全安的线性思维和拍摄理念中不断跳跃。影片开始，是一组空镜头，壮观的金黄麦田无限延伸，具有视觉冲击力。接着是一派和谐安静的场面，大人们在丰收、割麦，小朋友们在玩耍嬉闹。这是革命开始前，白嘉轩领着族人在祠堂内念乡规和乡约，一切成规还没有被打破，人们在按照老例儿生活。突然，画面一切，转向了鹿三和鹿子霖受伤归来，他们交的皇粮被抢，皇帝没有了，意味着大的历史改朝换代了。然后屏幕打出字幕：公元一九一二年，这个时间段发生的故事是：鹿子霖当上了乡约，以及剪了辫子，穿上了中山装，他们和农民处于对立面，鹿子霖开始暗地里和白嘉轩叫板。然后时间到了公元一九二0年，子一辈已经长大，黑娃决定离开白鹿原当麦客，不愿意再做白嘉轩的仆人，而鹿兆鹏读书归来要求自由婚姻，黑夜中逃离家庭和白鹿原，白孝文在白嘉轩的安排下娶媳妇，但是白孝文在做男人一面是无力的，而这是他父亲最担心和最在意的事情。时间又到了一九二六年，鹿兆鹏组织成立农协会，黑娃和田小娥参与其中，但是很快，国共合作失败，一切都发生了颠倒，戏台上总在重复上演着革命的戏剧，而台下不变的看戏的永远是白鹿原的农民。影片结束于鹿子霖从监狱里被放出来已经成为一个疯子，他回到白鹿原后，白鹿原的人正在收拾麦子，这时，日本人的飞机从白鹿原上空飞过，轰炸，炮弹落下，影片戛然而止。

赛义德说：“我们对‘很久以前’、‘开端’、‘结尾’这样的时间表达所产生的联想，甚至我们对这些事件划分的认识本身，也是诗性的：也就是说，具有人为的色彩。”[1]68-69导演王全安选择了公元几几年的叙述方式，是他对中国历史的一种认识，这是一种政治时间意识。中国在1949年10月1日开始使用基督年历，不再用“民国”几年的纪年方式。而采用何种纪年方式绝对不是一种单纯的时间意识，“当我们根据基督日历进行思考时，我们就被限定在某种思想的体系中，把本土的历史看作为世界性的，而这种‘世界性’，使我们忘记了自身所需的话语空间的类型。”[2]415电影中的时间叙述完全是一种线性的世界时间叙述，但更是一种国家—政治时间叙述。王全安理解的中国革命在这种时间逻辑中才得以成立。所以，不断的时间跳跃，画面的不断切换，故事的推进，都有背后的革命理念作为叙事动力，这种革命理念无疑使一种政治时间革命理念。

二、历史、革命、家族

《白鹿原》叙述了从1912年到抗日战争这段历史时段，白鹿原这样一个村庄所经历的改变与不变，改变的是革命，不改变的也是革命。白家和鹿家是白鹿原的两大家族，白嘉轩是族长，而鹿子霖后来成为乡约。白嘉轩和鹿子霖的冲突，他们子辈之间的友谊和冲突，以及子一辈的弑父行为成为故事的主要逻辑线索。电影将主要的故事冲突集中在白嘉轩和鹿子霖中间，子一辈和父一辈之间，田小娥和几个男人之间。一方面揭示了宗法礼制下，的扭曲和残忍，另一方面揭示了子一辈对父一辈的仇恨与，最后揭示了鏊子式的烙饼式的革命的不停息。

白嘉轩是白鹿原的族长，一方面，他恪守乡约，教育孩子要讲仁义，面对儿子和田小娥的，绝不宽恕，对长工鹿三照顾有加，甚至让自己的儿子认鹿三为干爹；另一方面，他又隐忍，当军阀用枪杆子逼迫他交粮的时候，他忍了，即便他认为他只交一种官粮，当白孝文把地和房卖给鹿子霖的时候，他忍了。鹿三作为白嘉轩的长工，一方面有仆人对主人的忠诚，另一方面，比白嘉轩更恪守乡约和宗法礼制规约，他恨自己的儿子违背伦理道德带回田小娥，他从始至终留着长辫子，直到最后被儿子亲手剪掉，羞愧之下悬梁自尽。鹿子霖一直和白嘉轩暗里争斗，第一个剪辫子做乡约，企图和白嘉轩抗衡，买白嘉轩的房和地，并唆使田小娥勾引白孝文以报复白嘉轩，使白嘉轩名誉扫地以便争夺族长之位，鹿子霖在影片中无疑是以一个手段毒辣，毫无操守，又滑稽可笑的形象出现。他们三个在大的历史关照中无疑都具有一种悲剧性，当革命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如果是正剧，那么当革命第二次出现的时候就成了闹剧。三个人处于革命的风云变幻中，时而成为主角，时而成为丑角。

白孝文、黑娃和鹿兆鹏是儿时的玩伴。但三个人都走上了弑父之路，电影中的每个人物无疑都是一个古老中国的象征符号。白嘉轩的儿子白孝文从小被父亲教育要“仁义”，白孝文虽然奉父之命结婚，但是最后和田小娥在一起，背叛了父亲，更把白嘉轩分家给他的房和地卖给鹿子霖，做到了对父亲彻头彻尾的背叛。黑娃把田小娥带回白鹿原本身就是对鹿三的一种背叛，然后在他当土匪回来后又把鹿三一直守护着的辫子剪掉，还把鹿三一直当主人的白嘉轩的腰打断，这都是一种弑父。鹿子霖送自己的儿子鹿兆鹏出外求学，没想到鹿兆鹏回来后，拒绝父亲给他安排的婚姻，并且成立农协会，批斗自己的父亲，他作为革命的代表，作为走出了白鹿原的象征，鼓舞了黑娃走出去，白孝文也想走出去，主要是走出父亲的桎梏和家庭的桎梏。对于家的逃脱一直是五四以来的一个母题，但是怎么逃出，如何逃出，逃出后出路在哪里，都是中国农村的问题。黑娃逃跑，最后作为土匪归来。既割掉了父亲的辫子，同时又和父亲划清了关系，还用长棍打了白嘉轩的腰，因为白嘉轩作为族长，腰杆一直挺得很直，这是他一直仇恨的事情。影片就这样表现了一个又一个仇恨和报仇的故事。子一辈的弑父行为本身就是革命的一部分，革命意味着子一辈反抗父一辈的宗法、思想和观念。

当鹿兆鹏给黑娃和田小娥讲自由恋爱的时候，他们不甚理解，当鹿兆鹏成立农协会终于以革命的姿态给了黑娃和田小娥怒砸祠堂进行报仇的理由。革命的内涵不被农民理解，而是成为发泄仇恨的一个导火索，离开白鹿原成为子一辈成长的必经之路，最后，白孝文卖身当兵，田小娥惨死于坍塌的窑洞中，鹿兆鹏成了共产党的大官，黑娃成为土匪。影片戛然而止于1938年，但是鹿兆鹏和黑娃出走后的不同命运，揭示了革命的前景与冲突。白鹿原的结尾呈现的不再是影片开头宁静和谐的场景，而是被轰炸凌乱的场景，是父一辈或疯掉或无力的场景。

三、爱情、伦理与道德

田小娥，无疑是电影中戏份很重的人物。她作为一个颠覆性的形象出现在小说和电影中。起初，她嫁给一个已经没有性能力的老者，在看麦客割麦时，和黑娃双双吸引。为疯狂的二人被发现被拷打，被宗法所不容忍，麦客不忍杀害他们。黑娃带小娥回到白鹿原。可是他们的行为被黑娃的父亲鹿三打听到，于是不能进祠堂拜堂成亲，只能居住在白孝文给他们提供的一个远离白鹿原的小窑洞里。白鹿原的村落空间有神圣空间、公共空间和日常空间之分，神圣空间是祠堂，公共空间是戏楼，日常空间就是个人的居住空间。而小窑洞是被区隔出来的空间，是被宗法礼制所不容的空间，同时又成为逃离宗法礼制的一个空间。黑娃因为参加鹿兆鹏主持的农协会，失败后逃跑，田小娥先是被鹿子霖霸占，后又受鹿子霖挑唆，勾引白孝文以报复白嘉轩。白孝文和田小娥在一起，过吸鸦片卖田卖地的日子，最后几乎被饿死，当鹿三杀死了田小娥，并撤走了支撑小窑洞的木棍，窑洞坍塌，将小娥和她腹中的和白孝文的孩子埋葬于内。

田小娥经历三次拷打，一次是因为和黑娃在一起，一次是受鹿子霖陷害和冤枉被误解为和傻子有，一次是和白孝文在一起被发现。这次次肉体的拷打，只是日益加深了田小娥对宗法礼制的本能厌恶和报复心理。田小娥和三个男人之间没有爱情，有的只是肉体的吸引或是生存的需要。在鹿兆鹏看来小娥和黑娃是自由恋爱，是对宗法礼制的僭越和反抗，黑娃和小娥并不认识到他们的自由恋爱，他们反倒因为不能进祠堂而难过、焦虑进而产生仇恨，一旦有机会便怒砸祠堂。爱情成了一个走出白鹿原的经受过“五四”洗礼的人的话语，但是在白鹿原，爱情是一个不大能懂的东西。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应该在宗法礼制之内，一旦被僭越，就要受严厉的惩罚。但遗憾的是，田小娥这个女人在影片中没有被立住，也许田小娥的遭遇是历史的真实，但她缺少了《红高粱》中“我奶奶”所具有的那种人格魅力。简单的生存欲望、身体欲望和鸦片欲望，成了她的全部，同时也成了男人们逃离宗法礼制的一道门径。田小娥在小说中只是占据很少的一部分，在影片中成为叙述的焦点，这一改变使得影片的叙述重点和小说发生了倾斜，变得简单而轻飘，因此，缺乏一种灵魂的震撼。

四、神性的消逝

在小说《白鹿原》中，鏊子、白鹿和砖塔是三个主要的象征符号，鏊子象征着烙饼式的翻来覆去的革命和运动，白鹿象征着百年传统文化，砖塔则象征着整个宗法礼制。鏊子的符号在电影中虽然没有出现，但是革命的朝令夕改与反复，对于白鹿原的人民来说只有受苦和忍受。中国老百姓渴求的是安定，却不能安定，渴求的是温饱，却不能温饱。在小说中，鹿是一种象征，是小说的气和灵魂，神鹿经常救白鹿原于危难之中，也是小说中神秘和灵异的重要意象。可是，在影片中，神鹿并没有出现，只是在全村人遭受瘟疫的时候，大伙儿问，为什么神鹿没有出现。神鹿是小说中一个很重要的图腾或者说是象征系统，缺少了神鹿，影片就缺少了灵性和神秘。作为镇压田小娥的砖塔最后也没有完整地呈现，只是建起了地基。当田小娥死后，白嘉轩要盖塔，把田小娥的骨灰镇在塔下，要她永世不再翻身，当有人告诉他田小娥怀着白孝文的骨肉后，他依然要履行大族长的职责，毅然决然把小娥镇在塔下。砖塔的坚固象征着白嘉轩的固执，固执于对一个女人的仇恨和不宽恕。

等待收割的金黄麦田和那个村口的牌坊无疑是电影中出现最多的镜头，这是古老中国的两个象征，同时这也是第五代导演在《黄土地》、《红高粱》等一系列影片中营造出的镜头之美和意象象征的延续。中国的农民什么时候都不能离开粮食。麦田丰收、收割以及农民用大碗吃面的镜头多次出现，这是一个苦难的民族，是一个想要生存的民族。电影一开始，就叙述了白鹿原人在交皇粮的路上被抢，皇上没了，在他们看来大总统当了皇上，年号是民国。军阀时期，也要交粮食。革命总是围绕着粮食进行，但是革命又无法为农民真正留住粮食。牌坊则象征着作为宗法制度的农村，一直矗立在影片中。电影中，戏楼上演唱秦腔的场面亦十分精彩，它象征了农民顽强的生命力和经历百年苦难的精神。戏楼就在那里，只是在不同时期上演着或悲或闹的故事。

一方面，农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和根基，另一方面，农村又是藏污纳垢之地，形成了农村超稳定的文化心理结构。白嘉轩就代表了这样一种文化心理。电影面对这样一部“史诗性”的原著，只能做减法，缩减人物，缩减故事情节，如小说中非常关键的朱先生和冷先生，作为正直、仁义、慎独的化身，不为金钱、名利和权势所动，在电影中并没有出现。小说中作为白鹿化身的白灵在电影中也没有出现。有太多的人物在电影中消失，这意味着许多故事情节在电影中也消失，电影将一个丰满的女人过于瘦身，变成了一个支离破碎的碎片拼贴，神秘感消失，神韵也就减少大半，本可风姿绰约，却只留下了简约的线条。

田思嘉篇4

一说到大亨，难免不令人想到财富；一说到中国的地产大亨，除了财富之外，难免不令人想到红颜知己。其实，所谓的红颜知己，仅指女性知己而已，而在咱们中国，则多数理解为年轻漂亮的女性蜜友。有钱的大亨找一个年轻有姿色的红颜做知己，就如同好马配了好鞍一样，男人的虚荣心得到了充分满足，自信心也倍增，在众人面前更是踌躇满志，得意洋洋。

这不由地令我想起不久前网上的热门话题：什么样的男人配得上中国女人？而以上的搭配就是绝配。只是在我看来，财子配佳人，老牛啃嫩草，未免太落俗套了，只能用这样的词汇来表达：一个字：俗；两个字：俗气；三个字：很俗气；四个字：俗不可耐。但无论如何，什么样的女人背后都会有什么样的男人与之味道相投，而同样物以类聚，什么样的男人身后也会有同类型的女人与之相匹配。譬如，新晋网上名人田朴小姐，假如没有背后的地产大亨王石做靠山，又怎能一而再再而三地连上头条，并且能够出书为自己立传，向全世界宣称自己是“独立女性”呢？

其实女人独不独立，不需要张口呐喊，更不需要自己给自己戴上一顶高帽，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香港女作家亦舒说过这样一句著名的话：“真正有气质的淑女，从不炫耀她所拥有的一切，她不告诉人她读过什么书，去过什么地方，有多少件衣服，买过什么珠宝，因为她没有自卑感。”这后面或许还应该再加上一句：真正有气质的淑女，从不炫耀自己背后的男人，也从不炫耀从前的男人--包括那些真的假的男闺蜜。

当然，在这个浮华的时代，没有女人在金钱的诱惑面前真正想要做淑女。就如同张爱玲说的：“正经女人虽然憎恨，其实若有机会扮个妖妇的角色的话，没有一个不跃跃欲试的。”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真正有气质的淑女始终是存在的。同样是大亨背后的女人，她们却不张扬，不浮夸，不显摆，更加不得瑟。她们用自身的行为与形象告诉人们：什么是一流的红颜知己，而世界华人首富李嘉诚背后的女人恰恰就是这样一个女人。

就在不久前，李嘉诚基金会董事周凯旋--也就是李嘉诚的红颜知己对外公布：全球华人首富李嘉诚为三件事睡不着觉。一是全球贫富悬殊的境况持续，而中国更有可能恶化；二是中国占全球人口20%，可耕种地仅为世界的9%，安全饮用水只有6%；三是信任缺失，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你未说真话。这个答案多少令人有些意外。如此富有的地产大亨却为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现状担忧，以至于睡不着觉。身处全球财富金字塔顶端，思想境界却如此之高，能够以天下之忧而忧，很出乎我的意外，不由地不令我肃然起敬，同时也对他身后的那位红颜知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到底这是一位怎样的女性呢？

1961年出生的周凯旋今年52岁，虽然比李嘉诚年轻33岁，但看起来并不年轻，也非众人眼里的美女。她的前缀，在香港媒体上经常是“李嘉诚的红颜知己”，在大陆媒体上经常是”TOM集团的幕后掌控者”，至于后缀，每一个都是令人仰慕的身份--“李嘉诚基金会”的董事、“中华关怀会”的拥有者。后又创办了“周凯旋基金会”。曾被《华尔街时报》评选为“亚洲商界女性十强”，名列2013年福布斯全球女性权势榜第80位。

所谓一流的男人配一流的女人，周凯旋与邓文迪、田朴之流的红颜相比有哪些过人之处呢？请看以下几点，教你做一流大亨的一流红颜知己。

一是才华出众，社交手腕一流。以智慧赢得首富的青睐。不同于田朴看似荣耀，实则“挂羊头卖狗肉”的长江商学院背景，周凯旋毕业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虽然比不上邓文迪耶鲁大学研究生学历那般显耀，但是同样聪明、才华出众，社交手腕一流。她在80年代末便认识了著名导演徐克的太太、以及在政商两界都有丰富人脉的施南生，又通过施南生结识了董建华的干表妹张培薇。在1993年秋天，与李嘉诚在北京的王府饭店第一次见面，当时毫无地产经验的她，只用了短短的五分钟，便说服超人同意，成就了北京东方广场一个投资将近20亿美元的项目，从而赢得了李嘉诚青睐，一举成名。

而在这之后当互联网盛行时，又曾用过仅仅五分钟的时间，便使得超人做出了投资Facebook的决定。其过人的社交天赋与超凡的女性智慧，实在不容小觑。而邓文迪当年靠得是撒在默多克大腿上的一杯红酒征服了世界上最大的报业大亨，田朴则是靠与王石吃了五顿饭便轻而易举地搞掂了那位曾经攀登过喜马拉雅山世界之巅的中国地产大亨。

二是生活作风低调、朴素，不随便抛头露面，更不炫耀自己。与邓文迪、小田相同的是，周凯旋也是出生于普通的家庭，并非含着金钥匙出生。但不同于邓文迪喜欢抛头露面留连上流社会交际圈以及田朴小姐喜欢出书写文章上头条，周凯旋在做了李嘉诚的女人之后，却长期保持低调，轻易不露面，更加不张扬，偶尔随李嘉诚一起出现，也多是跟随在他身边，为他拍照、录像，有时在私底下做一些穿针引线的工作。比如前不久李嘉诚5年来首次打破沉默，高调接受南方系专访，在两地掀起轩然大波，据说就是周凯旋给安排的，为的是修补李嘉诚因为卖地在国人当中被损害的形象。而周凯旋平时的穿着打扮也很普通，从不哗众取宠，更不会把自己置身于舆论的风头浪尖之上。

三是真心实意，以柔克刚，适当表现卑微，始终以首富为先。不同于邓文迪的凶悍、缺少策略与智慧，胆敢在衣食父母头上动土，拳打脚踢加红杏出墙，结果倒霉的是自己，最终落得个不至于一无所有但也所剩无几的悲惨下场。也不同于田朴小姐得瑟来得瑟去，不太把老爷子放在眼里，经常有意无意地显示所有的成功都是她自己创造的，更不用说公开炫耀她的那些男闺蜜了。周凯旋不仅真心仰慕李嘉诚，还时常公开献殷勤，譬如曾有一次，她知道李嘉诚将要和某人开会，便打电话给李嘉诚，提醒说“李生小心啊，来和你开会的那位先生患了感冒”。李嘉诚的鞋带松了，周凯旋便会蹲下身为他绑鞋带。她的聪明才智、真心实意与以柔克刚使得她终于赢得超人的信赖，最终成为香港排名第二的女富豪，身家仅在“小甜甜”龚如心之后。

四是死心塌地，永远追随李嘉诚，心甘情愿做其背后的女人。别再提邓文迪失败的演绎，使得她一夜之间打回原形，几十年的修行一早葬尽；也别提田朴小姐在大众面前拙劣的演技，使得她毫无设防地将自己置身于风头浪尖之上，随时需要应付来自四面八方的明抢暗箭，一不留神便会葬身于人民群众口水的大海。周凯旋很清楚地意识到名与利皆属身外之物，这个世界上也没有鱼与熊掌兼得的好事，要想得到，必须先要学会放弃。因为上帝是公平的，他老人家在为你打开一扇窗的同时，必定会为你关上一扇门。得与失全在于自己的选择。而长久的坚持与忍耐，才会为你带来意想中甚至意想不到的收获。就在不久前的一次公开场合，当记者问超人有没有再婚的打算时，超人刚开始当着儿子的面否认了，转身在儿子离开时又换了个口气说有可能。怎么会没有可能呢？只要瞧一瞧周凯旋无名戒指上硕大的可以亮瞎人眼的订婚戒指和其脸上胜券在握的笑颜，就能够找到答案了。

五是爱好广泛，保持自我，坚持做独立女性。跟名博主田朴小姐相似的是，周凯旋也喜欢写作，但跟田小姐喜欢上头条不同，周凯旋从来不署真名。她认为“外表很光荣其实是你自己心里的包袱，一个很大的负担。”她还说过“男人和女人不一样，男人一定要做扬名立万的事业，而我不太看重虚名，做一件事成功了，已经很满足了。”而与田小姐喜欢在文章里标榜自己是独立女性不同，周凯旋在行为与思想上都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很独立的人。她也很感激李嘉诚给她机会，为她打开命运的大门，但她认为“在男女之间的感情上，最靠得住的感觉是你是不是我最不可替代的朋友，这个是原则。你有一个这样的关系，你是什么都不怕的，才能令对方长久眷恋。”而她认为她不是李嘉诚的附属物，而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个体，周凯旋的关系哲学是“不把关系做成包袱”，她认为这样的关系才能自然、强壮。

田思嘉篇5

电影《白鹿原》是改编自我国著名作家陈忠实先生的同名代表小说，在原著中，故事所涉及的时间跨度整整达到半个世纪，但是电影为了能够控制其播放时间，则只选取了1912年到1938年间的一些动荡变迁事迹。最终呈现给观众的是155分钟的剪辑版。

电影讲述的是白鹿原上的风土人情，以及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人们的人事纠葛，在一片由白鹿庇佑的白鹿原之上，世世代代居住着白、鹿两大姓氏家族的子子孙孙。而随着时代的变迁，清朝正式覆灭之后民国得以建立，现任的族长白嘉轩（由张丰毅饰）的儿子白孝文（由成泰?饰）、乡约鹿子霖（由吴刚饰）的儿子鹿兆鹏（由郭涛饰）和白家的长工鹿三的儿子黑娃（由段奕宏饰）情同手足，而三人成年之后则各赴前程。电影中，黑娃和渭北郭举人家的田小娥（由张雨绮饰）发生私通行为并败露，于是田小娥便被族长驱逐到祠堂之外，而两人也被迫搬到慢坡窑洞里生活。但是电影进行到一半，正式加入到共产党团队的鹿兆鹏将革命浪潮带回了白鹿原之上，而黑娃也逐渐发展成为革命行动中的中坚力量，在国共出现分裂之后两兄弟也被迫开始逃亡之行。但是此时鹿子霖却乘机霸占了独自留在白鹿原的田小娥，并利用她设计陷害了白鹿原的下任族长，即白孝文，而这一行为则引起族内的轩然大波。在这种风云变幻的情势之下，原本有 “仁义”之称的白鹿村开始纠纷不断，而影片主要展现的便是在这片古老土地之上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事件和人物遭遇变化。

二、电影《白鹿原》中所塑造的主要人物形象

人物是电影的灵魂，尤其是影片中的主角，演员能否演好人物角色便是一部电影是否成功的重要因素。在小说《白鹿原》中，涉及的人物有很多，甚至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也非常多，书中的乡民、劣绅、大儒、英豪、政客、土匪、仁者以及烈女每一个人物角色在剧情的推进中粉墨登场，在人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上映的“公映版”影片当中，贯穿整部电影的人物主要是白嘉轩和白孝文父子、鹿三和黑娃父子以及鹿子霖和鹿兆鹏父子再加上一个田小娥。扮演他们的演员比如吴刚、张丰毅、张雨绮等都是具有较高表演技艺的一线演员。他们是否能够贴近并还原原著中人物的精神，展现每个人的独特一面是电影《白鹿原》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在欣赏这部影片的同时，对于他们的演技不仅仅是值得肯定，当然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小说《白鹿原》开篇第一个提到的人物便是白嘉轩，他是原著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不仅仅是白家的一家之长，更是白鹿原上白鹿村白鹿两家的一族之长，事实上小说作者以白嘉轩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精神的象征和载体，因为从他身上，我们在看到我国传统美德的同时也看到了遗留下来的封建糟粕。他是一个矛盾体，“仁义美德和吃人文化”贯穿了他的一生。对于这样一个角色张丰毅在影片中却凭借自身过硬的演技和对人物的理解将其演绎得淋漓尽致。不温不火的态度、拿捏得当的分寸，既有宣扬乡约时的威严也有隐忍鹿子霖挑衅的退让，既有坚决拒绝黑娃和田小娥入家族祠堂的顽固也有对长工鹿三的仁义，既有对亲身儿子白孝文的冷酷也有对白鹿原被日本军队轰炸的无奈和无助。在整部影片中，张丰毅一直直直地挺着自己的腰，既是处世态度也是为人准则。

对于张雨绮所饰演的田小娥，我们更应该对她进行表扬和肯定。相对于原著来说，电影《白鹿原》将小说中着墨不多的田小娥形象，从原著中短短几章篇幅成为贯穿电影主线、占据影片三分之二时长的一个角色，成为故事中的绝对主角，原著中存在的女性角色如吴仙草、朱白氏、白赵氏、白灵等在电影中皆被删除，这就使得田小娥成为影片中的惟一女性角色。电影中田小娥的第一次亮相是随郭举人到麦田里挑选割麦能手，端坐在轿子上的她，是郭举人的姨太太，她的神情高傲庄重，隐约透出贵妇的气质，特别当镜头推到黑娃脸上时，她眼神里显露的是敬仰，当一个农民说出她只不过是“泡枣”的工具时，田小娥表面的尊贵与实际的悲惨产生强烈反差，同时从另一个方面展现了田小娥的凄苦。虽然坐在轿子上，虽然是举人的太太，但在影片中可以看出田小娥的眼神是空洞的，她的神态中总会流露出不屑和轻蔑，这是对自己命运和社会的无奈表现。张雨绮将小说中的田小娥演示出了一种风情、善良、堕落和不幸的矛盾体和复杂体，对这样的一个与命运抗争的矛盾的人物进行了深刻的诠释，所以不得不对其大加褒扬。

由段奕宏担纲的黑娃是整部影片的另一个亮点之处。在原著中，黑娃看似占据的篇幅不多，但是他也是整部作品中不能缺少的一个角色，从黑娃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年代的中国以及中国人民身上的变迁，存在他身上的盲目性、侠义性、小农性和土匪性是当时混乱年代的体现，共、国、儒、匪在他的身上和思想上碰撞和相互融合凸显了那个年代里我国民族的文化困境。可以说黑娃的故事契合着整个故事的时间线，他的故事带领着整个故事的发展。而段奕宏也是非常成功地将黑娃身上的种种复杂性表现出来，也表现出了他不断地在黑夜中摸索的状态。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幕剧情是在影片的最后，黑娃回到白鹿村砸祠堂杀白嘉轩的戏，虽然最后没有杀死白嘉轩，但是用棍棒狠狠砸在白嘉轩腰上的几下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了他黑娃这么多年来的怨恨和积累的土匪性。不过，由于种种原因，黑娃并不像田小娥一样有着大量戏份，对于他独特个性的展示就只能让观者去阅读原著来感受，这不得不说是电影的一个遗憾。

三、电影中主要人物的悲剧命运

（一）女性意识的觉醒带走了生命

田小娥是一个长相非常美丽的女子，但是由于其出生在一个穷秀才的家庭，落魄的家庭背景就决定了她一生的坎坷和悲惨的命运。她只能委身嫁给一个老头郭举人做小妾，却没有权利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真正的幸福，然而身为小妾在郭家她自然就没有很高的地位，这一点从郭举人将田小娥当作泡枣的工具便可以看出来。在郭家被压抑的情欲被黑娃的到来所点燃，对于空壳婚姻的不满和对黑娃的迷恋当中让她自己逐渐地沉沦和堕落，并在道德、人性和伦理的冲突中燃烧自己冲突原有婚姻。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作这是田小娥女性意识的萌发和觉醒，也是她对旧有伦理观念的反叛挑战的体现。在那个年代的中国农村，按照传统的农村生命观念，任何一个人在性方面上有所越位就会被全村人蔑视和唾弃，仿佛这就是一个天生权利一样。电影中，田小娥主动勾引黑娃并逐渐产生了一段恋爱关系，后来两人在稻草堆上事发后被郭举人赶出家门，而后来他们之间不同的人生发展轨迹也正是当初两人偷情所埋下的伏笔。电影中对于田小娥这个人物的女性意识觉醒和对旧有伦理观念的反叛具有一定的说明，不幸的是正是这样的女性意识的觉醒却最终不能让田小娥在乱世中保全自身性命。

电影《白鹿原》是从一种封建世俗视角来展现女主角田小娥的屈辱遭遇和艰难生活境遇的，而田小娥这一角色的悲剧命运也体现出人在追求自我价值的时候与残酷社会现实所存在的矛盾。但是对于人类生活来说，只有始终保持一种对于理念信念的追求状态，才能一直处于一种超越进步的状态之中，可以说这种对于理想的不断追求是由人类的本质所决定的。但是几乎对于每一个人的人生追求过程来说，往往都是存在着现实和理想之间的一种不可磨合的矛盾与对立的。总的来说，电影中所描述的女主角田小娥的人生悲剧不仅是她个人的生活悲剧，同时也是当时时代的悲剧。故事里田小娥正是处于我国历史上发展最为动荡的一段时期，而这段时期内的封建制度也逐渐走向没落和腐朽。

（二）黑娃的反叛和其悲剧结局

电影《白鹿原》中又塑造了一位极具反叛意识的主要人物――黑娃。黑娃是长工鹿三之子，由于他自身出身贫寒因而从小便自卑，但是观众也可以感受到黑娃对于命运的极力抗争和他在这份抗争之中所表达出来的无奈和挣扎。黑娃在郭举人家担任长工的时候受到了田小娥的勾引，而他也因为本性所致没有把持住自己，与田小娥发生了关系。尽管开始的时候，黑娃接触田小娥只是为了一己性欲，但是当他了解到了田小娥的悲惨遭遇之后，他便下定决心要和田小娥结婚，要努力给她一个安稳的家，但当他将田小娥带回白鹿村想要实现他的承诺的时候，族长白嘉轩却坚决地将他们驱逐出去。

白嘉轩是这个封建大家族里的族长，他掌管整个家族里的大大小小的事务，也孝敬长辈并关爱着像黑娃这一代年轻人，身上具备着很多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是我们也能够明显地从白嘉轩的身上感受到他的封建与迂腐。他不能够接受出轨的田小娥，并严厉地将她驱逐出祠堂之外，这一点就足以表明他是当时封建势力的典型代表人物。整部电影中，白嘉轩其实也是一个悲剧性人物，但是他的悲剧是一种英雄人物身上的悲剧，而黑娃和田小娥两个人的悲剧则是小人物身上的悲剧。可以说，黑娃在他的婚姻之路上所遭受的挫折为他日后的反叛意识埋下了种子，因而当革命浪潮正式进入白鹿村的时候，黑娃便不顾一切地加入了革命团队，并带着愤怒砸开当年阻碍他和田小娥的祠堂。但是革命失败之后，黑娃又毫无选择地成了土匪，后来又辗转成为国民党的营长以及任政府的副县长等职，不过最后还是被白孝文的狡诈奸猾所害死了。电影中所描述的黑娃，他的一生极其坎坷且矛盾，他是电影《白鹿原》中命运起起落落的典型悲剧人物。

田思嘉篇6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林业站，江苏 苏州 215200）

摘 要：随着新农村建设战略的深入，农村整体环境风貌得到不断提升，农村道路绿化设计思路也要随之改变，由原来的以遮挡为主的绿色通道模式，提升为结合并体现沿线风貌的生态景观廊道模式。本文主要以常嘉高速吴江段生态景观廊道设计工作为例，从设计的意义与设计的方法两个方面进行相关问题的论述。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环境；道路绿化设计；设计意义；设计方法

中图分类号：X3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974/nyyjs.20170230193

常嘉高速吴江区段的设计规划是北起白蚬湖、南至太浦河、全长13.9km，其中其沿线湖荡密集，包括白蚬湖、三白荡、太浦河等重要水体；同时，自北向南将吴江东西快速干线、沪苏浙高速公路以及318道串联，形成吴江快捷交通网络。在这样复杂的线路中进行道路的绿化设计工作是一项非常难的工作。但是，这项工程的道路绿化设计工作的完成，将对于吴江地区的生态环境以及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需要制定出有效的方法、完成其道路的绿化设计工作。

1 常嘉高速生态景观廊道吴江区段设计工作的意义

通过打造常嘉高速生态景观廊道吴江段的建设工程设计工作对于吴江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以及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主要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得以体现。常嘉高速生态景观廊道吴江段的建设理念是充分运用江南水乡独特的农村风貌和自然景观，从而体现出一种“车在画中行”的设计模式，展现出吴江地区优美的自然生态景观和独具一格的人文景观。比如：通过科学的设计和借景手法，将常嘉高速吴江段道路两旁的农田、苗圃、鱼塘、村庄、湖泊、湿地、工业工厂等不同的人文、景观等元素进行了完美的结合；通过对常嘉高速生态景观廊道吴江段建设工程的科学设计，可以把常嘉高速生态景观廊道服务于整个苏浙地区集旅游观光、生态环保为一体的特色产业链中，促进吴江地区的经济发展[1]。

2 常嘉高速生态景观廊道吴江区段设计方法

2.1 进行绿化设计的总体规划

进行绿化设计的总体规划是常嘉高速生态景观廊道吴江段建设工程设计工作的第一要务。具体来讲可以进行以下的工作，从总体上进行设计。摒弃传统的道路景观设计思想，充分把景观的元素扩大到视觉所及范围之内的农田、苗地、鱼塘、村庄、厂房、湿地、匝道等，运用片状、网状的结构进行其总体的规划设计工作；保护好道路两旁原有的生态景观、适当地进行绿化的装饰与点缀，体现出江南水乡原有的生态风貌；对于自然生态景观与周边人文景观进行完美的结合与呈现。比如：将周边的农田、湖泊、泗州禅院等进行很好的结合呈现；对于重点的交通节点与地形进行重点梳理与树木栽培、把一些厂房以及民居通过自然景观的有效搭配进行遮挡，体现出一个具有气势、具有文化、具有层次的绿色走廊；对于一些重点路段的闸道需要在充分考虑到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绿色景观的建设工作，体现出现代交通的特点[2]。

2.2 充分的体现出生态走廊的多功能

充分体现出生态走廊的多功能是进行常嘉高速生态景观廊道吴江段建设工程设计的另一个理念。比如：对于高架桥下有停车要求的路段，充分利用空间合理设置出停车场，并点缀耐阴植物，进行垂直立体的绿化工作，体现出独特的生态之美；选用朴树、苦楝、乌桕等当地特色的乡土树种，并且把这些树种与当地的民居、自然生态环境进行完美的结合，体现出江南水乡独特的文化、风土人情、历史传承等。利用这些充分进行旅游资源的科学开发，体现出生态走廊的多功能、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3]。

2.3 进行科学的布局与设计

科学的布局与设计是常嘉高速生态景观廊道吴江段建设工程设计工作的重要方法。比如：对于道路两旁需要进行占用的绿化土地，需要及时与当地的政府部门进行沟通，做出科学合理的补偿工作，避免矛盾的产生；对于道路周边需要进行修复与治理的地方进行及时的处理，增强生态廊道建设工程的整体绿化性。比如：对于堵塞的河道进行及时清淤工作、展示出江南水乡良好的水质，对于占用的湖泊进行及时修复、建立起必要的湿地保护区，对于远处村庄的道路、墙面进行具有江南风格的处理，对于沿途的农田与鱼塘进行科学化、高标准的建设工作，充分的展示出江南的水乡田园风光，形成独具特色的美丽生态廊道建设工程景观。

3 结论

在新农村建设环境下，以常嘉高速生态景观廊道吴江段建设工程设计工作为例进行道路绿化设计工作的研究，有利于推动我国农村地区在保持生态环境保护情况下经济的发展、人民的安居乐业，为新农村建设环境下农村道路设计模式提供了一种方法上的启迪。

参考文献

[1]杨冰.浅谈城镇与农村道路景观与绿化设计[J].农民致富之友，2013（5）：182.

田思嘉篇7

公元1561年，明嘉靖40年，一位40多岁，身着布衣，脚踏草鞋，相貌清癯的男子走进浙江巡抚衙门。他被安排在一间简陋的门房等候。门房里没有开水，同在门房等候的新任建德知县王用汲问书办是否可以打一壶水，肥胖的书办不耐烦地嚷道：“各人有各人的差，要喝水，待会儿到了大堂议事的时候，茶都有得喝。”

晚一步抵达的新任杭州知府高翰文见状，从腰间扯下一块玉佩递给书办，书办脸色立刻好看了许多：“实在是太忙。”他抓过玉佩，拿起茶壶转身而去。不一会儿，书办提着茶壶回转，泡上茶请三位喝，却不料布衣男子说道：“这茶不干净，我不喝。”

书办一愣，对布衣男子一瞪眼：“我说你这人是来当官的还是来找别扭的?看清楚了，这可是巡抚衙门!”布衣男子抬起头，冷冷地盯着书办：“巡抚衙门喝杯茶也要行贿受贿吗?”

生活在400多年前的海瑞，就这样出现在今天的公众面前。

这是46集历史剧《大明王朝1566―嘉靖与海瑞》第六集中的一幕。布衣男子就是海瑞，字汝贤，号刚峰，新任浙江淳安知县。在他亮相前几分钟，一个浑厚的画外音为其命运铺陈出悲壮的基调：“从踏进杭州，步进巡抚衙门报到这一刻起，他便开始了一生向大明朝腐败势力全面宣战的不归之路!”

中纪委参与联合摄制

这部电视剧从1月8日起以两集联播的形式播出，但播出方并不是多次推出同类题材电视剧的央视，而是一向主打娱乐的湖南卫视。细心的观众还发现，在每集电视剧的片尾，字幕均打出“中央纪委监察部电教中心、北京天风海煦影视文化传媒公司联合摄制”的字样。

谈及为何参与联合摄制，中纪委监察部电教中心主任王萍告诉《望东方周刊》，作为委部机关的直属事业单位，该中心承担着中纪委监察部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电化宣传教育工作的职能。

《大明王朝1566》正好与这一职能吻合。“该剧在表现以海瑞为代表的清官廉吏时，凝聚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精华，体现了传统美德的时代价值，为我们当前正在开展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加强党员领导干部作风建设提供了集政治性、思想性、借鉴性于一体的可视教材。”

结合电视的形式进行反腐宣传对于中纪委监察部电教中心来说并非第一次。王萍介绍说，该中心早在2000年就曾与太原电视台等媒体联合拍摄19集电视连续剧《一代廉吏于成龙》，并收到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和一定的经济效益。

王萍说，2003年这个中心又与中央电视台合拍了20集现代反腐题材的电视剧《忠诚卫士》，收到了在全社会宣传党风廉政建设的理想效果。这两年，又先后与有关单位联合拍摄制作、出版发行了《陈云与党风廉政建设》、《伟大长征》、《邓小平的足迹》等大型文献专题片。

她还透露，今年，为了纪念建军80周年，该中心与总政宣传部、中央电视台、江西省委宣传部联合拍摄的36集电视连续剧《井冈山》即将完成外景地拍摄进入后期制作。“多年来的实践证明，借助相关部门和社会力量进行反腐倡廉的社会宣传，是‘大宣教’格局的成果创新和特色彰显。”

《大明王朝1566》诞生的过程可谓“神速”。该剧编剧兼总制片人，同时也是北京天风海煦影视文化传媒公司董事长的刘和平告诉《望东方周刊》，他2005年3月才着手写剧本，2006年3月电视剧开机，7月两个组拍完，10月做完后期，11月广电总局审查完毕。“今年1月8号开始播出，这种速度在重大历史题材作品上是前所未有的。”

由于剧作的“现实关注很强”，从导演到演员都曾担心能否顺利拿到许可证。而剧作的超顺利播出令刘和平不无感慨，“国家广电总局重大历史题材审查办的领导和专家每天以14集的速度审查，其中有70多岁的老人，每天坐十几个小时，3天半看完了46集。主管部门的民主和思想开放程度使剧组人员感到欣喜。”

虚构的“改稻为桑”

上世纪50年代生于湖南的刘和平，数年前曾担任风靡一时的电视剧《雍正王朝》的编剧。在他的办公室，到处都留着“大明王朝”的印记――一面墙上挂着嘉靖和海瑞的画像，另外一面墙上贴满了海瑞年谱，办公室入口处挂着一幅字“为正气立传，为廉政立威”，是中纪委希望剧作达到的效果。

与《雍正王朝》有小说作蓝本相比，《大明王朝1566》是刘和平原创，“完全是一种自由创作，我没有提纲，写完第一集，甚至还不知道第二集要写什么。”

这种原创，也包含着对于历史和历史人物的某种重新解读和塑造。尽管海瑞历来作为直言、廉吏的符号而广为人知，但有关他的历史记载并不多。要以这样一个人物为核心，铺陈出一部惊心动魄的“反腐大片”，需要编剧作更多的想象。

剧本起初定名为《大明王朝1566――海瑞》，在剧本审查时专家们提出建议，认为可以突出海瑞与嘉靖的冲突，后来遂定名为《大明王朝1566――嘉靖与海瑞》。

一个是位于权力巅峰的皇帝，一个是小小知县，这两个在历史上从未真正碰面的人，成为这部剧作中政治搏杀、短兵相接的双方。与嘉靖并列，这也预示着，海瑞一登场，就被编剧置于高层政治斗争的大背景之下。

“嘉靖是最高权力境界的孤独者，无为而无不为；海瑞是最高道德境界的孤独者，无畏而无不畏。”刘和平说。

在具体的叙事中，“倒严”――扳倒权臣严嵩是剧作的一条主线。剧作用五集的内容为海瑞的出场做铺垫。嘉靖四十年，皇帝沉迷于修长生之道，已经十几年没有上朝，朝政由以严嵩为首的严党把持。严嵩时为内阁首辅，相当于宰相，被后世称为“一代奸相”，其子严世蕃赖父亲荫庇，飞扬跋扈，恶行昭著。

“严世蕃坏到什么程度――吐痰要女人用嘴来接。称为‘美人盂’。弹劾他的人都受到残酷的迫害。他公开卖官，后来被抄家，抄出的财产比国库还要多。”明史专家刘志琴说。

在剧中，海瑞就像一枚棋子，甫一登场就要为一场政治恶斗冲锋陷阵，卷入凶险的漩涡。这个漩涡就是严氏父子力推的“改稻为桑”。

事实上，“改稻为桑”只是编剧的创造。不过，刘志琴说，这个创造很好地反映了当时严峻的土地兼并状况，有利于剧情的发展。

史载，明中叶后土地兼并现象十分严重。一方面，皇帝带头掠夺地产，大量设置皇庄；亲王、皇族也巧取豪夺，侵占农民的田地。官僚和缙绅，比如严嵩，“广市良田，遍于江西数郡”，而徐阶一家在江苏占田24万亩，拥有佃户几万人。

在剧中，严嵩把持朝政20年，整个官场贪墨横行。其时，东南沿海倭寇侵

边，内忧外患。加上嘉靖在宫中大兴土木，修建宫殿，导致王朝财政严重亏空。为了弥补亏空，严嵩提出一法――改稻为桑，将浙江的农田拨一半改为桑田，多织丝绸卖给洋人。

剧中，裕王(嘉靖皇子，后继大位为隆庆皇帝)、徐阶(内阁次辅兼户部尚书)、高拱(内阁阁员兼户部侍郎)、张居正(内阁阁员兼兵部侍郎)、谭纶(被誉为“国土”)被塑造成反对严党的清流力量，以“倒严”、保全百姓为目标，他们寄希望于空缺的淳安、建德两知县的职位。“要救百姓，就要抗上!尤其是淳安这个知县，这个时候去，就得有一条准备，把命合在那里!”

曾写文章反对豪强兼并土地、时为福建南平县教谕的海瑞，就这样被裕王举荐为浙江淳安知县。“此人是把宝剑，有他去淳安，不说救斯民于水火，至少可以和严党那些人拼杀一阵!”张居正说。

在剧中，海瑞被“清流”寄予厚望，被视作遏制权力垄断、和贪腐力量的利剑。张居正亲自写信给他作“战前动员”：“豺虎遍地，公之宝剑尚沉睡于鞘中，抑或宁断于猛兽之劲欤!”

在史学者看来，海瑞被拔擢的史实却并非与“中央高层”有如此深入的瓜葛。

“海瑞当时还没有这么大的名气，不大可能受到高层如此关注。”刘志琴说，“另外，道教有个说法，‘二龙不能相见’，嘉靖皇帝由于迷信道教，因此对裕王很虐待，多年不见裕王，也迟迟不立他为太子，裕王也没有胆量对抗严嵩。”

海瑞审案“投鼠不忌器”

在剧作中，嘉靖是一个“无为无不为”的皇帝，一方面沉迷道术，多年不上朝，另一方面，他通过权臣严嵩和大太监吕芳牢牢地掌控朝政。

“这种文学和影视形象的嘉靖以前还没有出现过。”刘志琴基本认同剧作对嘉靖的塑造，“他有很昏庸残暴的一面，为了长生，他甚至取几百个少女的第一次月经做长生不老药。但另外一面，嘉靖很精明，刚开始也做了些好事――了前朝被冤枉的大臣，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但是中年以后日渐昏聩。这是封建王朝的权力构造决定的，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在剧中，“改稻为桑”的贪弊暴露之后，官商沈一石被抄家、赐死，受严氏父子指使的郑泌昌、何茂才入狱。“清流”徐阶的学生赵贞吉接任浙江巡抚，并主审郑、何案件，海瑞和建德知县王用汲被钦点为陪审官。

三人均明白，这个案件深查下去不但牵涉到严党，甚至牵涉到朝廷上层。查案之前，王用汲与海瑞有一次深谈，王说：“小事不糊涂，大事要糊涂。牵涉到‘鼠’我们可以严查，牵涉到‘器’，我们便一个字也不能问，也不能查。”

海瑞却不顾这一套，坚决一查到底。他撇开上司赵贞吉，单独提审郑何二人，查出毁堤淹田一事江南织造局也参与其中。织造局是宫里的派出机构，以织造局名义贱买农田等同于以皇帝名义贱买农田，罪名非同小可。主管织造局的太监杨金水未料到海瑞竟动真格，因畏罪而致癫狂。

海瑞和王用汲联手审案的结果，何茂才进一步供出毁堤淹田是严世蕃写信指使，奏疏上呈嘉靖。

一场“暴风雨”或将来临。裕王以为已是“小人气数当尽之时”，清除奸党指日可待，满朝官员都在焦灼地等待着。

陈宝国饰演的嘉靖却一手牵着严嵩，一手牵着徐阶走进西苑玉熙宫中的精合，太监吕芳拿起海瑞的奏疏，让严嵩和徐阶确认并未拆封。随后，嘉靖开口了：“太上道君言‘治大国如烹小鲜’。有些事你们作不了主，朕也作不了主，只有上天能够作主。”言毕，将奏疏投入火盘之中。而事实上，之前嘉靖已经看过奏疏。

杨金水疯了，郑泌昌、何茂才未能免过一死，不过也仅此而已。国库需要充实，嘉靖仍需倚靠严党，他听从了严嵩的建议，派人南下巡盐，清厘盐税，充作国用。

这些情节都出于虚构。清华大学廉政研究室教授任建民对嘉靖烧奏疏一段印象深刻，他说，理论上反腐只有一个原则，就是廉洁、法制的原则。“但腐败严重的时候，要坚持原则真是不容易。案子要查，又不可能把所有人都查，法不责众就查不了。”

他认为，反腐应该讲一定的策略，但是如果一味讲究策略，以致侵害了原则，“被查的人就会不服气，传递给社会一个信号，他关系网不够大，关系不够硬，所以才倒霉，这样反腐败的公信力和正效应会被抵消。”

尽管基于“改稻为桑”弊案的这次审案也是虚构，但与历史上海瑞毫不避忌、一查到底的个性甚为贴合。提倡严刑峻法的海瑞，曾经建议朝廷，对于凡贪赃在80贯以上的官员都要处以剥皮实草的极刑。

而穿着草鞋进浙江的海瑞，则处处显出“不要命”的胆魄。王萍这样评价说：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以海瑞为代表的清官廉吏，铮铮铁骨，睥睨浊流。他们一方面勤政务实，廉洁自律；另一方面坚定信念，合死为民。

嘉靖终于出手了。嘉靖四十一年，严嵩、严世蕃父子。出于种种暧昧的政治关系，嘉靖虽倒严，但回到老家后的严嵩仍然由朝廷“年赏禄米一百石”，严世蕃等人被流放。嘉靖四十四年五月，嘉靖进一步诛杀严世蕃。

田思嘉篇8

關鍵詞：嘉禾吏民田家莂 民屯 田制

《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嘉禾吏民田家莂》首次對長沙走馬樓吳簡進行了系統、大量的正式刊佈。①這引起了學界的廣泛重視。許多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對其中所涉及的許多問題進行了考釋和推測，為我們進一步深入認識這批材料，提供了很大的便利。這批簡所涉及的內容雖然很多，但其中最爲關鍵的問題是“莂”中所登錄的田地的性質；其他諸如賦稅制度等問題以及對簡本身的認識，都需要以解決這一問題爲前提。祇有把它放到漢晉間土地制度和耕作制度的變化中進行考察，纔可能得到較爲正確的理解。

一、《吏民田家莂》所登錄田地臆測

《吏民田家莂》詳細登錄了每個佃田者所佃的田地町數和總的畝數，以及根據其所登錄的田地所應繳納的租稅、錢布。所登錄的田地分作常限田和餘力田兩大類，每一類之下又分作旱田和熟田(熟田也稱作定收田)兩種。無論是常限田項下的旱田還是餘力田項下的旱田，田家所納錢布都相同；而同樣是熟田，常限田項下熟田和餘力田項下的熟田，所應繳納的錢、布雖相同，但按畝繳納的租稅米卻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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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嘉禾吏民田家莂》，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

從長沙吳簡整理者公佈的相關材料來看，《吏民田家莂》所登錄的田地屬官田性質。①既然是官田，就當然地被多數學者認定為官田出租，即它反映的是政府將官地租佃給吏民進行耕作，以收取地租錢物這樣一種歷史現象。這也是目前學界的主流意見。②但是，這些租佃官地的吏民，除承租官田外，還有沒有自己的私田?如果有，這些私田為何沒有登錄?在當時的生產力條件下，他們是否有能力同時既承租官田又耕作私田(據“莂”中所錄，有的田家的佃田數量相當多)?如果沒有私田，數量如此之多的吏民為何要承租官田?——顯然，用“官田出租”很難解釋這些問題。

既然是官田出租，這批“莂”也就當然被視作租佃契約。③但也有學者據其形制(《田家莂》比其他一般的簡都要大，可以說是一種很特別的簡)，對此進行了反駁，認為當時的吏民與官府的契約關係還沒有發展到這種程度。其次，從租稅、錢物的繳納量上看，雖然熟田較重，旱田較輕，但我們從目前所掌握的材料來看還不足以說明所佃田地的性質。④

因此，《田家莂》中所登錄的田地雖屬官田，但把它簡單地理解成官田出租，恐怕不夠全面，有欠準確。

《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嘉禾吏民田家莂》一書的整理者將莂中出現的“佃田戶主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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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邱東聯：《長沙走馬樓佃田租稅簡的初步研究》(《江漢考古》1998年第4期)就明確說：“無論‘常限田’，抑或‘餘力田’，其所有權歸官府，即國家所有制，佃戶則祇有使用權。”(第76頁)按，雖然是官田，但簡中出現的佃家的“佃”，應當理解成“耕作”；因此又作“田家”。這種理解與這一時期的文獻中所涉及的“佃”的意義完全相合。

② 《嘉禾四年吏民田家莂解題》：“這是嘉禾四年長沙郡臨湘侯國(縣)田戶曹官吏製作的一種莂券，莂券記錄了居住在當地的州郡縣小吏與百姓佃租官家田地的塊數、畝敷，當年受旱與正常收穫的田畝數，按照規定繳納米、布、錢的數目及付給倉、庫的官吏的姓名與時間。”“《嘉禾吏民田家莂》，提供了關於孫吳時佃田與賦稅制度的重要資料。嘉禾四年，田家向官府佃租的田地主要有兩種，一種是‘二年常限’，一種是‘餘力田’。”見《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嘉禾吏民田家莂》上冊，第7l頁。另參上引邱東聯文。

③ 高敏：《論的契約與憑證二重性及其意義》(《鄭州大學學報》2000年第4期)對此進行了修正，認為它既是土地租佃的契約，又是繳納租稅後的證明和收據。但這種修正，對我們認識這批簡，意義似乎並不大，因為契約本身就應具有憑據的作用。宋少華：《長沙三國吳簡保護整理與研究的新進展》(該文係2001年長沙簡牘國際研討會會議論文)提出，應把它視作核點賬簿。案，它們能起到核點賬簿的作用是肯定的，但似不能將它們視作核點賬簿；一方面，核點賬簿似乎不必使用“莂”這種文書，同時，契約本身就具有核點的作用。因此這一提法對我們認識這批簡恐怕也不會有實質性的推動。

④ 上引邱東聯文中認為：“孫吳的田租高達三分之二，即六成多。”(第77頁)這個比例是邱先生根據漢代的畝產量與吳簡中所記吏民繳納的數量進行比較得出的。但是，孫吳當時使用的容器是“吳平斛”，如“領二年郵卒田六頃五十畝，限米二斛，合為吳平斛一千三百斛[5—1635]”；“領二年四家衛士田七十五畝，畝收限米二斛，合爲吳平斛米一百五十斛[5—1669]”(見王素、宋少華、羅新：《長沙走馬樓簡牘整理的新收穫》所引，刊《文物》1999年第5期，第38頁)。“出倉吏黃諱、潘慮所領嘉禾元年稅吳平斛米十三斛四鬥四升爲稟斛米十四斛被”[2322](見上引宋少華：《長沙三國吳簡保護整理與研究的新進展》)吳平斛與漢代所使用的容器存在著怎樣的關係，目前尚不得其詳；所用容器既然不同，斛數之間的比較就沒有意義。

名”作了一“嘉禾吏民田家莂人名索引”①。列入索引的佃田戶主共有1700人，其中當然不排除同名同姓的情況，但據蔣福亞先生的統計，姓名、地點、身份完全相同者共有九例②；可見同名同姓而為同一人者，數量很少。同時，按照整理者的編號，嘉禾四年田家莂共有782號，五年共有1269號，無年份標識的有90號，三者共計2141號；有些殘片雖然不能判明其是不是一戶佃田者，但比“人名索引”多出三百多號。從這兩個因素來考慮，“人名索引”中登錄的1700多戶，基本可以視作已經發現的吏民田家莂中的佃田戶數。嘉禾四年田家莂的前面有一支都莂，作“南鄉謹列嘉禾四年吏民田家別頃畝旱熟收米錢布付授吏姓名年月都莂”[四·一]，說明以下所列是臨湘侯國(縣)所屬南鄉的佃田收入。雖然嘉禾五年沒有這樣的都莂，但從莂上田戶曹核校者與四年大致相同，以及這批簡都同出一地等情況來看，這些簡應該都屬臨湘侯(縣)下的某鄉(由於五年田家莂中所列各簡均無標明鄉貫的“都莂”，因此這些登錄的田家應當同屬一鄉)。另外，整理者通過對嘉禾四年、五年莂中所出現的丘名的比較，指出“走馬樓出土的嘉禾吏民田家莂不是某個鄉的田家莂的全部，而祇是其中之一部分”③。這一認識是很正確的。

關於孫吳嘉禾時期長沙郡臨湘縣的戶口數，未見明確記載；我們祇能根據其他相關情況加以推測。《續漢書·郡國志四·長沙郡》、《宋書·州郡志三·湘州·長沙內史》都對長沙的屬縣、戶數有所記載，但無論是所轄地域，還是所管戶數，都與孫吳時期的情況相距較大；與孫吳長沙的轄區最爲接近的，是西晉時期。將《晉書·地理志下·荊州長沙郡》與《三國郡縣表附考證·荊州長沙郡》以及《中國歷史地圖集·三國西晉時期》的孫吳與西晉“荊州幅·長沙郡”兩兩比較，即可看出這一點。④西晉長沙郡“統縣十，戶三萬三千”⑤；孫吳嘉禾年間長沙郡所領縣數與西晉長沙郡所領縣數或許有差別，但實際轄區及其戶數，相差不會太大。如此，則臨湘縣作為長沙郡的治所縣，我們估計其所領戶數在三千至五千之間，大概不會過於離譜。晉的郡設置職吏、散吏的數目，以五千戶、萬戶爲標準；縣則以三百戶、五百戶、千戶、千五百戶、三千戶為標準。縣下所置之鄉，以五百戶(一鄉)、三千戶(二鄉)、五千戶(三鄉)、萬戶(四鄉)為標準。⑥從以上劃分等級的標準，可知在長期分裂、征戰之餘，西晉一般郡、縣所領戶數實在有限。這也可以佐證，我們估計臨湘縣戶數在三千至五千之間，不會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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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嘉禾吏民田家莂》附錄三。

② 蔣福亞：《中的“餘力田”》“表四”，載《慶祝何茲全先生九十歲論文集》，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③ 《嘉禾五年吏民田家莂解題》，見《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嘉禾吏民田家莂》上冊，第165頁。

④ 吳增僅撰、楊守敬補正《三國郡縣表附考證》卷八，《廿五史補編》，中華書局1991年版，第3冊，第2951—2954頁。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3冊，第28—29頁、第53—54頁，地圖出版社，1982年。

⑤ 《晉書·地理志下》，第2冊，第457頁，中華書局點校本1974年版，1982年印刷。

⑥ 《晉書·職官志》，第3冊，第746頁。

一個擁有三至五千的縣，其佃田之家至少已有一千七百餘戶，佔全縣戶數的一半或三分之一。而在大亂之後，地多人少，西晉政府曾採取種種措施，督促民戶力農耕作。在這種情況下，田家似乎不必再從自己的耕種田之外，向政府租種田地。同時，從吏民田家莂中所登錄的田家佃田數量來看，有許多田家的佃田量相當大；他們恐怕在耕種自己的田地之外，未必有能力再向政府租佃田地。

有鑑於此，我認為《嘉禾吏民田家莂》所反映的經營方式，不是我們所熟知的，像漢代那樣的官田租佃。《田家莂》中對田地以及不同田地所應承擔的不同的租稅米及錢布的詳細登録，反映了官府對田地的管理方式，但其主要目的不是田地而是租稅米、錢布的徵繳。這種方式就是官府組織民眾進行耕種的一種方式。①它是官府以“募”——提供給田家以一定的優待——爲前提，動員、鼓勵民眾遷至官府需要開墾的地方(這些地方往往有大片的抛荒地，同時在政治、軍事方面又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根據各家丁口的實際情況，將這些抛荒地按一定的好壞程度，搭配分授給田家；並以這樣的田地分配登記為基礎，向田家徵收租稅、錢布。當然，這一過程一定會帶有強制性。這種耕作方式，也應當是民屯的一種方式，雖然它與我們以往通過文獻而熟知的這一時期的屯田有著很大的差別。②關於這一點，我將在第二部分予以詳述。

既然明確標明是“吏民”，則排除了軍屯的可能性，應屬民屯。同時，各戶的佃田數量差別很大，而且各人所佃田地又非常分散(每人所佃之地大多分成若干町)；遣與我們所熟知的這一時期的民屯情況也存在很大差異。因此，有必要對《嘉禾吏民田家莂》所涉及的許多具體問題作一些推測和考釋，以期於能從整體上對這些問題有所認識和把握。

吏民田家莂中所登錄的土地原本是官府的土地。之所以會出現大面積的官地，與漢末的戰亂有直接關係。司馬朗在作曹操的丞相主簿時，主張復井田，其理由是：“往者以民各有累世之業，難中奪之，是以至今。今承大亂之後，民人分散，土業無主，皆爲公田，宜及此時復之。”③他雖然說的是北方的情況，但“土業無主，皆爲公田”，即將無主之田視作公田的做法在當時卻具有普遍性；直到隋唐實施均田制時，無主荒地和死絕戶的田地仍被視作公田，可任人“射”，即要求被授予。三國時期在實施屯田時，其田地來源也主要是這些因無主而被視作公田的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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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上引邱東聯文已指出：“這批券書直接地反映了文獻中記載的孫吳政權實行民屯制情況。”但作者對此不僅未加論列，相反，從作者對田制的解說、對賦稅的理解上，可以看出他並沒有把它當作屯田制來看待，而是混同於一般的租佃。

② 關於三國時期屯田的一般情況，可參張澤鹹《中國屯墾史》中冊第一章，農業出版社1990年版。

③ 《三國志·魏書·司馬朗傳》，第2冊，第467—468頁，中華書局1959年版，1982年印刷。

二年常限田和餘力田都是屯田民從官府“領”得的田地。①募民或率民屯田具有組織性(不論其組織機構與地方政府的關係如何)。在田家領地時，不同地力的田地要大致均勻搭配，所以在吏民田家莂中所登錄的各人所佃的田地都較爲分散。應募前來的田家，會得到相應的優惠條件，這表現在，第一，把田家所領得的田地分成兩部分，常限田是按照耕種官地的規定，徵收租稅較重，即畝納一斛二鬥；另外一部分田地以餘力田爲名，大大減輕其租稅負擔，祇納其常限田的三分之一。第二，田家所領的熟田和旱田也要大致搭配。這有兩層含義，一方面旱田的地力不如熟田，另一方面旱田的繳納物要遠遠低於熟田。

此處的“旱田”本作暵田或熯田，是相對於稻田而言的，也就是與水田相對舉的陸田。司馬芝在曹魏明帝作大司農時，上奏稱：“夫農之事田，自正月耕種，耘鋤條桑，耕熯種麥，獲刈築場，十月乃畢。”②傅玄在晉武帝泰始時上便宜五事，其一曰：“耕夫務多種而耕暵不熟，徒喪功力而無收。”③司馬芝、傅玄所說的都是曹魏和西晉初年所控制的北方地區的情形。《說文解字·日部》：“暵，乾也。耕暴田曰暵。”段玉裁注曰：“暴田曰暵，因之耕暴田曰暵。”並引《齊民要術·論耕》爲證。④暵、熯二字屬“字有分見而實同者”⑤。所謂“耕熯”或“耕暵”，都是指旱地種植。而司馬芝“耕熯種麥”，更是明確將“耕熯”與“種麥”聯在一起，用以說明其所指旱地種植物是小麥。晉室南渡，局促於江南。太興元年詔稱：“徐、揚二州土宜三麥，可督令熯地，投秋下種，至夏而熟。”⑥江南揚州也是熯地種麥。西晉杜預在乎吳之前，上書言陂之爲害，稱：“陂多則土薄水淺，潦不下潤。故每有水雨，輒復橫流，延及陸田。言者不思其故，因雲此土不可陸種。臣計漢之戶口，以驗今之陂處，皆陸業也。”⑦這種將田地分作陸田與水田的方法，至唐猶然。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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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上引王素、宋少華、羅新文所引[5—1669]號簡：“領二年四家衛士田七十五畝，畝收限米二斛合為吳平斛米一百五十斛。”(《文物》1999年第5期，第31頁。)據此，可知從官府得地稱“領”。

② 《三國志·魏書·司馬芝傳》，第2冊，第389頁。

③ 《晉書·傅玄傳》，第5冊，第1321頁。

④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經韻樓本，1981年版，第307頁。

⑤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第481頁。

⑥ 《晉書·食貨志》，第3冊，第791頁。

⑦ 《晉書·食貨志》，第3冊，第788—789頁。

⑧ 《唐開元廿五年令·田令》將田地分作陸田(桑、柘、縣[絲?]、絹等目)、稻田、麥田(見戴建國《唐〈開元二十五年令·田令>研究〉，刊《歷史研究》2000年2期，第37頁，“因舊文以新制參定”之第7條)．關於“諸屯田應用牛之處”中規定：“土軟之處，每地一頃五十畝配牛一頭，強硬之處，一頃二十畝配牛一頭……其營稻田之所，每地八十畝配牛一頭。”(同上，第39頁，“令不行”之第39條)參《通典·食貨二·屯田》(中華書局影印十通本，1984年版)第19頁。另《通典·食貨二·田制下》所載開元二十五年田令中，有“諸職分陸田限三月三十日，稻田限四月三十日以前上者，並入後人，以後上者入前人；其麥田以九月三十日為限。”(第16頁)

旱田收成也比稻田要差許多，但與遭受旱災之田還是有本質區別的——為了給屯田民以優惠，於是就將暵(熯)田當作遭受旱災之田來對待，所以在《嘉禾四年吏民田家莂》中特別注明是因“旱敗不收”，因此纔不收田米、減納錢布；並且在《嘉禾五年田家莂》中又特別標明“旱敗不收布”、“旱田不收錢”。按照慣例，當發生災害時，官府要根據受災的程度，對災民所應繳納的錢物等予以不同程度的減少，乃至完全蠲免。遣種把暵(熯)田作為臨時出現旱災的情況來處理的，就是爲了以這種名目扮屯田民以優免。當然，這樣的優免恐怕有時間性，過若干年之後，這種田地就會完全當作正常的暵(熯)地或陸地來徵納錢物，而不再當成旱敗不收之地。造就是在田家莂中沒有標明暵(熯)地或陸田而標成“旱田”或“旱敗不收”的原因。同時，這也說明這樣的處理方式，具有臨時性和地區性。

之所以要用旱敗的名義來優免暵(熯)地或陸田，是由於這類田地確實很容易因旱而減收乃至不收，它們不僅更大程度地依賴於灌溉，而且灌溉與否對其收成的影響很大。西晉傅玄在其所上便宜之四中說道：“近魏初課田，不務多其頃畝，但務修其功力，故白田收至十餘斛，水田收數十斛。”①此處與“白田”對舉的“水田”，並不是上述與陸田或暵(熯)田對舉的稻田，二者其實都是陸田或暵(熯)田，“白田”是指沒有灌溉保障的田地，而“水田”則是指有水源保障其灌溉的田地。江南這種田地一般在地勢較高之處，既不易灌溉，卻又極易受旱，同時其地力又比稻田要差。西晉杜預在上疏中就談道：“臣輒思惟，今者水災東南特劇，非但五稼不收，居業並損，下田所在停汙，高地皆多磽塉。”②以旱田來指稱暵(熯)地或陸田，實在是有道理的，這又不僅僅是將“旱”作為理由來優免了。也許，將暵(熯)地或陸田稱作旱田，正是從這個時期、以上述理由為契機而開始變化的。

在這裹，需要特別強調一下對“旱田”的理解。

旱田，在《嘉禾四年吏民田家莂》中一般都標作“旱敗不收”，當然，事實上一般要收布畝六寸六分、錢畝三十七；在《嘉禾五年吏民田家莂》中一般標作“旱(敗)不收布”和“旱田(畝)不收錢”，即與嘉禾四年相比，不再收錢、布。

對旱田目前主要有兩種理解，一種認為所謂“旱敗不收”，就是事實遭了旱災，所以纔予以減免。③特別是《嘉禾五年吏民田家莂》，既然旱田均已免收錢、布，卻又要在每一簡上都標明是“旱敗不收布”和“旱田不收錢”，這種特別予以標明的做法，說明這些田地確是當時遭了旱災。但是，這種理解有幾個滯礙難通之處。第一，吏民田家莂中登錄的每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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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晉書·傅玄傳》，第5冊，第1321頁。

② 《晉書·食貨志》，第3冊，第787頁。

③ 參《嘉禾四年吏民田家莂解題》，見《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嘉禾吏民田家莂》上冊，第7l頁。

佃的田地，有的衹有旱田，有的祇有熟田，大部分是二者皆有。換句話說，大部分人所佃的田地都是一部分沒有遭災，一部分遭了旱災。如此整齊，殊難置信。第二，吏民田家莂是以“丘”來排列的，無論“丘”是不是自然聚落，同一丘的人所佃的田地應當不會相距太遠。換言之，同一個人所佃的田地雖然分作許多“町”，但町與町之間更不會相距過遠；即使旱田和熟田在空間上分作兩個部分，即旱田連在一起而被分割後分給田家，但同一丘的人耕種這些土地，也說明其間不會相距太遠。作為自然災害的旱災，如果它發生時所覆蓋的面積很小，則不會波及大部分人的田地；如果面積很大，則不會在同一地區或同一個人所佃的相距不會太遠的田地上，出現有的地沒有遭災而有的地卻遭了災兩種情況，更不太會使大部分人的田地都分成遭災與沒有遭災兩部分。在嘉禾四年吏民田家莂中有一支都莂簡：“南鄉謹列嘉禾四年吏民田家別頃畝旱熟收米錢布付授吏姓名年月都莂”[四·一]。這個“都莂”是說明以下的簡的內容是嘉禾四年的總收入，即旱田與熟田的總收入。如果把這支都莂上的“早熟”理解成受災與否，則成爲不受災田地和受災田地的總收入。災害不是計劃好了的，也不是時時都在發生；雖然這是事後的統計，但作爲收入的總賬，一般都不會這樣進行統計。第二種意見認爲這是採用虛報遭受旱災的田畝，以逃避交納更多的賦稅。①但如果是地方基層組織作假，怎麽會明確寫入正式的檔案文書中?而從吳簡中所反映出的上級官府對基層組織的控制來看，比如對吏民的定期統計核實②，似乎也不大可能出現這種大面積的虛報情況，並長期持續。因此，“旱敗不收”之田，就是相對與熟田的旱田，二者是地力、土質的區別，既與實際的自然災害無關，也不是虛報所致。

無論是二年常限項下的旱田，還是餘力田項下的旱田，其所應繳納的錢、布都是一樣的(五年則一律免徵)；二年常限項下的熟田與餘力田項下的熟田所應納的錢、布一樣(嘉禾四年是錢畝七十，布畝二尺；嘉禾五年錢畝八十，布畝二尺)，而租稅米卻不同：二年常限熟田畝納一斛二鬥，稱為稅米(五年仍舊)；餘力熟田畝納四鬥五升六合(五年降為畝納四鬥)，稱爲租米。③可見，旱田的負擔都相同，而熟田的負擔有區別。但是，吏民田家莂並不是將田地分成熟田、旱田兩大類，熟田之下再分成二年常限田和餘力田，其原因肯定不僅僅是田地土質或地力等自然因素，而且與社會方面的因素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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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上引邱東聯文，第77頁。

② “東鄉勸農掾殷連被書條列州吏父兄人名年紀為簿”[J22—2543]；“廣成鄉勸農掾區光被書條列州吏父兄子弟夥處人名年紀為簿”(圖三五)。見《長沙走馬樓二十二號井發掘報告》第三節，《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嘉禾吏民田家莂》上冊，第32頁。

③ 租米、稅米並非每簡均予注明，但從有注明者，可知其名稱之異。如四·五八七簡，常限熟田二畝，共需納米二斛四鬥；餘力熟田五畝，畝納米四鬥五升六合，斛加五鬥，共需納米廿一斛七鬥二升六合。“其二斛四鬥稅米，四年十一月十一日付倉吏鄭黑畢，其廿一斛七鬥二升六合租米，四年十一月九日付倉吏鄭黑畢。”

我們既不考慮租、稅這樣的名稱差異所可能具有的實質差異，也不考慮量衡方面的實際情況，更不用漢、魏、晉的租稅額度與此進行對比，在同一地區、同樣都是熟田，而田家所繳納的租稅額度會如此懸殊(嘉禾四年幾近三比一，嘉禾五年則成爲三比一)，正說明瞭孫吳存在著以優惠條件募民屯田這種民屯方式。

二年常限，有人理解成田家向官府租種土地的時限。從農業耕種的規律來看，這種可能性很小。以二年為期，雖然可以再續期，但田家怎麽可能對田地精心照顧，以保持其地力呢?揆諸現在“包產到戶”對土地承包期限的規定以及臨近期限時出現的種種問題，也可以反證這不太可能。①還有人認為這是對田家租種田地數量的限制，但從田家莂中所登錄的田地數量來看，差距很大，似乎反映不出“限制”的作用和意義。其實，二年常限田是指以二年為周期，進行輪耕或休耕的田地。漢簡中已有“二年田”的說法②，吳簡中也有“二年田”的說法。如“領二年郵卒田六頃五十畝”[5—1665]，“領二年四家衛士田七十五畝”[5—1669]。③而江南稻田的耕作方式，也需要這樣的休耕。④從耕作的角度看，餘力田也可能需要休耕，但絕大多數餘力田祇標明“餘力田”，而對其是否需要休耕不予標出，衹有很少一部分標明瞭“餘力火種田”，如簡[四·四六三]，田家佃田合一頃一十九畝，其廿六畝二年常限(其中廿四畝旱，定收即熟田二畝)，其九十三畝餘力火種田(其中五十三畝旱，四十畝定收即熟田)；餘力火種田又分為旱田與熟田，因此，標明“火種田”者，不是強調地力的差異，而是強調需要休耕。但由於對餘力田徵收的租稅額已大爲減輕，故官府不再考慮餘力田是否休耕，即餘力田是否休耕，官府都不再因此而調整其租米錢布的負擔；對常限田之所以要標出“二年常限”，可能就意味著，在休耕期間，官府要減免其租稅。簡[四·六五九]，田家所租者均爲火種田，皆二年常限，其內又分作旱田、熟田。既然常限田是指輪耕，那麽就沒有必要再用“火種田”來指休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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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高敏：《中所見“餘力田”、“常限”田等名稱的涵義試析》認為“二年常限田”是指“固定按畝收取的稅額二年不變”(第104頁)。案，稅額是契約訂定的一項重要內容，稅額變化，也就意味著契約的變化。因此，高先生反對將二年常限理解成租佃田地的時間，就失去了意義。

② 吳榮曾先生在為2001年長沙簡牘國際研討會提交的會議論文《孫吳佃田制中的租賦間題》中，首先提出了二年常限是耕作二年，進行輪休之說，並引《居延新簡》E．P．T 51：119“北地泥陽長寧裹任二年田一頃七畝，租廿四石”為證。但此後吳先生又對該文進行修訂，並在羅新先生主持的吳簡研討班上作了報告；在此次報告中，他表示要放棄這一說法。

③ 見上引王素、宋少華、羅新文，《文物》1999年第5期，第38頁。

④ 關於江淮水田用火耕水耨的方法進行耕作，需要休耕的問題，西嶋定生有詳細的研究，參其《中國經濟史研究》第一部第四章(漢譯本，農業出版社1984年版)。他認為當時水田採用“刀耕火耨”的辦法，就是要進行一年休閒的直播式耕種；當然，“一年休閒”與吳簡中的“二年田”含義是否相同，還需要再進行深入研究，但“二年常限”是指輪耕，當無大誤。

對餘力田的理解，也存在著分歧。一種意見認為這是家有餘丁之田。①但從登錄方式以及按地力、頃畝爲原則來繳納稅錢物上看，作這種區分前無成例後無延續；佃者是一個人，而沒有標出佃耕“餘力田”的“餘丁”名字；同時，作這樣區分的意義何在?另一種意見主張這是田家行有餘力而開墾的荒地。②但為什麽會登録開墾的荒地卻不登録私田?在當時的生產力條件下，田家是否還有“餘力”開墾荒田?既是墾荒，其中爲什麼會有熟田?如果我們將田家莂中的田地理解成屯田可以成立的話，則大規模募集百姓來此地屯田，所屯之田都應是無主公田，都可視作荒地。(雖然有熟荒和生荒之別，但在當時情況下，都會被視作荒地。)更重要的是，既然是“行有餘力”，則餘力田似乎不應多於常限田。但也存在著許多相反的情況，如簡[四·一七二]，田家佃田凡九十五畝，其卅五畝二年常限，其六十畝餘力熟田；簡[四·一七三]，田家佃田五十一畝，其十一畝二年常限，其四十畝餘力。如果把常限田理解成對田家承租數量的限制，雖然常限田與餘力田之間的多少關係可以不再被考慮，但田家與田家之間常限田的數量相差非常之大，如簡[四·二二一]田家佃田凡一頃十三畝九十步，皆二年常限；而簡[四·二一三]田家佃田凡一頃一十五畝，其十二畝二年常限，其一頃三畝餘力火種田；這實在很難反映出“限”的意義和作用。因此，把餘力田視作對田家所領田地差別的一種補充或補償或許更為妥當(這種作為補充或補償的田地在土地所有權的變化中具有特別意義，其優惠性質更是不言而喻)；事實上，九成的田家都祇有常限田而沒有餘力田。

總之，我們認為《嘉禾吏民田家莂》中所登錄的土地，是政府組織民眾進行耕種(我們認為這也是屯田的一種形式)時，按地力不同搭配分配給屯田民眾的田地；《吏民田家莂》是政府分配土地以及根據不同地力以徵收不同租稅錢布的登記冊，當然也具有契約的作用。正因為是屯田，纔如此正式，其形制纔如此特殊。每位田家的田地之所以如此分散(分作若干町)，是政府搭配分配田地的結果；嘉禾四年、五年的佃者大多不同，主要是由被組織的屯田者係分期分批前來所致；至於相同的人而在嘉禾四、五年所耕作的田地不同(即使我們排除同名同姓不同人的可能性；當然，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可能是在某種情況下，對民屯所耕種田地所作的局部調整，所以這種情況出現得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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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參王子今《試釋走馬樓簡“餘力田”與“餘力火種田”》，未刊。

② 《嘉禾四年吏民田家莂解題》；“餘力田，大概是田家‘行有餘力’而自行開墾的荒地，文書中多寫作‘餘力火種田’。”(《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嘉禾吏民田家莂》上冊，第71頁)另參上引邱東聯文，第75頁。蔣福亞先生對此觀點進行了詳細論證．並對高敏先生將餘力田視作對吏的優待的看法進行了有說服力的駁正，見其《中的餘力田》。 二、漢晉間民屯的形式

《吏民田家莂》反映的這種屯田方式，文獻中也有反映，祇是未引起我們的充分重視。

關於三國時期的屯田，目前學術界認為可以分作兩種，一種是軍屯，一種是民屯。軍屯又可分作戰士屯田和士家屯田。如曹魏時的軍屯，一種是田兵，即專門從事耕種的軍隊，其收穫物要與官府分成；另一種是戰士屯田，他們是且耕且戰，將收穫物當作部隊的積蓄，不存在分成的問題。①而關於民屯，蜀漢是否存在，因史料所限，學界還沒有明確的認識；對孫吳也知之甚少②；最爲人所熟知的，是曹操破黃巾後，在許下所實施的屯田，即以“得賊資業”爲物質條件，以降附者爲基本的屯田民，先是計牛輸穀，後改爲分成租(用官牛者四六分成，不用者對半分成)，並將這種屯田形式向各地推廣。

當然，對屯田的這種分類，是研究者對它的認識；在當時人看來，未必有如此細密的區分。就民屯而言，即使我們認為許下屯田確屬民屯，也是一種軍事化管理的民屯；同時這也未必是惟一的民屯方式，甚至恐怕不是最具代表性的方式。曹操在破黃巾之後，以所得資業和降附人口，進行軍事化管理的屯田，這是可以理解的；但隨後在各地展開的民屯中③，未必都會具備這樣的條件。通過《吏民田家莂》和相關文獻，我們可以知道當時至少還存在著其他的民屯形式。

從曹魏募民屯田的事例中，可以發現這之後的許多“募”都不同於募民屯田許下的“募”。如袁渙在給曹操作沛南部都尉時，“是時新募民開屯田，民不樂，多逃亡。渙白太祖曰：‘夫民安土重遷，不可卒變，易以順行，難以逆動，宜順其意，樂之者乃取，不樂者勿彊。’太祖從之，百姓大悅。”④這條材料屢爲人所引，用以說明屯田民是出於被迫，以及他們對這種迫使的反抗。但從“樂之者乃取，不樂者勿彊”來看，袁渙勸曹操放棄的是強制手段，而不是連帶放棄了“募民開屯田”之舉。換句話說，在募民開屯田時，願意被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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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唐長孺：《〈晉書·趙至傳〉中所見的曹魏士家制度》推測“居於河南郡緱氏縣的士家也是田兵”，將士家與田兵聯繫了起來。(見其《魏晉南北朝史論叢》，三聯書店1955年版，第33頁。)黃惠賢：《試論曹魏西晉時期軍屯的兩種類型》(刊《武漢大學學報》1980年第4期)則進一步對此進行了論證。

② 如張澤鹹《中國屯墾史》中冊第一章第四節中說：“魏、吳國內都設有民屯，蜀漢卻始終無此蹤迹。”(第40頁)第三節中說：“孫吳時，屯兵、屯民如何組織生產。記載不很明確。”(第23頁)

③ 所謂“各地”衹是泛言，其實曹魏的民屯有地區性，並非在其統治境內均有民屯。參柳春藩《關於曹魏屯田的規模問題》，載其《秦漢魏晉經濟制度研究》，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④ 《三國志·魏書·袁渙傳》，第2冊，第334頁。

去，不願被募則可不去。如果此處的“募”完全是強制而絲毫沒有相關的應募的優待，那就談不上“宜順其意，樂之者乃取，不樂者勿彊”了。曹操時，鎮關中的衛覬針對的信中，談到流亡荊州的關中之民重新歸來後，“時四方大有還民，關中諸將多引爲部曲”的情況，在給荀彧的信中提出了應對辦法：

夫鹽，國之大寶也，自亂來散放。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犁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豐殖關中……又使司隸校尉留治關中以爲之主，則諸將日削，官民日盛。此彊本弱敵之利也。

荀彧將此報告給曹操，“太祖從之，始遣謁者僕射監官鹽，司隸校尉治弘農”①。擊破黃巾後，採取強制手段使之屯田，牛犁的供給是確定其與官府分成比例的標準；此處官府以賣鹽所得，為之購置犁牛，是與諸將爭奪還民的優惠條件或手段，所以不可能像對待黃巾餘眾那樣對待這些從荊州返回的民眾，否則就不可能有效地與諸將爭奪這些還民。②這個事例可以說是對上述袁渙所言的證實。西晉傅玄在其所上便宜五事之第五事中建議：“宜更置一郡於高平川，因安定西州都尉募樂徙民，重其復除以充之，以通北道，漸以實邊。”③其時屯田未廢；“重其復除”，即大幅度減免應募前往屯田的民眾的賦稅力役等負擔。接受這些優惠條件，前往屯田的民眾，被稱為“樂徙民”，也說明其並非完全是被強迫。應詹在東晉太興二年上表，稱“宜簡流人，興復農官，功勞報賞，皆如魏氏故事，一年中與百姓，二年分稅，三年計賦稅，以使之公私兼濟，則倉盈庾億，可計日而待也。”④以前許多學者用這條材料來說明屯田客是否需服役；實際上它說明的一般募民屯田的情況，而不是軍事化管理的民屯情況。它說明瞭在募民屯田時，政府給屯田民的優惠政策。當然，應詹所言，主要是想讓東晉政府採取屯田的方式；對曹魏屯田所實施的具體情況，則是言之大概，我們不可過於拘泥，來——坐實。

兩漢、三國的屯田民中，有相當部分來自於“募”。對此，我們過去過多地看到的是名為招募而實為強制的“強制”這一面，但既然名為“募”，就一定會多多少少有一些表示其為“募”的待遇或酬資。漢代在募民實邊時，常常將刑徒免罪爲屯田民，免罪即募的表現。後漢章帝在發生牛疫，穀食連年減少的情況下，於元和元年(西元84年)二月甲戌下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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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國志·衛覬傳》，第3冊，第610—611頁。

② 還民的賦役負擔可能在一定時期內可以得到減免，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中也有他們的記錄，參看孟彥弘《釋“還民”》，載《歷史研究》2001年第4期“讀史剳記·走馬樓吳簡研究”。

③ 《晉書·傅玄傳》，第5冊，第1322頁。

④ 《晉書·食貨志》，第3冊，第792頁。

其令郡國募人無田、欲徙它界就肥饒者，恣聽之。到在所，賜給公田，為雇耕傭，賃種餉，貰與田器，勿收租五歲，除算三年。其後欲還本鄉者，勿禁。①

此雖非屯田，但遷徙無田者到肥饒處，並給予種種優惠而稱為“募”，也可見“募”之含義。因此，曹魏、孫吳存在這種更具“募”的特性的民屯方式，可謂淵源有自，它不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恐怕是當時民屯的一個主要方式。如果我們把曹操破黃巾、以其資業及降附口實行軍事化管理的屯田視作民屯，那也是在特定條件下的一種特殊的方式，未必有多大代表性。

與此相關，對屯田民的服役問題也可以有些新的認識。

這個問題，過去爭論較大。一種意見認為不必服役②，另一種意見則相反，認爲屯田民也需服役③。既然民屯並非祇有一種，對屯田民是否服役的問題，也就應當分別作具體的分析。許下那種軍事化管理的民屯，屯田民要將其收穫物與官府四六分成或對半分成④；在如此沈重的租稅之下，他們不可能另外再向國家承擔役的義務。從制度的層面來說，田兵不必向國家服役，負擔與田兵一樣重的這種屯田民也應當不必服役。⑤因此，祇有官府通過提供一系列優惠條件招募百姓前往屯田的情況，纔有屯田民服役與否的問題。但以往關於這一問題的討論，因爲沒有認識到這種區別，自然不易有較恰當的理解。最典型的一條材料就是毌丘儉、文欽在起兵反司馬氏時，所上表文中列舉司馬氏的第十一條罪狀，稱“募其屯田，加其復賞，阻兵安忍，壞亂舊法”。唐長孺先生認為這是司馬氏違反了屯田戶不服兵役的規定⑧，高敏先生則認為屯田民本需服役，司馬氏募其爲兵，以免除徭役、賦稅爲獎勵，破壞了屯田制。⑦但從表文所言，我們並不知道“募取屯田”之“屯田”所指究竟爲哪一種屯田民，所以恐不能據此以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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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後漢書集解》卷三，上冊，第80頁，中華書局1984年影印虛受堂本。

② 唐長孺：《西晉田制試釋》“曹魏屯田制度的意義及其破壞”一節中，特別談到了“當時屯田戶可免兵役”，見其《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第4l一42頁，及第4l頁注l。

③ 參高敏《關於曹魏屯田制的幾個問題》第三節“關於曹魏屯田制下的屯田民有無徭役、兵役問題”，載其《魏晉南北朝經濟史探討》，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張澤鹹：《中國屯墾史》中冊第一章第二節。

④ 直到西晉泰始年間，纔有人提出要改變田兵與官府的分成比例。《晉書·傅玄傳》載，其時發生水旱之災，傅玄上便宜五事，其中第一事曰：“耕夫務多種而耕暵不熟，徒喪功力而不收。又舊兵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與官中分，施行來久，眾心安之。今一朝減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士得二分；持私牛及無牛者，官得七分，士得三分，人失其所，必不歡樂。臣愚以爲宜佃兵持官牛者與四分，持私牛與宮中分，則天下兵作歡然悅樂，愛惜成穀，無有損棄之憂。”（第5冊，第1321頁）

⑤ 參唐長孺《所見的魏晉士家制度》。當然，制度是一回事，實際情形又是一回事，田兵也屢被徵發出征，參前引黃惠賢先生文。

⑥ 唐長孺：《西晉田制試釋》，第4l—42頁。

⑦ 高敏：《關於曹魏屯田制的幾個問題》，見其《魏晉南北朝社會經濟史探討》，第45頁。

我們還發現，為研究者屢屢引用的反映屯田客服役的事例都發生在曹魏文帝以後，而明帝時任大司農的司馬芝，在泰始年間針對“諸典農各部吏民，末作治生，以要利入”的情況，上奏明帝；其中所及，最能反映制度的變化。他說：

武皇帝特開墾田之官，專以農桑為業……自黃初以來，聽諸典農治生，各爲部下之計，誠非國家大體所宜也……富足之由，在於不失天時而盡地力。今商旅所求，雖有加倍之顯利，然於一統之計，已有不貲之損，不如墾田益一畝之收也。夫農民之事田，自正月耕種，耘鋤條桑，耕熯種麥，獲刈築場，十月乃畢。治廩繫橋，運輸租賦，除道理梁，墐塗室屋，以是終歲，無日不爲農事也。今諸典農，各言“留者爲行者宗田計，課其力，勢不得不爾。不有所廢，則當素有餘力”。 臣愚以爲不宜復以商事雜亂，專以農桑為務，於國計爲便。

“明帝從之”①。這段史料可說明以下情況：第一，“諸典農各部吏民，末作治生，以要利入”的情況比較普遍，如係偶發事例，就不會引起專管屯田事務的大司農司馬芝的不滿和反對。第二，這些情況發生在黃初以來，與“專以農桑爲業”的曹操時期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第三，屯田民外出從事商業等雜事，說明國家開始放鬆了對屯田民的控制。第四，“不有所廢，則當素有餘力”，即屯田事務中出現了剩餘勞動力，這爲他們從事農事以外的活動提供了條件。

其實，這樣的事情不止發生於大司農所統領的民屯系統，普通百姓中也多有此事。就在泰始五年(西元269年)正月癸巳，頒佈了“敕戒郡國計吏、諸郡國守相令長，務盡地力，禁遊食商販”的詔令。②這與司馬芝的上奏就在同時，但他卻衹強調了典農部民，而不及普通民眾，這一方面是因爲他是典農系列的主管，所以格外注意其所屬的動向。另一方面也因爲普遍民眾的這種行爲是可以被允許，至少不屬於違反制度的行為，而典農部民之所爲卻違反了祇務農而不得從事其他雜事的規定；這種違規行爲，恰恰說明這時對屯田民的管制正在鬆弛，這種鬆弛意味著屯田民開始“普通民眾化”。這個變化開始發生的時間，是“黃初以來”。

募民屯田時，官府要有一定的優待政策，這種優待政策中是否包括對他們的役的減免，不得而知，但這種優待是有時間性的。司馬芝上奏的出現，使我們知道屯田民從黃初以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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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國志·魏書·司馬芝傳》，第2冊，第388—389頁。

三、民屯的廢止與西晉的田制：關於中古田制演變的一些思考

西晉在平吳之後，頒佈了包括占田、課田內容的戶調式。關於占田、課田的內容，學界有過很多討論。一種意見是把課田理解成包括在占田數之內，即課田有五十畝，另有超出課田之外的二十畝。另一種意見認爲課田是在占田之外的田地，即五十畝是課田，另外的七十畝是占田。當然，兩種不同的理解，導致了對民眾所應嚮政府承擔的租稅負擔也有不同的理解。同時，對占田、課田的畝數，我們也祇是依據法令來說的，實際情況恐未必如此。但是，不管怎樣理解，民眾所擁有的田地分作兩部分，當是不爭的事實。從田制的角度來看，爲什麽要將田地分作兩個部分呢?持勞役地租說的學者，當然可以將此追溯到井田制下的公田、私田的劃分上，但是，井田制破壞時日已久，雖不時有人提出恢復井田，終究不過是說說而已，事實上是不可能做到的；況且，從歷史承續發展的角度來看，兩漢並沒有這樣的傳統。西晉實行這種田制的直接淵源是什麽?對田地作這樣劃分的意義何在(能說明什麽)?爲什麽要在平吳之後纔實行這種田制呢?——也許，把它放到漢晉之間田制演變的過程中，會有助於我們的理解。

西晉直接繼承的是曹魏的制度。即以曹魏所實行的民屯而言，所屯之田屬官府所有，從事屯田者由區別於普通民眾的另一套系統來管轄，這就把田地和民眾劃分成了兩大部分。但從田制的角度看，自漢以來就有公田與私田之別；曹魏實施屯田時，屯田屬公田，非屯田者屬私田，既淵源有自，又在情理之中。但西晉的占田、課田之分，絕非公田與私田之別。然而，正是屯田的私有化爲我們理解這個問題提供了一個突破口。

從理論上說，屯田是最能保證耕者盡力墾種的一種方法，同時也是可以有效地限制土地兼併的一種方式。但在事實上卻並非如此。在歷史上，民屯始終不佔屯田的主導，在施行時也是時斷時續。究其原因，這種方式不利於調動耕者的積極性，影響著耕者對地力的維護與保持，進而影響到農業收成。西晉傅玄在其上疏中就提到這一點：

近魏初課田，不務多其頃畝，但務修其功力……自頃以來，日增田頃畝之課，而田兵益甚，功不能修理，至畝數斛已還，或不足以償種。非與曩時異天地，橫遇災害也，其病正在於務多頃畝而功不修耳。①

由於收穫量變得越來越少，纔強迫田兵多加耕種，企圖通過“多其頃畝”來增加收穫；頃畝的多少可以作爲量化要求的目標，而很難有一種方法能促使耕者都盡心竭力。民屯的田家，其待遇要高過屯田的田兵，但這樣的類似於消極殆工的做法恐怕是共通的。

有鑑於此，魏晉之際，北方開始廢棄民屯。咸熙元年(西元264年)、泰始二年(西元266年)先後兩次頒佈詔令，罷屯田官爲郡縣，以均政役。廢止民屯，屯田民完全變成了普通民眾，他們向國家所承擔的賦役義務便自然與普通民眾相一致了。與此相關，他們所耕種的這些原本屬於國家的土地，即使沒有作出變成私田的規定，實際上是承擔與私田同樣的租稅；如此，則官府對這些土地所擁有的“所有權”還有什麽實際意義呢?因此，民屯的廢除，從田制的角度看，實際也就意味著作爲公田的屯田的私有化。

但是，北方所明令廢止的民屯，廢止的是民屯的組織、管理，改變的是屯田民的身份、地位、待遇，而沒有涉及對所屯之田的處理。加之當時地廣人稀，需要督促民眾墾種田地；而在當時人看來，政府擁有對土地的所有權，纔能更有效地對耕種這些土地的田家進行督促，②這也使土地所有權的改變尚未提到議事日程。

西晉平吳之後，對屯田問題的處理再次凸顯，即面臨著如何處理孫吳境內的屯田。同時，北方對屯田的罷廢，雖然這部分田地呈現私有化的傾向，但畢竟不是明確的法權意義上的改變；農民對田地的明確的私有，與事實上的耕種(擁有使用權)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差異。而從上引傅玄的上疏，可知政府不僅沒有因爲擁有土地所有權而有效地督促田家耕作，相反，生產效率變得很低。於是，政府不得不採取措施，來解決這部分土地的所有權問題。平吳之後，對孫吳屯田的處理，不僅成爲解決這一問題的導火綫，而且成為解決這一問題的可資借鑑的方法。

《嘉禾吏民田家莂》所反映的孫吳的民屯中，用作屯田的田地屬官府所有，但卻被分成了兩個部分，即常限田與餘力田；而遣兩部分田地，對官府所承擔的租稅負擔也不相同，即餘力田爲官府提供的租稅、錢布負擔比常限田要輕得多。上面我們已經分析，這種差別並非地力所致，這似乎說明官府對這兩部分田地的所有權在認可程度上存在差別。換言之，餘力田雖然也屬官府，但官府一直沒有將這部分田地視作與常限田一樣的田地；從所有權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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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晉書·傅玄傅》，第5冊，第1321—1322頁。“課田”在西晉的田制中無疑是一個專稱，但有學者認爲此處提到的“近魏初課田”之“譟田”已是專稱，換言之，在曹魏時出現的“課田”即是專稱。這一看法似欠妥。參高志欣：《西晉課田考釋》(載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編《魏晉隋唐史論集》第l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鄭欣：《曹魏屯田制度研究》(載其《魏晉南北朝史探索》，山東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② 關於這一點，唐長孺先生有很好的分析，見《西晉田制試釋》第二節“占田與課田的解釋”。

上說，意味著官府在事實上放棄了或者不再追究自己對這部分土地所具有的完整的所有權，即這部分土地開始私有化。這個私有化的表現，就是租稅量的不同。

西晉平吳後，要像處理北方的屯田一樣來解決孫吳境內的屯田，而孫吳對民屯的管理方式顯然與北方的民屯不盡相同，即官府明確放棄了自己對其中一部分田的所有權。這一方式爲西晉政府處理頗爲棘手的田地所有權問題提供了借鑑。於是，它借鑑孫吳將民屯之田分成兩部分的方法，以佔田、課田的方式，既徹底解決了田地所有權的問題，又調動了民眾的積極性，有效促使其耕作力農；同時將官僚佔田蔭客合法化，並寓佔於限，完成了對三國分治狀態下的田制的改造和認定。

有意思的是，在均田制的邏輯下，也是把田地分作需要還授和不需要還授兩類。從理論上說，民戶對永業田可以永遠使用，對口分田則祇是臨時的有條件的使用，一旦丁口情況發生變化，田地即應歸還官府。實施均田制的一個理論前提，是官府對田地具有所有權；孫吳的民屯，官府對田家所屯之田，更是事實上具有所有權，而不僅是理論前提。

更有意思的是，將土地分作兩個部分的做法，都是在官府對土地擁有所有權的背景下出現的；其次，相對於份額較大的部分而言，份額較小的部分，或者其所承擔的租賦數量較小(如孫吳的餘力田)，或者耕者對它的使用更爲固定(如均田制下的不必還授的部分)；第三，從對份額較小的田地佔有情況來看，孫吳時，擁有餘力田的田家在所有田家中大約佔到一成上下；①到均田制時，所有人都應當擁有不必還授的田地。這說明對土地的二分，是對官府擁有土地所有權的一種變通；在均田制下，不必還授的土地的存在，更是直接體現爲維護原本即屬私有的土地所有權而採取的變通措施。因此，份額較小的這部分土地，具有私有化的迹象，甚至就是私有性質。

這種情況下，無論是對官府而言，還是對民戶而言，對土地的所有權都具有不完整性和不確定性，因此也使這種田制具有過渡性。過去我們更多是從井田制上去追尋田制的淵源；其實，北魏田制的“設計者”，對西晉情況的瞭解，應該要遠遠超過對井田制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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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據蔣福亞先生的統計，在嘉禾吏民田家莂中，“嘉禾四年租佃畝積及其租佃名稱較爲清楚的約614戶，其中81戶租佃餘力田。”(上引文，第246頁)有餘力田的田家佔整個田家的13％。蔣先生統計的嘉禾五年有餘力田的田家有114戶(第247頁)，除去殘簡及均爲旱田和畝收五鬥八升這一特別情況，總的戶數爲1155戶，有餘力田的田家在全部田家中佔到近9％。從田地佔有的實際情況看，嘉禾四年餘力田在全部田中佔近9％(見該文“表二”，第248頁)，嘉禾五年的比例則是2％強。

關於中國古代土地所有制的問題，過去學術界曾展開過激烈的爭論。大致而言，有兩種看法，一種認爲是土地國家制，一種認爲是私有制。

古代中國的法權觀念與西方的法權觀念有相當大的差別，逭一方面表現爲國家的強制力更大，可以用強制手段將本屬個人私有的土地予以剝奪(這類例子舉不勝舉，最著名者如八旗圈地)；這還不考慮死絕戶或無主荒地之歸國有，也不考慮所謂抄家是否合理。另一方面，又存在著將國家土地(稱作官地或公地)私有化的情況；這也不考慮個人之間存在的土地所有權的含混乃至轉移，如所謂永佃權的問題等。這就使這一問題變得異常複雜。我們祇有因時、因地、因情而進行具體的研究，纔可能對這一問題有一具體的認識和理解；對它進行泛泛的定性的論說，不僅使複雜問題簡單化，同時也對我們認識問題毫無助益。因此，我們不僅要注意公田、私田的劃分，還要注意二者之間的轉化。漢晉間屯田制的變化，正爲我們提供了私田公田化和公田私有化的例證。”當然，在田地官有的情況下，必然會出現私有化的田地和完全屬官府所有的田地的劃分，而且遣部分私有化的田地，又一定會成爲整個田地私有化的先聲或契機。可以說，雖然存在土地官有、私有的並立或轉化，但從總的趨勢上說，其主流卻是官地的私有化和田地私有的維持。這或許是農業社會中，農業耕作得以持續發展的一個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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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柳春藩：《論漢代“公田”的“假稅”》(載其《秦漢魏晉經濟制度研究》)已指出在漢代“假民公田”中，存在政府給予百姓田地的情況。高敏：《論漢代“假民公田”制的兩種類型》(載其《秦漢史探討》，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又明確將此稱爲“授田型的‘假民公田’”。漢晉間將作爲公田的屯田予以私有化，可謂淵源有自。

附記：本文提交本所學刊後，承林甘泉先生審閱。他對“二年常限田”和“餘力田”提出了自己的意見，認爲：

“二年常限田”與“餘力田”的區別是一個重要問題，作者認爲“二年常限是指以

二年爲周期，進行輪耕或休耕的田地”，休耕之說可從，但“常限”何解仍未說明。把

“常限”與“餘力”聯繫起來考慮，似可認爲，募民屯田，田家授田有固定配額，故曰

“常限”。在配額之外，如有餘力，可申請多領地種，這部分土地就是“餘力田”。“常

限田”是封建國家按勞動力平均所能負擔的耕地畝數分配的，是民屯必須保證的基本收入，所以稅(租)米畝納一斛二斗，“餘力田”是屯田民已盡了耕種配額土地之外領種的土地，所徵收租(稅)米當然不能與“常限田”一樣，而是要輕得多(畝四斗左右)，這樣對屯田民才有刺激、鼓勵的作用。文中引司馬芝奏書、曹魏諸典農各言“留者爲行者宗田計，課其力，勢不得不爾。不有所廢，則當素有餘力”，似對理解孫吳民屯“常限田”與“餘力田”之分可有所啟發。

田思嘉篇9

太湖流域呈西南高，东北低。四周略高，中间略低，貌似碟子的形状。流域西部为山区和丘陵，占流域面积的1／6；流域中东部为平原和洼地，占流域面积的5／6，太湖为洼地中心。流域内河流纵横交错，湖泊星罗棋布，是典型的河网地区。每年暴雨季节，雨水汇聚平原河网，河湖水位齐涨，加之受潮汐顶托，排泄不畅，洪水易涨难消，居高不下极易形成洪灾。

太湖流域水系能集纳上游和平原来水，太湖又是全流域调蓄水量的总枢纽。在正常年景其具有优越的自然条件，兼得蓄、--泄、排、灌之利。由此，太湖流域便成了著名的“鱼米之乡”、“财赋之区”，自古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说，是长江三角洲的一块“黄金宝地”。改革开放后，太湖流域成了我国经济发展最快、最具发展活力和潜力的地区，在全国具有举足轻重的政治经济地位。流域内特大城市和大中城市集群发达、人口、财富高度集聚，还有众多发展迅速的中小城镇。所以太湖流域一旦发生洪灾，经济损失巨大。

葛洪升同志时任中共浙江省委副书记、浙江省省长，后任国务院特区办公室主任。

一、太湖流域遭受特大水灾

1991年太湖流域人梅早于往年，梅雨期长达56天(5月19至7月13日日)，为近40余年梅雨期最长，雨量最大的年份。6月11日～7月14日，太湖流域两次暴雨如泻，暴雨总量达514毫米，浙江境内平均为350～400毫米。湖西北(江苏境内)400～790毫米，湖东区(上海市和江苏部分地区)400～600毫米，暴雨量呈北多南少的趋势。由于江苏境内雨量甚大，太湖平均水位由6月12日的3.45米涨到6月16日的4.79米，创历史记录，4.0米以上水位历时62天。7月13日小梅口最高水位4.05米，超过历史实测最高水位。强降雨导致长江大水狂泻又值大潮期，江、湖、海三水碰头，太湖水位猛涨，造成太湖周围地区严重水灾。浙江受淹面积250万亩，直接经济损失14亿元。江苏省的无锡、苏州、常州三市一些居民区、商业区进水，部分厂矿企业被淹停产。

为指导嘉兴、湖州两市救灾，6月19日下午1时半，我与嘉兴市长杜云昌、嘉善县委书记沈子松、副县长吴金林前往嘉兴灾情最重的嘉善县察看灾情。车到嘉善县西塘镇后即乘船前往俞汇、姚庄乡视察。在船上，嘉兴市水利局局长廖金宽向我汇报了这次降雨情况和面上灾情。他汇报说灾情非常严重：6月1日至19日降雨304毫米，6月5日水位2.78米，9日3.08米，13日3.32米，17日3.69米，分别超过警戒水位和危险水位0.54米和0.24米。受灾农田37万亩，其中重灾14万亩，绝收3万亩。经济作物受灾4.5万亩。房屋进水3000间，倒塌59间，不计工业损失，直接损失3900万元。早稻减产4300万斤，春粮1.2亿斤仅收购900万斤，已收割进农户家中的稻子无法晾晒变质1500万斤，合计粮食损失6000万斤左右。

白天我们在西塘、俞汇、姚压三个乡镇查看灾情，慰问灾民和救灾一线的干部群众。晚上回到嘉善县招待所，临时叫人简单做了点晚餐，饭后嘉善县沈子松书记和吴金林副县长要汇报灾情。我说情况已经基本清楚，你们提要求吧。于是吴金林提出：

一、嘉善水利设施差，上海又堵住了水道，担心水不能很快东泄。北部水位3.8米以下有37万亩，9.6万亩已搞好圩堤投入1190万元，合124万元／亩，其余的要3600万元投资才能搞好。

二、受淹严重的地方是圩堤塌损所致，均为湖水冲刷造成，这三年堤岸两侧冲掉了3米，600公里岸线损失600亩地，应增加护岸费。能否将县每年上缴内河航道养护费从7000万减少到6000万元，或者从上交的2亿斤粮食中拿一点作议价粮，增加一些水利建设资金，连续五六年完成堤岸加固工作。

三、由于动用大量机电设备排涝，电量消耗已达150万度，今年排涝用电需要300万度，排涝用电是否能按平价计算。另还需要25～30吨平价柴油。

四、全县粮食上缴任务太重，要求减少一点。

沈子松又接着补充：

一、粮食附加税去年上缴146万元，要求今年多留点或不上缴用于水利建设。

二、粮食附加税递增的比例减一些，建议由6.5％降至2％，以增加地方财力。

三、嘉善要以水利建设为重点，调动各方积极性，加快建设进度，每年集资700～800万元，经10年时间的水利建设就可以抵御较大水灾。

听完他们的诉求，我说：省水利厅陈绍沂厅长给我报了一串数字讲问题不大，今天看了电报，决定来实地察看，似乎问题比原来了解的要严重。

面对这次特大洪涝灾害，嘉善等地广大干部群众齐心协力、团结抗灾的精神非常可嘉，应当发扬光大。当前要把抗灾救灾工作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引起足够重视。农业、水利等部门要认真分析灾情，要专题研究杭嘉湖洪涝问题。对受灾的早稻要努力抢救，各项措施都要跟上，尽可能减少损失。晚稻要特别注意保护秧苗，保证晚稻足苗足插。凡是抗灾排涝所需的电力、柴油、农药等物资，有关部门都要作为特殊问题及时安排解决。特别要保证重点地区的需要。凡是与抗灾救灾有关的事情，都要实打实地做好。现在没有受灾的地区，领导同志思想上不能有丝毫麻痹，要很好分析今年不正常的天气情况，认真检查山塘、水库、堤坝等水利设施，千万不能出事故。要把困难估计得严重一些，把问题考虑得多一点，早做准备，立足于抗御大灾。

你们通过这次灾害发动广大群众，改善自然条件，应该怎么干就怎么干。你们的领导指挥很得力，广大干部的精神状态很好，工作做的不错，虽然洪灾给你们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但工作没有太大的失误，这样的洪灾受淹是不可避免的。遇到灾害首先要考虑救灾，一般的事要放放，要避免大量的倒塘，避免大的事故发生。其次是尽量减少早稻的损失，晚稻种植面积不能少，要把天气想得坏一点，以上两点是救灾的重点。你们提出的其他要求，回去再研究。

6月20日，我到嘉兴郊区查看，灾情也令人心焦。6月13日起水位全面超危险线，受灾农田34.8万亩，淹3天以上的14万亩，5天以上的4.5万亩，受灾鱼塘3397亩，冲毁塘坝7处，水闸1座，桥9座，水泵34台，电机60台。每天参加抗灾的干部群众2.5万

人，但洪灾还是未能有效遏制。他们向我提出：一、增加抗洪用电400万度，柴油100吨，平议差价款补助10万元。二、粮食附加税能否全留。三、小型农田水利包干经费在原有基础上再增加一些。

6月22日，我召集省有关部门开会。研究了支持嘉兴抗灾的问题，省政府对嘉兴市抗灾救灾要求的化肥、木材、钢材、资金、电力指标(化肥1900吨，其中有1200吨为无偿，木材200立方米，钢材300吨，救灾款190万元)都给予解决。当年在嘉兴广大干部群众的努力下，农业仍然获得好收成，完成了各项上交任务。

二、顾全大局团结协作

6月25日11时30分左右，我接到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同志从北京打来电话说：“这次太湖流域灾情很重，灾情还会继续加重，形势严峻。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国家防总研究后向总书记作了汇报，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明天开启太浦闸泄洪。希望浙江服从大局，做好工作。”我当即表示坚决服从中央的决定，认真做好杭嘉湖地区排涝救灾工作。同时向田纪云副总理提出，太浦闸泄洪要考虑嘉兴、湖州灾情和承受能力，适当控制下泄流量。中央是否考虑让上海炸掉红旗塘上的拦水坝引太湖水经黄浦江入海，以减轻浙江的压力。并建议中央能不能让江苏加大向长江排水的流量。纪云副总理说：“是的，要团结一致共渡难关。”放下电话后，我立即与李泽民书记商量，通知许行贯副省长、水利厅和嘉兴市相关部门领导到嘉兴市政府招待所召开会议，贯彻落实田纪云副总理的指示。

会议从下午两点半开始。我首先传达了田纪云副总理的电话指示精神，然后听取与会人员的意见建议。省水利厅陈绍沂厅长首先发言，他认为开太浦闸会大大加重嘉兴的灾情，嘉兴现在已经无法承受下泄洪水的沉重负担，坚决反对开启太浦闸。他还说，过去几十年，每次水灾，浙江都坚决不同意开太浦闸，上海市则派一位领导坐镇红旗塘渠，怕浙江人打开拦水坝加重上海灾害。因浙江不同意，太浦闸建成后从没有开闸泄洪。如果这次破了例，以后再遇水灾也必然开闸向浙江放水，后患无穷。省水利部门历来反对开太浦闸和上海历来坚决防太湖水流入上海市区的情况，此前我已有所了解。但那都是国家防总与省防总之间协商，协商不通就算了。作为省里领导也理解水利部门的难处。但这次是中央的决定，对中央的决定水利部门的同志有想法，这一点我也是有思想准备的，但反应如此强烈，措词如此尖锐却大大出乎我的预料。他发言后，其他同志陷入沉默之中，会议气氛沉闷难耐，看得出大家都忧心忡忡。在这种情况下，我郑重地说：“中央已做出决定，反对、拒不执行是不行的。我们只能在执行中认真做好工作，尽量减少损失。”这时，许行贯副省长说：“考虑到太浦河浙江段、上海段并未开通的实际情况，开闸放水先控制在每秒50立方米以下，视情况逐步增加。”我立即表示同意，并请许行贯副省长向田纪云副总理报告会议结果。时间紧迫，我提议会议到此结束，请市里的同志马上传达中央的决定，部署抗险救灾工作，省里的同志也立即到重点地区帮助贯彻落实相关措施。李泽民书记表示同意。

散会后，我去察看海盐县长山大闸，李泽民和许行贯同志去嘉善县，发动当地干部群众做好开启太浦闸放水后的救灾工作。刚到大闸，管理处的同志就跑过来，说水利厅老厅长徐洽时同志给我打来了电话。显然，徐老已经获悉刚才会议的情况，他还想再次陈述不能同意开太浦闸泄洪的意见。我对他说，请你转告徐老，水利厅的意见我清楚了，现在时间紧迫电话我就不接了。我同嘉兴市和海盐县的领导一起查看了长山闸泄洪情况，与他们共同研究了应对太浦闸放水的措施。长山闸是当时已建成的放水人海的主要设施，当时闸门已全部打开，这意味着太浦闸放水新增的流量必然漫过内河河堤进入农田加重嘉兴的灾情，这使我心情焦虑沉重。

6月26日中午12时，太浦闸开启10孔泄洪，开启高度为1米，约100立方米／妙略多一些。从太湖泄入的洪水奔向嘉善，南排流量骤增，嘉善水位再次升至3.69米，33万亩农田再次受淹。

7月5日，上海市和浙江省一起执行田纪云副总理签发的《关于太湖流域汛情及防汛部署意见》，炸开了嘉善县境内的红旗塘渠拦水坝，向黄浦江泄洪。

三、“杭嘉湖”风格永载史册

7月6日，我接到省委办公厅的通知，等中央领导7月8日要到嘉兴视察灾情。当天下午，我参加了温州市委召开的干部大会，宣读省委关于温州市委主要领导变动的决定，代表省委讲话后，没等会议结束就直接赶到温州机场乘机回到杭州。当天晚上，我与许行贯副省长召集省级部门领导干部开会，贯彻落实国务院7月6日在江苏吴江县召开的两省一市治水现场协调会精神，强调要进一步动员群众，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政治优势，自觉服从大局，振奋精神，发扬风格，团结治水，团结抗灾；强调省级机关要主动关心灾区，帮助灾区，支持灾区抗灾。

7月7日清晨，我赶赴湖州市区察看洪涝情况。湖州城区环城西河水与岸相齐，航运码头已经淹没，有些地段河水淹至护城围墙，临河不少工厂和民房已经进水。见灾情严重，我对陪同的湖州市委、市政府领导袁世鸣、姚关仁说：“城市防洪，企业要落实责任制，要分段负责，各结合部要分工明确，确保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察看完湖州城区后，我们乘汽艇沿市区白雀乡小梅港驶往太湖入口处。此时，太湖水位已达4.65米，大大超过警戒线，湖水依然漫过了圩堤垒起的三层草包，已比堤内农田高出近2米，临湖圩堤险象环生。站在圩堤举目环顾，堤内稻田一片，正灌浆抽穗的早稻浸泡在洪水之中。白雀乡连日每天出动3000余人在堤上抗洪抢险，我对在场的干部群众说：“我们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继续加固加高圩堤，艰苦奋斗，迎难而上，战胜洪水。”

下午，我们赶赴受灾严重的长兴县横山乡。乘挂浆机船到邱家荡村，看到村党支部书记正带领着群众运泥搬石，筑坝护堤。便和随行的省、市、县同志加入到这支队伍参加抢险救灾工作。长兴县的同志汇报了他们落实县、区、乡、村四级抗洪责任制，我称赞他们：“这个办法好，要坚持下去。”

在湖州的察看有两点印象特别深刻：一是湖州城区处于低洼地区的厂房、仓库、民宅进水，影响生产生活，损失也比较严重。加快城市防洪设施建设刻不容缓；二是湖州沿太湖大堤太低了，大段湖堤完全被水淹没，大片农田、村镇一片。

7月8日上午，我从湖州赶到嘉兴市的嘉善县，同嘉兴市、嘉善县的领导先去查看了中央领导视察点和行走路线。一些农民看到我们就自发地从田头和家里围拢过来，充满焦虑地询问灾

情是否还会加重，太湖放水量是否还要增加等。我耐心作了解释，村民们都很理解，对村民们这种顾大局、识大体的表现，我深为感动。

下午4时左右，总书记、田纪云副总理，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民政部部长崔乃夫，水利部部长杨振环，总政治部主任于永波，国家计委副主任刘江，司令员固辉一行一下飞机就直奔嘉善县西塘镇视察灾情。我们陪江总书记一行来到6号桥头视察灾情后，又乘船到沈道村实地视察，慰问灾民。这个村坐落于洼地，进村的路全部被淹，我们到达时水已基本退去，但路很滑，村民用盖房子的木头、水泥板临时搭了个木头通道。我们先看了受灾农田，再通过这个通道到村民丁志林家。丁志林的家人、村干部和总书记一行都围坐在一起，总书记与村民亲切交谈，当总书记询问受灾情况，有什么困难时，丁志林说他家进了水，不深，他指了指被水淹的痕迹，家里进水损失不是很大，农田被淹要减产，这些困难我们自己能克服。

在嘉善视察后，我们陪江总书记一行到嘉兴市招待所休息，晚上7时半开汇报会。我向中央领导汇报了嘉兴、湖州灾情和救灾情况，近期工作部署和对太湖治理的意见。我提出的治理太湖水害主要有四点：(一)要加高加宽太湖环湖大堤；(二)扩大太湖水出海通道，重点是太浦河通过浙江嘉兴人海，上虞河通过江苏入长江的能力；(三)提高内河排涝防洪标准，全面修缮、加高、加固内河堤坝，增加排涝设施；(四)太湖流域治理要统一规划。

听完汇报后，田纪云副总理说：“浙江不错，讲风格，为解苏、锡、常的围付出了牺牲；根据气象预报，近期太湖流域还有强降雨，所以，太浦闸南排还要加大流量。同意扩大两条河(上虞河与太浦河)过水能力。南排工程一定要搞。很赞成你们建设高标准围堤的意见。”

总书记说：“灾情你们比安徽轻，但与历史比较，也是重大灾害。这次抗灾体现了局部服从整体，整体照顾局部的精神。灾区人民顾全大局，为太湖分流做出了牺牲。党员干部战斗在抗灾一线，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这次灾害的启示就是要未雨绸缪，要有点远见。治水、救灾都要依靠群众。太湖治理，今冬必须大干，要把人力、财力集中起来解决这个问题。一定要下决心解决好这个事，否则别的事也很难办。这次救灾，总的要求是：生产自救、自力更生、协作配合，然后国家支援。”

散会后，总书记说想看《嘉兴志》，我马上要嘉兴的同志送去。次日早餐时我问总书记休息得怎样，总书记说：“还好，躺在床上看《嘉兴志》，什么时候睡着了也不知道。”看起来总书记情绪很好，吃了稀饭，还吃了肉粽子。针对昨晚汇报会上，田副总理讲还要加大南排流量的问题，乘吃饭之时，我对田副总理说：“太浦闸南排流量我的意见维持现在的水平，不要再加大了。”江、田听后都没有表态，但这之后也并未加大放水流量。

7月8日早饭后，我陪总书记一行到嘉兴南湖参观了红船和革命纪念馆。据嘉兴的领导讲，红旗塘拦水坝虽炸开了，但嘉兴水位下降仍然比较慢。为搞清情况，7月9日上午送走总书记后，我和许行贯副省长立即再次到嘉善县了解太浦开闸后的灾情并在市县领导陪同下，乘船到红旗塘，实地查看了红旗塘拦水坝炸开后的洪水下泻情况。沿途我们亲眼目睹河水几乎与堤岸齐平，船行进时掀起的浪有时会高过堤岸，一些没用石头砌过的岸坡不时有大块土方塌溢到河中。看来县里要求整治内河堤岸的意见是对的，必须下决心解决。到现场后，我们看到红旗塘水面之上的坝已完全炸掉了，但水下坝基仍然还在。所以水流慢，为清除水下坝基，上海派来了挖泥船。我们登上正在作业的大型机械挖泥船，慰问了作业工人，希望他们加快工作以减轻嘉兴水灾。我还提出是否由浙江增派挖泥船的建议，上海的同志表示他们一定抓紧工作，不需要浙江增援了。

在此前后，7月初起的一个月内我多次到湖州，发现湖州市的灾情，既比嘉兴严重，也超过了省里预测的情况。对此，开始我也认识不足。湖州上遭东西苕溪暴雨洪水侵袭下受太湖特大洪水倒灌。6月25日，中央决定开太浦闸放水后，为减轻嘉兴的压力，湖州市委市政府坚决执行省防汛指挥部的命令，关闭导流东岸的九座大闸，使得水上交通全线断航，3000多条运输船停航，不仅加重了湖州水灾，对湖州的工业生产也影响很大。7月3日6时，我打电话给湖州市委书记葛圣平同志，询问了湖州的抗灾情况，赞扬湖州顾大局，团结治水，共渡艰险的精神，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奋战在第一线的干部群众表示慰问。

7月9日，我与省军区司令员杨士杰、许行贯副省长及湖州市的领导，实地查看了关系整个杭嘉湖平原安危东苕溪的东大堤，慰问了正在抢修加固加高大堤的下昂乡、和孚镇的干部群众和指战员。我要求省防总和湖州市一定要加强防守，保证不出大事。

7月21日下午，总理一行到嘉兴，他们是视察了安徽、江苏后乘直升机到浙江的。我们陪总理到嘉兴郊区虹阳村视察灾情，走访了村民杨连荣家。在这家农民院内，总理与他们家的人亲切交谈，总理听他家有纺织机后，我们一同到他家室内观看了织绢情况。下午5时半，我们与总理一行到达嘉兴军用机场，总理要我一同乘机到上海，参加国务院太湖治理和救灾会议，我说我坐自己的车去以便会后及时回浙江。总理的飞机起飞后，我和许行贯同志乘车到上海西郊宾馆。

7月22日中央太湖治理会议在上海举行。参加会议的有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省长、上海市市长、国务院有关部委领导。总理主持会议。总理说：“灾情我们已看过，会上就不汇报了，会议主要研究太湖治理和救灾问题，救灾重点是安徽几十万灾民安置、安全过冬问题。”国家为这次救灾专拨了一些资金物资，上海黄菊同志表示上海一点也不要，我也表示分给浙江用于搭建临时住所的材料全部支援安徽。22日白天研究太湖治理问题，晚上8时研究救灾问题。

在此次会上对太湖治理问题，我讲了三点意见：_、由国家统一规划，各省市分别实施；二、今冬开始大干，连续几年争取早建成，早见效；三、浙江财政困难而治理任务重，希望国家在资金上给予照顾。为筹集资金加快治理工程进度，我建议在嘉兴、湖州及杭州部分地区向受益企业，包括向中央和省属企业征收水利附加税，请国务院支持。总理表态说，这个建议可以考虑，你们搞个方案报国务院。

会议结束后，我们立即返回杭州，省政府办公厅告诉我，湖州要求第二天来杭州汇报灾情。我与许行贯副省长商定，明天我们即赴湖州。23日一早，我们赶到湖州，我先去看灾情，请许行贯副省长找一些同志研究尽快

恢复航运和企业开工生产，并就贯彻上海会议精神大搞太湖治理问题听听市里意见，晚上我们再一起听市里汇报。

我直接到重灾区长兴县。与湖州市、长兴县的领导乘船到了蒋家墩村，这里的水与太湖完全连成一片，只有露出水面的大树和房顶，才能分辨出太湖和村庄。我问：“船下面是河吗?”村支部书记说：“不是，下面是300亩稻田，这里水深2米。”我们淌水到农民蒋培方家，当我得知他家5口人只剩20斤米，一天只吃两餐稀饭时，感到很疑惑很震惊!因不久前，省里分给湖州外省支援浙江的救灾大米，湖州不要，省政府下拨的救灾款也早已下发了，怎么还会有村民吃不饱饭呢?我问村干部：“村里还有多少农户是这样情况?”村干部答：“大约占农户的20％。”我要村干部立即通知大家，全部改吃三餐，粮食我们帮助解决。看完这个村子，我当即让省政府办公厅通知省财政厅、省民政厅等部门领导赶到湖州，晚上在湖州市招待所开现场办公会。会议除听取湖州汇报、研究湖州救灾外，还简要传达了7月22日国务院在上海召开的三省一市抗洪救灾会议精神，决定由省财政厅牵头搞征收水利附加税方案，省水利厅牵头搞太湖流域浙江段治理方案。

这次太湖流域特大水灾牵动全国人民的心，中央一些部门的机关干部、全国一些省、市、区纷纷向灾区捐献资金物资。省内各地也向嘉兴、湖州提供支援。特别是香港、澳门同胞掀起了募捐热潮，参加捐献的人数之多，资金数目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世界船王包玉刚先生，在太湖水灾发生后就率先向国家民政部门捐款，7月下旬，又让他的私人助理给我打电话说，为支持湖州、嘉兴救灾，包玉刚先生决定再向浙江捐人民币500万元。我表示欢迎并代表中共浙江省委、省人民政府和灾区人民对包玉刚先生表示感谢。几个月后包先生病逝，这是他为国家做的最后一件善事。

四、防灾减灾并重，治标治本兼顾

太湖发生特大洪灾后，党中央、国务院决定高标准治理太湖，以杜绝类似灾害的发生。为此，从1991年7月起省和湖州、嘉兴两市水利部门配合国家水利部研究治理方案，财政、计划等部门积极筹措资金物资。

10月11日，省政府召开太湖流域和杭嘉湖地区水利建设会议。会议提出力争“八五”期间治理好太湖流域和杭嘉湖地区洪涝。

11月起，湖州市太湖大堤加高加固工程，东西苕溪治理工程，杭嘉湖南排、太浦河浙江段、红旗塘浙江段，北排通道浙江工程先后开工。这次治理太湖工程规模之大，参加人员之多，前所未有。仅湖州市旄儿港一个工程，就有5万民工奋战在工地上。12月3日，我和李泽民同志及省委、省政府、省顾委、省人大、省政协领导及200余名省级机关干部，到旄儿港工地，与民工一道挖泥、抬土，中午与民工一起吃饭，工地上红旗招展，参战的农民、机关干部都是干劲十足，情绪高昂，我深受鼓舞和教育。

1992年初，我又去长兴查看了治理太湖大堤的情况。县领导说，这里每天参加筑堤民工也有上万人，都有乡镇干部带队。我又到嘉兴，看了正在施工的南排工程。无论是湖州还是嘉兴，所有参加太湖治理的农民、市县乡镇的干部都欢声笑语，真心拥护根治太湖的决策。太湖治理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治理太湖的10项骨干水利工程太浦河工程、望虞河工程、杭嘉湖南排工程、环湖大堤工程、湖西引排工程、红旗塘工程、东西苕溪防洪工程、武澄锡引排工程、扩大拦路港、泖河及斜塘工程、杭嘉湖北排通道工程等，在兄弟省市的支持下已经完成，把太湖建成了能排、能引、能灌、能供水和通航的宝湖。大灾之后搞大治是顺民心得民意之举。

五、太湖从大灾到大治的反思

一、对流域性水灾，必须坚持局部服从全局，全局照顾局部，团结一致相互支持，共渡艰难的原则，决不能只顾局部，各自为战。过去几十年对付太湖水灾，江苏、浙江、上海认识不统一，形成各自为战的格局，实质是一损俱损。上海在与浙江交界的嘉善县红旗塘修建拦水坝，不让洪水进入上海，这样自然对上海有利，但堵死了太湖洪水经黄浦江出海通道，必然加重浙江的灾害。浙江为减轻嘉兴的水灾，水利部门不同意在江苏境内太浦闸开闸南排。1991年的抗洪中，浙江率先同意开太湖大闸，上海按中央的部署炸开并最终全部挖掉了红旗塘水坝，浙江、上海都做出了牺牲，对整个太湖抗洪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这次抗洪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在这次抗洪斗争形成的杭嘉湖风格，更是应当继承发扬的宝贵精神财富。

二、重要的水利工程及城市防洪工程，必须坚持高标准。历史上，杭嘉湖地区就兴建了一些水利工程，解放之后又不断地修建水利设施，特别是兴建了规模宏大的杭嘉湖向钱塘江、杭州湾的南排工程，有效减轻了灾害。但由于资金困难等原因，修建的标准不够高。1991年太湖水灾期间，我乘船沿太湖察看了湖州与江苏的太湖大堤，明显地看到江苏段的大堤比湖州建的标准高，江苏段的大堤能跑汽车，湖州沿湖有些地方有岸无堤，有的地方的大堤标准较低被水淹没。所以、等中央领导同志来视察灾情时，我都提出灾后太湖治理应提高建设标准，并由水利部统一规划。1991年冬天开始建设的包括江苏、浙江在内的太湖治理骨干工程都是由水利部会同两省统一规划建设，标准也比过去历次建设的水利设施都高。2005年，我到湖州时，特意乘汽车从湖州市区沿太湖大堤到长兴，感到格外高兴。

三、必须调动各方积极性，多渠道筹措水利建设资金，加快根治太湖的步伐。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办水利，是我们办水利的传统，这次太湖治理的成功，动员发动广大农民参加是重要原因。过去兴修水利，除政府资金外，一般是采用农民出义务工的方式，这次用开征水利工程附加税方式向城乡工商企业和个体工商业者筹措水利建设资金则是新的尝试。根据水利厅上报的方案，6项骨干工程总投资12.62亿元，按中央与地方分担的投资比例测算，浙江需投资6.32亿元，除地方财政5年累计安排1.52亿元，农民工折资0.96亿元，其余向社会集资，总额约4亿元。集资范围是湖州、嘉兴全部地区，杭州部分地区。集资资金分别按企业销售额或营业额、银行利息收入的0.1―0.3％收取(包括个体工商户)，允许摊入成本。生产、经营困难的企业区别情况予以减免照顾。

1991年12月7日，我签发了《关于太湖流域杭嘉湖骨干工程集资意见》，上报国务院，抄报财政部、国家计委、水利部。由于当时各项治理工程已全面开工，我决定这个方案上报的同时，下达执行。如果国务院追究，由我向国务院说明。但方案报出后，国务院办公厅有关同志向我们转达，在中央召开的太湖治理会议上，同志已经原则同意，并告诉财政部办理。

1992年7月6日，龙游江、兰江突发水灾，龙游有6位武警战士在救灾中牺牲。那时李泽民、许行贯在广东考察，我在宁波陪亚美尼亚总理。送走外宾后，7月7日我赶到龙游查看了进水的粮库，慰问了抢险的武警部队和牺牲的武警战士家属，在龙游和兰溪，我又和金华、衢州两市及两县的领导察看了被洪水淹没的农田和被冲毁的县城防洪堤。我们一致认为，沿江防洪堤、城市的防洪堤必须提高建设标准。我同意龙游江、兰溪江防洪堤和城市防洪堤按50年一遇标准修建，参照杭嘉湖的办法，征收水利附加税。

2007年我到上虞市，参观了市里新建的沿江公园，这个公园与沿江防洪堤连为一体，既可供市民游玩，又可防洪水，大堤与公园建的都很漂亮。市里的同志说，这些设施建设资金也是参照杭嘉湖征收水利附加税的办法解决的。由此可见，征收水利附加税等措施不仅在治理太湖的水利建设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也被全省不少地方所采用。从1992年到2009年，全省共征收342.30亿元水利附加税，成为浙江水利建设资金的主要来源。当然，1991年时，地方财政收入少，一些必须建的水利设施又非建不可，所以在报请中央认可后，征收水利附加税是必要的、可行的。

田思嘉篇10

    〔论文摘要〕 从明初一直到1950年代,桑地耕牛的少见,以及水田水牛的较广使用,构成嘉湖地区耕牛分布景观。这种地理分布的形成,受制于各地区不同的水系情况、土壤条件、作物种类及耕作技术。太平天国战后移民带来的牛耕,虽然对这一地区的影响是存在的,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地区的耕作传统,江南的发展依然按照战前的道路进行着。

    在明清时期的江南地区,铁搭替代耕牛是农业史上一个惹人注目的现象。陈恒力和王达等学者认为,铁搭的普及是由于耕作技术、小农经济和赋役条件造成的;还有一些学者则将原因归结为人口压力。但明清以来江南牛耕逐渐减少的历史并不是直线发展的,陈恒力与王达还首先注意到太平天国战争对于江南犁耕再次普及所起的作用。(1)

    明清以来江南的牛耕历史,有两个问题需要重新讨论。其一,从时间上看,研究者都注意到了太平天国战后耕牛数量的变化,他们根据《乌青镇志》的记载,认为战后牛耕得到普及。实际上,在江南绝大部分地方,以民国和土改时的材料看,太平天国战前和战后耕牛情况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其二,从地区差别上看,江南各地区由于在地貌和种植结构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无论是太平天国战前还是战后,耕牛数量分布在各府(州)县差异甚大;就是一县之内,也有差异。既然存在这种差异,就不能笼统地说江南牛耕的变化。最好的处理方法就是在分析每一个县的情况的基础上,重新厘清耕牛数量的区域分布,这样就可以找到各区域耕牛数量差别的真正原因。限于篇幅,本文仅对湖州府和嘉兴府进行讨论。湖州府和嘉兴西部地区是明清以来传统植桑区,嘉兴中东部则以水稻种植为主。不同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不同的作物种植结构,也决定了耕牛数量的多少,最终影响了包括血吸虫病在内的一系列问题。

    一、湖州:垦而不耕

    《永乐大典·湖州府》记载:“旧编云农家畜水牛……今乡土水牛有乌、白二种,止用耕稼,牸者或取乳。……黄牛角屈向前者呼沙牛,少畜,水乡不用负挽,又不能取酥也。”(2)明代永乐年间,湖州府牛以水牛为主,用于农耕;而黄牛数量很少,并不用于耕地。明末清初,在《沈氏农书》的记载中,描写归安、桐乡之交地区农民翻土的词皆用“垦”,按“牛拉犁翻土叫‘耕’,用人力使铁扒翻土叫‘垦’”(3),故耕地以人力为主,而非畜力。又沈氏详细记载了猪、羊的情况,并对农家饲养猪、羊极为肯定,却未提养牛之事,可见牛在明末清初湖州地区农业上的地位并不重要。清代中叶,耕牛数量也很少。道光《武康县志》卷5《地域志·物产》毛之属下各种家畜的排列顺序依次是“猪、羊、牛、犬”,当地家畜以猪、羊为大宗。该志在“牛”下又注称:“山乡畜以耕田”,言外之意,平原地区用于耕田并不普遍。

    农家饲养水牛的主要功用并不是用于耕地,而是作为作坊的动力。同治《湖州府志》卷33《舆地图·物产下》引《南浔志》记载:“浔地用以转磨,油车用水牛,面坊或用黄牛,私宰鬻食者假名鹿肉,虽屡禁不能止也。”耕牛也不是戽水的主要动力,民国《南浔志》卷30《农桑》引《农事幼闻》记载当地的“水车之制”,内云:“绝大者用牛牵盘以运轴,或三、四人立而踏转之,更用风帆以转轴者。其小者则一人坐而手摇之,吾乡并不经见。吾乡之车辆,人坐而踏之最为适中。”《农事幼闻》成书于道光末年。从中可见,在太平天国战前,畜力、人力和风力是南浔水车动力的三个来源,但以人力为主,牛只用于非常大的水车。

    太平天国战争造成湖州府大量人口死亡。1858年,湖州府人口约298.9万,战后仅存63.2万,损失率高达78.9%。(4)如此大量的人口死亡导致了外来移民的迁入,也引起了农业耕作方式的变化,民国《乌青镇志》卷7《农桑》记载:(注:清咸丰庚申、同治甲子吾乡两次兵燹以后,村落为墟,田地荒芜,豫、楚、皖及本省宁、绍、台之客民咸来垦荒,其耕耘多用牛功(张氏《补农书》云吾乡田不宜牛耕,盖其时用牛耕者甚少),其耕者具有锄、犁,有水盘。其用锄、犁,以绳系之牛肩,牛负以行,且行且耕,垦土治草并属便利;其用水盘,以水车衔接于盘,而使牛负之旋转以行,蓄水泄水皆极适用,既省费亦省功。乡民近年亦有用牛力耕田者。惟劳力置牛,恒以资租赁。)

    外来移民带来了耕牛,用于犁地和抗旱排涝。由于耕牛省费省功,故“乡民”也逐渐使用。志书编者并推测明末清初牛耕者甚少,这种推测是正确的。虽然太平天国战争导致当地耕牛较前普及,但其数量不容乐观,从“惟劳力置牛,恒以资租赁”可以看出,由于饲养牛成本高,许多普通农民并没有置牛,而是以租赁为主。

    乌、青两镇的情况并非是特例,南浔也是这种情况,民国《南浔志》卷30《农桑》引《温鼎见闻偶录》记载:(注:粤逆平后,户口凋残,镇之四乡荒田,计十之三乏人开垦,污莱满目。郡西山田荒旷尤多,温、台人及湖北人咸来占耕。自同治至光绪初年,湖北人蔓延郡东,凡一圩中,无主荒田无不占踞耕种,搭盖草棚,每圩被占者不下数十百亩。)

    南浔镇约有30%的土地乏人开垦,西山地方荒田尤多,这就给外来移民垦荒提供了条件。只是外来人口补偿并不多,据葛庆华的研究,宣统三年(1911年),移民及其后裔占湖州府全部人口的41.1%。(5)一般说来,移民人口增长速度要高于土着,故太平天国战后移民人口在全部人口中的比例比这一数字还要低。由于移民的数量以及所占的土地在当地并不占优势,因此牛耕的普及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鸦片战争之后,国内外市场对于生丝和丝绸的需求量依然很大,由于植桑获利更多,同时由于土壤条件宜于植桑,湖州的蚕桑业并未因太平天国战争而衰落。民国《德清县志》卷4《食货志·农桑》记载了该县田地土壤和耕作技术,内云:(注:清邑西北多山,东南多水,山多砂石,故近山田地皆硗确;水势流滥少停蓄,故近水田地皆粘埴。地必岁罱泥以培之,田必屑豆饼以粪之,否则不能望地。德之滋生也,以硗确粘埴之故,牛鲜能犁,必人之强有力者尽力耕治。又无水泉灌注之滋,故经旬不雨,必戽车引水而入;无高原放水之便,故数日积霖,必踏车引水而出。)志书指出该地田地,或因贫瘠,或因黏性过大,造成“牛鲜能犁”的现象,而铁搭正可解决这一问题。水稻和桑树对于土壤和耕作技术的要求迥然不同。稻田耕作层下的犁耕层,可以起到保水保肥的作用,而这对于植桑来说却是不利的。湖州桑蚕独甲天下,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土壤条件和深耕技术。民国《德清县志》引《西吴蚕略》云:“蚕桑随地可兴,而湖属独甲全国(德清次于长兴与吴兴),不独尽艺养之宜,亦治地得其道焉。厥土涂泥,陂塘四达,水潦易消……地利既擅,人功尤备,以桑之喜疏也,垦必数四,深必尺余,以桑之宜培也。”(6)用牛犁地的一个坏处是犁地浅,一般三寸,不超过四寸;而铁搭可以深耕,可达六、七寸,甚至尺余。(7)植桑也不需要戽水,因此对于耕牛的需求也不迫切。从耕作技术来看,桑地耕牛少是自然的事。

    湖州民国年间和1950年代初的家畜饲养情况可以证明此点。在德清县,家畜以猪、羊为主,耕牛次之;牛之中,以水牛为主。据1948年统计,武康、德清两县有牛1561头,1949年之后,由于发展生产,耕牛添置渐多,1956年为3846头。(8)土改没收地主财产进行分配时,洛舍、城关、下舍和新市四区共没收地主耕牛40头,地主耕牛尚且如此之少,更不必说一般农民了。在耕牛稀少的情况下,水田引水和排涝所用的水车,必然以人力为主。在没收地主财产统计中,牛车仅1部。(9)南浔情况类似,“农村家禽(畜)以猪、羊为主,兔次之,耕牛不多。”(10)在当地自然条件的制约和国际市场的影响下,外来移民中的一部分也会如土着一样,植桑养蚕,回归到太平天国战争以前的生产方式上。 二、嘉兴:东西部不同

    嘉兴府桐乡、石门两县与湖州府吴兴县一样,也是耕牛稀少的地方。陈恒力和王达认为:“直到清末,桐乡牛耕才渐多。明末清初是多用人力垦翻。”(11)光绪《桐乡县志》从地形条件解释了耕牛少见的原因。该志卷7《食货志下·农桑》指出:“吾地无山,不能畜牛,亦不能多畜羊,又无大水泽,不能多畜鸭,少养亦须人看管”,于是出现“吾地以人耕”的现象。明代后期桐乡人张履祥则认为,出于经济考虑,农民种植不同的作物,由此导致对牛需求的不一样。他说:(注:盖吾乡田不宜牛耕,用人力最难。又田壅多,工亦多,地工省,壅亦省;田工俱忙,地工俱闲;田赴时急,地赴时缓;田忧水旱,地不忧水旱。)(12)和稻田相比,桑地不需要更多排水、灌溉、劳力和肥料等条件,且获利多,故桑地得到普及。在桑树广泛种植的条件下,稻田经济地位下降,全县所需耕牛的数量自然就少了。张履祥接着比较了桐乡和湖州、嘉兴两府其他一些县在桑地种植面积上的差异。他说:“桐乡田地相匹,蚕桑利厚。东而嘉善、平湖、海盐,西而归安、乌程,俱田多地少。农事随乡地之利为博,多种田不如多治地。”明末清初江南各县中,桐乡桑地在全部田地中所占比重最大。由于桑树广泛种植,其耕牛数量在江南各县中是最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