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莱的诗歌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雪莱的诗歌，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 键 词】科学史 主体 史学理论

历史理论或史学理论的发展从来不只是在其思想系统内的自我因承和变革。从更广泛的范围来看，包括哲学思想、文学理论、政治伦理在内的诸种理论思潮作为更大的思想背景皆对其产生影响。而本文旨在从科学史的视角考察有关人类对自己生活环境与主体存在的认识与理解。就人类对生活环境的认识而言，大到宇宙天体以及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小到人类自身生活周边的自然生态环境不一而足。至于后者而言，主要在各社会科学领域内已经可见的研究有孟德斯鸠开启的自然环境决定论[1]，汤因比的挑战—应战理论乃至戴维·哈维（David Harvey）的时空压缩理论[2]等，皆是着眼于人类与其生活环境的相互关系。在本文中笔者拟以前者为主要研究对象，力图探讨在近代随着天文学的发展与人类对宇宙认识的深入，地球和人类做为认识论视野中的本体性存在在宇宙中逐渐的缩小，伴随着这种缩小而来的是人类意识中主体的缩小乃至瓦解，直到进入后现代时期的无主体。当然，这种缩小并非物理性缩小，而是指随着宇宙科学认识的外延不断扩大，其在人的精神世界和思想意识中的逐渐缩小。而哲学思想的发展，基本也是“人”这一主体性存在物从中世纪的上帝为宇宙万物之中心到尼采的“上帝之死”、罗兰·巴特的“作者之死”再到福柯“人类之死”的发展流变历程，在这个发展历程中，伴随的是主体的不断缩小与消解。我们可能对后现代主义的褒贬不一，但无可否认，后现代主义的出现使得作为大写的“人”的主体已经隐没。从史学发展角度来看的话，这个过程则表现为史学学科化的形成、社会科学化取向的史学以及大叙事崩塌后后现代史学的出现。在此过程中曾作为史学撰述的主体的民族国家等宏大叙事逐渐坍塌，出现了无主体之后的“多维主体”与“多种主体”，呈现出一种“开放着的将来”[3]与“反传统历史主义的人文主义”[4]。因而笔者认为近代科学特别是天文学与天体物理学的发展与近代的哲学思想发展、史学理论范式的变革具有紧密关系—科学发现的外延大小和研究模式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文学术的外延所至、思维模式及其趋向性，呈现出一种“趋同模式”（但这种“趋同模式”并非涵盖律）。本文以霍金的量子力学研究为例，对哲学主体与史学理论的发展进行科学史视角的考察。从这个更宏阔的视角来看史学理论的演变和未来走向，这也是思想理论范畴内“大历史”[5]的一种学术尝试。

一

随着经典物理学时代的结束，理论物理学进入由霍金开启的量子力学的时代。这位被誉为自爱因斯坦以后最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不仅以个人的人生书写着生命的传奇，更是以其理论建树、丰富想象和科学的思想实验带领人类进入一个“没有王”[6]的时代。

现代宇宙学证明在黑洞和宇宙大爆炸处一定存在奇点，奇点可以被看做时空或宇宙的边缘或边界，而边界条件只能由宇宙外的造物主所给定，所以宇宙的命运就操纵于造物主的手里，这成为自牛顿以来困扰人类智慧的第一推动问题。[7]霍金把广义相对论与量子理论富有创见地结合，并运用“虚时间”概念，彻底解决了在宇宙大爆炸和黑洞的奇点处所有物理定律和可预见性都失效的难题。霍金创造的有限无界的宇宙模型理论是一个自足的理论模型，完全可以解决第一推动的问题——“只要宇宙有一个开端，我们就可以设想存在一个造物主，但是，如果宇宙确实是完全自足的、没有边界或边缘，他就既没有开端也没有终结——他就是存在。那么，还会有造物主的存身之处吗？”。

霍金更是通过“金鱼缸物理学”提出了有关人类存在和时间的更深层次的思考。几年前，意大利蒙扎市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禁止市民将金鱼养在圆形鱼缸里观赏，提案者解释说因为在圆形鱼缸中金鱼眼中的“现实”世界是扭曲的。而霍金则认为金鱼眼中所看到的世界与我们看到的不同，那么我们怎么能肯定我们看到的世界就是真实的？人类说不定终其一生也在通过一片扭曲的镜片打量世界。因而他认为不必去评判现实，因为“哥白尼和托勒密就好比我们和金鱼，选择任何一种描述作为宇宙模型都可以，因为无论是假设是地球不动还是太阳不动，我们都能很好地解释我们所观察到的天象变化”；并且在时间观念上“量子物理还极大地挑战了我们对‘过去’的认识。在经典物理中，所谓的‘过去’就是一系列成为历史的明确事件，而在量子物理中，‘过去’是不确定的，仅仅是一系列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跟‘未来’没什么两样。甚至作为一个整体的宇宙，都没有一个明确的过去，或者说历史。”

可以看出，霍金的有限无界的宇宙模型和以量子态进行的宇宙物理研究彻底颠覆了我们在经典物理学体系下形成的关于世界的认识，以及关于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三维判断。霍金的研究告诉我们自己看到感受到的周遭世界未必是真实的；过去、现在、未来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可以在理论上进行时光旅行穿越虫洞回到过去或者未来；现实真实性的表述不是唯一的，所有的真实只是相对于不同视角的观测者而言的，所有的表述都有其存在的理由；没有统一的容纳一切的科学理论体系，我们无法跳出“鱼缸”从外面观测我们的世界，就像没有人能跳出自己的皮肤。霍金的研究成果使人类的生存具有了一种幻灭感，而这种幻灭感和社会科学领域福柯对人的主体性的否定所导致的“人之死”以及历史研究在后现代时期的宏大叙事的瓦解、形而上意义的丧失、真实性与客观性的质疑、真实与虚构的相对化、历史与文学的逻辑等同、历史诗学的出现是紧密相连的、合一的历史过程。

福柯在其代表作之一的《词与物》中考察了西方的“知识型”（episteme）史，他所谓的“知识型”是一个时期“基本的文化代码”，也可以理解为“无意识的思维模式”。他认为在每个历史阶段各种知识是在一个知识型的支配之下，各个历史时期知识型之间不是连续的发展和进步，而是断裂。而“人”则是晚近的发现，产生于19世纪的现代知识型。词语的秩序不表达真实的事物，而是人对物的表现（该观点无疑受到索绪尔语言学的影响）。“人”从而成为现代时期的知识主体和对象，产生了“人文科学”。但人文科学一定程度上把关于“人”的前批判分析变为有关“人”的经验物的分析，忽视了其中的无意识背景。随着精神分析、文化人类学、结构语言学的发展，开始对“人”的无意识结构进行分析，这时是对既是知识主体又是知识对象的“人”的挑战。最后他断言：“人是近期的发明，并正在接近其终点……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沙地边上的一张脸”。随着语言的凸现，“人不再被看做是一种自然事实，而是被当做一种历史性的知识概念”，现代‘人’的概念是现代人文科学的知识建构。”

福柯否定了人的主体性，导致的结果便是“人”要么成为派生于语言的存在，失去其中心地位；要么人与语言对立起来，语言占据了一直以来人的地位，人无立身之所。福柯对人的解构导致了作为现代人文科学主体和对象的“人”之死。

现在我们来反观“后”思潮影响下的历史学领域。总的来看，在后现代影响下的的历史研究在朝两个方向发展：一方面是全球史和跨文化研究的兴起，另一方面是小写历史的发展（包括微观史、黑人史、妇女史、儿童史、身体史、私人生活史等）。初看之下，这两个发展方向似乎是相反的，一方面其学术视野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其视野则趋于偏狭。但本质上看，这两个方面的发展其内在的理论逻辑是合一的：随着对现代性和理性的反思，历史研究中的大写历史和宏大叙事逐渐崩塌，“民族——国家”的书写主体和先验的、至高无上的、超历史的意义追寻一去不返；民族中心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开始退潮，反中心和多元性成为人类认识模式和历史研究的主题。在这个背景下，不论是视野较大的全球史和跨文化研究或者是视野趋于偏狭的小写历史的研究，都是力图超越以前写史的“民族——国家”的范畴及其先验的意义构成和意识形态的倾向性，都是力图改变欧州中心主义对近代世界史的规训与限制，脱离单一主体占据中心的状况，进而对20世纪的残酷历史进行反思与人类的未来发展进行展望。

我们以海登·怀特的理论创见来看，怀特的理论是在当代哲学、语言学、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杂糅发展的大背景下出现的，其最显著特征便是建立在语言学的基础上，或者说，是以语言学为中心的思考。怀特认为“在每一种历史表现之中，都存在不可避免的相对性。表现的相对性是用来描述并因而将过去的事件当做可能的解释和理解对象加以建构的语言的功能。”所以，“认识到表现的相对性是语言的功能，而过去的事件是语言构建的结果，这就说明了，要想在历史表现的层次上消除相对主义而追求外在于语言的绝对真实是不现实的；同时，它也意味着在要想在历史认识论中避免相对主义也不可能。”

怀特的理论在以语言为中心的基础上彻底地解构了现代史学的经验论，悬置了历史实在，进而思考历史文本在整体上的真实性。这个颠覆性的视角转换使得现代史学以人为主体的关于客观性、真实性、真理等概念的思考全部成为伪命题，一切的理论思考以语言为中心，客观性、真实性的思考也仅限于文本层面；真理符合论从怀特的理论视野中消失，其理论范畴中也彻底摒弃了以人为中心的历史思考，从而达到“文本之外无一物”（德里达语）的境地。毋庸置疑，怀特在理论层面的视角转换所带来的突破为史学理论研究开辟了新疆域，从而使科学与艺术之争这个永恒辩难失去了其理论基础。

可见，随着霍金在理论物理学方面的突破，彻底改变了人类思想意识中先前关于真实性和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判断和划界。他所有的这些理论突破是异常剧烈的，这也深深地冲击了人类的思想世界。在这个科学史的大背景下我们再考察并理解福柯的“人之死”和怀特的理论的出现就是自然而然的了。不论是福柯还是怀特其理论研究已经进入了“元”（meta）的层面，是对本领域先前的研究所进行的反省与话语分析，具有很强的反思性与批判性。甚至，他们分别对哲学视域的“人”和作为史学学科基础的真实性也加以解构，从而在他们的理论视野中再也难以寻到“人”作为一个主体的存在物。由此可见，在这个时期以幻灭感为特征的思想趋向与霍金等前沿宇宙学的研究是息息相关的。“人”作为主体在后现代时期的消失，使得价值判断标准相对化、文本解读的自由化、形而上意义的虚无化。就像《圣经·士师记》结尾时的那句经典表述：“那时以色列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

二

科学哲学与人文心灵哲学的交叉及相互关系问题是学术界的一个前沿热点问题，本文从霍金为例并对其与现代哲学和史学思想关系作出诠释，试图开辟一个人文思想研究的更广阔的视角。科学史的视角为我们研究近代人类思想变迁提供了一个更加广阔的视角，从这个视角来看近代哲学、史学思想的变迁更加清晰，更能把握其方向，更具反思性；从这个视角来考察人类历史发展和历史研究，相对于二十世纪曾出现过的世界战争、大屠杀和种族屠戮等人类酿造的自我浩劫，使我们更能清晰地把握人类历史的走向，对于人类未来发展更具警示作用。

下面，笔者将从以下两个方面对全文加以总结。

（一）科学史与历史学对话的可能性及必要性

科学史的思想基础本质上是历史科学而非科学哲学，但长期以来科学史与历史研究两者却处于分离状态，这种分离限制了跨学科研究的深入发展。科学的发展总植根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中，所以考虑科学发展就要尽可能考虑影响其发展的所有因素，乔治·萨顿甚至认为科学史的研究背景应该扩展到整个人类文明史的广度。而历史学由于其对社会背景的宏观和微观研究的学科特性，在为科学史探寻其学术社会背景时具有先天的优势。反观之，科学发展对历史研究和社会发展也具有巨大影响，比如杰尔拉德·霍尔顿（Gerald holton）就认为爱因斯坦所取得的科学成果对当代社会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这表现在从科学领域到哲学、社会思潮、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吴怀祺认为中国古代史学史和中国近代史学史的发展表明科学发展对史学研究有重大的影响，特别是在史料收集、研究方法、史学类型尤其表现在史学研究的思维方式上。

史学研究的思维方式问题现今成为史学理论的研究范畴，而科学史与史学理论的跨学科研究，一方面，有助于扩大史学理论研究的视野，吸收借鉴科学研究的经验基础，反思自己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构建的正确性；另一方面，科学史与史学理论的跨学科研究也是关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异同关系这个永恒辩难的可能的理论出路，这有利于我们看到两者中更多同质性而非异质性的东西，在更深层次的研究中寻求一条可行的解决之道。

（二）从主体流变的视角来看后现代主义的出现

从主体流变的角度来看，主体“人”从“人为自然界立法”到后现代主义语境中人的消亡，近代的思想发展过程就是主体性逐渐弱化、“多种主体”出现的过程。随着近代历史发展特别是20世纪的残酷史实，学者开始对人的主体性进行深刻的反思。可以说，近代以来人的主体性逐渐削弱乃至在学理上的消亡是人类对自己的历史反思的结果。这种成长与反思是必需的更是必要的，因为人类对自己的主置的把握决定着人类的命运与未来走向。由此看来，在后现代语境中主体人的消亡和确定性的终结并非是用反叛和聒噪来吸引眼球，而是历史发展和人类思想因承的必然结果。

在这个思想层面上，我们再来讨论后现代主义对哲学研究和历史学科性的冲击和影响就毫无意义，其成为一个假命题。因为我们错将发生学概念上的后现代主义理解为起源学概念：在发生学上，后现代主义是知识结构的逻辑推理，是人类思想史上自我因承推演的自然结果；而当我们把其错以起源学来看的话，后现代主义成为一个凭空出现者，因而研究者往往将其与思想传统割裂开来而看做一个独立主体来研究其影响，所以将逻辑推理层面的研究误解为历史时间概念层面的研究。以主体变化的视角去看待后现代主义或许我们能够看到在以前的批判视野中所不曾看见的一面，从而能更深刻地理解后现代主义的学术渊源与价值取向。

史学理论未来的发展更是呈现出一种开放性的可能和以未来为导向的伦理思考。作为研究者我们可以有自己的理论坚持，但在心态上和理论视野上应该开放。拘泥于任何一种理论的学术态度除了局限当事人的眼界之外毫无益处。开放性、多元性、包容性、综合性已成为史学理论发展的趋势，我们也应以开放的学术态度迎接一个充满希望和挑战的未知的未来。

参考文献：

[1]见其《论法的精神》一书，在该书中，他将亚里士多德的理论进行发展，认为不同的气候对不同民族的身心塑造、政治制度、气质秉性、具有决定作用，“气候王国才是一切王国的第一位”。

[2]David Havey，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oxford：Basil Blackwood（1989）.

[3]埃娃·多曼斯卡.邂逅：后现代之后的历史哲学[C].彭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95.

[4]Josh Tosh，ed.Historians on History，Longman（2000）.Introduction，p.12.

[5]“大历史”（big history）首先由大卫·克里斯蒂安（David Christian）于1991年在《为“大历史”辩护》一文中提出，更多的是一种适合于历史社会学和历史哲学的研究模式，国内研究详见刘耀辉.大历史与历史研究[J]，史学理论研究，2011（4）.

篇2

摘 要：在小学品德课教学中，引导小学生开展自主学习活动是进行创新教育的重要途径。自主学习作为一种符合小学生年龄特点与发展需要的学习方式，对促进每一个学生自觉主动地学习，养成文明的行为习惯，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都有其独特优势。笔者从品德课教学入手，探求小学生在自主学习活动中的实际表现与需求，并结合相关理论，运用个性化、合作化、开放化的有效性策略开展了一些实践与思考。

关键词：活动资源；活动体验；灵活多样；过程调控；反馈评价

中图分类号：G4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992-7711（2012）07-016-2

《品德与生活课程标准（实验稿）》倡导“以儿童直接参与的丰富多彩的活动为主要教学形式”，强调“寓教育于活动之中”，要求教师在主体性活动中，“帮助儿童获得彼此联系的、不断深化的经验和体验”。小学品德课中的自主学习活动是指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基础和学习特点，采用自学、讨论、辩论、角色扮演、实践等方式进行自觉主动学习的学习模式。所以说，引导小学生开展品德课自主学习活动在提高品德课质量和效率上具有重要作用。

现就本人所执教的《我掉了一颗牙》一课来谈一谈引导小学生开展品德课自主学习活动的有效性。教师首先请同学们看蛀牙图片，说说蛀牙有什么危害？接着同桌讨论交流怎样保护牙齿？然后再说说怎样刷牙？最后请大家一起学着发言同学的样子做刷牙的动作。

第一次研讨：为什么教学效果不尽如人意？

以上是笔者在课堂上亲身经历的教学案例。用到了实地考察、图片欣赏、讨论、模拟演示等自主学习活动方式，但是效果却不尽如人意。

问题在于教者在组织自主学习活动前忽略了学生实践时的真实体验以及道德是在生活中形成的这一特点，仅仅把目光停留在完成教学目标上，虽然也设置了看图、讨论等自主学习活动，但是一年级儿童的认知与体验活动具有形象性的特点，他们更愿意投入到生动、有趣的游戏或者角色扮演等活动中。让学生观察蛀牙的图片，缺乏唤醒切身体验的兴趣与功能。至于讨论“怎样保护牙齿”的话题，那是既枯燥乏味又理性十足的活动，学生怎么会生成积极参与的热情？教师在组织活动时忽略了文本与生活的趣味链接，忽略了学生的情趣，让学生在课堂上得到和谐健康、积极主动地发展，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望。

第一次顿悟：

正当我“白发三千丈，缘愁是个长”的时候，恰逢学校语文教研组在进行“高效课堂”的课型研究，我先后听了两位教师的课，并进行分析，从中深受启发。

〔教学片断一〕：

“言为心声”，语文课里，教师就更应当让学生畅所欲言，敢说会说，敢于发表独立见解。有个说话练习叫《我爱爸爸妈妈》，教者制作了精美的课件，有爸爸、妈妈怎样努力工作、认真学习的，尊老爱幼的，关心他人的，操持家务的以及“我”怎样爱爸爸妈妈等等。然而，当进入到要小朋友联系自己的家，说说“我爱爸爸妈妈”的时候，有的小朋友说的与多数小朋友不一样。有的说：“我爸爸不好，很懒惰，家里的事都要妈妈做，还骂妈妈。”有的说：“妈妈不要我和爸爸自己走了，我不爱妈妈。”……教师虽然事先没想到有小朋友会这么说，但作了临场应变：“是啊，很多爸爸妈妈都是很好的，但有的爸爸妈妈也会有缺点、犯错误，我们小朋友要帮助这样的爸爸妈妈改正错误，这也是爱爸爸、妈妈呀！大家说对吗？”教师热情、得体的引导，鼓励了学生在课堂上敢于真情诉说，畅所欲言，乐于作心与心的交流。

〔教学片断二〕：

课堂是教师、学生互动交流的场所，每一节课都是不可重复的激情与智慧的综合生成过程，在与学生的对话交流中，教师的教学机智往往产生无法预约的精彩生成。如：一位老师教学《牛郎织女》（二）时，学生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既然王母娘娘法力无边，为何还要带那么多天兵天将趁牛郎到地里干活时来抓织女，她怕牛郎吗？”问题让人始料不及，但这位教师却机智地引导学生讨论：有的说“王母娘娘理亏，因为她破坏了牛郎织女的幸福生活”；有的说“牛郎织女纯真的爱情让王母娘娘望而却步”；还有的说“王母娘娘即使法力无边，也斗不过人间真情”……教师机智的引导，引发学生对文本更深的理解与感悟。这样“智味”浓郁的课堂是无法复制的。

反思:

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课，如何有效地引导小学生开展品德课自主学习活动？

一、有效的自主学习活动应该将三维目标有序地整合在过程中。

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不仅关注知识与技能、行为与习惯目标，而且关注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要达成预设的目标，不是靠堆砌几个活动场景就能实现的。活动的设计可以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教师心中既要明了设置的活动所要达到的目标，也要能够预知活动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未雨绸缪，早思对策，力求使活动进程与学生的需要、道德生成同步递进，

二、有效的自主学习活动应该是对文本与学生关系正确理解后的选择。

教师应结合学生的生活经验和认知水平，对教材进行整合、重组，使自主学习活动呈现出动态的、富有弹性的流程，并及时调整，拓展学生实践体验的空间。只有把课堂活动与家庭生活、课内教学与课外准备、教材的引领与发挥社会及家人融为一体，把学生在调查、访问、搜集、观察、比较和亲自操作中获得的有关自己成长的活生生的信息、资源充分整合到教材内容，让学生全方位、多角度的体验实践探索和发现的乐趣，学生才会在自我感悟中迸发生命的智慧，并享受到道德生成的快乐。

三、有效的自主学习活动应该引领学生多感官地投入，唤醒学生道德生成的意识。

教师组织自主学习活动，不是简单地引导学生进入机械的活动学习，而是创设各种真实的或近似真实的道德情境和道德冲突，充分发扬学生的主体性与创造性，发动学生全身心、多感官地参与和体验，让他们听听、看看、摸摸、闻闻、演演、想想、议议，强化或生成对外部世界的感受，唤醒学生道德生成的意识，培养学生的到的思索和判断能力。

四、有效的自主学习活动应该尊重学生的感受，引导学生深层体验。

自主学习活动的内容取材于儿童的生活，生活的美丑善恶为学生道德的生成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素材。每个学生都是具有完整生命的人，面对参与的生活世界，他们的生命表现既有认知，也有情感、意志和行为。当投入到某个活动时，他们不仅会感知这是什么事?是好事还是坏事？随之还会萌发相应的情感、态度，然后是产生一定的行为。教学活动只有从学生的内心世界出发，从尊重人的意义出发，给于学生真正的思辨空间，进行正确的价值引领，学生才有可能体验到深层的东西。

第二次执教《我掉了一颗牙》一课：

教师组织“猜一猜”的游戏，把各种危害牙齿健康的细菌名称与危害编成谜语，让学生猜出它们；然后再领着学生玩“抓坏蛋”的游戏：

取出事先携带的小镜子，或者同桌互相检查，找找谁的牙齿受到细菌“攻击”了。学生面对自己的小蛀牙或他人洁白的牙齿，会产生羞愧、后悔、高兴、愤怒等种种体验。教师抓住情感体验生成之际，号召全班总动员，先让学生互动献上“打败坏蛋”之计谋，再操作“打坏蛋”之本领：刷牙、漱口等。

第二次顿悟：

一、充分挖掘活动的资源

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的课程资源是个很宽泛的概念，教师在组织自主学习活动时，首先要选用教材中所提示的活动范例，因为它们都是教材编写者力图体现本课程的目标和内容而设，但是要根据实际情况与学生的需要进行适当取舍。其次还要充分挖掘学校、社区以及家庭中的一切资源。然后还要重视发现学生生活中可利用的学习资源，要有意识地观察、捕捉学生生活实际中的相关问题和现象，以及学生身边的一些相关典型事例，把它们转变为活动资源，恰到好处地加以运用，最后还要充分利用课堂随机生成的问题资源。

二、关注儿童的自身兴趣

提高学生的道德认识水平，教师应该顺应儿童的心理，结合学生的生活实际，巧妙创设各种妙趣横生的有利于学生感知、生成、构建的活动。自主学习活动应该呈现出一种儿童文化，使其充满“童趣”、“童乐”。

三、多样、灵活的组织活动方式

自主学习活动的组织形式可以根据目标、内容、条件、资源的不同而选择不同的实践活动类型。在一堂课的教学当中，有时可根据学生年龄特征选用自主学习活动方式，低年级的学生活泼好动，就多采用游戏、角色扮演等生动活泼的方式；中高年级的学生由于其活动能力的提高与道德认知的深入，则适当加入谈话、采访、资料调查等较为理性的自主学习活动方式。总之，教师要根据教学目标的需要，在安排和开展活动时灵活选用多种活动方式，并把它们整合成最佳组合。

四、把握组织活动的时机

把握组织自主学习活动的时机，其实就是要找准道德情感或认知生成的结合点。一般来说，学生形成道德行为的过程大致要经历这么几个过程：感知萌生、实践体验、获得感受、形成认识、转化行为。每一个过程的经历，或者在每个过程的临界处，即学生的道德情感与认知、行为生成处于愤悱欲启时，便是设置自主学习活动的绝佳时机。

五、注意活动过程的调控

教学中，教师必须做到统筹把握，综合、动态地实现对儿童及其活动的支持与指导。由于儿童在活动中行为、言语、想法，以及活动中可能出现的活动情况与活动结果，都是无法安全预设的，加上本课程又强调要凸显儿童在活动中的主体性与参与性，故教师在活动前不能对儿童活动统得过死，对活动过程的设计也应该是板块式的。在活动过程中，只要不违反儿童的生活逻辑、事物的发展逻辑，教师可以对活动过程的某个环节进行增删。也就是说，教师要始终处于活动的组织、引领、点拨、修正、提升者的地位，才能保证活动有效进行。

六、重视活动后的反馈评价

篇3

2008年10月对中国的教师而言无疑将是刻骨铭心的。

10月4日7时44分，朔州市第二中学老师郝旭东走到了李明的座位旁，李明突然站了起来，手中拿着一把弹簧刀，猛地刺向郝旭东的腹部。郝旭东忍着剧痛，捂着流血的肚子向讲台方向退去，但李明并没有就此罢手，他追上前去，将正向前门挣扎的郝旭东一把搂住脖子，右手持刀再次向郝旭东老师刺去，直到郝旭东倒在血泊中。(山西新闻网――三晋都市报2008-10-21)

10月21日，浙江丽水女教师潘伟仙因自己学生丁某逃课，决定带他去他家家访，被他骗至山上掐死抛尸荒山，骗人的理由是，爷爷奶奶在山上干活。就是这样一个荒唐的理由，善良的老师竟然完全相信了他，跟他到了山上，自始至终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天真的老师与歹毒的学生的游戏结果。(新华网：2008年10月28浙江丽水女教师家访被学生掐死抛尸荒山)

10月28日6时43分，中国政法大学程春明教授正在讲台上摆弄多媒体教学仪器。201教室门口突然闪出一名男生，手里攥着一把菜刀，大步跨上约三十厘米高的讲台，挥舞起菜刀径直向程老师的脖颈砍去。来不及躲闪，程春明中刀倒地，鲜血四溅。(dahe.en)

这一幕幕触目惊心的血案又把原本已封存在箱底的师生冲突再次裸地呈现在了人们面前。综合起来看这三件事，关于政法大学的那一件也许并不算是真正的师生事件，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们之间的仇杀并不牵涉到传统意义上作为老师与学生这一特定身份本身的冲突，而更像是两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人之间的争斗，就像单位的领导与下属之间一样，而出现在校园并以老师学生的名义存在其实只是一种机缘巧合。而另两起命案则是典型的传统意义上的我们所认为的师生关系事件。与以往不同的是，在这两场血的冲突中，我们所看到的受害者不是我们习惯上所认为的学生，而是老师，两个可以说没有任何过错的老师。在这里，我们习惯性的以一个简单的爱心来盖棺定论的方式再也说不过去了。我们必须深入探究事件背后真实的根源，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这已不单单是两个学生的问题，是我们的整个教育出了问题。

那么我们的教育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应该弄清楚现行的教育状况究竟是怎样的。在这里，我以为我们首先要弄清构成现行教育的各种基本关系。现行教育基本上由家长、学校、老师、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社会所围成的拼图构成，拼图内蠕动着的则是学生。先从家长一方说起，所谓的教育就是拼钱。在很多家长看来，是自己出钱把孩子寄养到学校，你们学校老师能生活就是靠我们家长，所以学校没理由对自己的孩子不好。教得好是应该的，教得不好是你们的责任。而在家长眼中，学校要真的：对孩子好无非是让孩子考个好点的大学，至于什么素质教育之类，在他们看来不过是变着法子要钱的一种手段。

从学校来说，所谓的教育则是拼名气。学校生存的基础在于学生，而学生能不能来你的学校则主要靠你这个学校考试升学的名气。这就逼得学校只能不惜一切代价抓升学率，对老师以考试成绩制定严格的奖惩条例，那种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数的成绩考核评比令人咋舌。有的老师特别是毕业班的老师与非毕业班老师之间奖金差别几千甚至上万。更厉害的是，正是这样一次次残酷的评比，本来应该平等的中学讲台上被人为地划为什么“优秀”、“骨干”、“差劲”等等，并由此通过宣传机器传到社会上，弄得每年分班时都有许多家长来指定要某个“好”老师教。

对教师而言，教育则只能是拼力气。我把教师与学校分开，是因为在今天的学校，教师已根本不算什么人物，教师所能做的就是尽力保住自己的饭碗。当然名校能吸引学生，最终还得靠能保证学生能考好的名师。在中学，一个名师常常扮演着很尴尬的角色。假如你真是按理想中的名师样式施以宽松的教学与自由的思考，那么很可能你名师没当成饭碗却丢了。很简单，假如五个老师中仅你一个采取这种方式而其他四个不，那你在这一课的宽松到下一课就已不存在，导致的结果只能是学生利用你的宽松完成其他并不’宽松的课程，你教的这一科的考试成绩可想而知。还有一点要说的是，在中学，学生并不像有些人所想象的是一块璞玉等着你去雕琢，在他们成长的同时，人类的各种顽劣本性也在不断随年龄的增长而滋长，欺软怕硬是人的本性，也就是说，在很多情况下，你所施与的宽厚仁爱不仅不被领情，反而还被视为一种不负责任或没水平的表现。因为他们觉着你教的东西不用考，你这个老师还算什么老师?所以一个老师要想待下去除了给学生发放大量的作业，讲评大量的试卷，花大量的时间外，你还能做什么?你应该明白，你所从事的实际上是一种纯体力的劳动。能否成为名师，更多的是看你愿不愿耗费与之相应的体力。

在学校之外还有一个教育行政统筹部门。如果说由于高考出题的日趋地方化而使省级竞争日渐式微的话，那么各地方县级竞争则变得空前惨烈起来。因为各县考生高考成绩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各县教育局主管人员的仕途荣辱升迁，所以他们也得拼命想办法来提高本地的升学率。其中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创立一个极富中国特色的名词――重点中学。就是这个“重点”，还有许多讲究，比如国家重点、省重点、市重点、片完中等等。另外还有一些的所谓特色学校，比如，外国语学校、示范中学等。这些五花八门的学校按名称分为三六九等，但中间最根本的差别就是升学率。在人为确定这些等级后，再把各乡镇毕业的学生按考的分数的高低按各校所排列的等级的高低依次录取，再配以那些教出的学生考得高的“名师”来“强强联合”，这样至少从理论上保证了高考上线人数的基数。在实践上，他们一方面以行政手腕最大限度地保证了金字塔顶层的“名校”的人数资源，除了正式上线的外，还默许他们大量招收议价生，有的学校低于录取一分就得交两万另外还得托人找关系。在中国的基层教育你常会看到这样一种奇怪的倒金字塔现象。有些“名牌中学”大肆扩招，甚至每个年级十几个班，而与此同时许多乡镇高中被迫裁撤，就是那些所谓的片完中也门可罗雀，时刻面临着合并的窘境。另一方面，他们又从财力物力上给予不同程度的倾斜。在教师基本工资由县财政统 一发放的情况下，另一更大的蛋糕奖金、福利则显出了天壤之别。同样是教书的，农村的教师有些甚至不及城里的一半。在完成这样的部署后，我们的教育统帅部门又按照这种分配把高考上线人数比例向各校作了或明确或暗示性的摊牌(派)，这样就使得各校利益与整个局里的利益紧密地联系起来。这种已违背教育法基本精神的教育思路却总被堂而皇之的采用，并在许多地方被主管者誉为优化组合，但实际上是教育资源的一次重新洗牌，马太效应出来了，富者更富，穷者更穷；同时也极大地加重了受教育者的负担。

最后说到社会，当然不能不提到高考独木桥，到今天它几乎已成了千夫所指。但一直以来我们忽视了一个基本的问题，那就是从它的功用看，除了有选拔人才的作用，这是国家机器运转的需要，它还有一项同样重要的功用，那就是消磨一些人的社会野心。这种野心往往是生活不安定的因素，具有野心的人往往颇有些能量，吸引这些人进社会的主流部门，其种种欲望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潜在危险就消失了。从表面上看，传统的独木桥测试和统包统分方式只能使一小部分人遂愿，但更重要的还在于它的诱惑力，对于那些对未来前途可望而不可及的失意者来说是一种吸引。很显然，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高考是会存在的。而只要高考存在，学校就得抓升学率，老师就得想法让自己的学生考上大学。换句话说，现在是家长不惜一切代价供孩子读，老师想尽办法逼孩子读，学校一门心思诱孩子读，社会却只能无可奈何地架设独木桥供孩子走。分开来看每个层面都是畸形的，但凑合在一起却变得异常地正常了。

时至今日，那就是支配着我们教育的原动力的家长今天仍然基本上处于封建时代望子成龙心迫切的境地，主管整个教育体系运作的又是政绩色彩浓厚的行政官员，所教内容又是与时代思潮以及孩子身心趣味严重背离的东西，而与此同时飞速发展的社会现实又对教育的产品提出了苛酷的要求。这样，教育实际上是由家长、学校、社会、教育行政部门共同构建的一个压抑的平行四边形，各级部门以种种合理合法的方式把教育领域最尖锐的矛盾轻易地转嫁到了处在平行四边形中间的学生与老师身上，这是导致目前师生冲突的根源。

导致这样惨剧的第二个方面的原因是接受传统教育体制炙烤的学生在新的时代社会背景下思想方面的变异，从而引发他们在言行方面的极度扭曲。今天引发凶案包括尚未公布的大都是现行教育系统所锻造出来的一个特殊群体――问题学生，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差生。常常也是走上社会后无恶不作的那帮人的前身。在他们身上，我们悲哀地发现，人类积聚了几千年的精神遗产――善良、宽容、尊重、与人为善，在他们身上都断然无存。我们同样惊奇地看到。今天许多孩子身上已看不到半点为人的道德底线。是什么让这帮孩子如此肆无忌惮?

他们是学校教育所衍生的另类产品。尽管在公开的媒体曝光中他们往往还成为争取或同情的对象，现实中也的确有一部分通过各种努力最终走上了正轨。但我们必须承认，这些人中很大一部分最终走向了社会的对立面，成了学校生活极其危险的腐蚀剂，成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大多本质并不坏，他们本身对社会也并无太多的偏见，有些人甚至还曾抱有十分美好的理想，之所以最终沦为这样，原因是复杂的。

一次次的考试排名严重摧残了他们上进心，学习已根本提不起他们的兴趣，而封闭僵化的教育环境根本无法满足青春期特有的反叛求薪意识的结果。还在义务教育的后期，由于他们各方面的越来越难以令人满意，在一次次的劝说、恐吓，甚至暴打都失去了作用后，所有对他们曾经抱有希望的人――老师、班主任、朋友甚至父母都失去了信心。很快的，家庭对他们的强制约束力越来越松，而一旦脱离义务教育这最后一块带点强制约束力的地方，他们的堕落似乎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小小年纪的他们是很难抵挡得住来自方方面面的诱惑的。同时由于生理心理的不成熟，过早地接触社会，面对转型期惊人的社会差异难以适应时，很多人都会显现出一种极为迅速的来自灵魂深处的扭曲。这是陈旧的传统教育’与怪异的社会发展所共同酿造的怪胎。

同时，由于大学收费的大幅攀升以及毕业分配统包统分样式的结束，社会就业竞争的加剧和就业形式上的种种不规范不合理，使得相当一部分家庭对孩子上学缺乏最基本的动力。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由于受到许许多多来自自身生存或生活压力的驱使，他们根本无暇也实在是没精力来与学校一起管理疏导自己的孩子，更不用说那些单亲或是离异家庭的孩子了。在孩子成长的这个阶段，家庭与学校是他们向前正常延伸的两根看似分离实则相辅相成的主要轨道，这中间如果有一根破损或是断裂的话，第二根常常是无论怎么努力也是事倍功半。这通常是那些问题学生最主要的来源，在一般情况下，老师尤其是班主任花在这么一两个孩子身上的精力是其他几十个孩子的总和，但往往收效甚微。从教育的效用上看这实际上是对有限的教育资源的巨大浪费，因为你管这些学生的同时，还得注意其他正常学生的心理动向，尤其是来自学校和社会的成绩的硬杠杠，你在他们身上花的越多相应的在其他孩子身上花费的自然就更少些，你的精力毕竟有限。而这些孩子常常也是未来看不到什么希望，家长要么根本管不了，要么已彻底放弃。况且自身又是这个年龄段特有的反复无常的情况下，对这样的学生，学校通常都会采取默许性质的放弃：就是只要你不上课时影响别人，随你干什么都可以。可以说每个学校像这样的学生都不会少，当然在公开场合都不会说出来。

家庭、学校还有社会这种默契似的放纵使得这帮学生更加有恃无恐。作为正常应试教育竞争的落伍者，当他们幼小的心灵遭到伤害甚至明目张胆的殴打勒索时，他们通常都缺乏使之诉诸正义的起码的勇气或动力。因为在家庭和学校的待遇通过日复一日的积累已在他们内心投下了根深蒂固的阴影。他们幼小的心灵里大多已充满了对光明里正常竞争领先者和作为竞争裁判人的老师家长们本能的恐惧。所以当一种在他们看来极不合理的痛楚突然地压在他们身上时，他们通常所做的不是解脱或是抗议，而是寻机找着比自己更弱小的同类争取把这一切都转嫁到他们身上，从而自己来获得一种龌龊的。山西那位弑师的学生在其留下的一页“死亡笔记”中自称“我就是个坏学生，还坏到家了……我恨老师，更恨学校、国家、社会……我要发泄，我要复仇，我要杀老师”。正是这最恰当的写照。

像这样原本十分紧张的师生冲突的隐患一直隐而不 发，实际上也是跟目前教育信息披露得严重不均衡有关。教育连通着每一个家庭，承担着每个家庭对社会的最大的期待，实际上也就承担了许多本不属于它的维系社会稳定的使命；同时它又与外来的教育社会系统保持不间断的联系，这样来自家庭的传统的望子成龙的畸形动力与外在的尊重人权的素质教育压力很自然地作用在了教育母体上。这就使得本应成为披露教育基本问题、释放师生冲突压力的主流媒体对教育信息的披露有着极强的政治功利性。

具体表现在那些事关教育的基本问题，比如高考指挥棒的合理性、招生的公正性、学生学习内容的时效性，公然违反教育法蔓延于中小学甚至幼儿园的择校浪潮以及由此而导致的教育行政系统的腐败，基本不管。就是涉及教师的，比如已经公开化的收费补课，名师收受家长礼物钱财，职称学科学术带头人评定的弄虚作假等等，这些事关教育健康走向的几乎已成为众人皆知的问题，我们的媒体人其实都知道却故意不管不问。相反，只要哪里有学生一举报老师体罚的事，他们立刻像猫闻到鱼腥味一样兴奋。因为他们清楚捅出一个小教师把他弄倒弄臭是不需要承担任何风险的。从另一方面讲，倒为他们的媒体博得个对学生有爱心或能伸张正义的好名声。当然，在适当的时候他们也会弄些正面的例子，像山区代课老师清苦坚守，或一个由于老师耐心教诲而使浪子回头的神话，进而营造一个“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这样一种根本经不起推敲的氛围，在整个社会成员的大部分人中成功地营造了这样一种观念，学生是需要有爱心教导的，在师生冲突中不对的只能是老师。同样的，面对学生对老师这方面的举报，一向气息严重的教育行政系统也是格外的敏锐而有“爱心”，如果真出这样的事，他们对手下的教师通常是毫不手软，毕竟与自己的政治前程相比，一个小教师的饭碗往往是不值一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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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

关键词：交互式电子白板；创新课堂；生成与预设

式交互电子白板自2007年进入我校以来经历了陌生好奇、尝试应用、示范引领、普及推等广几个阶段，如今我校已为每个教室安装了电子白板，它形象生动的演示效果、简单易用的操作方式已受到了广大师生的欢迎。下面笔者就谈谈交互式电子白板给课堂教学带来的新变化。

传统的多媒体教学，教师往往辗转于黑板和电脑之间，游离于学生之外，分散了学生的注意力，影响了师生间面对面的交流，降低了课堂的教学效率。课件的内容又是预设的，按固定程序播放，不便注解和修改。电子白板引入课堂后，它强大的功能和交互性为教师提高课堂效率提供了技术可能和方便。

一、电子白板的交互功能增强了师生的参与性、体验性

每个学生都参与教学活动是实施有效教学的前提，教师在交互式电子白板课堂教学中，改变了教学理念和教学行为，促进了学生学习方式的改变，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成效和教学的有效性。教师在交互式电子白板上设计的教学活动，在课堂教学中可以根据教学的进程随意改变预设的课件，使得课堂教学更为流畅。学生通过亲手操作，增强了切身体验，从而也对所学的知识产生了一种感悟，学生在“做”中学，加深了对知识的理解，从而提高了学习的成效。

二、实现了课堂中的真正对话

在传统的课堂教学中，教师课堂提问的语言有较强的引导性，学生往往从教师的语音、语调中得到暗示，于是，不经过深入思考就做出了教师所希望的答案，这种经过老师“诱导”出的相应反应，是浅层次的对话。电子白板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完美的全开放自由的课堂，教师将问题或提示语言作了预设，在课堂上根据学生学习的进程，适时地将问题或提示语言呈现在白板上，

学生得不到教师肢体和语言上的暗示，学习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他们能产生很多的疑问与思考，会表达出自己的真实想法。课堂中教师以同伴身份引领组织学生参与学习，而学生能主动合作探索自己的学习成果，感悟这种基于白板的新型教学环境，从

而达到了知识即时生成、思维碰撞展现、过程反复再现的效果。

三、促进课堂教学由“预设”转向“生成”，创建新型教学模式

“动态生成”是新课程改革的理念之一，这就要求教师在信息技术环境下备课时，要将重点放在“准备资源，创设活动情境”上。白板的应用恰好改变了以往上课时教师受教案课件的束缚，“先讲什么、再讲什么”一成不变的模式。教师在活动中自然地推进教学进程。教学的过程也随师生的交互活动不断变化，教师依旧写“板书”，比“字幕”更灵活，调用外部资源比传统的“挂图”更方便、更丰富，从而优化课堂教学结构，构建了新型教学模式。

四、真正实现了师生的“双赢”

教师不必花很大的精力用ppt或Flash来制作课件中预设要达到的效果，课堂上教师利用白板的拖动、旋转等工具直接操作即能完成。把教师从繁重的技术学习、课件制作中解放出来，在提高课堂效率的同时减轻了教师的工作强度，促进教师从以教定教向以学定教转变，这种教学观念的转变带来的是教师的不断成长。

学生明显成为学习的主人，他们在读写、画摆的过程中，全身心地投入课堂教学活动。电子白板这种新的媒体提供给学生的不仅仅是让学生看资源，而且为学生提供了自主、探究、合作学习的平台，使用灵活便捷，由原来单纯重视知识转为重视让学生在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中完成知识建构，促进有效学习。

总之，交互式电子白板作为课堂教学的一种新的媒体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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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职 建筑工程 实践教学 改革 思考

【中图分类号】G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5）08-0205-01

在近代伴随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各类产业需要的各类专业人才也慢慢增多，这同时也刺激了教育产业的快速发展，这其中的高职教育俨然成为教育产业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发展前景最好的一部分。高职教育和普通高校教育不尽相同，高职教育更注重实践教学，提高学生的多项能力素质、动手能力等等，也是学生培养自己创新能力和自己动手的重要环节。目前各个企业对高职毕业的员工需求很大，应届毕业生并不能满足市场要求，还有应届毕业生与工厂所需要的人才不相符等情况。综上所述，高职的实践教学的改革已经被迫切需要。本文就建筑工程为例，分析实践教学改革所带来的思考。

1.高职建工的实践教学的改革内容

1.1教学模式的改革

现如今的教育方式存在很大的问题，以老师为中心的方式在如今已经过时了，现如今的教育要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角，老师则起到一个引导的作用，启发学生的学习思维，这样才能使教学的成果最大化，老师还应该丰富自己的教学手段，采用多媒体教学，引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还要加入适量的实践教学等模式，让教学变得更加灵活。灵活的教学使学生和教师产生更多的互动，让学习课堂氛围更好。

1.2 教学方法的改革

现如今的教学方法过于重视理论教学，实践教学对于当下的教育来说变的可有可无，这是必须要改革的。现如今需要的是建立一个能培养出具有理论基础的同时也具有强大的实践能力和动手能力的多方面人才的教学方法，而目前的教学方法明显不能满足新时期的教学要求，所以教学方法的改革刻不容缓。

1.3教学内容的改革

现如今的教学内容单一没有很多的实践讲解，不过如今的厂家收人时最注重的就是动手能力和实践能力，所以教学内容也该相应修改，加强实践教学的讲解，重视专业技术运用的教学，改革实践教学体系。

2.改革加强高职建筑工程专业的实践教学的方式方法

2.1 进行多方面的技能培养，并评分等级，颁发证书

通过分析该专业的技能需要，对该专业的学生进行专业技能培训，开办各种讲座和技能专业课，还要强化实践教学，加强学生的动手能力，还要让学生参加相关技能的等级证书考试，合格者获得证书，以此鼓励学生，增强学生积极性，还能向招生企业证明学生的能力，整体提高学生素质，达到改革目的。

2.2改革人才培养方法，加强企业和学校的沟通合作

培养人才的原则应该是根据企业的需要，按照专业的火红程度，能确保专业培训的强度为其本原则，实行“按需培养”的培养方法。要改变教育的传统思维，应该注重知识的同时还要培养学生的动手实践操作能力，落实培养“人工结合”的专业型人才，并要以此为新的人才培养方法和要点，真正把以企业需求为主的原则落实在人才培养改革机制。如今体现工学结合的最重要的就是要加强建设学生就业岗位上的能力要求、强化学生的实践动手作业能力的课程体系，创造与行业公司合作开发出一套完整适合该公司的特色课程。所采取的教学方式应该符合企业的用人态势，根据企业招聘的类型周期性来培养人才，与企业按年签署人才招聘订单培养方案，按照企业的要求培养适合企业的特定人才。与此同时，根据企业的需要，学校还要招聘有工作经验的工程师教课。聘请高级工程师或者有大量经验的老工程师单人学校的特别顾问或者名誉教授。学校还要请教育部的高管定时来校视察，参观并提出改进意见，并对教改提出自己的砍伐和意见，帮助学校完成教改。

由于施工现场的选择很有学问，所以施工现场的选取也很能锻炼学生能力，教师应该不再选取过多施工现场给学生，而应该让教师将相关文件分发给学生之后，在给学生讲解规定何必要的任务和实践工作，然后由学生自己去寻找实习实践机会，找工地实习。学生找到实习地点之后，将实习所在工地的统一实习证明发回学校，在学校里由老师同意，这样学生就可以在该工地进行实习了。当学生在寻找工地时碰壁，遇见不顺时，也可以锻炼同学的耐性和交际能力，同时也会让学生珍惜来之不易的实习机会，一举两得，加强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与此同时同学的管理从学校的单方面管理变成了由学校、企业的双方面管理，企业发现同学的不足可以和校方反映并处理，学校也可以将学生平日在学校里的表现发给企业管理者，这样的双面管理可以在更好约束学生的同时，还能让企业更好的了解该同学是否适合企业，同时可以规范同学让该同学更加适合自己的企业，这样学生的成绩最终是由学校和企业共同评价，这样更具公信性，也更有说服力。学校还要在学生在校时请来工地上的建筑技术人员来当学员的导师，让工地中的“师徒相传”的模式体现在学堂上，这样也增强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和扩大了知识来源，让学生无时无刻在实践中加强自己的能力，强化自己的技术特长，老工头的一言一行都能教授学生很多的知识理念，除了专业技术，还有很多的用人之道，还能培养学生在施工时的组织管理能力。这一系列的创新教学模式让学生的职业综合能力得到了很大的强化，能达到学校教学改革的目的，也基本能满足企业对招收员工的要求。

参考文献：

[1]王玉镇，杨力.如何提升职业教育教师实践能力的探讨[J]辽宁高职学报，2010（2）：114～ 117.

[2]王君，岳成军.提高专业教师实践能力途径机制探析[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166～ 169.

[3]魏韦.浅谈职业教育教师实践教学能力的提高[J] .成功（教育），2009（9）：136～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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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交际教学法；大学英语；教学改革

本文是信阳学院2015年校级科研项目（编号：2015jp12）“教学档案管理规范建设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分类号】H319

1. 前言

在大学英语教学中运用交际法教学，不但能够完成新时期的教学任务，而且能够切实提高学生的语言交流水平。交际教学法的运用应当符合一定的规则，要侧重于交际过程，在课堂教学中所开展的教学活动务必要与英语交流有所联系，而并非单纯的纠错与指导，交际教学法的本质是知识与内容的互相交流，此教学法给学生提供了一定的表现机会，让学生在学习英语时能够充分发挥。

2.交际教学法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

在大学英语教学活动中，培养大学生的英语综合能力是主要的教学任务。在掌握重点单词、短语、基本语法的基础上，大学英语教师应当加强对学生听、说、读、写水平的重视，使学生在学习与交际时，深入对英语知识的理解，培养其灵活运用知识的能力，提高英语学习的效果。如何在大学英语教学过程中融入交际教学法，教师应当做到以下几点：

2.1创造学习环境

良好的学习环境能给学生学习带来正面影响，尤其是在语言知识的学习过程中，因此，教师在开始教W活动之前，应当对教材内容充分熟悉，并以课堂学习的教学目标与教学内容进行备课，科学地安排教学流程。在课堂教学期间，教师应当积极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加强学生之间、教师之间的交流沟通，活跃课堂氛围，为学生的语言交际提供平台，打造良好的学习环境。现阶段，英语教师在教学时采用的教学方法主要有语言游戏、课件、图片、影像播放、创设问题情境等，教师在利用该类教学模式开展课堂活动时，可以适当穿插交际教学法，比如，小组交流、开展情景活动、全班讨论等，进而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使大部分同学积极的参与到课堂活动中，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

2.2加强交际教学

在英语课堂教学的过程中，英语课本中的知识、内容以及素材是开展教学活动的核心，也是引入交际教学法的根本出发点。在教师解说教材语言知识的同时，应当引导学生对课文中的某个词语或者某段话进行分解并且深入解析；在完成基础知识的分解之后，教师应引导学生结合整体语境，将课文重新整合，对文章整体理解，了解每个词、每句话的重点与难点；在整篇文章讲解完毕后，教师可以要求学生经过小组讨论，重新归纳与理解，提出存在的问题并进行全班解答。这样的教学方式，不仅能培养学生灵活运用所学知识，而且能提高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

2.3掌握英语知识

语言交际时表达自身思想、交流文化的主要手段，英语教师在讲解英语知识的同时，应当引入相关英语文化的介绍，使得大学生在学习知识的同时拓展眼界，正确地处理语言和文化二者间的了联系。另外，学生在了解英语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学习，有助于其语言交际能力的提高，学生在充分了解当地的文化风俗，能在特定的环境中把握自身的交际技巧，注重场合，从而大大提高学生对英语学习的自信心。因此，在进行英语课堂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应当适当引入相关的文化知识的介绍，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有利条件[1]。

2.4优化教学模式

交际教学法的运用突破了传统教学中教师话语叙述、学生被动接受的模式，优化了教师分析、学生理解、习题练习的教学流程。使用交际教学法，教师应当充分掌握学生的基本情况，了解个体间知识体系的差异，然后依据实际情况控制讲解深度，对教材知识进行重新处理，因地制宜的指导与实践。首先，开展教学活动应保证学生对相关知识的深刻理解，重视学生的语言交际以及知识运用的能力；其次，教师应按照备课方案，积极创造学生与学生之间、学生与教师之间的对话机会，鼓励学生参与到教学活动中，训练学生的交际能力；最后，在进行语言交流时，教师应以根据学生的发音准确性以及表达的流利程度，及时评判和纠正学生的错误。

3.交际教学法对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带来的启示

3.1转变学习目标

目前，我国许多大学校园的英语教学目标主要是提高学生的笔试成绩，将英语四、六级的考试作为重点教学任务，以学生的考试过关情况作为衡量英语教学水平的标准。一般情况下，英语教学的目的是在学生掌握英语知识的同时提高学生实际运用的能力。因此，引入交际教学法后，学校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认识各学科之间的差异性，将各个学科的教学目标进行严格划分，制定具有针对性的英语教学目标。要求大学英语教师在进行英语课堂教学的过程中，将英语学习的本质目标作为教学原则，是学生能够在日常生活中灵活运用英语进行交际[2]。

3.2转变评价体系

现今，许多大学校园的英语评价标准在于考核学生的单词词汇量、语法掌握程度、阅读理解水平、写作能力等。考查形式一般为期中期末考试，且考试成绩所占比例较大，而忽视学生平时学习英语的态度、英语语言交际的能力、课堂出勤情况等。这样的评价体系将会使学生不自觉的将考试作为学习的重点，难以提高学生实际运用语言进行交流的能力。因此，引入交际教学法后，各大高校应当重整英语学习的评价体系，加大语言交际情况在学生总成绩中所占的比例，鼓励学生在课堂中，积极参与到教师的解说中，训练自身灵活运用知识的能力[3]。

3.3转变教学任务

近几年，科技迅速发展，经济与社会不断进步，旅游业日趋发达，我国逐渐与国际接轨，国际化日益频繁的今天，英语语言交流能力的提升已经渐渐成为个人发展的需求。大学生作为国家重点培养对象，应当加强对自身英语交流水平的重视。因此，各大高校与英语教师也应该充分认识到新时期的教学任务，引入交际教学法，为学生打造良好的英语学习的环境。而对于学生来说，应当端正英语学习的态度，切实提高自身交际水平，为国际化发展做出贡献。

4.结束语

综上所述，要想提高大学英语教学的教学水平，完成新时期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大学英语教师就应当打破传统的教学模式，转变原有的教学理念。英语教师可以在英语教学中积极融入交际法，充分发挥学生学习英语的热情，进而确保教师的高效教学，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刘小燕.大学英语课堂交际教学法研究[J].江苏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4，（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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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来读一则小故事：

一个人要过一条宽阔的大河，河面上没有桥也没有船，此人不知如何是好。恰巧上帝在天上看见了，于是点化此人——伐木造船，乘船渡河。此人照办，顺利过河。过了河后，此人舍不得丢弃辛苦打造的船，背着船继续前行，越走越辛苦……不禁仰天长叹：此行何故如此重矣！上帝闻言惊异：过了河还背着船干什么？

这个故事与数学教学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还是转入正文——《认识11~20各数》一课的教学思考与设计。这是“高效课堂·新修订课程标准全国培训活动”（徐州站）中的交流展示课。

一、教学目标的思考

对于《认识11~20各数》一课，苏教版小学数学教学参考上拟定的教学目标是这样的：（1）能正确地数出数量在11~20之间物体的个数，认识11~20各数，能正确读出11~20各数，初步掌握20以内数的顺序。（2）初步认识计数单位“十”，初步了解十进制，知道10个一是1个十、2个十是20。（3）初步体会数学与生活的联系，初步培养数感。这个目标明确而详细。对于课时目标，这样拟定应该说也是可以的；不过，每个课时的教学目标都如此具体而确定的话，那累积下来会怎么样呢，能累积下来吗？

笔者曾经问过一名教师：“教学《认识11~20各数》，你期待学生最久远的收获是什么？”“数感、十进制，还有感悟数学与生活的联系。”这位教师的回答简练而深刻。可是笔者并不满足，继续追问：“你期待学生最本质的收获是什么呢？”这位教师哑然……

当然，“本质”肯定不是考试的分数，而且，我们也不能大而化之地说是学生的数学素养。笔者在思考：通过《认识11~20各数》一课，学生有了知识（计数单位、十进制），有了能力（数出11~20、读出11~20、掌握数的顺序），也有了感悟（数学与生活的联系）之后，那更深层、更久远、更本质的收获是什么呢？

二、教学过程的设计

笔者深知学生不能成为知识信息的“储蓄”者，也不能仅是前人技能的再现者，而应是智慧的创造者。于是，我们遵循“智慧数学”的理念，凸显智慧的萌生、发展、生长和创造，设计了《认识11~20各数》一课。教学过程通过三个板块展开：

（一）第一板块：从小石子数起

教师和学生一起追溯人类智慧的萌生与发展，从小石子，到小棒（算筹），再到计数器，记数实物的简化是工具创造的过程；最突出的创造是“以一当十”，从1个大石子（重量与1个小石子不一样），到1捆小棒（形状与1根小棒不一样），再到1个珠子（完全一样的珠子），学生沿着先人智慧的历史足迹成长。

师（出示10个小石子）瞧，老师这儿有一些小石子，咱们也来数一数有多少个。

师今天的课呀，我们就从这些小石子数起。（展示幻灯片）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的祖先以打猎为生，他们捕获1只猎物后就在地上放1个小石子，2只猎物呢？3只呢？（出示10个小石子）10只呢？就这样，猎物越来越多，小石子也越来越多了，数得过来吗？怎么办呢？聪明的祖先又想出了一个好办法，（演示10个小石子换1个大石子）看，你知道他们是怎么做的吗？

师小朋友们，这个大石子就是多少呢？

师这是古人用的方法，可是石子毕竟太重了，古人又想到了用算筹，也就是小棒，工具就越来越轻便了。（出示若干小棒）看，这儿有多少根小棒？

师10个小石子可以换1个大石子，那10根小棒怎么办呢？（演示动画）10根小棒就可以捆成1捆小棒。小朋友们，你会像这样先数出10根，再捆成1捆吗?动手试一试。

师捆好了吗？这1捆是多少？对，它就是1个十。1个十里有几个一呢？好，10个一就是1个十。

（教师出示“智慧心语”：记数的工具越来越轻便了。）

师请同学们用捆好的和散着的小棒表示出12。

师（出示1捆带2根小棒）刚才，小朋友们用小棒表示出了12。现在，想看看老师是怎么表示12的吗？（出示计数器）认识吗？它叫计数器，右边这一位是个位，左边这一位是十位，计数器上的算珠也可以表示数呢！看，这是12吗？说说你的理由。

师大家看，十位上这1颗珠子表示多少？哦，十位上这1颗珠子能表示1个十。真厉害，能以一当十！（板书：以一当十）一起读一读。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师瞧，人们多聪明啊！从小石子到小棒，刚才我们又认识了什么？从计数器上我们感受到了以一当十。

（教师出示“智慧心语”：以一当十。）

（二）第二板块：“十”就在我们身边

第一板块追溯先人智慧的历史足迹，让学生从中感悟智慧的萌生、发展，第二板块则回归学生实际的生活经验与认知基础，通过身边的1捆、1包、1盒、1袋、1份等感受“十”，理解“十”是计数单位，理解十进制，理解十个十个地数的优越，让学生从中体验智慧的生长。

师“十”其实就在我们身边。（出示1包餐巾纸）看，这是什么？老师把它打开，数1、2、3……多少？

师（出示1盒饼干）再看这1盒有多少？我们一起来数一数。

师老师这儿有“十”，你们的学具里说不定也有“十”呢，赶快找找吧。

师谁找到了“十”？请起立。你的“十”在哪？数给我们看看。

……

师大家看，十个是1包，十个是1盒，十个是1袋……身边的“十”还真不少啊！（出示3捆铅笔）看，这是多少？为什么？

师（出示多捆成捆及多支散装的铅笔）想拿50支铅笔，你准备怎么拿？

师为什么不一根一根地拿呢？

师拿62支怎么办？如果拿100支呢？

师看来，十个十个地数还真快呀！

（教师出示“智慧心语”：十个十个地数还真快呀，以后我们还会一百一百地数，一千一千地数……）

（三）第三板块：从小石子中“走出来”

“走出来”是指从实物到符号。数字符号的发明是人类的伟大创造，因此，这一板块中，学生在教师的引领下感受智慧的超越。

师“十”就在我们身边，但记数时我们总不能把计数工具一直带在身边吧。于是，人们就设法从石子、小棒、计数器中“走了出来”，创造了图形和符号。（出示数字“0、1、2、3、4、5、6、7、8、9”）瞧，阿拉伯数字就是人类伟大的创造。会数吗？我们一起数一数。有了这10个数字，我们就可以组成很多很多的数啦！

师（出示数字“12”）这是多少？对，它就是12。

师现在我们知道石子、小棒、计数器、数字都能表示12，你知道它们的“十”都在哪吗？

师（指着数字“12”）这里的“十”在哪？这个“2”表示什么呢？

师比一比，你觉得哪一种表示方法更简单？是呀，用符号表示更简洁了！

（教师出示“智慧心语”：用符号表示物体的个数更方便、更简洁。）

篇8

作为一种常识，我们知道这样一种事实与电影的特殊性有关；电影不像文学，特别是先锋文学那样是“个人化写作”，它有着“系统工程”、“大众媒体”或“资本游戏”的属性，在当代中国，即便是地下电影或者独立电影也无法真正做到“作者电影”。所以，就算是先锋电影人们与先锋作家们同时，甚至比后者更早更敏感地觉察到艺术观念、美学风格转变，经过相当长时间的筹备以及对拍片契机的等待，“滞后”也似乎不可避免。而且，电影作为视觉艺术的直观性，也造成了这样的尴尬：那些在文学中显得和主流体制并不十分冲突因而不是很“先锋”的故事或观念，一旦表现在电影中，就显得十分尖锐，这从客观上更加加剧了电影的某种“滞后性”，这可能也就是为什么尤凤伟的小说《鬼子来了》、刘庆邦的小说《神木》在文学范畴内可以公开发表甚至获主流的奖，但姜文的电影《鬼子来了》、李杨的电影《盲井》却不可能公映的原因吧。

然而，本文所讨论的中国当代先锋电影的滞后性又不仅仅是一种现实的状况，而更是一种美学的状况。在笔者看来，从中国当代先锋电影与其文化语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入手，围绕着“滞后的先锋性”以及为了抵消这种滞后性而采取的先锋策略这一对矛盾，或许能给我们讨论中国当代先锋电影提供一些新的视角和思路。

一、先锋电影命名与先锋电影的支持网络

“先锋”这个概念，90年代以来在关于当代电影的讨论中倍受冷落，人们似乎更愿意从电影的外部即电影生产流程中去分辨“体制内”与“体制外”、“地上”与“地下”，而把“先锋”只当作是一种主体姿态加以质疑；毕竟电影人的主体姿态和电影文本的美学形态不是一回事，人们见到太多的打着先锋旗号的“伪先锋”，进而对这个概念的有效性失去了信心。笔者以为，实际上我们依然需要找到一种表述手段，从电影本身即电影的美学形态出发，区分那些有着本质差异的电影文本。问题不在“先锋”这个概念本身，而在于我们首先要在某种相对具有确定性的评价体系中，界定这个概念，并由此找到某种方法论，使之对讨论中国当代电影的现实具有有效性。在美学思潮中，对于“先锋”这个概念，一直就存在着多种表述。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先锋”这个概念以及其所指涉的具体内容，都有可能出现一定的差异；缺乏公认的前提，容易引起歧义和混乱，这也是“先锋”不再时髦的原因之一。

我们首先做一个简单的清理。

从词源学的意义上说，“先锋”一词用于艺术领域是在19世纪现代主义思潮兴起的法国。“Avant-garde法文，军事用语，适于19 世纪的先进的和实验的艺术运动。通常与现代主义有关系，‘先锋’（Avant-garde）这个词意味着艺术形式的变革，同样，这个词也意味着艺术家们为把自己和他们的作品从已经建立起来的艺术陈旧过时的桎梏陈规和艺术品位中解放出来所做的努力。先锋在被认识和接受为正统合法的艺术表达之前，常有一个长时间的忍受和力争得到社会承认其存在价值的奋斗和挣扎的过程。”① 从西方的文学艺术的历史来看，无论是19世纪下半叶的象征主义诗歌、印象派绘画、现代主义的文化潮流，还是20世纪30年代以降的表现主义、未来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结构主义等现代派思潮还是后来的“后现代主义思潮”都先后被称作先锋派。这么多形式不同、内容上也有差异的艺术作品都可以纳入“先锋”这个概念之中，可见“先锋”首先就不是一个封闭的概念，不是对某一种叫“先锋”的传统的简单表述，而是一种具有开放性的文化精神：它在自身的延续过程中不断地吸取新的因素，在阶段式的积累之后又不断地以一种范式代替另一种范式；它不是一个自我相关的概念，而是在与“非先锋”或者说主流和体制的对照之中确立其内涵和外延的。

当然，“先锋”这个概念具有开放性和“非自我相关性”，并不代表我们没法从正面来表述它。对于先锋的纷繁复杂的定义，在一些层面上还是存在着普遍的共识的。先锋首先是时间性的概念，意味着超前、前卫，它不是一个静态的模式，而是一种在历史的相对稳定状态中变异和前趋的动态过程；同时它又是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概念，具有先锋性的作品意味着在社会意义上也是超前的、先进的。这种社会意义上的超前包括两个层面：一，表现为思想上的异质性，对既成的权力话语有某种叛逆性。二，表现为艺术上的创新精神，对已有的文体规范和表达模式具有破坏性和变异性。尤奈斯库说“所谓先锋，就是自由”，这既是思想上的自由，也是艺术上的自由。

综合以上的论述，我们不妨先总结出先锋性的几个普遍的特点：1.明显的实验色彩。2.在力求创新的推动下，通常具有不符合当时审美取向的艺术形式，形式上的不好懂是其最明显、最直观的标记。3.与流行的、占主导地位的、体制化的，被大众接受的艺术程式针锋相对，具有强烈的反叛性。4.有能力为艺术发展开辟新的可能性，这一点会使得先锋艺术区别于哗众取宠的“伪先锋”。5.自我颠覆性，先锋艺术会不断地推翻自己的艺术形式和文本模式，从某种形态或者说艺术范式越向另外一种。

以上的概念清理对讨论中国当代先锋电影来说，不过是一个前提，它还是抽象的、静态的，我们需要寻找一种具体的、动态的方法去界定“先锋电影”。先锋的时间性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不能孤立地就某个导演、某个影片或者某种潮流本身的情况判断其是否属于“先锋电影”，而是要在时间脉络中把握电影与其外部的社会、文化、美学环境之间的相对位置，从这种具体的相对位置中判断其是否具有先锋性。

广义上说，中国当代电影的外部环境至少包括三个层面：其一，一般性的社会环境和社会生活；其二，由官方权力和意识形态以及商业权力构成的对电影有强制渗透力的“权力场”；其三，由文化、文学、艺术思潮等因素构成的对电影有非强制渗透力的狭义的“文化语境”。当代中国的语境的复杂和特殊之处，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代中国存在着一个明显的社会转型，特别是90年代以来。虽然社会转型还没有结束，但它所表现出来的趋势仍然可以让我们寻到一种相对明显的内在线索：技术变革和对利润的赞同在社会生活中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和国家总体上的现代化发展战略以及政策上对技术精英和资本的重视是一致的。90年代的电影创作除了如同80年代所表现出来的状况——受到官方的文化政策体制（其直接表现为电影审查制度）的制约和影响之外，也日趋受到文化工业体制（其直接表现为电影投资机制和利润模式）的影响；两种体制结合在一起重新划分了外部环境对电影渗透的力度和范围。电影和社会生活之间原本应该存在的一种主动联系有被一种被动的联系所取代的趋势，电影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渐渐地退居到一个相对狭小和边缘的空间中，因为这样，它和社会生活空间之间的边界也比以前更加确定：电影的社会影响力以及对广义的语境的渗透力变小了，而电影的自我意识以及广义的语境对电影的渗透力却变大了。

可以这么说，不论是中国当代电影中的主流部分还是非主流的部分，其都处在一种多层次动态的“场结构”中。所谓“场”，是一个功能性的概念：“格式塔”学派曾在知觉领域内（心理学的研究范围），将能在种种原始的知觉里面立即看到一个整体性的情况比作“场效应”。他们认为：整体并不是各种先决成分的简单总和，而且整体应该是先于成分的，或曰是在这些成分发生接触的同时所得到的产物。“场”又是一种结构：皮亚杰在《结构主义》一书中则致力于将这种整体性推广到与主体的意识的主动性关系更为密切的智力领域和行动领域中去，他将整体性作为“造结构”的出发点和归宿，把整体（结构）——转换——自我调节——新整体（结构）看作是一个螺旋上升的历史过程。空间上的相互联系性与时间上的不断发展性结合为一体，这使“场”成为一个具有开放特性和自足特性的结构体；它既不同于聚合体（部分之和），又不同于静止的形式。②

那么先锋性与这种“场结构”是怎样一种关系呢？布尔迪厄曾经以18世纪中叶的法国文化状况为例，详细地阐述了这一点③。在他看来，“文化场”处在“权力场”的内部，两者又被更大的“社会空间”包含，“文化场”在其中实际上已经变体为“文化生产场”，“文化生产场”中包括了“文化大生产”（商业生产）、“有限生产场”（为艺术而艺术）等次场，先锋艺术就存在于“有限生产次场”中，它有“得到承认的先锋派”和“未得到承认的（真正意义上的）先锋派”两种形式。处在文化场中的任何艺术体裁都会分化成一个“探索的领域”和一个“商业的领域”，它们是这个场结构的两极，先锋派艺术产生于“探索的领域”，而当其进入“商业的领域”时就失去了先锋性。我们借用这样一个理论模式，首先需要对它进行符合中国情况的改造，很显然，把权力场中意识形态的作用淡化而过于强调经济和商业机制的作用，这至少是不符合当代中国电影的实际情况：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意识形态作为权力话语发挥着远比商业机制更为重要的作用，即便是90年代以后，商业和经济体制的威力仍然没有西方社会的巨大，它对于电影的渗透作用也仍然没有西方那么强，所以中国电影也不仅仅是文化工业视野中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那些与电影联系更直接的文化语境也不应该从“场结构”中消去。

虽然具体的社会条件，文艺的思潮差别很大，但布尔迪厄“场结构”的一般性理论对于中国先锋电影的命名还是颇有借鉴意义的。这主要表现在：“场”这个概念可以把诸多与电影有关的、传统上只被看作是电影外部因素的构件有机地纳入到一个整体中，在这个场结构整体（结构）——转换——自我调节——新整体（结构）的变化中把握电影外部因素的发展变化和电影自身的发展变化之间的动态关系。正是基于“场”这个概念，本文尝试着提出“先锋电影”和“先锋电影的支持网络”这样一对概念，并力图在先锋电影和先锋电影的支持网络的悖论关系中为先锋电影命名。

所谓“先锋电影的支持网络”有两个层面的意思：其一，从宏观层面上说，它指涉的是先锋电影的产生和转化机制，以及和先锋电影具体意蕴（美学／社会学）对应的包括了一般社会环境、权力场（意识形态权力和商业权力机制）、文化语境层面上的支持点交织成的网络，是上面所说的三个层面的外部环境的有机综合。其二，从微观层面上说，它是这三方面因素的综合体：1.先锋电影创作者们那些现实经历、个人记忆等有一定程度物质性实存性质的因素。2.个人所获得的体系化的知识、电影美学观念及其身处其中的文化语境等有非物质性实存性质的因素。3.个体的诗性体验能力和审美心理机制等具有主体创造效能的因素；它制约着主体对于前两者的接纳、吸收，而它的形成又无法离开前两者的基础性作用。

总体上说，先锋电影是一种没有完备支持网络的电影群落。当某部电影作品或者某种潮流具备宏观支持网络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它是与一般社会环境相适应，获得权力机制认可，并与主流电影美学观念和大众的审美习惯一致的，这种时候，我们说“这不是先锋电影，它不具有先锋性。”相反，当某部电影作品或者某种潮流不具备完备的宏观支持网络的时候，它要么表现出的是不成熟，要么表现出的是一种先锋性，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在微观支持网络方面很薄弱，进而导致电影的影像文本对于电影艺术本身的发展不具备开拓意义，而后者不仅具有坚实的微观支持网络，而且微观支持网络与宏观支持网络之间还存在的巨大反差，也就是说，主体审美创造的取向与现存的占主导地位的电影美学形态并不一致，前者往往带有一定程度的前瞻性。先锋电影从一种既定的“场结构”（即现存电影的支持网络）中脱离出来，而它所需要的“场结构”（即先锋电影的支持网络）还没有形成，而当先锋电影的支持网络渐渐形成，其便被一种新的结构覆盖，也就逐渐地失去先锋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先锋电影从某种范式向另外一种范式的变化过程就是其不断地从旧有的支持网络中脱离出来，接着又被新的支持网络覆盖的过程。没有孤立的、超越时间之外的先锋电影，只有在具体历史阶段上的先锋电影，先锋的时间性也就是这个意思。

不过，需要特别指出一点，先锋电影的发展并不是遵从一种机械的“社会进化论”的轨迹。先锋电影微观支持网络中主体的创造性是一个能动的因素，一方面，它始终有着逃逸出既有结构的冲动，而且这种冲动是“非线形”的，它可以使得先锋电影的发展呈现多种可能性；另一方面，他可以吸收旧的支持网络中可继承的因素，经过转化，又成为逃离这个网络动力。换句话说，先锋电影的支持网络一方面在力图把先锋电影纳入自己的“场结构”中，从而使其失去先锋性，另一方面又为先锋电影又一次的逃离它准备着各种资源。这也许就是先锋电影为什么除了逃逸主流体制，除了从一种美学范式发展到另外一种美学范式的变化规律之外，还具有“先锋自身传统”的原因。

综上所述，通过“场结构”的概念和方法，我们可以找到一种用先锋电影和先锋电影支持网络的相对关系来表述中国当代先锋电影的方法。当然，这一方法只是提供了研究的一个线索，对于具体电影潮流和电影作品的分析仍然是相当重要的，而且也只有在对现实的具体的分析中才能检验这一方法的有效性。

二、滞后的先锋性：现实困境还是美学困境？

基于以上的视角，对80年代以来中国先锋电影的发展进程作一个简单的回顾，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有意思的事实：同样是力图超越和逃逸出当时的主流支持网络，但作为先锋电影对立面的主流体制的构成，在90年代（特别是1992年之后）与80年代的情况出现了明显的差异——作为主流电影支持网络最核心部分的“权力体制”不再是单一的，而是出现了“意识形态权力”和“市场权力”二元分立的情况。对先锋电影来说，仅仅像《红高粱》那样和“意识形态权力”的象征——“中国电影的审查制度”周旋是远远不够的了；还要考虑市场，和市场周旋，要在市场的同质化权力的作用下，保持先锋电影的超越品格和独特性。所以我们看到或者如张扬们很情愿又很不甘心地和罗异的艺玛公司搞好关系，宣称走“先拍商业片，站住脚之后再拍自己的艺术电影”那样“曲线救国”的道路；或者如贾樟柯、李杨们更干脆地绕开审查，可以拿外国电影基金给予中国的配额在国外混；当然，也可以独立制片，自己凑钱在地下待着。

回到理论上来，我们可以用这样的问题来涵概对上述事实的解释：对90年代以来的先锋电影来说，其一直力图逃逸的支持网络大致是个什么样子，其作用于先锋电影的方式又发生了什么样微妙的变化呢？

从学理上说，由于“市场权力”的介入，“意识形态权力”很难再像在80年代那样直白地站在前台，而应该从总体上越来越退居社会生活的隐层，除去在某些敏感的领域和问题上，它是不到必须时刻不轻易亮相的，而且，还有这样一种可能，隐层的“意识形态权力”和表层的“市场权力”媾和在一起，前者或者通过后者发挥着主导的作用，或者和后者一起衍生出更具有文化色彩的“媒体权力”发挥作用。在这样的情况下，以“反抗和逃逸权力体制”为总体特征的先锋电影，其表现出来反叛和逃逸的针对性就有可能是多向度的，甚至还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先锋电影在反抗一种权力体制的时候，表现出的却是故意（或者说“无奈的故意”）向另一种权力体制的靠近。比如，你反叛和挑战在原先的意识形态权力作用下形成的某种父辈的价值观，就可能故意摆出一副沉溺于物质化生活的样子；你感受到社会主旋律电影审美同质化的弊端，就只有从某些边缘化的题材中找寻解决的办法，虽然你可能并不心属后者。说得更明白一点，先锋电影在逃逸它的支持网络的时候，可能出现这样几种情况：明显地对抗和反叛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力（官方体制及其美学形态）、明显地对抗和反叛市场权力（主流的商业体制及其美学形态）、既对抗前者也对抗后者、用向商业体制靠近的方式对抗主流意识形态体制、用向官方体制靠近的方式对抗市场权力体制。换句话说，在我们无力条分缕析地对每一部当代电影进行“先锋性认证”的条件下，通过对它和这两种体制因素之间相互关系的判断，我们或许可以大致为中国当代先锋电影框定一个大致的范围和评价标准。

这样的讨论似乎有些学究气，那让我们看看现实的情况是否符合学理的逻辑。在笔者看来，关于中国当代先锋电影，有一些事件特别具有象征意味。

一个就是《巫山云雨》（1995年）的出现。按章明的说法，这部电影原本是体制内的作品，从投拍到发行似乎都是冲着可以公映去的，但是最终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没有公映，直到近七八年之后，才以“影碟＋在电影频道深夜探索影厅栏目播出”的方式面市④。从电影艺术本身来说，《巫山云雨》最常被人提起的是它的“三段论”式的结构，其实笔者以为它对于中国当代电影最为重大的意义在于：打破了第五代导演们那种把“民族记忆”的宏大叙事加载到“个人”身上的叙事模式，成功地找到了一种表达方式，让“个人”卸下了沉重的负担，成为“当下的现实生活”中而非“先验历史”中的个人。在当时，第五代导演们的电影观念，虽然和主流意识形态并非完全吻合，但至少是十分接近的，更何况他们的观念在电影范围内已经成为了某种权力。在这种情况下《巫山云雨》的先锋性不言而喻，但是有意思的是，它恰恰是在“体制内”完成的。我注意到一个细节，电影中有意识地织入了“三峡工程”的背景，但章明却反复提到这只是一个背景，和电影的主体部分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我猜想（“有意识的误读”），也许这样一个带有主流意识形态符号色彩的背景，正是当年这部电影能够通过电影厂立项审查的重要因素之一。即便如此，这也只是在以“靠近官方体制的方式”而非“官方体制的方式”行事，所以，章明说当时立项一通过，他立即就着手拍摄了，生怕夜长梦多。我们看到，电影中人们对待“三峡工程”的态度（似乎和他们没有关系）和主流的态度并不完全一致，这也许也是后来电影没有公映的原因之一吧。

另一个有意思的事件就是所谓的“七君子上书”⑤。电影审查制度的改革，设立电影的分级制度，其潜台词就是谋求先锋电影的市场生存空间。审查不通过就不能公映，不公映不论在投资回报的角度，还是扩大电影的受众面的角度都是极为严峻的，只靠着参加国外电影节或者寻找海外发行商，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电影的投资就无从谈起。这是先锋电影和主流体制之间另一种形式的“靠近”——力图通过政策的诉求，使得主流体制发生某些有利于先锋电影生存环境（特别是商业环境）好转的改变。当然，这件事情还没有结果，但“七君子上书”最起码显露了先锋电影人们用向官方体制靠近的方式对抗市场权力体制的倾向。

前面提到张扬们和艺玛公司之间的关系，从积极的一方面说，如当事人自己表达的那样，也许“曲线救国”的道路不失为一种“先锋的现实策略”，如果果真如此的话，那么这是一种典型的“向商业体制靠近的方式对抗主流意识形态体制”的倾向。但是这其中存在着某种风险，这种风险甚至比前两种倾向可能存在的风险更大——市场权力体制的力量很强大，你真的能够做到进退自如，真的不会乐不思蜀？我们不是没有看到过原来的艺术片导演陷入商业电影而无法自拔的情况。当然，按照市场体制的要求把商业片拍好并不是什么不好的事情，就像我们也需要“主旋律”电影一样，关键是我们是否从“先锋电影”这个角度来看问题；这些已经不是先锋电影所要讨论的范围了。

对中国当代先锋电影来说，现实的困境导致了它和它所要超越的支持网络之间的相互关系发生着上述这样微妙的变化，它往往是在靠近中逃逸。在其按照“先锋性”的内在要求，反叛主流的观念和美学形态的时候，它是没法真正做到完全逃逸出其支持网络这一点的，所以它要发掘支持网络中可以利用的资源，在“后退一步”的同时再“迈出两步”去。我想，这也许就是中国当代先锋电影“滞后的先锋性”的形象地表述。

进而，很明显，这种“滞后的先锋性”不仅仅是一种现实的困境了，而是文化和美学的困境了。

如前所述，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当代社会“文化”的整体性和一元性在减弱，意识形态不再像80年代初之前那样，是将整个社会文化的压平的过滤器，在当时，通过它诸如传统文化这样以前在社会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的部分，最多只能居于潜层，更不用说从当下的现实中生发出一种和意识形态不完全一致的新的文化形态了；意识形态对于文化的直接作用范围缩小到“主流文化”之中，商业文化和大众文化的迅速发展，使得社会文化越来越呈现出“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三者矛盾共生的格局。当下“精英文化”和“主流文化”之间的关系处在一种将矛盾搁置，相互容忍秘而不宣的状态；“主流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关系其实就是政治意识形态权力和商业体制权力之间的关系，两者因利益结合在一起，共生的一面远远大于矛盾的一面；较为对立的是“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前者对于后者持一种批判的态度，后者对前者是一种姿态上嘲弄、实践中侵蚀的情况。先锋电影在其身份认定上恰好具有双重性：整体上作为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电影具有明显的大众文化的特征，而“先锋”又是一种精英的文化姿态。所以，“先锋电影”应该说是用一种反文化的姿态处在“精英文化”之中，但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精英文化，它对于体制，不论是主流意识形态体制还是市场商业体制都采取反叛和逃逸的姿态，有的情况下它可以用自己独立的形式，不需要借助任何一种文化形态的模式就可以达到这一点，而有的情况下，特别是在社会的文化语境发生大的变化的情况下，为了从“质”上逃离一种体制，它有可能在“量”上借助另一种体制的形式。

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了这样一个过程⑥，这对我们理解中国当代先锋电影在“精英”和“大众”之间的文化困境有所帮助。他首先不否认精英文化也是一种文化产品，认为在现代文化生产中，存在着两个彼此相关却又不同的场结构：“有限生产场”和“大规模生产场”，前者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是知识分子或者是文化人，物质生产的规则在其中是有限有效的，艺术的自律性还没有丧失，而在后者中，文化的生产和消费者不是同一批人，消费者数量要比生产者大得多。在现代主义阶段，前者可以通过一种特有的“命名权”对后者发生影响，通过教育这一中介培养出适合前者生产出的文化产品的消费者，突破界限对大规模生产场起到调解作用。但在后现代主义阶段，两者之间的界限不仅趋小，而且大规模生产场的规则反过来凌驾于有限生产场之上，精英文化产品最终放弃自己特有的逻辑，向大众文化屈服。

大众文化成为一种体制，相对于政治意识形态体制是“时间在后”的，和“先锋性”这一时间概念“总体上时间在后超越时间在前”的性质有关，新的先锋因素理论上就有可能借助大众文化的形式，反叛和逃离政治意识形态体制。这样，“先锋电影”在文化上的困境就集中表现为与“大众文化”之间悖论性的关系了。

本雅明曾经用一种不经意的方式区分了表面上很相似的“先锋”和“大众文化”，他在分析当年的“先锋派”——达达主义的时候说，达达主义是在竭力实现艺术作品的“不可利用性”，而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则在实现艺术作品的“可利用性”。⑦ 早在康德那里，“审美的无功利性”就已经得到详细的阐释，本雅明所说的“不可利用性”和“审美的无功利性”一样，都在表达着“艺术自律”、“文化自为”这样的观念——所谓自律，是指文化以自身的内在审美本性作为合法的依据，对现存社会持一种反抗和批判的姿态，而不是“他律”地围绕文化艺术之外的商业价值。阿多尔诺的一段话，更为深刻地指出了这个问题：“确切地说，艺术之所以是社会的，主要是因为它站在社会的对立面。现在，只有在它已经变得自律时，这种对立的艺术方可发展起来。正式通过自身凝聚了某种存在，而不是屈服于现存的社会规范进而证明自己是有‘社会效用’的，艺术才批判地存在在那儿的社会中。纯粹的和内在复杂的艺术是对人的贬低的无言批判，这种贬低也就是导向其中一切都是‘他为’的总体交换社会的。”⑧ 和法兰克福学派的传统有关，本雅明是从艺术产生机制的角度出发的，在他看来大众与艺术的关系，因为参与者数量的巨大而引起了参与方式的突变，“在艺术作品前，宁神静心的人沉到作品之中，而心神涣散的大众让艺术作品沉入了它自身之中。前者指向艺术作品的膜拜价值，后者指向艺术作品的展览价值。前者利用视觉，艺术鉴赏，而后者利用包括了触觉在内的统觉，是一种习惯。”⑨ 我们可以把“宁神静心”理解为一种“阅读／思考”的形式，而“心神涣散”则是“视听／直觉感知”的形式：前者是通过反复的审视来体会艺术表现符号的内在隐喻，通过解析作品来深入探究艺术创造者的动机和思想，这种方式虽然可能带有审美习惯和艺术程式的因素，但在参与艺术的瞬间更多的是一种个人性在起作用；后者则是通过一定的媒介（大众传媒），在这些媒介按照它们的意愿增删、调整了艺术形象之后，直接感知艺术的形象运动。这其中更多的是大众的“趋同性”在起作用。

先锋电影之于“个人”，是一种“他性”的存在，具有膜拜价值，这和传统艺术品没有什么区别；而其之于大众，则成了经常性的自身经历的对象和活动，大众接受先锋电影的过程，不是对自己生活实际的直接观照，而是通过大众传播和媒介，把某种“趋同性”作为艺术活动的本质要素之一带入艺术欣赏过程，把审美变成了一种观念的消遣和消费。我们只要稍微关注一下大众媒体上近期对贾樟柯的《世界》和王小帅的《青红》的宣传就可以发现，中国当代先锋电影有时不具有明确的文化身份意识，之所以这么说，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电影可以公映了，浮出地表了，模糊了先锋电影和主流电影之间的界限，更是因为它们除了表现出了当代先锋电影由于自身的困境向两种主流体制靠近的倾向之外，还把大众文化和先锋电影之间的关系表露无疑。在媒体的娱乐版，他们的电影被贴上了时尚文化的标签，真正喜欢他们的电影甚至去看他们电影的人很少，而他们的名字和新闻却流传很广。

文化上的困境直接导致电影美学上的困境，一个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如何用一种不断创新、不落俗套的电影观念和电影语言探索电影的“可能性”，同时又具有在当代中国能够被理解的“可读性”？在西方艺术电影中，当费里尼、塔尔可夫斯基还没有成为经典，还处在“先锋电影”的时期，电影的“可读性”并不是他们关注的主要问题，以观众的阅读期待为指归，并非他们的习惯。而在当代中国，这个问题就很突出。在美学上，要打破固有的僵化的模式，对先锋电影来说，就是要尽可能地打破人们固有的审美习惯，创造出新鲜的审美感受和经验，但在当代中国，这个过程却是在和“符合大众的审美习惯”这个方向相反的过程的博弈和角力中完成的——“用人们习惯的方式创新”这是一个悖论。所以在美学和电影语言的创新上，中国当代先锋电影并没有很好地完成它本应完成的任务，以创新为己任的先锋电影尚且如此，那整体上当代中国电影在美学和形式创新上一直偏弱，就很好理解了。作为一个反例，当《巫山云雨》采用《暴雨将至》式的三段论结构，《苏州河》模仿《薇罗尼卡的双重生活》的情节构架的时候，人们就表现出了很大程度的不适应；而当张艺谋只是通过大量使用群众演员，用人们习惯的故事和结构拍《一个都不能少》、《秋菊打官司》的时候，效果却很良好。

三、“滞后的先锋性”的抵消策略：中国当代先锋电影的底层视角和当下记忆

从一个方面说，中国90年代以后的先锋电影，除了要保持在主流电影之外的相对独立性之外，还要力图超越中国先锋电影的自身传统——主要是所谓的第五代导演建立的电影范式；从另一个方面说，先锋电影又是不得不站到主流体制以及先锋自身传统的对立面，如某些先锋电影人自己所表达的，并不是他们主动地摆出对抗的姿态，而是被逼到不摆出对抗的姿态，他们就没法拍自己作品的境地了。试想在第五代导演成为学术权威，更早的一批电影人成为各大电影厂、电影主管部门的行政领导的情况下，一个听话的学生能有多大的创造力？而像田壮壮监制这样对后来者的电影创新和探索抱有宽容和提携态度的角色，在中国当代电影中又有多少？

所以，先锋电影就需要寻找某些抵消其“滞后的先锋性”的方法，换句话说，就是要在即便无法真正突破文化和美学困境的前提下，也要努力找到摆脱生存两难境地的现实策略——一种抵消“滞后的先锋性”的策略。笔者以为在90年代以来的先锋电影最主要的两种变化可以被看作是这种策略的体现。

第一种变化表现为：从关于民族记忆的“宏大叙事”（《黄土地》）转变为把民族记忆交由个人生活承载的“新历史主义叙事”（《活着》）、《红高粱》、《霸王别姬》等），再转变为对于当下生活的个人性的、选择性的记忆进行“自传写实叙事”（《长大成人》、《头发乱了》、《北京杂种》、《站台》、《孔雀》等）。

第五代、第六代导演在90年代的并存，使得这种转变显得有些波折，其原因在于，当新的电影人在观念和美学上试图反叛和超越第五代的时候，第五代们自己也在进行着调整。最为明显的一点，当新的电影人抱怨第五代似乎只对“历史”和“民族”感兴趣，总是习惯于在电影中有意识地建构民族文化符号，而对于我们身边发生着剧烈变化的现实却没有介入的欲望和能力的时候，诸如《有话好好说》、《和你在一起》之类的作品出现了。当然这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是：新的电影人由于在自身成长经历当中的精神气质和价值观认同上与前辈的先天差异，导致了他们要比前辈们有着从“个体生命体验”中介入“当下生活”方面的敏感性优势。从自己出发，这使得他们很自然地摆脱了先验的“民族记忆”；从对于自身经历选择性的记忆出发，使他们似乎天生就具有了精神上的独立性和先锋性；从与当下生活相关的个人记忆出发，那种原本在中国电影的支持网络中还没具备的介入生活的角度和方法出现了——其对生活的真实状态、真实的变化的展示都是“与我相关”的，它既是现实的，又是“我”的想象或者记忆。比如说，作为“先锋精神”载体的摇滚亚文化在路学长、管虎、张元电影中的出现，80年代生活的记忆在贾樟柯电影中的出现，就是如此。

我们不妨把这样一种变化叫作“当下的记忆”策略——它从时间性的概念上，通过个人的选择性记忆，把“过去”一同纳入到对“当下”的关注当中，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先锋电影相较于整个先锋艺术思潮发展的“滞后性”。

第二种变化表现为：从一种精英式的自恋视角或俯视视角的窠臼中跳脱出来，对边缘和社会底层弱势群体生活的倍加关注，力图采用平视的底层视角，对生活的原生态不加粉饰地、具体而非概念性地展示出来。

这种变化背后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从审美上说，底层生活和边缘生活同样具有某种新奇性和陌生化的效果。同性恋亚文化、青年亚文化这样一些在主流文化之外的边缘题材，具有审美上的新奇性这很好理解，一些先锋电影导演们也正是倚重这一点来凸现起电影的先锋性，比如张元、崔子恩。而很“大众”的底层生活为什么也会具有新奇性呢？这又要回到先锋电影和主流电影相互的位置关系上来，在90年代中国的主流电影中，底层生活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社会的主流文化原本就缺乏对底层弱势群体的关注，加之意识形态权力的作用，主流电影不可能深入涉及底层的矛盾，最好也不过是一种情感上的同情和道义上的吁求而已，这造成了底层真实的生活在人们的审美经验中的匮乏，也就是说，在主流电影的支持网络中，底层生活的审美经验是匮乏的——根据前面的理论方法，我们知道，这自然就会成为先锋电影的用武之地。贾樟柯的《小山回家》（dv作品）、《小武》、《站台》、《任逍遥》等，王小帅的《冬春的日子》、《扁担·姑娘》、《二弟》、《青红》，王超的《安阳婴儿》、李扬的《盲井》、王光利的《横竖横》等都可以说是这样的作品。当然有的时候，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在同一个电影中，“底层”和“边缘”会结合在一起，比如在王小帅《十七岁的单车》中两个男孩、盛志民《心·心》中的两个女孩，分别一个是城市中的另类青年，一个是农村到城市中的打工者，两个电影都采用“双线结构”，把两个相似又不相同的人的生活结合在一起展现出来。从其给观众带来审美陌生化效果的角度上说，“边缘”从一个更宽泛的角度也可以纳入“底层视角”这个概念中去。采用底层视角的电影，大多都用一种原生态的表现和记录的电影手法，力图平等地、客观地展现底层生活的日常状态，并通过从日常平淡的生活中提炼出某种电影所需要的戏剧性，依此来构建电影所必需的情节主干。但请注意，这种戏剧性是“时间在后”的，是底层日常生活中自然而然产生的。应该说，“底层”不仅仅是题材问题，张艺谋的《一个都不能少》、《秋菊打官司》之类的作品，从外在的形态上说，和上述作品有着某些相似之处，但两者的关键的差别在于，张艺谋的兴趣点不是如何表现和记录底层生活的现状，而是从中提炼出情节上的戏剧性，况且，作为电影创作主体，其面对剧中人物的视角不是平视而是俯视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底层”也不仅仅是一个社会阶层上的概念，而是一种美学上的概念。

我们不妨就把这第二种变化叫作“底层视角”策略——“底层”作为一个大众阶层，在作为审美对象时，确是一个很少被关注的部分，先锋电影的“底层视角”策略，找到了一种在道义上靠近大众、同时又在审美上破除主流的遮蔽、为大众带来新奇和陌生化效果的方式，这种方式对于消解先锋电影在文化和审美上的困境有所裨益。

在本文就要结束的时候，笔者想起了一个有关电影《盲井》的逸事，并想通过“有意识的误读”，读解出一丝关于中国当代先锋电影的象征意味：据说，在拍摄《盲井》的时候，由于资金所限，没法搭景，摄制组只能深入小煤矿，进行井下实景拍摄，而这也就意味着摄制组在拍摄期间要和一般的农民矿工一样承担着安全风险。在拍摄最主要的几组井下镜头的时候，不知是什么原因，导演却并没有下井，而是摄影师带着演员下去完成拍摄的。《盲井》这部电影本身可以说把“底层视角”发挥到一个极致，你想，还有比“地面以下”更“底层”的吗？但是，“导演并没有下去”——这就很有意思了——难道在当代中国，即便是像李杨这样的“先锋导演”，都没法真正做到具有平视的“底层视角”，而只是在把讲述底层的故事作为自我标榜的“先锋标签”吗？但愿并非如此，如果这样的话，那中国当代先锋电影突破困境之路就显得更加艰难了，因为，毕竟人的因素才是先锋电影不断地从先锋电影支持网络中反叛和逃逸出来的原动力。

注释：

① 《世界艺术百科全书选译》（1），P7，罗杰·夏杜克（Roger Shattuck）撰写此条目。

② 参见皮亚杰《结构主义》，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③ 参见布尔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刘晖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3月版。

④ 参见程青松、黄鸥著《我的摄影机不撒谎：先锋电影人档案——生于1961—1970》，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2年5月第1版。

⑤ 由何建军、雎安奇、贾樟柯、娄烨、王小帅、张献民、张亚璇七人联名上书电影局，主要呼吁用电影分级制度来取代现行的电影审查制度。

⑥ 参见布尔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刘晖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3月版。

⑦ 参见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经验与贫乏》，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篇9

[关键词]资产负债表 往来项目 表格总结法 T型账户分析法

中职学校会计专业的学生在报考“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的复习过程中，经常会碰到资产负债表不会填制的情况。笔者在多年的教学过程中发现，学生大部分报表项目是很快就能填好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应付账款”和“预收账款”四个往来项目的填制上。学生经常把借贷方向搞混，一做就错，甚至演变成一看到综合题就害怕的情况。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学生考证复习的自信心和积极性，如不及时改变常规的教学方法，学生的考证通过率将会下降。有鉴于此，笔者在近几年的会计考证辅导教学过程中，设计出两种非常实用的方法，使学生在考证中轻松通过。

一、常规填列方法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其讲解，资产负债表中“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应付账款”和“预收账款”的填列方法如下：

（1）"应收账款"项目，反映企业因销售商品、产品和提供劳务等经营活动而应向购买单位收取的各种款项。本项目应根据"应收账款"和“预收账款”科目所属各明细科目的期末借方余额合计，减去"坏账准备"科目中有关应收账款计提的坏账准备期末余额后的金额填列。

（2）"预付账款"项目，反映企业按照购货合同规定预付给供应单位的款项等。本项目应根据"预付账款"和"应付账款"科目所属各明细科目的期末借方余额合计数填列。

（3）“应付账款”项目，反映企业因购买材料、商品和接受劳务供应等经营活动应支付的款项。本项目应根据“应付账款”和“预付账款”科目所属各明细科目的期末贷方余额合计数填列。

（4）“预收账款”项目，反映企业按照购货合同规定预付给供应单位的款项。本项目应根据“预收账款”和“应收账款”科目所属各明细科目的期末贷方余额合计数填列。

二、表格总结法（特殊教学法之一）

中职学生的学习能力比普高的学生差一大截，若用常规的填列方法教学，他们只会越听越乱。学生喜欢简单易记的东西，如果将上述复杂的填列方法总结成一张比较简洁的表格，然后再在课堂中传授其中的会计原理，学生就会很快掌握。这种方法适用于理解能力较差学生，他们只需要记住表格的计算公式就能轻松完成考试。

“表格总结法”教学设计如下：

【例】华天公司2011年12月31日结账后有关科目所属明细科目借贷方余额如下：

若采用表格总结法，则华天公司2011年12月31日资产负债表中相关项目的金额如下：

值得注意的是，采用表格总结法去分析填列，许多学生会时常搞混各个账户的性质，即使计算正确了，也会在填制报表时填错地方。特别是“预收账款”账户和“预付账款”账户，如上题，学生在资产负债表的左方刚刚填完第1题“应收账款”项目2，050，000，一心急就马上把第2题的的金额2，000，000填在了“应收账款”项目的下面报表栏，即“预付账款”报表栏。同样的，学生跟着就会很“自信”地把第3题和第4题的答案填在了报表的右方，即“应付账款”项目和“预收账款”项目。

这样的事情笔者在近几年的考证辅导教学中经常碰到。每一届的许多会计班学生都有向老师诉苦，说资产负债表太难填了，尤其是这些往来项目的计算，怕等到考会计从业证的时候考砸了。因此，笔者认为，在考证辅导的教学过程中，应该多用2-4个课时，认真详细向学生讲述填制的步骤，讲透它们的性质及其相对应的会计原理，然后再印发专项练习试卷给学生练习和巩固知识，这样的教学效果才能有成效。

三、T型账户分析法（特殊教学法之二）

上述的“表格总结法”一般只适用于理解能力较差的学生，学生背诵下来就能完成考试。然而，表格总结法只是空有“招式”，而没有“内功心法”，没有财务会计理论为依托，不适用于长期教学，也不适用于学生将来毕业走上财务岗位工作。“T型账户分析法”能够很好的解决这个“治标不治本”的问题，是最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

“T型账户分析法”教学设计如下：

1.“应收账款”与“预收账款”报表项目

2.“应付账款”与“预付账款”报表项目

【例】华天公司2012年12月31日有关总账和明细账户的余额如下：

则采用“T型账户分析法”分析如下：

1.“应收账款”与“预收账款”报表项目

2.“应付账款”与“预付账款”报表项目

从本例中，我们能明显看出各个账户的性质及其对应关系，这能让学生更直观地、更深入理解和掌握报表中的往来项目的内涵。学生在顺利通过考证的同时，还能成功掌握编制这些报表项目的“内功心法”，这也有利于学生毕业后将其运用到财会工作中去，一举两得！

总之，在会计从业资格考证辅导中，由于中职学生的学习能力较低，单纯照书按部就班教学的话，学生是很难完成编制资产负债表的考核。笔者以为，在长期的财会教学过程中，摸索并总结出一些特殊的教学方法，如上述的“表格总结法”和“T型账户分析法”，能起到非常不错的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1]黄盈盈；谈谈编制资产负债表时应注意的问题[J]；商业会计；2007年04期.

篇10

关键词：《西风颂》对比韵律意境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672-1578（2012)03-0026-02

1 雪莱和《西风颂》

雪莱是英国浪漫主义卓越诗人，被恩格斯称为“天才的预言家”。雪莱一生追求真理，勤于创作，为人们留下大量优秀的作品。最著名的有诗剧《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抒情诗《西风颂》、《云雀颂》，论著《诗辩》等。

《西风颂》问世于1819年，当时雪莱正漫步在佛罗伦萨附近阿诺河畔的树林中，气势恢宏的狂风暴雨使诗人受到感染，于是产生了写作的冲动，构思出这首诗的几个意象，并写出了大部分的诗行。全诗风格奔放，气势磅礴，寓意深远。

在诗形上，这首诗采用五节十四行诗体，其韵律为aba，bcb，cdc，ded，ee五音步，抑扬格和扬抑格兼用，前后呼应，层层推进。

在音韵方面，雪莱使了与口语句子的长度最为接近的五音步抑扬格，压韵在最后一个重读的音节上，而且大多数的尾韵都属于单音节的阳韵，如:dead,bed以及 thou,blow等，沉重、铿锵的特点立刻显现出来；在诗歌的意境上，西风被雪莱刻画为一个可以直接对话的对象，他使用比喻的手段，西风被描绘为驱散幽灵的巫师(破坏者)和驾驭马车、播撒生命的使者(保护者)，在作品中还引入了多个意象如“群鬼、姐妹、如羊群般的花蕾”等;不仅如此，雪莱还采用了色彩堆砌的方法，让各色残叶随风飞舞、使新生的花蕾随风摇曳的景象栩栩如生。

2 各种译本的出现

诗歌翻译的难度巨大，首先，诗歌翻译与诗歌创作不同，译诗须忠实于原诗。其次，翻译者在再现原诗的内容与美感的同时，还要尽可能实现达意、传神、存境的效果。各国读者喜爱并广为传颂《西风颂》的重要原因就是诗中“高远的理想，鲜明的自然的形象，随着事情变化的音乐效果”，以及“严谨的格律”。

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郭沫若先生就早已把这首诗译成中文，此后许多译者都曾尝试过翻译这个作品。在此选取王佐良、江枫两位译家的译文，通过分析二人对细节的不同处理，使读者能更好地体会该诗的音美、形美和意美。

3 两个译本的比较

3.1细节的比较

1．O Wild West Wind, thou breath of Autumn''s being

Thou, from whose unseen presence the leaves dead

Are driven, like ghosts from an enchanter fleeing,

王译：呵，狂野的西风，你把秋气猛吹，

不露脸便将落叶一扫而空，

犹如法师赶走了群鬼，

江译：哦，狂野的西风，秋之实体的气息!

由于你无形无影的出现，万木萧疏，

似鬼魅逃避驱魔巫师，蔫黄，残黑，

原诗当中的第一句是头韵修饰的方法，译文中无法表现出来，所以两人都采用了直译的办法，而being一词的翻译，也是很困难的。王译为“呵，狂野的西风，你把秋气猛吹”。Being被不露痕迹地归化为“秋气”而，使文字苍健有力。江译作：“哦，狂野的西风，秋之实体的气息!”这句语气平缓，对下文起了重要的铺垫。“实体”一词，有哲学本体的意味。

接下来的两行，王译为“不露脸便将落叶一扫而空，犹如法师赶走了群鬼” 夹杂文白，改变了成语，译者行文的简洁体现了出来，译文不跨行和节，显得干净利落，句法形式也不拘泥原诗。江译为“由于你无形无影的出现，万木萧疏，似鬼魅逃避驱魔巫师，蔫黄，残黑”，这些再加上此后几个表示颜色的词的处理，巧妙借助了汉字本身的瑰丽多彩，译文给人细腻的视觉感受。

2．Her clarion o''er the dreaming earth，and fill

（Driving sweet buds like flocks to feed in air）

With living hues and odors plain and hill：

王译为：为沉睡的大地吹响银号，

驱使羊群般的蓓蕾把大气猛喝，

就吹出遍野嫩色，处处香飘。

江译为：吹响她嘹亮的号角（如同牧放群羊，

驱送香甜的花蕾到空气中觅食就饮）

给高山平原注满生命的色彩和芬芳。

这里是第一部分的第四节。王先生译为“猛喝”一词的使用有相当力度，但“羊群般的蓓蕾”不免让人费解。江先生忠实于原文，也同时使用了括号，江巧妙地用两个动词“牧放”和“驱送”，使得羊群和花蕾的比喻其如其分，“就饮”二字也准确地描述了花蕾不仅从空气中吸收养分，也同时吸收水分的过程。

3．Wild Spirit, which art moving everywhere;

Destroyer and presenter; hear, oh, hear!

王译为：狂野的精灵!你吹遍了大地山河，

破坏者，保护者，听吧- 听我的歌！

江译为：不羁的精灵，你啊，你到处运行;

你破坏，你也保存，听，哦，听!

这是第一部分的最后一节，对于destroyer and presenter的翻译，二人译法有所不同，王先生沿用了名词结构，译为“破坏者，保护者”，引文前文没有交代和引入，后来又出现“听吧——听我的歌”的呼吁，译文因此给人的感觉是以让破坏者，保护者听我的歌。而江译的时候就避免了这各语义过窄的不当译法。江译为“你破坏，你也保存，听，峨，听!”。这里借助了动词转成主谓结构，不仅使功能上实现了对等，而且且逻辑主语的问题也得到落实。

4．The trumpet of a prophecy！O Wind，

If Winter comes，can Spring be far behind？

王译：吹响一个预言！呵，西风，

如果冬天已到，难道春天还用久等？

江译：让预言的号角奏鸣！哦，西风，

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这里是诗的最后一句，王的译文两行都压韵，但后一行比较

（上接26页）

长，不太平衡。江译两行不仅压韵，且长度相当，准确无误。

3.2整体比较

两位先生译本的特点是较好地体现了译者重视原诗形体的特点和格律音韵效果。江译本在译文分行分节和断句时，大胆调整了句子顺序，尤其是部分倒装句和跨节句的句序，江译本体现出了他“译诗，应该是原作在完全符合译人语言诗歌规律的条件下的再现”的观点。王译本严格遵照了原文在句子顺序排列方面的次序，但相比于江译本，反而译文的通顺性方面略逊一筹，一些欧化结构的句子在译文中出现。在译文的格律和音韵效果上，江译本与原诗从头到尾都比较一致，使用以顿代步的方式大致重现了原诗中五步抑扬格的节奏感，而王佐良先生译本中的顿数则略显参差不齐，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节奏的有效转达。谈到意象的翻译问题，原诗本来具有的意象在这两个译本中都没有削减，王在翻译是不仅尽力保持原文的意象，而且有意识地大胆融入了个人的风格，这是他翻译观念和实践中“直译形象，灵活运用语言表达”的最好体现。

总而言之，两位译者在形式上都忠实于原文，同时采用了格律译法，译文较为准确达意，也能够较好体现原诗的意境。王译文多变灵活、短小精悍、简洁明快且跨行较少，与汉语诗歌习惯比较符合，各节诗歌的节奏、韵律和气势与原文较为统一，译文总体上一气贯通，使读者有酣畅淋漓之感。江译文的遣词造句采用了比较严谨的做法，目的是力求传达原诗中的形式美，汉语词汇丰富，句法多变和音调优美的语言优势在译文中被他发挥得很充分，使译文达到能够表达原诗的风格与意境的双重目的。

4 结语

通过对两个译本的赏析比较，读者从译作中得到了教益，在开阔了视野的同时，也给人以美的享受。翻译诗歌要力争达到茅盾先生所提出的要求，即“用另一种语言，把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一样得到启发，感受和美的感受”，译者仍需要不断地努力。

参考文献：

[1]江枫. 雪莱抒情诗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孙建. 英国文学词典作家与作品[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3]王宏印. 英诗经典名译评析[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4.

[4]文军，林芳意.识形态和诗学对译文的影响--以《西风颂》的三种译诗为例[J].外语教学，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