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隍庙攻略十篇

城隍庙攻略篇1

城隍神是城市的守护神，城隍庙是供奉城隍神的神圣空间。在传统中国上至京城下至地方各府州县都有城隍庙祀，城隍神在人们精神生活中不可或缺。传统中国社会秩序，有两套体系加以保证：一套是现实的社会行政体系，以实际的政治运作，通过大大小小的官吏实现对社会的控制；一套是象征体系，以形形色色的神灵信仰支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二者一外一内，一刚一柔，从而将广大社会成员纳入既定的社会秩序之中。城隍是神灵象征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以守护与管理城市事务为职责，它与乡村的社神一样，有着安定地方的神性。

从守护城池到抵御灾害

城隍神从起源上说，它来自于上古城池之神水庸。水庸是护城河神，在《礼记》中列为八蜡祭祀之一。“城隍”一词，最早见于正史《后汉书・班彪传》，“时京师修起宫室，浚缮城隍”。这里的城隍指的是城池的本义。据说，三国时代在芜湖就有了城隍庙，但真正见诸正史记载的城隍神祠是在六朝。在《北史・慕容俨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当时北齐与梁朝在荆州一带对抗，北齐大将慕容俨镇守郢城，梁朝军队水陆两路围攻，情况危急。当时城中有神祠一所，“俗号城隍神”，慕容俨顺应士卒心愿，向城隍神祷告，果然不久就风涌波翻，冲开了梁朝军队的水上封锁线。“如此再三，城人大喜，以为神助”。

北齐至唐朝城隍信仰已渐扩大，城隍庙遍及江南地区。“吴俗畏鬼，每州县必有城隍神”。在唐朝初年，城隍尚未列入国家正祀。李阳冰在担任缙云县令时，曾因天旱，在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到本县城隍庙祈雨，作《缙云县城隍神记》，文中说：“城隍神，祀典无之，吴越有之，水旱疾疫必祷焉。”水旱疾疫是威胁人类社会群体生存的重要灾害，人们在现实中常常束手无策，只好寄托于神灵：人们在水旱疾病发生时向城隍神祈祷，可见城隍在唐代职司已经扩大，它由以前单一的城池保护神，扩大升级为影响城市人民生活的重要神灵。杜甫诗中有“十年过父老，几日赛城隍”之句。大约唐中叶各州郡皆有城隍，也有按时祭祀的仪式活动。唐末五代时期，城隍已经有了各种封号，如杭州城隍神封为顺义保宁王，湖州城隍神封阜俗安城王，越州城隍神封兴德保阐王，鄂州城隍神为万胜镇安王。城隍神地位的上升与当时动乱的时局有着密切的关联，人们乞求城隍神灵的庇护。

兼管亡灵户籍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造神时代，在帝王的表彰与提倡下，神灵信仰笼罩社会。传统的城隍信仰，在宋代已列入国家祀典。朝廷出于捍卫地方的目的，对城隍不断赐封名号，以示尊崇。南宋都城在临安(今杭州)，临安的城隍庙，在吴山之上。朝廷赐城隍庙号为“永固”，其借重城隍神力保护偏安的意图十分明显。城隍神在屡次加封美号之后，名为“辅正康济明德广圣王”。城隍神位居祠祭的山川神灵之首，“圣王”之封足见朝廷的重视。

宋代遵循传统的人神祭祀原则，能捍大患，能御大灾，功德昭著者，被推为神灵。宋代城隍大多由忠臣烈士充任。苏缄在邕州殉节，后来交趾人入侵，看见有大部队从北边开来，有人高呼“苏城隍来了”，交趾人惊惧撤走。范旺守城牺牲，居民在城隍庙设像，岁时祭享。历史上一些功勋义士，如前代彭越、萧何、英布、张骞、灌婴、纪信、周苛、范增等都被宋人奉为城隍神。另外，战国四公子之一的春申君，在宋代被姑苏人奉为城隍神。春申君做过楚相，后被封于江东，他将吴国故墟重振为著名都邑，因此被后人追念。

城隍对外捍卫城池安全，对内职掌人民福祉。宋代城隍依然主管“岁之丰凶水旱，民之疾病祸福”，人们“祈而必应”。宋代城隍还成为对应人间官僚系统的阴间职官，城隍开始主管冥籍(亡灵户籍)。在传统信仰中，人的寿命长短早有定数，城隍只是负责按时取命登记。宋人庄绰在《鸡肋编》中记载了一则关于城隍审理亡人的传说，说泰州有一个年轻的读书人，到城隍庙游逛，看见一个泥塑妇人身戴枷锁，旁边有一狱吏正展开有关案件的文书。年轻人玩心顿起，他脱去妇人的枷锁，在案牍上写了一个“放”字。这天晚上，年轻人梦见自己到了庙中，狱吏很不满意地对他说：“这妇人尚未审理终结，你竟然将她就放走了，你要代我再去将她抓回。”年轻人与之争辩，狱吏上前抓住他的手臂，年轻人已觉酸痛。狱吏又敲打他的背部，更觉痛苦不堪。年轻人求饶说：“我能背诵《金刚经》，请您原谅。”由此，年轻人逃过因自己儿戏而惹来的灾祸。这一传说说明宋朝城隍庙，俨然一阴司衙门。

元朝沿袭宋朝制度，至元七年(1270)，在元大都建好后，元朝立即在大都城西南“建城隍之庙，设像而祀之”，城隍被封为佑圣王。还令道士段志祥在旁边居住，世代守护城隍庙。大都城隍庙是大都官民上下共同礼拜的场所，“自内廷至于百官庶人，水旱疾疫之祷莫不宗礼之。”不仅帝都如此，即使是偏远郡县城隍庙也是所在多有，“今自天子都邑，下逮郡县，至于山夷海峤、荒墟左里之内，无不有祠。”

监察社会人事

明清时期在帝王的提倡下，城隍神地位显著提高，并构建起完整的城隍信仰体系。城隍除了传统保障地方、祈福禳灾的功能外，又赋予他监察社会人事的新职能。明洪武初年，封京师的城隍为都城隍，又封应天、开封、临濠、太平四府，滁州、和州二州城隍皆为王，正一品；各府封为公，正二品；州为侯，正三品；县为伯，正四品。各级城隍的袍服冠饰各有规定。洪武三年(1370)明太祖对神灵的封号进行整饬，“各神俱存本号”。因此去掉城隍封爵称号，只称城隍之神。以都城隍神“统各府州县之神，以监察民之善恶而祸福之”。并且规定不许立真身塑像，只立神主。其实，这道命令不久就失效，地方上城隍庙仍沿袭着前时封号。如山西榆次县城隍在洪武二年(1369)被封为“监察司民显祜伯”，在其后殿宇的改扩建中，依然保留着显佑伯的称号。城隍不仅有塑像，还配有夫人。

城隍在明代成为协助官方、宗族约束庶民、整顿社会秩序的重要角色。对于忤逆不孝、不敬六亲、奸盗诈伪、不畏公法、欺压良善、躲避徭役等不良之人，“神必报于城隍，发露其事”，让官府惩办。如果事情没有败露，也“必遭阴遣”。如果行为忠孝，“神必达之城隍，阴加护佑”，使其家道安和，农事顺序。

明清的城隍神同样由故去的政声清白忠臣义士充任，如文天祥、杨椒山被奉为北京的城隍，铁面御史周新被奉为杭州城隍。上海的城隍神原本是汉朝大将军霍光，明初，朱元璋特别赐封秦景荣为城隍，这样上海城隍庙在明清时期供有两位城隍。据说城隍秦景荣在明末显灵，使上海免于清兵的屠戮，得到人们的衷心 拥戴。晚清江南提督陈化成在保卫上海与英军作战中牺牲，人们为了纪念这位爱国英雄，在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市民将他请进了城隍庙，这样，陈化成成为上海继霍光、秦景荣之后的第三位城隍。

城隍祭祀的悠久传统

明清时期城隍祭祀的日期一般在清明、中元、十月初一，这是明太祖钦定的。据说明太祖在洪武二年(1369)三月初一，在朝阳殿梦见一位自称是东莞城隍的人，奏称：“东莞岁中致祭无祀，一次不敷。乞敕有司，递年三次，庶幽魂得以均沾。”太祖梦醒觉得奇怪，使封东莞城隍显佑伯，赐印。下诏，“东莞及天下无祀者，岁中清明日、七月望日、十月朔日致祭，著为令。”城隍祭祀次数的增加是为了安抚众多无祀的幽魂，以显示帝王对亡魂的恩惠。当然各地还有不同时间的城隍诞辰庆祝活动，人们利用城隍诞辰开展商业交易。城隍祭祀在明清时期更多地作为岁时节会。例如北京的城隍庙会是城市商业的重要交易时段，主要经营古今图籍、文物字画、珠宝珍奇、绫罗织锦、各色瓷器、漆器、纸墨等，是京城古玩的重要交易市场。商人依托城隍庙市，实现自己的资本积累，这大概是中国社会经济的特色之一。

在城隍祭祀传统悠久的吴越地区，人们对城隍颇为依赖。明代昆山人归有光有多篇关于城隍的祭文，从中可见人们崇信城隍的情况。在倭寇犯境时，归有光撰写了“告昆山县城隍神文”：认为人们平时事神甚勤，“纤芥之事，无不有求于神”，现在倭寇来犯，“而神不闻知，此神之所齿也!惟神鉴之。”因为天旱，归有光还撰写了祈雨、谢雨的祭文。清代苏州城隍信仰浓郁，每逢清明节、七月十五、十月朔，人们都要到城隍庙烧香。苏州的城隍庙，俗称大庙。上述三节期间市肆诸人都在庙台，“击牲演剧，香火之盛，什伯于他神祠”。人们还要抬城隍像出行，俗称“出会”。

城隍对于一般信众来说，具有祛病消灾的功能。由于烧香的人多，庙前左右的纸马铺、香烛摊点生意特好。庙里的管香的人，收神前残蜡，又卖给烛肆，俗称“回残蜡烛”。人们认为人的疾病来源于阴间力量的影响，因此要想健康长寿，就得祈请主管城市阴司的城隍神。这样不仅城隍香火旺盛，同时也给城隍庙的管理人带来了滚滚财源。一些著名寺庙的香火钱，在当时可真的是一笔大收入。

明清以来的城隍信仰中，逐渐淡化了其本原的捍卫城池功能，对于它抵御灾害的神职也相对忽略，人们更多地从生命健康与生活幸福的角度信仰城隍，而且在城隍信仰中融入了较多的佛道因素。道教早就将城隍收入自己的神谱之中，城隍是道教的重要神灵。佛教的救赎观念影响着人们在城隍祭祀中的行为。一些地方人将祭祀城隍与礼佛合一。

浙江天台俗传二月十二日为城隍诞，“礼佛者甚盛”。远方妇女多带着被褥来到城隍庙，“日夜拜跪，起卧于佛座之前”。近代上海习俗，在元旦早晨，人们到城隍庙中“焚香拜佛，求神保佑”，以得一岁平安无事。诚心拜祭者，天没亮就前往城隍庙，如果能烧到第一炷香，“求福必多，名日头香”。所以在除夕的半夜，前往城隍庙的路上挤满了抢烧头香的香客。

城隍庙攻略篇2

    ldquo;善化城隍”为“定湘王爷”。由此湘人信其灵验。湘军将士,皆为定湘王设立牌位,随军出征转战南北。

    清光绪初年随着以湘军为主力的清军收复新疆,使得自同治以来的中国西北边疆危机有所缓解。与此同时在近代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湖南人也将其“定湘王”信仰传入新疆。至清末新疆定湘王信仰遍及新疆北部主要城镇及湘军西征路线的部分要地。在天山北路自东向西有镇西(今巴里坤)、哈密、奇台、吉木萨尔、迪化(今乌鲁木齐)、绥来(今玛纳斯)、乌苏、伊犁绥定城(今霍城县境内),及天山南路的吐鲁番、婼羌(今若羌)等府、州、县(直隶厅)均建有定湘王庙。其中,玛纳斯县定湘王庙及其信仰情况保留有文物碑记、历史文献资料和口述史文本,借此以略窥清末民国定湘王信仰在新疆传播之全貌。

    二、清末玛纳斯定湘王行宫的创建

    光绪元年(1875),清廷委任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调集各路大军西征阿古柏侵略势力。在西征部队中,有二十余营湘军。自光绪二年(1876)起逐步收复新疆。①左宗棠为湖南湘阴人,加之数量众多的湘籍官兵,为在塞外求得精神上的安慰,便自然搬来“定湘王”以求庇护。于是“定湘王之香火遂遍天山南北”了。②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绥来县(今玛纳斯县)军民在玛纳斯南城东北隅创建“定湘王行宫”,该庙坐南朝北,庙殿三进,正殿供奉定湘王像。③清末编纂的《绥来县乡土志》记载该县有“一定湘王庙在南城内北向,系光绪二十六年创修”。④

    1983年7月,玛纳斯县地名普查办公室工作人员从“定湘王行宫”(王爷庙)遗址中,抢救出一通石碑,现陈放于玛纳斯县文管所中。该石碑背面为《创修定湘王行宫记》,碑记落款为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由于经历了百年的风吹日晒,不少字迹剥落,很难辩认。⑤《创修定湘王行宫记》碑文中阐明了关于清末收复新疆以后在天山南北修建定湘王庙的缘由。记述了光绪年间左宗棠所率湘军将士为纪念家乡神灵“定湘王”而建祠的事迹。碑记对考证玛纳斯县建县时期清代官制军事布防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⑥

    三、民国时期玛纳斯定湘王庙庙宇建筑

    清末民国期间,玛纳斯县的庙宇规格之考究、庙会活动之繁盛,在天山北路乌鲁木齐以西至伊犁一线堪称上乘。在庙会期间,除举行各种祭祀外,商人借庙会之际进行集市贸易活动,交换城乡物资,有如现今的“物资交流会”。⑦

    20世纪80年代,玛纳斯县文史专家郭建新⑧通过寻访当地老人,记述了民国时期玛纳斯县城“王爷庙”(即定湘王行宫)情形如下:

    “定湘王庙有山门三进,进中山门即是一个木结构精美的戏台。院中台前院中两侧立有两个带斗旗杆。大殿三进,中殿放着四个锦幡,上面挂满五彩绸缎布条,写着捐款修庙人的名讳;还有两个兵器架,插着十八般兵器,是建庙时仿造的,都是真刀真枪,只是年久不用有些锈斑。定湘王是一尊泥像,金面彩身,五缕长髯,似个文官模样,怎能是一个武将呢?寻问之下回答有二:一曰封爵之后为文官;二曰是湖南人搞错了”。

    由此可见,民国期间定湘王庙仍保留较为完好。

    四、民国时期玛纳斯定湘王庙信仰及庙会活动

    定湘王信仰活动主要为地方官员为保境安民而祈福,当地百姓求神灵庇护,为安居乐业请愿。“玛纳斯县庙宇之精华,建筑考究,庙事活动频繁,是其它各庙不能相比的”。

    郭建新在《四大庙宇及其庙会》中记述了民国20世纪40年代玛纳斯定湘王庙祭祀活动的情况:“祭祀者皆长发束冠,着青袍布鞋白袜,手执拂尘,但不拿念珠。求签问卜者在道人的引导下,在神灵面前跪拜之后摇签看书,吉凶之事尽书其内;也有问病求药的,形式相同。主持庙务的有三个道人,其中有一个年轻道人,武威人。不足30岁;另外两个都在40以上,其中一位刘姓老道也是甘肃人,主持庙务。三位道人后来云游未归,在该庙拆毁前夕,刘老道去迪化城隍庙落脚。庙左有一处地方,盖有一个小庙,内供土地神,周围有几块菜地,这是王爷庙道人种菜的地方”。

    定湘王  庙的戏剧演艺活动尤为频繁,多为酬神、还愿者献戏。上演剧种起初为湖南花鼓戏,民国以后其他剧种也进入该戏院。郭承华在《绥来县的庙会》中回忆20世纪30年代前的玛纳斯庙会情况:王爷庙在玛纳斯南城东北角,供定湘王。戏台考究,彩色油漆。戏台雕梁画栋,飞檐翘角,台上有出将、入相两个边门,后为

    化妆室。戏台两厢白壁上绘有《刘海撒金钱》和《哪吒斗海龙》的水墨故事画,绘画精美,是两幅艺术作品。前来逛会的人大都是看戏的。”⑨

    《玛纳斯县志》记载“20世纪50年代后,定湘王庙改为玛纳斯县联社生产资料仓库,不久后旧建筑全被拆除。”⑩

    五、结语

    在清末民国时期新疆的特殊历史背景和社会场域中,湖南省籍人士成为了对当时新疆社会有着深远影响的社会群体。定湘王信仰也在清末收复新疆及在新疆建省进程中由湖南省籍人士带入,并陆续在多处城镇发展的民间信仰。正由于此,定湘王信仰不单只是通常意义上的民间信仰,而使其附加了更广泛的社会功能,其中也为我们呈现了近代在疆湘人社群组织模式与文化认同的变迁。

    虽然定湘王庙经历了由“湖南会馆”到“花鼓戏剧场”再到其文化职能被“汉文化促进会”所取代的历史变迁,直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被拆除,但是定湘王信仰仍得以留在方志文献和民间记忆中的印记,为后人留下了可贵的人类学素材,其中之流变折射出了有关近代湘人社群的文化调试与地域性认同的重塑。

    注释:

    ①②⑤史全生.玛纳斯文史资料(第3辑)[Z].政协玛纳斯文史资料编纂委员会(内部资料),1985:146.

    ③⑦⑩玛纳斯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玛纳斯县志[M].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1993.

    ④佚名.新疆乡土志稿?绥来县乡土志[Z].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

    ⑥玛纳斯县地名委员会编.玛纳斯县地名图志[M].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1993:218.

    ⑧郭建新.玛纳斯文史资料(第3辑)[M].1985:92.

    ⑨郭承华.玛纳斯文史资料(第3辑)[M].1985:88-91.

    参考文献:

    [1]史全生.玛纳斯文史资料(第3辑)[Z].政协玛纳斯文史资料编纂委员会(内部资料),1985

    [2]玛纳斯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玛纳斯县志[M].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

    [3]佚名.新疆乡土志稿?绥来县乡土志[Z].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

    [4]玛纳斯县地名委员会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玛纳斯县地名图志[Z].内部发行,1985.

城隍庙攻略篇3

日军轰炸西昌小庙乡机场那年我只有5岁。1942年8月31日，日本36架轰炸机疯狂轰炸小庙机场，炸毁了通往机场的桥梁、机场跑道、空军电台等。一枚日军投下的炸弹未爆炸，后经安全处理后运到西昌城南公园作展览，警示人们不忘日军的罪行。

轰炸小庙机场后，经常有成群结队的日本飞机在西昌上空呼啸而过，播撒大量闪烁飞舞的“雪花”，那是日军对西昌人民进行的心理战、舆论战。我的大哥绍人在后园捡到两张传单，一张是一排男人跪在地上，几个日本军人举刀欲砍的画面，另一张是日军扛着太阳旗进入中国某城的情景，这些屈辱的画面让我至今难忘。

当时，西昌的大街小巷满是外地逃来的难民。每天放学后我就跑到大巷口、顺城街、南门洞、西门坡去看他们。我至今清晰地记得：一对从武汉逃来带着两个儿女的夫妻在控诉日寇的罪行，一对父子在耍猴戏乞讨，还有一对母女在我家大门前的洞内艰难度日。

随着日寇飞机不断进犯，“跑警报”成为西昌人民生活中的灾难，每当警报器一拉响，人们不顾一切扶老携幼惊恐逃向防空洞，逃向山林和农村，一天不停折腾，精疲力尽，痛苦不堪，直到解除警报。父亲还背着我逃往西庄桂花桥农村躲轰炸。

城隍庙攻略篇4

悠远历史锁天长

天长镇，是河北省第一批“历史文化名镇”、第四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这座历经千年的古镇掩藏在井陉西部晋冀交接的群山间，依山就势，北高南低，呈簸箕状端坐在太行与绵河的怀抱中。

天长镇处于晋冀结合部的太行山区，原为井陉县城。天长古城历史悠久，早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在现城西北丘陵上已有人居，“天长”二字源于汉代，隋代渐为村落，在唐代已称天长镇，五代时称天长军，后晋时改称天威军。宋熙宁八年（1075年）县治所迁至此地，从此为县治，直至1958年11月5日井陉、获鹿两县合并，县政府迁至微水镇，结束了它作为井陉县城的历史，被人们成为“老县城”、

“旧城关”。城关作为县治之所，历经宋、元、明、清四个朝代以及民国等漫长的历史时期，共有883年的历史。现全镇共辖49个村，面积102平方公里，堪称井陉第一大镇。

天长镇地理位置重要。整个县城地势北高南低，天长镇也被称为“簸箕城”。有人曾对这里的地形地貌做过精辟阐述：“绵河潆于前，陉山踞于后，固关之险控带西南，抱犊之雄延亘东北，上焉藩屏神京，下之保障民社，盖古岩邑也”。唐代大诗人王维过井陉时，以“井邑傅岩上，客亭云雾间，高城眺落日，拯浦映苍山”之句赞美这里的山水风光。秦始皇出巡，韩信设背水列阵，清康熙西巡，三代帝王师祁隽藻省亲，孙中山赴晋视察等，在这里留下了许多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天长镇地处军事要地，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唐代有天长军驻守，宋代有天威军把守。无论是当年韩信背水一战（绵河），还是近现代的清末抵抗八国联军、百团大战，都在天长镇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向山西进攻，大同督军刘光才为了阻击侵略军，亲率忠毅军驻防井陉，在天长镇的乏驴岭、核桃园一带与敌军展开殊死战斗，击毙敌人1800多人，给敌军以重创。

1937年10月至11月，八路军三八六旅在师长和陈赓旅长的指挥下，在天长镇长生口一带利用有利地势，两次出击日军，先后共击毙敌人180多人，并缴获大量军用物质，击毙日军警备队长荒井丰吉。

1940年8月20日至9月10日，在百团大战中，天长镇也是当时的主战场之一，在历时20多天的激战中，抗日军民拆道轨、炸桥梁、毁碉堡、割电线，使敌人的交通陷于瘫痪。

由于天长镇属历代县治之故，其集贸市场也应运而生，尤以明清时期最为昌盛。自清雍正年间起，商旅往来频繁，成为全县商贸中心。据《井陉县志》记载，城关商贸区主要以东关、北关及城壕街一带最为繁华，共有各类店铺150余家，主要经营针纺织品、染纺布店、日用杂货、澡堂理发、烟酒糖茶、饮食加工、铁匠木器、租赁当铺、书店药房等，最有名气的店铺如醋李的米醋，三泉涌的陈醋，广义斋蜜果、麻片，裕兴居的干鲜果品，仁泰公的二锅头，老油（宋）的小磨香油、芝麻酱，聚兴隆的调味品花椒、大料、酱油、面酱及黄表古连纸、毛头纸，五富隆的千层底鞋，马银匠的银镯首饰，兴源堂的梅暑丸、云贵药材等都是货真价实，名不虚传。逢三排八为城关集日，外地的小商贩也云集此地，赶集上店的人山人海，各色商品陈列叫卖于此，煞是热闹。

历史上的天长镇有重教传统，自古名人辈出。

田叔，西汉初年人。因赵相赵午之推荐，赵王张敖命为郎中。汉七年，因赵王部下谋杀刘邦未果，田叔主动跟随赵王坐牢，以示忠心。案件查清后，赵王被释放，深感田叔之气节清高，向高祖推荐，命田叔为郡守，后因忠诚贤良，被任命为鲁相。

田仁，田叔之子。汉武帝时，为大将军卫青舍人，多次随卫青出击匈奴，智勇兼备，命为郎中。数年后，升为二千石丞相长史。皇上东游，仁奏事得体，颇得赏识，被提为京辅都尉、丞相司直。

霍鹏，明万历进士，历任山西潞城知县，南京大理寺评事，汝宁、卫辉府知府，陕西按察司副使，大同巡抚，右副都御史。

许尔忠，万历年间举人，历任朔州知州，江南苏州府同知，后被同僚诬陷，降至陕西兴安州知州。后升至审藩司理。

许自严万历年间拔贡。历任山西泽州陵川县知县，陕西临洮府通判。惠政爱民，奉公洁己。

许国壁，许自严之子。以武举历升济南游击，立功11次，进阶怀远将军，后任通州副总兵。

霍叔瑾任山东栖霞县令，德威并著，擢至工部营缮司郎中，升至通政使司，刚介自持。善草书，为上所悦，屡蒙钦赐。

霍济光，旅美著名书画家，现任美国芝加哥中国文化学院校长。70多年来孜孜以求，笔耕不辍。主要作品有《康熙问题之探讨》、《川康纪行》、《中国书法》、《霍济光书画集》。

除此之外，还有生于天长的当代女画家刘素珍等一批在国内外颇有影响的仁人志士，堪称天长人民之骄傲、井陉文化之骄傲。

绵河卵石筑起坚固城廓

天长古城墙始建于明洪武九年（1376年），夯土成墙。周长3里，高3丈5尺，厚1丈2尺。嘉靖九年（1530年）将土城改筑石城，立有东、西、南三门，城内、东关、西关、南关、北关统称城关;隆庆三年（1569年）六月六日，绵河暴涨，西关被淹没，南关被冲毁，后以城内、东关、北关为城三关，并于南、西二门外增建瓮城各一座，驽台19座;天启元年（1621年）因南城地形狭隘，屡被水患，移水门于正门之前，上建“览秀楼”;崇祯八年（1635年）西城增高五尺;清康熙、雍正年间，东、西、南城楼皆修复，之后，当地人民对古城墙进行了多次维修，至今大部分城墙保留完好。

天长古城依山傍水，四周极为开阔，是大山深处一片平缓的河谷。东关外有建于宋代（1083年）的天威军石桥，全长15米，宽6米，跨长约10米，矢高约3米，两个小肩拱跨径约2.4米，大拱和肩拱券面中心均雕有吸水兽头，现在桥上栏板望柱基本完整，栏板上浮雕图案花纹十分精美。屹立在绵河上的城关大石桥与众不同，独具特色。该桥西端六孔为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的建筑。当时为12孔大石桥，到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和嘉庆六年（1801年）绵河洪水成灾，先后冲毁东端六孔，民国十七年（1928年）晋奉战争后，将东端六孔修复。1966年8月又遇洪水，将最东端三孔冲走，该年10月至第二年6月又修复。一桥保留了三个历史时期的建筑风格，堪称一奇，为研究我国建桥史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走过横跨绵河的巨大石桥，顺着老街行不多远就是东关。东关外集中了老镇上仅有的几家商铺，老街上零星的还剩下几幢民国风格的老建筑。因为地势北高南低的缘故，古城不开北门，有东、西、南三座城门。城关东西、南北呈丁字大街，东西街的古建筑较多，排列有序，结构严整。

城垣。东门称“东聚门”，瓮城有些塌陷，门券完好。西门称“镇武门”，只留下豁口，瓮城门还在，南向，应为明代旧制。南门称“会源门”，瓮城完整，平面半圆形，瓮城门原东向，后世封堵旧门又南向开了新门。城门上镶嵌青石门匾，门匾上镌刻有明代天启元年（1621）知县罗懋汤的题识。和绝大部分明代城墙夯土包砖的做法不同，天长的城几乎都是用大块的青石垒砌而成。考证史料得知，这是明代嘉靖、隆庆年间，为抵御水患而改筑的石城。站在城外回望南门，但见石城壁立，远山如黛，诗意无限。三座城门之外，城墙的东南角还建有一段外郭，开小南门，据说这也是明代中叶为防备水患而增筑的。

县城中心为明清县衙，位于城内大街路北偏东，坐北向南，主要建筑由衙门、仪门、大堂、二堂、内宅五组组成，两侧厢房对称布置，东为礼、户、吏坊;西为工、刑、兵坊。衙口为一石拱形门洞，门前有照壁，顶部建有歇山式阁楼，两案建有攒尖顶钟鼓楼，面阔五间，上有回廊和垛口。一进衙门为仪门，为一单层歇山式阁楼，面阔五间。大堂为重檐山式屋顶，面阔五间。大堂之后为二堂。二堂之后为内宅，是县吏食宿憩息之所。整个建筑占地30余亩，是天长故城最大的一组建筑群。

孔庙位于县衙西侧，坐北向南，由门而进地形逐渐升高，从大门棂星门起，顺次为状元桥、万进宗师坊、戟门、圣殿、宗圣祠，成长条形由南向北排列。圣殿建筑雄伟，宽18米，进深12米，面阔5间，中开3门，中门较大，圣殿今尚存，亟待重修。

城壕一条街旧貌俨然，芦家巷、郝家巷、蔡家巷等有多幢构制严谨的清一色青砖灰瓦明清四合院群。整个古建筑群借山水之灵气，布局讲究，构思精巧，轴线分明，左右对称。建筑飞檐斗拱，不少砖雕、石雕、木雕精美秀丽，图案和内容随不同的朝代而变化。早期的图案只是一些风格简朴的几何图案。清以后匠师们技艺日臻完善，形式、内容、材质更加丰富多彩，神韵如生，令人称绝。具体体现以下四种风格：一是厅堂四合院。如明霍都堂故居和山西宁武兵备道李春芳厅院，其建筑规模较大，外观气派，示其“高贵”，大门两旁置石鼓门墩，歪嘴石狮，雕花上马石，门外或竖刁斗旗杆或官家为树旌表功德的过街石坊，砖瓦木石结构;二是连锁四合院，在蔡家巷西侧，一连串四所院门当户对，构制严整，且四合院落体式相同，门楼高起，构连屏门，南北一线，主院室内花窗有“太白醉酒”艺雕，古朴洒脱，诗意盎然，隔窗托花贴金;三是套进四合院。据传此建筑是郝家仿保定府某大户而建，深居陋巷，却具规模，坐西向东，也属夹道顺直门式，院门连屏门，北房高起，阶七级，虽谓四合，仅以西墙隔开，实三面房，对面有穿堂门，与两个套进的四合院相连;四是居高临下的三截四合院，如清通州副总兵许国璧宅，北临台子巷，北高南低，倾斜约30米，因地势建高、中、低三截院，家序井然，视住房可判知其辈次，临街大门竖双狮。穿敞厅，达木雕垂花门，仰视递升的院落，颇具胜势。此外，还有豪富黄家曲折迂回的多重四合院，夹道纵横，步人如转迷魂阵。此乃房主有意为之，如遇不测，便于躲避。

古居名胜文韵流长

历史上的天长镇名胜古迹众多，井陉景，城区就占了五大景。享有“临河倒影”之称的金代下寺塔，“绵河夜涨”、“张果老仙迹”，以及有“铁龙钻石”美称的北关村玉峰山，有“护城古寨”之称的雪花山等，形成了一幅山水、塔、桥、城楼、寺庙，远近相映的景观。

徜徉在古城的街巷间，抬头可看到城垣、门垛、官署、寺庙、府第民居等古建筑，低头不经意间还能发现一块被用作台阶的古代石碑，古城内的文物可谓星罗棋布，触目皆是，让人犹如置身于历史的幻境。天长镇的建筑风格独特，因战争摧残，除部分古迹文物及盛于明清的四合院建筑群尚存外，下寺塔、凌霄塔被毁，城隍庙、文庙、显圣寺、都堂府濒临倒塌。拯救历史名城刻不容缓。

显圣寺始建于隋开皇中，为文帝下诏所建，与正定大佛寺、西安仙游寺齐名，大中祥符七年，宋真宗钦敕显圣寺为庆成院。金代在寺旁临绵河修建华塔（下寺塔）一座，民国10年，显圣寺重修，更名为陉山寺。时显圣寺殿宇辉煌，规模宏壮，下寺塔挺拔俊秀，高耸云天，现今仅存大殿一座。

雪花山高峻雄伟，民间传说为泰山圣母碧霞元君行息之所，建有碧霞元君祠，每年农历四月十六、十七、十八为雪花山庙会，届时人山人海，民间艺术百技纷呈，热闹非凡。

城内有文庙和城隍庙。文庙曾是一座规模宏大、历史古老的古建筑群，为重道、崇儒、兴贤、育才之地。天长历重文教，早在宋熙宁年间修建县城时，就在城内建起了文庙，又在元大德十年（1306年）重修，以后历代均有修葺。而现在隐身于井陉二中后院的文庙，除了遗存的大殿、台阶等建筑，大部分都已经被拆掉。

城隍庙在西街，进门一个倒座戏台。这座戏台没有太多繁缛的雕饰，规矩齐整，简洁大方。歇山式的屋顶上又加筑了一座攒尖顶的方亭，由此拓展了戏台顶部的空间。这样的方亭和南方古戏台顶部的藻井显然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兼顾声音和装饰的双重考虑，设计巧妙。城隍庙的正殿是一座五间悬山顶的小殿，看铺作的形制，或许是明代中期的遗构。曾经辉煌一时的城隍庙如今已经破败，“”时期城隍庙被当做了学校使用。

相比文庙，“皆山书院”保存得比较完整。在靠近古城东门路北的位置，就是“皆山书院”的大门口。“皆山”即取井陉乃岩邑，四顾环山之意，是当时井陉县的最高学府。

历史上的天长镇教育发达。早在宋熙宁年间，就成立了县立学校，原名“学宫”。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在学宫之东建“陉山书院”，后废。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在县城东文昌阁旁建“东壁书院”，至康熙四十年（1701年）重修并改称“文昌书院”。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将书院迁至县城东门内，改名“皆山书院”。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皆山书院”改为高等小学堂，辛亥革命后更名为井陉县高小、天长镇初级中学。也正是在这里曾经在明清时期一共出了9位进士、63位举人、255位贡生。

皆山书院位于东门内路北，为二进院布局，主房向南，临街房为侧座式，面阔5间，砖木混合结构，硬山式小青瓦屋顶，古朴美观，建筑考究，灵巧秀气，现保存完好，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和观赏价值。

王家大院是天长镇里保存最好，正在修复加固的一座府邸。天长王府始建于明朝末年，所谓王家大院也是几易其主，最早有记载为郝家大院，但郝家后人吸食大烟，家道中落将这座宅邸出售给了伪县长王景岳。日本投降后，三民主义青年团、镇政府先后将这座府邸作为办公场所直至解放后1958年县政府迁至微水镇。每一次更替，都在原有府邸的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的拆除和扩增，这也是这座府邸建筑风格中西合璧、建筑时期和特点多样化的主要原因。

纵观王家庭院，整个古建筑群借山水之灵气，布局讲究，构思精巧，轴线分明，左右对称。建筑飞檐斗拱，不少砖雕、石雕、木雕精美秀丽，图案和内容随不同的朝代而变化。其建筑规模较大，外观气派。庭院为连锁四合院，一连串四所院门当户对，构制严整，且四合院落体式相同，门楼高起，构连屏门，颇具胜势。

古城内这样的民居还有不少，但没有王家庭院的气势恢宏。西大街的蔡家大院、台子巷的许总兵府、李家祠巷的右相府……置身于这一座座雕梁画栋的古庭院，仍能感受到当年建造者的精工细作，凝重厚实中透着威严、恬淡平和中积淀着文化，使人于不经意间参悟着这座北方城镇的古朴风貌。但由于岁月的流逝，许多古居民巷现今多流于破败，让人不禁唏嘘。

除了丰富的地上文物，天长镇还出土了不少珍贵的地下文物，其中井陉古瓷窑遗址则是天长人的骄傲。在这里相继发现了隋、唐、宋、金、元各个时期的料井、作坊、瓷器、制瓷工具，揭开了历史上井陉窑之谜，使其跻身于国家最早的三大白瓷窑和河北四大名窑之列。

城隍庙攻略篇5

身在兰州多年,去榆中的机会甚多,选个空闲的周末,就可以轻松去一次,所以,无论是夏天的清凉,还是秋天的红叶都一一领略过了,即使冬天,也能在这里体验滑雪的激情与快意。也许正是因为近在咫尺的缘故吧,对榆中,更多是熟悉的眷恋,而少了一分惊艳。重新整理关于榆中的记忆,突然发现,这个紧临都市的小城,正用她温柔的胸怀,滋润着都市人疲惫的心。

“陇右第一名山”兴隆山

来榆中,自然少不了要去兴隆山。这座掩映在一片黄土山丘间的山峰,因为其珍贵的绿色而显得格外耀眼。在茫茫的黄土高原上,绿树成荫的兴隆山犹如黄土海洋中的一个绿色岩岛引人入胜,成为一处著名的游览胜地。两座高峰耸峙而立,一水中流,素来有 “陇上名胜”之称,被誉为“陇右第一名山”。

兴隆山如同一幅绿色的卷轴延展开来,自东向西包括五台山、尖山子、兴隆山、楼云山、黄石岩、条林岭、豹子岭等7个山峰,最高峰海拔3021米。兴隆山东西两面的山坡上有云杉、松、桦、杨、柳等乔木和灌木丛,峰峦迭翠,四季长青。踩着厚厚的树叶,在遮天避日的桦树林中沿着南坡上山,忽然,眼前一眼落满树叶的山泉拉长了我们的思绪。“滴泪泉”,这泉的名字让人慨叹,看看后面的碑文,原来又是一对苦命的恋人,姻缘被拆散,于是,有了这滴泪泉。故事已经无关紧要,只是这名字让人揪心,被秋叶盖满的水塘、古井,静静地注视着那一滴滴从山岩上落下的泪水,冰凉了整个山谷,却滚烫了一颗心。容貌是给别人看的,相守一生的,只有自己的心。

北坡则是杜鹃的天堂,陇蜀杜鹊、黄毛杜鹊、山景杜鹊,醉人的阳光洒在开满杜鹃的山坡上,在这样的山坡上躺一会儿,什么也不用想,呼吸着青草的香味,让时间悄悄地流淌,这样的时光,那怕是一秒钟,也是最美的记忆。

春华、夏游、秋艳、冬寒,兴隆山的特色在于她四季不同的风光,不论是何时来到这里,你都能领略到独特的美景。公元1227年,成吉思汗在攻打西夏时,病逝于兴隆山,其衣冠和兵器用物安放于此。1939年,成吉思汗的灵柩运至兴隆山,密藏于大佛殿内;1949年8月才迁往青海塔尔寺;1954年,由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迎回,安放在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旗新建的成吉思汗陵寝室。兴隆山也因这段历史而更加著名。

兴隆山的庙宇建筑,可分为三个区域:一是中峰顶主建筑区,占地816平方米。这里以无量祖师大殿、献殿、山门为中轴线,左侧有佛殿,右侧为菩萨殿,山门内侧左右为钟楼和鼓楼,这里的建筑分布比较密集;二是中峰东南坡单体庙宇建筑区,主要有前门楼、碑坊、中门楼、三进门楼、关帝庙和药洞等建筑物。云龙卧桥始建于清朝乾隆年间,即公元1763年,现存桥式系1900年设造。这是一座伸臂式木梁结构的卧桥,以整木做挑梁,逐层叠架,腰身腾空,画檐飞展,远看如雨后彩虹,近观似游船画舫,跨越峡谷,将两峰相连在一起。登上桥廊,如登舟船,凭栏俯看,兴隆峡的涓涓细流汇成清泉奔流而下,在桥下的卵石滩头,清泉如银,潺有声,别有一番神韵。

“千年黄河第一古镇”青城

如果说一座古镇是一个城市文明的见证,那么青城古镇则见证了兰州近700年的往事。青城古镇位于榆中县境内的黄河边上,是一座美丽的小镇,这里因保留了大量的明清民居和风俗而声名鹊起,也成为兰州的新景观。

传说中青城的名称和狄青有直接关系。狄青是宋代名将,因骁勇善战,故老百姓对他很崇拜。传说秦州刺史狄青巡边至龙沟堡(今青城一带)时,认为此处地势险要,是守卫榆中的第一道门户,便下令在唐代旧堡旁边修筑了新堡,旧堡长约2里,而新堡长约3里,接续延长使新旧两堡合为一体。两座城连在一起,东西长,南北窄,形似汉字的“一”,人们将其称之为“一条城”。传说青城隍庙就是狄青的议事厅,又被老百姓称之为“狄青府”;明时改为守备府,雍正二年改建成为城隍庙。

青城古镇保留了大量的明清民居,被列入《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民居有四合院、三合院、条型院落等多种类型,今天保存在青城的民居以四合院为主,有三堂三厦、三堂五厦、三堂七厦等。这些院落的主人都是各地来此收购水烟的商人,青城浓缩了兰州水烟栽种加工史。青城人在明末清初引进水烟制作工艺,到康熙年间,青城人的水烟已经形成品牌,极盛时有 140多家商号,从业人员达 3000余名。青城在清末时达到了极盛,有人口10余万。

青城镇内还完整地保存着一座书院――青城书院。青城书院创建于1831年,书院院门3间,两厦各5间;后院讲堂3间,两厦各6间。门内两侧各立石碑两座。光绪三十年(1904年),书院改名为“皋榆联立高等学堂”。如今的书院,已经是青城镇展现古朴民风和文化活动的最重要的场所。

被誉为“风雅之地”的青城古镇,自古以来,经济发达,借助黄河水运,成为兰州通往北方的交通要道和商品集散地。尤其令人称道的是,这里由于古老悠长的历史而积淀的丰厚传统文化,使青城镇成为黄河上游独具特色的一块风水宝地。

出 游小贴士:

百岁鸡:以火烤鸡为主,外表金黄,皮脆骨酥,肉质洁白鲜嫩,香气四溢。目前,百岁鸡的制作已达到数十个品种,其中以火锅鸡最为佳绝。

手工面片子:在山上的饭馆里,还可以吃到好吃的手工面片子,尤其是天冷的时候,一碗热气腾腾的汤面片,加上土豆片和几缕香菜,再加上几块牛肉,是让人忘不了的味道……

特产:

金城八宝瓜雕:兰州传统食品雕刻艺术。兰州的白兰瓜十分有名,故以此为原料的工艺品也成为兰州的一绝,制作方法是把瓜皮用连环刀雕刻成图案,作为盛食器具。

城隍庙攻略篇6

前所古城始建于明宣德三年（1428年），距今已有580余年历史，是辽东指挥叶兴所建的千户所。它的原名叫急水河堡或中前千户所，是明代辽东都指挥使司（简称辽东都司）前屯卫管属七个千户所之一。前所城基本呈正方形，城防不是很大，但它扼据辽西走廊要>中，连接关内外交通咽喉要道。明代在关外曾建有125座所城，前所城是唯一完整保存下来的所城。

走在古城的条石路上，580年前千户所驻地在这里被定格。城墙为外包青砖，中间夯黄土修筑。但城墙多处裂痕，有的地方坍塌，人们看到的只是几米宽的黄土城墙。甚至有些墙段很难看到城砖的影子，一些城墙的夯土也都被破坏，令人心痛。

所城设有三门，东门定远、南门广定、西门永望，三座城门的门楣上方镶嵌着青石门名题额，用汉满两种文字刻写。所城没有北门，城北正中有一座台基，墙体正中镶有石匾，刻“中前所”三个字。城内的十字大街通向各门，城门用青砖拱券法砌筑，石灰填缝，高达6米的门洞在经历了580余年的风吹雨打仍然坚固如初。城墙四角凸出墙体，原用于瞭望和防御的城角台，只有西南角台还完好。

西城门外侧砌筑的瓮城，呈半圆形，因此又称瓮圈活月城。在冷兵器时期，城门是防守的薄弱点，瓮城则起到了强化防守作用。瓮城两侧与城墙连在一起建立，设有箭楼、门闸、雉堞等防御设施。瓮城城门通常与所保护的城门不在同一直线上，以防攻城槌等武器的进攻。当敌人攻入瓮城时，如将主城门和瓮城门关闭，守军即可对敌形成“瓮中捉鳖”之势。瓮城的另一个军事作用在于缓解正城的军事压力，形成一个缓冲带，利于正城的备战。自明代以后，瓮城从城外撤至城内，其作用从“御敌”演变到“制敌”。在保存有生力量的情况下，何时“启瓮”，这是瓮城作用之关键。从“御敌”的角度看，当正城防御准备完全之时，也是瓮城“启瓮”之时。

城里的街巷布局和民居建筑也很有特点，房屋多是辽西的“囤顶”式建筑，不过大多已年久失修，破败不堪。古城里有一处随城而建的古房因后人不断修整，至今还在使用。院内呈四合院结构，看上去很结实。当地人告诉我，这个四合院古房580余年来担任过油坊、监狱、冰棍厂、仓库等多重角色，现在只是个人住家了。在城里像这样的建筑还有很多，但石佛寺、草堂寺、城隍庙、真武庙等遗迹，都已没了踪迹。

明朝初期曾提出“兴国之本，在于强兵足食”，“诸将宜督军士及时开垦，以收地利，庶几兵食充足，国有所赖”的治国方略，封建政权要拥有较雄厚的赋税基础和充足的徭役来源，并具有较强的武装力量，以维持其统治，这就叫做民富国强。民屯与军屯并重，二者皆为明政府战略性的政策，被称为当时统治者的基本治国之道。那时中国北部边疆仍然地旷人稀，需通过农业人口与军队的协作来改善边疆的经济条件和国防环境，即起到所谓“移民戍边”的作用。

明朝在洪武初年就建立了辽东者附旨挥使司，进行军事防御和军事屯田，并按防御和军屯需要，设立了军事组织系统。辽东指挥使司下设卫，卫下有千户所，千户所下设有堡，都指挥使司，由朝廷派的总兵镇守。前所城就是在明政府的治国戍防的战略措施下，由当时的指挥使叶兴率关内的军民所建。按照明朝军制，中前所驻有一千多人，他们农时耕种，战时出战，世袭为军户。它既适应戍边军事的需要，又作为明朝经济发展的—部分而独立存在。

前所城作为军事要塞，发挥了连接关内外和捍卫山海关与京师的安全作用。据史料记载，这里曾经发生过多次激战。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兀良哈万余骑侵扰中前所，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守城明军进行了坚决抵抗，最后城被攻陷，百户武守爵黄廷勋战死。明万历十一年，鞑靼与兀良哈两支武装联合侵扰，中前所、高岭驿—带深受其害，蓟辽两镇明军共同出击将其击退。天启二年（1622），广宁失陷后，大明丧失了辽东战略的主动权，而后金女真政权将势力范围从辽南推到了辽西，不断向关内进犯，辽西人民涌到山海关城外，曾任兵部职方主事的袁崇焕驻守在中前所，在这里安置辽东流民。崇祯十六年九月，后金大军以凌厉的攻势夺取中后所、前屯卫、中前所三城，中前所守城总兵黄色自以为不敌，遂率军撤入山海关，中前所则成为清兵入关的重要前沿基地。后来乾隆皇帝经过中前所时曾赋诗道：“唇齿相依所后前，英蕃效力拔城连。昔日毁堞还平堑，此日修壕更筑堧。攻守由来不同势，康平业已有多年。其间阵斩相持者，与谥可曾见古篇。”

城隍庙攻略篇7

1935年，范长江先生走中国西北角，经过古城松潘时留下了一段悲惨的文字：刚到松潘第一天，第一个心酸的印象，即是随处倒毙的死人太多。城内外大路大街上，到处有死尸。

他还写道：藏人本多粮，然而他们却坐视汉人成百成千的饿死而不救……由此可了然民族关系之重大，凛然藏人对汉人之敌意，而痛彻反省我们民族政策之错误……。我们在松潘住了两天，所看到的松潘完全是一座死城……。

时间过去了70年，此次我重走中国西北角，到达松潘古城的时候，第一个印象是繁荣和祥和。走在古城的大街上，各色人等悠闲走过，各种物品一应俱全，身着不同服装的汉、藏、回、羌四个民族融洽地生活在一起。

在这个千年古城又逗留了几日，感受更深的是这里的离奇。中国的古城我自诩走过不少，却没有见过像“大唐松州”这样离奇的。

概略总结一下，离奇之处有七。

离奇之一：西门在山顶，高城五百米。

在人们的印象中，几乎每座城池的城墙与城门都分布高差不大的一个水平面上。

然而，松州古城却一反常理，四座主城门之一的西门（古称威远门）建在古城西侧山顶，垂直出古城500米。这在我国现存的古城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我在采访中了解到，历史上，松州最初修筑的城墙，西沿山麓、东跨岷江，古城左侧西山无防御工事，敌兵由西侧山麓来犯，城内防御状况尽收眼底，形成易攻难守之势。为解决这一问题，明英宗正统年间，负责松潘兵备的佥御史寇琛主持将城墙分别从东南两侧山脚延筑至山颠，并增筑了西门，至此形成了“西门在山顶，高城五百米”的离奇景象。

离奇之二：城墙翻山过，形状似屋顶。

目前，我国现存有不少沿山脊修筑的墙，主要是用于防御的边界墙，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万里长城。但是，仅仅因为一座城池的防御需要，就改变了城市的城墙布局，沿着山脊修筑城墙，却十分罕见。

松州古城的内城并不是四边形，而是五边形，犹如一座房子。西门至东门、西门至南门两段城墙沿山脊而筑，长度几乎相等，如等腰三角形的两腰。远远望去，“两腰”将古城西门高高撑上云端，犹如屋脊，给人巍峨之感。

让人惋惜的是，在中，这两段城墙的损毁十分严重，现在只能看到当年雄伟的痕迹。要全部修复，还有待时日。

离奇之三：没有护城河，只有穿城河。

古时，几乎每座城池的城墙四周都建有护城河，目的是增强城池的防御能力。而松州古城却一反常理，没有护城河，只有穿城河。这的确奇特！

历史上松州地处边陲，商贾云集，为兵家必争的军事重镇和商贸集散地。战乱之际，蕃兵时常围攻古城，导致城内断水。明嘉庆年间，松潘总兵何卿主持增筑外城时，将原本沿着古城东侧山脚流淌的岷江人工改道，将河道凿为“Z”形，使岷江穿城而过，及时解决了因来犯之敌长期围城，城内断水之困，同时也给古城消防取水带来了方便。此作法在中国古城建筑史上极为罕见。

离奇之四：古城北门奇，厚度国之最。

松州古城城墙围长6.2公里，内城跨江沿山构筑，外城土石堆砌而就。城墙与山势、水流巧妙融汇，富有特色。每座城门以条石和大青砖拱成，精美宏大，浮雕石刻精美，堪称杰作。

特别是现存的古城北门，在历史上称为“镇羌门”，它宽6米、高8.5米、进深度为31.5米。据《阿坝州志》记载：“松州城墙的厚度，特别是城门洞的进深度，为全国明代城门之冠。著名的北京故宫城门、南京、西安明代城门，现存均无如此之厚”。

离奇之五：城砖有名字，糯米桐油粘。

你见过砖上凿有编号与姓氏吗？

在松州就可以见到。“上窑蓝氏贰贰伍”，松州古城几乎每块城墙砖上，都标凿有类似的编号和造砖人姓氏。这种严格的工程质量责任追究制不能不令人惊叹！在具有较高科技水平的今天，这样的质量控制同样值得我们学习。

筑城所用粘合剂更奇，是以桐油、糯米、石灰混合熬制而成，这种特殊的粘合剂历经千年而不腐，时间越长，越显牢固。在强力的粘合作用下，众多的城砖已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

在水泥没有发明前，在生活异常艰辛、本地不出产糯米的情况下，古松州人采用人背马驮的古老运输方式，从数百公里以外运进数十吨糯米用于制作城砖粘合剂，更是显示了古人坚韧不拔的干劲。

离奇之六：城墙似跑道，鬼子误轰炸。

像松潘这样偏远的县城，抗日战争中竟也遭遇了日本侵略者的轰炸，而且轰炸的原因十分离奇：因为鬼子飞行员“花了眼”，错把城墙当作飞机场的跑道。这着实令人称奇！你要是不信，请看坍塌了半截的阜清门和两壁布满弹孔的延薰门。

民国24年(1935年)，中央军胡宗南部为阻击红军，在松潘漳腊山巴建一简易飞机场。抗日战争爆发后，为控制川、甘、青、康边区，在松潘设中央直属十六区特别党部，开设航空站(五七加油站)，动用8000多头牦头经平武驮运大量汽油到漳腊机场。

秘密得到消息的日本侵略军队，随后派出27架日本飞机由湖北武汉起飞，经平武向松潘方向逼进。机群在大雾迷漫的漳腊机场上空未寻找到轰炸目标后，随即在松州古城上空盘旋，并误将松州古城墙看成机场跑道，大规模向古城投下炸弹。

霎时，硝烟弥漫，尘土飞扬，房屋倒塌，大火蔓延，街上哭声喊声一片，毫无安全防护准备的人们惊惶失措、乱作一团。古城墙被炸坍数处，城内外遍布弹坑，大街小巷尸骸如山，城内大部分民房、铺面被烧毁，其中饶有盛名的鼓楼、钟楼也付之一炬，“晨钟幕鼓”成为了绝唱。

据事后统计，此次轰炸共造成人员伤亡近千人，炸毁民房187幢，炸死牛、马、驴等牲畜2000多头。家住进安乡东裕村，已有94岁高龄的周晓初老人至今仍清晰地记忆着那段血泪史。

离奇之七：四族一街居，风俗却相异。

松州自古即为“茶马互市”之地。历史上广袤的松州草地盛产马匹、牦牛，牧民们以牛羊肉、酥油、糌粑为食。“腥肉之物非茶不解”。而封建王朝连年征战，需有足够的战马，须从藏区获得，互惠互利的茶马生意由此悄然兴起。

地处边陲的松州自然就成为了商贸中心，饶有经商意识的众多人们汇聚于此。长此以往，松州逐步形成了多民族杂居的格局。

现在，松州古城内主要居住着藏、羌、回、汉四种民族，甚称阿坝州民族结构的缩影。在每条古街上，你都能看到风格迥异、相互毗邻的建筑，各族人们身着各色服饰；古城西侧的城隍庙、观音角与城北的清真寺、拱北遥遥相望，城南的藏传佛教寺庙与羌碉毗邻而建。

城隍庙攻略篇8

五年之后，我怀揣梦想从北京飞厦门然后一路向西经漳州、龙岩到了长汀。初冬的长汀咋寒还暖，我沿319国道自东向西穿越长汀，古朴而雄伟的太平廊桥伸开双臂迎接我，这是映入我眼帘的长汀第一座“古迹”，像彩虹一样飞跨在汀江之上。我的心放下了，长汀确实很美，我就从这座桥走起。

长汀古时叫汀州，位于闽赣两省交界，在4000多年前，闽越人就已经在这里繁衍生息。从盛唐到清末这里就是客家人的主要聚居地，有“客家大本营”和“客家首府”之称，绕城而过的汀江更被喻为客家人的母亲河。由于是冬季，汀江的水位不高，也不湍急，这和凤凰的沱江很相似。

长汀令我向往的，一是她的古城，二是她的美食。我在这座古城里呆了三晚四天，转遍了古汀州的大街小巷。给我留下最深感受的就是一江两岸，山青水绿，古朴祥和。

所谓一江两岸就是由北向南流淌的汀江和江东繁华的商业街和汀江西岸的十里古城及城里的古街民宅。始建于唐朝的古城墙，沿汀江而筑，自北向南呈弧形，东西两端沿卧龙山两旁的山脊筑到山顶，把半个卧龙山圈进了城内，使整个城池前有汀江天堑、后有卧龙山为屏，成为能攻能守的“高城固壁”。可以想象昔日，远远望去，古城墙宛如一串佛珠挂在山上，其虎踞龙盘之势可想而知。为此，我三天来大部分时间是沿古城行走，不断地了解她认识她，往往中午不进食，以至于忽略了长汀的小吃。

古城横亘在汀江西岸， 共有六个城门沿江分布，分别是朝天门、济川门、五通门、惠古门和富有门，另外还有一座宝珠门面对溪河。在长汀城里来来往往，总要经过这里。城门里是弯弯曲曲的小街、小巷，摇摇欲坠的老房子不少是宋明时期的客家民居，它继承了中原的府第式建筑风格，我一个外来人在这里行走真有穿越时空的感觉。更何况这里除了居民和我，再没有别的游客，居民们对我的造访似乎视而不见，任由我拍摄甚至走进居民的堂屋也无所谓。

城隍庙攻略篇9

“粉墨登场”的意思是化装后登台表演。例如清・梁绍任《两般秋雨随笔・京师梨园》：“其间粉墨登场，丹青变相，铜琶铁板，大江东高调凌云。”老舍《正红旗下》一：“戏曲和曲艺成为满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他们不但爱去听，而且喜欢自己粉墨登场。”后来也比喻坏人登上政治舞台，含贬义。例如田汉《长沙会战与〈胜利进行曲〉》：“〔日本〕想克期侵夺长沙、衡阳、西安等处，威胁重庆，迫我订城下之盟，然后使汉奸粉墨登场。”老舍《四世同堂》七：“及至北平攻陷，这些地痞流氓自然没有粉墨登场的资格与本领，而日本也并未准备下多少官吏来马上发号施令。”

这条成语的比喻义常常被误解误用。理解这个意义的关键在“粉墨”二字。粉和墨本是两种化装用品，这里用如动词，敷粉施墨，即化装。演员登台演出，需要把自己装扮成剧中的人物；坏人登上政治舞台，也需要把自己乔装成好人。从这一共同点出发，“粉墨登场”便引申出坏人乔装打扮登上政治舞台的比喻义。决定这条成语的使用范围和感彩的正是“粉墨”二字。

“登台”一词也是由走上舞台引申为走上政治舞台的，如“新领导班子登台亮相”。但是“登台”前面没有“粉墨”二字，不比喻坏人上台，不含贬义。现在有人忽略了“粉墨登场”与“登台”的区别，只看到“登场”，没看到“粉墨”，错误地把它同“登台”混为一谈。例如：

⑴1991年，已把女足锤炼成亚洲霸主的商瑞华踌躇满志，他率中国女足第一次征战世界杯，后因成绩不佳辞职，马元安粉墨登场。（人民网，2010年5月31日）

⑵是一个历史大舞台，那个年代大师频出，政界学界人物粉墨登场。（《中华读书报》，2009年6月5日）

⑶“五四”不仅仅是德先生、赛先生、费小姐的粉墨登场，“五四”也不仅仅是一曲简单的爱国主义赞歌。（中国新闻网， 2009年4月22日）

马元安是中国女足的元老，曾经给女足带来辉煌，他接任女足主教练，丝毫没有可以贬斥、讥讽之处，为什么说“粉墨登场”呢？“五四”期间走在运动前列的“政界学界人物”，包括蔡元培、陈独秀、、胡适诸先生，怎么能说他们登上历史舞台是“粉墨登场”呢？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和费小姐（自由），都是先进的理念，说它们“粉墨登场”，究竟是对“五四”的歌颂还是讽刺呢？以上诸例的“粉墨登场”显然都是误用。

还有人把“粉墨登场”同“出台”混为一谈，也是错误的。“出台”的比喻义也是由演员出场表演引申而来的，但它比喻政策、措施等公布或实施，不用于人，也不含贬义，如“体制改革方案正式出台”。以下两例的“粉墨登场”都应该改为“出台”。

⑷分析人士认为，在这个敏感的时期，征地拆迁补偿问题被提及，是国家释放出的更为严厉新楼市政策即将粉墨登场的信号。（《中国商报》，2010年8月3日）

⑸在万众翘首期盼中，国务院机构改革尘埃落定，大部制粉墨登场；改革后，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组成部门〔精简为〕27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0年3月5日）

“十室九空”只能形容百姓流离失所

“十室九空”，十户人家有九户是空的，形容由于灾荒、战乱或横征暴敛致使老百姓破产、逃亡的悲惨景象。语出晋・葛洪《抱朴子・外篇・用刑》：“徐福出而重号之仇，赵高入而屯豺狼之党，天下欲反，十室九空。”例如唐・吴兢《贞观政要・安边》：“王师初发之岁，河西供役之年，飞刍挽粟，十室九空，数郡萧然。”茅盾《怎样求和平》：“湘浙大水，罹百年未有之奇灾；直鲁流亡，有十室九空之叹。”姚雪垠《李自成》二卷五十四章：“宛洛农村残破特甚，百姓死亡流离，十室九空，许多县人烟稀少。”

理解这条成语要把握住两点：第一，“十室九空”的“室”，是“家”“户”的意思，不是“房间”。“十室”是十户人家，不是十间房子。例如《论语・公冶长》：“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汉书・伍被传》：“于是百姓悲痛愁思，欲为乱者十室而六。”不能把“十室九空”曲解为十间房子有九间空着。第二，所以造成“十室九空”，是有其特定原因的，这就是百姓遭遇天灾人祸而流离失所，而不是因为忙于什么事情十户人家有九户不在家。因为望文生义、不求甚解而造成的误用，在媒体中屡见不鲜。例如：

⑴李宗仁反复权衡利弊，签署了释放在押政治犯的命令，全国近万名政治犯被释放，南京的监狱十室九空。（新华网，2010年4月19日）

⑵在卡塔尔见到本国人要比在其他国家见到外国人还困难……如果哪天外国人突然撤离，卡塔尔必定十室九空。（《环球时报》，2010年4月8日）

⑶暑假一到，大学的宿舍楼大多十室九空。（新华网，2009年7月28日）

⑷我们单位可以说‘十室九空’了，好多同事都请假看球了。（《广州日报》，2010年6月13日）

⑸村子干干净净，家家水泥小楼，屋内……漂漂亮亮，但十室九空。看家的老人说，有劳力的都下田了，忙得很。（新华网，2009年3月31日）

⑹上海城隍庙的宗教节日就是上海城市全体居民的节日……每年的“三巡日”，即城隍神出巡的日子，上海城内居民家中十室九空。（央视网，2008年6月24日）

前4例说的都是十间房子有九间空着。空着的原因，例⑴是大批“政治犯被释放”，例⑵是侨居的“外国人突然撤离”，例⑶是寄宿的大学生暑假回家，例⑷是“好多同事请假”去看世界杯，都与“十室九空”的意思大相径庭。后两例说的倒是十户人家有九户是空的，但例⑸是迁入新居后忙着下田劳动，例⑹是闲来无事全家去逛城隍庙，这些人家都过得幸福美满，与天灾人祸、流离失所的悲惨景象迥然不同，肯定也不能使用“十室九空”。

望文生义、不求甚解是理解和运用成语的大忌，切不可不以为意。

莫把“纸上谈兵”当成“一纸空文”

在媒体上时常看到有人把“纸上谈兵”同“一纸空文”混为一谈。这两条成语确有相似之处，但区别还是很明显的。

“纸上谈兵”意思是在纸面上谈论用兵策略，比喻空发议论，不解决实际问题。《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战国时赵国大将赵奢的儿子赵括，自幼熟读兵书，谈起兵事头头是道，连他父亲也驳不倒他。后来他代替廉颇为大将，由于缺乏实战经验，只知照搬兵书，结果秦赵长平之战，他率领的赵军全军覆没。后人由此概括为成语“纸上谈兵”。例如清・汤斌《答孙屺瞻侍郎书》：“此先生亲身阅历之言，故凿凿如此，非他人纸上谈兵也。”清・曾朴《孽海花》第六回：“只怕他们纸上谈兵，终无实际，使国家吃亏。”老舍《四世同堂》第一部三十四：“书生都喜欢纸上谈兵，只说而不去实行。”曹禺《北京人》第一幕：“通常他是无时无刻不在谈着发财的门径的，但多半是纸上谈兵的谈话，只图口头上快意，决不想到实行。”

“一纸空文”意思是一张没有效用的空头文件，指尽管写在纸上却不能兑现的东西，如条约、合同、规章、计划等等。例如梁启超《立宪法议》：“故苟无民权，则虽有至良极美之宪法，亦不过一纸空文。”邹韬奋《萍踪忆语・金圆王国的劳动妇女》：“就是有了这样的法律以后，还要靠工人们自己有力量督察着执行，否则还是一纸空文。”母国政《支部书记和他的同事们》：“没有一批这样的干部，多完善的方针政策，也有成为一纸空文的危险！”

这两条成语的区别在于：第一，从意义上看，“纸上谈兵”本身就是不切实际的空谈，根本不可能实现，或者根本没有打算去实现；“一纸空文”虽然最终未能兑现，但它本身未必就是空谈，如果具备一定条件，它还是可能兑现的。第二，从语法功能上看，“纸上谈兵”是动词性词组，指的是空谈这种行为，在前举书证中，汤斌、曾朴、老舍都直接用作谓语，曹禺用来修饰“谈话”；“一纸空文”是名词性词组，指的是空头的文件，梁启超用来指“宪法”，邹韬奋用来指“法律”，母国政用来指“方针政策”。把握住这两点，就不会把两条成语混为一谈。

考察了两条成语之后，就不难看出以下诸例中的“纸上谈兵”均属误用，都应该改为“一纸空文”：

⑴如果没有项目做支撑，再好的规划都是纸上谈兵、空中楼阁。因此，抓落实必须抓项目。（《宝鸡日报》，2010年10月21日）

⑵再多的政策如果得不到切实的遵照、实行，也只是纸上谈兵。（《南都周刊》，2010年10月27日）

⑶如果没有足够的惩处措施，封杀令很可能是纸上谈兵。（《燕赵晚报》，2010年7月14日）

⑷很多市民担心〔卫生部出台的〕“完全禁烟令”最后会变成纸上谈兵。（《河北日报》，2010年5月19日）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现代汉语规范字典》、《现代汉语成语规范词典》、《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副主编)

资讯

《人民文学》试水零售

4月起，《人民文学》在南京、西安、武汉、长沙、石家庄等城市试水零售市场。“我们‘放’出去的期刊，售出率大概在70%以上，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不仅是为了看看‘皇帝的女儿’有没有人要，更重要的是，希望纯文学能够增加自身的沟通和应变能力，走进生活、走进受众，赢得市场、赢得喝彩，同时努力寻找支持中国文学走向未来的力量。”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人民文学》杂志社主编李敬泽说。

城隍庙攻略篇10

关键词:钱镠;传统宗教;“天人感应”;神话;祭祀

吴越国是五代时期十国之一,开国之主是唐末镇海军(治杭州)节度使钱缪,据有杭、越两藩,包括今浙江省和无锡以东的江苏省南部及上海市,是十国之中的一个蕞尔小国。然而,这个小国家却颇令治五代十国史者注目,其原因,一是其国长治久安;二是其国经济发展,文化昌盛,正如着名学者卞孝萱、郑学檬所着《五代史话》所言:“吴越在钱氏治理下,政治上比较安定,文士荟萃,人才济济;经济繁荣,渔盐蚕桑之利,甲于江南;海上交通发达,中外经济文化交流频繁;文化也称盛于时。”一个地狭(仅有十三州)民寡之小国,何以能在五代这个战火不息、血肉横飞的乱世中保持长久的安定?学术界未见学者认真、仔细探讨过此问题。五代史家陶懋炳对此问题也只是略作推测,谓“南方九国之中,嗣主较为贤达者,无腧钱氏,这虽与吴越诸主不事内宠、教诲子嗣得法有关,但比较重要的原因,似乎是居桑梓之地,更注意人心民情吧?笔者认为,吴越国的长治久安,经济发展,文化昌盛,存在着多方面的因素;而其中,吴越国统治者对于各种宗教的有效利用,却是一个不宜忽视的重要因素。正是因为吴越国统治集团(尤其是历代钱氏吴越国王)善于利用宗教,不仅在政治上神化了自身,增强了凝聚力,巩固了统治地位;而且在军事、生产等领域,充分激励了士气,调动了民众的积极性;还通过宗教活动,营造和维持了与邻国甚至外国的和平友好关系,促进了吴越与其他地区、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一言以蔽之,吴越国的历史状况与宗教是密切相关的。正如有学者所言:“在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社会领域的发展过程中,宗教曾发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并留下了鲜明的烙印。可以说,不了解中国历史上的宗教,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国过去的历史。”Ⅲ限于篇幅,本文仅就钱镠与传统宗教之密切关系略作考察和论述。

一

吴越国的奠基者钱镠出身低微,于唐末投入地方武装董吕部下。在作战中,他率领的队伍屡战屡捷,因而很受董昌的器重。董昌做了杭州刺史后,把所属各县的军队组成八个都,任钱镠为都指挥使。光启二年(886),董昌夺得越州(今浙江绍兴)后,把杭州交给了钱镠。后董昌妄自尊大,背叛唐朝,建立割据政权大越罗平国。钱镠奉朝廷之命灭董昌,据有两浙,为吴越立国奠定了基础。钱镠平步青云的奥秘何在?史载他“善射与槊,骁勇绝伦”,似乎钱镠的发迹凭借的是骁勇善战。然而,揆之史实,笔者认为,助钱镠事业成功的,与其说是勇悍,不如说是他善于利用宗教的种种手段,神化自己,增强了凝聚力,提高了军队的作战能力,从而树立了崇高的个人威望。

首先,钱镠利用人们潜意识中根深蒂固的“天人感应”信仰,制造种种神话,为自己添上了神圣的灵光,增强了凝聚力。钱镠出身本来低微,又兼“无赖,不事家人生产,以贩盐为盗”。乡里人大多鄙视他。当时,县录事钟起数子喜与钱镠交游,也遭到钟起的禁阻。“稍通图纬诸书”的钱镠便与“善术者”合谋,演了一出“戏”,以证明钱镠是上天注定的“非常入”、“贵人”、“王人”。《新五代史》卷六七《吴越世家第七》载:“豫章人有善术者,望牛斗间有王气。牛斗,钱塘分也,因游钱塘。占之在临安,乃之临安,以相法隐市中,阴求其人。(钟)起与术者善,术者私谓起曰:‘占君县有贵人,求之市中不可得;视君之相贵矣,然不足当之。’起乃为置酒,悉召贤豪为会,阴令术者遍视之,皆不足当。术者过起家,(钱)镠适从外来,见起,反走,术者望见之,大惊曰:‘此真贵人也!’起笑曰:‘此吾旁舍钱生尔。’术者召镠至,熟视之,顾起曰:‘君之贵者,因此人也。’乃慰谬曰:‘子骨法非常,愿自爱!’因与起诀曰:‘吾求其人者,非有所欲也,直欲质(验证)吾术尔。’明日乃去。起始纵其子等与镠游,时时贷其穷乏。”此事不可轻易看作是后世史家神化统治者的无稽之谈。此事或许是“事实”,但此事的“导演”极有可能是钱镠。钱镠走南闯北贩盐,交际广,请个术者演场“戏”并不难。大约钱镠知道钟起迷信神秘的方术,于是请术者以占星术骗取钟起的刮目相看,不仅可令其允许诸子与钱镠交游,还可借钟起作宣传工具,为自己披上神圣的外衣。从钟起“纵其子与镠游”,并“时时贷其穷乏’看,钱镠的“戏”演得很成功。这一成功,也许令钱镠“品尝”到了神秘宗教的无穷魅力,于是,其后,围绕着钱镠,种种“天人感应”及“神助”的神奇故事便衍生出来,并被史家言之凿凿地载入史册。

古代中国人都很重视人的出生,认为“非常人”的出生一定不平凡,一定会有“天人感应”的迹象。故历代统治者在发迹过程中及掌握政权后,都致力制造种种“神话”,以凝聚人心。钱镠也不例外。

另外,针对军队中将士普遍怀有神的观念和信仰的现实,钱镠在领兵作战、筑城、出行等活动中,无时无刻不在通过种种途径、手段编造传播形形的“神助”故事,其客观效果,不只是神化了钱镠,同时也激励了士气,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壮大了其军事势力。仅以军队作战为例,什国春秋》卷七七载:唐中和二年(882)七月,钱镠统八都兵讨伐刘汉宏叛军,“会夜分,星月皎然,兵不可渡,缪掬江沙,吞而祝曰:‘吾以义兵讨贼,愿(天)助阴云蔽月,以济我师。’倾之,云雾晦瞑,即渡江,窃取军号,斫其营。”把战胜敌军归功于祈祷而获得天助。乾宁四年(897)八月,钱镠向唐朝请封胥江惠应侯为吴安王,理由是:“先是,安仁义将沿江入寇,一夕惊涛,沙路尽毁。王(钱镠)感其神异,请而封之。”神不仅助钱镠军队战胜,还破坏敌军对钱镠军队的偷袭。开平二年(908)九月,钱镠又奏请后梁封故隋司徒陈仁杲为福顺王,“以仁杲常以明兵助王(钱镠)”故也。钱镠对神的一再请封,与大事修庙、亲撰碑记一样,实质上都是一种宣传手段。诸如此类的“神异,,故事,史籍中还可捡拾若干。这些“神助”故事,或是偶然事件,通过附会而成;或是子虚乌有,虚构而来。故事神秘,无从核实,信不信由你。但可以断言,在人们宗教观念深厚的古代社会,这对激励钱镠军队的士气、斗志,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是“晓之以理”所不能企及的。

其次,通过祭祀,加强与神灵的联系,祈求得到神助,并藉此“神道设教”,以培养子弟、臣民的忠孝之心。祭祀既是中国以“敬天法祖”为核心的宗法性传统宗教的重要活动之一’也是封建时代在意识形态领域占主导地位的儒学倡导的“礼”的重要内容之一。《礼记·昏义》篇云:“夫礼,始于冠,本于昏(婚),重于丧祭。”《祭统》篇又云:“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钱镠在治军、治国过程中,对于祭祀也极重视,将祭祀作为团结亲族,笼络将士臣民的一种重要手段。其祭祀活动包括:

1.祭祖先。在古代,祭天是礼制规定天子的特权。钱镠身为大臣,不能僭越礼制,只能祭祖。在宗法性传统宗教中,天是祖的延伸,祖是天与人沟通的中介。祖先拜祭是维系血亲关系的重要机制,其意义在于维护孝道。当时,钱镠的部下中,不时有见利忘义,伺机叛乱者,这对钱缪事业的发展是一大障碍。钱缪深为此而头痛。他认识到,要培养部下的忠心,首先得从培养子弟的孝道着手,子弟

孝,臣下忠,事业才可成功,此即儒家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光启四年(888)七月,钱镠在临安九州山新修钱氏九州庙,天祜三年(906)十一月,通过唐朝敕命,允准于本道建三代私庙。开平四年(910),后梁敕封钱氏三世,“敕建三世庙于安国衣锦军”。钱镠修宗庙,祭祖先,旨在培养子弟、臣民的忠孝观念,防范犯上作乱。其后,钱氏宗室和穆,将臣忠心,可见其修宗庙,敬祀事的积极意义。 2.祭忠臣。为培养将臣对自己的忠诚,钱镠的法宝之一是对已逝忠臣的拜祭,包括拜祭地方历史上的忠臣及自己军队中出现的忠臣。乾宁二年(895),“是岁终,郊封胥山伍子胥为惠应候”。伍子胥,春秋时吴国大夫、忠臣。胥山即今浙江杭州市内吴山,山上原有伍子胥庙。对伍子胥祠的加封,虽出自唐廷,却是应钱镠的奏请;封祠祭神的目的,一是祈求神灵对自己的佐祜,二是显示自己对忠臣的敬意。对病死或战殁的忠将,钱镠也以祭拜表示自己的感恩和崇敬。唐光启三年(887),润州牙将刘浩叛乱,逐其帅周宝,推度支催勘官薛朗为帅。钱镠遣将取周宝以归,并“具军礼郊迎。环久,周宝病卒。其后,钱镠遣杜陵等攻润州,逐刘浩,执薛朗。钱镠“剖其(薛朗)心以祭(周)宝”。杜陵,唐末归附钱镠,对钱氏忠心耿耿。乾宁年问(894-898),杜陵败淮南宣州叛军。钱镠将叛军改编为亲兵,号“武勇都”。杜陵认为叛降之军勇悍无赖,置之肘腋必为祸患,曾密疏钱镠以士人取而代之。钱镠不从。其后,武勇都果然反叛,与淮南勾结,几置钱镠于死地。钱镠为表彰杜陵的先见及忠诚,“使祭之,旌其先见”。武勇都军叛乱时,高渭率师入援,中伏战死。后叛乱平定,投奔淮南的叛酋徐绾被淮南槛送回来。钱镠“命剖(徐绾)心以祭高渭”。对死者的祭祀,宗旨显然在于激励生者。吴越国多忠节之将臣,绝非偶然。

3.祭自然神。宗教学告诉我们,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在自然界面前显得脆弱渺小,于是产生对自然物和自然力的畏惧感、依赖感和神秘感,认为万物万象背后都有一个神秘莫测的主宰,此即所谓自然神。自然神能力远远高于人类,它能给人类造成祸殃,又能为人所用,福佑人类。吴越国滨江临海,其人对江海之神十分虔诚。史籍中常见钱镠对这些自然神灵的祭祀祈求。如《吴越备史》卷一载:唐末乾宁三年(896)正月,淮南将安仁义出战船自湖州将渡江以应叛乱的董昌。钱镠命武勇都指挥使许再思率师御之。“(安)仁义竟不敢渡。然抄路之患未弭,乃祭江海而祷胥山祠。一夕,惊涛,沙路悉毁。江壖一隅无所患矣。”浪涛毁坏沙路,阻挡了敌军的入侵,或许是偶然的自然现象;但因为事情凑巧,在钱镠及其将士看来,这是祭祀祈祷有效,江海神灵“显圣”的结果。

再次,算命、占卜、禁忌等宗教性活动、情感,曾一次次给钱镠注射了“强心剂”、“镇静剂”,使他在遭遇挫折之时不气馁,对前景充满信心。在天、神决定人间一切的传统宗教观念的影响下,古代中国人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宿命思想,上至君主帝王,下及平民百姓,概莫能外。每当疑惑或挫折之时,人们便会求助于算命、占卜,以窥知“天意’圾个人命运,预测事情的发展趋向。钱镠对算命与占卜都深信不疑。唐末,钱镠隶属董昌为偏将,时年二十四岁,颇受董昌倚重。一日,董昌派遣钱镠去临安,途经余杭,有瞽者善摸骨相,集于龙光桥。钱镠因请瞽者看(摸)相。瞽者摸后,竟无一言。若干日后自临安返回,时已日暮,相者仍在桥所。钱镠遂贽金请相。“相者曰:‘旁无人乎?’,王(钱镠)曰:‘独在斯。’相者乃引臂久之,叹曰:‘天下乱矣,期时之内,再遇贵人。’言讫而去。旬日后,,王复以束帛至余杭,将酬之,访于乡间,竟绝踪迹。”一个目瞎相者凭触摸即可辨出前后乃为一人,可见钱镠“骨法”确乎与众不同;而骨法与众不同当然意味着钱镠乃“非常人”、“贵人”,前程无可限量。这无疑大大激励了钱镠努力拼搏的信心。

战争期间,每遇挫折,钱镠也常常通过卜筮,向术士探知前事。在他的幕府中,就有专职的占候者,如叶简,“善占候,尤精风角,武肃王(钱镠)辟居幕中”;善占卜的李咸与叶简同在武肃王幕府。天复二年(902)八月,武勇都指挥使徐绾及左武勇都指挥使许再思联合反叛。钱镠仓猝率师平叛。在胜负未分,前途未卜之时,钱镠忧心如焚,便借助占筮以测吉凶。据载:“初,王(钱镠)行至龙泉,闻变,召李成占之。(李成)曰:‘大王霸业方永,但分野小灾耳,请勿为虑。不然,大王当有疾。’王曰:‘宁我有疾,岂宜害百姓耶?’王又召叶简筮之。曰:‘贼无如我何。’王曰:‘淮人将同恶乎?’简曰:‘淮人不来,宣城(州)当济贼,季冬方败,然宣城亦当败于明年,今不足虑。’如期皆验也。”旧李咸及叶简都是钱镠熟悉亲善的术士,他们当然不会长叛军声威灭钱镠锣志气,而必然会说有利于钱镠的话。他们占筮的结果一致:叛乱不会动摇钱镠霸业的根基,必然以失败告终。这令钱镠吃了定心丸,增强了战胜叛乱的决心和信心。

钱镠不仅在治军发迹过程中,与宗法性传统宗教结下了不解之缘,封王建国以后,宗教仍然是钱镠治国理民的一种重要的辅助手段,表现在:

(一)通过封神建庙、编排传布神话等宗教活动,大力宣扬“天人感应”、“王权神授”,藉此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权力。天祜四年(907)四月,朱温“受唐禅”,改元“开平”,建立五代第一个中原王朝4梁。五月,后梁晋封钱镠为“吴越王”(此前钱镠分别被唐封为吴王或越王)。钱镠认为,自己霸业的成功,“启吴越之双封,为东南之盟主”,是得到神灵扶助的结果,因此,成功之后,首先应当对神灵表示“酬谢”。他在开平元年修葺镇东军墙隍神庙并上表请求后梁进封墙隍神为“崇福侯”,就是酬神之一举。在《修墙隍神庙兼奏进封崇福侯记》中,钱镠就将自己霸业的成功与神灵的“冥力护持”相联系,谓:“今当吴越双封,一王理事,亦仗土地阴骘,冥力护持。神既助今日之光荣,予亦报幽灵之焕耀”。天宝元年(908)九月,后梁应钱镠之奏请,“封故隋司徒陈仁杲为福顺王”。据说,“仁果常以阴兵助王(钱镠)。王崇报之,请封于(后)梁,且令请州皆立庙。”天宝二年五月,钱缪亲巡苏州,“封故唐曹王明为昭灵侯”。李明为唐太宗子。据说,“淮人围姑苏时,守将祷于其庙,(敌军)辄自溃去,故加封焉”。同年,“命建双仁祠,祀唐颜真卿,以从父兄杲卿并飨”。天宝十年(917),“建崇善王庙于蓬莱阁西”。次年十一月,“立晋分水令朱彻庙于新登县,封(朱)彻通灵侯”。天宝十二年(919),“封安国县独山神为镇水山王”,等等。宝正六年(931)十一月,钱镠临死前一年,他还大事重修防风山(氏)灵德王庙。据《一统志》记载,防风氏庙建于唐元和年间(806—820),钱镠曾祈祷有应,故请封显德王,因年久失修及战争破坏,己呈颓坏之象,钱镠因此重加修整。在《庙记》中,钱镠说明重修此庙的缘由是:“一则酬忠臣之启愿,二则答阴隲之匡扶,唯冀明神,永安缔构,禀元化而口垂恩福,镇土疆而阴军民,保四时风雨顺调”,同时为民众提供“请福祈恩之所”,期望“后来贤彦知士,精敬神明”,有助于维持吴越国的社会治安。叫戋缪修建神庙,奏封王侯,实质在于说明其如今获得的地位和权力都是“神授”的。他认为王权抹上了神圣的色彩,就可以长久得以维持。这就是钱镠每获加官晋爵,常伴有宗教活动的奥秘所在。

(二)以“骨法”选拔治国人才。“骨法”是古代相人术的一种。相人术是通过相人之形貌气色而预测其才能高下、命运吉凶之术。相人术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已流行。相人术的理论依据是传统的天帝命定信仰,亦即西汉大儒董仲舒所谓“天人相副”:既然人的才能、命运都是由天注定的,因而,上天在赋予各人面貌、形态方面,当然也会有所不同,故而通过人的面貌形态,即可窥知此人的才能、品性及其福禄。正如东汉学者王充所言:“人命禀于天,则有表候于体,察表候以知命,犹察斗斛以知容矣。表候者,骨法之谓也。”(王充:《论衡·骨相》)钱镠不仅深信相人之术,曾请相者算命,而且其本人对相人术也有钻研,尤精“骨法”相人术。在统兵作战过程中,他常用“骨法”之术相人、用人。建国之后,通过“骨法”选人、用人仍是其政治的一种重要手段。什国春秋》卷七八《武良肃王世家下》载,建国之初,为了从北方流移而来的人士中挑选贤能,钱镠曾派遣数十名画工居于淞江边,称为“挛手校尉”,职责是“伺北方流移来者,咸写貌以闻,择清俊者用之”。画工对北方流移来者“咸写貌’显然不可能(其时北方战乱,流移南来者众多);很可能是画工根据钱镠的“骨法”之术,将“骨法”特异者描画下来,供钱镠选择任用。《十国春秋》卷八六林鼎传又载,林鼎谒武肃王钱镠,钱镠辟为文穆王(钱镠子钱元瑾)幕府。文穆王因为林鼎有卓越之才,多次向父王钱镠推荐,都不见任用;一次又上密表推荐,

钱镠这才道出不重用林鼎的原因。“武肃王日:‘(林)鼎骨法非常,真辅相器。然我不骤贵者,欲汝贵之,庶尽心于汝也。’”原来,钱镠是从长计议,让文穆王继位后再重用林鼎,林鼎就会因为感恩而竭心尽智效力于文穆王,为吴越国政治服务。其后,林鼎成为吴越国重要丞相,似乎证明了钱镠的“骨法”之术的“灵验”。又如曹仲达,“道过钱塘,武肃王奇其貌,遂以王妹俪焉,累授台、处二州刺史”,“及建国,拜丞相”。 (三)将祭祀、巫术应用于生产领域,以激励、凝聚民心,发展经济。古代中国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国家,农业的兴衰,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兴衰。因此,祭祀、巫术等宗教活动也常常用于生产领域,以祈求风调雨顺,灾害消除,五谷丰登。在吴越国历史上,用于生产领域的祭祀、巫术活动见于记载的主要有:

1.祭祀驱虫。遭遇突发性自然灾害(如蝗灾等)之时,人无力抗衡抵御,又不甘束手旁观,便进行祭祀,冀望神灵助佑,禳除灾害。据载,后唐天成三年(928),“夏,六月以来,大旱,有蝗蔽日而飞,昼为之黑,庭户衣帐充塞之。王(钱镠)亲祀于都会堂。是夕,大风,蝗坠浙江而死。”偶然的一场大风令无数蝗虫折翼溺毙江中,似乎显示了祭祀的“灵验”。实际上,此类祭祀活动还另有其政治意义:祭祀不灵,也显示了统治者忧国忧民,有励精图治之志;祭祀“灵验”,则显示了统治者具有神性,故得上天(神)保佑——无论如何都有利于凝聚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