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地户口上小学十篇

外地户口上小学篇1

可以，国家规定，对适龄儿童实行免费义务教育。拥有户口可以就近上学，外来工作人员子女可由当地教育部门安排学位。

1、可将户口迁到当地。全国大部分地区拥有60平方以上房产即可以落户。拥有房产后建议将户口迁到当地，享受就近入学待遇。

2、可与相关学校联系。如只拥有房产证，可与房产证当地义务教育学校联系，在尚有学位的前提下，有接收就近入学可能。

3、与当地教育部门联系。在没有户口但在当地长期居住工作的情况问下，及时与当地教育部门联系，肯定能够安排义务答教育学位，也有就近上学可能。

（来源：文章屋网 ）

外地户口上小学篇2

近年来，针对户籍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大。6月6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审议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6月15日，广东省召开城镇化会议提出，到2020年，广东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6%，实现不少于600万本省和700万外省农业转移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落户城镇。广东新一轮的户籍改革帷幕即将拉开。

广东：外来人口第一大省

改革开放至今，广东一直走在改革的最前沿，强劲的经济实力与发展机会，让其成为多年来的人口迁入第一大省。根据最新数据，2013年广东的外来迁入人口仍居各省首位。从2000年到2010年10年间，广东增加的常住人口中644万人是来自外省流动人口，208万人是办理户籍迁移手续的跨省净迁移人口，两者相加共计852万人，占10年增加人数的47.7%。

记者从广东省统计局获悉，到2013年末，广东省常住人口已达10644万人，稳居全国第一。人口数量比排名第二的山东还多1065万。其中，全省常住人口主要集聚在珠江三角洲地区，2013年珠三角9市城镇人口比重达到83.80%，分别比粤东西北高24.58、43.46和37.95个百分点。

更突出的是，珠三角地区有非本地户籍人口与户籍人口的倒挂现象。以深圳为例，截止到2013年，全市常住人口1062.89万人，但非户籍人口就达752.42万人，占总人口的70%。另外，东莞也是典型例子，2012年全市常住人口 831.66 万人，户籍人口 188.93万人，非户籍人口 642.73万人，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比例接近1：3.5。

在城镇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广东如何承接如此多的外来人口？要如何在外来人口享受公平与社会资源有限承载之间取得平衡？另外，来到广东的务工人员不少是农村户籍，怎样才能让他们融入城镇化进程？这些问题都一一关系到户籍。因此，广东的户籍改革进程受到各界关注。

广东户籍改革历来“先行一步”

早在20世纪80年代，广东就已经“先人一步”，开始第一次探索对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方向。上世纪80年代初期，农村实行承包制后出现大批的剩余劳动力，他们为谋生选择进城打工。广东省公安厅出台《关于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的意见》，允许在集镇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到1986年，广东省对国家规定的职工居民家属每年从农村迁入市镇的“农转非”人数不得超过现有非农业人口的1.5%的措施进行调整，比例调整到大中城市2%，县级比例为3%至4%，由此缓解不少农民工的后顾之忧。

1992年，广东将城镇人口比例的调控权下放到县政府，按照“当地实施、当地受益、当地负担、当地有效”的原则调控城镇人口的迁移总量。1997年，广东省公安厅准许婴儿可以随父或随母入户，改变过去出生小孩一律随母入户的做法。近年来，深佛两地更率先取消原有“农业户口”。

由此可见，在“农转非”的户籍改革上，广东一直都在不断探讨。但早前的户籍制度改革并未很多触及关键群体――异地务工人员。而多年来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户籍限制引发了外来人员子女接受教育难、扎根城市难等问题，从而造成很多不稳定因素。这些都督促着广东在户籍改革必须更进一步。

改革进行时：“因地制宜”与“农转非”

近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审议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说，推进人的城镇化重要的环节在户籍制度，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是涉及亿万农业转移人口的一项重大举措。总的政策要求是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

而作为改革排头兵的广东似乎想前进一步。近日，广东城镇化会议指出，未来六七年将推动1300万人进城，对不同地域实行“因地制宜”的户籍改革政策并大力推动“农转非”的进展。

在“因地制宜”方面，广东将全面放开本科以上学历毕业生落户限制，全面放开除广州、深圳以外城镇外来务工人员直系亲属随迁限制和职业技术院校毕业生落户限制，全面放开除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中山以外的中小城市及建制镇落户限制。

同时要优化城镇人口布局：广州和深圳要严格控制城市和人口发展规模;珠三角要引导人口向珠江西岸流动;东西两翼要培育2-3个300万人左右的大城市或城市群;此外培育若干城区人口超100万的中心城市和30万-50万人的中小城市。从而形成全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人口布局均衡合理的城市体系。

在“农转非”方面，广东省公安厅治安管理局局长郑泽晖透露，广东珠三角一些城市此前已经在探索“农转非”改革，目前深圳和佛山已经完成居民户口簿的更换，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而广州和中山也正在开展这项工作。

矛盾：人往大城走 户倡迁小城

但在改革的路径上，专家认为还有不少障碍需要跨越。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人口实际流向与户口建议迁移的地方矛盾：外来人口都是往大城市走，而分类改革的目标都是往小城市疏散。

广东体改研究会副会长、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彭澎认为，城镇化发展的资源不平衡是主要因素。“粤东西北的人口想迁入珠三角地区，而外省人口不一定愿意迁入粤东西北。举个例子，外国很多的大学都在小城镇，文化资源促进了当地的发展;但中国的大学却都集中在大城市。这导致了把人往小城市迁移，他们的机会和福利明显会比大城市差。这种机制上的不公平，肯定引起人们都往大城市走。”

他建议，户籍制度改革还需要其他改革去配套，首要是解决资源分配的平衡问题。“因为经济发展的差距很难在短时间内缩小，但是资源分配这块可以从政策上改善，例如医疗、教育、文化等资源可向中小城市转移。当然，这涉及我国城镇化路径重新调整的问题。”

外地户口上小学篇3

一、新生入学

1、接受义务教育的起始年龄为6周岁。

没有丧失学习能力和自理能力的残疾儿童为正常招生对象，其入学年龄可针对具体情况放宽到7周岁或8周岁。

2、适龄儿童入学应具有所在施教区家庭正式常住户口，其户口原则上应随父母（法定监护人）在同一户籍，户籍与实际常住地、产权证（产权证是指房屋所有权证，持有者是适龄儿童的法定监护人）三者一致。属下面情况之一的适龄儿童，并持有相应的证明，按正常入学办理。

①儿童随父母一方在施教区常住，父母中的另一方是不在*地区工作的现役军人（含武警）、在外地工作、务农或出国定居；父母离异，儿童户口随法定监护人在施教区常住的。

②儿童随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在施教区常住的，其父母双方都是不在*地区的现役军人（含武警）及公派出国工作的专家、技术人员。

适龄儿童随父母户口在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处落户的，其父母双方均未购买或分配住房并实际常住且户口从未迁移过的。

③儿童户口单立，其父母是不在*地区的现役军人（含武警），且户口应与实际居住地一致。

3、小学招收新生不得进行智商等各种测试。任何小学（含民办小学）接（招）收各年段的学生不得进行选拔性的考试或变相考试。

4、适龄儿童与监护人不在同一户籍、户籍与常住地址（产权证）不符的，由区县教育主管部门根据实际情况统筹安排学校就读。

5、凡是小学新生报名工作开始后出现的适龄儿童家庭住房、户籍变更的，由学校登记情况并报区县教育行政部门，由区县教育行政部门根据具体情况安排学校就读。

二、转学

1、小学生户口因家庭住址变动迁移的，父母（法定监护人）可持有关证明，到户籍所在地学校联系转学，经转入地学校同意后，再办理有关手续。

学校对符合条件的转学学生，不得以任何理由拒收。转入学校如班生人数确已满额，也应先予登记，并向家长说明情况，做好思想工作，再由应接受学校与区县教育行政部门协调处理，安排到相对就近并有学额的学校就读。

2、转学不得进行入学考试，不得变更就读年级。

三、借读

1、学生在非户籍所在施教区入学作为借读处理。凡是因故要到施教区外借读的新生，也应先在户口所在地小学办理报名手续，取得学籍后，才能办理借读手续，到借读学校就读，并注明借读年限。

2、学生家庭住房变更，未办理转学，仍在原学校就读的，按借读处理。

四、其它

1、学生家庭住房（二手房除外）变更，只要其情况符合学籍管理有关规定，学校应按正常情况处理入学问题。特殊情况由学校上报区县教育行政部门协调处理。

2、学生家庭有几处住房的，父母应以一处为相对固定居住地，其子女入学的户口要按规定办理。

3、二手房购买者子女入学的规定：

①一年级新生入学，其父母（法定监护人）应在小学招生报名前办好二手房的产权证及户口迁入手续，并实际居住。

②凡在学生学习中途购买二手房的，根据该学区学额情况安排入学，如施教区内的学校学额已满，本着相对就近的原则，由区教育局统筹协调安排学生就读。

③学校对施教区内二手房的每套住户，只能同时安排一名学生在相应学校就读（非独生子女家庭除外）。

4、拆迁户子女就读规定：

①拆迁户在购买新房后，应按新的居住地，到所在施教区的小学办理就读手续。

②有困难的拆迁户（因各种原因未购买新房的）子女可以在原施教区入学就读。

③拆迁户在过渡期间，确因暂住地与原户口所在地较远，无法在原施教区就读的，持户口簿、拆迁证、暂住证等有关证明到暂住地所属学校办理借读手续，如学额已满，则由教育行政部门根据相对就近入学的原则安排到有学额的学校借读，并按规定缴纳借读费。

④所有学校必须严格执行省有关借读的收费标准，按学期收取借读费。不得按学制一次性收取，不得强行要求学生家长另行交纳赞助费或另立名目收费，不得以任何借口拒绝接收由教育行政部门统筹安排的拆迁户子女入学。

外地户口上小学篇4

终于，在他58岁的时候，这个奋斗的故事等来了结局。今年3月，根据银川市出台的14条户籍改革新政，贾西海作为本地农民无条件转为城镇户口。不久前，迁入新居的贾西海到派出所更改住址，只用两个小时，他就变身为“城里人”。

半个世纪的纠结，两个小时便化解了。但贾西海的命运已经被户口拖曳了太久，他说，“最需要的时候没户口，有户口的时候却不需要了。”

这堵墙早在他还是个7岁的孩子时就高高筑起了。那一年，这个原籍河南的小男孩跟着改嫁的母亲来到宁夏。“那时户口紧得很，孩子随父母迁户口，来回折腾好几次，都因为这边不接收而放弃了。”贾西海回忆。

在上世纪60年代，这种情况并不少见。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颁布，居民迁移居住地，需经过层层申请、审查、登记，教育、医疗、就业等一系列政策均与户口挂钩。

一纸户口，把正值学龄的男孩挡在了学校门外。在母亲工作的农场，贾西海总是跟着小伙伴走到学校门口，看着别人进校，再自己回家，照顾妹妹。

直至17岁那年，贾西海为翻越这堵墙迈出了第一步。他在父母工作的农场找到了一个临时工的岗位，获准把户口迁到农场。“天天干活，也过了读书的年纪了，最宝贵的时间都被户口给耽误了，这辈子也就这样了。”如今有人问及他的童年与少年时代，老汉便黑着脸，不多说。

贾西海只能外出打工赚钱。搬砖头、挑沙子、打扫卫生……凭着勤劳，他娶到了老婆、养活了3个孩子。

然而，户口这道墙始终在他面前横亘着。个人的勤劳努力无法改变城乡户口的巨大差异：他不能吃上平价粮油、不能成为正式职工、不能获得和城里人相当的收入。

如果说这些都还不足以让这个半生劳碌的汉子忧虑，那么，还有一件事让他揪心：孩子。

在农村户口的高墙下，阴影笼罩着3个孩子的命运。只有当学校名额未满时，他的孩子才有机会入学，条件是一学期好几百元的借读费。贾西海和妻子还得努力和学校搞好关系，诸如义务为学校挑煤、烧火、掏炉灰等。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宁要城里一张床，不要农村一所房”是当时的流行语。翻过户口高墙，不仅仅意味着身份的转变，更意味着平等接受教育、获得工作并享受粮油保障。1984年，后来成为奥运会举重冠军的占旭刚还是个10岁的浙江农村小子，为了“农转非”，他努力练习举重。1992年，只有8岁的小男孩王宝强到少林寺学习武术，他的农民父亲说，“你只要在外面一天，做你的事情，就有盼头。你回来了，就没有期待了，那就是修理地球”。

贾西海也付出了自己的努力。1995年，户籍制度初露松动。贾西海凑了两万元钱，给妻子和孩子办了“农转非”。还有一些市、县政府以“集资办农业”、“振兴经济”为名，公开标价出售城镇户口。

但这一次，他自己留在了墙内，“40岁的人没指望，办了没用”。

2003年，中国许多地区开始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统一称为居民户口。农村子弟们则开始抛弃城市梦，对他们来说，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值钱的土地。

但户口这只手，从未停止拨弄人们的命运。在一些大城市里，没有户口，便不能进重点中学，不能参加当地高考，不能买车买房，甚至连婚也结不了。许多为所在城市奉献青春的人们抬起头来，望见的仍是那堵高墙，牢牢守住墙内的资源和利益。

贾西海终于翻越了这堵墙。几年前，农场置换土地，拆了贾西海的家，补给他一套保障性住房。“你能农转非了，赚啦！”派出所的民警对他说。

但贾西海不明白，自己赚到了什么。他甚至觉得，又是户口，把他赖以生存的一点田地，也剥夺了，“我不能把这房子拆了啃了吃了，或是掰个角蒸一蒸，煮一煮”。

外地户口上小学篇5

为此，《中国经济报告》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请他们从各自角度阐释了此次户改的意义、实施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及进一步完善的建议。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陈秀山

农民不再是“二等公民”

国务院出台的意见是指导性的，不是强制性运动式。把农村并入城市，给了农民自由选择的权利，没要求把土地交出来。户改实行统一居住证制度，在社会意义上取消城乡分裂的户籍管理，个人有权利选择进入城市，不同城市间居民享受的福利待遇有不同设计。特大城市还要严格控制，避免因盲目涌入而导致人口过多，造成城市病。中等及以下城市则基本放开，只要能就业、有住房，就可以在当地登记居住，自然取得当地居民身份，根据居住年限和缴纳税收享受公共福利。根据各人的贡献来分享有差别的福利待遇，既符合国情，也符合国际上的通例。户改既要照顾到外来人口，又要照顾原居民。

现行户籍制度分割了城市和乡村，使得中国呈现二元经济、二元社会特点，形成一个巨大的壁垒，所以，要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推进市场化、城镇化进程，需打破二元结构，这就涉及破除城乡分割户籍制度的改革。

与此同时，许多学者也提出了不少有关户籍改革的建议，主要背景是大量流动人口流入城市，成为一大困扰问题。

户籍制度是带有某种封建残余色彩、由计划经济形成并固化的制度，这种制度对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至少影响了中国三分之二的家庭。

户籍改革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它的社会性。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使农村居民在社会上处于一种不平等地位，成为“二等公民”，他们与城市居民在政治、社会、经济、文化上的权利一度很不平等，而现代国家的公民权利应该是统一的、平等的。二是实际经济利益。居民应该有迁徙自由、选择自由，农民应该有权利自由选择进城还是不进城。这要基于其短期和长期利益的损益情况作出判断。

从整个世界现代化、工业化进程来看，人口向城市集中是必然趋势。农民犹豫是否放弃农村户口，主要是顾虑就业、福利、养老、医疗、子女教育等问题。

美国是迁徙自由的国家，外州人到本州上大学，第一年缴纳的学费比本州学生要高，证明它还是有辖区概念的。主要原因是，各州的大学靠州财政支持，教育、公共服务、文化、环境等支出都来源于本州财政，而本地财政来源于本地居民的长期贡献，所以，本地居民和外来移民的福利在一定时期内不可能完全平等。

中国特大城市对外来人口的准入积分制度，比中小城市更为严格。这些城市设计一套指标，规定新移民必须经过一定的工作年限，达到分值，才能成为本地居民。这种政策安排符合国情。打破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在全国范围内一步到位地完全实现自由迁徙，这在中国还暂时做不到，是个长期过程。因为，中国人口太多，且公共资源分布不合理、不均衡。

国务院《意见》对于农民进城后是否要交出土地经营权、宅基地权，是否要将其转让给集体，没做强制性规定。所以，指导性政策出台以后，各地怎么实施，可能有个细化、量化的过程。大量农村人口愿不愿意取得城市户口，与当初的预期有差别。四川有个样本调查，90%的人不愿意放弃农村户口。农民不愿轻易放弃农村户口，主要是顾虑进城后没退路，一旦没工作保障怎么办？保持农村户口，至少还可以再返回农村。

一次我到杭州出差，乘坐出租车，随意问出租车司机，他就住在郊区，不愿意进城，主要是因为开出租车方便，家里有土地，盖了房子，有院有水，可出租，可开饭馆，为何放弃？相比而言，城里房价那么高。

所以，户籍改革推进过程中涉及农村土地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怎么在更大范围内市场化。能否将农村土地等作为生产要素在市场上交易，形成农村居民进入城市的初始资本，用于就业、买房或创业，这有待在实践中探索。相关政策要配套、细化，这有个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原来曾设想开展不同类型的试点，再推广，现在一下打破城乡分割，实行统一的居住证制度，具体怎么实施，各地可按公正原则进行探索。

进入大城市的农民工或小商贩，在劳动力市场上一般不具竞争力，他们一般集中在建筑业、低端服务业，工作具有周期性和不稳定性，一旦失业，会给城市带来巨大负担。大城市聚集的人口大多来自中小城市，本来就是城市户口，包括大学毕业生、研究生，虽然没户口，但他们有竞争力，特大城市有需求，可就业。中小城市放开户口限制，是为聚集人口、产业，使城市快速发展。中小城市产业相对处于低端，就业机会相对较少，容纳外来人口能力有限。这也是中国城市发展不平衡的重大原因。当前，通过户籍改革，应该引导人口流向，发展壮大中小城市，从产业开始到城市的公共服务、居住环境，提高中小城市质量，力争实现“就近城镇化”，避免大规模人口流动。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

户改会否导致农民丧失土地权利

国务院户改《意见》提出分城市规模放宽户口迁移政策，在2020年前解决1亿农村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的问题，并增加对农村转移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这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对促进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会起到重要作用。这份文件一公布，就引起了广泛关注。

关于户改的意义，我认为主要就是逐步消除进城农村人口和原城市人口在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方面的待遇差别，逐渐实现城乡一体化。这可以通过两方面措施来推进，一方面是放宽落户限制，另一方面是淡化和缩小城乡户籍的差别待遇，使更多的农村转移人口能享受到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这包括进城务工人员的医疗、养老、工伤等社会保险，也包括使他们的子女享受同等受教育的权利。

有不少农村转移人口对此有疑虑，担心剥夺他们的土地。这需要用促进改革的实际行动来打消他们的疑虑。来自农村的居民担心，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区分，是否会导致他们丧失对土地的权利？我认为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农民的土地集体所有权、家庭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受到国家法律法规保护，长期不变，不容侵犯。取消这种户口分类，目的是逐步缩小城乡差别，逐步实现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绝不应影响农民既有的土地权益。如果有人要这样做，也应制止；农民也应该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一些城市居民不理解，担心农村进城人口挤占了他们的既有利益。他们担心，农村人口不断进城，城市会越来越拥挤，如果再来几亿人，怎么容纳得下呢？对此也需要讲道理、做工作。城市化是所有现代国家都走过的发展道路，所有发达国家的城市人口最终都远大于乡村人口。城市化并不意味着农村人口都挤到现有城市，如果因为害怕城市拥挤，就限制农村人口进城，是目光短浅的做法。事实上，随着城市化发展，城市数量和规模都会不断扩大。中国的城市数量，1949年只有79座，1979年有216座，2013年658座。其中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按市区户籍人口），1952年只有9座，1979年16座，2012年235座。百万以上人口城市快速增长，是城市化发展的客观规律。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执行院长

傅蔚冈

目前户改方向与劳动力流向不一致

目前户籍改革的最大问题是户籍改革方向与劳动力流向不一致，政策放宽落户条件与人口流动方向不匹配。实际情况是，劳动力更愿意流向大城市，但目前的政策希望他们在中小城镇就业。

一是50万以下中小城镇人口政策放宽，不限制落户，但50万以上城市落户限制各种条件。二是户籍应是连续的过程，因为劳动力市场是流动的。比如今年在上海工作，明年有可能去北京工作。三是可能没有考虑中国目前制度下，有将近三分之一的流动人口已是城市户口，但不在自己居住的城市就业。据国家统计局2013年的数据显示，有大约7890万已经是城市居民的人口也脱离户籍地工作，这部分人口约占2.45亿流动人口的32.2%，但户改忽略了这部分人群，这可能是第一个缺陷。

第二个缺陷在于人口流动方向和政府鼓励的地区之间的不匹配。国家发改委小城镇研究中心曾经检索了12个省各城市的政府工作报告、文件、规划和新闻报道等，在144个地级城市中，有133个地级城市提出要建设新城新区，占92 .4%，共规划建设了200个新城新区，平均每个地级市提出建设1 .5个新城新区。在其检索的161个县级城市中，提出新城新区建设的有67个，占41 .6%。这些新区所规划人口总和超过34亿，但中国总人口只有13.6亿。

目前的问题是，大城市限制人口，中小城市想引进人口，但人不去中小城市，却流向大城市。为什么呢？因为大城市的主要优势在于就业机会多。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农民工就业分布情况为建筑业占22.2%，居民服务和其他占10.6%，住宿和餐饮占5.9%，邮政交通占6.3%，批发零售占11.3%。42.6%的农民工从事的第三产业大多为本地人不愿从事的行业，如家政服务业、小摊贩等。这些行业大多分布在特大城市或大城市，小城市不可能有大量的住宿、餐饮和建筑业。

我觉得城市化的核心就是人的自由流动，不管是农民工，还是城市人。如何解决人口流动所带来的户籍和公共服务不匹配的问题，可能是当下所要解决的重点。上海户籍的人到北京就业和生活，也会遇到社保和教育等问题。

前几年上海进行户籍改革，外地人口子女上学容易，但从去年开始，这种情况改变，有走回头路的迹象。我们看，上海非户籍学生所占比例确实是在大幅度增加，2009年在校生人数，非户籍学生的占比为38%，2012年已经到了45%。就是说，2012年入学新生中，非户籍人口已经超过53万。我们就会问了，这么多人，是不是会对上海造成很大的财政压力呢？好像是这样。如果按照最高标准来估计，上海每年投给非户籍子女的义务教育经费是131.73亿。但如果算一算非户籍人口群体每年要缴纳将近500亿的养老保险费，就觉得这不是个大数。

很多人经常说的一句话说，户籍本身不难改，难改的是其背后依附的福利，好像有了户籍就有了所有的福利。但需要指出的是，户籍与福利并不是划等号。在目前制度下，养老、教育、医疗、住房这四项福利中，除教育以外，其他福利都靠是自己劳动获得。每一个不再政府机构和事业单位上班的人都要缴纳五险一金，在上海约占税前工资的42.5%。如果你有1万块钱工资，就要缴纳4250块钱给政府，这笔钱就是用来买公共服务。表面上是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但实际上都是你自己掏钱购买。但可惜的是，这并未成为共识。因此形成了一种错觉：城镇化会让政府产生财政负担。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剥离与户籍挂钩的教育福利

国务院日前印发的户改《意见》，明确提出要结合随迁子女在当地连续就学年限等情况，使其逐步享有在当地参加中考和高考的资格。对此，教育部副部长刘利民7月30日在国务院新闻会上表示，中国正在学前教育、义务教育、中等职业教育以及在流入地参加高考等各个环节，加强随迁子女教育服务。

解决随迁子女在城市求学、升学的问题，是中国实现教育公平最重要的措施之一。有舆论认为，这为进一步扩大教育公平扫除了障碍――一直以来，户籍就被认为是“影响公民平等教育”的重要因素。在我看来，将受教育者的求学权利、升学权利与户籍挂钩，造成了求学、升学的户籍歧视。

此外，中国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主要以县乡财政为主。调查显示，近年来，中国加大了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可县乡财政在义务教育经费的投入上，还是占“大头”。由县乡财政保障义务教育经费，必然导致各地的义务教育资源不均衡，因为各地的教育投入将受制于各地的财政实力，这其实是中国义务教育存在严重地区差异、城乡差异、校际差异的根源所在。

与之对应的一个现象是，地方政府只把户籍人口纳入教育保障范围，即，根据户籍人口确定教育拨款，这在农村地区似乎问题不大。但在城市地区，却存在严重问题――随迁子女在城市无法顺利求学。表面上看是因为他们没有城市户籍，其背后的原因，是义务教育经费保障制度。

2008年，国务院明确要求，要以“流入地为主，公办为主”为原则，解决随迁子女的城市求学问题，这被视为推动教育公平的一大进步。很多人认为，按照这一规定，随迁子女在城市求学问题将不再是问题。而这不再是问题的问题，近年来一直有问题。

今年，北京、广东等地，随迁子女入学的门槛比以往更高，执行也更加严格。一些无法满足入学条件的孩子，只能黯然回老家求学，成为留守儿童。大城市的教育管理者解释，由于城市生源增加，义务教育学位资源紧缺，无法满足所有随迁子女的入学需要，因此只有抬高门槛。北京教育部门甚至明确指出，保障受教育者的受教育权利，责任在户籍地政府。

这显然有违教育公平。中国《教育法》明确规定，公民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可是，地方政府为随迁子女求学设置门槛，却没有问责，也无从问责。因为，按照相关规定，各地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对随迁子女入学进行规定。也就是说，地方政府设置门槛，并不违规。此次教育部在新闻会上也说，要“坚持分类指导，要求各省市因地制宜，合理确定随迁子女入学政策，保障他们平等接受教育”。解读这一要求，其潜台词就是：流入地政府可以“因地制宜”，视情况而定，而不是完全取消门槛。

事实上，流入人口越多，流入地学校接收的随迁子女越多，所需投入的经费就越多。为此，国家层面不好强制要求流入地政府做到“一个都不能少”。而为节省教育投入，流入地政府就会设置很高的入学门槛。针对这种情况，国家层面设立了奖励机制，奖励那些解决随迁子女入学问题较好的地方政府。

我以为，要建立解决随迁子女城市求学问题的长效机制，应建立新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由过去以县乡财政为主，转为强化省级财政统筹，才能做到省域内的义务教育均衡。同时，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这就很大程度上突破了户籍的限制。在此基础上，可建立“学费随学籍走”的机制。即，一个学生的学费可从流出地带入流入地。其目的是保障公民享有同等的国家教育资源，不是因地区而异，因人的身份而异。

必须意识到，当前诸多的教育制度，在户籍上附加了教育福利，由此制造教育的户籍歧视。受教育者的平等受教育权没有得到保障。合理的教育制度，将从户籍上剥离不合理的教育福利，也由此降低户籍的价值，凸显每个公民个体的权利。这其实也是户籍改革的出路所在。如此，中国的教育也才有更坚实的公平基础。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伍装

户籍背后的社会福利是改革核心

终于，户籍制度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强烈要求”下不得不作出相应的改革，但改革多限于中小城镇，城乡二元化的户籍格局始终没有打破。虽然一些改革措施容许符合一定条件的农村外出进城人员迁移到城镇，但是城市设置的购房准入制度、人才标准对大多数普通农村外出就业人员而言，仍然可望而不可及。

事实上，户籍制度背后的社会福利制度才是改革的核心和重点，与户籍挂钩的教育、医疗、就业、住房等方面权益分配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由于目前户籍制度改革仅限于公安部门组织实施，国家其他相关职能部门没有相应的改革配套方案和措施，致使政策执行力受阻，改革效果不明显，改革影响力不大。随着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快速增长，人、财、物大量流动，恢复迁徙自由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中国户籍立法滞后，现行户籍管理仍在沿用50多年前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这一条例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新情况。应该借鉴各国通行的做法，对户籍管理以立法加以调整，用户籍法来规范户籍管理。

加强和完善户口登记制度，就要打破原有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登记办法，建立以居住地为标准的户口登记制度，取消以户籍所在地为主的登记，这样有利于流动人口的统计和上报，不易出现人户分离而产生的信息不准和信息漏报的情况。身份证要与户口登记紧密结合；通过引进新技术，实现身份证智能化管理。首先，通过身份证制度的途径，进一步健全户籍管理网络系统。其次，发挥身份证对流动人口的信息掌握功能，逐步构建以人为主的动态管理系统。

外地户口上小学篇6

甚至还出现了很多以户籍（户口）为依据的不合理现象：比如农村人口要四个人才顶城里一个人的选举权，同人不同权；同一宗事故意外死亡赔偿城里人要比农村人多几倍，同人不同命；这些事例都来源于人大和最高法院的解析，可是依据是什么法律呢？这又没有明确的说明了。受此种种因户籍而受到不平等对待的事情的影响，人们越来越期待户籍能有所改革。

国家领导人也越来越重视户籍改革问题，多方面探讨，希望能够解除受户籍制度捆绑的诸如住房、教育、养老、社保等诸多公共福利，使得“进城农民难享市民待遇”、“高额户改成本谁来承担”等深层次的问题逐步得到解决。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让人们对这一改革攻坚战有了更多期待。

可是户籍改革为何成为难啃的“硬骨头”？进入深水区的户籍改革突破点又在哪里？

刘丽丽（化名，24岁，山东人，来北京打工）：我离开山东农村老家来北京打工已经四年了，换过两份工作，如今在北京一家医疗纠纷调节机构工作。像很多同龄人一样，我也带着“城市梦”在北京打拼。但和很多人不同的是，一纸农村户口让我在工作和生活中饱受歧视和委屈。有时候，户口本拿出来上面写着农业户口，经常会受到歧视，说你是农民工没素质，还说你是土包子。上保险不一样，农村户口是上三险，城市户口就是四险。买房这方面，必须要5年以上纳税证明。不过，以我现在的收入状况也买不起。

杨光林（四川人，建筑工）：我没有本地户口，只能通过用工单位购买综合社保。但是像我这样在工地打短工，今天在这家做水泥工，过3个月又去那家做钢筋工，不可能长期固定，社保也从没有办妥过。由于没有各种保险，我们觉得心里总是没底。平时小病小痛忍着，比较严重的，就去小诊所随便开点药，甚至到“黑诊所”求医。这些就罢了，最让我们头疼的是孩子上学的事，当地能让我们外地户口的孩子上学的学校条件一般都太差了，好学校又不能去。而且去了学校，他们说我们是外地户籍，入学要交赞助费，一开口就是好几千一年，我们咋交得起？嘴上老说着明年就不干了回老家，但是每年都这么说，每年都没能下定决心回去，说到底，还是舍不得这大城市。要是能像本地人一样，啥保险都能买，啥政策都能享受，该多好！

20世纪50年代，由于城市就业机会、生活资料供给不足，为了限制农村向城市、小城市向大城市的人口流动，中国的户籍制度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应运而生。如今，户籍制度已严重制约劳动力转移和经济发展，但取消它却难走“回头路”。原因在于60年间，户口被附加了太多公民权益与社会福利，打破户籍壁垒必然存在利益再分配。对此，本地市民有着不同的看法。

反对开放户籍的本地市民：像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已经人满为患了。开车上班根本走不动。买房难、买车难，还有小孩上学，像我们有北京户口的孩子想上好学校都不容易，竞争太激烈了。我觉得大城市的户口门槛不能降低。

不反对开放户籍的本地市民：人家（流动人口）也为你这个城市做出贡献了，为什么不能享受公平的待遇？不能因为怕竞争就不让外来人口落户。农村人优秀了可以来北京上学，你城里人竞争不过，就应该被淘汰。我是认为，该开放外来人口的限制，这并不会影响本地户籍的利益。

一边是有限的公共服务资源，一边是亟待解决的社会公平。尽管已经呼吁多年，但横亘在城乡、区域之间的这堵墙却迟迟难以打破，根本原因在哪儿呢？

郑风田（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关键要政府增加财政投入，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但地方政府在这方面动力不足。中央政府希望各地推进，但地方政府没有这个积极性。北京800多万流动人口，上海、深圳流动人口有1000多万，这些人在此工作，为城市做贡献，但他们的住房、流动儿童上学需要很大成本支出，各地对这些成本支出没有积极性。这就是追求短期效应，利用人口红利，但你的负担我不解决。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要中央出台措施，对各地解决外来人口设定解决指标。防止一些地方政府有所谓把外来人口赶出去的可笑说法。

有研究显示，目前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人均公共成本约13万元，预计2030年前我国有3.9亿农民需要市民化。以此粗略计算，市民化所需公共成本约51万亿元。这对地方政府而言确实是一笔庞大的资金。不过，成本支出对政府而言真是无解的难题吗？

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研究员、兼任浙江大学“卡特中心”教授、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农业部软科学委员会委员、劳动与社会保障部专家委员会委员）：户改决策权还是要中央来把握。从大的原则来看，中央在推进改革过程中会适当调整事权和财权关系，承担更多责任。户改应该仅针对农民工，而不包括大学生。官方要求户改“分步改革”，我的理解是有诸多“分步”：按照规模，先小城市、中大城市，后大城市、特大超大城市。北京这样的城市肯定到最后才改革。另外，1.63亿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存量和未来增量的分步；存量里就业稳定、有合法住宅、对社会贡献大的农民工和相反情况的分步；举家外迁和单身外迁，也需要分步。

段成荣（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各类资源高度集中在少数大城市。如果继续保持现有的城乡、区域发展格局，大城市必须要逐步放开户籍限制，但长远而言，区域平衡发展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户籍改革要突破字面意义，从发展格局来改变，要让更多城市发展起来，不要让所有的机会和项目都放在少数的几个大城市。从根上讲就是要区域均衡发展。

厉以宁（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博士生导师，中国民生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企业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在城镇化的体制转型任务中，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尤为重要，一定要把城乡户籍的二元化改为城乡户籍的一元化。城乡一体化要走一条稳妥的道路，先做好大量准备工作，循序渐进，不能急于求成，否则只会使社会动荡，无助于城镇化的有序进行。具体路径上，应坚持新社区先行，中小城市次之，大城市再次，特大型城市最后，“水到渠成”，这才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户籍一元化的基本途径。

外地户口上小学篇7

这些年，关于农民工的各种讨论从来没有消停，人们从农民工的身上看到了种种不公正待遇，甚至由此诱发了一系列社会不稳定因素，这一切，多归因于早已过时的户籍制度。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加快推进，伴随而来的各项改革也到了箭在弦上而不得不发的时候。户籍制这一纸诞生于计划经济的制度，在历经市场经济的冲击后，已经沦为阻碍经济发展的“过时之物”。然而，30多年来，户籍改革呼声不断，具体实践却遥遥无期。到底难在哪里？究竟是谁的城镇化？户籍改革的主体人群是谁？农民变市民，到底还有多长的路要走？

“打工有时感觉像坐牢一样”

在张霞的记忆中，进城打工，有时感觉“像坐牢一样”！

那一年，她的孩子病了，看病欠下很多外债。在农村，要想还完欠债几乎是不可能的。后来，张霞一狠心，丢下一岁多的孩子，跟着亲友进城打工了。

“刚去时，厂里还没开工，每天一大早起来搞训练。顶着大太阳，站了21天，腿肿得老粗。”在农村闲散惯了，这种军事化训练，对张霞来说是种折磨。可是，更苦的还在后面。

开工后，工厂近乎苛刻的管理制度，曾一度让张霞难以忍受。

“太吃亏了！”张霞抱怨道，上厕所不能超过6分钟，还要通行证。她所在的生产线有30个人，30个人只有1张通行证，附近的两个厕所总共5个位置，每次都得排队。

“有一次，我们那个厂流行一种传染病，是痢疾，工厂连续两个月不让开门，要出厂门，得请假啊，组长签字，科长签字，要4个人签字才放行。晚上下班要出去，也要这么多人签字才可以。”

因为不能随便外出，打工近四年来，张霞很少出去。有一次，老公来探望，她没有请到假，两个人隔着厂门，近在咫尺，却难以相见。

“那个门啊，有个小缝儿，他站在外面往里望，我站在里面往外望。实在不行，就隔着院墙说话，他在院墙外面，我在院墙里面，还要扯开了嗓子大声说话，不然都听不到。”

为了多挣钱，张霞每天加班，几乎没有娱乐活动。几年来，她只去过一次溜冰场。“那些男的有打篮球的，我们有些女工买了羽毛球，可没得心思玩，一天干十几个小时，下了班就想睡觉，哪还有精力去玩。”

张霞说，厂里包吃住，一开始，每个月只有300多块钱的工资，三年后，涨到了900块。还完欠债后，她就返回了家乡。

张霞老家原本在四川山区，因生存条件差，一家人迁居湖南益阳县沅江镇，虽然仍然是农村，但当地是平原，交通方便，土地肥沃。除了经营十多亩田地之外，农闲时，张霞的丈夫还打一些零工。

对张霞来说，进城打工，可以赚到在家乡赚不到的钱，但她从未奢望过留在城里，也并不后悔当年中断打工而返乡。事隔十多年，张霞还清楚地记得，那年丈夫像“探监”一样去看望自己，每天十几个小时的生产线劳作，以及对孩子撕心裂肺般的思念。

不合时宜的户籍制度

在中国，像张霞一样，被迫丢下孩子、离乡离土进城讨生活的农民工不计其数。他们的户口在农村，却常年在城市务工，并最终将打工所得用于在农村的家的建设，这是国内农民工进城打工的缩影，也是人户分离的典型。

2012年1月，国家统计局数据称，2011年全国人户分离的人口为2.71亿。（人户分离人口指的是居住地和户口登记地所在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在2.71亿人户分离人口中，流动人口为2.3亿。（流动人口指人户分离人口中不包括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

数量庞大的流动人口中，除其他类型的进城务工人员外，绝大多数是农民工。大部分农民工是在缺乏就业保障、福利和法律保护的非正规经济中就业，他们从事的多是城镇居民所不愿做的最重、最脏和报酬最低的工作。

国家统计局的另一组数据显示，2009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3亿人，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5亿人。外出农民工中从事制造业、服务业、建筑业的比重分别为39.1%、25.5%和17.3%。

去年，《支点》杂志社联合武汉大学扶贫调研组，在贵州省安顺市紫云县调研时发现，由于缺乏制度性的社会保护，很多农民工经历着频繁的工作变动和职业流动。他们身处繁华都市，为城市建设付出了青春和劳动，却不能享受平等的待遇。因为户籍的规定，他们缴纳的社保、养老基金经常落空，不能转化为保险和养老方面的福利。

随着大批农村青壮年进城打工，土地大多被自行流转。伴随出现的是大量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在农村，隔代抚养的现象非常普遍。如果子女随迁，不仅上学多交钱，还要回原籍高考；医疗方面，农村是合作医疗，在城市看病不能报销；低保、养老等社会保障，购房、购车等权利，都得不到保障。

对此，有专家不无担忧地说，这一系列问题，将引发社会矛盾的加剧。无论是留守儿童，还是流动儿童，在没有健全、健康的教育环境下，何以成长为具有健全人格与心理的人？而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生活在充满制度性歧视的城市里，又如何保证不成为社会的火药桶？

众多专家和媒体多次指出，以上种种问题均源于不合时宜的户籍制度。

谈起户籍制度，著名经济学者、《经济观察报》研究院院长新望回顾道：“1958年我国搞‘’运动，当时有大批农民进城。到了1960年左右，发现城镇人口这么多，大批人口又开始回迁。这期间，通过当初‘剪刀差’的政策，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的差距也就体现出来了。

到了八九十年代，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诞生了一些超级大都市，这些城市的经济水平与二三线城市拉开差距，这时，大都市的户籍开始固化，开始升值。随之拉大的还有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城镇户籍尤其是一线城市的户籍，价值越来越大。”

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胡星斗表示，现有的户籍制度与市场经济、公民社会相矛盾，严重阻碍社会发展。户籍制度本质上是管控型社会的产物，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把城市居民固定在各自的城市。但市场经济却要求人口流动，人力资源要通过市场来配置，而公民社会更要求人与人之间平等。要真正做到“市场配置资源”，实现各种资源要素的合理聚合与自由流动，户籍改革势在必行。

市长的难题

除了农民工，其他外来务工人员，因为户口问题，大多经历过一段曲折、辛酸的故事。这些有关“愤怒的户口”的故事，屡次见诸报端，户籍改革成为近年来的热点话题。

实际上，我国的户籍改革早在30多年前就开始了。从1980年公安部推行“农转非”政策，1993年6月草拟出户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到2001年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再到2011年国务院《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文件出台，历经30余年，户籍制度改革的呼声从未间断，但真正落实却仍旧遥遥无期。

2012年四五月间，由国家发改委主管城镇化工作的副主任徐宪平带队，国家城镇化专题调研组完成了对浙江、广东、江西和贵州等8个有代表性省份的调研。此调研组的成员包括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公安部和交通运输部等众多中央部委参加，从设置规格上不难看出，决策层对此次调研颇为重视。

中国提高城镇化质量，其中涉及2.11亿农民工和7000万城镇间流动人口，总计约2.8亿人。如果逐步推进农民工“市民化”，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把流动型消费转化为定居型消费，可带动住房消费，进而带动工业制成品消费和其他基础设施消费，可释放的消费潜力巨大。

通过城镇化来拉动内需，要推动城镇化，就必须进行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等诸多改革，这是中央近年来决心大力实施的规划。然而有趣的是，国家城镇化专题调研组在全国不同城市调研发现，“户改几乎遭遇所有市长的反对”。

从2001年户改文件下发，到2011年国务院文件《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出台，皆提出地级市以下市区全部放开户籍制度，却始终难以落实，原因就在于地方政府强烈反对。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风田称，地方政府反对的原因，是户籍制度改革将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如上海等大城市有超过千万的流动人口，解决这些人的户籍问题，当地政府需要多提供千万人口的教育、就业等社会保障支出，资源明显不够。而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外来人口比本地人口还多，当地政府肯定反对户籍制度改革。

现如今，城市拥堵、适龄儿童入学难、医院人满为患等现象，已经成为普遍存在的“城市病”。因此，地方政府反对的背后，还暴露出城市公共服务、公共资源难以调配等诸多矛盾，这些问题让户籍改革变得更加敏感。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主任邱爱军认为，户籍制度改革之所以敏感，在于其目前直接与教育、社保、医疗等诸多福利挂钩。在现行财税体制下，地方政府预算收入由上级支付，按其户籍人口核定。因此，地方政府如果要扩大城镇福利制度覆盖的范围，只会重点考虑本地户籍农业人口。

如果真的如邱爱军所言，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到底是谁的城镇化？户籍改革的主体是谁？

先行先试

对地方政府而言，先把本地户籍农业人口变成市民，的确可以减轻压力。然而，城镇化和户籍改革的主体到底是谁？

这个问题我们暂且搁置，先来看一下国内一些城市的户籍改革情况。

在众多城市中，成都被称作是“最彻底的户籍改革”。

2010年10月20日，成都市委、市政府联合发出《中共成都市委、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深入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意见（试行）》，宣布实行户籍制度改革，改革最大的突破是放宽了到成都市落户的户口政策，放宽条件包括：成都行政区域内的农村户口在城市租房一年以上，可在实际居住地办理常住户口；成都市外人员购买90平方米以上的二手房，或暂住满3年拥有合法固定住所且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也可办理成都常住户口；大学生只要落实工作单位即可在成都市办理常住户口。

成都市政府一位官员认为，成都实际上距离打破户籍制度的迁移障碍只有一步之遥，在全国特大城市中，成都的户籍制度改革可以说走在最前面。

2010年8月2日，北京市政府公布《首都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首次明确提出：为适应京津冀一体化发展要求，北京将逐步推行京津冀地区互认的高层次人才户籍自由流动制度。

从2002年，上海市出台《引进人才实行制度暂行规定》，到2012年12月，上海公布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后升学考试方案。上海的户籍改革走过了十年历程。

2010年6月，广东省政府出台了《关于开展农民工积分制入户城镇工作的指导意见》，在全省范围内实行农民工积分制入户城镇政策，曾一度引起热议。深圳和广州是该省人口最多的两个城市，也都相继出台了放宽落户资格的规定。比如，在广州，只要在当地企业投资500万元人民币（合78.4万美元），就可获得20分，在广州拥有房产者，也可得20分。

自今年7月起，申请深圳户口者如拥有发明专利，可获得额外加分。18-35岁之间的人也可获得更多积分，所以处于这个年龄段的打工者具有相对优势。此外，攻读大学学位或者拥有广东农村户口的人也可获得更多积分。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12月，广东全省城市化水平达到66.2%，居全国前列，珠三角地区城市化率超80%，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不可否认，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出台的户改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城镇化进程。

与此同时，这些政策也饱受诟病，一些言论指出，这些大城市给出的户籍优惠政策，几乎都是针对具有特殊技能、高学历等优秀人才或到本地来投资的财富人群。对学历不高、没有特殊技能的广大农民工来说，要想在城市落户，仍然不太现实。

谁的城镇化？

为城市引进人才出台一些优惠政策，这本无可厚非，然而，当我们把重心回归到城镇化时，一个重要的问题不可忽视：谁的城镇化？伴随城镇化进行的户籍改革，主体人群是谁？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和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一些城郊接合处的农民，其土地变得炙手可热，“这些农民依靠不断升值的土地，日子比城市居民还滋润。”城镇化的主体是城郊结合处的农民吗？

如上文所述，很多一线城市为吸引高学历和具有特殊技能的人才，推出种种优惠措施。还有的规定，外来投资人员投资金额达到一定标准，纳税额达到一定标准，均可在本地落户。这类人群是社会的精英，城镇化和户籍改革的主体是他们吗？

2013年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在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考察调研的座谈会指出，统筹“新四化”发展，需要平衡多方面关系。推进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关键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目的是造福百姓和富裕农民。要走集约、节能、生态的新路子，着力提高内在承载力，不能人为“造城”，要实现产业发展和城镇建设融合，让农民工逐步融入城镇。要为农业现代化创造条件、提供市场，实现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

所说的“人的城镇化”，具体指哪些人？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课题组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我国城镇化的主体是流动就业的农民工，农民工流入经济发达地区，加速了农民工城镇化步伐，并在理论上明确指出，城镇化是农村人口向城镇逐步转移的过程（发改委城市与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课题组，2010）。

如今，这些流动就业的农民工，在城镇化进程中，在此起彼伏的户籍改革声中，到底处于怎样的状态？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秦尊文告诉本刊记者，早在2003年，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公安厅、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民政厅等部门曾联合进行户籍调研。调研发现，在七八十年代，城市社会保障高，很多人都想转为城市户口。现如今，除了一线大城市外，二三线城市及地级市、县级市的社会保障含金量不高了。

“现在的问题是，农民想进入的城市进不去，比如北京、上海等一线大城市，户籍开放很有限，农民工要想转户很难。而一些地级市、县级市等，虽然户籍门槛低，但农民不愿意去。这些城市的居民享受的公共服务都不到位，更何况农民。”

值得期待的是，2012年5月，国务院通过了《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提出在“十二五”期间，要逐步将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各项法律法规和政策与户口性质相脱离，保障符合条件的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平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这样的目标让亿万人期待，同时也说明目前的户籍制度变革正在以公共服务的改革为突破口。

改革思路

为推动户籍改革顺利进行，针对改革中的几大难题，各路专家积极建言献策。

户籍改革涉及面广，改革成本不可小觑。胡星斗教授说，如果真要给农业转移人口安置工作，解决低保、小孩上学、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等问题，恐怕人均几十万元的成本打不住。“改革最核心的内容，其实不是制度设计的调整，而是利益的调整。改革越往后推越不利，风险也越大。因此，中央的改革决心很重要。”

近几个月来，中央新一届领导人多次公开力推城镇化及户籍改革，决心很大，但具体落实还需要逐步推进。郑风田教授说，一步到位取消户籍制度不现实，那就逐渐淡化户籍制度，先淡化与之配套的政策。比如在北京，办理护照、签证已经不用回原籍，可在居住地办理。再者，高考与户籍也应慢慢脱钩，比如以后孩子在大城市上学，只要你在这个城市工作一定年限，即可就近入学，如果从小在大城市上学，可在这里参加高考等。

有调查显示，目前与户籍挂钩的个人权利有20多项，胡星斗教授主张建立国民信息系统，代替户籍制度管理人口，相当于建立一种人口登记制度，然后再分步走，分年限让外来人口取得本市的各种待遇，比如3年、5年、10年分别是一种待遇，将这些待遇与户籍剥离开来，而与劳动、就业等信息联系起来。

然而，一旦公共福利与户籍剥离，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城市怎么办？胡星斗教授称，市场是一个调节的过程，如果人太多，工作不好找，房价太高，他们自然又会离开。福利待遇是分年限给的，并不是一步到位，户籍制度改革不会引发迁徙潮。此外，中国已经实现了某种程度的自由迁徙，“想来的多数都已经来了，并不是你不给福利保障他们就不来。”

如前所述，许多地方政府之所以反对户改，大多是源于巨大的财政压力。对此，胡星斗教授表示，中央应该对外来人口多的城市进行财政补贴或者财政转移支付，使得这些城市有改革的积极性。郑风田教授的观点是，对于外来人口多的城市，可以给外来人口解决户籍等相关福利，让外来人口拥有住房，而他们在原籍的土地由国家有偿收回。同时，中央根据收回土地的指标，给解决农民户籍城市一定的建设用地指标。也就是说，将户籍制度改革与土地制度改革联动起来。

要保留进城农民返乡的权利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通过大量调研发现，如今，大批农民进城打工后，他们的土地大多流转给了亲戚或村里的种田能手。流转费用非常低廉，他们的要求有两个，一是田地不能荒芜，二是返乡时能随时收回土地。对大多数农民而言，虽然无法从土地上获得满意收入，但他们并不想因此而放弃土地。

如今，农民进城是越来越容易了，进城的农民在体验了城里高度文明的现代化生活后，很多人不愿意再返乡，而目前一些政策设计也越来越倾向于让农民进城。

该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告诉本刊记者，农民在年轻时进城，比较容易获得相对好的工作机会和收入条件。到了年老，再在城市生活下去就颇为不易；有些懂技术、运气好的农民可以在城市获得体面的生存机会，而大部分农民进城，很难获得在城市成家立业的就业与收入条件。

“一旦进城农民发现在城市无法维持基本生活，而希望返乡时，我们的制度安排就应该让他们可以返回农村。”贺雪峰称，返乡的权利应是农民的基本人权。城乡二元结构的化解，不是取消城乡，而是保留进城农民返乡的权利。九亿农民的返乡权利，构成了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础。

外地户口上小学篇8

[关键词]户籍　户籍制度　元户籍制度　国民信息系统　新中国

(中图分类号]D631.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9)10―0065―06

一、新中国户籍制度的变迁

户籍制度是指中央或者地方政权对辖区内的人口进行申报、登记、立户，以便统计人口、征调赋役、控制人员流动、进行社会管理的家庭档案系统。它具有强烈的地域性、等级性、世袭性、封闭性的特点。户籍登记在我国殷商时期就已经开始，甲骨文中有“登人”、“登众”之辞，《尚书》中有“惟殷先人，有册有典”之说。西周时设立了掌握户籍的官职“司民”，并开始形成古代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将“都”(城)、“鄙”(乡)分开进行编户。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形成了严格的户籍制度――“书社制度”，每25户为1社，“社之户口，书于版图”。商鞅变法制定了严密的封建户籍制度。秦始皇统一全国后，采纳了更加严密的户籍管理措施，进行什伍编制，“什伍皆有长”，“使民无得擅徙”，实行“连坐”。汉朝首次将户籍管理上升为法律，《九章律》中有“户律”的详细规定。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黄籍”、“白籍”制度，“黄籍”记载服役年龄的人口，白籍记载流亡江南的北方人口。隋时实行“输籍定样”制度，三年一造户籍。唐朝实行乡保制，五家一保，五百户一乡，户籍控制更加严密。宋朝实行都保制，十家为一保，五十家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元朝实行村社制，五十家为一社。明时法律规定：离乡百里，都必须持“路引”，即离乡的证明。清朝实行保甲制，来路不明的盲流，都要被抓走。中华民国时期，中国人首次实现了迁徙自由，出台了《户籍法》，建立了身份证制度。

新中国户籍制度变迁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949-1957年是新中国户籍制度变迁的第一个阶段，保留了一些户口自由迁移的规定，同时日益加紧对人口的控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即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被称为“临时宪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其第5条将自由迁徙作为公民的自由权之一；1951年7月16日政务院批准公安部《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规定在城市中一律实行户口登记；1953年4月，政务院《为准备普选进行全国人口调查登记的指示》，同时制定了《全国人口调查登记办法》，准备在农村建立户口登记制度；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部《宪法》规定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但1954年12月20日内务部、公安部、国家统计局又发出联合通知，要求建立农村户口登记制度；1955年6月22日国务院《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1956年2月，国务院指示，由公安机关负责全国户口登记管理工作；1956年3月lO日，全国第一次户口工作会议要求在短时期内建立一套比较严密的户口管理制度，以便“发现和防范反革命和各种犯罪分子活动，密切配合斗争”；1957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要求进一步加强户口管理，控制人口流动。

1958-1978年是新中国户籍制度变迁的第二个阶段。即严格控制人口迁移，特别是极力限制农民向城市迁移，同时形成大量城市居民迁入农村的逆城市化运动。1958年1月9日，签署主席令，颁布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此条例与1954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的“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不一致；1958年4月，公安部制定和颁发《关于执行户口登记条例的初步意见》；1958年9月13日，中央发出《关于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知》，规定“对农村县镇迁往大中城市的，目前要严格控制”；1961年12月9日，公安部转发《关于当前户口工作情况的报告》，要求健全户口管理机构；1962年4月17日，公安部发出《关于处理户口迁移问题的通知》，指出：“对农村迁往城市的，必须严格控制；城市迁往农村的，应一律准予落户，不要控制”；1964年8月14日。国务院批准公安部《关于户口迁移政策规定》，进一步严格控制农村人口迁人城市；1975年1月17日，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删除了“居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的条款，中国人民彻底失去了迁徙自由权；1977年11月，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户口迁移的规定》，强调“从农村迁往市、镇，由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从其他市迁往北京、上海、天津三市的。要严加控制”。从此，“农转非”一词开始流行起来；1978年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仍然取消了公民的居住和迁徙自由权。

1979年至今是新中国户籍制度变迁的第三个阶段，国家开始改革户籍制度，特别是小城镇户籍逐步放开。1980年9月，公安部、粮食部、国家人事局联合颁布了《关于解决部分专业技术干部的农村家属迁往城镇由国家供应粮食问题的规定》，允许高级专业技术干部，有重大发明创造，在科研、技术以及专业工作上有特殊贡献的专业技术干部迁往城镇落户；“农转非”政策开始松动；1984年1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开始了我国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1984年10月，国务院新时期户籍制度改革的第一个规范性的政策规定――《关于农民进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规定凡申请到集镇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和家属，在城镇有固定住所，有经营能力，或在乡镇企事业单位长期务工的，公安部门应准予落常住户口，发给《自理粮户口簿》，统计为“非农业人口”；1989年10月，受到国内大背景的影响，政府又开始严格户籍制度管理，国务院了《关于严格控制“农转非”过快增长的通知》；1990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计委等部门《关于“农转非”政策管理工作分工意见报告的通知》，规定由中央出台“农转非”政策，大量减少“农转非”指标；1992年8月，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的鼓舞下，公安部下发了《关于实行当地有效城镇居民户口制度的通知》，开始实行“蓝印户口”；1992年5月4日，公安部下发《关于坚决制止公开出卖非农业户口的错误做法的紧急通知》，要求制止各地卖户口的行为；1992年底，国务院正式成立了户籍制度改革文件起草小组；1993年6月，户籍制度改革文件起草小组推出《国务

院关于户籍制度改革的决定》，主张废除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划分，建立以常住户口、暂住户口、寄住户口三种户口形式为基础，以居住地登记、迁徙和暂住规定等为内容，以居民身份证、公民出生证为证件管理主体的新型户籍管理制度，可惜该方案未能颁布实行；1993年9月，国务院开始研究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方案，中国的户籍制度改革从此由全面改革转向重点进行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1997年7月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试点方案》，规定试点镇具备条件的农村人口准予办理城镇户口；1998年10月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推动小城镇户籍制度的改革；2000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规定“从2000年起，凡在县级市区、县级人民政府驻地镇及县以下小城镇有合法固定住所、固定职业或生活来源的农民，均可根据本人意愿转为城镇户口，并在子女入学、参军、就业等方面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待遇，不得实行歧视性政策”；2001年2月16日，四川省政协委员建议以身份证制度代替户籍制度；2001年5月，广西出台新政策：以身份证代替户籍管理；2001年，贵州省取消办理小城镇户口必须在所在小城镇实际居住满两年的条件限制；2001年，重庆市规定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中级以上职称、留学回国以及市外引进的专业技术人员，只要有本市合法固定住所，可以办理暂住户口登记，不再申办暂住证，并免缴暂住人员治安管理费；取消“农转非”计划指标限制；规定凡在小城镇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的非农职业或生活来源，实际居住一年以上的人员，均可申请在该镇落户；2001年，成都市取消进入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户籍限制，放宽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用身份证制度代替户籍制度；2001年10月1日，国务院批转的公安部《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开始实施，规定全国小城镇中有固定住所和合法收入的外来人口均可办理小城镇户口；2002年5月，上海改“户籍制”为“居住地制”；2002年7月，浙江宁波市废除城乡户口区别。允许农民自由进城落户；2002年8月，安徽出台《关于进一步改进户籍管理推进城镇化进程的意见》，要求对户籍制度进行大规模改革；2002年8月1日，河北石家庄市实施《关于石家庄市区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实施意见》，在直系亲属投靠、外来投资、大中专毕业生分配、外来务工人群户籍管理上实现重大突破；2002年9月，广东省实施《关于进一步改革户籍制度的意见》，要求按照实际居住地登记户口。实现城乡户口管理的一体化；2002年10月1日起，北京市规定投资一定规模的外地私企老板可办理北京户口，同时，将“寄住证”改名为“居住证”；2003年6月28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中国的户籍管理开始向信息化管理、身份证管理迈进；2003年，郑州户籍制度改革取消了“农业户口”、“暂住户口”、“小城镇户口”、“非农业户口”等，实行一元户口制度，统称“郑州居民户口”；2004年，南京市政府批转市公安局关于《南京市户籍准入登记暂行办法》，规定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2005年8月1日，石家庄市户籍改革全面实施；2005年12月，《济南市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暂行办法》规定，济南全市实行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取消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地方城镇户口等区分，实行户籍条件准入制――具有固定住所、合法职业和收入、结婚年龄、文化程度、职业能力、纳税、投资、就业、养老保险等皆作为准予迁入并申报登记常住户口的依据；2006年1月1日，云南红河州《关于深化户籍管理制度改革，促进公民迁徙自由的决定》规定：在州域内实行公民迁徙自由；取消非农业人口、农业人口的二元户籍；打破城乡居民在就业、教育、医疗、社保等方面的区别对待；2006年3月23日，广州市人大代表李亭亭在广州市人代会上提出《关于增选外来工为广州市人大代表的议案》，要求增选外来工代表；2006年4月，《北京市生育服务证管理办法》进行修改，进一步明确新生儿随父入户政策；2006年4月12日，西安市政府召开新闻会，公布“人口户籍准入政策调整方案”；2006年lO月20日，成都市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城乡一体化，允许农民进城落户和外地人购房落户；2007年4月1日，天津调高购房投资办理蓝印户口的门槛；2007年5月15日，重庆市政府召开新闻会，提出在2012年前全面取消农业和非农业户口划分；2007年6月7日，国务院批准重庆市、成都市成为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户籍制度改革是其重点之一；2007年9月1日，青岛市实行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2008年8月12日，深圳市全面推行居住证制度；2008年10月1日，浙江嘉兴全面实施城乡一体化户籍制度改革；2008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统筹城乡社会管理，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放宽中小城市落户条件，使在城镇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有序转变为城镇居民；2009年1月，广州市决定改革户籍制度，取消农业户口，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2009年2月4日，天津调低购房投资办理蓝印户口门槛；2009年2月23日，上海市出台《持有上海市居住证人员申办本市常住户口试行办法》，2009年6月17日公布居住证转户籍细则。

二、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存在问题

近年来，全国各地启动的户籍制度改革极大地促进了国家的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但由于配套制度改革的落后、既得利益的阻碍、政府财政压力的加大、计划经济观念的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等原因，当前的户籍制度改革出现了如下一些新问题。

一是户籍制度的配套制度没有进行全面、有效的改革，致使户籍制度改革困难重重，难以到位。城乡二元财政税收制度、二元金融担保制度、二元土地房产制度、二元就业失业保障制度、二元教育制度、二元医疗制度、二元养老制度等造成了户籍制度改革方向上迷惑不清、动力上热情不足、财政上压力增加、利益上无法割让、管理上难度加大及弱势群体的利益反而可能因户籍改革而受损的状况。如由于城乡土地使用制度的不统一和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征地和“农转非”常常使得农民的利益受到侵害；由于没有建立平等就业的制度，担心外地人抢了本地人的饭碗，许多城市规定：一些岗位只许录用本地户籍的应聘者；由于教育资源差距的扩大、高考录取分数线的差异，一些人为了孩子能上好的大学，不得不到北京投资买房落户；近年来，各地还出现了高考“候鸟现象”；农民工子弟的上学问题由于户籍、经费、利益、安全等原因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二是大城市的户籍改革基本没有启动。当前户籍改革的重点是在小城镇一级。而且农民想进城必须购买住房，一般的农民还是无法实现梦想的。即使小城镇的户籍改革比较成功。公民的居住和迁徙自由在小城镇可以实现，但许多人真正梦想的地方是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而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准入门槛仍

然太高，户籍制度基本没有松动。因此，大城市户籍制度应当成为改革的重点。我国的城市既不多、也不大。如美国有18000个“市”，而中国只有665个。河南的人口与日本差不多，但河南没有一个象样的大城市，日本却有东京、大阪、名古屋、横滨、京都、神户等多个国际化大都市。今后中国应当加快城市化步伐，把人口更多地集中在自然条件比较好的大城市，让西部特别是西北大部分地区休养生息，保护生态，不再进行“大开发”。按照经济学家的测算，大城市人均占地只有小城市的1/3-1/10，发展大城市能够节约大量的土地资源。另外，大城市基础设施好，效率高，能够形成财富聚集效应。至于大城市存在所谓的“城市病”，则主要通过改善政府管理等去解决，发达国家目前基本上克服了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城市病”就是最好的说明。还有人说大城市房价太高。不适合生活，这个可以通过政府减收土地出让金(土地出让金及税费占房价的42％以上)、允许农民有序地开发集体土地建“小产权房”等手段降低房价，最终把房价控制在居民家庭年收入的3-5倍的国际标准之内。

三是城市郊区新出现“非转农”的现象。由于非农户口的居民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在住房、医疗、就业等方面丧失了原先享有的各种福利，而农民则在土地使用、宅基地审批、计划生育政策等方面享有优于非农户口的利益，特别是在土地被集体开发时城郊农民可以获得丰厚的收益，一些原来已经转成非农户口的居民希望再转回农村户口。

四是农民工处境尴尬。在现行户籍制度之下，农民工的“农村管不到，城市管不着”的非农非工地位产生了很多的问题，如在许多大城市，农民工能够转变为城市居民的比例只有百万分之一，因此农民工缺乏对城市的认同感、归宿感；农民工的社会地位低下，违法犯罪比例较高，工伤、医疗、养老、子女教育等问题突出；春节民工潮给交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说明城市不能让民工安居乐业；产业工人缺乏城市户籍的保护，导致沿海地区民工荒和技术人才的短缺；户籍的约束使得同乡同村甚至近亲通婚的现象普遍，农村的优生优育工作堪忧；农民工子女就学难，学费高，失学者多，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心理问题突出；农民工以及城乡结合部的计划生育工作遭遇困难，城乡二元生育制度亟待统一。

五是户籍管理比较混乱。目前，各地户籍改革缺乏统一的规范，各行其是，出现了诸如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自理口粮户口、“蓝印户口”、“红本户口”、“绿本户口”、“咖啡户口”等各种户籍并存的现象；一些地方还存在大量的买卖户口、人户分离、空挂户口、双重户口、无户口黑户、长期“暂住”人口等等问题。

三、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路向

笔者主张尽快废除户籍制度，代之以身份证管理，建立国民信息系统。也就是把户口电子化，户籍的相关资料都放到身份证管理系统即国民信息系统中来，包括个人收入情况、纳税情况、就业失业情况、申领低保、经济适用房情况，还有信用情况、犯罪记录，甚至做义工、慈善方面的纪录等等。按照身份证号建立社会安全网，建立可衔接、可转移、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同时将个人档案电子化、透明化，进人身份证管理系统中，供全社会有条件地查询，打破城乡界线、地区界线、城市界线，塑造政府与公民之间透明、互信的新型关系。

有了可查询的国民信息系统，假身份证、假学历、偷漏税、骗贷、骗经济适用房、骗低保等情况将会基本消失；以用工单位、房主、宾馆方面为基本责任者，登记身份证并且定期报送有关部门或者通过网络即时报送，有关方面将能及时掌握人口流动的信息，公安部门可以迅速打击犯罪分子；政府还可通过免费发放生日礼物、节日礼物，赠送急救卡、医保卡。吸纳为工会会员、协会会员等人情化温馨服务的方式，鼓励外来人员进行身份证登记；由于身份证号码与个人的资料紧密结合，因此，假身份证无处藏身。为了保证个人资料的私密性，国民信息系统将分层级、类别查询，并且立法惩治泄密行为；不同的政府部门可以查到个人的不同资料；他人可以有条件地查到另一人的非隐私资料。只要制度严密，执法严格，公众不用特别担心泄露个人隐私和信息安全的问题。

一些学者说，没有必要废除户籍，应当改革户籍。还有学者说，户籍制度没有什么用，有用的是附加在其上的其他制度，所以，关键是改革附加制度；或者改变把附加制度如低保、养老、教育、医疗、住房等与户籍捆绑在一起的做法，让户籍只起人口登记的作用，那么保留户籍没有什么不好。另外有人说，现在城乡二元制度、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城市之间的差距都太大了，只有等到二元制度一元化了，差距缩小了，才能废除户籍。这些说法乍一听都像是有道理，但是，如果不废除户籍制度，二元附加制度大多很难发生良性变革；户籍制度是造成二元制度的因，二元的教育、医疗、养老及收入差距等是果，不消除因，期待果改变，由二元变为一元，是不可能的。因为教育、医疗、养老等二元制度的形成，虽然也有权力结构、特权制度、工业化、历史因素等原因，但最基本的原因是户籍制度造成和扩大了二元差距。在户籍制度存在的情况下，没有消除“因”，你要等到这些附加制度一元化、二元差距缩小，可能吗?如现在中央政府虽然十分重视民生，努力缩小城乡差距，但是因为户籍制度及由此衍生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不明晰、土地不能资本化、在集体土地上建设的小产权房不能合法化、农村金融匮乏、农业保险阙如、农村财税制度不规范(乱收费等使得乡镇企业萎缩)、农民没有技能、没有创业可能、农村没有象样的社会保障、农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但没有就业失业保障等原因，现在的城乡差距还在不断地扩大。可以预言，只要户籍制度不废除，未来中国的城乡差距不会缩小，只会扩大。

废除户籍，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推动和加快其他领域制度的改革。的确，现在户籍的实际作用已经不大了，但是户籍是权利的象征，从这个角度来说，户籍的作用又是巨大的。有关部门可以依据这个权利的象征不给国民相关的待遇。只有废除它，就像美国、南非废除歧视黑人的种族不平等制度。那么一个公平的平等权利的社会才能够实现。当然，假如宣布废除户籍，不会使得城乡公民马上获得平等的实际权利，也就是说同城待遇是逐渐实现的，一些城市可以按照实际的情况设定同城待遇的几个时间阶段：但是废除户籍会导致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会有更多的公民拿起法律武器，直接或者通过各种渠道来要求自己的权利、主张自己的权利，通过博弈维护自己的权利、实现自己的权利，如打工者会打官司要求政府必须为打工子弟的教育拨款，农民为了解决他们的医疗、养老、就业等问题，也会利用舆论媒体更多地向政府提出平等的要求。

有人担心，假如户口准入放开了，会有很多人拥进大城市，甚至出现大量的城市流民、贫民窟。这种担心没有道理。中国目前事实上已经实现了自由迁徙，该来大城市的都来了，只不过自由迁徙的权利没有获得法律上的认可和保障。即使放开户籍，但教育、医疗、低保、住房等同城待遇是分阶段获得的，外来人口到大城市不会一下子获得实际上的平等待遇，也不会立即有更多的人到大城市来，因为大城市生活成本高，找工作难，住房贵。加上可以立法规定必须在大城市拥有工作一定的时间，拥有住房或者租赁了住房，才能够入籍；入籍后必须放弃农村的土地，而农村的土地随着未来土地制度的变革，如允许集体土地的开发建设、小产权房合法化、甚至终究会有一天土地归农民所有，土地的资本价值将会越来越突出，农民不一定对进城感兴趣。所以那种认为户籍放开、大城市就会人满为患的情况不会出现。当然，时间长了，教育、医疗等附加制度越来越平等化了，进人大城市的人会越来越多，这是好事。正好符合我国城市化加速的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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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地户口上小学篇9

一、指导思想及原则

㈠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上海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为依据，切实履行义务教育政府责任，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规范学校的办学行为，依法实施招生入学工作。

㈡坚持政府对公办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合理设点布局，按照义务教育阶段初中公办学校免试相对就近入学原则和本区实际情况制定招生计划和相关政策，保证符合条件的适龄学生接受义务教育。

㈢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按照政府公共信息公开的要求，及时向社会公布初中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的相关信息，加强教育部门、学校和家庭、社会的相互沟通与理解。应用上海市义务教育入学报名系统(shrxbm.cn)。

㈣各学校要认真贯彻国家和上海市的有关法律法规的精神，根据《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2016 年本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沪教委基〔2016〕5 号)的要求，依法开展招生工作，确保2016 年初中招生入学工作规范有序地进行。各学校必须建立2016 年招生入学工作领导小组、招生入学工作监察小组，具体负责招生工作。

㈤各学校必须根据区教育局规定的计划数进行招生，严禁在招生计划之外自行招收学生。学校不得擅自扩大班级规模，突破班额数。不得招收无学籍材料的学生。

㈥各学校必须严格根据区教育局的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开展信息公示、招生报名等工作。各学校在招生过程中，不得以创办特色为名举办重点班、实验班;不得以任何形式进行文化测试选拔学生并按照测试成绩分班;不得将招生入学工作与奥数成绩、英语星级考等各类学科竞赛、等级考证书挂钩;不得以竞赛、等级考证书作为选拔和录取学生的依据;不得拒绝接收具有接受普通教育能力的残疾适龄少年随班就读。

二、公办初中招生入学工作

㈠公办初中相对就近入学的办法

根据区内中小学设点布局的实际情况，相对就近均衡配置生源，实行部分划片电脑派位和部分对口入学相结合的初中入学办法。其他符合长宁区初中招生条件的学生，将根据登记入学人数和学校资源分布情况在区域内统筹安排。

㈡公办初中体艺特色招生的办法

加强对体育、艺术特色项目学校的整体规划和招生工作管理。经市、区教育行政部门批准的体育传统特色项目学校和艺术教育特色学校可以按有关规定招收批准项目与计划的体育、艺术特长生。严禁学校以招收体育、艺术特长生为名招收择校生。体育、艺术特长生招收数应严格控制在本年级学生总数的5%以内。区教育行政部门将招生办法、经审核批准的学校名单、项目名称、招生名额等报市教委备案并进行公示。

三、民办初中招生入学工作

㈠民办初中实行自主招生，招生办法、招生广告及招生简章须向区教育局申报备案，民办初中的招生简章公开内容应包括学校办学情况、招生计划、招生程序、收费标准等，承诺学校招生不收取各种特制的学生个人简历及各类获奖证书、招生录取不与社会任何教育培训机构挂钩、不提前开展报名和登记工作等，区教育局审核后向社会公布并实施。

㈡民办初中要规范招生程序和方法。学校不得向学生收取报名费和面谈费。严禁利用面谈进行任何形式的学科知识考试和测试。民办初中在录取学生时不得进行其他任何形式的考试和测试。民办初中的面谈过程向市和区县两级教育行政、督导、监察部门以及学校家委会代表等公开，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㈢2016 年民办初中实行网上报名。报名就读民办初中的学生，于4 月28 日~4 月30 日，在“上海市义务教育入学报名系统”填报志愿。每个学生限填报3 所民办初中。民办初中面谈时，拒收学生所提供的奥数成绩、各类竞赛获奖证书、各类等级考试证书、各种特制的学生个人简历等材料。

㈣参加民办初中面谈的学生须凭面谈通知，携带户籍证明(或居住证件);还须携带《上海市中小学生成长记录手册》。民办初中面谈时间为2016 年5 月7 日~5 月8 日。

㈤民办初中在2016 年5 月16 日前分批次完成招生录取工作。向家长发放录取通知书，学生家长应在规定的时间内，通过短信或“上海市义务教育入学报名系统”，完成确认工作。5 月9 日~5月10 日第一志愿录取，5 月12 日~5 月13 日第二志愿录取，5 月15 日~5 月16 日第三志愿录取。

四、具体工作要求

㈠成立区招生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规划管理、统筹实施本区初中阶段的招生入学工作。主动协调招生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发现并处理违规招生事件，对违规招生的行为坚决予以纠正，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追究有关责任人。

㈡进一步坚持政府信息公开，规范公开内容，完善本区初中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告知制度和招生政策信息公开。根据《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2016 年本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沪教委基〔2016〕5 号)，本区将在3 月31 日向社会公开或上网公示以下信息：

1. 长宁区教育局关于2016 年义务教育阶段(初中)招生入学工作具体事项，含本区招生信息，包括学校对口招生的区域范围、当年招生计划、操作办法等;

2. 经市、区县教育行政部门批准的体育、艺术特长生招生学校、招生项目、招生名额、招生条件、操作办法等;

3. 各类学校的办学规模与设施等基本情况，包括在校学生人数、学校占地面积、校舍建筑面积和专用教室数量、运动场地面积和设施设备、图书馆面积和设施设备及生均藏书量、实验室及其数量等内容;

4. 各类学校教职工人数、专职教师人数和师生比、中高级职称教师数量和比例、教师学历结构和达标比例。民办初中还须公布学校教师队伍中退休返聘教师的人数和比例;

5. 民办初中的招生计划、招生范围、操作办法、收费标准、招生承诺等;

6. 本区教育行政部门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咨询、监督举报电话、信访接待部门地址。

㈢发挥督导、监察等部门的作用，加强初中阶段招生入学工作的指导与督查。区教育局和区政府督导室将加强对本区初中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的专项督查，并将招生入学的督查结果作为评定学校工作、创建文明单位、评选先进、校长职级评审等工作的重要依据和民办初中等级评估的重要内容之一。

㈣公办学校在招生过程中，凡以创办特色为名举办重点班、实验班，报名录取学生时以学生奥数成绩、英语星级考等各类竞赛获奖证书、各类等级考试证书为依据的，或拒绝接受本学区内具有接受普通教育能力的适龄残疾儿童入学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五十七条规定，由所在区县教育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降级、降职直至撤职处分。

㈤民办初中以考试或测试方式选拔录取学生，报名或录取学生时以学生奥数成绩、英语星级考等各类竞赛获奖证书、各类等级考试证书为依据的，擅自提前招生，招收无学籍材料学生、利用招生入学违规收费、擅自在学校招生计划外招收学生或存在其他违规招生行为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由所在区县教育行政部门责令校长或有关责任人员及时纠正，拒不改正的核减该校第二年30%招生计划数，并取消当年给予学校的政府专项扶持资金。

㈥学校应通过本单位网站的“信息公开”专栏，及时公开招生的相关信息。

五、具体操作办法

㈠长宁区公办初中招生按照免试相对就近入学原则，招生方式为电脑派位/对口入学和统筹安排

1. 电脑派位/对口入学操作办法

⑴ 本市户籍并在本区就读的应届小学毕业生，根据其所在小学的对口情况，通过电脑派位或对口入学。

⑵ 本区就读的应届小学毕业生中，父母一方持有效的《上海市居住证》且积分达标准分值的人员子女和持有《上海市人才引进居住证(cw9 在有效期内)》的人员子女，根据其所在小学的对口情况，通过电脑派位或对口入学。

⑶ 本区就读的应届小学毕业生中，父母一方持有“上海市居住证B 证”的外籍人员(留学人员)子女，根据其所在小学的对口情况，通过电脑派位或对口入学。

⑷ 本区就读的应届小学毕业的香港、澳门、台湾学生及华侨子女，根据其所在小学的对口情况，通过电脑派位或对口入学。

2. 统筹安排入学操作办法

⑴ 本区户籍，小学阶段在本区跨地块就读的应届小学毕业生回户籍(或居住)所在地块就读初中的操作办法

家长须凭户口本原件、房屋产权证或上海市房地产登记证明、人户分离的还需有居住地所在街道/镇(乡)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开具的《本市户籍人户分离人员居住地登记申请回执》、房屋租赁合同登记备案证明等材料，向现就读小学提出回户籍(居住)地就读申请，并在4 月23 日前网上填报《本市户籍学生回户籍(居住)地就读申请表》，不再参加本区的电脑派位和对口入学，由区教育招生考试中心统筹安排入学。

⑵ 非本区就读的本市户籍人户分离应届小学毕业生及本区户籍应届小学毕业生，回本区就读初中的操作办法

凭户口本原件、房屋产权证或上海市房地产登记证明、人户分离的还需有居住地所在街道/镇(乡)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开具的《本市户籍人户分离人员居住地登记申请回执》、房屋租赁合同登记备案证明等材料，向就读小学提出申请，家长于4 月23日前网上填报《本市户籍学生回户籍(居住)地就读申请表》，由区教育招生考试中心审核通过后，统筹安排至我区公办初中就读。

⑶ 外籍学生在本区就读初中的操作办法

① 本区就读的应届小学毕业生中的外籍学生，可向现就读学校提出继续在我区借读的申请，填写《外籍学生继续借读申请表》，经区教育行政部门统一审核批准，根据其居住地址、学校的学额情况，统筹安排到具有招收外籍学生资质的公办学校。

②非本市就读符合借读条件的外籍学生，需要在本区就读初中，须持父母一方在沪任职或就业证件(外国人就业证、外国专家证)、父母一方在沪一年期以上(包括一年)居留许可证明、父母一方及子女护照、在长宁区居住一年及以上的有效居住证明(房屋产权证或上海市房地产登记证明、房屋租赁合同登记备案证明)、长宁区公证处出具的监护人证明(此证明仅限不与父母同住情况)，在6 月30 日前到区教育招生考试中心(茅台路472 号)办理登记手续。经区教育行政部门统一审核批准后，根据其居住地址、学校的学额情况，统筹安排到具有招收外籍学生资质的公办学校。

⑷ 香港、澳门、台湾学生及华侨子女在本区就读初中的操作办法

① 非本市应届小学毕业的香港、澳门人士子女，持子女本人及父母有效的香港或澳门的居民身份证、在长宁区居住一年及以上的有效居住证明(房屋产权证或上海市房地产登记证明、房屋租赁合同登记备案证明)、长宁区公证处出具的监护人证明(此证明仅限不与父母同住的情况)，在6 月30 日前到区教育招生考试中心(茅台路472 号)办理登记手续。经区教育行政部门统一审核批准后，根据其居住地址、学校的学额情况，统筹安排入学。

② 非本市应届小学毕业的台胞随行子女，持子女本人及父母有效的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台胞证)、派出所出具的《境外人员临时住宿证》原件、在长宁区居住一年及以上的有效居住证明(房屋产权证或上海市房地产登记证明、房屋租赁合同登记备案证明)，在6 月30 日前到区教育招生考试中心(茅台路472 号)办理登记手续。经区教育行政部门统一审核批准后，根据其居住地址、学校的学额情况，统筹安排入学。

③ 非本市应届小学毕业的华侨子女，持长宁区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出具的《华侨子女来沪就读身份证明》、在长宁区居住一年及以上的有效居住证明(房屋产权证或上海市房地产登记证明、房屋租赁合同登记备案证明)、长宁区公证处出具的监护人证明(此证明仅限不与父母同住的情况)，在6 月30 日前到区教育招生考试中心(茅台路472 号)办理登记手续。经区教育行政部门统一审核批准后，根据其居住地址、学校的学额情况，统筹安排入学。

⑸ 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本区就读初中的操作办法

① 该类学生凡在我区小学毕业的，若需要在我区继续就读，可向现就读学校提出继续借读申请，经区教育招生考试中心审核符合入学条件者，统筹安排至我区公办初中就读。同时区教育招生考试中心告知学生及家长完成义务教育后报考高中阶段学校等的相关政策和规定，家长签字确认后由教育招生考试中心保存。

② 非本市就读的应届小学毕业生，可于6 月30 日前到区教育招生考试中心(茅台路472 号)办理入学申请手续。申请时父母须携带父母一方有效期内的《上海市居住证》，或持父母一方有效期内《上海市临时居住证》满3 年(从首次发证日起至2016年6 月30 日)，且连续3 年(从首次登记日起至2016 年6 月30日)在街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办妥的灵活就业证明、原籍户口簿(学生户口须随父或母)，以及随迁子女的有效期内的《临时居住证》、预防接种证、房屋产权证(或上海市房地产登记证明、房屋租赁合同登记备案证明，且与居住证件中的信息一致)。经区教育招生考试中心审核入学条件并通过后，统筹安排至我区公办初中就读。同时告知学生及家长完成义务教育后报考高中阶段学校等的相关政策和规定，家长签字确认后由教育招生考试中心保存。

㈡本市户籍在本区就读的人户分离应届小学毕业生回户籍地或者居住地入学初中的申请办法

1. 本市户籍人户分离在本区就读的应届小学毕业生回户籍所在区县就读初中的申请

须凭户口本原件，向所在小学提出回户籍所在地就读申请，并在4 月23 日前网上填写《本市户籍学生回户籍地就读申请表》，不再参加本区的电脑派位和对口入学。

2. 本市户籍人户分离在本区就读的应届小学毕业生回居住地所在区县就读初中的申请

须凭户口本原件、《本市户籍人户分离人员居住地登记申请回执》、房屋产权证(或上海市房地产登记证明、房屋租赁合同登记备案证明)等材料，向所在小学提出回居住地就读申请，并在4月23 日前网上填写《本市户籍学生回居住地就读申请表》。不再参加本区的电脑派位和对口入学。

外地户口上小学篇10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推出一年之后，广东等地方层面的配套细则纷纷落地。不同的省份改革进程不一，褒贬评判也相对有别。

以广东为例。自2010年该省率先推出积分入户以来，截至2013年底，仅有约60.2万人通过这一通道真正落户。这种渐进式、地方试验为主的改革模式，引发了相应的担忧――消除就业歧视，改变登记方式，并非实质性改革;惠及人群的选择性、条件性极强，并非全民性、普惠性改革措施，亦离本轮户改初衷有很大差距。

近日接受《财经》记者专访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叶兴庆认为，对原农业人口、流动人口打开城市大门，需要户籍改革和公共服务全覆盖同步推进，也就是落户式市民化和普惠式市民化并举。在目前的条件制约下，前者难以一步到位，强推往往有名无实，故地方政府应首先选择后者作为突破口。

而顺应普惠式市民化改革需求，不但有利于地方的经济发展和稳定，也为地方进一步发展提供必要条件，更为人口输入大省的形象加分。当然这需要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进行改革，地方自身也必须加大对改革的认识。 新户改步伐谨慎

《财经》：广东省在全国范围内首先推进“积分入户”制度，但真正通过这一途径入户的流动人口总数仍相对有限。应如何评价这项改革目前的进展？

叶兴庆：在此之前，中央已对户籍制度改革提出了专门要求。对户籍制度，各方面的批评声音比较多，舆论的压力也大，如果完全不动，不逐步放开落户通道、降低门槛，地方政府不敢冒这个天下之大不韪。但真要做的话，又的确会遇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支出压力较大等一系列问题。特别是像广东以及京津沪这类外来人口流入量特别大的省市，改革压力更大。于是，各地采取了一系列甄别性的制度，标准设置相对较高，在让一部分人留下来的同时，给中央政府和社会公众有了交代，也保护了现行的地方利益，起到了平衡作用。

改革在让外来人口有序入户方面的效果相对有限，算是开了一个小口子，可本质或许仍是地方政府阻挡或者延缓外来人口入户的一个政策工具。

《财经》：广东近期出台的一系列配套性新政策，被媒体解读为是降低了入户门槛。

叶兴庆：为了使积分入户成为一个让流动人口有序落地的政策工具，应逐步根据过去几年的实践情况，逐步调低门槛。降低积分的分值要求，增加通过人口的数量。就这个方面而言，广东自己跟自己比确实在进步，但就实施积分入户制度本身而言，跟江浙等直接入户的地区相比，广东的改革并不靠前。

此外，改革现状恐怕还要更加复杂一些。2014年底，我曾参与对广东新型城镇化落实情况的第三方评估的项目，了解到的实际情况是：总体而言，入户门槛降低了。但积分入户政策一年只允许申请一次，且受理的时间只有几天。一年中剩下的时间里都是不办公、不受理的。由此可见，地方政府改革的意愿其实并不强烈。

《财经》：作为人口流入大省的户改跟流出省的户改实质并不一样，对前一种地方政府而言，目前的担忧是什么？

叶兴庆：首先是地方财力程度不一样，其次是流动人口的比例不一样。国家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出台以后，中西部比较积极，但人口净流入地区，如京津沪和广东等地，在户籍制度改革上确实比较谨慎。

一方面，因为珠三角很多城市的流动人口非常集中，甚至出现了数量多过本地人口的“倒挂”现象;其次，当初在进行分税制改革时，广东的基数较高，上缴的财力较多，导致其目前的财政状况确实比较紧张。以农民工子女上学为例，现行的政策是“两为主”――以公办学校为主，以输入地为主，外来人员子女在公办学校上学的比例要达到80%以上，广东的整体落实情况就相对较差，在东莞以及一些人口超级大镇，就更是做不到了。这是义务教育阶段的情况，在高等教育阶段，广东也出台了相应的异地高考方案，但外来人口的子女还只能参加职业高等教育考试，普通高等教育考试还是不行。

《财经》：针对广东户籍改革目前的分层次模式，广州深圳限制增多，中小城市降低门槛，目前争议较多。

叶兴庆：广东的改革路径跟国家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的部署在理论上是一致的，中小城市在尺度上更加放宽，控制大型城市人口数量。政策要起到导向性作用，让人口更多地向中小城市流动。 落户易、普惠难

《财经》：目前广东还出现了另外一种现象，比如中山等地，虽然降低了入户门槛，但是实际去申请的人数并不多。可能的原因是？

叶兴庆：随着社会福利、基本公共服务跟户籍挂钩的方面在不断减少，户籍本身的含金量也在降低。如果现行的这一套制度不影响外来人口的生活，不影响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小孩上学、买房子，实际上对于很多人来说，并没有去迁户口的意愿，也是情有可原的。

户籍改革其实有狭义的落户式市民化以及广义的普惠式市民化两个概念。前者指拿到户籍就算市民，没拿到就不算。而广义的市民化则要从移民、文化、就业、生活等多个方面来看，指的是流动人口完全跟流入地一体，城市能够做到公共服务在常住人口全覆盖，这就算是带有普惠性质的本土化、市民化了。

就这两种户籍改革的道路而言，前者的讨论较多，但是就现实的角度而言，目前推进的难度很大。所以要以两条腿走路，现阶段以推动第二层次的户改为主，一个是消除城乡之间的公共服务二元结构，一个是消除城市内部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的公共服务差距。要把现在跟户籍挂钩的公共服务都掏出来一个个进行梳理，然后一个个去解决。等到问题都解决得差不多的时候，户籍制度问题自然就消失了。

从这条道路走下去，地方接受的难度会小一些。如果走得通的话，对于下一步真正取消户口，或者说还原户口单纯的人口管理功能，可以做一个铺垫。

《财经》：这方面的改革，目前普遍的反应是跟一样，雷声大但雨点小。

叶兴庆：因为真正进行户籍改革还只是这一两年的事情，各地的做法有，但谈不上实质性。比如广东就在全国首先出台了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相关条例，很热闹很好看，但实际上仍然口惠而实不至，并没有真正让外来人口有获得感、产生归属感。

细究原因，现在地方的确没有太多积极性在这一层面上去创造改革经验。一个原因是不能，比如现在比较难以解决的异地高考问题，因为涉及到高考跨省移民、当地老百姓的既得利益问题，就不是地方层面能够解决得了的，可能要到下一次的教育制度整体性改革才会出现突破。

另外一个原因则是不愿意，因为要真金白银地掏钱，所以地方上很难有什么真正的破解之道。国家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中好不容易写入了“人钱挂钩”、“人地挂钩”的说法，算是给了一个甜头，中央考虑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额度时，也的确在有意识地把外来人口纳入考虑因素，中央财政的这个观念还是比较强的。前些天财政部长楼继伟在清华大学演讲的时候就提到，可以考虑建立全国统一的学籍制度，中央在义务教育方面对地方进行转移支付的时候，就会按照这一体系往前走，四川的学生在广东上学，钱就给广东不给四川了。

但现在这个甜头并没有真正让大家尝到。人地挂钩、人钱挂钩机制也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存在两个掣肘，一是财税体制改革这一基础的具体方案还没有出来，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怎么根据当地实有人口确定规模，大前提还没有坐实。其次，是中央各个部门的流动人口信息管理系统，包括在医疗、教育、养老等各个方面的数据信息，各自为政、信息不共享，麻烦很多。反过来这又限制了实有人口的统计。

总体来说，最近这一两年的很多制度改革，处于观望期的色彩比较严重，进展和落实的状况并不理想。

《财经》：目前关于户籍制度改革的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以土地换身份，现在的解决思路明晰了吗？

叶兴庆：让农民进城落户，他们最担心的一个是他们老家的土地问题。2011年，国务院办公厅发了一个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通知，这个通知有一些新的要求，无论是宅基地还是承包地，无论农民到什么样规模的一个城市落户，他们是不是退出宅基地、承包地，要尊重农民本人的意愿，应该说这是相较土地承包法有所调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