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希金诗选十篇

普希金诗选篇1

从1813年到1837年，普希金陆陆续续的创作出了像《囚徒》《致大海》、《我又造访了》等八百多首著名的抒情诗。而《普希金抒情诗选》就收录了这些诗歌中的精品。它一经问世，就得到无数读者的支持与肯定。其中，融入俄国的历史、革命、战争、道德哲学、法律、正义、等元素，描写出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通过通读本书，对书中的诗歌进行了耐心品味、慢慢咀嚼，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普希金喜欢借助一些简单的事物，进而抒发自己的情感。这些意象往往单纯而又美好，读者读完以后，似乎沉浸在作者迷人的意境之中。例如《月亮》这首诗歌，“孤独、凄怆的月亮，你为什么从云端里出现，透过窗户，向我的枕上投下清辉一片？”。一轮朦胧的月亮在普希金的眼里变得格外的与众不同，它挂在天上却永远不能触及。就如同诗人这迷人的情感，想努力追求最终却无法获得。或许这种淡淡的忧愁在那个时代显得格外珍贵，让诗人普希金不得不诉诸于笔端。《给娜塔莎》也是同一种类型的作品。“在松林微睡的阴影中，阴霾的云雾在弥漫延长。肥沃的田地荒凉了；嬉戏的溪涧寒冷起来；浓茂的树林斑白了；连苍穹也显得暗淡无光。娜塔莎--我的光亮!你现在哪?”。娜塔莎带着一种别样的美丽来到普希金的身边，令他心动不已。没有娜塔莎，包括田地、溪涧、树林、苍穹等所有的一切都黯然失色。普希金将内心最真挚的情感谱写成诗歌，似乎留住了独属于他的最美好的回忆。

简单和质朴一直是普希金的创作风格，也是他受到无数读者喜欢的原因之一。果戈理谈到他的诗歌的时候曾指出，这里没有华丽的词藻，这里只有诗；没有任何徒有其表的炫耀。我喜欢反复咀嚼每个字的韵味，让我不断的在诗歌的世界里畅想和傲游。在《皇村回忆》中普希金提到，“睡意朦胧的苍上挂起了阴沉的夜幕;万籁俱寂,空谷和丛林都安睡了,远方的树林笼罩着白雾”。皇村美丽的夜景呈现在我们的眼前，仿佛置身其中。对于普希金来说，皇村学校是他格外眷恋和怀念的地方。空谷、丛林、白雾这些最自然的事物构成了最美丽的回忆。没有过多的修饰，没有夸张的描述，只是简简单单的将其勾勒出来。即使如此，却仍旧能够打动读者的心灵。

普希金诗选篇2

面对着朝思暮想的爱人，渴望与之相遇以求得片刻的“幸福”，而“幸福”与“不幸”在诗人眼中却只有一步之遥，即：“在楼梯上能够与她突然相遇的希望———这种相遇是多么甜蜜的时刻呀！”然而，这种情思的率真、昙花一现的希望留给诗人的却只有失恋的隐痛。1815年冬，巴库尼娜随家人去了彼得堡。《秋天的早晨》一诗让我们再次用心体会到诗人那种怅然若失的心情和淡淡的忧伤。“亲爱的巴库尼娜”这朵倾心的“玫瑰”一直留在普希金安逸的皇村回忆中，成为“与她突然相遇的希望”。这种“希望”是普希金在生命之初所坚持的一种无神论思想，但“爱情是一种宗教”（罗兰），所以，诗人的“希望”注定成为他开启认知上帝之门的钥匙，并预示着一种幸福将至与痛苦重生的和解。

宗教的祈祷

告别初恋的美好与迷惘，普希金的人生之路也从此开启。曾经，一首《自由颂》改变了诗人的人生轨迹，随之而来的四年南俄流放生活带给普希金的不仅仅是囚禁的阴暗生活，更彻底地改变了诗人的宗教观。

1心灵的“祷告”

在1823年的敖德萨，在普希金人生低谷之时，伊丽莎白•沃隆佐娃（敖德萨总督之妻）给予了诗人莫大的支持。这位“玫瑰女神”的娇艳之美使诗人一度难以忘怀。诗人感叹：“我被一种强烈的热情所迷惑，使我留在你的岸旁。”（《致大海》，1824）这段神秘而热情的爱恋一时间却流言四起，惹怒总督，将诗人幽禁于米哈伊洛夫斯科耶村。再一次的人生低谷让诗人在没有爱的“凄苦命运中”看不到幸福的曙光，思想几度挣扎，最终诗人选择了虔诚“祷告”来慰藉心灵。“一缕轻烟袅袅冉冉，伴随我的祷告一起飘散……／多情的灰烬呀，你是我凄苦命运中的惨淡的安慰。”（《焚烧的情书》，1825）在这首诗中，诗人将“灰烬”修饰为“多情”，还咏叹出“惨淡的安慰”，情真意切地表达出诗人难以言表之痛。对爱人的一种深深眷恋，对凄苦命运的一种哲思已让诗人达到了忘我的境界。“永别了，情书！永别……是她的叮嘱。”普希金将“她”奉若女神，在生命与情感的困境中毅然决然履行爱人的“叮嘱”，将唯一珍藏的情感烧毁，在诗人心中爱人的意愿高于一切。所以，“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我不能说我爱你，而是想你痛彻心脾却只能深埋心底。”（泰戈尔，《飞鸟集》）爱情的痛苦是生命中避免不了的一部分，因此伟大的爱情正是战胜巨大痛苦后所产生的生命的崇高感。在这种痛苦以及征服痛苦的过程中，诗人改变了无神论思想，笃信宗教，用心祈祷来最高限度地感受爱情、享受生命、求得解脱。他将所有的美好情感“伴随祷告一起飘散”，即使爱情幻化做“灰烬”也要将它“永远留驻在我的悲凉的心底……”。也许，只有面对十字架虔诚祷告才能“让我的名字时刻响彻你的耳际”，让她记住自己“在花园中，在黑夜里，在分别时最后道出的乞求的话语。”（《追求荣誉》，1825）这种静穆的祷告使诗人求得了暂时的心灵解脱，这种日渐深厚的宗教情怀也深化了诗人精神探索的生命意义。

2心灵的“苏醒”

两年的幽禁生活，暂时的内心平静并不能掩盖痛楚的情思纠缠。“在那无望的忧愁的折磨中”，普希金开始寻找一种“心灵复活”的力量。1825年夏，昔日故友安娜•凯恩的出现像朵圣洁芳香的“玫瑰”，赋予诗人一种神秘的力量。“我记得那美妙的一瞬／在我的面前出现了你／犹如昙花一现的幻影／犹如纯洁之美的精灵。”（《致凯恩》，1825）“纯洁”是善良的象征，“精灵”是善与美的物化，普希金将深爱的凯恩比作“纯洁之美的精灵”，将其超凡的美升华为与天仙女神相提的美，这种意象的丰满使诗人对故友美轮美奂的比喻超越了时代的魅力，赋予了宗教的神性。“我的心在狂喜中跳跃／心中的一切又重新苏醒／有了倾心的人，有了诗的灵感／有了生命，有了眼泪，也有了爱情。”灵感、眼泪、爱情———这正是普希金生命创作的全部，而真正让诗人在精神危机之际重又复活、心灵苏醒的力量之源却是神圣的爱情。这种爱情有如十字架上雕琢的玫瑰，以基督的神性拯救了诗人抑郁、空虚的心灵，释放出智慧与灵感的光芒，给予了普希金创作的激情与生活的勇气。所以，这段洋溢着生命意识的柔情不仅带给诗人一种幸福的回忆，一种不期而遇的快乐，还有一种相见时若有所失的甜美。而甜美的重现“复活”了诗人的灵感和激情，“复活”了诗人那颗“明朗的忧郁”之心。

神性的复活

1826年，普希金终于结束了长达6年的流放和禁居生活，重返阔别多年的莫斯科和彼得堡。诗人有如凤凰涅，以宗教的神性重新复活。

1对爱的敬意

在彼得堡普希金有幸结识了考古学家奥列宁的千金———安娜•奥列尼娜。诗人对她充满了情意，而奥列尼娜也曾表白说：普希金是“当时她所见到的最有趣味的人。”1828年夏，普希金的求婚却遭致奥列尼娜父亲的拒绝，这份爱情也由此中断，但对这段爱情的赞美却流传至今。在《我曾爱过您》一诗中，诗人表达出心灵“复活”之后的一种大爱与无私。被拒绝的爱情没有激起诗人的恨意，真正的爱情是高尚的，是对爱人幸福的一种期望。普希金的诗句虽然朴实无奇，却意境深远，饱含着忧郁的情思和深邃的哲理。“爱情，也许／在我心里还没有完全熄灭／但愿它不会再打扰你。”在如此简单而真实的言语之中，体现出这段感情的至美和精神的圣洁。诗人已将自己的爱化作了默默无语、无欲无求的期盼，只希望自己的爱人能够幸福。同时，诗人又不得不掩饰自己的真情———“我对她说：您多么可爱！心里却想：我多么爱你！”（《你和您》，1828）这是一种大爱，一种超脱俗世的爱，也是一种“折磨”的爱。诗人“忍受着嫉妒的折磨”，心在等待什么？还是在期待什么？“但愿上帝保佑你，另一个人也会像我一样爱你。”诗中的这句“宗教祈祷词”印证了诗人面对爱情时内心神性的复活。在“嫉妒”与“折磨”的煎熬中，诗人对恋人的关心和担忧之情至诚至深，最终抑制住常人难以超脱的羞怯与嫉妒，忍受着常人难以忍耐的折磨，只为一种伟大而高尚的情感———爱情。在瞬间的爱情与永恒的幸福之间，诗人选择了后者。所以，诗人愿在上帝面前为爱人寻求十字架的保佑，保佑自己的“玫瑰女神”永远幸福，保佑另一个人也能像自己一样爱她。诗人在真爱之后意欲摆脱世俗的羁绊，达到超然释怀的心境，这种对爱人的遥视和保佑投射出的是对爱的敬意，也让我们更加敬仰这位伟大的诗人。

2对爱的超然

虔诚的祈祷和大爱无私让普希金渐渐淡去了心中的忧郁。在对人生有所期盼之时，诗人终于迎来了属于他的玫瑰花开。1829年冬的舞会上，莫斯科第一美人娜塔丽亚•冈察洛娃走进了诗人的内心。《我们一同走吧，我准备好啦……》一诗将诗人对爱的追求表达得淋漓尽致：他忘不掉“使人痛苦的少女”，他要“拜倒在她的脚前”，他要向她“年轻盛气的愤怒投降”，他要把“惯常的贡礼———爱情，重新给她献上”。普希金对冈察洛娃的爱是坦诚而真挚的，甚至为她“诅咒青年时代，那些讨厌的恶作剧……诅咒那调情的细语……”（《当我紧紧拥抱着》，1830）。诗人第一次向未来的妻子忏悔了过去的荒唐生活，以宗教的语气表达了自己全部真挚的情感。诗人甚至把冈察洛娃比作圣母，使人既看到她外在的美，又体会到她内心的神圣。“画面上仿佛从彩云中走下／圣母和我们的神圣的救世主／她的神态庄严，他的眼中智慧无量／他们慈爱地望着我，全身闪耀着荣光／没有天使陪伴，头上是锡安得芭蕉树。”（《圣母》，1830）诗人面对画中的“圣母”和“救世主”言出美好的设想。从宗教的角度，“圣母”拥有母性的光环，充满了仁爱，将神圣和爱普撒人间，象征着美丽、宽容、灵魂升华和神的大爱；而“救世主”则拥有智慧的光芒，有如诗人自己以诗歌的光芒将智慧传达给世人，拯救人的心灵。“我的心愿终于实现了，造物主／派你从天国降临到我家，我的圣母／你这天下最美中之最美的翅楚。”这些诗句是《传道书》中“凡事都有定期”思想的反映。诗人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这美之最美的“圣母”则是诗人一直追求的女神。“圣母”肩负着“慈爱”与“拯救”的神圣使命，她的降临以慈爱的光芒拯救了诗人充满期待的情怀，使得心灵净化超脱。她以神的旨意激起诗人创作的热情，让诗人对其称赞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称“圣母”为“天下最美中之最美的翅楚”。这是普希金的爱情顶峰，也是全新爱情的开始。1831年，普希金与冈察洛娃举行了婚礼。六年之后，普希金为真爱决斗而逝。这段能够拯救诗人心灵的爱情没有进行到底，但人们并没有忘记诗人在诗歌中所表达的真挚情感和哲理。这些情感炽烈、无私，超脱了世俗因素，净化升华至审美的境界，进而唤起人们内心深处对爱情的祈祷，为爱甘愿承受十字架的痛苦。

普希金诗选篇3

而他走去了从不回头诅咒。

为了他我要拥抱每一个人，

为了他我失去拥抱的安慰，

因为他，我们是不能给以幸福的，

痛哭吧，让我们在他身上痛哭吧，

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赞美》

读着这悒郁凝重的诗句，我们的心顿时变得沉甸甸起来。这一首诗是赞美“他”——“一个农夫”，并以一种深沉的感情和“带血”的“痛哭”来歌颂祖国，歌颂“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然而诗中的“他”又何尝不像穆旦自己和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呢？对于穆旦，确实是“我们是不能给以幸福的”，只能“让我们在他身上痛哭吧”。

穆旦，这位被冷落近40年的杰出诗人，在1997年2月26日他逝世20周年纪念日之前开始热起来。1994年，由戴定南总策划、王一川和张同道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亮出新颖、大胆、变异传统的观点，独具慧眼地把似乎是名不见经传的穆旦一下推上百年诗歌第一人的宝座，把很多受传统诗歌研究和诗评偏见影响或对中国40年代诗歌知之甚少的诗人、诗评家和诗歌爱好者弄得瞠目结舌。当然，穆旦是不是该排为诗界第一人，尚可争论。但是他作为中国80年来卓越的第一流诗人，则是当之无愧的。正因为如此，国内才竞相出版《丰富和丰富的痛苦——纪念穆旦逝世20周年》、《穆旦诗全集》、《穆旦诗文集》等图书，发表对他的评介文章，以表示对这位受人尊敬和同情的苦难诗人的纪念并告慰于他。

穆旦，原名查良铮，1918年2月24日生于天津。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就爱好写诗，同时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活动。1935年入北京清华大学外语系，1940年毕业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并留校任助教。在40年代初，穆旦即有不小的诗名，诗作大多发表在香港的《大公报》和昆明的《文聚》等报刊上。闻一多十分欣赏穆旦的诗才，把他的一些诗选载在自己编的《现代诗抄》上。他后来的诗大多发表在上海的《诗创造》和《中国新诗》等报刊上。1945—1948年，他在昆明和上海结集出版了《探险队》、《穆旦诗集1939—1945》和《旗》。穆旦40年代后期赴美国，入芝加哥大学英国文学系，获文学硕士学位。其诗作曾入选1952年在纽约出版的英文《世界诗选》。1953年，他出于对祖国的眷念，偕妻回国，任天津南开大学外语系副教授。

作为诗人和学者，穆旦对中国古典诗歌、“五四”以来的新诗、西方传统诗歌、西方现代诗歌兼收并蓄，探索出一条不同于在此之前的独特的现代诗歌道路，在40年代后期构筑起一个具有音乐感、色彩感、雕塑感的沉郁苍凉和深重厚实的中国现代诗学系统。他是颇具现代派色彩的九叶诗派代表诗人之一。穆旦的诗深沉凝重而又自我博斗，有一种交混回响的音乐震撼力，那种发自灵魂深处的声音有时蒙上一层淡淡的哀愁，有时又带着一种悲壮的色彩。他的诗把悟性融合进感性中，把想象渗透到现实里，采用独特的象征和不同的意象，有时也凭借通感和交感来丰富诗的表现力，增强诗的感应力，让读者置身于诗表现出来的立体画和环绕声中，并被笼罩在诗场中，受到诗的作用而自然而然地提高审美意识和艺术素质。但是，他的诗并不是脱离现实的。恰恰相反，他的诗歌律动在驮负苦难的现实的土地上，回荡在弥漫硝烟的叆叇的云层下。他的诗流泻出来的个人情愫与人民大众的厚实感情是息息相通、融为一体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穆旦的诗就只有深沉凝重和沉郁苍凉，不是的，穆旦的诗歌风格独特而又多样，他的诗也不乏清丽婉约和灵动轻舒：

我曾经迷误在自然底梦中，

我底身体由白云和花草做成，

我是吹过林木的叹息，早晨的颜色，

当太阳染给我刹那的年青。

——《自然的梦》

读着这些诗，你不得不承认穆旦的诗具有审美价值和高雅情趣。遗憾的是，穆旦的七弦琴50年代以来喑哑了：因1958年发表《九九家争鸣记》等原因，他被打成“历史反革命”，降职降薪。因而，广大的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对他感到陌生。

但是，这位带着苦难枷锁的诗人却继续以诗歌翻译家查良铮的名字为广大读者奉献着世界诗歌魂宝，并为他们所熟悉。查良铮在50年代中、后期5年中出版了《普希金抒情诗集》、《普希金抒情诗二集》、《欧根·奥涅金》、《波尔塔瓦》、《青铜骑士》、《加甫利颂》、《高加索的俘虏》、《拜伦抒情诗选》、《雪莱抒情诗选》、《济慈诗选》、《文学原理》、《别林斯基论文学》等译著以及布莱克和朗费罗等人的诗歌，其数量和质量十分惊人。其后近20年，查良铮忍受着别人难以忍受的身心痛苦，真正地“戴着脚镣跳舞”，长夜孤灯，苦行在译林之中。他增译修订了普希金和拜伦等人的诗集，出版了拜伦的《唐·璜》以及《艾略特和奥登诗选》、《丘特切夫诗选》等译著。

穆旦的身影疏淡了，但查良铮的形象却闪现在世界诗苑之中，他以一种介于深沉凝重和灵动轻舒之间的美声融汇于普希金、拜伦、雪莱、济慈、丘特切夫、艾略特和奥登等世界诗歌大师的奏鸣中，时而交响乐，时而小夜曲，他的声音没有沉寂。确实，查良铮以他神来之笔，不仅引来了西方大诗人的精品，而且也体现了他独特的译风，而这种译风实际上是由外国诗人和中国诗人穆旦一起营造出来的。查良铮译笔之美，之富有乐感，在我国堪称一流。读着查良铮的译诗，是一种很好的美的享受、情的陶冶。例如他译的普希金的诗：

白昼的明灯熄灭了，

黄昏的雾气笼罩在蔚蓝的海上。

喧响吧，喧响吧，顺风的帆，

在我的脚下起伏吧，沉郁的海洋。

——《白昼的明灯熄灭了》

普希金诗选篇4

论文摘要: 普希金的童话诗在其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其童话诗具有鲜明的童话特色,可以概括为:爱憎情感饱满而强烈,幻想世界丰富而优美,故事情节离奇而曲折。同时,在鲜明的童话色彩之中又蕴含着深刻的思想性,具有积极的 教育 意义。本文正是从以上方面对普希金的童话诗进行了分析。 

 

一、引言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俄国著名的文学家,伟大的诗人、小说家,“19世纪俄国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和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者”[1](p321)。他的生命虽然只有短短的38年,然而他在诗歌、小说、戏剧等文学创作领域却给俄罗斯文学提供了典范,“他的作品对俄国文学和语言的 发展 影响很大,有‘俄罗斯文学之父’之称”[1](p321)。 

在普希金的文学创作中,诗歌数量最大,影响也最大。其诗歌作品中,固然以抒情诗居多,然而他将民间传说、童话、童谣和抒情诗有机结合起来而创作的童话诗,同样占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除1820年完成的轰动俄罗斯诗坛的《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外,此后的10年间,普希金又给人类留下了5部完整而珍贵的童话诗,即《神父和他的长工巴尔达的故事》(1830年)、《勇士和天鹅公主的故事》(1831年)、《渔夫和金鱼的故事》(1833年)、《死公主和七勇士的故事》(1833年)、《金鸡的故事》(1834年)(本文所引用的诗题和诗句均以“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年6月第四版《普希金童话》为蓝本,改写者,雨心)。 

下面本文对普希金童话诗鲜明的童话色彩予以浅析。 

 

二、鲜明的童话特色 

 

童话诗,就其内容而言,首先应该是童话。因而它要求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必须紧紧抓住童话的特点,即通过既完整而又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和生动鲜明的形象来反映生活,透露出生活的哲理,以达到对儿童施行教育的目的。在表现手法上,则富于幻想、夸张色彩,对 自然 物往往作拟人化描写,生动浅显,通俗易懂,趣味性强[2](p242)。 

从童话角度讲,普希金的童话诗具有以下三方面鲜明的特色。 

1.爱憎情感饱满而强烈 

童话的阅读对象主要是儿童,而儿童对人和事的认识、理解往往只凭自己最直观的感觉,是表面的、肤浅的、感性的,不可能是理性的。他们阅读童话后的第一反应首先是某某是“好人”,某某是“坏蛋”。这是由他们那个年龄的喜好、知识、阅历等因素决定的,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点。因此儿童文学作品的内容必须从儿童的心理特点出发,充满盎然的儿童情趣,传达儿童或美好的情感,或有趣的情致,或善良的愿望,或强烈的憎恶,从而激起他们心灵的共鸣。惟其这样,才能使儿童在受到美的熏陶的同时,对其进行思想和知识的教育。“对恶憎,对善爱,是《普希金童话诗》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3]。通过阅读,我们知道,诗人的每一首童话诗中,都塑造有儿童心目中所谓的“好人”和“坏人”。对前者,诗的字里行间总是透出热情的溢美之辞;而对后者,则充满了强烈的憎恶之情。正是由于普希金强烈分明的爱憎,其童话诗作总是“好人”赢得了胜利,而“坏人”则以失败或死亡而告终。如《神父和他的长工巴尔达的故事》中的巴尔达与神父,《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中的金鱼与老太婆等。不难想象,当小读者读到巴尔达在贪婪吝啬的神父脑门上弹了三下而使“老家伙变成了大傻瓜”时;读到贪得无厌、凶狠狂妄的老太婆“眼前还是原来那座小茅屋”,“面前还是那只破木盆”时;读到“突然她认出,这是鲁斯兰!于是美人投入了公爵的怀抱……”时,他们是怎样的兴高采烈,拍手叫好。小读者们便在潜移默化之中被灌输了何为善何为恶,以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是非观。 

2.幻想世界丰富而优美 

儿童最富于幻想,这是由他们这个年龄段的心理特征决定的,因而童话必须富于幻想色彩。古今中外的童话作品,往往都是借动物、植物或仙幻世界的构思来反映人类社会,让小读者从那些奇异的童话世界里看到人和人的生活,受到启发,受到教育。[2](p242)普希金的童话诗中所描写的幻想世界尤其丰富而优美。在《神父和他的长工巴尔达的故事》中,当神父听从了他老婆的诡计,让勤劳、善良的巴尔达去找小鬼讨债时,连巴尔达本人也“心里不由得犯了难”。此时,小读者们肯定也会替他捏一把汗。然而巴尔达并没有退缩,他“坐到大海边,一面搓着草绳一面思量”,只见“他把绳子的一头抛进大海,然后握住它使劲地搅动,于是一个老魔鬼从海里钻出来”。这一幻想,完全符合小读者的心里所想:他们多么希望此时有人帮“好人”巴尔达一把呀。之后,又连续几个回合,叙写了巴尔达和魔鬼们斗智斗勇:先是“老魔鬼哭丧着脸苦苦求情”,继而“差来的鬼怪钻出水面”,要和巴尔达“绕着大海跑一圈,看谁的腿长跑得快”。失败后,“老魔鬼又一次伤透了脑筋,这时巴尔达却又在大声鼓噪,使得整个大海东摇西晃,掀起了滚滚巨浪洪涛”。此时,“小鬼忽又钻出水面”,提出“任你随便选一个目标,谁把棍子仍得最远,谁就把全部年金拿走”。这一回,还未正式比赛,小鬼们就被巴尔达要把棍子扔到乌云上面的话给吓回去了。而巴尔达仍是穷追不舍,又“用绳子搅得魔鬼不得安宁”。他们终于求饶了,巴尔达却不答应了,提出比一比看谁能把那匹马高高举起。当然,还是巴尔达凭智慧赢得了胜利。就这样,来来往往数个回合,最终“魔鬼们围成一圈,只得凑足了满满一袋钱,还替巴尔达把袋子扛上肩”。这里的幻想描写,不仅使故事情节曲折离奇,引人入胜,而且让小读者们看到了“好人”遇到困难时总是有人帮,最终必定胜利的事实。再如,在《勇士和天鹅公主的故事》中,诗人这样写道:“海上有一个小岛,岛上有一座城堡,城中有宫殿和教堂,还有花园和楼房,有棵云杉长在花园中央。树下的水晶房间,一只温驯的松鼠住在里边,那小东西实在讨人喜欢。……这座岛上人人富裕,没有贫困没有哀伤。人民安居乐业,礼貌相让。”显然,这是诗人对美好理想和愿望的追求而产生的丰富想象,而让一个无比美好的世外桃源展现在小读者眼前。在表现形式上,诗人则采取了重叠反复的手法,把这一美好的岛国多次展现在小读者面前,就更加强烈地激励了小读者对这种理想王国和美好生活的渴求。这样,诗人就在小读者幼小的心灵里建造了一个美好的理想国度,并使之不懈地去追求。 

3.故事情节离奇而曲折 

众所周知,儿童不仅富于幻想,而且好奇心也很强。因此,童话既要有幻想,又要有极强的故事性,尤其是那些离奇而又曲折的故事情节,以紧紧抓住小读者的阅读心理,引起他们浓厚的兴趣。普希金的童话诗作,既有短篇的,如《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又有长篇巨作,如《鲁斯兰和柳德米拉》。无论是短篇抑或长篇巨作,其故事情节均离奇而曲折。上述提到的巴尔达和海里的魔鬼斗智斗勇的情节,既是幻想,情节又很离奇曲折,这是短篇。至于场面宏大的《鲁斯兰和柳德米拉》,故事情节更是跌宕起伏,大起大落,极富变化,离奇而曲折的程度令人叫绝。这里,我们不妨以其耳熟能详的短篇《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为例,来阐释这一观点。“从前有个老头儿带着他的老婆,住在那蓝色的大海边”。这是典型的童话故事的开头,平实而又 自然 。但是,当老头有一次下海撒网,网到一条金鱼又放归大海后,离奇曲折的故事便开始了。那情节轨迹是这样的:老头回家告知老太婆金鱼的事,她一听就骂,让老头向金鱼要一只洗衣盆——老头再次来到大海边,向金鱼提出请求——得到新洗衣盆后,老太婆骂得更凶,提出要一座木屋——老头第三次来到大海边,再次向金鱼提出请求——有了新木屋后,老太婆还是破口大骂,提出她要成为世袭的贵妇人,住进豪华的高楼大厦——老头第四次来到大海边,又一次向金鱼提出请求——住进金碧辉煌的高楼,成为贵妇人两个星期后,老太婆又提出要做至高无上的女王——老头迫于无奈,第五次来到大海边,再一次向金鱼提出请求——成为女王两个星期后,老太婆又提出要金鱼亲自为她服务——老头第六次来到大海边,又再次向小金鱼提出请求——老头回到家后,一切又恢复到原样。诗人通过这些曲曲折折的一个又一个离奇的情节,加之拟人化的描写和形象的比喻,笔锋直指当时的沙皇统治——当人民要求改善生活时,他都可以满足,但当人民要求拥有权力时,他非便不给,还将已经给予的统统收回,将人民重新打入地狱。因此,俄国人民不能指望沙皇让他们做国家的主人。小读者结合普希金生活的时代背景,就会理解作者的良苦用心。 

 

三、结语 

 

普希金是伟大的,普希金的童话诗作品是伟大的。从写作方法讲,它不仅具有鲜明的童话色彩,而且其中所蕴含的深刻的思想内容发人深思,读后令人回味无穷。所以引导青少年阅读普希金的童话诗,不仅可以使他们从中获得美的享受,而且可以对他们进行深刻的思想 教育 和崇高的道德教育。 

 

参考 文献 : 

[1]朱锡强,陈传金,张粉梅,袁昌尧,张忠民编写.外国 历史 大事纪年[m].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3,第一版. 

普希金诗选篇5

首先，从作者来说，都是中央文史研究馆的馆员。文史馆是毛主席、周总理倡导下成立的，积聚了我国文史界的一些饱学之士，他们都有着深厚的国学功底和丰富的阅历。这支作者队伍是许多诗词汇编无法比拟的。

其次，从内容来说，无论是抒情、怀古，还是感悟、记事，都是作者真情实感的反映。《缀英集》所选诗词时间跨度大，反映了100多年来祖国、民族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即使是一些个人抒怀的作品，实际上也是当时社会生活的一种反映。不少作品在我国诗词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

第三，从格律来说，《缀英集》编选说明讲到，“入选旧体诗词一般要求符合格律，但不以精严为准”。我看了《缀英集》后感到，人选诗词格律要求是严格的。这与现在有些诗词汇编名为中华诗词但又不太讲究格律有明显不同。

最后，从版式来说，《缀英集》的装订、印刷也非常精美。在此也对线装书局表示祝贺!

总之，《缀英集》的出版，既是我国诗词界的一件大事和喜事，也是出版界的一件大事和喜事。

我多次讲过，自己只是一个中华诗词的业余爱好者，或者说是一个中华诗词的“票友”。上中学的时候，一两角钱买了一本王力先生的《诗词格律浅说》，是我的启蒙读物。后来陆续有一些习作。在夫人和友人的怂恿下，也出了一本小集子。在这个过程中，我得到了很多诗界学长、诗友的指点和帮助。比如，前年我曾经专门拜访过袁行霈馆长，他给我很大的帮助，鼓励我写诗一定写出自己的风格，在国家经济发展第一线工作就要写出能够反映一线工作的重大题材。这对我鼓励很大。我还请教过入声字怎么处理的问题，袁先生也给我出了主意。今年抗震救灾期间，跟总理五次到灾区，感触很深，真有一种不吐不快的感觉，写了《抗震组诗(十首)》。草就后，我将诗寄给袁行霈、沈鹏、郑伯农、周笃文、杨金亭等老先生和胡振民等同志。他们非常认真给我提了很多建设性的修改意见，我觉得提得都很好。只举一个例子，第五首是《国旗半垂》，其中有两句原来是：“八万同胞一瞬殁，天何糊涂天之罪”。一瞬间八万人遇难了，老天爷怎么这么糊涂啊，犯了这么大罪过。袁先生建议把最后几个字改成“天何糊涂人何罪”。这两个字确实改得很好。我希望以后在座的和不在座的学长、诗友对我有更大的帮助。

当前，中华诗词在沉寂了一个时期后，已经从复苏走向复兴。这是一个历史的必然。首先这是中华诗词自身的魅力所在。中华诗词是以汉字为文字载体的诗歌。汉字本身是人类的伟大发明。它是有“四声”的方块字，把语言和音乐、字形和字义、文字与图画等绝妙地结合起来，这是以拼音为特征的其他文字所不可比拟的。发挥中国汉字这个特有优势写出的格律诗。具有内在的魅力，其内涵之深、形式之简、音韵之美、数量之多、普及之广、流传之久、影响之大，是许多其他文学形式难以同时具备的，也是世界上用其他文字创作的诗歌难以比拟的。中华诗词的复兴，以毛主席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诗词大家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同时也有在座和不在座的中华诗词界同仁们的努力和奉献。现在全国中华诗词作者队伍有几百万之众，学诗、读诗、背诗、懂诗的更以亿计。全球学习汉语的热潮此起彼伏，学习汉语必然要学习中华诗词，体验汉语的魅力。我们对中华诗词发展的势头感到由衷的高兴。

在看到中华诗词发展的同时，也要有危机感。我多次呼吁，要认真反思“新体诗”走过的道路。老一代的诗人创作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新体诗，我们这一代人是朗诵着这些新体诗长大的。然而一个时期以来，不是说没有好的新体诗，但许多新体诗越来越远离读者、远离大众。一些新体诗杂志订阅量急剧下降。格律诗要从中吸取经验教训。现在每年发表的格律诗达几十万首，但是会不会在繁荣过后也走下坡路，应该警惕。这次四川汶川大地震期间，新体诗发生了“井喷”现象，一下子涌现出一大批像《孩子，快抓住妈妈的手》的新诗，感人之深、数量之多、速度之快、影响之大，也是空前的。希望新体诗的这种势头继续保持下去。与之相比，格律诗则稍逊一筹了。这是不是也值得中华诗词界认真思考呢？所以，进一步研究诗词包括新体诗和旧体诗的发展现状、问题和趋势是非常必要的。经过比较从中可以找出规律性的东西。

我曾在其他会议上提出发展和繁荣中华诗词要处理好五个关系，即：继承和创新的关系，普及和提高的关系，新体诗和旧体诗的关系，诗人和大众的关系，做诗和做人的关系。我希望诗界朋友们为中华诗词的发展和繁荣，深入地研究这些问题。这里。我仅就继承和创新的关系谈一点想法。我认为有两个“千万不能”。一是“千万不能丢掉传统”。丢掉传统，不讲基本格律，中华诗词就不成其为中华诗词，就会自我“异化”为别的文学形式，比如说成为散文诗、顺口溜或者其他，虽然形式上还是“七言”、“五言”、“某某词牌”等，但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为此，建议加强对诗词格律基本知识的普及工作，多搞一些大众化的讲座，多做一些培训、教育、宣传普及方面的工作。二是“千万不能没有创新”。没有创新。中华诗词就会丧失活力，就会脱离时代、生活和大众，也会被“边缘化”。丢掉传统而自我“异化”，与没有创新而被“边缘化”，二者殊途同归，都会使中华诗词丧失生命力。

处理好继承和创新的关系，一个重要方面是要正确处理诗词格律问题。刚才我已经谈了，既然要作格律诗，就要符合基本格律，不讲格律，就不是格律诗，但在这个前提下也要与时俱进。比如，在“音韵”上，有主张严守“平水韵”的，也有主张用“新声韵”的。我赞成中华诗词学会主张的“知古倡今”。“平水韵”至今已七八百年了，七八百年来语音已发生了很大变化。普通话已成主流。如果一味固守“平水韵”，有些诗词用“平水韵”读朗朗上口，但用普通话读会很拗口，中华诗词就会失去众多读者。随着语音变化倡导“新声韵”有其必然性。但又必须“知古”，如果不懂得“平水韵”，就不能很好地欣赏中华古典诗词之美。唐诗宋词很多入声字用得非常好，用现代语音就读不出韵味来，在“平仄格式”上，我主张“求正容变”。所谓“求正”，就是要尽可能严格地按照包括平仄、对仗等格律规则创作诗词。因为这些是前人经过千锤百炼，充分发挥了汉字的特有功能而提炼出的，是一个“黄金”格律，不能把美的东西丢掉。但也应“容变”，即在基本守律的前提下允许有“变格”。实际上很多诗词大家包括李白、杜甫，很多诗词名篇，“变格”也不是个别的。一位老先生曾说，有些诗，情真味浓，虽偶有失律亦能感动读者，不失为好诗；反之，则虽完全合律，亦属下品。我赞成这种说法。总之，我认为在音韵上要“知古倡今”，在格式上要“求正容变”。当然，所谓“创新”。不仅指在音韵、格式等形式上要与时俱进，更重要的是指在内容上要与时俱进：中华诗词必须也能够反映时代的精神风貌，反映当代人的情感和生活。

普希金诗选篇6

关键词： 古希腊 “模仿论” 美学价值 生命意识

一

赫拉克利特（前530―约前470）是西方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哲学的奠基者。他用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研究艺术和美，首先提出“艺术模仿自然”的论点。他说：“自然是由联合对立物造成最初的和谐，而不是联合同类的东西。艺术也是这样造成和谐的，显然是由于模仿自然。”［1］他观察生活中的绘画和音乐，认为画面上的颜色、线条都来自于自然，它能够呈现出与原物相似的形象；音乐则是将高、低、长、短的自然声音组合成一个和谐的曲调。因此，赫拉克利特的“模仿”，不仅仅是自然的简单再现，它还内涵了对模仿规律的探索。他认为“差异的东西相会合，从不同的因素产生最美的和谐，一切都起于斗争。”［2］艺术是相互排斥的东西结合在一起，就可以构成和谐的效果。“模仿”不是简单的再现，它是建立在人类无数次实践后，对自然的认知和理解之上的，体现了人类对自然的超越，在模仿的世界中发现了自然的规律和人类的精神内容。

德谟克利特（前460―约前370）是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古代原子论的创立者。他遵循“文艺模仿自然”的观念，他说：“从蜘蛛我们学会了织布和缝补；从燕子学会了造房子；从天鹅和黄莺等歌唱的鸟学会了歌唱。”［3］他的“模仿”自然，重在“自然”对人的启发性，根据人的实践需要，人们对自然的意蕴进行有意的发掘和创造。因此，艺术作为人模仿创造的对象存在，重在展现人的主观精神创造，自然是启发人创造的媒介，人类在创造的世界中感觉到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他认为“任何艺术都不能不经研究而获得”，［4］在这里，“研究”包含了对模仿对象的认知和探索，要求文艺真实的模仿生活中的好人，并认为模仿坏人是一种“恶劣的行为”；模仿好人可以给生活中的人以教化，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人的品质的提高。他要求艺术家不断加强自己的主观修养，在实践中训练自己的艺术技巧，因为“一句言语常常比黄金更有效”；艺术技巧可以增强艺术的表达效果。

德谟克利特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从研究自然向研究社会过度的哲学家。他提出追求和创造美“是一种神圣心灵的标志”，审美创造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之一，为欧洲后来的美学研究确立了基本的方向。

二

苏格拉底（前469-前399）是西方早期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他遵循当时流行的“艺术模仿自然”的观念，认为艺术通过描写眼睛、姿态等外在的东西，以表现人物“精神方面的特质”，以展现出人物的心境、情感、思想等内容。艺术家在观察和体验生活的基础上，才能够创造出美的艺术。他比德谟克利特的“模仿论”更具体，更深化，也更具有操作性。苏格拉底提出要创造“美的形象”，“如果你想画出美的形象，却又很难找到一个人身体各部分都很完美，你是否从许多中选择，把每个人最美的部分集中起来，使全体中每一部分都美呢？”［5］在这里，苏格拉底的“模仿论”已经包含了艺术家对生活有意识、有目的的选择、加工和改造，以创造出符合审美需要的艺术形象，它内蕴了早期“典型化”的文艺思想。

柏拉图（前427―前347）是古希腊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他认为世界的本源是“理式”，它是一种超时空、非物质、永恒不灭的“本体”，是现实世界“事物的原型”，内蕴了世界的“普遍规律”和“绝对真理”等。在他看来，人要获得知识，认识真理，感觉经验是靠不住的，只能通过灵魂对“理式”世界的回忆和领悟，才能够得到真正的知识和真理。柏拉图以此为基础，改造了古希腊以来的“模仿论”，认为“文艺是自然的模仿”，这个“自然”是以“理式”为基础的“自然”，“理式”具有第一性，“自然”是第二性，自然是“理式”的“摹本”。文艺模仿自然，只能模仿事物的“外形”，不能表现事物的“本质”，是一种虚假真理的模仿，文艺是“影子的影子”，“摹本的摹本”，“和真理隔了三层”，是不真实的。

柏拉图贬低艺术模仿自然就像生活中的照镜子，他说，“你马上就可以试一试，拿一面镜子四面八方的旋转，你就马上造出太阳、星辰、大地、你自己，其他动物、器具、草木以及我们刚才提到的一切东西。”［6］他认为文艺模仿只是对客观事物外貌的一次又一次的复现，是不能模仿到事物的“实体”。“模仿只是一种玩艺，并不是什么正经事。”［7］柏拉图“理式论”的出发点是唯心的，但他丰富和发展了古希腊早期的模仿说，揭示了文艺反映生活这一真理。

柏拉图要求艺术不但要表现个别事物的外形，还要表现事物内在的共性，为“典型论”的认识提供了新思路。

三

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是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自然科学家，西方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奠基者。他以“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为人生目标，批判地继承并总结了古希腊以来的文艺模仿论，认为“史诗和悲剧、喜剧和酒神颂，以及大部双管箫乐和竖琴乐――这一切实际上是模仿。”［8］亚里士多德区分了职业技艺和美的艺术，如史诗、音乐、绘画等是“模仿的艺术”，认为一切美的艺术都是“模仿”，而不是柏拉图所说的来自灵感和灵魂的回忆。他提出只有具体存在的事物才是“第一实体”，是艺术模仿的对象，在此基础上，艺术家可以通过对生活的认知和理解，创造出能够包含真理的艺术品。亚里士多德对“自然”的意义进行了改造，从外在物质自然转向了社会生活中人的自然的行动，认为艺术模仿的对象是“行动中的人”，是人的性格、感受行动和生活事实，他使“人的行动”成为艺术关注的核心。他认为艺术模仿创造的对象是普遍和特殊的统一，它内蕴了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本质。

亚里士多德对诗和历史进行比较，认为诗比历史更富有哲学意味。在《诗学》第九章中说：“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历史学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9］认为历史所写的是个别业已发生的事情，而诗所写的是带有普遍性的事，更能显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更真实，诗的价值高于历史的价值。

亚里士多德对诗和哲学进行比较，认为诗通过个别体现一般，通过特殊表现普遍，有哲学的意味，但不同于哲学。他说：“即便是医学或自然哲学的论著，如果用‘韵文’写成，习惯也称这种论著的作者为‘诗人’，但是荷马与恩柏多克利除所用的格律之外，并无共同之处，称前者为‘诗人’是合适的，至于后者，与其称为‘诗人’，毋宁称为‘自然哲学家’。”［10］可以看出，诗和哲学不仅是形式上的差别，更重要的是内容上的区别。诗要表现普遍，但诗人不能舍弃具体的人和事，而要像荷马那样，通过“典型化”了的人和事把普遍性的意义显示出来，是借助艺术形象反映生活的道理。而哲学则是通过概念、判断和推理的方式，以抽象思维来完成对生活本质的认识。前者是在形象中内蕴了真理，后者则是在概念中包含了真理。亚里士多德抛弃了柏拉图“理式”模仿论中的不合理部分，对它进行了批判性的改造，把文艺模仿活动建立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肯定了现实世界的真实性，而艺术反映生活过程中的“典型性”创造，是对人生规律性的探索，是创造真理的过程。

在《诗学》第二十五章里，他认为：“诗人既然和画家与其他造型艺术家一样，是一个模仿者，那么他必须模仿下列三种对象之一：过去有的或现在有的事、传说中的或人们相信的事、应当有的事。”［11］亚里士多德总结了古希腊以来文艺创作的基本经验，提出艺术模仿的这三种对象，实际上是三种创作方法，它们或是偏重于再现，或是偏重于表现，或是偏重于再现与表现的统一。在这里，亚里士多德认为主观与客观相统一是最理想的艺术创作方法。

在《诗学》第二十五章中，他说“如果以对事实不忠实为理由来批评诗人的描述，诗人就会这样回答：这是照事物应该有的样子描述的――正如索福克勒斯说他自己描写的人物是按照他们应当有的样子，而欧力彼得斯描写人物却按照他们本来的样子”，“从诗的要求来看，一种合情合理的不可能总比不合情不合理的可能较好。”［12］因为“写不可能的事”是诗的积极“创造”。他反对消极的模仿，社会道德是生活行为的准则，但诗人需要用艺术的标准来选择、加工和改造生活。他认为“合情合理的不可能”描写，虽不是生活中实有的人和事，但它却符合事物的规律，具有必然性；“不合情不合理的可能”，只是描写了事物表面的、偶然的业已发生的事情，但它却不能显示事物的普遍性和本质规律。因此，艺术的模仿必然是一种创造。他说：“诗的艺术与其说是疯狂人的事业，毋宁说是天才的人的事业，因为前者不正常，后者很灵敏。”［13］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天才，是指富有模仿和创造能力的人，而模仿的过程就是这种人“心之理性的生产”，也只有他们才能创造出显示真理的艺术作品。在本质上，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论”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对自己生命创造力的肯定和自我生命意识的不断觉醒。

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是古希腊进步文艺思想的结晶，它代表了古希腊唯物主义文艺思想的最高成就，在继承和发展古希腊的“模仿论”中，破除了古希腊在文艺本质认识过程中的一些神秘观念，具有古代唯物主义的光辉，引导和规范了欧洲文艺理论发展的基本内容和方向。

参考文献：

［1］列宁.哲学笔记（俄文版）：318.

［2］［12］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35，74-75.

［3］［4］［9］［11］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5：64-65，80.

［5］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转引自伽立特《美的诸哲学》（朱光潜译），1993，牛津版：120.

［6］［7］柏拉图著.朱光潜译.柏拉图文艺对话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65，74.

［8］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全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VOL9：338.

［10］［13］亚里士多德著.罗念生译.诗学.诗学诗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5-6，56.

普希金诗选篇7

关键词：经济状况；性格

中图分类号：I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02-0103-01

普希金（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Пушкин,1799～1837）是19世纪俄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主要代表，俄国伟大的诗人、小说家，同时也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作为一部诗体长篇小说，《Евгений Онегин》描绘了极其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他彻底摒弃了古典主义对“低级现实”的歧视，矫正了浪漫主义对奇特环境和想象世界的过分热衷。诚然，普希金在小说中着笔最多的是他自己最熟悉的贵族阶级的生活风习，但笔触所及又不限于此。各社会阶层的日常生活，国家的经济文化状况都在小说中得到真实而又生动地反映。小说中对当时俄国的经济情况进行了描写，并阐释了造成奥涅金性格忧郁的原因。

在十八世纪末期，资本主义就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直到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俄国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往来越来越密切，印度人运来璀璨的珍珠、欧洲人带来冒牌的美酒，大小商船扬帆来往，斯拉夫人，法国、西班牙、亚美尼亚的居民，希腊人，困苦的摩尔达维亚百姓，埃及土地上生长的子民。各国人民来到俄罗斯做买卖，进行贸易往来。三十至四十年代伏尔加河流域的主要河流上普遍行驶着轮船，就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交通工具，人们可以运货、去别的国家经商。在这样一个经济环境下，人们开始精于计算，渴望新到的货色、美酒等，人们的思想意识也在逐渐的发生变化，不再是古板，守旧，也在接受新的思想，思想变的开放起来。彼得堡是俄罗斯的首都，它是俄罗斯最繁华的城市，经济发展最快的城市，是所有最新消息的集散地。它的发展状况是最能反映当时俄罗斯人们（贵族青年、商人小贩、老一代人）生活的情况，言语的变化、思想意识的改变，以及当时国家经济制度的变革。夜晚的彼得堡满城都在举行宴会，青年们衣着讲究，新鲜艳丽，吃喝玩乐，贵族青年游手好闲，无所事事，找不到生活的意义，只是沉浸在奢侈豪华的宴会、酒席之中。他们穿的是上等布料做成的衣服，吃的是法国名厨做的外国菜，在高等饭店举行宴席，所有用的一切都是好的。而白天，商人们、小贩们、送奶的女孩，她们都早早的起来工作，辛勤劳动，没有夜晚那糜烂的生活，有的却是新的、充满生机活力的气息。这些商人小贩等小角色却代表着俄国社会正在发展前进，他们为自己的生计而奔波劳累，他们是时代的觉醒者，他们的足迹验证了彼得堡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虚伪的，而是带有一点儿生命气息的真实的生命体。因此，阶级关系的不同，生产资料的不同，等级制度的不同，都会影响到一个人的生活。

当时俄国贵族青年们都过着奢侈豪华的生活，奥涅金也不例外。而要能过上这等好的生活，靠的却又是相当大的经济基础。如果没有贸易的发展，何来时髦的服饰，化妆品，何来的香水、陶瓷、各种剪刀、洗刷指甲的刷子。也许我们从这里隐约能够看到奥涅金及其同时代的贵族青年的确是受到了一些西方思想的影响。从奥涅金个人举止上来看，他每次都在反复换着衣服，修指甲、照镜子、化妆。而这些却是以往俄罗斯男人从没有过的举动。奥涅金经常出入舞会宴会，剧场，生活放荡，毫无节制。通过对奥涅金生活习性的描写，正说明奥涅金一代的青年人正经受着思想意识变化、经济基础所带给他们物质享受的阶段。当时贵族青年们仍然摆脱不掉上流社会的生活，他们已经习惯于上流社会的生活。这些经济状况为揭示奥涅金性格中的经济因素提供了社会经济基础。在当时的俄国，农奴制经济是俄国沙皇专制制度的基础。经济会影响每一个人。

在奥涅金的身上时时刻刻都会看到作者的影子。奥涅金在怀疑、彷徨，普希金也在怀疑和彷徨，思想意识在逐步的变化，作者的思想也在随之变化。经济因素在奥涅金的性格中已经有所体现。

参考文献：

[1]曹靖华主编.俄国文学史[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2]冯春译.普希金作品选[M]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1989,(5).

普希金诗选篇8

一、从以《圣经》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中寻找创作素材

《圣经》是西方基督教的经典作品之一，圣经故事既有寓言故事、神话传说，又有短篇小说、诗歌、杂文，还有演讲、书信，以及布道等众多内容。圣经故事语言明快，极富感染力，它的体裁众多，表现手法也多种多样、丰富多彩，从象征到隐喻，从夸张到讽刺，以及双关等，不胜枚举。我们在阅读英国文学作品时，时常会发现它们在很多方面或多或少，或隐或显，都不同程度地与基督教的《圣经》的故事有联系。例如英国著名作家弥尔顿创作了许多不朽的作品，而他的大部分作品从选材上来看，均取材于《圣经》故事，其中有《基督的降生》、《力士参孙》、《失乐园》以及《复乐园》，等等。英国的其他作家，如拜伦的《该隐》、柯尔立奇的《该隐的流徙》等作品均取自于《创世纪》。这些取材于《圣经》故事的文学作品为“拉斐尔前派”画家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绘画创作素材和绘画创作灵感。亨特曾经创作了一幅具有深刻宗教寓意的作品，命名为《世界之光》。这幅作品被著名的英国艺术评论家罗斯金称赞为“最崇高的宗教艺术作品之一”[1]。在这幅作品的画面上，左边是一扇紧闭着的大门，大门上锈迹斑斑，大门的四周都被一些藤蔓和丛生的野草缠绕着。这扇锈迹斑斑的大门象征着人类彼此之间深深的隔阂的心灵之门。在这个黎明前的最幽暗的夜里，耶稣手里举着一支点燃了的蜡烛来到了这荒芜的大门前，他举起手试图叩开这扇大门，去履行他的神圣的职责，开启那一扇人类内心深处的、紧闭着的心灵之门。在这宁静的夜晚，耶稣身上穿着的长衫显得格外的纯洁和高贵。他头上那个神秘的、耀眼的光晕和他手中高举着的、明亮而又温馨的烛光似乎是在为世人点亮那支拯救黑暗中的灵魂的希望之灯。整幅画面沉浸在一片安宁而深沉的气氛之中，在这个神秘的氛围中夹杂着一丝丝的孤寂和惆怅，整幅作品深刻地表现出画家内心深处失望与希望交织并存的复杂而又矛盾的心理状态。米莱斯也曾画过一幅著名的宗教题材的绘画作品，命名为《鸽子返回方舟》。这幅作品以《圣经》故事里的大洪水和诺亚方舟的故事为创作题材，但是作品中的人物造型却具有强烈的当代感。这幅画的内容十分单，主题也非常明确，画家刻画了鸽子在返回方舟后被深感欣慰的两个美丽的少女小心翼翼地捧在手里的一个感人的情景。画面中，鸽子身上清晰可见的、凌乱的羽毛掉落在了两个女孩的身上，这个细微的情节揭示出鸽子经历过漫长而又艰辛的旅程，而女孩从鸽子嘴里取出的橄榄枝象征着劫难之后的希望与重生。米莱斯在这幅作品刻画和渲染出一种清教徒式的非常坦然和淡然的氛围，而在两个美丽的女孩身上则弥漫着一种感恩似的喜悦，但是这种喜悦似乎来得有些沉重，让人深深地品味出生命的艰辛历程和光明的来之不易。米莱斯的《鸽子返回方舟》不仅表现了米莱斯对人类命运深刻地反思，同时也反映出米莱斯内心深处一种宿命式的、伤感的情绪。综上所述，“拉斐尔前派”画家们以圣经故事为题材创作的作品，色彩富于装饰性，在构图上能处理复杂的生活场面，画面中包含着深刻的哲理寓意和淡淡的悲剧气氛，“拉斐尔前派”的绘画作品完美地再现了对文学作品的视觉诠释。

二、从以希腊神话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中寻找创作素材

希腊神话在英国文学史上同样具有深刻而又长远的影响。从欧洲的文艺复兴开始，希腊神话在英国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一时间，英国的作家、诗人和画家纷纷以希腊神话故事作为自己创作的题材，这些文学家和艺术家创作出许多著名的享誉世界的作品。例如莎士比亚以希腊神话故事作为题材创作了著名的悲剧《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长篇叙事诗《维纳斯与阿多尼斯》；英国的著名诗人弥耳顿创作了诗歌《科马斯》，虽然整首诗的篇幅并不长，但是这首诗中却提到了30多个希腊神话的人物。在这些英国文学作品的影响下，“拉斐尔前派”画家们喜欢从以希腊神话为题材的英国文学作品中寻找创作灵感，常常把希腊神话中的丘比特、维纳斯和美杜莎等作为描绘的对象，对英国文学作品中的希腊神话故事进行再次诠释。如伯恩•琼斯的《丘比特与普绪客》，维纳斯因妒忌普绪客的美貌，派丘比特加害普绪客，而丘比特却爱上了普绪客，这幅作品描绘了丘比特第一次见到普绪客的情景，温柔娴静的普绪客卧于大理石浴池边，睡姿优美，背景中的玫瑰增加了画面的抒情意味。亚瑟•休斯的画作《美杜莎的头》，其创作题材同样来源于希腊神话。美杜莎是希腊神话中的蛇发女妖三姐妹之一，居住在遥远的西方，是海神福耳库斯的女儿，任何人直接看到美杜莎都会变成石头。这幅作品描绘了宙斯和珀耳修斯通过水井的反射向埃塞尔比亚公主展示美杜莎的头的情景。罗塞蒂的画作《维纳斯》中描绘了一手拿苹果一手拿金箭的女性形象，取材于希腊神话中掌管爱的女神维纳斯。“拉斐尔前派”画家们以希腊神话为题材创作的绘画，画面上往往有戏剧性的情节或文学的叙事性，体现了画家高超的绘画技巧，但也往往流露出不自然的做作成分。

三、从骑士文学中寻找创作素材

骑士文学，可以说是欧洲的一种精神文化现象，也可以说它体现的是欧洲封建时代的理想化的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骑士文学通常采用传奇的体裁，即幻想小说和非现实的叙事诗，常常以忠君、行侠和护教作为创作的内容，以英雄与美人、恋爱与冒险作为创作的题材，还喜欢采用自由、浪漫和即兴的创作方式来完成创作。“拉斐尔前派”画家们尤其喜欢从英国骑士文学作品中找寻绘画创作的灵感，代表性的作品有亨特的《夏洛特》，它主要取材于19世纪英国桂冠诗人丁尼生的长诗《国王之歌》。这首长诗描述的是英国中世纪的一位君主亚瑟王的一段传奇故事。诗中，美丽的少女夏洛特不惜生命，为爱义无反顾，她和莎士比亚笔下的美丽少女奥菲莉娅一样成为“拉斐尔前派”的画家们热衷描绘和歌咏的对象。据说，亨特经过10年漫长的努力才完成《夏洛特》的创作。作品描绘了夏洛特试图走到窗前看蓝斯洛时被众多的丝线缠绕的情景，夏洛特不甘心被束缚而奋力挣扎，犹如站在烈焰上跳舞。亨特的这幅作品生动地表现了美丽的少女夏洛特对爱情义无反顾的勇气和勇敢无畏的斗争精神，画面的色彩非常鲜艳，具有强烈动感的人物造型突出地表现了夏洛特为了爱情而勇敢抗争的精神，整幅画面营造出非常浓郁的悲剧氛围。伯恩•琼斯的《仁慈的骑士》的题材来源于一个发生于11世纪的传奇故事，故事的主人公约翰宽容地原谅了他的敌人。画面描述约翰正接受基督的吻，表明他的行为感动了神明。此外，还有约翰•梅尔休伊什•斯特拉德威克的画作《伊莲》，取材于英国诗人丁尼生的诗歌《国王之歌》中的第八章《朗斯洛与伊莲》。佩尔斯国王的女儿伊莲与前来探访的亚瑟王的骑士朗斯洛相识。伊莲要求朗斯洛让她随行，侍奉左右，遭到拒绝，因为朗斯洛已有钟情之人。伊莲的家人都劝她放弃对朗斯洛的痴情，但伊莲决定自杀以表明心迹。伊莲的故事也是“拉斐尔前派”画家喜欢的题材。“拉斐尔前派”画家们以英国的骑士文学为素材创作的绘画，都带有抑郁的情调与装饰性的风格，作品中充满了浪漫主义的神秘情绪。

四、从诗歌中寻找创作素材

普希金诗选篇9

韩作荣：“浪漫”，对于诗歌本身而言，已是古老的诗歌观念了。当然，诗不大容易得到读者的关注，确也因为物质消费的膨胀性力量主宰了世界，人的心灵荒芜，文化的泛娱乐化，已使“运思的人越少，诗人越寂寞”。其实，岂止是诗歌，几乎所有的高雅艺术的境遇都好不到哪里去。譬如京剧、芭蕾舞，已经到了需要国家抢救、保护的地步。诗歌与流行歌曲、小说与故事、散文与酒桌上流行的段子等不同，因为后者与大众有一种天然的血缘关系。由于种种原因，文人写作和高雅艺术与大众的沟通确有某种隔阂。日本小说家大江健三郎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前，日本民众并不知道本国有这样一位作家；俄罗斯人称普希金提高了俄国民众的审美素质；而惠特曼则讲“惟其存在着伟大的读者，伟大的诗歌才有产生的可能”。看来，真正的好作品若能获更多的人认识，真正有权威的让民众信赖的“伟大的读者”的作用也是相当重要的，但我们缺失这样的“读者”，或者说有，也未被信赖。

记者：诗人自身难道没有问题吗？

韩作荣：当然，这种状况的出现，也有着诗本身的问题。诗写得过于“小围之化”，一地鸡毛，琐碎平庸，和大众的需求和心理期待相去甚远；或者只重题材、内容的重大，却丧失了诗应有的艺术品格，读者不理睬这样的诗。不过，我仍然认为，诗有病，还源于社会病。冷漠、猜疑、过度的自我中心隔绝了人心，以及渴望和贪婪替代了精神追寻，是诗无法发达的社会原因。一个社会，没有比缺乏信仰更可怕的事情了。一个社会缺少什么的时候就是最需要什么的时候，人需要审美来陶冶自己的灵魂，只要情感不灭绝，人的心灵还需要抚慰，诗便不会消亡。

记者：在这个娱乐至上的时代，诗歌与诗人、事件甚至丑闻等捆绑在一起似乎才能让人留意到，如庸诗榜甚至有一些粗口诗歌。您认为诗人必须这样调整诗歌的路数才能复兴？那些诗歌是诗歌吗？

韩作荣：这样的丑闻只能糟蹋诗。诗歌事件与炒作的几首“非诗”，隐蔽了当下新诗的本来面目，平时不读诗的读者以为这样的“口水诗”就是当下新诗的水准，这是极大的误解。“庸诗榜”的出台，我相信发起者出自纯净诗坛的良苦用心，应当说也是一种严肃的举动。可诗实在是个说不清楚的事，而每个写诗、爱诗的人都会有自己的一个排行榜，且大体都不会相同。在我看来，不同写作方式中的作品都有上品和次品之分，用一种诗观去衡量另一种的写作，有如面对一扇门一样，本来往里轻轻一拉就能打开，可你只管往外推，自然不得要领。事实上，入了好诗类的诗，有的亦无反响；进了庸诗榜的诗，有的却被《诗选刊》选载，并被选入年度好诗的选本之中。当然，对于不读诗、只看榜单的人则是另一回事了。

记者：您认为诗歌的前景如何？

韩作荣：关于诗歌的前景，我觉得不必悲观，只要人还有精神需求，诗便不会死亡。当然，目前诗在期刊以及网络上大批的刊登，每年不下十万首，但这么多诗，恐怕绝大多数都是平庸之作。好诗是由选本流传的，唐诗共有五万余首，选本只有三百首，真正流传的不过几十首。尽管目前的诗是新诗发展的最好时期之一，诗人对诗与现实、诗与艺术的理解和对汉语的把握日渐精微和成熟。我认为，诗在常态中生存着。一个国家，需要多少军队、医生、律师、教师，多少工人、农民、总经理和公务员，都有一个相应的数量，而科学家、诗人、艺术家都不会太多，因真正创造文化的只能是极少数人。

（选自《羊城晚报》，有删改）

1. 韩作荣认为诗歌不受读者关注的原因有哪些？（4分）

答：

2. 韩作荣列举大江健三郎、普希金、惠特曼等作家的例子，其目的是什么？（4分）

答：

3. 韩作荣对“庸诗榜”的出台持怎样的态度？请分点作概括。（4分）

答：

普希金诗选篇10

关键词：普希金 “多余人” 奥涅金

一、引言

普希金是俄国19世纪杰出的诗人，俄国文学的奠基人，俄罗斯民族诗歌和俄罗斯文学语言的创造者。他出身于古老的莫斯科贵族家庭，母亲是年幼时来自非洲、受彼得大帝宠爱的军人汉尼拔的孙女。特殊的家庭环境造就了普希金卓越的艺术才能，在学生时代就以“皇村学校诗人”而闻名。普希金一生著作颇丰，且大多被人们广为传颂，被誉为“俄国文学之始祖”。1825年，俄国发生了十二月党人起义，他昔日的许多同窗好友加入了这次起义。不幸的是，这次起义遭到镇压，最终以失败告终。在起义发生前后几年时间里，普希金以现实生活为主要内容，写成具有强烈时代气息和民族性的长篇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这是俄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现实主义小说，别林斯基称其为“俄国生活的百科全书”。

小说描写贵族青年奥涅金对都市上流社会的空虚感到失望和无聊，因继承伯父遗产来到乡村，乡村生活同样使他感到无味。在这期间，他拒绝了达吉雅娜对他的纯真爱情，又因无足轻重的小事引发与好友连斯基的决斗并杀死了好友，随后出外漫游逃避社会。几年后他回到彼得堡，见到已成为社交名媛的贵妇人达吉雅娜，他疯狂追求达吉雅娜，后者拒绝了他的狂热追求。这部诗体小说成功塑造了奥涅金、达吉雅娜、连斯基等几位典型人物以及他们的典型性格，通过对这些人物的塑造深刻地反映了俄国19世纪早期的重大社会问题，即进步的贵族知识分子与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诗人对同名主人公“奥涅金”的塑造最为成功，开创了俄国文学中“多余人”形象的始祖。作为进步的贵族青年，奥涅金不满现实，要求改革；但在物质生活和所受教育的影响下，他又与腐朽的贵族地主阶级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远离人民，不务实际，具有典型的“多余人”性格，终究酿成他人生的悲剧。

二、“多余人”定义

“多余人”这个名称出自屠格涅夫的《多余人日记》，是19世纪俄国文学中贵族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他们有一定教养，自命清高，不愿与上流社会同流合污，想过有意义的生活，但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缺乏生活目的，远离人民，精神空虚，性格忧郁、彷徨，无所作为，在俄国文学史上被称为‘多余人’”。（葛桂录，2007：159）19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许多俄国作家都以“多余人”作为自己作品的主人公。这一系列人物相互联结，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多余人”形象系列，生动地再现了近代俄国解放运动第一阶段的贵族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经历。（葛桂录，2007：199）　“多余人”形象系列之始是普希金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奥涅金。

三、奥涅金“多余人”特征分析

（一）贵族出身

多余人是19世纪俄国进步贵族知识分子的典型。他们出身名门望族，从小受的是贵族教育，接受了某些西方文明的影响，有较高的智慧和教养，在精神和道德上具有优越意识。（李赋宁，2001：134）

作品开头，普希金就为我们讲述了奥涅金的身世。在具体描写奥涅金的贵族出身时，普希金这样写道：“我的这位好朋友，叶甫盖尼，他正就诞生在涅瓦河畔，在那儿您或许显耀过一番。”“他父亲曾居过高官显位……他每年办三次家庭舞会。”（《叶甫盖尼・奥涅金》译本，1985：9）贵族出身使奥涅金不仅物质生活条件优越，最为关键的是他还是他“所有亲族的继承人”。虽然他父亲生性挥霍，“荡尽了家产”，死后什么也没给奥涅金留下。但父亲刚死不久，“年迈的伯父即将寿终正寝”，给他留下了巨额财富。他伯父的“庭院里奴仆成群”，伯父名下的“工厂、森林、土地、河流，一切都归他全权所有”。（《叶甫盖尼・奥涅金》译本，1985：47-48）这些巨额财富使他不仅衣食无忧，还使得他有资本穿梭于虚荣的上流社会。

奥涅金家境优裕，从童年起就给他请了专门的外国教师，让他接受外国教育。“起初一位Madame把他伺候，后来一位Monsieur前来代替”，从外国家庭教师身上，他了解并接受了部分西方思想。奥涅金长大成人后，“头发剪成最时髦的式样，衣着和伦敦的dandy一般，他终于在社交界抛头露面”。就此，他正式地加入上流社会圈，学会了上流社会中盛行的敷衍与虚伪。奥涅金聪明而有智慧，“他拥有一种幸运的才干，善于侃侃而谈，从容不迫、不痛不痒地说天道地”，他会拉丁文，很多古籍经典他“全都记得，说来如数家珍”。在这个圈子里，奥涅金虽进入不久，却有老练的手腕，“无论是写信或是说话，法语都使用得非常纯熟，会轻盈灵巧地跳玛祖卡舞，鞠起躬来姿态也颇为潇洒”，（《叶甫盖尼？奥涅金》译本，1985：10）故而赢得了社交界的一致好评。

（二）典型的“多余人”性格特征

俄国19世纪文学作品中的一系列“多余人”大多属于俄国贵族进步青年，他们出身贵族，熟悉上流社会。另一方面，他们接受了某些西方文明思想，能觉察到俄国愚昧落后的现实，憎恶俄国国内专制制度，试图与这种社会划清界限。但由于自身的阶级局限，他们软弱无力，心智疲惫，言行脱节，耽于幻想，缺乏行动能力，无法与生活中的恶正面抗争，不能对社会做出积极贡献，自私自利，造就了典型的“多余人”矛盾性格。

奥涅金家世显赫，从小耳濡目染上流社会中的种种行头，故成人后能从容应对上流社会的各种场合，驾轻就熟。为此，普希金写道：“他过早地学会以假当真，会隐瞒希望，也会忌妒，会让你死心，也会让你相信”，“他多么善于花样翻新，逗引无邪的心不胜惊异，用现成的绝望来吓唬人”，“他很早就懂得怎样老练的风流娘儿们的心”。（《叶甫盖尼・奥涅金》译本，1985：14-16）刚开始，上流社会中豪华的场面、盛大的宴会、丰盛的美餐、华丽的服装等深深吸引了奥涅金，他乐此不疲地迎合这些场面。“往往，当他还在床上高卧，已有人送来了一些短简……共有三家人请他去赴宴：又是舞会，又是给孩子做生日，我的浪荡公子去哪里才是？究竟先去谁家？这没关系，每一家全走到也来得及……”奥涅金就这样一度沉湎于上流的社交生活。（崔宝衡，1985：361）随着岁月悄无声息地划过，奥涅金看穿了花花上流社会，他再也感受不到快乐与刺激，“情感在他心中早已僵冷，他早已厌弃社交界的喧嚷”，上流社会里的任何事物“打动不了他的心弦，目前的一切他都看不上眼”，厌倦之情油然而生。

觉察到上流社会现实生活中的尔虞我诈、虚伪奉承、表里不一，奥涅金疲惫了，厌倦了，“他如今已退出花天酒地，闭门家中坐，深居简出”，期望做一番像样的事业，有所成就。他逃离了让他感到厌倦的圈子，退回到自己的小天地里，实现自己的愿望，可是他的理想与他的实际行动差距很大。奥涅金像个隐士一般，深居独处，对所有事物都漠不关心，一天到晚“哈欠不止”，“他想写点儿东西――只是不懈的劳动他感到难挨，他笔下一个字也写不出来”，当他想“坐下来――想学点别人的聪明……读来读去，什么道理也读不出来”，只感到自己灵魂的空寂。他也曾一度想从事农事改革，“制定出一套新的条款”，但他思想朦胧，缺乏锐进精神，半途而废，最后一事无成。

（三）与人民的关系

“多余人”系列人物往往有根深蒂固的阶级偏见，无法和广大人民站在一起，远离社会生活和人民，彷徨苦闷，无所作为，患有“忧郁病”，从而成为一个多余的人。

奥涅金蔑视贵族社会，不愿出任任何公职，但又无力摆脱贵族生活环境及恶习，无法与上流社会彻底决裂，被世人视为“怪人”。（李赋宁，2001：134）这种“怪”性突出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涉及他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关系上，第二方面涉及他与能融入且代表人民的好友――连斯基的关系上。奥涅金刚住进他伯父所管辖的乡村时，当地人很敬重他，“起初大家也常登门拜访”他，但“每当马路上传来他们乡下马车的辚辚声响”，他总是骑马“从后门悄悄地溜之大吉”。奥涅金的此种行为让大家很难堪，长此以往，他与人民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与人民的联系也越来越淡，最后与人民之间“的交情就此中断”。他就成了大家眼中的“怪人”、不知好歹的“狂人”。而好友连斯基与他恰好相反，连斯基深入人民，如鱼得水，与广大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深受人民的爱戴。当连斯基代达吉雅娜家人邀请奥涅金参加达吉雅娜的命名日聚会时，他很不情愿答应，认为参加的人都是“乌七八糟的一群”人。命名日晚会上，由于自身的阶级偏见与自以为是的恶习，奥涅金看不惯在场的任何人，他人的谈话在他眼中全都庸俗不堪，故而非常生气，起了报复之心。因此，奥涅金故意连斯基的未婚妻――达吉雅娜的妹妹，他的行为使在场所有人惊讶。奥涅金的过火行为惹怒了连斯基，使得后者忍无可忍，向他提出了决斗。这场夺命的决斗原本可以避免，毕竟他们是相知的好友。但奥涅金头脑中残余的愚昧思想使得他觉得：不决斗就是懦弱的表现，会被世人耻笑。就这样，年轻而友善的连斯基倒在了他的面前，一个鲜活的生命就此结束，奥涅金与代表人民的纽带彻底断裂，成为与人民格格不入的“多余人”。

四、结语

普希金塑造的奥涅金开创了19世纪俄国现实主义文学中“多余人”系列的先河。以奥涅金为首、具有典型性格与特征的一系列多余人，真实反映了俄国现实社会问题，促进了俄国人民思想意识的觉醒，预示了俄国文学新时代的到来。

参考文献

[1]　崔宝衡，任子峰.外国文学名篇选读（上）[M].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

[2]　葛桂录.外国文学学习指南[M].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

[3]　李赋宁.欧洲文学史（第二卷）[M].商务印书馆，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