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秀华十篇

余秀华篇1

其实，睡你和被你睡是差不多的，无非是，

两具肉体碰撞的力，无非是这力催开的花朵，

无非是这花朵虚拟出的春天让我们误以为生命被重新打开，

大半个中国，什么都在发生：火山在喷，河流在枯，

一些不被关心的政治犯和流民，

一路在枪口的麋鹿和丹顶鹤，

我是穿过枪林弹雨去睡你，

我是把无数的黑夜摁进一个黎明去睡你，

我是无数个我奔跑成一个我去睡你，

当然我也会被一些蝴蝶带入歧途，

把一些赞美当成春天，

把一个和横店类似的村庄当成故乡，

而它们，

都是我去睡你必不可少的理由。

余秀华篇2

关键词：余秀华；现代性；困惑；焦虑；伤痛

一、余秀华诗歌中的现代性因素之一：困惑

第一，不用语言表达的困惑。不用语言表达，仅仅只是通过动作的描绘，就能够让人领会到这种困惑的存在。正如她在《向天空挥手的人》中所写到的那样：“风把她的裙子吹得很高，像一朵年华/随时倾塌/突然，她举起了手，向天空挥动/一直挥动。直到一棵树把她挡住”。手向天空挥动是一个十分具有仪式感的动作，但是这种富于仪式感的动作是不知因而何来的“突然”而起的。她的悲伤是无所从来的，一切动作、情景无不勾勒出了一个令人困惑的景象――这悲伤从何而来、这挥动是为了什么。正是因为有了向天空挥手的动作，才将这种困惑表达得透彻，她自己困惑、读者也困惑。

第二，炼字表达困惑。一个“怔”字，表达传神，正如“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这里的困惑也是“怔不知所起，一怔再怔”。这个“怔”字出现在她的诗歌《后山黄昏》之中：“一个人坐到满天星宿，说：我们回去/一棵草怔了很久/在若有若无的风里/扭动了一下”。

草学会了思考，因而才会“怔”了很久，草思考的是什么，这令人困惑，而更加困惑的是它还怔了很久，直到风吹来才扭动了一下。是诗人自己的困惑感染了草，还是草的困惑被诗人发现，这是一个“庄周梦蝶”的循环，在这个循环中，始终挥之不去那种困惑感。

第三，提问表达困惑。这些问题在《一只乌鸦正从身体里飞出》：“问题是一只乌鸦飞出后，身体去了哪里/问题是原地等待是不是一种主动的趋近/问题是一只乌鸦飞出以后，再无法认领它的黑/――不相信夜的人有犯罪的前科/最后的问题是一副身体不知道乌鸦/飞回来的时刻”。这只乌鸦象征着什么，又为什么会从身体里飞出，飞出之后又将去向哪里。这一系列问题就像一个未知而迷人的谜团一样，它困惑着诗人也困惑着每一个读诗的人。

二、余秀华诗歌中的现代性因素之二：焦虑

（一）来自时间的焦虑

焦虑的一个来由就是感受到了时间的转瞬即逝、瞬息万变，在这样流动的时光中抓不住任何东西，一想到这里，焦虑就油然而生。在《今夜，我特别想你》中，余秀华写到这样的句子：“只是一想到你，世界在明亮的光晕里倒退/一些我们以为永恒的，包括时间/都不堪一击/我哭。但是我信任这样的短暂/因为你也在这样的短暂里/急匆匆地把你土地的一平方米/掏给我”。

诗人明确写到了时间的短暂，思念一个人的感情引动诗人对于时间短暂的审视，因为短暂而焦虑，所以哭了。然而，诗人的高明之处在于，尽管是处在这种焦虑中，诗人还是选择就将自己交付给这样短暂的光阴，栖身于这样转瞬即逝的时光中，一切的交流都是迅捷的，只因“你”也生活在这样短暂的、留不住的时光中。无论是诗人还是诗人所思念之人，甚至是诗歌之外的每一个读者，无一不是活在这样短暂易逝的时光中，只是或许没有发觉，而被诗人发现，所以诗人焦虑，所以现代性就在诗人的焦虑中跃然纸上。

（二）来自言说的焦虑

中国古人早就发出无数关于“言不尽意”的慨叹，而余秀华也敏锐地体会到言说的无力，她认为这种言说是“荒凉”的，诗人对于这种焦虑的表达也浸润着难以言说的复杂感情。这种焦虑之感在《掩埋》中表达地十分透彻：“那些花终于不再开了：如虚构的潮水退去/土地呈现本色：荒凉啊/荒凉的爱，荒凉的表达和身体里的次序/唉，一说到爱，就有濒临死亡的危险/除此，没有第二条表达途径/――她对这肉体和灵魂又一次不满/如同一次地震，让一个人死去，让一个人活着/让第三个人从废墟里诞生/她亦生亦死/唉，我什么也表达不了/危险的是这样的夜晚拒绝危险/发生”

这首诗中充满着无数的隐喻，很容易让人联想起艾略特的《荒原》，只不过《荒原》想表现的是现代人的精神失落，这首诗想表现的却是一种“失语”状态，即人无法通过言说来表达自己。“花”的意象泛指语言可以表达的一切事物，或者构筑的一切存在之物。当这朵“花”不再开的时候，语言构筑的世界如同退潮的海水，出海底的地表――荒凉的地表。荒凉的地表指涉的是语言背后无法触及的人的思想。只有爱可以超越表达的荒凉，然而这样的爱是危险的，因为它冲击了语言的秩序。但是，困锁于语言囚笼的人们除了爱没有第二条途径去突破这种言说的局限。诗人发现了这样的困局，所以她才会对这灵与肉表达不满。地震的隐喻更加明晰，天翻地覆，现有的境遇被完全颠覆，新的言说方式诞生。但在此之前，人们无法表达，因为言说的局限和语言的秩序过于强大，它拒绝任何敢于挑衅的情况发生。这在诗人看来才是真正的危险，言说无法触及人之思想的局限。

三、余秀华诗歌中的现代性因素之三：伤痛

（一）肉体上的伤痛体验

在《五月之末》中，余秀华这样写道：“一朵花开够了就凋谢，但是我不能/――衰老是多么残酷的一件事情，我竟如重刑犯/保持缄默”。她以一朵花短暂而绚丽的一生来衬托自己漫长而沉重的生命。衰老是每个人都必然面对的生命体验，生老病死，自然规律，而诗人却形容自己诗歌“重刑犯”，为什么”？是不是意味着诗人自身残疾的境况就是一副枷锁，使得她对于自己的生命都无法发声，所以只得保持沉默。对于自身生命的把握和清晰认知，对于自己身体的隐性书写，在夹杂着伤痛的验中，诗人表达出对自己生命状态的清晰认知，因而愈发沉痛，伤痛也愈发明晰。

（二）精神上的伤痛体验

肉体上的伤痛只是余秀华诗歌中的一部分，精神上的伤痛，才是她诗歌中表现更加明显的现代性因素。在《你只需活着》中，她对于活着的伤痛体验明显是精神上的：“要说幸福，这恰恰是，刚刚好。/而我却一直深怀哀伤。如此隐匿，而我自己也说不出口的/活着，如一截影子，从天空落进水里/一辈子子一起的人无法相爱，独自成活/是谁无法让我们对这样的人生说：不！”。

这是活着的、精神层面的痛苦。一截从天空落进水里的影子，形单影只、孤独寂寞，这是身为一个人在精神上的孤独。然而，更为痛苦的还在这之后，那就是这样的人生竟然是一个无法拒绝的人生，而只能选择默默承受。面临这种痛苦的人生境遇而无法采取任何行动，只能逆来顺受地活着，这才是真正的痛苦。

（三）情感上的伤痛体验体验

在《我想迟一点再写到它……》中，余秀华这样写：“我想迟一点写到一个人，迟一点抬头看见星空/我想让这心中的块垒再重一点，直到塌下，粉碎我/多么绝望啊：我遇见了最好的/却不能给出一句赞美”。这种伤痛来自于无法自由表达对于美好事物的赞美，这对于热爱生活、热爱美好事物的人来说，无异于是一种酷刑，所以诗人才会发出“多么绝望啊”的感叹。的确，与最好的擦身而过却只能默默离去，这种体验就是一种伤痛，由此可见余秀华对于伤痛的捕捉是何等细腻。

参考文献：

[1]余秀华.摇摇晃晃的人间：余秀华诗选[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5.

[2]余秀华.月光落在左手上：余秀华诗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3][法]安托瓦纳・贡巴尼翁，许钧译.现代性的五个悖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余秀华篇3

老实说，余秀华的形象从视觉上几乎颠覆了我们所有关于“女诗人”的想象。她一点也不优雅，甚至不免粗鲁；她一点也不含蓄，甚至口无遮拦；她不像风中之烛那样孱弱，和丈夫、母亲吵起架来，她滔滔不绝地骂脏话，愤愤不平地用脚踹门，气呼呼地喘着粗气，每一瞬间都更像是一个莽撞无礼的泼妇。然而，在一个静止的画面中，她坐在一张摇摇欲坠的破桌子前，用蜷曲的手指断断续续地敲击着电脑键盘，背景处，是一群咕咕叫着悠闲觅食的母鸡。这样一幅“女诗人”的肖像，让人们过往所有的刻板印象破碎一地。

假如没有那些被字幕镌刻在银幕上的短促的诗句，眼前的余秀华就只是一个身有残疾，且言谈举止有些神经质的农妇。她独自一人，蹲在农家院落里剖鱼、洗衣，她铡草饲养兔子，摇摇晃晃地走在乡间的土路上。她身体的姿态跌跌撞撞，说话的声音吞吞吐吐。她的容颜、表情、衣着、发型不仅毫无美感，甚至不免有些粗鄙凌乱和张牙舞爪。这个时候，你忽然与她的诗句不期而遇――

巴巴地活着，

每天打水，煮饭，按时吃药，

阳光好的时候就把自己放进去，

像放一块陈皮……

那感觉，就像疏阔的夜空划过一颗流星，就像浑浊的泥塘里绽出一朵剔透的莲花――那本是一种极不和谐，甚至尖锐割裂的画面，如同凝脂一般的皮肤上出现一道渗血的伤口。

也许这就是导演用影像带给观众的一种独特经验，他把一些彼此对立冲撞的元素，毫无因由地拼贴搅拌在一起，让它们互相角力、撕扯，并以此营造出一道关于个体生命的奇观，然后再毫无掩饰，直不楞登地呈现给观众，让他们诧异地睁大双眼，看到了一个特立独行，又的余秀华。我敢说，如果仅仅用耳朵去聆听，我们的体验应该会更典雅一些、柔和一些。可是，一旦我们张开双眼，直视眼前这位笑得肆无忌惮、龇牙咧嘴的妇人，我们会立刻感到方寸大乱，就如同把林黛玉和刘姥姥硬生生地合二为一。

如果从纯文学的角度，你会认为余秀华的写作策略，是一种对她粗鄙现实生活的典雅化。她的粗鲁和“三俗”一旦被转换成“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的文字，她的面目就像被美图秀秀磨过皮一样，忽然变成了一种文学品格上的率真、质朴和惊世骇俗。

其实，从余秀华的角度，这种粗鲁、率直远非仅仅是一种文字的趣味，那也是她抵御和反抗生活困境的一种特殊方式。就如同生长在茫茫荒原上的一棵树，假如没有比别人更加健硕顽强的躯干，想必早就在风刀霜剑的催逼下零落成泥。余秀华绝不是李清照或林黛玉，也绝不是那些举止优雅、衣着考究，接受过良好文学训练，频繁出现在各种沙龙聚会、朗读舞台上的文青名媛。她受困于残疾的身体，无可选择地只能同泥巴杂草，牛羊鸡鸭生活在一起。在她的世界里，不需要那些司空见惯惠风和畅式的社交礼仪。或许，扯开嗓门大声吆喝，用乡野粗话骂骂咧咧才是她最天然最纯粹的说话方式。

余秀华篇4

1976年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委常委，负责抓捕“”上海余党。

1976年10月，“”被拘捕后，上海的“”余党企图发动武装暴乱。在这样的背景下，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委常委的海军上将苏振华临危受命，带领工作组去了上海……

上海余党准备发动武装叛乱

粉碎“”的第二天，即1976年10月7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有上海、江苏、山东、湖北4省市和南京、武汉、济南3军区负责人参加的第一批打招呼会议，出席这次打招呼会议的中央领导有华国峰、、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苏振华、倪志福。会议由主持。

与会人员对中央除掉“”的果断措施都很振奋，表示完全拥护。只有马天水如闻晴天霹雳，他斗胆提出，4位领导是不是篡党夺权？为什么一定要抓起来隔离审查？甚至还要求见见他们，希望中央宽大处理……

早在逝世后，就派人送信给马天水以及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王秀珍，指示要准备接受“严重考验”，并告知“上海有大考验，要打大仗”。因此，徐景贤、王秀珍10月7日接到马天水密告“”出事的消息后，立即于10月8日开始准备发动武装叛乱的行动。

10月10日，徐景贤、王秀珍接到立即到北京参加打招呼会议的中央通知，他们慌手慌脚赶赴北京。

中央驻沪部队进入战备状态

1976年10月12日，中央最后形成了决议，以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三人为领导核心成立接管上海的中央工作小组。

10月20日晚，中央工作组乘坐专机降落在虹桥机场1号停机坪。苏振华不动声色，带领中央工作组在“”余党武装布控的监视下顺利进驻海军上海基地司令部。

当时，上海群众自发举行游行示威，“”中形成的一些造反派头头，乘机拉队伍，搞串联，试图东山再起。不少流氓、地痞混在群众队伍中搞打、砸、抢，企图制造混乱。而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在返沪后，于10月15日、19日连续两次向中央发出告急电话，宣称将采取措施镇压群众的自发活动。

10月20日深夜，由中央办公厅正式通知马天水等人，告知由苏振华、倪志福、彭冲领导的中央工作组已经到达上海。这一通知让马天水等3人惊呆了。

为防不测，苏振华特地把政委廖汉生同志请到上海，随行人员有副参谋长张挺。廖汉生政委当即决定张挺副参谋长留在上海，抽调人员进驻上海警备区，驻沪部队进入战备状态。

在中央政策范围之内，苏振华对“”余党区分性质，使顽固分子噤若寒蝉。同时调动部队严加防范，迫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1976年10月26日，中央任命苏振华为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

7个原市委常委被隔离审查

苏振华等领导反复研究，决定从原上海市委常委人手，彻底查清“”在上海的帮派体系和罪行。从10月27日起一连数日，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在上海锦江饭店亲自坐镇，召开上海市委常委会，让原市委书记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和常委张敬标、冯国柱、王少庸等人必须参加，自己交代，互相揭发有关发动武装叛乱的问题。这次会议决定对参与武装叛乱拒不交代，民愤极大的7个常委交上海警备区监护，实行隔离审查，对有所交代，但罪行深重的陈阿大等6人送回原单位监护，专案审查。

余秀华篇5

关键词：余华 《在细雨中呼喊》 母亲形象

《在细雨中呼喊》是余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对于余华的创作生涯有着重要意义，评论家普遍认为这部小说体现着余华由先锋向现实的回归，是余华创作风格转型的标志。近年来对于《在细雨中呼喊》研究主要涉及了小说中的恐惧主题、苦难主题、成长主题，而对于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特别是女性人物形象缺乏鞭辟入里的分析。本文选取了母亲形象的塑造这一角度去研究《在细雨中呼喊》这部小说，以孙母、李秀英、冯玉清这三位母亲为代表研究她们的个性，总结她们的共性，探讨这些母亲形象背后体现出作者的情感和价值取向以及现实意义。

一.孙母：温顺愚昧的母亲

《在细雨中呼喊》的主人公孙光林的亲生母亲，在这里我们简称孙母。正如许许多多默默辛勤劳作、默默承受苦难的母亲一样，这位母亲最大的特点就是温顺。这位生活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乡村的母亲，她的温顺首先表现在她心甘情愿地成为家庭和丈夫的一件“工具”——劳动的工具、泄欲的工具和传宗接代的工具。她不仅每天要勤劳地在田间耕作，而且还要温顺地满足丈夫随意的性要求，生育更是她作为女人责无旁贷的任务之一。

孙母的温顺还突出体现在她对丈夫的态度上。她的丈夫孙广才是一名彻头彻尾的乡村无赖。他贪婪好色、残暴嚣张。当孙广才大模大样地出入何寡妇家时，母亲没有表现出对丈夫的丝毫不满，而是选择了忍气吞声，装作若无其事；当她与何寡妇打架，被何寡妇骑在身上痛打后，她也没有指责罪魁祸首的父亲，而是向一个已经死去的儿子求救：“要是孙光明还活着，她饶不了你。”母亲唯一的一次反抗是在她临死之际，这个一生都沉默寡言的女人，大声喊叫着、罗列着被丈夫偷运到寡妇家中的物件，而这反抗是如此地无力。

可悲的是在男权社会中，她的思维方式也被同化，虽然生育了三个儿子，但在长子为重的传统观念支配下，她看重长子，喜欢哥哥孙光平。二儿子孙光林则在很多时候被她忽略。小说中写到孙光林考取大学后，母亲的表现：“在我临走的那些日子，母亲总是不安地看着我哥哥，她更希望的是我哥哥去上大学。她知道一旦大学毕业就能够成为城里人了。”[1]可见孙母既是男权社会的受害者，又是一个不自觉的被同化者。

二.李秀英：病态的母亲

孙光林的养母李秀英是一个典型的病妇形象，她脸色苍白、终日有气无力。小说描写了孙光林和她初次见面的场景，首先是她居住的环境，她的房间里有许多小凳子，上面摆着众多的内衣内裤。她所做的就是移动凳子，好让那些色彩纷呈的内衣始终沐浴着阳光。这一描写揭示了李秀英压抑的生活空间和乏味的生活状态。接着是她的外貌描写，突出了她的眼睛和声音：“当她向我转过脸来，我看到了一双大而空洞的眼睛”、“很细的声音，像一根线穿过针眼一样穿过我的耳朵”。[2]这些描写则让人很容易联想到“病”和李秀英的关系。

小说刻画李秀英这一人物主要是通过写她的“病”。小说写到她对于空气湿度的敏感。每天早晨“她从印着蓝花的布蚊帐里伸出一只手，像是抚摸着什么东西似的抚摸着空气，以此来检验这刚刚到来的一天是否有些潮湿”以及在那些阴雨连绵的日子，她就会发烧不止，躺在床上哼哼唧唧。小说还写到她对于风的惧怕：“李秀英是一个真正弱不禁风的女人，她告诉我风是最坏的东西，它把尘土、病菌，以及难闻的气味吹来吹去，让人死去。她把风说得那么可怕，使我在童年的印象中，风有着青面獠牙的模样，在黑夜里爬上我的窗户把玻璃磨得沙沙乱响。”

三.冯玉青：屈辱的母亲

鲁鲁的母亲冯玉青是一个被侮辱的、被损害的母亲。曾经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女子冯玉青不幸失身于乡村无赖王跃进，这似乎是她不幸人生的开端。冯玉青在南门的最后一年里，她的主要经历可以总结为两个字“屈辱”。从她当众执拗地抱着王跃进的腰要求他跟自己去医院检查开始，她在南门的名誉就已经丧失殆尽。没想到，当初占有了她身体的男人，并不想为她负责，还当众羞辱她，之后王跃进还跟别的姑娘结了婚，满怀屈辱的冯玉青则跟着一个货郎逃离开了这个让她充满耻辱的南门。

再次回到故乡的冯玉青领回了五岁的儿子鲁鲁。这次她仍然没有逃脱屈辱的命运，而且堕落得更深了。为了维持母子两人的生计，冯玉青白天洗刷塑料薄膜，晚上开始操持着皮肉生意。饱受屈辱的冯玉青在外貌上也发生了变化，借由主人公孙光林的眼睛描述了一变化“这一刻我清晰地看到了她遭受岁月摧残的脸。脸上的皱纹已经清晰可见，她丧失了青春激情的目光看到我时，就像灰暗的尘土向我漂浮而来”。最后冯玉青和客人交易时被警察抓住送往七桥监狱劳教，儿子鲁鲁则成为了流浪儿。

四.共性：灰暗的母亲群像

虽然《在细雨中呼喊》的母亲形象各有特点，但她们也有共性。首先她们都是家庭中弱势的一方，是受虐的对象，是苦难的承受者。苦难是余华小说中的一个重要主题，研究者富华曾指出余华所叙述的苦难有两个层面上的涵义：“人性之恶”——人物的现实层面上的“生存（命运）之难”和“人世之厄”——人物的生命体验层面上的“存在（灵魂）之苦”[3]。孙母的勤劳、温顺、坚忍、逆来顺受是七十年代农村家庭妇女的缩影。她可以强忍着产后的虚弱和剧烈的疼痛，给在田间干活的丈夫送饭，但换来的却是丈夫的不满的怒吼。她的善良沉默换来的是丈夫一次又一次的背叛，直到自己孤独地死去；苍白虚弱的李秀英不仅要忍受病痛的折磨还要忍受强壮丈夫的“同房”要求，“每隔几天我上床睡觉后，便会听到李秀英的哀求和之声。”最终李秀英的丈夫因欲壑难填而另寻新欢；而冯玉青则一直饱受男人伤害，先是被无赖王跃进欺负，后来又被货郎抛弃。最后她彻底沦为男性的。

其次，对于自己的孩子，她们的母性被压抑，无力给予更多的保护与爱。当儿子孙光平的第一门亲事被父亲荒唐地破坏后，孙母的表现就是“坐在厨房的灶头，用围裙偷偷擦了一天的眼泪”，当儿子们遭受父亲的暴力时，她无力保护自己的孩子免于悲惨的命运；穿一件潮湿内衣就会发烧的李秀英，对于养子孙光林的照顾与爱是极其有限的，她五年间只出过一次家门，更多的时候是在床上躺着。在丈夫王立强死后，李秀英独自回了娘家，抛弃了养子孙光林；生活艰难的冯玉青经常粗暴对待儿子鲁鲁，斥骂追打是家常便饭。最后冯玉青因为被抓，鲁鲁失去了唯一的亲人，成了流浪儿。

五.《在细雨中呼喊》母亲形象的意义

余华《在细雨中呼喊》中的母亲形象书写，反映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农村和乡镇不同生活环境下女性的命运，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女性实际的生存状态。她们的人生命运虽然各不相同，但都笼罩在男权社会的阴影之下，在社会生产、道德价值和日常生活中仍然处于弱势的地位，可以说，“《在细雨中呼喊》所表达的就是令人恐惧的非理性的世界”[4]这个非理性的，令人恐惧的世界在作者所描绘的母亲形象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其次，余华小说中的这些母亲形象还反映了女性自身固有的缺陷。纵观《在细雨中呼喊》中的孙母、李秀英、冯玉青，她们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自身主体意识的缺失或压抑。女性主体意识是指“女性能够自觉地意识并履行自己的历史使命、社会责任、人生义务。又清醒地知道自身的特点，并以独特的方式参与对社会生活的改造，肯定和实现自己的需要与价值”[5]。而余华笔下的母亲们则在生活等各个层面无意识地以男子（丈夫）为中心，自己或者局限家庭的生活空间，或者局限于母亲、妻子这样的附属性角色，缺乏对自我的认识，在潜意识里服从于男性或者一个高于自身主体的“他者”，而只是很温顺般地依从于“他者”给自己的命运安排。她们当面对现实困境的时候，都缺乏改变现实的主观意愿与能动能力，而只是默默地、被动地承受着社会、他人给自己的压迫和伤害。这样的母亲形象充满了悲剧意蕴，令人深思，发人警醒。

参考文献：

[1]余华.在细雨中呼喊[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

[2]余华.在细雨中呼喊[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

[3]富华.人性之恶与人世之厄——余华小说中的苦难叙述[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5）.

[4]王学谦.恐惧：人生、世界的黑色体验[J].名作欣赏，2007（5）.

余秀华篇6

请原谅我还在写诗

坐在诗人余秀华身边，像是遇到一个久违的朋友，谈诗歌谈生活。诗歌创作对常人来说是很难的事，但对余秀华来说却很简单，她的诗是她生活的记录，是写给自己的。她第一次写诗是因为觉得好玩、觉得无聊才写的。因为身体原因不能干农活，在家里生活很无聊，写几行诗会觉得这一天很有意义。最早她把诗发在博客里，后来被大家发现，她也越来越有名。

她说，有时候写诗就是经常练笔，写着写着就出来了，有时候突然写出来一首好诗，连自己都被吓一跳，但是有时候也会虚度过去一天，有时候也会逼迫自己必须写两句诗。正如她自己说的，“我的诗歌只是取悦我自己，与你无关”。

她说写诗很简单，把形容词当动词用，把动词当作形容词来用，多写就是，比如：白云白的浩浩荡荡，你懂得运用就没那么复杂。多多练习就会写诗，但成为一个诗人是要有综合素质的。

现在参加活动比较多，觉得别人好心好意邀请自己，一般都会去。今年写诗不多，她的母亲因为癌症一直在武汉化疗，她一直陪伴母亲在武汉，其实她心中很牵挂母亲，为母亲的病痛着急，但见面只能安慰母亲，母亲却责怪她心狠，我都得癌症了你也不哭？

因为出版了两部诗集，现在生活质量有了提高。只有写诗时才是快乐的，她的第二本诗集《月光落在左手上》预计到年底可以收入20多万元。她说：“我从来也没想过能被大家认可，像做梦一样。”

每一个时辰都是孤独的

见到她的人，很容易让人心生怜悯，但很快就会发现自己错了，外表柔弱的她内心强大而犀利。她并不热衷记者采访，尤其不喜欢那些不懂诗的人问东问西，当她发现记者录音时，立即站起来去卫生间，很久没有出来。中午吃饭时，她孤独地坐着，很少说话。坐在他身边的帅哥有点紧张。她问道：“是不是坐在我身边你吃不下饭呀？”

她讨厌虚伪的人。她说，无论将来如何，她永远不会改变自己的真实。她曾加入好几个微信圈，但因为受不了群里人的发言而全部退群，她说：这些人很无聊！当谈到那首《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睡你》时，她说：有人说这首诗太黄，“睡”是一个多美好的词啊！说完她像个孩子一样笑了起来。

她谈她的生活与困惑，真实而淳朴。19岁时，大她十几岁的丈夫倒插门来到她家，丈夫没有文化，她觉得他不爱她，是因为无家可归才和她结婚的。当时丈夫上门时提的条件是将来她需要看大病时，他不出钱，这句话也一直是她的心结。

他们有一个19岁的儿子正在武汉上大学，她认为丈夫不懂得教育孩子而只是心疼，他们基本也不在一个频道上。丈夫常年在外边打工，做一些很粗的活，每年春节会回来。余秀华说，丈夫在的时候她很压抑，当丈夫不在家时却很轻松，“我会给自己的丈夫最大限度的自由，他也给了我最大限度的自由”。

她说她的诗写自己的生活但也虚构。当记者说不太懂《我养的狗，叫小巫》这首诗时，她开心地说，那是一次和丈夫生气后，骂丈夫的，把丈夫比作小狗。丈夫很生气，说他没有在外边找女人，还要告她呢。说完，她开心地大笑。

孤独一直伴随着她，她用长短的句子来书写一个渴望爱情女子心中的呐喊。她在《婚姻》一诗中写道：

我多么喜欢孤独

喜欢黄昏的时候一个人在河边

洗去身上的伤痕

这辈子做不到的事情，我要写在墓志铭上

余秀华篇7

中华不老城是在老一辈国家领导人的关怀下，由全国老龄委指导、中国老年报社创办的集文化交流、体育健身、旅游观光于一体的大型综艺文化活动。自1992年创办至今，中华不老城伴随着中国老龄化事业的进程，围绕“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的目标，已成功地举办了10届，参加者数百万人，影响波及海内外。已成为长期服务于老龄事业，并经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批准注册的优秀品牌。

武夷山风景秀美，四季如春，作为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地、国内外知名的旅游胜地，是开展中老年文化活动的理想之地。2005年第九届中华不老城举办之时，中国老年报社建立了“中华不老城烟台南山基地”，作为活动的北方基地。今在第十届中华不老城举办之际，建立了南方基地――“中华不老城武夷山基地”。隆重热烈的开幕式上，进行了“中华不老城武夷山基地”的揭碑仪式。

第十届中华不老城以“感受骨肉亲情，同谱和谐篇章，展示时代风采，共融民族文化情”的全新理念走进武夷山，以风情、浪漫、魅力、激情、快乐、健康武夷山为主旨，进行两岸中老年民族民间秧歌、时装、舞蹈、合唱、太极拳、柔力球、门球等文体表演赛，以推进两岸交流，进一步加深两岸中老年人的血脉亲情，展现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

艺术节期间，中国健康教育首席专家万承奎教授作客武夷山，为两岸同胞讲授“21世纪健康新概念”；太极拳五大流派掌门人齐聚武夷山传授养生之道。

余秀华篇8

—永川区红旗小学第三次少代会表彰各项先进

本周星期四上午，永川区红旗小学第三次少代会胜利召开。大会表彰了十位优秀少先队员为“十佳少先队员”，十个优秀中队为“十佳中队”，十名优秀的辅导员为“十佳辅导员”和14名优秀的校外辅导员为“优秀校外辅导员”。

第三次少代会评选出的“十佳中队”分别有：二（三）中队、二（四）中队、三（一）中队、四（一）中队、四（五）中队，五（二）中队、五（三）中队、五（四）中队、六（二）中队、六（四）中队；“十佳辅导员”分别是：李科春、罗其学、张奎、梁波、张英、陈昌菊、涂珍贤、王传西、郑定平、谭子文。唐梓峻、黄俊豪、陈子晗、包一君、邓维西、罗紫烟、邹艾杉、黄丽媛、张振宇、文雅童被评为十佳少先队员。余敏、钟代华、邱彬、谭晓曼、周安军、俞林林、张红梅、张昕、余学艳、吕红霞、张永涛、宋朝梅、罗华利、张琴为优秀校外辅导员。

本次大会中，六（二）中队将“十佳中队”、“十佳辅导员”、“十佳校外辅导员”、“十佳少先队员”全部收入囊中。来到六（二）中队，首先感觉到的就是和睦。六（二）中队有67位活泼可爱、天真烂漫的“小天使”，两位和谐可亲的班妈妈，这是一个生机盎然的乐园。同学们友好相处、共同向上、你追我赶，创造出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打败了许多困难。他们的校外辅导员——罗华利是一个优秀的校外辅导员，让同学们学到了更多学校学不到的知识。他们班妈妈：李科春老师和孙传平老师一心一意教给同学们知识，并给予同学们学习上以及心灵上的帮助。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六（二）中队的成绩在同年级中总是名列前茅，获得了各种各样的优秀的成绩。

（小记者　徐铭浩）

余秀华篇9

近日，第五届傅雷翻译出版奖结果揭晓，仍然是中法评委各占一半，余华亦担任此次荣誉评委。这项由法国大使馆资助的奖自2009年设立以来，一方面奖励着中国每年翻译和出版最优秀的法语图书，另一方面也将更纯正的法国文学带到中国读者的书架上。

傅雷奖评委会主席董强告诉本刊记者，好的翻译应当如同“演奏家”，在“忠实”法语原著的前提下，也要符合中文读者的语言习惯。

2013年

获奖译本：《布罗岱克的报告》、《儿童的世纪 ：旧制度下的儿童和家庭生活》、《论美国的民主》

《布罗岱克的报告》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生在一个小村庄的杀人案为背景，展现愚昧、传统、凶残与文明宽容间的对立。

2012年

获奖译本：《加缪文集》、《第二性》（I、II）

《第二性》是二十世纪女性主义运动的理论基础，其中指出很多问题至今仍是社会的顽疾。

2011年

获奖译本：《青春咖啡馆》、《启蒙运动中的法国》

《启蒙运动中的法国》从文化史的角度考察法国启蒙运动，展示了整个处于社会大转型时期的法国城市文化全景。

2010年

获奖译本：《上学的烦恼》、《加斯东・伽利玛：半个世纪的法国出版史》长篇小说《上学的烦恼》是一本讲述法国教育的顽疾――坏学生的书。作者以亲身经历告诉我们：差生才是最正常的学生。

2009（首届）：

获奖译本：《面具之道》、《蒙田随笔全集》

《蒙田随笔全集》被称为“16世纪各种知识的总汇”，作者米歇尔・德・蒙田是法国文艺复兴后重要的人文主义作家。

余华谈译著

Q：您喜爱阅读译著类作品吗？为什么？余华：译著类作品题材丰富，角度丰富，形式丰富，还有其他丰富。如果只读母语作品，很难去感受文学意义上的真正丰富。Q：比较不公平的是译者通常被人遗忘。请问您对此有何思考？

余华：傅雷没有被人遗忘。很多作家也通常被人遗忘，关键是他们是否足够优秀，无论作者还是译者。

Q：您的作品被译成多国语言 ，请问您对此有何思考？

余华：纯属运气。我走进必定倒霉，可是在文学上我一直运气很好。

Q：在您看来，为什么阅读译著类的作品具有重要性？

余华：开阔眼界。中国有句俗语：不见大海眼不宽。译著类作品是世界上不同的文学汇聚而成，犹如江河汇入大海。

Q：您最喜爱哪一位法国作家？

余华：蒙田，喜爱他的智慧，他的洞察力和幽默感。

Q：您最喜爱法国历史的哪一部分？

余华：喜欢《基督山伯爵》里描写的那个时代，我不清楚具体的时代，只是觉得大仲马的文学让那个时代充满传奇和想象。

余秀华篇10

关键词：传统文化；氛围；师资；评价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灵魂和血脉，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深厚文化根基。在小学阶段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工作，对于陶冶学生情操、培养审美能力、提高学生文化素养至关重要。学校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和主阵地。

一、我校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具体做法

1.打造书香校园，营造氛围

创设浓厚的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氛围，充分利用学校部分宣传栏、班级“文化展板”专栏，专门开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习专栏，介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及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意义、方法等，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获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和熏陶。

2.各班设立班级图书角（书柜由学校统一制作，提供指定位置摆放，各班专人负责管理）

学校鼓励班主任、跟班老师、学生捐献内容健康、适合学生阅读的图书、杂志。定期举行“好书换着看”活动，开辟书源。

3.建立学校传统文化体验室

体验室包括古琴、茶艺、插花、书法、国画、围棋等。利用每周一节传统文化课或校本课程等时间，给学生提供良好的传统文化学习环境，让学生在传统文化体验室亲身体验国学魅力。

4.寓教育于活动中，丰富内涵

把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寓于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每年六一的汇报演出活动中，传统文化板块内容必不可少。如课本剧《狐假虎威》《揠苗助长》，经典诵读《弟子规》《少年中国说》，舞蹈剧中的《说唱脸谱》《春晓》等优秀传统文化节目最受好评。而且，在全县首届师生“经典诵读”比赛中，我校四年级的《少年中国说》获得一等奖，我校两名教师诵读的《明月几时有》也喜获一等奖。优秀传统文化丰富了教育活动内容，提升了教育活动内涵，同时也使优秀传统文化在教育实践活动中得以传承。

二、学校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传统文化教育之教学时间与地点问题

弘扬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重拾民族文化信仰，重树文化灵魂，仅靠在学校的国学经典诵读时间是远远不够的。另外，开展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除学校教学这一主渠道外，还要引导学生走进社会、回归家庭，以家庭生活樵靥澹引导他们回归生活理解历史。

2.传统文化教育之教学内容与方法问题

中华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化，在我们这一代或下一代如何传承，面临着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在急功近利的传承之下掀起的“唐宋诗词热”“国学热”“幼儿读经热”，在热闹之余，也让我们陷入沉思之中。难道流传千年的文化就是“背背诗词”“走走形式”？这样，传统文化与我们的生活不是近了，而是远了，于孩子们的学习不是美了，收获了，而是多余了，负担了。

3.传统文化教育之师资培训问题

传承优秀传统文化需要一支具有良好的教师道德规范、专业技能不断提高、配置日趋合理的教师队伍。但是，目前传统文化教育的师资现状可用“缺、弱、差”三字概括。要锻炼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良、和谐高效的教师队伍任重而道远，这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需要一个过程。

4.传统文化教育之评价方式问题

教学评价是教学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其目的主要是检查和促进教学工作。然而，目前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这方面的评价还存在随意性问题，甚至一些评价者根本就没有标准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