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故鼎新十篇

革故鼎新篇1

1、常熟理工学院在历史传承的基础上，继往开来、革故鼎新，逐步完成了自身的多重转型，走出了一条具有鲜明特色的转型发展之路。

2、最后，在这里，我祝各国能够革故鼎新。

3、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对传统的生产经营、社会管理、消费方式等诸多方面提出了革故鼎新的要求。

4、我们必须革故鼎新，从头开始。

5、1840 - 1901年间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本土运动的历史逻辑表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在近代遭遇的危机是空前和全面的整体性危机，非本土运动所能自救，最终不得不进行全面的革故鼎新，以一种新的政治文化替代之。

6、第三，中国愿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联合国与时俱进，革故鼎新。

7、中华文明历来注重自强不息，不断革故鼎新。

8、作为诗歌革故鼎新的一大法门， “以文为诗”在苏轼手中得到了新拓展。

9、数字化传媒的革故鼎新已成为推动中国文学世纪转型的强大引擎。

10、为革故鼎新，我们既要对其进行深刻检讨和不断改造，还要从观念和制度两个层面上进行长期努力。

11、由于市场参与主体利益的显性化，资本市场运行的生态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过去依赖股权分置为基础的监管理念、监管模式、监管法规、监管对象、监管手段，需要革故鼎新。

革故鼎新篇2

1.品牌创立

2005年，上汽收购了英国罗孚的25型、75型轿车知识产权及技术平台，希望凭借罗孚迅速走向海外市场。然而，罗孚的商标使用权却被宝马掌握在手中。2006年9月，福特汽车与宝马事先约定，打算购走罗孚商标，上汽于是无法购买使用“罗孚”这一品牌。这坚定了上汽发展自有品牌的决心，同时决定先在国内市场上建立起中高端轿车品牌地位，然后逐步拓展海外市场。

2.核心价值

2006年10月，上汽基于罗孚75技术，推出自主品牌“荣威ROEWE”，根据中华传统文化，“荣”取荣誉、殊荣之意，“威”则寓意威望、威仪及尊贵地位，合起来则是“创新殊荣、威仪四海”。英文名“ROEWE”源自德语字根LOEWE，代表狮子。具有纯正英伦轿车基因又融合中国文化特色的中国自主品牌自此诞生。

荣威品牌核心价值是“经典、创新和自主掌控”。“经典”，即延续英伦风范、优雅贵气及绅士品味，坚持造车美学；“创新”，即依托海内外技术中心及研发团队，持续开发新技术、创立新标准，并时刻关注市场变化，以提供更符合消费需求的新产品；“自主掌控”，即塑造国际汽车品牌方向，实现自我驾驭、享受自主生活的梦想。直面全球汽车巨头强势品牌的激烈竞争，令人期待，同时也充满了挑战。

3.核心定位

“荣威”品牌将定位于中高端市场，其目标客户是有知识、有修养，事业发展成功，勇于创新突破，积极向上，追求品味的消费者。“荣威”品牌将为消费者创造出优雅尊贵、自信进取且富有内涵的品牌体验，同时，上汽也力求以基于罗孚75平台核心技术开发而成的“荣威”的首款产品为消费者传递“经典、创新、自主掌控”的产品和服务体验。

第二章创新的营销理念

创新缔造·概念营销

概念营销：所谓概念营销，指企业将市场需求趋势转化为产品项目开发的同时，利用说服与促销，提供近期的消费走向及其相应的产品信息，引起消费者关注与认同，并唤起消费者对新产品期待的一种营销观念或策略。

概念营销着眼于消费者的理性认知与积极情感的结合，通过导入消费新观念来进行产品促销。目的使消费者形成新产品及企业的深刻印象，建立起鲜明的功用概念、特色概念、品牌概念、形象概念、服务概念等，增强企业的竞争性实力。

概念的创新是概念营销的关键点，如果一个概念没有新意，不被消费者认可，那概念营销的效果会大打折扣。

数字武装经典实例：

荣威550的使命是传承荣威品牌，提升消费者对荣威品牌的认知、信任及喜好度，逐渐完善产品系列，满足消费者更多需求，扩大市场占有率，使之成为2008年荣威品牌的主力销售车型，最终完成年度销售任务。荣威550的产品参数已达到B级车的水平，但企业决定采用“高举低打”的战略，让它进入A级车的高端市场。荣威550的品牌定位最终被确定为“D5全时数字轿车”，强调数字化造车的理念，两个支撑点分别为“科技”和“时尚”。荣威550打造了国内自主品牌中级车市场的新标杆。而全时数字轿车的概念也在消费者中得到了很大的认可。这个概念的创立让很多人耳目一新，也让荣威550获得了更多的关注。

紧接着另一个全新的概念被上汽打造出炉，在第十一届北京国际车展上，搭载3G智能网络行车系统的“全时在线中级轿车”——荣威350全球首发上市，并对外公布了5款车型售价。荣威350是上海汽车自主品牌全新A级车战略平台的首款车型，是国内首款信息化汽车，搭载的智能网络行车系统依托联通WCDMA 3G网络，实现信息检索、实时路况导航、电子路书、股票交易和社流等互联应用，开启了汽车的网络互联信息化时代。

荣威策略：利用数字概念的普及为契机全力打造汽车领域的数字概念，让消费者得到耳目一新的感觉。

针对车型：荣威550、荣威350营销方式：概念营销

风险规避：作为自主品牌的后起之秀。把营销着力点放在概念上可谓是另辟蹊径，在此点上荣威品牌可以说是开创先河的，独一份的策略让荣威几乎没有风险。

数字化的应用与全时数字概念、全时在线概念的打造在很短的时间内被众多的消费者所关注，正是因为关注这两个概念，消费者才开始关注荣威品牌，了解荣威的产品，概念的打造开启了荣威面向消费者的窗口，获得了业界的一致好评。

趁热打铁·文化营销

文化营销：文化营销系一组合概念，简单地说，就是利用文化力进行营销，是指企业营销人员及相关人员在企业核心价值观念的影响下，所形成的营销理念，以及所塑造出的营销形象，两者在具体的市场运作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营销模式。

可以使消费者在品牌认知上产生共鸣，可以利用文化极大程度上提高品牌忠诚度，文化营销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手段，效果影响久远。

文化营销有很强的产品局限性，在文化选择上也会让企业举棋不定，不符合产品特点的文化营销往往起到负面效果。

丈量到心经典实例：

《我的团长我的团》、《中国远征军》两部热播电视剧将二战远征军那段历史呈现在了观众面前，趁着余热，荣威W5携手上海纪实频道拍摄了《梦回滇缅》，重走了当年的滇缅公路，揭秘了远征军背后的故事。一部《梦回滇缅》让很多男性观众认识了荣威W5，虽然这辆车并未在片中植入广告，但紧接着丈量960万平方公里活动，却给消费者与媒体更加深入接触W5的机会。

在世界地图上，你可以清晰的看到我国蜿蜒绵长的陆地国界线，勾勒出雄鸡的形状。在长达2.2万余公里的陆地边界上，我国与14个国家接壤，一座座经过测绘学家精准测量坐标的界碑就矗立在国境线上，代表着我国领土的完整。其中，中越边界是我国各条边界中树立界碑最多、密度最大、测量精度最高、测定点位最多的边界线。全线勘定为1450公里，共竖立了1971颗界碑。

2012年7月29日至8月1日，上汽集团旗下的“跨领域专业SUV”荣威W5带领着一众媒体记者开启了2012年新一轮“丈量”活动，此次主题名为“丈量边关 致敬英雄”，从昆明出发，行走920公里，目标是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越边境上的天保口岸，一路途径麻栗坡和老山。

这是一次与众不同的旅行，用脚步与车轮丈量祖国的国界，脑海里那条抽象的边界线，变成脚下坚实的土地。此行并不在于游山玩水，而是用心感受祖国每一寸土地的意义：在老山者阴山故战场，感怀可歌可泣的“老山精神”；在肃穆的麻栗坡烈士陵园，追思那些英勇捐躯的不朽忠魂；探访边防哨卡，慰问那一个个坚守国门，奋战在缉私禁毒第一线的无名英雄。荣威W5这辆民族品牌的SUV，用坚实的足迹与车辙去“担当”一份责任：唤醒那些理应不朽的民族情怀。

荣威策略：利用大的社会环境与消费者的爱国情怀来进行营销是一个无往不利的经典之作。针对车型：荣威W5

营销方式：文化营销

风险规避：荣威W5利用丈量国境这一活动充分展示了W5的性能优势，又在文化与思想上占领了“民族情怀”这一制高点，可以说荣威的策略让自己站到了不败之地。

不是什么样的SUV都能够把中国的国境丈量，这需要优异的性能，不是什么样品牌都有资格去丈量国境，荣威这个属于国人的品牌当然可以。

上纲上线·品位营销

品位营销：品位指对事物有分辨与鉴赏的能力。品位象征着成功人士的社会地位与卓尔不群的生活态度。利用品位进行营销能迅速的与其他品牌差异化，提升自己品牌在消费者心中的地位。

能够迅速摆脱低级别竞争对手的纠缠，体现企业文化、品牌内涵等高端的企业宣传诉求，能够迅速建立起高人一等的定位。

利用品位营销的产品要求很高，品质、质量、档次都是要求极高的，否则将会让消费者嗤之以鼻。

超然品位经典实例：

现今不少的高端品牌钟情于高尔夫运动，因为高尔夫体现了高端品牌与高端人士的品位，但上汽荣威另辟蹊径，多次独家赞助上海斯诺克大师赛，使荣威和斯诺克这两个同样溯源于英伦的经典在中国熠熠生辉。

当中国斯诺克大师丁俊晖出现在赛场之时，得到了国人空前的关注，荣威因势利导，借助明星赛事，运用了与体育营销相结合的方法，使荣威品牌得到了深度的推广，更体现了荣威品牌源于英伦的绅士品位。与其他品牌赞助体育赛事的着眼点不同，荣威更注重运动与品牌结合的产物“品位”，而不是简单的选择一项高雅运动，无论是外在特质还是内涵均与这项绅士运动环环相扣，着重体现荣威品牌的高品位。荣威的目标用户正是这样一群懂得并追求品位，注重生活品质的成功人士，这与斯诺克运动的精神非常契合。使得荣威品牌内涵更加具象化，短时间内获得了消费者的高度认可。

而时尚一直与品位息息相关，自从荣威品牌创立以来，能将汽车与时尚贴合非落户于时尚之都的荣威莫属。荣威产品自上市以来就与服装有了不解之缘，跨界合作的概念被引入到了品牌的时尚之中，荣威的时尚营销初露端倪。之后的每次汽车展示，荣威车模的服装全部都由服装界设计师全力打造，而展台上车模的展示也是设计师新款时装的会。上汽荣威虽然没有雄厚的品牌历史，但与时尚携手打造一种高品位的生活理念使得荣威获得了空前的成功。

荣威策略：源于英伦的定位使得荣威品牌本就与众不同，充分扩大这种与众不同，强化英伦品位是荣威独有的优势。

针对车型：荣威全系车型

营销方式：品位营销

风险规避：通过不同的营销活动来体现荣威品牌的品位，分散了风险，也获得了更多的收益。

英伦定位本就是品位的象征，这是荣威品牌独有的竞争力，把它发扬光大可以体现荣威品牌特有的气质。这也是实现荣威与其他品牌差异化的最佳途径。

革故鼎新篇3

出身显赫，地下躲战乱

我已经很老了，老到记不清很多事情。不过你若想听国博的故事，问我就算问对了。

1939年3月的一天，河南“西北岗”的一些村民把我从土里弄了出来，我这一觉就睡了两千多年。拉起一个体重800多公斤的胖子，他们很是费了一些力气。从他们的眼神里，我知道自己很重要。我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后来我听说，《富春山居图》的主人吴洪裕就是因为太爱它而险些毁了它。然而我毕竟有着完全不同的命运，早在我出土之前，国家博物馆的建设计划已经初具雏形(1912年7月，民国政府在北京设立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而那将是我最终的归宿。

“九·一八”事变后，民国政府下令北平各文物保管单位将重要文物南迁。我则被当地老百姓重新深埋起来。听青铜器专家杜廼松说，“后来实在躲不过去，当地老百姓就用了其他小一点的鼎代替，交到日本人那儿”。

抗战结束以后，1946年7月，政府派兵再次将我挖了出来，安放在“安阳县古物保存委员会”。同年10月六十大寿之际，我被运送到了南京，住进了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

老蒋跑路，大鼎带不动

1948年底，随着解放战争的开展，南京国民政府准备逃往台湾，要求将故宫博物院、中央博物院等地文物精品带走。我不得不与一些朋友道别，其中就包括毛公鼎。

出生于西周晚期的毛公鼎比我年轻，它没有我块头大，但因为出土时极为完整(我出土时有一只耳朵不见了)，肚子里的铭文也是最多的，而被视为稀世珍宝。1920年，美、日列强商贾都垂涎于它，时任北京政府交通总长的叶恭绰知道了这个消息，与其他两人筹资3万元，将它从道胜银行赎了过来，藏进上海的寓所“懿园”。抗战爆发后，苏皖一带很快就被日本人所占领，日本宪兵队到处搜寻它的下落，闹得鸡犬不宁。

话说当时，南京国民政府挑选赴台文物的时候，也很想带上我，只是我太胖、太重了。时间紧迫，他们便选了瘦一些的毛公鼎。后来杜廼松这么感慨：“时间来得及的话肯定是要被运走的，幸亏没有被运走。”你看，这就是身为胖子的好处。总之我留在了南京，后来又入藏了南京博物院。

历史博物馆来了“四宝”

1959年建国十周年“大庆”之际，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大楼在天安门广场东侧落成，成为我国最高历史文化殿堂。就在这一年，我被调拨过来，与从四面八方赶来的大盂鼎、虢季子白盘、四羊方尊胜利会师。

大盂鼎与我一样经历了辗转奔波。它曾被著名的金石收藏家潘祖荫收藏，1937年苏州沦陷后，潘家后人将大盂鼎深埋保存。1952年，上海博物馆开馆，潘祖荫的孙媳将鼎捐了出来。

大盂鼎和我都算走运，谈到那场战争，四羊方尊到现在还心有余悸，因为它曾被炸成二十多块。1952年，湖南文物工作者花了两个多月才恢复它的本来面目。

虢季子白盘在清末即与毛公鼎和大盂鼎齐名，新中国成立后被大藏家刘铭传后人捐献给国家。这位仁兄体量惊人，号称“盘王”——唉，不是楼盘的盘啦，学者们猜测，它是一个盛冰的大盘，或者干脆就是一个大澡盆。

1961年7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40周年之际，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正式向社会开放，分别展出“中国通史陈列”和“中国革命史陈列”，国家宝藏的格局已渐趋形成。

犀尊、“南巡图”前来报到

我们四兄弟一来，这里自然成为青铜器重镇，其他各类文物也纷纷加盟。

出土文物的发掘补充依然是个重要途径。1963年，一个陕西村民挖出了错金银云纹铜犀尊，辗转上交到国家文物局。铜犀尊和1976年陕西临潼零口出土的利簋最终都与我相见。

1988年至1991年间，通过接受捐赠、文物商店价拨、私人收藏者手中征购等方式来到我身边的，还有元黄公望《溪山雨意图》卷、宋拓《道国法师碑》拓本等。1989年6月，为迎接建国40周年的到来，红山玉龙被调往北京参加展出，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

2002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又征集到青铜器、金器、石刻、陶器、书画、钱币等各类文物140余件(组)。我就是在这时遇到了纸本设色《乾隆南巡图》的。它来自一个没落的大家族。起初，一个清代画家为乾隆皇帝绘制了十二卷的绢本，随后又创作了一套纸本的。后来绢本散落各处(目前已知第九卷、第十二卷藏于故宫博物院，第四卷藏在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而纸本设色的《乾隆南巡图》，也就是我这位小老弟则完整地来到了“国家宝藏”。

称雄新国博二号中央大厅

进入21世纪后，我所在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便与中国革命博物馆合并成中国国家博物馆。2003年，国博改扩建计划开始实施，馆藏文物也不断充实。国家成立了“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资金”，成功征集了商代青铜重器“子龙鼎”和宋代木雕观音等四件珍贵文物。

同为商代青铜重器的“子龙鼎”最早公开亮相是在2004年日本大阪的一场私人文物收藏展览上，与我恰恰形成“一圆一方”。宋代木雕观音像则是上世纪辗转流失美国，后被著名收藏家、美籍华人陈哲敬购得。

如今，国博二号中央大厅内，我、大盂鼎、子龙鼎站在最中间，宋代木雕观音像则位于我们西侧。细心的观众还能发现，此时我的名字也已经从课本上误读多年的“司母戊鼎”改为“后母戊鼎”。

知识点击

世界上最大的青铜器，是中国商代后期（约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王室祭祀用的青铜方鼎，1939年3月19日在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一家的农地中出土，因其腹部著有“司母戊”三字而得名，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司母戊鼎器型高大厚重，又称司母戊大方鼎，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重832.84千克，鼎腹长方形，上竖两只直耳（发现时仅剩一耳，另一耳是后来据另一耳复制补上），下有四根圆柱形鼎足，是是迄今为止出土的最大最重的青铜器。据考证，司母戊鼎应是商王室重器，其造型、纹饰、工艺均达到极高的水平。是商代青铜文化顶峰时期的代表作。

百年国博历史沿革

1912年7月9日，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前身“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成立，以国子监为馆址。1918年以端门至午门的原建筑为馆址。

1926年10月1日，定名为国立历史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

1949年10月，改名为北京历史博物馆，隶属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

1950年3月，成立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设址在北海团城，不久迁入故宫西华门武英殿。

1958年8月，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决定筹建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

1958年10月，在天安门广场东侧修建新馆，1959年10月建成为建国十周年十大建筑之一。1959年10月1日，“中国通史陈列”在新馆公开预展。

1969年9月，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合并，称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

1983年初，分设为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

2003年2月，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两馆基础上正式组建中国国家博物馆。

2007年3月，中国国家博物馆改扩建工程正式动工。

革故鼎新篇4

嵩岱千岑，登麓基于初步。沧瀛万叠，鼓樨始于轻澜。鹤羽舞翩跹，漫指南山松柏。虬车游漭浃，争夸北海楼台。揭箕斗以挹浆玉门馐枣，掇枸拽而献祝琼岛贻瓜。戊辰书于京寓，寄祝智钟二兄先生六十荣寿。

省压弟王鼎

此幅作品师颜鲁公而以欹侧取势，用笔圆厚内敛，沉实稳健。

诗的开头便勾画了凌泰山而观沧海的宏大气象，表现了王黯博大的胸襟和崇高的人格。接着作者又以鹤舞、南山松柏、虬车、北海楼台、玉门馐枣、琼岛贻瓜等寄托着中国人美好祝愿的仙物、极品，献于智钟先生，充分表达了对智钟先生的良好祝愿。戊辰为1808年，时年王鼎41岁。智钟其人今不可考，但根据“于京寓寄祝智钟二兄先生”来看，智钟先生不在京城，且长王鼎19岁。省匡是王鼎的字。该诗既能反映两人深厚的友谊，也能让我们感到王鼎当时怡然自得、意气风发的心境。

王鼎(1768～1842年)，字定九，号省匿，陕西蒲城人。少时家贫，然能发奋读书。嘉庆元年(1796年)中二甲第三名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被指定参加乾隆朝编年《高宗实录》。后历任吏、户、礼、刑、工部侍郎、尚书、河南巡抚、直隶总督，左都御使、军机大臣兼协办大学士、东阁大学士等要职，在当时“力持朝纲”，是道光皇帝“赞襄依赖”的重臣名相。且工书画。

道光朝，国家危机已现，王鼎和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革新派人物为稳定局势，促进生产，改善国家财政和人民生活，作出了艰苦的努力。为了发展义学，王鼎还经常捐资助学，给贫寒子弟以扶持。道光七年(1827年)，新疆张格尔叛乱，在朝廷平息叛乱期间，王鼎积极出谋划策，从军需和财政补给方面积极支持了这场平叛战争。

王鼎是林则徐的良师挚友，林则徐常以师礼待之。1811年，27岁的林则徐参加会试，以殿试二甲第四名、朝考第五名的成绩考中进士，被授翰林院庶吉士。同年，43岁的王鼎已住翰林院供职多年，任侍读学士，二人开始相识。1816年，林则徐被钦点为江西乡试副主考，恰王鼎时任江西学政。同时，王鼎的族弟谦还是林则徐的故交，谦曾在林则徐的家乡福建侯官县任知县，当时与在籍守制的林则徐多有诗作唱和。1837年，王鼎七十人寿时，林则徐敬献一首题为“蒲城于定九协揆匕十寿》的贺诗，誉王鼎为“四十年来中外望，济时真作巨川舟”。1838年，林则徐赴广东禁烟。可以说，林则徐能够被任命为钦差大臣而赴广东禁烟，这与作为军机大臣的王鼎的保荐是分不开的。鸦片战争前，王鼎与林则徐均力主禁烟，战争爆发后，他们又都反列向英国妥协，力主抗战。王鼎、林则徐与邓廷帧等人与弛禁派、主和派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1840年6月，鸦片战争爆发，战事失利，林则徐被革职。1841年，林则徐以四品衔赴浙江军营。同年6月，林则徐又被革职发配新疆伊犁。道光帝对林则徐的强烈不满也影响到了王鼎。1841年7月，开封黄河决口，淹没附近6府10余县，道光帝命王鼎前往河南督办河工。当时王鼎已经74岁高龄，背上还生着疖疮，显然这是对王鼎的警告，因为王鼎一直在道光帝面前保荐林则徐。即使这样，他还是不顾自己的安危，向道光帝力请将已在造成途中的林则徐留住东河襄办河工。王鼎举荐林则徐治河，不仅因林则徐有冶河经验，可以作为自己的得力助手，更重要的是希望给林则徐创造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让道光帝改变对林州徐的看法，重新启用林则徐。按常规，大工竣成之后，朝廷一定要论功行赏，所以王鼎对代林则徐乞恩“赎罪”比较乐观。黄河决口合龙后，王鼎向道光上奏林则徐襄办河工“深资得力”，恳请让他将功补过，免戊伊犁，但未获准。对此王鼎心中甚为愤懑。王鼎哭送林则徐西戍伊犁，林则徐则呈诗二首以慰。

王鼎回京后，得知《南京条约》签订，他在朝上当着道光皇帝的面大骂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斥之为秦栓、严嵩，穆默然不与辩，上笑蒲城曰：‘卿醉矣’，命太监扶之出。明日复廷诤甚苦，上怒，拂衣而起，蒲城牵裾，终不获仲其说”。王鼎绝望了，遂闭户自缢，遗疏日：“条约不可轻许，恶例不可轻开，穆不可任，林不可弃。”林则徐在西戍途中得知王鼎辞世后，声泪俱下，作诗《哭故相王文恪公》。1842年底，林则徐到达伊犁。

由于王鼎是嘉庆、道光两朝元老，又与道光帝有师生之谊，王鼎的尸谏对道光帝肯定产生了一定的震动和影响，这为以后道光帝重新启用林则徐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845年12月，林则徐在哈密接到道光帝谕旨，调其回京。1846年1月，在返京途中又接到道光帝的谕旨，命他不必来京，以三品顶带先行署理陕甘总督，直到新任陕甘总督布彦泰上任为止。林则徐遂抵达凉州，接署陕甘总督。4月，道光帝任命林则徐为陕西巡抚，但须暂留甘肃，协助布彦泰处理青海“番务”。8月，林则徐在西安接任陕西巡抚。12月，林则徐将巡抚印信交新任布政使杨以增护理，请假疗疾。此后两个多月中，他主要住在陕西蒲城县，一面治病，一面为王鼎服心丧。服心丧是古代对老师逝世后的一种悼念方式，即不着丧服守丧。林则徐到蒲城后，首先瞻仰王鼎故居“棚国府”及王鼎祠宇，拜望了王鼎的夫人孟太夫人，并到位于城西忽家村的王鼎墓去祭奠。

革故鼎新篇5

2、 标新立异;

3、 独出心裁;

4、 吐故立新 ;5、不甘后人;

6、不屈不挠;

7、 戴月披星 ;

8、滴水穿石; 9、发奋图强 ;

10、发愤忘食 ;

11、革放鼎新;

12、 坚持不懈 ;13、苦心孤诣;

14、 一往无前;

15、 人定胜天 ;

16、不知寝食 ;17、风雨无阻 ;

18、心坚石穿;

19、 水滴石穿 ;

20.求索不止;21、别具一格

22、 弃旧迎新 ;

23、独树一格 ;

革故鼎新篇6

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变易是易经的核心思想，可以说，《周易》就是一部讲变化、发展的书。庆历改革派们是把握住了易经的这一基本精神的，并且经过他们的解释和发挥，更加适应了时代的需要。11世纪中期的赵宋王朝，离太祖赵匡胤立国已有七、八十年，统治者政治不修，吏治腐败，他们耽于表面的太平与繁荣，骄奢注侈，守内虚外。一方面，对外用重金换来对辽、夏的休战局面，另一方面，在国内又大行封禅，大兴土木，增设官吏和扩充军队，滥施恩荫，仁宗庆历和皇佑中，内外官员增至2万多人，军队从开国初的37万猛增到125万。正如《宋史·食货志》记载的：“承平既久，户口岁增，兵藉益广，吏员益众。佛老、外国耗蠹中土，县官之费数倍于昔，百姓亦稍纵侈，而上下始困丁财矣”。内外的大量耗费又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朱熹说“历代刻薄之法，本朝皆备”②。统治者的残酷剥削必然激起人民的反抗，农民起义之频繁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国家陷于积贫积弱，内外交困而不能自拔。范仲淹尖锐地指出；“今四方多事，民日以穷困，将思为盗；复使不才之吏临之，赋役不均，刑罚不当，科率无度，疲乏不恤，上下相怨，乱所由生③。面对这种困境，他认为，不改革，不革其弊，”国家就不可能得到振兴和拯救，这是“国之深忧”，“不可不更张以救之”④。怎洋革除弊政?韩琦提出先行“七事”，即一清政本、二念边事⑤、三擢材贤、四备河北、五固河东、六收民心、七营洛邑田，范仲淹条陈“十事”，即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推恩信、重命令、减徭役。这些可以看做是改革派的政治纲领，特别是范仲淹的“十事”，实际上是庆历革新的总政纲，而这个总政纲的哲学理论基础，就是《周易》关于变易的思想。

范仲淹认为，《周易》的“大旨”就在“变易”二字，他说：“圣人设卦观象，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非知其变者其能久乎?此圣人怍易之大旨”⑥。他还说：“天下之理有所穷，则思变通之道，既能变通，则成长久之业。我国家……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盗贼横炽，不可不更张以救之”⑦，直接由《周易》的变易理论引伸出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当然，归根到底还是北宋中期深刻的社会危机决定了的，但是，《周易》确实给改革派增添了理论的力量和政治上的胆魄。范仲淹喜渎《周易》和《春秋》，他谈改革的文章和奏疏，几乎都要引易以为据，始终把《周易》作为改革的理论武器，他的《易义》、《穷神知化赋》、《乾为金赋)等篇更是集中阐发了《周易》的义理。他说：“惟神也感而遂通，惟化也变在其中。究明神而未昧，知至化而无穷。通幽洞微，极万物盛衰之变，钩深致远，明二仪生育之功。大《易》格言，先圣微旨，神则不知不识，化则无终无始，在乎穷之于此，得之于彼”⑧。这里把变易看做无穷无尽、无始无终’，并且认为是一条客观规律，而且这条规律载入易经、经过“先圣”肯定，然后，他进一步指出：“大哉乾阳，禀乎至刚。……中含变比，知从革之靡常。原夫圣人之作《易》也，八卦成文，百代为宪”⑨。这就是说，变易、变革是先王、圣人确立的普遍原则，这条普遍原则是百代万世不衰的。《周易》下经中的革卦、鼎卦、艮卦，渐卦；睽卦都是几个言变革的卦，范仲淹一解释。革卦，“离下兑上”，上卦兑，是泽，是“悦”，下卦离，是火，是明智。范仲淹说；“革，火水相薄，变在其中，圣人行权革易变之时”⑩。泽中应有水，而革卦中泽有火，水火相克相生，范仲淹说，这“是反常”，而相反相成，才必然产生变革。“天下无道，圣人革之”，“以此之文明易彼之昏乱，以天下之说(悦)易四海之怨，以至仁易不仁，以有道易不道”[11]。鼎卦，“离上巽下”。卦辞说鼎卦的形状象鼎，上卦离是火，下卦巽是木，木放火内烹饪。古代的鼎不但是煮食物的器具，而且也是君王权威的标志，又是祭器和供贤士的器皿，圣王用鼎烹饪以祭祀天地和顺养圣贤。同时；内卦(即上卦)“巽”是顺：外卦(即下卦)“离”是目、明。鼎卦的“六五”即第五爻一一，相当于鼎的耳目，象征内心顺从，耳目聪明。鼎卦来自巽卦，第四爻(阴爻)即“六四”升进到第五爻即“六五”，占有中位，又与下卦的，“九二”即第二爻(阳爻)相应，是一吉卦，所以“元亨”即大有亨通。范仲淹在分析革卦基础上，进一步指出，“鼎卦”以木顺火，象征“圣人开基立器”。他说：“天下无道，圣人革之。

既革而制作兴，制作兴而立成器”[12]。他以殷汤王；周武王革命为例，认为汤武顺应天时人心而取代夏殷，接着“改正朔、变服章、更器用”，厉行新政，他说，这就是所谓“革去故而鼎取新”，是“天下治”又“盛乎”的根本原因。。

欧阳修论易不仅敢于打破传统，不囿于前贤旧说，第一次提出《系辞》非孔子所作，而且特别注重发挥《周易》的变易思想，提出“物极必反”的命题，认为这是处理人事问题的基本原则，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他在解释恒卦卦辞时说，“恒之为盲欠也，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也。久于其道者，知变之谓也”[14]。接着欧阳修用自然界生生不息的娈化造成宇宙的长存来证明这条普遍法则，进而得出“圣人者尚消息盈虚而知进退存亡者也，故曰圣人久于其道而化成的结论[15]。根据著名易学史家朱伯 先生的研究成果，认为欧阳修“将变通解释为‘尚消息盈虚’，将变动不息解释为对立面转化的过程”，这继承和发展了前人之说[16]。易经的剥卦 ，艮上坤下，阴盛阳衰，欧阳修认为这是“君子止而不住之时也”，但物极必反，“剥尽则复(卦)，否极则泰，消必有息，盈必有虚，天道也”[17]圣人纩(据“天道”法则，能顺应时势，该止就止，该进就进，然而，静与止并非绝对不动不行，而是待时以动。在欧阳修看来，“天地之心见乎动”，“动”是“天地所以生育万物”的根本原因，这一反王弼以静止为天地之心之说，也摒弃了老庄玄学观点。历史上“文王之 里，箕子之明夷”，就是君子固穷不失去信心，“困极而后亨”，“物极则反，数穷则变，天道之常”的明证[18]。这样解释《周易》的变通思想，包含了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在易学史上是一大贡献，对后来者有很大启发，直接为庆历新政提供了哲学理论根据，也表现了改革派不怕困难，对改革充满希望和信心的精神状态。

二、“损上益下”，厚农兴商、减赋役、裁冗员

景佑元年(1034年)范仲淹知苏州，他在南园买了一块地，本是准备建房安家，阴阳说风水好，是块宝地，要世代出公卿，而他却因此改变了计划，在这块地上盖起了学舍。范仲淹说：“吾家有其贵，孰若天下之士咸教育于此，贵将无已焉!”[19]不愿一家贵，而愿天下人都贵，这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和崇高情操，是古代民本思想的光辉典范，永远令人崇敬。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大多出身基层，对民生疾苦有切身感受和比较深入的了解，他们把保民、富民看做是维护封建国家的稳固的根本，而这也恰恰是《周易》经纶治国的重要思想。

《周易》六十四卦的卦辞中包含有极为丰富的民本思想，“顺乎天而应乎人”是这一重要思想的高度概括，而“汤武革命“则是”顺天应人”的典范。宋人的历史感很强，“堂上绘昔贤，阅古以儆今”[20]。“顺天应人”是历史的总结，改革派们以此为据又去总结新的历史，作为革新除弊的理论根据。在改革派的论著中，比较多地吸收和发挥了易经中损卦与益卦的卦辞中阐述的保民、养民、富民思想。损卦，艮上兑下，艮为山、兑为泽。这是个吉卦。范仲淹根据卦辞与传的解释，他又作了进一步发挥，他说，“下卦二阳，上卦二阴，取阳资阴，”[21]即损下益上。“然则下者上之本，本固即邦宁。今务取下乃伤其本矣，危之道也”。[22]可是，治理国家，又不能不取之于下，怎样解决这个矛盾?他认为，统治者要依据形势变化，取之有时，要考虑到人民利益。“损之有时犹说也，损之无时泽将竭焉”，反对竭泽而鱼，“故曰：川竭必山崩”，“下涸而上枯也”，然后得出历代进步思想家共同的结论：“百姓不足，君孰与

足”[23]。他对益卦的解释把这个原则阐述得更充分。益卦，“上卦阳多，故曰育余，下卦阳少，故曰不足”，因此“刚来而助柔，损有余补不足”[24]，他说，这个卦象告诉我们，治国有十条原则，就是“自上惠下”，流治者减损，使人民增益。”天道下济晶物咸亨，圣人下济万国咸宁”，是“为道大矣”[25]。为什么是一条大原则?因为“益上曰损，损上曰益。何也?夫益上则损下，损下则伤其本也，是故谓之损；损上则益下，益下则固其本也，是故谓之益。本斯固

矣，干斯茂矣，源斯深矣，流斯长矣”[26]。范仲淹把“民”当作国家的“本”、“源”，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上与下、统治者与民之间相反相成的辩证关系，“下之益上则利有竭焉，上之益下则因其利而利之，何竭之有焉?”[27]如果无限制地搜刮人民、减损人民，统治者不过是收一时之利。相反，如果人民富庶，“君育黎庶如彼身体”[28]，民富则国强，统治者就可永享太平，其利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益卦的上卦是“巽·，是木、风，下卦“震” ，是动、雷，因此，“木以动也”(上木下动)即木在水上飘浮，发挥了功用，“涉大川而无患，雷风与也”(上风下雷)，即风雷相互助长，气势增益，有利涉过大河而不出现凶险。因此，这个原则无论从长远或现实看，对统治者都是有利的，“明益之道何往而不利哉”！[29]欧阳修也是这样解释损、益卦辞的；“童子问曰：损，损下益上，益，损上益下。何谓也?曰上君而下民也，损民而益君，损矣。损君而益民，益矣，语曰百姓足君孰与足，此之谓也”[30]。李觏特别强调统治者要“损

欲”，损欲无祸，“圣人寡欲，故能得所欲，众人多欲，以所欲奉他人耳”。“夫损上益下，与百姓偕乐，其谁曰不可?”[31]

怎样去损上益下呢?庆历改革派们主张养民、安民，重民兴商、减赋役、裁冗员。范仲淹在《陈十事》中说，“臣观书曰：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此盲圣人之德惟在善政，善政之要惟在养民，善民之政必先务农，农政既修则衣食足，衣食足则爱体肤，爱体肤则畏刑罚，畏刑罚则寇盗自息，祸乱不与，是圣人之德发于善政，天下之化起于农亩，故诗有七月之篇，陈王业也”[32]。他还说，“善民而可取，必重谷而无抬，惟农是务，诚天下之本与[33]。食惟民天，“民食为贵，王者崇本”[34]。这是说，农业发展，民有粮有食，知礼义廉耻，自觉守法，社会安定，统治稳固。把农业当作是立国安邦的基础，经济变革的核心，因此，统治者要“重农”、“爱农”、“劝农”，建议设专职大臣领管农业。北宋中期，不仅“国家不务农桑”，消费大大超过生产，而且继续推行秦汉以来的榷卖重税制度，商品经济受到极大的压制，结果是经济不活，人民生活不利。庆历改革派肯定商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怍用，“昔闻商者云，转货赖斯民；远近日中合，有无天下均，上以利吾国，下以藩吾身；周官有常藉，岂云逐末人[35]，没有商，就没有货物的流转；没有货物的流转，就没有社会的正常生活，因此，商业利国利民。这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商品市场经济对于国计民生的作用，同秦商鞅的极端重农主义有了一定的区别。他们要求改革禁榷制度，欧阳修揭露了禁榷专卖制度的“五害”，而最终的受害者是广大农民。范仲淹认为现有的禁榷法是“绝了商旅之路”，建议“驰茶盐之禁及减商税”，请求“诏天下之茶盐之法，尽使行商，以去苛刻之刑，以息运置之劳，以取长久之利，此亦助陛下修德省刑之万一也”[37]。

赋税、差役，历来是封建地主阶级国家剥削人民的手段，《周易》卦辞说“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38]，就是剥削要有节制，赋税适中，反对超经济剥削。庆历改革派以周易为武器，揭露北宋中期赋役制度违背“下者上之本”的原则，“务取其下”，造成赋税不均，科率无度，疲乏不恤，上下相怨。范仲淹指出，这是“伤其本”，是“危之道”[39]。赋役适度，“损之有时，民有说(悦)也”，赋役无度，“损之无时，泽将竭焉”[40]。因此，他们主张减轻赋役，通过“减县并省”来实现“平差役”、“减徭役”。同时，希望统治者“节用”、“节俭”，即“损上”，从而削减耗费，减轻人民负担。

冗官、冗员是赵宋王朝政治体制的一大难题，机构重叠、臃肿，人浮于事，尸位素食，这对节人民自然是沉重的负担。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坚决主张裁冗，“诸道知州同判耄者、懦者、贪者、虐者、轻而无法者、堕而无政者，皆可奏降，以激尸素”[41]，庆历新政“十事”中“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覃恩信”、“重命令”等七事都直接关系到裁冗及其官吏制度的改革，这个问题成了庆历革新的中心内容，这当然是由社会现实决定的，但与改革派从《周易》吸取思想营养和力量也是分不开的。

三、“乾坤定、贵贱位”，维护封建等级制度

《易传》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易传》作者给自然界赋予尊卑属性，然后比附和说明社会的贵贱等级制度是天经地义的，这是适应当时新兴地主阶级建立封建等级制度的需要而杜撰的一种理论依据。范仲淹等继承并发挥了这个理论，庆历新政的目的也正是要通过改革，进一步维护和巩固北宋王朝的封建等级秩序；按照《周易》的思想，天之体是阳，阳为刚健，地之体是阴，阴为柔顺。乾为阳，其爻全是阳爻，“夫乾，天下之至健也”[42]。坤为阴，其爻全是阴爻，“夫坤，天下之至顺也”[43]。在万物生成衍化之中，乾阳起创始作用，居于主宰地位，因此，乾为天、为父、为君；而坤元则有完成的功能，居于被支配地位，因此，坤为地、为妻、为臣，“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错[44]，人类社会的等级秩序就建立起来了。在八卦之中，震、坎、艮等阳卦均是一阳二阴，阴爻多，“阳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45]，即一君统治二民，君权集中，而民归心，这是有德的君子选择的道路。相反，巽、离、兑等阴卦均是一阴二阳，阳爻多，“阴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46]。二君统治一民，君权削弱，必然混乱，这是无德的小人所走的道路。要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就必须君权集中，阳道盛行，卑者贱者要安于自己的地位，不能潜越妄动，庆历改革派特别强调乾阳的地位，“大哉乾阳；禀乎至刚，统于天而不息”[47]。范仲淹在解释恒卦时，把这个思想表述得更明确，恒卦，上卦为震，下卦为巽，他说；“震阳也，刚动乎上；巽阴也，’柔顺于下”[48]，因此，“阳动阴顺，刚上柔下，上下各得其常之时也。天尊地卑，道之常也，君处上，臣处下，理之常矣”[49]他还进一步解释说；“上阳卦，天与君之道也；下阴卦，地与臣之道也”。又因“震为长男，巽为长女”，所以?男在外，女在内，义之常矣”[50]。卦象讲“应”，即内外卦(上下卦)各自的第一爻、第二爻、第三爻，亦即“初”与“四”、“二”与

“五”、“三”与“上”爻有对应关系，要阳爻相应阴爻，相反才相成。恒卦正是“六爻皆应”，象征“天地君臣男女各得其正常莫大焉”[51]。统治者如果能自觉顺应阴阳刚柔对应关系，顺应天地之道，维护夫妻之义和君臣之理，就无往不利，国运永祚。范仲淹结论说；“士之常也，在于已不在于人；诸侯之常也，在于政不在于怜，天子之常也，在于道不在于权。故曰；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尧舜为仁，终身而已矣，其知常也哉！”[52]古人圣人包括尧舜正是因

为他们依循这个法则，坚持正道，而能教化天下，建立起恒久的秩序。当然阴阳刚柔不是绝对静止的，宇宙世界生生不息，但如果阴阳失衡，刚柔不调，贵贱不一，那就要出现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维护社会等级秩序?这就需要调整、改革，因此，由恒卦进入卦(即遁、退避的意思)、大壮卦、以至损卦、益卦、革卦、鼎卦，革故鼎新，日新而新。

如何调整北宋中期社会的矛盾，怎样维护与稳固北宋王朝的统治秩序，庆历改革派提出德力论，这也是他们政治法律思想的核心。第一、实行德治；他们认为儒家“六经”的中心就是德礼，“圣人法度之言存乎《书》，安危之机存乎《易》，得失之鉴存乎《诗》，是非之辩存乎《春秋》，天下之制存乎《礼》，万物之情存乎《乐》，故俊哲之人入乎‘六经’，则能服法度之言，察安危之机，陈得失之鉴，析是非之辩，明天下之制，尽万物之情，使斯人之徒辅成王

道，复何求哉广[53]范仲淹说：“以德服人，天下欣戴，以力服人，天下怨望。尧舜以德，则人爱君如父母，秦以力，则人视君为仇雠。”[54]他们用历史教训说明了力好弃德必然亡国，“服民以德，渐民以教化”为安国之道舒，“德败则祸起萧，治理国家，“德可凭而力不可恃”。因此，为政要行“克己之仁政”，“顺民”，“用天下心为心”，“不以己欲为欲，而以众心为心”[56]，提倡“崇俭”，反对“烦苛”[57]。第二、德力并行，宽猛相须。改革派们的德治同历代儒家学者一样，德治并不是放弃暴力镇压，而是德刑并用，礼法结合。德礼虽然重要，但刑杀亦不可缺，所谓“御百姓于五刑，罔敢作乱”[58]欧阳修说，自古以来，“禁暴必以兵，防民必在刑”[59]。

当然，这并不是儒家德刑论的简单重复，而是结合北宋社会现实的新的发挥，特别是他们自觉地运用易经阐发的德力论，就使得其理论性大大增强了。比如睽卦，上为离卦，下为兑卦，即上火下泽，火炎向上烧，泽水向下浸，表面看二者相反相对，“不相入”[60]，实际上二者却是统一的，即异中有同，“而相资”，，水火之性也偏其反，而水火之利也一以贯之，居惟异，动必相资”[62]。他们认为，相反相成是一种普遍现象，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金木水火土“六府”之盛德，国家社稷“九鼎”洽大亨之惠，都是“分而为二，曲直相入”。这实际上是对对立统一思想的一种天才猜测，他们由此得出：从政者“宽猛相须，礼兹至矣，”[63]的结论。

注：

①⑩[11][12][13][19][21][22][23][24][25][26][27][29][39][40][50][51][52]《范文正公文集》卷五“易义”

②《朱子语类》卷一二八

[3]④⑦[6][41]《范文正公文集》奏议“奏乞择臣僚令举知州通判”“答手诏条陈十事”、“上执政书”

⑤《续资治通鉴》卷四十五

⑧⑨[19][20][28][32][33][34][36][37][53][54][56][58][60][61][62][63]《范文正公文集》别集“穷神知化赋”、“乾为金赋”、附年谱，文

集卷二“阅古堂诗”、别集“君以民为体赋”、奏议“奏灾异后合行四事”、别集“稼 惟宝赋”、文集卷一“四民诗”、卷九“上

时相制议书”、卷七“奏上时务书”、卷二十“用天下心为心”、别集“六官赋”、“水火不相入而相资赋”

[14][15][17][18][30]《欧阳修全集》“易童于问”卷一、卷二

[16]朱伯昆：《易学哲学史》中册，第78页

[31]《李觏集》卷二十一

革故鼎新篇7

2、国家兴旺 民众安康 国家安庆 人寿年丰

3、丰稔年华 鸿鹄得志 桃李争春 惠风和畅

4、四时喜庆 五谷丰登 四时如意 万事遂心

5、日月皆春 江山永固 祖国长春 红梅献岁

6、心想事成 五福临门 五谷丰登 迎春接福

7、万物回春 天开化宇 人在春台 一门瑞气

8、四时吉庆 八节安康 天开景运 龙兴华夏

9、喜气盈门 岁且更始 时乃日新 三阳开泰

10、牛耕绿野 虎啸青山 无边春舍 有福人家

11、唐虞盛世 天地长春 物化天宝 人杰地灵

12、晴舒柳眼 暖吐花唇 野云归岫 春舍澄空

13、春光播福 和气致祥 春风得意 丽日舒怀

14、闻鸡起舞 跃马争春 春光骀荡 国步龙腾

15、新春快乐 福寿安康 岁岁平安 年年有余

16、福星高照 恭贺新春 吉庆有余 福享新春

17、燕舞新春 平安无恙 吉庆有余 百花献瑞

18、抬头见喜 举步迎春 空谈误国 实干兴邦

19、龙吟国瑞 虎啸年丰 龙兴华夏 燕舞新春

20、金鸡报晓 紫燕衔春 闻鸡起舞 跃马争春

21、红梅献岁 喜鹊鸣春 花香四季 月满一轮

22、万事如意 大吉大利 三羊开泰 财源广进

23、百花齐放 万马奔腾 全家福气 满院春光

24、福寿双全 舞乐翩翩 合家幸福 随地有春

25、国光蔚起 民气昭苏 国家兴旺 民众安康

26、花漫九州 香飘四季 春满中华 祥云捧日

27、恭喜发财 财源亨通 金玉满堂 喜气洋洋

28、化臻上理 福享新春 日新汉德 天福华民

29、春光骀荡 国步龙腾 门凝瑞霭 户发春光

30、白梅吐艳 黄菊傲霜 风光胜旧 岁序更新

31、风舒柳眼 雪润梅腮 北窗梅启 东院柳舒

32、天高地阔 人寿年丰 天开淑景 人乐丰年

33、风光胜旧 岁序更新 天翔紫燕 地暖春风

34、万里春风 春回柳叶 赋献梅花 千祥云集

35、庆云跃日 芳草迎春 江山秀丽 人物风流

36、国家安庆 人寿年丰 金鸡报晓 紫燕衔春

37、百福骈臻 人登寿域 世跻春台 椒花献颂

38、万马奔腾 全家福气 满院春光 庆云跃日

39、万事如意 四时平安 太平有象 大造无私

40、芳草迎春 江山秀丽 人物风流 江山如画

41、月满一轮 花迎春光 励精图治 革故鼎新

42、花迎春光 励精图治 革故鼎新 抬头见喜

43、举步迎春 空谈误国 实干兴邦 国光蔚起

44、空谈误国 实干兴邦 国光蔚起 民气昭苏

45、江山如画 日月皆春 江山永固 祖国长春

46、竹报佳音 梅香鹊韵 柳绿春风 康平岁月

47、喜鹊鸣春 花香四季 月满一轮 花迎春光

革故鼎新篇8

“粹侄一览：月前一日之间连收汝两函，备悉一切。个人能力就是立身的根本。汝注意于此，是我所盼望者。但仍望汝思想方面要随同潮流进步，否则虽自先进国得来者，亦陈腐也。国内北方军阀渐次崩溃，革命军已占有武胜关，东南浙江夏超亦宣布独立，吴孙两贼于最短期间必可打倒。余与协一（即秦鼎新，河南汝南人。时与单懋统同在黄埔军校任教，袍泽数年，感情深厚——笔者注）因上峰不准离校，故未随同北伐。第四期学生毕业我县共十五人，瑞山（曹瑞山，字叔渠，河南新蔡人。黄埔四期工科毕业后参加北伐——笔者注）就是曹湾汝老表，叔渠和照岩（单照岩，河南新蔡人。黄埔四期步科毕业后参加北伐，系单懋统堂侄——笔者注）俱分发前方矣，第五期下月又可入学。兹再寄去1758.26佛郎，可查收之。

此祝

学祉

你接到此款时，你的经济可维持至何时？可来一信。

三叔氏懋统十、廿二”

祖父单懋统写这封信的时间是1926年10月22日。当时堂伯父单粹民留学法国（中法里昂大学）已有5年了，其间他们有过多次通信，因时局多变，大部分信件都遗失了，现仅保存这一封。1926年6月，广东国民政府发出北伐动员令后，单懋统多次请求参加北伐，但校方以其担负教学重任为由不予批准。上面这封家书就是在北伐期间写的。

从家书的一开始，就可以看出单懋统对单粹民思想上的进步十分关心，单粹民也从未辜负其三叔单懋统对他的期望。他于1920年随三叔单懋统北上，单懋统到保定军校学习，他则考入保定留法预备班，准备赴法勤工俭学。不久，法国里昂中法大学在北京招生，他经考试转入该校。1921年8月，年仅17岁的单粹民向单懋统告别后，便登上“波尔多斯号”海轮前往法国留学，去实现科学救国的理想。

单粹民自1921年至1924年留学法国期间，多次聆听的演说，参加共产党人的集会。在留学同学中，他经保定农专留法预备班的老同学杨堃的介绍，认识了张若名（1922年参加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脱离）、郭隆真（早期中共党员，1931年在济南壮烈牺牲），后又认识了蔡和森、陈唯真、夏霆、傅钟等共产党人。随着交往日深，他逐渐对国共两党的政治主张有所认识，以至回国后在白色恐怖之下，全然不顾个人安危，帮助傅钟（留法学生，曾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等人安全转赴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单懋统在家书中还讲述了北伐战争的发展形势，他既为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而欢欣鼓舞，又为自己未能亲临前线而深感遗憾。

单懋统还向单粹民介绍了家乡亲友在校学习的一些情况，曹瑞山、单照岩二人与单粹民是一起长大的，关系非常要好。他们从黄埔军校毕业后就去了前线，先后参加了北伐、抗日战争，直至跟随张轸将军起义。黄埔第四期中还有一位河南新蔡人燕寿祺，1941年2月在与日本侵略军作战中壮烈牺牲，被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少将。据《新蔡人物志》记载：黄埔军校创办初期，学生多为南方人，前三期中新蔡县只有一人。至第四期，因新蔡人单懋统到该校任教官，再加之任芝铭、刘积学（任、刘二人均为民国时期河南名人）等人的积极推荐，新蔡县黄埔学生骤增，达20多人，四期毕业就有15人，第五、六期毕业12人。

从信中还可以看出单懋统不仅从思想上对单粹民关心，而且在经济上也给予大力支持，单粹民留学五年中在经济上一直靠单懋统资助，自单懋统病逝而失去资助后，他只能以自己的课余劳动所得，方使学业继续下去。单粹民获得里昂大学高等数理研究文凭后，又入巴黎大学数理学院和镭学院学习，作撰写博士论文的准备。此时，单粹民还有幸在女科学家居里夫人身边工作，夫人平时穿着一身朴素的黑衣裙，待中国学生非常和蔼可亲，给单粹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1930年是单粹民在法国勤工俭学的第十个年头，终因家事不得不放弃博士学位返回祖国。

单粹民回国后，曾在河南大学、安徽大学、中华大学、重庆大学、复旦大学等校任教。他曾多次掩护过中共地下工作者，并因痛斥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的罪行而被特务打断腿。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安徽师范大学等校任教，致力于数学教育事业，在经受了长期考验后，于1960年3月21日被接纳为中共党员。他是安徽省政协第三、四、五届常委，中国数学会理事、中国数学会安徽分会理事长。1984年8月，单粹民病逝芜湖，享年80岁。

我的祖父单懋统，号锡嘏，曾用名单昌、单希古。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考入河南陆军小学校第五期，在校受到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加入了同盟会。1912年，单懋统领到毕业文凭后，因第一（清河）、第二（武昌）、第三（南京）、第四（山西姚村）四个陆军预备学校的校舍均未腾出，校方令毕业同学各回原籍待命。

1913年7月，单懋统升入南京第三陆军预备学校。途经武汉时，得知江苏独立和黄兴在南京通电讨袁的消息。经老同盟会员夏述唐（河南息县人）介绍，黄兴派路孝忱把单懋统编入讨袁军教导营（驻南京陆军第三预备学校）。二次革命失败后，全体同学被通缉。

1914年春，单懋统返回家乡。当时，袁世凯在河南的爪牙张镇芳、袁乃宽、袁步黄等秉承其主子的旨意，大肆搜捕、杀害革命党人，妄图肃清革命势力。袁步黄等曾两次率反动军队到我家搜捕，皆因单懋统事前得到消息，全家老少逃往他乡，才未遭毒手。后来，单懋统与张轸等人一同去山西、陕西，继续从事反袁活动。

1916年袁世凯死后，陕西督军陈树藩欲留单懋统和张轸等在陕军任职，被他们谢绝。不久，单懋统和秦鼎新、阎旭生、张轸等陆军小学第四、第五两期同学齐集开封。大家推选单懋统和秦鼎新为代表，赴京交涉要求恢复升学资格事宜。他们在京曾拜访过国会众议院山东议员刘冠三先生（因我祖父单懋统和其兄单懋纲、单懋修都是革命党人，刘在清末推土车漫游各省宣传革命时曾经到过我家）。这时，夏述唐到京。他向陆军训练总监张绍曾面陈单、秦等同学到南京升学和参加二次革命的经过，提出：现已恢复共和，理应恢复同学们的升学资格。张表示同意。

1917年6月，单懋统和秦鼎新、阎旭生、张轸等奉召参加升入清河陆军第一预备学校的考试。尚未发榜，就发生了张勋复辟事件。张勋被赶走后，陆军部却玩弄手法，说“民国二年失学学生少，不敷清河预备学校招收名额”，企图招收一批跟陆军部有关系的文中学毕业生，以挤掉一些参加二次革命的陆军小学毕业生。按照惯例，陆军小学毕业生升入陆军预备学校无须经过考试。陆军部这样做显然是故意刁难。

当时赴京参战讨伐张勋军队中，担任晋军第一混成旅旅长的老同盟会员商震，向单懋统等人透露了这个情况。他们闻讯后便采取对策，以文中学毕业生的名义另报一个名字参加第二次考试。单懋统报自己入陆军小学之前上文中学时用的名字单懋统，秦鼎新报其一个同族人的名字秦世轩，张轸报其侄儿的名字。由于商震和阎旭生之父阎梦松是同盟会的老同志，商曾到过阎家，所以新报的名字就由阎旭生交给商震，请商向陆军部代报。

不久，两次考试同时发榜。结果，第一次报的单昌（单懋统曾用名）、秦鼎新两个名字都落榜了（因为他们二人是陆小学生代表，名字常在报上出现，故受到当局的排斥），而后报的单懋统、秦世轩两个名字都被录取了；张轸不是代表，不被当局注意，他报的两个名字（张轸、张日煌）均被录取。张日煌这个名字，后来由被排斥的同学郝漪（字滋生）顶替了。

1919年7月，单懋统从清河陆军预备学校第四期毕业，与秦鼎新、阎旭生一起被分发到河南第一混成旅当军官候补生。1921年10月，他们又一同升入保定军校第九期步科，于1923年4月毕业。

1925年，经刘积学、李敬斋推荐，中国陆军军官学校（1926年1月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派赴开封的招生委员会朱棠、周亮，写信介绍单懋统和秦鼎新到该校工作。同年12月，他们到达广州。秦鼎新任一团三营九连教练官，单懋统任第四期政治大队队附兼教官。

1926年11月，向中央党部政治会议建议，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科移至武昌。12月上旬，先后命令军校第五期政治科大队和炮兵工兵科迁移至武昌；单懋统奉令率领五期政治大队学生从黄埔出发，在连续数日的长途跋涉中，艰苦备尝，最终如期到达武昌。

1927年4月19日，共产党员、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后方留守处兼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主任教官孙炳文在上海被反动派杀害。他的夫人、共产党员任锐（老同盟会员任芝铭的二女儿，孙维世的母亲）来到武汉避难。因单懋统与任锐的父亲任芝铭有同乡师生情谊，且任锐长于单懋统，故以姐弟相称。为防止反动派暗杀任锐，单懋统将其接住在军校家中，任在此撰写文章揭露反动派的罪行。单懋统对任锐一家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对反动派的倒行逆施义愤填膺。

同年6月，我的祖父单懋统肺病复发，因无抗药，身体每况愈下，不幸于7月病逝武汉军校，终年35岁。

单懋统从清朝末年加入同盟会，到参加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献身民主革命斗争近二十年。他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对孙中山的革命精神极为崇敬，尤其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深信不疑。

1938年8月，单懋统的挚友、抗日将领张轸（时任第三十一集团军第十三军军长）应新蔡人范效纯（时任唐河县县长）之请，赋五言古诗一首，以为纪念。诗文如下：

1938年，范绍尧持亡友单君希古遗墨请我题词。

梁垣共笔砚，总角定交游。

切磋以道义，名利无所求。

亡命奔秦晋㈠，接纳识马刘㈡。

讨袁为革命㈢，深造弃封侯㈣。

十载同艰苦，一生分喜忧㈤。

方期赴国难，君竟死床头㈥。

君学重实际，深研王顾周㈦。

君志继大禹，拯溺遍神州。

君品洁如玉，超脱愧冉求。

君行励坚贞，岁寒傲霜秋。

天果佑中国，完人胡不留？

伤心读遗墨，惨痛泪横流。

国难益严重，牺牲何怨尤？

革故鼎新篇9

关键词：粢盛器； 楚国； 礼制变革

Abstract：During the Eastern Zhou period， the ritual system of the bronzes from Chu state is in great changes. In Chunqiu 春秋 period ， the Chu people were using two different sets of bronze artifacts， which were centered on the Gui簋 and Fu. But in the Warring States 战国 time， a new set of bronze artifacts， which is generally represented by Zhan 盏，was intentionally added to Chu's ritual system. This kind of Ritual Complexity was also seen in the Central China area， which is thought to be a common measure to deal with the social changes at this time.

Key words：Food container， Chu State， Ritual Changes

“粢盛”者，古代宗庙祭祀时盛放谷物之器，习见于《左传》《国语》《周礼》等文献之中，为春秋以来的通语。《公羊传・桓公十四年》即有：“御廪者何？粢盛委之所藏也”，何休注云：“黍稷曰粢，在器曰盛。”

在周代，粢盛器是与列鼎（牺牲之盛）搭配的最主要青铜彝器类别，西周以来便常以鼎、簋组合代表贵族的身份与等级①。但至东周以后，社会结构的巨变导致列鼎制度发生重大改革②，相应地，粢盛器制度也逐渐出现显著变化，在中原地区，敦和盖豆便先后兴起，取代了簋的传统地位，而变革的过程中，社会不同阶层间又采取了截然不同的途径和方式③。所以，从粢盛器的变迁来考察社会礼制的改革，无疑是鼎制研究之外又一个极为重要的视角。本文即尝试依据考古与出土文献资料，来探讨楚国粢盛器制度的形成与发展过程，进而揭示楚国的礼制变革之路，以及与中原地区的异同。

一、 簋、、盏与楚国的礼器组合

楚人所用粢盛器主要包括簋、、盏三类：簋为“黍稷圆器”，在春秋时期呈圈足或三小支足形，战国后底部加装方座；为“稻粱方器”，东周之世独器腹渐趋于竖直；盏则是楚人对于敦的别称，春秋时期为扁体三足形，战国后异变为上下同体的球形，但名称仍相沿不变④。这三种器物不仅在时代上持续共存，并各与不同的铜鼎搭配，形成了一套独特而严格的礼器制度。

在江陵雨台山、九店、太晖观、当阳赵家湖、岱家山等地的小型楚墓中⑤，便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仿铜陶礼器组合形式（图一）：A类为箍口鼎（颈部一周条状箍以承盖）、、尊缶（腹部有四穿鼻）组合；B类为子母口高足鼎、盏、圆壶组合。其标准配置皆为两件成组，具有浓郁的楚地特色。A类组合出现时间较早，从春秋中期一直延续至战国晚期；B类则战国初年方才出现，战国末期又被鼎、盒、壶、钫的组合所取代。

在上述地区，A类组合占有多数，但并不意味着使用B类组合的人群身份略低，处于从属地位。例如赵家湖墓地JM15使用A类组合2箍口鼎、2、2尊缶，无墓道，墓底面积为（2.7×1.2）平方米，而JM36使用B类组合2子母口鼎、2盏、2圆壶，亦无墓道，墓底面积（2.9×1.5）平方米，比JM15略大。同样使用B类组合的LM13中除了仿铜陶礼器外，还有铜车马器和玉器随葬，又较JM15墓主略显富裕；又如雨台山M544，使用B类组合，墓底面积仅为（2.8×1.35）平方米，但却有一条南向的墓道。而使用A类组合的M516虽墓底面积达到（3.04×1.6）平方米，随葬品亦多于M544，却并未使用墓道；九店M295随葬B类墓底长3.08、宽1.3米，墓内分椁室、头箱两部分，使用悬底弧棺和雕花苓床，同时还有虎座鸟架鼓、镇墓兽等器物（墓主显然为楚人无疑），与九店M262、M537、M618等使用A类组合的墓葬都几无差别。

由此可见，随葬A、B两类组合的人群间并无地位上的高低之别，应属于同一社会等级，随葬品组合的差异仅是由于丧葬习俗、观念的不同所致。不过从分布范围上看，春秋时期居于主导地位的A类组合至战国阶段后仅见于江陵及其周边地区，而在楚国的其它地域，代表新兴风尚的B类组合却尤为世人所重。像长沙地区随葬仿铜陶礼器的楚墓共1688座，随葬的仅有5座⑥；安徽潜山公山岗101座楚墓中未见一例单独使用A类组合的墓葬⑦；襄阳北部六大楚墓区128座陶器墓在战国时期也均以鼎、敦、壶组合为大宗，不见A类组合⑧。很显然，使用A类组合的人群在固守自己的传统和活动区域，而当时整个楚国基层社会所奉行的主流葬制却应该是B类组合。

同时，另一种现象是上述墓地中身份等级略高者（有墓道、墓内分室、墓底面积在6平方米左右）如雨台山M388、M140、M159、赵家湖JM229、JM49、JM202、九店M410、M296、M526等则会同时兼用A、B两类组合，即为2箍口鼎、2、2尊缶以及2子母口高足鼎、2盏、2圆壶（图二）。同样的现象亦见于江陵藤店M1⑨、荆州纪城M1⑩等大量三室级别楚墓中。以荆州纪城M1为例，墓底长4.4、宽2.7米，南向墓道，椁内分头箱、左边箱、右边箱三部分，头箱主要放置仿铜陶礼器，左边箱内为乐器，右边箱内为车马器和兵器，井然有序。随葬仿铜陶礼器共包括A类2箍口鼎（原简报A型鼎）、2、2尊缶；B类2子母口鼎（原简报B型鼎）、2敦、2彩绘圆壶。

而五室以上的高级贵族又会在此基础上，于墓葬中添加另一类新的礼器组合（C类）：束腰平底升鼎、簋、扉棱鬲和方壶，且器物数量随身份爵秩而变化。

如战国初年的河南平顶山M10中11，除A类箍口鼎4（形制、纹饰略有不同）、2、尊缶2及B类子母口鼎1、敦2、（圆壶缺失）两种组合外，还有陶质的仿铜礼器束腰平底鼎3、方座簋4、扉棱鬲2、方壶2组合一套，不仅器形上多效仿周制，器物数量也比较严格地遵循周礼规范。当然这种现象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出现，只不过局限于5鼎以上的大夫级别墓葬中。像淅川下寺M1、M2楚国令尹J子冯夫妇墓中12，就同时使用了A、C两类组合。但M1内是升鼎2、圈足簋1、扉棱鬲1、方壶2，M2内为王子午升鼎7、扉棱荐鬲2、三足簋2、方壶1（残），似又同时杂用了周制和楚制。到了战国之后，C类组合则进一步向3鼎贵族墓中“扩展”。

如战国早期偏晚的长沙浏城桥M113，三室墓，东向，有墓道，使用江陵地区常见的悬底弧棺（长沙地区楚墓主要流行长方形盒状棺），其随葬的仿铜陶礼器包括：C类升鼎3、方座簋6、扉棱鬲8、方壶2；A类箍口鼎缺、3、尊缶2；B类鸟形钮子母口盖鼎4（按大小分为两组）、敦2、圆壶2。

长沙三公里楚墓椁室规模与浏城桥M1接近，但椁内分室已腐朽难辨，残存的陶器包括：C类束腰平底升鼎2件；A类箍口鼎2件（原简报BⅡ式鼎）、2件、尊缶2件；B组卧兽钮子母口鼎2件，敦、壶缺失14。

战国中期晚段的江陵望山M1（三室墓）中15，仿铜陶礼器包括：C类升鼎3、方座簋6、扉棱鬲6、方壶2；A类箍口鼎2、2、尊缶2；B类子母口鼎6件（分3组，大小略有差异，盖钮不明）、敦2、圆壶2（图三）。

望山M2虽然被盗，但其出土的遣策中也完整地记录了葬器组合。据简51-55记载：“（牛？）盎、豕盎（两件无盖折沿镬鼎）、二、二、二、二升 、二监（鉴）、二卵缶、二、二合盏、一迅缶、一汤鼎、一盘、一F”，从礼制组合以及其它相应楚墓出土物来看，卵缶当指尊缶，迅缶当指盥或浴缶16。而此处所记应全是墓中的仿铜陶礼器，因为铜器被单独记在“金器”简46中。与包山M2一样，C类组合中仅有升鼎2件，方座簋、方壶、扉棱鬲等都缺失；A类箍口鼎现存2件，另有2、卵缶2、尊缶1；B类子母口鼎数量不明，敦2件，铺首圆壶现存2件，所以此墓亦是（A+B+C）组合。

沙冢M1同为战国中期晚段的3室墓，墓中铜器基本被盗，残余的仿铜陶礼器包括：C类升鼎2、方壶2；A类2、尊缶2；B类子母口盖鼎8件，分为4组（分为三环钮2组、卧牛钮1组、鸟形钮1组）、圆壶2。

天星观M2为战国中期邸阳君番（潘）确蛉四17，5室，被盗严重，残余的铜器包括：C类升鼎5、方座簋5、扉棱鬲5；A类箍口鼎1；B类子母口鼎6件（3组，一组装饰卧牛钮，另两组不明，但器形略小）、敦2。

由上述诸例可以看出，楚国公族对源于周制的C类组合遵循得并不严格，不仅鼎、簋之数难以配套，升鼎的件数也往往使用楚制的两件。而沦为楚国附庸的曾、蔡两国贵族墓中却表现出与此不同的倾向18：像随县曾侯乙墓中，C类组合铜升鼎9、方座簋8、联禁方壶2、扉棱鬲9，与周制丝毫不差，且器形厚重而精美；A类组合却是箍口鼎1、4、尊缶2（单独放在北室），B类组合中提链壶2、金盏1，但子母口盖鼎却是牛形钮5件（用周制）和四环钮1件，与上述楚墓迥然不同（图四）。考虑到该墓遣策中所记载的大量楚国助丧之人以及用音色不配套的楚惠王大D钟来代替原有D钟组合的情况，A、B组合中部分器物为楚人所赠送亦不无可能。

又如安徽寿县蔡侯墓中，残余的铜器包括C类升鼎7、簋8、扉棱鬲8、方壶2；A类为箍口鼎1、4、方、圆缶各2（置于鉴内）；B类子母口鼎9，中原式样，敦2，圆壶缺失。在器用制度上尤其是列鼎的件数与曾侯乙墓颇为相近。与其类似的还有楚国北境与中原地区毗邻的一些高级贵族墓葬，如淅川徐家岭M10（战国早期）中19，A类组合为箍口鼎缺、2、尊缶2、盥缶2；B类组合三卧牛钮子母口高足鼎5件，系拼凑而成，纹饰、大小不一。敦2件，亦纹饰不同，高圈足螭钮圆壶2件；C类组合束腰平底升鼎5、方座簋4、扉棱鬲5、方壶2。虽然亦是兼用三套礼器组合形式，但子母口鼎的数量却是周制的奇数5件，同时不用楚式箍口鼎，当是受中原礼制影响更甚于江陵地区之故。新近发掘的南阳楚彭射墓中（春秋晚期）20，随葬3件箍口鼎，且自铭“行u”，另有4、尊缶2、盥缶2，恐怕也是杂用楚制、周制的结果（A类组合但鼎制用奇数），这些均是在统一的制度下略有变异的反映。

此外，上述楚墓随葬品中另一个显著之处是B类组合在战国之后变得日益繁缛复杂，子母口盖鼎会按照钮的形制差别分成不同的几组，其功能也应当是有所区别的。如在战国中期晚段的沙冢一号楚墓中，共出土了8件陶子母口高蹄足盖鼎（原报告B型鼎），其中三环钮4件（SM1：1、3；SM1：7、50），两两成组；卧牛钮2件（SM1：8、28），形制、大小一致；鸟形钮2件（SM1：9、40），形制、大小一致。而在约同时期的江陵望山一号墓中，8件铜子母口鼎亦分为三环钮2件（原报告A型Ⅰ式铜鼎）、鸟形钮2组共4件（原报告A型Ⅱ式铜鼎）、卧牛钮2件（原报告A型Ⅲ式铜鼎）。显然楚人作这样刻意的区分，表明其在使用时是有着一定的差别。

基于这样的分类原则，我们可以将东周时期楚地的礼器分组情况归纳如表一21。从中我们便可以清晰地观察出：在春秋时期，楚国的高等级贵族使用A、C两类组合，而中小贵族则仅用A类组合，依据宏观的器物分组原则仅能区分出两大社会阶层；但战国之后，高等级贵族开始共用A、B、C三类组合，中级贵族则采用A、B两类，小贵族仅用A或B类组合，显然社会层级的区分更为细化，同时礼器的种类、数量、分组明显增加，可以说，礼制有了显著的变革。

那么这三类组合在楚国的礼制中究竟担当了何种功能呢？或者说，楚国贵族是如何在礼仪活动中来使用这些器物的呢？包山二号墓出土的遣策为了解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参考22。

包山二号墓为战国中期晚段楚国左尹邵（昭）佗之墓，据发掘者推测墓主人下葬于公元前316年，属昭王之后，祖上封君、县公辈出，属于典型的楚国公族，而其本人身份则在大夫等级。墓内分5 室，东、南、西三室内摆设的器物下都放有对应的遣策，是以可根据简文中的记载来了解随葬器物的组合和功用情况。其中西室下为“相尾之器所以行”组简（简259～264），出土物主要是墓主人生前的日常起居用品，包括冠饰、衣物、鞋、梳妆用具、床、枕、几等，但也有少量器物放置在北室；南室内主要为车马器和兵器，对应着简267～277；东室内为“食室之金器”以及“~室之~”组简（简251～258），应主要指墓主人生前宴饮所用的铜器和各种美食，可惜简文残损，难以一一对应；另在南室内还放有“大兆之金器”组简（265、266），但所记之物均在东室，共包括“一牛`、一豕`、二y鼎、二荐鼎、二贵鼎、二登鼎、二鉴、二卵缶、二迅缶、一汤鼎、一贯耳鼎、二u~、二合、一鼎、二少勺、二盛盏、一盘、一F、一[”。其中“一牛`”和“一豕`”是指墓中的两件无盖束颈折沿镬鼎（M2：124、146），这种记述方法也于楚简中多见；“二y鼎”根据寿县楚幽王墓中出土的“熊悍y鼎”和征集的“邓子午y鼎”可知是两件箍口鼎（M2：83、109）；“二登鼎”即两件升鼎（M2：85、137），属一音之转；“二荐鼎”和“二贵鼎”就仅能对应于两对三环钮子母口盖鼎（M2：130、173、150、152）。

很显然“大兆之金器”组中正包括了上述的三类组合：A类二y鼎（箍口鼎）、二合、二卵缶；B类二荐鼎、二贵鼎、二盛盏、二~（即二圆壶，M2：153、154）；C类仅二登鼎，缺少方座簋、方壶和扉棱鬲。也即是说，（在生前）楚人是将这三套不同的组合使用于同一类礼仪场合的。如果“兆”字释读正确的话，根据《左传・襄公九年》的记载：“君冠，必以享之礼行之，以金石之乐节之，以先君之祧处之。”杜预注：“T侯以始祖之庙殪觥保兆或即此“祧”，当指先祖宗庙之意，那么这三类组合就很可能均是楚人的宗庙祭器，与宴饮所用的“~器”相对应。实际上，从王子午升鼎铭文中“用享以孝于我皇祖文考”的辞句可知，升鼎历来便是楚人的宗庙重器，同时礼器中凡冠以“荐”字铭文者，也多为宗庙之物，如吴王光鉴“以作叔姬寺吁宗彝荐鉴，用享用孝”（《集成》10298），即属宗彝之列。《周礼・笾人》篇中记载“凡祭祀，共其笾荐羞之实”，郑注明言：“未饮未食曰荐，已饮已食曰羞。”所以荐就是宗庙献食之意。凡此皆可证明“大兆之金器”组就是指宗庙祭器，而且荐鼎和馈鼎两类也可以部分解释上述B类组合中子母口鼎分为多种钮形的现象。

二、 楚国粢盛器制度的发展变迁

随之而来的另一个问题是，战国时期的楚人为何要同时使用这三套不同的组合来作为其祭祀先祖之器呢？在解释这一问题前，首先需明晰这些组合的各自发展道路23。

升鼎与簋等皆习自周人而来，自不必再论。而箍口鼎、、尊缶组合为春秋以来楚国公族的代表性葬器形式。在淅川下寺、两岭的J氏家族墓地以及襄樊、南阳周边的春秋楚国贵族墓中24，随葬品基本组合均为鼎、、缶、盘、F，但具体形制和数量又有所不同。

鼎在春秋中期之前有束颈折沿、串耳、箍口、子母口等不同形制，春秋晚期后即统一为箍口鼎（高级贵族墓中另有束腰平底升鼎和仿自周人镬鼎的折沿于鼎），2件成组，自铭为“u”或“~u”；的自铭以“~”最为常见，如“申公彭宇~”、“何次~”、“彭公之孙无所~”、“子季赢青~”、“申王之孙叔姜~”等，似可与“~u”鼎一起自成一套特殊的礼仪器具，但其数量却又比较凌乱：下寺M8、M3、物资城M125内均有4件，其中下寺M3内四件均自铭为“~”，且形制、大小基本接近；物资城M1内四件均为“彭公之孙无所自做~”，而下寺M8内两件形制大小一致的自铭为“何次~”，一件器形较大、足高而身矮者为叔番桢媵器，另一件自铭为“何次”，显系拼凑而成；山湾M33内（2箍口鼎）的“子季赢青~”又仅有一件26。另外像下寺M4、毛坪M1827、山湾M14、M23、余岗M18028等仅使用一鼎随葬的墓内也均只有1件。可见战国时期严格的两成套的制度（封君以上等级或为4件成套）在春秋时期还处于形成阶段。

至于缶，在年代略早的下寺M8、M7、M36内均使用的是水器类的浴缶，春秋晚期后才固定为酒器类的尊缶。显然从组合的完整性上考虑，后者更为成熟与合理。同样的差别亦见于春秋中晚期的郧县乔家院墓地29，其中年代较早的M4内为束颈折沿鼎2、2、浴缶2，而略晚的M5、M6则均为箍口鼎2、2、尊缶2、浴缶1的组合。因此严格来讲，A类组合其实直到春秋晚期才真正形成，是楚人对于西周鼎、簋、壶、盘、F的传统礼制进行学习、改造的结果，尊缶的出现以填补自身组合中酒器类的空白就极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但同时，楚人并不满足于完全照搬周式礼制，他们极其希望能够拥有一套自己的礼制文化，所以又通过借鉴江淮地区原有的偶器制度，才最后创造出这样一种特殊的器物组合，并成为战国后的定式。

盏在此时虽然于很多墓葬中也有出土，但数量却无论身份高低均仅有1件。像下寺M1、M2、M3、M7、M10、M11、山湾M15、M19、M22、M33、物质城M1、余岗M175、M177、M215等30。其形制皆为扁体三足形，同时有许多春秋楚墓中并不随葬盏。所以，盏在这一时期可能尚处于一种“从属地位”，而并未形成自己独立的礼制组合。子母口高足鼎、圆体敦、铺首圆壶搭配的出现应当并非是楚人自身礼制发展的结果。

那么鼎、盏、壶的组合究竟从何而来呢？让我们暂时把目光转移到楚国以外的地域。中原三晋两周地区在春秋晚期晚段也经历了一场随葬品的大变革：子母口盖鼎、盖豆、圆壶的出现取代了原有的鼎、敦、壶以及鬲、盆、罐、豆的组合，并在战国初年迅速成为仿铜陶礼器的标准组合形式。高明先生对此已经作了十分深入的研究，这里不再赘述31。而从器物形制上看，楚人所使用的子母口高足盖鼎、铺首圆壶均与中原地区的同类器十分接近，甚至连鼎盖钮（三环钮、卧牛钮）都完全一致，唯鼎足较高、鼎盖圜收而已，而这些器类均不见于春秋楚墓中（图五）。

所以，合理的推测是，战国初年在某种促因下，楚人再次借鉴和模仿了中原地区新出现的礼器组合，同时加以改造，去掉楚地并不常见的盖豆，而换以原本就在楚国礼制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盏”，但数量上依然使用传统的两件成套制度。而楚国的小贵族乃至庶人们也和中原地区一样，在战国初年开始使用这一套新出现的器物作为他们仿铜陶礼器的基本组合（新制），仅在江陵周边地区仍有部分“守旧者”坚持固守原有的A类组合（旧制）。

简单归纳下来即是，B类组合在战国初期被新“创造”出来并加入到楚人的礼制系统中，使原本只使用一套祭器（A）的中小型贵族墓中增加至两套（A+B），而原本使用两套祭器（A+C）的高等级贵族墓葬中进一步变成三套（A+B+C）。很显然这是一次重大的礼制“复杂化”运动。

而如果再联系到这一时期用鼎制度的变化，就会发现：春秋之际中原地区亦有着十分类似的礼制改革运动，其具体表现也是礼器套数的增加。像春秋时期的李家楼郑伯墓、琉璃阁甲、乙墓、长治分水岭M269、M270、寿县蔡侯墓、侯马上马M13、洛阳C1M3498等中高级贵族墓葬中均使用两套正鼎（代表两套青铜礼器）；而到了战国之后，像山西太原赵卿墓、后川M2040、河北平山M1、M6中山国国君墓、易县燕下都九女台M16、潞城潞河M7等7鼎以上高级贵族墓葬中又进一步添加了一套新的列鼎，从而使得礼器套数由两套变为三套32。也即是说，中原地区的礼器组合同样经历了由春秋时代的两套发展至战国时代的三套，但其每一套均遵循周礼规范，唯形制和数量之间存在一定差异。

所以，可以进一步推测正是在这样一个席卷时代的礼制大变革背景下，才促使楚人又一次调整、扩充自己的礼器制度来顺应时代的发展。同时这也可以部分解释战国以后分铸技术盛行所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极大提升33，目的之一恐怕即是为了满足这种礼制复杂化变革后所带来的对铜器的旺盛需求34。

三、 楚国礼制变化的动因蠡测

以祭器组合的增加为标志的礼制复杂化进程，是东周时期南北地域共见的文化现象。在楚国，其又具体表现为三套礼器组合形式的增减、调整。那么，究竟是怎样的社会动因在不断将礼制推向繁缛复杂呢？

值得一提的是，罗森夫人、罗泰、李峰等学者曾对西周中晚期的礼制改革运动进行过详尽的探讨35，并普遍认为是周王室衰落而被迫进行的社会重组所导致的36，但这显然无法适用于东周时期的实际情况，同时二者在青铜礼器的变化形式上也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特点。所以笔者以为，还应从礼制的核心原则――社会等级制度的变动入手，即东周时期贵族群体的分化、扩张，进而带来社会等级结构的调整，才是导致各政治中心内出现礼制复杂化进程的根本原因。试论如下：

东周时期，人口的增加使贵族家庭内部不断分化，庶姓、小宗等纷纷建立新的家族，从而促使各国相继进入了“公族林立”的时代。楚国王族便先后分化出若敖氏、斗氏、屈氏、昭氏、景氏、悼氏等众多大姓，而昭氏子良之下又进一步分为平夜君成、N公子春、王孙厌等不同分支，各自聚息蕃衍。同时，许多出身寒微的平民庶人也凭借着私学的兴起而跻身权贵之门，因此贵族群体的数量和规模均在这一时期得到迅速扩张，原有的社会等级体系已难以容纳不断膨胀的新生贵族，而被迫进行相应的调整。从楚国用鼎制度方面亦可清晰地观察出楚地社会等级分层增加的趋势，这里仅选取春秋晚期与战国时期两个阶段进行简单的比较（表二）37。

从表二中可以看出，在春秋晚期阶段，楚地可兹区分的社会等级体系大致包括楚王、公卿、大夫、士四个等级。其中公卿级别使用束腰平底鼎、箍口鼎和折沿鼎三种类别；大夫级别使用箍口鼎和折沿鼎两种，而士一等级仅有箍口鼎。

但战国之后，情况则出现显著变化，这里不再一一赘述资料，参看总表三38。

战国时期，楚地的社会等级体系明显增加，其中诸侯等级使用9件束腰平底鼎、2～4件箍口鼎、2件无盖折沿鼎（镬鼎）和子母口鼎4种，且子母口鼎的钮形亦有环钮、鸟形钮和鹿、虎、牛等各类兽形钮之别；封君级别墓葬由于多被盗严重，葬器之制暂且不详（身份由随葬竹简推定）；大夫级别亦使用上述4类铜鼎，但束腰平底鼎仅有5件或偶数2件，箍口鼎2件，无盖折沿鼎1～2件，子母口鼎也是各类钮形皆有配备，但总体数量显著减少，同时墓内分室也仅为5室；士一等级又可进一步区分出三个不同的层次：三室墓级别多有2～3件陶制的束腰平底鼎，2件箍口鼎，1件无盖折沿鼎，子母口鼎多为牛钮或环钮（亦有学者主张这一等级应为“下大夫”）；两室墓级别则不能使用束腰平底鼎和无盖折沿鼎，而仅有箍口鼎与子母口鼎，皆是2件成组；身份再低者或使用2件箍口鼎（江陵地区多见），或使用2件子母口鼎。

相较于春秋时期而言，战国阶段的社会分层至少新增了两个梯度，并且这种变化尤其体现于社会较低阶层中（当然亦是由于这些贵族的墓葬保存较善之故），正反映了这一时期大量新兴贵族涌现的趋势。

另一方面，我们亦可以从文献记载中得到些许线索。汉人何休在注释周代列鼎制度时称“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据今日考古所见，这恐怕正是描述西周时期的“古制”，可见当时的社会等级序列仅有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几个等级。而至春秋以后，卿大夫中便出现了上、中、下大夫之别，如《左传・哀公三年》：“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韩非子・外储说左下》：“故晋国之法，上大夫二舆二乘，中大夫二舆一乘，下大夫专乘，此明等级也。” 战国时期成书的《孟子》在讨论当时的社会爵禄时称：“公、侯、伯、子、男五等通于天下，君、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六等施于国中”，又表明士一等级可区分成上、中、下之别，正可与上述考古所见吻合。

由此我们便以充分的考古实物资料证实了东周时期楚地社会等级结构增加的趋势，并进而可与文献中的记载相互参照，共同体现出当时贵族群体繁衍生息（以及庶人阶层的晋升）所导致的社会分层扩大的历史进程。故创建或改造新的礼器组合以适应这些新兴贵族群体的需要，并进而维系不同等级间的礼器区别，便成为了自然之事。美国人类学家约瑟夫・坦特曾解释复杂社会崩溃的原因时称：“人类社会是一个不断解决问题的组织，需要不断投资新的能量来维持其运转，复杂社会应对压力的基本策略是提升其自身的复杂程度，这就需要提高投资的成本”39，显然面对东周时期不断膨胀的贵族群体所带来的社会压力时，将以青铜礼器制度为核心代表的礼制日益复杂化似乎成为了当时列国的共同、但又是唯一的选择。而由此导致的一个最直接后果是，在青铜资源日益紧张的战国时期，许多贵族根本无力承担数量日益庞大、种类日益繁多的青铜礼器（如曾侯乙墓铜鼎便有26件、太原赵卿墓铜鼎有22件之多），于是仿铜陶礼器便成为了自然之选，这无疑严重冲击了青铜礼器自身所具有的神性和宗教意义，最后在其它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促使青铜礼器走向世俗化、生活化。

结 语

综上所述，簋、、盏分别在楚国的三套礼器组合中充当了主要的粢盛器类器，这显然是与中原地区截然不同的器用制度。其中A、C类组合为春秋以来的传统礼制延续，而B类则是战国初年楚人效仿中原地区出现的鼎、豆、壶组合并加以改造而形成。

春秋时期，楚国的高等级贵族墓中同时兼用A、C两类组合，而中小贵族墓内则仅有A类组合。战国之后，礼制同时向深度和广度“拓展”，高级贵族们将A、B、C三类组合同时作为祭器，并在死后放入墓葬之中。而中小贵族则进一步兼用A、B两类组合。庶人们也和中原地区一样，抛弃了原有的鬲、盂、罐、豆等日用陶器，而开始使用A或B类仿铜陶礼器组合。这是一次全国性的礼制改革运动，虽然中原地区和南方的楚国在器物形制及数量上存在差别，但礼制调整的核心原则却又是一致的：即祭器套数的增加（多套并用的祭器组合），这应是推动楚人改革自身礼制的重要原因之一。

相较于西周中晚期的礼制改革而言，东周时代的礼制变化无疑呈现出不断繁缛复杂化的显著特点，并在中原、楚地等礼制中心内有着较为一致的反映。笔者以为，东周时期贵族群体的分化、扩张，进而带来社会等级结构的调整（社会分层日趋细化），才应是导致各政治中心内出现礼制复杂化进程的根本原因，也是应对这一社会压力的必然之选。

最后，在仿铜陶礼器的选择上，江陵周边地区的楚国庶人战国之后仍然固守旧制的A类组合，而在楚国的其它地域则仅见B类组合，这种对立现象的背后应该蕴含了十分深刻的社会、观念原因。

附记：东周时期楚国青铜礼器制度呈现出不断复杂化的变革趋势，并在中原地区亦有相似的反映，这是本文意欲首要揭示的问题。但同时，笔者亦希望能够从社会发展变迁的理论角度来考察楚国礼制变革的原因，可惜限于资料与个人学识，深感立论语言之苍白、乏力，唯愿能抛砖引玉，以待来者，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注释：

① 这一制度主要形成于西周中期晚段，流行至春秋初期。可参见俞伟超、高明：《周代用鼎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1、2期、1979年第1期。后收入俞伟超：《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第62～114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② 关于东周时期的剧烈社会变动，可参看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许倬云：《春秋战国间的社会变动》，收入邢义田、林立月主编：《社会变迁》，第40～66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等。

③ a.高明：《中原地区东周时代青铜礼器研究》，《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2～4期，但该文坚持认为敦和簋为一物二名；另参见陈芳妹：《盆、敦与簋――论春秋早、中期间青铜粢盛器的变化》，《故宫学术季刊》（1卷）1984年第3期。b.彭裕商：《东周青铜盆、盏、敦研究》，《考古学报》2008年第2期等，均对这一问题有专述。关于战国时期盖豆的使用制度，可参看拙作：《略论东周用豆制度》，《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1期。

④ 如春秋时期的仲姬盏、战国时期的大府盏、包山遣策中的“二盛盏”、望山遣策中的“二合盏”等。可参见刘彬徽《楚系青铜器研究》，第152～154页，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

⑤ a.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雨台山楚墓》，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文物出版社，1984年。b.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九店东周墓》，科学出版社，1995年。c.湖北省博物馆：《江陵太晖观楚墓清理简报》，《考古》1973年第9期。d.湖北省宜昌博物馆：《当阳岱家山楚汉墓》，科学出版社，2006年。e.湖北省宜昌地区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系：《当阳赵家湖楚墓》，文物出版社，1992年。

⑥ 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考古研究所编：《长沙楚墓》，文物出版社，2000年。

⑦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潜山公山岗战国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2年第1期。

⑧ 王先福：《襄北楚陶器墓综述》，《江汉考古》2000年第2期。

⑨ 荆州地区博物馆：《湖北江陵藤店一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73年第9期。

⑩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荆州纪南城一、二号楚墓发掘简报》.《文物》1999年第4期。

11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顶山市文物局：《平顶山应国墓地十号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2007年第4期。

12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

13 湖南省博物馆：《长沙浏城桥一号墓》，《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14 a.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长沙三公里楚墓发掘简报》《文物》2007年第12期。b.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考古研究所编：《长沙楚墓》，文物出版社，2000年。

15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沙冢楚墓》及附录二：《望山1、2号墓竹简释文与考释》，文物出版社，1996年。

16 望山M2中即残存尊缶2件。另信阳简214中亦记载“一迅缶”，而尊缶二、盥缶一是春秋晚期以来楚墓中常见的配置，像望山M1、沙冢M1、徐家岭M6、和尚岭M2、乔家院M5、M6等，而极少见到尊缶使用1件的例子。可参见傅h：《试析望山M2遣策与青铜礼器的对应问题》，《江汉考古》2010年1期。

17 湖北省荆州博物馆：《荆州天星观二号楚墓》，文物出版社，2003年。

18 a.湖北省博物馆：《曾候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b.安徽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安徽省博物馆：《寿县蔡侯墓出土遗物》，科学出版社，1956年。

19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淅川和尚岭与徐家岭楚墓》，大象出版社，2004年。

20 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南阳春秋楚彭射墓发掘简报》，《文物》2011年第3期。

21 a.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b.湖北省博物馆：《襄阳山湾东周墓葬发掘报告》，《江汉考古》1983年第2期。c.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南阳楚春秋彭射墓发掘简报》，《文物》2011年第3期。d.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著：《淅川和尚岭与徐家岭楚墓》，大象出版社，2004年。e.襄樊市博物馆：《湖北襄阳团山东周墓》，《考古》1991年第9期。f.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余岗楚墓》，科学出版社，2011年。g.安徽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安徽省博物馆：《寿县蔡侯墓出土遗物》，科学出版社，1956年。h.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顶山市文物局：《平顶山应国墓地十号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2007年第4期。i.湖南省博物馆：《长沙浏城桥一号墓》，《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j.湖北省博物馆：《曾候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k.随州市博物馆：《随州擂鼓墩二号墓》，文物出版社，2008年。l.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m.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沙冢楚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n.湖北省荆州博物馆：《荆州天星观二号楚墓》，文物出版社，2003年。o.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荆州纪南城一、二号楚墓发掘简报》，《文物》1999年第4期。p.荆州地区博物馆：《湖北江陵藤店一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73年第9期。q.湖北省博物馆、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湖北江陵太晖观50号楚墓》，《考古》1977年第1期。r.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马山一号楚墓》，文物出版社，1985年。s.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雨台山楚墓》，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文物出版社，1984年。t.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九店东周墓》，科学出版社，1995年。u.湖北省宜昌地区博物馆 北京大学考古系：《当阳赵家湖楚墓》，文物出版社，1992年。

22 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墓》及附录一：《包山二号楚墓简牍释文与考释》，文物出版社，1991年。

23 关于楚墓随葬品分类的详细讨论，可参看袁艳玲：《长江流域东周青铜器研究――以楚系青铜器为中心》，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

24 刘彬徽：《楚系青铜器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

25 董全生、李长周：《南阳市物资城一号墓及其相关问题》，《中原文物》2004年2期。

26 湖北省博物馆：《襄阳山湾东周墓葬发掘报告》，《江汉考古》1983年2期。

27 淅川县博物馆、南阳地区文物队：《淅川县毛坪楚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2年第1期。

28 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余岗楚墓》，科学出版社，2011年。

29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郧县乔家院春秋殉人墓》，《考古》2008年第4期。

30 a.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b.湖北省博物馆：《襄阳山湾东周墓葬发掘报告》，《江汉考古》1983年2期。c.董全生、李长周：《南阳市物资城一号墓及其相关问题》，《中原文物》2004年2期。d.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余岗楚墓》，科学出版社，2011年。

31 高明：《中原地区东周时代青铜礼器研究》，《考古与文物》1981年2、3、4期；另可参看张辛：《中原地区东周陶器墓葬研究》，科学出版社，2002年。

32 张闻捷：《周代用鼎制度疏证》，《考古学报》2012年第2期。

33 张昌平：《中国青铜时代青铜器装饰艺术与生产技术的交互影响》，陈建立、刘煜主编：《商周青铜器的陶范铸造技术研究》，第10～12页，文物出版社，2011年。

34 只需简单对比曾侯乙墓与两周之际的虢国墓地M2001虢季墓中的铜器数量和规格，便可以显著地反映出这种礼制复杂化所带来的强烈影响。

35 Jessica Rawson罗森， “Statesman or Barbarians？ The Western Zhou as Seen through Bronzes”，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75（1989）， pp. 89-93； Rawson “Western Zhou Archaeology”， pp.433-440.中文本可参看罗森：《古代中国礼器――来自商和西周时期墓葬和窖藏的证据》，刘新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在其最新的文章中已改用“礼制改革”的概念，Jessica Rawson， “A Ritual Reform c.850 BC： Major Changes in a Chinese ‘Bronze Vessel Age’”，“全球视野下的青铜时代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2011年11月；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有关西周晚期礼制改革及庄白微氏青铜年代的新假设：从世系铭文说起》，载《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之整合研究》，台北：中研院，1997年，第651～675页；Late Western Zhou Taste， Etudes Chinoises 18 （1999）， pp.155-164.应当注意的是，罗森将这一变化定在了西周中期范围内，具体讲即是懿王、孝王、夷王时期，从公元前899/897至858年。而罗泰则坚持称之为“西周晚期礼制改革”，他认为这次改革发生在公元前850年左右。见Rawson， Western Zhou History， p.434； Falkenhausen， “Late Western Zhou Taste”，pp.150-151.其他学者的研究可参看：卢连成、胡智生：《陕西地区西周墓葬和窖藏出土的青铜礼器》，《宝鸡[弓鱼]国墓地》附录一，宝鸡市博物馆编辑，文物出版社，1988年；曹玮：《从青铜器的演化试论西周前后期之交的礼制变化》，《周秦文化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夏含夷：《从西周礼制改革看〈诗经・周颂〉的演变》，《河北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

36 李峰：《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徐峰译，第118～11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37 a.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b.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淅川和尚岭与徐家岭楚墓》，大象出版社，2004年。c.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南阳春秋楚彭射墓发掘简报》，《文物》2011年第3期。d.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平顶山春秋晚期M301发掘简报》，《文物》2012年第4期。e.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办公室：《湖北郧县乔家院春秋殉人墓》，《考古》2008年第4期。f.平顶山市文物管理局等：《河南叶县旧县四号春秋墓发掘简报》，《文物》2007年第9期。g.安徽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寿县蔡侯墓出土遗物》，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科学出版社，1956年。

革故鼎新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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