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耻后勇十篇

知耻后勇篇1

朱起凤在嘲笑中奋发努力的事迹，使我很受感动，很受启发。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人们在生活、工作、学习中总会暴露自己的许多缺点，有时则会犯可笑的错误。对于我们中学生来说，由于读的书不多，阅历浅，经验少，这类事就更容易发生。这就需要有朱起凤的奋发精神，把各种嘲笑、讽刺、挖苦化为动力，从失败中奋起。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知耻而后勇”。

古人在这方面为后人留下了千秋佳话。秦穆曾经被晋国打败过三次，但他不服输，养精蓄锐、最终亲率大军杀败了晋军，威震诸侯。越王勾践，被俘后在吴国养马多年，卧薪尝胆，历尽磨难。回国后发愤图强，最终横扫吴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宋朝岳飞时时不忘“靖康耻，犹未雪”，率岳家战疆场，立下汗马功劳。苏秦，也曾在落魄时受家人的冷落，后来他发愤苦读，“头悬梁，锥刺股”，成为一代雄辩之士，终挂六国相印，名扬天下。蒲松龄曾屡次落榜，但他后来精心著就的《聊斋志异》却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的明珠。这些都是“知耻而后勇”的典型范例。

我们在学习中常犯一些错误，如在课堂上当众读了错别字，与同学谈论历史人物时张冠李戴，写作文时文不对题，这些都容易引来同学们的嘲笑。同学犯了错，不应该嘲笑他，但假如自己出了错受到嘲笑时，又该怎么办呢?对于嘲笑，既不要充耳不闻，继续犯低级的错误，也不要千方百计地为自己掩饰、辩解，当然更不能去报复同学，而应以此为“耻辱”，发愤学习，以此弥补自己的不足，把嘲笑转化成动力，让动力推动学习，学习成绩上去了，还会有嘲笑的事情发生吗?

同时，我们还要主动发现自己存在的不足，多向老师、同学请教。“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有了“过”，努力改其“过”，才能不断进步。

“知耻而后勇”，这句话应该成为我们每个人的座右铭!

知耻后勇篇2

顶效开发区小寨小学五年级：张强

在我的生活中，经历过许多事。随着岁月的流逝淡忘了，但有一件事，至今让我忘不了。

那是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我和小明去外婆家玩，我们走在宽阔又干净的人行道上，路边柔美的柳条在清爽的空气中摆动着，那绿色的树，五颜六色的花，使人感到心旷神怡。

我边走边吹口哨。突然我看见柳树上落着一只漂亮的小鸟，我回头把食指放在嘴边“嘘”了一声，对小明说：“别动，我要捉住它。”说完，我微弓着身子，把腿轻轻抬高，手缓缓地向小鸟移动，突然，身后的水明抓住了我的衣服，我吓得“哇”的一声，小鸟飞走了。我回头瞪了小明一眼。大声叫道：“你干什么呀？看你把小鸟给吓跑了！”小明心平气和地说：“不准伤害小鸟，它是我们的好朋友，”接着，他给我讲了许多有关小鸟的知识和做人的道理。我听过后，一边挠头一边说：“我以后再也不这样做了”。

我们走累了，坐在路旁的石头上休息。“叽叽叽……叽叽叽……，”不远外传来几声鸟鸣。我们循着叫声望去，电线上停留着许多小鸟，远远望去，真像正在演奏的曲谱！这些大自然的“歌唱家”仿佛正在合唱一首春天的歌。

知耻后勇篇3

1、幡然悔悟：形容思想转变很快，彻底悔悟。出自《洪秀全演义》第八回：“话说谭绍洸听得冯云山这番议论，已幡然悔悟。”

2、改邪归正：形容从邪路上回到正路上来，不再做坏事。出自《水浒全传》第九十一回：“将军弃邪归正，与宋某等同替国家出力，朝廷自当重用。”

3、醍醐灌顶：比喻听了高明的意见使人受到很大启发。也形容清凉舒适。出自《敦煌变文集·维摩诘经讲经文》：“令问维摩，闻名之如露入心，共语似醍醐灌顶。”

（来源：文章屋网 ）

知耻后勇篇4

西方的罪感文化源起于基督教的“原罪说”，不过这里的“罪”（sin）并不等同于汉语中的“罪”。它主要是指人性的弱点，尽管这些弱点很可能导致人犯罪，但与汉语中的“罪”所指的作奸犯科毕竟不是一回事。实际上“原罪说”中的“罪”，指的乃是一种“罪性”，并非一种“罪行”。比如《圣经》中列举的“七宗罪”：饕餮、贪婪、懒惰、淫欲、嫉妒、暴怒、傲慢。这“七宗罪”与其说是“罪”不如说是“欲”――只有时刻警惕和节制这些欲望，人才不至于犯罪。西方的罪感文化正是由此发端，逐渐形成原罪文化的核心内涵，即它特有的忏悔意识、怀疑态度和批判精神。

中国的耻感文化若按其本义来讲与西方的罪感文化似乎相差无几，所谓“知耻近乎勇”，若作“知道羞耻并勇于改过”或者说是“勇于承认错误”阐释，并将“耻感”当作善恶、是非、美丑的辨别标准，那当是不错的。但国人对“耻感”的阐述毕竟比较笼统，远不如西人对“原罪”的界定那么具体。随着中国古代社会的由春秋而战国，由封建而集权，这种耻感文化便随着社会价值取向的变化而逐渐变异了。比如楚汉相争，项羽兵败之后，不愿听从船夫的劝告渡过乌江逃生。有学者认为这正是项羽的耻感所在，“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思”的是什么？“思”的正是他的“耻感”。然而，项羽又为何而感到羞耻呢？是因为他在争霸中的残忍杀戮，还是因为他的暴殄天物火烧了阿房宫？显然都不是，他的“无颜见江东父老”完全是因为他的失败。在这里，本原的耻感文化已经被“成王败寇”的价值取向给异化了，并逐渐蜕变成颇具中国特色的“面子文化”。不过，项羽毕竟还知道羞耻，倘若换成刘邦呢？他会“不肯过江东”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想想看，一个亲爹被对方俘获并声言要烹掉，竟然还提出可分一杯羹的市井无赖，怎么可能有羞耻之心呢？但偏偏就是这样一个之徒坐上了龙椅，当了汉朝的开国皇帝，成了我们汉族的“高祖”。秦始皇尽管开创了中国的皇权专制，但秦朝毕竟只存活了十四年，只能算作是延续了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制度的一个序曲；而汉朝的大一统才算是将这一皇权专制的体制扎扎实实地奠基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并以叔孙通所策划与导演的皇帝临朝“礼仪”，让这一专制制度隆重而威严地登上历史的舞台。就这么些不知羞耻的开国皇帝王公大臣，我们能将其纳入耻感文化之中么？在如此的意识形态领域里，便比知耻更得人心，耻感文化便也从此沦为面子文化和文化――整个社会的表面也许还在崇尚耻感，而内里却早已奉为圭臬。面子文化若从维护尊严或尊重他人的角度来看，自然也是不错的；但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当中，它更多的是以虚荣乃至虚伪的面具呈现在人们面前，甚而成为一种权力游戏。也许某些具有独立品格的士大夫，还认同本原意义的耻感文化，可作为皇权专制社会的主流意识，则要么顾及面子，要么索性，有时为了面子还会更加。“厚黑学”之所以热销，盖源于此。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阴谋也好阳谋也好，任何卑鄙的伎俩都可以肆无忌惮地横行。

如此看来，耻感文化与罪感文化似乎并非不相伯仲各有千秋，否则，“知耻”何至于蜕变成了呢？答案很简单，西方的罪感文化源于基督教的，而由“原罪说”所生成的忏悔意识、怀疑态度和批判精神，又似乎天然地导向社会的平等与自由、民主与法治。因为只有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才能有效地遏制社会的罪恶，才能打造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对于个人来讲，正因为自身来到世上就天然地带有原罪，所以忏悔意识就不可或缺；对于国家来讲，正因为每一位官员也无不带有原罪，一旦权力在手，就很可能将这种潜在的罪行释放出来殃及与祸害广大民众。因此，对权力必须保持高度的敏感，时刻监督和制衡权力，以防其膨胀和越界；也只有这样，原罪才不至于生发成罪行。在罪感文化的浸润下，无论个人还是社会就具有了一种纠错的功能，就可以始终处在一种不断完善的境地。尤其是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之后，罪感文化已成为西方社会的共识，并不断地向好的方向发展与进步。比如德国，经历了二战之后，全国上下都认真进行了反省，于心灵深处忏悔本国在二战时期对整个人类所犯下的罪行，不止一次地公开向全世界尤其是向受害最深的犹太人谢罪。今年，当日本海啸引发福冈核危机时，德国又第一个提出终止本国核电站的筹建项目。如此光明磊落的行为，不能不引起全世界人民的尊重――这才是真正的有“面子”，罪感文化所起的先进作用亦不言而喻。而深受中国文化浸淫的日本就大异其趣了，至今也未认真反省他们在侵华战争和二战当中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至今也未曾向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谢罪。其文化原因恐怕正是他们把“耻感”定位在战败上，这也就难怪他们的政府要员时不时地要去参拜靖国神社了。

知耻后勇篇5

我和丈夫都是湖北一家大型钢铁厂的工程师，我包揽了所有的家务事，把丈夫打理得清清爽爽，自信俊朗，我们的小日子过得美美满满，十三岁的女儿超超，过着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一向很守时的丈夫突然开始早出晚归，女人的直觉告诉我，丈夫变心了。

果然，在2006年4月27日深夜12点，外面正下着大雨，我接到一个好友打来的电话：“你丈夫有了外遇，正在车间的值班室里。”

我气得失去了思考的能力，本能地叫了辆出租车赶到丈夫所在的车间，一脚踹开了值班室的门，丈夫一下子吓得愣在那里不知所措，床上那个叫瞿永芳的女人也吓呆了，众目睽睽之下慌作一团地穿衣服。

当天晚上我把丈夫带回家。我们在尴尬中穿过工友们鄙薄的目光，那是怎样的耻辱啊！

为了摆脱这个耻辱，我到法院丈夫要求离婚。因为女儿超超的抚养权问题，离婚判决那一天，超超也出了庭。几个月前还幸福温暖的家庭突然间四分五裂，超超哭得十分伤心，法官问她愿意选择和谁一起生活，女儿哭喊着：“我要爸爸，我也要妈妈……”丈夫望着我，他求我改变决定，给他一次改过的机会，我抱住女儿，含泪对她说：“妈妈不会和给我们带来耻辱的人一起生活。”

女儿跟了我。丈夫搬出我们家时，我紧紧地抱着女儿说：“记住，4月27日，是我们家的耻辱日，我们永远也不要忘了这一天。”

二

离婚不久，我接到召开家长会的通知。校门口张贴着十佳学生的相片，超超一脸的不屑，恨恨地指着其中一个漂亮的叫张欣的小姑娘说：“这是瞿永芳的女儿，是她的妈妈害得你们离了婚。”

这时我才知道，情敌的女儿张欣和我女儿竟是子弟学校的同班同学，而且学习成绩优秀。走进了教室，我一眼就看见了张欣和她的爸爸妈妈满面笑容地坐在前排，而我的女儿却因家庭突遭变故，成绩一落千丈，我们孤零零地被排在最后一排。她的女儿欣欣因为成绩好而成为老师捧在手心里的宝，我的女儿超超却羞愧得连头都不敢抬，此刻的女儿和我一样自卑，我紧紧地抓着女儿的手，拼命忍着即将涌出来的泪水，内心深处翻江倒海，凭什么我们流泪他们欢笑，凭什么有错的人欢笑而无错的我们却只能哭？

愤愤不平地从学校返回家中，我突然发现这一天正好是27日，是我们的耻辱纪念日，的耻辱不仅仅属于我和女儿，瞿永芳的女儿和丈夫也应当分享的耻辱。我毫不犹豫地拨通了瞿永芳的丈夫张子勇的手机，我对他说：“三个月前的27日，你妻子和我前夫，这一天是我们的耻辱纪念日，以后每个月的27日，我将请你们和我们一起‘分享’耻辱。”

对方默不作声，几分钟后电话挂断了。我心里莫名地畅快，我不相信一个男人比我更能容忍戴上绿帽子的事实。

一个月很快过去了，27日如期而至。我再一次拨打了张子勇的电话：“今天天气非常好，我想你的心情也非常好，因为我的前夫和你妻子给你戴的绿帽子大小正合适，要不然这样的女人你怎么还要放在家里？别忘了，庆祝我们的耻辱纪念日。”

对方还是默不作声地挂了电话。他真是毫无血性的男人，妻子给他带来了奇耻大辱，居然还能默不作声，他还是个男人吗？

27日如约而至。我的电话又打给了他：“今天是耻辱纪念日，那天晚上是我亲手把你妻子捉住的……难道你不觉得耻辱吗？你为什么要和这个女人继续生活？以后我就叫你绿帽大师吧。”

放下电话，我心里感到很舒服，我不相信那个满面笑容的男人真的不知耻辱，分享我们的耻辱日，他的心一定也碎了。很多次我想象着当我的电话挂断后，他会狠狠地将瞿永芳暴打一顿，直打得他们的女儿和我的女儿一样哭爹叫娘，这时我就会笑出声来，因为这是纪念耻辱的成果。

27日成了我的节日，我期待着这一天，我在期待里沉浸于耻辱的苦难里。可“绿帽大师”却一直不吭声，他总是默默地、轻轻地挂了电话，我甚至听不到他的一声叹息。为什么？为什么他不能和我们一起生气，一起咒骂，一起反抗，而要守在瞿永芳身边，承担这无边无际的耻辱？

三

中考在即，这是决定孩子未来的分水岭。我的前夫来看望女儿，他胡子拉碴、皮包骨头地站在我们家门口。他被所爱的人抛弃了，一个人在外游荡。他想回家，我拿出一袋洗衣粉：“你能洗掉你带给我们的耻辱我就让你回家。你洗得掉吗？”

赶走了前夫，我又一次抱着女儿痛哭，我对女儿说：“你一定要争气，一定要比欣欣强。”

可是超超的成绩没有进步，我十分沮丧，心中充满了对瞿永芳的仇恨，她做错了事，却害得我没了家，她拆了别人的家，却留了自己的家，这是多么不公平啊！

一大早我带女儿去超市买东西，真是冤家路窄，我和女儿与他们一家相逢在电梯上。随着电梯上升的短暂一分钟，我几乎就闻到了他们一家散发出来的甜蜜的味道，那个无数次被我邀约过耻辱日的男人，竟在电梯到尽头时，怕妻子摔了，一把拉过妻子的手，将其攥在手心，他们一家手拉着手抵御着一个小小的、可能的摔倒。我的眼前一黑，差点晕倒，他们是一个完整而团结的整体，在我和女儿的支离破碎之间，他们的团结就是导火索，迫使我心中的那团火腾地燃烧起来。

我马上给张子勇打电话：“今天又是耻辱日，想不到你是这样麻木，你还算个男人吗？难怪你对绿帽子那样钟情，你喜欢，那你戴着好了，我不会因为你喜欢绿帽子而取消我们的耻辱纪念日，就让你戴着绿帽子和我一起庆祝耻辱吧！”

我气急败坏地挂了电话，放下电话的那一刻我差点哭出来，为什么做错事的是她，承担后果的却是我？我抬起头时，女儿正泪眼迷离地看着我，她小心翼翼地说：“妈妈，我不参加中考了，我知道我考不过她，考不过她你就会更加伤心。”

我搂住女儿，哭着说：“超超，你不要放弃，是他们害苦了我们，你为什么要放弃？”

这时，我突然想出一个叫他们流泪的办法，在中考前把瞿永芳的事情写信告诉张欣，揭开他们家温馨幸福的“画皮”。

我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以女儿的名义仔细地写好信，天麻麻亮我便迫不及待地发了出去。当那封信准确无误地放入邮箱时，我如释重负，让他们也流血流泪，才能减轻我内心深处的阴郁。

发走了信，我打电话给张子勇：“我把你妻子的事情写信告诉你女儿了，你不愿分享我们的耻辱，你女儿可能愿意分享呢！”

电话里头一贯的沉默终于被打破了，一个中年男人低沉的嗓音传给了我：“请问，您把信丢进哪个邮箱了？我要把它找回来。”

“你终于说话了，你女儿害怕痛苦吗？为什么我女儿就该承担？”

“我和你一样没有错，我女儿和你女儿一样也没有错，你不要伤害一个没错的人。”

“你妻子为什么就能拆散我的家，伤害我没错的女儿？”

我挂断电话，武汉市有多少邮箱数都数不清，把那封信找回来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我只等待着他们家燃起战火，甚至像我们家一样土崩瓦解才能解除我心头之恨。

上午九点，正是邮件出箱的时间，我愉快地想，那封信已经盖上了邮戳准备走了，最迟明天下午张欣就能收到，我要把我女儿的痛苦分一半给张欣，让她也来承担耻辱的后果，让她中考栽个大跟头。

我正准备睡大觉，电话又响了，和我估计的一样正是张子勇，他急切地说：“求你告诉我，你的信丢进哪个邮箱了？”电话里随即传出一个男人近乎哭泣的声音：“我已经找了十几个投递所，我知道找一封信是大海捞针，可是我一定要找到，她要中考了，求你告诉我。”

我心肠硬得连我自己都感到害怕，我说：“把我女儿的痛苦分给你女儿一半，这很公平。”

那个窝囊男人哭了：“欣欣是个自尊心非常强的孩子，她嫉恶如仇，这些来得太突然，世界在她眼里是那么美好，她不能接受这一切……”

“那我女儿的自尊呢？我女儿就能同流合污吗？我女儿美好的世界已经被你老婆破坏掉了。”

我挂断了电话，泪水便顺着脸颊滚滚而下。我知道伤害一个女孩子是可耻的，可是伤害我女儿的人为什么没有因为可耻而受到惩罚？

四

对于一个十四岁的女孩来说，最大的打击莫过于撕毁她心中最美的东西，欣欣这个全校的十佳学生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她离家出走了。

超超回家告诉我：“妈妈，张欣已经有两天没来上学了。”我心里一惊，随即涌上了一阵高兴，瞿永芳酿下的苦酒，就该瞿永芳喝下去。果然，大街小巷的电线杆上贴上了寻找欣欣的寻人启事，第一次读到寻找欣欣的启事时，我心里好畅快，终于让瞿永芳尝到的后果了。

我在这畅快里四处打听瞿永芳的情况，我非常想听到她寻死觅活的消息，盼望着他们家战火纷争，甚至解体，我在这仇恨里几乎丧失了做人的良知。

欣欣已经五天没有回家了。我的女儿终于坐不住了，她对我说：“妈妈，我们去找欣欣吧！”

我说：“超超，你不恨她吗？她妈妈拆散了我们的家，妈妈眼泪都哭干了，现在该轮到瞿永芳哭了。”

超超哭了：“妈妈，我好怕，我不想害死她，她又没错。”

我抱住女儿，小小的她那么善良，一点不记恨给我们带来灾难的欣欣一家，相比而言，我真该汗颜。女儿拿出一个笔记本：“我和欣欣同学三年，我了解她，她可能去某一个转学的同学家了，我有电话号码，打过去试一试。”

女儿坐在沙发上很认真地打着电话，看着女儿的认真和执著，我的眼睛湿润了，我其实非常希望欣欣真的是去了同学家，消消气就回家，可是半个月过去了，欣欣如石沉大海。

欣欣离家出走，给瞿永芳带来的打击是巨大的，她又急又病住进了医院。听到她住院的消息时，最希望她倒霉的我却高兴不起来。欣欣没有错，我却让她承担了错误的后果，茫茫人海，她一个孩子又能找到什么样的心灵解脱呢？

我发现自己坠入一个更大的情感旋涡中，对瞿永芳的恨和对欣欣的怜惜交织在一起，我分不清哪是仇恨，哪是怜惜，女儿明亮的眼睛里透出的对欣欣的担忧深深地刺痛着我的心。欣欣的出走，不仅没有让我复仇的心得到宽慰，反而让我背上了沉重的精神枷锁。

又是一个耻辱纪念日来到了，我像往常一样拿起电话，可是我已经没有了拨打电话的勇气，哪怕是关心的询问也不敢开口。我放下电话，泪水流出来，耻辱啊耻辱，你让我丧失了做人的良知。

我闭上眼睛，电话突然响了。电话里的沉默让我马上认定这个人就是张子勇。握着话筒，我可以想象这个老实的男人此时有多么伤心，我们谁都没有说一句话，同样是两个受到心灵伤害的人，我们的结局却是天壤之别。

我小声问他：“为什么每个耻辱日里我给你打电话，你一直沉默？”他说：“因为是她对不起你，你没有了家，你需要发泄，如果不能发泄，你会毁了自己，如果可能，我愿意做那个供你发泄的对象，我想为她抵偿过错。”

“为一个并不爱你的女人，你值得吗？”

“她是我女儿的家，为了我的女儿，我要守住我的家。”

我的泪水如决堤的洪水汹涌而下，在他最难堪的时候，他想到的是别人，他在耻辱中打造自己的爱情，而我想到的是自己，我在耻辱中摧残自己的爱情。

“人都有做错事的时候，得给她一个改正的机会，因为爱情不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的，所以我从来不把红杏出墙看做是爱情。”

知耻后勇篇6

但是时代变迁，耻的观点也有不同。譬如前清时代，每人背后拖着一条无用的发辫，无论外人怎样的嘲骂，但那时若是短发光头的先生们，总觉羞答答难以见人。又如缠足风气最盛的地方，十七八岁的女郎容貌无论怎样的秀美，金莲若不小至三寸，便以为耻。听说云南的乡俗，为女择嫁时，先决条件，婿家须有三杆大烟枪。广东的阔大佬，最低的财产，必拥有半打以上的小老婆，如家里没有小老婆，就引以为耻。

可见“耻”是在各个社会里都存在。不合理的社会以不合理为荣，合理的社会方以不合理为耻。

某次，日人在大连开产业博览会，南满铁路公司照例要赠送中国每个大官一张头等车票，以示优遇。记者虽非大官，以实业家的资格，同在被招徕之列。有某大官，携其十五龄幼子，同车去大连。车出沈阳一站，检票员忽来检票，问某公子年龄几何，某以实对。该铁路规章年逾十四岁者，须购半票。检票员向某索票，某答曰：“这是我的少爷。”检票员用半通不通的中国话玩笑着说：“我要票不要少爷。”某大官深恐检票员不知他老人家的来历，于是由怀中掏出一张三寸多长二寸多宽的大卡片，上书“四等嘉禾章奉天实业厅长某……”递给检票员。检票员还是笑着说：“这不是票！”此时满车中外客人的视线，全注视在这一幕滑稽剧上。记者实在忍耐不住，因向某大官婉劝：“补一张半票算了吧。”某大官硬气十足，至死不肯，两方争持个不可开交。于是有一位满铁高级职员出面调停，向检票员用日语说：“这是中国大官的脾气，宁肯丢人，不肯丢钱。这张半票由我代补好了。”检票员取得某职员的证明而去。这场风波，总算完了。一张半票，其价不过八圆，但这位老官看来，坐火车买票是可耻的。而坐车揩油，丢国家体面却不算是耻。因此所谓“耻”也者，是随着各人的身分地位而各有不同的。

常见许多名流要人，天天谈话，教训别人应知羞耻。他们以为穷人做偷儿，是可耻的，而卖国分赃却不可耻；接客是可耻的，而达官贵人，暮夜夤缘，却不可耻；在马路旁高喊老爷小姐，向人求乞是可耻的，而在租界里，洋房汽车，娇妻美妾，拿老百姓汗血，任情享用，却不算耻。

知耻后勇篇7

关键词：耻 耻文化 耻感 儒家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2-1578（2015）04-0012-01

耻感是人的文明素养的体现。“知耻”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可是随着社会发展，我们却忽略了耻文化。日本同样是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耻文化却作为日本的国民性之一被世界所熟知。借鉴日本耻文化来研究中国耻文化，对于弘扬民族精神和塑造健康的国民性，有重要的作用。

1 中国耻文化

耻文化在中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儒家早就认识到耻感在指导和制约人的行为、引导社会风气等方面所起的作用。儒家把“礼、义、廉、耻”称为四德，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礼义廉耻中，耻是最重要的，是道德的基础。在传统文化中“耻”的内容广，很具体。勤俭、正直、谦、忠、孝、诚信等都属于知耻；奢侈、浪费、妒贤、徇私、等都为。现实逐利导致国人耻感丧失，所以国家提出了“八荣八耻、以德治国”，这些都是对社会风气的一个对策。要重新培植我们的耻文化，是因为在儒家思想中就常以“知耻”来教化纯化民风，净化社会风气。

关于“耻”的记载始于孔孟之道。由于孔孟思想产生于“百家争鸣”的时代，各家都用高道德准则约束自己，以维护本门派的名誉，这样就有了现在所说的“面子”。 耻文化本身是他律性的文化，中国由于面子文化而很注重自身形象，强调内省。同时，很现实缺反省错误的勇气。正如“知耻近乎勇”，把“耻”提到一个较难达到的境界，必须要有勇气才能知耻。

2 日本耻文化

儒教传到日本之后，渗透到了日本社会的各个方面。从日本汉字“耻”的字形字义与中国一样亦可见一斑。森三树三郎就明确指出，日本“耻文化”实际源于中国“耻文化”。对日本“耻文化”的形成，许多学者解释为日本宗教的复杂性，因为日本没有像基督教那样一元性的神的存在。日本人判断自身行为对错的主要标准，不是根据固有的社会道德规定或者法律规定，而是根据世人对其言行的态度，看存不存在“耻”来调整。由于耻意识的影响，日本人通常会把他人的眼光作为自己处理人际关系的依据，在确定自己不会遭他人议论后才开始行动。在行动的时候都会考虑到他人的评价，甚至会从他人的角度来确定自己的行为标准。因此，日本人在做很多事情时都会觉得有必要看看他人怎么想，自己的言行经常被他人的评价左右。耻文化可以说是一种“体谅的文化”。

关于耻的谚语“旅行在外出丑也无所谓”，表示如果离开了自己所属的集团，自己可以无所顾忌，不会感到耻。可以说日本耻文化又是一个相对性的文化，只“体谅”自己认为所属的集团。对集团内和集团外采取的态度不一，内外有别。日本民族在他律性的耻文化下生活，总是为了不招来集团内的排斥，而谋求与集团同步，“集团意识”“中流意识”强。

3 比较中日耻文化

中日耻文化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对这种同源文化进行比较时，重点要放在其特点上。

3.1他律性

日本国土面积小，四面环海，是个多自然灾害的岛国，生存条件有限。再者，基本上是单一民族，本身就缺乏包容。而且自古以来的稻作，使得人们生活圈子相对固定。这样也让人产生一种“无处可逃”的思维，要相互依赖。要维持相互依赖，这就要“和”。在和的精神约束下，人们不能突出自己，以免被排除在外。在意自己给他人的印象，为此而拼命让自己的言行符合集团的评判。是否有“耻”，完全来自于集团他人。日本人对事物的判断没有一个绝对标准，他们在意的是集团内的眼光。可以说，日本“耻文化”完全具有他律性。

到十九世纪中叶，平民百姓都是没有姓的，地位很低。他们尽忠的对象是封建领主，是他们所属的藩。这种意识发展到现在，当一个人做了错事被发现后，他会觉得自己的行为使自己所属的集团受耻。这种把个人耻与集团联系起来的气质，已根植于日本人的性格之中。可以说，日本人是以耻感为原动力的。但是，自杀问题严重，日本已经演变成了让人“难以复活”的社会，从中可以看出他律性明显。

在中国可能会是“好死不如赖活着”。为了逐利使耻文化成了“输赢文化”。耻文化在以重道德著称的中国衰落，与信仰缺失是有关系的。儒家之所以强调耻，是因为耻感源于人的内省，但内省的原则源于对天和天道的信仰，相信天可惩恶扬善。可以说，信仰造就和延续了耻文化。

3.2相对性

在集团里，日本人总是谨小慎微。而一旦脱离了集团，他们则完全不受约束。“内外意识”起很大的作用。日本人最在意的就是他们所依赖的集团。只有违背集团感到耻，并不会做了错事就感到耻去谢罪。因此，日本人的耻，只有在本集团内部才最容易感受到，集团之外可以无所顾忌。这就是日本耻文化的相对性。从对二战的反省和谢罪的实际，就可以知道。

日本人注重道歉谢罪，这是耻文化的体现。但是涉及到真正的罪时，就表现得含糊，对战死者的家属道歉，但是对受害国却很谨慎。任何尚武的民族都崇拜强者。蒙古族是个好战的民族，好战不服输，日本人在血统上和蒙古人种有密切的关系。被元朝侵犯后，之前世世代代的中日友好就此打破，拉开了中日之间对抗的历史。明治维新，日本打出了脱亚入欧的口号，向强者看齐。现在日本已是发达国家，把自己和欧美等发达国家看做一个集团。土居健郎指出日本人的谢罪目的就是为了回归其所属的集体，是出于日本人的依赖心理，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手段。尚武精神已经不合时宜，但是日本的向强者学习的精神还在。历史上日本学习中国，那是因为中国有强大的儒家文化在。

中日虽都用一个“耻”字，但日本耻文化的内涵更广。通过分析，我们认识到了近现代两国在不同耻文化下的行为模式的特征和倾向。中日两国的发展道路相差很大，认识和剖析了这些不同，在跨文化交际时，懂得彼此尊重对方的文化与习惯，互相学习。

参考文献：

[1]鲁思・本尼迪克特 菊与刀[M].光明日报出版，2010.

知耻后勇篇8

一、志在“立志”

树立廉政之风，应该提倡“立志”，志即“意志”。我们不主张唯意志论，也不主张精神决定主义，然而人的行动总被意志决定。意志不会凭空产生，意志一旦树立，就会变成行动的方向与动力。意志有高远、平庸之分。有高远的意志，就有明确的生活目标，远离腐败与堕落的陷阱。意志，也是一种“关心”将什么放在心中，耿耿以怀，成为意志高洁低庸的分界。

说：“我回忆起有一次在一位青年的家里，这位青年谈起要买肉的事，他在我面前把我的仆人叫来，同仆人讨论了半天买肉的事，才叫他去买了一小片肉。我心里非常不安，以后就不再和这位青年见面了。我和我的朋友们，只高兴谈论大事情——中国人类的本性和人类社会、世界、宇宙。” [ii] 在看来，关心“人类的本性和人类社会、世界、宇宙”，这样的人，意志高远，可与共大事，仅关心个人的物质生活，将其放在生活追求的第一位置，这样的人连做朋友的资格都没有。

不能说，没有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他自小读孔夫子的书，崇拜过曾国藩。他相信过一种理论，即“意志本源论”，意志与精神之间是对立同一的关系，一方面物质决定精神，一方面精神一旦决定，又反过来推动事物的发展变化，影响着生活、工作与行动，成为力量之泉。离开意志，人成为软骨动物，失去方向与动力。

孔子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这是孔子对他学生曾参说的一番话。一个读书人，应该将遵行发扬道义作为志向与目标，如果不是这样，总以穿不上时髦光鲜的衣服，吃不到山珍海味而觉得羞耻，这个人就不值得与他讨论问题，大概作朋友的资格也都没有。将孔子的话与的回忆联系思考，是不是可以说：在立志这个问题上确实受过孔子的影响呢？

《郭沫若传记》有以下一段记载：一九四六年“皖南事变”中被非法逮捕的叶挺出狱，前后关押达五年零两个月。当天晚上，沫若去红岩村看望叶挺，两人热烈拥抱，淌着热泪纵声欢笑。叶挺第一句话就说：“沫若，记得，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这是叶挺最喜欢的两句话，当他初任新四军军长的时候，郭沫若与他同住在汉口太和街，曾应他的索求，把这两句话写成一幅中堂。“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这句话正出自孔子的《论语》。

立志，需要“明志”。儒家之志乃“内圣外王”。中国自古以来没有自己的主体宗教，然而儒家思想却有类似宗教的意义。内圣，就是加强自我修养、树立理想境界、磨砺坚强意志；外王，即是服务社会，管理国家、平治社会。[iii]中国传统文化有“修齐治平” 的说法，即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国家公务员，不是圣人，总当洁身自好，服务国家。“法乎其上，得乎其中”，志向立得高远，受腐败诱惑的力度才有可能加强。即便没有“圣人”之志，起码的君子之道还要遵循。“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今天的情况是，不是等到“穷”了以后才独善其身，而是在“达”的时候既不“兼善天下”，也不“独善其身”。有道说：“晚景从良，一世之烟花无碍；白头失守，半生之清苦俱非”，一生即便有诸多不是，晚年改错，总归可取；有人到了老年失去应有的操守，半世辛劳付之东流。[iv]传统告诉我们，保护晚节，是基本的立志，节志晚全，是“底线”的要求。

怎样才能做到立志呢？中国古代格言说：“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所谓淡泊，就是清简素朴，少一点私欲。这样，谋私的心不再像火焰一样燃烧，浪花一样翻滚，酒醉一样躁热，而像镜子被擦拭干净，像池水被沉淀透明，这时候高远纯洁的志向也就自然浮现，主宰原本飘荡无主的心。在《清贫》一文中写道：“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今天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干事业更需要耐得住清贫。的一生是对中国优秀传统的最好注脚。历史告诉我们，无欲则刚，、作为典型的腐败分子为的是贪得无厌，骄奢淫侈。他们以权力为工具，追求享乐、谋取私利，权钱交易、权色交易，以至国家财产严重损失。与“情如手足”的“大款”周雪华在交代他们的犯罪“心路”时说：“我是一个钓者，把有副省长之尊的钓住了。但有时又想，我也是一条贪吃的鱼，这不正是因为他的权力，钓走了我的金钱吗？”[v][4]这段话值得我们反复吟味深思。

王阳明是将孔子思想作发扬光大的中国明代思想家，留给后人一本重要著作《传习录》。王阳明一生主张“良知、致良知、知行合一”。他说，人都有良知，这种良知与生俱来，愈是到了后来，被私欲蒙蔽，人心也就一天天坏下去。他主张在生活中，对后天所染的心灵垃圾作不断的清除，通过知行合一的工夫至于“致良知”的境界——良知的恢复与重光。“至良知”是崇高的心境，高远的志向，同时也是一个过程，是一个立志的思想里程。

王阳明说：立志就要“收放心”。一个人总要清心寡欲，持志不动，这是人心向上的最好状态。然而很多时候，人心是浮荡与浮躁的，受声色犬马的诱惑，东追西逐，不知所至。人心不再是美好的“良知”，而变成发狂的“牲口”，放逐于名疆利场。所以，王阳明说：鸡鸭放出去了还要收回来，更何况是自己的心！王阳明的思想对今天还是有用，因为我们的一部分官员的良知真的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就像放出去的鸡鸭牛羊，收回来难，也不想收回来。

《论语·学而》载：“吾曰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是说一个人要养成“吾曰三省吾身”的习惯，日日反思行为，检点作风，及时发现不足与错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总之，在立志这个问题上要讨论的问题很多。什么是志？怎样立志？要回答这些问题，中国优秀文化传统是一个可贵的资源宝库。这个宝库不用，那就是“资源浪费”了。

二、畏的哲学

行廉政，拒腐败，心中应该有个“畏”字。下面我们来说“畏”的哲学。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反复提到的一个问题。我们本来受到的教育是“天不怕，地不怕”、“无所畏惧”、“人有多胆地有多少产”。总的说来是无畏。然而，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真可以“无所畏惧”吗？也不是。

从宗教学的意义上说，世界上有三个宗教区，这就是基督教区、佛教区与伊斯兰教区。立一个宗教，就是立一个可以值得畏惧的东西，叫你去怕，用这个来维系社会与人心的秩序。因此，西方人怕上帝，怕死了以后入地狱。信佛教的人就怕如来佛，怕一个生死报应。伊斯兰教不像其他两个教有偶像崇拜，庙宇中不设偶像，就是告诉你无处不在，有个看不到的眼睛，看不到的手在主宰你的命运，让你做什么事情都有一个怕字。共产党人不信神，革命时代讲“无法无天”，说的是大无畏的精神。这是当时历史条件所规定的。然而，马上得天下，马下治天下，当我们的党已经成为一个执政党的时候，就要在心中立个怕字，有个“天”字，这个天不是神，不是佛，不是，是“民”！

有一首诗，大家都知道。这首诗有以下的句子：“手莫伸，汝言惧捉手不伸，伸手必被捉。党与人民在监督，万目睽睽难逃脱。汝言惧捉手不伸，人民咫尺手自缩。”其实这里就说到了一个怕字，一个畏字。人的欲望是无限的，但不敢伸手，怕的是“党与人民在监督”，怕的是“万目睽睽难逃脱”。

邓小平在《共产党员要接受监督》一文中说过：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谨小慎微不好，胆子太大也不好，做事要有所畏，有所怕，不能无所顾忌。小平的话是很有深刻的含义的，其中包含着深刻的辩证法。这就是共产党一方面要不怕，一方面要有一个怕字放在心头。说不怕是因为我们正处在改革的时代，许多事情我们是头一回遇到，这就需要无所畏惧的精神，大胆实践，勇往直前。说一个怕字，是自我修养而言，凡是遇到个人利益得失的时候，就要三思而行、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时刻记住，一失足将酿成千古之恨。根本的区别还是为公还是为私。为一个公字，要敢字在前，为一个私字要慎字当头。有了这样的自觉，就可以建立起来廉洁的党风，就使我们的干部走在河边不湿鞋。孔子曰：“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个矩，在今天来说，就是党纪国法，就是规范我们行动的规矩。有了这个规矩，对其有敬畏之心，时刻想到“不越矩”，得到的将是更大的精神自由。[vi]

畏是一个哲学，这哲学是中国传统提示我们的。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在此三畏之中，孔子强调的是畏天命。他在很多地方说到天命。他说：“五十知天命”（《论语》：《为政》）。他将命与“天”联系起来，而强调天的可畏可敬：“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宪问》）、“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天生德于予，桓其如予何？”（论语：《述而》）

在孔子看来是“天”是宇宙人间的绝对主宰，是人间伦理的终极根据。天将给予一切，也可以收取一切。天可以认可一切，也可否定一切。如果在人间之上还有一个客观意志的存在，那么这个绝对意志就是“天”，具体说来是“天意”，是“天命”，是不为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上苍意志。

“畏天命”，等于，中国古代没有宗教的形态，而有宗教哲学。“一句非常简单的话，越说越使人不懂，就是哲学。”这虽是笑话，也蛮有道理，由此可见哲学之难懂。中国的乡下人往往是大哲学家，很懂得哲学，因为他相信命。至于命又是什么？他不知道，反正事好事坏，都认为是命，这就是哲学，他的思想有一个中心。天命也是这样，这“畏天命”三个字，包括了一切，信上帝、主宰、佛。这些都是“畏天命”。一个人有所怕才有所成，一个人到了无所怕，不会成功的。

上面这些话是台湾一个学者叫南怀瑾说的。有的说得不对，有的说得还有道理。其实我们不妨将天命理解为“规律”，自然的规律，社会的规律；理解为民意，人民的呼声、人民的意志、舆论与心愿；可以理解为全球化的世界的历史进程与发展趋势，即所谓的“历史潮流滚滚向前，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里，人民最重要。天命是人民的意愿与“命令”。一个人在做腐败的事情的时候就要有所畏惧，因为他已经在违背规律，违背人心，违背潮流。个人是这样，政党也是这样，没有一怕字在心里放着，就会出大问题。孔子说：放于利而行，多怨。这个放，就是放任，就是无所顾忌。当一个人拿着人民给的权利，肆无忌惮地去做营私的买卖，必然召来人民的怨恨。唐代诗人白居易诗云：“只见火光烧润屋，不闻波浪覆虚舟。名为公器无多取，利是身灾合少求。”一时来看，可以得到满足贪鄙的心理，然而等着他的是火光烧屋、波涛覆舟，引来灭顶之灾。

古代有君权神授的说法，实际上现在是“政权民授”。我们手里有了权，这权是谁给的？是人民给的。民如水，执政者驾着一条船，心里哪一天，没有了人民的“天”，水随时都有“覆舟”的可能，这怕不怕呢？想通了这些，我们的干部就保得住共产党人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浩然正气，抗得住各种诱惑，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vii]

孔子又说到“畏大人”，这个大人并不是一定指官做得大。对父母、长辈、有道德学问的人有所怕，因为他们的人生中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去吸取与参考。第三“畏圣人之言”，这是叫我们去读书，因为许多总结历史经验的好书都是“圣人”，也就是历史上的有知识有道德的人写的，从书本上学习，并抱着敬畏之心，按照所说的去实践。

有了这个三畏，孔子告诉我们还要有“三戒”。孔子说过：“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这就是说：有道德、有学问的君子，应该有三件事情时刻警惕和戒备：年轻人身心尚未完全成熟，不能贪图女色；壮年体魄强壮，精力旺盛，不能一味地去争胜夺强；老年疲惫衰弱，不可以贪得无厌。问题就出在到了老年的时候往往特别的贪财。这就是说愈是到了晚年，快到退休年龄的时候，也是最危险的时候，这时候就要特别做到如履薄冰，将一个畏字，一个戒字放在心上。

许多贪官落马，走上不归之路，就是心中少一个畏字。至少是这个畏字没有对他产生最大的威慑力量。以下是关于走向死路的一个心理记录：“在的大力支持下，有一块地最终以低价改批给银兴公司。不久后的一天，当周坤将一提包钱递到手里时，打开拉链后着实吓了一跳。他本能地把钱推了回去”，“那一晚，满屋都是钞票的墨香，和李平头枕着钱，脚踏着钱，身子压着钱，通晚睡在钱床上真可谓过足了‘钱瘾’，而钱带来的不都是快乐，据李平后来交待：‘那晚一上床就有种恐惧感’”。然而无论是的“吓一跳”与他的情妇的“有种恐惧感”，都没有让他们在的道路上站住脚。对他们来说只是出现片刻的犹豫金钱的诱惑力还是把他们带到了死亡的深渊。[viii]

从一个畏字引出一个戒字还引出“慎独”的概念。《礼记·中庸》云：“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道义如同人们的性命是不可有一刻离开的。假如这“道义”是可以离开的，那也就不成其为道义了。所以君子找到自己信仰的真理，会将它如生命一样珍视，每时每刻把它作为生活的指南，行动的准则，时时生怕违背了它，怀着戒慎与恐惧心情。这里又要知道“不睹”与“不闻”是什么意思。这是说道义、真理作为一个意识思想有的时候看不到与听不到，处在“隐”与“微”的状态。然而就是这样，君子对道义与真理要格外留意，不可以有丝毫的麻痹。用今天的话来说，人常处在两种状态之下。一种状态是有人监督与提醒，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什么不应该做。这个时候保持头脑清醒容易做到。然而也有这样的时候，你是一人独处，离开了受监督与提醒的环境，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呢？道义与真理不彰不显，处于“隐微”的状态，那就全靠你自己了，这就是慎独。[ix][8]

三、知耻与道德建设

新中国成立不久，和他的一个亲属谈话时说过："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是这样，共产党也会是这样。杀张子善、刘青山时，我讲过，杀了他们就是救了二百个，二千个，二万个啊。我们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祯，我们决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谁要是搞腐败那一套，我就割谁的脑袋，我若是腐败，人民就割我的脑袋"。重温的这句话，使我们明确廉政文化建设与知耻文化的建立有很大的关系。

美国有学者出了一本论述日本文化的书，书名叫《与刀》。书中她定义西方文化是罪的文化，而日本文化是“耻”的文化。西方人那里对罪有特别的敏感性，基督教文化教育他们，人天生有罪的，这就是原罪。此后的人生中又添加了新的罪。罪的积累将把人带入地狱。然而在日本文化中，对耻的畏惧却远远超过对罪的恐惧。耻辱作为一种精神紧张，严厉地约束着日本人一生的思考与行动。笔者在日本留学生活时也注意到，当一个日本人犯下罪行，他承重难当的不是罪恶引起的内责，而是罪行带来的耻辱。可以看到，一个政府官吏发生重大错失，耻辱会让他走上自杀道路。警视厅将一个贪污犯押上刑车，都要在他的头上蒙上黑套，并一定将他的领带卸去，原因也是为防止他自杀免辱。

死是令人可怕的，而羞耻可足以让人去死，可见耻给人带来的压力有多重，所产生的精神威慑力有多大。

这又使启发，规范一个社会秩序的有两个东西，其一是刑法，其二是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规范。耻是文化，不是刑律，但已经成为精神意义上的刑律。其与法律刑制一起担当着社会秩序的管理工作。其所起到的社会约束作用，有时甚至超过刑律与法制。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说，前者是物质法制，后者是精神法制。前者是表层法制，后者是深层法制。耻的文化与东方传统中的伦理理念，就是这样的精神法制与深层法制。

前面举的多是日本的例子，其实关于耻的文化，是从中国传播到日本的。关于耻的文化中国古代典籍中比比皆是。《论语》说：“行己有耻”。孔子这里说的是作为一个人都要有自尊、自爱之心，不要做出令自己感到羞耻的事情。丧失了耻辱心，一个人就到了药石难救的地步。他还说：“知耻近乎勇”，是说知道什么是耻辱，这样的精神自觉会给人带来勇气。胜己者，胜人。人最大的勇气是战胜自己的勇气，而这样的勇气孔子说是“知耻”的结果。人生道路上有许多陷阱，人们的性格上有许多弱点。中国佛教说：人身上都缠着三条毒蛇，这就是好女色——痴、想权位——嗔、爱金钱——贪。许多人被这三条毒蛇缠死的。怎样才能从三条毒蛇的缠绕中解救出来呢？没有其他方法，就是需要自己解救自己的勇气，而这勇气是从“知耻”的道理中来的。

孟子说，“人不可以”，又说：“羞耻之心，义之端也”。欧阳修也讲过，“廉耻，是立（做）人之大节”。这也就是说，自我修养，应该从知耻开始，一旦有了羞耻之心，社会上的道德建设也就开了一个头。做人有小节大节之分，知道什么的羞耻是做人的“大节”，万不可轻视。康有为则讲过，“人之有所不为，皆赖有耻心”，“风俗之美，在养民知耻”。这也是说纠正上的风俗，要从之耻做起，让社会上每一个人都知道世界上原来还有一个羞耻之心，社会就会有希望，许多新事物、新风尚的推行就会变得容易得多。现在贪官犯赃，怕的是刑法，就是不怕羞耻两字。法网恢恢总有漏洞，道德自省无处不在。只是依靠刑法而不教育干部明德知耻，就不可能从思想根子上铲除腐败。

“教人，使人必先知耻；，则无所不为。既知耻，又须养护其知耻之心，督责之使有所畏，荣耀之使有所慕。督责荣耀，皆非所以为教也。”这又告诉我们，必须在社会上培养知耻明德的风气，重在教育与“督责”。要让民众，首先是干部懂到什么是可耻，什么是光荣。要像做启蒙工作一样地去做知耻的教育工作。耻字从耳，“耻”字的原义是对可恶不伦之事的舆论鞭打与精神谴责，是骂声不绝的斥责。社会舆论正在谴责腐败，力度还要加大，要让腐败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一切与此有悖的思想论点都要扫除干净，诸如“市场经济必然产生腐败”、“腐败搞活经济”等谬论都会使腐败分子对自己的作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让这样的歪理盛行其道，根治腐败将只能是一个乌托邦理想。

以上我们重点讲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三个重要的思想，即“立志”、“畏”与“知耻”。不是说中国传统文化优秀部分仅此而已，其如大海，选择以上几点开展讨论，仅是瀚海拾贝。也不是说中国文化传统对廉政文化建设起支持作用的只有以上诸思想，只是作者认为这三个思想与廉政文化建设具有比较直接的关系，以此举一反三，直至对中国优秀传统取得深切体认。近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将其作为封建余孽，批判有余，承传不够。我们要做的是披金淘沙，更新再造，使其中优秀成分复兴光大，成为社会主义文明大厦的有益资材。假如我们对传统文化有了这样的新认识，假如我们真觉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果真对廉政文化建设有所助益，那么相信中国廉政文化乃至中国新世纪新文化建设将开拓出一个新的局面。

[i] 李岚清:《中华传统美德格言》序。

[ii] 引《自传》。

[iii] 引/fudao/zxue.htm网叶。

[iv] 引《菜根谈》。

[v] 引《从、案件想到的》。

[vi] 宋秀杰：《从“有所怕”讲到“慎独自律”》。

[vii] 黄 钊：《儒家的“慎独”思想及其现实价值》。

知耻后勇篇9

【关键词】耻感文化；知耻；知贵；明善

耻感文化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耻”原是指一种心理状态，即羞愧心理。《说文解字》将“耻”与“辱”互训：“耻，辱也”；“辱，耻也。”“耻”和“辱”连用就是“耻辱”。耻感就是耻辱感。有关耻的道德修养历来为仁人志士所重视。从夏商周时期就已注意用耻感来制约人的行为，《尚书・说命下》中就有“其心愧耻，若挞于市”的说法。儒家主张以德治国，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为利用政令来引导，利用刑法来整治，人们则只求免于刑法但无廉耻之心；利用道德来引导，利用礼来整治，人们就有了羞耻之心，且能敬服。要求人们有耻、知耻。孟子提出：“无羞恶之心，非人也。”他将羞恶之心看作道德产生的根源之一，若无此心，人就不成其为人。陆九渊说：“人之患莫大乎，人而，果何以为人哉。” 朱熹将知耻作为区分人与兽的根本标志：“耻者，吾所固有羞恶之心也。存之则进於圣贤，失之则入於禽兽，故所系为甚大。”顾炎武认为耻是“立人之大节”，“人生第一要事”。清末龚自珍更是将个人的知耻与国家的兴亡联系起来，提出了著名的“廉耻论”，指出：“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康有为说：“风俗之美，在养民知耻”，所以“耻者，治教之大端。”儒家认为激励人们知耻、重耻是治与教的头等重要的大事。耻感文化不仅见诸于中国传统文化浩瀚的典籍之中。亦深入到中国民众的日常观念，如常用的“鲜廉寡耻”、“恬不知耻”、“难以启齿”、“士可杀不可辱”、“知耻而后勇”等俗语。

从以上可以看出，耻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已深入民族精神的深层，融入人们的道德实践。古人早就认识到耻感在惩恶扬善、指导和制约人的行为，在引导社会风气以及在以德治国等方面所起的作用。中国传统耻感文化，是中国古代哲人对于社会和人生的一种高度抽象，具有深刻而丰富的道德和伦理价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各种社会思潮不断出现，因此批判继承中国传统耻感文化的积极合理成分，对于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加强现时代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台湾学者朱岑楼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耻感文化，至少说，中国文化是一种耻感占优势的文化。从总体上看，目前中国绝大多数公民都有着良好的情操和道德素质，善恶分明，自尊、自重、自强、自律。然而近年来，随着社会转型，面对当今经济组织方式、就业分配方式、生活方式、利益关系等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和西方腐朽思想文化的渗透，传统耻感文化弱化，在思想道德建设中存在不少的问题。比如，人们当中的一些道德观念与道德行为分离，道德认知水平高和自觉行动差的矛盾现象。善恶、是非、美丑界限混淆，信仰与理想观念淡漠，个人主义 、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倾向明显。中国有句俗话，叫做“知耻而后勇”，本意是说当事人在受到旁观者讥笑后感到耻辱而勇于修行改错。但是，社会风气现在发生了逆向变化，一些人不知羞耻，还有一些人厚颜、以耻为荣。近来有报纸刊登，当前有不少大学的学生摆阔气图享受，用父母的血汗钱挥霍浪费。还有些家境并不富裕的学生，每次吃饭都故意剩一点，原因竟是怕别人笑他们吃得太干净，说他们可能穷怕了，没见过饭菜。今天，官场上的权权交易、权钱交易和权色交易；司法界收礼受贿、贪赃枉法；学校学术腐败、出卖文凭；商业中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坑害消费者等行为，究其原因，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人们耻感的缺失。古人有云：“人之有所不为，皆赖有耻心。如心，则无事不可为矣。”顾炎武曾说，“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四者之中，耻为尤要。”因此，在他看来，四维之中最重要、最根本的一项是耻。人若没有了羞耻之心，则会善不知好、恶不知耻，且无所不为，什么违法乱纪、不道德的坏事情都会干得出来，从而会导致道德沦丧，伤风败俗。因此，知耻的力量对社会秩序和社会文明进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加强知耻教育就是培养人们的耻辱感和荣誉感，教育人们什么是耻，什么是辱，以行道德之事为荣，以行不道德之事为耻，严格地约束自己的行为，对自己的人格尊严负责，自觉抵制腐败现象的侵袭和名利金钱的诱惑。

耻感无论对维护个人的尊严还是维护国家的荣誉都有着积极的作用和意义。耻感源于自己的人格尊严受到某种损害，产生这种损害的原因可能是自己的行为，也可能是他人强加的某种行为。人格尊严受到损害，就会产生羞耻感。按照古来中国哲人的理念，就个体而言，我们可以从有无羞耻心或以什么为耻衡量一个人的品行。说到底，所谓的“耻”德也就是所谓的“耻己之不善”或“羞于为非”，它构成了人之为人的道德底线，否则，一个没有一点羞耻心的人必会沦为与禽兽无异的之徒。所以，在《孟子・尽心上》篇中，孟子曰：“人不可以，之耻，矣。” 意为人不可以没有羞耻，对于应该感到耻辱的事情而不觉得耻辱，那才是真正的。顾炎武说：“士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 “无本之人”是没有人格尊严的人。在儒家看来，要保持自己的人格，就必须先从知耻做起。耻感是保证道德主体形成道德自律的必要前提。耻感的迷失和缺位，会导致做人则无以治己，做事则无以治事。主体拥有耻感，就会对有悖于自己内心之法的行为感到痛苦、耻辱和憎恶，从而避免此类行为的发生，把自己的行为和思想控制在合理的道德规范中。知耻是人性的标志，知耻教育可以帮助和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荣辱观，能够明辨现实中的善恶、美丑，自觉地趋荣避辱，有所为，有所不为。“自省、慎独、知耻改过”是我国传统道德中个人重要的修养方法，也是耻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强调要时刻注重慎独、反思，防止犯错误，万一犯了错误，也会立刻意识到错误而产生羞耻之感，反求诸己，通过正己而达到正人。耻感文化能激发人的一种奋斗精神，使人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和道德实践而积极进取。只有强化耻感教育，人们才能自觉地去完善道德修养，从而提高社会公民的整体道德水平。而就整个社会和国家来讲，人民有耻，社会风俗才能善美，领导者有耻，党和国家的尊严才能得到维护。社会是由个人所组成的，一个社会的道德风尚也就与这个社会公民的知耻之心密切相关。则无所不为，的人多了，就会导致社会道德滑坡，反之，如果大多数人都能知耻，则个体可以自觉地不做违背社会道德规范之事，从而使整个社会形成向上、向善的良好风气。

国格和人格这两方面是紧密相连的，国格是人格的升华，讲人格就必须讲国格。《论语・子路》记载：“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在孔子看来，在行为方面有羞耻之心，派他出使四方，能不辱使命，就可以称为士了。孔子把知耻看作“士”的一个基本素质，认为这种人知耻，就能维护国家的尊严和荣誉。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所有成员都能切切实实地觉悟“礼义廉耻”，国家才有复兴、昌盛的希望。古往今来，传诵着许多“行己有耻”维护国格的例子。如耻食周粟的伯夷叔齐，耻为亡国奴的文天祥，一身重病宁肯饿死也不愿食美国救济粮的朱自清。鲁迅是最具“耻感”意识的典范。称赞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但是，在发展市场经济的今天，一些人一味地追求金钱和物质享受，地出卖自己的灵魂、出卖国家机密，作出有损于人格与国格的事。这些人耻感淡化，都是“无本之人”，因此，应该加强耻感教化，增强人们的耻感意识。耻感教化一旦成功，对个人而言就可以心正意诚、弃恶扬善，自觉清除思想污垢，整合心灵。对社会而言就可以化德成俗、去恶向善，提升整个社会的风尚与水准，进而形成自强不息、奋发有为的民族精神。

在如何教民知耻的问题上，历代不同的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可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如法家认为应“秉法为善”，所以主张“废上之法制者，必负以耻”。而儒家则极力主张统治者应施行礼教德化以教民知耻。另外，也有思想家主张导民以礼、教民知耻与法治应相辅而行。总之，耻感的培植养护，不论是对个人的道德修养，还是对大众道德文明的教养以及社会与国家秩序的安定，都具有培根固本的重要意义。

因此，今天我们进行公民道德建设同样应特别重视对人的知耻心的养护或知耻教育。但如何才能进行求荣免辱之心的培养呢？按照儒家观点，首先是要“知贵”，培养自尊心。陆九渊说：“人唯知所贵，然后知所耻。”知耻与自尊紧密相连，唯有自尊者方能知耻，知道人自身的价值（知贵）。培养人的自尊心是耻感教育的心理前提。舍勒说：“生命朦胧地感觉和意识到自己越高贵，它的羞感就越强烈；龌龊的东西对它的威胁越大，天性中为他最高贵的核心所设的那层天然保护罩就越牢固。”自尊心越强，耻感就越强，自我对龌龊的东西就越敏感，对其的防护能力就越大。儒家以赶不上他人为耻为愧。从这一点上说，耻感与“见贤思齐”有相通之处。积极的耻感是在自尊的基础上产生的欠缺意识，并有弥补欠缺的愿望。耻感教育应着眼于培养人的道德敏感性，能使人们对自身行为产生真诚而深切的反省，激发人的道德自律精神与积极上进的人生理想，从而使人们能够敏锐地分辨是非对错，并进而共同努力根治社会上侵害文明公德的各种丑恶现象。

除了“知贵”，儒家还提出了“明善”。朱熹指出，人只有“耻于不善”，才有可能“至于善”。通过知耻而控制人的行为，所谓“知耻则有所不为”，进一步做到改过迁善、见贤思齐、最终而达到“至善”的崇高境地。《礼记・大学》开篇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耻感有具体的社会内容，儒家将耻辱和荣誉与履行社会道德义务和群体利益联系起来，以讲道义为荣，以不讲道义为耻。孔子提出：“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花言巧语、容色伪善、过分恭顺、匿怨友人等违背社会道义的行为是可耻的。孟子说：“仁则荣，不仁则辱”。认为爱人、亲民、施仁是最大的荣誉，反之就是耻辱。荀子在《荣辱》篇中提出“先义后利者荣，先利后义者辱。”这是“荣辱之大分也。”认为履行社会道德义务是获得荣誉的必要条件。以后的儒家大多继承了这一传统。今天的“明善”包含着明是非、辨善恶、识美丑的能力。知耻必须“明善”，许多的行为都源于人的是非颠倒、善恶不以丑为美。儒家以履行社会道德义务作为评判荣辱的价值取向，与今天的荣辱观有着契合之处。我们衡量容忍的标准主要是看人们是否忠实地履行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道德义务，是否对社会进步作出较大贡献。总书记提出的“八荣八耻”中首先指出，坚持“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如果离开了人民和集体的荣誉，甚至不顾国家和民族尊严而迷恋个人荣誉，势必走向荣誉的反面――耻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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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康有为.孟子微：卷六[A].罗国杰.中国传统道德简编本[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3] 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外七种）[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知耻后勇篇10

天、地、人，在《周易》中称为“三才”，三才各有其道：“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易·说卦》）。天、地、人三才合一，用一个字来表示就是“王”。能够具备贯通天、地、人三才之道，自然可以称“王”。儒家思想主张“内圣外王”，亦可于此取义。

在北京孔庙大成殿内悬挂的御制匾额中，有一方是乾隆皇帝于乾隆二年（1737年）御笔题书，曰“与天地参”。“与天地参”语出《中庸》：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意思是说，只有天下至诚之人（圣人）才能穷尽自己、他人和天下万物的本性。能穷尽其本性，并正确地对待它们，则可以赞助天地的化育生长，与天地并列为三。

乾隆皇帝在乾隆三年（1738年）还曾撰写过一幅楹联：“气备四时与天地鬼神日月合其德，教垂万世继尧舜禹汤文武作之师”。这里同样讲到了天、地、人的问题。第一句其实讲了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成语“天人合一”，为什么呢？因为孔子能做到其精神之气可与四时相协调，能够与天地鬼神日月合其德（此处的德可以理解为品性）。“与天地鬼神日月合其德”，语出《易·乾·文言传》：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这其实就是庄子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庄子·天下》），或者如冯友兰先生所讲的“天地境界”。

天、地、人各自之道以及一体关系，是我们一直未能充分思考体悟的，其负面影响越来越明显，例如现在世界环境污染、水土流失、泥石流、灾疫流行等，比比皆是。特别是近现代以来，随着西方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闭锁的大门，随着落后挨打和数不清的丧权辱国条约，随着中国人民族文化自信心的丧失殆尽，西方的各种思想蜂拥而入，人类中心主义、科学至上主义、物质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在百年历史风云中甚嚣尘上，人类在物欲和贪婪中逐渐迷失了自我。

同时，随着西方个人中心主义的盛行，对国家的忠诚，对父母兄弟的孝悌，对社会他人的诚信、仁爱、礼让，处理家庭、社会人际乃至国际关系的“和而不同”，对个体乃至社会道德的廉耻之心，对于社会公平、公正、正义的永恒追求和勇于担当，都在不知不觉地沦落着，以至于造成社会上很多人已经习惯于寡廉鲜耻、麻木不仁。我们应该从天、地、人、德、忠、信、仁、礼、孝、悌、和、廉、耻、勇这些汉字中，深刻体悟天、地、人和谐统一的道理，做一个有道德的人，讲求忠信，关爱他人，懂得礼让，孝敬父母，尊敬师长，以和为贵，知荣辱，识廉耻，勇于担当家庭、社会和国家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