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考考试制度十篇

法考考试制度篇1

关键词：考试；立法；作弊；思考

中图分类号：D9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297（2008）08-091-02

今天的考试，已经在各个领域里普遍存在。大规模的考试有中考、高考、成人高考、自学考试、研究生考试、大学英语等级考试、计算机等级考试，另外还有职称考试、公务员考试、注册会计师考试、司法考试和其他各种资格考试等，其他一些规模较小的考试更是不计其数。可以说，一个人从上小学、中学到大学，再到工作岗位，直至退休，需要经历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考试，以致有人戏称“考试人生”似乎并不为过。在中国，每年参加考试的人数多达5000多万，堪称世界第一考试大国。毋庸讳言，有考试就有作弊。作弊不是中国人的“专利”，西方人也作弊；作弊不是现代人的“发明”，古人也作弊。尽管人们对考试中的作弊行为深恶痛绝，对应试教育大加鞭挞，却又不得不承认古往今来，考试制度确是一种选拔人才行之有效的机制，是评价教育教学效果的手段，是一种带有激烈竞争行为的活动。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没有找到一种能够替代考试的、兼顾公平和效率的更好的手段。于是，只有转向如何规范考试，使其更加科学合理，从而杜绝作弊。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在法治深入人心的今天，最好的途径就是立法。

一、考试制度实施过程中的法律现状

近年来，考场上作弊屡禁不止、花样翻新：从传统的夹带、抄袭、交头接耳、换卷子，到现在的复印、缩印、口袋书、手机、电脑、网络和“”。作弊方式伴随着科技的进步向更高的“技术”层面发展。考试作弊的参与人员也有了变化，集体作弊、联合作弊越来越多，甚至有监考老师监守自盗，积极配合考生作弊。还有一类考试作弊，不是在考场内，而是在考场外，如考前的泄题和考后阅卷过程中的“人情分”等。目前，英语等级考试、成人高考已成考试作弊的重灾区，而大学校园内的课程考试作弊已成泛滥之势。考试作弊真正引起国人关注的，则是在社会影响面最广、规模最大的高考中出现的舞弊案。如曾经引起全国轰动的湖南嘉禾高考集体作弊案、广东电白高考舞弊案、安徽毫州高考舞弊案等，无不让人触目惊心。

2003年底全国自学考试中，河北石家庄和沧州两市共查出考试作弊考生1600余人；2005年成人高考中，吉林省公安机关将涉嫌组织考生集体舞弊的l4名犯罪嫌疑人抓获；深圳市某考场使用“手机探测仪”，揪出了l2名利用通讯工具作弊的成人高考考生；安徽省阜阳市在2005年成人高考中清理出200多个“”，l4名监考老师受到处理。倘若任上述舞弊现象泛滥下去，作为现代社会人才选拔的考试机制，将会出现信誉危机。考试作弊最大的危害莫过于戕害社会的诚信观念，加剧社会的信用危机。那么，如何治理愈演愈烈的考试舞弊现象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快为考试专门立法，依法惩治作弊的参与者和责任人，还考场一片净土。

我国目前已颁布的各类考试规章制度，全部由各省、市、自治区及国务院有关职能部门制定，并且都以“规定”、“试行”、“暂行”、“决定”、“意见”、“通知”的形式出现，如《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关于坚决制止和严肃处理各类高等教育考试中替考等违纪舞弊现象的通知》、《国家司法考试违纪行为处理办法(试行)》等，其中，国务院1988年颁布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暂行条例》是我国目前针对考试制定的最高级别的规范文件。这些行政性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对考试行为起到了规范作用，但也存在诸多问题：比较分散、效力等级低、稳定性差、处罚力度小、约束力低等。现有考试制度在面对日益复杂的考试问题时显得苍白无力，面对考试作弊的学生，有时滥用惩罚侵犯考生合法权益，有时又对一些社会危害性较大的考试舞弊鞭长莫及，难以有效遏制考试作弊，使得作弊之风愈演愈烈。如广东电白高考舞弊案，法院审理时难以找到法律依据，不能以高考舞弊行为作出判决，最后只得以“行贿”、“受贿”、“”进行判决，这样难以把握处罚的尺度，考生的合法权益有可能会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近年来，由于考生法律规定的权利受到侵犯而状告考试机构的法律纠纷时有发生。这既给试图通过违纪舞弊蒙混过关的考生和谋取私利的考试工作人员提供了可乘之机，也让代表国家秉持考试正义的考试机构感到无可奈何。

除上述所列情况，目前我国还存在考试法立法层次较低且已不合时宜，以及现行法规标准不一，缺少维护考生考试权益和司法救助方面的内容，当这些考生的权益受到侵害时，相应的救济措施在现行的考试法规中尤为缺失。

二、对考试立法的思考

（一）清楚界定考试法的适用范围

笔者的观点是考试法的内容应为《国家教育考试法》。即考试法的范围仅应当包括国家教育部组织的全国统一考试，即：高考、研究生入学考试、大学英语等级考试、自考、成人高考等，而不应当包括：

第一类：其他部门和社会机构组织的考试，如司法考试、会计师资格考试、托福、雅思等。

第二类：由地方组织的非全国性考试，如中招等。

第三类：各学校自己组织的种种考试，如期末考试等。

理由如下：

1．从立法的角度即统一考试立法的必要性上来讲，没有必要制定大的统一的考试法。立法要讲究统一，但是要有统一的理论基础和可能，必须是一个科学、严密的规范体系，如果将没有统一基础的事项硬性的连在一起立法，则可能产生拉郎配的效果。

上述各种考试的性质和指导原则、指导思想都是很不一致的，有的是选拔性的考试，如高考、研究生考试；有的是资格性的，如统一司法考试、注册会计师考试。这些考试的录取原则、所要收到的效果也各不相同，如果不分彼此的将这些考试规定在一部法律当中，不但收不到好的效果，反而可能会相互牵掣，难以实施。

2．从教育、考试制度的现实即统一考试立法的可能性上来讲，统一考试立法缺乏相应的客观条件，不可能实现。当前我国的考试名目非常之多，各项大考、小考数不胜数，并且不断有新的考试形式产生，另外，各项考试的规范程度各不相同也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如果将这么庞大的考试体系都纳入到一部考试法当中加以管理，是很不现实的事情。因此，国家教育考试的范围对象必须是特定的事项和人群，有其特定的目的和操作模式，必须和其他考试区分开来。对于其他的考试如公务员考试等非国家教育考试等，可以通过一些单行法律或者专门的行政立法加以解决，这比期待一部法典式的统一考试法更为现实和有效。

当然，“考试法”作为一部规范考试行为的法律，其内容绝不只是针对考试作弊行为，它应该规范考试的全过程，包括招生宣传、考生报名、命题管理、试卷保密、考试后的阅卷、登分、分数的公布、考试最终结果的和通知，以及成绩、录取通知书的发放等各个环节。此外，它的法律责任主体，也不仅仅是考生，而应包括所有考试参与者，如命题人员、印卷人员、保管人员、监考人员、评卷人员、考试机构和考区、考点的工作人员等等。

（二）完善考生权利救济途径

救济是纠正、矫正或改正发生或业已造成伤害、危害、损失或损害的不当行为的一种补救工作。有权利必有救济，无救济的权利是没有保障的权利。在教育考试领域中，法律关系主体在教育考试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均依法平等地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由于参加考试的考生居于相对弱势的地位，教育考试法应当有力地保护考生参加教育考试和知晓考试结果的权利，在其考试权利受到不法侵害时，能得到方便、迅速、有效的法律救济。在实践中，教育考试法律救济的主要途径有四种：

一是教育考试机构在对被处罚人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被处罚人做出处罚决定的理由和根据，并听取其对事实的陈述和申辩；

二是被处罚人对教育考试机构作出的行政处分决定不服的，在接到处分决定书15天内，可以向作出处分决定的教育考试机构的上一级教育考试机构提出申诉，后者在接到申诉后30天内予以复议，并做出最终的复议决定；

三是被处罚人对违反教育考试法受到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可以根据国家《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四是被处罚人对违反教育考试法和刑法的相关规定受到的刑事处罚决定不服，可以依据国家《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提出上诉或者申诉。此外，还应积极发展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比如天津市2005年开始实行国家教育考试争议裁决办法，成立公信力较高的裁决组织，对国家教育考试中发生的争议进行居间裁决，收到了较好效果，教育部也给予充分肯定。

（三）与考试制度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

为了确保考试顺利进行，严厉打击作弊行为，在考试法出台后，必须由相应的法律制度配合，以保证考试法的顺利实施。首先是刑法的修订，考试法的一个重要突破就是对考试作弊行为规定了刑事责任，那么必须在刑法中规定相应的罪名来处罚，否则就会名存实亡。例如在以前的广东电白、湖南嘉禾两起案件中，涉案的教育部门主管官员被处以罪和贪污罪，而对于协助舞弊的监考老师和社会人员的处理则束手无策。其次是行政处罚法和民法也要做相应的修改，对某些作弊主体作出明确的规定。民法中也要规定相应的救济，如录取中被冒名顶替的人员如何获得赔偿特别是精神赔偿等。最后是相关教育方面立法的完善。以前一些关于考试作弊规定的《规章》、《规定》 该废止的废止、该准用的准用，要做出明确的规定。一些新的法律也要加紧出台，如招生相关立法等。

也许有人会问，难道有了一部法律，真的就可以制止甚至杜绝考试作弊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法律不是万能的，它只能在最大程度上尽可能地保护正当权益，维护社会的公平、公正。法治社会是一种不断趋于理想的境界，它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结果，考试作弊的最终根除，有赖于社会多方面的共同努力。

总之，制定“考试法”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减少作弊，同时也是对考生权益的一种保障。让法律保证考试的公平、公正，让法律驱散某些考场里面存在的乌烟瘴气，让神圣的考场真正成为平等竞争的竞技场。

参考文献

[1] 王海，丁俊丽，李光泉．从考试制度现状论国家考试立法的迫切性[J]．天津大学学报，2003，(10)．

法考考试制度篇2

关于法官的从业资格考试，在国外主要采两种方式，一是统一司法考试，即法官、检察官、律师实行统一的资格考试，并统一接受司法培养，此种方式又称为“法曹一元制”。二是单独考试。即法官单独实行从业资格考试，如果法官是从律师中选拨的，则仅参加律师从业资格考试。

从建立法律职业制度，提高法律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加强法律职业者彼此间的相互交流和理解，实行法律职业者统一司法考试是必要的。对此我们已在前文作出了探讨。需要指出的是，即使考虑目前实行统一司法考试的条件尚不成熟，而只能采取法官的单独考试和考核制度，那么也要认真实行考试制度，严格把握质量。为避免考试流于形式和走过场，应当设置独立的“法官资格考试委员会，”专门负责法官的从业资格考试工作。该委员会除应吸收某些资深法官参与以外，不应适当吸收司法行政官员、大学法学院教授的参与。

法官的培训工作也是十分重要的。现代社会经济和科学的发展极为迅速。社会生活日新月异，法律制度和司法制度也在不断适应社会需要而更新和完善。在此情况下，法官虽具有丰富的法律知识和实务经验，也要适应社会的需要不断通过培训而补充和充实新的知识，从而始终保持较高业务素质，保证裁判的高质量。所以，各国都普遍重视法官的培训工作，许多国家并设有非常完备的法官培训制度和专门的培训机构。如日本设立司法研修所专门培训法官。在美国，由于法官素质普遍较高，过去一直不注重法官的培训工作。然而自60年代以来，美国也加强了对法官的培训中心。1964年美国初审法官联合会设立了全国州级初审法官学院，为法官的训练和教育提供了一个常设机构。参加培训的法官大多为任职不到两年的法官，同时美国许多著名大学开设了一系列法官培训课程，美国律师协会也举行了一系列研讨会推动法官的培训。美国许多州的议会也拨专款为州法官的培训提供经费。[1]可见，法官的培训已成为一项重要的司法制度。

应当承认，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历来十分重视法官的培训工作。1985年最高人民法院成立了全国法院干部业余法律大学，1988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全国法院干部文化结构的“七八九计划”，即在1995年，全国法院干警大专以上文化结构要达到：全体干警的70%、审判人员的80%、院长副院长的90%，1988最高人民法院与国家教育委员会联合会创办了中国高级法官培训中心，委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每年开设两个高级法官班、并招收一批法院系统定向培养的研究生，截止1997年已培训近600名的高级法官任职资格的学员，并培训了一批法学硕士，还公派了一些出国留学生，有的已开始攻读法学博士。1997年，最高人民法院设立了“国家法官学院”，负责对法官的培训工作。由于多年来最高人民法院极重视法官的培训工作，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国法官队伍业务素质过低、法律专业知识缺乏等状况。绝大多数高级法官培训班和研究生毕业的学员，回到各地法院以后，都成为业务方面的骨干。1994年的《法官法》，在总结法官培训的经验基础上，专设了培训制度，要求对法官进行有计划的理设培训和业务培训，并将法官在培训期间的学习成绩和鉴定，作为其任职、晋升的依据之一，从而将对法官的培训纳入到了法制化的轨道。

值得注意的是，法官法第25条规定：“国家法官院校和其他法官培训机构按照有关规定承担培训法官的任务，”而未提及政法院校和大学法学院在承担对法官进行培训方面的作用，这显然是一种疏露。从目前情况来看，国家法官学院和其他法官培训机构，因师资、图书、设施等各方面的条件所限，独立承担对众多的法官的法字的培训工作，看来是十分困难的，培训效果未必十分理想。而从过去近十年来，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培训高级法官的经验来看，委托高等学院校培训法官是十分成功的，培训的效果是十分明显的，并且也受到广大学员的赞同。因此，我认为，充分利用高等院校的资源培训法官是行之有效的方式。

美国开国元勋华盛顿在致兰道夫的一封信中所指出的，“我确信适当正确的司法原则，为统治机关最坚固的台柱。司法部门的设置，为我国的幸福与政治安定上所必须”[2]随着司法在我国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司法公正已经越来越成为亿万人民的真正期盼。维护司法公正是每一个法官的神圣职责，它体现在每个法官所作出的每一项公正的裁判之中，也贯彻在每一个诉讼活动和环节之内，它既要求诉讼程序的公正，也要求诉讼结果的公正。司法公正的极端重要性，应当使我们每一个法官意识到自身使命和职责是何等重要。

[注释]

法考考试制度篇3

关键字：教育考试制度  教育考试法律责任  

        一、各主要国家高等教育考试制度的比较

        （一）国外考试制度介绍

        近年来，世界各国都在积极进行高等教育恐慌制度的改革，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这些改革思路对我国高等教育考试制度的改革，尤其是教育考试管理模式的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英国有独立设置的大学入学考试机构，由国家进行宏观调控。这些考试委员会都不是政府机关，相互之间也没有隶属关系，也不受国家直接控制，但是它们是经过政府批准后成立的，国家教育科学部在这些考试机构内派驻代表，可对考试委员会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但是没有否决权和行政指挥权。它们是非盈利性质的服务机构。考试、招生、录取三职分离，招生机构是考生和高效的中介服务机构，录取的决定权掌握在大学手里，注重全面的测查。根据不同的大学类型，其考试、招生和录取的办法不拘一格。比如，开放性大学不问学历、证书，也不举行入学考试，招收一切想入学的人，然后按照学校的要求进行大学阶段的教育。日本的全国公立大学实行统一招生考试制度，先由全国大学入学考试中心组织全国统一的考试，再由大学自行组织学校的第二次考试。全国统一考试目的是为了考查学生对学科知识的基本程度，考试内容为高中各必修课程，大学自行主持的考试内容主要和针对报考学校对各专业所要求具备的特殊能力。近年来，一部分高效实行只根据高中校长的推荐信和面试选拔一部分推荐的招生方式。此外，还实行引入考试的招生方式，在考试前一年11月以前与考生见面，向考生介绍学校准备报考的专业，通过与考生的面谈了解学生的各方面素质，比如思考能力、表达能力、独创性、知识面、兴趣爱好等等。美国，高等学校的录取考生的时候通常要求提供sat或者act考试成绩，这些考试时一种着眼于学生学习能力、兴趣和适应性测验的配置性考试。各高校虽然在评分标准上可能有较大差异，但是均采取一定的措施保证生源质量和教育质量，这些措施主要有：名牌高校单独组织考试。各高校对学生进入大学前后的成绩有纵向比较，由此鉴别各高中学校学生成绩一水平的关系。美国大学一般宽进严出，中期淘汰。美国的升学考试制度具有以下的特点：1、学生能否上大学和上哪一层次的大学，主要看学生高中4年在校成绩，全国sat统考成绩和专家推荐只作为参考条件。2、由各高中学校自主确定学生的成i，学校可以根据自身的条件和学生的需要，充分发展学生的个性，切实较强素质教育，办出学校的特色。3、高中教育既考虑社会发展的需要，又满足学生的兴趣和爱好，学习过程生动活泼，学生不会因此感到负担沉重，有利于学生身心健康成长。从各抓国家的高登教育考试制度改革来看，存在以下特点：1、国家统一考试的必要性已经逐渐被认同。2、各主要国家都力求在国家统一考试调控和高校自主权之间达到尽可能的平衡。3、国家在教育行政管理的手段上，羹加注重间接地宏观调控，逐步奸杀直接的行政干预，招生、考试和录取的只能逐渐分离，出现了相对独立的具有公益性特点的考试中介机构。

        （二）中外教育考试的主要不同点

        1、从中外教育考试的管理上来看，彼此的差异体现在统一与多元上。中国一直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对教育考试的管理也表现出高度的集中统一。

        2、从中外教育考试的目的上来看，彼此的差异表现在知识倾向于能力倾向上。中国教育考试长期以来一直偏重于对学生知识掌握程度的考核。从科目设置上来看，中国的选拔性教育考试涵盖了下一级教育教学的所有科目，题量偏大，考试负担过重，对学校教育教学过程的影响非常深。而国外的能力倾向型教育考试的内容则朱考虑考试目标所需，从科目设置到内容选取与下一级教育都有较大的区别，对学校教育教学过程的影响也就不是太大。

        3、从中外教育考试的技术差异上来看，彼此的差别就体现在主观和客观上了。中国教育考试在考试方式上历来有注重论文式考试的传统。在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上表现得更为突出。普通高考和成人高考中除外语考试以外，其他科目考试的主观试题仍然占有较大比重，这对于考查学生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和思维推理能力非常有益，但是一方面在试题命题上，不同年份试卷的难易程度起伏较大，另一方面，在评卷上，耗费人力较多，有难以保证评卷结果的客观公正性。国外教育考试在考试方式上则注重标准化考试，考题中客观性试题占有绝对的比重，甚至全部是客观性试题。考试命题普遍建立了题库，征题范围广，题源丰富，考试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较强，答卷评阅速度快，结果客观公正。

        二、教育考试法律责任的实现及其机制

      （一）教育考试立法的基本原则

        作为教育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考试法基本原则与教育法的基本原则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教育考试法的基本原则，是指贯穿于教育考试制度中，知道教育考试法律规范的制定和实施等活动的基本准则。它是对教育法律规范的精神实质的概括，体现着教育考试法律制度的价值和目的。教育考试法的基本原则应当反映现代国家的宪法精神，体现民主法治的要求，规范法和考试行为之间的关系，约束教育考试规范的制定、执行和法律监督等各关节。

        （二）教育考试法律责任的机制构成

        教育考试法律责任实现主要由以下两个机制构成：1、教育考试法律关系主体的自觉行动。这种非强制性的、自觉地法律责任实现机制是教育考试法基本的实现机制。这一机制的实现除了要求教育考试法律关系主体提高法律觉悟，较强法律意识和整个社会自觉守法的整体氛围外，主要是依靠个体的自觉性。2、国家强制力的保障。在教育考试法律责任中，完全依靠自觉性是不够的，还需要国家强制力保障。

        （三）教育考试法律责任中应注意问题

        1、应对考试责任作出一定的界定。

        2、应明确专门的考试管理机构对教育考试法律责任加以认定。过去相当多的考试违规行为都是由监考人员说了算，不仅缺乏规范的认定机构，而且缺乏相应的认定程序。其中相当部分的法律责任的认定是补充的甚至是错误的。

        3、在法律责任的追究上应采取考生检举与国家权力介入相结合的方式。在考试过程中，作弊或者用其他非法手段取得本由他人享有的考试权益的行为直接侵害了其他考生的合法权益，影响国家教育考试的公正性，损害了社会的公共利益，必须及时加以制止与惩处。而作为直接的受害者，被侵害的考生应通过向考试管理机构检举来获得对自身权利的维护。对于一些情节严重、涉案范围较大的违反教育考试法的行为，国家权利此时就应加以介入，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都应运用构架权利追究责任人的相关责任并予以制裁，以维护公民的合法考试权益。

        （四）教育考试法律责任

        1、考生违反教育考试法的法律责任。归纳起来，大致包括：行为人当次参加考试科目成绩作无效处理；取消行为人一至三年的考试资格；给予行政处分；责令学校退回已招收的学员或者取消入学资格；情节严重可能触犯刑法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考试工作人员违反教育考试法的法律责任。教育考试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应当承担违规违纪责任，还应当包括行政法上和刑事责任。

        3、其他人员违反教育考试法的法律责任。也就是说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有关人员及其他与考试有关的人员，对这类人员应该按照教育考试制度在成绩、报名资格等方面进行处理，追究法律责任。

        4、考点、考区违反教育考试法的法律责任。对此，可以宣布取消考点资格，撤销有责任人员的考试工作人员资格，并给予行政处分，同时追究考区、考点负责人的责任。

        5、违反保密规定的法律责任。对此，应当结合《国家教育考试法》与《国家保密法》两部相关法律追究责任。

法考考试制度篇4

[关键词]统一司法考试制度；考试技术操作性；局限；完善

[作者简介]李艳梅，广西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张勉，广西师范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广西桂林541004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6)11―0127－04

2001年6月30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法官法》《检察官法》修正案，我国正式以立法形式确立了统一司法考试制度。实行统一国家司法考试制度，标志着我国法律职业资格开始走上统一、规范和专业化的道路。曾宪义教授曾指出：“司法考试是一个中间环节，它是在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之间架起的一座桥梁，其制度价值在于将符合现代法治要求的法治精英选拔到法律职业队伍中。”但是实践中，司法考试制度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司法考试具体操作层面上的一系列问题尚待探讨。为了实现考试面前人人平等，建立一项完备的统一司法考试制度是十分必要的。

一、现行司法考试制度的局限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2001年7月12日在会见委内瑞拉最高法院院长伊万・林孔・乌达内塔一行时指出，实行统一司法考试是中国司法制度的重大改革，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是对过去各种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制度的调整，具有很重要的意义。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确立为我国法律职业的精英化、同质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以实现一定程度上的公平和在一定程度上达到提高法律职业人员素质的目的；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节省司法资源；实行司法考试制度的统一也符合世界发展潮流。

统一司法考试是从原来的律师考试过渡来的，因此必然存在局限性，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考试的技术操作性方面存在的问题

1．应试人员的资格问题

在2001年6月30日以前，我国在法官、检察官、律师资格认定上实行的是“三马并行”，即三者都有各自的资格考试制度。法官、检察官考试仅限于本系统的在职人员参加，律师资格考试则面向社会。而法官、检察官在职人员多来源于退伍军人、司法学院、政法干校的中专毕业生，很多人从未受过正规法学教育，当时就出现了很多培训机构，使得很多人只是进行短期的培训就上岗了。修正后的《法官法》《检察官法》《律师法》对参加国家统一司法考试的人员资格进行了统一，但要求也相对偏低。主要表现在：不以受过法科教育为必要条件，其他专业本科以上学历者也可以报考，是否接受过系统的法学教育则在所不问。诚然，这样的规定给许多拥有其他专业本科以上学历的人提供了一个转换职业或谋求职位的机会，体现了选拔法律人才的“广泛性和公平性”。但是随着我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出现的很多问题都需要法律来解决。如果说法律是社会关系的最后调整器，那么检察官、法官、律师则是掌握着这个调整器按钮的人，若操作失误，则可能导致社会关系动摇乃至崩溃。

2．考试的时间、次数和方式

从2001年设立统一司法考试以来，司法考试每年只有一次，第一次是在3月份，后来每年的考试基本上都定在9月份之后。而且是以“一试定终身”的方式来进行的。法律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一试定终身”不利于法律职业精英化的保持，也使侥幸过关者有了保护伞。

3．考试范围的设定

法官、检察官和律师虽然同为“法律人”，但不同的职业对三者的知识水平、能力侧重、思维特点等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如作为法官就应该严明执法，不偏颇任何一方，而律师则只是为自己的当事人说话。因此，统一司法考试应该确定一个适度的考试范围，使其能较好地考查考生应具备的知识和能力。

与考试范围相关的是考试题型问题。目前的考试主要是一次考试由三张客观性考题试卷和一张主观性考题试卷组成，对所有考生的客观性试卷和主观性试卷都要批阅，对客观性阅卷可以通过机械操作保证阅卷的质量，但主观试卷的基数过大，尽管采取了很多措施，但是仍然无法从根本上保证阅卷的质量，难以确保阅卷的客观性等。

(二)通过了考试后。法官、检察官、律师是否可以互相交流

要想成为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就要参加统一司法考试，那么过了同一道门坎后，成了一家人，是否就可以不分彼此，可以转岗呢?另外，就司法部门的就业现状来看，对于刚毕业的考生非常困难，通过司法考试的考生中，有一部分是想给自己增加一种技能，但大部分人有从事法律职业的梦想。“司考”通过的分数线是依据国家司法人员的人才需求数来划定，以保持法律职业者的供需平衡。但在现有的人事制度下，如果想进司法部门而又进不了，那么司法考试对于获得者来说就是一张白纸，所以大多数取得法律职业资格的人只有当律师一种选择。很多人在人法院、检察院无门而又不愿当律师的情况下就不得不从事原来的职业。这一方面使大量法律人才沉淀到非法律职业中，造成了法律人才的浪费；另一方面也使国家司法人员的人才需求得不到满足，阻碍了法治的进程。

二、完善统一司法考试制度之构想

通过上述对统一司法考试制度局限性的分析，笔者认为可参考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完善：

(一)应试人员的资格

关于应试人员的资格问题，虽然世界各国规定不一，但我们可以参考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他们一般对考生的要求都很严格。在西方，律师、检察官、法官三者是依次递进的，一个法律人将法官位阶作为自己事业的巅峰。如在美国，只有大学毕业生才有资格参加法学院入学考试(LSAT)，毕业于全美律师协会认定的183家法学院的学生才有资格参加律师资格考试。在新加坡，能够获得律师资格的人必须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毕业生，或者是获得有内政部承认的英国剑桥、伦敦等15所大学的法学学士2级以上学位的学生。我国不以受过法科教育为必要条件，其他专业的本科以上学历就可以了。笔者认为，一个人的法律思维和法律品性只有在一定的学习氛围中才能逐渐养成。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人不一定具有法律意识、法律语言、法律思维、法律价值和法律道德，允许高等院校其他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人士参加司法考试在一定程度上会弱化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同质性。应该将应试资格限定为法学本科以上，将司法考试应试者的学历要求修改为：(1)高等院校法学本科毕业以上，包括法学本科毕业生、硕士毕业生和博士毕业生；(2)高等院校非法学本科毕业的在读法学硕士生、法律硕士生和法学博士生；(3)对一些经济落后、法律人才缺乏的地区可

适当降低学历要求，高等院校法学专科毕业以上既可。这样，既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法律职业人都具有大致相同的法学教育背景，从而为塑造同质化和精英化的法律职业共同体提供有利的条件，又充分尊重了高等法律院校的教育职能，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区域性不平衡相适应。所以，法学本科学历应该是最低的要求，这在我国也是有可行性的。因为我国法学教育近年来蓬勃发展，培养了一大批法学本科毕业生，而且每年从高等院校毕业的法学本科毕业生人数众多，基本上可以满足社会对法律人才的需求。

(二)考试时间、次数和方式

笔者建议，可以借鉴德国、日本等国的做法，采取两次或三次考试到位，即所谓的阶段性考试。原因在于，从目前中国的法学教育来看，大部分的学生都是直接从高考选的，他们的法学知识几乎为零，而且人生阅历还很浅薄，知识结构有待改善。另一方面，我国目前的法律教育偏重知识的传递和学术的研究，忽略或抛弃了职业思维和职业技能的培养，学生少有机会接触活生生的法律实践。通行的做法是让学生埋头苦读几年只有“皮毛”似的法律，等学完后，学生就发现自己是懂了有什么法，可是一旦给出案例就全懵了。学完四年之后几乎没有谁能马上上手办案子，原因在哪?实践太少了，学生短短几个月时间去专业实习，有的学校甚至只给学生安排了两个月的时间。由于时间短、经费缺、指导人员业务受限等原因，学生就不可能对法律运作的环节作全面、系统的了解，根本达不到职业训练的目的，导致了法律院校的通识教育和法律职业教育之间的难以协调。所以，第一次是入门考试，亦即三家联考，主要考查基础的法学知识，基本的法律业务能力、外语和综合素质。考试题型全部为客观题。第二次则分为笔试和口试两部分，笔试重在考察应试者分析解决实务问题的能力、逻辑推理能力、写作能力以及法律职业道德，题型应以主观题为主，特别是要加大情境材料题的比重；口试的目的则在于考察应试者的临场反应能力、口头表达能力以及仪表和风度。只有通过第一次考试的人员才能参加第二次考试。

考试时间上可以借鉴德国的做法，德国《法官法》第5条规定，要取得在司法部门的任职资格，必须通过两次司法考试。参加第一次司法考试至少要在完成了七个学期的大学法律学习之后；参加第二次司法考试则必须在完成了30个月的实习或见习服务之后。我国法学本科教育一般为四年，八个学期。本科毕业后参加第一次司法考试，与德国的做法相差无几。第二次司法考试，至少应在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从事司法实践一年后，才能参加。两次考试合格者，方可以获得由国家颁发的从事法官、检察官、律师职业的资格。

实行这种阶段性考试是符合当代国情的，司法考试采取的方式受到法学教育的供给源、法律职业需求的影响。当法学教育不够发达，没有充足的供给的时候，不需要考试或者采取简单的考试就可以了。但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高校大规模招生，法学专业的学生数量大大增加，全国设置四年制本科法律专业的院校已经达到389所，高等法学教育的毕业生数量达到十几万人。另外，从日本实行的精英化选拔经验来看，实行法学本科以上为考试资格底线更加有可行性。日本虽然职业法律家人数少并不能说明学习法科的学生少，也不能说明法学教育的规模小。事实上，到20世纪末日本爆发民法典论争的时候，日本的法学教育已经达到了相当的规模。根据不完全统计，1897年，仅在东京一地在校法律专业的学生数量就超过了5000人，因此，可以由此得出，中国如果提高了应试资格，有法学教育的成果为法制现代化建设奠定的雄厚基础，这样就为我国的司法考试选拔和造就法制精英提供了前提条件。

(三)司法考试的范围

现行国家司法考试内容包括：理论法学、应用法学、现行法律规定、法律实务和法律职业道德。这一考试内容应以教育部已确定的所有的法学院系都必须开设的法学学科的14门主干课为主。这14门法学主干课涵盖了法学教育的最基本内容，是适应我国司法工作的前提和基础，因此，第一次司法考试内容应以14门主干课为限，不宜再扩大范围。如果随意地扩大范围，就必然会使各法律院校疲于应考，丢弃特色教学，进而影响教学质量。第二次司法考试重点应考核考生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内容以实体法和程序法为主，兼顾法理学的基本内容并增加一些对法的精神的考核。考试题型以主观性试题为主。第二次司法考试使主观性的考试增加了很多，需要的工作量也同时增加。那么是否会给管理部门以及考生带来负担呢?实际上，从大陆法系国家实行司法考试的经验来看，他们确定的类似的司法考试范围，不但不会给考试的组织管理带来负担，在某种程度上还会减轻考试组织工作压力。因为通过第一阶段考试遴选出参加下一阶段的考生，大大降低了参加主观试卷考试的人数，有利于减少阅卷的工作量，有利于考试的组织工作。

(四)对于三者能否转岗问题

法考考试制度篇5

【摘 要 题】海外来风

【关 键 词】法学教育/司法考试/法科大学院构想

【正 文】

日本称法官、检察官、律师三种法律专门职业人员为“法曹”。欲成为法曹，首先要通过 竞争率极高的司法考试，然后在司法研修所中经过一年半的司法研修，最终考试合格才能够 最终担任法曹。在这种法曹培养制度下，法学教育与法曹选拔脱节，二者并无直接的联系。 司法考试严格限制人数，（注：日本选拔的法曹人数历来较少，现行制度下，从20世纪60年代直到90年代初，每年司法 考试合格人数只有500人左右。90年代以来开始增加合格人数，现在每年的合格人数为1000 人左右。参见丁相顺：《日本法律职业选拔培训制度及其改革》，《人民检察》2000年第4 期，第61页。）一方面塑造了日本司法精英型的特征，保障了司法的公正性，另 一方面也导致了日本司法人数不足，司法救济不够的弊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日本国 际和国内环境的变化，在规制缓和的大形势下，长期依靠行政指导制调整社会关系的日本开 始了由“事前规制型”向“事后检查型”的改革。（注：关于日本司法改革的背景问题，参见2000年12月28日《法制日报》载《密切法律交流推 进中日友好——访日本法务大臣高村正彦》一文，法务大臣高村正彦说：“人类即将进入21 世纪，对于日本而言，面临社会、经济形势的复杂多样化以及国际环境的变化，当务之急是 推进行政等各项改革，完成由‘事前限制型’社会向以个人责任为基础的‘事后检查型’社 会的转型。具体到司法领域，日本将大力推进司法改革，完善法律制度体系，下个世纪，司 法将在维护法治社会、保障国民权利等方面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这样，为了解决司法人数不足的问题， 大学的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制度、法曹培养制度、司法制度开始联系起来，法学教育界和司 法实务界提出了法科大学院构想。

一、日本法学教育的基本特征与改革

日本的法学教育是在法制近代化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日本法学教育在明治时期就形成了官 方与民间法学教育的二元格局，经过明治政府的一系列统合措施，近代法学教育培养的法科 学生为推进日本法制近代化过程和国家的近代化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注：丁相顺：《日本近代法学教育的形成与法制近代化》，《法律史论集》2000年专集，法 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437页。）

二战以后，随着司法考试制度的建立和精英型法律家阶层的形成，在大学教育日渐普及的 情 况下，法学教育成为一种法律修养式的普及型教育，“日本大学本科阶段（四年制）法学教育 的目的并不是培养法律的专职人才，而是一种为普及法学思维方式而开设的普通素质教育。 实际上，可以说这种教育的目的只是为即将步入社会的学生养成法律思维(Legal mind)为此 ，在日本各大学法学院的本科课程设置中，除法律方面的科目以外，往往还包括与法律职业 无直接关系的政治学方面的内容，四年制本科毕业生人多从事非法律工作”（注： [日]铃木贤：《日本的法学教育改革——21世纪“法科大学院”的构想》， 这是作者于2000年12月参加“21世纪世界百所著名大学法学院院长论坛”国际研讨会时发表 的论文。参见此次研讨会论文集。）。在现行司法 考 试制度下，不仅本科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无直接关系，而且研究生教育也与法律职业没有直 接关系。研究生院培养的法学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大多从事法学教育和研究工作。目前 日本全国共有622所大学（国立大学99所，公立大学66所，私立大学457所），其中有93所大学 开展法学教育，拥有法学部或者法学院。法律专业学生毕业后的去向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 部分充任中央国家机关和地方政府机构的公务员；大部分人在各种民间的企业或公司中就职 ；只有极少一部分的毕业生能够通过司法考试成为专门的法律职业家。（注： [日]铃木贤：《日本的法学教育改革——21世纪“法科大学院”的构想》， 这是作者于2000年12月参加“21世纪世界百所著名大学法学院院长论坛”国际研讨会时发表 的论文。参见此次研讨会论文集。）

虽然司法考试对于大学生可以给予免考修养科目的待遇，大学法学部所学到的基础知识也 可以在司法考试中应用上，但是，大学教育基本上不与法律职业发生直接的联系。“重要的 是以记忆为中心的司法考试。一次考试能否成功决定着一个人的命运，大学的法律教育基本 上不起作用。”（注： [日]铃木贤：《日本的法学教育改革——21世纪“法科大学院”的构想》， 这是作者于2000年12月参加“21世纪世界百所著名大学法学院院长论坛”国际研讨会时发表 的论文。参见此次研讨会论文集。）

尽管在制度上，现行的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不存在直接的关联，但在某种程度上，二者也 存在着若即若离的联系。法科学生要通过司法考试，大学的法学教育也是重要的知识积累。 同时，由于法律职业的精英型特点，成为法曹是许多毕业生的理想，反过来，各个学校对司 法考试合格人数也是相当重视的，司法考试的通过率成为评判法学部水平高下的一个重要指 标，这也促使各个大学努力将教学目的服务于司法考试的需要。尽管如此；由于司法考试合 格人数受到阻制，法学部致力于提高司法考试合格率的努力也是有限的，其着眼点只是通过 提高司法考试合格率来提高学校的声誉，而学校的主要教学对象仍然是那些不可能通过司法 考试或者是不对司法考试抱有奢望的大多数学生。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没有直接的关联是日 本当代法学教育和法曹选拔的一个基本特征。

日本东京大学教授新堂幸司认为“日本大学法学部的毕业生成为法律家的比例极低，虽然 有法学部之名，但是成为法律家的极少，多数都进入到行政官厅和企业”。（注：[日]新堂幸司：《“社会期待的法曹像”座谈会》，（日本）《实用法律学杂志——法学 家》，1991年第984号，第42页。）早稻田大学原 校长西原春夫教授认为，“按照我国现在的制度以及现状，司法考试不是大学的法学教育的 出口，而是司法研修所培养法曹的入口。”（注：[日]西原春夫：《法学教育与法曹养成制度》，（日本）《法律广场》1980年第23卷第6号 ， 第36页。）因此，在选拔和造就职业法律家的问题上，当 代日本的法学教育体系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由于司法考试的技术性特点，也出现了一些专门为参加司法考试的考生服务的补习学校。 由于这些学校针对性强，比起在大学参加科班式的课堂教学来，更多准备报考司法考试的考 生愿意参加各类司法考试补习学校。针对这种现象，一位美国学者指出，当代日本法律教育 体系对于司法考试和职业法律家的培养存在若干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包括：第一，法学部教 育有些“高不成，低不就”，也就是对于成为法曹的学生来说，没有受到充分的法律专业教 育，而对于没有成为法曹的学生来说，受到的法律专业教育又太多；第二个问题就是出现了 所谓的“双学校”问题，也就是大多数参加司法考试的法科学生同时在法学部和预备校之间 上学，在当前司法考试和法学教育的体制下，并不能造就和选拔出具有丰富知识背景的学生 ，更多地是造就和选拔出具有法律技巧的学生。（注： [美]丹尼尔.福特：《对讨论问题的意见——从与美国的法学院相比较的观点出发》 ，（日本）《实用法律学杂志——法学家》1999年第1168号，第28页，第27页。关于日美法学 教育与司法考试的关系，华盛顿大学教授丹尼尔·福特教授作了比较，他认为，现在日本法 学教育的方式和弊端与司法考试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美国，虽然想成为律师的学生必须要刻 苦学习，但是，并不是在学习之初强烈地意识到司法考试的问题，不是为了考试而去学习。 在大学时期，学生们不仅仅学习自己的专业，还要学习一般的修养课程，以及其他专业知识 。也就是说，在大学时期学生们并不十分在意司法考试，而是尽量掌握非常宽的知识。而在 日本，虽然说司法考试冠有资格考试之名，但事实上却成为一种限制人数的竞争考试。而且 学生们为了参加司法考试，不得不尽早地做准备。由于考试特别重视考试技巧，如果不是特 别有自信力的人，想成为律师的话，理所当然地会忽视法学以外的课程了，集中准备司法考 试科目。同时，为了掌握技巧，学生们会尽早地预备校补习。）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之间过分脱节，以及 司法考试制度过于限制人数的做法客观上造成了法学教育资源的浪费和职业法律家素质的降 低。

为了解决法学教育与法律实务脱节的问题，日本的各个大学也在探讨法学教育改革。几十 年代以来，日本的研究生院法学研究科的专业设置开始发生变化。“以东京大学、京都大学 、北海道大学等在战前被称之为‘帝国大学’的国立大学，和大城市中的主要私立大学为中 心 ，开设了以面向实务为主的硕士专修课程……这些课程的设置起到了在职培训的作用”，⑩ （注： [日]铃木贤：《日本的法学教育改革——21世纪“法科大学院”的构想》， 这是作者于2000年12月参加“21世纪世界百所著名大学法学院院长论坛”国际研讨会时发表 的论文。参见此次研讨会论文集。）日本的法学教育开始出现了重视实务的趋向。但是，在现有的司法考试和法学教育体制下， 这种重视实务的趋向是非常有限度的。从总体上来看，日本现行的法学教育体制仍然是以“ 与实务保持一定的距离”，即重理论轻实务为特色的，“从事教学和研究的学者大多数人没 有法律实务的经验”。 （注： [日]铃木贤：《日本的法学教育改革——21世纪“法科大学院”的构想》， 这是作者于2000年12月参加“21世纪世界百所著名大学法学院院长论坛”国际研讨会时发表 的论文。参见此次研讨会论文集。）

由于法学教育制度与现今的司法考试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不进行彻底的司法考试制度 改革和司法改革，任何教育改革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法曹素质降低和司法考试过分重视技巧 的问题。如果仍然过度地限制合格人数的话，极其高的竞争率仍然会持续下去，真正想成为 律师的学生们仍然会为了应付考试而学习。（注： [美]丹尼尔.福特：《对讨论问题的意见——从与美国的法学院相比较的观点出发》 ，（日本）《实用法律学杂志——法学家》1999年第1168号，第28页，第27页。关于日美法学 教育与司法考试的关系，华盛顿大学教授丹尼尔·福特教授作了比较，他认为，现在日本法 学教育的方式和弊端与司法考试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美国，虽然想成为律师的学生必须要刻 苦学习，但是，并不是在学习之初强烈地意识到司法考试的问题，不是为了考试而去学习。 在大学时期，学生们不仅仅学习自己的专业，还要学习一般的修养课程，以及其他专业知识 。也就是说，在大学时期学生们并不十分在意司法考试，而是尽量掌握非常宽的知识。而在 日本，虽然说司法考试冠有资格考试之名，但事实上却成为一种限制人数的竞争考试。而且 学生们为了参加司法考试，不得不尽早地做准备。由于考试特别重视考试技巧，如果不是特 别有自信力的人，想成为律师的话，理所当然地会忽视法学以外的课程了，集中准备司法考 试科目。同时，为了掌握技巧，学生们会尽早地预备校补习。）因此，要解决日本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制度 、乃至于解决司法制度中的结构性矛盾，必须将法学教育改革与司法考试改革联系起来解决 。

1999年6月，根据日本国会通过的“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设置法”的规定，日本成立了“司 法制度改革审议会”，负责“调查审议司法制度并向内阁提出改革方案”。该审议会围绕法 曹一元化（从律师中选拔法官），参审制、陪审制，法曹培养等议题进行研讨，最终提出司法 改革方案。正是在这种司法改革的背景下，日本法律教育界提出了法科大学院构想，并作为 法曹培养的一个重要内容，与司法制度改革问题结合起来。

二、法科大学院构想

具备何种资质的法曹方可以适应21世纪司法的需要？日本法学教育界提出了各种看法，主要 集中于具有丰富的人性和感受性，具有深厚的修养和专门的知识，具备灵活的思考力和说服 、交际能力，对于社会和人际关系的洞察力，人权意识，掌握尖端的法律和外国法方面的知 识，具有国际视野和语言能力。为了选拔具备这种资质的法曹人员，就不能象过去那样，通 过司法考试这一个环节、一个点来选拔，而必须通过一个整体的过程来造就和培养。必须通 过法学教育、司法考试、司法研修等程序的互相配合，通过连续的过程来选拔法曹。为了扩 大法曹人员，实现司法改革的目标，也必须充分发挥高等法学教育的优势，所以，如何形成 包括法学教育在内的立体法曹选拔、培训制度是司法改革的重要任务。充分利用现有的法学 教育资源是实现法曹人员素质的提高和数量扩大的现实途径。从这样的基本理念出发，日本 提出了将法学教育与法曹选拔培训有机衔接的方案，集中体现在法科大学院构想的方案设计 中。

所谓法科大学院就是在各个水平较高的大学院（大学的研究生院）法学研究科的基础上，建 立起专门培养法曹实务人员的高等法学教育机构。对法科大学院毕业生，可以直接或者间接 付与法曹资格。并且，在法曹选拔和培养过程中，要以法科大学院培养的学生为主体，辅之 于司法考试和司法研修制度，建立法律职业选拔任用的“流水过程”。

为了切实进行法学教育改革和探讨具体的法科大学院方案，当时的文部省设立了“法科大 学院构想研究会议”，具体进行“法科大学院”的制度设计。2000年10月6日。“法科大学 院构想研究会议”提出了总结报告，对日本型的法科大学院提出了基本框架构想，并且建议 在 2003年开始设置这种新型的法学教育机构。

日本法科大学院构想在制度设计上主要是以美国的Law school为模本。但是，日本的法科 大学院设计方案保留了传统的法律本科教育体制，将法科大学院设置在研究生教育阶段。基 本的制度设计是：非法律和法律专业的大学毕业生都可以报考法科大学院；法科大学院的学 制一般为3年，例外时为2年；从法科大学院毕业就获得了参加司法考试的资格，在面向法科 大学院毕业生的司法考试中，主要以法科大学院学习的内容为主，考试的合格率会大大提高 ；法科大学院的法学教育要以实务教育为主，在课程设计和师资选任上，都要服务于实务训 练的需要；与过去一样，法科大学院毕业生通过了司法考试以后只不过是获得了参加国家司 法研修的资格，这些合格者要作为研修生参加国家统一的司法研修，然后才能根据本人的意 愿从事具体的法律职业。

由于新的法科大学院以培养应用型的法曹为主要任务。因此，对于课程科目的设置要体现 出应用型的特点，其基本考虑主要是设置相应的学科群。开设的科目群主要包括：A.基础科 目，也就是为系统掌握基础法律知识所开设的科目，包括宪法、民法、刑法、诉讼法、外国 法等基本法律知识；B.法曹基本科目，也就是与法律职业共同的思维方式有关的科目，包括 收集、整理、分析、使用法律信息能力的科目，例如，法曹伦理科目、法律信息的基础教育 科目等；C.骨干科目，也就是为深化、理解基本法律领域里的法律学识，提高法律思维能力 、分析能力的科目，包括宪法、民事法（财产法）、刑事法、商法（公司法）、民事诉讼法、刑 事诉讼法等；D.先进尖端的学科领域课程，也就是培养创造性地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和培养 多元的、多角度法律思维能力的课程，例如知识产权法，租税法，行政法，劳动法，执行、 保全、破产法，环境法等；E.与国际相关的科目群，就是培养法曹国际视野的科目，例如国 际法、国际私法、国际贸易法等；F.学科交叉的科目群，也就是培养法曹广阔知识背景，开 拓学科视野的科目群，例如法与经济、法与医疗、法与家庭、法与公共政策等科目：G.实务 关联课程，也就是在前述科目基础上，通过实践进一步提高法律思维能力，解决现实问题能 力的科目，包括诊所式教育，民事、刑事演习，谈判技法演习等。

在这些课程中，A学科群的课程是所有法科大学院学生应该掌握的最低限度的法律知识，C 较A学科群的学科划分更加细化，是为了提高学生解决问题、分析案件事实的能力而开设的 科目，以事例研究、判例研究为对中心，不仅仅从理论上，而且要从实践的角度（从事实认 定论和要件事实论等实务的观点着手进行的教育）开设的课程。对于C课程群，没有必要拘泥 于各个实定法进行法学教育，可以合并设置课程，例如，开设民事法课程（将民法、商法、 民事诉讼法课程作为一个科目进行讲授），刑事法课程（包括刑法、刑事诉讼法等），要重视 实体法和程序法的有机结合，在对法律进行系统理解的基础上重视理论上的应用，并进行理 论与实践的整合。

在这些科目群中，为了达到使全体法曹具有共同资质的目的，要以A、B、C三个学科群为核 心课程群，并且兼顾D、E、F、G等学科课程。要求所有的法科大学院都要设置核心课程，所 有的法科大学院也要开设G科目群。但是，根据各个学校的情况，对于具体的科目和内容可 以有所侧重。可以根据各个大学的特色来设置D、E、F学科群。

法科大学院的教育方式要采取少数人制的教育，每一个科目听课的人数不能过多，基于科 目的每个教学单元规模不能超过50人。在教学过程中，授课的方式包括讲义方式，少数人演 习方式，学生独自进行调查、制作报告，教员对学生个别辅导等方式等。

法科大学院的入学者原则上要求大学本科毕业，但没有专业限制，入学者要通过考试方能 够入学。对于考试的性质，“法科大学院构想研究会议”认为法科大学院入学考试并非要测 试考生所掌握的法律知识，而应该是以测试学生的判断力、思考力、分析力、表达力为目的 的素质考试。但是，目前为止，对法律专业和非法律专业的考生是否要采取统一考试的问题 还存在分歧。“法科大学院构想研究会议”的基本主张是，为了保障法学教育的完整性，为 了彻底保障入学考试的开放性，为了保障考试的公平性，对法律专业的毕业生和非法律专业 的毕业生原则上要采取统一考试制度。为了保障非法律专业的学生能够进入法科大学院，在 录取时可以规定录取一定比例非法律专业学生。

法科大学院要以现有的法学部为中心设置，但是为了保持法科大学院设置的均衡性，防止 法科大学院设置过于集中在象东京这样的著名大学集中的城市，允许辩护士会与地方自治体 等大学以外的组织一起成立学校法人，设置单独的法科大学院。并且在法科大学院之间，要 允许各个法科大学院具有自己的特色，鼓励各个法科大学院之间的竞争。

三、法科大学院构想与日本司法考试改革

由于在法科大学院构想中，只要取得了法科大学院的毕业文凭就自动取得参加司法考试的 资格，换句话来说，在实施法科大学院构想后，要参加司法考试必须首先取得法科大学院文 凭。那么，新的教育方式与司法考试的关系问题就变得十分重要。由于这一构想是将法科大 学院作为法律职业人员资质提高的一个有机环节来看待的，因此，即使建立了新的法科大学 院，也并不意味着要取消司法考试或者司法研修制度。不过，在法科大学院构想付诸实施以 后，司法考试制度也必须随之作相应的调整。新司法考试的性质如《法科大学院构想的探讨 总结报告》所言：如果设置了作为在客观上可以保障其教育水准的高级的法律专业教育机关 ——新的法科大学院，并且以在法科人学院中实际进行了充分的教育和严格的成绩评估为前 提，新的司法考试要以法科大学院的教育内容为基础，新司法考试就是判断法科大学院毕业 生或者预定毕业的学生是否具备作为法曹应该具备的知识、思维能力、分析能力、表达能力 为目的的考试制度。从法科大学院构想的宗旨和新司法考试的目的出发，要求参加司法考试 的考生参加考试的次数不能超过三次，在这一司法考试制度下，要保障法科大学院的毕业生 具有较高的通过率。

实施法科大学院构想以后所建立的新法曹选拔、培养制度主要特点表现为：1.将打破过去 一次决定胜负的司法考试模式，使法律专门人才的选拔形成“法科大学院”——司法考试— —实务研修这样一个有机相联的过程。2.使大学的法学教育直接与法律实务人才的培养结合 ，有效地利用社会教育资源。这种法学教育制度的改革一方面将现有的法学教育与法曹培养 直接联系在一起，可以在保障法曹资质的前提下扩大法曹的人数。

由于法科大学院构想与现行法学教育结合起来，因此，得到了法学教育界和法律职业界的 支持 。（注：事实上，正是各个大学法学部才真正推动了这一构想的实施。笔者在日本留学期间， 就曾经参加了中央大学举办的法学教育改革与法科大学院构想的研讨会。据笔者统计，共有 大约十几所大学法学部举办过大规模的法科大学院构想研讨会，有十几所大学法学部提出了 自己的法科大学院构想。）可以说，法科大学院构想的实施是日本解决法曹人口不足和司法考试制度结构性矛盾 的一个根本方向。如果日本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提出的改革方案得以实施，法科大学院、司 法考试、司法研修将构成日本法曹选拔和培养的连续过程，在此基础上，如果法曹一元化能 逐步落实，日本的司法制度将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结语

法考考试制度篇6

引论：问题http://的提出

2002年起，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法官法和检察官法修正案规定，对初任法官、检察官和取得律师资格实行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标志着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正式确立。从设立至今的9年时间里，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为建设高素质的司法队伍和律师队伍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证，对于推动中国司法改革，建立科学、合理、符合中国国情的司法制度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但是随着体制的转换，经济交往的日趋频繁使得社会对法律规则的需求越来越大，与此同时，社会对法律职业者专业化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我国目前实行的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同其他许多司法改革措施一样，在社会发展的脚步中呈现出了它的诸多弊端，难以满足我们选拔法律人才的需求，陷入效率过低的尴尬境地。

一、 中国特色的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现状分析

21世纪初之前，我国法律职业化呈多元化发展，法检系统及律师行业各有独立的职业资格考试，且互不认同，若要从事跨行业法律职业必须“从头再来”，此种状不利于高等法学教育的发展和法律职业共同体及统一司法理念的形成。2001年新的《法官法》、《检察官法》经人大常委会修订颁行，最重要一条修订即是初任法官、检察官必须从通过司法考试，符合任职资格的人员中选拔。2002年初《国家司法考试施行办法（试行）》正式生效，并于同年举行首届统一司法考试。从此标志我国司法系统人才准入制度的规范化和选拔标准的公平、公正化，更有利于我国法律职业思维和理念的形成和升华。

在过去九年的国家统一司法考试中，采取的基本考试方式是闭卷、书面形式，且采取一次性考试。前三卷的主要题型为客观题，主要包括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和不定项选择题。卷四的主要题型为主观题，一般包括案例分析、论述、法律文书写作等题型。考生只要通过全国统一司法考试后即能取得司法考试资格证，具有从事律师的资格。

二、 对现阶段司法考试制度的反思与批判

（一） 司法考试的应有作用分析

建立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最主要的目的显然是要通过改变从事法官、检察官职业的入门途径，以提高法官、检察官队伍的整体素质（提高律师队伍素质问题已通过此前的国家统一律考制度解决）。简而言之也就是设置一个门槛，高效率地遴选法律职业人才。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作为法律职业的唯一准入制度，关系到法律专门人才的培养、选择方式的变革，关系到法律从业人员的职业化、同业化和精英化，在提高法学教育的进一步发展，促进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更紧密衔接方面应发挥其指引、导向的作用。

（二） 现阶段司法考试制度的缺陷评析

1. 报考条件方面

我国2008年之前，具有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本科以上学历或者高等院校其他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人可以参加国家司法考试。2008年后颁布的司法部75号公告规定，普通高等学校2009年应届本科毕业生可以凭借学校证明和有效身份证报考参加2008年度司法考试。而国外大部分国家关于司法考试的报考资格规定都是严格的，都要求有法学教育背景，而中国则需要本科以上的学历不要求有法学教育经历。这一门槛明显过低，一方面不利于高素质法律专业人才选拔，另一方面使法律职业于法律教育脱节，虽然未经过法律专业学习的考生也会通过记忆等途径通过考试，但毕竟在法学理论基础和法学逻辑思维上不及法律专业的学生。

2. 考试形式与内容方面

目前我国的司法考试采取一次性书面考试的方式，其中四分之三的题型是选择题，总的特点是覆盖面广，问题开口小，不能较好反映考生的分析问题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就选择题而言，虽然命题组再三强调灵活性要求，但局限于选择题题型而强调题目的标准化程度和答案的唯一性，选择题很难体现出灵活性。由此而得的成绩主要反映考生的记忆能力和对法律一些基本条款及司法解释的一些基本内容的掌握程度，很难反映出考生的分析能力、推理能力、判断能力等，而这些能力恰恰是从事法律职业者最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

3. 司法考试与法学教育的关系方面

长久以来，我国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相分离，不但导致了法学教育脱离实际以及法律职业缺乏理论指导的状况，而且致使法学教育没有相对成熟稳定的运作模式。从现行司法考试制度的设计来看，司法考试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律师考试的衣钵，是一种与法学教育没有直接联系的选任模式，是一种应试型的考试模式。而且，《司法考试实施办法》规定，考试的内容为理论法学、应用法学、现行法律规定、法律实务和法律职业道德。可见，司法考试作为职业技能考试必然更多地以现行法律规定、实务中的问题为考试重点。这些内容当然是大学法学教育的重点所在，但是，高等法学教育的优势和侧重点并不局限于此。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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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教育的优势是基础理论、人文修养以及学术精神。而这样一种优势是很难通过某种具有固定答案的考试所能够检验出来的。当前的司法考试制度设计是通过笔试的方式选拔人才的，因此难免会产生一次考试定终身的应试弊端。

三、 司法考试制度的改良建议

国家统一司法考试是作为法律职业准入资格的唯一测评方式，参加司法考试已然成为法科学生的“宿命”。而中国司http://法考试制度现阶段面临的根本问题是：现行司法考试制度并未能为指引、提升中国法律职业人才的培养与遴选提供作为判准和方向的“门槛”，针对这一问题，我们需要思考和追问的是：现行司法考试制度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具体方式，才能有效支配中国法律职业人才的培养，如何才能为法律职业注入新的血液。

（一）考试形式与内容方面的改良

首先，司法考试应该加大法学专业基础理论知识的考察力度。法学基础理论知识是职业法律人必须具备的理论素养，由此既可避免部分人投机式的三五个月的复习冲击，还可以锻炼法律职业人的法律思维逻辑，更可以举一反三地灵活运用。

其次，案例分析题应当重新进行设计，变单纯的“考法条”或“记忆法条”为“如何正确适用法条”，使司法考试真正成为能够选拔合格的初任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的职业资格考试，并不单纯考查考生的记忆功力，与此同时更要考查出考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第三，我国现在采取的“一考定终身”的考试模式，呈现出诸如一刀切、缺乏职业专门化教育等弊端，借鉴他国为避免这一结果出现而采取的措施，司法考试分两次举行为宜。第一次司法考试是针对通识教育而举行的，重在考察应试者对基本法律知识和原理的掌握，试卷以客观题为主，辅之以适当的简答和论述题。第二次司法考试则安排在第一次考试通过者接受一至二年（其中本科毕业二年，研究生毕业一年）职业培训后进行，针对的是职业教育，分为笔试和口试两部分：笔试重在考察应试者分析解决实务问题的能力、逻辑推理能力、写作能力以及法律职业道德，题型应以主观题为主，特别是要加大情境材料题的比重；口试的目的则在于考察应试者的临场反应能力、口头表达能力以及仪表和风度。

（二）建立与高等法学教育有机衔接的司法考试机制

作为法律职业准入资格的基本测评方式，国家统一司法考试的确立无疑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法学教育的发展。

首先，相关部门应当尽快制定法学教育行业的准入标准，并对各个法学教育机构进行严格的审查和评估，淘汰那些根本就没有能力办好法学教育的机构；同时还应当压缩法学教育“战线”，撤除中专和大专层次的学制，而以本科通识教育和实践部门职业教育为主，辅之以研究生层次以上的学术教育；并且要禁止那些面向社会搞“文凭买卖”的在职教育，逐步废除那些学历与学位相分离的法学教育。

法考考试制度篇7

论文关键词：住房保障 法律制度 比较研究

一、现状与问题：我国住房保障制度的基本情况

住房问题，直接关系到一国人民的最基本生活质量，是一国最基本的民权民生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住房制度经历了一系列的改革，实现了由住房实物福利分配向住房商品化的巨大转变。住房作为一项特殊的商品，仅仅依靠市场调节，无法解决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从而会进一步扩大社会的分配不均，导致一系列的不公平状况。因此，由国家加以适当干预，对于维护低收人人群的基本生活质量，保障其人格尊严有着重要意义，也是促进社会公正，实现社会稳定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

早在1980年，邓小平同志就提出了在住房制度改革后，要对低收入职工给与适当的补贴，1994年7月国务院了《关于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提出城镇住房改革的目的在于改善人民的居住条件，满足城镇居民不断提高的住房需求。1994年印发的《城镇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管理办法》则对经济适用房的相关内容做了系统的规定。1999年4月建设部刊发的《城镇廉租房管理办法》扩大了住房保障体系的覆盖人群，对廉租房基本制度进行了系统的规定。此后，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又刊发了《经济适用住房价格管理办法》、《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管理办法》、《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经济适用佳房管理办法》、《廉租住房保障办法》等一系列管理规定。

在国务院相关部委不断出台各种管理办法的同时，全国各地区也分别制定了地方政策，如上海政府出台的《上海市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实施办法》，北京的《北京市限价商品住房管理办法(试)和《关于已购经济适用房上市出售有关问题的通知》，深圳市政府提出的《关于进一步促进该市住房保障工作的若干意见》也为我国的住房保障体系提供了制度的保障。但这些管理办法的实施却并不尽如人意，各地实施状况不一，具体操作中缺乏详细有效的规则予以制约；保障体制的覆盖面较为狭窄，保障难以覆盖需要住房保障的全体城镇居民，地方主义下缺乏对流动人口权益的关注；缺乏相关的执行和监督机制，使得住房保障制度成为部分不具备相关条件的个人谋取不当利益的工具，同时造成了国家财政压力的加大和公共资源的浪费。

二、借鉴与比较：国外经验对我国现行住房保障制度的启示

1．建立国家统一的系统立法是我国住房保障制度的最关键问题。从美国的《住房法》、《国民住宅法》，英国《住房法》、《住房协会法》、《住房和计划法》、《地方政府和住房法》，到日本的《公营住宅法》、《住房金融公库法》，再到新加坡、我国香港、台湾，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十分重视住房保障的立法，用法律将住房保障制度的基本原则和内容加以确定，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住房保障体系。

而我国虽然从中央到地方并存着众多的关于住房保障的相关规定，但却缺乏全国性的统一系统立法，住房保障的制度体系还非常的不健全。从中央来看，住房保障涉及到的部门越来越繁多。2003年l2月的《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管理办法》由建设部、财政部、民政部、国土资源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印发，而2007年l1月新的《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和《廉租住房保障办法》，更是涉及到建设部、发展改革委、监察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人民银行、税务总局七个相关部门，法出多门、各行其是，各部门间职权不明确，导致了互相推诿责任，保障制度无法切实又有效地认真实施。而从地方上来说，截至2006年4月，全国尚有13个省(区)没有将廉租住房制度建设纳入省级人民政府对市(区)、县人民政府工作的目标责任制管理，70个地级以上城市没有建立廉租住房制度。各地已制定的住房保障政策虽然有不少能因地制宜，结合当地的具体情况，但无形中也增大了我国的地方差异，对于未取得当地户籍的社会低收入人群的保障也时常并不尽如人意。

诚然，从一个社会问题的出现到统一立法，需要一个比较复杂和漫长的过程。以美国的住房法律的制定过程为例，美国政府对住房问题的介入，起初是由于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所带来的美国经济大萧条，联邦政府提出“可承受住房”的保障目标，提出公平、公正地解决不同收入人群的居住问题，以住房补贴为主要形式的实施与新政相协调的住房保障政策。1937年美国的首个住房法案计划中规定联邦政府资助地方政府建立公共住房以较低房租供给使用。1965年和1968年又对《住房法》进行了修改并详细规定了政府提供给低收入者住房的具体实施办法，进一步细化了例如房屋租金的分配等的详细规定。《国民住宅法》对低利息贷款建房加以规定。《开放住房法案》则为低收入人群获得房屋所有权提供了制度上的支持。除了具体制度的设计，还通过立法对禁止购买租用房屋时的种族歧视进行了原则上的确认，从而充分保护了社会弱势群体的居住权利。从政策到法律，立法是一国住房保障体系建立的必然要求。

2．灵活运用多种住房保障手段，完善我国住房保障制度的内容。随着我国的住房体制改革，我国的住房保障体制也随着时代的变化在形式上和相关制度上不断的深化，我国先后出台的多部关于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制度的相关管理规定，使得经济适用房制度和廉租房制度成为我国最主要的住房保障形式。

住房保障方式往往与一国的社会结构息息相关，与国家的资源分布、经济状况也有很深的关联。如英国就经历了自1919年《住房和城镇计划法》颁布后政府直接干预住房市场的初期，首次将为“劳动阶层”提供住房纳入地方政府的法定责任，用地方财产税直接给予补贴由地方政府建设社会出租房，到二战后政府将高福利视为基本国策，政府深入介入住房市场的高福利时期。而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英国政府又通过(1980年住房法》实行购买权政策，鼓励原住户购买出租公房出售，加快了住房私有化的进程。同样德国自工业革命以来也不断的改变住房保障制度。战争期间，德国利用国家免息贷款促进房屋建设，而自上世纪初，住房饱和以来，又通过实施社会福利房政策，根据国家人1：3增长缓慢、老龄化的现状，推进老年化、混合型、节能环保型的住宅建设。

我国的社会经济情况在不断的变化，发达国家住房保障制度的演变过程告诉我们居民的住房保障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长期问题，这意味着我们不可能仅仅运用简单、单一、僵化的住房保障模式就期望达到一劳永逸的效果，而现在主要实施的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政策也已经逐步显现出了一些问题，由于缺乏统一的规定对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的使用范围加以区分，两项制度的协调性较差，在制度的实施中，缺乏明确的分阶段的目标和原则性指导，使得制度施行缺乏目的性。

在资源分配上，由于我国国情，使得在短期内实现全国的住房保障有一定的困难，这就要求对不同的收入水平的人群加以不同强度的保障。对于中收人人群可以进一步健全公积金制度，通过对住房公积金免税、对公积金贷款实行优惠贷款利率的等方式，鼓励中收入人群调整消费结构，解决住房问题。而对于低收入人群，则要采取半市场化由政府通过减免土地出让金或提供土地补贴、减免税费，运用国家和地方财政收入进行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建设。但是我国仍存在一些极端贫困的群体，连廉租房租金都无法支付，这就需要国家对其进行特别的保护，如通过政府补贴的方式，通过直接发放补贴，提高对其的保障水平。在住房保障的具体方法上，除了住房供应和房租补贴这两种基本的保障方式外，还可以综合运用财税政策、金融政策和一定的行政手段，根据本国的住房保障能力、低收人居民的需要、结合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统筹兼顾，综合设计。在中央和地方的分工上，在中央统一立法对地方政府住房保障的职权加以明确的情况下，可以鼓励地方政府在不违背住房保障的基本宗旨和目标的情况下，制定一些合乎地方情况的相关法规，结合各地具体情况，推行住房保障制度的良好实施。

3．健全住房保障制度的监督考核机制势在必行。没有有效的监督，制度实施的效果往往无法得到保证。在进行住房保障相关法律的制定时，必须要建立起严格的核准、进入、退出机制。

首先，必须对不同住房保障措施的实施范围加以确定。以新加坡为例，新加坡政府严格按家庭收入情况为标准确定住房保障水平，如在住房短缺时期，规定只有月收入不超过800新元的家庭才有资格租住公有住宅。我国的各省市的收入水平相差很大，这就需要根据各地方的实际情况建立收入状况评判标准。同时，在财政收入有限的情况下，必须制定分级计划．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的居住权利给予不同强度的保护。

其次，要建立明确且具有可操作性的收入状况评估系统。在一些发达国家，依靠于其严格的收入认证体系，通过纳税、申报以及银行联保的方式，政府对公民的收入状况可以很容易地进行识别。在我国，由于缺乏相关的收入认证系统，就必须通过严格的审查、登记和公示对公民的真实家庭收入状况予以认定。通过前期公示、跟踪登记等多种手段，建立定期考核的退出制度，最大程度的利用有限的住房资。通过复审，对脱离贫困的保障对象引导其搬出廉租房，使住房保障落实到最需要的群体。

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对住房保障制度的实施加以有效的引导和监督。很多国家都设立了专门的住房保障机构，我国现阶段的住房保障涉及部门繁多，各行其是，容易产生互相推诿、职权混乱的状况，因此，有必要建立中央的专门管理机构。而在地方上，也需要通过法律明确各级政府职能部门的职责，避免政府的不作为和滥用职权。改变目前大量地方规定的现状，通过总体规划和整体推进，实现住房保障权限的合理再分配。

法考考试制度篇8

论文关键词　科技　制度　民警　规范执法

近年来，公安机关执法过程中涉案人员非正常死亡事件屡有发生，比如“躲猫猫死”、“喝开水死”、“冲凉死”、“鞋带上吊死”、“睡觉死”，甚至还发生浙江温岭一民警办案时在办公室内女的案件，有的被互联网和媒体大肆炒作，影响恶劣，教训惨痛，严重损害了公安机关执法公信力。新形势下，如何创新方法，破解执法监督难题，进一步促进民警规范执法，有效预防民警职务违纪违法成为摆在公安机关面前一个亟待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2009年以来，江苏省张家港市公安局以警务信息化科技为支撑，建成启用网上执法监控系统，实现对办案可视化、远程化动态监督，同时出台相关配套制度，不断探索“科技+制度”新模式，推进执法监督工作转型升级、跨越发展，切实规范了民警执法办案行为，进一步提高了执法公信力。该局被公安部授予“全国公安机关执法示范单位”、“全国优秀公安局”。总书记指出，要高度重视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在反腐倡廉建设中的作用，把科技手段融入制度设计之中，不断提高反腐倡廉工作的科技含量。在社会转型的新形势下，公安机关应顺应警务信息化发展的时代要求，积极探索“科技+制度”新模式，着力强化执法监督，确保民警执法办案规范，积极预防民警执法过程中违纪违法问题的发生。

一、以“科技+制度”新模式预防民警违纪违法的实践探索

2009年以来，张家港市公安局以警务信息化为支撑，从民警不规范执法的重点区域和关键环节入手，建成启用网上执法监控系统，实现对执法办案可视化、远程化动态监督，同时出台相关配套制度，不断探索新形势下以“科技+制度”预防民警违纪违法的新模式，使“科技监督”和“制度建设”有机结合，充分运用警务信息化手段全面“倒逼”民警规范执法，推进执法监督工作转型升级、跨越发展，切实提高了制度执行力，有效防范了民警执法过程中违纪违法问题的发生。

（一）建成启用网上执法监控系统，实现向科技要监督的新突破

1．全面建成网上执法监控系统。张家港市公安局依托现有的内部图像监控设施和公安网系统，分步实施、整体推进，经过两年的筹建，于2009年3月正式建成并启用网上执法监督系统。该系统共投入资金109万元，主要包括视频监督、音频监督、执法监督、报备监督4个子系统，囊括了监控摄像机161只、拾音头161只、电话录音设备101部，实现对全局各个派出所、交巡警中队、卡口中队以及经侦大队、治安大队、室等部门的执法办案区域、窗口服务区域和监管场所的工作区域进行全程视频音频网上监督。通过网上执法监控系统，全局所有基层所队的警务工作一目了然，可以及时、有针对性地对各单位执法办案、服务群众、执勤处警、行政管理、内部管理等方面进行实时、全程监督和倒查，又可以有效预防和制止民警刑讯逼供、违规使用警械武器等苗头性问题。

2．及时升级网上执法监控系统。（1）推进办案场所规范化建设。近年来，公安机关执法过程中涉案人员非正常死亡问题时有发生。为进一步加强执法规范化基础建设，全面加强办案场所安防设施硬件建设,全力保障执法安全防范工作，2010年10月，该局强力推进办案场所规范化建设，对办案场所全方位安装监控装置。2011年年初，规范化办案区完成建设并投入使用，各单位的办案场所均由二楼搬迁至一楼，每个询（讯）问室均安装高清监控探头、红外报警探头、紧急报警按钮，配备监听装置和录音录像设备，并且询（讯）问室内墙面全部实行软包，桌椅全部固定在地面上。（2）升级网上视频监控系统。建成人员进入办案区即自动启动同步录像录音的监控系统，每个询（讯）问室安装两个监控探头（一个监控涉案人员，一个监控整个室内情况）、两个监听装置（对涉案人员、办案人员分别监听），通过网上监控系统，询（讯）问活动“现场直播”。（3）整合网上视频监控系统。将办案场所视频监控系统全部整合至市局指挥中心接警大厅，设立监控专门席位，负责全局办案场所实时监控。同时，接入市局纪委、督察、法制以及办案单位主要负责人和法制员等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单位和人员终端，前移监督关口，不留死角死面，对办案场所实行全程同步监控，强化执法监督，“倒逼”民警规范执法，确保嫌疑人“逃不了、伤不了、死不了”。

（二）出台相关制度，确保网上执法监督规范运行

1.出台《网上督察系统使用管理工作规范》。2009年3月，在正式建成网上执法监控系统的同时，出台了《网上督察系统使用管理工作规范》，要求审查违法犯罪嫌疑人必须在装有监控系统的询（讯）室内进行，明确了网上视频督察、音频督察、执法督察、报备督察的具体实施程序以及发现问题和隐患的处理程序。

2．出台《办案场所使用管理工作规范》。2011年1月，在完成网上执法监控系统升级改造、执法办案场所规范化建设的同时，出台了《办案场所使用管理工作规范》，明确了询（讯）问违法犯罪嫌疑人必须在询（讯）问室进行，办案民警不少于2人，并实行同步录音录像，录音录像资料保存至少一年。市局指挥中心负责全局办案场所24小时视频监控，发现违规违法等情况及时向纪检、督察部门汇报；纪检、督察部门负责执法安全防范、侵害违法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制度执行等情况的监督、倒查和追责；法制部门负责办案场所全程录音录像资料和执行法定程序、规范的监督和管理；信通部门负责办案场所监控系统的技术保障；违反办案场所使用管理工作规范的，严肃追究责任民警和有关领导责任。

通过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形成了用制度管人、靠制度管权、按制度办事的有效机制，确保了网上执法监督规范运行，进一步促进了民警规范执法办案，最大限度地减少了违纪违法问题滋生的土壤和条件。

（三）强化网上监督，促进民警规范执法

1．加强系统维护，保障正常运行。市局信通部门负责日常维护保养和应急抢修工作，为网上执法监控系统提供技术保障，在接到维修请求后及时响应，并在12小时内恢复监控正常功能。对于其他硬件设施定期进行检查维护，确保系统能够正常运行。

2．实行分级监督，形成监督合力。（1）市局监督部门网上监督。指挥中心监控值班人员通过网上执法监控系统，对全局办案活动进行实时网上巡查，发现民警违规违法或嫌疑人自伤自残等情况后，立即向纪检、督察部门汇报。纪检、督察部门通过网上督察、倒查，结合现场督察、投诉办理等方式，围绕容易发生问题的重点办案场所和重点执法环节，开展全方位执法监督，及时查究殴打体罚、故意规避视频监督、单人讯问、不在规定场所审讯、不按规定使用警械或强制措施等不规范执法的问题。法制部门在审核案件时，加强对办案单位不按规定录音录像等违反办案场所管理规范行为的监督，对存在问题的下发《责令整改通知书》，督促落实整改。（2）办案单位网上自查。办案单位值班领导通过网上执法监控系统，对本单位办案民警是否按照规定依法审讯进行监督，并对本单位办案场所的监控设备运行情况进行检查，发现设备故障的，立即报修。

3．坚持通报研判，及时整改问题。坚持落实局务会通报制度，每半个月通过全局视频会议的形式，由纪检、督察、指挥中心、法制部门结合日常工作，分别通报发现的不规范执法苗头性问题，及时研判预警，共同分析原因，提出整改措施，落实责任单位。同时，全局办案场所使用管理情况实行一日一通报、两周一例会通报制度，全面加强对办案场所使用的监督管理。

4．严肃责任追究，强化结果运用。网上执法监控系统和办案场所的使用管理情况纳入民警个人绩效考核和单位年度执法质量考评。对违规使用网上执法监控系统和办案场所的，按照有关规定，根据情节轻重，追究单位主要负责人、值班领导、责任民警的责任。

二、以“科技+制度”新模式预防民警违纪违法的成效与存在主要问题

以“科技+制度”新模式预防民警违纪违法是公安机关强化执法监督、促进民警执法办案规范的探索和创新，是科技手段与制度建设有机融合的成功实践，是提升执法公信力的“金钥匙”，是公安警务监督事业的创新飞跃。该模式实施以来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在实际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突破监督警力不足的“瓶颈”，大力提升了执法监督效能

“科技+制度”新模式突破了时间、空间、地域限制和公安专职监督警力不足的“瓶颈”，前移监督关口，拓展监督视线，减少监督盲区，实现了技术、制度、人的无缝对接，实现了足不出户便可远距离现场督察，弥补了传统现场督察的不足，有效解决了“跑不到、不及时、督不全”的问题，极大提升了执法监督效能，实现了公安执法监督手段的变革，推动了执法监督工作的跨越发展。

（二）实现对办案的远程动态监督，筑牢了执法安全防范“防火墙”

通过网上执法监控系统，对办案情况进行远程动态监督，能够及时发现和督促整改办案中存在的问题，确保制度执行到位，能够有效预防民警办案中刑讯逼供、体罚、单人讯问、违规使用武器警械等不规范办案问题的发生，以“阳光讯问”避免涉案人员非正常死亡，有效强化了法安全防范工作。

（三）强化对民警办案的监督，以信息化全面“倒逼”民警执法规范化

网上执法监督使民警办案时，时时刻刻感受到监督就在身边，使民警在潜移默化中将制度执行发展成习惯养成，以信息化手段确保民警依法履行职责、规范安全办案，解决了执法突出问题，有效预防了民警执法过程中违纪违法问题的发生，实现了向科技要监督、向规范化执法要执法公信力的新突破。实践证明，该模式推行后，民警执法过程中的群众投诉显著下降。

（四）为核查提供直接证据，切实维护了群众的合法权益和民警的正当执法权益

网上执法监控系统具有电子化存储信息和事后再现等明显优势，可为核查群众举报提供直接、原始、客观的证据，以利于准确、及时地查明事件的真相，为办理、警务督察、维权等提供有力服务，有效维护了群众的合法权益和民警的正当执法权益。

虽然“科技+制度”新模式在预防民警违纪违法的实际应用中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对网上执法监督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个别领导或民警认为这是内部“挑刺”，影响打处绩效；二是网上执法监控系统保障不足，由于经费或人力等问题，出现故障后不能得到及时维修；三是制度执行力有待进一步加强，执法监督信息化在实践中势必对执法规范化带来挑战，影响破案率，个别民警故意规避网上视频监控，存在对嫌疑人动手动脚的苗头；四是执法监督重点不突出，有的公安机关网上执法监督没有突出执法安全重点，停留在窗口服务、内务管理、纠正警容风纪等浅表层次，执法安全制度未落实到位的问题时有发生。

三、新形势下公安机关推进“科技+制度”新模式预防民警违纪违法的建议

公安部部长孟建柱指出，要充分借助信息化手段，大力推进网上执法管理监督，实现对执法办案的全程化、实时化、动态化监督。新形势下，公安机关应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顺应警务信息化发展的要求，将科技手段与执法制度建设有机结合起来，积极探索“科技+制度”新模式，切实强化执法监督，确保民警执法办案规范，积极预防民警执法过程中违纪违法问题的发生。笔者认为，公安机关应着力从以下几方面推进“科技+制度”新模式。

（一）加强执法监控系统建设，奠定“科技+制度”新模式的基础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加强执法监督信息化建设，是贯彻中共中央《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构建公安特色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一项重要基础性工作。2009年，公安部下发了《关于推进公安监督信息化建设的指导意见》，对加强公安监督信息化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公安机关要更新观念，着眼长远，高度重视现代科学技术在反腐倡廉建设中的作用，加快推进执法监督信息化建设，切实保障执法安全防范的实战需求。

以“科技+制度”预防民警违纪违法新模式的核心有三点：一是执法监控系统建设；二是执法监督配套制度建设；三是网上执法监督。其中，执法监控系统建设是前提，执法监督配套制度建设是保证，网上执法监督是关键。推进执法监控系统建设中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要加强顶层设计。执法监控系统建设和维护需要投入较大经费和增加专职网上监督人员，要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加强顶层设计、统筹规划、稳步推进。要坚持实际实用原则，注意不能搞“一刀切”和搞形式主义，更不能盲目攀比、华而不实。比如，张家港市公安局没有在督察部门专门设立网上监督中心，没有专门增加网上监督警力，而是根据本局实际，将办案场所网上监控全部整合到指挥中心接警大厅，设立监控专门席位，对全局办案场所进行动态监督，避免了重复建设，节省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笔者认为，网上监督中心设在指挥中心接警大厅比较可取。

二要加强系统建设。在执法监控系统硬件建设上，要对办案单位的办案区域、服务大厅、外部场地等部位全方位安装视频监控，做到嫌疑人员进入办案单位以后活动范围全覆盖、活动轨迹无缝对接。网上执法监督中心、信通、警务保障、办案单位等部门要加强网上执法监控系统的日常管理和维护，明确各部门管理职责，及时发现和解决系统出现的问题，保证系统正常运转。同时，要争取地方党委政府的支持，健全网上执法监控系统维护保障长效机制。

三要整合现有资源。要“借鸡下蛋”、实行“拿来主义”，充分利用现有的公安网，整合改建公安业务信息系统，做到少花钱多办事。系统平台要简单实用，简明易操作，力戒复杂，突出重点项目，少设计一些“空架子”，避免因系统复杂而增加执法监督部门和基层办案单位的工作负担。

四要打破信息壁垒。实现信息资源共享，是实施网上执法监督的前提条件。在处理好共享与安全的基础上，要整合部门监控资源，避免重复建设，搭建统一的网上执法监控平台，打破部门信息孤岛，实现信息互通共享、随时查阅，形成监督合力。要将办案场所监控全部整合到网上监督中心、纪检、督察、法制以及办案单位负责人和法制员等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人员终端，不留死角死面，强化常态化执法监督，形成分级监督、齐抓共管的监督合力。

五要不断探索创新。要紧密结合本单位实际，坚持“边建、边用、边改进、边完善”的原则，积极探索创新，狠抓实践应用，认真总结，积累经验，不断完善、升级监控系统，不断提高实际应用水平。

（二）健全执法监督制度，深化预防民警违纪违法源头治理工作

邓小平同志指出，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规范民警执法办案离不开制度的保证，公安机关应加强调研，不断创新，结合本单位公安工作和队伍建设实际，从办案过程中违纪违法问题易发的关键环节、重点区域入手，健全完善内容科学、覆盖面广、重点突出、操作性强、有效管用的执法监督制度，细化流程，严密程序，堵塞漏洞，不断推进执法监督工作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通过健全完善执法监督制度，确保网上执法监督正常规范运行，确保民警规范、安全执法，强化源头治理，形成预防民警违纪违法的长效机制。

（三）加强民警教育培训，切实提高民警规范执法的意识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民警规范执法的理念不都是一入警就树立的，要通过不断地教育才能逐渐养成。公安机关要多措并举，强化对民警执法理念教育和执法业务培训，不断提高民警规范执法意识和执法办案能力，筑牢民警执法安全防范思想防线。

一要强化理念教育。可采取主题教育、警示教育、示范教育、预防教育、座谈讨论等方式，加强对民警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执法形势、执法安全教育，尤其要利用发生在身边的民警执法过程中违纪违法典型案例，强化警示教育，引导广大民警充分认识规范执法的重要性，正确处理规范执法与打处绩效的关系，不断增强民警的政治意识、人权意识、法治意识和规范执法意识，打牢“以人为本、执法为民”思想基础，自觉养成遵守党纪警规、严格依法办案、自觉接受监督的良好习惯。

二要强化业务培训。可通过警衔晋升培训、轮值轮训、鼓励参加司法考试、组织参加庭审旁听等途径，抓好对民警的执法业务教育培训，组织民警认真、深入学习有关法律法规，注重加强新法律法规的学习（比如2012年刑诉法修正案关于“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等新规定），引导民警培养与现代法治观念相适应的执法素质，不断提高办案能力和水平。

（四）强化执法监督，严肃查处违纪违规苗头性问题

历史和实践证明，失去监督和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对执法的有效监督是提高制度执行力、预防民警执法过程中违纪违法问题发生的有效措施。要充分利用网上执法监控系统的远程动态监督、信息电子化存储以及事后情景再现等明显优势，着力强化网上执法监督、预警研判、责任追究，用科技手段确保制度执行的刚性。

一是实行层级监督。首先，办案单位网上自督自查。办案单位值班领导要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制，抓好本单位当日的网上执法监督工作，对民警是否按照规定依法办案进行监督检查，并明确专人实时监控民警办案情况，及时处置各类异常情况。其次，监督部门网上督查倒查。网上监督中心负责全局办案场所日常网上督查工作，纪检、法制、督察等部门要加强协调配合，负责执法过程中民警违规行为的倒查、核查、通报或追责工作，通过网上巡查、网上倒查，结合现场督察、投诉办理、案件审核或看守所在押人员调查，及时查纠办案中存在各类问题，坚持抓早、抓小、抓苗头。法制部门在审核案件时，要把办案过程的录音录像资料和办案场使用情况所作为必审内容，对存在问题下发整改通知，督促落实整改。

二是突出监督重点。网上执法监督分为日常网上督查和网上倒查。有的公安机关网上监督内容越来越多，有限的力量难以承担海量的视频监督。要按照公安部副部长、纪委书记刘金国强调的“重点加强对容易发生问题的执法部位和环节的网上监督”，将网上监督重点放在执法办案（规范执法、执法安全防范）方面，对于窗口服务、警容风纪、内部管理等方面以投诉或追责的网上核查为主。要加强网上执法监督，结合现场督查、联合督察、突击抽查等方式，加强对办案的全程监督，尤其要加强对容易发生违纪违法的重点执法环节、执法部位（审讯、看押、继续盘问、适用强制措施、押解犯罪嫌疑人出所辨认、鉴定、就医以及审讯室、候问室、看守所、拘留所等）的动态监督，及时查纠存在问题。

法考考试制度篇9

论文关键词 诱惑侦查 犯意诱发型 机会提供型

一、诱惑侦查实体制度的确立

诱惑侦查实体性制度可包含主体、适用范围、适用对象、非法证据排除以及责任追究制度的规定。

（一）诱惑侦查主体的确定

我们一般所说的侦查是指特定的主体按照严格的法定程序依法所进行的专门调查、采取相关强制性措施。这里所提及的诱惑侦查是一种侦查行为，因而其主体范围狭窄，仅指侦查人员以及受侦查人员委托的协助侦查破案的其他人员。这并不是说非侦查人员不是诱惑侦查的主体，而是当非侦查人员在受侦查人员委托时才能成为主体。

侦查机关的侦查人员能够在严密的设计及合理的组织下，经过严格的合法审批手续，且可以根据实际的需要来派遣其他相关人员参与到诱惑侦查实施的活动中。

（二）我国诱惑侦查的适用范围

诱惑侦查的适用范围，通常是指对何种类型的案件可以使用该手段。鉴于此种侦查手段容易造成侵犯普通公民的合法权益、对侦查权的滥用等方面的负面影响，因此，只有为惩治具有极其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犯罪，才可以实施诱惑侦查这一侦查行为。笔者认为，在借鉴西方法治国家的基础之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应将诱惑侦查的适用范围做如下具体的限定：

1.诱惑侦查适用于具有一定规律性、社会危害性较大的案件。当前我国社会治安形势总体平稳，但是也存在很多不容忽视的问题，重特大恶性案件时有发生，系列抢劫、系列、系列杀人等案件发案较高，且侦破难度大。对这类案件侦查机关甚至连犯罪嫌疑人都很难确定，适用常规的侦查手段很难奏效，而使用诱惑侦查能够及时发现犯罪嫌疑人，进而侦破案件。

2.诱惑侦查适用于隐蔽性强且无明显被害人的案件。这类案件主要包括犯罪案件、走私犯罪案件、非法武器交易案件、买卖假币案件、案件等，由于这些案件是在自愿的双方之间进行，无明显被害人，对于侦查机关来说发现线索、收集证据是很困难的，使用传统的被动的侦查手段难以侦破，因此有必要使用诱惑侦查手段。

3.诱惑侦查还须有证据证明是刑事案件，且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如果对这类案件不能及时地进行侦查，那么将会给社会乃至国家的稳定造成一定的危害后果。

4.须是负面影响较小的案件。例如，我们不应当对那些职务性的或政治性的犯罪适用诱惑侦查的手段。

（三）确立诱惑侦查的适用对象

诱惑侦查的适用对象，是指诱惑侦查可以对怎样的人实施。任意地对一个公民实施诱惑侦查引诱其犯罪是侵犯公民权利的一种违法行为，这就与预防犯罪和控制犯罪的精神相违悖。

当前，我国诱惑侦查适用对象的主流观点是：有足够的理由或者合理的根据表明是正在实施犯罪或者有重大犯罪意向的人。但应把“合理的根据和足够的理由”限定在那些能够充分证明所侦查的对象是那些已经实施、正在实施犯罪，并且还会继续实施犯罪或者有重大犯罪意向的情形的人，当然，这些间接证据或情报信息必须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同时，侦查机关不能够依据自己的主观意识来使用诱惑侦查，也不能制定过高的证明标准。

此外，还应当将年满14周岁未满18周岁得未成年人排除。这是因为未成年人的心智尚未发育成熟，有时也会有意或无意地涉嫌参与一些严重的犯罪活动，如果使用诱惑侦查会对未成年的成长发育不利，对日后的改造也不利。因此，我国不应对未成年人的犯罪使用诱惑侦查的手段。

具体而言，在法律规定的可以实施诱惑侦查的一些案件范围里，其对象主要包括：

1.对在某一地区某一阶段连续发生的那些严重的犯罪案件，并且在穷尽了常规的侦查手段时，诱惑侦查的对象可以是那些实施了此犯罪的未知的犯罪行为人。

2.诱惑侦查的对象是正在实施犯罪或者有重大犯罪倾向的人，但必须具有充分理由或合理根据。这主要发生在那些隐蔽性比较高，并且没有明显的被害人的案件中。

（四）建立诱惑侦查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我国对那些是否应该排除以及如何排除违法所得的实物证据没有明确规定，而且在司法界以及学术界的争议也较大。因此，为了有效地打击犯罪和抑制犯罪，我们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违法的诱惑侦查证据的可采性给予正确对待，即不能简单的肯定或者否定诱惑侦查的证据效力。

笔者认为，在实现诱惑侦查的立法后，还应该对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予以排除。这么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侦查机关违法行为，而且侧重实体而轻程序。但是我国的刑事诉讼实践则表明，如果不采用某些非法证据，将会导致显著的实体上的不公正和诉讼的不便，这将不利于保障大多数公民所享有的合法权利和对社会秩序的维护。

证据排除规则的引入，将违规诱惑侦查所获得的证据排除出可用作定罪证据的范围，使得其不良后果不及于被侦查对象，不会产生诉讼上的不利后果。同时，有利于法庭更好的对诱惑侦查进行监督，发挥法庭对于侦查的监督权。

（五）责任追究制度

在确定诱惑侦查中侦查人员的法律责任时，应该区别对待侦查人员不同的主观目的。如果侦查人员基于执行公务的正当目的，但由于对具体执行方式或者程度的认识错误，构成诱惑侦查，那么侦查人员应该承担过错的行政责任。但是，侦查人员如果是利用执行公务的机会，打击、报复和陷害侦查对象，又或者主动引诱或鼓励无犯意的人犯罪，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犯罪，此行为不仅导致自己犯罪，而且制造了另一个犯罪，因此应当对其行为后果承担责任。

1.犯意诱发型

在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侦查人员，认为不存在有犯罪倾向的嫌疑人在侦查人员的诱惑下实施了犯罪。

依据责任自负原则，被诱惑者就不应对因诱惑者的诱惑使自己产生犯罪倾向进而实施的危害社会的后果承担法律责任，且公民也没有义务接受国家机关对其进行抵制犯罪诱惑能力的考验。与之相对应的，司法机关拥有揭露犯罪、与犯罪作斗争的义务，却不能挑起犯罪、诱使犯罪。

因此，在此种诱惑侦查中，不应把被诱惑实施犯罪的人作出有罪认定，让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如果承认这种做法，从另一方面也是承认了侦查机关拥有能够随意考验公民抵制犯罪诱惑能力的权利，这将从不同程度上侵害公民的基本权利，更严重的是损害了法律的尊严以及国家的形象。

2.机会提供型

机会提供型被诱惑者的犯罪倾向的产生是其自身的原因。此时，被诱惑者具有自由的意志，其行为完全符合犯罪的某些特征：（1）主观上具有犯罪的故意。（2）客观上实施了法律所禁止的行为。（3）该行为应受刑法处罚性。

所以，被诱惑者应当对自己的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是，在诱惑侦查中，被诱惑者的行为往往掺杂了其他的一些因素，因此，需要综合考虑他在被诱惑时的犯罪情节、犯罪形态及犯罪后果，以便对他予以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

概述之，鉴于诱惑侦查的特殊性质，应该公平公正的判定被诱惑者的刑事责任，从而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正义。

二、确立诱惑侦查程序制度

为了防止侦查权的滥用，我国诱惑侦查的程序控制，可以做如下规定，侦查机关内部需逐级审查，人民检察院的相关部门则负责监督。其中，程序问题，包含诱惑侦查的申请程序、实施程序、监督程序、救济程序。

（一）建立诱惑侦查制度的控制性模式

建立程序控制模式，保障相对人的权益是建立我国诱惑侦查制度的根本目的。具体而言：此种模式是以控制侦查人员，防止其偏离统治者意志为目的的模式。这种模式通常在程序设置方面具有以下特点：（1）多层审批制度；（2）自上而下的检查制度；（3）复杂的控告和抗告制度；（4）内部的秘密侦控制度。

同时此种模式还应当以保障相对人权益为主要目的的模式。（1）诱惑侦查的范围以影响相对人权利义务为限；（2）注意划清行政职权与公民权利的界限。

（二）申请程序

根据相关的案件情况，侦查人员认为需要采取诱惑侦查的手段时，应该根据具体的案件情况来写出书面的申请。

在侦查机关的负责人签署意见后，应逐级上报到省级主管机关进行审核批准。如果遇有紧急情况，不能够及时履行审批程序，也可以经过本级侦查机关的负责人的批准，先行实施诱惑侦查，但在2日内必须履行审批程序；若未获上级机关的批准，则应立即停止实施该行为。同时也应当向同级检察机关提请监督。

（三）实施程序

在诱惑侦查的过程中，侦查人员应当严格遵守法律的相关规定，应当完全符合诱惑侦查的实施原则。这是合法性原则的要求。

同时我们还应当注意的是，这不仅只是程序性的要求，重要的是这也是实体法的要求，具体现在诱惑侦查的使用主体，适用范围，适用对象等。

（四）监督程序

在对诱惑侦查审批控制时，还应该完善相应的监督机制。当侦查机关在实施诱惑侦查时，应当将相关的材料在同级的检察机关进行备案，以便接受检察机关的监督。

检察机关负责对实施诱惑侦查的侦查机关的行为的全过程进行监督，它对侦查机关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予以制止和纠正。必要时，检察机关可以通知侦查机关暂缓或者停止进行诱惑侦查。如果侦查机关有异议还可以按照有关的程序申请复议及复核。

（五）救济程序

法考考试制度篇10

我国如今实行的司法统一考试是为实现精英司法而建立的制度，目的在于选拔英才、淘汰庸人，实现惟良折狱的理想。这种理想需要优良的制度来实现。

目前，司法统一考试制度已经行之十年，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缺陷。通过对比某些法治先进国家经验，可以发现我国当前统一司法考试制度上存在的可以进一步改良的空间。不过，改良现有的司法考试制度大可不必舍近求远，要是了解我国民国时期曾经实行的司法考试制度，也不无启发作用。

考试分步进行

我国民国时期司法考试，实行分步进行的方式，大致分为甄录试、初试、再试三步进行考试。

民国四年（1915年）政府《司法官考试令》，就司法官考试条件、科目等作出规定。第二年又颁布《司法官考试令实施细则》。当时考试已分笔试与口试。民国四年《关于司法官考试令第三条甄录规则》也明确规定了甄录试。

民国六年《司法官考试令》规定了甄录试、初试、再试三步考试。甄录试及格者得应初试；初试及格者授以司法官初试及格证书，依学习规则之所定分发各审判厅、检察厅或司法讲习所。学习期满后由监督长官送请再试，再试及格者授以司法官再试及格证书。

初试、再试都分笔试、口试进行。这一做法后来得以延续。民国二十七年八月二十日临时政府令第九十九号公布施行的《司法官考试条例》第四条规定，司法官考试分初试、再试次第进行。第五条又规定：“初试及格者授予司法官初试及格证书，依司法官学习规则所定分发学习或入司法官养成所训练。”

初试也要分步进行：“初试分甄录试、笔试及口试，甄录试不及格者不得应笔试，笔试不及格者不得应口试。” 甄录试考试科目为国文、本国历史地理、法学通论；笔试又分必试科目和选试科目，必试科目为法院组织法、刑法、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商事法规，选试科目（应考者可任选二种）包括行政法、国际公法、国际私法、犯罪学、监狱学。笔试通过后进行的口试“就笔试之必试科目及应考人之经验面试之” 初试之甄录试、笔试及口试均以所试各科目分数平均满七十分为及格。应试者三试分数合计总平均在八十分以上者为甲等，不及八十分在七十分以上者为乙等。

再试以考验学习或训练之成绩为主，分笔试、口试及成绩审查三种。笔试以两件以上之民刑诉讼案件为题，令应考人分别作制处分书或裁判书试验之。口试“就应考人学习或训练期内之经验面试之”。成绩审查“就应考人学习或训练期内之成绩审查之，其审查方法由典试委员会定之”。另据民国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法部令第二五号公布施行的《司法官养成所章程》之规定，司法官养成所必修科目为刑法实用、民法实用、刑事诉讼法实用、民事诉讼法及强制执行法实用、刑事特别法实用、刑事审判及检察实务、民事审判及强制执行法实务、外国文、公牍；选修科目有国际私法、法院行政及实务、监狱学及实务、法医学、证据法、犯罪心理学、审判心理学、华洋诉讼。另外，司法官养成所训练期间定为一年六个月，每六个月为一学期。司法官养成所应于每月月终举行月终试验，就该月内修习之必修科目选择三科行之；每学期期满举行学期试验，就该学期内修习科目全部行之。月终试验与学期试验均以所试各科目分数平均满七十分为及格，月终试验分数加入学期试验分数平均计算，学期试验分数加入期满试验分数平均计算。

当年之司法官训练并非完美，1936年阮毅成先生曾批评说：“其所谓训练，尤令人不能满意。氏曾于《时代公论》第二十号着有《司法官训练问题》一文，论述甚当。胡氏谓：‘……法官训练所所授之学科与通常法律学校，完全相同，其稍示差别者，惟：通常法律学校所用之教本为讲义体，法官训练所所用之教本为逐条解释体；通常法律学校所用之教本不甚注重判例，法官训练所所用之教本则附录若干之判例。除此两点而外，所授之科目如是，教材如是，师资亦如是，彼所谓训练者，特不过一迭床架屋之制度而已。其次所贵乎训练者，固在于司法经验之灌输。实则所谓经验，吾年常穷年累月而不得一二，彼为之教授者，纵属富有经验之司法官，亦感应付之难。训练云云，徒成外观。’”

另据阮毅成先生所言：“司法行政部年来虽于甄拔方面，略将标准提高，但所能补救者仍属有限。如司法行政部定为非毕业总平均在七十分以上者，不得请求甄拔，于是各大学法律系毕业生之总平均，几十分之十在七十分以上，学生以最低七十分责之教员，教员又何必靳而不予？”

民国二十七年八月二十日临时政府令第九十九号公布施行的《法院书记官考试条例》第四条也规定分甄录试、笔试及口试，但不分初试与再试，甄录试不及格者不得应笔试，笔试不及格者不得应口试。考试难度明显小于司法官考试。

我国大陆民国时期分步考试的做法也值得继承。当前一步考试方式，存在不小弊端，不能真正达到甄拔英才之目的，反而因降低考试通过标准而有司法资格泛滥的倾向。矫正之道之一，就是考试分步进行，并且改变考试内容扁平化现象，将考查学生理解、分析、判断能力和法学思想、外国立法例及政治及法律学说之素养业纳入高阶考试范围。中国大陆近年来有学者主张司法考试分两步进行，如有学者认为将整个考试分作两个部分，即侧重对大学期间所学基本知识进行考查的第一次考试和侧重运用法学知识与技术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第二次考试。

分步考试可以将律师资格与司法官资格在初试以后分开，司法官资格的考试应当严于律师资格。我国可以将统一司法考试分为初试和再试，由此将律师资格与司法官资格分开。

通过初试可以获得初试合格证书，经过一年（可以考虑延长至三年）在律师事务所实习并考核合格获得司法行政部门颁发的律师执业证书；要成为司法官，应当在初试通过后参加一年半（三学期）的司法研修，研修考试合格进入再试，再试合格授予再试合格证书，然后选任为法官和检察官。目前的国家法官学院、国家检察官学院可以承担起司法研修生培训工作。

限制考生来源

法律人才的培养是一个“过程”，没有在一个较长时间里浸淫于法学知识和法学观念的过程，徒经考试并合格，未必具备一个法律人应当具备的素质和能力。依靠死记硬背和考试技巧训练参加并通过司法考试，入行之后可能难以满足职业需求。易言之，不重视法学教育过程就可能出现能够通过考试却不具有司法人格和法律精神素质的徒有虚名的“法律人才”。因此，司法考试应当对考生来源加以限制。

民国六年《司法官考试令》第三条规定了应试者资格，包括：在本国国立大学或高等专门学校修法政学科三年以上毕业、得有毕业证书者；在外国大学或高等专门学校修法政学科三年以上毕业、得有毕业证书者；在经教育部或司法部认可之公立、私立大学或高等专门学校修法政学科三年以上毕业、得有毕业证书者；在国立或经教育部或司法部认可之公立、私立大学或专门学校教授司法官考试主要科目继续三年以上、经报告教育部有案者；在外国大学或专门学校学习速成法律、法政一年半以上、得有毕业文凭并曾充推事或检察官继续办理审判、检察事务一年以上或在国立或经教育部或司法部认可之公立、私立大学或专门学校教授司法官考试主要科目继续二年以上、经报告教育部有案者；曾充推事或检察官继续办理审判、检察事务三年以上者；曾应前清法官考试及格者。

另外，具备一定条件者经司法官再试典试委员会过半数之议决得免应考试。其条件是：在国立大学或高等专门学校本科修法律之学三年以上毕业得有毕业证书而成绩卓著并精通外国语者；在外国大学修法律之学三年以上毕业得有毕业证书而成绩卓著者，在日本毕业者并须精通一门欧洲一国语言；曾在国立大学或专门学校教授司法官考试主要科目任职五年以上并精通外国语者。

民国二十年（1931年）《高等考试、律师考试条例》和1933年5月23日考试院修正公布的《修正高等考试司法官考试条例》也都对考试资格作出限定，两条例规定的条件近似。民国二十七年《司法官考试条例》对司法官应试人的来源限制在修法律政治学科的毕业生范围内以及曾任司法、司法行政职务和有法律专门著作者。

对于应试者法律学历加以限制，使因为法律品格的培养，法律意识的熏陶，法律技能的掌握，法律思维的养成，法律逻辑的训练，都需要一定的时日，不能一蹴而就，来个急就章。有鉴于此，司法考试应当对考生来源进行限制，参加司法考试者必须经过正规的法学教育应当纳入报考条件，未经正规法律教育者不应被允许参加考试。

限制参考次数

参加司法考试次数宜有限制，我国民国二十七年《司法官考试条例》第三十八条规定：“再试不及格者得补行学习或训练，再应第二次再试，但以一次为限。”

在1933年的《修正高等考试司法官考试条例》也规定：“再试及格者授以再试及格证书，依法任用不合格者补行学习，得应第二次再试，但以一次为限。”对考试次数作出明确规定。民国六年《司法官考试令》第二条规定了司法官考试年龄下限（即二十岁），但未规定上限，同时规定考生必须是男性。

民国二十七年《司法官考试条例》限制司法官报考者年龄，而且限制性别为男性，其第二条规定：“凡中华民国男子年在二十岁以上、四十岁以下”（在1933年5月23日考试院修正公布的《修正高等考试司法官考试条例》中得没有司法官考试的年龄限制）并符合其他条件才有资格参加司法官考试（第二条）。

对于书记官考试，民国二十七年《法院书记官考试条例》对于年龄和性别也有同样的规定。对于刚刚从帝制走向共和且妇女教育程度总体偏低的民国来说，将司法官等报考者的性别限定为男性无足为怪，但放在今日就属不合时宜了。至于年龄限制，不是不能得以沿用的。

在有些国家，也有限制考试次数的规定，如德国将毕生参加司法考试的次数限制为两次。这样做，可以避免出现考试人数过度膨胀，考试人数过度膨胀不但造成资源浪费，也有违司法考试选拔精英的初衷。一次考试固然有准备不充分而未通过的情况，二次未通过就难说是偶然。如果允许年年卷土重来，最终如《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般应试，即使最终通过考试，就失去了精英选拔的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