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假延长范文
时间：2023-04-07 20:25:59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产假延长，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延长婚假十天、延长产假六十天、男方享受三十天护理假、在子女六周岁前，每年给予夫妻各十天育儿假……11月19日，安徽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安徽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订草案表决稿）》（以下简称条例）。《条例》将于2022年1月1日起施行。
延长产假六十天，男方享三十天护理假
《条例》规定，提倡适龄婚育、优生优育。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夫妻现有三个子女，有子女经鉴定为残疾且医学上认为可以再生育的，可以再生育。依法收养子女的夫妻或者再婚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
值得关注的是，在奖励与社会保障方面，《条例》规定，符合法律规定结婚的职工，在享受国家规定婚假的基础上，延长婚假十天。婚假期间，其享有的工资、奖金、福利待遇不变。对符合本条例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应当给予以下奖励：女方在享受国家规定产假基础上，延长产假六十天；男方享受三十天护理假；在子女六周岁以前，每年给予夫妻各十天育儿假。职工在前款规定的产假、护理假、育儿假期间，享受其在职在岗的工资、奖金、福利待遇。
鼓励、支持幼儿园提供延时托管服务
《条例》规定，妇女妊娠、生育和哺乳期间，享受国家规定的特殊劳动保护。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为因生育影响就业的妇女提供就业服务，保障妇女就业合法权益。鼓励用人单位制定有利于职工平衡工作和家庭关系的措施，依法协商确定有利于照顾婴幼儿的灵活休假和弹性工作方式。
篇2
今年春天，旅居美国的朋友聊起在美国颇受欢迎的一种血糖仪，这种家庭型仪器从手指取出一小点血，通过配套的试纸可以每天动态监测血糖指标状况，从而指导日常饮食。该血糖仪配套的试纸价格较贵（每天两条试纸，共人民币8元），但它比通过尿液来检测的同类仪器更为准确，还能给痛苦的糖尿病人解决科学、适度控制饮食的问题，是糖尿病人理想的家庭诊断仪器。我国的糖尿病人有3000万，即使按万分之一的市场份额，其市场空间仍是可观。于是，我激动地把经销国外血糖仪的“点子”告诉了一位做医疗仪器的朋友，说服他们从日本进口了100台这种血糖仪，并窃喜赚钱的时候来了。
春去夏来，血糖仪的销路并不如所预测的乐观，寥寥几台的销售“业绩”，并没有给我们带来预期的利润。我开始反思，难道是市场预测出了问题？
——贵州 赵思为
编者：市场预测四大通病
中国是具有几千年模糊文化传统的国家，市场经济刚刚起步，市场预测工作呈现出主观与客观，科学与迷信多种方式并存的奇特现象。在中国，95%的新产品上市，在九个月的时间里就会失败，每天约有一千万以上的资本为新产品而损失。何谓预言家？按照魔鬼词典的定义，就是能够解释预言为什么没有发生的人。市场预测如果凭借预言家式的直觉，判断的错误会导致惨痛的结局。事后诸葛亮的预言家们即使能够解释又有何意义？
市场预测的主要目的，是要了解对未来的经营活动与决策有重要意义的各种不肯定因素和未知事件，为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 赵先生提出的问题是普遍存在的，就目前而言，我们国内的企业在市场预测中，存在以下四大通病：
1. 异想天开：某家著名的药品企业到江浙一带推广其公司新的补肾产品，其老总预测，当年的销售额不会低于5000万。预测的依据是“我以为应该能做到这么多。”赵先生的错误应属异想天开，结果天不遂人愿。
2. 简单类比：许多企业管理者、经营者，经常提到的说法是某企业投入1个亿做到了3个亿的销售，我投入3000万，应该能做到1个亿。这种简单类比虽然直观，易于操作，但是除了是否具有可比性的考虑外，还忽略了很多影响因素的变化，犯了刻舟求剑的错误，时过境迁，类比很多情况下没有意义。
3. 经验之谈：许多企业经理，经常把自己在以前某某企业的做法提出来，并把结果作为这种做法的必然结果。如：我以前在某某企业中进行了某某形式的推广，三个月回款多少万。许多成功的企业家，也在试图将自己当年的成功经验复制到新的产品上。因此，他们预测新的产品也将与老产品一样快速成长。
4. 数据粗测：随着企业的逐渐成熟，许多已经开始进行市场调研，收集二手数据作为预测的依据。但是，由于缺乏科学模型的指导，对于数据来源的真实性、条件性，以及数据的使用方法不了解，许多企业只是将数据进行简单组合，即提出预测。如简单地使用市场总量、销售曲线等进行一些比较，把一个动态的、实践性的问题，试图转化为简单的数学公式，这种预测是非常普遍的。比如，某种治疗心血管疾病药物的市场预测，最为常见的做法是将患病人数乘以每个病人每年平均用药剂量，再乘以一个可能获取的市场份额的系数（如，万分之一），作为该项目的市场空间和生产规模的设计依据，并进行技术经济分析。这种方法的实质是把人口以外的因素对市场需求的影响全部融入这个系数之中，这个系数往往在十分之一到万分之一这样的区间范围内变动，变化的弹性和主观性较大，所以，容易使项目生产规模的确定有失全面和准确。
以上企业预测的四种通病，虽然从表面上看，形式、依据各不相同，而从本质上都属主观加赌博式的预测。第四种由于带有一定数字量化，算命披上科学的外衣，使其更具欺骗性。正如计算一道习题，如果一个数字或符号有问题，结果差之毫厘，缪之千里。
诊断：修正预测之缪
市场预测是投资项目分析中的关键内容，需要进行市场需求影响因素分析、市场预测方法选择和获取相关数据三个方面的工作。
市场预测的需求函数可以表示为Y＝f （X1，X2，X3，……）。其中Y代表市场需求， X1、X2、X3、……代表影响市场需求的各种因素，包括人口、收入、价格、气候、消费习惯、互补品和替代品的价格等多种因素。但是，人们往往将此需求函数简单化。
赵先生的血糖仪市场预测是对市场需求的影响因素的分析不够全面，具体表现在没有看到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其居民的收入结构、消费水平、保健消费习惯和文化背景上与发达国家的差异，从而对我国家庭保健诊断市场进行了非全面的判断。
近年来，家庭保健诊断逐步兴起，并在发达国家广泛应用，但发展中国家对家庭保健诊断尚处于“吆喝”阶段。原因是多方面的：
从收入结构上，美国贫富如纺锤型分布，即大部分为中等收入的小康阶层，而特别富有和特别贫穷的人口仅占一小部分。占美国人口大部分的小康阶层是美国的消费主流，他们具有接受家庭保健诊断的消费能力。而我国主流的消费阶层与美国主体消费的小康阶层的消费能力尚存距离。我国居民用于保健消费的费用较低，对于中国普通收入的大部分消费者来说，每天在试纸上花费8元钱来检测血糖的具体指标，该消费还不现实。
如果我们将产品的目标市场定位在高收入的糖尿病患者，是不是就可以争取到这部分消费者呢？不一定。中美在家庭保健诊断的消费习惯和文化背景还有不同之处：家庭保健诊断在美国已有时日，并已经为消费者所认同和习惯。美国的糖尿病患者乐于每天在家里检测血糖的指标，以动态指导饮食。中国还没有家庭保健诊断的意识，即使高收入的消费者也倾向于认为“每天检查有什么用？反正知道自己有糖尿病。”只要少吃或者不吃一些含糖丰富的食物，按医嘱吃药就行了，没有必要每天花8元钱买试纸和扎一小针来定量检测血糖的指标。
家庭保健诊断在我国尚处于引导阶段，还属于较为前卫的消费。一方面其市场潜量大，另一方面，投资该类产品需要有充分的实力去引导消费者，说服消费者，需要有一流的销售队伍，有强大的实力在市场引导期大量投入去引导市场。
处方：目标条件优选
目前宝洁公司推出的产品成功率几乎达到100%，无论是什么产品，都可以在一定时间内成为市场的领导者。世界跨国公司带着美元来到中国之前就充分地分析了我国的消费结构和特点，他们对市场需求预测的影响因素的分析是全面的深刻的。
我们把这种预测方法归纳为目标条件优选法，即根据市场发展规律，确定若干种达到目标的方法，再依据企业的资源状况，选出最合适的一种方案。目标条件优选法的原理基于：消费者是理性的，并追求在交易中利益最大化的公理假设。也就是大多数消费者/客户只会选择他们主观认为可以负担的性价比最高的产品。依据此假设，建立的数学模型为：
S=f (A，D，P，T，Ms)
S:销售额； A：客户态度指数； D：渠道指数 P：性价指数 T：销售时间 Ms:市场总量
此公式可近似为：
S=A×D×P×Su×Ms×(T/TA)
TA：1年； Su：为转换系数
下面我们用案例来说明一下：
某小食品企业要推出一个酸奶花生产品，上市第一年，决策层期望回款7000万元，利润10%，以上这个目标可有几种方式实现：
P
A D P Su Ms S
1 50 40 1 0.01% 3.5亿 7000万
2 20 100 1 0.01% 3.5亿 7000万
3 10 100 2 0.01% 3.5亿 7000万
从三种方式来看，渠道指数D达到100几乎是不可能的，而P指数达到2基本利润将接近零。A指数在上市一年内，正常值不会大于20，因此比较合理的选择是：
A D P Su Ms S
15 40 1.5 0.01% 3.5亿 3150万
因此经过了综合考虑，企业第一年目标为3150万，再经财务核算，利润为5%左右，虽然看起来有点悲观，但这才是市场发展的现实状况。
以上公式具体值，目前是未知的，但存经验指标。首先设定若干个销售额指标，如：1亿，5千万，2千万，根据指标推算各参数需要达到的数值，再根据各参数的数值与企业现有操作能力进行对比，找出与企业现状相匹配的销售指标，作为对市场发展的预测。
以上的模式在预测市场的同时，确定未来多项的目标。它的理论假设是，如果能达到各项工作的量化指标，就一定会达到销售的目标。这种模式要求在计划实施中，不断对各项工作指标进行监测，发现未达标的，要立刻解决，直至达标为止。因此，它不是一个算命式的预测，而是一个动态条件的预测。
篇3
关键字：房地产市场 价格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正蓬勃发展，要实现科学、稳定、可持续的发展，政府要深刻认识房地产市场价格走向，把握房地产市场发展趋势，采取有效政策实现房屋销售价格稳定增长，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百姓拥有满意舒适的生活环境。
一、 我国房地产市场的现状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房地产市场也不断完善和壮大，成为我国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近年来，全国大部分地区房价出现明显上涨趋势，部分城市房价过高、上涨过快，是我国房地产市场最明显的特点。
1.房价上涨走势
据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9 年 12月，全国 70 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 7.8%，涨幅比上月扩大 2.1 个百分点，为连续 6 个月保持同比正增长。房地产价格实质上是房地产权益的价格。
房地产由于其不可移动性，在交易中可以转移的不是其实物，而是其所有权、使用权或其他权益。故房地产估价与对房地产权益的调查、了解和分析有密切的关系。2010年上半年以来，国家出台了更加严厉的房地产调控措施，例如《国务院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从住房需求、财税政策、供给和保障、市场监管等多个方面出台了严厉的措施，对房地产市场造成了不小的压力。
居民对房地产的有效需求明显增加。随着市民住宅刚性需求的继续拉动，随着城市土地资源的日益紧缺，随着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实施，必定会引发消费结构、需求结构、价格结构、生产结构在一个平面上重新进行结构比的排列，肯定会进一步强化住宅的刚性需求。以及城市拆迁改造带来的被动需求促进了房地产业的发展。房地产市场结构不合理已成为影响中国房地产业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居民收入提高增加了有效需求。随着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越来越多的人们能够买得起房。房地产的成本包括土地成本、前期成本、建安成本、市政环境成本、公共配套成本、开发间接成本，以及房地产开发商的利润。房地产供给结构不合理导致房地产价格上涨：市面上商业营业用房、别墅、高档公寓所占比例较大，无法满足中低收入消费者的购房需求，引发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的失衡。房地产市场秩序混乱：随着房价不断上涨，中国房地产市场秩序仍较为混乱。房地产市场准入规则不够规范，开发企业准入门槛太低，致使房地产业良莠不齐。外资介入房地产市场过猛，扰乱了我国货币政策的执行力度
2. 房价过快上涨的不利影响
房价过高、上涨过快不仅给居民正常住房带来了很大困难，而且对国家经济社会也有深刻的影响。房价偏高使得居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巨大的购房支出透支了居民的消费能力，降低了居民的生活水平。房价上涨过快首先会压迫居民的生活：当房价上涨幅度处在人们可承受的范围时，它能刺激人们从事生产劳动和增加储蓄的积极性。但是，当房价迅速上涨、从而超出人们可承受的范围时，它就会打击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和储蓄的积极性；房价过快上涨会使房屋由消费品演变为投资品和投机品：在房价稳定的情况下，对房屋投资无利可图，房价一旦出现过快上涨势头，它的投资与投机价值就会凸现，从而导致大量投资性或投机性需求；会引起房产投资增加，而房产投资增加势必需要更多的土地投入，这又会刺激土地价格过快上涨，伴随土地价格过快上涨而来的肯定不是土地的有效利用，而是土地的囤积，结果，土地作为基本生产要素不仅没有被有效利用，反而出现了大量闲置；最终将加剧社会财富分配和占有的两极分化，在房价过快增长的情况下，低收入阶层不仅没有能力购买可以增值的房产，反而会因为房价上涨过快而更加贫困，然而在房价过快增长的情况下，那些具有房产投资甚至是投机能力的人，则可以通过对房产的投资和投机而获得房产价格上涨的溢价；
二、 房地产市场的整顿建议
房价过高、上涨过快不仅给居民正常住房带来了很大困难，而且对国家经济社会也有深刻的影响。政府主要从三个方面加强对房地产的调控和管理。
1.土地管理方面。
加强农用地的管理，规范土地收支管理和提高土地使用的相关税费，加强土地交易的结构供应管理，加强闲置土地的征收、提高闲置土地的相关成本等。建立科学合理的供地制度，把政府调控的土地价格剪刀差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硬性规定土地收入的一定比例，必须用来保障居民的基本居住用房。国家陆续出台《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调整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政策等问题的通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的通知》等规定，严把土地“闸门”。
2.规划管理方面。
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房屋科学居住结构体系指导方针，建立租赁房、自购房等合理结构。政府要提供足够的不同价格水平的租赁房，通过政策，鼓励居民消费租赁房；延长经济适用房、政府范畴内带有福利色彩购置房等上市交易的期限；杜绝保障房的上市交易；在拆迁中必须坚持的第一原则是，被拆迁户实际得到的补偿金，能够在同一地价的原居住空间内买得起住房。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当地就业，解除外出务工之忧，还使一部分先富起来的农民迁移到城市来，从而缓解了过去的“城市
过密化”的特征。
3.金融投资管理方面。
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高速发展的历史时期，这个历史时期最鲜明的特征之一是城市化带动现代化、社会化的发展。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中国的城乡必将进入快速规模的扩张发展期，这也必将带动房地产业的发展。
继续发挥金融调控手段，建立城市住房保障信息系统，在稳定楼市价格的同时实现房地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高房地产的开发信贷条件，禁止贷款性信托资金投资房地产开发，外商投资性房地产必须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等。适时推出物业税，物业税的作用在于把地方政府目前一次性收取的土地出让金，转变为纳税人在物业持有期间持续上缴的税收。这一改革的好处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能避免地方政府寅吃卯粮，保证了地方政府有长期稳定的收入；二是可降低购房者的负担，变一次性大额支付为分期小额支付；三是增大了房地产在持有环节的成本，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炒房。
加强对银行信贷的监管，严格房地产贷款的审批。从房地产泡沫的生产机理来看，银行信贷是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合理限制信贷的可得性，是房地产调控的关键之一。要防止房地产贷款的过快增长，采取有效措施控制房地产贷款在全部贷款中的比重
4.法律和政策的“双管齐下”
让楼市价格回到正常的运行轨道从根本上终结房地产商的“暴利时代”， 需要通过法律和政策“双管齐下”的强硬手段，让房地产业的发展回到正常的赢利轨道上来，让政府回到正常的经营城市、管理城市的轨道上来，让楼市价格回到正常的运行轨道上来，让消费者回到正常的消费轨道上来。党和政府强化房地产市场良性发展的调控决心，把过快上涨的楼市价格打回“原形”。打回“原形”就是实现住宅销售价格的科学合理稳定的增长；就是某些地段出现符合规律的负增长。
结语：
房价过高、上涨过快给群众住房带来了很大困难，影响了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政策和法律需采取策略调节国内住房需求从根本上使楼市价格回到正常的运行轨道，使房地产业的发展回到正常的赢利轨道上来，使居民生活更幸福。
参考文献
[1] 张健.基于博弈论对房地产市场参与者行为的分析[J].商业经济，2010，（4）.
[2] 冯力、陈丽 . 房地产投资分析 [M]. 北京 ： 化学工业出版社 ，
篇4
苏子欢表示，早在2004年下半年，长虹就默默地开始了电视机可靠性研究，并制定了3个五年计划，累计投入将超过3亿元人民币，而带来生产、售后成本的降低及长远经济效益可能达到13亿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主任陆刃波认为，再好的售后服务只是出现问题后的一个补救，解决不了产品性能降低的难题，长虹率先在电视机上实施可靠性工程，将在现有基础上几何级提高产品的综合性能、使用寿命，并带动整个家电工业水平的进步，突破中国电子工业基础薄弱的瓶颈。
“量子芯”＋“D2Audio”创造“视”“听”和谐
2006年可以称为长虹的技术元年，长虹与全球顶级芯片制造商一美国Pixel Works公司合作，潜心研发出新型的电视核心芯片解决方案――“量子芯”。填补了中国平板电视企业“无芯”空白，成为国内唯一一家在电视核心芯片领域拥有顶级技术的企业。
此次推出的600、700等“冠军”系列平板电视新品部分采用FULL－HD全高清屏，以1920×1080的物理分辨率全面支持数字电视的顶级显示格式，延续“量子芯”图像处理技术的应用，实现细节轮廓明晰化、五区分色细腻化、细节色彩自然化、暗景对比协调化等，再一次淋漓尽致地的演绎了“薄・大・精・声”的产品内涵，为国内平板电视企业树立典范。
“没有声音再好的戏也出不来”。选购平板电视除了挑画质外最重要的就是选择音响效果了，因此平板电视伴音水平的改善也成为大部分消费者格外关注的重要因素。长虹正是敏锐洞察到消费者对提升平板电视音质水平的渴求，着力加大提升音效方面的技术和研发力量投入，此次长虹全新推出的长虹“冠军”系列平板电视新品采用了D2Audio听觉优化方案，对声场进行高清扫描定位，并智能检测系统与环境的匹配程度，不论观众在哪个位置，都能自动调节到最佳音效状态，从而实现平板电视画质与音质的完美结合，满足消费者“视”、“听”的双重需求，享受到身临其境的真实体验。
不可盲目打价格战
临近十一黄金周，国内外平板电视品牌相继推出大量新品以应对旺市的到来。由于外资品牌在价格战中尝到了甜头，因此外资品牌在十一期间通过价格因素促进销售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实。那国产品牌是否会跟随外资品牌步伐也开始进行价格肉搏那?苏子欢告诉《TWICE－CHINA消费电子商讯》记者，打价格战不应盲目而为。
苏子欢认为，价格战并不能成为市场竞争中的核武器，而只是市场周期中的调节手法。以前国产品牌利用价格武器，目的是增加市场占有率，而目前则开始考虑正常竞争，争取利润。而外资品牌正好相反，以前是专注利润，目前的价格战同样是为了增加市场占有率。因此长虹会根据到时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应对方案。
篇5
【关键词】球团精粉；烧结；试验
1.前言
为进一步提高炼铁入炉品位和降低成本，实现冶炼精料方针，韶钢从巴西进口了球团精矿粉在烧结厂进行为期一个多星期的配加试验，目的在于探索进口球团精矿的使用规律，寻找合理的配矿比,以提高烧结矿的品位,降低Al2O3含量。达到既有利于高炉高产顺行,又不影响烧结矿的产、质量的目的。
2．巴西球团精粉的理化性能
巴西球团精粉属赤铁矿类，为满足特定的造块方式需要，其粒度组成明显不同于烧结精粉，其粒度组成较均匀但粒度细,-200目占有率达86.6%,与在用的混匀矿平均粒度相比相差甚远，含水量在5%～6%之间。巴西精矿品位高达66%，比现用混匀矿品位高出近9个百分点，SiO2含量适中，P、S等有害杂质含量少,特别是Al2O3含量仅0.7%,对提高烧结矿品位降低炉渣Al2O3含量是十分有利的。
3．试验方案
试验目的在于开辟进口精矿资源，优化配矿组合，提高烧结矿品位，降低生产成本。
3.1试验形式：采用在线的大生产试验方法。以5%、10%、15%、20%的球团精粉替代相应量的烧结混匀粉，每一配比试验时段为2天。
3.2试验工艺参数
混合料混匀时间：1.7min 点火负压：7800～11000Pa
制粒时间：1.8min 点火温度：1000±150℃
料层厚度:：500～550mm 试验碱度：R=2.00倍
点火时间：1min
3.4数据收集
3.4.1生产过程各配比下工艺参数的变化，包括混合料加水量、上料量、烧结过程负压、大烟道温度、垂直烧结速度、生产率等。
3.4.2烧结矿粒度组成、转鼓强度以及筛分指数等。
3.4.3烧结矿的低温还原粉化率、还原度等。
4．试验过程及其效果
试验从1月17日开始，历时12天，球团精粉配比变化如表（1）。随着试验配比的增大，生产中出现明显的变化。
4.1烧结料性能的变化
球团精粉由于近似粉状，反映在混合料混匀造球上，随配给量的增大，合适的加水量也随之增加，如以基准期加水7.5%，则在球团精粉配入量为15%时，加水量要增加至8～8.5%；随配给量的增大，烧结料透气性随之下降（未做烧结料粒度组成比较检测，但从烧结的负压可看出），说明在现有的混匀制粒设备条件下，配入球团精粉将恶化烧结料透气性。
4.2烧结生产率的变化
烧结料水量增加、透气性下降，反映在烧结过程，垂直烧结速度下降，机速减慢，烧结上料量随精粉配量的增加而减少，从基准期的58kg减至54kg，烧结利用系数明显降低, 返矿率增加。如表（2）
表2 不同配比的巴西球团精粉对烧结生产率的影响
参数配比 上料量(kg/s) 台时产量(t/h) 利用系数(t/m2.h)
0% 58 56.1 2.08
5% 58 55.3 2.05
10% 57 55.9 2.07
15% 55 53.49 1.97
20% 54 52.65 1.95
4.3烧结矿质量的变化
从表（3）可以看出，随着球团精粉配量的增加,烧结矿品位呈上升趋势,烧结矿中SiO2、Al2O3随着配比的增加而下降。尽管实验结果与理论数值有所差异,但其变化趋势十分明显。各配比对烧结矿转鼓强度的影响不大。
4.4烧结矿热性能的变化
在配入5%球团精粉的基础上，随着配量增加，烧结矿低温还原粉化情况显著改善，中温还原性能降低。RDI+3.15从90.47%上升到95.80%，其原因是由于配量的增加，烧结矿中SiO2比例下降，以CaO．SiO2和2CaO．SiO2形态存在的矿物减少，2CaO．SiO2在温变过程中产生相变，它是烧结矿低温粉化的根源，其含量相对下降，将减弱了低温粉化程度。在900℃还原度试验中，随配量增加，还原度降低5～6%（20%配比未做，从趋势估算），可以认为是由于烧结料透气性变差，烧结过程还原气氛较强，铁以较难还原的形态存在，事实上，从烧结矿中FeO的含量比较亦可看出。如表（4）
5.结束语
6.1 巴西球团精粉品位高,有害杂质少,有利于提高高炉入炉品位,降低炉渣Al2O3含量。
6.2 巴西球团精粉粒度极细,配加后对烧结矿强度影响不大，烧结生产率、产量随配量增加而逐步下降（主要是制粒时间短所致）。
篇6
关键词 小家电 转型升级 人性化
一、小家电产品特点分析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改善型需求日益增长，消费者对小型家用电器产品的科技性、节能性、环保性的要求也逐渐增长。智能小家电的发展方向已然成为未来小家电产品发展的趋势。
随着居民二套改善性住房需求的增长，更多居民将会在近年内迁入新居，这将引导小家电产品的升级换代的行业变革。今后每年约有200万个以上的厨房家用电器面临更新换代。一般情况下，小型家用电器的使用寿命在8年以内，根据不同产品略有不同。因此，作为智能家居产品重要组成部分的智能小家电产品将会迎来一次革命。
二、国内家用小家电市场发展现状分析
（一）国内小家电市场发展优势和劣势
与跨国公司家电生产商不同，国内有一定规模的家电企业同时依托企业自身工厂和代工厂制造，生产能力强。有的企业在广东顺德地区的代工厂进行批量成品采购，继而进行OEM、ODM贴牌销售，缩减了生产周期，减少了自身的生产压力，而一些也在企业自身的工厂进行核心产品的生产，既对新产品的保密性有所保障，又保证了产品质量。
根据市场公开数据显示，目前国内有64家家用电器行业的上市公司，在其公开披露的2015年中期报表中显示营业收入超过100亿的公司有7家。在营业收入相比去年有所增长的上市公司中，小家电领域的上市公司居多。纵观市场上的公开数据，整体来看，这些上市公司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保持着健康发展的势头。
国内小家电市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于近几年进入了瓶颈发展阶段，发展速度趋缓。部分销售小家电产品的大型家电制造企业，如苏泊尔、美的集团、九阳股份等先发制人，在资本市场实现融资，借此机会扩大产能，保持了较平稳的发展趋势。另一部分小型家电企业，由于产能升级速度较慢，不能迎合市场需求，加之企业规模较小，资信水平较低，融资困难，从而导致生产经营遇到阻力。加之外资大型家电制造品牌企业，如飞利浦、LG等，在国内也占有相当一部分市场份额，更加导致竞争的严峻，部分国内小家电制造商的发展业绩甚至出现0增长的情况。
目前，有些制造商仍然固守传统的销售渠道，利用线下经销商和代销商进行销售，少量甚至没有利用互联网渠道进行营销和推广，直接导致对经销商管理难度加大、营销费用较高、存货周转率较低等现象，从而制约了利润的增长。另外，促销手段传统，缺乏新意，定价方法不系统，价格体系混乱，都是目前国内小家电市场发展的劣势。
（二）小家电市场销售情况分析
目前多数小家电厂商都能实现“线上+线下”的传统渠道销售和互联网平台销售结合的销售方式。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很多优秀的电商网站如京东、天猫、1号店等，都为小家电的垂直销售实现了扁平化，有的电商平台，如京东，还实现了物流和仓储的一体化，使得销售渠道更加顺畅。
部分大型的制造企业，如TCL等，逐渐依托自身的销售网络，摆脱对外部经销商的依赖，加强终端市场的建设，提高铺货率和周转率，最大程度上理顺厂商关系。
在部分制造型企业中，有些能力较强的业务员在销售过程中积累了大量客户，由于管理的疏漏，有些业务员私下与客户决定销售价格，导致公司资产的流失。公司应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和相应的激励政策，加强对销售人员的管理。
三、未来发展趋势探讨
（一）国外品牌全产品链进军我国小家电市场
国内小家电市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从迅速发展到如今遭遇瓶颈期，其中仍然蕴藏了大量机会。国外的品牌公司，如欧美的飞利浦，日本韩国的三星、东芝、LG等，仍然利用其在研发方面常年积累的经验，不断推陈出新，其产品覆盖从微波炉、电水壶、电烤箱，到近几年出现迎合中国人口味的烤涮锅、空气炸锅、电饼铛等，产品链齐全，应有尽有，充分体现了国外品牌商认可中国消费者的消费水平及小家电产业升级带来的良好未来预期。
（二）市场竞争日益激烈
本土家电生产企业不断提高其研发、生产和销售能力，加之国外品牌商的大举进攻，小型家用电器的市场竞争日趋白热化，竞争手段多样，市场空间几近饱和。一方面，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有助于督促企业通过资本市场等途径提高融资能力，扩大产能，增强销售能力，谋求自身变革，迎合市场需求，对增强小型家用电器企业的竞争力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一些规模较小的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将会进一步被挤压，如不能与时俱进地进行自我变革，市场空间将会进一步被竞争对手挤压。
（三）产品将更具人性化和智能性
如今的小家电消费市场，消费者对产品的智能化、环保性、功能性、个性化的需求相比以前大大提高，迫使企业淘汰落后的设计理念和生产方式，而从消费者的需求出发。未来小家电产品的研发生产方向，将从单一的实用主义，逐渐向个性化、可定制化发展，使得其成为带有消费者个性的家居用品，而非简单的家电产品。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小家电产品将会更多嵌入具有互联网功能的模块，实现WIFI联网、云端菜谱下载、实时上传菜品图片等。
篇7
关键词：产前超声；胎儿；胸腔异常；肺囊腺瘤；回顾性研究
近年来随着超声技术的飞速发展，超声检查已成为筛查胎儿畸形的重要手段。产前超声诊断胎儿胸腔异常屡见报道，但孕妇是否可以继续妊娠一直是产科医生困扰的难题。湖南省妇幼保健院是湖南省产前超声诊断中心，胎儿异常样本量相对较大，本研究对2013年湖南省妇幼保健院经超声检查发现胸腔异常的111例胎儿超声声像图及临床随访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旨在总结经验，为进一步提高产科医生的临床处理提供帮助。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2013年1月～12月在我院行产前超声检查的孕妇83624例，纳入发现胸腔回声异常的111例。
1.2仪器与方法 仪器为GE V730及Aloka SSD4000型彩色多普勒诊断仪，探头频率3.5～5.5 MHz。首先全面检查胎儿头面部、胸腹部、四肢及脐带、羊水、胎盘等结构。如果发现胸腔存在可疑病灶，则重点通过胎儿四腔心切面、胸部、腹部矢状切面及冠状切面详细地了解异常病灶的声像图特征，包括其大小、位置、内部回声、是否压迫周边的肺组织、心脏是否移位，是否合并胸腔或心包积液等，并用彩色多普勒血流显像观察病灶的血供来源，同时察看胎儿是否合并其他结构异常。
1.3追踪随访 发现胎儿胸腔内异常者嘱咐孕妇2～4 w后复查或行MRI观察病灶变化。在追踪过程中出现病灶增大、心脏或纵膈移位或胎儿全身水肿等情况，孕妇要求终止妊娠的，其引产的胎儿尸检病理结果和超声结果进行比较分析；对活产的新生儿进行追踪了解其预后情况。
2结果
2.1产前超声检查结果胎儿胸腔异常者共计111例 先天性肺囊腺瘤畸形35例、隔离肺21例、先天性膈疝53例、先天性高位气道闭锁1例，先天性左肺发育不良1例。
先天性肺囊腺瘤畸形35例，病灶位于左侧22例，右侧13例。超声表现为肺内单纯囊性、囊实混合性或强回声肿块，彩色多普勒血流成像显示肿块的滋养血流均来自肺动脉。其中I型6例，肺内病灶液暗区最大的2.7×2.2 cm；II型10例，病灶液暗区最大的1.8×1.4 cm；III型19例，病灶增强区最大的为5.6×4.2 cm；合并羊水过多16例（I型2例；II型3例；III型11例），心脏移位11例（向右移位9例，向左移位2例），室间隔缺损2例，侧脑室增宽2例，1例全身水肿；16例因肿块大且合并有并发症，孕妇及其家属主动要求引产，尸检的病理检查结果证实为先天性肺囊腺瘤；4例在孕28～35 w先后自然流产；6例随访至37 w肺部肿块有缩小趋势，出生后1月行MRI检察证实为先天性肺囊腺瘤，目前生长发育正常；3例在随访过程中完全消失，分娩后新生儿MRI检查未见肺部有异常；1例孕妇及其家属要求保胎并足月剖宫生产，胎儿在新生儿期死亡；5例为外省孕妇在我院检查，出生后失访。
隔离肺21例，病灶位于左侧15例，右侧6例，位于胸腔18例，腹腔3例。超声表现为胸腔或腹腔内局部增强回声包块。彩色多普勒血流成像显示病灶滋养血流来自体循环。合并羊水过多6例，心脏移位4例（均向右移），1例胸腔积液；8例孕妇及其家属要求引产，尸检的病理检查结果证实为隔离肺；2例分别于26 w、32 w自然流产；6例病灶范围较小且在随访过程中肿块逐步好转，无其他合并症，足月生产，新生儿存活，行MRI检查为证实此病；2例病灶于37周前消失，产后新生儿结局好；3例失访。
先天性膈疝53例，42例位于左侧胸腔，11例位于右侧。超声表现为腹腔内脏器进入胸腔内，同侧肺部受压，心脏均有不同程度移位。合并羊水过多25例，单脐动脉5例，侧脑室增宽2例，肠梗阻1例，主动脉弓狭窄1例，室间隔缺损2例，复杂性先心病1例。其中48例孕妇在超声发现膈疝后要求引产，引产后行尸检病理结果或CT检查证实；2例自然流产，3例单纯膈疝孕妇孕足月生产，产后行膈疝修补术，3例新生儿均存活。
先天性高位气道闭锁1例，此孕妇超声检查显示双肺异常增大，呈对称性，心脏被双肺挤压变小，左右两条主支气管扩张，合并双侧胸腔积液及左侧腹腔积液。孕妇要求引产，尸检结果为喉-气管闭锁。
先天性左肺发育不全1例，此孕妇在24 w行四维超声检查时发现右肺异常增大，心脏左移明显，左侧肺内肺组织较少。引产后尸检为左肺发育不全。
2.2胸腔异常胎儿临床结局 超声检查中胸腔异常111例胎儿中引产74例（66.67%）；自然流产8例（7.21%）；在随访中胸腔异常肿块变小或消失17例（15.32%）；产后行手术4例（3.60%）；新生儿死亡1例；婴幼儿存活20例（18.02%），失访8例（7.21%），见表1。
3讨论
胎儿肺囊腺瘤畸形是一种先天性肺组织错构畸形，是由支气管末端异常增生，导致正常肺泡缺乏而在肺实质内形成病变。目前临床上将肺囊腺瘤分为3种类型：Ⅰ型为大囊型，直径多为2～10 cm，超声表现为肺实质内一个或数个圆形无回声区；Ⅱ型即中囊型，病灶内可见多个小囊肿，单个囊肿的直径均不超过2 cm，超声表现为肺内囊实混合性包块；III型即微囊型，病灶内分布有大量密集地小囊肿，单个囊肿直径均小于0.5 cm，超声表现为边界清晰的均质增强回声包块[1]。彩色多普勒血流成像显示肿块的滋养血流均来自肺动脉。本组35例先天性肺囊腺瘤畸形胎儿中，Ⅰ型6例占17.14%，Ⅱ型10例占28.57%，III型19例占54.29%，左侧多于右侧，III型最为多见，III型中合并羊水过多、心脏移位、胎儿水肿等其他畸形最多，预后相对较差，与国内外学者报道的结果一致[2-3]。6例（II型3例；III型3例）无其他合并症，在超声随访过程中肺部肿块逐渐变小，3例（I型2例；II型1例）随访中肿块消失，足月分娩新生儿未见异常，预后良好。本组35例先天性肺囊腺瘤畸形胎儿中有10例（28.57%）孕妇没有选择引产，而是继续妊娠，足月生产的9例新生儿情况良好，仅1例在新生儿期死亡，此孕妇为38岁高龄，4年未孕，此次怀孕为珍贵儿，孕22 w首次发现肺内强回声区，大小约1.8×1.4 cm，每隔4 w复查，增强区持续增大且出现羊水过多、胸腔积液及全身水肿，孕36 w时为肺内肿块达4.3×3.5 cm，但孕妇仍坚持剖宫生产，产下一活婴，18 d后死亡。所以并非所有先天性肺囊腺瘤畸形胎儿都需引产，对孕妇进行连续性动态观察很重要。每隔2～4 w复查，如果肺部肿块变大，造成心脏移位，并继而出现胸腹水、胎儿水肿或羊水过多等可致肺部受压，肺发育不良，胎儿预后可能不佳，则应终妊，但如果胎儿仅发现肺部异常而无其他合并症，且追踪过程中肿块有不同程度的缩小，则可以让其继续待产观察。I型和Ⅱ型先天性肺囊腺瘤畸形要注意与先天性膈疝的鉴别，疝入到胸腔的胃泡、肠管与肺囊腺瘤的囊肿相似易混淆。胃泡壁稍厚，且其在短时间内有大小变化，如为肠管疝入胸腔，可仔细查看是否有蠕动现象来区别。
隔离肺又称肺隔离症或副肺，是由胚胎的前原肠额外发育的气管和支气管肺芽形成的无功能肺组织，目前将其分为叶外型和叶内型，胎儿大多为叶外型，叶内型较少见。超声表现为胸腔或腹腔内均质增回声的包块，形状大多为叶状，三角形，边界清楚，80%～90%位于左肺基底部[4]。彩色多普勒血流成像示肿块内滋养血流来自胸主动脉和腹主动脉等体循环系统。动态观察50%～70%的包块随孕周的增加而部分或完全萎缩[5]。本组21例隔离肺中8例引产，2例自然流产，6例产前超声提示病灶范围小且无其他合并症，足月生产，婴儿存活，2例在超声随访过程中肿块消失，新生儿MRI检查肺部正常，3例失访。即本组有8例（38.10%）胎儿存活，故对于不合并胸水、纵隔及心脏移位的病例，也应继续随访，包块缩小则临床不应采取干预措施。隔离肺与III型先天性肺囊腺瘤畸形超声图像均为回声均匀的增强回声，不易鉴别，可通过察看滋养肿块的血流来源区别。先天性肺囊腺瘤畸形的滋养血管均来自肺动脉，而隔离肺的滋养血管通常为体循环。
先天性膈疝是膈肌发育缺陷导致腹腔内容物疝入胸腔。据国外资料报道其发生率1/10 000～4.5/10 000，多发生于左侧。产前诊断的先天性膈疝预后极差，围生期死亡率可高达80%[6]。超声检查很难直接观察到膈肌的缺损，但可通过观察胸腔内异常占位造成肺、心脏及纵隔等脏器受压移位间接诊断膈疝。左侧膈疝多见胃泡，小肠或脾脏疝入胸腔，超声表现为在心脏四腔心切面水平探及胃泡或蠕动的囊状无回声结构，心脏多有右移，腹腔内未见胃泡声像；右侧膈疝多为肝脏疝入胸腔，超声显示为均匀一致的团块实性回声。本组53例先天性膈疝，左侧42例，右侧11例，合并羊水过多25例，单脐动脉5例，合并其他心血管及神经管等畸形共6例。其中48例孕妇在超声发现膈疝后主动要求引产，其实随着小儿外科手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一些轻型的先天性膈疝可在出生后即行手术修补来提高存活率，本组中就有3例单纯膈疝孕妇孕足月生产，产后行膈疝修补术，3例新生儿均存活。但大多孕妇出于优生优育的考虑仍选择终妊。
先天性高位气道闭锁甚为罕见，一般为喉咙近段气管闭锁或狭窄或因隔膜而引起气道梗阻。超声表现为双肺对称性极度膨胀，回声均匀增强，心脏被挤压变小，居中，膈肌受压呈扁平甚至反向，突向腹腔。因心脏受压出现严重心功能不全常合并水肿、心力衰竭，胎儿预后差。如果未及时发现和治疗，几乎所有的胎儿在生后几分钟内因呼吸道梗阻而死亡。
先天性肺发育不全也为罕见畸形，在临床上可分为：①肺缺如，由于肺芽发育停顿而致肺不发育，一侧或双侧肺完全缺失，无支气管、肺血管、肺实质迹象；②肺发育不全，盲端支气管残留但无肺血管和肺实质；③肺发育不良，有少许肺的形态存在，但气道、血管和肺泡大小和数量均减少。
通过对胎儿胸腔异常声像图回顾性的分析，可以看出超声检查是筛查胎儿畸形的可靠方法，只要熟练掌握病变超声特征，准确诊断胸腔内病变不难。动态随访观察对判定胎儿临床预后及转归很重要，本文中9例先天性肺囊腺瘤、8例隔离肺及3例先天性膈疝胎儿预后良好，其余合并胎儿心脏移位、全身水肿或其他心血管畸形则预后差。超声检查对于优生优育有重要意义，是其他产前检查所不能替代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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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Nagata K，Masumoto K，Tesiba R.Outcome and treatment in an antenatally diagnosed congenital cystic adenomatoid malformation of the lung[J].Pediatr Surg Int，2009，25（9）：753-757.
[4]陆红妤，黄安茜，谷莹.胎儿常见胸腔病变产前超声诊断与鉴别诊断[J].现代实用医学，2010，22（12）：1 361-1 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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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通货膨胀 博弈论 战略联盟
1. 我国农产品市场价格波动的现状
近年来，由于农产品价格的全球联动、农产品供求的变化、市场状况、自然灾害的随机冲击以及农业生产的周期性等原因，我国农产品销售价格呈现出大幅波动的特征，导致市场价格涨落不停。当前，农产品价格风险已成为我国农产品生产经营者面临的主要风险，农产品价格波动引致了农产品生产经营者收入的不确定，价格风险对农产品产出的影响比同自然风险更为显著。对于农产品生产者而言，农产品价格波动越大，意味着农产品收入的不确定性越大。作为我国农产品生产经营者面临的主要风险，农产品价格波动对于农业收入的影响程度如图1所示。
Table1 Agricultural earnings and the volatility of the price of agricultural by-products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数据库，2008年
从图1中可以看出，农业收入的波动与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基本上是同步的。以农业收入的环比值（Y）为被解释变量，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指数（P）为解释变量的回归方程如公式（1）所示：
Y=43.96+0.64P （1）
（7.59）
R2=0.72， F=57.59
上式括号内数字为T检验值，R2=0.72为拟合度，F=57.59为F-检验，从上述各检验指标来看，模型非常显著。
上述结果表明，我国农业收入与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从其环比增长率的回归模型上来看，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每增长1%，农业收入增长0.64%，反之亦然。因而农副产品价格的波动导致农业收入的波动，价格波动越大，农业面临的风险越大。
2. 我国农产品价格波动的主要原因分析
2.1农产品供求和价格波动的关系
概括地说，农产品供求关系变化与价格变动的关系是，当农产品供求关系趋于紧张时，农产品市场价格就会上涨，反之亦然。
农产品价格水平是由经营者在要价和出价过程中形成。在农产品市场中，不同利益主体会依据市场供求关系的判断对价格进行博弈。对农产品生产者来说，其要价的多数情况下不是市场实际的供求关系的全部信息，而是依据某种农产品丰歉情况。显然，在竞争相对比较充分的市场上，经营者在短期内可直接通市场上供给量的变化，对某种农产品市场价格水平波动方向及其程度进行判断。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即1996年至2006年间，我国粮食总产量基本上稳定在4.8亿吨左右。最低产量是2003年，一度下滑到4-3亿吨。2003年以来，我国粮食连续4年需求大于产量，这几年粮食产需缺口都在250亿～350亿公斤之间。以致2007年粮价明显上涨，并引发其他产品如饮料、蔬菜、肉类、蛋类等的连锁上涨。2007～2009年粮食总产量连续3年超过5亿吨，粮食库存基本充足。2009年国内粮食产量5.31亿吨，加上净进口0.49吨，新增供给量5.8亿吨，意味着2010年国内粮食供给保障性好。但是，2010年上半年部分粮食品种在局部地区仍出现明显上涨，这与我国局部地区2009年秋粮单产下降和2010年夏粮单产下降有关。
2.2生产资料分配与投入及生产周期方面的因素
农产品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最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在农业化的发展阶段.农产品的生产主要是用于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和生产需求。农业生产资料的分配大多配置在基础的农业生产部门。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二、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大，这就要求农业生产在满足人们基本生活和生产需求的同时，还要满足日益增长的工业部门的原材料需求。近年来，农产品已被广泛应用于工业的各个领域.如玉米、高粱等被用于加工酒精，以逐步推进清洁能源的使用。马铃薯等被用于制作化工原料等。这种农业生产资料的多元化需求和分配进一步造成了农业生产不足和市场缺口，进而引起价格上涨。
农产品价格的波动与农业生产周期性波动也是密切相关的。农产品价格周期性波动，其根源在于农业生产的两个特点：一是受自然条件影响大，产量会因为不可控因素而波动；二是农户生产规模小，农民一般都是简单地跟随价格做出决定，形成了“价格上涨-供应增加-价格下跌”的周期性影响。这种周期性波动不只是出现在畜牧业生产中，也是农业生产的普遍特征。
2.3农产品成本上升与农产品价格变动
根据成本推动理论，农业投入物价格上涨会推动农产品价格上涨，农业投入物价格上涨会导致农业投入要素重新配置。在农业产出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如果重新配置后的农业投入无法完全消化因其价格上涨而带来的成本费用上涨，这些农业投入成本费用的增加最终必然带来农产品价格的上涨。
为了便于讨论，根据《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中提供的数据，特别选择种子、化肥、雇工和土地等4种要素，考察稻谷、小麦和玉米3种有代表性的主要生产要素的价格变化。2008年与2003年相比，我国生产的稻谷、小麦和玉米3种粮食投入物中，种子和化肥代表的可变投入物单位价格以及雇工工价和土地租金价格等都呈现出了明显的上涨，最低涨幅超过80%，最高涨幅接近150%。要回答农产品价格上涨与成本推动是否存在关联，必须要考察农业投入要素价格是否导致农产品生产的平均成本的上升。为了直接观察农产品成本与价格之间的关系，根据《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2009》， 2003-008年，稻谷、小麦和玉米3种粮食平均销售价格由1.13元/kg上升到1.67元/kg，上涨了47.8%。对应地，2003-008年稻谷、麦和玉米3种粮食的平均生产成本由0.94元/kg上升到1.06元/kg，上涨了12.5%。其中，稻谷、小麦和玉米3种粮食每公顷种子、化肥、农药和农膜4类物质投入费用同期由1318.5元增加到2581.5元，净增加1263元，增长95.8%，其中化肥增长104.5%。这些现象至少表明粮食销售价格上涨与成本上升存在着相关性。
2.4农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
我国目前农产品市场发育存在许多问题。（1）区域市场发展不平衡，影响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由于“行政造市场”区际经济发展结构趋同及市场主体规模较小诸多问题存在，阻碍了商品、生产要素和信息的自然流动。（2）城乡市场缺乏有机联系，呈二元独立发展状态。（3）国内外市场对接存在着较大的难度。国内市场的发育程度较低，农产品生产加工企业不注重其产品质量的提高，产品附加值低，在国际市场营销中缺乏竞争力。外贸部门市场竞争观念业而言，尚没有形成灵敏的市场反应机制，没有树立全球化营销观念。
3. 防范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对策建议
3.1培育和完善农产品市场体系
由于价格风险很大程度上是市场机制不完善，市场信息偏差所致，因此要培育和发展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农产品现货市场，稳步发展农产品期货市场，探索建立农产品期权市场。发挥期货和期权市场信息的统一性和超前性优势，充分利用其价格发现和套期保值的功能，引导生产，有利于分散农产品市场风险，不用担心价格的暴跌。对大多数分散农户而言，可以通过建立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合作组织方式，共同进入期货市场，规避市场风险，实现稳定收益。而我国农产品现货市场存在一系列的缺陷，因此要消除行政垄断和地区封锁，建立统一开放的农产品市场，加快农产品现货市场规范与发展。
3.2实施农业支持制度
首先，要完善我国农业补贴政策和价格支持政策。其根本目的是稳定农产品市场。向农民发放补贴，就是要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稳定农产品供给。向国有粮食企业补贴收购和储存费用，目的是稳定市场价格，增加库存，调节市场供求。从农业补贴和价格支持政策的设计来看，只要措施得当，政策目标理应能够实现。
其次，要实施国家农业政策和宏观调控相结合。目前国家的惠农支农政策与国家选择的农业宏观调控经常是相互脱离的。世界上绝大多数市场经济成熟的国家，都建立健全了农业支持制度。据了解，美国的农业宏观调控，或者支农政策，与农产品市场的运行状况是联系在一起的。农产品市场好的时候政府干预力度小，市场不好的时候干预力度大。农产品进出口不但是美国国内经营商谋利的手段，而且也是美国政府农业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结合我国的农业实际情况，完善我国以农业补贴和托市收购为主体的支持制度，必须要将保护农民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与根据农业经济运行实际情况而选择的农业宏观调控目标统一协调起来。
3.3加强农产品市场风险预警管理
我国农产品生产方式主要以农户经营为主，按照农户所生产农产品的市场化程度可把农户分为：自给自足型、以市场为导向型和介于二者之间型。通过对农产品生产方式、农产品成本效益和销售方式的剖析，作者认为大部分农户要承担市场风险，由于农户的生产水平不同，经营的生产项目不同，农户的农产品市场风险承受力也不同，但总体上是很低的；农产品销售方式的选择决定了农户是全部还是部分承担农产品市场风险。通过对农产品需求变化分析，我们得知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对各种农产品需求的变化不同，各种农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变化也不相同；今后用于农产品加工的中间需求量和饲料用粮的需求量会大幅上升；我国具有竞争优势的农产品的出口量会继续上升，如水果、蔬菜、水产品等。农产品供求环境的不稳定，也加大了农产品市场风险发生的概率。因此，农产品市场风险因素贯穿于农产品供求系统及环境的各个方面。
作者简介：张雅，毕业于中南大学商学院，经济学硕士，现任教于湖南农业大学商学院，讲师，1981.6-至今，主要研究方向：农产品贸易、国际结算；
周丹，湖南农业大学商学院国贸专业2009级学生，1990.4.14-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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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矿产资源； 生态价值计量； 生态价值补偿
引 言
矿产资源是人类社会的宝贵财富，是经济、社会、生态系统运行的主要动力，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能源基础和源泉，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证。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社会对矿产资源的需求量大幅增加，开采强度也越来越大，致使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如何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重大问题。当前我国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生态环境破坏日益成为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国外理论界对矿产资源开发中生态价值计量及补偿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对我国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生态价值计量与补偿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生态价值概念研究
矿产资源的生态价值来源于开发过程中的负外部性。负外部性是指由经济活动导致的并由于各种原因而没有由经济主体承担的不良后果，最终表现为社会福利的减少。开发矿产资源会影响并破坏生态环境、损害居民的身体健康，从而使人们获得的效用减少，因此，环境的破坏者应进行相应的生态补偿。最早提及“外部经济”（External Economy）概念的是马歇尔（Marshall，1890），庇古（A.C.Pigou）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研究，1920年庇古（A.C.Pigou）在《福利经济学》中对社会成本和私人成本之间的差异进行分析，指出必须通过政府干预来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对于正的外部效应，政府应予以补贴；对于负的外部效应，应处以罚款，以使外部性生产的私人成本等于社会成本，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
在此之后，众多学者就生态补偿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国外学者Cuperus（1996）认为生态补偿是采取修复和重建受损生态系统使得生态价值损失得以弥补的过程。Lofo Resource Focus认为生态补偿是一种生态补偿主体对补偿客体进行补偿以维护生态系统长期安全的行为，补偿主体为生态系统服务受益者，补偿客体为生态功能服务的提供者。Noordwijk（2005）提出生态（环境）服务功能付费概念，即生态（环境）服务功能受益者对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提供者进行付费，以经济手段来替代国家生态（环境）保护的行政管制，具有交易自愿性、生态系统服务确定性和买卖者对应性等特点，其实质相当于生态补偿。
此外，部分学者还认为生态价值包括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两部分。其中使用价值是指可直接供人类消费的产品价值，包括直接使用价值和间接使用价值；非使用价值最早是由约翰·克鲁蒂拉（John V.Krutilla，1967）将其引入经济学文献的，独立于对它使用的产品价值，相当于资源环境的总价值与其使用价值的差额，包括选择价值、存在价值和遗传价值等。
二、矿产资源生态价值计量研究
矿产资源生态价值计量主要服务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服务于国家经济核算体系；另一方面服务于企业或市场对生态价值的评估。在经济核算体系方面，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詹姆斯·托宾和威廉姆·诺德豪斯（James Tobin & William D.Nordhaus）等人就通过闲暇时间的减少、资源耗减、污染加剧等问题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产生的负外部性问题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修改经济核算账户的思路，并在GDP核算的基础上构造了“净经济福利”指标。该指标的提出引起了许多学者对资源环境计量问题的关注，并提出诸多方案来研究经济活动对资源环境质量的影响，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赫费德尔和尼斯（Hoffe Del & Kniss，1970）通过计算污染与控制污染的费用所提出的修正核算GDP的方法。1976年诺德豪斯（Nordhaus）与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在该指标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调整，并将“净经济福利”指标定义为：家务劳动价值、闲暇、地下经济创造价值以及环境成本四个方面。
服务于企业或市场对生态价值评估方面的计量研究，目前国外主要有三种分类观点：二分法、三分法和四分法。迪西（J.A.Dixon，2001）所提出的二分法包括客观评价法和主观评价法；三分法则是基于生态环境市场的预设，包括直接市场法、替代市场法和意愿调查法等；米歇尔和卡森（Mitchell & Carson，1989）提出的四分法包括直接观察法、间接观察法、直接假设法、间接假设法等。
目前，直接市场法的具体评价方法主要包括生产率变动法、人力资本法、机会成本法、重置成本法和防护费用法等；替代市场法的具体评价技术包括旅行费用法、特征价格法、特征工资法和生产函数法等。在上述方法中，应用最广、最容易被理解的价值评估技术是直接市场法。
由于有些环境变化无法直接用市场价格计量，于是出现了替代价值法，如由霍特林（Hotelling，1947）最早提出的旅行费用法。旅行费用法是由霍特林给美国公园服务局的一封信中提出的，后经克劳森（Clawson，1959）、克劳森和科耐彻（Clawson & Knetsch，1996）发展形成，现已发展出三个模型：克劳森和科耐彻的分区模型、布朗（Brown，1973）的个体模型和弗里曼（Freeman，1993）的随机效用模型。
在环境的变化不能直接通过市场价格来度量又难以用其他价格来替代时就出现了意愿调查法（contingent valuadon method，CVM）。CVM是应用较为广泛的一种陈述性偏好方法，是在假想的市场条件下，调查人们对改善环境效益的支付意愿（Willingness to Pay，WTP）或者接受环境损失的赔偿意愿（Willingness to Accept，WTA），以WTP或WTA来计量改善环境或破坏环境的经济价值。戴维斯（Davis，1963）将其应用于缅因州滨海森林宿营、狩猎的娱乐价值研究。布鲁克赛尔（Brookshire，1976）对CVM进行改进，使之成为被广泛接受的评估方法。哈尼曼（Hanemann，1984）建立了CVM与随机效用最大化原理（RUM）的有效联系，为CVM奠定了经典经济学基础。1986年，美国内务部把CVM确定为用于计量“综合环境反应、赔偿和责任法案”的费用效益分析方法，并推荐CVM作为评价资源和环境的存在价值和遗产价值的基本方法。米歇尔和卡森（Micthell & Carson，1989）、汉利和斯帕什（Hanley & Spash，1993）以及贝特曼和威利森（Bateman & Willistion，1995）等对该方法进行了推广。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CVM的应用研究得到了迅猛发展，研究案例和著作呈指数形式增长，卡森（Carson，2003）经过统计发现，1995年围绕CVM研究发表的论文达2 000余篇，截至2001年相关文献已达5 000余篇，评价对象遍布100多个国家。
随后，在上述基本方法基础上衍生出效益转移法，该方法既简单、直观，又省时、省钱，但转移误差较大。有些学者和政府机构还提出了资源等价分析法（REA）。资源等价分析的最初表现形式是栖息地等价分析，后来进化为资源等价分析的普遍方法，且变成了计算污染事件损害的主导方法。由于该方法以资源服务（实物损失），而不是市场价值来衡量损失，所以有学者怀疑它不能提供基于经济福利原则的精确补偿。针对上述问题，Mattew zafonte和Steve Hampton（2007）提出了一个基于货币化的REA模型，并与传统REA进行比较，结果发现基于货币化的REA模型的福利偏差较小。
三、矿产资源生态价值补偿研究
对矿产资源开发中生态价值进行补偿是人类对生态系统本身的补偿，是人类社会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目前关于矿产资源的生态价值补偿研究，国外主要集中在生态价值补偿的理论基础研究和生态价值补偿机制研究方面。
（一）生态价值补偿的理论基础研究
从理论上看，生态补偿是促进资源开发中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的一种经济手段。目前，国外提出的补偿理论主要有环境资源利用的不可逆性、产权理论、外部性理论、生态资本化理论和公共物品理论等，这些理论已经成为生态补偿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得到了国内外理论界普遍认可。
不可逆性是资源开发中生态补偿的生态学基础。从人类社会几乎无限增长的需求看，自然资源环境——社会系统的物质能量交换关系的表现为不可逆，它从本质上规定了资源的“单流向”特征，自然资源环境作为供体总是被消耗的。因此，艾伦·科特雷尔（Alan Cottrell，1981）提出：“资源是会枯竭的，必须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给资源制定价格，以便限制消耗和给予保护和关心。”
产权论是开展补偿的法理基础。产权论认为任何人都具有平等地保护生态平衡的义务和平等地获取和享受生态服务功能的基本权利。界定环境资源产权主要可以确定谁应该负有补偿的责任，谁应该具有被补偿的权利。科斯（Coase，1960）运用交易成本理论分析了法律制度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提出了著名的科斯定理：若交易成本为零，无论如何界定初始权利，只要可以自由交易，资源都可以通过市场机制得到有效配置。
福利经济学创始人庇古（Pigou，1920）用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从福利经济学角度系统论述了外部性理论，提出外部性可以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正外部性是指某一经济主体的生产或消费使其他经济主体受益而又没有得到后者补偿；负外部性是指某一经济主体的生产或消费使其他经济主体受损但是没有补偿后者。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分别指受偿主体和补偿主体的受偿和补偿状况。
生态资本化论为确定补偿标准提供了理论依据。戈德斯坦（Goldstein，1993）认为除了传统的加工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以外，还存在第四种形式的资本即自然资本，其是由自然资源、生命系统和生态所构成。自然资源环境的外部性是某个经济主体在利用自然资源、损害生态环境的过程中，对其他经济主体所产生的外部影响，这种影响未能通过市场交易和价格机制反映出来。生态补偿就是要把这种外部性进行内部化，使其成为一种可计量的资本。
公共物品理论最早是由保罗·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1955年提出的，萨缪尔森认为公共物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因此，公共物品如果由市场提供，则每个消费者都不会自愿掏钱去购买，而是等着他人去购买，自己顺便享用它所带来的利益，造成“搭便车”问题，导致公共物品的供给不足。自然资源环境及其所提供的生态服务所具有的公共物品属性决定了其面临供给不足、拥挤和过度使用等问题，应给予补偿。
（二）生态价值补偿机制研究
生态价值补偿机制是以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为目的，根据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生态保护成本、发展机会成本，综合运用行政和市场手段，调整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相关各方之间利益关系的环境经济政策。目前生态价值补偿机制研究主要集中在生态价值补偿标准、生态价值补偿对象和生态价值补偿途径等方面。
1.生态价值补偿标准研究
国外学者基于生态价值补偿的基础理论，逐渐展开了对矿产资源开发中生态价值补偿的定量研究，其中如何确定补偿标准一直是生态价值补偿研究的重点和难点问题。1985年美国建立保护与储备计划，该计划是长期由政府资助、农场主自愿参加的退耕计划。美国学者安德鲁·普兰丁格（Andrew J.Plantinga，2001）等针对该项目进行了研究，推算出不同地区在不同补助条件下人民愿意退耕的供给曲线，并提出了相应的补偿标准。1999年，Hamndar运用线性规划和灵敏度分析对确定农民退耕的机会成本进行了深入研究，并通过与机会成本比较给出了可能的补偿水平；2007年，Peralta通过对矿山环境修复变量建立回归模型，以复垦成本为依据核算了矿山生态环境的补偿标准；此外，Junjiewu（1999）、Morana（2007）和Cooper（2007）等也提出了生态补偿标准模型。
2.生态价值补偿对象研究
关于生态价值补偿的对象，即外部性的受害者，国外目前存在以下三种不同的观点：以庇古为代表的福利经济学家主张受害者因遭受损失而应得到补偿；以科斯的观点为代表，认为当生态资源的产权界定清楚、市场机制完善时，外部性的受害者就会自动与外部性的制造者进行有效协商，通过市场交易的方式解决好外部性问题；鲍莫尔等人认为如果以帕累托最优为目标，对于受害者既不应该征税，也不应该补偿，因为外部性对受害者造成的损害水平能够引导受害者采取有效的自我保护，而对受害者的任何补偿或征税则容易导致受外部性影响的个人作出无效率的反应。
3.生态价值补偿途径研究
国外提出的生态价值补偿途径主要有四大类：庇古税、补偿型交易、居民环境权的保障和开展跨区域补偿。庇古（Pigou，1920）将外部性视为市场失灵的表现，并认为当边际私人收益（成本）与边际社会收益（成本）背离时，政府应该对外部效应的制造者征收庇古税。庇古税成为环境税的雏形，之后众多学者在此基础上对环境税展开了研究（Jorgenseand Wilcoxen，1996；Goulder，1995；Tullock，1967）。科斯（Coase，1937）则认为外部性是由产权不清引起的，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下，双方可以通过自愿协商、谈判与交易来自动达到帕累托最优。科斯的这一思路被戴尔斯（Dales，1968）引入资源环境领域，以运用市场手段、通过污染权的交易，来提高环境资源的利用效率。萨格森（Segerson，1987、1989）对环境损害责任制度进行了经济学与法学研究，该研究从法律的角度提出了如何保障居民的环境权以及如何有效补偿居民因资源开发利用造成的损失。之后，学者们针对矿产资源开发中对土地、水源和环境造成的污染的补偿问题也展开了深入研究（W.D.Watson，1999；Helena McLeod，2000；David Gerard，2000）。关于跨区域补偿问题，一些区域经济学家和资源环境经济学家把国家—区域经济关系模型和能源部门的能源—环境关系模型联系起来研究，提出了经济—能源—环境一体化模型，如SEAS模型、MORSE模型等，为研究矿产资源的跨区域补偿提供了方法。
四、研究文献评述
（一）生态价值计量研究评述
针对生态价值计量的方法，虽然国外学者从多学科角度提出了多种测算方法，但目前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规范的能够准确评价外部环境成本的方法标准和技术路线。目前国外主要推崇的方法依然有其局限性，也经常受到批评。关于生态价值计量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具体存在以下问题：
1.在选择具体生态价值评估方法的时候存在很大的主观性，对同一环境现象可以采用不同评估方法，结果导致计算结果常常大相径庭。
2.在生态价值评估的过程中，忽视外部环境影响的时空差异性、影响的连续性与复杂性等，对影响经济价值评估的因素重视不足，造成计算结果不全面、不精确。
3.目前的研究主要侧重于评估使用价值，而对非使用价值如生态环境的审美价值、生物多样性的选择价值、遗传价值、存在价值等进行估算的成果很少。
（二）生态价值补偿研究评述
现阶段矿产资源开发的价值补偿研究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果，但是总体来讲，研究成果比较少，而且不够系统。具体存在以下不足：
1.补偿模式缺乏全面性，可操作性差。提出的补偿模式没有能够综合考虑各种影响因素，全面涵盖所有的价值损失，且很多补偿手段实际操作性不强。
2.价值评估缺乏不确定性分析。矿产资源价值补偿的影响因素较多，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量化比较困难，目前尚没有一种较为成熟的理论和方法，而且很多的补偿额没有与生态价值切实联系在一起。
3.动态价值补偿研究较少。有些学者研究了不同开发阶段的特点，但在研究价值补偿时很少考虑不同的开发阶段价值补偿的差异，没有针对不同阶段对补偿模式进行设计。
五、结论及启示
现阶段矿产资源开发的生态价值计量与补偿研究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果，证明了生态价值计量与补偿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但国外研究的计量与补偿方式大多以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为对象，并假设生态补偿为由市场机制解决，将其放在环境与资源经济学框架内进行分析，缺乏对资源环境空间负外部性的各种现象的科学研究和系统分析，并且它们还使过度开发利用矿产资源和污染排放合理化、合法化，明显不适用于市场机制不完善、监测和量化生态价值技术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有待于进一步深化。
因此，在深入分析和借鉴国外研究现状的基础上，结合矿产资源开发的实际情况，研究矿产资源的价值计量方法，探讨价值补偿的有效途径，将市场机制和行政手段相结合，通过市场机制和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把经济增长的外生因素转化为内生因素，研究准确衡量矿产资源价值的方法以及模型，探讨可行的补偿途径。这对建立和完善矿产资源开发和使用过程中的补偿机制，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资源的使用效力、效果都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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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关键词：大肠杆菌；C型产气荚膜梭菌；毒力试验
中图分类号：S85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73X（2013）03-0029-03
仔猪红痢和黄痢是新生仔猪最常见的两种传染病，主要发生于出生后1周内的新生仔猪，发病急、死亡快，常常给养猪业造成非常巨大的经济损失[1]。
仔猪黄痢主要是由致病性大肠杆菌（EPEC）引起发病， EPEC不侵入上皮细胞，而是利用一种或多种菌毛粘附因子，如F4（K88）、F5（K99）、F6（987P）或F41和F42吸附在新生仔猪小肠黏膜上繁殖并产生肠毒素。该病常发生于出生后1周以内的仔猪，以1～3日龄最常见，7日龄以上很少发生，同窝仔猪发病率可达到90%以上，死亡率极高，甚至全窝死亡，给养猪生产带来极大的危害。仔猪红痢是由C型产气荚膜梭菌引起的，该菌为革兰氏阳性有荚膜不运动的厌氧大杆菌，可产生致死毒素，引起仔猪的肠毒血症，坏死性肠炎。该病主要侵害出生后3 d以内仔猪，病程短促，有些在生后3 d内全窝死亡，最急的临床症状多不明显，一发现症状即迅速死亡，发病率可达40%～50%，病死率可高达100%[2]。
国内外对于仔猪红痢和黄痢的主要预防措施是进行免疫接种。目前用于预防这两种疾病的疫苗有仔猪红痢氢氧化铝胶灭活疫苗及大肠杆菌病油乳剂灭活疫苗和基因工程苗，这些疫苗均为单联疫苗或多价苗，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受到很大限制，鉴于此，本研究室开展了新生仔猪大肠杆菌病和C型产气荚膜梭菌病二联灭活疫苗的研究。在二联疫苗效力试验中，为了准确掌握动物的攻毒剂量，保证疫苗的免疫效果，开展了仔猪大肠杆菌和C型产气荚膜梭菌对仔猪的毒力以及C型产气荚膜梭菌对家兔的毒力研究，现报告如下。
1 材料和方法
1.1 菌种
大肠杆菌制造和检验用菌种为大肠杆菌C83549（K88）、C83644（K99）、C83710（987P）菌株；C型产气荚膜梭菌制造和检验用菌种为C59-2菌株，均由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鉴定、保管和供应。
1.2 试验动物
1.2.1 初生仔猪 经间接血凝试验检测其血清大肠杆菌K88、K99、987P纤毛抗体效价均不高于1∶8，经血清中和试验检测C型产气荚膜梭菌毒素抗体阴性的未免疫健康初胎怀孕母猪所产18～24 h仔猪，由武汉金鹰牧业有限公司提供。
1.2.2 家兔 1.5～2.0 kg健康家兔购自武汉市万千佳禾实验动物养殖场。
1.3 大肠杆菌攻毒菌液的制备
按3%～5%的接种剂量将大肠杆菌C83549（K88）、C83644（K99）、C83710（987P）菌株接种Minca汤培养基，在36～37 ℃条件下培养7 h，收获菌液，细菌计数。调整细菌浓度为100×108 CFU/mL。
1.4 C型产气荚膜梭菌攻毒毒素的制备
将C型产气荚膜梭菌C59-2菌株按1%～2%接种厌气肉肝汤，培养16～18 h，收集菌液，离心，取上清，测定毒素液对小白鼠最小致死量（MLD）。调整毒素含量为100 MLD/mL。
1.5 大肠杆菌对仔猪的毒力测定
分别用100×108 CFU、150×108 CFU、200×108 CFU、250×108 CFU的大肠杆菌C83549（K88）、C83644（K99）、C83710（987P）口服攻毒出生18～24 h的仔猪5头，根据每组仔猪发病（腹泻和死亡）情况，确定各血清型大肠杆菌引起仔猪发病的最小的菌数含量。
1.6 C型产气荚膜梭菌毒素的毒力试验
1.6.1 C型产气荚膜梭菌对家兔毒力试验 分别用60 MLD、65 MLD、70 MLD、75 MLD、80 MLD和85 MLD 静脉注射1.5～2.0 kg家兔5只，观察24 h家兔的死亡情况，确定毒素对家兔的最小发病剂量。
1.6.2 C型产气荚膜梭菌对仔猪毒力试验 分别用60 MLD、65 MLD、70 MLD、75 MLD、80 MLD和85 MLD 静脉注射 18～24 h仔猪5头，观察24 h仔猪的死亡情况，确定引起仔猪死亡的最小梭菌毒素含量。
2 结果与分析
2.1 大肠杆菌对仔猪的毒力测定结果
用不同菌数的大肠杆菌C83549（K88）、C83644（K99）、C83710（987P）培养物分别口服攻毒出生18～24 h仔猪，结果（表1）显示每头仔猪经口灌服150×108CFU大肠杆菌，可引起仔猪100%发病，确定150×108CFU为大肠杆菌引起仔猪发病的最小剂量。
2.2 C型产气荚膜梭菌毒素的毒力试验结果
2.2.1 C型产气荚膜梭菌对家兔毒力试验结果 用不同剂量（小鼠MLD）的C型产气荚膜梭菌毒素静脉注射体重为1.5～2.0 kg健康家兔，每只注射80倍MLD可引起家兔100%死亡，确定C型产气荚膜梭菌引起家兔发病死亡的最小毒素含量为80倍MLD（表2）。
2.2.2 C型产气荚膜梭菌对仔猪毒力试验结果 用不同剂量（MLD）的C型产气荚膜梭菌毒素静脉注射出生18～24 h内的新生仔猪，每头注射75倍MLD可引起仔猪100%死亡，确定C型产气荚膜梭菌引起仔猪发病死亡的最小毒素含量为75倍MLD。
3 小结与讨论
（1）新生仔猪红痢（大肠杆菌病）和黄痢（产气荚膜梭菌病）是新生仔猪最常见的两种肠道传染病，主要引起出生后1周内的新生仔猪腹泻，由于发病急、死亡快，给养猪业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因此为了防止该病的发生，最好的办法是制备疫苗对母猪进行免疫接种，初生仔猪通过吸吮母乳来获得被动免疫[3]。我们用含K88、K99、987P纤毛抗原的大肠杆菌和C型产气荚膜梭菌分别接种于适宜培养基培养、制备了仔猪大肠杆菌病、C型产气荚膜梭菌病二联灭活疫苗，为了检验疫苗的效果，需要对动物进行免疫攻毒试验，掌握好攻毒的剂量是影响疫苗效力的关键，因此，本研究对猪大肠杆菌和C型产气荚膜梭菌的毒力开展了研究，由于疫苗的效力检验中涉及用家兔替代本动物做效力检验，因此也进行了C型产气荚膜梭菌毒素对家兔的毒力试验。
（2）大肠杆菌不同纤毛抗原菌株对18～24 h初生仔猪具有较强的致病性，其致病性的强弱与感染菌数有很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50×108 CFU的大肠杆菌K88、K99、987P菌株均可引起仔猪100%发病。C型产气荚膜梭菌可引发仔猪红痢，该型菌的主要致病毒素是α和β外毒素，对仔猪具有非常强的致死性，在C型产气荚膜梭菌感染治病的过程中，外毒素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4]，研究表明，C型产气荚膜梭菌毒素引起初生仔猪100%死亡的剂量是75个小鼠MLD，80个小鼠MLD可引起家兔100%死亡。
参考文献：
[1] 张红英，杨 霞，卢中华.魏氏梭菌肠毒素研究进展[J].中国畜牧兽医，2004，31（9）：35-37
[2] 刘泽文，熊忠良，杨克礼，等.新生仔猪红黄痢二联灭活疫苗的研制与应用Ⅰ―C型魏氏梭菌生物学特性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2008，36（21）：9063-9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