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活动的合理性十篇

经济活动的合理性篇1

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企业主体对经济合同的重要地位普遍认识不足。在具体的经济合同签订活动中签订形式不依照法律规定，履约与否不在乎经济合同的法律效力。对合同的修改不经过公证机关公证，解除合同也不经过正常的法律程序，这些都导致经济合同的风险。

二、加强企业经济合同管理的对策

1.企业管理者要充分认识到经济合同的重要性

企业的管理者是企业管理活动的决策者，其对经济合同重要性的认识会对整个企业产生影响，所以企业管理者应该充分的认清当前的社会经济形势，认识到经济合同管理是企业管理的一项核心内容。企业的管理活动应该以经济合同管理为重点才能规避经济合同风险，提高企业运行中的安全性。在具体的企业管理活动中企业领导不仅要重视经济合同的重要性，还要具备相应的经济合同管理知识，在经济合同的管理活动中处理好市场与经济合同、经济合同与经济合同管理、合同与合同法这三对关系。企业的主要领导要从根本上提高对经济合同管理的认识，就要熟悉经济合同有关的法律知识。所以当前企业主体的主要领导要有计划、分期、分批进行合同法培训。

2.建立健全经济合同管理体系

现代化的企业经营管理活动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要想强化企业的管理质量，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严格的企业管理制度是必不可少的。经济合同作为企业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凭证，可以说是现代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企业的管理水平提高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经济合同的管理水平，只有建立健全企业的经济合同管理体系，才能保证经济合同的积极作用正常发挥，帮助企业规避社会经济活动中的风险。企业经济合同管理体系的建立健全主要包括两个部分，其中一部分是合同管理的组织网络，一部分是合同管理的制度网络，企业经济合同管理的组织网络是指企业在内部形成的固定的长效的经济合同管理主体。对企业主体金额达到一定数量的交易行为进行合同管理，对合同的签订、内容、形式和法律效力进行跟踪式的维护服务。制度网络是对经济合同的制度性管理，包括对企业内部管理人员的经济合同签约权的明确，因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企业的法人代表不可能参与企业的所有合同签订活动，所以企业要制定明确的授权委托制度。代表企业签订经济合同的个人应该具备合法的资格，并对签订的经济合同负有合同期内的直接责任。

3.把好经济合同的签订关和审查关

经济合同作为企业主体社会经济活动的准则协议，其规定的内容与企业的经济利益直接挂钩，所以在企业主体的社会经济活动中经济合同的审查和签订至关重要，有能力的企业要设置专门的法律顾问对经济合同的内容进行系统、科学的审查，确保合同的内容对企业主体有利。同时要对合同内容的法律效力进行审查保证经济合同对合作的双方都有约束力，并在合同中约定责任条款，对合同有效期内的单方面毁约行为设置惩罚条款，保证经济合同对企业主体经济利益的有效保护。

三、结论

经济活动的合理性篇2

国民经济动员是国家根据国防需要，将相关经济部门、经济活动及其经济关系由平时状态转入战时或紧急状态的活动①，也是为维护国家安全提供所需资源，对国民经济系统的干预和调控（孔昭君，2014）。国民经济动员本质上属于管理活动，因涉及到经济资源的重新配置，也是一种特殊的经济活动（朱庆林，2012），但进行该特殊经济活动必须适应所处的外部环境与时代特征。21世纪，消耗剧增的高技术局部战争（姜鲁鸣，2013），经济增长率正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换挡”的现实（经济日报评论员，2014），不断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都要求中国国民经济动员必须更加注重经济效率。由于历史及现实等多方面的原因，中国国民经济动员在实际工作中还存在总体效率不高的突出问题（周涛，2010）[5]1，为此，理论界就国民经济动员效率相关问题进行了大量探索研究，无论在研究成果的数量上（王灵恩，2014），还是在研究视角及方法上，均取得了较大进展，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为规范分析较多，实证检验较少；定性分析偏多，定量研究不足；对问题的描述性研究较多，基础理论研究不够等问题。目前，经济学领域就经济效率已有较为成熟的研究方法和较多研究成果，对分析国民经济动员经济效率问题具有较好的借鉴意义。以经济学工具界定国民经济动员经济效率内涵，并分析影响该效率的主要因素，既是对现有研究成果的补充，也有利于相关理论问题研究的规范化和深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一、国民经济动员经济效率的内涵界定

在国民经济动员领域，使用经济效率概念的频率较高，但对其内涵进行明确界定的较少。依据不同的效率准则，往往产生不同的经济效率衡量标准，因此，科学界定国民经济动员经济效率必须基于一定的效率准则。

（一）国民经济动员经济效率准则效率一般指不浪费或将现有资源利用得最好。主流经济学理论中，定义经济效率主要有两种准则：帕累托效率准则和考尔德-希克斯效率准则（杨小卿，2010）。帕累托效率也称一般均衡状态下的资源配置效率，其成立的前提是同时满足“生产效率”“交换效率”和“生产—交换组合效率”3个条件。总的来说，帕累托准则是一种非常理想化的效率准则，其思想建立在市场运行不存在交易成本、不存在外部性、决策者完全理性和信息充分的假设基础上。而且，帕累托准则所界定的契约曲线上各经济效率间不具有可比较性。从经济活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全过程来看，帕累托效率的三个条件本质上只满足生产效率和消费效率，即该准则还缺少对分配效率和交换效率的要求（张秀生、盛见，2008）。因此，在实际市场条件下，帕累托效率准则的应用性不强。对比而言，考尔德-希克斯效率准则的基本思想则完全不同，该准则基于“成本—收益”观念，认为任何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只要满足其收益大于其付出的成本，就是具有经济效率的。由于现实中的任何一项经济行为和优化措施都伴随实际成本或机会成本，因此，考尔德-希克斯效率准则更接近现实条件下的经济效率情况，可操作性更强。此外，在经济学理论中，除了正面定义经济效率，也有很多学者通过定义非效率从相反的角度来说明经济效率的含义，如新古典经济学中的非效率、莱宾斯坦的X非效率、新制度经济学的非效率等（毕泗锋，2008）。国民经济动员作为一项特殊的经济活动，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实践性，国民经济动员既涉及到一般经济活动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环节，其运行的交易成本、公共产品外部性也不可忽略。为了比较全面地把握国民经济动员经济效率这个综合性指标，本文借鉴帕累托效率准则一般均衡的全局思想，并以考尔德-希克斯效率准则的“成本—收益”法则界定国民经济动员活动是否符合经济效率，即采用既贴近实际又兼顾全局的效率准则思想，从正面直接界定国民经济动员经济效率。

（二）国民经济动员经济效率内涵从现有资料来看，国内外学者及相关政策部门对国民经济动员的认识和表述没有达成完全一致，定义国民经济动员的视角主要有“过程论”“程序论”“措施论”“活动论”“需求保障论”和“资源配置论”等，尽管各种定义的表达形式不一样，但都反映了国民经济动员的本质特征，即通过有计划有组织地提高国民经济应变力，“适时、适量、有效”地满足安全所需的经济资源（王治彪，2014）。国民经济动员属于复杂性活动，其经济效率也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对这种综合性既可以从国民经济动员涉及的产业部门来理解，也可以从国民经济动员进展的时序性和阶段性来理解，还可以从复杂性活动的演变性进行理解。无论从哪个角度，国民经济动员经济效率的本质，都是在国民经济由正常状态转入非常状态全过程中，使得消耗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等资源最小化。但从不同角度把握国民经济动员经济效率内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首先，如果从国民经济动员涉及的具体行业或领域来把握其经济效率，则必须考虑该效率的一般均衡性。一方面，国民经济动员的“有效”性要求动员起来的经济资源必须结构平衡、相互配套、整体协调，例如，有了军需物资还必须有运输手段，有了医疗设施还必须有医务人员等。另一方面，从投入产出经济学的角度看，国民经济动员所涉及的行业或领域之间具有紧密关联性，某一行业的动员会通过技术经济联系直接或间接影响其他行业的动员。显然，如果仅以单个行业效率或领域效率来定义国民经济动员经济效率，既不科学也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因此，从行业或领域角度把握国民经济动员经济效率内涵，必须是同时满足各局部效率的全局效率。但准确衡量全局效率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类似于经济学理论中的一般均衡效率，从轮廓上描述比较容易，精确界定并测量的难度较大。其次，如果从国民经济动员系统的复杂性属性来把握其经济效率，则必须考虑该效率的动态演变性。第一，国家面临安全威胁的多样化及国家利益的迅速拓展，使得国民经济动员应对的安全需求呈现出总体特性，即国家总体安全①。国民经济动员不但要发挥“战时应战”的传统军事功能，也要发挥“急时应急，平时服务”的拓展功能，还需要发挥服务国家总体安全中其它新兴领域的功能。那么，国民经济动员经济效率内涵也必须跟随活动服务对象的拓展而动态发展。第二，军民融合在中国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国民经济动员军民融合发展也将成为必然趋势。在军民融合发展的大背景下，国民经济动员活动会呈现出新的特征，对其经济效率内涵也会有新的要求。目前，复杂性科学还处在发展阶段，对国民经济动员相关变量的处理还难以精确化，仅以一个明确的参数或模型对其经济效率内涵进行清晰界定，还不可行。再次，也可以通过技术效率和制度效率，或者经济活动生产效率、分配效率、交换效率和消费效率来表达国民经济动员经济效率的内涵。国民经济动员活动涉及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环节，而每个环节都有对应的经济效率要求。但是，在现实的国民经济动员活动中，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环节不是孤立存在的，技术和制度等因素也不是孤立地发挥作用，而是通过经济动员准备、经济动员实施和经济复员个阶段有机结合在一起。同时，完整的国民经济动员也只有通过这三个阶段的有序衔接才能实现。所以，本研究认为国民经济动员经济效率是经济动员准备效率、经济动员实施效率和经济复员效率三者的累积，从该角度界定国民经济动员经济效率，既能适应动员活动的实际工作内容，也考虑了该特殊经济活动各环节经济效率、技术性效率和制度性效率。

二、国民经济动员经济效率的衡量指标

基于上述对国民经济动员经济效率内涵的基本界定，经济动员准备效率、经济动员实施效率与经济复员效率共同构成国民经济动员经济效率的关键内容及核心指标，正确认识三者所处地位，科学把握三者内在联系，是建立国民经济动员经济效率评价体系的重要方面。

（一）国民经济动员准备阶段的经济效率国民经济动员准备，是为了保证经济动员活动能够快速高效进行，国家在战前和平时期预先做的安排、筹划和采取的措施，经济动员准备是国防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依托经济建设贯彻国防要求，建设平战结合、军民兼容项目，兼顾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吴景亭，1987[11]；罗海曦，2002[12]6）。因此，国民经济动员准备阶段的经济效率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和平时期健全的法规制度和规划计划，有助于消除各种制度对动员活动的不利影响，降低经济动员的交易成本，表现为动员活动的交换效率。其次，经济动员准备阶段的技术发展和储备，既能提升生产要素之间的相互转换能力，为后续的拓产、转产提供技术支撑，又能提高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出率，表现为经济动员活动的生产效率。

（二）国民经济动员实施阶段的经济效率国民经济动员实施，是指临战或紧急状态时，将经济动员潜力转化为经济动员实力的阶段，是整个国民经济动员活动的中心环节，也是解决国民经济动员需求—供给根本性矛盾的核心阶段，该阶段经济效率主要表现为生产效率和消费效率。首先，临战或紧急状态下动员需求膨胀性增加，动员供给方通过转产和扩产增加生产能力，由于技术水平不可能有突破性变化，生产的规模和范围通过影响资源利用效率来决定生产水平，即动员活动的生产效率。其次，将经济动员潜力转化为动员实力以满足军事需求，其本质上是一种消费活动，当供给与需求平衡对接时，即实现了动员活动的消费效率。

（三）国民经济复员阶段的经济效率国民经济复员，是指将国民经济由非常状态恢复到和平时期经济建设与发展正常状态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12]19，该阶段的经济效率主要表现为生产效率和分配效率。首先，由于安全需求的急剧下降，要求相应地减少动员供给能力，即通过控制生产规模和生产范围调节产出量，而生产组织的规模与范围又同时影响生产效率。其次，经济复员本质上也是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由于安全威胁的基本解决，国家需要将部分经济资源从军用转为民用，并根据安全与发展新形势需要，调整经济资源在军民间的比例，此外，在该阶段，国家还需要对经济动员造成的经济损失进行相关赔偿补偿，这些经济活动的效果主要体现为分配效率。

（四）各阶段经济效率的内在联系经济动员准备、经济动员实施和经济复员三个阶段承前启后、环环相扣，统一于国民经济动员实践，经济动员准备效率、经济动员实施效率和经济复员效率三者相互作用、互相制约，共同影响国民经济动员经济效率整体效果。首先，经济活动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环节分散于动员的三个阶段，通过生产效率、分配效率、交换效率和消费效率间的前后作用，使得三个阶段经济效率之间交叉影响。其次，国民经济动员经济效率是一个复杂性、综合性指标，只有当三个阶段均满足经济效率时才能实现。再次，各阶段经济效率的地位随动员过程动态演化。在和平时期，动员准备是整个动员工作的主要内容，国民经济动员经济效率主要体现为动员准备效率；在战时或紧急状态下，国民经济动员经济效率主要体现为动员实施效率；在战争或紧急状态末期，国民经济动员经济效率主要体现为经济复员效率。综上所述，国民经济动员经济效率指标体系及其相互关系如表1所示。

三、影响国民经济动员经济效率的要素分析

国民经济动员系统的复杂性决定了不能用“决定论”和“还原论”相关方法对其经济效率进行线性分析（胡晓峰，2012）[13]，但可从不同层次分析影响该经济效率的主要因素，及各主要因素的作用过程。综合国民经济动员活动自身特殊性及表1中的分析结果，本文认为，从经济活动不同环节及国民经济动员不同阶段影响其经济效率的主要因素有：技术性因素、生产组织因素、制度性因素、信息因素和时间因素，且各因素作用过程各具特点。

（一）技术性因素在经济学理论的生产函数中，技术常被作为影响产出效率的关键要素引入模型。在帕累托效率定义中，假设生产要素间可完全替代，“生产效率”由生产要素间的边际技术替代率决定，事实上，这种替代性受生产技术水平影响，即当前技术水平决定了生产要素间能否充分替代，从而使国民经济动员的生产活动能否出现在生产可能性曲线上。此外，动员准备阶段的军民两用性技术储备，既有利于军民生产模式之间的转换，也能降低经济动员各交易环节的技术门槛，通过降低转换的交易成本，影响所有交换活动的效率。

（二）生产组织因素帕累托效率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规模报酬不变，实际生产活动产出不但受生产组织的生产规模影响，还受生产范围影响。一般认为，产生规模经济的原因是固定资产的不可分割性与固定成本的可分摊性，范围经济则产生于可分享的准公共投入，即多个相关产品或相关业务之间可以共享剩余或闲置资源（PanzarJC和WilligRD，1981[14]；ChandlerAlfredDupont，1990[15]）。以动员中心的生产组织形式为例，假设动员中心有军用和民用两种不同产出，产量分别为QM、QC，令TC{QM、QC}、TVC{QM、QC}分别为该动员中心生产两类产品时的总成本、总可变成本，MCM、MCC分别表示军民两类产品联合生产时的边际成本；以TC{QM、0}、TC{0、QC}分别表示其他同质企业只生产军品QM、民品QC时的总成本。式（1）中，Scope、Scale分别表示动员中心的总体范围经济系数和规模经济系数，若Scope<1，则存在总体范围不经济；若Scope>1，则存在总体范围经济，若Scale<1，则存在总体规模不经济；若Scale>1，则存在总体规模经济。若Scope和Scale均远大于1，则说明动员中心的生产组织形式具有较高的生产效率。从生产组织对应规模与范围之间的关系来看，对于生产能力一定的动员中心而言，当扩大其生产规模时，势必会缩小其生产范围，反过来也成立，即生产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之间存在一定的挤出效应，二者通过相互作用共同影响国民经济动员的生产效率。

（三）制度性因素制度安排对国民经济动员经济效率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国民经济动员准备阶段进行的产权界定、风险界定等制度建设，均会降低活动的交易成本，影响动员活动的交换效率。另一方面，在经济复员阶段，如果没有相关制度约束和规范，对动员造成的外部性及经济损失进行补偿，就会损害部分经济社会主体的经济利益，降低经济动员的分配效率，影响社会主体参与动员工作的积极性，并进一步影响其他经济环节的经济效率。

（四）信息因素战争和危机的不确定性造成了国民经济动员需求的不确定性，使得动员过程中信息不完全问题异常突出。由于实施国民经济动员的主体是国家，而参与主体涉及到经济社会各类微观企业，二者在地位上的不对等，造成了他们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信息经济学理论认为，无论是信息不完全还是信息不对称，均会影响资源的配置效率，对应到国民经济动员，就会影响其供需对接的消费效率。

（五）时间因素国民经济动员的“适时”性，要求进行这项特殊的经济活动时，必须严格对时机变量的把握。首先，经济动员实施时机的选择是影响该阶段经济效率的关键因素，如果经济动员实施时间过早，就会干预经济社会的正常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影响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其次，在经济复员阶段，如果经济复员时间选择过晚，也会对恢复经济社会生产产生不利影响，影响经济社会的生产效率。

四、提升国民经济动员经济效率的对策思路

通过军民融合发展、供需对接机制和法制建设，能够消除技术性因素、生产组织因素、制度性因素、信息因素和时间因素等对国民经济动员经济效率的不利影响。国民经济动员是一个连续的活动过程，提升其经济效率，还需要处理好活动过程中各阶段间的关系。

（一）深化国民经济动员军民融合发展2015年3月12日，在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强调，要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深入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王士彬，杜献洲，2015）[16]。这既标志着军民融合发展在中国已正式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也对作为军民融合重要内容的国民经济动员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推进国民经济动员军民融合，涉及到优化国民经济动员系统的技术、体制、制度和生产组织形式等各个方面。例如，军民融合有助于军民间的技术交流，通过强化技术通用性，降低技术门槛，提高国民经济动员的生产效率。军民融合也有助于破除国民经济动员现存的体制，降低动员活动的交易成本，提高交换效率。军民融合的基本手段是统筹兼顾，本质上就是通过建立统一的组织结构，在一个统一的大棋局中对异质性资源进行统筹管理和配置，通过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提高生产效率（贺琨，曾立，2015）[17]，通过不同主体间外部性的内部化，实现对经济社会主体的有效和持续激励，提高经济动员的分配效率。因此，必须抓住当前良好契机，深入推进国民经济动员军民融合。

（二）完善国民经济动员供需对接机制国民经济动员供需对接矛盾是贯穿整个动员活动始终的根本矛盾，供需对接矛盾能否解决，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动员活动的成败。破解该矛盾的关键，首先在于及时了解国家安全态势对国民经济动员的需求状况，其次在于准确将该需求情况反馈给经济动员供给方，进而实现双方的均衡对接。在具体对策方面，既要及时跟踪安全需求的动态变化情况，认真研究需求演变规律，准确掌握需求规模、需求结构等信息，并进行定量化处理；也要及时了解与动员相关的经济社会企事业单位的创新、建设和转化等供给能力；还要建立健全和规范军地信息沟通共享机制，完善动员信息平台，加强政府公共信息服务，为军队、政府和企事业单位间信息交流及互动合作，提供制度支撑、平台服务和技术保障。

（三）进一步推进国民经济动员法制建设中国国民经济动员是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进行的，提高国民经济动员经济效率离不开市场手段的运用，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市场作用的充分发挥需要健全的法规制度环境。《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①进一步提出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则要求“全面依法治国”。所以，必须抓住当前良好契机，推进国民经济动员法规制度建设。在经济动员准备阶段，通过健全法规建设明确产权、保证公平、降低交易成本，为提高经济动员交换效率创造条件。国民经济动员属于公共部门经济活动，对经济社会外部溢出作用突出，这就要求必须完善相关赔偿补偿制度，但目前中国还没有制定专门的国民经济动员补偿法。为适应市场经济建设需求，必须加快国民经济动员补偿立法进程，并科学确定补偿标准、规范补偿范围、强化补偿执行，提高国民经济动员分配效率。此外，制度建设包括正式制度建设和非正式制度建设，二者共同影响国民经济动员各环节的经济效率，法制建设本质上属于正式制度建设，因此，还必须注重社会习惯、文化等非正式制度对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

（四）加强国民经济动员各阶段的衔接国民经济动员活动的复杂性和整体性特征，使得任何一个阶段的非效率将导致整体的非效率。因此，提升国民经济动员经济效率必须从整体上进行把握，整体把握的关键在于加强各阶段的衔接，而衔接的核心问题是对时机的精确控制，即根据安全需求情况正确选择经济动员准备向经济动员实施转变的时机，并依据安全威胁解决情况合理确定经济复员时机，通过科学确定经济动员实施和经济复员两个时间点，优化国民经济动员活动的循环演进。

五、结语

经济活动的合理性篇3

经济伦理学的研究在斯密、韦伯、马克思、阿马蒂亚·森（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以下简称森）等学者那里，已经进行了论述。斯密难题就是围绕经济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展开的，至今仍然是经济伦理研究的“千年难题”。

经济伦理学研究的方法，如果按照经济与伦理的相互关系来分类，我们可以将之归结为三种：第一，从伦理学到经济学的路线；第二，从经济学到伦理学的路线；第三，经济学和伦理学的综合路线。

  从伦理到经济

伦理思想，作为先导意识，在历史上和现实中，是与国家的治理联系在一起的宏观方略。经济作为“经世济民”的手段，一直服务、服从于社会伦理大思路。一种经济政策、实务的出台、运行，都需要得到伦理的首肯、支持、辩护。所以，从伦理来观察、说明、论证经济的合理性，是人类思维的一贯倾向。

中国先秦儒家就是按照“德主刑辅”的指导思想进行国家经济管理的。孔子的《论语》在伦理学说的基础上，描绘了治国安邦方略，包括对于经济活动的原则性对策。儒家围绕人学、伦理中心问题，在人与人之间、个人与家庭、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伦理关系上，提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理想，以此做指导，进行经济活动，主张“以义导利”、“以义制利”、“义利双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经济伦理模式，争取实现“富而仁”的境界。伦理规范决定、限制着经济利益的分割。它强调家庭血缘人伦关系，以亲子、长幼等家庭关系为孝悌的出发点，并进而将孝悌理解、扩展为仁道这一普遍价值伦理原则的根据。从小范围的家庭、亲戚血缘关系，延伸到社会、国家、政治生活中，严格规定君与臣、官与民、上级与下级的相互关系等等，已涉及到每个人在社会复杂关系中的独特色色；从生命的生产与再生产在人的存在过程中所具有的本源意义看，儒家以家庭血缘人伦为轴心，展开其伦理体系，来说明经济活动这些人类事务性工作对于伦理的实现的工具性服务作用，勾画了经济伦理的原则性框架——为仁而富（目的）、“富而仁”（要求）、富中有仁（过程）。

古希腊的柏拉图，第一次提出建立“正义”、“美德”的“理想国”。他的经济、政治理论，有意识地建立在理想伦理思想构架体系上。在其著作《理想国》中，社会不同人等都有对应的职位、角色，从事天份，就是服从正义。他把人分为三等，认为政治的意义是神用金子做的哲学家管理国家，这些人是“杰出”、“最优秀”的人物；而由神用银子做的武士则管理军队。这两类人的工作就是支配人民，实现正义，为民谋利，这样政治就达到最高“善业”程度。最下等的人是神用铜和铁做的，那就是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他们的唯一责任是劳动生产。经济活动是《理想国》理念、政治蓝图的具体体现，个人严格按照天份，进行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正义的，既符合经济上的职业伦理，又符合社会和人生伦理。当时的所有城邦之中，公民都可以分成为三个部分，即富人、穷人和介于两者中间的中产阶级。富人由于生活奢侈，只会发号施令，不能审慎地考虑问题；穷人则往往由于卑贱而自暴自弃，只知服从而不堪为政；同时，贫富两阶级互不信任，不管它们中的哪一个阶级执政，都会引起党争而发生动乱。只有以中产阶级为基础才能形成最好的政体；因为中产阶级较为稳定，他们既不象穷人那样希图别人的财物，也不象富人那样引起别人的觊觎；既不对别人抱有阴谋，也不会受人谋害；所以最适于当富人和穷人之间的“仲裁者”。在这种中产阶级统治的国家中，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还要实行以下几条原则：第一，财产应私有公用，这样可以防止贫富两极分化；第二，公民（这里主要指中产阶级）应轮流执政，不得搞终身制；第三，必须实行法治，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四，城邦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对于柏拉图的社会伦理、经济定位理想，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进行了批评，认为是顽固的专制主义、与西方现代自由、平等思想大相径庭。“柏拉图的道德准则是严格的实用主义；它是集体主义或政治实用主义的准则。道德的标尺是国家利益。道德不过是政治的保健术。这是集体主义的、部落主义的、极权主义的道德理论。”（注：波普尔著，郑一明等译：《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9页。）但是，无论如何，柏拉图在伦理体系对于经济问题的贯通上，是有杰出贡献的。

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是政治学体系中的组成部分，在论述国家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时，就坚决主张“国家的目的”是“美好生活的普遍促进”。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的开篇，亚里士多德在论述经济学对财富的关注时，就将经济学的主题与人类行为的目的联系起来。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经济研究就与人类行为所追求的目的相联系。而经济动机是工具理性、形而下之学，寻求幸福才是价值理性、目的因、形而上之学、智慧之学、高贵之学。他认为“人天生要过城邦生活”。经济活动应该遵循爱、中道、友谊、国家正义（合法、恪守法律的好公民）、公平交易、比例平等等一般人性特征和道德规则。

新教运动从宗教的、道德的意义，说明经济、世俗的劳动现象。道德主动参与、影响经济生活，只有在高级信仰与日常经济活动相互结合，寓高尚、神圣于世俗、平淡之中，提倡勤俭、节约、慈善、谨慎、勇敢、宽容、正义等美德，进行持续不断的艰苦的劳动、创造、达到富裕，才是符合上帝的旨意的行为。世俗劳动是一种“典型”的禁欲活动，上帝本身对其选民的赐福表现为他们的劳动取得了成就（即他们通过劳动获得了财富）。如果娱乐是为了一个合理的目的即如果它是增强身体机能所必要的娱乐，那是可以接受的。而如果它成为一种纯粹享乐的手段，或者成为唤醒自豪感、原始本能或邪恶的本能的一种手段，则应受到严厉谴责。清教徒的新道德（禁欲主义、经济合理主义思想、自由主义）与经济活动相结合，使得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成为事实。新的宗教伦理作用于经济生活，造就了第一批数量众多而且异常勤奋俭朴的近代企业家和科学家，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沿着传统文化的演绎思路，从伦理的“主义”到经济的“问题”，自然包容、形成了经济伦理的统合。“从《圣经》到苏格拉底，再到20世纪的存在主义者，‘我们是否应该信奉伦理价值？’和‘我们怎样才能最好地区分正确与错误？’，一直是萦绕着不可回避的，并且明显是难以处理的。这些问题不仅在我们每天的个人生活中出现，同样在我们的职业活动中产生。”（注：Edward  J.Ottensmeyer,Gerald  D.McCarthy.Ethics  in  the  workplace.New  York:McGraw-Hill,Inc.,1996.1.）

在经济伦理学界，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科的学者，看待经济学，进行经济伦理研究，一般采取了从伦理到经济的认识模式。他们成为研究经济伦理学的重要力量。例如，美国哈佛大学哲学系的罗尔斯《正义论》对于正义理论在经济领域的应用，哈佛大学哲学系的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对于分配正义的审视，美国堪萨斯大学哲学系的狄乔治(Richard  T.De  George)，就是主要代表。

从伦理到经济的认识路线，存在着自己的优势。伦理学以哲学领域的世界观高度，对于经济问题有高瞻远瞩的把握；对于经济现象，有独到的见解，有深入的学理上的分析、论证；经济活动的具体实践，都可以在伦理学人类社会幸福的目的、宗旨下，得到体现，显示了伦理学作为理论的强大包容、解释力量。

但是，它存在的欠缺也是不可回避的。伦理学的研究，偏重于理论思辨的逻辑推理和演绎，以致于使得其中的许多理论存在着空泛、不实用、不具体、不精确的倾向。而市场经济与道德的研究，是特别需要面对经济生活复杂的内容的，不能光从市场经济的理论出发进行简单的逻辑推定。过去我们运用抽象概念、判断、推理，来论证市场经济与道德的关系，常常造成某些结论和社会现实不相符的后果，对于社会、群众的认识造成误解，甚至在实践上带来预想不到的危害，是值得认真反思的。

  从经济到伦理

经济生活、经济研究中，经常面临伦理问题，导致了经济学、管理学等应用学科学者们思考、探讨经济中的伦理问题。例如：美国圣母大学工商学院的恩德勒(Georges  Enderle)、我国经济学家厉以宁、茅于轼、汪丁丁等。

经济伦理学应该关注、研究的内容，其实质就是运用伦理理论进行观照、解决经济活动所遇到的实际问题。经济问题导致伦理的追问，使经济伦理得到重视。德·乔治先生认为，经济伦理学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是一般伦理学原理在经营活动的具体案例与事件中的应用；……第二个方面是元伦理性有关内容；……第三方面内容是对企业预先假设前提的分析；……第四，对经济伦理学的研究有时会超出伦理学的范畴而涉足于哲学、经济学或组织理论等其他知识领域；……最后一项内容是对值得推崇的道德标准和典范式道德行为的描述。”（注：理查德·T·德·乔治，李布译：《经济伦理学》（第五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2-33页。）经济活动中的职员与企业、企业与消费者、企业与环境、利润与社会责任所关联的生产、交换、消费、分配、服务环节，都与伦理发生密切关系。企业宗旨、价值观、企业内部管理、外部经营，都需要从伦理的观点加以认识。

经济注重效率，同时自然带来伦理上的问题，需要加以解决。它给人们带来的福祉是明显的，充裕丰厚的物质财富，为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社会最终的伦理目标的实现提供了物质条件；同时，它隐含着对人的尊重。效率的提高，其核心内容即是“人尽其才”。这也正是市场经济带来的正效应之所在；另外，它破天荒首次撕破了遮掩在人们面孔上的虚伪纱布，将功利请到人们议政的殿堂里，功利作为道德的内涵终于得到舆论的认可，效率则是道德功利性的外在表现。市场经济背景下，不仅仅是言利和竞争，它同样需要互助友爱，同样需要人们具有较高思想境界。民族道义、古道热肠、仗义执言、助人为乐等等，到什么时候都是需要的。在人文关怀与市场竞争、效率优先之间，应该有这样一种更高更纯的“黏合剂”——公平机制。追求效率与公平的结合，成为经济伦理的关键内容。“涉及到利润、增长、技术进展的问题，都有伦理上的维度：这些包括污染和自然资源的减少对社会总体的影响，工作环境的质量和特征，以及消费者的安全。”（注：W.Michael  Hoffman,Jennifer  Mills  Moore.Business  Ethics[M].New  York:McGraw-Hill,Inc.,1990,1.）

今天经济伦理学之所以能够兴盛，甚至成为经久不息的社会运动，其根本原因是现实经济的发展和改革。有什么样的经济秩序，必然会有与之匹配的道德要求。遥想当初，计划经济时期，道德内容与当今时代有着巨大的反差和变异。彼时，人们崇尚的是中庸平和，重义轻利。知识分子耻于言名利，科技人员不敢自诩专家，农民去市场卖个鸡蛋都要像做地下工作。这就是所谓“道德的自身合理性”。从道德产生根源看，合理的道德体现着合规律与合目的的统一。从道德的社会性看，合理的道德是合价值与合工具的统一。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从他的“合理性”概念所特有的含义出发，将人的合理性行为分解为价值合理性行动和工具合理性行动两种。再从道德自身看，合理道德是功利性和超功利性的统一。而从发生学的角度看，任何一种形式和社会道德都源于人的利益及其利益现实的需求。市场经济产生的道德必然性就在于，任何一种经济形式的生成或建立，都是与一定的道德观念指导相关或符合某种道德要求。市场经济取消自然经济，既体现经济自身运行规律的客观必然性，也蕴含着社会伦理中推陈出新的道德必然性。“经济伦理学是关注今天经济世界的最重要的学科之一、也许是最容易误解的学科。经济伦理学领域面对特定的经济实践是否可以被接受的问题。”（注：O.C.Ferrell,John  Fraedrich.Business  Ethics.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91.3.）

市场经济确定的社会动机与目的，就是试图为社会中大多数人的利益实现，找到一种合理、有效的方式。这就是市场经济产生的道德必然性之所在。效率原本是个经济学范畴，是资源有限前提下资源的有效使用和有效配置。市场经济推出一系列与自然经济、计划经济迥然不同的道德内容，但注重效率的全新的道德内容却是必然的，不可逆转的。就像现代作家沈从文笔下的田园风光，一旦受到商品经济的侵袭，竟也变得古道不再，至少也是掺杂了许多世俗的东西。经济秩序发生了裂变，又何必苛求道德的亘古不变？

从经济来认识伦理问题，有自己的特长。实证分析，细致入微，比较严密，改变了伦理学的空洞缺陷；效率的引进，使伦理问题的解决，找到了在实际生活中的可行途径。

但是，经济中的伦理研究，存在着不少弊端。尤其是在经济学忽视、否认伦理维度时，就更加明显暴露出来。有的经济学家甚至完全抛弃了道德的考虑。“作为经济学家，对人的价值偏好和道德标准是‘管不着’的，经济学家只是在人们已有的价值标准条件下研究人的行为和人的行为的后果，以及人的行为对其他人的影响……原则上，经济学家就其职业本身来说，可以为希特勒服务，也可以为丘吉尔服务；可以为黑帮服务，也可以为政府服务。就这个意义上而言，经济学是‘道德中性’的学科，经济学家是‘不讲道德’的。”（注：刘伟等：《冲突与和谐的集合——经济与伦理》，北京：北京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

讲究效率，使经济学成为功利主义独霸的园地。功利价值、效用意识，逐渐被拔高到至上的地位，成为衡量行为的唯一标准。这样，美德、正义等人类社会许多不能或者不好确定现实价值的东西，被置若罔闻，人们的行动在狭隘的圈子旋转，为了暂时利益，忽视长远利益；重视物质利益，忽视精神价值；强调自己利益，忽略他人利益。森一针见血地指出，长期以来的经济学已沦为工程学，没有人性内容了。“‘工程学’方法的特点是，只关注最基本的逻辑问题，而不关心人类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以及什么东西能够培养‘人的美德’或‘一个人应该怎样活着’等这类问题。在这里，人类的目标被直接假定，接下来的任务只是寻求实现这些假设目标的最适手段。较为典型的假设是，人类的行为动机总是被看作是简单的和易于描述的。”（注：阿马蒂亚·森著，王宇等译：《伦理学与经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73页。）

  寻求经济与伦理融合

在古代的人类知识与智慧学说中，保持着经济与伦理原始样态的自然结合。作为经济伦理学，它是演绎与归纳方法、分析和综合方法、抽象与具体的方法论上的整合，是经济学和伦理学的双向交融。其研究内容既有“主义”，又有“问题”。“主义”是涉及伦理价值、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东西，“问题”是联系实际的经济现象、伦理困惑。经济伦理学就是在经济学和伦理学之间进行联系、加沟通、搭架桥梁，使其最终融合起来。

到近代，亚当·斯密觉察到了经济与伦理的难题，并且开创了试图将两者相结合的思路。

斯密经济学上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建立了“富国裕民”的古典经济学体系；伦理学上的《道德情操论》，阐明了以“公民的幸福生活”为目标的伦理思想。他希望自己能够圆满地解决经济上利己与道德上利人的矛盾，也就是早在19世纪中叶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就提出了所谓的“亚当·斯密问题”（有的叫作“斯密难题”、“斯密悖论”），即《道德情操论》表达的利他主义和《国富论》利己主义的论述相互矛盾的问题。

其实，斯密是把《国富论》看作是自己在《道德情操论》中思想的发挥。经济学和伦理学，按照斯密时代苏格兰大学中的学科分类法，属于“道德哲学”这一门学科，而且不是这门学科的全部，只是该学科的两个构成部分。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谈到本性贪婪和自私的地主的行为动机时说，富人只是从这大量的产品中选用了最贵重和最中意的东西。他们的消费量比穷人少；尽管他们的天性是自私的和贪婪的，虽然他们只图自己方便，虽然他们雇用千百人来为自己劳动的唯一目的是满足自己无聊而又贪得无厌的欲望。在《国富论》中，斯密又谈到唯利是图的资本家的行为动机。他说，把资本用来支持产业的人，既然以牟取利润为唯一目的，他自然总会努力使他用其资本所支持的产业的生产物能具有最大价值，换言之，能交换最大数量的货币或其它货物。

斯密从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出发，来解释人类经济活动的动因。也就是说，经济上的欲望，归于道德的、情感的因素。《道德情操论》寄重托于同情心和正义感，而在《国富论》中则寄希望于竞争机制，只是论述需要的侧重点不同；但对自利行为动机的论述，在本质上却是一致的。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是把“同情”作为道德判断核心的，而其作为行为的动机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他承认有种种行为动机，不仅有一般的行为动机，而且有善良的行为动机。这些动机包括自爱，这也就是《国富论》开头所说的自利，而不是“自私”。斯密在《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中，从利己主义伦理原则来说明“经济人”的活动，他认为，每个人追求财富，就是为了引人注目、被人关心、得到同情、自满自得和博得赞许，是由于“虚荣而不是舒适或快乐”，富人因富有而洋洋得意，穷人因为贫穷而感到羞辱。

经济与伦理的结合，是通过神奇的市场机制——“看不见的手”——公平的承担者的“纽带”联结的。《国富论》中这样来论述：“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注：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27页。）在这里，这只“看不见的手”是用来比喻说明竞争过程的有益后果的。而在《道德情操论》中，这只“看不见的手”被用来说明对财富的获取欲本身，如何实现促进人类福利这一更大的社会目的：“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对生活必需品做出几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下所能作出的一样的分配，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并为不断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资料。”（注：亚当·斯密著，蒋自强译：《道德情操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30页。）可见，在《道德情操论》中，这只“看不见的手”所起的作用比在《国富论》中所起的作用更为基本。在斯密看来，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是从个人利益出发的，而在那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必将促进社会繁荣。社会利益就是以个人利益为基础的。正是由于那只“看不见的手”的存在和发生作用，使经济达到“自然平衡”。同时，它可以实现人类社会政治、文化上的平衡。斯密通过互利交换的现实，来阐明其观点。社会法规正是作为那只“看不见的手”的具体表现，使不同利益的人得以和平共处、各得其所。

在当代，试图恢复古代、近代思想家对于经济伦理全面思考的学者中森是杰出代表。

森积极探索了经济伦理的贯通，深刻揭示和论证了伦理学与经济学的分离，以及由此导致的现代经济学的贫困和伦理学的缺陷，进行了经济与伦理相辅相成的创造性劳动。森指出，经济学和伦理学相得益彰、工具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经济学在历史上是作为伦理学一个分支而发展起来的。如果经济学关注真实的人，而不是被狭隘的描述方式扭曲和抽象化了的人，那么，经济学研究就不仅与人们对财富的追求直接相关，而且与人们对财富以外的追求有关。经济学跟伦理学的这种关联，规定了对人类社会更基本的目标的评价和增进。

经济活动的合理性篇4

农民经济合作的本质是农民之间的“集体互助协作”。对于“合作”的含义，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理解：一是共同工作，这是一种互助行为的体现。二是为了共同目的，一起工作或共同完成某项任务，这是利用集体力量进行自助。在自然界中，合群互助是生物的一种本能。在人类社会中，群体性的互助协作是一种社会现象，只要人类存在，合作行为就会存在。农民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有许多个人想办，但依靠个人力量难以办到或办不好的事情，需要通过集体力量加以解决。在现代经济社会中，农民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同时要面对来自自然和市场的双重风险，完全依靠个人能力往往难以抵御，只有组织起来进行自助和互助，才能更好地实现经营目标。农民经济合作是农民为了实现共同的经济目的，按照自愿互利原则进行集体活动的一种组织方式或行为方式。

合作的功能有三个方面：一是运用集体力量进行自助，实现个人无法达到的目标；二是运用协作方式进行互助，群体成员共同受益；三是联合起来形成系统合力，提高工效，增强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

在农村中，农民经济合作的功能是通过建立和参加各种合作社来实现的，我们把这种合作社称为农村合作社。农村合作社是农民为了谋求和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结合起来的群众性的经济组织。合作社的社员以各自投资入股的财产私有共用和集体积累的财产共有共用，对共有财产实行合作占有形式来共同进行集体性的经济活动。

农民作为劳动者自愿建立的联合性经济组织，我们称之为农村合作社，它是一种具有共同利益目标的社会群体集合。合作社不仅是一种互利性的经济组织，也是一种社员自愿建立和参加的群众性的联合组织。农民参加合作社，可以改善劳动与生活条件，走出封闭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向开放性的商品经济过渡；可以树立团结协作精神，转变观念，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和文化倾向；可以利用有组织的活动，达到经济上的联合、自助、互助和协作，共同促进社会繁荣和进步。农村合作社是由社员自愿组织起来的经济联合体，它的各种活动应着眼于社员的实际需要，代表社员的利益，满足社员多方面的经济和社会需求，这样农村合作社的发展才会充满生机和活力。

二、农民经济合作社的组织原则

在我国，农民之间的合作行为自古就存在。首先表现在劳动协作上，在《论语》（微子第十八）篇中就有“长沮、桀溺耦而耕”的记载。到了20世纪中期，在解放区出现的互助组、变工队就是有组织的农民互助合作行为。建国后，农民经济合作由农业生产领域向农村金融和供销领域扩展，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合作社。

在世界范围内，近代以来各国都有自己各种各样的合作社。具体地说，合作社作为一种国际性运动，其基本原则的系统化，是在19世纪后随着合作社运动发展逐渐形成的。1844年冬天，在英国的曼彻斯特市郊一个叫作罗虚戴尔的小镇上，28个纺织工人组织了一个群众性的合作组织，名字叫公平先锋社。公平先锋社的基本宗旨是通过群众性的自愿互助，为社员提供公共受益的群体服务。后来，随着城乡合作社的发展，在1934年召开了国际合作社联盟代表大会，于1937年公布了合作社的基本原则，后来为了纪念公平先锋社的成立，把这些原则称为“罗虚戴尔”原则，可以归纳为如下七条：

1、合作社社员入社自愿（门户开放）。只要愿意承担社员的责任，能够利用合作社提供的服务，都可以入社，不受宗教、种族、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的限制。

2、合作社是民主管理的群众性组织（一人一票制）。合作社的内部事务应由社员民主选举或指定的人员进行管理，并对合作社全体成员负责，每个社员有平等的决策权力，实行一人一票制。

3、盈余为社员全体所有。合作社如有盈余或剩余，并且来源于合作社内部的业务性经营活动，为该社全体社员所有。其用途有三个方面：一是作为合作社的业务发展基金；二是举办公益事业的公益金；三是按比例返还给合作社的社员。

4、在政治和上保持中立。合作社成立的目的是为社员解决在经营过程中出现的困难。合作社的主要宗旨是为社员提供各种服务，不涉及政治、意识形态和方面的目标。

5、合作社对其社员、管理人员和职员及一般群众都应进行发展合作经济、民主原则和技术知识技能方面的教育。

6、与其他合作经济组织开展多方面的协作或合作。

7、实行现金交易。合作社提供的服务不是无偿的，而是通过等价交换原则进行的。

根据罗虚戴尔原则的基本要求，结合我国农村经济的特点和农民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农民建立和参加合作社，进行经济合作的基本原则可以概括为四点：

1、自愿参加。也就是说，从主观上，合作社的社员入社是自愿的。只有当农民具有进行合作的欲望和要求时，农村合作社才会有产生的社会土壤与现实条件。

2、民主管理。所谓民主管理，就是依靠合作社的所有成员进行自我管理。合作社首先是劳动者的组织，共有财产为全体社员所有，所有成员都是合作社的主人。合作社内的每个社员对社内事务的决策都有均等的决策表决权。

3、互惠互利。互惠互利是农民参加合作社这种经济联合体的客观要求，也是全体社员通过互助联合所要达到的最终愿望。人们参加合作社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通过集体活动获得多种方式和内容的高质量的服务，使大家能够顺利地完成生产经营活动，从而得到好处。但这种互惠互利仅限于合作社内部。合作社的盈余为全体社员所有，分配顺序是：公积金、公益金、成员红利。必须强调的是，合作社内部的互惠互利不是福利性的，而是按照等价交换原则进行的，这是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合作社社员之间利益共享得以实现的基本保证。

4、股金无息。社员入社是为了享受合作社提供的各种服务，非盈利性是合作社的一个基本特征。合作社虽然也是一种股份制经济组织，但对股金不付利息，并对红利分配实行严格的限制。因为合作社首先是劳动者的联合，其次才是生产要素和资本的联合，严格控制股金分红，既可以保证参加者的利益，又可以防止投资者不劳而获。

三、提高农村合作社职能的政策选择

农村合作社是参加合作的农民共同持股、合作经营，以股本和劳动共同参与分红为特征的，劳动者自愿、自助、自治的经济组织。合作社作为经济组织具有社团法人资格。合作社采取的是内部股份，外部人员不能入股。合作社社员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劳动者，又是本社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我国农村合作社的主要形式是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和农村专业性合作经济组织。在20世纪五十年代后，我国农村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主要有农业生产合作社、农村供销合作社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主要是在20世纪八十年代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由广大农民根据发展农村专业生产的需要组织起来的各种专业协会、专业合作社等。为了体现农村合作社经济活动的合作性，在合作社经营与经济活动中，必须贯彻经济合作的基本原则，充分发挥合作社的职能，为社员提供多方面的生产和生活帮助。

根据我国农村的基本情况，要充分履行农村合作社的职能，基本要求有三点：一是必须坚持合作形式和内容多样化；二是要逐步完善和提高经济功能；三是选择和运用科学的管理措施。

1、坚持合作形式和内容多样化。合作社是群众性经济组织，群众自愿是其形成和发展的社会基础，农民发展经济合作从形式到内容都可以有多种选择。从产权主体关系处理上，可以发展社区性经济合作，也可以发展专业性经济合作。从产权结构构成上，可以发展股份式合作，也可以发展承包式合作。按照参加合作的生产要素的种类，可以是技术合作，也可以是资金合作，又可以是劳务合作。按照合作社服务内容，可以是生产合作，也可以是金融合作或供销合作等。

2、完善和提高合作社的社会经济功能。合作社的社会经济功能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对内的服务功能；二是对外的经营功能。（1）完善和提高服务功能。农村合作社的首要功能是通过组织开展集体活动，为社员提供所需要的社会化服务，解决社员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难以解决的服务问题。如进行社区范围内土地利用的统一规划，进行农田基本建设，举办农村公益和福利事业等。（2）完善和提高经营功能。合作社可以用共有资产进行具有扩大集体积累性质的经营活动，如公共投资举办工厂、商店等，但主要目的是壮大合作社的经济实力，扩展服务范围，增强服务功能。

目前，大多数农村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服务功能弱化，经营功能低下，而专业性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尚处于初期阶段。根据我国农村的实际，组织农民进行经济合作，主要任务有两个方面：一是转变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的功能，使其由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经济管理组织转变为经济服务组织。二是提升专业性合作经济组织的服务能力，扩大服务范围和内容，增强社会化服务程度。

3、选择和运用科学的管理措施。组织农民进行经济合作，完善和健全农村合作社的功能，在管理措施选择上，应致力于做好以下四方面工作：

（1）对农村社会进行改造。主要工作内容有三个方面：一是组织农民积极参与农村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培养农民的民主意识和思想。二是为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创造条件，增加农民的经济收入，为搞好农村经济建设提供物质基础。三是组织农民参加国际性的经济活动。合作社运动是世界性的运动，合作社组织遍及世界各地，合作社之间的联合与合作，不但可以增强地区之间、部门之间和国家之间的经济联合，还可以增进各国人民的友谊，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人民幸福做出应有的贡献。

（2）促进农业现代化建设。农户是我国农业生产的基本经营单位。农业现代化建设需要在农业生产手段、农业生产技术和农业生产管理等各个方面用现代的经营方式和方法取代传统的经营方式和方法，使广大农民群众能够在现代物质技术基础上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农村合作社把广大农民用经济合作的方式组织起来，形成具有密切社会经济联系的区域化经济综合体，运用集体的力量共同使用先进的机器设备和生产技术，可以大大增强农民的综合经营能力。

经济活动的合理性篇5

【关键词】 劳动力价值;海派;创新;马克思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用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解释世界,揭示了人类社会的普遍发展规律。但是由于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与马克思所处的那个时代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社会分工也进一步细化,马克思在那个阶段得出的结论在今天就需要我们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无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剖析的是人类社会最深层次的问题,揭示的规律也是深刻,如何使这棵大树更加枝繁叶茂,这是应当也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中国的主流经济学之所以不是西方经济学而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无论是从历史方面还是从现实方面都比西方经济学更适应中国当代国情和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趋势。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就类似于树叶和树干的关系,这也需要根据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际情况,以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充分借鉴西方经济学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来为我所用。但是在社会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马克思主义也需要与时俱进,对如何进一步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尤其是劳动价值论作为马克思整个理论框架的核心基础更需要我们重新认识。在这个时期,海派经济学者提出了很多创新的观点和理论,认为马克思研究应当避免两个教条:一是照搬马克思义理论的教条,只讲坚持,不讲发展;二是照搬西方经济理论,只讲吸收,不讲借鉴。

海派经济学就是以马克思经济学为基点,广泛吸收古今中外先进与合理的经济思想,借鉴各种社科和自然科学的方法,努力在超越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上综合创新,构建一种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中揭示当代中外经济运行机制和发展规律的马克思经济学新范式。海派经济学不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理论体系,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也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海派经济学家的理论已经涉及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方面面,从海派经济学论坛第14次研讨会开始,程恩富、张薰华、顾钰民、周肇光、冯金华等代表人物就提出构筑“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理论”平台的思路,其方法论的特点是在继承历史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方法,借鉴中外现代社会科学和某些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方法。其基本理论假设与理论核心是“新的活劳动价值一元论”、“新经济人论”、“公有制高绩效论”等。他们认为,“新经济学综合”的创建,理应在保持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要学术渊源关系之外,放眼世界,纵观历史,努力积极吸收古今中外一切经济学说的合理成分,以实现某些理论原创,构筑新的马克思经济学平台。

一、海派经济学对经济活动人的假设

西方经济学自英国近代亚当・斯密、西尼尔和约翰・穆勒以来,一直到当代美国哈耶克、弗里德曼和布坎南,只把“自私人”即“经济人”作为探究人类经济行为和市场经济的始点、基点和定点,并由此推演出整个经济学体系和经济进化史。即使现今某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传统“经济人”内涵进行修补,把分析范围扩展到非经济领域,增添机会主义行为描述和信息成本约束,或者把含义扩展界定为可用货币衡量的经济利益与不可用货币衡量的精神利益两个层面,也没有根本摆脱作为“最大化行为”的“自私人”的思维模式。旧“经济人”假设和理论包含三个基本命题:经济人是自私的,即追究自身利益是经济人的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经济人在行为上是理性的,具有完备或较完备的知识和计算能力,能视市场和自身状况而使所追求的个人利益最大化;只要有良好的制度保证,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动会无意而有效地增进社会公共利益。

在社会中所有的经济活动中,人都是作为主体出现。西方经济学在开始理论框架架构时,就率先提出对人的定义,认为参与经济活动的人应当是完全理性与自私的,即经济人假设。但在这种经济人假设在现实生活中遭遇到非常大的挑战,后来有的经济学家就在其基础上提出了有限理性等其他假设,西方经济学的主流框架还是以自私人为基础。人尤其是工人阶级在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他们是整个社会历史向前进的主体力量,是马克思强调的主要是团体的力量,即参与经济社会的人是社会人。海派经济学家对于人的假设则更加符合实际,它并不是揉合了两种学说的观点,而是根据实际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海派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程恩福认为经济活动中的人应当具备以下三个条件:首先,经济活动中的人有利己和利他两种倾向或性质;其次,经济活动中的人具有理性与非理性两种状态;再次,良好的制度会使经济活动中的人在增进集体利益或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实现合理的个人利益最大化。可见,其方法论是整体主义、唯物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当然,海派经济学现在仍需要进行包括“新经济人假设”在内的多种合理假设的进一步创新和探究。

二、科学认识劳动和劳动价值论

劳动价值论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马克思分析批判资本主义的切入口,自从马克思经济学诞生一百多年来,价值的决定问题一直是研究的焦点,这一问题的不同认定决定了马克思经济学的科学性,一个理论的前提如果是伪命题,建立在其上的理论构架就必定是错误,马克思坚持的是活劳动对价值的唯一决定,西方学者包括我国的很多学者则认为生产要素决定价值的多元论,西方经济学中的四位一体公式也正是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建立。虽然说马克思的活劳动价值一元论是科学,但马克思的分析也有其时代局限性,他所在的时代社会经济发展还比较落后,社会分工也远没有今天细致,也因此,马克思的活劳动价值论在劳动的定义上就有了一定的时代局限性。

基于此,海派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程恩富教授首次提出“新的活劳动价值一元论”的新观点,认为凡是直接生产物质商品和文化商品(精神商品),以及直接为劳动力商品的生产和再生产服务的劳动,其中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实体的内部管理劳动和科技劳动,都属于创造价值的劳动或生产劳动。具体表现在:

一是,生产有形和无形物质商品的劳动,都属于创造价值的劳动。如为市场提供物质商品的工业、农业、运输业、建筑业、仓储业、物质技术业,以及流通业等领域中的相关劳动。

二是,生产有形和无形文化、精神商品的劳动,都属于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如为市场提供文化(精神)商品的教育、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化艺术、文化技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图书馆、博物馆、文化展览馆、园林和旅游等相关劳动,另外包括讲课、表演、解说和导游等无形商品或服务劳动。

三是,生产劳动力商品的劳动,都是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有关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的生产和再生产的部门有:美发美容、医疗卫生、体育运动、教育和沐浴等。当然这个新观点是在继承马克思关于物质生产领域活劳动创造价值的基础上提出和论证的,澄清了除劳动以外的其他生产要素是否创造价值以及物化劳动和科学技术这两种生产要素是否自行创造价值的模糊认识,是在社会主义新形势下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新发展,也是对我国理论经济学研究和发展的新贡献。

对于程恩福教授的观点我是基本同意,还应补充一点,必须符合当时的社会伦理道德的活劳动才创造价值。如色情活动、活动也对活劳动的恢复有一定作用,但其并不能称为劳动,至少在现在的社会伦理道德下,其活动并不创造价值。再有,生产违法商品的活动也不可以作为价值创造劳动,因他是违背社会道德的。还有一项活动是否归纳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中还值得研究,就是证券业的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这个虚拟经济活动中。对于这一类活动,根据马克思对劳动的定义是不能称为劳动的,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就没有办法将其纳入其中,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很大的缺憾。

股市是一个融资市场,没有股民的活动也就没有股市,没有股市企业的资本筹集将会耗费更大的成本,因此,炒股活动也在某种程度上节省了活劳动,节省的活劳动也就是其付出的活劳动,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应称为劳动,不仅是一种投机活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张薰华教授认为劳动除了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和非常产劳动,还应包括直接生产过程外的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股市对生产的重要作用我们无庸赘述,是显而易见的,把炒股活动称为劳动也就有了一定的科学根据。

三、海派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海派”极为重视经济学重建中的方法论创新。他们认为,马克思虽然精通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尽管这些经济学方法在当时也曾被视为学术的前沿和最新的工具,但在最后构建《资本论》3卷本政治经济学新体系时,他并没有采用当时西方经济学的那一套方法,主要是因为,马克思要实现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充分革命和全新超越,决不能囿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那套新方法。事实上,马克思在重视以往经济学方法论的同时,重点批判地借鉴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论,采用了原创的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来改造政治经济学的旧程式。

“海派”理论认为,在创新马克思经济学的同时,必须学习马克思的这一独创精神,要突破中外政治经济学说史上的某些方法局限,在重建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过程中广泛借鉴和采用相关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可用知识,努力做到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有机整合。程恩富教授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还应当借鉴其他所有学科的先进部分如哲学、伦理学等。“海派”对其他学科研究的重视,实际上反映了当今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大综合的趋势,在这种综合中,又强调创新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地位。

当前,在国际学术界,正广泛开展一场经济学的改革运动。无疑,这一场世界性的经济学改革运动与“海派”理念有不谋而合之处,经济学就应当有“大海”海纳百川的气魄――历史主义、演进主义与包容性,这才是经济学的真品格、真性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坚持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也正是“海派”的核心灵魂与风骨,无论是构建“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创新学派”的平台,还是倡导经济学方法论多视角学科的融合,都似乎表明,“海派”经济学正在融入这个国际性的经济学改革的滚滚洪流中。

参考文献

[1]周肇光.中国海派经济论坛的主要学术观点.上海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第4卷.第2期.2006(3)

[2]周肇光.科学认识和发展劳动价值论――中国海派经济论坛第12次高级研讨会综述.教学与研究.2001(9)

经济活动的合理性篇6

当今社会,知识产权已经成为国家的核心战略资源,对于我国的市场经济以及未来的知识经济都将发挥重要的作用。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言:世界未来的竞争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知识产权关系到国家长远的、战略的、深层次的发展问题。然而,由于我国知识产权工作起步较晚,公众的知识产权意识还比较淡薄,在促进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方面,我国的知识产权制度还没有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功能。由于我国目前尚处于经济转轨阶段,因知识产权引发的这些问题还难以完全依赖市场或者企业自身来解决,因而形成了强烈的公共需求。因此,在重大经济活动领域,建立知识产权审议机制是贯彻“服务型政府”理念、提供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的一项重要举措。

目前,在国家层面,针对重大经济活动的知识产权审议,我国尚未出台具有可操作性的文件,也未建立规范的审议机制,仅有少量关于知识产权审议的条款,散见于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性文件当中。通过对国内已有的知识产权审议实践进行实证分析,本文拟对这一机制进行较为全面的探讨,以期能为我国知识产权审议活动的法律化和制度化提供可行的建议,为我国知识产权领域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提供有益的参考。

重大经济活动知识产权审议的性质和服务对象

审议的性质:公共服务。重大经济活动知识产权审议,是指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在审批重大经济活动时,有关部门和专家应当对申报单位提交的知识产权评价报告予以审查论证,从而为重大经济活动的决策和实施提供合理的对策和建议。它的理论内核就在于强调公共协商与理性论辩,是审议民主理念在我国政府决策领域的具体体现。

重大经济活动知识产权审议活动属于公共服务。在现代社会中,专业性服务的提供通常来自三个方面:公共服务、私人服务与社会服务。由公共组织机构使用公共权力与公共资源提供的属于公共服务,由营利性的私人企业使用私人资源提供的属于私人服务,由非营利的社会组织使用社会资源提供的属于社会服务。可见,判断一种服务是否属于公共服务,关键在于其提供方以及其所使用的权力与资源的性质。所以,现代社会中的公共服务就是指使用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向公众所提供的各项服务,它是一种能够满足公民直接需求的由国家介入的服务活动。公共服务根据其内容和形式可以分为基础公共服务、经济公共服务、社会公共服务和公共安全服务。重大经济活动知识产权审议活动属于其中的经济公共服务,它是通过国家权力介入或公共资源投入为政府决策、为企业从事经济发展活动所提供的一种专业性咨询服务。

对重大经济活动实施知识产权审议,是有机整合知识产权制度与发展政策的一项创新实践。建立这一机制可以发挥以下功效:其一,防范知识产权风险。通过对重大经济活动涉及的知识产权问题进行分析评估、审查论证和跟踪监督,可以提高经济活动的可预见性和稳定性,有效地防范知识产权风险,减少知识产权纠纷。其二,促进政府的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鉴于知识产权所涉及的问题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专业性,审批部门所拥有的有限信息和有限理性,可能难以满足正确决策的需要。在知识产权审议过程中,通过不同部门代表和专家学者的共同参与,可以最大限度地集思广益,使政府部门对问题的本质有更加深入和完整的认识,从而尽可能地降低决策错误的风险。其三,培育知识产权文化。通过引导企业进行知识产权评价,召集有关部门代表和专家进行审查论证,使大家在真实、直接的知识产权参与和辩论协商中加强知识产权观念、掌握知识产权技巧、提高知识产权的运用能力,从而营造良好的知识产权文化。

审议服务的对象:重大经济活动。知识产权审议的对象是重大经济活动,经济活动的“重大”程度如何界定,是我们需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一般而言,经济活动的“重大”程度,可以从“强度”和“背景”两个标准来判定。涉及国家财政资金的大量投入,达到一定的金额,可以反映出经济活动的重要性。但是,也应包括那些虽然没有达到规定的金额起点,却对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有重要影响的经济活动。从国内已有的实践来看,界定重大经济活动主要有两种模式:其一,对重大经济活动予以定性规定。例如,贵州省知识产权特别审查机制规定,“使用财政及国有资金数额巨大或对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影响较大的经济活动,属于重大经济活动”。这种模式的优点是灵活性大,覆盖面比较广;缺点是此类规定过于主观,由于没有客观的判断标准,具有较大随意性,操作性不强。其二,对重大经济活动予以定量规定。例如,江苏省规定,重大项目是指省财政资助资金在1000万元以上的技术项目。这种模式的优点是,通过规定起点金额,可以使重大经济活动得以量化、客观化,强化了可操作性;缺点是覆盖面有限,不能容纳那些虽然没有达到起点金额却具有重要公共利益价值的经济活动。

笔者认为,在实践中,对于重大经济活动的界定可以分两步走:首先,对重大经济活动予以概括式定义,即“重大经济活动,是指以政府投资为主体的单体项目中,使用财政性资金、涉及国有资产数额巨大或对经济社会发展影响较大的经济活动。”由此明确其内涵和性质,强调知识产权审议的对象主要是针对政府投资为主的项目和涉及公共利益的项目。其次,在抽象概括定义的基础上,再对重大经济活动进行具体列举,并且在列举时可以采取定量规定与定性规定相结合的方式。知识产权审议活动的开展需量力而行,突出重点。考虑到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样,不同类型重大经济活动认定的标准不一样,对于涉及的财政性资金或国有资产数额,不能一概适用同一金额标准。笔者仅尝试对重大经济活动类型化提供一个建议:第一类是设立较高起点金额的重大经济活动。此类经济活动,例如重大建设项目、重大并购项目、重点引进项目、重大国际科技合作项目等,知识产权可能是其构成要素,只有数额较大时才需要进行知识产权审议。第二类是设较低起点金额的重大经济活动。此类活动,例如重大科研项目,核心技术转让项目、重点装备进口等,其涉及的知识产权问题将直接影响到经济活动的成败,故不宜设过高的起点金额。第三类是其他对经济社会发展有较大影响的经济活动。此类情形不设起点金额的限制,由政府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进行审议,由此也可以为以后扩大知识产权审议范围预留空间。

另外还要说明的是,通过开展知识产权审议活动,不仅可以为政府部门提供必要的公共政策建议,也可以为企业开展经济活动提供专业的咨询服务。考虑到在当今社会知识产权已逐步成为经济活动成败的关键因素,经济活动的知识产权分析评价日益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对于没有在列举范围之内的其他重大经济活动,同样鼓励有关部门和企业积极开展知识产权审议活动。

审议服务主体和服务内容

审议服务主体:组成成员多元化。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及现代化的推进,“公共行政”的理念逐渐被广泛接受。西方“福利国家”神话的破灭及公共选择理论的“政府失败”论,已从现实和理论层面揭示了政府不是万能的。在公共服务领域,应当让政府以外的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承担相应的公共服务职能。作为审议服务的主体,审议机构的组成成员应当多元化,不仅包括公务员,还应包括法律、技术和管理等领域的专家。这不仅可以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提高政府对经济、社会的整合能力和监管能力,还可以深化公民的参与型行政理念,从而确保审议活动能提供独立、专业、高效的咨询服务。

鉴于知识产权审议涉及国民经济的许多重要领域,为了保障知识产权审议工作的顺利开展,笔者认为,应整合知识产权、经济、贸易、科技、投资管理等领域的公共资源,建立一个跨部门的综合性协调管理机构。与此同时,考虑到知识产权审议主要涉及的是以政府投资为主体的经济活动,因此建议以各级政府的名义设立重大经济活动知识产权审议委员会(以下简称审议委员会),组织开展重大经济活动知识产权审议工作。审议委员会主任由当地政府的主要领导担任,组成成员应包括公务人员和非公务人员。审议委员会与其他机关没有行政隶属上的管理关系,可以不受其它行政机关的干涉独立开展审议活动。此外,该机构本身具有协调优势,在涉及跨行业、跨部门的经济活动时,可以解决单一主体难以解决的综合性知识产权问题。需要强调的是,优化审议服务的主体不仅要从组织设置上着手,而且要有一支高素质、强能力的审议队伍。为培养一批专家学者及科研人员成为知识产权审议的骨干,应组建重大经济活动知识产权审议专家库。专家库组成成员应包括知识产权信息检索分析、知识产权价值评估、企业知识产权管理、知识产权法等领域的专家以及相关技术领域的专家。只有不断提高审议队伍的素质,才能确保所提供的审议服务具有权威性、独立性,才能推进审议活动向专门化方向发展。

审议服务内容:知识产权问题。知识产权审议的内容是重大经济活动涉及的知识产权问题,主要包括重大经济活动拥有的自主知识产权状况、知识产权转让或实施许可状况、重大经济活动涉及的关键技术、核心技术和主要技术的知识产权状况、承担单位的知识产权管理状况、采取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等内容。如果不审议重大经济活动的知识产权状况,那么所涉及的知识产权很可能会存在没有被合法授权、已超过有效保护期、权属不明或者是与核心技术无关的专利等诸多问题,由此将直接影响到重大经济活动的成败。因此,必须对重大经济活动中的知识产权因素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估,并采取相应的对策和措施预防或减轻知识产权可能产生的不良影响。项目申报单位应当对重大经济活动涉及的知识产权因素进行分析评价并编制知识产权评价报告书。在实际工作中,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应会同有关部门尽快制定专利、商标、版权等领域的知识产权评价指导意见,形成完整的知识产权评价准则体系,以加强对知识产权评价的管理和规范。

审议服务程序及监督

审议服务程序:具有任意性。知识产权审议程序,就是采用怎样的方式和机制协调申报单位、审批部门和知识产权审议部门的关系,使知识产权审议得以有效推进。从国内已有的实践来看,主要有两种模式:其一,项目申请单位承担知识产权评价义务,项目审批单位承担必要的审核义务。例如,武汉市规定,项目申请单位将评价报告与其他申请材料提交行政审批部门,项目审批部门承担知识产权审查具体工作。贵州省规定,行政主管部门在审批前,应责成申请单位提供知识产权分析报告,主管部门或国有企业认为重大、复杂的知识产权问题,应向特别审查机制专门委员会申请审查。其二,项目申请单位承担知识产权评价义务,项目审批单位不承担审核义务。例如,济南市规定,行政审批部门进行前期审查,向项目申请单位提出知识产权审查要求。项目申请单位到知识产权局办理备案审查,市知识产权局受理后5个工作日完成备案。

为了设置一个科学、规范的审议程序,笔者建议,首先应当明确知识产权审议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即客观公正、分工合作、数据共享、信息保密原则,以指导审议工作的正常开展。申报单位提交的知识产权评价资料应具有真实性、全面性;审议部门进行审议时,应当分工协作、集体研究、科学分析,实事求是地对重大经济活动所涉及的知识产权因素进行审查和论证;重大经济活动审批部门、知识产权管理部门以及其他相关行政部门之间应当建立良好的信息沟通和协作配合工作机制,对知识产权审议所需的数据资料实行共享;参与知识产权审议的相关部门、中介机构和专家应当保守重大经济活动涉及的商业秘密,不得泄露相关的秘密信息。

其次,应当对知识产权审议的性质有明确的定位。鉴于知识产权审议的目的在于为政府决策提供充分的参考和建议,因此,在重大经济活动审批程序中,知识产权审议程序应当是一个公共服务程序,而不是一个行政审批程序。如果将其规定为行政审批程序,不仅与当前简化审批程序、审批手续行政立法趋势相冲突,而且也找不到相关上位法依据。况且许多地方政府所下发的文件也是明确强调了项目主管部门与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应当建立信息沟通和配合机制。可见,将知识产权审议程序定位为公共服务程序,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与当前政府所倡导的服务型政府理念完全相吻合。

经济活动的合理性篇7

【关键词】现代企业 经济效益 审计

一、我国经济效益审计的发展简况

我国国家审计署和各级审计机关在1983年成立之初，就提出推选财政财务审计、财经法纪审计和经济效益审计，把经济活动的效益性作为审计监督的内容之一，有的审计机关随即进行了摸索尝试。1991年，国务院在全国开展“质量、品种、效益年”活动，突出“始终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全部经济工作的中心”的主题，还有一系列的措施和理论，有力地推动了常规审计向效益审计的转换，也为效益审计理论深化提供了政策依据和社会环境。

二、经济效益审计的特点和任务

经济效益审计的特点包括目标的全面性、范围的广泛性、方法的多样性、对象的灵活性，它的任务是审查经营管理思想、审查计划和内部控制度、评价业绩、提供建设性建议，这就表明，经济效益审计不仅仅是监督，更重要的是通过监督，促使企业把握总体，检查生产和管理中是否存在漏洞，最终寻找到提高效益的方法和措施。

三、现代企业需要经济效益审计

（一）经济效益审计是挖掘潜力的建设性审计

进行经济效益审计，目的在于促进被审单位的经济工作，帮助它在经济过程中实现更大的经济效益。这个目的应当指导经济效益审计各个阶段的工作，贯穿全过程，在审计终了时，提出积级建议作为审计报告的中心内容，具体指出提高经济效益的潜力所在。

企业的经济效益审计主要是就一个项目进行专项审计，有的是对整个企业的经济效益进行全面审计，审计内容涉及企业管理工作各个方面，这就有助于发现和解决影响企业经济效益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不少单位希望通过审计就找到企业问题的症结，因而领导亲自挂帅组成审计组开展工作。有的审计结束后，召开经济效益审计情况会，通报审计情况，促进和带动所属单位经济效益的提高。

还有，许多企业存在的一些问题，有的已引起不同专业人员的重视，但不一定能引起有关管理人员的重视，审计人员地位比较超脱，通过他提出，影响比较大。另外，有些问题是日积月累形成的，企业领导及有关人员，虽然有所了解，但往往不以为然。审计人员出于职业责任心，能敏感地抓住此类问题刨根问底，同时请企业专业人员予以配合，可以解决重大效益问题。

同时，经济效益审计面向未来。如果只查过去，即便指出一些补救措施，终究是事后的。而挖潜力、事前筹划，就可以防止失误，可以更加有效地组织经济活动，所以经济效益审计主要不是制约，而是促进。

（二）经济效益审计可以促使企业全部经济活动的顺利开展，以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企业经济效益一是考察企业的经济活动给社会带来的经济利益，二是考察企业自身的经济效益。经济效益审计不仅是一般审计意义上的对被审企业经济活动的合法性、合规性和反映经济活动资料的真实性、公允性的监督，而且是更高层次、更广意义上的经济监督，即监督企业经济活动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监督是否发生损失和浪费，审核、检查、分析、评定被审单位的经济决策，计划和方案是否先进可行，经济活动是否按照既定的决策目标进行，经济活动是否合理和有效，经济效益的高低优劣以及界定经济活动的规章制度是否健全、完备、有效。在这一同时，就能肯定成绩，发现问题。

目前，在一些企业中仍存在着“只管花钱，不管效果”，“只讲完成经营任务，不讲提高经济效益”等片面认识，通过经济效益审计，可以揭露企业在经营业务中存在的薄弱环节，使企业从思想上重视经济效益。同时，通过提出改进企业工作的建议，使企业从行政上采取可行而有效的措施，以提高经济效益，这样就可以保证企业的全部经济工作真正转移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

（三）经济效益审计是经济效益实现途径开发利用和实现程度的审计

1.开展好企业经济效益审计，可以促进企业加速商品流通，保证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

假如企业能以较少的资金占用和费用支出，取得较大的经营成果，就可以使经济效益显著提高。当前一些企业对市场变化中心无数，结果导致产品积压。通过经济效益审计，能及时了解市场信息，便于生产出式样新、质量好、数量多、价格低的适合社会需要的产品。

2.开展企业经济效益审计，可以促进企业管理好用好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通过企业经济效益审计，可以促使企业重视资金管理，正确处理业务发展需要与资金供应之间的矛盾，积极筹集资金，挖掘内部资金潜力，合理安排资金使用，及时处理有问题产品和债权、债务，加速资金周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另外，经济效益审计对技术开发，能源替用和节约，取工培训等都有有利影响。

（四）经济效益审计能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

技术领先、市场优势、节能办法多，职工素质好，这些虽然都是产生经济效益的有力因素，但它们本身还不是经济效益，要靠企业的领导干部，把它们很好地组织起来，充分地利用起来，这些因素才会转化为经济效益。

经济效益与经营管理存在着密切因果关系，经营管理水平的高低能够直接决定经济效益的大小，而经济效益则是反映经营管理水平的标志。目前，有些企业管理者素质差，技术水平低，只抓业务，不抓管理；只管购销计划完成的多少，不管经济效益增长的快慢，只注重短期经营成果，不注重人才的培养使用。通过经济效益审计，可以对企业的经营决策，经营管理和成果做出分析评价，提出建设性意见，促使企业在改革中不断完善管理制度，迅速提高职工队伍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积极推行先进的科学管理方法，以达到改进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

经济活动的合理性篇8

关键词：企业经济管理 决策 提高

现如今我国大多数企业依然运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企业经济管理模式、管理方法，这与现如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不相适应，严重阻碍了企业的发展。为此，企业要积极结合新政策，积极进行企业经济管理创新，不断完善企业经济管理体系，提高决策的科学性，以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要求，促进企业发展。

一、企业经济管理创新的重要意义

创新企业经济管理体系、提高企业经济管理决策的科学性，在现如今的市场经济运行体制中，对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促进企业高速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1.适应当前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旧时代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经济管理体系已经难以适应现如今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要求，随着企业性质的不断改变、传统经营方式的不断改变，为适应当今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为保证企业的长足发展，企业必须对企业经济管理体系进行创新，提高企业经济管理决策的科学性。

此外，在计划经济体制管理模式下，粗放型的经济管理使得企业原料、能源大量浪费、资源利用率极低，这严重阻碍了企业的发展。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求我们必须创新企业经济管理体系，提高企业经济管理决策的科学性，完善企业结构，防止环境污染、减少资源、能源浪费，致力于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促进企业长足发展。

2.适应当前科技发展

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科技水平的不断创新，信息时代下，企业经济管理的创新十分重要。信息技术在企业经济管理中的运用要求企业员工要不断学习、创新，不断更新知识网络，转变思想，这会有效减少工作时间、提高工作效率、保证企业经济管理决策的科学性，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促进企业长远发展。

二、企业在经济管理中的决策

1.企业在经济管理中科学决策的遵循原则

在企业经济管理决策过程中，为确保决策的科学性，要求企业遵循以下原则：

（1）可实施性原则

在企业经济管理决策过程中，要求决策具备可实施性原则，以确保企业经济管理的顺利进行。要求决策过程从工作实际出发，科学论证、谨慎评估，确保企业经济管理决策的可实施性。

（2）信息可靠性原则

企业的决策依靠于企业所掌握的经济活动信息，可靠的经济活动信息是企业科学决策的首要前提。因此要求在进行企业信息搜集过程中，对信息严格处理、慎重选择、科学归纳、合理整理，只有这样，才能够掌握可靠的经济活动信息，企业才能做出科学的经济管理决策。

（3）相对择优原则

在经济管理决策过程中，对于多个方案，要结合具体实践、统筹各方利益，对方案进行慎重考虑、合理对比，选取出有利于企业经济发展的最佳方案。

（4）民主决策原则

在进行决策过程中，要求企业决策符合民主性原则，决策要体现民意，符合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同时要重视决策咨询部门对企业决策的重要作用，进行多方面的民主决策，确保企业经济管理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

2.企业在经济管理中科学决策的参照方法

（1）实验法

在进行企业经济管理重大决策时，为确保决策的科学性、可实施性，企业一般会对经济管理决策进行实验，通过实验研究决策的科学性，获取决策经验，为以后的决策作出参考。

（2）经验判断法

在企业进行经济管理决策时，对于常见问题，一般可依据往常的决策经验，对新问题进行判断，作出科学、合理的决策。常规经验的应用可以大大缩减决策时间，保证经济管理决策及时、准确，从而提高了企业经济活动的高效运行。

（3）数据分析法

对于工作量大、数据多大问题，在进行经济管理决策时，通常难以按照以往的工作经验作出科学的决策，也难以通过实验做出科学决策，这时一般运用数学物理方法、统计数学、分析数学等先进的数学工具对数据进行科学的数据分析，从而获得科学的决策。

三、提高企业经济管理科学决策的措施

1.完善经济管理制度

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完善，为适应新的经济发展模式，要求对现有经济管理制度进行创新、完善。创新的经济管理体制可以促进企业经济管理的顺利进行，促进企业的高速发展，提高企业决策科学性，提高企业产品研发力度。新的经济管理制度还可以为企业各项经济活动的正常进行提供依据，为企业经济管理工作奠定基础。

2.改善经济管理环境

完善企业运行机制，改善经济管理环境。良好的企业经济管理环境不仅可以促进企业经济活动的高效运行，同时还可以促进企业经济管理决策的科学性。因此，企业要进行企业经济管理环境整改，创造出一个良好的企业经济管理环境，以提高企业经济活动的高效性，促进企业经济管理决策的科学性。从而提高企业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的综合竞争力，提高企业的生存能力，促进企业的长足发展。

3.提倡弹簧式经济管理

在我国传统的经济管理体制中，通常采用刚性经济管理，即要求严格服从于企业经济管理制度，严格遵守企业规定，必须按时按量完成企业所分配的经济指标。而弹簧式经济管理是相对于刚性经济管理模式来说的，所谓的弹簧式经济管理模式，即以人为本，企业人性化发展，根据每个员工特点，对员工进行合理的分工，即使员工没能完成工作任务，也要结合实际情况对员工进行人性化谅解，确保实行人性化管理。同时强调在工作过程中，人人平等，充分调动企业员工的主观能动性，调动企业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四、结语

总之，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体制的改革创新，新制度、新规章的大量颁布，面对新经济制度下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新冲突，为确保企业能够在如此激烈的市场经济竞争中长足久安的高效、稳定发展，要求企业务必要重视企业经济管理，深刻认识到企业经济管理的重要性，积极结合实际，对各种利益冲突做出理性的思考，依据新规章、新政策，积极进行企业经济管理体制创新，不断完善企业经济管理体系，加强企业经济管理，提高企业经济管理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以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要求，促进企业发展。

参考文献：

[1]顾淑华.企业经济管理应如何强化与创新[J].华章.2013（05）

经济活动的合理性篇9

内容摘要：经济管理是经济工作得以顺利实施的必然手段和保障。新经济时代，世界各国经济竞争愈演愈烈，在此背景下廓清经济管理的内涵，掌握经济管理的发展趋势，聚焦新型的组织经济管理模式，对于提高组织经济管理效率，取得巨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至关重要。

关键词：经济管理 组织经济管理 经济效益 市场经济

经济管理的内涵

所谓经济管理，就是指在经济活动中拥有主动权的人为实现一定的目标，对生产经营活动或经济活动进行必要的计划、组织、决策、指挥、协调和监督的活动总称。经济管理活动不同于其他管理活动，它既要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又要遵循社会价值准则，这就要求管理者必须认识经济管理的内涵，掌握经济管理的方法，运用现代信息手段，拓展经济活动的范围，获取最佳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一）经济管理是动态管理

社会是持续发展和变化的，经济管理活动也必将顺应社会发展的客观性和不可逆转性要求，在动态的适应和自适应过程中保持平衡。在一定的管理范围内，各种要素互相影响，时刻发生变化，经济管理活动也必须紧随其上，及时解决经济活动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使经济管理活动发挥积极作用。

（二）经济管理是系统工程管理

经济管理活动不是一个单独存在的个体，它依托于管理的客体内各组织要素的存在而存在。在纵横交织的组织系统内，各要素之间互相影响，相互渗透，或者相互抵消甚至对抗，或者相互叠加，正负效应都有显现。这就要求经济管理活动在系统的框架内，统筹安排，协调有度，保持系统的平衡。

组织经济管理发展的新趋势

（一）经济管理实现了从科学管理到人本管理的转变

在某种程度上，传统管理是一种经验式的、粗狂的管理，缺少科学的理论支撑和数据积累，现代经济管理中借鉴了科学管理的理论和思想，使经济管理活动更科学、更高效，为社会创造了巨大价值。但是，人是经济管理活动的主体，经济管理活动依托人的实践来完成，经济管理活动的最广泛的受益者也将是人，而单纯的科学管理的工具性抹杀了人的主体价值，使管理活动缺少人文关怀。人本管理思想的提出，弥补了科学管理的缺陷，挖掘出人的内在潜能和价值，使管理活动充满生机和活力。

（二）经济管理实现了从人事管理、技术管理到顾客管理的转变

在传统的经济管理过程中，关注的对象往往是经济产品的生产者和生产技术，例如生产者的人事安排、组织调配，生产安全管理，产品的研发、设计、制造管理。在整个管理过程中，对整个经济管理链条终端顾客的关注微乎其微，而在未来的经济管理活动中将更加注重对顾客的管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出现了产品同质化竞争的现象，为了更在竞争中脱颖而出，经济管理活动必须不断创新形式，实现从卖方市场到买方市场的转变，形成以消费者为主导的买方市场氛围和环境，要能准确地预测市场的发展变化，同时，要细化分化市场，找到适合的客户群，从而针对特定群体的需求提供个性化服务。

（三）经济管理实现了从单一管理到经济管理和信息管理有效融合的转变

互联网和现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为经济管理活动开辟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在经济管理活动中有效的应用现代信息技术，不仅使经济管理活动更加便捷高效，而且使经济管理活动的可视度、可预测性更加明显。通过互联网，人们可以找到更多的数据和资料，为经济管理活动提供理论依据和借鉴，还可以进行数据横向和纵向的对比。电子商务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交易方式，在个性化和批量化方面都有新的突破，以销定产的管理方式更显示出优越性，这不但节约了库存成本，还提高了交易效率，使经济管理活动更灵活、更有弹性。电子政务的出现，如网上申报、审批、网上信息、咨询答疑等项目，提高了政府的办事效率和政府办事的透明度，增进了政府和民众之间的沟通和联系。

（四）经济管理促进组织变革并增强管理效率

经济管理活动是管理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遵循管理活动的一般规律。通常，组织结构的两个重要方面是职能结构、层次结构。职能结构突出了组织目标下各项工作以及比例和关系，包括职能冗余、职能缺失、职能交叉、职能断裂、职能分散、职能错位、职能弱化等方面。层次结构突出了管理层次的构成及管理权限下人群的数量，包括管理人员的职能、管理幅度、权限范围、分工的相似性等。金字塔形的组织结构作为传统的组织结构代表，其作用方式是自上而下的，被管理者必须服从来自上级的命令，个人利益必须服从集体利益，这种结构不利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扁平化的组织结构弥补了金字塔形组织结构的不足，各职能部门都能参与组织管理、分享知识和信息，最大程度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更多的价值和财富。经济管理活动的不断深入促进了组织变革的加速，只有不断调整组织结构，使组织的权力结构、组织规模、角色设定、组织关系、组织文化等适应经济管理活动的需要，才能提高组织存在的价值，提高经济管理活动的效率和效益。

组织经济管理模式选择

二十一世纪以来，世界经济竞争格局不断推演，竞争风暴愈演愈烈，竞争形态不断翻新，传统的经济管理面临挑战，亟需新的经济管理模式助推新经济增长。纵观经济管理的发展历程，不断融合了各个理论流派的合理内核，形成了独特的经济管理模式。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一）目标管理

目标管理理论由美国管理学家杜拉克于1954年提出，该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在组织内部建立起统一的目标体系，为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依托激励手段而进行的管理。目标管理的关键环节在于目标的制定和实施。总体而言，制定的目标必须立足现实、着眼未来，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目标必须体系完整，无断裂、无分割，确保每一个目标链条上的个体都能各司其责；目标必须能量化，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的空间；目标应该具有挑战性，更大程度地唤起人的欲望和潜能。在目标的实施过程中，可以将目标不断量化和分解，将大目标分解成小目标，将长期目标分解成短期目标，在不同时期、不断阶段予以突破。同时，还应该建立目标的评估、协调和反馈体系，在目标的实施过程中，及时纠正出现的问题，保证目标的顺利实施。在经济管理活动中目标管理尤为重要，政府的经济发展战略、企业的异地扩张、兼并收购等都是目标管理的具体应用。

（二）绩效管理

绩效管理是指在共同目标的指引下，各级管理者和工作人员共同参与绩效制定、实施、考评、应用、反馈等过程，绩效管理的最终目的是提高管理效率，获取丰厚价值。绩效考核就是收集、分析、传递、判断有关个体在其工作岗位上的工作态度、工作行为、工作表现和工作结果的过程。

1.绩效考核模式。第一，“德能勤绩”方式考核。在这种考核方式中，相对“德”“能”“勤”方面“绩”的比重所占不大，没有达到考核的目的。第二，“检查评比”式考核。评比过程中按照一定的岗位职责和工作流程对各个指标不断细化，确定权重和评分标准，通过定性和定量考核，掌握被考核对象的内部情况，及时发现问题，并提出解决对策。第三，“共同参与”式考核。共同参与是指全体管理者和员工共同参与到考核当中，这对提高管理效率和培养团队精神、促进团队交流合作具有积极意义。第四，“自我管理”式考核。自我管理是世界上一流企业普遍采用的管理方式。基于人性化“Y”理论假设，认为员工有自我约束、自我指导的能力，他们一旦对工作做出承诺，便会主动承担工作责任，尽最大努力完成工作任务。

2.绩效管理的工具。在绩效管理活动中，360打分法、六西格玛管理、关键业绩指标、EVA价值管理、目标管理法、平衡计分卡等方法被广泛应用，这为提高经济管理效率提供了必要保证。

3.绩效考核的分类。按照时间分类，绩效考核可分为日常考评与定期考评；按考评主体分类，绩效考评可分为主管考评、自我考评、同事考评和下属考评、顾客考评；按考评结果的表现形式分类，可分为定性考评与定量考评。

（三）知识管理

知识经济时代是当今世界竞争的高级阶段。传统的经济管理重在对有形资产的管理，例如产品土地、资产、设施等，却忽视了对无形资产的管理，不能开发出人力资本的价值，特别是对产品的专利、品牌等方面的管理更显滞后。甚至在政府宏观经济管理中，也需要建立起宏观的知识管理体系，对市场经济管理进行必要补充和调控。在未来的经济管理活动中，知识驱动的价值管理将占有明显优势。知识管理是指在组织管理中建立起量化与质化的知识系统，此系统中的知识通过获得、创造、分享、整合、记录、存取、更新、创新等环节，形成不间断的知识汇聚于价值判断，这些最终成为组织的智慧资本，是经济管理中战略规划和组织决策的前提和保障。学习型组织的提出和建立，为经济管理活动的顺利实施提供了新的路径。

（四）能本管理

进入21世纪以来，能本管理渐入人们的视野。能本管理是一种基于人的能力出发而进行的管理。这里的能力包括知识结构和水平、智力因素、基本技能和实践创新能力。知识是人的认识能力的体现；智力是知识转化为智力的能力；技能是智慧在实践中的经验总结，表现为应用能力；实践创新能力是知识、智力、技能的复合，是一种改造和生成能力。在新经济时代，知识是组织发展的智力资本，能力作用于知识，才能培养出新经济机制，激发市场经济的潜在能量，使经济管理活动焕发出勃勃生机。能本管理是对人本管理的超越，是一种更高层次的人本管理。能本管理机制可分为能力发现机制、能力使用机制、能力开发机制三个方面：

1.能力发现机制。能力开发是指根据组织发展需求和个人能力现状，确定组织认可的能力范围，例如组织在招聘选拔人才时，要根据组织岗位要求选择合适的人才；通过能力测评等方式发现人才的特长，做到人岗匹配。

2.能力使用机制。人才重在使用，否则人才的价值难以实现。在经济管理活动中要尊重人才，重视人才的特点，做好人才激励工作，对人才委以重任，使其能力与岗位相匹配，能力与责任相匹配。

3.能力开发机制。很多组织普遍存在对人才重使用、轻培养和开发的现象，最终造成人才流失。能力开发是指按照组织发展的需求，对人才进行培训和开发，最大程度地开发人才的潜能，创造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结论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经济竞争成为国家竞争的重要手段。与传统的经济管理方式相比，现代的经济管理日益呈现出复杂性，这就要充分认识经济管理的内涵和发展趋势，借鉴其他领域的管理方法，构建新型的经济管理模式，使其为社会经济繁荣和和谐发展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1.谢水明，宋颜蓉.新经济下对泰罗“经济人”假设的再认识[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1）

2.程淑荣.评析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

经济活动的合理性篇10

    关键词:理性预期;货币政策;宏观调控

    1 理性预期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20世纪70年代,西方各国陷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大量失业和经济停滞的困境,流行多年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发生了危机,“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的经济理论在改变停滞膨胀局面时也没有出现人们所期望的效果。这种形势下,理性预期学派产生发展起来。该学派以理性预期的概念改造宏观经济学,以预期问题为突破口,全盘否定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被称为宏观经济学中的理性预期革命。加之该学派理论上逻辑严谨,运用现代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分析经济问题,因而理论影响迅速扩大,为西方经济学界普遍接受。加之该学派理论上逻辑严谨,运用现代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分析经济问题,因而理论影响迅速扩大,为西方经济学界普遍接受。

    在理性预期理论的代表人物中,罗伯特?小卢卡斯、萨金特和华莱士等人是第一代代表人物,典型理论是货币周期论;巴罗和普雷斯科特等人是第二代代表人物,他们发展了小卢卡斯等人的理论,建立了实际货币周期论、财政政策分析和政府决策行为分析等新的理论。

    2 理性预期理论的微观基础与基本假设

    小卢卡斯与凯恩斯主义的分歧始于他为凯恩斯主义寻找经济基础。他认为,宏观经济现象不过是许多个人经济活动的总和,宏观经济学中一切涉及人的行为的假定应该有微观基础。他在为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经济学模型中的工资,价格部分提供微观基础的过程中发现,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确定的微观经济行为者是理性人的假定相矛盾。在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经济学发生冲突时,小卢卡斯转向了新古典主义。他试图寻求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并从局部均衡转向一般均衡。所以,理性预期理论的宗旨是建立与微观经济学一致的宏观经济学。为此,理性预期理论的主要代表人提出了三个分析的基本假设:理性预期假设;彻底的货币中性假设;自然率假设。

    (1)理性预期假设。

    理性预期是在长期动态分析下,经济活动的当事人以完全的、相同的信息为基础,他们能对未来作出准确的预期,做出合乎理性的经济决策,即他们能对未来做出理性预期。

    (2)彻底的货币中性假设。

    货币中性假说是指经济总产量和就业的实际水平和自然水平同包括相应地对商业周期发展作出反映的货币和财政活动无关。

    (3)自然率假设。

    自然率假说的要点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有其内在的动态平衡,外界力量能暂时打破这种平衡,但不能根本改变它;政府应该顺应这种动态平衡。

    3 理性预期理论的政策主张

    一是政府应制定长期不变的政策规定,消除政策规则的任意变动性。理性预期学派坚持古典经济学的信条,认为过多的政府干预只能引起经济的混乱,为保持经济繁荣,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因为“市场比任何模型都聪明”,它始终是使各种生产资源得以合理配置和充分就业的有效机制。理性预期学派坚持认为,政府的作用只是为私人经济活动提供一个稳定的可以使人们充分了解的良好环境。因此如卢卡斯所说,“我们需要的是稳定的政策,而不是积极行动主义政策。”政府干预越少,经济效率也就越高。

    二是政府政策目标必须注意长期性和稳定性,并且着力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政府的决策不能对一国经济的产量、就业和其他实际变量产生影响,但可以对一般物价水平等名义变量产生具有规则性的效果。因此,政府应该把最理想的一般物价水平作为唯一的政策目标。

    4 理性预期理论及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启示

    (1)应充分考虑并正确引导微观主体的理性预期。

    不得不承认,我国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的理性预期能力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正日益增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应充分考虑公众的理性预期,考虑微观经济主体的理性选择。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公众的理性预期又是不断提高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一个前提条件。中央银行要提高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就要准确地公布通货膨胀指标和失业率,利用信息优势,通过舆论导向,准确披露决策相关信息,加大宣传力度,及时引导经济主体的预期,正确引导公众预期,让公众及时了解这种政策目标的变化,增强其信心。

    (2)应充分认识到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调控的局限性。

    在理性预期条件下,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是有限的。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所面临的是诸如结构调整、制度转轨等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单纯的货币政策在短期很难起到明显的改善作用,因为具有理性预期的公众对此是很清楚的,所以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难以得到公众的响应。可以说,货币政策不是调控经济的万能手段。不仅仅因为货币政策传导过程本身需要宏观经济运行环境的支持;更因为货币政策本身在经济活动中具有局限性。

    (3)政府的政策应具有长期的稳定性,以期提供一个稳定的经济环境。

    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原则是为了使微观经济个体顺利地从事经济活动,充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从而稳定经济,促进经济增长。所以,政府的政策要想得到各种经济成员的积极配合,使各项经济政策取得预期的效果,还必须取信于民,避免“朝令夕改”。因此政府的政策应具有长期的稳定性和符合经济活动当事者的预期规律,可以使经济活动的当事人从根本上摆脱由于政策的频繁变动对其造成不良后果的担忧,从而无需寻求应变之策,而尽力去寻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和经济行为的最优化。

    总而言之,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的理性预期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有着重大影响,政府在采取宏观经济调整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的理性预期并引导这种预期朝着政策目标的方向发展。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离不开经济政策调控,这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之一。今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我国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的理性预期能力日益增强,我们必须转换思路,注意把握宏观经济调控与微观层面理性预期的结合点,谋求经济政策、经济主体的预期与行为及经济运行三者的和谐与稳定。

    参考文献

    [1]杨玉生.理性预期学派[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2]杨丽彬.理性预期观点的评价[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0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