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金融的发展历程十篇

公司金融的发展历程篇1

【关键词】 共同基金 历史演进 投资革命 启示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基金行业得到迅猛发展，证券投资基金已成为支撑我国资本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机构投资者力量。然而，我国基金业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种种问题。一方面是基金及基金管理公司本身所面临的“治理困境”使得基金持有人的权益无法得到充分的保障。另一个方面则是当前相对滞后的法律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共同基金业的健康发展。经过了近一个世纪跌宕起伏后的美国基金业有太多的经验，也有太多的教训，因而往往为世界各主要国家为发展本国基金业而参照与效仿。本文通过对美国共同基金历史发展脉络的全景式地回顾与梳理：美国开始于1920年代、完成于1990年代的“投资革命”是基于个人投资者改善投资技术、共同基金和大型公众公司强化自身治理这三大需求的适应性结果，它们驱使着美国金融体系经历了一个由银行主导到市场主导，再到证券化阶段的演进历程，也使得共同基金经历了一个从封闭式向开放式，从契约型基金到公司型的制度变迁，同时还促使美国大型公众上市公司的治理最终发展为一个政治性过程。美国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将为我国资本市场和共同基金的健康发展，为基金“治理困境”的突破，也为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改善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二、美国共同基金的历史演进

随着美国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以共同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通过聚集家庭投资者而逐渐成为资本市场的主要投资载体，从而导致了资本市场上“看得见的手”—“资本帝国”的形成。“资本帝国”与“经理帝国”相对应，前者代表着金融资本力量，后者代表着产业资本力量，二者之间既对抗又合作的关系构成了美国大型公众公司治理的永恒主题。当这一关系最终发展成为一个政治性过程时，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之间便基本实现了力量上的均衡，从而也就为资本市场以及产业公司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前提。这一投资革命是基于个体投资者改善投资技术、共同基金和大型公众公司强化自身治理的适应性结果，它驱使着美国金融体系经历了一个由银行主导阶段到市场主导阶段，再到证券化阶段的这样一个发展历程，也使得共同基金的组织形式经历了一个从封闭式向开放式，从契约型到公司型的制度变迁，同时还促使美国大型公众上市公司的治理最终发展为一个政治性过程。这一革命起始于1920年代，到1990年代基本宣告完成。下文我们依次从六个方面对美国共同基金的历史演进作出全景式概括。

第一，美国开始于19世纪初的工业化进程导致了社会财富和家庭财富的迅速积累以及股份公司的产生，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经济的壮大以及战后的繁荣促进了大型公众公司的出现与快速成长。

在美国早期分散化的银行体系下，股份公司的出现以及大型公众公司的快速成长必然推动美国股票市场的规模扩张与功能完善。在这样的背景下，个人投资者强烈的逐利动机和风险意识意味着对专业化投资服务的需求，正是这种需求促使20世纪20年代共同基金制度从英国引入到美国并得到了初步的发展。另外，随着大型公众公司所有与控制分离程度的不断加深，公司治理的矛盾日益激烈。作为一种集体行动方式，共同基金能有效地解决大型公众公司治理中可能存在的“搭便车”问题。通过将“消极财产”变成“积极财产”，美国的共同基金获得了巨大的市场需求，从而作为机构投资者的共同基金便在一定范围内取代家庭而成为一个独立的投资主体。

第二，20世纪20年代以共同基金的引入为代表的金融创新以及金融市场缺乏监管而导致的美国股票市场的崩溃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的重要诱因，这便构成了罗斯福政府通过新政立法对美国的金融业进行管制的基本理由，从而标志着包括投资基金在内的美国金融业进入到管制时代。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金融管制产生了两个相互联系的重要后果：首先，为美国金融体系由银行主导阶段最终过渡到市场主导阶段奠定了基础；其次，确保了美国共同基金业在曲折中得以继续发展。

第三，二战时期美国经济的恢复以及战后美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促进了战后美国金融市场的多样化和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与此同时，1940年及1941年美国颁布的两部重要法律，即《投资公司法》和《投资顾问法》，为共同基金的健康发展进一步提供了完善的法律基础，从而使美国的共同基金业进入了一个持续的、相对稳定的成长时期。在这段时期，美国的金融体系正式进入到市场主导阶段，市场正逐渐成为对非金融机构和金融机构提供融资的主要渠道，这既为金融活动的最终证券化提供了条件，也促使银行传统功能不断弱化。

第四，20世纪80年代金融技术创新（主要是指垃圾债券市场的出现）以及美国金融分散化的政治传统是美国第四次并购浪潮兴起的主要原因。这一并购浪潮的兴起反映了投资者，尤其是机构投资者对大型公众公司治理问题的关切。机构投资者的需求与第四次并购浪潮的兴起是互为因果的，是包括共同基金在内的机构投资者介入上市公司治理以及最大化投资收益的需求导致了第四次并购浪潮兴起，与此同时，第四次并购浪潮的兴起通过催生垃圾债券市场进而驱动了机构投资者的快速成长。

第五，第四次并购浪潮的终结最终导致了机构投资者的崛起——股东行动主义的出现。股东行动主义的兴起意味着包括共同基金在内的机构投资者开始寻求介入上市公司治理的新途径，这便导致了美国公司治理运动的出现：通过股票的直接控制。对于共同基金而言，通过股票的直接控制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权之争。与并购浪潮不同，权之争意味着公众公司的治理正日益成为一个以董事会为核心的政治性的过程。因此，机构投资者崛起是在现行的法律和经济环境下，大型公众公司的股东在公司治理领域所实现的一项适应性的制度创新，它反映了机构投资者介入上市公司治理的全新方式。由于这一方式能基本地实现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之间的“微妙”平衡，因而这一行动得到了美国立法的支持。最终，机构投资者的崛起改变了美国公司治理的版图，确定了当今美国公司治理的基本格局。

第六，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日益显著，为加强银行业的国际竞争力，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金融业进入到放松管制时代。金融监管的放松是共同基金，尤其是货币市场基金得以快速成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共同基金本身所具有的以下特征也是它能够得以快速发展的内在原因：完善的基金治理以及持续的金融创新。因此，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共同基金便已成为美国资本市场的中流砥柱，这标志着美国金融体系正式进入证券化阶段。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全面地概括美国共同基金的变迁史：首先，共同基金的演进是一部投资者身份的变迁史，也就是一个通过储蓄的机构化，从而实现投资者由零散到相对聚集，私有财产由分散到相对集中的历史。其次，共同基金的演进也可看作是一部金融体系的适应史，是在竞争压力下金融体系为履行其功能所进行的一种适应和改善。最后，美国共同基金的演化同时还是一部大型公众公司治理结构的变迁史，与这一变迁史相伴随的，是所有者与管理者在公司权力配置过程中的不断博弈。

三、对我国基金业的启示

肇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再次开启了中国“工业化”的伟大进程，资本市场近三十年的发展也正孕育着中国版的“华尔街革命”。当我们试图利用资本市场来支撑并放大实体经济时，资本市场内含的潜在风险对实体经济可能带来的巨大伤害却不容忽视，尤其是在资本市场全球一体化这样的大背景之下。“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资本市场发展内在规律的一致性使我们不由得将目光投向美国——一个有着相对连续的金融体系以及投资基金制度变迁史的国度。我们期望本文所做的历史回顾为我国资本市场和共同基金的健康发展，为基金“治理困境”的突破，也为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改善提供有益的启示。在我国共同基金经历了2007年的跨越式发展之后，面向未来，冷静的历史回顾可能显得格外重要。

第一，自“工业化”时期以来，美国金融体系依次经历了一个由“银行主导”阶段到“市场主导”阶段，再到“证券化”阶段这样一个制度变迁的历史。与这一变迁史相伴随的，是商业银行传统功能的不断弱化，也包括共同基金在内的各种非银行金融机构功能的不断扩张。如果说日本的银行业在其20世纪90年代初期“泡沫经济”的破灭以及1997年金融危机中难辞其咎，是否可以这样认为：美国金融体系在历史上所实现的适应性的制度变迁是美国经济得以持续繁荣的重要条件。

当前，我国的金融体系也正处于制度变迁这一历史进程当中。放眼未来，如何认识商业银行传统功能的金融价值，以及如何界定商业银行在我国未来的金融体系中所要占据的位置，将是构成我国发展包括共同基金在内的各种非金融机构的一个逻辑起点。因为，共同基金的发展与整个金融体系的制度演进必定是相互依存的。

第二，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共同基金得以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通过放松金融监管以促进金融自由竞争和金融创新，从而不断地满足不同投资者的需求以及投资者变化着的需求。同时也必须看到，美国对金融监管的放松是建立在其已发展多年的市场导向的金融体系以及严格的投资者保护机制的基础上的。

当前，我国《基金法》关于基金组织形式、投资范围以及市场准入等方面的规定对共同基金市场创新的抑制作用日益凸现，基金业的制度变革势在必然。从美国的基金历史中吸取的教训是：基金业制度变革必须以本国资本市场的发育程度为基础，并且必须在金融创新、风险和投资者保护三者之间持续地寻求适当的平衡。

第三，美国共同基金的历史变迁经历了从契约型基金到公司型基金，从封闭式基金到开放式基金这样一个品种与结构不断丰富和完善的过程。公司型基金（即投资公司）之所以在1940年以来一直在美国基金市场上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公司型基金能够更好地满足其自身治理的需求，从而比契约型基金更具生存优势。也就是说，通过基金财产与其管理者法人人格的一体化，以及基金持有人和基金股东身份的一体化，公司型基金实现了基金股东和基金持有人利益的统一。因此，美国的基金历史同时可以看作是一部由基金治理内在需求所驱动的制度变迁史。

当前，我国的基金业正面临着严重的“治理困境”。这一“困境”不仅根源于作为一个契约治理结构的基金治理与作为一个法人治理结构的基金公司治理间的逻辑冲突，也内生于契约型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与基金管理公司股东之间天然存在的利益冲突。由于美国当前的基金业格局基本上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我们是否可从中得到如下启示：修订《基金法》，创新基金形态，适时推出公司型基金，以实现公司型基金和契约型基金竞争生存的局面，将是走出我国当前基金“治理困境”的根本出路。

第四，美国的基金业是在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博弈中不断发展的。美国的历史材料表明，通过恰到好处地处理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之间的关系，将大型公众公司治理发展成为一种政治性的过程，这样既避免曾经发生在日本和德国的那种金融资本对产业资本的控制，也以较小的社会成本有效地解决了产业公司的治理问题。

我国大力发展包括投资基金在内的机构投资者的一个重要的政策意图，就是试图透过机构投资者来强化上市公司的治理。美国共同基金的制度变迁为这一政策意图的合理性提供了历史依据。然而，同时必须注意到的另一个事实是：共同基金参与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有效性直接取决于基金本身治理的有效性。一个存在治理缺陷的投资基金将增加个人投资者与上市公司之间的成本，而不是将个人投资者的治理诉求有效地传递给上市公司。近一段时期，关于基金投票权是否符合基金持有人利益的争论即为此之佐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基金治理的不断完善是优化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条件。

【参考文献】

[1] 巴曙松：基金法修订：基金业变革新阶段的呼唤[N].21世纪经济报道，2007-12-31.

[2] 胡继之：中国股市的演进与制度变迁[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3] 黄金滔：尚福林：坚定不移地发展壮大机构投资者队伍[N].上海证券报，2006-12-05.

[4] 邵刚：机构投资者有望进入上市公司董事会[N].上海证券报，2007-11-06.

[5] Berle，A.A.，and Means，G.C.，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M].Transaction Publishers，2001.

公司金融的发展历程篇2

【关键词】汽车金融 研究现状 模式

一、国外研究现状

汽车金融20世纪20年代起源自美国，当时主要的业务是汽车厂商向购车者提供汽车销售的分期付款业务，经过近百年的推广，汽车金融已经取得了极大的发展，汽车金融服务已成为汽车产业价值链上最具价值的环节，目前发达国家贷款购车比例高达70%左右，汽车金融已经成为汽车公司主要的利润来源之一。

但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给发达国家的带来很大的冲击，汽车行业也不例外，2008年至2009年间，欧洲的汽车销售额下滑了20%，很多汽车金融公司面临着破产的威胁。金融危机引发了汽车金融产业的重组，也推动着产业的升级，诸多汽车金融公司开始转移发展的重心，由传统的汽车贷款向附加值更高的汽车服务和类似的银行业务发展。

综观国外汽车金融的百年发展历史，汽车金融基本经历了起步阶段、发展阶段和成熟阶段。这3个阶段体现了汽车金融发展的一般规律。

（一）汽车金融的“泛化模式”

这是汽车金融的初期形态，是以增强汽车消费市场的成长性、拓展汽车消费市场的总量、助长汽车消费能力为直接目标的信贷融资模式，其实质是以信贷工具为基本手段来达到汽车消费量的扩张。“金融对汽车产业的泛化”是从横向来衡量汽车金融对汽车产业的渗透和影响。金融作为现代产业和经济的核心，经历了从最初游离于汽车产业之外来提供有限服务，到完成同汽车产业的混合生长，最终以汽车产业的支配性力量引导整个产业发展的历史过程。汽车金融一般是在汽车产业已经形成一定的产能规模，一方面，由于社会的汽车消费能力难以跟上汽车产业的进一步扩张；另一方面，基于对汽车产业愈来愈大的非规则流动资金的有效管理需求的情况下出现的，通过产业资本同金融资本的相对专业化的分工及融合生长，旨在发挥金融的作用来发展汽车消费市场。汽车金融的泛化过程，就是汽车金融沿着汽车产业发展的全过程，即生产、流通及消费的轨迹，理顺汽车产业内部的资金流动和融通关系，形成最佳的资金运动路线；同时沿着汽车营销的链条，按照汽车生产商、汽车经销商、汽车消费者、汽车服务提供商的顺序，形成优化的金融资源运动路径。以上两者资金运动形式的统一，构成了汽车消费群体的增长和扩大的市场化力量。在汽车金融的“泛化模式”中，汽车信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通过提供汽车消费信贷，发挥金融“过桥”作用，帮助大部分不具备现实汽车消费能力的客户提前实现对汽车的消费；通过对汽车直接消费和汽车关联消费的带动，发挥金融的“杠杆”放大乘数作用，推动全社会的金融资源向汽车产业优化配置；发挥金融投资的现金流量管理作用，对汽车产业各个环节特别是流通和消费环节以非规则形态存在的大量现金流进行投资收益化的匹配和管理，达到节约、效益和风险管理的作用。

（二）汽车金融的“深化模式”

这是汽车金融的发展形态，是汽车消费市场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之后出现的以销售市场整合和营销规模效益化为基础的金融运作模式，其实质是在汽车金融量扩张的情况下的质的提高。“汽车金融的深化”包括3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针对汽车消费者和相对狭小的汽车消费市场，从信贷等单一的金融工具逐渐发展到以综合应用金融工程的技术性手段，对汽车消费者提供投资服务，以增强对汽车的消费能力，扩大汽车消费及汽车金融产品的流通量；其次是对汽车生产厂商，主要通过间接方式参与汽车集团统一的资本运作和投资银行行为，从汽车金融公司的角度提供相关服务，帮助汽车厂商优化公司结构，挖掘汽车产业的创利能力，以适应汽车产业全球化、金融化的需要。这一现象是以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大规模的汽车产业兼并重组，汽车金融公司参与资本市场的投资以及汽车信贷产品的证券化为标志的；最后是针对汽车金融公司自身，按照金融深化的要求，从汽车金融公司的制度体系、运作管理体系等方面完善和发展。

（三）汽车金融的“混合模式”

这是汽车金融相对完备、成熟的形态，是建立在以实现汽车产业金融化为目标的汽车金融的“泛化与深化”有机统一的形态，同时是汽车金融从横向和纵向角度对汽车产业全面扩展、渗透和深化的过程。“混合模式”实现了量和质的统一，是以汽车产业全面金融资本化为标志的。

二、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汽车金融的发展历时十几年，与国外相比还处于初始阶段，汽车金融的理论研究也是非常少。在近年，一些学者开始关注汽车金融在我国的发展情况，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这凡个方面：一是讨论我国汽车金融的发展是靠专业化的汽车金融公司还是利用资金实力雄厚的银行，比如王再祥在《汽车金融》一书中指出专业化的汽车金融公司是国外汽车金融业成功的重要因素。这两者的优劣势比较明显，一个是专业性较强，与汽车产业关系密切，业务更专业也更贴近消费者；一个是拥有雄厚的资金和分布广泛的营业网点，并且来源资金成本较低，可以提供较优惠的贷款利率，并且在我国目前，银行所占汽车金融的份额还是远远超过汽车金融公司的；二是有学者提出如何应对国外汽车金融公司进入中国发展的问题，包括准入条件、金融监管等一系列问题，由于我国汽车金融还处于发展的初期，还不具备与国外发达国家汽车金融公司竞争的能力。韩东进和赵新军在《汽车金融业如何应对外资的挑战》一文中提出如何既能够引进国外先进的经验，又能够为我国的汽车金融机构带来发展的契机；三是关于如何完善我国汽车金融的宏观环境，主要是信用体系的建立。如陆婷婷和邱海洋在《构建我国汽车金融个人信用体系的讨论》一文，提出个人信用体系的缺失，是制约我国汽车金融业发展的一大瓶颈，因此，我国个人信用体系有待完善。

参考文献：

[1]张琦. X汽车金融有限公司对公业务客户贷后管理问题研究[D]，吉林大学，2013.

公司金融的发展历程篇3

一、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历史

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在近几十年的经营中积累了大量不良资产，严重阻碍了整个银行业的发展。为了防范系统性的银行危机，1999年，借鉴西方国家成立专业化资产管理公司处置银行不良资产的经验，吸收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中国人民银行组建了4家直属于国务院的资产管理公司――东方、信达、华融、长城，作为一个过渡性、阶段性、特殊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来处理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

经历了9年的长足发展，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成立伊始，经国家批准的《公司章程》就标定了10年的生死大限，随着10年存续期的临近，金融资产公司的历史使命即将完成，资产管理公司何去何从，各方众说纷纭。

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发展方向以及定位

党的十七大提出了“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发展各类金融市场，形成多种所有制和多种经营形式、结构合理、功能完善、高效安全的现代金融体系。”因此国家应从建立我国现代金融体系的战略高度和顺应金融混业发展趋势要求来规划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未来，明确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发展方向。从国际经验来看，一般认为有4种模式是可供中国资产管理公司选择

(一)清算后关闭

清算后关闭的方式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资产管理公司关闭后，员工回到原来的机构，不设存续机构，比较典型的是美国重组信托公司RTC，该机构源自美国存款保险体系，RTC在提前完成使命后即回归存款保险体系；另一种是虽然该资产管理公司被关闭，但还会保留相应的接续主体和一定人力资源来负责管理剩余资产，以马来西亚国民资产管理公司为代表。

(二)转型为商业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投资银行、金融控股公司

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在基本完成政府指令性工作后，由原来的政策性处置主体完全转型为市场化的企业，可以借鉴瑞典模式；另一种情况是继续在政策性业务市场发挥主要作用，在基本完成政府指令性工作后，在仍具有以往的政策性职能的同时，还增加了商业性的业务功能，以韩国的资产管理公司为代表。

(三)合并国内多家资产管理公司，以泰国为代表

一个国家内如果存在多家由政府成立的资产管理公司'在经营活动中，可能会出现利益冲突的问题，出于利益和效率的考虑，可以选择将同类型机构进行合并。

(四)借鉴日本过渡银行的经验，待我国存款保险体系建立后，将其与存款保险公司相结合，处置问题银行的不良资产

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以及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我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应该立足于不良资产业务，同时发展其它的金融衍生业务，向有中国特色的现资银行发展。

三、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转型为现资银行所需的条件

(一)最重要的是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本身进行改造

1．进行股份制改造，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我国的金融管理公司是一种政策性的金融机构，所用资金全部来源于国家拨款。同时，其国有独资的产权结构和缺乏董事会的治理结构，不利于资产管理公司的市场化运作，因此要建立现资银行，就要遵循市场化原则，实现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和原资产剥离银行之间的完全脱钩，按照《公司法》的要求进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与改造，积极引进国内外战略投资者，加快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建立产权清晰、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造成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现代金融企业。建立健全由股东大会、董事会、总经理和监事会组成的公司治理结构，规范公司产权结构和法人治理结构，完善组织管理体制，实现股权多元化，治理机制商业化，形成有效的权力机构、决策机构、监督机构和经营者之间的制衡机构，使资产管理公司成为一个真正的市场主体，按商业化原则经营管理，参与市场竞争，成为《公司法》独立的法人。

2．以处理不良资产为主营业务，同时进行投资银行的业务创新以及产品创新。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主要的业务，就是处理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同时还办理投资银行业务例如证券的发行与承销。但是要转型为现代的投资银行就要增强自身的竞争力，加大业务品种的创新和业务范围的拓宽，尤其需要端正位置，顺应整个国家的发展改革大局，在转型发展过程中，只有注重自身的比较优势，扬长避短，突出主营业务，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市场定位，树立具有自身经营特色的市场品牌，形成核心竞争力，才能在未来的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

3．拓宽融资渠道，有充实的资本金来保证投行业务的正常运行。4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成立时的注册资本均为100亿元。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不管是以账面值还是以市价购入银行的不良资产，都需要大量的资金。由于中国不良贷款规模相当大，完全依靠国家财政拨款或注册资金是办不到的。以信达公司为例，运用100亿元的注册资本按面值购入建设银行2500亿元的不良资产显然是杯水车薪。目前，资产管理公司合法获得资金的渠道有二：一是央行的再贷款，二是发行金融债券，这样的融资渠道对于资产管理公司向现资银行转型来说也是远远不够的。资产管理公司可以尝试利用信托、资产证券化、发行特别证券等多种手段来拓宽融资渠道。

4．健全风险防范和内控机制，主要防范投行业务中的经营风险和道德风险。健全的风险防范机制是进一步强化内控机制，实现业务发展和内控管理的有机统一。完善内控制度建设，通过技术、机构、机制、制度的协同作用，对客户信用风险、资产价格风险、员工道德风险、资金财务风险等所有经营和管理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进行全方位的严密监控和防范，确保依法合规经营。以高水准的内控管理确保公司各项业务的稳健运作，逐步打开投资银行的市场准入通道。通过加强风险防范制度建设，狠抓制度落实，重视内控制度的监督检查，加大违规处罚力度，树立资产管理公司的内审和监察的权威性，以切实防范资产管理公司运作中的经营风险和道德风险。

5．建立科学有效的业绩评价与激励约束机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向现资银行转型后需要大量专业化、市场化的人才，科学有效的业绩评价和激励约束机制是吸引人才，开展投资银行业务的保障。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原有的行政色彩浓厚，员工的积极性普遍不高，并且缺乏竞争，而市场化的运作机制必然带来对利益的追求，这也是人性的一个本质特征。如果没有利益激励，人就很难保持持续的创造力和积极性。同时资产管理公司要建立高起点、高质量、

分层次的人力资源培训体系，加大现有员工的培训力度，加强专业人才引进，激发员工的进取心，增强员工的归宿感、成就感，培养造就具有现代金融意识和现代管理知识、能够真正适应国际金融竞争的管理人才队伍。

6．树立企业意识和企业文化。我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脱胎于国有独资银行，行政单位色彩浓重，缺乏现代金融企业的文化建设和品牌战略，缺乏商业化经营的理念，然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转型为现资银行是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主要目标，因而在运行机制和制度上要突出企业的色彩，明确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未来的发展方向，稳定员工的心态，进而引导和强化资产管理公司各部门员工树立向现资银行转型的思想观念与意识。

(二)必须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市场化运作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1．政府在政策层面上给与支持，并减少其干预。2004年初，国务院批准了财政部《关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改革与发展问题的请示》，明确提出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向商业化转型”的发展方向，消除了资产管理公司“十年生死悬念”；随后又出台了《投资业务风险管理办法》、《委托业务风险管理办法》、《商业化收购业务风险管理办法》，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拓展业务、深化改革提供了必要的政策支持。一份由财政部、银监会、人民银行等几个部门制定的资产管理公司转型方案显示，将放开资产管理公司经营范围，分别根据各个公司的进展情况准予市场准入。该方案规定资产管理公司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可以增加10项经营范围，包括：信托、金融租赁、汽车金融、基金、证券、风险投资、入股商业银行等，将资产管理公司转型为金融服务企业。

2．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规范和保证投行的运行。现行法律框架并没有赋予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必要的法律地位和特殊保护，特别是在诉讼管辖权、处置担保抵押债权、法院案件审理等方面处于不利地位，行政干预和地方保护主义也对经营和处置不良资产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因此，在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向现资银行转型的过程中，不仅要解决在资产收购和转让、资产处置、债务重组、债转股、不良资产证券化等方面的法律缺失问题，而且应该建立新的法律、法规来规范资产管理公司的行为，保证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成功转型。

3．完善不良资产处置市场体系，保证较好的处理不良资产业务。市场体系的完善与否决定着不良资产处置的方式、速度和效率。在发达国家，不良资产处置通常有较发达的资本市场作支持，市场规则完善，金融产品丰富，市场交易活跃。而我国不良资产的交易和处置市场还不够成熟，市场参与程度低。一级市场上基本由4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垄断，缺乏有效的市场竞争，也无法确定不良资产的真实价值。而二级市场没有形成结构合理的批发市场和零售市场体系。因此应该引入竞争机制、价格机制和信息披露机制，发挥市场引导供求、定价和产品设计等方面的作用，加快培育不良资产交易和处置的市场体系。

公司金融的发展历程篇4

关键词：商业银行 公司金融 综合服务 研究

一、导论

（一）研究目的及意义

在经济高速发达的今天，商业银行公司金融综合服务研究成为了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商业银行公司金融综合服务是一种多元化的金融服务，服务内容主要有提供资金、集中支付、风险管理等。眼下，商业银行公司金融综合服务成为银行、金融的重要管理平台，在银行和国际金融市场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虽然我国目前也有商业银行公司金融综合服务，但是由于起步晚，发展时间较短，还存在很多缺陷，比如，资金管理不合理、缺少相关法律监管等，还需进一步进行完善。

我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增长，中国的金融市场的份额和范围也越来越大，同时，国外的很多金融机构也开始进入中国市场，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的金融市场造成巨大的影响。因此，为了确保我国商业银行公司获取更大的份额和更大的金融市场，还需加强对金融市场的建设与管理，还需须开发的所有方面的长期发展战略。因此，研究商业银行公司金融综合服务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本文主要将我国商业银行公司金融综合服务研究作为核心来分析目前商业银行公司金融的现状及相关问题，同时也提出了部分建议及意见。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1、国内研究现状

面对外国金融银行和私人的双重打击，银行也在不断探索和创新的发展战略，其发展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还导致了银行相关领域的深入分析和调查。周英雄在“客户关系管理和价值创造”中重点探讨了对银行客户管理在发展、客户关系管理、科学和完整等，同时也提出了长期客户关系管理与客户之间的价值关系及我国现金管理服务存在的一系列问题。

陈小宪认为中国商业银行公司的业务应进一步进行创新，重视创新业务的改变，完善公司银行产品的服务创新体制建设，根据客户的实际情况及自身需要进行改进和开发，同时，站在目标客户的角度上进行换位思考，了解客户的生产、经营等，重视理财业务领域、现金管理等领域的加强与创新。

王健康把进一步讨论了客户关系，和客户关系管理的价值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提出了客户关系的分析，可以形成一个更稳定和庞大的价值链和价值链为金融行业和银行的发展，但是当下的问题比较复杂，比如缺乏创新、有效机制的监督、管理水平较低等。

杨绍辉认为供应链金融就是向客户提供相关的融资服务、现金管理、理财及结算业务等，但是，在当下的环境下，只有加强对企业现金流的管理，才能提升企业存货与应收账款的变现等。

2、国外研究现状

与国内相比，国际上早期对公司金融与企业理论的关系、综合性公司金融服务及金融脱媒理论有了相关介绍。

Modigliani&Miller提出了假如公司对融资有了提前预定且支付的情况下进行的融资不是非常重要的。不少公司在进行清算时，存在着成本的价值损失，说明公司的总体价值最大，还需明白相关企业理论。

Pennacchi认为中间业务是公司银行有着较低的融资成本，为激烈复杂的市场环境做的现金准备，能够为银行规避更多的风险、减少利息损失，从而获取更多的收益。

Alli Nathan&Gordon Sick通过研究讨论出的结果是，中间业务对商业银行的最优规模影响很小，几乎没有，虽然商业银行为资金的风险有着有效的管理，但是总成本对中间业务的敏感度很低，而手续费也越来越多，因此，中间业务对商业银行最优规模的影响较小。

二、商业银行公司金融综合服务的概述

（一）商业银行公司金融综合服务的内容

商业银行公司金融服务的最大目标就是获取最大利益，是一种以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为主要经营对象的金融公司，其中主要包括公司客户、个人客户和机构客户。商业银行公司金融服务业务比较广泛，主要是进行开展资产、业务及中间业务。银行实体银行客户资源组织和员工识别和管理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现代银行管理的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管理哲学需要组织对顾客价值和如何选择其活动的实现，以及如何挖掘管理，实现有效的客户关系管理维护和创造价值。商业银行公司金融服务是商业银行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银行利润的来源之一，不少银行的中间业务也主要来源于商业银行公司金融业务。

（二）商业银行公司金融综合服务的发展历程

在商业银行公司发展的初期，重点在于开拓市场、降低成本和关注客户。我国商业银行公司主要是通过维护和扩大使用范围进行经营，此外，还需要从资本和业务综合服务，扩大中间业务、表外业务收入，和建设金融服务、合作、管理集成的银行融资。

随后，商业银行公司开始将重点调整到银行现金管理上，也就是现金管理，包括库存现金、银行存款、短期投资等。与大家认为的现金管理不同的是，主要是根据相关政策规定对提取现钞的数量及用途进行严加管理和控制，因而控制社会现金的流通。

公司金融的发展历程篇5

应运而生 有预则立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对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任务和目标作了明确部署。为实现专业银行商业化和中央银行金融调控间接化，发展金融市场特别是债券市场成为必要的改革配套措施。为剥离银行的政策性金融业务，1994年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三家政策性银行成立，其资金筹措的主要方式是面向金融机构发行政策性金融债券，当年发行债券面值605亿元，迫切需要对债权债务进行规范管理的中介服务。国债市场因托管不集中、交易不规范、风险管理失效，发生了“327”国债期货风波以及数额达上千亿元的国债回购债务链难以清偿等系统性风险；国债从发行到兑付各环节均存在严重隐患，出现承销机构超冒发行及挪用投资者国债和伪造变造实物国债等诸多严重事件；发行实物券成本高、效率低，发行与流通渠道不畅。诸多问题亟待加以整顿和改革。

这些情况和问题的出现，促使建立债券中央托管结算机构，实现债券的集中托管和统一结算以配合改革和支持市场健康发展，成了必然的政策选择。在中国人民银行和财政部共同推动下，经国务院同意，1996年底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央结算公司）在中国证券交易系统有限公司（简称中证交）基础上正式改组设立。自1994年下半年起，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指导和公司主要领导全力支持下，中证交就债务工具的登记、托管与结算体系的业务模式和系统建设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开发等前期工作。参照国际做法并结合我国当时情况设计了业务模式和初期需求，据以开发了过渡性债券结算系统，同时制订了业务规则；以此为依托办理了政策性金融债和中央银行融资券的簿记式登记、托管，支持了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公开市场操作试点的开展；1995年承接了世界银行对中国人民银行“中国政府债券簿记系统设计”技术援助项目，于1996年5月如期完成，形成了整体设计并借机了解和掌握了更多的国际经验；在财政部指导下，1995年中证交草拟了国债托管和国债结算管理办法两个法规性文件中英文初稿，1996年财政部主持世界银行技援项目，对两个文件进行了国际咨询与论证，1997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债托管管理办法》正式颁发。以上准备为中央结算公司设立后迅速投入运营及日后的稳步发展打下了业务、技术、制度及人才基础，并初步确立了法律地位和依据。

九层之台 起于累土

中央结算公司一经设立，即以履行国家金融基础设施职责为己任，以服务市场与监管为宗旨，在主管部门的领导和支持下，全程参与了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培育建设，以高起点高标准做出了基础性、开创性的专业贡献，树立了中国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里程碑。

中央结算公司结束了中国有纸债券分散托管的历史，并在国内率先推出债券无纸化中央登记托管体制，维护了国家信用和金融稳定。这一体制大幅提高了市场效率，同时降低了市场运行的成本与风险，为中国债券市场的快速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央结算公司在紧密结合中国国情并吸收国际经验成果的基础上，自主设计支持报价驱动交易的多层次债券托管结算模式，既有适合机构参与的一级托管、全额实时分层结算的批发市场业务模式，又有适应散户参与的二级托管、日终净额结算的柜台零售业务模式，为各类投资者进入市场准备了便利且安全的通道，有效维护了债券托管与结算秩序，创设了提高市场开放度的必要条件，有力支持了银行间债券市场的迅速发展。

中央结算公司在国内首次建成和应用债券远程招标发行服务系统，使债券发行的市场化与规范化进入新的阶段。中央结算公司自主建成的中央债券综合业务系统，集债券发行、登记、托管、结算、付息兑付、信息等功能于一体，提供债券全生命周期服务，进一步有效降低了市场运作成本和风险，推动了中国债券市场基础设施的现代化。

中央结算公司的中央债券综合业务系统与中国人民银行大额支付系统实现联网运行，实现了券款对付（DVP）结算机制，根除了债券交易结算本金风险，同时保障了支付系统的稳定高效运行。这标志着中国金融基础设施在这一领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中央结算公司编制了全球首条人民币国债收益率曲线，其后陆续发展出包括各信用等级债券收益率曲线、估值、指数、风险值（VaR）等在内的一整套中债价格指标体系，以反映人民币债券市场价格及风险状况。该体系有效促进了市场透明度和成熟度的提升，支持了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央结算公司在全球首创了中央托管机构提供第三方估值的范例，得到国内外同行的一致认可。

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发展成果凝聚了各相关方面的心血与努力，而债券基础设施的发展为债券市场在安全、高效、低成本和开放性方面的成功提供了基础性支撑。回顾历史作用，中央结算公司作为其中一员坚持精耕细作，夯实了市场底层架构，并成功经受住了发展的检验。这些早期的成功之举和当时市场规模数量年复一年的成倍增长，带给中央结算公司上上下下以极大的鼓舞，更加坚定了信心。

上下求索 居高声远

从全球范围看，与交易前台相比，在金融行业许多人的心目中，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尤其是托管与结算环节通常被看作是简单的重复性工作，长期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不仅政府部门，甚至一些业内人士都忽视这一领域的存在。金融基础设施行业发展十分缓慢，仅权利凭证从非混合保管到混合保管，从移动到非移动就经历了极为漫长的过程。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发生了“纸处理危机”，德国暴露了赫斯塔特银行的“结算本金风险”，对市场造成了重创，才引起了相关人群的关注。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之后，证券结算行业的原则要求开始被提出，并由多方面不断陆续和增补修订。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金融基础设施领域的受重视程度更是被提到了顶级高度，相关议题被纳入G20峰会。这当然也是为应对金融全球化所带来的新挑战。

国内情况也很类似。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债市混乱局面直接促成了中央结算公司的设立。随着金融改革和发展的深入，各方面已经逐渐认识到，在实现金融改革核心目标――提高金融资源优化配置效率方面，安全高效的托管与结算等金融基础设施所发挥的支持和保障作用不可或缺，该行业的发展与建设因而也进入到党和政府决策顶层的视野。纵观行业历史并结合中国的实际经历，可以看到，正是金融风险与危机促进了金融基础设施行业的发展与地位的提升，而该行业的落后也会直接拖累金融行业的稳定与发展。这同国民经济与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之间的关系可谓异曲同工。进一步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托管与结算是当代金融市场乃至金融行业安全有效运行的枢纽环节，也是金融改革与发展的一个战略支撑点。

近二十几年来，以上认知的变化推动行业进入规范发展的轨道，相关原则标准经反复提炼不断推出，且在陆续深入和拓展。1989年由专家组成的国际三十人小组（The Group of 30）最早了“证券结算系统九条建议”，成为中央结算公司开展早期建设的重要依据之一。在此后十几年，国际上相关机构和组织密集推出新版本的标准。据统计，到2002年，全球就证券结算系统标准共了九个版本：G30三个，国际证券交易所联合会（FIBV）和国际证券业服务协会（ISSA）各一个，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单独三个，另与国际支付结算体系委员会（CPSS）共同的“关于证券结算系统的19条建议”得到了更为广泛的认同。九个版本中七个以上共同设及的内容有五项，为证券借贷、交易确认、券款对付、中央证券托管体制及结算最终期限。2012年，IOSCO 、CPSS与国际清算银行（BIS）在之前基础上又共同了《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原则》，将支付系统、中央托管、证券结算、中央对手和交易数据库全部纳入标准要求范围。综合来看，这些原则标准提出的趋势性及技术性要求是非常正确和重要的，但出于兼顾不同国家和地区发展差异的需要，有些内容还带有权宜性。中央结算公司始终密切跟踪标准的发展，并尽己所能加以实践。近年来，相关国际组织依据以上标准定期开展现场评价，中央结算公司评价稳健良好，量化达标分数保持在85分以上，主要差距在于法律基础还不够充分。

公司金融的发展历程篇6

【关键词】瑞典FAMC 转型发展经验启示

20世纪以来，伴随着金融全球化和创新而来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呈现多发频发态势，且影响范围和破坏力日益增大。无论是美国、日本、欧洲等发达地区，还是中国、巴西等新兴经济体等国家的金融体系或个别金融机构都在曾经历过严重的危机。为应对已经发生或未来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对本国金融体系的影响，国际金融机构、各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防范化解风险。金融资产管理公司（Financial Asset Management Corporation，以下简称FAMC）作为化解处置不良资产的专业机构，成为各国处置金融体系不良资产的共同选择。我国FAMC是经国务院批准同意设立，专门从事收购和处置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的国有独资非银行金融机构。作为国有独资机构，FAMC在享有税收优惠等一系列政策保障的同时也受到了中国市场经济不完善背景下的制度约束。基于此，我国FAMC在实际运营中应借鉴国外资产管理公司的发展经验，积极探索创新，形成符合中国特色的运营模式和经营风格。

一、我国FAMC发展现状

（一）我国FAMC改革发展历程

1999年，肩负着化解国有银行不良资产，促进国有银行化解包袱、轻装上阵，深化改革重任的华融资产管理公司、长城资产管理公司、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和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相继成立，注册资本各100亿元。经过26年的改革发展，我国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的改革定位经历了一个“限定十年处置政策性金融不良资产的存续期，到同意探索商业化经营和存续转型期，再到一司一策的商业化转型”的过程，经营范围逐步由单一的不良资产处置拓展到不良资产经营、资产经营管理、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租赁、投资、期货、置业等全牌照、多元化、一揽子综合金融服务。截止2014年末，四大资产管理公司资产规模达到1.74万亿元，当年累计实现净利润447亿元。

政策性金融业务阶段：1999年～2005年，长城、华融、信达和东方四家国有FAMC成立后专门从事收购、管理和处置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完成国务院下达的政策性处置任务和回收目标。

商业化转型阶段：2005年，随着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国有资产管理公司的政策性不良资产收购任务的基本完成，存续和发展问题摆在了国有资产管理公司面前。2005年12月，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收购上海银行30亿元不良贷款，开启了国有FAMC的商业化经营转型之路。2007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四家国有FAMC的转型方向为“业务有特色、运作规范化的综合性非银行金融服务企业”。2008年，财政部牵头，人民银行、银监会等参与，组建FAMC转型改革发展工作小组，负责制定和推动实施四大FAMC的商业化转型方案。2010年，按照“一司一策”的原则，国务院批复同意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改革方案。率先获批试点的信达资产管理公司顺利完成商业化改造并在香港证券交易市场上市，我国FAMC的商业化转型取得标志性成果。2012年10月，华融成为第二家改制挂牌的股份有限公司。

混业经营发展阶段：2009年，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收购广电日生人寿50%股权，将保险牌照纳入旗下，迈出我国FAMC的混业经营的第一步，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通过发起设立、收购、重组等方式，逐步参控股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券商、基金和租赁等多家金融机构。如今，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均已发展成为全牌照的国有大型金融控股集团。以长城资产管理公司为例，直接或间接参（控）股金融机构包括：德阳银行（58.14%）、长城国瑞证券（67%）、长城国兴金融租赁（100%）、长生人寿保险（70%）、长城新盛信托（35%）、长城天津金融资产交易所（51%）、长城国融投资（100%）、长城宁夏资产（100%）等。

（二）我国FAMC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法律法规的严重滞后导致FAMC的发展缺乏规范和引导。国务院2000年颁布实施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已远远滞后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发展。近年来，随着FAMC商业化转型和混业经营发展，金融监管部门陆续出台了诸如并表监管指引等政策，但仍然缺乏对FAMC经营发展明确、统一的规范和引导，FAMC的发展仍然处于“各行其道”的任性生长阶段。

2.现行监管体制严重落后于金融混业经营的发展。2014年，财政部、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印发《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监管办法》，明确由银监会负责对FAMC集团母公司实施并表监管，但仍未改变现行的分业监管体系，监管框架逐渐落后于FAMC的混业扩张步伐，难以对FAMC实施有效监管，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对混业经营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内部金融机构之间、金融机构与集团公司之间的交叉部分难以监管到位；二是各分业监管机构的职责不清，权责不对称，配合协同机制不完善，监管部门对于金融风险的管控处于被动的地位；三是FAMC旗下的各金融机构分别按照不同监管部门的资本金、经营管理、风险控制、任职资格等监管约束要求进行内控管理和发展，但无法避免混业经营的FAMC凭借丰富金融工具和宽阔的金融平台规避监管，直接导致外部监管约束的失灵和失效，无论是人民银行还是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都均难以有效组织对其风险源、风险传导渠道的监控；四是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等金融监管部门监管机构架构相对完整、独立，但由于缺乏有效的、系统的、全面的监管协调机制，各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配合难度大、配合效率低、信息沟通不畅等问题突出，难以把握集团内部大量、复杂的关联交易信息，难以及时有效的防范和化解风险。

3.公司治理结构的缺陷导致经营风险难以得到有效管控。四家国有FAMC是由财政部注册成立的国有独资非银行金融机构，产权结构非常单一，导致资产管理公司存在治理结构存在严重缺陷。一是公司治理机制失效。从形式上看，国有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明确了出资人职责和义务，建立了监事会，内设了合规、监察、审计等内控部门，但由于产权主体缺失，股东和经营者相互制衡的公司治理机制紧紧浮于表面，难以有效贯彻执行，权力机构、决策机构及执行机构之间的制衡关系不明确。即便是经历了股份制改革的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和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也未真正建立起激励和制约相结合的现代法人治理结构。二是决策和经营机制失效。目前，国有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主要领导由国务院指定，职业经理人制度缺失，机关化色彩浓厚，公司决策不公开、信息不透明，商业化及市场化程度较低，运行效率较低。三是内部“防火墙”机制失效。国有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混业经营，银行、证券、保险之间资金、业务相互掺杂、相互渗透，关联交易和风险的内部传染等隐患较为突出。从国际经验来看，有效的内部“防火墙”体系一般是将金融机构从事金融业务的高风险由集团直接承担，但国内的模式却与之相反。

二、瑞典FAMC的发展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

（一）瑞典FAMC的发展历程

1.成立阶段。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瑞典经济高速增长，经济增长率平均超过10%。长期以来依靠高投资率和低利率驱动、过度的繁荣滋生了大量的资产泡沫，1992年泡沫破灭，同时欧洲经济陷入衰退，外部经济环境恶化，房地产价格剧烈下跌，导致大量坏账累积和金融机构倒闭。为化解和处置主要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瑞典政府分别于1992年和1993年分别设立了两家国有FAMC――Securum和Retriva。Securum和Retriva分别由两家问题最严重的Nordbanken和Gotha银行各自设立，瑞典政府累计注入了423亿瑞典克朗的资本金，分别负责Nordbanken和Gotha的不良资产处置，而其他经营相对平稳的银行不良资产则分别由Securum和Retriva下属的资产管理公司来处理，瑞典国有FAMC主导的不良资产处置框架逐步确立。

2.贷款清偿阶段。Securum和Retriva成立时通过政策性购买的方式吸收了巨额的银行不良资产，涉及债务企业上千家。Securum和Retriva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决定对其采取破产清算还是重组，对涉及重组的企业斟酌选择重组的模式，其中又涉及到业务重组和财务结构重组。具体的清偿措施如下：第一，转换贷款。对于贷款抵押物价值较高能够基本覆盖债务成本的不良资产，通过转换贷款获得抵押物的所有权。第二，通过谈判明确债权债务关系，同时建立公正的声誉，以资产价值最大化和稳定金融市场为目标，避免树立低价变卖高成本接收的不良资产的形象。第三，企业重组。对盈利能力和生产能力较强，抵押物价值基本能覆盖银行债务的企业采取重组方式。第四，破产清偿。考虑到法庭清偿或破产程序成本高、时间长，Securum和Retriva将其作为资产管理公司和债务人之间的谈判手段，仅在其为收回资金唯一方法的情况下对债务人进行破产清偿。

3.商业化转型阶段。1994年中期，Securum和Retriva承接的大部分政策性不良资产处置基本得到有效处置，两家FAMC在瑞典政府的支持和主导下逐步收购合并了国内其他的资产管理公司，开启了商业化不良资产收购、处置的步伐，致力于通过各行业的资产持有公司创造价值，获取收益。瑞典FAMC通过债转股等方式，持有企业的资产或股份，进而获得管理权，之后通过并购、收购以及变卖资产等方式对持股公司进行业务重组和财务结构重组，合理的业务和财务结构有助于将有限的资源配置在核心业务上，最终提高公司的生产能力和盈利能力，以适应市场对产品质量和价格的需求。

瑞典FAMC通过不良资产的收购、管理和处置，不断提高持有的资产的吸引力。瑞典的两家FAMC从根源入手，深挖债务人的问题，进而对症下药，具体体现在对工业公司和房地产公司的重组上。一是对工业公司的重组。资产管理公司对工业公司的业务进行梳理，保留盈利的业务，通过业务重组和削减雇员，使其有效运转。二是对房地产公司的重组。为方便处置具体的物业，通过和其他债权人协商谈判，转换或者购买相关物业，重组地域分散的资产，化零为整，进而使维护工作与服务更加有效。与此同时，通过提高现金流量减少空房率。这一阶段的FAMC仍需要承担政策性不良资产和问题机构的处置任务。

4.资产处置阶段。瑞典FAMC在处置不良资产阶段做到了“三合适，一创新”。一是把握合适的出售时机。瑞典FAMC运作的目标是在实现效益最大化的同时，兼顾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考虑到过快地把不动产投入到脆弱的市场，会再一次导致资产的贬值，瑞典FAMC设立了长期经营的计划，即在10至15年处置完所有不良资产。二是建立合适的定价机制。在复苏比较快的不动产市场，通过建立新的估价原则，在对不动产定价时充分考虑未来几年的价格变动趋势，从而在减少决策成本，加快销售速度的同时实现利益最大化。三是选择合适的出售方式。瑞典FAMC根据资产持有公司的实际情况在零散处置资产、一次性打包出售和变卖整个公司等三种处置方式中审慎选择合理的出售方式。在出售整个公司时，考虑到国家宏观经济条件，尽量通过与潜在收购方协商谈判变卖资产，避免采取拍卖方式产生流标。四是资产证券化创新。瑞典FAMC将不良资产打包，将证券化的资产在本国和英国股票市场上市发行，成功取得低于平均水平的抑价率，在股票市场上发行募资获得股权溢价。

5.彻底转型为商业化机构。1994年以后，瑞典逐步摆脱经济危机的影响，经济开始回升。1996年，在基本解决银行不良信贷资产问题后，瑞典政府逐步取消对国内银行的隐性政策担保，转而寻求商业化、市场化的发展方式和道路。此时，Securum和Retriva收购和管理银行不良资产后持有的房地产类资产价格逐步攀升。出于市场化操作和效益最大化目标等考虑，瑞典政府着手安排Securum和Retriva合并，组建一家以商业性业务为主、政策性业务为辅的不良资产处置机构Venantius，至于Securum和Retriva持有的以房地产类资产价值约100亿克朗的资产，则通过直接注入的方式纳入Venantius旗下。新组建的Venantius定位于专业化的房地产投资持股公司，在随后一段时间内逐步完成余下政策性不良资产处置任务，彻底转型为商业化的银行不良资产处置机构。

（二）瑞典FAMC对我国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原因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不同的国家FAMC的处理方式、存续期间、存续方式、退出或转型方式等都存在较大差异，结合我国现有的现实经济情况和FAMC的发展状况，对照欧洲国家主要FAMC的发展模式，笔者认为对我国FAMC的发展最具借鉴意义的是瑞典模式，具体原因体如下：

一是我国和瑞典具有大致相似的不良资产形成背景。20世纪90年代，由于金融体系自由化速度过快、信贷扩张过快和实行固定汇率制度等原因，在刺激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导致瑞典通货膨胀严重、资本外流、企业破产激增。与此相类似的是，我国的不良资产也主要来源于经济迅速增长过程中的结构失衡造成。

二是我国和瑞典的不良资产处置方式相似。两者都是用分散处置的模式来处置主要银行机构的不良资产，Securum和Retriva分别负责处置Nordbanken和Gotha银行的不良资产，我国的四大FAMC分别负责处置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和中国银行的不良资产。

三是不良资产处置成效良好。瑞典模式的优点是高效率和高收益。首先是高效率，Securum和Retriva仅仅用了不到五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工业和房地产业不良资产的处置任务，比预期10～15年时间大大缩短。其次是高收益，瑞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处置不良资产时，获得比预期好的收益，无论是Securum和Retriva还是合并后Venantius的所有成本几乎都得到了补偿。

四是采取转型存续和多元化经营的发展方向。不同于匈牙利、波兰等国的FAMC在完成处置不良资产的历史使命后都被撤销，存续期间较短情况不同，我国和瑞典对国有FAMC都采取了转型存续的发展方式。我国FAMC从以不良资产处置为核心业务为起点，逐步衍生保险、证券、信托等全覆盖全领域的综合金融服务功能，多元化经营架构已经显现，在后续发展中需要借鉴发达国家混业经营的相关经验。瑞典FAMC在内部针对不同的类别和行业设立了不同下属专业子公司，以专门管理如工业资产、房地产资产等不同类别的资产。这种模式可以加强专业化经营，有利于加快资产处理的进度，从一个独立单一金融企业的组织架构向一个多层多级复合型企业联合体转变，各子公司在经营和发展中保持了相对的灵活性、独立性、有分有合，既分又合。

（三）瑞典FAMC发展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的FAMC收购、管理和处置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不良资产时，处置方式相对单一和粗放，特别是对于政策性不良资产的处置并未将追求高效和高收益作为主要工作目标，主要采取打折变卖回收等方式，在处置过程中市场化操作程度低，造成了不良资产处置过程中暴露出回收率低等问题。因此，学习借鉴先进和成熟的经验，推动我国FAMC的稳健高效发展，可以充分吸收了借鉴瑞典FAMC这种以市场化的运作手段灵活处置不良资产、兼顾处置速度和效率的模式。

1.获取有力的政策支持和配套的法律政策。首先，瑞典当局针为铺平FAMC的发展道路制定出台了一系列保障措施。一是允许银行下属的FAMC的财务报表不实行并表监管，也就是说可以独立考核，不进入银行母公司的财务报表，保证了FAMC在收购、管理和处置不良资产时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和主导型。二是在不良资产处置过程中，瑞典政府对不良资产处置实行大幅度的税收减免政策。三是在处置后期，允许银行的股东通过购买、增资入股等方式持有FAMC的股权，从而彻底地将FAMC从银行母公司的框架中分离。此外，虽然瑞典也属于大陆法系，但其具备相对完备的贷款抵押物处理法律保障体系。四是，瑞典金融监管部门建立系统防范措施，通过增进决策和执行的透明度尽快恢复市场信心。

2.采用不同类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分散处置不良资产。瑞典根据实际情况，针对两家问题严重的银行先后分别设立了一家国有的FAMC，然后在国有FAMC处置完政策性不良资产任务后，将这两家政策性国有FAMC合并成为一家商业化国有FAMC。

3.按长期可实现价值的原则购买和管理不良资产。为维持银行业的公正、保证整个银行业的竞争和发展，瑞典政府要求FAMC在收购不良资产时必须要按照长期可实现价值，并将一定比例的不良资产留给银行，不能照单全收。这种定价和收购的方法既避免了收购过程中道德风险。

4.按照专门化、市场化的方式处置不良资产。瑞典FAMC采用母公司统筹管理，并根据不同资产类别设立专业子公司，配备不同行业的专业管理人才和技术、法律等专家，组建专业化小组处置对应行业的业务，在处置不良资产过程中，实行专门化、市场化。专业化处置有利于加速资产处理的进程。

5.多元化经营提升FAMC资产管理的规模及抗险能力。随着资产管理行业的放开，混业经营的趋势越发明显，各机构之间的合作成为大势所趋。同一FAMC下的不同子公司或专业机构可共享客户、优势互补、分享投资、促进FAMC业务的多元化发展。

6.确定合适的市场化改革发展方向。随着FAMC政策性不良资产收购、管理和处置的基本完成，存续和发展就成为攸关其自身的关键。FAMC要继续存续下去，就必须要通过改革转型来适应外部市场的需要，要从纯政策性目标转型为面向市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FAMC在收购、管理和处置不良资产过程中，如果能够在有效处置不良资产的同时保证持续获利，那么适时对其进行商业化转型是可行的。瑞典资产管理公司在完成处置不良资产的历史使命后，持有的房地产资产比重较大，因此，在市场转型中，瑞典转型为商业化的房地产投资公司是合理的选择。

三、推进我国FAMC转型发展的建议

（一）加快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修订进程，明确FAMC的法律定位

建议借鉴瑞典为FAMC发展提供完备的法律保障经验，尽快推动修订完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管理条例》，制定相关配套制度，从法律层面明确我国FAMC的定位和发展方向，引导我国FAMC的专业化、多元化经营。

（二）加快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完善FAMC监管体制

近年来，银监会等金融监管部门分别出台了并表监管指引等文件，但分业监管的格局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FAMC的混业经营监管依然缺乏法律支撑。建议尽快出台《金融控股公司监管条例》，从宏观审慎管理的角度出发，将混业经营的FAMC列入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搭建市场准入、日常监管、发展评估和风险管理监管框架。

（三）进一步推进国有FAMC改革，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度

逐步引入社会资本、战略投资者等多渠道资金，进一步优化国有FAMC的股权结构，明确出资人职责，引入职业经理人制度，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借鉴瑞典模式，在FAMC内部设立不同专业的子公司，构建各子公司之间的“防火墙”，健全和完善内控风险防范和管理制度，切实防范关联交易和内部风险传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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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金融的发展历程篇7

广州长堤大马路，从修筑开始就与商业、金融有直接关系。

123年前，为“防洪”、“兴商务”而建造的广州长堤，将西关的财富和繁华引至长堤，自清代“一口通商”以来的携带，这里“坊港纵横，货物如炽”，成为各国商贸业和洋行抢滩中国的头号阵地。

88年前，孙中山先生在沿江中路193号亲手创办中央银行时，广州长堤自此受称“中国金融第一街”美誉。这里“风光奇异、骑楼绮丽”，是历史悠久的岭南文化集散地、“十里洋场”商业文化发源地和广州金融发源地，人文历史底蕴深厚。

2012年6月28日，广州长堤大马路经历繁华与没落、没落与繁华的复兴之路，国内首条民间金融街——“广州民间金融街”正式开业。开业仪式上，作为金融街重要的配套服务设施，广州民间金融街管理公司、广州民间金融研究院和广州民间金融商会同时宣布挂牌成立。此前，SMEIF记者在采访6月26日召开的广东省金融工作会议上，目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亲手将“广州民间金融街”的牌匾交到广州市越秀区政府领导人手中，标志着从酝酿到筹备近半年的广州民间金融街正式成立。

今天，广州民间金融街成为推动百年长堤发展金融、向世界商贸名城再出发的新起点。

自今年年初始，广州市和越秀区两级政府结合长堤大马路的街区布局、产业形态进行重新设计、整体规划与综合整饬，“修旧如旧”还原百年街区的历史风貌并增加现代金融商业元素，全面展示金融街的岭南格调、金融元素和民间特色。从建筑外立面、人行道改造、光亮工程、商业广告牌设置及相关配套设施等方面综合设计，力图打造一个在外观上既能反映广府文化内涵，又能体现金融建筑沉稳感及历史氛围的民间金融服务街区。

据越秀区金融办介绍，广州民间金融街是国内首条集资金借贷、财富管理、支付结算、信息为一体，体现岭南风情、广州特色和民间特点的金融街。

在发展定位上，广州民间金融街将与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等国内其他金融基地错位发展、功能互补，主要为中小微企业和居民个人提供全方位、多样化的金融服务，致力于探索形成民间融资的“广州价格”，为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引导民间金融规范发展探索经验。

“一轴两街六区”打造民间金融机构集聚中心

越秀区金融办介绍，未来将广州民间金融街建设成为具有区域影响力的民间金融机构集聚中心。

一轴 打通圣心教堂与长堤大马路之间的视线通廊，形成以金融服务、旅游观光为主题的景观廊道。

两街 长堤大马路、一德路两条商业骑楼街，分别形成金融、商务两条主题街道。

六区 1、民间金融核心区：长堤大马路沿线的南北两侧形成以民间金融为主的金融专业市场集聚区。2、商业配套服务区：用地中部采用空间腾挪的更新模式置换旧厂房等，形成以商业、休闲、旅游、餐饮等功能为主的综合服务区。3、金融配套服务区：引入律师、会计师事务所等专业机构，打造针对民间金融的专业配套服务区。4、民间金融拓展区：开发建设地铁站东南侧的历史文化街区建控地带，配合未来规划的民间金融机构，引进小贷公司等新型民间金融机构。5、民间金融总部区：结合一德路以南原有的楼宇结构，引入业内大型金融相关机构，形成民间金融机构总部的聚集区。6、海珠广场金融商务总部区：以海珠广场为中心的东部地区将作为民间金融街远期扩展的区域，打造民间金融街向东扩展的门户和另一核心区域。

着重突出三大功能 “聚集、服务、定价”

越秀区金融办介绍，广州民间金融街着重突出“聚集、服务、定价”三大功能：

——充分发挥集聚效应。目前已引进小贷公司、担保公司、典当等民间融资机构以及银行、证券、期货、保险等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和贵金属交易、黄金珠宝交易公司等30多家机构。

——重点突出服务功能。拓展面向中小微企业和居民个人的金融服务，通过为广大中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担保、典当、信息咨询等方面的服务，大力培育一批民间金融知名企业，提升民间金融街区品牌。

——逐步形成定价机制。通过建设信息管理平台定期、集中驻街机构资金供求信息，逐步建立和反映资金供求状况和监管治理环境的民间金融利率、费率价格。

成立金融街管理公司 每日利率和费率

越秀区金融办介绍，目前，广州民间金融街已确定首批进驻机构32家，其中银行4家、证券公司2家、期货公司2家、保险1家；小额贷款公司11家、融资担保公司3家、典当行4家、投资公司1家；第三方支付平台1家、贵金属交易公司1家、珠宝交易公司2家。

为规范各类入驻机构的日常经营，促进广州民间金融街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广州市金融办、越秀区政府等相关单位经过前期的深入研究，明确了金融街金融机构各类信息的来源、录入内容、录入方式、录入时间等具体要求，起草了《广州民间金融街信息系统管理办法》，并开发了广州民间金融街信息系统。信息的主要内容包括小额贷款利率、融资担保费率、国内外经济金融及广州地区上市企业信息等。

同时，广州民间金融街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典当行业的监管办法草案等政策法规已经制定，省金融办作为指导单位，广州市金融办和越秀区金融办将作为监管主体实施监管，同时成立金融街管理公司。相关草案目前正在征询公众意见。

公司金融的发展历程篇8

关键词：金融控股；国有地方金控集团；演化经济学；成因；动因

项目基金来源：重庆市教委科学技术研究项目《市级投融资平台公司转型发展金融控股集团的对策研究》（项目编号：KJ131510）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演化经济学视角下地方国有金控集团的成因与发展动因

收录日期：2014年3月19日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深化我国国资国企体制改革，并强调要坚持走市场化之路。在此大背景下，地方政府整合地方国有金融企业和准金融企业就成为一个热门课题。以此问题为导向，深入研究分析地方国有金控集团的成因和发展动因，就具有比较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指导意义。

一、演化经济学的理论观点与应用

（一）演化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观点。演化经济学是以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和拉马克的获得性遗传理论为基本思想，将经济系统与生物系统加以类比和研究，从而形成的新的经济学理论。该理论框架借用生物学基因遗传机制、变异（创新）机制、选择机制的运作，为解释经济系统演化过程提供了一个动态变化的研究框架。演化经济学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富有生命力和发展前景的新领域，与新古典经济学的静态均衡分析相比，演化经济学注重对“变化”的研究，强调时间与历史在经济演化中的重要地位，强调制度变迁。它以历史的不可逆视角观察经济现象。目前演化经济学主要涉及到组织、技术和制度三个维度，并正逐渐扩张至主流经济学一直忽视的空间地理维度。

对于产业组织的演化研究，也是近年来演化经济学领域的一大热点。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生物学的铁律，他认为自然选择会对变异和遗传产生作用，并会导致旧物种的灭绝和新物种的产生，这种“天择”和“适者”恰恰类似于经济社会中的市场竞争。在纳尔逊和温特的著作中，他们将经济系统视作一个开放的演化的复杂的动态系统，他们借用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基本思想，提出企业在市场中互相竞争，赢利的企业规模扩大，而不赢利的企业规模收缩、直至被淘汰出局，这就是在经济社会中自然选择的结果。

（二）演化经济学视角下决定组织形式的两大视域。为什么有的企业会赢利，而有的企业会亏损呢？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企业组织形式。决定企业组织形式主要涉及到两大视域：

1、分工与交易。银行、证券与保险等金融活动是满足各种金融需求的分工的产物，但作为一个企业组织，只要内部组织费用低于市场交易费用，它就会把相关金融业务都纳入自己的体系。从金融业发展历史看，由于客户需求和金融技术（包括金融创新和信息技术的支持）的发展，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种类越来越多。这导致的主要结果就是同一金融机构生产多种金融产品而每类产品又需要组织系统支撑，综合演变的结果即是金融控股公司的产生。

2、交易费用。交易费用决定了金融企业为什么存在以及规模大小。金融企业是选择市场交易，还是选择组织内部交易，取决于交易成本的大小。为最大限度地降低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金融企业总会越来越多地选择组织内部交易。然而，当金融企业规模扩大（即将金融市场交易更多地变为金融企业内部交易）超过某一点时，金融企业内部组织的成本就会上升，就有可能发生规模效益递减。

二、金控集团的基本理论

（一）金控集团含义。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经济大恐慌后，美国银行间所建立禁止银行跨业的行业防火墙机制，在欧陆系的综合银行的强力竞争下欠缺竞争力，所以在金融业百货公司化的市场趋势下，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出现了以银行控股公司经营不同金融行业。根据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国际证监会组织、国际保险监管协会世界三大金融监管部门的界定，金融控股公司是指“在同一控制权下，所属的受监管实体至少明显地在从事两种以上的银行、证券和保险业务，同时每类业务的资本要求不同”。目前，知名的金控集团，国际上有美国的花旗、日本的瑞穗、德国的安联；国内有华融、民生、平安、中信、光大、上海国际等。随着金融企业组织形式不断演进，大型金控集团已成为金融集群化、国际化背景下业界优选的企业组织形态，成为世界性潮流。

笔者认为，金融控股集团是指在同一母公司控股下，拥有两家以上的子公司从事银行、证券、保险或其他金融业务的集团公司。在金控集团中，控股公司可视为集团公司，其他金融企业可视为成员企业。集团公司与成员企业间通过产权关系或管理关系相互联系。各成员企业虽受集团公司的控制和影响，但要承担独立的民事责任。

（二）金控集团基本特征

1、集团控股，联合经营。金控公司大多采用集团公司的组织形式，即集团有一个控股母公司，在此之下有若干个子公司从事不同的金融服务业。站在集团控股母公司的层面，这些从事不同行业的金融子公司追求的是协同优势。它们是通过控股母公司的资本运营纽带，形成了一个联合经营的组织架构。

2、法人分业，规避风险。金融控股公司并不能直接从事金融业务或其他商业。也就是说，站在控股母公司的层面，它不存在混业的问题。但它可投资控股的范围则包括了银行业、票券金融业、信用卡业、信托业、保险业、证券业、期货业、创投业、外国金融机构等。它控股投资的若干子公司可以分业经营上述行业种类中的一个。这样，每一个行业产生的风险，都限在每一个子公司内，在“有限责任”的制度设计下实现风险不交叉传递。

3、财务并表，各负盈亏。从控股公司的角度，集团是要追求财务并表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也就是说控股公司有一套集团的财务并表，并据此开展集团内部的资本运营以及对各个子公司开展绩效的考核。但是，对各子公司而言，它们也有自己独立的财务，并且做到对投资权益的负有限责任。

三、演化经济学视角下金控集团成因与发展动因分析

（一）金控集团的演进。金融控股集团（包括其他类型的企业集团）就是既非单体金融企业、也非金融市场，而是介于金融市场与单体金融企业之间的一种“中间形态”，是金融市场和单体金融企业的“混合形态”。历经1998年、2008年两次世界性金融危机，大型金融控股集团已成为金融集群化、国际化潮流下业界优选的企业组织形态。

（二）金控集团成因与发展动因分析。从金融控股集团发展的角度来看，金融市场组织形式演化的内在逻辑有三条主线：范围经济、防范风险和降低交易成本。纵观国际趋势，大型金融控股集团已成为世界金融集群化、国际化发展背景下金融市场组织的潮流，主要因为具备三大优势：

1、金融控股集团具有较明显的范围经济效应。集团控股、联合经营是金融控股集团的重大运营特征。金融控股集团有一个控股母公司，可能是单纯的投资机构，也可能是以一项金融业务为载体的经营机构，前者如金融控股公司，后者如银行控股公司、保险控股公司等。金融控股集团的范围经济效应表现在三大方面：一是多元金融业务的协同效应。集团母公司统筹规划各种子公司的发展业务，协调各子公司联合经营，将不同地区、不同金融品种之间的优势加以组合利用，并通过在精简的组织机构上扩展金融服务产品的种类，降低平均成本，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多元化业务的范围经济和规范经济效应；二是推动业务创新，由金融零售转向金融批发。通过金融部门内部各要素的重新组合和衍生，在控股公司下，子公司独立运作，业务发展空间更大、自由度更高，有利于各子公司在各自领域更充分地发展业务并实现业务和产品的交叉销售。20世纪后半叶是金融创新业务飞速发展的时期，与金融控股公司相关的金融创新业务主要内容包括：“金融超市”或“一站式金融服务”以及网络金融服务；三是构建起产业资本、虚拟资本融合的通道，成为拥有庞大资产体量的金融寡头。众多先例证实，随着大型金融控股集团不断壮大，它们必然通过资本市场控制各类实体经济。很多金控集团甚至成长为横跨实业界和金融界的巨无霸，最大限度地追求范围经济。比如，2006年台湾地区前十大企业集团，金融控股集团就占了一半，分别为霖园、兆丰金融控股、富邦、新光、华南金融控股，其资产总额达6.4万亿元新台币，相当于当年GDP的65%。

2、金融控股集团具有较强的防控金融风险能力。金融深化的初级阶段，金融风险的生成一般集中在某个特定领域，扩散速度相对较慢、广度相对小，分业经营的金融机构能够较好地应对、防范和化解本领域的金融风险。随着金融创新大大提高了信用杠杆化程度，金融风险蝴蝶效应更加显著。分业经营的金融机构，一旦遭受金融风险“核裂变”，在很短时间内就可能被击垮。然而，如果金融业务能够多元化，从静态上讲可以依靠不同地区、不同品种金融资产，分散金融风险；从动态上看，不同金融资产有不同的周期，金融风险可能在时序上被拉平，而不至于集中在一个时点上暴发。

同时，金融控股集团自身的两大特征，也有利于防范“准混业经营”可能产生的市场风险和集团内部的财务风险：一是子公司法人分业经营，能够较好地规避风险。不同金融业务分别由不同法人经营。它的作用是防止不同金融业务风险的相互传递，并对内部交易起到遏制作用；二是财务并表，各负盈亏，能够较好地防范集团内的财力风险。根据国际通行的会计准则，控股公司对控股51%以上的子公司，在会计核算时合并财务报表。合并报表的意义是防止各子公司资本金以及财务损益的重复计算，避免过高的财务杠杆；另一方面，在控股公司构架下，各子公司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控股公司对子公司的责任、子公司相互之间的责任，仅限于出资额，而不是由控股公司统负盈亏，从而防止风险扩散。

3、金融控股集团具有降低交易成本的优势。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资金综合调度更便利。控股公司在资金调配上拥有更大的灵活性。例如，当银行因资本金过剩要降低资本金水平时，需要得到有关监管当局的认可，这一过程可能会耗时较长，而控股公司则没有上述限制，有利于减少时间成本和不必要的监管成本，提高资本金的使用效率。比如，在后续融资时，母公司向控股公司注入其他资产，一般不需要特别监管；然而，任何资产注入上市银行时，一般都要接受监管；二是降低金融服务成本。不同金融业务的营销网络资源可以共享，从而极大地提高金融服务的便利程度，降低金融服务的成本。比如银行的一个网点，可以同时销售证券、基金、保险等不同金融服务产品，将分别设立网点要节省许多人力和设立网点的费用。

主要参考文献：

[1]巴曙松.金融控股公司的风险何在[DB/OL].新浪财经，2004.7.23.

[2]常爱民.浅论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模式选择[EB/OL].安徽律师协会网.

[3]陈蕾，张爱群，惠勤.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现状与模式选择[J].合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

公司金融的发展历程篇9

[关键词]种子期；创业期；成长期；成熟期；融资策略

一、背景介绍

用友公司成立于1988年，最初为北京市海淀区双榆树用友软件服务社，注册资本为5万元，公司创始人为王文京、苏启强；后于1990年3月正式组建为有限责任公司，同时更名为北京市海淀区用友电子财务技术有限公司，1990年12月和1993年7月公司进一步扩大了资本规模，公司注册资本增加到500万元。1995年在原公司基础上组建北京用友软件(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2 000万元。1997年注册资本再次增加到5 000万元。1999年12月6日。经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北京用友软件(集团)有限公司依法变更为北京用友软件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7 500万元。2001年5月18日，用友软件作为中国证券市场上第一家核准制下发行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股票代码：600588)，以每股36.68元的价格上网定价发行2 500万A股发行，上市当天该股最高上冲100元，收盘价92元。创下中国证券市场新记录。本次发行后，用友股份有限公司总股本为10000股。

2001年年初。面对新世纪的挑战和新的国际竞争。王文京提出“全面升级，扩展发展”的发展战略：在2001至2003年间，用友公司在管理软件产品、产品开发和运行技术、服务水平、资本运作、公司运营规模和销售服务分支机构、人才队伍等多个方面全面升级，到2003年成为中国管理软件的领导厂商；2010年。进入全球软件业的50强，成为一家世界级的软件企业。

二、融资策略分析

北京用友从创办第二年就开始赢利，而且持续增长。成长曲线是比较好的，尤其是2001年凭借股票上市，用友募集资金达8亿多元，创造了软件行业的神话。这一切成功，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他们很好地处理了融资、上市与企业经营的关系。根据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和企业在每个成长期的融资特点，再结合用友公司发展历程可以将其分为四个期，即：种子期，1988--1989年；创业期，1989--1990年；成长期，1991--2000年；成熟期，2001年后。下面笔者将仔细分析用友的融资历程和采取的融资策略。以期对因融资而正在困惑的广大高新技术企业有所帮助。

(一)种子期

1988年用友的创始人王文京、苏启强发现了两个问题：一是各个单位都在做财务软件，自己开发自己用，低水平重复。表明各个单位对财务软件都有普遍的要求；二是1988年北京实验区成立，鼓励专业人员到中关村办企业。于是他们就产生了一个想法：如果能够开发一种大家都适用并提供售后服务的财务软件，这样的商品化软件一定会大有市场。

在创建期，企业在各方面存在相当大的风险，企业与投资者也存在非常明显的信息不对称。资本市场和商业银行出于稳健经营的考虑。不会向处在这个期的个人、机构、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创业资金绝大部分只能来自于个人资产、私人借款或天使基金。因此，两位充满创业热情的年轻人从最早的一个用户那里借了5万元。花了2万元买了一台长城0520DH电脑，在中关村海淀南路一个居委会租赁了9平方米的一个小屋，在1988年12月6日成立了北京市海淀区双榆树用友软件服务社。开始了他们富有传奇色彩的创业历程。

就是这不起眼的5万元“种子”。经历了十几年的风霜雨雪，变成了今天几十亿的参天大树。显然用友公司的种子期资金采用的是向朋友和亲戚借款的债务性融资策略，它是高新技术创业资金的重要来源之一。

(二)创业期

到了1989年的时候，用友开始用商业银行贷款来支持企业的发展，1989年向银行的第一笔贷款是10万元，而同期有很多做软件的企业不敢用商业银行贷款发展自己的业务。经历过艰难的创业期，服务社已经发展到了二十几个人，个体工商户形式已经开始阻碍用友的发展。因此，在1990年2月。用友电子财务技术有限公司成立。

用友真正在市场立住脚主要靠1990年的两个产品：一是王文京开发的90版用友财务软件；二是苏启强负责开发的UFO财务报表软件。UFO的成功致使用友在财务报表软件上的优势一直保持到现在，王文京曾经说过“1990年。我们向银行贷款30万。集中所有资金在这个软件上共投入了50万。”1990年4月，用友财务软件通过财政部评审；1991年，用友成长为国内财务软件第一。并占住第一的位置，一直没有下来过。王文京在面对记者采访时说“差不多两到三年，我们就要换一批主要的竞争对手。软件企业的发展轨迹是一浪接着一浪的浪潮，有的企业把握住机会上来了，没有把握住的下去了，每一次技术的变革是市场份额重新划分的时刻。对一个软件企业来说，跳上一个浪尖可能比较容易，把握住两个浪潮也是可能的。但是几个浪潮都要把握住，那才是一种真正的挑战。”

用友公司从1989年到1990年是处于创立期，作为一个高投入、高效益、高风险企业，其商品化需要大量的资金不断地投入；企业在开发软件过程中，需要召集大量的人才进行开发；在软件向市场的推介中，需要大量的市场宣传和售后服务，总之，处于此时的用友资金需求量是非常大的。随着规模的扩大。仅仅靠用友公司自身的积累已经不能实现用友的战略需要和可持续增长，必须实现依靠金融市场来完成高效率的积累，所以就有了用友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的长短期贷款。

(三)成长期

1991年的用友公司面对200余家大大小小的财务软件公司的竞争，把提高市场占有率作为其首要战略目标。因此先后设立了20多家分支机构。1994年王文京提出“立足软件领域，实现产业化”的发展战略。事实证明这个决策是对的。连续三年，用友公司的营业额和营业利润都以60％的速度增长。1995年1月18日用友软件(集团)有限公司成立。1997年用友公司的营业额已经超过1亿元。1998年的营业额达到1.8亿元，1999年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完成了从商品化、专业化向产业化发展的历程，并建立了1万平米容纳500人的全智能大厦，即中国最大的财务及管理软件研发基地。

成长期的用友已经驶入正轨并以平均每年60％的盈利速度快速增长，在此期公司增加了多种可供选择的融资方式，进入了融资的黄金期。首先，用友创造了可用于扩大再生产的盈利。这部分由留存利润转化的内源融资数额标志着企业经营进入健康的良性循环，企业有能力仅凭内源融资生存和发展；其次，由于经营已经有一段时间并初具规模，与供应商和经销商有了固定的合作关系和一定的话语权，企业有条件通过应付账款和预收账款占用上下游

的资金来积聚一笔可观的流动资金，这笔资金对企业进一步扩大经营规模作用良多；同理。企业在此期间也具备了取得银行流动资金贷款及通过担保公司取得中长期贷款的条件；最后，由于这一期的企业经营风险已经大为降低，而发展前景不可限量，投资价值远远大于传统行业的成熟企业，国内、国际的资金不请自来，形成用友公司被资金追赶的局面。

在中国的软件领域，用友的发展之路是比较顺利的，到目前为止。用友没有融资成本最高的风险资本投入，它比较平稳地度过了由于规模扩大而带来的企业“青春期综合症”，直接冲向了中国资本市场这条跑道，保证了企业充足的资金。在用友上市的过程中，曾有很多机构投资者希望向用友注资，半年之内来访的就有几十家之多，有海外的也有国内的。但是用友没有接受这样的投资，因为用友高层经过分析认为。用友已经度过了需要风险投资的创业期。用友的现金流足以支撑常规的产业发展，不需要通过接受风险投资和战略投资来提升产业知名度，在现有的运作平台上，这类投资对用友上市地位和发行价格也不会有所帮助。所以，接受风险投资的意义并不大。用友完全可以独立上市。

1997年年底。董事会决定1998年正式启动用友上市计划(IPO)，并按上市要求进行了股份制改造。改造后的用友公司注册资本为7 500万元，北京用友公司、北京用友企业管理研究所有限公司、上海用友科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南京益倍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和山东优富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作为股东分别持有用友公司55％、15％、15％、10％和5％的股份。

(四)成熟期

经过十余年的磨炼，用友软件公司进入了成熟期，并在资本市场展现出迷人的魅力。2001年4月23日，用友软件以发行价格36.68元、市盈率64.35倍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网定价发行2 500万股A股。凭借上市，用友募集资金达8亿多元，净资产从2000年年底的8 384万飙升了10倍。2001年5月18日，用友软件在上交所上市，当天以76元开盘，当日最高价为100元，成为沪市自股价细分以来的第一支百元股，收盘于92元，成交总额为17.36亿元，全日换手率85.6％。

用友软件上市是以融资为主，通过上市促进了产业发展，包括用上市募集资金发展软件产业，借上市的社会效应增强品牌的影响力。争取各种各样的合作机会；其次，通过上市。促使用友建立更加先进的现代管理机制；此外。上市还可以为员工持股创造条件等等。每当资本市场上出现新的机会。上述目标就成为用友高层决定公司财务战略变与不变的标尺。所以，业内人士非常赞赏用友高层善长于资本运作。上市后的用友软件公司乘上市东风不断在软件业界“攻城掠地”，伴随着以资本并购为核心的产品线扩张，形成了上市公司有了剩余资金的多元化局面。

公司金融的发展历程篇10

「关键词法律，金融发展，法律金融理论，法律经济学

一、引言：法律现实主义、法律经济学运动与法律金融理论的产生

长期以来，西方法学家忽视法律和经济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作用。只有到了二十世纪末30年代初，由于来自法律现实主义运动和社会经济发展受阻 ――经济大萧条这两方面的推动力，才使经济学和法学真正结合，从而导致了一个新兴了法学流派的诞生即法律的经济分析学说。一方面，以弗兰克和卢埃林等著名法学家为首发起的当时风魔美国的法律现实主义运动（Legal Realism Movement）促使人们改变以往的概念式的法学教育方法和内容，将眼光更多的投向复杂多样的社会现实，无论是法律理想主义还是从概念到概念的法条主义，都面临日益纷繁复杂的经济现实的挑战，对本世纪美国的法学教育和研究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当时发生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自由放任主义的经济政策被受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所替代，法学家们不得不考虑把政府的社会经济职能作为一个实实在在的法现象加以考虑，改变法是一个封闭式的规范体系这个传统的法律机能观，积极地探讨法律和经济的相互联系，法律经济学开始萌芽。

到了20世纪70年代，经济学的概念和理性选择的分析方法得以大规模地在法学领域繁殖开来。经济学在法律分析领域60年代以后的发展就是一个疆域不断扩展的过程，几乎所有的法律领域都被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开垦过，并且随着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更新，交易费用分析、比较制度分析、公共选择、博弈分析、演进博弈分析、实验经济学等新的分析工具又被运用到法律经济学中，“经济学帝国主义”在新法律经济学领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现代法律经济学理论的集大成者波斯纳将法律经济学在其短短20余年发展历程中所取得的成就和影响称为“法律经济学运动” .

从法律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看，法律经济学是以“个人理性”及相应的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作为其研究方法基础，以经济学的“效率”作为核心衡量标准，以“成本—收益”及最大化方法作为基本分析工具来进行法律问题研究的。

法律金融理论（Law and Finance）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在美国兴起的一门由金融学和法学交叉而形成的新兴交叉学科，是法律经济学在金融学领域的运用和发展，属于法律经济学研究的前沿分支领域。它应用金融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方法分析和探究法律和金融的关系、法律和法律制度对国家金融体系的形成、金融体系配置资源的效率、公司金融、金融发展以及经济增长的影响。1998来自美国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的四位学者La Porta、Lopez-de-Silanes、Shleifer和Vishny（以下简称LLSV）发表了“法律金融”（Law and Finance）这篇奠基性文献，标志着法律金融理论的产生。自此以来，法律金融理论渐渐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法律学者、经济学者、金融学者、管理学者甚至历史学者的研究兴趣，他们的工作，极大地推动了法学和金融学的融合，推动了法律金融理论的发展，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

法律金融理论研究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研究范式，尚未形成完成系统的理论体系，一些研究成果散落于法律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管制经济学和新比较经济学以及金融法等领域的一些专题研究文献中。目前，法律金融理论有两大研究方向：一是结合法律制度来研究金融学问题，也就是以金融学为中心、以经济学或计量经济学作为分析工具，同时研究涉及的法律问题，强调法律环境因素对金融主体行为和金融系统运行的影响，比较金融组织在节约交易成本方面的功能性结构和与其相适应的法律形态；二是利用金融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法律问题，即运用经济学、金融学的最优化、均衡、效率、风险、收益等概念和工具来解析金融法律制度，描述和评判金融法律制度和法院的行为和效果，将法律原则转化为经济学原则，去解释金融法背后的效率逻辑。法律金融理论已经取得的成就可以分成两个领域：一是宏观法律金融理论，即研究法律和金融的关系、法律起源、法律移植与金融发展、法系与金融发展、司法效率与金融发展，投资者保护、债权保护与金融发展等问题；二是微观法律金融理论，即研究法律与企业成长、企业融资能力、融资成本，法律体制的质量与企业所有权和企业规模，投资者保护与企业公司治理、公司价值等问题。

二、宏观法律金融理论：法律、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

在解释金融发展的国别差异时，法律金融理论的重点是法律制度的作用。首先，法律金融理论认为，在法律体制强调私人产权、支持私人契约安排并保护投资商合法权利的国家，储蓄者更愿意资助企业，金融市场活跃。其次，在过去几百年中形成的、并通过征服、殖民和模仿在国际上传播的各种欧洲法律传统，有助于说明当今各国在保护投资商、契约环境和金融发展方面存在的差异。然而，相反的理论和证据则对此类法律和金融理论的作用提出了挑战。许多人认为，在法律起源派系之内的差异多于派系之间的差异。还有人怀疑法律传统的主要作用，并认为政见、宗教倾向或地理因素是推动金融发展的主要因素。最后，有些研究人员怀疑法律制度的主要作用，并认为其它因素（如竞争性的产品市场、社会资本和非正式规则）对金融发展也很重要。

（一）法律起源与金融发展

1、法律起源决定金融发展：LLSV模型

（1）从投资者保护与法律起源之间的关系看法律起源对金融发展的重要性。施莱弗教授等的研究出发点，是（外部）投资者保护与金融的关系。他们设计了若干指标，主要是外部股东（少数股东）和债权人的权利在法律上能够得到来自企业内部（经营者和大股东）的多大程度的保护，以及49个国家在法律执行上如何有效等。这些指标体现了保护投资者的程度、法律执行的质量等变量与资本市场的发达程度、股票市场的相对规模、上市公司的数量（人均）、首次公开发行上市的活跃程度、股东持有股份的分散化等变量之间很强的正相关关系。他们明确指出，这些显示保护投资者和法律执行质量程度的各项指标，与各自国家的法律制度起源密切相关。

按照上述分类，LLSV明确指出，在保护投资者（法律及其执行的实效性）方面，其法律体系以英国判例法为起源的国家表现得最强，以法国成文法为起源的国家表现最弱，以德国、北欧各国法律体系为起源的国家表现居中；此外，以法国法为起源的国家，其资本市场的发展速度最慢。对投资者进行保护等法律制度的完善以及市场的发展阶段，是要依赖于该国整个经济的发展阶段的。LLSV认为，即使是考虑到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将人均GNP作为说明变量进行调整），以法国法为起源的国家在保护投资者以及资本市场的发达程度方面还是比以英国判例法为起源的国家落后。

（2）政府管制与法律起源之间的关系。LLSV为了进一步强调法律制度起源的作用，除上述的金融领域外，还分析了法律起源与政府对民间经济活动干预程度之间的关系。例如，LLSV（1999）将124个国家保护产权的程度按国别指数化，对它们与法律起源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另外，他们还收集了 85个国家在创办企业的准入制度上的数据 （Djankov，La Porta， Lopez-de-Silanes 和Shleifer 2002a）。此外，他们还以因驱逐拖欠房租的房客和回收拒付支票为例，将各国在处理这类纠纷的司法上的程序形式主义程度（审判官是否必须由专家担任、书面记录比口头辩论更受重视的程度等）进行指数化比较 （Djankov，La Porta， Lopez-de-Silanes 和Shleifer 2002b）。基于以上分析他们得出结论，即便考虑到了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以英国法为起源的国家的政府干预程度比以法国法为起源的国家要弱，其整体经济绩效也较好。

（3）法律起源重要的原因分析。Beck，Demirgü-Kunt和Levine对两种有关法律起源影响金融发展的理论进行了评估。首先， “政治”派强调（1）法律传统赋予个体投资商的权利重点与其赋予国家的权利重点是不同的，而（2）这反过来影响产权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其次，“适应”派则认为（1）法律传统在适应商业环境变化方面的能力不尽相同，而（2）与僵硬的法律传统相比，能够迅速适应商业环境变化以缩小经济契约需求与法律体制能力间缺口的法律体系能更有效地推动金融业发展。作者使用了历史比较和跨国回归方法来评估这两个派别的正确性。

2、金融发展与法律变革的顺序：对LLSV的驳论之一

柴芬斯（Cheffins，2000）研究发现，在20世纪之前的英国，私有企业在伦敦交易所上市的几乎没有，在整个20世纪，通过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随后在伦敦股票交易所上市的企业数量却显著增加，他认为，尽管英国的司法制度提供了稳定而诚实的争端解决方式，但其法律制度在20世纪前期的大多数时候并没有为中小投资者提供很好的保护，但市场却产生了保护投资者利益的很好替代方式，如自律监管体制，它们在中小投资者保护中起到了替代性作用，也就是说，法律对英国的所有权和控制权体系形成的影响并不象LLSV所强调的那样。

科菲因（John C. Coffin，2001）考查了美国和英国公开证券市场的发展历史，发现在19世纪末，美国和英国都没有为中小投资者提供强大的法律保护，而且（至少在美国）个人控制权很大。尽管没有对中小投资者良好的法律环境，美国和英国都成功发展了发达的证券市场。通过分析历史经验，他认为，法律变革总是滞后于金融发展的实践，法律改革需要大量公众股东相应利益需求的支持，只有他们在政治上提出修改法律、增订有关投资者保护法律条款，有关投资者保护的法律改革才具有了民间上的合法性和合意性。按照这个逻辑，应该是金融发展实践是因，法律变革是果，恰恰与LLSV的理论相反。

3、法律移植与金融发展：对LLSV的驳论之二

基于上述LLSV的分析，法律制度不仅外生性地决定了国家的经济架构和经济绩效，其产生的影响还取决于该制度是从哪个国家移植过来的。在美国的法学院里，一些以公司法、公司治理结构为专攻方向、对经济学也很精通的法律学者注意到了法律制度与实际情况相背离的问题，在他们当中，“法律并非重要” （Law is trivial）（Black ，1990）的观点占据了上风。

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卡塔琳娜·皮斯托教授（Katharina Pistor）就是上述对法律制度起源（legal origin）的重要性持怀疑态度的法律学者之一。她的研究着眼点，主要是放在某个国家接受法律制度移植时的移植过程上，而不是这个法律制度起源自哪个国家，作为法律执行效率性的决定因素，法律制度的移植过程比法律制度的来源更加重要（Berkowitz， Pistor 和Richard 2001）。

皮斯托、凯南、克莱因赫斯特坎普和维斯特（Pistor， Keinan， Kleinheistcrkamp、West，2002）将过去200年中移植了公司法的六个国家，即，西班牙、智利、哥伦比亚（以上源自法国法）、以色列、马来西亚（源自英国法）、日本（源自德国法美国法）的公司法的演进与其起源国进行了比较分析。分析结果显示，无论制度移植国的制度源自哪个国家，都发生了与起源国极其迥异的演进形式。皮斯托教授等强调，尽管几乎所有国家（哥伦比亚除外）最终都开始依照国内的问题和情况对公司法进行改革，但这并不意味着引进正规的法律制度后就可以立即应用，也不意味着法律制度能够进入一个可以根据使用者的需要自发性地进行改革的连续性演进程序。

（二）执法效率与金融发展

正式的法律可能为非正式市场和个人关系提供操作准绳。Pistor等（Katharina Pistor， Martin Raiser， Stanislaw Gelfer， 2000）在分析24个转轨经济国家投资者保护水平与该国证券市场发展规模的关系后发现，执法效率是解释一国证券市场发展规模的一个重要变量，制约转轨经济国家金融市场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执法效率的低下；回归分析表明，执法效率比法律条文的质量对金融市场的发展水平有更强的解释力。该研究结果指出了转轨经济国家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一个根本问题，即转轨的成功需要国家的角色完成由经济活动的直接协调者向公正的公断者的转变。而投资者对执法效率缺乏信心表明，这种转变尚未完成。在这种环境下，要加强证券市场的投资者保护水平，改进和完善法律条文最多只是部分的解决方法。

（三）法律、政治和金融

一个国家的法律起源（无论是英国式、法国式、德国式还是斯堪的纳维亚式的）有助于解释其当前的金融制度发展。在促进私人交流和自我调整以支持新的金融和商业交易方面，不同法律体系的能力是不一样的。一个国家不能改变其法律起源，但却可以（通过很大努力）改革其司法体系。其方法是重视外部投资商的权利、保证更可靠的和更有效的合同执行、以及建立更易于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条件的法律体系。Beck、Demirgü-Kunt和Levine评估了三个公认的有关金融发展历史成因的理论。他们还提出了对其中一个理论的扩展建议。法律与金融观点着重说明不同的法律传统在不同程度上强调私人投资商相对于国家的权利，它在金融发展方面有许多重要流派。动态法律与金融观点补充了法律与金融观点，它强调法律传统在适应条件变化方面的能力也是不同的。政治和金融观点否定法律传统的重要作用，而强调政治因素影响金融体制的发展。天赋观点认为，当欧洲移民在全球各地进行殖民化统治时，其死亡率影响了他们最早建立的制度，而后者则对今天的制度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作者的经验性研究结果非常符合强调法律传统作用的理论。它们为天赋观点提供了有限的支持。有关数据与强调政治结构特征的理论出入较大，尽管政治可以给金融部门造成明显的影响。换言之，一个国家的法律起源（无论其法律传统是英国式的、法国式的、德国式的还是斯堪的纳维亚式的）有助于解释其目前的金融制度，即使在不受其它因素影响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具有法国式法律传统的国家一般金融制度较弱，而具有习惯法和德国民法传统的国家，一般金融制度较强。

（四）法律的不完备性与金融监管

皮斯托和许成钢（Pistor and Xu 2002）认为：法律是内在不完备（incompleteness）的，这意味着不可能制定出能准确无误地说明所有潜在损害行为的法律。当法律高度不完备且违法行为会导致重大损害时，将执法权分配给监管者而非法庭是最优的，因为监管者能主动开展调查、禁止损害行为或强制罚款。

上述类似的解决方案，在商法发展历史悠久的发达市场经济中运作极好，在转型经济中却可能不起作用。原因在于，转型经济面临着导致法庭和监管者执法均无效率的情况。为了避免阻吓和监管失灵，转型经济应该发展除执法之外的机制。对政府机构进行的任何额外权力的转移，都应该辅之以治理机制，这些机制要能够最小化权力的滥用，还要能创造对政府机构的激励，使他们制定社会福利而不是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决策。

（五）中国的法律和金融

在一些关于中国法律和经济发展的研究中，Allen， Qian and Qian（2002）采用La Porta 等人（1998）的法律指标来研究中国的法律体系，发现与La Porta 等人研究中的样本国家相比，中国的法律体系是不完善的。然而，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由一些非正式的部门推动的，恰恰是在这些部门，正式法律体系的影响很微弱。Pei（2001）也发现，尽管中国在经济增长方面有着漂亮的纪录，但是商业合同的执行情况却很差。Alford （2000） 指出，在评价中国法律体系的时候，仅仅研究中国的正式法律条文是不够的；他建议研究者关注中国正式法律和非正式执行机制之间的相互影响。尽管中国已经拥有了一系列相当完整且较合理的书面法，但是执法力度却非常弱（Garnaut et al.， 2000； Pei， 2001； Stone and Yao， 2002）。Alford （2000）正确地指出了仅仅研究中国成文法律是不够的。

卢峰、姚洋论证了“漏损效应”——即金融资源从享有特权的国有部门流向受到信贷歧视的私人部门的过程。在金融压抑的经济体中，单纯地改善法治并不促进金融的全面发展；相反，它通过减少私人投资的比重对经济增长产生相当大的负面作用。通过研究得出结论：法律制度只是制度总体中的一个环节，要使它发挥良性作用，需要其他相应的制度来配套，只有在其他配套制度安排完善的情况下，法治才能发挥良性作用（卢峰、姚洋，2004）。

三、微观法律金融理论：法律、企业融资与投资者保护

微观法律金融理论的研究集中于在国家层面上保护投资者的措施，着重研究不同国家和不同法系在法律体制方面的差别，并研究了法律对企业的融资能力、信用成本的影响，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

（一）保护投资者、公司治理与金融发展

投资者保护之所以倍受关注，与许多国家的公司管理者对外部投资者利益侵占的广泛性密切相关。法律金融理论最近关于公司治理结构的研究发现，各国之间在所有权集中度、资本市场的发展、投票权的价值以及利用外部融资等问题上存在具有制度性差异。而且这些差异看起来与对少数股东投资者的法律保护力度密切相关。反过来，这种法律保护的水平又似乎依赖于各国法律体系的性质与起源，且随之而改变。特别是在对投资者提供保护方面，普通法系远远超出了民法系（尤其是法国民法系）。反过来，这又鼓励了资本市场的成长与所有权的分散。结果，公司中就出现了所有权集中及所有权分散两种相反的体系，而每种体系均有各自不同的公司治理结构。因此，法律金融理论关于投资者保护的研究逻辑思路可以概括为：投资者保护取决于相应的法律体系和执法力度，而后者又源于不同的法源或法系，即法源决定了一国的投资者保护程度。投资者保护又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金融体系的模式选择。融资模式和所有权结构也决定公司治理的水平，公司治理水平影响公司价值，影响公司绩效鹤经济发展。可以简单把它总结为：

法源商法（公司法）投资者保护企业融资和所有权结构公司治理公司价值经济绩效和经济发展

1、法律与投资者保护

在1999年12月LLSV发表的《投资者保护：起源、影响、改革》（Investor Protection： Origins， Consequences ，Reform）中，不但对法律差别、各国法律实施效率进行了详细描述，还讨论了这些差别的可能起源，同时也对他们的影响进行了总结，并对公司治理的潜在策略进行了评估。最后还提出，契约的履行是需要成本的，当这种成本大到一定程度后，用法律制度对投资者的保护代替契约履行，并以此控制管理者，或许是更有效的手段，以主银行型或主市场型为标准区分各国的金融制度、公司治理结构并非恰当，用法律方法去理解公司治理及其改革要比通常存在于以银行为中心和以市场为中心的金融系统间区别的方法更有效，通过法律对投资者保护的程度不同，理解各国金融制度、公司治理结构的差异更为合理。

2、投资者保护、融资体制与所有权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