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改革认识十篇

经济体制改革认识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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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论文关于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几个问题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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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体制改革认识篇2

【关键词】供给侧 结构性 改革 政府 市场

伴随改革开放的实施推进，我国经济实现了长达30余年的快速增长，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宏观调控政策起到了重要作用，加之人工成本优势，外资大量涌入，产业经济实现了较为“野蛮”的粗放发展。与此同时，我国经济也暴露了诸如环境污染、高新技术匮乏、区域发展不均衡等突出的经济问题。为优化经济结构，实现均衡可持续发展，我国深刻分析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原因，提出实施供给侧结构性调整的重大命题，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实现资源最优配置，提升经济增长质量。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概述

（一）改革定位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供给侧与结构性两方面改革的融合，目的在于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实现我国经济“以人民为中心”的实质转型，成为经济根基稳固、发展动力十足的经济强国。一是定位于政府职能转变，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使“无形的手”与“有形的手”相互作用，协调发展。二是定位于产业结构调整，消化过剩产能，促进产业向高端化发展，具备引领世界的核心竞争优势。三是定位于区域均衡发展，彻底改变国家各区域间的不协调发展，实现东西区域统筹快速发展。四是定位于人民收入的跨越发展，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井”，实现人民收入的稳步持续提升。

（二）改革内容

结构性供给侧改革不是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改革，而是对重要关键性领域的改革。结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的表述以及讲话精神，当前，我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内容是从“需求侧管理”到“供给侧管理”的重大调整。一是政府管理经济方式改革，逐步实现简政放权，实现管理向服务转变。二是财税政策改革，实现国民平等待遇，降低企业税收负担，增加企业发展活力。三是推进重要关键领域改革，如金融领域、高新技术领域，促进资源有效优化配置，创造新增需求，以体制调整促进结构调整，最终取得经济转型带来的持续发展效果。

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可能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政府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认识不到位

笔者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在于政府，政府要在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确认识的基础上，制定有效政策，促进市场作用的发挥，以取得改革的实效。因此，如果政府认识不到位，将直接影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效。一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只看到眼前利益，认为区域内经济发展形势一片大好，缺乏长远考虑。二是随着政府层级降低认识程度逐级递减，认为供给侧结构性调整是中央的事，是上级的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二）政府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措施不到位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转型，对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效的改革措施是实现改革目标的重要抓手。因此，改革措施不到位，将使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一纸空谈”。一是改革措施制定不到位，具体表现在满足于刷标语、喊口号，制定措施浮于表面，药不对症，起不到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二是改革措施执行不到位，具体表现在政策措施缺乏宣贯，市场主题对政策不了解、不知晓，难以起到改革措施的真正作用。

（三）市场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反应不到位

市场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作用的着力点，是改革的最终目的地。如果市场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不敏感，将难以发挥改革的作用。一是市场主体没有认知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信号，具体表现在对改革政策与措施无动于衷，没有认识到自身所处发展环境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型变化。二是市场主体满足于发展现状，具体表现在虽然感知到改革的信号，却安于现状，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自身]有作用，不愿意主动实施变革，获得政策红利，使得发展缺乏后劲。

三、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主要措施

（一）正确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意义

正确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意义，不仅是政府要做的事，而且也是市场要做的事。一是各级政府应认真学习中央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文件、领导的重要讲话，领会国家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政方针。如自2015年初，国家提出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三去一将一补”改革政策，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政策。二是各市场主体应对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深刻认知，结合自身生产经营实际情况，评估自身风险，有针对性的加强对各级政府相关制度政策的学习，并积极将其应用于经济实体本身，促进转型发展与可持续发展。

（二）发挥政府主观能动性，制定有效措施，将改革落实到位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的是改变政府职能，通过服务经济，有效配置社会资源，将资源配置于最需要的地方，使资源创造最大的效益。作为政府，一是要加强管理经济方式转变，突出服务经济作用发挥，简政放权，发挥市场调节经济的作用，将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有机融合。二是要加强财税改革与政策建立，通过财政扶持政策鼓励经济主体核心竞争优势的建立，提升经济质量；通过税收政策的建立，改善企业等经济实体经营行为，降低税收负担，促进经济发展活力的提升。

（三）提高市场主体快速反应能力，紧跟改革实施，享受政策红利

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市场主体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区别于国际其他国家的关键优势。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我国市场主体体量大、发展情况复杂，要发挥改革实效，关键在于市场主体主动谋变，适应改革。一方面，市场主体应加强对改革政策的敏锐性，及时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实施业务转型，注重市场主体发展质量的提升。另一方面，市场主体应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利用听证、会议等政治途径，向政府提出符合市场主体发展需求的政策要求，为政府制定有效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措施出谋划策，实现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促进我国经济的真正转型与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常艳.解读“供给侧改革”[J].商周刊.2015.25.

经济体制改革认识篇3

关键词：加快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在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一刻都没有停息。从全党到全国人民都在高度关注并重视着这一关乎人民生活水平的改革事业。十的胜利召开，更是为全党全国人民送来了春风，它的胜利召开向全国人民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方针措施，报告中提到：要创新经济模式，要改变旧有的单一的经济发展方式，城乡经济要有机合理地结合，齐头并进，共同发展，并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富强国家的总任务和总目标的基本思路和决心不会改变。报告中的要求同时也是我国经济建设事业改革的理论依据。

在我国实行改革后不久就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目标，经过几十年改革开放道路的不断摸索，人们逐渐认识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目标的重要性，并且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完善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性，完善的前提是发展多种经济模式，改变单一的经济发展方式，这是新型经济建设的理论目标和方向。那么，如何加快发展多种经济模式，改变单一的经济发展方式呢？这将是我们探讨并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为此，作如下阐述：

一、十报告中的“加快与完善”不是盲目性的加快经济建设就可以达到我们的经济建设预期目标了，而是在市场经济体制指导下的加快，是秉承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指导思想为契机而进行的，来不得半点马虎，不能存在任何侥幸心理，经济体制改革是实实在在和踏踏实实的改革，是依据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而正确、科学地来调整和加快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我们很清楚，改革的道路是曲折的，不是一帆风顺的，当遇到困难时不气馁，不向困难低头，尽快地寻找克服困难的措施和解决方法，并向发达国家学习和借鉴经济体制改革的先进经验，找出差距，并依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方针，把握好正确的经济体制改革方向，找出一套适合我国国情、民情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改革措施和路子，这也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在经济建设的改革初期，我们也曾走了不少弯路，也吃过亏，受过苦，这又算什么呢。改革就是要在不断摸索中前进和认识自己，就是要在拨开重重迷雾后方得云开见日明。改革就是要踏踏实实、不遗余力，运用科学发展观的思想，从实践中来，再到实践中去，探寻出一条符合我国改革开放政策，适合我国经济体制建设的具有创新特点的新思路。

二、十报告中还进一步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也向我们进一步指出了完善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性，它的措施是发展多种经济方式。

通过对这一改革措施的研究和探讨，我们认识到：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多种经济方式，发现市场经济运行规律，适时调整经济改革举措，切实拿出好的措施，好的点子来，把我国的经济建设推上一个更高的台阶，向世人展示我国经济建设腾飞的崭新面貌和气象，用经济改革的成果说话，始终保持经济建设改革的高度热情和积极性。

经济体制改革认识篇4

从视频《一带一路看库车》由库车的变化看中国的变化，由库车经济体制改革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导入。

在课程的结构上，分为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改革的探索与深化及对改革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的认识，逐步推进。

二、学情分析

本次授课对象是高一学生，更加关注学生历史学科素养的培养。在教学过程中选用更接地气的史料，激l学生的兴趣。

三、教材分析

教材主要从“伟大的历史转折”、“经济体制改革”等三个子目展开，涉及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环节，因此在设计过程中根据课标做了大胆的整合、取舍，分别从改革的背景、改革的探索与深化、对改革与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认识入手，但在内容上与教材基本一致。

【教学目标】

1.知识与能力：

（1）识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史实及伟大意义、经济体制改革及深化。

（2）理解改革内容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

（3）辩证的看待经济体制与改革的关系。

2.过程与方法：借助库车大事记和历史变迁的史料分析探究归纳。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学习使学生意识到生产关系只有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才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4.重、难点：

（1）重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意义，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2）难点：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

【教学方法】

依托库车大事记这一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下发生翻天覆地的史实，创设情境让学生感知改革开放带来的变化，以小大见深入了解我国经济体制的理论及意义。

【教学过程】：

新课导入：

由视频《一带一路看库车》思考库车的变化得益于什么？我们从库车的变化看中国变化，从库车的经济体制改革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一、改革的背景

大事记1：1956年3月库车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师：1956年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建立起来，计划经济体制正式在我国确立。为什么计划经济确立起来却要变革呢？

――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

大事记2：1958年9月10日，库车第一个――东风成立。10月1日入户农户31610人，占总农户的99.94%。

师：和全国一样库车的化运动搞的轰轰烈烈，有什么特征？

――“一大二公”

这种体制之下的带来的什么样问题？

――挫伤农民的积极性，致使国民生计发生严重困难。这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小岗村的十八户农民冒死要包产到户。农村存在这些问题，城市情况又怎样？

大事记3：库车县水泥厂是1976年成立的国有制企业，水泥生产能力只有7000吨，从1976年至1981年一直处于亏损状况，政府连年补贴。

师：通过库车水泥厂的状况，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市经济体制上存在着什么问题？

――政企不分、企业缺乏活力、劳动者没有积极性

计划经济体制严重阻碍经济的发展改革势在必行。

大事记4：1978年12月中共库车县委政策领导小组成立。下设落实政策办公室复查“”的案件3496件。

这反映的什么事件？――十一届三中全会冤假错案，全面拨乱反正。这次会议上还有哪些内容？

（1）思想路线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2）工作中心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3）重大决策：实行改革开放。

正是这次会议的召开为经济体制的改革提供了政策依据。

1.必要性：计划经济体制严重阻碍经济的发展

2.可能性：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二、改革的进程：

（一）改革的探索：

1.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大事记5：1982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以“棉花大王”为题，报道了库车牙哈公社村民热合曼・克比尔种棉花2.5亩，亩产皮棉128.5公斤的事迹。

合作探究：相比较体制下，牙哈公社出现哪些变化？

大事记6：1980年库车部分社队实行包产到包干到户的生产责任制。1982年推行到全县。

请归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特点

――包产到户、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结合变化并根据材料分析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效。

材料三：1980―1990年全县农业产值每年递增10.82%，农民收入从1980年的长期徘徊在百元上下，增至1985年327.7元，1987年472.82元......。

――极大调动农民积极性，农业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促进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

2.城市经济体制。

材料四：1985年政府简政放权，水泥厂采用先进的回转窑工艺，生产能力提高到2.5万吨。同时，企业打破职工吃大锅饭的局面，实行按劳分配，1986年企业开始盈利，1990年产值575.33万元，实现利税49.46万元。

根据材料归纳城市经济改革的内容？

管理体制上：政企分开，简政放权，扩大企业自

分配体制上：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中心环节：增强企业活力

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

意义：

增强了企业活力，经济效益显著提高。

农村和城市经济体制成就非常显著。下一步该如何发展？

（二）改革的深化。

自主学习：市场经济体制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如何建立起来的？

1.背景：

国内：

（1）计划经济体制束缚生产力发展

（2）南方谈话奠定思想基础

（3）改革开放后生产力发展

国际：剧变，社会主义运动受挫

2.过程。

（1）提出：邓小平南方谈话

（2）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十四大

（3）基本框架确立：十四届三中全会

（4）理论进一步完善：十五大。

（5）基本建立：21世纪初

3.意义：

极大解放了社会生产力，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

三、对改革的认识

1.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的发展离不开改革

2.生产力的进步必将推动进一步改革。

【本课小结】：

今天我们通过库车大事记，从库车的变化看到了中国的变化，由库车的经济体制改革看到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感受改革带来的巨大变化，也意识到社会的发展离不开改革，伟大中国梦的实现更离不开改革。

【板书设计】

一、改革的背景：必要性、可能性

二、改革的进程：探索、深化

三、对改革的认识

【教学反思】

经济体制改革认识篇5

一、中俄体制转轨路径选择的历史考察

对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问题，多数经济学家已达成一致看法，即中国体制转轨踩出了一条“渐进”改革道路，但就改革路径的选择行为本身，经济学家们存在着认识差异。实际上，具有中国特色的渐进改革道路，其初始阶段压根儿谈不上关于改革模式的鉴别与自觉选择问题，也根本不存在一套事先设计好的完整改革方案，甚至不存在人为设计过程。改革来自于食不果腹的农民，之所以改革是因为原农业体制下的作业方式已不能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是穷则思变。在市场经济模式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之前，各个改革阶段的改革方略，与其说是设计的结果，不如说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中一步一步探索的产物。值得庆幸的是，也正是这种非人为设计的改革进程，成为中国改革绩效突出的原因。因为非人为设计的制度演进，正符合市场体制本身的自然秩序性质[2]。即便是“渐进改革模式”概念，也是在中国经济改革绩效引发中外经济学家们的关注之后，在与苏联东欧改革绩效的比较过程中提出来的，这也表明了中国改革道路的选择并不具备事先的设计和理论指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所具有的自下而上的改革起点、缺乏理论指导的改革实践、制度创新从旧制度中孕育并诞生等等特征，都说明了中国经济体制变革道路的自发性、非主观选择性。

但俄罗斯的体制变革具有不同特征。俄罗斯体制变革不仅包括经济体制变革，还包括政治体制变革，其激进式的“休克疗法”一方面是对渐进改革失望之后的又一次试错过程，另一方面也是指把稳定化、自由化和私有化作为改革前提的“华盛顿共识”指导下的结果。我们对相关文献的检索发现，俄罗斯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并非从选择“休克疗法”才开始的。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无论是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模式的盲目极端否定，还是勃列日涅夫狂妄自大的“新经济体制”，直到戈尔巴乔夫修修补补的经济体制变革，前苏联各届领导人对计划经济的改革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其推行的经济改革实质上就是在计划体制内调整的渐进模式改革。但无论是哪个阶段的改革，虽不同程度地触及了传统经济体制的一些弊病，也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总体收效甚微，并且一旦遇到保守力量的抵制，就停滞不前或者左右摇摆，不仅没有实现经济改革的实质性突破，反而在“新思维”等意识形态冲击下引发了经济衰退和各种社会危机。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以大推进的业绩为市场化模式改革奠定坚实基础之际，前苏联还深陷于经济改革的摇摆之中而不能自拔。

劳而无功的前苏联体制内改革，被西方主流经济学派认为是改革目标与苏联经济体制不相容的结果。要取得改革的成功，必须以彻底地否定旧体制为前提，而对体制的彻底否定，不可能在旧体制中进行，而激进的“休克疗法”正是否定旧体制的理想途径。以戈尔巴乔夫1987年推出的“新思维”为转折点，前苏联政府在推动经济体制变革的同时，把政治体制的变革作为经济变革的前提，最终促成了私有化法案的出台和“休克疗法”的实施。

二、经济体制改革第一行动集团的目标差异

在推动经济改革的第一行动集团力量上，中国与俄罗斯之间存在本质差异。中国经济改革中的制度需求者是私人部门，但传统体制下的制度惟一的供给者是政府，这决定了中国经济改革的第一行动集团只能是政府。中国由政府推动的经济变革，其第一行动集团具有二元目标：既要通过变革摆脱经济贫困，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又要维护现存体制的安全与稳定。二元目标决定了中国经济变革不可能是完全打破旧体制之后的体制性重建，甚至不是在现存体制内的调整，而只能是不威胁现存体制的增量经济变革。该框架内的经济变革，其制度创新过程一般表现为制度需求群体的自我满足，在得到中央政府认可并给予合法地位后，依靠传统的制度装置[3]对创新制度加以推广的过程，其中只有对经济增长有利而不变动现有体制的制度变革才会生存、壮大和发展。

再者，由于缺乏可作为替代性资源的其他体制，传统体制是惟一可利用的制度资源，同时由于作为施控系统的第一行动集团具有十分强烈的旧体制保护倾向，也决定了经济改革只能是在体制外对增量实施。因为激进的改革方案，势必会打破旧体制和制度规则，会超出公民对经济改革的承受能力，招致既得利益的激烈反对，从而导致改革的中断。

另外，作为改革契机的国家领导人更迭，在中国没有导致党和国家的政治领导核心的解体，也没有引发政治制度的危机和意识形态的涣散，这保证了中国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持续和稳定[4]。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政治危机的中国政府和执政党在保证社会稳定的情况下，其威信没有遭受破坏，反而使改革主张更容易被接受，这是社会主义转轨国家绝无仅有的改革有利条件。这种局面及发展态势也使得在旧体制中孕育并诞生的新经济模式能够在初级改革集团的控制下稳步壮大。而由维护旧体制的集团力量培育的新体制诞生和逐渐推进，这本身存在悖理性，却实实在在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现实与奇迹。

而俄罗斯经济变革所面临的改革背景则完全不同。在20世纪80年代前一直进行着的无功而返的经济改革中，孕育着的是对经济改革的悲观情绪、否定旧体制的激进主义思潮、日益壮大的反对派力量以及领导人的民主社会主义倾向和蜕变。同样是经过政治危机的苏联共产党在改革前夕基本上已经威信扫地。在这种背景中，国家领导人的更迭引发集团政治斗争的激化，甚至戈尔巴乔夫自己就是政治斗争的矛盾体，在其“新思维”的观念蜕变中发生了社会变革观念的巨大差异，完成了对自己的完全否定，带来了“政治休克”和“经济休克”的推行，在短时间内摧毁了高度集权的旧政治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并希望在短时间内重建新的民主政治体制和市场型经济体制，却忽略了无论市场经济体制还是民主政治的建立都需要充足的时间准备和心理准备，以及充分的舆论宣传以使民众接受。俄罗斯体制的激进改革正是这种不顾社会变革次序安排，同时推进政治变革和经济变革的结果。当然结果是旧体制已破，新体制未立，无论政治制度还是经济体制，陷入一片混乱。

三、改革前经济结构的两国比较

中国与苏联的经济改革处于不同的经济状态之中，中国经济属于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这决定了中国非国有经济部门相对于前苏联集体农庄而言具有更大的“市场”发展空间。与苏联相比，中国甚至从来没有形成一个完整严密的计划经济体系，在计划体制之外，运行着大量自发、分散和无组织的经济活动，接受“市场”的调节。一旦国家控制稍有放松，这些市场因素就会比较容易地自发地成长起来[5]，成为国有经济的补充。

无论是中国还是苏联，国有经济部门的职工群体与国有企业之间存在着隐性保障合约关系，是计划经济体制的既得利益集团。在没有明确的利益诱导时，他们不具有改变现状的动机。换个角度来讲，由于被严密控制束缚了手脚，国有经济部门及其群体即便具有改变现状的动机，也不具备改变现状的制度装置。但中国农民不同，他们不具备类似国有企业职工的保障性利益，因此当生活处于极端国境时，他们具有改变现状的愿望，因为资源组合的任何调整都会带来边际生产率的进步和福利水平的提高。另外，由于非国有经济部门不像国有经济部门那样受到严格控制，相对的“自由”给农村保留了实施逃避管制而进行市场化改革的空间。但是，由于中国经济的主体结构是国有经济，非国有经济的增量改革即使存在巨大的先入利益，也不可能改革经济主体结构。变革利益积累及其效应，促使政府参与到改革中来，并成为经济改革的第一行动集团，使改革在旧体制的框架内得到扩散，但扩散不可能是推翻旧体制后重建新体制的革命式激进改革。

作为老牌社会主义国家，在体制转轨前，苏联的经济基础不是中国经济水平可以同日而语的。到20世纪80年代苏联经济陷入困境时，其人均国民产值仍达4000美元水平，其集体部门职工与国有部门职工一样受到政府的保障，国民对经济的改革愿望和动力都不强烈。俄罗斯体制转轨表现为体制内外激进主义派别与保守主义派别政治斗争的结果，激化的政治矛盾成为推动经济变革的首要力量，笼罩在这种政治变革愿望下的对经济制度变革的期望值被凭空拔高，以致于全面否定传统经济制度。

四、非正式制度安排与改革路径依赖

意识形态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安排，对制度运行有十分强烈的影响。当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得与社会制度变迁的方向协调一致时，它可以节约制度运行成本并减少变迁的阻力。

在中国经济改革之前，极左路线的长期统治，形成了人们因循守旧的心态，也使得经济计划化在人们的心中根深蒂固，因此改革必须首先冲破意识形态的禁锢。在改革的每一个停滞点上，初级行动集团所提倡的解放思想行动，其宗旨就在于冲破传统观念的牢笼，促进人们转变对经济体制的观念，使意识形态成为推动改革的润滑剂。

中国经济改革之所以走出了渐进模式，也就是根植于计划经济的意识形态与崇尚体制创新的改革观念这两种意识形态进行斗争的结果。按照国外学者的说法，是保守力量和改革力量两大力量观念斗争的均衡结果，由于各方都不可能完全左右局势，中国的改革就是在保持“体制内”继续按计划运行的同时，在“体制外”发展市场经济，实施增量的市场化改革。

就非正式制度安排对正式制度演进的影响而言，中国传统文化及与之相关的国民认知方式、行为习惯，决定了中国改革的渐进模式。几千年积淀而成的“中庸”之道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心理行为选择倾向，凡事不走极端，强调适可而止，执两用中。在中国深入人心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价值取向存在着某种契合性，也使得中国在改革中能够保持以“四个坚持”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的一贯性。这种一贯性正是保证经济制度变革能够在社会主义制度箱体内稳步运行的关键要素。

与中国规范于四项基本原则体系中的统一意识形态相比，苏联的多元化意识形态及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在其体制变革模式的选择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从1968年开始的“市场社会主义”讨论，到1985年推行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还有利用政治大讨论方式推行意识形态公开化行动等等，其结果造成了前苏联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和思维方式的极端化。意识形态之争以及脱离实际的所谓的彻底意识形态调整，没有能够成为促进体制改革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却增大了改革摩擦力。同时，“政治松动”以后，面对西方文化的大量侵入，苏联共产党的思想宣传空洞乏力，造成了党内外思想混乱。混乱的思想意识形态导致了体制内外反对力量的滋生和壮大，结果对社会体制变革产生了巨大影响，促成了改革模式的激进途径。

俄罗斯经济改革的激进模式是在主流经济学理论指导下，对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加以分析并进行设计的结果。在主流经济学那里，与人不能分几步跨越一条壕沟一样，通过对计划经济的局部改革难以达到市场经济的彼岸，而私人财产的确立和有效保护是减少价格信号失真的前提，价格扭曲能否得到纠正则是企业对利润追求从而产生效率的途径，最为根本的民主政治制度是经济市场化的首要条件。其中，无论是价格的全面放开，还是私人产权的确立都是对计划体制的完全废黜。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下的民主制度无非就是西方政治制度的翻版，它们都是对苏联建设74年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极端否定。该理论指导下的制度创新与旧经济体制、旧政治制度不可能有丝毫相容，这决定了社会变革只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转轨。

以新古典主义为主的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其核心是以理性人为基础来论证自由市场理性的，但它舍弃了时间，舍弃了制度，舍弃了政治文化和历史传统，仅仅把市场当作了资源配置的单一工具，因而把经济改革的全部问题仅归结为“管住货币，放开价格”，快速私有化，这根本就不符合俄罗斯的历史与现实。因为决定现实制度变迁过程的恰恰是那些被舍弃的因素，也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为俄罗斯经济体制变革所开的药方失效，反而起了更大的副作用。

五、结束语

中国计划控制的相对松弛、经济的二元结构及不均衡发展、单一的意识形态以及相对一致的意识形态等等作为初始条件，决定了中国经济改革走出了一条渐进道路，进而决定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战略框架和实施时序。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战略的切入点在于保证政治局势和经济发展态势的稳定，其实施方略由下列时序构成（1）“由易到难”地推进改革；（2）通过“利益补偿”与“体制替代”获得民众对改革的支持，以化解改革阻力；（3）通过“价格双轨制”演绎市场关系；（4）通过与地方政府“分权改革”来培育市场的竞争主体；（5）由局部制度创新带动全局制度创新等等。通过这些具体战略框架和时序安排，中国经济体制变革稳步进行，并取得丁制度变迁的边际效率。

【参考文献】

[1]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2]张曙光.走向市场经济的制度结构：市场、政府和道德[Z].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年会论文，1997.

[3]戴维斯和诺斯.制度变迁的理论：概念与原因[A].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C].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经济体制改革认识篇6

我国目前正处于国民经济市场化的历史进程中。如何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上,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研讨政府的行为和职能的变化,详细内容请看下文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机构改革浅析。

政府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组织,是由许多不同的部分及其相互联系所组成的一个非常复杂的有机整体,是上层建筑重要的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关系是不能脱离经济而孤立存在的,它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有什么样的经济关系就产生什么样的政治关系;当经济关系发生变化时,就必然地要引起政治关系发生变化。基于这一原理,我们认为,政府机构与市场经济关系和社会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是其需要改革的深刻根源。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从产生来看,新中国是诞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是在当时社会主义苏联的影响下,主要按苏联模式所建立的。苏联模式在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上的重要特点就是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把计划作为资源配置的唯一手段,国家实行统一计划、统一政策、统一指挥的办法去管理经济;政府部门直接参与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政府权力无所不及,其触角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政府权力和经济权力的界限、政府与企业的界限已经湮灭,诸如经济资源完全由政府以指令性计划加以配置,企业从人、财、物到产、供、销完全由政府支配;并由此使政府权力日益强化,政府机构愈加臃肿庞大。这样,也就形成了我国高度集权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经济关系、经济体制的发展变化,是伴随着我们对计划与市场问题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开始的。这种认识又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十二大,讲的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概念;十三大时,提出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提出了建立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199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正是由于我们对计划与市场问题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步步加深,我国实行了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改革,采取了扩大地方和企业自主权、扩大市场调节范围的改革措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根本上改革了传统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

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开展和经济关系的变化在客观上要求政府转变职能,从经济事务的微观管理中解脱出来,做到政企分开,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把属于企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还给企业,属于市场调节的职能转移到市场,属于辅助性、技术性、服务性的职能交给事业单位和服务性组织,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这就必然地要求改革原有高度集权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中,我党深刻认识到了这一点。1992年在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下决心进行行政管理体制和政府机构改革,切实做到转变职能、理顺关系、精兵简政、提高效率和尽快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1997年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开,把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权力切实交给企业;根据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进行机构改革。

经济体制改革认识篇7

在一些人的思维里，似乎经济发展足以解决一切问题。但从前苏联、日本、台湾地区的经验来看，经济发展并不一定能够使执政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更何况，经济改革的深入、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迫切要求。不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其他改革成果很难被巩固，说严重一点，甚至有可能“为他人做嫁衣”。

有的学者提出，中国当前应优先推进社会改革，所谓“先经济改革、再社会改革、再政治改革”三步走策略。这种观点认为，社会改革也可通往完善的现代国家制度，并由此通往“好的民主”。我不认为有这样一种人为“排序”。人对利益的追求是社会变革最基本的动力。人们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必然会促生人们的权利意识、自主意识。从这个角度讲，民主发展是大势所趋，谁也改变不了，谁也阻挡不住。

如果非要给各个领域的改革排序，也只有经济改革先于其他改革行得通。事实上，正是经济改革推动着政治、社会、文化体制的改革。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程，也并非“经济改革一枝独秀”。现在的问题是，政治改革是明显滞后的，已妨碍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滞后并不一定是贬义词。我们也要承认，政治改革适当滞后于经济改革是允许的，所谓“上层建筑”的变革在某种程度上总会比“经济基础”的变革来得晚些。关键是政治改革较之于经济改革不能过于滞后。理想的状态是经济改革“拖动”政治社会等领域的改革，而不是政治改革“拖住”经济发展的步伐。但是，它拖的时候，你总得动，拖不动的那种滞后，一定会带来执政合法性的流失。

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是并行的。社会改革本质上也是政治改革。目前，社会改革包括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公民社会的发育等。要在二次分配中体现公平，必须有利益相关者的参与。要参与，就有了民主问题、政治问题。而民间组织的发育，不正是最大的政治问题吗?

我认为，现在必须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应争取在10年时间内，构建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政治体制基本框架，在几个关键领域上有实质性的推进。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政治体制，才能有一个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政治体制，保证国家长治久安。

目前当务之急是深入到政治体制运行的每个环节，研究具体怎样改的问题。比如，应研究执政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如何改善，党政关系如何理顺，政府职能怎样转变，党内民主怎样推进，社会民主怎样落实，现有的政治参与平台怎样利用，怎样搭建新的平台，如何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等等。我们不能浮在表面，笼而统之地谈政治体制改革。在这个方面，我倡导“少说多做”的方针。毕竟，政治体制的改革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谨防政改“意识形态化”

客观地说，当下中国，“政改”一词有点过于“意识形态化”了。只要有人一提“政治体制改革”，一些人就把它直接等同于照搬西方政治模式，直指多党制、三权分立等，似乎主张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完全否定我们的过去，向西方政治模式看齐。

这样一种片面认识，弄得我们的主流声音在触及这个问题时，不是去思考怎样改革，而是强调“绝不”这样、“绝不”那样。

之所以出现上述现象，说明我们有“政治体制改革恐惧症”。这个恐惧症和无知症紧密相连，还和意识形态化、一旦改革就会沦为“在野党”的思维紧密相连。

为什么在中国，一谈到政治体制改革，就会被贴上“多党制、三权分立”的标签?这和国际政治舞台上西方国家处于优势有很大的关系。目前，社会主义处于劣势，西方发达国家处于优势。通观近现代史，你会发现，谁处于强势，谁就会向世界强调、推广自己的意识形态。同理，当社会主义处于强势的时候，也一定会强调自己的意识形态。从这个角度讲，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方面，客观上比我们先走了一步。他们已经形成了一套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治体制。当然，这种体制更多根植于西方国家的文化和历史传统。

应当承认，各国人民在为政治权利而斗争的过程中，对民主、人权、自由等普世价值存在基本的共识。我们一方面不能放弃民主、人权、自由这些基于人性的共同价值追求；另一方面，也要把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根据自己的经验塞进来的内容(包括西方的意识形态)剔除出去，构建我们自己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治制度框架，有效地使用权力和制约权力。

现在的问题有二：一是自觉不自觉地用西方国家对于这些价值的定义来思考问题，结果许多好东西都成了人家的；二是这样一来自缚手脚，没有给自己对现行政治体制的改革留下空间。这种束缚是过去的传统观念和既得利益在作怪，说到底还是“在野党”思维在作怪。

我国的政治制度，特别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内在地包含着上述所有基本价值。我们要按照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和逻辑来重新梳理人大制度，让它良好地运行起来。首先是要进一步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大制度从原则上说是很好的制度，但现在一有人进行把它落到实处的尝试，反倒好像是违反了什么，这就是一种思维定势。是科学的制度就应该有创新、突破的空间，不能把基层的探索、创新视为洪水猛兽。我们设计人大制度，是因为中国有自己的国情，不能照搬西方的议会制，但其中民主运行的基本原则是相通的。

作为执政党，一定要使自己构建起的制度框架得以践行，并使本国公民明白，我们的政权到底要干什么，我们执政到底能给国民哪些好处?这个道理必须要讲清楚。

党在民主原则下管干部

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赋予政府权力，政府为老百姓服务，再由老百姓评价政府，并决定对政府是否信任。党组织在政府和人民代表大会的整个运行过程中发挥自己的影响力。我们的问题在于把党组织作为公共权力的一部分，使它和政府之间有一种事实上的上下级关系。这就造成了政府向人民代表大会和党组织双重负责的状况。当党组织直接掌握着政府人员的任命权时，政府服从党组织指令，以及由此带来“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问题就不可避免了。

那么，如何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相统一?我认为，人民当家作主，首先是保证人民及其代表把权力授给自己信任的人。一旦公众参与了掌权者的选择，那么公众和被选择者就都有了相应的责任和义务。这相当于在选举者和被选举者之间建立了一种契约关系，这种契约关系使得执政具有极强的合法性。

党怎么领导?在我看来，坚持党的领导，不是党代替人民当家作主，而应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党能为人民提供可供选择的政治精英，并尊重人民的选择。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推进和扩大差额选举的指向，反映了党对这种规律性的深刻认识，需要我们高度重视，并在实践中加以落实。

那种把“人民当家作主”和“党管干部”对立起来的说法是错误的。一种深受西方民主影响的观点认为，要真的让人民当家作主，就必须取消党管干部。另外一种说法则是，强调人民说了算，就表明不能再由党委和书记说了算，甚至是“放弃党管干部原则”“削弱党的领导”。

其实，“党管干部”天经地义。哪个党不管干部?但“党管干部”不是管具体人头，而是管政策方向，提供人才。执政党遵循民主原则，既对整个选举过程施加影响，又能为公众提供足够可选的人才。

从这个意义上说，党的领导必须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必须坚持。但是，执政党应当遵循民主政治的规律，应当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管干部，应当符合民主政治运行的基本原则。

尽快厘定改革之“序”

中共中央关于“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提出，改革要有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反映了中央对当下“按下葫芦浮起瓢”、政改滞后导致的深层次问题的深刻认识。这需要我们从整体上、从规律上把握政治体制改革的节奏和步伐。改革一要主动，二要设计。如何做?必须要有独立的机构从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出发，制定若干种整体改革方案；由决策者从战略高度作出选择并切实推行，和地方此起彼伏的改革尝试相呼应，上下互动，共同推动改革。

什么是整体改革?就是不停留在制度要素建设层面，而是按照民主本身的运行逻辑，从制度的连接方面，而且是从有机连接方面入手，连接成系统。触动了这个系统的一个点，整个系统就会马上活动起来应对。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制度，而不是现在“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的思路和做法。这种整体改革的方案，就是公民有序参与政治之“序”。这个方案并非一个详尽无疑的方案，而是给地方和基层的改革探索划定边界，赋予他们在边界内的自主探索权。中央对地方和基层改革、探索的成功经验加以总结，予以推广。当然，规避地方改革冲动越界的风险，还需要实质性地推动授权民主，使得地方领导者“权责对等”。

现在，地方有探索改革的冲动，这种冲动和上层制度化改革的要求相结合，将有力地推动改革。在这一过程中，学界应以专业而负责的精神深化研究，多给他们一些“正”的力量，而不是“负”的斥力。否则，改革就会出现“进一步退三步”甚至裹足不前的问题。因此，就整体改革方案达成共识相当重要。

经济体制改革认识篇8

关于改革开放经验总结和理论创新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召开了六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次党代会的报告，都对改革开放的进程和经验作了回顾和总结。每次党代会中间每年一度召开的中央全会，也总是围绕一些重大课题，进行讨论，通过决议。有的课题，还根据实践的发展做了几个决定。正是在这些常态化的经验总结中，在既坚持又发展的基础上，我们党因应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以及新世纪新阶段世情、国情和党情的变化，逐步深入地探索和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样四大历史课题，创造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反过来，也正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30年来我们在改革和发展等重大问题上的理论和实践，呈现出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前进局面。

关于经济体制的改革

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改革目标是建立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相适应的、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经济，认为可用五年左右的时间来实现这个改革目标。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把目标表述为“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并根据实际情况提出“建立新体制框架所需的时间，会比原来估计的要长一些。”1988年十三届三中全会根据价格改革中暴露的问题，决定在坚持改革总方向的前提下，进行治理整顿，并在一些领域推进和深化改革。1992年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最终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勾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宏观调控实现经济“软着陆”、确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国有企业改革和脱困、加入世贸组织等重大实践和理论探索，基本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突出特点是明确把科学发展观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原则，着力调整和妥善处理各种经济关系及利益格局，转变政府的经济职能，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等。

关于经济社会的发展

我们经历了从“加快发展”到“又快又好”的发展，再到“又好又快”的发展的认识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平理论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发展才是硬道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实行“三步走”的发展战略，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等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出，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要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出和实施了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走出去战略、小城镇发展战略以及扶贫攻坚计划，等等。十六大以来，我们党进一步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发展，提出和实施了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完善宏观调控体系、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等政策思路。十七大报告围绕促进又好又快的发展问题，还提出了八个方面的任务和要求。

关于改革、发展与人民群众的关系

邓小平理论要求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我-们改革开放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强调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明确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由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财富总量增加并不能自然实现社会和谐和共同富裕，因此改革开放一开始就强调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在探索中更是经历了一个认识上不断深化的过程。党的十三大的提法是“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因为当时“分配中的主要倾向，仍然是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党的十四大及十四届三中全会上分别提出了“兼顾效率与公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十六届六中全会强调收入分配“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并将“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作为“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十七大的最新表述是，“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由此使建立和完善“更加注重公平”的收入分配机制成为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基本内容。这些思想认识和政策思路，无疑是在逐步回答和探索解决邓小平提出的“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和发展起来以后怎么办这样一些“大问题”。

经济体制改革认识篇9

关键词：市场化改革；回顾；展望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1年11月24日

以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30多年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进行了许多重大突破和转变，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可以使我们对我国市场化改革有一个更清醒的认识，更加坚定我们的市场化改革取向，加快改革进程。

一、我国市场化改革进程回顾

回顾30多年的改革，我国的市场化改革进程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市场化改革启动和局部试验阶段（1978～1984年）。这一阶段是在坚持计划经济的前提下，开始引入市场的作用，具有标志性的事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小岗村农民大包干；建立经济特区；实行联产承包制。

2、市场化改革全面探索阶段（1984～1992年）。经过第一阶段的试验后，从1984年开始进入全面探索阶段，主要表现在：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深化企业改革；中共十三大召开。

3、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1992～2000年）。以中共“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为标志，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以制度创新为主要内容的新阶段。

4、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2000年至今）。2002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大”提出，本世纪头二十年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即在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

二、我国市场化改革思考

经过30多年市场化改革，我国取得了巨大成就。我国的改革开放，使我们由贫穷落后发展到繁荣昌盛。

1、经济迅速发展，经济总量跃居世界前列。改革开放30年来，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624亿元上升到2007年的246，619亿元，2007年是1978年的67倍多。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比重由1978年的1.8%上升到2007年的6%左右。

2、建立了现代化工业体系，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已居世界前列。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工业发展突飞猛进。1978年我国工业生产总值为1，607亿元，而2007年全部工业增加值为107，367亿元。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前列。

3、农业生产实现历史性跨越，温饱问题基本解决。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高，改变了粮食等主要农副产品长期供应不足的局面。

4、产业结构显著改变，第三产业取得长足进步。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产业结构仍处于较低水平。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国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第三产业的比重明显提高。

5、金融证券事业蓬勃发展，保险业迅速恢复。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金融保险业快速发展，业务量大增。

6、利用外资突破性进展，外汇储备位居世界第一。

7、城乡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加强。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城乡人民收入不断提高，社会保障体系也进一步加强和完善。

三、我国市场化改革展望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还有许多课题需要进一步思考和研究。

1、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研究。党的十七大提出，我们已经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应该是怎样的，需要进一步探索和研究。建议在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

2、关于用科学发展观指导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问题。党的十七大要求“把科学发展观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怎样运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是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3、关于计划和市场的关系。这是一个老问题，但仍然是一个新问题，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仍然需要进一步研究。

4、关于价值和价格的关系。这也是一个老问题，又是一个经济学世界难题，也是现在引起人们关注的新问题。价格和价值的关系，特别是生产要素的价格，仍然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

5、关于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公平与效率的问题仍然值得进一步讨论，改革开放以来，“共同富裕”尚未实现，而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仍值得人们思考。

经济体制改革认识篇10

在一些著作中，经济体制往往被归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这是不对的。所谓经济体制是指一国经济结构和组织管理经济活动的方式方法、组织形式、组织机构的总称。在我国主要包括所有制结构的形式、经济运行调节机制、价格体制、劳动工资体制、商业体制、金融体制等。 我们认为，根据前述理论，经济体制实际上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因为所谓的生产关系是指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诸过程中相互结成的社会关系。主要包括：（1）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2）各种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或如马克思所说的，“互相交换其活动”；（3）产品分配形式。 可见，所谓的经济体制实际上就是抽象意义上的生产关系，而一定历史阶段的经济体制的总和也就是所谓的经济基础。经济体制与经济法之间的关系从哲学本质上讲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

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中，经济基础属于决定性因素，随着经济基础的发展与变革，上层建筑也必然或迟或早地随之变革，这一论断早已为长期的历史实践所证明。但是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常常为某些理论家所无限夸大，从而忽略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力量。实际上这一对矛盾范畴中，经济基础是抽象性因素，不具有直接的可操作性，它对于人类而言主要存在于认识论上的意义之中。我们的真正力量基本上体现在对上层建筑的改造上。对于这一点，经典作家也有所阐述，他们认为，上层建筑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在一定条件下，甚至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推动或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在经济体制与经济法的关系中，我们所能够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因素应该是后者。当历经多年的摸索终于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后，我们每天都在谈论着体制改革的话题，但是当我们要从纸上谈兵的理论层面进入细致现实的操作层面之时，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迷失了着力点，因为他们并不知道，所谓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可操作性意义上就是经济制度的改革，是经济法的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前进的每一个步伐，都应该在制度与法律的备忘录中印刻下足迹，否则散漫的创新激情在稚嫩的市场肌体上的肆虐很可能只是倍增市场的无序与理性的紊乱，从而导致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实现不能。

在讨论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时，人们往往将结论落脚在西方的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而工业革命的发端又是因为蒸汽机的发明，似乎一切的差距都起源于蒸汽机的发明这一偶然性因素。但是早在托勒密时代的埃及，人们就已经了解了水蒸汽的力量，但却仅仅被用于娱乐上。同样的蒸汽机，在市场经济的英国引起了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在农奴制度下的俄国却归于岑寂。进一步的研究告诉我们，工业革命不过是近代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经济发展的原因。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思在其著作《西方世界的兴起》中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有效率的经济组织的产生，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产权，以便对人的经济活动造成一种激励效应，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实现经济增长，是因为该社会没有为经济方面的创新活动提供激励，也就是说没有从制度方面去保证创新活动主体应该得到的最低限度的报偿。诺斯比较分析了西欧各国近代以来的经济增长经验后指出，十七世纪的荷兰尼德兰和英国英格兰最早进行了产权方面的变革，在要素和产品市场方面建立了一套更有效的私有权制度，从而从制度上激发和保护了经济领域内的创新活动，使这两个国家首先在西方世界兴起。他指出，“在两个成功的国家里，所建立的产权制度激励人们更有效地使用资源，并把资源投入发明和创新活动之中，而在其他国家里，税收的绝对量和取得财政收入的具体形式刺激个人做相反的事情。”

诺斯的理论为我们指出了制度的合理安排与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揭示了近代以来世界经济快速增长的真正奥秘。这并非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反动，而是符合后者的内在要旨的，从某种意义上讲甚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与发扬。它是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积累到了一定程度的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性对上层建筑进行改造并促进经济基础的发展的典型例证。我们熟悉一个著名的论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然而在这里，我们的观点是，在一定的历史横断面上，制度才是第一生产力。日本的明治维新从实质意义上看决不是科技的维新，而是彻头彻尾的制度维新！七十年代末，中国农村在困境中奋起改革，在没有任何技术进步的条件下，仅仅推行一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在短期内解决了30年未曾解决的吃饭问题。而越南在1988年对农业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使这一个稻米短缺的国家摇身一变成为世界稻米的第二大出口国。可见，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固然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它决不会自发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中国近代的洋务运动大量引进和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但是在封建中国的制度条件下，所有的努力都归于泡影。我们今天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目的也是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为了更好地学习和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科技，但是今天的我们应该比我们的前辈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这一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是一场制度的改革，它的核心是经济法律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可以讲，我们今天面临的最大任务不是简单地开放与漫无目的的改革，而是根据现实发展的需要建立起一整套具备市场经济体制内在质素的经济法律制度。

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初始阶段，我们遵循的改革口号是“摸着石头过河”、“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实践证明这种改革方法在一定时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今天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也必须采用这种方法。事实上，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期之所以提倡探索精神是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中国是计划经济沉疴积弊的时代，极左思想对人们的毒化和控制还远未解除，这时候提出在整体上建立一套市场经济体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上都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推进改革只能采取放开搞活的方式，利用行为与利益的挂钩而逐渐激活人们长期遭受禁锢的自利心，培育人们的市场经济意识，在微观上塑造市场经济的基本细胞。同时鼓励群众进行自我谋利也是鼓励决策分散化的过程，而分散决策正是市场经济所必备的条件之一，这对于打破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集中统一决策习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这一改革初期的战略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现在中国经济现实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不再是市场主体缺乏活力和创新精神，而是市场机制的不完善与市场竞争的无序化。如今，在中国市场这一个缺乏规则公平的利益角斗场上，丛林法则正在被极度放大，而市场经济弥足珍贵的道德母体正遭到急剧破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按照已有思路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很可能令我国市场经济的发育受到极大的扭曲，从而导致畸形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现阶段我国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应放在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上。而经济法作为市场经济游戏规则的核心部分，其重要性亦应予以彰显。

在广义的生产力系统中，制度是一种重要的要素，任何其他要素的存在都是在既定制度条件下的存在。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的视野里，制度不仅是经济的外在因素，而且还是经济的内生变量，而各种制度以法的形式进行记载和确认，形成了制度系统中最具强制力的核心-法律制度。当我们希望改变经济现实，实行变革时，我们也可以运用手中的这一制度利器，通过修改旧法、制定新法的方法促使人们沿着立法者心目中理想的制度通道去追逐各自的利益，并最终在社会成员交叉行为的反复运动过程中建立起崭新的经济体制。以往我们对待立法（尤其是经济立法）的态度往往是“先实践后立法”、“成熟一个制定一个”。这在认识论上是有一定依据的，但是在我们已经看清前进的方向且在拥有其他国家的成功范例的前提下进行经济立法，这种方法已经不再是最具效率的途径。在经济活动中，法律规则的缺失会导致大量的无谓试错，增加改革的成本。可以说，在历经二十年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经济体制改革过程后，是该到了“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时候了。而且正如本书前文所述，中国加入WTO的现实也迫使我们不能再坚持这种零敲碎打式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立法中的“游击队作风”，面对汹涌澎湃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国急需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一整套公正透明的经济法律制度，依据国际标准进行大量的法律移植已是不随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铁定事实。挑战就是机遇，对于我们来讲，应该十分珍惜和把握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以引进和消化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法律制度为主，以适度的制度创新为辅，充分利用法律制度（特别是经济法）对经济基础变革的强大反作用力，在空前的广度与纵深上推进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并进而期望籍此机会吹响经济体制改革的总攻号角，彻底解决困扰我国多年的这一世纪难题。